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其一，社会养老。2012年1月6日《农村大众》报道：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在山东省惠民县施行后，惠民县清河镇已有25对夫妻办理了退二胎指标手续。清河镇丁庄村丁纯花夫妇在镇计生办拿着退二胎指标的材料很乐观、很自豪地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让我们老百姓对今后的养老问题没有了后顾之忧。只要现在每年缴纳三五百块钱，到老了每月就会领到100元左右的养老金，老两口就是200元左右，在农村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了。新农保让我改变了生儿养老的旧观念，放弃二胎生育指标不仅给家庭减轻了负担，而且给社会减轻了负担。这不，听到村里宣传加入新农保，我就立即想到了加入新农保，退掉二胎生育指标。”

在中国，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实施新农保政策之前，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民只能靠“养儿防老”。如果有社会养老保障，农民也不想多生孩子。当然，上面这则新闻提到“到老了每月就会领到100元左右的养老金”，一个农村老人每月仅靠100元养老金，是很难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的。但即使是这么低的养老金，也导致了一些农村夫妇退掉二胎指标。如果养老金标准更高，估计会导致更多农村夫妇退掉二胎指标。

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障导致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又导致养老基金入不敷出，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加速人口老龄化，导致缴费的人趋少，领养老金的人趋多。

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有社会养老保障，即使是鼓励生育，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因为他们不需要“养儿防老”。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花重金奖励多生，仍然不能有效地提高生育率。

其二，城市化进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农村生育率较高，城市生育率较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将越来越低。例如，1950年，日本城市化率为37.3%，总和生育率为3.7；到1995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为78%，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4。近十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超过农村人口。

其三，房价上涨。近十年来，中国房价暴涨，全国平均房价水平近十年上涨了2.5倍，东南部沿海城市上涨了5倍以上，大大超出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当然也就生不起孩子。即使靠按揭贷款买房，但由于要还房贷，很多年轻夫妇沦为“房奴”，不敢生孩子。

其四，大学扩招。从1999年起，中国大学不断扩大招生人数，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2000年的扩招幅度为38.16%，2001年为21.61%，2002年为19.46%，到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1000万。1998年，中国高考录取率为34%；到2012年，录取率上升到75%。

为什么大学扩招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因为大学扩招导致女性结婚年龄提高、女性就业率上升，还导致剩女增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有独立性，并且对男朋友的要求更高）。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般不愿意多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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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素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1—0003—07

一、引言

“人口红利”一直是学者在分析战后亚洲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所围绕的重要话题。“人口红利”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窗口，不但成就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曾让世界瞩目的“东亚奇迹”，而且还促使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间达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尽管“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很大差异。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经过持续了近60年的人口红利期后，其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突破了25000美元，然而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未阻碍其发展的步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日本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30000美元。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口红利期的出现早于中国内地，但晚于日本，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末期，2010年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韩国超过了27000美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超过了50000美元和40000美元。这些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在结束人口红利期或是在人口红利期末期依然能够保证经济较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反观我国内地，在这一发展机会窗口即将关闭之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未达到7000美元，却出现了不少的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来，更是在全国范围出现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现象。随着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和劳动力用工成本的提高，社会各界开始担心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出现迅速放慢甚至停滞的现象，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蔡昉认为，“民工荒”现象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表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刘尔铎则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包括地区结构、产业结构等的结构性短缺，并非是劳动力总量的问题；章群等人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这是他们对自身素质提高而待遇不见高、生活成本提高而工资不见高的权益诉求。而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有我国高校扩招使得大学生人数激增，就业竞争加剧；高校的培养模式存在问题，大学生自身就业观与现实脱节；等等。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单纯从我国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角度来分别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没有将这一矛盾现象结合起来分析，也未将我国人口变化、社会变化等因素考虑进来，更是很少有研究能够参照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探究其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却并未出现类似问题的原因。

同是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为何在这一机遇逐渐消失时，有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达到了较高的经济水平并且维持着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我国却出现了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呢？本研究对比了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指出当前我国出现民工数量短缺与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长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与不断发展的人口形势、生育率的下降不协调，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经济发展模式与生育率下降不协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随着世界各国社会与经济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以及直接影响着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医疗技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球的生育水平一直不断下降。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断接近更替水平，许多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更是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生育水平也开始稳步下降。从图1可以看到，近30年来，随着人均GDP的升高，总和生育率出现快速下降，图中线性模型反映两者呈明显负相关，系数约为-0.7。而经测算，1980～2009年，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后，每提高1%，对应总和生育率降低0.0112。这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生育水平下降的经验关系相符。据蔡泳计算，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系数为-0.8）。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育水平的降低之间的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不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自然地下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经历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我国却只经历了15年左右的时间。虽然对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究竟有多高，目前仍然存在争论，但各方普遍认为低于1.8。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西方发达国家中，当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6000美元（相当于对数值为4.41）时，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至1.8，法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8时为23804美元，英国为17549美元，对数值分别为4.38和4.24。我国201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后只有6816美元（对数值为3.83），远远低于英、美、法三国，不到韩国1984年的水平，甚至还不到1980年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水平的一半。从城市化率看，我国2011年的城市化水平刚超过一半，而新加坡一直是城市国家（城市化率为100%），中国香港在1976年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90%，在1995年就实现了完全城市化，日、韩在1983年的城市化率都超过了60%，其现在的城市化率更是远超我国。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因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变化的程度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过去的经历。抚养比的快速下降和充足的年轻劳动人口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并成为金砖国家之一。我国在短时间内发展了大量由低劳动力成本促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持续时间都超过了日本和“四小龙”所创造的纪录。但是，这种急剧的生育率下降，不仅带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留下了人口老化的巨大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会经历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模式若是一成不变，肯定会与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脱节，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必然会出现，经济体原本的发展速度必然无法维持。

图2清晰地显示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过程。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下，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使得我国25～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在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中显得极为突出，但到了2010年，这批劳动力的波峰后移，逐渐步入了中年期，而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则明显萎缩。虽然在劳动力人口计算上，40岁以上的体力劳动者被算入劳动者中，但是他们已无法完成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也不具有再找到脑力工作的技能。在劳动力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坚持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致使这些产业无法像以往那样轻易地招到廉价的年轻体力劳动者，导致了近年来的“民工荒”现象。

从图3中可以看到，2000～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中，40岁以上的劳动者比例不断增加，今后十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2015年以后其占所有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接近50%，而年轻劳动力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2015年以后的下降趋势甚至将更快。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长期依靠资本投入，劳动者的智慧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若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够及时转变，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将更加严重，经济增长方式滞后于生育率变化的现实将更明显地显现出来。

然而，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只不过长期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掩盖了这一问题。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生育水平下降较快、时间较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这一问题。但由于当时我国各地生育率下降的先后时间不同、程度不一，生育率下降速度较慢的地区还富余着大量年轻劳动力，他们从劳动力充裕地区流向生育率较低的地区，形成“民工潮”，缓解了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达地区本土年轻型劳动力短缺的状况。现在，全国生育率全面下降，而各地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流动人口对地区间劳动力数量差异削峰填谷的作用越来越弱，使得“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因此，从我国不断下降的生育水平及其所致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看，我国应尽快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三、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脱节

我国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与生育率的降低、劳动人口年龄老化的人口发展相脱节，也与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尽管我国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底部在20～25岁年龄段形成一个小波峰（见图2），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招到足够人手的问题。因为我国近年来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初次职业分流增加了年轻脑力劳动者的数量，从而更进一步减少了从事体力劳动的年轻劳动力。从图4中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急剧上升，近几年更是超过了600万人，接近700万人，这使得原本绝对数量就因人口转变而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进一步降低。低成本的年轻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大大减少，而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依然庞大，进一步加剧了“民工荒”的状况。在生育率下降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近年来，众多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的倒闭正印证了这一点。

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在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东亚奇迹”之后，依然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其与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社会变迁相适应。

“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也是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看准发展契机，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根据仉建涛整理的以往测算结果，1980—1993年，“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已经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依靠要素产出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是促成其要素产出快速提高的最主要原因。该时期，要素产出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新加坡为62%，中国台湾和香港均超过一半，韩国在1994年超过了六成。图5清楚地显示了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1995年的飞速增长。

事实上，我国的劳动力素质在30年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提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30年来已经增长了近40倍（见表1），但是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我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却依然很低，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适应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1978—2003年，劳动力因素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还不到11%，而且分阶段看，后一阶段的劳动贡献率还低于前一阶段，由1985年以前的13%左右下降到1990～2003年的5%以下。王文举和范合君对2002～2005全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后发现，劳动贡献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仅分别为7.79%和5.55%。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滞后不但使我国现存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维持，而且导致我国现有的大量有能力的高校毕业者高才低就、无法“人尽其才”。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1届全国608.2万名大学毕业生中，有70万人“学非所用”。这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投资的浪费，而且导致了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学者黄国华通过将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作为市场给人力资本的价值估价，并利用人口普查中的人口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数据估计了我国培养的人才所实现价值的变化（由于数据限制，这里用于计算实现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并没有与教育普及率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完全相同，但相差不多）。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内地中等及以上教育普及率的年均增长率与其他四个国家和地区差不多，甚至还比中国香港高出一些；但是我国所实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是最低的，“四小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了1%及以上，而我国内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只有他们的一半，甚至更低。我国存在的大量潜在人力资本难以实现其价值。

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劳动力素质已有了极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表明劳动生产率就必然会提高，这两者中间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经济体现在依然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潜在的人力资本，而并非能实现其应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因此，从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迫在眉睫。而且，从图5中也可以看到，我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其他几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型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应在此时实现转型。

四、我国劳动力并不会短缺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我国年轻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数量会急剧短缺。根据2010年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7亿，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还要多，接近世界人口的1/7。人口数量下降、劳动力数量减少是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已经提高的劳动力质量不断替代劳动力数量的情况下，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数量短缺。人口转变已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现在的人口形势也正在敦促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迈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我国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继续维持现有社会经济的发展。

那么，随着社会经济今后继续高速发展，我国的生育水平是否也会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样，出现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后继续下降到较低水平的状况，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我国近几年人均GDP经购买力平价后的大致增长速度）对应总和生育率下降0.112；这会不会使得在未来几十年，在即便有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契合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体也因为劳动力绝对数量过少而发展减速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国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的状况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我国人口转变的实现并不单纯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的生育政策导致的。前面已经说明，基本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两万美元左右时，总和生育率才下降到1.8左右，比我国当下水平高出许多。若直接将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随社会经济发展下降的速度应用到我国现在的情况，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认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将在短期内下降到极低水平是缺乏证据的。此外，从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状况看，大部分高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略有回升之势，而且一直在1.8左右波动，并没有下降到1，3左右的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极低水平的也只是个别现象（见表3）。

其次，我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和生育观念差异较大，只有个别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才出现超低生育率的状况，大部分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依然不低，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控于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陶涛和杨凡的测算，若没有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2年到2008年会一直处于较为平缓的下降过程，即使到2008年也仍然在更替水平以上，一直高于中国的实际总和生育率。

再次，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和地区逐步扩大（如夫妻双方都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会将仍然束缚在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解放出来，从而避免极低生育率的出现。

因此，虽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这一下降过程却是受到了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双重影响。随着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生育水平可能会有所回升。并且，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前，其对我国总和生育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达到图1显示的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而我国生育水平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并不会走向超低生育水平。

五、结论

我国近年来“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矛盾现象的产生，源自于我国独特的生育水平下降过程和超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且对我国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与我国的生育水平降低、劳动力素质升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我国出现了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是逐渐累积起来的，但是在过去，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大量流动人口，将低生育率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的问题掩盖了。随着全国社会经济全面地发展，全国性的生育水平下降，使这一长期积累的问题在短期内爆发，进而导致了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此外，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高水平的年轻脑力劳动者在数量和比例上迅速增加；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的是体力劳动者，无法吸收如此大量的脑力劳动者，使得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本也难以实现其价值。

篇3

1.人口增长很快且民族间差异大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像这样47年人口就增长1.5倍多，在全国人口史上也是属高速增长之列。这充分说明我国伊斯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

