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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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影响；对策

一、前言

我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不到20年的时间便进入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我国很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尤为严重。由此可见，寻找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并探求解决该类问题的解决对策迫在眉睫。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对我国养老保险共有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1.提前退休的现象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带来巨大的冲击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条件的提升，提前退休的现象普遍增多，提前退休现象的产生无疑是导致养老保险金产生“赤字”现象的一大重要原因，那么提前退休对养老保险金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我将分条为大家阐述：首先，提前退休意味着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数将大大减少；其次，提前退休意味着缴纳保险金的年数将大大减少；最重要的是，由于退休的年龄提前，因此等着领养老保险金的人的数量便大大提升，如此一来，便产生了入不敷出的现象，交钱的人变少了，领钱的人的数量却大大提升。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很多人都是提前退休，在家闲着觉得没事可做，所以很多人选择到其他工厂从事其他工作，由于不需要缴纳任何的保险，而且他们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且专业技术比较纯熟，所以很多用人单位更愿意雇佣他们，而不雇佣年轻人，这样一来，便又少了一批缴纳保险金的人。由此可见，提前退休现象对于养老保险金有着巨大的冲击以及影响。

2.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能力比较低

除了提前退休现象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冲击以外，养老保险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劣势，例如，覆盖面特别窄，保障能力特别低等等。我们都知道，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金只是针对于一些城镇以上的用人单位上，并未全面覆盖到每一位工作者身上，另外，养老保险金自身的收益比较低，且风险比较大，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缴纳养老保险。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是不需要缴纳任何的养老保险金却仍然能够在退休以后接收到国家的退休金以及各项福利，例如，公务员，这样一来，便出现没有入账，却有一定的出账的现象，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养老保险金“赤”字的现象。还有部分的用人单位出现“一缴、一停、一返“的现象，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养老保险金的统集，更让人们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安全性以及保障性产生了担心以及忧虑。且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农村人是无法缴纳养老保险金的，这样一来，也突出了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比较窄的特点。

三、针对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养老保险金的影响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所阐述的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可采用如几种解决方法：

1.提高退休年龄，改善提前退休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随着经济条件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提前退休，然而提前退休不仅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还会对养老保险金产生巨大的冲击以及影响，因此，若想很好地改善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提升退休年龄，进而改善提前退休现象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影响。首先，国家应该废除之前关于提前退休的规定，重新制定新的相关规定，不仅不要提前退休，还应该提升退休年龄，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加缴纳保险金的人数以及年限，还可以改善退休以后从事其他工作进而降低年轻人的就业率的现象。除了要提升退休年龄以外，我们还应该仿照国外的一些国家的制度，将男女的退休年龄尽量拉平，进而从侧面起到提升退休年龄的目的，从而实现养老保险金的筹集。

2.扩大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提升养老保险金的保证能力

我们都知道，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十分发达，尚且属于转折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无疑对国家是一种伤害，为了更好地改善这一现象，而且正如上文所阐述的，我国的养老保险金具有覆盖面积窄以及保障能力低的劣势，因此，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扩大养老保险金的覆w面积、提升养老保险金的保障能力。首先，针对那些不需要缴纳任何保险金却同样享受退休金以及国家福利的单位要开始征程征收养老保险金，这样一来，便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拓宽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另一方面，应该想办法将养老保险金政策下放到农村，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大大提升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还可以让农村人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保障以及福利；除此之外，对于那些”一缴、一停、一返“的现象，一定要严格打击，进而让人民群众了解到我国的养老保险金政策是安全可靠的，消除他们的疑虑以及担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对我国的养老保险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及冲击，人口老龄化问题无疑成为全国上下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本文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目前人口老龄化对于养老保险金产生的影响以及冲击，并根据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了一定的解决对策，希望这些方法以及对策能够帮助国家以及社会很好地解决目前的问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在试点和改革完善过程中，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养老问题的关注，相信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一定会日趋健全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史柏年.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支付[J].人口与经济，2001（2）.

[2]崔少饮.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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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比重减少，年长人口比重增加的社会动态，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国医疗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实施，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速快，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也大大快于发展中国家。由于老龄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我国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且城乡差别明显。

2.我国农村养老现状

（1）收入无基本保障

农村老年人大多无固定收入保障，大多仍靠劳作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不能积攒较多养老储蓄，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家庭儿女帮助获得物质供给，据统计，城市老年人三分之二有养老金，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只有4.6%，目前城市老人的在业率已经降到5%，但是在农村还有43%的老年人要进行劳动，因此我国农村老年人大多缺乏有力的经济保障。

（2）生活条件较差

农村地区社区、养老院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且居住屋舍条件普遍低于城镇，由于劳动人口的迁移，农村留守老人不仅要继续耕作维持生计，并且常需要肩负照顾留守儿童的重担，生活条件得不到基本的保证。

（3）养老思想保守

传统思想对农村老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无法理解当前社会的新形势，也难以接受新的养老观念，认为住进养老院是不光彩的，依赖儿女养老，并且对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充分的认识，在思维上不认同新型养老模式。

（4）医疗保障缺乏

因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事业缺乏必要的资金，并且因地理条件劣势，难以吸引到专业的医护人员，老年人因身体机能退化，对医疗的需求较大，农村地区的老年人难以享受到充分的医疗看护。

二、农村养老问题形成的原因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难以深入贯彻

新农保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依附于我国农村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尽管基本覆盖各个地区，但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首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三大筹资模式并不平衡。新农保是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个方面结合的筹资模式，但由于我国农民过于依赖政府补贴，使得国家财政支出压力过大，虽然已经实现了基本养老的目标，但政府负担却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潜在问题。

其次，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新农保的实施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比起城镇养老保险，农民在个人账户中投入不足，因而缴费能力和养老保险需求弱于城镇居民。

2.人口迁移加剧农村养老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差距，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获得的经济收入远大于务农劳动力，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已经成为趋势，老少分居、子女进城务工老人孩子留守的状况加剧，留守老人的大量存在使得传统家庭养老的作用被弱化。

3.养老体系法律不完善

尽管我国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加强养老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各层次法律法规和制度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如很多地方政府的规章和全国性政策的规章冲突、地方性政策和部门间规章制度，加之相关监管尚不完善，致使养老体系效力在实施的过程中被削弱，难以发挥充分作用。

三、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对策建议

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特有的农村特征，不能完全照搬国外已有的模式，应当根据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科学合理得建立一个适应农村现状的养老体系，保证现阶段国情下农村养老的实施。

1.提高对社保的认识

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很多农民没有足够吸引力，农村人口参保的效率低。

养老观念的普及可以说是落实养老政策的先决条件，在这种现状下，通过对政策的宣传，提高农村人员的参保积极性也就显得极为重要。

政府应当开展一系列活动，让农民了解相关政策，提高信心，完善认识，逐渐形成参保的普遍观念，从而使得农民的利益得到良好保护。

2.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

政府作为规范指引社会的无形之手，对于农村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对于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保证政策的落实，并且通过对相应法律法规的完善对养老机制进行有效监管，确保养老资金能够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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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这个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开封市常住人口有4676159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387239人，占总人口的8.28%，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08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人口老龄化给开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此外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存在养老需求与资源不协调、养老机构服务单一等问题。但同时，大量老龄人口也给开封市的养老服务业带了来广阔的市场。对于开封市来说，养老服务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探索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新途径。

二、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1.开封市的人口老龄化现状

由2014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可知，2014年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百分比为9.4%。而开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百分比为10.2%。开封市的老龄化水平在河南省18个城市中占第七位，且高于全省水平，老龄化现状较为严重。

图2-1 2014年河南省各地区老年抚养系数对比图①

图2-1显示的是2014年河南省各地老年抚养系数。可以看出开封市的老年抚养系数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每单位劳动力要负担的养老压力较重。

