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时间：2023-12-14 17: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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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双减政策为什么出台 1、继全面开放二胎以后，响应政策的人数不是很多，于是就开放了三胎。甚至于开放三胎后还有一系列的“促生”举措。毕竟，“人口老龄化”也逐渐影响我们了。
而很多家长不愿意生“二胎”、“三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孩子的生活成本太高。或者说教育成本太高。
虽说“九年义务教育”几乎不花钱，但是细细算来，营养餐的餐费确实不高，资料费也不多，七七八八在学校一年（当然我这里指的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太好统计，受地域因素影响较大）也花不到5k。但是课外的很多补课，一年动辄几万到几十万，经济压力真的有几个家庭能够承担起来？
2、尽管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中小企业难招人，或者找不到人。但是重点关注疫情前面，南方很多城市的务工人员也锐减了许多。
当然，有种说法认为，普通的蓝领不难找，难找的是高级蓝领人士。也就是那些有技术的高级工人很难找，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3、“剧场效应”逐渐放大，影响了整体的教育生态，所有的家长有没有能力的都在努力“掐尖”，导致学生累、家长累、老师累。学生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去学习的路上。
太过于注重文化课成绩的结果，只有一种“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也就导致了很多没有教学资质的培训班遍布各个城市，将不太明白的家长割了韭菜。
“补课”这事，毕竟也跟“保健品”有很大的相通之处，起码补了不会更差，不会出现不良后果，加上大部分人都想“别人也补，我不补就落后了”。也由于教辅机构提出的“今天你来，我培养你孩子；今天你不来，明天我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被过得激化的竞争意识导致教培机构生态出现了泛滥的局势。
4、长时间地学习，导致下一代的身体素质和美育素质受到影响。因此，“双减”的同时对体艺类的培训辅导美育过多的要求。虽然中考和高考是学生前面的大山，不拼文化成绩还可以走特长生路线，这部分的投资应该会更大。但是，只要不是所有家长都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也算是给家长们减负了。
篇2
国家出台“双减”政策后，大量教育培训机构生存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一、培训机构生存艰难。近年来，教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XX街道目前已有XX家教培机构，行业竞争压力较大。近期国家出台了“双减”政策，再加上受到疫情影响，所有教培机构全部关闭，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XX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培训机构目前面临多种困难，主要是收入减少、场地租金压力和人工成本，现在收取的学费也按照比例退还了，但是房租依然要付，老师虽暂停工作，但是为了安定老师不流动，每月工资和社保还是正常支付，生存压力很大”。该负责人对未来的前景也不乐观，“国家政策出台后，学科类培训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老师都在观望，担心今后课时会锐减，收入也将大幅减少，有的已经开始考虑跳槽，想考进公办学校。而且疫情还在继续，后续的影响还很难预测”。
二、机构转型存在困难。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出台，所有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都面临转型的问题，但转型为非学科类教育培训或线上教育培训并非易事。XX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主要考虑转为艺术类培训或者进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培训，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涉及到新的领域原来的老师是否能胜任，而且大家都转型做非学科类教育培训，面临的竞争压力会更大。而且如果开设线上培训，之前老师没有接触过线上教育，不适应线上教学的环境和风格，原来的课程是不可能直接移植到线上环境的”。
篇3
[提 要] 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
关键词 ] 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 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 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 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 -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0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 Todd D．Stem)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无差别的，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于其破坏性影响之外。这种新的现实需要全球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的合作应对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基于双方政策立场的不断协调，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为达成全面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全球气候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障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中，两国需从战略高度出发，排除内外干扰，进一步创新政策思维，深入发掘合作议题，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从而切实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全球气候良治。
篇4
1.1社会因素
1.1.1政策支持
政府在对小额信贷的内部机制和排除外部干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小额信贷参与的客观主体之一。政府依靠制定和实施小额信贷的相关政策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对小额信贷而言，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制定、当地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都会对小额信贷产生负面的影响，进而产生风险问题。小额信贷业务机构的注册和审核制度非常严格，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农民对资金的需求，就不得不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这样才能保证小额信贷业务的正常发展。政府对小额信贷机构的性质进行限定，对贷款利率的规定，这使得小额信贷这种公益机构，存贷利差小，经营成本高，这就需要国家政策的补贴才能持续经营下去。因此，一旦政府撤销了对小额信贷的政策倾斜，将会导致信贷机构因为资金链断裂和资金的短缺而陷入经营困境。
1.1.2信用环境
在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由于对贷款客户的相关信息和还款能力不了解，不得不采用抵押、担保等方式来减少商业银行自身所承担的风险。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媒介，小额信贷机构在业务的开展过程中，也会面临着相同的风险。这其中就包含信用风险。信用风险直接影响到小额信贷机构贷款的还款率，进而影响到其盈利和可持续发展。双鸭山农村小额信贷以扶贫为基本，因此，其延迟还款的风险与其他的风险相比，对机构的影响更为严重。有些地区在实践中，当地政府对贫困农民的贷款给予部分豁免，这也严重影响贫困农民对小额信用贷款有偿性的认识。豁免使贫困农民对小额信用贷款产生了豁免的期望，从而影响了小额信贷机构贷款到期的回收率，使很多原本可以正常收回的贷款延期甚至拒绝偿还。长此以往，必定会影响整个地区的信用环境，这种情况对当地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及可持续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1.2经济因素
1.2.1当地的生产规模
双鸭山生产规模近几年几乎保持不变，这种情况不容忽视。一方面，由于双鸭山大部分农村耕种土壤在封冻前均处于干旱状态，春季时，不利于农作物的播种和出苗，使目前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的农业生产设备过于老旧和落后，且缺少提升农业生产设备的理念，成为了制约当地生产规模的因素。由于双鸭山过于稳定的农业生产规模，使得农村小额信贷的需求量几乎不变，这对当地小额信贷的经营收益和发展十分不利，影响了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1.2.2当地的农民收入
双鸭山的农民收入不稳定，由于双鸭山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市场经济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很难得到保障。当地政府年度工作的侧重，对农民的收入也有影响。如果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是农业，农民的收入将会有所增加；反之，则会减少农民的收入。
1.3自然因素
双鸭山农村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一般都是农民，农民贷款的主要用途是农业生产活动。然而，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自然灾害等因素易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所以农业生产活动的特点是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不确定。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向农民发放贷款后，农民将大部分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上，而自然环境很大成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农业生产，也就是说，自然环境间接地影响着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与收益。由于自然风险的特殊性，小额信贷对农业相关项目的概率无法准确计算，从而致使小额信贷机构无法利用计算概率来规避相关的自然风险，并按照预期来达到既定的收益。同时，双鸭山农业保险市场由于赔付条件和比率等大部分因素的影响明显比小额信贷的发展落后。所以，自然灾害产生的损失基本上由农民自己承担，从而导致他们贷款的积极性下降，很容易进入恶性的贫困循环，严重制约了小额信贷的发展。
2.促进小额信贷发展的对策建议
2.1完善小额信贷发展的政策环境
为了确保双鸭山农村小额信贷的稳健运行，就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主要包括：当地政府可以利用对农民有益的相关政策制定，来完善小额信贷的外部运营环境。双鸭山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使社会资金回流到农村，鼓励小额信贷机构将大部分网点设在农村乡镇地区，以此实现双鸭山小额信贷机构经营的可持续性。当地政府应该实施并完善监管制度，约束各个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同时，正确的引导并树立各个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市场定位，尽快出台相关的监管条例和措施，从而对各个机构进行多方位的监管。当地政府也应该放宽小额信贷机构的申请条件，使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合理化、正规化，使农村小额信贷机构逐渐转化为当地正规的村镇银行。有效促进小额信贷机构提高自身的创新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得贷款回流到农村。
2.2加强小额信贷信用系统管理
健康的信用环境是保证双鸭山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稳健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加强宣传，提高农民还款的信用观念，使农民强化“有借有还”的信用观念，由点到面，通过个人信用的改善提升村镇的整体信用，充分利用信贷资金的使用率和还款率，使农村小额信贷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
2.3发展农业保险分散小额信贷运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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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美国；政治；战略武器
中图分类号：D75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1－0042－05
