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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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支出；养老

一、引言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称为进入老年化社会，超过 14%称为进入老年社会，超过 24%（有的超过 20%）称为进入超老年社会。泰州市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良好，且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区，导致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2010年泰州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预计2020年将达到20%，2030年超过30%，可见泰州市人口已处于快速老龄化时期。

二、泰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特点

（一）泰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我国于2014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预计2014年前后生育率会发生显著变化。根据泰州市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是28‰，2010年是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那样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可假设泰州市以后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以此作为一般生育率低方案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预测未来30年人口发展情况，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生育率会发生多大变化，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有多少选择生育了二胎呢？ 2013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6万多户样本数据显示60.8%的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实际情况表明有生育二胎意愿并付诸行动的人数并不多。截至2014年8月，全国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仅70万对申请生二孩。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农村地区到现在总和生育率也全部低于1.6。由于现阶段没有泰州市二胎生育率的详细调查结果，本文参照已试点二胎政策地区生育率，假设泰州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后总和生育率最高会升至1.6（2010年该数据为1.02），据此假设泰州市一般生育率将和总和生育率一样上升相同幅度，从28‰上升为44‰，以此作为一般生育率高方案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结果如表2所示。

（二）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1. 超少子化和高老龄化现象并存

若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低于15%，被称为超少子化。2010年泰州市该比例只有12%，表2显示在总和生育率达到1.6的情况下，未来30年该比例平均值也仅为13.1%。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两种生育模式下皆居高不下，低生育模式下在2045年达到35.7%，高生育模式下亦超过30%。

2. 未富先老

根据 2007 年国际统计年鉴，在有统计数据的排名前十的老龄化国家中，人均国民收入平均为 32232 美元。日本在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4%时，人均 GDP为38555 美元。泰州市2013年人均GDP为人民币64917元，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算约合10321美元，和日本相距甚远。

3. 单独二胎政策优化人口结构，但增加社会抚养比

老少比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和0～14岁人口的比例，若该值超过30%，则为老年型社会。2010年泰州市老少比119%，此后不断增加。比较表1和表2，可以看到单独二胎政策大幅降低了老少比。通常把社会抚养比低于53%的时期视为人口红利期。若不实行单独二胎政策，泰州市人口红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反之不到2025年人口红利期就会结束。社会抚养比于2045年将高达80.6%。

三、人口老龄化对泰州市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给泰州市带来深远影响，下文主要用一般生育率为44‰的人口预测结果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泰州市的影响。

1. 老龄化导致社会消费结构改变，养老服务市场跟不上时代需要

老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变化对商品和服务有着特殊要求，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成为老年人的主要消费项目。有关食品、医疗服务的负面新闻时有报道。医疗服务、保健品价格居高不下，相关行业呈现散、乱、差、弱现象。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稀缺，老年人仅有的一些娱乐活动例如广场舞却饱受诟病。当前很多家庭第三代只有一个孩子，若生育二胎，未来30年内一对夫妇需要在照顾一到二个孩子的同时，还要照顾四位甚至更多老人，单独靠家庭难以兼顾对老年人的赡养。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疾病护理等事务逐步向社会转移，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以及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

2. 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扩大

劳动力供给数量=适龄劳动力人口×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65岁及以上老龄劳动力×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根据泰州市五普和六普数据可假设泰州未来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为83%，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从前面的人口数量预测可知未来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且供求缺口逐年扩大。若未来30年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供求缺口会更大。劳动力供求缺口扩大将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增加，削弱企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

3. 老龄化增加社保基金支出，社保基金入不敷出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泰州市社会保障基金支出逐年上升。2011～2013年泰州市社会保障水平分别为2.79%、3.13%和3.37%，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深化和基本退休金持续上涨，未来社保基金支出将持续增加。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是男60岁、女55岁，考虑到未来延长退休年龄几乎是必然选择，按65岁标准作为退休年龄对泰州市未来30年社会保障支出适度区间进行预测，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如果不追求高福利水平而仅仅达到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到2015年泰州市社会保障水平应该位于GDP14.2 %～16%区间内，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十分巨大，若社保基金没有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入不敷出现象会恶化。

四、应对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当前，解决泰州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1. 顶层制度设计适度前瞻

（1）调整生育政策

在总和生育率1.6的条件下，泰州市未来30年人口结构依然处于失衡状态。考虑到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只有做到顶层制度设计适度超前才能有备无患。从现在起鼓励单独夫妇生育二胎。可以通过税赋减免、增加假期、免费医疗等措施促进生育率提高，缓解人口老化问题。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选择2020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全部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会使人口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

（2）完善人口引进制度

为解决未来适龄劳动力人口大幅减少的问题，考虑到泰州是个人口净流出地区，泰州市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来适龄劳动力来泰工作。例如泰州市应对外来人口安家落户、子女入学、住房补贴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增强对泰州的认同感和幸福感，提高泰州市宜居城市口碑，吸引更多的外来适龄人口。

（3）创新弹性退休制度

低龄老年人具有熟练的工作技术、丰富的实践经验、足够应付工作的身体，若其继续工作不仅可以缓解劳动力供求缺口，还可以缓解社保基金压力。

（4）促进要素流向养老事业

为进入老龄产业的社会资本提供优惠政策。例如对养老机构前期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建成机构运营提供津贴，养老机构需要改建扩建时提供社会资金募集的便利，有效盘活机构存量的同时扩充增量。在城市规划时为老龄人口提供专项预留建设用地，以避免用地成本高企社会资本不愿进入养老市场。同时，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给予那些有志于进入老龄事业的企业，并为其提供低利率贷款。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力争保险全覆盖，提高参保比例。在充分体现社保体系的社会安全网角色基础上参保层次可以多样化。其次要加强社保基金筹集，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在社保支出中的比例。此外，政府应多渠道吸收外来资金，鼓励企业、个人或社会机构对老龄事业捐款，对捐款对象实施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特别是避免过度医疗的发生。社会保障基金应该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委托第三方机构投资于国债、股票市场获得保值和增值，抵消通货膨胀的侵蚀。