2.开封养老服务业的现状

截止到2014年，开封市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21张，要达到国务院规定的到2020年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35张至40张的要求，则需要近2万张床位②。因此，开封市的养老需求缺口极大。不同消费水平，各种服务类型的养老机构的进入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截至2015年底，开封市市共有养老机构151家，其中公办75家，拥有床位7935张，入住人数5658人；社会办养老机构76家，拥有床位9106张。③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开封市的养老机构公立与民办共同发展，良性竞争，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较高，并且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开封市积极进行了居家社区式养老模式的探索。养老服务业在朝着社会化、社区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

3.政府规划

开封市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法规修订出台了《开封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关于加快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等。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开封市提出了到2020年，全市每千名老年人拥有机构养老床位35张以上，9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目标。开封市提倡着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重视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政府规划建立健全县、镇、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引导养老模式的居家社区化发展。

而在《开封“文化+健康养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开封市将养老服务业的规划与文化底蕴相联系，提出打造趣味乐居城市、尊老孝老城市等。充分依托开封市的历史文化，利用信息技术和智慧城市理念发展开封独特的“文化养老”模式。这是开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方向与规划。

三、开封市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前景

1.开封发展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优势

（1）开封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

图3-1显示的是2009年-2014年开封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河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以看到，在2010年以后，开封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高于河南省水平。不难看出，开封市老龄化水平较高，因此对养老服务业的需求必然较大。

（2）开封市良好的区位优势条件

首先，开封市素有“北方水城”之称，地处平原气候适宜，环境优美，公共设施完善，适宜居住。

其次，开封是八朝古都，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具有独特的吸引老龄人口的人文环境。

最后，开封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如图3-2所显示的开封及周边代表城市郑州和新乡在2010-2014年65岁以上人口数，可以看到在郑州的65岁以上人口不断增加，而且比开封老龄人口多。随着郑汴一体化的发展，开封与郑州的联系日渐加强，可以吸引大量郑州老龄人口在开封养老。

（3）政策优势

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养老服务业。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开封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些政策的颁布实施，给开封市的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开封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劣势

（1）开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图3-3反映的是2013-2014年河南省各市人均GDP，可以看出在河南省的18个地级市中，开封市的人均GDP排13位，甚至低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开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开封市老龄人口在养老方面的意愿支出额会较低，从而阻碍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开封市养老服务业规模良莠不齐

截至2015年底，开封市共有养老机构151家。⑦而截止到2014年底，河南省城市养老服务机构有551家。⑧可以看出开封市的养老机构数量较多。但据实地调查，开封市的机构规模呈现出两极分化，床位在100以下的占多数，规模差距较大，且发展水平良莠不齐。

3.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方向

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亲属抚养的家庭养老模式，但是由于早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即“421”的家庭结构。这一结构使家庭养老愈加困难，老人的养老成为难题。而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养老模式给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些模式既能满足由人口老龄化催生出的巨大市场，又能使养老服务业良好发展。因此推行养老服务业的社区化与社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因此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可以顺应这一趋势，推行社区化与社会化，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其要结合地产、医疗卫生、金融保险等多行业，实现跨行业整合。全面建立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信息为辅助，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⑨。开封市在发展这一“中国式养老”时，要注重居家、社区、机构的相互补充；同时要实施好医养结合工程；完善养老保险体系。

四、促进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养老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政府的大力号召和支持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养老服务业有着很强的地区性，因此要不断探索符合开封市习惯和特色的养老服务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封养老服务业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部分养老机构基础设施较差，因此要完善基础设施。二是，专业护理人员的缺乏，因此要加强对护理人员专业知识的普及，做到持证上岗，给老年人满意的服务。三是，大多数养老机构不能给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因此，要关注老年人内心的诉求，满足他们的身心需求。伴随着新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养老方式的兴起，养老服务业要想占据一定的位置，必须改进自己经营方式中的不足，积极发展和推广居家社区式养老模式。

政府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充分意识到到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性。我们对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1.养老服务业关系着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政府要认识到发展现代养老服务产业的必要性以及在养老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2.同时政府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以便规范逐步兴起的社区居家养老等养老模式。

3.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减少开封居民的负担。政府可以通过医疗补助制度和医疗保险等方式来对养老机构的具体服务给予资金补助，扶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4.除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外，还可以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促进养老服务业更好的发展，例如鼓励民办养老机构的兴建。加强对养老机构卫生环境方面的检查管理，改善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良莠不齐的局面。

5.开封应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依托开封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文化养老”，丰富老龄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形成自己在养老服务业方面的特色。

注释：

①《河南统计年鉴2014》.

②河南省人民政府官网.政务信息，2014.

③开封网.2016.

④《河南统计年鉴2009-2014》.

⑤《河南统计年鉴2010-2014》.

⑥《河南统计年鉴2013-2014》.

⑦开封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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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人口结构在人口年龄结构，城乡人口结构，出生性别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四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变化还会持续发展下去。因此分析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是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和得以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保障我国公民养老保障权益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伴随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新生人口中男婴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女婴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人口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四二一”的典型家庭结构越来越多，而且传统家族网络简单化，社会支持网络变窄四个方面。这些变化给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影响。基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研究养老保障制度可以使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成为老年型。老龄化的加速导致国家和家庭养老保障负担加重，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上升，养老金支出占社会保障费用的比重快速提高。伴随着养老金的膨胀，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1.1赡养率提高，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

    人口赡养率指的是赡养年龄人口相对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近年来，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加剧，我国的赡养率相应的不断上升。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司对中国人口的统计与预测资料显示，2010年后，将迎来老年负担系数迅速上升的时期;2010-2020年、2020-2030年、2030-2040年、2040-2050年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负担系数将分别增加5.  43,7.18,11.16和2.3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增长最快的时期是2030-2040年，其次是2020-2030年，这使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巨大的资金支付压力。根据辽宁大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镇养老金收支均衡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如果按照现行政策不变，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将在2016年后真正地凸显出来，在2035年至2040年达到高峰，每年将产生1 000亿元的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按照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计算，要应对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养老金压力，则战略储备资金至少要达到25 000亿元。

    1.2农村老年人口缺乏社会养老体系的保障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方式。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养老保障格局即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首先，家庭养老的功能正开始弱化。农村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与子女分居的现象已很普遍，依靠子女照料养老产生诸多不便，家庭养老在时间和精力上都难以承受。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加剧，意味着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多，但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家庭赡养能力并未同步提高，从而造成老年人口需求与家庭赡养能力之间的矛盾。

    其次，土地对农民的养老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政府大量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农民失去了大量土地，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此外，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低，比较收益低，土地承载负担重。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偏少，来自土地的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再者，集体养老保障的功能有限。集体养老中的五保户供养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在保障五保户等特殊老人养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供养范围极其有限。普通农村老年人并不能适用这种养老方式。

    2.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

    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表现为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外出务工，到城市去谋求发展。与此相随的是城市住房与非农业用地需求的迅速增加，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使农民沦落为失地农民。与日俱增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给现行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诸多挑战，突出的表现为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和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2.1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困境

    首先，农民工的双重身份使农民工处于养老保障的尴尬境地。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并由此产生了城乡分割和地区分治制度，其中户籍制度是其典型代表。根据户籍制度，城镇居民要获得养老保障权益，必须凭借城市户口。显而易见，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是“乡下人”的身份，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养老保障权益。此外，由于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在身份上是农民，在职业上是产业工人，这使得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日益被边缘化。结果更加加剧了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困境。

    其次，法律缺失是农民工养老保障权益难以保障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到目前为止，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还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全国性立法中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定也很少，即使有也非常宏观，可操作性较差。另一方面虽然各地纷纷出台了不同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但是这些条例和办法的层次太低，因而农民工的养老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还没有出台和农民工养老保险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第三，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低。目前，绝大多数省份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省级统筹。通过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由省级相关部门根据各县、市基金收支情况进行余缺调剂，并没有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养老基金的统收统支(陕西省除外)。当农民工在不同省份之间或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时，要转续养老保险关系，非常的琐碎复杂，所以大部分农民工会选择退保，导致自动放弃养老保障权益。

    2.2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难题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土地占用也逐年增加。据估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高达4 000万到5 000万人，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而从目前来看，我国还没有系统地针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4 000多万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令人堪忧。