2009年4月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重启，令这一传统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69年苏美围绕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问题开始的一系列谈判。谈判进程持续到苏联解体，签署了众多的条约，包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条约》)，其效力一直维持到2009年12月5日，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俄美将苏美战略武器谈判这一形式继承下来，先后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二阶段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但小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日益趋向自助式裁减核武器，俄美双边谈判形式逐步被打入冷宫。奥巴马担任总统后，对美国战略武器政策大幅调整，力图通过俄美合作建立新的全球战略武器控制机制，这促使俄美战略武器谈判得以重启。经过近一年的密集谈判，俄美两国于2010年4月签署了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俄美战略武器谈判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目前看来谈判将在未来持续深入下去。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国对国际格局特别是战略武器领域的国际格局作出准确的判断，有助于评估俄美谈判可能带给中国的正负效应。
一、政治运行机制对谈判的影响
俄罗斯奉行三权分立的政治运行机制，国家对外政策通常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相互博弈、协调的结果，只是三者参与的程度与影响力有所差异。一般而言，行政部门在外交政策上最具发言权，但具体到不同问题领域以及特殊时期，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战略武器问题专业性极强，并且涉及国家最高安全机密，相关政策的制定一般在较小范围内进行，所受掣肘也少于其他外交政策，但仍无法摆脱政治运行机制的牵制与干涉。而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产生最为显著影响的则是掌握行政资源的总统与掌握立法资源的杜马间的权力互动。
俄罗斯总统权力极大，杜马权力较小，可称之为“超级总统制”国家。杜马对总统缺乏足够的制衡力，西方媒体将杜马比做“橡皮图章”意即在此。不过，杜马作为立法机构还是拥有相当权力。例如条约批准权，总统与外国签署的条约须经杜马同意方能生效。在叶利钦总统时代，杜马大部分时期处于左翼政党控制之下，总统虽然能借助优势权力压制杜马，但却始终无法控制后者，两大权力部门间的争斗成为俄政坛的常态。双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自然也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令《第二阶段条约》在叶利钦时代一直未获杜马批准，从而造成预定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无法启动。
1993年1月，叶利钦总统与美国就《第二阶段条约》达成协议，条约要求双方将各自保有的战略核弹头减少至3000～3500枚。从布什总统1992年1月提出新的核裁军倡议到《第二阶段条约》最终签署，用时不到一年，而《第一阶段条约》则历经九年的艰苦谈判才最终完成。叶利钦不顾大多数俄军事专家的反对，仓促签署该条约的主要原因是有求于美国。此时，叶利钦在国内尚未完全确立自己的独断地位，面临最高苏维埃及左翼势力的挑战，需要美国的援助以“拯救”俄罗斯、赢得民众的支持。
俄罗斯在《第二阶段条约》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因此该条约一经签署就在国内受到猛烈抨击。最烈强的抨击来自反对派所控制的最高苏维埃。1993年10月，叶利钦通过武力强行解散了最高苏维埃，设立国家杜马，但其后举行的第一届杜马选举却出乎各界预料。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自由和共产党等反对党赢得杜马过半议席。自由的崛起很大部分归功于对叶利钦软弱外交政策的攻击，而俄共是叶利钦天然的反对派，两党同叶利钦之间缺乏妥协的空间。此时将《第二阶段条约》提交杜马审议必然会被否决，因此当1993年12月杜马主动要求总统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时，遭到叶利钦拒绝。不过，长期拖延并不现实，因为按照与美国达成的协定，《第一阶段条约》生效后两国应尽快批准《第二阶段条约》。1994年12月，《第一阶段条约》正式生效，叶利钦不得不在次年6月向杜马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杜马就此问题召开听证会，但随后北约在美国领导下大举空袭波黑塞族武装，批准进程被杜马中断以示抗议。此后，杜马举行换届选举，条约的批准问题交由新一届杜马决定。
第二届杜马选举中，俄共为首的左翼力量赢得席位过半的优势地位，这届杜马因此被许多俄罗斯民众称为“共产党的杜马”或“左派的杜马”。尽管1996年1月26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第二阶段条约》，该条约在杜马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却几近为零。杜马各党普遍认为叶利钦在条约中让步过多，对其软弱表示不满。叶利钦运用各种手段向杜马施压，但杜马不为所动，在叶利钦任内一直将该条约拖而不决。俄杜马之所以拒不批准该条约，除条约本身存在缺陷外，杜马多数党俄共与叶利钦完全敌对的特殊关系也是重要原因。俄共与叶利钦的争斗超出了一般的政见之争，作为苏共继承者的俄共与坚决的叶利钦之间意识形态两极对立、矛盾难以调和，合作与妥协都缺乏现实途径。杜马对《第二阶段条约》的拒不批准，令规划中的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谈判无限期推迟，大大延缓了俄美削减战略武器进程。
总统与杜马这种极端的对立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1999年12月第三届杜马选举，俄共得票率虽仍居第一，但中派力量赢得多数席位，左翼丧失了对杜马的控制权。由此开始，支持总统的力量在议会中愈来愈强，总统与杜马两大权力部门由对立冲突逐步转向默契合作。普京总统与梅德韦杰夫总统时期，杜马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基本与总统保持配合，使总统在制定对美谈判政策时拥有更为自由的空间，这极大地减少了谈判所受的掣肘，有利于推进谈判进程。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政治运行机制中不同部门间的关系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在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它们会有各自偏好的立场与政策，当这些立场与政策间的矛盾尖锐化时，统一政策的制定将受到困扰，进而阻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进程。
二、社会政治思潮对谈判的影响
社会政治思潮和政党政治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由此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按照主流社会政治思潮变迁划分，冷战后俄罗斯大致经历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三大阶段。在各个阶段中，不同政党力量随之消长，两者结合，推动了俄战略武器政策的调整，从而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
(一)自由主义思潮与右翼力量的兴盛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最为盛行的是由西方引入的自由主义思潮，按照大多数俄罗斯学者的理解，自由主义是与强调国家控制抹煞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高于一切的思想。建国之初的俄罗斯联邦处于混乱迷茫中，已经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的民众将希望寄托于自由主义，幻想通过民主化及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使俄罗斯摆脱困境，快速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思潮成为此时俄主流社会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对俄罗斯政党政治产生了强烈影响。政坛整体右倾，主张内政外交全面西化、与西方国家结盟的右翼民主派政党占据优势，掌握了政权。左翼政党在这一阶段则缺乏社会支持基础，处于艰难的恢复期，力量分散，影响力较弱。政府全面西化政策基本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民众及左翼政党的有效阻力。
俄罗斯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令俄美进入“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关系也得以大幅改善。包括总统叶利钦在内的俄主要政治家认为两国已由冷战时代的敌对关系转为盟友关系，因此苏联时期用来威慑美国的庞大战略武器库不再有现实的需要，双方理应通过谈判不断进行削减，最终在战略武器领域达成友好合作的关系。1992年2月，两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就俄美关系、削减战略核武器、防止核扩散等问题进行会谈，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将建立“友好与伙伴关系”，不再把对方视为潜在敌人。1993年1月，叶利钦与布什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第二阶段条约》。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俄美双边关系在战略武器领域出现了令人惊诧的改善。这主要缘于俄领导人对双方关系认识的改变――由苏联时代的敌对关系转为盟友关系。这种认识与俄国内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得益于此的右翼政党的强大影响力密切相关。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消退，右翼力量开始失势，俄领导人逐步摆脱了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两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竞争再起。
(二)民族主义思潮与左翼力量的崛起
1993年，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由亲西方的“一边倒”政策转向东西并重的“双头鹰”政策。在战略武器谈判中，俄逐步改变对美顺从合作与单方面让步的政策，态度趋于强硬，双方竞争加剧。俄政策的改变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和左翼力量的兴起密切相连。
俄罗斯独立后进行的一系列激进改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国家呈现出破败颓废的景象，国际地位也直线下降。民众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憧憬与期望彻底被现实所击碎，取而代之的是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对强大俄罗斯国家的热烈呼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其主要特点是反对全面西化，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与尊严，保持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坚信俄罗斯民族能够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独特道路。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改变了俄罗斯政党格局。右翼民主派政党不断削弱，左翼政党日渐崛起。1995年杜马选举中，俄共连同其他左翼政党获得超过50％的席位，实现了对杜马的控制。社会政治思潮的改变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政党格局形同民众对俄内外政策的否定票，令叶利钦不得不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与西方拉开距离。其后，1996年美国启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试验、1998年美国攻击伊拉克、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以及日益加快的北约东扩进程，催发了俄国内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要求对西方强硬还击。为了安抚民众的不满，同时击退左翼力量对其软弱的指责，叶利钦只能选择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同时越来越强调战略核武器的重要作用。1997年12月，叶利钦正式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重申俄奉行“现实遏制”核战略，并进一步提出，北约的存在和东扩对俄安全构成威胁，要用核武器防止核大战、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地区战争，要保持足够的核力量，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俄罗斯保留使用其拥有的所有手段，包括使用核武器手段的权力”。这表明，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政治氛围下，叶利钦改变了对削减战略武器的盲目积极态度，更为现实地将之与美国的回应相挂钩，在获取更大利益、更为平等待遇的基础上和美国进行谈判与合作。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加强令美国对俄未来走向感到担忧，从而进一步采取措施弱化俄罗斯。而这又令大多数俄罗斯人对美国的敌意上升，认为“美国正在乘机削弱俄罗斯，意图使俄罗斯永远处于衰落状态”。这种恶性循环令俄美缺乏缓和谈判的空间，对抗不断加剧，造成《第二阶段条约》完全无法获得杜马及民众的支持，并将战略武器谈判导入停滞状态。