但分别看这十个少数民族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增长率是有区别的，增长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东乡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增长率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则是负增长，这与这两个民族属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体部分在国外有关。塔塔尔族在俄罗斯称为鞑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这二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国越境走出。

二、基本状况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十个：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和塔塔尔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这十个民族人口共计2032.06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9.3％，约1/5左右，他们的人口变化对整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区，这五省区的伊斯兰教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75％。五省区中又以新疆为最多，新疆伊斯兰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52.4％，十个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中七个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数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十个伊斯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从表1中看到，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仅增长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间增长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8年增长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长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间增长的高一些，但在这个期间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全国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情况下，伊斯兰人口的增长就显得突出了，比汉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汉族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伊斯兰人口增长15.4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11.66％。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这种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标都超过了国家的规定，而且超过的幅度大大高于汉族。这与民族的文化构成和生育意愿有关，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

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肃的回族、东乡族在70年代初还有14、15岁的女孩就结婚的现象，现在女孩17、18岁就结婚仍然很普遍，经济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文化低、就业率低、不上学、不就业，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如甘肃东乡族自治县1991年统计，独生子女领证率为1％，也就是说仅为个别现象。另据1989年中国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统计，哈萨克族为4.74，维吾尔族为4.65，为最高的两个民族。可见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为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对较高。

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个伊斯兰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较高，其余都较低(见表2)。

2.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1)年龄结构轻，但民族间差异大

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会负担系数高，少年儿童负担系数高。

在这10个民族中，以0～14岁年龄构成看最低的柯尔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间相差10个百分点，说明差别是很大的，从中还可以看出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儿比例很大，说明这几个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龄构成轻的伊斯兰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这与当地生育政策较宽有关。尤其是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个伊斯兰人口均属年轻型人口。

总负担比(也称总扶养比)，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比。从表4可以看到，伊斯兰人口的负担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数，柯尔克孜族达到100以上，也就是说每一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或儿童，可见经济负担之大。

少年儿童负担比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负担最多，说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负担低，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人，这项指标有好几个伊斯兰民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民族老年人口长寿比例较高。

(2)性别比比较正常

伊斯兰人口的性别比一般偏低，据1990年统计，与全国持平及低于全国水平的有七个民族，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三个，这三个民族分别是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和东乡族。

伊斯兰民族不重男轻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正常，不像汉族过去一直有溺女婴的习俗，人为地使性别比偏高。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准。

3.人口文化素质状况

伊斯兰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在现代社会经济交往中，他们要再学会汉语才便于交流，这样就面临双语教学的任务，加大了民族学生的学习负担。

从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除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质都较差，从大学生比例上看七个民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文盲率来看也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这说明大多数伊斯兰人口的文化素质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下。

伊斯兰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对妇女的约束过多，使妇女参与文化教育的机会降低，因此妇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妇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惊人；其中东乡族妇女的文盲率最高为92.07％。东乡族的文化程度很差，这个现象由来已久，这与该民族分布有关，东乡族都集中在东乡县的农村，城镇人口很少，经济又落后，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所以文化素质差的现象很突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兰民族文化程度高，这与国家在大学招生和中小学入学优惠等政策有关，人数少优惠政策的效益就明显。另外在文盲率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剧下降，这与统计方法有关。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少数民族只要会一定的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即算脱盲，而民族文字的识字率表的难易程度相对低于汉族，所以很多稍许能识字的即算脱盲了，也就是说统计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实的情况是文盲比例还比较高。

4.职业构成

一般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应占30％以下，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伊斯兰民族人口的职业构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乌孜别克和塔塔尔族的指标接近这个水平。

伊斯兰民族善于经商，因此在职业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分民族的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中，有5个民族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超过了15％，他们是乌孜别克、塔塔尔、回、哈萨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业、职业构成都很差，例如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这三个民族从事农牧业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东乡族竟达96％。

5.婚姻与家庭

伊斯兰民族早婚的现象虽然比解放前有所减少，但目前在农村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次普查中有七个伊斯兰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现象。

伊斯兰民族一般都是教内婚姻制，即夫妻双方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其婚姻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妇女地位仍较低，致使家庭关系不够稳定。如这次普查中，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离婚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甘肃保安族聚居的积石山大河家乡，由于近亲婚配率高，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兰州市新华巷一个回民聚居区1982年进行的一项近亲婚配调查中，发现回族的近亲结婚率高出汉族5倍。在新疆哈萨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亲结婚率高的现象。

家庭规模较大，也是伊斯兰民族的一个特征。因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导致家庭规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兰人口发展的趋势

1.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

我国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压力，在伊斯兰民族地区同样显得很严重。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东乡族自治县、保安族自治县等伊斯兰地区都出现了人均耕地下降，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压力，使许多民族宗教人士开始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自觉地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号召。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通贵乡、泾源县，新疆温宿县、霍城县的维吾尔聚居地、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地方，都有阿訇积极参与宣传动员实行计划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还担任了计划生育协会的理事。还有的阿訇在伊斯兰的经典中找出了可以进行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进行宣传，并带头动员自己的亲属做了绝育手术，因此目前在伊斯兰地区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是能够接受的，而且计划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起来。但响应程度不一，这与人口压力的大小有关，在人口压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计划生育工作也就愈显得迫切。目前来说，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压力相对要大一些，而从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萨克族地区人口压力就相对小一些。由此计划生育的政策指标也不一样，在边远山区和牧区一对夫妇允许生三个孩子，新疆的一些边远山区还允许生四胎。

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计划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点，一般在斋月不做手术，给妇女做手术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尽量避免进行大月份引产，宣传工作要动员宗教人士出面一块搞，这样计划生育就会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宁夏泾源县，从1980年开展计划生育，到1991年节育率已达到90％，总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长趋于平缓。又如新疆霍城县，编印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材料，制作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板块和录像片，使群众逐步接受了计划生育观念，这个县的兰干乡维吾尔族人口占96％，2000年该乡的计划生育率、节育率分别达到91.2％和75.7％，成了全县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事实证明在伊斯兰地区计划生育正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且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视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将会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汉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另外伊斯兰人口的自然增长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少，在近些年数百万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军中，由非伊斯兰人口更改为伊斯兰人口的数量并不多，因为伊斯兰严格的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考虑到以上因素，预测今后10年我国伊斯兰人口将再增长20％左右，达到2200万左右。

2.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将进一步提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必将也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伊斯兰人口当然也不会例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邻独联体国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工作中也将得到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必将为卫生和文化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卫生事业上，伊斯兰地区相对内地和大中城市目前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大，尤其是乡、村医疗卫生院、所，仅靠外面派来的医务人员，是治不了本的，在允许人才流动的今天，主要靠培训当地本民族的医务人员。目前改革开放的环境，扩大了民族区域内部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打破了封闭的地域界线，使婚配的范围扩大，这将有利于减少近亲结婚现象，使下一代的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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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教育规划思路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分权或集权这两种教育规划模式逐渐走向融合。在人口因素影响下，我国教育规划的思路应当是坚持地方政府在教育规划中主体地位。在具体的教育规划中，要根据不同地区人口因素的各种实际特点，妥善处理人口转变模式、适龄人口变化和人口流动对教育规划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教育规划；人口转变；适龄人口；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 G40-05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4-0094-04

一、人口因素的地区差异对教育规划思路的影响

（一）当前国际教育规划的发展思路及其原因

二战结束后，1948年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不仅要被视为一项权利，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投资，更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劳动力的一种工具。”[1] 1963年，国际教育规划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简称IIEP）在法国巴黎成立，标志着全球教育规划形成热潮，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一致将教育规划作为治理国家、发展社会的重要手段。受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教育规划曾遭受到“信用和价值危机”等质疑。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和全球化经济竞争环境的变化，世界各国更加注重教育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教育规划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再次被突出强调。与传统相比较，现阶段的教育规划在内涵、方法、技术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1.当前国际教育规划思路的发展趋势

当前，教育规划体制的新国家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共识。在传统的国际教育规划体制中，存在着分权制和集权制两种不同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教育规划，注重各州地方政府按照本地区实际情况编制自身的教育规划，国家力量对地方教育规划没有什么干预，联邦政府未对教育规划提出明确要求，对联邦政府而言，更多的是关注教育投入中的教育公平问题，这被称为分权制的教育规划。以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教育规划，则强调国家在教育规划中的主导性地位，中央政府对教育规划有着详细而具体的指标要求。这些国家往往处于后发阶段，由于急需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各种专门人才，所以在教育规划中十分重视教育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因而在教育规划中更多的是强调效率而非公平。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进入迅速变化的时期，不断变化的社会带来了各种社会需求，个体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教育规划再也不能无视教育需求的多样性了。同时，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要求教育规划在进行之初，就要明确区分各种教育的目的和需求，专家们必须在多种教育目的和需求下制定教育规划。因此，分权或集权这两种教育规划模式逐渐走向融合，即以新国家主义的思路来展开教育规划：集权制的教育规划开始关注教育的地区差异和教育公平；分权制的教育规划则更加注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国家为背景的教育目的和教育的效率[2]。

2.国际教育规划发展思路改变的原因

总体来看，当前国际教育规划发展思路改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一国内部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差异极大，教育规划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地方的特殊情况。二战结束之后，不少国家的教育规划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强调对高素质劳动力培养的投入，虽然在短时间内解决了社会急需的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但是由于未考虑到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差异，所以这种被成为“劳动力规划”的教育规划，最终还是遇到了极大的危机[3]。其二，是哲学认识论中有限理性主义的胜利。哲学认识论上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和路线：完全可预测的观点和完全不可预测的观点，即经验主义路线和技术主义路线。经验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主义的产物，技术路线则体现了后现代社会中怀疑和解构的精神。而复杂性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宣告确定性终结的同时，主张在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即有限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类可以有限和逐渐地预测未来[4]。传统的分权制和集权制的教育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路线，两者共同遇到教育规划的危机，也迫使教育规划者采纳有限理性的认识论主张，走所谓现实理性主义的道路。

（二）人口因素影响下教育规划应重视地区差异

前已述及，地区差异的现实和哲学认识论的改变，是转变教育规划思路的主要原因。那么，就我国的教育规划而言，针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基本可以梳理出经济社会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三类。与此同时，人口因素又使得各地具有显著的不同特点，对教育规划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概而言之，各地人口因素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总量的发展趋势不同。各地人口总量的基数、育龄人口的总量、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执行的差异等，将导致各地人口总量的发展趋势不平衡。

第二，人口流动的发展趋势不同。各地在人口流动频率、流出人口数、流入人口数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加上不同地区受国家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影响，在人口流动的发展趋势方面也颇不平衡，尤其是对某些地区可能存在的人口回流的显著转变，应当有合理的预测。

第三，各地在满足教育需求的教育成本支出方面有显著差异。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各地在满足教育需求的生均教育成本支出（例如生均公共教育经费、学生上学的时间支出、改善教育的交通改造等）是不同的，再加上受各地不同程度的老城区旧城改造、撤乡并镇的小城镇建设等因素影响，这些都会带来相应的教育成本支出的差异。

由此可见，不同地区人口因素的差异，必须考虑地方政府在教育规划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否则，就容易造成教育规划忽视各地的差异而导致教育规划的目标不能有效实现。同时，虽然各地人口差异显著，但仍然可以通过诸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的三类地区为借鉴，以现实理性指导，将代表性的县域规划为样本，指导不同地区开展科学合理的教育规划。

二、人口转变模式对教育规划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转变总体特征和地区差异

所谓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在出生率和死亡率影响下的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一般来说，人口转变要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再生产类型，经过死亡率降低和出生率降低，最后达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变化过程[5]。在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的大力干预下，我国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长速度，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较低的出生率导致少年儿童人口总数和比重的下降，也就相应减少了中小学适龄学生的数量，那么，从总体来看，国家可以在加大教育投入的过程中，更好地保障每个适龄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条件，进而有力地推动教育质量的提高。