    首先，补偿标准不足以保障失地农民养老。在我国，土地是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基础，虽然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减弱，但是土地还是维持农民生存和养老的底线保障。而现在，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用作城市建设和非农业用地。虽然国家对失地农民给与了补偿，但是，失地农民拿到的补偿费极其有限，按照当地的消费水平顶多能够维持几年，还有的失地农民拿到钱后大部分用于盖房、还债和儿女婚嫁，很快就“坐吃山空”。这样的补偿方式没有从长远角度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进行考虑，失地农民迫切地希望国家能够为其提供稳定的养老保障。

    其次，失地农民素质低难以为养老提供保障。就业是生活的保障，也是未来养老的基础。但是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劳动技能，当失去土地时，他们中年轻的那部分人不得不再次就业，然而，当前城市中也有一批等待就业的城市人竞争时，他们明显的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失地农民要么失业在家，要么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且工资不高的最脏最累的粗活，有限的收入只能维持眼下的生活，无法为养老保障进行储蓄。

    2.3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在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按照“五普”0.95%抽样数据推算，2000年的“乡一城”迁移人口中16-60岁人口占90%;有关调查显示，从年龄看，流动人口的年龄段集中在 20-25岁之间。在人口老龄加剧，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总数不断减少，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镇迁移，使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为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养老金红利”。

   从现收现付制度来看，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将会给城市带来“养老金红利”。基于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整体经济是个永动机”概念，阿沙夫.拉辛(assa frazin )和埃夫拉伊姆.沙卡(efraim sadka)认为，即使在移民可能是低劳动技能和养老金制度净受益者的情况下，移民的迁入也会使现存的所有收入群体和年龄群体的福利得到改善。由于城镇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现收现付制度下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而城镇化带来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大部分正值壮年，正处于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期，并且还有几+年才会领取养老金，因此如果把这些人口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会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大量的“养老金红利”，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危机。但是，当前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为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参保做好准备。城镇二元社会经济制度的限制，不完善的参保法律法规政策，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过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参保，不利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享受“养老金红利”。

    3.养老保障制度对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反思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受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习俗、心理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论从经济因素考虑还是从观念因素分析，家庭在出生人口性别的选择上，偏好于男孩，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

    首先，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当遇到经济危机或因年老或疾病等因素丧失劳动能力时，父母在身体和经济上都必须依赖于儿子，这种强烈的依赖性反过来强化了对生儿子的偏好。特别是在农村，一些农活被认为是只有男性才可以胜任。在政府不能提供足够保障的情况下，只有女儿的老人的境况可能就差些了。即便政府提倡社会养老保障，但由于执行不力，也使人缺乏安全感。儿子才是父母的靠山。所以，生儿子是必须的，“养儿防老”也成为他们唯一的理性选择。因此，归根结底，中国目前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保障”二字，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治本之策是国家应该为所有公民提供同样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

    其次，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靠家庭、家族和宗族来维系和整合的，强调家庭伦理观念。在经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虽然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但它在农村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尚存。因此，排除父母年老对儿子经济上的依赖这种经济因素的影响，历史承袭下来的深邃的文化积重难返。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观念仍鼓励妇女生育儿子。俗语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中国人几乎没有人能够承受“断子绝孙”的痛苦，也没有人愿意做个没有儿子的“孤老”。传宗接代是驱使生育儿子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4.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养老保障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了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该政策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那个年代出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现在这些人都到了成家的年龄。两个独生子女相结合，就形成了典型的“四二一”模式的家庭结构，即一对年轻的夫妇需要供养四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即逐渐趋向于小型化，对我国的养老保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4.1城市独生子女的养老压力

    相比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在年轻时都有自己的工作，所在的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都参加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了养老保险费，这就为以后的养老进行了储蓄也为养老扫除了后顾之忧。但是，排除经济因素的影响，城市独生子女也有较大的养老压力。一方面是城市的独生子女都要忙于工作，缺芝时问和精力照顾老人，而城市老人在养老过程中最渴望的是子女的情感关怀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是随着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的发展，独生子女在结婚后，多数都与老人分居，在照顾双方老人方面存在诸多不便之处。

    4.2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首先，子女的平均养老压力增大。在子女众多的情况下，子女之间可以协商分担养老负担。至于分担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平均分摊。这种方式操作简单。子女相互协商或征求老人意见后.按照商定标准等量分摊老人的养老费用。②按子女的负担能力分摊。这种方式要求子女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实际状况确定负担程度。经济宽裕的子女可多出资。经济条件差的子女可少出资。③按子女年少时所受待遇予以分摊。这种方式以近乎公平的方式，按照子女年幼时从父母那获得的照顾和收益的多少分摊养老费用。而现在家庭子女的数量越来越少，不管以哪种方式分摊，每个子女分摊的养老费用都会增加，进而养老压力增大。

    其次，子女养老缺乏约束。以前，农村中生育子女的数量较多，每个子女之间在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对子女承担赡养老人责任的一种潜在的制约。而现在家庭子女的数量减少了，缺少了以前的那种相互制约，也没有制度的制约来保障农村的老人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再加上子女的数量就是一两个，如果他们都拒绝为养育自己的父母养老的话，那老人就有可能陷入生活的困境。

    再者，子女养老的不便之处。以前是大家庭结构，子女结婚后和老年人住在一起，形成几代同居的局面，老年人又是家庭的最高权威。这就为老年人在家中养老提供了现实保障。如今，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子女结婚后都选择自己居住，和老人不在一起居住。而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这就使很多老人身边没有子女，造成子女为老人养老的不便之处。

篇5

风险是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卢曼认为，所谓风险是指“损失或伤害的可能性”，具有不确定性和潜在危害性两个基本特征，当不确定性因素持续恶化，潜在危害性转变为现实危害性时，潜在风险问题就会转化为现实问题。风险也是当前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风险问题已经对养老保险制度衍化路径、目标理念以及发展过程等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依据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产生根源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经济性风险因素和社会性风险因素两类。经济性风险因素主要是指那些因外部经济环境条件变化而可能对制度产生损伤的因素，包括财政收支失衡风险因素、运营管理风险因素及劳动力市场风险因素等。社会性风险因素主要是指那些由于社会文化条件变化而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及社会损伤状况产生的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风险因素、社会阶层分化风险因素、社会流动风险因素及社会转型风险因素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对经济性风险因素的分析重点在于“财”或“物”等因素，而对社会性风险的分析则主要是那些与制度实施密切相关的“利益人”，尤其是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群体，如农民工群体等。由于风险问题具有滞后性、间接性及隐蔽性等特征，风险后果常常可以预测，因此如能及时对影响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甄别并加以防范，就会对现有制度的筹资模式、养老资源配置结构、养老保险机制形成以及公众参与意愿等产生推动作用，进而提升制度的整体实施效果。

(一)经济性风险因素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风险因素。现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保险制度衍化而来的，最初针对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中具有正式职业身份的人群，实行企业单方缴费制，按照现收现付制模式对账户资金进行运营。但是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等非正式职业群体的不断加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养老金水平差距较大以及养老保险历史债务不明确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养老保险财务风险不断加大。根据蒋云赟等学者的预测，如果维持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标准不变的话，该体系将很快无法实现代际收支平衡。制度管理与运营风险因素。由于目前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尚未完全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运营权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种属地化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模式已经导致管理体制不顺畅，制度运营效率低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比较单一，投资回报率整体偏低。2013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高达12415．64亿元，但基金权益投资收益率仅有5．54%，养老金投资主要流向银行存款、债券、信托投资等相对比较保守的领域，导致资金增值保值能力普遍偏低。此外，在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接续不顺畅、制度标准分割以及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程度低等问题十分突出，使得参保人对养老保险各项服务指标的满意度与总体的满意度水平都很低。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评价体系来衡量的话，在制度覆盖广泛性、可负担性、充足性和公平性等多个方面，现行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