(三)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和中派政党的兴起
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在叶利钦执政后期逐渐开始兴起。民族主义虽暂时满足了民众情绪上的需要，一度占据政坛主导地位，但左翼政党缺乏现实可行的治国政策，与总统的频繁争斗令俄政坛更加混乱，这使得民众渴望“权威”领袖的出现，以结束国内无休止的政治内耗，领导国家走上复兴之路。这种情绪随着总统与杜马间政治博弈的加剧而在民间日益盛行，最终在普京时代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令俄罗斯政党力量重新洗牌：持政治权威主义理念的中派力量崛起，1999年后控制了杜马，并将优势不断扩大；而左派力量渐失支持，政坛影响力日益萎缩；力量基本泡沫化。2007年第五届杜马选举，支持“民主”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450个议席中的315席，标志着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在政坛的全面盛行。
俄罗斯社会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在此背景下崛起的中派政党为普京的强力集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派政党赞同普京具有权威主义性质的治国策略，杜马逐渐成为普京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和“执行者”，俄对外政策由此摆脱了叶利钦时代常见的总统与杜马相互掣肘的局面，总统的外交行动拥有了更大空间。在战略武器领域，普京得以施行更为灵活的谈判策略。战略武器谈判成为普京对美外交中一张灵活机动的王牌，根据需要随时进行策略调整，或以让步换取其所认定的更为重要的俄罗斯国家利益，或通过对抗来谋求美国在其他领域的退让。例如，2001年普京曾对美国意图退出《反导条约》持严厉批评态度，但当美不顾俄反对宣布退出时，普京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温和。俄罗斯的让步换来了现实利益，美国同意签署《莫斯科条约》(条约规定2012年12月31日前双方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减至1700～2200枚)，改变了布什计划中的完全自助式裁减战略核武器的政策。此外，美国还支持建立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关系大幅改善，成为反恐伙伴。俄战略武器政策上的这种变化符合自身利益，但假若民族主义思潮依然盛行，此举必将受到杜马及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只有在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的氛围下，这种灵活机动的政策才能顺利施行。
这一阶段，由于俄罗斯国内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的盛行，令支持总统的中派政党控制了杜马，总统拥有了近乎于“沙皇”的权力。这使得俄战略
武器谈判政策几乎不再受到杜马和普通民众的掣肘，而是根据现实国家利益不断调整，令谈判进程呈现出弹性多变的特点。
三、利益集团对谈判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就最广泛的含义而言，任何一群为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当代俄罗斯是多元社会，利益集团对国家外交政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探讨国内政治因素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时应将其纳入研究范围。鉴于战略武器谈判的特殊性，本文仅选取对此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作为分析对象。
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军事工业集团和这一集团在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的利益综合体。军工综合体中的主要军工企业大部分为国家所控制，和政府间存在着隶属关系，因此军工综合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更多的不是经由院外活动，而是在官僚系统内通过获得利益相关部门的支持来完成。因而就此层面而言，其拥有比一般利益集团更为方便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途径。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进入转轨时期，军工综合体经受近十年的曲折历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改革方向发生了转变，从推动私有化转为整合大型军工企业，形成了一系列国家控股的大型股份公司。同时，伴随经济的复苏，俄国防开支急剧增加，国防工业进人快速增长期。由此，军工综合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日渐增长，而在与之相关的战略武器谈判领域，其影响更为明显。
首先，军工综合体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行影响。军工企业饱受国家衰落之苦，大规模的裁军和军费削减极大地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因此，军工企业对于恢复和保持俄罗斯强国地位格外积极。它们要求国家奉行强硬外交政策，加大军费开支，增强军事实力。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军工集团对削减战略武器持积极反对态度，同时要求将削减与北约停止东扩相挂钩。军工企业的这种态度源于自身利益的要求。军工系统中与战略武器生产相关的部门众多，例如导弹―航天工业、核工业、航空工业。这些部门均为俄军工企业的核心，影响巨大。特别是负责各种战略导弹研制和生产的导弹―航天工业拥有完整的体系，2007年隶属该系统的共有科研生产单位108家，从业人员约25万人。削减战略武器将减少这些军工企业所能获得的订单和资金投入，必然会引起其强烈的反对。
其次，军工综合体具有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实力。如上所述，军工综合体利益集团主要由军工企业和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其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实力首先源于军工企业在俄国内所具有的实力地位。截至2007年底，俄罗斯军事工业共有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1389家，从业人员将近150万，半数以上为科技工作者，是俄罗斯经济的最高科技领域，生产了全国70％以上的科技和高科技产品。军工企业是俄罗斯国防武器的直接供给者，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依赖于先进军工企业的支撑。由此，保持军工企业的稳定与发展，成为涉及俄罗斯根本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俄在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时，本国军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自然成为其必须仔细考虑的因素。例如，俄罗斯虽然在《第二阶段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中均承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但从未允诺暂停新型战略武器的研制。俄不能做出这种承诺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军事工业一直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而维持这种优势依赖于不断的研发、创新，一旦承诺暂停新型战略武器的研发将对军事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导弹工业等核心部门的发展构成致命打击，这无异于让俄自断其臂，自然令其无法接受。
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是军工综合体能够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另一个实力来源。所谓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指的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军事工业的机构¨。]。这些管理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借助它们，军工综合体自然拥有了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军工综合体这种特殊的政府一军工企业关系，使政府在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时，必然会照顾到该集团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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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我从事教学工作以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双减”政策落地，师生、家长这样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我区引起广泛热议和强烈反响，广大教师、家长、学生和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为营造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贡献力量。
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通过上周关于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探讨，我感受颇深，我们对学生的“减负”不能作平面化的理解，似乎“减负”仅仅是减轻书包、减少作业，减少学生在校时间，甚至取消考试。诚然，这些都是“减负”手段，并不是“减负”的真正目的。“减负”既不能平面化的理解，也不能“一刀切”。我们客观的发现，学生的负担并不是都重，而是“负担”不合理：机械学习负担重，实践活动负担轻;考试分数重，习惯培养轻;用脑负担重，动手负担轻;心理负担重，思想疏导轻。更何况，由于学生个体学习能力的差异，他们学习负担的轻重又不能一概而论。教师的职责不是把课本，教参中的文字重复讲出来，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教师应千方百计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经历学习的过程，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让学生的思维活动过程达到完整。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应试教育留下的“毒瘤”，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制约了学生能力的发展。使学生真正成为新世纪具有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的健康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我认为教师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创造成长空间 我认为，创造学生更多的自主成长空间，个性化地发展学生的特长，是做好 “减负”工作的关键一点。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两个层次”、“两个针对”、“六个让给”的灵活学法指导体系。“两个层次”是目标原则。浅层目标：让每个学生懂得一些通用型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高层目标：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即能根据自己的学习个性、风格和能力，对通用型的学习方法进行灵活选择或再创造，提倡适者为上。
二、提高教师素质众所周知，教师的教学能力强，教学效率就高;教学效率高，学生的学习容量就大，学习效率也高。这种意义上分析，“减负”对老师而言，不是“减轻教学负担”，而是要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实现“轻负担，高质量”。
总之，教师的教学水平是减负的关键;课堂教学是“减负”的主渠道;学生的学习管理，是“减负”不可视的重要环节。
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1、加强学习，提高认识，积极更新教育理念。
老师们要理解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双减”?“双减”之后，我们要朝哪个方向思考和改进教育教学?因为“双减”，家长、社会对教师工作又有了更高规格的期待，所以，教师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双减”精神，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切实提升自己实施素质教育的意识，才能用更加创新的理念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创造新的经验方法。
2、充分钻研教材教法，发展素养，提升能力。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教师的核心素养是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作为教师，不仅要加强专业学习，提高教师职业技能，还要聚焦“双减”，加大力度丰富教育教学理念。学习比较前沿的教育教学理论，观摩优秀教师课堂实录，充分钻研教材教法，提升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的能力水平，以丰富多彩的课堂学习类型，助力学生学习，提升学生学习力，让学生体会课堂学习的乐趣。
3、以生为本，植根课堂。