当然，从地区差异来看，人口转变的模式也具有多样性，因而会带来对教育规划的不同影响。根据各地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水平的差异，我国人口转变可以区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1）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模式，已经实现了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人口变化；（2）以辽宁和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模式，即接近于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人口变化；（3）以湖南为代表的中部模式，较高的生育率和的持续时间较长；（4）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为代表的西部模式，仍然维持着较高的生育水平；（5）模式，其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小[6]。由此可见，不同地区在不同的人口转变模式下，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教育需求等均有较大的差异，这就对教育规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二）人口转变地区差异及其对教育规划的影响

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婚育年龄都比较集中，由此，在计划生育政策因素的影响下，可能造成多数地方新生儿人数量的会随着婚育适龄人口而出现波动，继而导致学龄人口出现波动，学龄人口的波动，自然就会带来教育规划要提前做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的调整。

另一方面，前述五种不同的人口转变模式下，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地区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存在明显不同，这就影响着不同地区对各级各类教育的资源配置。例如，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地区，中小学适龄人口不断下降，从而要求关闭或合并学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而在生育率或增长率一直维持较高水平的地区，在保证中小学适龄学生所要求的学校、师资等教育资源配置要求的同时，还要科学预测今后生育率的变化所带来的教育资源的调整等问题。

三、适龄人口变化对教育规划的影响

不同于传统人口预测方法主要利用人口平衡方程的原理，即考虑未来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率，推算未来人口数量，有学者主要考虑年龄、性别和城乡等影响受教育人口的重要因素，构建了“中国分城乡、性别、年龄的受教育人口规模预测模型”，对我国未来各阶段适龄人口进行了预测，并以此为依据对教育规划提出了建议：既要根据城乡教育适龄人口分布变动特征，及时调整城乡教育投资结构；又要促进教育统筹发展，推动公共教育均等化[7]。因此，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而造成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从适龄人口变化趋势出发，需对各级各类教育规划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于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来说，适龄人口变化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将会十分显著，这就要求教育规划必须考虑到不同地区适龄人口显著波动的关键节点，以提前做好有效应对。同时，教育规划要解决以下两种矛盾：第一，师资队伍建设中的“超编与短缺并存”的矛盾。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变化对中小学师资力量调整有着巨大影响。当前，部分地区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建设存在“超编与短缺并存”的矛盾。部分地区随着学龄人口高峰的退出，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编制将会大幅减少，这会在几年后给教师分流问题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同时，部分地区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还存在结构性缺编，包括诸如“编制过紧”的问题，教师的年龄结构不太合理，存在老龄化倾向的问题，等等。第二，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班级规模“过大”与“过小”并存的矛盾。学龄人口的变化会导致学校布局调整，这可能导致部分地区要强调发挥了学校撤并调整后的规模效益，也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生源不断流失、但学校又必须存在而导致“过小”班级存在、浪费教育资源的问题，等等[8]。其次，对于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来说，适龄人口的变化将会导致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生源保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同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明确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战略目标，这对于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来说，是抢抓机遇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今后应将发展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办学质量和注重学科结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上来，为社会输送适用的人才；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的退出机制，在未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适龄人口大幅减少之前，及早制定预案，尽可能降低生源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解决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四、人口流动对教育规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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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问题；策略

0 引言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执行和人们生育意识的转变，加上现代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总数和生育率在不断下降，人均寿命却在不断延长，人口年龄结构悄然发生变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按照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来衡量，已经初步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201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到8.87%，而2012年上升到12.5%，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了巨大不良影响。因此，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湖南省老年人口达955.59万人，比重为14.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2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八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排名有不断靠前的趋势。因此，目前湖南省正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湖南省社会经济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一个急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1 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影响社会的向前发展。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较快。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湖南省老年人口为708.93万人，而2010年达到955.79万人，增长了34.8%，远高于湖南省总人口的3.8%的增长比例，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剧。

第二，高龄老人比重增加。2010年，湖南省高龄（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3.07万人，与2000年的60.87万人相比，增加了52.2万人，增长了85.76%，高龄老人的比重（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例）达11.8%，比2000年上升了3.22个百分点。高龄老人增长加快，比重上升，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健康理念转变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

第三，独居老人增多。从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2000年，湖南省单身老人独居或一对老年夫妇独居家庭为108.3万户，占60岁及以上老人家庭户的20.8%，而2010年，则上升为126.18万户和26.16%，增加了5.36个百分点。

2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表现

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缓慢的、逐步到来的人口老龄化，我国由于人口控制政策而造成的突至而来的人口老龄化浪潮，对国家及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

第一，加重了年轻人负担。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实施，现在的家庭结构普遍为"421"模式，即一对夫妇要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小孩。年轻人既要完成日常的工作，又要照顾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加上现在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赡养老人需要更多精力、财力和人力的投入，使得年轻人背负很大的负担。

第二，加重社会负担。老年人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理应在年迈之际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爱护，以确保老年人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但是针对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并没有满足人口老龄化的要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退休人员快速增加，需要由社会赡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退休费、福利费随之增加，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再是，老年人年事已高，器官功能衰竭，身体素质较差，需要一般普通人群的3.5倍的医疗卫生资源来确保身体的健康，这使得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巨大的压力。

第三，影响劳动力结构。人口的老龄化，造成劳动力从业人员平均年龄提高，也进一步激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都预示着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已经逐渐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

第四，影响产业结构，制约产业升级。老年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行为与其他年龄段有明显的不同，有其自身需求和消费特点。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现有的产业结构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必然会带来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将对劳动力从业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但高龄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大、体能和记忆力的衰减，在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技术、采用新工艺方面比较缓慢，从而延缓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3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研究

从湖南省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增长情况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会持续加快，影响继续加重，政府和全社会必须清楚认识，认真对待。通过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社会问题。

第一，改革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根本成因，一是生育率的降低，二是人均寿命的延长。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只能考虑如何改革和完善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回归至正常更替水平，以保证人口的增减平衡。目前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想生的不能生，可以生的不想生"，所以政府应该对具有生育意愿的家庭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是否对其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生育政策，来提高总体生育率。

第二，改革退休制度。现行的退休制度，以年龄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到点"退休，然后把老人推向社会，无疑增加了社会的负担。而随着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许多老人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依然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很高的工作热情，所以应该改革和完善现行退休制度，规定各企事业单位依据每个到法定退休年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和个人意愿，让老人自行决定是否延期退休。这即可缓解社会的负担，也可降低企业的成本，还可增加老人的收入。

第三，改革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的养老社保制度存在"广、低、异"的特点，即覆盖面比较广，农村老人也可享受社保；但总体水平较低，难以满足正常开支需要；再是差异较大，如农村和城市的养老金额和医保报销水平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在改革和完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上，一是政府要有意识的减小或消除差异；二是加大投入的力度，同时应扩大养老保险经费来源，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三是在保障老年人基本医疗的基础上，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发展补充医疗保险，推进社会医疗救助工作和慈善助医工作。

第四，加快养老服务产业建设，培养养老服务产业人才。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更多老人回归社会时，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建设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医疗保健护理中心、老年文化娱乐中心等服务产业，以满足老人生活、娱乐、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保证老人的身心健康。而养老服务产业的良性、持续发展，严重依赖有志于养老服务产业的人才，所以，应该加快养老服务产业人才的培养，以满足产业的需求。

4 总结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如何妥善处理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社会对老人的关爱，是社会道德的人性体现。

参考文献：

[1]李晶.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7-26.

[2]陈雄.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法理思考-以湖南为主要考察对象[J].法治湖南与区域治理研究，2012，8（3）：345-356.

[3]杨博维，薛晓.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对策[J].天府新论，2013（1）：77-81.

[4]穆光宗，张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5）：29-36.

[5]华，苏昌贵.基于六普数据的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3，33（1）：21-26.

[6]闫晓慧.中国养老产业现状、发展趋势与投资机会研究[D].厦门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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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生人口性别比；男女平等；性别偏好；性别经济学；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4-0036-05

一、引言

出生人口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 SRB）是指在一定人口规模下平均出生100个女婴的同时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

根据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人口的经验数值，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107之间波动，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应该对应出生103-107名男婴。这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年龄男性的死亡率都会略高于女性。出生时男婴数量略多，之后每个年龄男性的死亡也略多，这样到达性成熟期，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就达到了1：1的比例。相比较正常取值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如果超过107就被称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1]刘爽（2009）利用《联合国人口年鉴》“出生统计专辑”，对所提供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生人口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数据可获得并被统计的62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的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处于103-107的范围内，它们占到全部被统计国家和地区总数的约92%。其中，又以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5的国家和地区最多，占到总数的46.8% 。偏离103-107的只是极个别国家。并且这种偏离也是有高有低。[2]宋健、金益基（2009）进一步分析了本世纪初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在能够获得数据的全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恰好为105的国家和地区占所有国家和地区总数的比例2000年为48.0%，2002年为45.2%，2003年为47.1%，2005年为42.6%。世界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2000年、2002年和2003年均为105，2005年为106。仅有个别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100，如位于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2000年和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86、位于北大西洋西部的百慕大群岛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94；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10的国家也不多，仅有位于亚洲的中国、韩国和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等寥寥几个国家和地区。[3]

从时间上看，我国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为108.47；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6.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高达118.06（详见表1）。从空间上看，1982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正常，基本维持在103-109之间，只有4个省份高于110；2000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有17个省份在110-120之间，有7个省份高于121以上；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有15个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15以上（详见表2）。从城乡分布上看，我国农村、城镇和城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失衡，农村高于城市。根据国务院组织开展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估计和预测，到2020年，我国20-45岁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4]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5]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男孩性别偏好

从所收集的国内外文献看，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人口学因素，如种族、家庭规模、父母年龄、出生孩次以及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等；第二类是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传统、城乡差异等；第三类是自然生物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哺乳情况等。这三类中，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比自然生物因素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中，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产生着直接和最显著影响的就是夫妇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偏好”。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的人口变动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民族未来，而且对于全球的人口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当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时，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性别偏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顾宝昌和罗伊（Gu B和Roy K）（1995）参照东亚其他地区的情况分析了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现象后认为，失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种新的人口趋势，它平衡着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的父母对性别偏好的渴望和小家庭的要求。[6]鲍思顿、顾宝昌等（Poston JR，Gu，Liu和McDanie）（1997）通过对男孩偏好和我国分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的分析，证明了男孩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7]

国内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研究，深入论证了男孩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比如，穆光宗、陈俊杰（1996）通过对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研究，认为性别偏好在中国农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中具有核心地位。[8]李南、菲尔德曼、李树茁等（1999），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性别选择压力的上升，而且也部分是由于性别偏好的增强所致，“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对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关键作用。”[9]李冬莉（2001）则将传统家庭制度中的父权、父居和父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实地调查，说明了地区经济发展对妇女地位和性别偏好产生了不同影响：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性别分工对妇女更加不利的地区，传统家庭制度被保留，性别偏好很强；而在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一些地区，妇女收入的增加使其家庭地位得到很大提高，随着家庭制度的变迁，性别偏好逐步弱化。[10]可以说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政府的管理者和社会大众都认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根本性的内在动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依旧强烈的生育男孩偏好。[11]正是夫妇的微观生育性别选择带来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一宏观人口后果。

三、男孩性别偏好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生育观中的男孩偏好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文化习俗，其根本原因还是现实生活中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女性在学习、就业、收入等方面仍受到歧视，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没有根本性的提高。正如米德・凯恩所指出的那样：“男孩偏好实质是妇女地位低下，即妇女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的，而妇女依赖于男性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社会性的制度结构层面上，即劳动的性别分工、劳动力市场的构成、继承制度、宗教习俗、婚姻和家庭规则等。”[12] 男孩偏好的经济社会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孩子效用的性别差异。最早对孩子效用进行探索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Leibenstein），他在1954年和1957年相继出版了《经济-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两部著作，阐述了家庭规模可以通过父母对孩子取舍的决策来实现的思想，并提出了边际孩子的合理决策理论，开创了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时代。[13]随后，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于1960年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对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和决策进行分析，详细论述了子女的成本―效用理论和数量质量替论。[14]他们认为，人们生育决策主要跟男孩与女孩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即跟男孩与女孩发挥的效用有关。刘鸿雁、顾宝昌（1998）通过在皖北地区进行的性别偏好调查发现，男孩的主要效用还是以传宗接代为主，其次才是养儿防老，接下来才是提供劳动力；而女孩的主要作用是体现在精神需求上。[15] 由于男孩和女孩存在着不同的效用，就表现出人们对不同性别子女效用期待不同和普遍偏好男孩这一症结。另外，加上我国传统的男娶女嫁的婚姻模式，进一步扩大了男孩和女孩给父母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差距，预示着生养男孩就将在经济上给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效应，强化了对男孩的偏好。