(二)社会性风险因素

人口老龄化风险因素。按照联合国确立的人口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3年中国老龄人口已经突破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将达到2．4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升至17．17%;2050年时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至少将达到30%。人口老龄化水平风险因素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而久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较高的老龄化水平将使现有代际间养老资源交换平衡关系发生断裂。维持代际间养老资源交换平衡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保持代际间人口比例的协调性。但是在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上升的情形下，代际间人口比例关系正在被打破。2005年中国城镇老年人口赡养率为26．2%，2013年已经上升至33．19%，黑龙江等省份甚至已经高达63．24%，远远超出国际通行的25%赡养代际平衡临界点。如果继续维持当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与缴费比例不变的话，当代人的缴费负担势必会被极大地增加。第二，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状况将进一步加剧。根据马骏等学者的测算，在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提高的背景下，203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第三，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将持续下降。如果保持当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水平基本不变的话，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上升将会使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急剧膨胀，导致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加大，养老金替代率水平持续下降。社会阶层分化风险因素。自198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分化状况越来越严重。仇立平将中国现有社会阶层划分为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及管理者阶级。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了各个阶层在养老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均衡状况，进而使各个阶层在享受养老保障待遇方面的差别更加显著，导致制度的不公平性更加突出。总体上讲，当前中国公务员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享受着比较高的养老保险待遇，退休后可以获得大约相当于原工资水平80～90%左右的退休金，足以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而企业职工退休后仅能获得相当于原工资水平50～70%左右的退休金。由于企业职工的工资基数本来就比较低，因此他们领取的退休金数额也比较低，对很多退休职工来说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很难满足较高层次的生活需求，这种状况将对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性产生比较负面的影响。社会流动风险因素。社会流动是指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及不同职业人群之间的转化。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农业从业者向城市从业者身份的转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字，中国在1982年到2000年的18年间，有大约2.065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亿，2012年末已经超过2．6亿，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有4543万。农民工阶层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因此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将农民工等群体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已经成为解决他们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但由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缴费标准较高、缴费期限长等问题，与农民工等非正式职业群体的实际收入状况尚有一定差距，导致大量农民工群体仍然被排除在制度之外，成为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的弱势社会群体。社会结构转型风险因素。社会结构是指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成员在资源占有、组织方式及关系格局等方面的基本状况。社会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领域变革的重要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形式、社会心态、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价值观念及行为等多个方面。陆学艺等指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受家庭结构小型化及少子女化等因素的影响，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已经趋于瓦解。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仅有3．10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了0．34人，而当年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6139亿。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已经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产生了比较负面的影响。社会化养老保险取代家庭养老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状况下，如何为失去家庭养老保障的人群提供社会化养老保障已经成为当前制度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风险问题。

二、风险成因分析

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风险因素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制度随着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相互博弈的过程。本文对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根源的分析，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以社会文化环境分析为主，微观层面主要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为主。在制度实施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参保职工、企业经营者、政府管理者、社区组织、医院及媒体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依据不同群体与养老保险制度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两类。其中，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参保职工等社会群体，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主要包括社区组织、与制度实施产生间接关系的群体。本文在微观层面的分析中主要选择与制度实施利益关系最为密切、影响范围及程度最为深刻的政府、企业和参保者等群体进行分析，以此来探讨养老保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协调性

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诺斯指出，任何制度的产生及发展都与社会文化观念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制度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能够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在认知体系及社会认知氛围而对制度的形成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制度规则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适应文化传统进而形成行为规范的过程。当养老保险制度与所处的环境相匹配并且能够与利益相关者群体形成良好互动关系时，制度就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相反，当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不相适应时，制度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长期以来，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中国国民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途径。这一模式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大体上是相匹配的，“忠”、“孝”等伦理观念的存在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能够延续的重要文化基础，老年一代对家庭财产分配和处置权的控制是其社会条件，代际间人口比例的基本协调是重要的人口条件。然而，在当前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情形下，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兼容性日渐突出，导致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各种风险问题也不断出现。

(二)政府责任的缺位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和个人短视等外部性问题，政府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干预显得极为必要。从政治角度来看，政府通过构建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缩小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进而维护政权的稳定。从社会角度来讲，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政府维护社会和谐的局面，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从经济角度来看，政府通过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控制能够有效地干预资本市场，调节资本市场规模，进而保持并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经济方面的责任主要包括财政支付责任和运营管理责任两方面。在财政责任方面，政府不仅要承担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兜底责任。由于政府未能及时承担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型的巨大成本和个人账户债务问题，导致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根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报告》的预测，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已经高达18．3万亿元。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补贴，从2010年的195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526亿元，但是与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相比，仍微不足道。在基金运营管理方面，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有效的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管理运营规则，导致由各个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效率整体偏低。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管理及运营机构，负责对庞大的养老保险基金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由于投资渠道比较单一，投资方式相对简单，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整体上偏低，政府需要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与比例，以此来提高整体投资回报水平。

(三)企业的“理性”决策

企业是制度执行的目标对象之一，也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方及接受方，制度的实施只有在得到企业配合的前提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企业参加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其长远发展。首先，企业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制度，既履行了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树立了良好的外部形象，有利于增加社会声誉度，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其次，企业通过构建职工退休养老保障机制，有助于提高退休职工的生活质量，满足职工的多层次需求，使他们获得心理上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从而产生强大的工作动力，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种类型企业的经营状况、利润水平以及职工工资水平差距比较大，基于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不同企业往往会选择不同的策略来参与制度。对于那些经济效益较好、养老负担较轻的企业，尤其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来说，往往会按照养老保险缴费的最高标准，即按照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300%缴费。而对于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雇佣较多青壮年劳动力、经济效益较差、养老负担较重的加工制造类中小私营企业来说，因过高的缴费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他们往往会选择按照最低标准，即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60%进行缴费，甚至还会采取少报瞒报职工人数、减少缴费工资基数等方法来降低企业成本，这就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风险互济功能被极大地降低，制度公平性目标受到很大影响。

(四)参保者的逆向选择

企业职工是养老保险制度最直接的参与者，他们持续的缴费责任是制度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从长远来看，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有利于以大数法则形式解决职工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养老风险，保障参保者的老年生活质量。但从短期来看，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可能会对其当前利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中国目前确立的企业职工缴费标准为本人基本工资的8%，如果加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其他社会保险缴费项目，职工个人社会保障综合缴费水平将超过其基本工资的16%，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当前工资收入水平。对于那些工资基数比较低、自我保障能力较弱的职工来说，当收入水平的降低影响到当前生活质量时，他们往往会通过逃费、减少缴费，或者选择最低缴费标准等方式来规避制度。而那些工资收入比较高、自我保障能力比较强的职工则倾向于选择最高缴费标准来缴纳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养老能力，这一逆向选择会导致养老资源分配不公，削弱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能力，降低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加大社会整体的养老风险。

三、风险防范措施及政策建议

总体来讲，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目标的基本社会制度，较好地反映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目标理念，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企业职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群体间形成了比较良性的互动关系，能够为企业退休职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强化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目的论视角来看，通过全面、系统地对影响制度运行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识别与判断，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制度实施对利益相关者群体如个人、家庭、企业以及社区等所产生的影响，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提高政治决策的民主程度。从冲突论视角来讲，由于风险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功能，通过对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的分析，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及时发现并识别制度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而强化并巩固其正功能，减弱或消除其负功能。就目前而言，政府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来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抗风险能力。

1.强化养老保险资源分配的均等性。

政府要持续扩大制度覆盖范围，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平等参与制度的机会;要不断地缩小不同职业群体、不同类型企业职工在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方面的差距。同时，还要顺应社会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的新形势，适当调整参保条件和缴费标准，将农民工等新的社会群体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保障其平等地享有养老资源的权利。

2.尽早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许多发达国家都为企业职工建立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例如，英国为企业职工建立起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以及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等构成的“三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日本建立了“国民年金”与“共济年金”相结合的双层养老保障机制。我们应不断完善现有“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和税收优惠政策，以推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3.强化政府财政和监管责任。

各级政府应持续不断地增加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投入，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同时，政府应充分拓展养老保险筹资渠道，积极发挥慈善事业、彩票事业等方面的筹资功能，拓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领域，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并且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领域。