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是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我们必须结合学生的发展需要，通过深度钻研教材、精准聚焦目标、巧妙设计活动、科学合理实施、理性综合评价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以确保教育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
4、提高作业练习的设计水平，降低作业量，提升作业质量。
“双减”严控了考试测验的次数和规模，全面发展固然重要，但测试也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老师们不妨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是不是还有更好的练习题目可以替代?是不是可以创新作业的内容与形式，让学生充分感受课程学习的获得感?所以，老师们还是要多学习作业管理有成效的老师的经验和方法，提高作业的设计、批改和反馈的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降低以刷题为习惯的作业模式，降低作业总量，提高作业的训练效果。
5、终身学习，持续发展。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时时刻刻都行走在教育教学这一条“知行合一”的行动研究的道路某某。在这条路某某，我们会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会调整提升。然后我们又会发现新的问题，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螺旋提升进而深度发展。
教育教学，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人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善与反思，乐于分享。只有这样，“双减”政策下的教师才会有更加清晰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教育人生才会更有意义。
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篇7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博弈论：技术转移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3-0008-04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气候变化问题愈受关注。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对各种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要进行研究和验证，但是人类需要开始共同努力以减缓气候变化趋势。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温室气体减排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通过发达国家转移低碳环境友好技术(Low-carbon Environmentally-sound Technology，EST)给发展中国家，可以促进后者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可以延缓全球变暖趋势。EST是有利于减少碳的排放，能减缓或消除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EST具有局部实施而全球受益性，即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该技术，全球各国均可享受到该技术所产生的环境效益。EST国际转移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将促进EST国际转移作为重要的内容，“巴厘岛路线图”中也明确了“发达国家将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先进技术”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众多国家对EST特性的不了解等原因，目前该类技术国际转移仍处于困境中。本文将对此类技术转移尝试建立起博弈模型，分析重要影响因素并探讨相关促进政策。
1 博弈模型的建立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价格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满足两个基本假设：①市场参与者的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②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EST技术转移行为不满足上述两个假设：①主要参与人数量非常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②基于转移客体(技术)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因而，对于EST转移过程中的理性有限参与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博弈论成为了最佳方法之一。
1.1建立完整概念模型
定义如下EST国际转移主要参与人：①技术受让国、转让国分别定义为该国所有个人、法人、合法组织的集合，具体包括政府、企业和所有公民；②政府定义为所有公民选举出来的国家政权机构，负责制订政策、管理国家；③公民定义为所有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集合；④企业定义为直接转让或者受让技术的组织。根据各参与方关系建立完整概念模型如图1。
1.2建立完整博弈模型
基于技术转移双方均为自由决策，没有联盟的特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转移EST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模型中假定条件如下：①所有参与人都是理性人，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为目标；②同一国的公民与政府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互相博弈；③技术转让国和技术受让国就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进行直接博弈；④技术转让企业和技术受让企业之间就技术转移(转让和受让)进行直接博弈；⑤企业决策过程中不受公民的直接影响，但政府基于公民对其政策支持率大小的考虑，会接受公民诉求的影响，并将采取措施对企业间的技术转移进行支持或者不支持，满足公民的需求。
政府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针对企业行为制订政策，其态度为{支持，不支持}中的一种；公民针对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作出回应，为{拥护，不闻不问，反对中的一种；企业采取的行动为{转移，不转移}中的一种。因此代表各自国家的政府进行宏观博弈，转让双方企业进行微观博弈，均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见图2。
1.3国家之间宏观博弈分析
宏观博弈即政府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就是转让双方政府，分别采取支持或者不支持技术转移的行动。转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受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宏观经济收益和公民支持率，并付出补贴费用。
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分析出：①不管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转让国政府都会支持技术转移：因为在受让国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收益大于不支持转移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在受让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收益大于其不支持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②因为转让国政府总会采取支持态度，那EST转移是否成功开展，仅仅取决于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后者若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宏观收益，但是得付出补贴费用；后者若不支持，将仅仅获得低公民支持率；③因此，博弈均衡将可能在(支持，支持)和(支持，不支持)中产生，具体是哪个结果，取决于受让国政府的收益1(=高公民支持率+宏观收益-补贴费用)和收益2(=低公民支持率)之间的比较。
作为技术受让方的发展中国家中，如公民的环保意识相对低一些，当政府采取一项支持EST引进的政策，带来的公民支持率升高幅度不大，但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需要付出的补贴费用较多的时候，如果技术引进带来的宏观收益也不足以抵消补贴费用，政府将宁愿不出台支持政策，结果形成了技术转让方政府支持转让、受让方政府实际上不支持引进而技术转移最终不发生的局面。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能源高效利用技术转移方面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发达国家支持本国企业转移该类技术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后者却没有很大兴趣引进。
但是如果出现如下情形，将可以出现(支持，支持)的结果，并最终促成环境友好技术的转移：①技术引进国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引进国政府在出台支持环境友好技术转移政策时能获得较高的公民支持率；②被转移的技术本身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扩散性，技术被引进后，经过引进方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带来较大的技术扩散成果和宏观经济收益；③在支持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受让国政府提供的补贴资金大幅度增加。
1.4企业之间微观博弈分析
微观博弈即企业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是双方企业，分别采取转移或者不转移技术的行动。参
与方的支付函数是在技术转移项目中获得微观经济收益，其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转让国企业用i表示，受让国企业用j表示。
从表2可以分析出，只有在uj>=0且ui>：0的情况下，才出现(转让，引进)的均衡结果；其余情况下，出现(不转让，不引进)的结果。一般情况下，ui和uj有如下表达：
ui(P)=P-(ci+ci)-S(ri)・s'-ti-Gi(1)
uj(P)=B(rj)-(cj+cj)-P-tj+Dj(2)
其中，c为交易价格，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转让成本，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转让成本，s(ri)・s'为技术转让而减少的出口销售额s(ri)与销售利润率s'的乘积，t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G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管制费用；B(rj)为受让方获得的增量收益，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受让成本，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受让成本，乃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Dj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获得的补贴资助。
因此，对于某个拟定交易价格P，只有ui(P)≥0且uj，(P)≥0，才会出现纳什均衡结果(转移，引进)。
2 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从上述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企业间EST国际转移的主要因素为企业、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面：①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等；②国家层面的国家税收、管制费用、补贴资金水平等；③国际社会层面的环境项目补贴水平等。另外，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政策成为了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结合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状态和社会实际情况，对上述因素变动影响技术转移均衡状态的情形进行分析：
(1)随着时间延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变暖”意识都将增强，各国公民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率将增大，发达国家政府对技术输出的管制费用将减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技术引进的补贴资金将增加，同时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转移的成本降低，技术交易量会增大。通过促进技术转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效果将增强。
(2)发达国家作为技术转让方，对本国企业输出技术减少税收、取消管制费用，能大大促进企业降低转让报价，提高交易成功、转让顺利的机会。