2. 提前布局养老产业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必须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人口老龄化将催生“银色产业”，如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养老、休闲、文化等服务行业。提前构建老龄产业体系，培植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老龄产业，服务泰州市场，占领区域市场甚至全国市场。把发展老龄产业作为促进泰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以抑制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1）发展医疗保健品产业

有研究显示，70%的老人都有医疗需求，老年人医疗费支出一般是其他人口的5倍左右， 医疗保健品是老年人口消费的主要项目之一。应立足医药城，给予企业资金支持，鼓励科技创新，促进中高端医疗保健品行业发展。

（2）培育四位一体的养老机构

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要导致医养融合的养老机构大受欢迎。不少老年人需要专业的医疗护理人员，若养老机构独立雇佣医疗护理人员，在小型化运营的模式下缺乏经济效益。为整合资源配置，泰州市可以促进“医疗、旅游、地产、养老”四位一体的养老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3）转变养老服务机构的补贴方式

从经济学角度看，补贴不管是给企业还是给消费者，不会改变双方实际得到的好处。当前政府为促进养老机构发展，对各种类型养老机构有名目众多的补贴，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骗取补贴现象并不鲜见。为了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行，促使养老企业优胜劣汰，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应改变当前对养老机构进行补贴的制度，转向补贴老年人及老年人家庭。对居家养老，子女直接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应在其家庭收入税收减免的情况下给予子女一定经济补贴。对没有由子女养老的老年人，补贴直接发放到其医保或养老账户，由老年人对各类养老机构“用脚投票”。无法吸引老年人入住的养老机构被迫退出市场，能够吸引老年人入住的提供优质服务的养老机构可以得到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毅，李健.2020～2100年泰州市劳动力供求趋势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06）.

[2]黄毅，李健.基于人口预测的社会保障水平研究――以江苏泰州市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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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68-02

引言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更加明显。2006年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仅是数量增多的问题，还存在一系列因为数量增多和老年人口自身变化引起的其他问题，其中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王国军、刘水杏，2004）。如果把房产看做生活必需品，房地产需求则是刚性的。不同年龄人口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不同，住房需求的主体集中在青年人口，特别是25—35岁的即将成立家庭的新婚夫妇（赵君丽，2002）。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青年人口比重下降，房地产刚性需求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本文将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刚性需求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购房需求层次观

学者们普遍的看法认为，购房需求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住房刚性需求，主要是25—35岁人群，这类人群购房是为了满足基本居住的需要，其需求弹性小，不容易受到市场价格影响；二是住房投机需求，即弹性需求，主要是35—45岁人群，他们具备一定的购买能力，购房是为了投资或者改善住房的需要，一般为二次购房，其需求弹性大，容易受到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从2011年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查数据可得知：购房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占总数的75.0%，见图1。

（二）误区及剖析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房价不断攀升，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房价的不断高企，使得专家学者都纷纷研究和预测房价的未来走势，他们普遍认为，在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和国际的大好前景下，基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目前人口基数大的条件下，房地产需求将会持续上升，导致房价将会高居不下。在纵观许多专家学者关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走向的相关看法之后，我们归纳出以下的3种看法。

1.家庭小型化引致住宅刚性需求增加

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未来家庭住户趋向小型化，而家庭的小型化意味着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在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户数增多，特别是单人户、2人户、3人户的增加，从而引起住宅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变动。未来的城市家庭将是以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两口之家的老年“空巢”家庭、新婚无子女家庭和单身住户为主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未来城市住宅需求单位将趋于小型化，两室一厅和一室一厅的需求量将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住户总数的增多，将导致住宅需求总量的增加（赵君丽，2002）。

2.人口总数增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

有学者认为，从把房子看做生活的必需品来说，房地产需要是刚性的，人口的多少可以体现房地产需求的一般趋势，在人均居住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和聚集必然会增大对住房总量的需求（谢琛、袁建华，2010）。在中国人口基数大，未来人口数量必定是增长的前提下，即使人口老龄带来青年人口数量下降，但人口增加必然使得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持续上涨。

3.人口老龄化增加住宅需求

还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老人出于养老的需求，与子女一起居住会存在着诸多的不便。如两代人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的差异，作息时间不同，处理问题意见不一，再加上日常起居不便，住在一起时间短尚能忍受，时间一长难免出现矛盾。由于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未来对住宅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李晓娥，2005）。

学界与社会的观点大多数认为，中国人多，所以房地产市场需求大。但是以上的观点存在一定的误区，第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未来家庭小型化会引起房屋需要的套数增多，但是忽视了未来以刚需为主要住房需求的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两者巨大的差异可能无法弥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缺口。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总数增多就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并没有考虑到购房者年龄结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老年人所带来的需求会让房地产市场上升，而实际上青年人住房的刚需才是房地产市场的主力，所以青年人口下降会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

（一）定量分析

在此，借用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2010）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中的预测数据。在考虑生育政策的适度转变包括允许独生子生育二胎，从2025年开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调整至2，其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年龄阶层人口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化，以下为未来各年龄劳动力人口分年龄组预测结果2。