4.加快养老保险法律规范建设。

要在引导人们的养老行为从伦理道德等非制度性规范向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规范转变的同时，高度重视传统家庭养老等非正式养老方式的功能与作用。加紧颁布《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规，从法律层面确立老年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合法地位，切实维护他们的养老权益。

5.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

篇6

延迟退休解决什么问题

2010年，上海市开始了“柔性”延迟申请退休的试点；2011年底，《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提出女性与男性劳动者同龄退休，今年2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又提出，可延迟申领养老金。

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无论是上海还是深圳，“延退”这把钥匙或许开的是“人力资源不足”这把锁，但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延退”，恐怕开的就是养老金空账这把大锁了。

根据社保专家的测算，“延退”后，每年可减缓养老基金缺口约200亿元——尽管在目前1.7万亿元的缺口规模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但在养老金缺口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延退”或许可以成为缓解社保基金缺口压力的一副镇定剂，在一定程度上为给社保基金输血、造血争取一些必要的时间。

国际经验能否适用

从国际经验看，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目标有二：一是保持劳动力的供应，二是减缓养老保险的压力。

20世纪后期，推迟退休年龄确实成为国际上的潮流，其初衷主要是针对因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力缺乏。当时，入围“人口老龄化”这个圈子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如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因为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生育率普遍不高，同时人均寿命普遍延长，所以人口结构逐渐老化。加上人口规模本来就不大，一旦跨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劳动力配置就会捉襟见肘。因此，延长工作年限就成了社会政策的“法宝”。

譬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经合组织的24个国家中，就有澳大利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葡萄牙、土耳其等7个国家调整了退休年龄，其中大多是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都调整到65岁。比较有趣的是土耳其，1991年的规定是男55岁、女50岁，1994年调整到男60岁、女55岁，但到1998年又恢复到男55岁、女50岁。当时经合组织国家纷纷调整退休年龄，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劳动力。土耳其先是“跟风”，后来发现他们并不缺乏劳动力，于是又恢复到原来的退休年限。

从20世纪末开始，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使本来在设计上就存在缺陷的养老保险制度出现了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的危机。于是，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又成为应对养老保险危机的又一个有效手段。

近年来，美国、法国、丹麦、希腊等国纷纷采取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措施。美国从65岁调整到67岁，法国从60岁调整为62岁，丹麦从65岁调整到67岁，希腊从61岁调整到63岁。

其实，欧美各国大多是实际退休年龄早于法定退休年龄。美国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65岁，实际退休年龄为64.6岁；英国法定65岁，实际63.2岁；法国法定60

岁，实际58.7岁；加拿大法定65岁，实际63.3岁；丹麦法定65岁，实际63.5岁。法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低，但实际退休年龄更低于60岁。但法国议会通过法案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却引发了百万人走上街头的抗议浪潮。最近的法国大选，奥朗德当选上台后，就已经反其道而行之，将退休年龄退回到60岁。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供应不足和养老保险压力增大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实施“延退”从政策效果上说，可谓“一箭双雕”。

但由于近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的“紧缩政策”中确实也包括了“延退”，这是政府在已经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选。但从政策效果看，包括“延退”在内的紧缩政策并不成功，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在走向衰退。

赞成与反对的利益之争

尽管在人保部看来推行“延退”势在必行，但从网络调查的结果看，反对者占据了绝大多数。根据人民网进行的调查，截至6月12日，有93.9%的网友反对“延退”，只有2.4%的人接受。反对者认为，此政策将对就业市场造成新的压力；支持者的态度是，如今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加之养老金缺口的现实，确需“延退”。

一般来说，支持“延退”的大多是白领，而反对“延退”的大多是蓝领。因为年龄的增长，对白领而言是有积累优势的，对蓝领而言却是劣势。虽说现代科技发展对于劳动的体力要求看起来有所降低，但实际上，劳动强度和工作的紧张程度却成倍增加。所以，蓝领工人到了男50、女40以上，大多数都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因为工作效率下降，蓝领工人到“4050”以后，被企业以各种理由辞退的可能性大增。一旦被辞退，不但没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要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如若再延长5年，艰难的日子可想而知。

现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高峰期，大约有9亿，其中大约还有1亿人没就业。从长远趋势看，即使到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仍然有接近8亿的劳动力。这就是人口大国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力的绝对数和可能的经济规模相比较，中国并不缺乏劳动力。反之，到那时失业问题仍将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养老，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收多少，发多少”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在进入老年阶段时，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二是这些财富怎样分配，老年人可以从中获得多大份额。不能把目光局限在“保险”的框框里。其实，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早已不是完全靠收取保险费和支付养老金来运作的了。譬如，2011年各级财政每年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投入已经高达2272亿元；占当年基金总收入的13.4%，占当年基金总支出的17.8%。又譬如，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中，财政支付的655亿元，占基金总收入的61.2%，是基金总支出111.4%。

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是三方分担的，除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外，还有国家扮演的这个“最后后台的角色”。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国家财政的投入完全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这本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惊小怪实在是没有必要。

篇7

关键词：城市养老模式；老龄化

家庭养老、社会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是我国城市目前存在的三种基本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是传统的养老模式，养老院等机构社会养老是社会化的养老模式，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新兴的、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有机结合的社会化养老模式，三种基本养老模式的优劣不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三种基本养老模式优劣变化及发展趋势也不同。

一、家庭养老模式

中国是崇信儒家文化的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养儿防老、家长的主导地位、几代同堂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我国城市大多数老年人仍然延用这种模式养老。选择家庭养老的人们，他们生活在家庭中，感到"熟悉"和"自由"，经济上也比较划算，从社会的角度考虑，家庭养老的社会硬件设施成本几乎为零。而且其最大好处是家庭养老能使老年人与家人尽享孝道和天伦之乐。

但家庭养老在新形势下的脆弱性显示出其历史的局限性。传统家庭养老不足之处在于，老年人一般难以在家庭中得到专业细致的照料护理、医疗保健及精神文化等服务；在"四二一结构"家庭成为城市社会主流以及社会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的背景下，社会人力成本与人们工作负担普遍加重，家庭成员与子女们不可能有足够精力照顾家中老人，家庭养老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越来越难以保持与发挥其社会功能与作用，城市家庭养老出现逐渐削弱和社会化变化的趋势。

不过虽然经受工业化及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多层面冲击，城市家庭养老功能只是弱化而不是消失，家庭仍然是老年人经济供养和精神慰藉的最重要来源，家庭养老方式仍然是我国城市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因此家庭养老不是可否坚持的问题，而是在坚持的基础上如何用社区社会化养老服务深入挖掘和丰富"家庭养老"时代内涵与功能，使城市家庭养老逐步向社区居家养老过渡，焕发更强生命力与作用的问题，

二、社会机构养老模式

社会机构养老的特征是集中养老，其优势在于服务专业化，即细致专业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居住环境好，无障碍设计；休闲时间多，集体生活能排解孤独；减轻子女负担；满足老人独立生活的尊严感甚至再婚生活的需要。机构养老劣势在于， 社会养老需要老年人重新适应环境、重建人际关系，容易与他人（同住老人）发生冲突；生活成本高，额外支付基本生活设施租赁费用；缺少来自家人的精神慰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家庭养老是一种适应较低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养老模式，而建立在社会养老保险、退休金制度、医疗保险等"现代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基础上的社会养老模式是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养老模式，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是社会发展及养老模式演进的必然趋势。

养老院、老年公寓式等社会养老模式虽然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养老模式发展的方向。但从现阶段中国国情和发展趋势看，养老院、老年公寓等社会机构养老模式仍不可能成为目前中国城市养老的主要模式。目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社会成本巨大。修建养老院、老年公寓等社会养老服务设施，包括居住、就餐、起居、活动等在内的硬件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必需进行巨额基建投资；而社会养老不仅要有投资巨大的硬件设施，而且还要有相应的专职养护人员队伍和配套的养老服务管理系统，专业化水平要求比较高，这些都将加大城市建设和社会资源的负担。第二，现有资源的浪费。老人原来都有自己的住所和完善的生活设施，老人进到养老院以后，这些都将闲置，而养老院要重新占用土地资源和水电资源，造成浪费。第三，养老院的收费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并非多数家庭能够承受得了，而且，越来越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养老院难以容纳的。第四，最关键的是绝大多数老年人目前并不愿意去养老院。老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庭环境，来到相对陌生的地方，和原来并不熟知的人朝夕相处，这将增加他们的失落感。