(3)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受让方，对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进行项目贴息、专项补贴等财政支持，或者减少税收，也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引进报价，提高实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并产业化的机会。
(4)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引进企业提供的补贴资金能促进交易成功的机会，但补贴比例较小时，效果不明显，如果集中力量支持重点项目或者重点企业，效果将更显著。
(5)国际社会的支持资金，对促进技术转移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效果要强于支持发达国家转让技术。
(6)企业作为利益实体，进行涉及EST技术相关项目投资决策时，考虑到公众“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意识水平将对其未来环境友好产品的市场容量、销售价格甚至获得利润的影响，可适度调低预期此类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要求。
(7)公众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影响着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出台，如公众认同程度高，将大力支持有利于技术转移政策，而反对不利政策。
(8)由国际社会提供，或者由发展中国家自筹资金，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教育培训、媒体宣传，能有效提高公众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将博弈论方法应用到低碳环境友好技术转移研究中，成功建立起双层、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进行了国家间宏观博弈和企业间微观博弈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要求，国家层面的税收水平、项目管制或补贴资金水平，以及国际社会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项目支持资金水平是主要直接影响因素；双方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而成为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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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S-LM模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由于凯恩斯有关利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商品市场也达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汉森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于是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着r递减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是Y的递增函数。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同样由于下式决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为L=L(r,Y)。货币供给有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M=L(r,Y)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将方程I(r)=S(Y)与M=L(r,Y)联立，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个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就得到一个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点E代表一般均衡态（如下图）。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点。在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收入水平达到稳定均衡。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般比较分析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波动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两种政策的效应又会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有所差异。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IS-LM模型比较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中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这里有引入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线是表示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息率(简称利率)关系的曲线:IS曲线则是表示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率关系的曲线。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这些影响可以在IS-LM图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会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来的利率和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会使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会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来的利率，收入则高于原来的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会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使利率上升，收入减少。
（1）财政政策效应
从IS-LM模型看，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IS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显然，从IS和LM图形看，这种影响的大小，随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大。反之，IS曲线越平坦，则IS曲线移动时收入变化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小。如图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资的利率系数所决定，IS越平坦，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越大，即利率变动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幅度越大。若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敏感，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时，就会使私人投资下降很多，就是“挤出效应”较大.因此，IS越平坦，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被挤出的私人投资就越多，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应越小。图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挤出私人投资所减少的国民收入，YOY1是这项财政政策带来的收入。图1(b)中IS曲线较陡，说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小，因而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应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2所示。
从图2(a)和(b)中可见，政府增加同样大的一笔支出，在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小，即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在LM曲线较平坦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大，即政策效应较大。这是因为。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表示货币需求增加将使利率上升较多，从而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结果，使财政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当货币需求利率系数较大(从而LM曲线较平坦)时，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门借了很多钱(通过出售公债券)，也不会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政府增加支出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财政政策效应较大。
（2）货币政策效应
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的效应，同样取决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
在LM曲线斜率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由于实行变动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图3所示
LM曲线右移，货币供给增加，从而能够增加国民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并不会增加那么多。因为利率会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中一部分要用来满足增加了的投机需求。IS的斜率主要决定于投资的利率系数。IS陡峭时，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LM右移时会使利率产生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增加的货币供给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投机需求。国民收入水平不会有较大增加，政策效应不大。相反，IS平坦时，投资利率系数较大。LM右移时，利率下降不大，投机需求较小，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国民收入的变动就越小，即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4所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应较强。
因此，IS-LM曲线的形状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关系如下:
IS或LM曲线移动时,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会发生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推动IS或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实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自发性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从而推动IS曲线右移。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受"挤出效应"的影响,IS曲线的形状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关系不确定。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IS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越有效；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
三、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国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倾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不过,从2003年开始,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达到9.3%,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万亿元,增长9.5%。在这种变化下,我国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5年开始转变。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的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稳健"。笔者拟运用IS-LM曲线来讨论这一“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双稳健”的政策含义。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刘国光,200A)。笔者个人认为,“稳健”是相对于“积极”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说是稳中趋于紧缩的,尤其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反应在公众的心理预期上,这种政策调整反应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应运而生的整个宏观政策态度。虽然,稳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紧缩,但在经济主体的预期中,“稳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近似于紧缩。