从图2中可以直观看出，2010—2050年间，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龄人口逐渐增多，相应地，25—34、35—44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40年间，由于这两个年龄段人口数量的下降导致的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是必不可免的。

（二）定性分析

以上，笔者已经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20—39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变化对住房有刚性需求的影响，用数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将会使得20—39岁人群规模减小，从而引起房地产刚需的下降。从定性的角度深度分析20—39岁人群的如何从人口规模减少的其他方面引起房地产市场刚需下降，概况而言，主要有两点原因：（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降低；（2）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消费使得住房需求降低。此外，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前后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

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降低

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社会抚养率（抚养比率：这个社会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的比例上升）（哈继铭，2007），减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挤出”住房开支从而削弱房地产有效需求。首先，住房的刚需必然随着刚需人口的减少而减少。在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中，我们看到，20—39岁人口对于住房刚需是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在青年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住房的刚需是会因此而下降。其次，抚养比率的增加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沉重的养老负担将会推迟或者甚至减少住房开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进入老年以后，劳动力逐渐丧失，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逐渐变弱，其养老费用，除了依靠自己的积蓄外，社会和家庭也需要承担。从目前的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来看，“四、二、一”的家庭将会占据大多数，不少子女婚后会与父母同居一室。可见，家庭供养老人的压力十分巨大。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得社会财富向老龄人口流动，侵占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日益加重的抚养负担挤占了家庭可支配的收入，使得住房购买力整体下降。

2.人口老龄化必然使得人口结构发生质的改变，从而使得社会消费结构发生同向的变化

随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从养老的开支来看，养老可以把养老的费用内部化，由家庭内部成员提供养老服务，而社会化养老需要家庭提供养老费用，这将扩大家庭消费中服务占消费结构的比重（马晓君，2004）。

当社会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时，一方面，老年人会为自己储存一部分资金，以预防疾病医疗需要大量开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子女也会为减轻父母医疗费用等压力而进行资金上的储蓄与安排，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降低社会人均消费率的增长。储蓄水平的提高对于必然会挤占住房开支，从而对住房刚需造成负面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20—23岁、36—40岁年龄段人口对于房地产需求影响较大（谢琛、袁建华，2010），而20—23岁尚不完全具备买房的能力，多是在亲朋好友以及父母的帮助下得以满足住房需求，而人口老龄化使得这部分人口数量降低，直接减少刚性需求，而住房的刚需一旦满足后，受供养压力的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在较长时间里不会有改善性住房需求。

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左右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2025年左右，小户型家庭的增加以及城市化人口增长所引起的住房需求的增长将会被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龄人口的增多抵消，从而最终使得房地产市场刚需降低。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问题切实地影响了我国的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影响巨大而且深远。同时，老龄化问题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因此老龄化问题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长远影响的这一趋势难以扭转。基于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我国政府亟需审视我国的人口政策，同时防范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也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哈继铭.人口结构与城市化推动房地产发展[J].中国房地信息，2007，（7）.

[2] 李晓娥.人口老龄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探微[J].中国人口科学，2005，（S1）.

[3] 马晓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初探[J].辽宁经济，2010，（6）

[4] 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1982—2050年[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5] 王国军，刘水杏.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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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河南省

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从全国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比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差异也比较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状况，东部发达地区远远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2005年11月1日，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4%，远远超过衡量老龄化程度的世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目前，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2009年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2009年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河南的老龄化特点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等特点都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预测数据，河南2030年以前0岁-14岁、15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则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不会给河南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龄化速度快，河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局面也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河南省劳动力短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二）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之对应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二是与年轻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容易生病误工，加大企业经济负担，不利于企业增加利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劳动力高龄化后带来的知识老化，这将会给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困难；四是科学史表明，青年人才对科学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天才大多是在青年或中年时期出成果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河南农业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外出，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导致现有农村的农业的人口减少，并且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河南省农业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中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无论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还是数量的短缺，都说明适合这种产业的劳动人口在减少。随着河南的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

（三）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养老负担的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抚养比来进行衡量，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人数之比，实际上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河南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从13.7%上升到54.6%，上升了40.9个百分点。同期，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少儿人口抚养比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50年的28.8%，下降了14.3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少年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2000年的56.8%增加到2050年的83.3%。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

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养老金的支出上，随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离退休职工也迅速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河南的养老负担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障，由于河南老龄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使得农村的养老负担日益严重。目前，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在未来，这一趋势将继续。与城镇相比，农村面对的养老问题更加严峻。

（四）对储蓄的影响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储蓄的意愿是下降的。我国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从2020年前后开始，我国将由目前的高储蓄率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低储蓄率国家。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远远不及劳动年龄人口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1.47个百分点。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减少，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庭中年轻人的储蓄行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家庭来说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随着老年人的消费特别是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老年人的储蓄减少的同时，将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河南人口预测数据表明未来少年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未来老少扶养比的总体是增加的，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家庭的储蓄。

（五）对消费的影响

按照消费经济学理论来说，消费水平的基础是收入水平，一般来说，老龄人口退休后，由于所领取的退休金、养老金只及原来工资活薪水的50%或70%，有的甚至更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较劳动年龄人口低。现有研究的结论中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是劳动年龄人口80%，也就是老年人的消费系数是0.8，这个数字在数据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估计检验。