2.就业的性别差异。按照性别划分，劳动力可以划分为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劳动力的最初性别分工是由于家庭财富的增长，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家庭制度从母系氏族逐渐过渡到父权制，男性逐渐成为承担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女性则成为承担家务活动的主要劳动力。[16]在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中，都存在着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市场参与率、就业率、兼职率和行业职位选择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我国2010年《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1.4%和48.6%，但是就业比率上女性要远远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7.2%，明显低于男性就业率，并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详见表3）。从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100%）来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长期以来一直低于我国男性劳动参与率（详见表4）。①

3.行业和职位的性别差异。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各种原因使得女性在职场上难以获得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机会，存在性别隔离现象。②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劳动人口中的性别隔离始终是深深扎根于性别分工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隔离现象发生在行业、职业内部或之间，并最终导致了男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也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我国职业划分原则，共有73类职业，其中1-5类为管理人员，6-23类为专业技术人员，24-27类为办事人员，28-36类为商业、服务业员工，37-42类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43-73类为产业工人。李春玲（2009）统计了我国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女性就业者在这73类职业中的百分比，详细观察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在管理人员职业中的比例虽存有明显上升，但比重仍然很低，管理人员职业依旧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详见表5）。[17]

4.工作期限的性别差异。在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干部、女工人50岁可以享受离、退休待遇，而男职工、男干部一律60岁离、退休。有差别的退休年龄规定主要是考虑当时很多职业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女性较难胜任，因此具有一定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很多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家务逐步社会化，并且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这一变化趋势要求在退休年龄方面作出新的变革。虽然我国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政策不断调整，但男女实行不同退休年龄的现状至今没有改变。工作期限的差异，直接带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彭希哲（2003）通过计算考察男女由于退休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的差异。他假定男女青年22岁毕业后开始工作，并有相同的起始工资1000元/月，以后每工作一年工资增长3%；同时还假定不存在就业和职务提升中的性别歧视。通过计算，他发现按照现行的退休制度，男性在60岁退休，女性在55岁退休。那么，男性退休工资为2985.2元，而女性为2575.1元，比男性少13.7%。 [18]

5.收入的性别差异。王忠（2011）认为，收入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收入的性别差异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生存与发展。[19]对于女性来说，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资源在家庭内部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女性自主选择生育计划（如降低生育率和提高生育质量），并有助于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从家庭的角度看，较高程度的性别收入平等对家庭的形成和稳定有有利的影响，并有利于家庭的功能实施和福利改善。从宏观的角度看，性别收入公平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社会和谐稳定。性别收入差异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领域。贝克尔（1985）的研究表明，当假设男女劳动力是完全替代时，对女性在经济上的歧视不仅损害女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收益，并由此而导致投入减少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发达国家对性别收入差异的研究非常多，而我国对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并不丰富。[20]葛玉好（2007）发现，女性在工作经验回报率和工作经验年限分布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21]李实和马欣欣（2006）用1988年和1995年两年的城市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职工收入的性别差异，发现虽然政府主张男女同工同酬，反对歧视女性，但是现实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普遍，即使从事相同的职业，女性的工资都低于男性（详见表6）。[22]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也表明了这一事实：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仅及男性收入的70.1%，并且差距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23]

6.养老支持预期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必须依靠生育男孩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家庭对男性劳动力有着现实需求。同时，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生老病死要依靠家庭，现实需要“养儿防老”。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有30.16%的农民主要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而生育（详见表7）。“养儿防老”既是一种养老方式，更是一种经济利益。[24]尽管现实中，子女（主要是儿子）对父母的赡养大多是低标准的，但是儿子确实起到了老年保险的作用，当父母年老有急需时，儿子不可能坐视不救。[25]徐勤（1996）通过对保定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发现，在经济方面，儿子与女儿的支持比例接近，但儿子的人均支持量、支持总量及父母的人均获得量均明显高于女儿，养老功能向儿子倾斜。[26]宋璐、李树茁（2011）通过对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分工模式研究发现，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加而下降，而儿子对不同年龄的老年父母的经济帮助相对平衡；儿子提供的生活照料超过女儿，且这种性别差异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逐渐明显。[27]另外，在一些家庭内，家庭的经济收入大部分归男性支配，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男的说了算，女性没有发言和支配金钱的权利，较低的家庭经济地位限制了女性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因此，在一些农民的意识中，“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是主流，生男孩就意味着生活有保障，养老没有后顾之忧。[28]

四、解决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途径

认清两性不平等的现实及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根源，切实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地位，是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需要倡导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女性地位，促进两性平等与和谐发展。

1.实施性别主流战略（Gender Mainstreaming Strategy）。性别主流战略是把性别问题纳入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宏观决策的主流，也就是把性别平等主流化作为社会发展战略，贯彻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改变社会政策、制度、法律、文化和社会环境，使两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并从中受益，防止社会性别问题边缘化现象的出现。[29]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上，通过了《北京行动纲领》，纲领以确保两性平等为基本原则，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提高两性平等的一项全球性策略，其目的是把男女平等放在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中，使男女平等成为一个常规化和日常性的问题。目前，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已被纳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30]这就需要我们从长远战略发展的视角将社会性别平等设定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并尽快建立或完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财政预算等相关支持保障体系，形成社会系统工程。

篇7

前言

遗产动机是探讨家庭内代际之间交换的一种模型。一般来讲，老年人持有大量的财富，并且可能会留下一大笔遗产。因此，从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来看，或从接受遗产的家庭户的行为受到怎样的影响来看，遗产动机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它对于解决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和再分配问题等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发达国家在遗产动机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笔者对其评述，以期推动老龄经济学的，为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经济问题提供借鉴。

1、遗产动机理论和经济模型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突出的遗产动机理论主要有三个：利他遗产动机、策略遗产动机和偶然遗产动机。这三个理论对于指导具体的经验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1遗产动机理论

利他遗产动机是指年长一代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和财富留给下一代的经济行为，反映的是年长一代对未来一代福利的关心和无私奉献，特别是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女）。利他遗产动机成为家庭内世代连接的一种纽带，可以使家庭香火延续不断(Barro， 1974; Becker，1981)。代际之间的利他遗产动机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遗产将取决于下一代的相对经济状况，即当代际之间的经济状况大体相当时，遗产将是少量的；当年长一代相当富足时，那么留下的遗产将丰厚。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是在家庭户的层次上，上一代将会把最大的遗产留给最不富有的孩子(Hurd and Smith，2002)。

策略遗产动机特指遗产是代际之间达成或明或暗的契约的结果。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以下一代的行为表现为条件，也是说遗嘱人用遗产来影响遗产可能的接受者的行为。当父母威胁要剥夺不孝子女的继承权，或当父母用祖传遗物奖赏很孝顺的孩子时，这种影响或许非常明显(Bernheim et al.，1985)。例如，父母可能会以在未来留下遗产为诱饵来诱导孩子在他们年老时提供照料服务。

偶然遗产动机指的是，消费者没有遗产动机，但由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存在着固有的不确定性，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留下遗产作为必要的预防措施（Davies，1981; Yaari，1965）。个人有可能在死亡前消费掉他所有的资产，但是由于死亡的日期是不确定的，他们在死亡时还有资产没有消费完，因此，会留下一部分遗产。这种遗产动机相对于其他遗产动机来说，是偶然的、不确定的。

1.2经济模型

经济学家通常用迭代模型代际之间的交换。在利他遗产动机分析中通常假定有两代人，父代（p）和子代（k）。从某种意义上讲，孩子是自私的，他的效用只他自己的消费函数，ck。相反，父代是利他的，不仅关心自己的消费，cp，还关心孩子的效用，他们各自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k(ck)、Up[cp，Uk(ck)]。如果a表示孩子向父母提供的服务，那么：

Up =Up[cp，a， Uk(ck)]

策略遗产动机延续上述模型，假定捐赠人的效用函数为Up（cp，a1，…，an， U1…..，UN），an是第n个受益者的服务行动，Un是这个受益人的效用，进一步讲，Un是an和cn（第n人的消费）的函数，Un（an，cn）。Un（an，cn）。βn 表示每个受益人得到的那部分遗产，yp 表示父代的收入。那么，捐赠人的效用为：

max U(cp，a， U1…..，UN）

a，β，cp

因此：Un = Un[an，cn + βn(yp - cp)]（详见Bernheim et al.，1985）。

偶然遗产动机的经济模型假定消费者用保险票据，而不用定期票据持有资产，这使得消费者的遗产自动为零，不管他什么时间死亡（详见Davies，1981; Yaari，1965)。

还有一种用生命周期消费模型来分析预期遗产和实际遗产及其遗产分配，以此检验上述的三个遗产动机理论（详见Yaari，1965; Hurd，1989、2002；Hurd and Smith，2001）。

2、遗产动机的经验分析

2.1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需要大量和大型的纵向追踪调查，美国调查主要有：健康与退休研究调查（HRS）、高龄老年人的资产与健康活力调查（AHEAD）、大萧条时期的儿童调查（CODA）、战争-婴儿同批人调查。HRS是一项全国性调查，1992年进行首次调查，大约调查了7，600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中至少有一人是1931-1941年出生的同批人。AHEAD包括6，052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至少有一人在1923年或更早年份出生，1993年进行首次调查。这两项调查每两年实施一次，到1998年，共完成了4次HRS和3次AHEAD调查。1998年，这些调查访问的出生同批人分别扩展为1924-193（CODA调查的同批人有2，320个家庭户）和1942-1947（战争-婴儿调查包括2，528个家庭户）。英国主要有1968-1995年家庭支出调查（FES），调查了约7000个家庭户。意大利主要有1985-1996年家庭预算调查（SFB）等等。正是所有这些调查为遗产动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2.2检验遗产动机理论的经验分析

有学者发现遗产趋向于在兄弟姐妹之间均分，这个结果对“遗产是补偿性的”说法提出了质疑（Menchik，1980、1988）。另一项经验研究也证明遗产不是补偿性的，大多数遗产在孩子中间均匀分配，对于大多数富有的家庭，经验数据不支持利他遗产动机理论，但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有更多的证据支持利他遗产动机理论（Wilhelm，1996）。但也有研究证明大多数父母并不是均匀地分配他们的遗产，在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遗产是补偿性的，在接受者-死者的关系和接受到的遗产之间存在相反或零关系，这个结论说明“作为支付手段的遗产”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Tomes，1981、1988)。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保障产生的终生财富的增加不影响遗产行为(David and Menchik，1985)。

有学者利用交换模型研究遗产行为，发现经验分析支持策略遗产动机理论，用孩子探望和电话问候的频率来测量孩子提供的服务，与潜在的资产的多少存在正的相关关系，而且，服务与潜在的资产的相关关系取决于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对于多子女家庭来说，更多的潜在遗产意味着更多的服务，但独生子女家庭，这种关系不存在(Bernheim et al.，1985)。然而，赫德等（Hurd and Wang，1991）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恰当，没有发现作为遗产的财富与孩子的照料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他们使用退休史调查（RHS）的数据，分析结果不支持策略遗产动机理论。一项关于日本的研究指出，拥有大量资产和收入的老年人与孩子共同居住的概率提高，愿意是父母的策略遗产动机（Otake，1991）。

2.3遗产动机与消费储蓄行为

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在总资本积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估计美国财富积累中大约有五分之四来源于代际财富转移（Kotlikoff and Summers，1981；Kotlikoff，1988）。也有学者估计这个数字不到四分之一（Modigliani，1988）。