2.我国“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
“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是经济稳定而非经济增长。IS-LM模型探讨的是国民收入与利率水平的水平关系,没有讨论经济稳定的问题。而“双稳健”政策,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更多考虑的是预防经济过热,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失业,调整行业结构,应付经济垄断等各个方面。这一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落脚于经济平稳,致力于在经济过热和增长缓慢中间寻找平衡点。
3.“双稳健”政策应加大市场调控的力度。
我国的IS-LM模型没有确定的形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精确拟合。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等原因,一些变量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不能精确描述IS-LM曲线的形状。所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IS-LM模型(笔者把它看作是在经典理论中加入一些条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确的。尽管长期趋势十分明确,但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模型的形状和趋势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在不精确的IS-LM模型下,稳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应该说很好地配合了这种不精确性。因为稳健政策意味着政府干预的谨慎,意味着留给市场更充分的发展空间,意味着由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力量的出清来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均衡,从而通过市场的培育,使我国的IS、LM曲线由理论上的陡峭趋向正常,由实践上的不精确趋向可计量的稳定。“双稳健”政策是比较谨慎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应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实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预,加大培育市场的力度,引导市场的完善,使市场的调控更加灵敏有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美]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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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策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10-0140-01
一、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原因
近期，在对美联储将提前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下，美元明显走强，而亚洲货币也开始走向贬值的趋势。然而，在这样的趋势下，人民币依然保持强劲的状态。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有：
（一）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始终是决定一国货币价值的根本因素。较好的经济发展将吸引较多的外国投资，使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收入增加，货币需求上涨，从而使币值上升。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因而人民币有升值趋势。
（二）国际收支双顺差。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外汇供求。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外汇供求决定了汇率的变动。国际收支逆差本币贬值，反之升值。我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从1994年以来一直维持较大顺差。截止2012年底，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3.31万亿美元，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保持着双顺差。
（三）国际压力的影响。日本、美国、欧盟等国长期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美国方面，中国一直是其第一债权国，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减轻其外债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将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助于改善其贸易逆差的状况。日本方面，同样作为亚洲国家，中国的逐步壮大影响到日本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打压人民币的目的显而易见。而欧盟方面，人民币升值同样将有利于欧盟在从双边贸易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其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贸易结构，缓解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小贸易摩擦。同时，也将扩大消费者对进口产品需求，减轻生产过程中对进口材料的成本支出。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也将带来不利因素。
（一）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言，同样的人民币价格，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用外币表示的产品价格将上涨，我国产品相对国外产品的价格优势将大大削弱。
（二）不利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需支付更多的美元，投资成本大幅上涨，更多的在华企业将转向其他国家进行投资。
（三）增大国内就业压力，失业率将上升。在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约为30%，出口产品的很大一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必然引起出口企业的生存危机，导致大量失业。此外，人民币升值，外国投资企业将有所减少，因而外国企业带来的工作机会也将大大下降。
（四）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并未健全，人民币升值容易使得大量境外投机资金，即我们所说的“热钱”大量流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扰乱金融市场的发展秩序，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甚至可能引发金融货币危机。
三、减轻人民币负面影响的对策
（一）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外贸依赖程度。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而言，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面对人民币持续升值，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改变。外贸企业应加大力度拓展本国市场，同时应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满足市场的独特需求，不能仅以低价位、廉价劳动成本为产品优势，才不至于受外汇波动而使企业利益遭受严重的影响。
（二）加快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和利用。在当前外汇不断波动的过程中，居民和企业都面临着一定的外汇风险，而这种风险一般都是不可遇见的。利用金融衍生产品，如远期外汇、外汇期权、外汇期货、外汇掉期等，可以有效地进行风险规避，对外汇资产进行保值。我国近些年来金融市场发展较快，金融衍生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有了很大的增长，不仅有利于企业化解外汇风险，同时也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
（三）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影响力正在逐步提高。人民币市场化可以使我国汇率制度更加稳定，减少汇率风险，更好的利用外汇资金。加快推进人民币市场化，可以从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范围，建立和完善人民币资金跨境清算机制，打造跨境贸易清算平台等多个方面努力。
（四）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我国目前外汇储备已超出适度规模，外汇规模过大其机会成本和储备风险也大大增加。且我国外汇币种较为单一，主要以美元为主。因此，当美元贬值时，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将严重缩水，造成外汇损失。针对这种状况，我国有必要适当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速，同时对外汇资产进行有效的投资。将不同风险程度和收益情况进行多元化的组合，提高外汇投资效率。
（五）有序推荐汇率制度改革。今天我国所处的贸易环境还是从汇率制度对财政政策的支持效果来看，我国都有必要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在调整汇率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有效的结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保证人民币汇率短期内保持稳定，长期内逐渐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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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美元陷阱 债务武器 战略困境 金融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4－0072－79
最近几年，中美金融关系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演化，金融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这种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议题重要性，金融关系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另一方面是战略重要性。考虑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对中美金融关系的处理妥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根本利益。
当前，在诸多中美金融关系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话题是“美元陷阱”和“债务武器”。前者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关切，后者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深刻担忧，两者互相纠缠，成为中美金融关系的两大核心，并形成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的中美金融关系双重战略困境。
一、美元陷阱：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关切
中美金融关系中的美元陷阱，是指中国担心其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将因为事实上的美元特殊地位以及美国对这种特殊地位的利用而遭到严重损害或威胁。这个术语有三个关键内容：其一为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其二是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美国对美元特殊地位的利用；其三是美元资产遭受严重损害。