三、应对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问题是河南的基本省情，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河南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河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从战略的角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一）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快河南的科技创新步伐。对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的解决办法是是刺激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利用河南最后的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老龄化社会做好经济积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促进河南的经济有劳动力密集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对于老年人也要加强教育培训，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探索实行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让健康低龄老年人中的高级专家和经济社会高级管理人员及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老龄化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利用老年消费的特点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鉴于老年消费品市场的特殊性，政府应当及时出台正确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企业向老龄产业投资，以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创造机遇。

第四，促进河南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为老龄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保障。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养老基金及证券、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都要求完善的资本市场来保证。这就需要健全河南的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增加老年人口的财产性收入。

（二）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把养老保障放在工作的首位，城市应当继续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使得所有老年人都享有老年保险；农村也要积极推进老年养老保险，探索和土地结合的养老保险，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把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

其次，需要控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成本的增加。要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要树立全新的医疗卫生观念，实现健康老龄化。

再次，针对河南国情，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的老年养老服务工作，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弘扬敬老养老美德，发展和谐文化。老年社会化养老不能单纯的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要有政府引导，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合理配置资源。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对养老社会化服务给与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属于社会公共事物，政府要高度重视，在公共财政上加大投入，出台优惠政策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重点扶持社会急需的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探索各种养老模式，把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结合，为养老事业做好软硬件的设施配套，加强人才培训，提高服务人员的技能和服务水平，保障服务人员的待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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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计划生育政策 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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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水平带来的良性效果是缓解了我国庞大的人口增长压力，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创造了相对良好的人口环境。但同时，低生育也使我们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就目前情况来看，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北京市人口发展形成了四个突出特征：

第一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

据推算，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独生子女群体，至2000年，北京市独生子女累计达150万。8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独生子女累计约111万人，占同龄人口的52.3%;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约41万人，占同龄人口的60.2%。由此可见，一方面90年代出生人口总量下降幅度近50%,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群体占同龄人口比重已在1/2以上。

第二未来二三十年的“双独”婚育高峰

根据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孩的计划生育政策（简称“双独”政策），未来二三十年政策允许的二孩生育总量将增多。根据《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二孩女方需年满28周岁或两孩间隔4年的政策，政策允许的二孩大约将从201O年前后逐渐增多，8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独生子女将在2020年前后完成二孩生育任务；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将在2030年前后完成二孩生育任务，本世纪前二三十年将形成“双独”婚育高峰期。

第三持续的低生育水平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掌握的数据，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80年代末下降到1.3，1990年降到1.26，2000年进一步降为0.68。若以总和生育率低于1.3为超低生育水平的界标，且已持续10余年，远远低于全国1.8的平均生育水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平均生育水平。

第四十分严峻的老龄化趋势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北京市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升至2.5％户籍人口这一比例为14%，高于全国城市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根据我们对未来50年北京市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研究，即使充分考虑几百万流动人口对首都人口年龄结构的迁移替代作用，到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上升到20％以上，即将提前10年达到全国2030年人口老龄化的水平，2050年进一步升至40%以上，将超过联合国预测的全国老龄化水平15个百分点，形成严重的人口倒金字塔结构。届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从2000年的17％升至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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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延迟退休；劳动力市场；储蓄消费；经济增长；优势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一个将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的效应是改变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即作为非劳动力的老龄人口比重将不断上升，劳动力比重将不断下降。这是劳动力资源结构的一次重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必然对应着经济资源配置的改变，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而正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中的中国，必将面临一次重大挑战。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引导积极影响、减缓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严峻的问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及其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定的社会中的老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的一种人口结构状况。目前国际社会广泛公认的一种定量标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那么该社会就可称为是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步入这个行列。

截止2013年末全国0-14岁人口为22329万人，占总人口的16.4%；15-64岁人口为10058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9%，较2012年0-14岁人口增加了42万人，但比重减少了0.1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增加179万人，老年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与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同时影响总人口抚养比。2014年末，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36.2%，比2013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为22.5%，比2013年增加了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3.7%，比2013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体现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结构比例失调，对劳动力的供给、投资、分配、生产、经济发展的速度、消费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科学的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如何制定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对策，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已成为最严峻的问题。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呈现为总人口继续增长，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少儿人口比例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继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末，全国总人口136782万人，出生率为12.37‰，死亡率7.16‰，自然增长率为5.21‰。2014年与2005年相比，9年中出生率降低了0.03个人千分点，但近两年有所反弹；死亡率由下降转为增加趋势，5年共增长了0.65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降低了0.68个千分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人口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中国人口已进入平稳低水平发展阶段。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仅次于日本的老龄化速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但进入21世纪以来，出生率的降低明显慢于死亡率的增长，同时60岁及其以上人口逐年增加，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将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发展。其次，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低成本目前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如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日本通过修订老年人就业法案和改革养老金制度，不断调整与退休年龄有关的退休金支付年龄和水平，稳步地实现了延迟退休制度，对于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具有一定的启示。

二、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面

（一）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质上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从短期来看，延迟退休年龄会挤占待业者的就业岗位，尤其是造成对年轻劳动力的“挤占效应”。但有的研究认为延迟退休不会挤占年轻人的工作岗位，是因为老年人腾出的岗位未必适合年轻劳动力，即使延迟退休对待业者不会有直接的挤占作用，然而会产生间接挤占待业者的岗位，比如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工作者退出工作岗位后，虽然没有合适的年轻劳动力来接替，但可以由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来弥补，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空出的岗位可以由年轻劳动力来替补；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这处于不利位置，因为老年劳动者较青年人而言在技能、教育、健康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一旦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陷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从长期来来看，由于我国老龄化程度不对加深，人口红利不断消失，加之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得不到补充，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并且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充分利用，延迟退休可以使更多的老年劳动力继续发挥余热，节省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