关于遗产动机的强度，有经验研究表明：私人储蓄受到遗产动机的强烈影响，这项研究的假设前提是：遗产动机从根本上改变对保险的态度。这项研究特别指出，在老年人中，社会保障中的年金收益显著增加了人寿保险财产的持有金额，减少了私人年金财产的持有金额，这种模式显示即便保险市场完善，家庭户仍愿意选择采取遗产的形式保持一定比例的资产(Bernheim，1991)。使用同样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却不同。赫德（Hurd，1987）认为，有孩子的老年人家庭户并不比没有孩子的老年人家庭户更快地动用储蓄，大多数遗产动机是偶然的，是由于保险市场不完善而做出的预防反应。赫德（Hurd，1989）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遗产的边际效用几乎为零，他的估计基于两个重要的假设：一是对于那些没有孩子的老年人家庭户来说，遗产的边际效用为零；遗产的效用是线性的。当然，他的研究结果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日本老年人愿意给孩子留下遗产对日本的高储蓄率起着重要作用。日本银行199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日本父母打算把金融和房地产作为遗产留给孩子。遗产动机或是利他的，或是策略的。60%的老人回答说他们无条件地留下遗产，40%回答说，如果他们的孩子同意在他们退休后照料他们的生活，那么将愿意将遗产留给孩子（Yashiro，2002）。

遗产动机如何影响对于住房资产如何影响消费和储蓄的预测。有两个遗产模型：一是遗产仅仅产生效用和价值；另一个是后代的效用进入效用函数中。在前一个模型中，住房资财在年轻时被消费掉，而先前作为遗产用途的非住房资财用来为退休时的消费提供资金，并且额外的住房资产用做遗产。在后一种分析模型中，父母考虑孩子的效用函数，这就可能意味着住房财富是一种次要财产。如果住房价格上升，父母可能选择将这笔住房财产转让给孩子，换句话说，这种动态的遗产动机可以中和住房财富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Skinner，1996）。

3、遗产动机的政策意义

遗产动机与现实经济政策的关系，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1）遗产动机对政府的再分配计划有何影响？

（2）遗产动机对于人口领域干涉项目意味着什么？

（3）遗产动机对政府开征遗产税有什么样的意义？

（4）遗产动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怎样？

3.1遗产动机与政府再分配计划

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再分配概念，“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政府再分配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Rosner，2003）。因此，分析遗产动机与政府再分配计划时，必须要考虑这几种再分配类型。

在利他主义的经济框架中，调整家庭户内部的代际财富转让可以消除与社会保障相联系的强制性的代际财富转移，破除社会保障与消费行为之间的联系。利他动机可以抑制公共转移支付，如公共支出、最低工资法等政策实施的结果取决于私人的财富转移，所以说，家庭内代际之间的利他主义遗产动机不仅对政府的再分配项目的作用，而且对资源分配中市场价格的作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Cox，1987; Bernheim and Bagwell，1985）。遗产动机对于社会保障金的增长和普及年金形式的私人养老金可能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部分的解释是：即便年金的利率相当有吸引力，消费者也不情愿购买年金，因为年金限制消费者从孩子那里购买照料和关心的机会。

另外，政府为实际之间财富再分配的努力不会被遗产所抑制。政府操纵大部分社会保险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等。这些计划减弱了作为预防措施的储蓄动机。换句话讲，政府的社会保险计划有可能会削弱作为储蓄手段的遗产动机。因此，面对遗产动机，政府如何改革政府支出模式，制定有效的社会保险计划，以实现经济资源再分配的帕累托最优，具有积极的意义。

3.2 遗产动机的人口学意义

通过留赠遗产，父母可以成功得影响孩子的教育、迁移、婚姻和生育率，并由此产生具体的经济后果。不断下降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更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因而，父母用来购买孩子孝敬和服务的储蓄动力减弱。同样的原因，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生活的延长，地理上人口流动的增加也会影响国民储蓄率（Bernheim，1984）。

在中国传统上，生儿育女与家庭财产之间的继承关系存在密切关系，遗产是保持家庭世代延续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增强父亲、孩子、妻子及家庭成员间的友爱关系，维护家庭代际关系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以下，家庭规模减小，平均只有1-2个孩子，同时，人口流动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一种人口变动趋势下，人口领域的干预政策应当注意的是：父母如何把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孩子的身上，甚至为了孩子的将来而进行作为遗产的财富储蓄；遗产对于孩子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家庭养老的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通过遗产巩固家庭养老的功能；如何通过有效的代际财富转移促进代际之间的和谐等等。

3.3遗产动机与开征遗产税

1986年，美国的遗产约有1，050亿美元（Gale and Scholz，1994）。在法国，遗产占GDP的3%。在德国，老年人在老年阶段消耗很少的金融资产，一个推测是留遗产，但经验研究证明老年阶段，由遗产动机驱动的储蓄的增加的证据不足。大量的遗产似乎是无意图的遗产，因此，反对征收遗产税的效率观点——曲解有效的代际财富转移——不是真正适当的(Börsch-Supan，1994)。

中国每年有多少遗产，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数据，主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做过此类大型的调查。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出台《遗产税》，，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是否成熟，存在很大的争论。但不管怎样，笔者认为现在着手进行数据调查和研究，对于摸清底数，发现问题，即（1）健全个人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确认遗产数量；（2）及时获得死亡人口信息，防止遗产在计征遗产税以前不被分割或者转移；（3）明确遗产类型，综合掌握死亡者的全部遗产；（4）完善财产评估制度等等。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3.4遗产动机与经济增长

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储蓄率有关，而高储蓄率与日本老人与孩子居住在一起、老人的遗产动机强有一定的关系。储蓄与投资高度相关，高储蓄率意味着高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如果遗产是家庭孩子数量的函数，而且占国民资本存量的大部分，那么，家庭规模的缩小可能推动遗产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因而减少储蓄。政府干涉，增加政府储蓄和政府投资，是提高储蓄率，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必要手段。德国政府有几项特殊的津贴储蓄的激励计划，其中一项是在低收入群体中培养资本积累。德国的储蓄的税收政策有利于高储蓄，对年轻人来说，普遍的社会保障对工资收入的高替代率和医疗保险减少了储蓄的动机，但对于老年人，严密的安全网增加了净储蓄，因为充足的退休收入不仅可以防止德国老人消耗掉资产，而且提供足够大的收入水平来诱导在老年时期储蓄(Börsch-Supan，1994)。

有两种方法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的影响。一种是检验微观数据，即个人储蓄，然后加总得到国民储蓄；另一种方法是检验宏观数据，即考察人口结构的时间系列变化，以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国民储蓄。两种方法导致明显不同的结果：微观数据显示老年人的储蓄不减少；而宏观数据显示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趋向较低的储蓄率。用强调遗产的作用来调和这两种方法显示，老年人不耗尽储蓄意味着老年人临终时持有大量财富，因此留下大量的遗产，即使这些遗产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遗产动机的结果，这些遗产也不能被忽视，因为有人要接受遗产。这些接受者将会消费得更多。因此，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不一定储蓄更少，因为老年人不动用储蓄，但或许可能因为年轻人消费更多，以反应接受遗产更多可能性。有理由相信这个机制的重要性：大量证据表明遗产是财富积累重要的组成部分，很难证明那些接受遗产的人不受到遗产的影响(Mankiw，1994)。有学者预测1980-2025年人口变迁对美国私人储蓄率影响，储蓄率估计下降3.8到10.5个百分点(Heller，1989;Masson and Tryon，1990)。这种以微观和宏观数据为基础的预测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家庭户之间的财富转移。老年人通过财产转让、遗产等方式将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孩子，减少了孩子储蓄的必要性，因而，大量老年同批人的出现可能通过减少年轻一代的储蓄率来减少国民储蓄。

关于遗产动机与储蓄、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存在争议，但对于中国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启发意义。4、进一步的

4.1数据开发

检验遗产动机、进行经验分析、跨国跨地区跨时间的比较分析以及制定相关政策需要纵向追踪数据：用横截面数据分析是说不通的，因为老年人的遗产动机和遗产数量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还没有老龄方面系统的纵向追踪调查，以至于中国的遗产动机乃至整个老龄经济学的无法深入下去。据笔者所知，尽管学者的呼声很高，中国政府也成立了老龄机构，但似乎对老龄经济问题的调查仍然重视不够，因此，为了迎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为了全面建设小康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政策依据，中国政府界和学术界必须重视老龄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建议由政府出资，老龄部门牵头，学者参与，共同实施老龄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

4.2 遗产动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本文介绍的只是遗产动机的经济理论，如果开阔一下视野，我们会发现，还可以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等多学科的角度来阐释和丰富遗产动机理论。像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出现的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学理论（Becker，1981）、社会学理论、人口学理论等等，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人口学理论的研究，并为指导人口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干预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类似地，代际的社会交换理论、生育率下降的“财富流”理论（Caldwell，1983）、伊斯特林的生育率理论(Easterlin，1975)、家庭养老的“血亲价值论”（姚远，2001）、“理解社会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和行为理论等等，都可以为遗产动机研究提供借鉴。中国要制定遗产法，必须要有数据和理论支持，我们必须重视。

4.3生命进程的

经济学研究遗产动机，主要依靠生命周期等经济模型和经验数据，但生命周期理论毕竟有它的局限性，用生命进程的方法可以扩展遗产研究的方法论手段。生命进程方法作为连接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一种分析范式，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的角度，既可以研究老龄人口总体的遗产动机，也可以研究老龄个体的遗产动机。具体地说，生命进程方法可以研究遗产动机变化的动态过程，社会背景、社会规范和角色、社会群体、社会相互作用、文化意义以及社会结构定位对遗产预期和实际遗产的等等。生命进程方法一个长处是强调遗产动机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仅仅关注一个个人或一个同批人生命中的某个截面(Bengston，1997)，这样的分析方法与纵向追踪调查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吻合起来。

此外，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于分析遗产动机也是有意的尝试。

评论

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只能局限于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学者研究今后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可能的研究方向。笔者目前还没有能力就中国的遗产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分析，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国外的理论，发展中国的遗产理论，并提出有效的、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中国学者研究，国外的遗产动机研究的成果，本文的基本上列出，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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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人力资本水平；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038—04

有关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各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们为之不断努力完善的课题。在亚当·斯密时代，人力资本就被认为是能够改善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带来的效应是多于物质资本的效应的。提高人口质量是人力资本所强调的关键，而教育投资则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手段。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作为投资手段，是可再生的高附加值资源，而不能将其等同于物资资本的消费来对待，这种投资后的人力资本带来的附加价值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人力资本的提升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教育的投入，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有些学者认为教育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SaintPaul和verdier、Eckstein和Zilch a和Zhang等对公共教育投资将会减弱收入不平等提供理论模型的论证。郭剑雄基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城乡之间居民接受教育程度的差别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1]。张春楠等学者运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城乡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越大，收入差距也越大，两者呈正方向变动[2]。刘文忻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如果资金和高技能人才向城市集聚就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3]。岳昌君、刘燕萍根据我国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在分位数计量回归方法的基础上带入基尼系数指标，对我国城镇不同群体的教育差异、收入差异以及收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4]。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其主要原因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的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越小；“弱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收益率显著地高于“强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周亚虹等通过实证调查得到的数据来研究分析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从而探讨农村职业教育的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农村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有着显著的作用，平均回报率约为27%，年平均回报率为9%，与国际上10%的年平均回报率基本一致[5]。

有些学者认为教育对收入差距影响较小。龙翠红2011年结合分布滞后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2000-2008年居民收入差距和教育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教育不平等的改进却并没有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6]。罗锋、黄丽等人在2011年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水平的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7]。研究结果显示： 培训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培训1个月以上的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加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加8.9%；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正规教育每增加1年，仅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加2.1%。宁光杰在2009年探讨教育如何影响中国转型期劳动者的收入[8]。研究结果显示，教育水平只解释了个人收入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较小部分，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收益率可能更低或不显著。不同教育水平的收益率变化比教育水平本身的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大，与教育水平相关的劳动时间、就业单位也对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9]