三、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近几年来兴起的，其基本做法是：在城市各社区建立养老护理服务中心，由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专业养老护理员为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做饭、照料及护理等养老家政、医疗护理及心理咨询服务，以及社区日托、短期照料护理等服务。社区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与社会机构养老的有机结合，兼有两者的长处又避免了两者的短处，是一种扬长避短的理想养老模式。其优越之处主要有：第一，社会成本低，不需要进行专门的基建投资，社区现的有几间房屋略加改造即可设立养老护理服务中心。第二，原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老人居家养老，饮食起居的一切物品都可继续发挥作用，但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一定程度上使老人家居住房变成了"家庭养老院"。第三，社区居家养老所需费用较低，服务内容及方式可自由灵活选择，适合城市社区绝大多数老年人。

我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还只是刚刚起步，各项服务职能还不十分完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设施不够完善，在硬件设施中不能满足于老年人的各种需求。第二，社区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低，服务内容过于简单现花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专职服务人员主要面向小区内的下岗、失业人员和40、50人员中招聘。这些人员虽然有较强的责任心，但针对老年人服务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比较缺乏，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第三，资金有限，后续服务受到制约。政府部门为高龄、特困、低保等老人每月提供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解决了一部分老人的困难，但若要提供较为全面的居家养老服务，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第四，居家养老观念落后，服务力量薄弱。许多老年人及其子女对居家养老服务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对这个贴合实际的新型养老模式还有待进一步认同和了解。一些部门对开展和加强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观念落后，没有积极开展和鼓励相关企业加入到时居家养老服务的市场化运作中来。社区服务能力有限，服务力量薄弱，缺乏服务的多样性，没有专业的服务企业加入，难以有效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总之，社会居家养老能有效节约社会资源，减轻机构养老服务的压力，而且投资少、成本低、收费少、服务广、效益佳，是一种很受老年人欢迎、很有发展前途的城市养老模式。中外社会化养老的历史经验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是城市大多数老年人安度晚年的主要方式。政府挑头，集体努力，家庭保障，社会支援，相信有我们共同努力，中国的养老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圆满成功。

参考文献：

[1]张奇林、赵青.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发展探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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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服务业;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近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了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这表明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家庭服务业。目前,我国已创建各级各类家政服务实体2099个,家政培训基地1594个,累计为280多万名妇女提供技能培训。全国已有家庭服务企业和网点50多万家,从业人员1500多万人,大致有20多个门类200多种服务项目,涉及家务劳动、家庭护理、维修服务、物业管理等各个方面。我国家庭服务业年营业额已达1600亿元,成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生力军”。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家政服务业做为一个逐渐兴起的产业,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这一新兴的产业之中。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家庭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通过运用SWOT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发展家庭服务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S优势:发展家庭服务业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既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就业,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中国发展家庭服务业在市场、基础条件等方面都存在优势,最突出的则是政府的重视,9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主持研究部署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分别从规划统筹、市场秩序、服务培训、权益保护、财税扶持等方面,进行谋划、规范和支持。

中国发展家庭服务业还具备其他方面的优势。第一,拥有巨大的市场。中国的人口资源及日益富裕的生活使得对家庭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近年来,随着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对家庭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每到春节前后,保洁、钟点工、保姆等家政服务需求都明显增加,家庭服务人员紧缺的情况日益凸显。第二,基础条件非常好。近年中国一直在推动信息化建设,包括互联网、固定电话网、广播电视网在内的基础网络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这为现代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条件。第三,可能实现跨行业发展,家庭服务业涉及的领域众多,它的发展依赖于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时快速发展的家庭服务业也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如IT业,家庭服务业的发展可能带来IT业的另一个“掘金点”。第四,家庭服务业门槛相对较低,投资成本较小,适合民间资本扶持壮大。

W劣势:中国的家庭服务业正处于行业的发展阶段,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劣势。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小看了家庭服务业的“含量”,认为无非就是看小孩、做卫生、照顾老人、洗衣做饭等。甚至,家政服务被人们视为是伺候人的、不体面、没有地位的工作。因此,许多人不愿从事这一行业。另外,中国的家庭服务业起步较晚,行业结构不健全,缺乏完善的政策支持和引导,虽然许多地方都有家政公司之类的机构,但多为作坊式的,规模较小,层次不高,就总体情况看,这个行业的组织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程度还很低,家政服务人员的服务技能,几乎是本能型的,其职业的操守和道德,没有任何约束或制约,基本是凭良心做事。如不大力扶持,这样一种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的家政业,难以支撑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市场,更难成为一项成熟的产业。

O机会:中国家庭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首先,后金融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头戏,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各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迫切需要,业界一直存在对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实现新一轮繁荣的重要力量,各地的未来经济蓝图在这一领域也大肆着墨。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无疑能推动我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今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第三产业是将来吸收劳动力的主要抓手,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到哪里去?不是第二产业,而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吸收的大学毕业生近70%,都到现代服务业了。

其次,最近两三年来,我国的家庭服务业从业者虽然越来越多,但这一行业的劳动力缺口依然很大。根据对沈阳、青岛、长沙、成都4个城市居民做的调查,有40%的家庭需要社会提供服务。此外,全国城镇现有1.9亿户家庭中,平均约15%的家庭需要提供服务,其中蕴含290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全国已有家庭服务企业和网点50多万家,从业人员1500多万,也就是说还有1400万左右的潜在就业岗位有待开发。巨大的潜在岗位将会大大的拉动我国就业水平的增长。家庭服务业的内容不仅仅是保姆、护理、保洁,还涉及家教、物流配送、家庭管理、家庭教育、家庭理财、家庭秘书、家庭安全员、陪伴、管家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单就人口老龄化这一方面来看,家庭服务业就有着广阔发展空间。据统计今年,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1.26亿,已占总人口的10%;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达2.8亿,2050年则将达到4亿。因此,家庭服务业无论在目前还是将来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发展潜力无穷,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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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转型、劳动力套利与国际分工重塑的典型化事实

1．世界人口转型人口转型是指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中，由于死亡率的先行下降而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而后因为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增长减速，从而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蔡昉，2004)。从各国人口转型的结果看①，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深度的人口老年化，而发展中国家也即将迎来老年人口比重的逐渐上升。可以发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重已逾10%，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老年人口也在不断攀升，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随人口“老龄化”接踵而至的是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均技能水平的上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梳理各类经济体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发现，小学入学率基本维持在100%，世界文盲人口逐步消除，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也从1980年的12．3%上升至29．17%。另外，受教育水平变化的地区差异引人关注，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人口技能水平要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中低等收入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国际分工的调整，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人口技能结构。

2．人口转型引起的国际分工变化人口转型的地区差异引发了全球制造业空间布局大调整，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但由于在上一轮国家分工中把制造业大规模转向发展中国家导致劳动力供大于求，为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它们提出了“制造业回流”政策，重振制造业国际地位。中国、俄罗斯等一些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较严重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调整问题。短期内，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会丧失，能够保持制造业分工地位。但从长期来看，低端制造业面临欠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这类国家只能顺应趋势，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将重心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外流一些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这无疑为一些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发展契机，通过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实现自身参与国际分工。人口转型也引发劳动力套利形态出现变化，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外包高速增长并呈现多元化、高端化发展趋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国际竞争的新领域。郑雄伟(2011)认为，缘于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劣势，发达国家服务外包行业的竞争力逐年下降，发展中国家独占鳌头，在2010年GartnerIT排行榜中，有7个发达国家被挤出了榜单，全球服务外包行业承接地已经进入新的发展状态。虽然欧美目前实行“制造业复兴”计划，但也不能阻止服务业的发展势头，诸如中国、印度等一些新兴经济体正在培育人力资本优势，提高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实现长足发展。