（二）延迟退休对储蓄消费的影响

中国近年来的储蓄率是不断增加的，这与中西方对于储蓄方面的观念不同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制的不成熟也是导致高储蓄的一个原因，老年人的保障金太低，无法在这个物价持续上升的社会中得到应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么他们宁愿将钱存起来获得保障，也不愿拿来消费，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缓慢进行。在高储蓄的中国，人均GDP却远低于那些发达国家。因此，从理论上我们看可以分析出，在未来中国老年人口急剧攀升的情况以及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缓慢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倾向于将钱存起来，这必将导致市场中的消费情况日益减少，国民需求量降低，经济发展低迷。因此，在一个人口老龄化加深，老龄人口较多的社会里，其总人口的购买力以及储蓄额都会下降，对贸易、投资均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如果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从而刺激消费，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三）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宏观经济中对于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其他影响单位投入产量。丹尼森根据美国国民收入的历史统计数字，对上述各个增长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美国在1929-1982中综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90%，而其中劳动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为1.3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因素，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程度。延迟退休年龄可以缓解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老年人继续在原有岗位发挥余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

三、我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优势

（一）合理配置和规划劳动力资源

由于我国地区间的老龄化程度的不同，因尽快建立合适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老年型地区可以为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决老龄问题的经验，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可以为老年型地区输送劳动力以填补其“年轻人赤字”，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重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机会，特别是加强对年长劳动力的培训，加快其知识更新，提高就业竞争力，充分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同时，老年人所拥有的娴熟技术以及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尽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轻人，但相对年轻人来讲，老年人才工作经验丰富，工作时可以立马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稳定性更高。让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职场，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压力，还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空巢综合症”等心理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步伐晚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年人人口的养老问题正在迅速地由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保险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政府应该重视的一个大问题。其次，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也是一个国家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采取逐步延长职工退休年龄可以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

（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年加深，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来应对未来老年人口逐年增加的态势。老龄化产业收益低、与政府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缺位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为此，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在促进老龄产业发展方面，可以促进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过专项拨款、补贴等财政优惠，激发企业涉足老龄产业的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或减免，减少老龄产业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做实养老金帐户以保障养老金的可持续供给，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来，进而切实将老年人的各类潜在需求转化为针对老龄产业的有效需求，进而形成养老需求有效拉动老龄产业发展的局面。中国作为发展大国更要努力做好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发展，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方面的安排，加快第三产业的兴起与转换，保证国民经济稳定与高速的最优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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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现状

根据统计年鉴的规定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等。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是指国家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包括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促进就业补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补助、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人口老龄化造成养老保险基金不足，医疗福利需求增加，这些都是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方面。由下表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党和政府对人民生活问题日益关心，积极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逐年增加。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支出呈现出如下特点：

1.老年人口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都在快速增长并且后者增长速度大于前者

根据统计数据看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与老年人口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和社会保障支出增长速度分别为4.7%和60%，后者高出前者40多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比较缓和，呈现慢速上升的趋势，而社会保障支出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从1982年到2002年间增长十分快，而之后比较平稳，这主要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国家在积极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不断扩大覆盖面，积极进行了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见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财政体系日益完善，这不仅是社会的进步的需求更是可持续发展的体现。

2.人口老龄化是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财政部表示要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新增支出将重点用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支持困难群体参加基本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工作。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断上升，已成为一个应对社会老龄化的世界性难题。它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企业负担加重，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穆怀中经过分析认为老年人口比重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存在明显的高度相关性，其研究得出结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应提高平均约为5.1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约提高1.07个百分点。另外还有其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而已，总体结论相差无几。

二、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模型估计

为了便于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假设经济发展速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政府效率按照当前的水平持续的发展下去，并且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数几乎保持螺旋上升。所以就老年人口数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求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

采用EVIEWS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LR代表65岁以上老人数，用SG代表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数。然后运用计算机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采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需要从长期来看两组数据的关系，所以要对模型中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看是否具有单位根。这里采用了(Augmented Dick-Fuller, ADF)的方法进行检验。一般假设原变量是非平稳的，如果在给定显著水平下，统计量即ADF值大于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反之则拒绝原假设，认为原变量是平稳的。由下表可以看出原变量并非平稳，需要进行差分或者是构建AR模型并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采用了后者。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两个变量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还必须对其进行协整性检验。协整性检验是检验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平稳性，一般的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但如果它们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表现出平稳性，并且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则为协整关系。关于协整检验的方法有多种，如Engle-Granger提出的两步检验法常用于两个变量检验、Johanscn和Juselius于1990提出的JJ检验法常用于多个变量检验。

本文采用前者进行检验：

（1）构建回归方程并计算误差e。 （2）检验残差序列的单整性，并以此判定变量的协整关系。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SG=11487.24+1.527LR （1）R2=0.98， F值为263.629，P值为0.000，D-W值为0.364小于n=15，k=2时的dl值1.08。由于D-W值不符合要求，明显存在自相关现象。为了克服自相关性，在模型中加入AR项建立新的回归方程如下：SG=-203984+2.423LR+[AR(1)=0.7603] （2）其检验情况如下：相关系数R=0.972，F=214.46，p值为0.0000。T检验也比较合理，在,的情况下，D-W值为1.73大于du=1.36，小于4-du =2.64，可见模型通过检验，参数设计比较合理。将模型进行化简得到模型：SG=-20397.24+2.423LR （3）根据格兰杰检验法必须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为单整序列则两个变量确实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ADF检验，残差的ADF值为-3.56明显小于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2.74，残差为平稳序列。