一，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这主要是指中国在美国投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理论上，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国债、美国政府机构债券以及美国公司债券和股票。据美国学者统计，到2009年3月份，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总共1.5万亿美元，其中83％以美国国债和联邦政府机构债券的形式存在，为1.25万亿美元。其余的17％以公司债券和股票等形式存在。笔者本人对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以及机构债券的估计与其基本上一致，大体上在1.2万亿美元左右。这是一笔巨大的资产，相当于中国2009年12月底23991亿美元外汇储备的50％，2009年4.9万亿美元GDP的25％。
二，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美国对美元特殊地位的利用。之所以说美元地位特殊，在于其不仅本质上充当着世界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而且同时是只受美国政府控制的货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决定着美元的发行和利率，而美国财政部则是美元汇率的最大影响者。换言之，美国政府本身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世界货币――美元的对内和对外价值。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的客观存在，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其加以利用，以实现和维护美国本国的经济和外交上的战略目标。这并非没有先例。仅就改变美元汇率而言，就有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对日元汇率的剧烈改变，克林顿政府后期所宣布的强势美元政策以及小布什总统两届任期实际奉行的美元贬值政策。这些事例的共同特点表现为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制定政策来改变美元汇率，以实现美国当时的经济或外交政策目标。这些举措对美国本身、相关国家以及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中国所持美元资产受到严重损害。考虑到中国政府所持美元资产的巨额数量以及美国政府在美元政策上并不良好的历史信用，中国政府确实有理由担心中国所持美元资产受到严重损害。在美国金融危机恶化后，中国高层向美方明确传达了这一担心。中国政府总理在2009年3月份的招待会上，公开向记者表示“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而副总理也透露，当中国购买的美国两房债券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当时美国的财长保尔森保持密切沟通，力图确保资产安全。但实际上，这里的担心只涉及了美国在政府层面对于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态度和公开政策。美国政府的保证也是只涉及美元资产的帐面价值以及利息收益等名义收益。而从具体的市场层面看，目前的情况是美元资产的相对损失已经产生。2009年前11个月中国平均持有美国国债7798亿美元，而同期美元实际汇率指数贬值5.4％，那么理论上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因此就损失了663亿美元。这是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的实际贬值幅度。如果考虑到自2005年7月以来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程度，那么理论计算后的损失将会更加触目惊心。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美元汇率，中国政府并没有有效手段可对其加以影响，只能被动地接受其变化结果。而且美元汇率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美国政府尽管一直强调美元汇率由市场自由决定，淡化政府这一有形因素的影响，但美国政府对于美元汇率的公开表态和干预操作将会直接影响美元汇率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主导美元汇率的变化来影响中国政府所持有美元资产的相对收益。不幸的是，尽管美国政府宣称保护中国资产安全，但因为美元汇率的变化所导致的实际损失已经造成。
除了上述经济意义上的美元资产损失之外，美元陷阱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假如未来中美关系交恶，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被认为非常不符合甚至严重侵害了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政府有可能以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为“人质”，胁迫中国政府放弃或者修正原有政策。这并非不可能。美国同样有以他国金融资产作为外交手段的先例。1956年，英国为了维护其在苏伊士运河的利益，联合法国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这被认为严重损害了美国利益。艾森豪威尔政府因此警告英国，如果英国不撤军，美国将会阻拦其取回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本国储备资产。美国此举成功迫使英国停火并从苏伊士运河撤军。苏伊士战争的失败加速了英国的衰落，使其不得不开始依靠美国才能够在全世界发挥影响力或保护自己的利益。
考虑到美国政府不会忽视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可能严峻挑战，以及美国政府必然会采取相应战略应对和防范，美国对华战略制定在逻辑上不可能不瞄准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及其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这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从政治和安全角度来审视其所持有美元资产的陷阱问题。
二、债务武器：美国对中国的深刻担忧
当中国关切所持美元资产是否会遭受损失时，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同样在美国也引起了广泛且严重的担忧。不少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的美元资产保持了公开的警惕。考虑到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主要以美国国债为主，而非如其他外国投资者一样以美国公司股票和债券为主，而且决定权掌握在中国政府而非市场行为体手中，这种投资组合及控制方式被认为破坏力更大，构成中国对美国政府的一种债务武器。将有可能对其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形成可怕的威胁。
具体来说，中国的债务武器可以从使用手段、潜在影响和战略目标三方面衡量。
一，使用手段。中国所持债务武器的使用手段可分为停止显著增持和减持两种。停止显
著增持意味着中国不再像过去几年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那样，单向地巨额购买美国国债，而是把持有的美国国债水平稳定在现有的数量，小幅波动。考虑到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仍然需要大量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这将被认为是一种变相但较为温和地使用债务武器的方式。比停止显著减持更为有力的是中国对美国国债进行减持。在减持这一选项中，又包含缓慢有序减持以及突然大幅减持。前者通常可以预期且渐进发生，对美国经济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将会可控和可以接受。事实上，美国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对美国国债没有预兆的突然大量抛售。考虑到中国所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及比重，如果在某种特定情形下。中国政府决定大幅减持其持有的美国国债，将会对美国造成严重伤害。
二，潜在影响。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将至少会给美国的利率、美元汇率和资本市场等美国经济核心领域带来巨大冲击。在利率方面，因为中国所持美国国债利率较低，且以长期国债为主，这极大地有助于美国保持一个较低的利率水平。据计算，在2006年，如果中国不再持有美国国债，将会使得美国银行利率上升41个基点(0.41％)。也有计算认为，美国银行利率将会因此上升50个基点。在美国国债总额扩大以及中国比重近两年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国债如今对于压低美国银行利率的作用更大。利率的上升将会抑制美国的国内投资，不利于现阶段美国经济的复苏以及未来维持在一个较低利率水平上的经济发展。在美元汇率方面，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减持会引发美国联邦政府对赤字恶化的担忧，影响世界对于美元的信心，进而导致美元的贬值，甚至严重损害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从资本市场波动来看，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将会给美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产生严重的负面心理预期，从而造成美国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波动的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抛售的频率和幅度。毫无疑问，对美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资本市场进行投融资的国家而言，一个剧烈波动的资本市场显然是不利的。
三，战略目标。在分析了中国债务武器的使用手段和潜在影响之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是中国希望通过债务武器来实现什么目标?美方评估，中国的战略目标体现为确保美元资产的安全、进入美国市场以及“操控”人民币汇率等方面。在美元资产安全方面，基于市场经济的理念，美国认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其他联邦机构债券是投资行为，必然会有风险而且风险应当自负。然而，中国政府却利用债权人的身份，要求美国政府确保其安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基本的投资理念，甚至是一种无礼要求。可是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巨大，为防止中国的贸然抛售，美国政府只得答应。在进入美国市场方面，中国经济一方面高度依赖出口，另一方面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国，所以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但问题在于，美国对中国有巨额贸易逆差，其国内又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和美国可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行博弈时，中国可以借债务武器来压制美国的对华贸易诉求。同样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是如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越来越调整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也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但由于持有美国的国债，中国可以以此为筹码，摆脱和抵消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的要求。
美国还担心中国以维护美元资产的安全为由，以美国政府最大外国债务人的有力身份来指出美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所应考虑的重点。换言之，试图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独立制定，让其政策目标打上中国烙印。事实上，前述总理对于美元资产安全性的关切以及2009年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上要求美国负责、合理制定美国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表态，均在美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被美国一些政策制定人士和专家看成是利用债务武器对美国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干预。
比影响经济政策制定更为让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对债务武器的使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因为政治权力通常和金融权力高度相关，中国政府还有可能利用其所控制的美国国债，将这种影响拓展至政治和安全领域，影响和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从而限制美国政府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并最终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中美金融双重战略困境
对于上述中美两国在金融关系上的现状及其战略后果，有两种解读方式。自由主义者认为，面对这种情势，中美两国不仅大可放心，而且要乐观其成。中国所持巨额美元资产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和确认了全球化下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这一趋势，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作为共同利益的存在，中美两国在未来才会更好地合作，避免冲突。这种观点具有道德上的善性，也确实有可供借鉴之处。但问题在于，只有当中美双方都相信并且秉持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念时，当前的中美金融关系才可以被认为确实是一种稳定和加深中美关系的正面因素。只要有任何一方基于某些原因偏移自由主义立场，转而先发制人地把中国所持美元资产视为战略武器试图加以利用，并且做了周密考虑和提前准备，另一方将会因为战略短视缺乏必要应对而受制于人，并且最终蒙受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