二、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国际分工涵盖了贸易参与国的生产、消费、贸易条件等各类因素，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生产结构的相互耦合，本文仅分析人口转型对国内生产结构的影响，贸易结构被认为是生产结构的衍生物。前文的分析表明，人口转型一方面体现为低技能劳动力的减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技能劳动力的不断增加。由于高技能劳动力需要长期的投资获取，我们不妨将高技能劳动力视为资本，我们的模型具体如下:(1)存在高级劳动(资本)、低级劳动两类要素，每一类的要素总量是固定的，但可以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2)经济体系提供制造品和服务品，制造品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品是资本密集型的;(3)消费者同时消费两类商品，当经济均衡时，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

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效用函数为不变替代弹性形式，具体如下U表示总效用，CM和CS代表制造品与服务品的消费量，γ刻画消费者对于两类商品的相对评价，ε表示替代弹性。当单位货币在两类商品上的边际效用相等时，消费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此时有:式(14)表明，人口转型后，高技能劳动力存量增加(或低技能劳动力存量减少)使得投入在高附加值产品、服务业等方面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增加，投入在低附加值产品、制造业等方面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下降，相应地，高附加值部门的产出将扩张，而低附加值部门的产出将萎缩。这就是人口转型赋予国际分工的涵义，诸如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其人口转型对全球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由于人口转型速度较快，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较大的变化，其相应的要素价格也会攀升并发生结构调整，从而对外贸形成倒逼，基于比较优势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国际分工将迎来一个新的格局。

三、计量模型、数据与检验结果

1．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根据理论分析，我们将影响国际分工的人口因素分解为老年人口抚育比(old)、少儿人口抚育比(young)以及人均技能水平(edu)。考虑到一国参与制造业和服务业贸易的国际分工格局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国际分工的再调整并非朝夕便可完成，前期情况对当期结果可能存在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我们将制造业国际分工和服务业国际分工的一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引入模型，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方程。其中，下标i代表国家，t表示时间，μi为观察不到的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RCAman和RCAser是本文的两个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用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来衡量，人均技能结构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刻画。控制变量Z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2000年美元价格计算的人均GDP衡量，贸易开放度用商业服务业进出口总额及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之和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为减小异方差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人均GDP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本文的数据来源情况如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库，全球商品、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出口总额来自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他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WDI)。由于联合国在估计各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时没有小国数据，在与世界银行数据相匹配后，本文最终选择63个国家作为观测样本，其中不仅涵盖英、美、德、日等OECD国家，也囊括了中国、印度、巴西等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国际分工具有重要影响的新兴国家。由于联合国的估计结果在2005年之前只有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数据，1985的数据我们用1980年和199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来代替，1983年的受教育年限用1980年和1985年的平均数，以此类推，我们得到1980～2010年63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为了直观地描述各变量的变动趋势，我们绘制了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这4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核密度函数分布曲线。图1、图2显示，1980～2010年间，老年抚养比的核密度函数分布曲线虽没有呈现出左移或右移的整体趋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曲线的顶端在下降，尾部在拉长，这意味着老年抚养比越来越分散，高老年抚养比的国家在增加。1980年少儿抚养比的密度曲线仍呈现比较明显的双峰形状，在1990年隐约还可以看出，双峰特征不再明显，而到了2010年少儿抚养比的密度曲线在转变为单峰形状的同时有了较大幅度的左移。可以看出，就少儿抚养比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曲线的顶端在上升，尾部在缩短，这意味着各国的生育率在不断下降，普遍面临着可加入产业工人队伍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减少的挑战。与人口年龄结构不断恶化不同，人口的技能结构在持续改善，这可能有助于扭转人口老龄化对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带来的不利影响。由图3可以看出，1980～2010年间，世界各国人口技能的整体水平呈现了持续增加的态势，这表现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核密度函数分布曲线不断右移。图4中样本国家各国平均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曲线进一步验证了世界各国的人口技能水平在普遍提高。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一直很低，与样本国家平均水平还差3年左右。

2．动态面板估计结果由于模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内生性问题，在很难利用外部变量构造有效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广义矩估计(GMM)获得广泛应用。GMM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先对原方程进行差分，然后用滞后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与传统估计方法相比，GMM估计在不需要随机误差项准确分布信息的同时还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此得到的参数估计比传统估计方法更有效。在实际估计时，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和技能结构外生给定的性质，本文将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设定为外生变量，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分工可能互为因果，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中的专业化生产又会促进经济发展，本文将取自然对数的人均GDP设为内生变量。表1显示，由Arellano-Bond的一阶和二阶残差自相关检验可知，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的残差项都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显著的二阶自相关。进一步，由Sargan过度识别检验可知4个模型都接受了“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说明GMM估计是适用的。与系统GMM估计相比，差分GMM估计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差分GMM在差分时不仅去掉了不能观测的地区特定变量，还同时去掉了不随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其次，其估计量并不一定有效，尤其是在小样本的情况下更为明显。考虑到系统GMM估计能够同时利用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信息，工具变量有效性通常会更强，因此在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解释时本文采用了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从模型1、2和模型4、5的估计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3点基本结论:第一，正如本文所预期的，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中制造业国际分工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约为0．8，而服务业国际分工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在0．9左右，这说明制造业和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动态惯性是维持一国进出口贸易现状的重要因素。第二，老龄化的加速不利于一国参与制造业国际分工，而对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影响不显著。从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来看，不管是从总人口抚养比的角度，还是区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角度来看，人口负担系数越高的国家，制造业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越低，这主要因为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参与，人口红利高的国家往往能在制造业国际分工中取得优势。在模型4和模型5中，总人口抚养比系数的显著性并不高，而老年抚养比系数的虽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人口老龄化还未影响到服务业的国际分工格局;少儿抚养比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显示出了较强的经济活力，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第三，人口的技能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更多地参与制造业国际分工还是服务业国际分工，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的国家更广泛地参与服务业国际分工，而平均受教育年限低的国家更多地从事制造业生产。制造业国际分工模型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更多地需要低水平的廉价劳动力而非高技能的产业工人;而服务业国际分工模型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在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大批高技能产业工人的加入，尤其是IT技术的服务外包、金融业创新等对劳动力素质要求都很高，因此在模型2和模型5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符号相反。为进一步考察人口转型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我们进行分时间区段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人口年龄结构对国际分工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在制造业国际分工模型中，3个时期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后两个阶段通不过显著性检验。在服务业国际分工模型中，第一个阶段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为正，第二个阶段显著为负，第三个阶段则不显著。与表1的结果相比，人口技能结构对国际分工的影响比较稳健，没有出现随时间变化而发生方向性逆转的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制造业“外包”，因此在第一个阶段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国际分工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为负，而随着3D打印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大数据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的兴起，高附加值的“精细工业化”成了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战略重点，制造业回流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新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国际分工的影响变得模糊。

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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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 互联网

一、我国城市养老现状

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是在2000年。那时全国年龄超过六句的老年人口超过1个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0%左右。2016年底，超过60岁的老人已经超过2亿，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6%。据有关业内人士分析，未来几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将会越发严重。

我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已有36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进入老年阶段。尽管2016年我国开放二胎政策，但“四、二、一”（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在现代社会上依旧很普遍。对于这些独生子女来说，他们面临的困难远大于他们的父辈。

（一）城市社区养老现状

在城市，大多数的年轻人忙着工作，家里的老人便得不到儿女的细心照顾。对于那些还能够自理的老人，他们不是自己待在家里就是在外面散步，和亲近的人聊天的机会少之又少。而不能自理的老人，大多被子女送入养老院，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可能会为老人请私人保姆。但是对老人来说，无论是去养老院，还是请私人保姆，都不如在自己家里，受到自己孩子的照看更能感受到家人的爱和温暖。