从模型方程（3）可以看出，老年人数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每增加1单位，从长期来看将会要求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增加2.43个单位。可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导致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创造的国民财富中要有更大一部分用于老年人养老，这必然增加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影响到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使经济发展缺乏动力。

三、未来人口老龄化下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发展趋势

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未来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出加快的趋势，不少学者曾对人口发展趋势进行过预测，尽管结果不大一致，但是都表明了一个趋势，即未来老龄化将会快速上升。那么必然导致老年福利、老年医疗、养老金补助等支出增加，显然是对未来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的一大挑战。就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预测本文采用了计生委开发的人口预测系统进行了预测。

具体过程和结果如下：

1.预测方案的设计

人口的增长一般要和经济的发展相协调才能有效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人口增长过快，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必须得跟上去，否则难以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果人口增长过慢又造成人力资本短缺，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4已下降到1.8以下。北京等地区已经低于1。总和生育率是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体现，所以根据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经济发展情况我们设定了高、低、中三种预测方案。

（1）总和生育率

低方案预测，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生育二胎的人数比率很低。全国总和生育率2000年到2005年从1.72下降到1.60，其后保持不变到2050年。中方案预测，人口控制政策比较宽松，二胎现象比较明显，农村户口的居民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生育二胎，并且效果显著。城市父母为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现象也日益明显。设定全国总和生育率2000年到2005年从1.72降到1.60，2005年到2010年从1.60升高到1.8，2010—2050从1.8逐步升高到2.1。高方案预测，国家开始实行宽松的人口政策，农村生育率和城市生育率都明显提高，全国总和生育率2000—2005为1.72，2005—2010从1.72上升到1.9，2010—2050年上升到2.16。

（2）出生性别比

我国新生儿出生性别从1982年的108.5上升到2004年的121.2，2009年为119.45，随着近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开始出现缓慢下降的 趋 势。2000—2009年以实际数为参数，为了防止出现总人口性别比的失衡，设定2010—2030年出生性别比下降到110，2030—2050下降到107。

（3）平均预期寿命

1990年我国男性预期寿命为66.84岁，女性为70.47岁，2000年人口普查时男性预期寿命为69.63岁，女性为73.33岁，10年中男性增加了2.79岁，女性增加了2.86岁。目前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我们根据联合国预期寿命的平均增长步长的经验值，来估计预期寿命，即2000年开始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加0.1岁，2020年以后按照高龄步长递减的原则，平均每年增加0.05岁。

（4）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指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数量在全部生育活动中所占比重。 2000年的生育模式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得到，假设2000—2050年50年间这一生育模式保持不变。

2.预测结果

根据预测参数和2000年基础数据，在高、低、中三种方案下分别将不同的参数带入系统进行预测。得到如下结果：通过对三种方案预测结果的分析我国人口在未来还有一个增长的趋势，其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通过各个方面的比较认为中方案比较符合我国的人口发展的客观实际。同时也只有中方案的预测值和实际值拟合效果最好，因此本文在分析中采用了中方案。根据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和模型（3）计算，得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到2020年增加到23329.9亿元，2030年增加到44072.89亿元，2040年则达到59338.05达到高峰期，2050年有所下降但仍达到了58066.18亿元。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支出，而社会保障支出又影响到财政支出结构进而影响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可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和谐发展不能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问题。一国的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支柱，那么未来我国财政会承担多大程度的负担呢，是否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是政府未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

3.我国财政收入发展趋势预测

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规模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它是以政府雄厚的财力为基础的，通常财政收入占到GDP的比重达到30%-50%。中国目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分配体制的改革，国家财政实力会逐渐增强，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也会增加。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财政收入水平，当经济总量增大时财政收入也会增大。从核算范围来看，GDP包括生产和非生产等各个领域，能够综合反映经济活动总量和三次产业的运行结果，而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税收有来自于生产和非生产、经营和非经营的各次产业，二者体系范围基本一致。因此财政收入和GDP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利用SPSS软件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财政支出为因变量用Y表示，GDP为自变量用X表示），结果如下：Y=-9810.783+0.234x （4）相 关 系 数R =0.997，F =678.67，其p值 为0.0000，可见模型通过检验，参数设计比较合理。由财政支出的实际值和模拟值的比较图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好，可以用于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预测未来财政收入规模，结果如下：由表6可以看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也在不断的增加，在不考虑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假如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财政支出的话，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在2040年达到了峰值5.9338万亿占财政收入的17.83%，之后开始回落，到2050年降为17.11%。而这一趋势是和老年人口数的增加几乎同步的，从表可以看出二者的同步性，可见在人口老龄化达到高峰期时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比例是很可观的。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努力使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提高到15%-20%，结果没有达到这一标准，这一目标在2030年之后才能实现，主要原因可能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国家经济负担比较重，各项支出都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造成国家想为老百姓多做点事，却力不从心，从这一点也再次证明了未富先老，养老负担更加沉重的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将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也更为严重。可见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入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福利、缓解养老负担的一个良策。人口老龄化下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离退休人口大量增加，进而造成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迅速上升，而缴纳保险费用的人数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就会造成养老金缺口，现在或将来需要国家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来补贴养老金缺口，仅此一项国家用在补贴缺口上资金就数以亿算。