所以，正如文章标题所用“陷阱”和“武器”这两个词语所暗示的，笔者更倾向于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持美元资产。这是一种相对保险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思维方式。事实上，美国外交学者也更多的是从这一视角考虑问题的。因为美元资产确实并不仅仅是经济议题，还是重大的战略问题。
因此，由美元资产所引发的中美战略困境首先体现在现实主义逻辑思维所自然产生的结果当中：考虑到美元资产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战略功能和重要性，每一方都担心对方或者会利用美元资产来损害自身利益，或者锁定美元资产为攻击目标，但对方每一种基于自保而采取的政策又很可能被认为是针对自身的战略步骤，会相应地削弱自身的安全，因此自身的不安全感将进一步加深，并开始试图采取反制措施。这又反过来验证并且加剧了两国在美元资产问题上对对方的怀疑和警惕。
即便不用现实主义的思维而“善意”忽视上述双边金融关系中类似于冷战期间安全两难式的战略困境，无法否认的是，中美金融战略困境还明显体现在当前的中美两国政府各自艰难的政策选择上。中美两国政府在美元资产上的政策意图和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内生的矛盾，基于某种初衷而制定的政策很可能恰恰导致避之不及的结果。美元资产是如此的巨量，其在当代经济网络中又处于非常关键的核心地位，政策稍微不当对本国利益就可能造成严重冲击。两国政府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不同政策和政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相机决策。可是可供选择的政策空间却是非常的逼仄，深深困扰着两国的政策制定者。如果说前述现实主义逻辑所描述的双边关系困境是国际政治视野下的，那么这里的困境则是国际经济政策框架下的，两者共同构成了中美金融双重战略困境。
是否继续持有美元资产集中体现了这种双重战略困境。在双边关系中，中国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做出的选择，都有可能引发美方的担忧，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中国继续购买。长期来看将会加深美国对中国意图和能力的担心，并认为中国利用债务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大。但如果停止购买，将被视为是中国政府的示威和要价，是等待美方回应自身要求之
后再做谋划的表现。如果抛售并引起美国经济的损失，将毫无疑问证实了美国的怀疑。而美方对中国的担忧又会加深对中国在美元资产上对美方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并因此积极寻求自保的反制措施。
而在经济政策制定领域，中国的困境在于其旨在减少未来美元资产损失的减持政策会即刻引发当前的损失，而为了防止当前损失的发生所进行的增持政策，在未来又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如果减持美元资产，将会立刻引起外界对美国经济的担忧以及相应的美元贬值，相应地带来美元资产的缩水。为了支撑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需要更多地持有美元资产，可是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在未来可能仍将扩大，这种局面会束缚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同样造成美元的急剧贬值。考虑到届时中国增持之后的美元资产规模更大，相应的损失也将更多。所以无论中国政府如何选择，其政策效果都可能与政策初衷相背离。
美国政府同样难逃困境。如果继续向中国发行国债，固然会弥补当前的政府预算不足，有助于克服当前的金融危机，但在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的同时，却会变相地诱使美国民众继续保持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因此不会好转。而且，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不易实现，仍然高度依赖对外借债，因此制约其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如果美国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有意控制当下的国债发行规模，将立即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将陷于无米之炊的境地，进而严重威胁经济复苏。即便走出了危机，在国内储蓄不足的大前提下，美国未来仍然非常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来推动其经济发展。
正是由于上述两种困境的共同作用，加之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当前中美两国在美元资产问题上形成了僵持状态。双方事实上都意识到美元资产无论当前还是未来确实是一个隐含的战略问题。但却没有一方敢于主动剧烈地调整政策。非但如此，双方还认为对方为了顾及其自身利益，必然也会相应地制定出保障本国利益的政策。双方高层的表态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无奈的现实。在金融危机可能影响中国所持美元资产安全性时，副总理认为美国政府必然要救助中国资产，原因是“如果不救，美国经济就得崩溃，大头在他们那儿……但他们也不是为了救我们啊，他们是非救自己不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度访华时，也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够提供足够资金以刺激本国经济的话，将“不符合中国利益”，所以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购买国债。
四、走出困境：中国的政策选择
如今这种中美双方在巨额美元资产上处于僵持状况的困境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不仅会给双边关系埋下潜在的重大不稳定因素，更为关键的是会给中国而非美国带来更大的危险。这种判断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旦两国在美元资产问题上或者整个双边关系上出现严重冲突，中国所遭受的损失将会远大于美国。中国所持美元国债具有一些天生的不利因素。第一，中国所遭受的损失是直接且现实的――一旦有损失，中国损失的将是真金白银的美元资产和外汇储备，而美国的损失是间接和潜在的――通过利率或者资本市场等其他渠道才能对美国利益产生影响，这意味着美国的损失可能不那么确定。第二，中国在美元资产上的立场更多是防御性的，施加“债务武器”的最重要目标是为了维护所持债务的安全性，这将大大限制在其他领域实现更多的战略目标。而美国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借助美元资产可以进攻的目标更多。第三，时机上，金融危机放大了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战略影响力，但在美国走出经济衰退之后，其对外国政府所持美国国债的迫切性将会降低，这相应地不仅会减少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效用，而且将增强美国政府在国债问题上的独立性。第四，一旦两败俱伤式的最悲观情况出现，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政府没有太多的战略腾挪空间以容纳美元资产可能遭受的损失，而美国的经济规模以及国债规模，使其有较为充裕的空间来应对。
所以，虽然中美两国都面临双重困境的问题，但中国所面临的困境要更为严峻。基于此，中国必须要主动思考如何走出困境这一重大命题。理论上，有如下一些政策选择。
选择一，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以及其他美元资产，使其真正成为能够对两国核心国家利益产生关键影响的“战略武器”，以至于双方都无法在美元资产问题上有任何非分之想。这就好比冷战期间美苏在核武器上的战略恐怖平衡。这样就不仅不用担忧美元资产的安全性问题，而且因为美元资产这一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中美成为绑在一起的相互战略攸关方，甚至有可能让中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政策似乎体现了现实主义相互制衡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的完满结合。但不幸的是，这种思维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着无法绕开的致命缺陷。中国到底需要继续增持多少美国国债才能使其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姑且不论美国理论上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稀释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的影响力，必须要考虑的是，美国持续大规模发行国债将是一种长期趋势，而中国所持国债即使绝对额在增加，但其在美国国债规模上的比例长期来看将下降。即使为了保持现有的比例以及相应的影响，中国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外汇储备进行购买，而中国未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幅度将很难支撑同比例的美元资产的增加，遑论更高比例的美元资产。这预示着长期而言，中国利用所持美元资产的影响力其实相对在下降。不仅达不到预想中的效果，这种政策思路更为危险的地方在于，当未来中国所购美国国债――美方所担心的债务武器，对美国影响力在相对降低的同时，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却在增加，这意味着中国自身陷入美元陷阱的可能损失将会更大。也就是说，继续持有美国国债非但不能制造出效果更好的债务武器，以形成一种预想中的相互制衡局面，反而会导致美国增加对华的战略筹码。很自然地，美国也会因此在美元资产上对华获得更大的不对称优势以及基于这种优势的更多权力。
既然选项一不仅无法帮助中美走出困境，反而很有可能让中国蒙受更大的损失，那么选项二是中国可以考虑在美元资产问题上加强同美国的合作和沟通，以表明中国没有利用美元资产损害美国的意图，同时也促使美国保证不会损害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这样，便能建立一种中美双边在美元资产上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关系。这也符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所提出的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思路。
这是力图从相互信任的角度来解决美元资产问题的思考。确实，中美两国在美元资产上的彼此不信任既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让美元资产成为一个问题的重要根源。可以想象，在美元资产上，如果中美关系犹如日美关系那样特殊以及彼此信任的话，这很可能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日本曾长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只是从2008年9月份之后这一地位才被中国取代。即使现在，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和中国也相差无几。但中美在国债问题上的彼此怀疑，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的猜疑，要远远超过日美之间。所以，如果中美之间真正建立了战略相互信任关系，美元资产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实际上，自2007年9月份以来，中美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过多次互动，并且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
问题是，基于美元资产的战略意义，中美双方很难真正彻底的形成战略互信，这种互信将是有限且脆弱的。而且，美国所希望的战略再保证，更多的是希望中方打消美方的顾虑，而不是相反。基于此，中国把国家重大利益寄希望于中美间的彼此信任，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和美国潜在的竞争关系以及未来可能的冲突，真正相信这种选择是危险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选项的完全排斥，在外交上确实需要如此表态，并且要积极推动，毕竟其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双方的猜忌。但这只是心理上以及言语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非处理这一问题的根本。如果对对方抱有本能的怀疑，那么再三保证也无济于事。
相比于选项一“继续增持”的潜在巨大危险以及选项二“相互信任”的治标不治本，选项三更为容易操作和符合实际，也更能够维护国家利益，且不易在中美之间引起纷争。笔者把其总结为“稳规模，慢退出，再利用”。
“稳规模”。稳规模是指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不可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而是应该把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稳定在现有的水平，即在7000亿～8000亿美元左右。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会造成美元汇率的大幅下挫，使得中国蒙受巨额的现实损失。同时，大规模减持将毫无意外地被尚处于经济衰退中的美国视为落井下石，必然会造成中美关系的严重动荡，这同样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