（1-4）

其中，DI为城乡收入差距，DE 为城乡教育不平等程度，E为教育扩展水平。二 实证结果

本研究采用了2008～201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有关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来表示，用教育扩展水平表示各地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用城镇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值来表示城乡教育不平等的程度。数据是根据2008-2010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获得。

将上述数据代入（1-4）式的计量方程模型中进行参数估计。采用固定效应（LSDV）与随机效应（GLS）两种不同的估计方法，经过Eviews软件分析，设定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包含了E2项的参数估计，第二个模型不包含E2项的参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

在模型1中，Hausman检验接受了固定效应模型（LSDV）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GLS），但是这两个模型在参数估计值上都不显著，且E与E2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因此模型1中的参数估计结果有用性弱，应当对模型加以改进。据此建立模型2，在模型2中去掉解释变量E2之后，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 的显著性检验，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要有效。模型2的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教育扩展水平、城乡居民教育差距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这三年间收入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教育不平等引发的，并有继续扩大之势。此外，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的增加后，城乡居民的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并未有效缓解，根据 “倒U”型曲线理论，我国还未达到拐点，仍在曲线的左侧，这就表明，随着我国教育扩展水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三 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平等造成的。而城乡居民的教育程度就体现了初始条件的不平等，这也就是说教育资源的投入在城乡之间的分布不均从源头上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大多数文献中都验证了教育不平等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本文同样也做了该验证。但是，教育投入究竟是拉大了收入差距还是缩小了收入差距，换句话说，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扩展是不是推动了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2008年～2010年，我国教育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了，这与教育分配与教育收益率息息相关。

1.教育分配不平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城乡教育程度不均。教育扩展中的教育分配平等化对收入分配的平等有很深的影响，教育分配越平等收入分配也越趋于平等。实际上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严重不足，对受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吸引力较弱，这从客观上使得多数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由于人力资本的流失，农村居民总体平均受教育水平下降，使城乡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现两极化，加剧了城乡教育分配的不平等。教育扩展对城乡居民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出现不确定性，这样来看，教育扩展并不一定是缩小了教育不平等。为了深入探讨，本文利用了2008～2010年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其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用教育扩展表示各地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用教育不平等表示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值。资料来源同上，结果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原假设在Hausman检验结果中被拒绝了，这说明固定效应模型的有效性比随机效应模型的有效性更为明显，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参数通过检验结果显著，模型的R2=0.895。这说明在2008-2010年，教育扩展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这种扩大效应为教育扩展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的现象作了解释。

2.不同的教育收益率导致城乡收入拉大

教育收益率是对教育参与收入分配的程度的反映，它的变化也影响着不同的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差距。1992年以后我国开始了市场体制改革，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建立。与市场变化相呼应的是教育政策的改变，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双管齐下，教育回报和教育收益率也在收入分配中更明显的体现出来。[1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呈明显地正相关关系。而据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教育扩展中的教育收益率使居民收入的分配呈现明显的倾向性，这扩大了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由于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城镇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农村。为了进一步证实，本文采用2008-201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受教育影响的大小分别作了研究分析。设定“被解释变量”是扣除物价影响以后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的可支配收入，设定“解释变量”是城镇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对教育扩展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研究，数据来源同上。采用Eviews 5.1估计出的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1-3可知，原假设在模型1和模型2的Hausman检验中都被接受，这说明随机效应模型的有效性比固定效应模型的有效性更为明显。当对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各项参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根据城乡居民教育收益率的比值1.203可知，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农村居民，2008-2010年我国各地区城乡教育年限差距的平均值是1.32，也就是说在我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水平是偏低的，又由于在农村教育回报率是比较低的，受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这就直接降低了农村平均受教育水平，同时使得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差距。而这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又将继续影响到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形成不良的恶性循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对其进行分析，在制度上，体制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有非流动性和非竞争性，加之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双向形成了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使得农村的教育收益率降低；从生产技术上来看，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我国是占主导地位的，落后的技术也影响到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的下降。根据以上分析，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关键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提高我国农业科技水平。

[参 考 文 献]

[1] 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J].中国社会科学，2005，（3）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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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岳昌君，刘燕萍.教育对不同群体收人的影响[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85-92.

[5] 周亚虹等.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 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8）：55-64.

[6] 龙翠红.中国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教育不平等的相互影响[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38-144.

[7] 罗锋，黄丽.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 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调查，2011，（1）：10-19.

[8] 宁光杰.教育扩张能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吗？[J].世界经济文汇，2009，（1）：1-14.

篇9

[关键词]经济失衡；人口年龄结构；生命周期假说

一、导言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层面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的“三高”症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引发了包括产能过剩、分配失衡、结构僵化、贸易摩擦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悬置在经济上方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对于内外部经济的失衡，经济学家早有关注，并提出了“发展模式说”、“经济转轨说”和“开放经济说”等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本文强调人口急剧转型所铸塑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格局导致产出更多转化为储蓄，而后分解为投资和出口。有关人口结构与储蓄的研究可追溯至生命周期假说，该理论认为个体一生中的劳动供给酷似“驼形”（Hump Shaped），收入流与支出流存在时间上的错置，需要通过储蓄来“截长补短”，以维持一个均衡的消费水平；遗憾的是，早期的生命周期理论将生育率视为外生变量，忽略了储蓄对人口结构的反向影响，无法摆脱变量间联立关系的困扰（舒尔茨，2005；Hassan et al.，2011），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充分考虑变量传导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建议采用面板VAR模型（董丽霞和赵文哲，2011）。

针对人口结构的“经常账户效应”，Higgins和Williamson（1997）的一项研究表明，如使用线性方程组，则人口结构对储蓄和投资影响的差额即为其对经常项目余额的影响；Higgins（1998）指出个体在投资需求上的重心较之于储蓄供给要来得早，如果一个地区中有大量人口处于劳动适龄阶段，他们将倾向于把多余的储蓄出口，出现“代际转移意义上的外贸顺差”；在经验分析中，大量的证据表明人口抚育比与经常项目余额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Kiln和Lee，2007；朱超和周哗，2012）。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也将是渐进的，基于人口结构来分析储蓄和贸易收支，应着力于中长期视角，短期内人口年龄结构的效应可能并不显著（李文星和徐长生，2008）。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现有的研究文献均较为丰富，研究样本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即便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也主要是由变量度量、计量模型和方法上的差异所致，对理论本身没有较大冲击。而人口结构对投资和经常项目的影响，则不多见，既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缺乏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本文旨在这方面做一些突破，我们将结合人口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阐述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何引起物质资本投资的重塑，并将之推广到开放经济条件，考察储蓄投资的调整又如何进一步蔓延至经常项目余额，从而把内外失衡对接起来，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经验分析中，我们在采集中国省际层面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广义矩法（SYS-GMM）进行研究，以确保计量方程的稳健性。

二、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化事实

人口转型是指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中，由于死亡率的先行下降，而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而后因为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增长减速，从而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对于人口转型的解释，相继出现了财富流理论（Caldwell，1980）、数量质量替论（Beeker，1976）和观念理论（Easterlin，1969）。中国的人口转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仅是生育观转变的产物，还是生育政策急速“刹车”提前催生的结果。从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到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我国仅用了30年时间。目前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跌至更替水平以下，随着由人口年龄结构引发的人口惯性的逐渐释放，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实现零增长，并逐渐进入负增长阶段（郭志刚，2012）。

华金平（2011）将建国以后中国的人口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73年）是死亡率下降占据人口转型的主导，人口死亡率从18‰。下降到7‰，人口出生率则基本维持在30‰，这一时期人口死亡率下降主要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关，所以这一阶段的人口转型称之为“制度型转变”；第二阶段（1973―1980年）是出生率下降占据人口转型的主导，人口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o，死亡率则基本维持在7‰的水平，由于这一时期出生率下降主要与当时的计划生育控制有关，所以这一期间的人口转型可称之为“政策型转变”；第三阶段是（1980年以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趋于稳定，社会经济环境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凸显，死亡率继续小幅度下降，生育意愿趋缓，进入“发展型转变”的人口阶段。

随人口转型接踵而至的是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人口出生率的高低突变，形成特定时期内少儿人口比重的由高走低；另一方面，由于人口死亡率的先行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逐渐上扬，人口老年化愈演愈烈。我国是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人口转变历程，目前无论是人口出生率、抑或人口死亡率均趋于稳定。但是，急剧的人口转型所带来的惯性作用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释放，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必然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显现，人口出生率从高基点突然下挫至低水平以后，人口结构将历经从“金字塔形”、“橄榄形”向“倒金字塔形”的嬗变。目前，我国少儿抚育负担以年均3.22%的幅度降低，老年抚育负担以1.46%的幅度增加，少儿人口负担降幅始终高于老年人口负担增幅，从而导致劳动力的总抚育负担以年均1.76%的幅度降低，人口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三、人口转变对储蓄、投资与经常项目的影响：理论阐释

人口年龄结构对于储蓄的影响源于个体追求平稳的生活方式，维持一个均衡的消费水平，然而其一生中的收入流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为此个体需要通过储蓄来进行平滑，个体的储蓄遵循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低的经济体可能因劳动力供给不足、老人护理和医疗支出增加而抑制社会总储蓄，相反，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可能因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的迅速蔓延，带来高增长和高储蓄。幼儿抚育比的提高对于储蓄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一方面，孩子作为家庭储蓄的替代物，充当着养老的作用，家庭中孩子数量增加时，父母可能因减少了后顾之忧而增加消费，另一方面，当家庭中孩子数量增加时，家庭中的少儿抚育负担增加，父母可能选择减少消费。

按照索洛模型的结论，经济均衡时，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动等于人均新增投资减去人均资本折旧。换言之，当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居高，劳动力供给充足时，为了维持恒定的人均资本存量就需要追加投资，而当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给较少时，则无须追加投资或追加较少的投资。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比重低的经济体，其国民收入中用于老人护理和医疗的支出减少，相应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品的数量增加；相反，当人口老年化严重时，可能对住房、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投资诱导不足。伴随着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加，社会需要新增投资来与这部分新增劳动力相匹配，以确保一个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Batni et al.（2006）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刺激了投资。

高人口抚育比的国家通常会呈现“低储蓄、低投资”的宏观经济结构，低人口抚育比的经济体一般对应着“高储蓄、高投资”的格局。由于个体的储蓄重心与投资需求并非同步，当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呈“橄榄形”时，将倾向于出口过剩储蓄，所以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高的国家具有结构性的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倾向。从国民收入核算看，储蓄可以分解为国内投资和经常项目余额，一国储蓄和投资的不匹配，必然引起商品、资金和要素的流动，搅动着既有经济下的平衡关系，中国当下不断上扬的劳动适龄人口决定了在经常项目上呈顺差式不平衡，即以国外的形式持有储蓄；在人口老年化严重，国内储蓄不足时，再要求对方还本付息，即经常项目逆差。

四、人口转变如何影响经济失衡：经验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和现有的实证文献，本文将解释变量分解为二类：第一类是共同变量，即对储蓄、投资和经常项目均存在影响，主要包括少儿人口抚育比（sd）、老年人口抚育比（ld）、人均预期寿命（sm）、经济增长率（g）、城镇化（urban）；第二类是特定变量，即只影响储蓄、投资和经常项目中的某一个，其中储蓄方程中引入了养老保险制度转轨（8eCU）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dis），投资方程中引入了利息率（inest），经常项目余额方程中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民币实际汇率（rcer）。此外，在储蓄方程中引入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口抚育负担的交互项，实证检验的方程形式具体如（8）、（9）、（10）式，其中下标i表示地区、下标t表示年份，s为居民储蓄率，inv为投资率、xm为经常项目，|α|