其次，老年人口增加导致医疗费用支出上升，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生理特点，各个器官衰退，容易患上各种疾病，根据社会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明显高于年轻人。 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6% ，而其中35.6%来源于公共卫生支出，而其他与中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其老龄化程度高于我国，其卫生保健支出也明显高出我国，可见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重，公共卫生支出增加是必然趋势。同时老年人口增加，对老年福利设施如养老院、老年活动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等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需求也会明显增加，而这些需要国家全资或部分资助给予支持发展。其次，人口老龄化还通过对消费储蓄结构和生产投资结构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水平。老年人的消费储蓄能力不及年轻人，一般认为人生中退休期为负储蓄时期，即早年储蓄消磨时期，而储蓄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其必然波及投资和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到财政收入进一步影响到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再次人口老龄化也对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以前那种高空、高危的作业已不再适合老年人从事，我们不能让70岁的老人再在建筑工地上从事高空工作，所以在老龄化冲击下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创造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职位，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进而为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提高老年福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对策与建议

可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会使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国民财富中用于老年福利的支出的增加必然影响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整个社会和家庭向老年人倾斜。当这一支出比重过大时又会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加快经济发展

要加快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蛋糕做大、做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负担过重的问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我们构建可持续的老龄社会无疑将是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在老年人口数达到高峰期时养老负担是很沉重的，同时还有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是相当快的，按此发展下去，可能会挤占其他支出项目的比重，例如公共服务、医疗卫生、国防、环境保护、商业金融业等支出项目将会受到影响。由于支出不足可能要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而应对这一问题的措施无非有两个方面可选择，一是减少老年人口数量或者降低老年保障标准，这两者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当前老年人口规模是既定的我们无法改变，到2050年最年轻的老年人也是在1990年之前出生的，所以无法靠生育政策去改变他。而老年人的保障标准与社会保障水平具有刚性，易上难下，不可能有降低的趋势。二是发展经济增加国民财富，来降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这是唯一可行的措施。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书记在科学发展观中不断强调发展之关键，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要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以发展来统领全局，以发展促和谐，以发展求保障。再次，要大力倡导科技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移到集约型，以更少的人力和资本投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减轻财政支出压力

通过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全面、准确的反应社会保障收支情况，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监管，贯彻国家的社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强化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约束和财务管理机制，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保值、增值。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资金的使用能够发挥出最大效率。同时，为了确保养老金保值增值，目前需要把这部分资金投入到市场上或者是参与到经济建设当中来，以获取回报。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一般包括，购买政府债券、存入银行、投资于符合政府导向的项目、进入资本市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等。拓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无疑是增加养老金收益的一个好办法，但是在养老金投资中要把握好投资原则才能保证有丰厚的收益。要加强对投资基金的监管，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另外，投资要追求长期收益性，尽量投资在长期收益的项目，在投资上还要保证养老基金投资的多渠道性，以降低风险增加收益。再次就是要保证养老基金的流动性，时刻保证一部分资金的变现能力，以应对突发事件。

3.调整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结构包括人口的分布结构、性别结构、受教育程度结构、种族结构、年龄结构等等。调整人口分布结构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跨区流动，做到地区间优化配置，调整性别结构有利于人类和谐平衡发展而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有利于人的发展，更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人口年龄结构上，虽然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少子高龄化”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但是这里面的“少子”是指一定程度的少子，并不是生育率越低越好，而是以低、少适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适度为原则，“少子化”控制在一定的水平。过高、过低不仅影响到人口的数量，还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一个社会中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子孙后代的繁衍和民族的兴旺，近年来我国的人口政策近乎演变为生育政策，虽然计划生育在我国实行有力的提高了人均GDP，但是也不能忽视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人口素质主要由身体素质、教育素质、文明素质三部分组成，这就需要加大公共卫生投入、降低死亡率和伤残率、提高教育支出比重、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如果人口教育素质不能得到较快的提高，人口不利方面就会显现出来，相反如果人口教育素质能够很好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持续作用就会日益明显。特别是在未来老龄化严重的社会中，将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以后劳动力资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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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1.1新时期人口形势

我国自七十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即平均每对夫妻生育不到两个孩子。推行计划生育三十多年以来，我国一共减少了约四亿人口。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口形势更加复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任务更加艰巨；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现有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与人口流动状况和流动人口需求尚不协调；随着人口变化与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家庭功能大大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另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1.2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的问题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正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途径与发达国家的转变途径有很大的不同，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出现新的问题：首先，人口素质偏低。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西方思想的潜入，生活水平越高的人群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变，“丁克族”在城市穿梭屡见不鲜，然而与之相对的部分农村青年却还持有“延续香火”传统老旧思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就可能使城市的孩子越来越少，而农村户口的孩子比例渐增，从而拉低了未来我国整体人口素质水平；其次，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目前国际上人口老龄化现象普遍存在，其中以日本和中国最为突出；最后，人口分布不均衡，资源分配不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口分布随着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而发生变化，如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西部地区流向沿海经济带，又从沿海向中西部流动。城市化的发展、户籍制的改革、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人口流动和集居，无不加剧了我国原本就不均衡的人口分布现状。

2.新时期计划生育问题的对策

2.1提高人口素质

在国家政策方面，政府应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为提高我国未来人口素质量身定制更为全面、人性化的法律法规；在家庭生殖健康方面，普及生殖健康知识是卫生与计生部门的长期工作之一。生殖健康教育包括：婴幼儿早期教育、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男性生殖健康、女性生殖健康、更年期的预防、避孕节育等。成年人的素质如何，取决于他们0-3岁人口潜能的开发，因此普及生殖健康应该从小抓起。根据不同年龄段和子女的性格特点对子女进行循序渐进地培养，使他们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