（二）蚌埠市社区养老现状

蚌埠市的老龄化有三个特点。第一，蚌埠市老年人口的百分比远远超过了全国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第二，增长速度快。第三，市区老年人口增多。由此可见，蚌埠市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空巢老人、失能老人、高龄老人以及患病老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很大，但是根据我们在当地养老院的调查，老人大都表示不想在养老院里居住，具体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1.养老院里看护人员人数的限制。养老院不能保证每个老人都有专门的一个护理人员来照顾，而且他们也只是给老人打扫卫生，送饭送菜，聊聊天而已。他们所做的并不能满足老人们更深层次的需求。

2.养老院里环境和气氛的压抑。被送进养老院里的老人多半是由于儿女忙于事业没有时间照看他们。因此他们缺乏来自儿女的关爱，而当面对很多和自己情况相同的老人，会使他们更加难过。

3.养老院里一些基本设施的落后与限制。据调查，大多数老人表示养老院里的饭菜味道既不好，价格还很昂贵。可供老年人娱乐的设施也很少。

二、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首先，“准确”与“便利”是移动时代下用户最直接的要求。社区020，作为集合了单位地域内的特定种类人群，争取用最短的时间为用户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一个新产业，绕过了对用户区域信息的收集与细分的枯燥程序，以为单一社区用户服务作为切入点，实现了“准确”和“便利”两个特点的良好整合。

其次，大幅度的减少中间成本。在传统的家政服务业中，供需双方需要通过中介这一中间商来提供信息，使得双方沟通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020家政通过线上会极大减少沟通上的成本支出。

最后，服务更加全面。在现在的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类似“空巢老人”的现象，当老人因为身体不适、时间太晚、天气恶劣不方便出门的时候，020可以通过从线上到线下的市场模式，让老年人不再忍受拥挤的交通和目不暇接的商品所带来的困扰，直接通过互联网完成购物。同时，020还可以提供科学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咨询服务、专家导购服务，以及上门服务。

（二）劣势分析

首先，020需要大量的投资，以获得可靠的服务提供商。020需要线上线下对接，社区020又涉及的数量多、区域广，所以要求设立实体网点的数目很多，而老年人服务的专业性又使得相的020老年人服务平台与一般的020平台有所不同。因此如何保证他们提供的服务质量，以及最大程度的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是020平台应该最关心的问题。

其次，“互联网+养老”的发展路径是不完整的。以老年人健康管理为例，用于监测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家庭医疗设备的普及率较低，更多是通过诊所或医院的体检资料获得数据。另外还有“互联网+养老”的形成，需要老人上网支付，如何发展互联网老年金融支付，形成集支付、信托为一体的集约化金融服务平台，也将是很大的难题。

（三）机会分析

在欧美国家中，社区商业在整个社会事业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超过60%，甚至有些国家的比例高达80%；但是在中国，所占的比例平均不足30%。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用户的推广以及价格的不断降低，未来中国的社区020行业的发展，必将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出现了“懒人时代”，大多数人都想不出门就获得很多服务。老年人由于身体和年龄的问题，更希望能够足不出户，就能够保证生活。再者，年轻人平常都要忙于自己的工作，很难抽出时间去照顾老人，但他们可以通过020平台，向父母表达自己的心意。

此外，随着互联网与计算机的发展，让互联网与老年人的脱节给社会带来一个契机。一方面，老年人网络几乎是一块空白的市场，020社区服务要是开发得当，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020将把互联网福利带到每一个有需求的老年人身边，让老年人不再是互联网世界的观望者，而是真实的参与者，使他们生活更便捷，世界也更丰富。

（四）威胁分析

在移动互联网的作用下，社区020可以为用户随时随提供服务。因此，社区用户的积累不再仅仅是单一社区业主，移动用户将会大幅度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社区020如何在牢固其已有社区用户的同时，还能最大可能地吸引和留住一些移动用户，这将成为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社区020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另一个威胁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把自己最佳的一面展示出来。老年人通常没有耐心去花大把时间在成堆的商品中搜索他们想要的东西，再加上他们的眼睛大多都看不清，因此如何在移动终端有限的界面条件下，给老年人简单、直接地介绍各种商品和服务，也是有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三、优化养老项目的发展策略

020养老服务模式是为了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各式各样的服务，但020上门服务在发展过程中频发的问题却令人恐惧。想要上门养老服务模式得到推广，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提高服务质量

很多公司大量囤积服务人员，目的是为了让用户的需求在最短的时间得到解决。然而，员工众多将导致在培训、管理上的疏漏。加大对服务人员的培训、监督和管理，才能有效提高线上线下的服务质量。

1.人员培训方面。统一服务人员的着装、发型，并一律穿平底鞋，以便于从事照顾老人工作。在言行举止方面，应做到基本的礼貌，有礼有节。通过定期进行的培训和相应的考核来快速提升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

2.人员监督管理方面。为了防止服务人员拖沓、偷懒、敷衍，必须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在每次服务之后，可以让顾客进行评分，以此来对工作人员进行激励，实行奖惩制度。根据评分来划分员工的等级，供顾客选择，员工的工资也随着等级的增高而增高。

（二）加大安全保障

大多数消费者对“让陌生人进家门”存在着顾虑，担心造成对财产或生命的威胁。为了让消费者完全接受020模式，首先要消除他们的顾虑。

1.实名制制度。公司对上门服务的员工进行身份证和银行卡验证，服务人员上门时，可要求其提供身份证和相关证件来确保安全性。另外，Ψ务人员的服务记录进行实时的网上登记，方便顾客查看。

2.担保人制度。上门服务的员工必须提供一位担保人，当消费者在接受上门服务时因员工的原因出现的人身意外和财产损失，在经查实后，担保人须和员工共同赔偿。

（三）操作标准化

上门养老服务虽然有标准化操作流程，但在实践中，依然会出现一些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1.消除接私单的动力。对服务人员不进行抽成，尽可能地让服务人员收入更多，也就是说，服务人员服务一单，所有的收入归自己所有，消除服务人员接私单的心理动机。

2.加大处罚制度。严格地管理服务人员，一旦触到了接私单这条红线，便将其永久拉入“黑名单”。在开始和公司合作时，要求其上交一定数额押金并和公司签订合约，一旦违背，扣缴其押金和要求缴纳违约金。

3.加强售后服务。用户享受服务后，如果不满意服务质量，可以向公司客服投诉，公司审核确认后给顾客提供免费服务，对服务质量不合格的服务人员进行相应的扣薪、降级。此外，人员的配备、车辆的统一、路线和时间的控制等也应纳入标准化的范围。

（四）与民政部门合作

民政部录入了约两百万老年人的基本数据，建设了相对健全的国家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企业应积极争取民政部门的授权与合作，在保护老年人的隐私的前提下，发挥大数据的真正价值。（上接178页）适应能力及开放性和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基本教育原则。学生不仅要精通会计专业知识，还要精通英语、懂电脑、会管理，这样才能在日益发展的国际环境中立足。再次，在会计教育的人才培养上，应把理论与实践，课堂讲授与实际操作能力结合起来，注重引导学生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让学生了解工作的现状，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终身教育理念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是对学生教育的后续教育、长期教育，强调学生在接受本科教育期间着重掌握继续学习的技能。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即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要培养学生探索未知事物的热情，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考和学习习惯，这种热情和习惯使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依然能够根据变化的环境，不断地去主动学习。

（三）为确保会计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各大财经高校必须充分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积极筹建精品课，争取早日取得教学改革的新突破。尽管我国近年来非常重视大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使他们在专业基本知识、外语能力与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却在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其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四）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和各大高校会计教育环境看，本科教育的生源质量、不同院校的教育资源都存在差异。高等院校可以根据会计本科人才的需求情况、生源质量和教学资源设定差别化的培养目标。依据差别化的培养目标，确定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例如，生源质量较高的院校，可以设定培养高级会计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的目标，确定的具体教育目标可以偏重于培养高层次经济管理人员，生源质量较差的院校侧重培养做基础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依据差别化的培养目标确定具体的会计人才素质要素，可以提高会计本科教育的效率，利用优势教学资源以及办学特色有重点地进行某一会计领域人才的培养，从教育主体来看有利于实施人本教育，有利于会计本科学生的个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