考虑到方程的联立性问题，如经济增长会影响储蓄和投资，但反过来储蓄和投资亦可能对增长生成反馈效应，其结果是解释变量外生性的经典假设不再成立，一般的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不再是无偏和一致的，所以这里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即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然而，这又可能会带来自变量的滞后因变量与各截面上的个体效应和误差项相关（Mileva，2007），为此必须引入合适的工具变量，以解决普通面板回归难以化解的自相关和内生性问题，通过将弱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纳入到估计方程中，获得一致性估计。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动态GMM法来进行估计，他认为，如果时间序列较短，且滞后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是长期一致性趋势，那么这些滞后的工具变量只是弱工具变量，但是在对原方程进行差分后，再用一组滞后的解释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解释变量，就可以有效地克服自相关性、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利用statalo进行具体估计。

（二）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1.自变量。储蓄率以居民储蓄率来，在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省际层面数据中，没有“居民可支配收入”一栏，但是其列出了各地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和消费情况，所以这里的储蓄率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加权平均；投资率以资本形成率，经常项目用出口/进口来。

2.共同变量。少儿人口抚育比为15岁以下人口占15-64岁数量的比重，老年人口抚育比为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数量的比重（Left，1969）；人均预期寿命根据胡英（2010）的做法推算得到；经济增长率用相近两年的GDP变化率替代；城镇化由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

3.特定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社会保障覆盖率采用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利息率用借款利率；FDI为外商实际直接投资规模；人民币实际汇率等于由名义利率乘以相对物价水平，利息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利用各地区的物价指数进行平滑。

本文的样本为1994-2010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未包括重庆）。利息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人口结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乡村居民人口数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或者由此计算得到。为消除异方差，实证中除经济增长率（部分年份为负值）和时间虚拟变量外，其余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三）计量回归结果

下表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的二阶段GMM估计结果：

1.人口抚育负担对储蓄存在显著影响，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少儿人口比重增加时，居民储蓄率不减反增，似乎有悖于经典的LC-PH假说。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古典经济学过于强调劳动供给的外生性，认为劳动供给固定不变，后来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对此进行了修正，认为工作与闲暇之际存在替代关系，当家庭中的收入减少或者负担增加时他们可能选择增加劳动供给，以维持一个不变的储蓄率。第二，家庭中少儿人口增加后，其需求结构出现调整，支出重心由一般的生活必需品转向教育，支出的时间模式亦将后移。所以当期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家庭在未来将有一笔数额较大的教育支出，家庭由此选择削减当期消费，以满足未来支出需要，从这一点来看，它又恰恰吻合了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少儿人口抚育负担与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由于少儿人口的增加，劳动适龄人口的相对减少，与之相配套的物质资本投资萎缩。经常项目余额作为国内储蓄投资的缺口，当少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引起了高储蓄，而投资又不足以吸收时，经常项目呈现顺差。

2.老年人口抚育负担对储蓄、投资和经常项目的影响与生命周期理论是吻合的。中国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消解储蓄的机制其特殊性可能还在于，城镇居民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对健全，因此对于其子女来说可能不构成一种负担，也就不会影响到年轻一代的劳动供给决策，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保障程度等限制，其养老主要靠子女和自身的储蓄，而在子女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老人往往是维持低水平消费均衡；而在人口老年化、高龄化的背景下，老年人口对健康、医疗卫生的服务性需求激增，“银发市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社会投资亦趋增。与此同时，人口老年化的降临，劳动适龄人口的下挫导致社会创新不足，社会总产出滑入增长缓慢的轨道，经常项目余额减少。当我们把少儿人口抚育负担与老年人口抚育负担合并后，发现总人口抚育负担与投资以及经常项目余额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高投资和高顺差部分是因为中国不断下行的人口抚育负担所致。

3.作为一种前瞻性因素（forard-looking），人均预期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不同模型下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由于我国的退休年龄是刚性的，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个体在退休后将有更长时间的非工作期和更大的消耗，从而需要进行更多的储蓄。此外，居民收入增长率，城镇化水平、外商直接额投资、人民币实际汇率等因素对于中国的内外部失衡亦具有重要影响，检验系数在10%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GMM估计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否是外生的，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为1，表明工具变量集是联合有效的；样本的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差分后的残差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无二阶序列相关性，因此估计的结果可以断定原模型的误差项无序列相关，以上检验均表明我们模型的识别是恰当的。

五、结论性评述

基于人口结构视角，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内部高储蓄、高投资，外部高顺差相互耦合的原因。我们发现，少儿人口抚育负担、老年人口抚育负担、人均预期寿命等因素对储蓄、投资和经常项目余额均存在显著影响，表明人口因素是构成中国经济失衡的因素之一。在当前国内消费低迷、出口受挫的背景下，如何从人口方面扩大消费、启动内需，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政策涵义如下：

1.劳动适龄人口是一个社会中消费的“主力军”，在中国当前“橄榄形”人口结构下，挖掘劳动适龄人口消费潜力，培育其新的消费热点对于撬动内需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我国已经进入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时期，消费方式逐步由生产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契机，适时引导劳动适龄人口将消费重心转向收入需求弹性较高的汽车、教育、医疗、旅游、电信、家庭娱乐等现代产品和服务，通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扩大内需。

篇10

摘要：性别平等问题一直为中国政府所关注，中国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也自1949年以来有了根本性的改善。然而，收入的性别小公现象依然比较严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1989―2006年间两性收入的特征、变化轨迹及差异的决定因素：多层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女性收入相当于男性收入的70―80％左右。形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纯粹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

中图分类号：D669.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4－0010－10

一、问题的提出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关注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促进性别公正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文化变迁时期，中国性别平等的事业似乎停滞不前；在进步的背后，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现象。比如，种种原因使女性在职场上难以获得与男性公平的就业机会；两性之间包括收入在内的显性和隐性的资源获得不公现象依旧普遍。由于职业和收入直接决定个体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收入的性别差异成为不利于女性发展的阻力，是女性始终未能摆脱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两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普遍扩大。两性收入差距一方面是性别差异的产物，反过来又延续性别不公的传统。大量的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然而，现存研究多是静态研究，即是对某个时点两性收入的比较研究。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个体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社会性别公正受到普遍关注的今天，收入的性别不公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两性收入的不平等是否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哪些因素延续了两性收入不公的传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使用1989―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纵向数据，动态地分析两性收入的特点、变化轨迹及差异的决定因素。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1989―2006年的18年间，(1)两性收入的特点有何异同；(2)收入的性别差异是否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相应变化；(3)在其他人力资本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收入的性别不公是否依旧存在――换言之，我们分析是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异、还是性别本身、抑或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导致了两性的收入差异。由于教育、职业和工作经历是决定个体收入的主要因素，一旦它们得到控制后，如果收入的性别差异还存在的话，该差异可以被认为是源于性别歧视。

收入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收入的性别不公不仅影响女性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事关其他个体、家庭和社会的福利。对女性而言，收入水平的增加将改善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资源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有利于女性自主地选择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生育质量，并有助于提高其子女的人力资本。从家庭角度来看，较高程度的性别公正有利于家庭的形成、婚姻的稳定、家庭功能的实施及福利的改善。从宏观角度看，性别公正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对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及其目标的实现，促进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总之，女性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探讨两性收入差异的原因有利于改善女性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最终将有助于提升两性的福利、家庭的福利和社会福利。

二、两性收入的特点与理论背景

(一)两性收入的特点

收入是一个难以衡量的指标，不同的数据和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是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上共有的、长期存在的现象，且常常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呈现扩大的趋势。过往研究表明，收入差异与个体的人力资本存量、职业类型、性别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两性之间的工资差异显著扩大，男性的收入水平超过女性的收入水平。

鉴于城乡二元分化的特点，现存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男女之间的收入水平。城市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例由1988年的84.4％下降到1995年的82.5％，两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69.3％，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8.2个百分点；从收入分布看，将近一半的城镇在业女性年收入低于5 000元，仅有6％的女性年收入高于1.5万元；低收入的女性比男性高19.3个百分点，中等以上收入的女性比男性低6.6个百分点。即便是在较高层次的职业中，具有相同职业的两性的收入差异依旧十分明显，反映了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同样，农村的女性与男性劳动力之间的报酬也有很大差距。1999年，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人均年收入为2 368.7元，仅是男性收入的59.6％，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21.8个百分点。

虽然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两性之间的工资差异扩大了，且对女性的歧视呈扩大趋势，但中国的性别工资结构仍比其他很多国家更为平等。然而，在性别观念较为平等的北欧诸国，收入的平等性也较强，其女性与男性的收入之比超过中国同类指标。不过，即便是世界上最平等、最发达的国家，女性的收入也不足男性收入的90％。可见，两性收入的差距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即使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之后，两性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工资差异。

(二)两性收入差异理论

多学科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相互补足、但侧重点不同的理论，解释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包括人力资本理论，歧视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下面对每种理论略加介绍。

1.人力资本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探讨了两性的工资差异：女性工资低于男性工资的主要原因在于她们较低的教育水平、较少的工作经验，等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其收益包括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更稳定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多国比较研究显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相当可观：多接受一年学校教育的明瑟收益率达7％―12％。在中国，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但女性较高的收益率既不意味着她们收入的绝对值高于男性，也不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职员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收入，而是由于低教育水平的女性收入的绝对值低于男性。收入的性别差异在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较大，在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中相应较小。

2.歧视理论

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因歧视原因的不同可分为两类。第一，纯粹的性别歧视，即在产出相同的条件下，雇主给女性的工资仍然低于男性。该歧视是由于雇用者、同行和顾客的偏好造成的。纯粹的性别歧

视大体有三种情况：其一，同工不同酬：拥有相同生产率的男性和女性无法获得同等的回报；其二，职业及职位歧视：雇主故意将与男雇员具有相同教育水平和生产潜力的女雇员安排到低工资报酬的职位或担负较低责任水平的工作，而把高工资报酬的工作留给男性雇员；其三，反馈影响(feedback effect)或前市场歧视(pre-market discrimination)：女性劳动力在培训和晋升等方面的不公待遇降低了她们对劳动市场的预期，驱使她们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或降低工作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

第二，利益最大化歧视。因为女性的劳动效率被认为低于男性，雇主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的收入。当纯粹的性别歧视不存在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雇主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往往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决定劳动力的雇佣、安置、提升及报酬，故两性的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劳动生产率。

假设女性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男性的实际上暗示了其他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内、外的性别歧视。前者是指两性之间在雇用、职业培训和升迁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即纯粹的性别歧视)，后者是指家内劳动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公。一方面，女性在感情上与子女更为亲近；另一方面，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使一些女性内化了“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自愿或不自愿地承担起大部分的家庭责任。家务劳动干扰了她们的社会劳动参与。西方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子女出生后回归家庭，当全职母亲。这样的劳动分工使女性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较弱，导致女性的教育、职业培训、工作经验、工作能力低于男性，降低她们的工资收入。

3.职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职场)分割理论从另一个视角分析收入的性别差异。该理论认为，个体收入的高低既受制于人力资本的存量，又取决于性别本身和工作性质――工资是性别、人力资本和工作性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工作内容和职业境遇(工作稳定性、升迁的可能性、工资支付方式等)的差异将劳动力市场区隔为不同层级，且每个层级的劳动市场的工资决定方式、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各不相同。男人和女人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劳动者多滞留在次级市场。在两性劳动力市场相互分割的环境下，对女性开放的职业十分有限，且女性很难进入男性主导的职业，故她们只能集中在“女性”职业中。无论是内在的还是潜在的生产能力，与男性占主要地位的行业和职业相比，女性集中的行业和职业往往不具有优势，职业声望较差、升迁的机会较少，导致了职业之间和性别之间的工资差异。

性别歧视和行(职)业隔离是造成中国两性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行业和职业隔离(即群间隔离)。女性较易从事进入门槛和垄断程度低的行业；在进入门槛和垄断程度高的行业中，男性占有优势。其二，行业和职业内差异(即群内差异)。即便女性进入了由男性垄断的行业和职业，但在管理层次，男性仍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收入的性别差距。

上面的理论能解释中国收入的性别差异吗?中国两性收入的差异有哪些决定因素呢?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1989、1993、1997、2000、2004和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纵向数据来分析两性收入的趋势、现状、特点、决定因素，并回答上面的问题。CHNS调查包括等多层次、多维度资料，是比较两性收入变动趋势和差异的最好资料之一。样本是16―55岁／60岁的人群。女性样本包括16―55岁的被访问者，因为大部分女性在55岁以后退休；男性样本包括16―60岁人群。