2.2改善人口结构

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重，孟令国等人采用人口――发展――环境（PDE）模型预测了我国2015-2050年的人口变化趋势，结果显示，若继续实行七十年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现象势必加重，因此，实施中等生育率方案，即实施二代计划生育政策将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人口老龄化，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

2.3调节人口分布

现阶段人口分布不均的主要是城乡分布不均和西部沿海分布不均。因此，要想改变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可以通过提高乡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如加快落实国家新农村建设和家庭农场政策，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力度等，从而减缓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对于中西部而言，国家的优惠政策也不在少数，只是应加大国家政策新法的宣传，鼓励高素质人才去西部发展，从而实现人口的再分布，以达到缓解区域经济压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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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地区人口问题的表现

1.人口生育率低。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是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即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则总人口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为2.1，由于我国男女出生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所以更替水平要更高，据估算，应在2.2以上，即每个家庭平均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中国的生育率自1990年开始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数据显示全国生育率为1.18，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生育率则更低，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分别为0.98、0.84、0.88，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则只有0.74、0.76、0.75（按照国际标准，低于1.3%被称为“超低出生率” ）。

东北地区之所以出现超低出生率，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东北三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大型工矿企业多，计划经济比重高，体制内的人口多，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最好；（2）现代技术水平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资质，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中国人又特别重视孩子教育，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很多人宁愿不要孩子。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比较困难，从而影响了其生孩子的意愿。（3）享乐主义在年轻人中间滋生和蔓延，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生育观念受到冲击，很多年轻夫妇甚至视孩子为累赘，放弃生育的权利和义务。（4）近年来，东北净流出人口多，且流出的大都是适龄婚育人口，进一步降低了东北地区的生育率。2015年10月国家出台政策全面放开二胎，然而通过2015年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调查显示，东北地区的生育意愿仅为1.76个，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华中南地区为2.08个，西南区、华东区和华北区为1.94～1.95个），说明在东北人心中一胎政策、少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情况下，目前期望通过鼓励生育增加东北人口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

2.人口流出量大。建国后由于东北成为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地区，导致人口大规模向东北移动。自发的或政策性的大规模人口迁入，使东北地区很长时间内一度成为人口净流入区，至80年代人口净流入为723.84万人。然而80年代之后，东北地区开始出现人口向外迁移的趋势，净流入减少，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共流出人口370万，流入151万，10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219万，且多为青壮年。

上述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搞活，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加上国家重点建设政策上的倾斜，使东部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大批企业迅速崛起，生产力不断提升，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对国内其他地区人口流动产生拉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发展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国有经济占主导，目前虽已经降至50%左右，但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然而占据东北经济体最大的国有企业，在挤占了大量社会资源压缩经济活力的同时，自身又无法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使得大量劳动力根本无法在本地找到好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条件好、工资水平高的沿海或京津地区寻找机会，从而构成了东北地区人口向外迁移的推动力。

3.人口老龄化严重。根据国际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的国家或地区就标志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北三省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近年来超低的出生率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离去，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则出现了更快的老龄化现象。以黑龙江省为例，2013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58.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4%，据预测，2020年黑龙江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765万，老龄化水平将达19%；2045年黑龙江省老龄化水平将达33%以上。

二、东北地区人口问题对其经济的影响

1.总人口减少降低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以人口增长为前提的，因为人口增长一方面能够扩大市场规模，进而带来收入和储蓄的增长，从而为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人口。人口作为生产力的要素和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它的变动和发展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国内外无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人口越多，居住越密集，现有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人口越多，现有的需求和供给越可细分，专业化程度越高，劳动效率越高；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复杂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新的需求和供给、孕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北地区45-64岁、30-44岁、15-29岁、0-14岁人口分别占全国10.2%、8.8%、7.2%、5.8%，意味着今后东北地区总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将快速下降，加上东北人口出生率低及外流人口多的因素，东北地区总人口数量的加速减少将使其现有需求和供给减少，从而导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严重影响其经济复苏。

2.人才外流严重影响东北未来发展。根据“教育的选择性”原理，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口比普通人口更趋向于迁移，且更倾向于迁往经济和文化更活跃的地区。由于东北地区人均收入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够健全，高素质人才更倾向于向外迁移，从而导致东北经济发展人才短缺。以辽宁省为例，根据其就业和人才服务局2015年7月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涉及调查的辽宁全省652家企业中，受调查单位中高级人才占职工总数3.5%，高级人才需求与现有高级人才数量之比为1.8：1。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本来固有问题之一就是国有企业比重大，自主创新能力差，技术产业化水平低，人才外流则进一步降低了地区企业的竞争力。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与东北振兴密切相关的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制药、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10大领域，都面临人才紧缺的问题，这对于振兴老工业基地无疑是釜底抽薪的。

3.劳动力减少对振兴东北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全国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16.6%，而东北三省该比例只有5.8%，意味着东北后备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此外，由于东北地区流出的人口大多为中青年劳动力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今后东北地区劳动力数量下降的速度将远超过其他省份。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资本积累和工人数量的增加是呈螺旋上升的发展趋势，由于资本积累和工人人数的增加使得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劳动分工会进一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随之工人工资将得到提升，促使储蓄同步增长，即形成资本积累，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再丰富，劳动的低成本优势丧失，更深一步则降低社会储蓄和投资，对振兴东北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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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讶丝诘睦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冢??叩母旱J肭崾胫兀?荒苛巳弧5?绻?颐强悸堑秸饬礁霾煌?炅渥榈牟煌?纳缁峋?锰卣鳎?颐蔷突岱⑾郑?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诓⒉皇羌虻サ?: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三、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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