(一)变量

因变量：收入的性别差异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衡量，本文将之衡量为受访者的月收入(元)。

主要自变量：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是性别，通过两种方式来衡量：其一，性别的虚拟变量(女性为1，男性为0)。其二，考虑到城乡之间在收入和性别角色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生成一组由城乡和性别构成的复合变量：城市男性、城市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以便同时考察城乡和性别对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性别对收入发生直接和间接作用。

控制变量：为探讨性别对收入的独立作用，本文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两性收入水平和(或)调节性别与收入关系的因素，包括受访者的人口学特征(年龄、民族、婚姻状况)、人文资本(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地域差异(城乡居住、省份)和时间(调查年份)。比如，年龄是个体生命历程的指标，并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人的工作经验：年岁越大、履历越深，工作经验越丰富，故不同年龄的个体可能拥有不同的收入水平；青壮年的收入水平超过年轻人和老年人；老年女性的收入尤低。

教育程度被衡量小学(包括文盲)、初中、高中、大学(包括大学以上学历)。个人的教育程度通常与收入正相关，但每个教育层级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可能并不一致；与其他教育层次相比，大学教育更大幅度地增加个体收入，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影响越大。不过，教育回报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对女性的影响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对城镇的影响大于对农村的影响，对东部的影响大于对中西部的影响，也是拉大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职业是个体收入的最直接影响因素，还调节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人对职业好坏的传统认识和有关改革时期社会分层研究，本文按照是否在业和职业类型将个体的工作情况分为四类：未工作、农民、普通工人和干部。将一些不同的职业归于一类可能不利于探讨每个职业对收入的单独作用，因为男女工资差异既受制于职业间、也受制于职业内的差异。不过，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职业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合并职业类型不会使模型的分析结果产生偏差。

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异。市民的收入超过农民的收入；沿海的收入超过内地的收入，故在分析收入的性别差异时，城乡和省份也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中，每个省份为一个虚拟变量。最后，在过去的近20年中，个体收入不断增长，故模型分析也包括表示调查年份的变量，该变量可提供家庭人均年收入变化的时间趋势。

(二)研究方法

首先，分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入的性别差异是否存在；其次，分析收入的性别差异是否因城乡而异；再次，分析不同层次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随性别而异。这三个步骤都采用合并数据分析方法(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它将历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上下对接在一起，是一种非严格意义的纵向分析；其中的部分样本是追踪的，另一部分样本是新出现的。就本文而言，1/3的样本没有得到任何追踪；在6期调查中都得到追踪的样本更少。样本失去追踪的主要原因包括调查省份的变迁和样本年龄的选择。尽管如此，该分析方法比横向数据分析更具

优势：横向分析结果只提供某个时点男女收入的现状及差异的规律，不能回答变化的问题。在1989到2006年的18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人收入也翻了数番。使用历次调查数据进行纵向分析有助于了解个体收入是否因时而异。

以连续形式衡量的因变量需要采用线性模型。鉴于数据的多层性，本义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第三层为社区，第二层为个人，第一层为参与年份。多层模型技术考虑到没有衡量到的或根本无法衡量的社区层次和个人层次随机变量的变异，从而得出更为精确的参数估计；将参与年份列为一个独立层次可以控制同一个体未能观察到或无法观察的差异性。三层随机截距模型的公式为：

Yijk=β+β1Xijk+ujk+uk+uk+∈ijk

其中，Yijk是因变量，衡量k社区、j个人和i参与年份的个体平均收入水平。ujk机和uk分别代表第二层(个人)和第三层(社区)的随机变量uk。社区随机变量为同一社区内所有的个人所共有；个人随机变量为同一个体不同调查时间所共有。居住于同一社区的个体的收入水平相互关联，因为他们共有随机变量；其大小使我们得以估计个人特征和社区背景在决定个体收入水平方面作用的大小。

该模型将个体收入水平解释为参与时间、个人特征和社区环境的函数。因变量解释为第k个社区第i个个体和第i调查时间的平均个人月收入。Xijk是变量的向量；β0和β1分别为截距和参数效果。∈ijk为第一层次的变异，正常分布，均值为0，方差为σ2。

无条件平均模型的诊断分析结果表明(限于篇幅，木文没有列出分析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木文采用多层模型技术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两性收入因社区背景、个体特征及被调查的时间而异。这表明，属于同一社区、同一个体或同一调查时间对预测个体的平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模型中加入社区、个人和时间的变异变量将改善模型的适合性，从而获得更为精确的参数估计。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结果

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收入、年龄、职业、城乡居住等方面。比如，男性的收入超过女性的收入――在被调查年份，女性收入仅为男性收入的80％。图1描述了按调查年份区分的两性月平均收入水平、两性收入的差值和女性收入与男性收入之比；图2描述了按城乡和性别区分的个人月收入水平；图3描述了教育和职业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收入因性别、因城乡和性别而异、因个体的教育水平与职业状况而异，且收入与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与预期的一敛，也与现存其他相关研究结果类似。

(二)模型分析结果

表1的4个模型是全部样本(模型1、2)、女性样本(模型3)和男性样本(模型4)人均月收入的分析结果。模型1、2回答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收入的性别差异是否依然存在，收入是否同时因城乡和性别而异，哪些因素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模型3、4回答各种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因个体的性别而异，即对男性收入和女性收入的影响性质和程度是否不同。我们区分男性和女性次样本的原因有三：其一，年龄、教育、职业、居住地等因素可能对两性的收入水平产生不同影响；其二，前面介绍的二元分析结果表明，样本中的男性和女性在一些个体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其三，包括性别与教育、性别与职业的互动变量的模型结果(没有列出)显示，互动变量的纳入改善模型的适应性。出于系数解释的便利，本文分别对男性和女性次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次样木模型等于将性别与所有其他自变量都进行交互项分析的互动模型，即fully interactive model。

在全部样本中，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收入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收入比男性的收入低109元。这表明，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完全是由个体的人文资本及其他个体特征和区域性因素造成的；即便是男性和女性拥有相同的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型，他们之间的收入差异依然存在。由此可见，性别本身就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也表明性别歧视是显著的。鉴于被调查期间，女性的月平均收入大约仅为480元，100元的收入差距是巨大的。当将性别按城乡居住进一步区分时，我们发现，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的收入都低于城市男性的收入，农村女性的收入是最低的；虽然农村男性的收入也低于城市男性的收入，但二者之间差距并不显著。该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差异同然重要，但性别差异更值得注意。

变量调查年份的分析结果显示，虽然男性和女性的收入水平都随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因性别而异：即便模型控制了许多其他变量，男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女性收入的增长速度。1989年男性的收入比2000年男性的收入低近550元，女性的只低432元；2006年男性的收入比2000年男性的收入增加579，但女性的只增加487元，二者相差近100元，这与前面图形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也是为什么男女两性收入的绝对差值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就个体的人口学特征而言，年龄影响收入的高低。与预期的一致，年龄介于35―44岁的人群的收入超过年轻人群的收入，尤其超过年龄介于25―34岁人群的收入，但45岁以上人群的收入与35―44岁人群的收入并无明显差异。年龄与收入的关系因性别而异：女性的年龄越大，收入越高，二者呈线性关系，而男性的年龄与收入之间呈U型关系，但这些关系都不显著。民族和是否在婚对因变量的影响也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与男性和女性收入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汉族男性的收入超过少数民族男性的收入，但汉族女性的收入低于少数民族女性的收入；在婚男性的收入显著地超过不在婚男性的收入，而在婚女性的收入低于不在婚女性的收入(但不显著)。

就个体的人文资本来看，教育与收入呈正关联。与小学教育程度的受访者相比，受过高中和大学教育人群的收入显著增加，后者增加的幅度尤大。虽然教育对男女两性收入的影响性质是一样的，但对女性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大超过对男性收入的影响程度：与受过小学教育的人群相比，受过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女性的收入分别提高86元、75元、360元，而男性的仅提高9元、11元、242元。可见，女性的教育回报率大于男性的教育回报率，教育与性别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这也表明，在较低的教育层级，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较小，大学教育对改善个体的收入水平十分重要，对女性尤其如此。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是否在业对个体的收入水平似乎无显著作用，但职业类型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出乎意料。虽然在图3中，普通工人的收入仅次于干部的收入，但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未工作者、农民和干部的收入都超过普通工人的收入。这一点对全部样本、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虽然对两性收入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干部的收入超过普通工人的收入合情合理，但未工作者及农民的收入也都超过普通工人的收入却令人费解。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女性农民的收入显著地超过女性普通工人的收入。造成这些意料之外分析结果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本文的样本是处于工作年龄的人群，未工作者可能是一个有选择性的群体，其中的一部分人属于有钱阶层，自己选择了不工作；另一部分人在失业后做临时工，但他们可能还认为自己没有工作。其二，农民女性群体的选择性。报告自己有收入的农村女性可能本身就是收入比较高的人群；相反，在过去近20年中，工厂和企业经历了体制的转轨，不少工厂经济效益很差，面临倒闭的困境，致使的工人的收入偏低。

就居住地和地域来看，城市人群的收入显著超过农村人群的收入，但其影响程度同样因性别而异：对女性的影响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城市女性的收入比农村女性的收入高近70元，而城市男性的收入仅比农村男性的高43元。个体收入也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别。与山东省相比，不少其他省份人群的收入都显著降低。地域对收入的影响也因性别而异：在女性群体内，辽宁的女性依然是收入最低的，次为贵州、湖北和河南的女性。在男性群体中，收入最低的是广西，次为辽宁和河南。地域对女性收入的影响远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居住在辽宁的男性的收入比山东男性的收入大约低150元，而女性却低近320元；虽然江苏男性的收入与山东男性的收入之间没有显著差别，但江苏女性的收入却与山东女性的收入存在206元的差距。

可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1)两性收入依旧是不平等的；(2)个体收入因个体特征、都市化程度、地区和时间的不同而异；(3)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因性别而异。过往研究表明，收入的性别差异一部分是由个人特征差异引起的，另一部分是由先入为主的性别偏好带来的。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兼而有之。

从随机变量的系数值来判断，在影响个体收入的各层次因素中，时间因素的作用显然大于个体因素的作用，后者又大于宏观层次因素。首先，无论是哪个模型，截距依然十分显著，表明它是一个变量；也就是说，即便控制了许多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所有人群、女性和男性的人均收入依然因社区、个体特征和时间而异。对女性而言，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影响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对男性来说，时间的作用更为重要。其次，在因变量的总变异中，大约15％可归之于社区之间的差异，22％可归之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其余63％的差异来自于个体内差异(即时间差异)，可见时间是影响个体收入的最重要因素(结果没有显示)。再次，模型中包含的社区因素对因变量在该层次的变异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限于篇幅，本文不解释分析结果)。

五、总结与思考

工资的性别差异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见之于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歧视经济学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阐述两性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本文利用1989-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探讨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时期，两性收入的特点、变动轨迹及决定因素，并检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性别歧视是否存在。同时，在对性别收入差异来源进行分解的基础上，比较宏观层次和个人层次因素对个体收入差异的重要性。主要分析结果归纳如下：

其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显著的性别歧视。在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性质、城乡居住、地区和年份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性别依然是决定收入的显著因素。这表明，收入的性别不公不仅受制于个体的人力资本，而且性别本身就是收入的重要决定要素。可见，要逐步缩小、并最终消除收入的性别差异，除注意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和改善女性的职场机会外，消除纯粹的性别歧视也至关重要。

其二，农村女性处于双重弱势地位。总体而言，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的收入，而农村女性的收入是最低的。同时，虽然城市女性的收入高于农村女性的收入水平，但却低于城市男性和农村男性的收入。这表明，收入的城乡差异固然重要，但性别差异更值得警醒。当前，农村妇女的发展既面临很大的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利于性别平等的阻力。提高农村女性的收入水平、改善她们的经济福利有助于两性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