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概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环境概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运用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WTP）的调研资料，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改善活动积极性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 煤炭矿区；DH模型；支付意愿（WTP）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3

煤炭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即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已成为影响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然而，矫正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改善方案，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需要对煤炭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进行评估。

1 研究背景

由于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的公共性，无法通过其市场信息计算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损失，学术界通常选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作为评估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的方法。CVM一般通过研究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WTP），估计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也就意味着，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WTP将直接影响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估算，因此，有必要对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WTP进行分析。

对于CVM中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国内多采用多元线形回归、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分析CVM的调查资料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对CVM调查中出现的零观察值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在CVM调查中出现的零观察值可分为两类：①真正的零观察值（real zero），即被调查者对受访问题呈支持态度，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没有能力支付；②抗议性零观察值（protest zero），即被调查者对受访问题呈负面的态度，不愿意答复其心中的WTP，而选择了零支付，并非该环境资源对其没有效益可言。对于含有抗议性零观察值的CVM调查资料，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先将抗议性零观察值样本删除，再对剩余下的视为合理的非抗议性答复样本进行分析。但删除大量抗议性样本，不但将缩小原有样本规模，更有可能引起抽样偏差（sampling bias），导致最终的估计结果的偏误。也就是说，原来的样本虽然是随机选择的，但并不意味着删除抗议性样本仍符合随机抽样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术界采用了能够分析受限（censored）资料的Tobit模型［1-2］。Tobit模型假设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愿意参与支付，即将真正的零观察值与抗议性零观察值均视为角解（corner solution）［3］。

然而，Cragg认为零观察值的由来，除了可能是角解之外，也有可能是被调查者对该物品的需求为零，也就是被调查者选择不参与该支付行为［4］。于是，Cragg在Tobit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双槛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DH模型）。DH模型将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决策分为两个槛，即“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参与决策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的支付决策。根据Blackwell等［5］对消费行为的定义，消费行为是人们为获取并使用财货所直接参与的行为，包括在行为之前决定该行为的种种决策程序，可以判断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决策的分解，反映了被调查者做出参与决策和支出决策的先后顺序，符合被调查者在做出支付意愿决策时的心理变化。DH模型认为唯有在两个决策行为同时确立的情况下，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支付意愿决策。DH模型有两个优于Tobit模型的特点：一是Tobit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合并为一个支出决策，即Tobit模型忽略了被调查者的参与决策，而直接分析支出决策；DH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分为两个步骤分别进行研究，且可以比较影响“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因素的差异。二是Tobit模型假设所有的零观察值都是角解，而DH模型允许零观察值可以同时有角解与非参与的理由存在。而且相关的文献也已经论证了DH模型较Tobit模型对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决策更具解释能力，如Eulàlia［6］、吴佩瑛等［3］、Salvador和Pau［7］。

国内对于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国平等［2］对陕北煤炭、油气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该研究成果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得出了影响居民“决定支出多少金额”这一行为的因素，但没有考虑居民“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行为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此，分析结果难以对居民支付意愿决定的决策行为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事实上，对于矿区居民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的分析，需要将居民“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种行为分别考虑。矿区居民作为资源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由于对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认识的误区以及对治理效果的疑虑的原因，在接受CVM调查时，有可能会对受访问题表现出负面的态度，导致抗议性零观察值样本的出现。面对这种情况，DH模型为分析居民的支付意愿提供更为合理的方法，该模型能够对零观察值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更好的反映居民的支付意愿。

本文将DH模型应用于对矿区居民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的研究，并将DH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判断两种方法对矿区居民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解释能力的优劣性。所运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7月对榆林市的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的调研。其中神木县、府谷县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该煤田是我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也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阳区横跨榆横、榆神煤田。这三县（区）的资源都以煤炭为主，并都已进入煤炭开采的高峰期，因煤炭开采引起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充分显现，调研价值显著。调查历时15天；调查组一行7人，包括4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硕士研究生；具体调研区域：神木县大柳塔镇、店塔镇，府谷县三道沟乡、庙沟门镇，榆阳区麻黄梁镇、牛家梁镇、小纪汗乡等；调查以户为单位，每户选取一名对家庭情况较为清楚，并长期居住在当地的成员作为被调查对象。

2 研究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简介

DH模型是Cragg对个体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时提出的，用于分析个体消费决策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4］。DH模型针对每一个消费决策阶段，设立了相应的方程式与之对应，即一个是用来“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参与方程式（participation function），另一个则用来“决定支出多少金额”的支出方程式（expenditure function）。

DH模型的形式如下：

Di=αZi+vi vi～N(0,1)（1）

Y*t=βXi+εi εi～N(0,δ2),i=1,...,n（2）

其中：式（1）为第一个槛，即参与方程式；式（2）为第二个槛，即支出方程式。两个槛的残差项彼此是独立。Di为“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虚拟变量，当Di等于1时，表示愿意参与支付；当Di等于0时，表示不愿意参与支付。Y*i为被调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额；α、β分别为待估计的解释变量系数；Zi、Xi分别为影响参与决策的解释变量；vi、εi分别为残差项。

只有当被调查者i的参与变量Di等于1时，且心中WTP的支出金额Y*i大于0时，该被调查者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额YDi将等于Y*i；而在其他情况下，无论被调查者i心中WTP的支出金额Y*i是正或是负值，被调查者所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额YDi均为0，即

YDi=Y*i 当Di=1,且Y*i＞00 其他情况

（3）

结合式（1）、式（2）、式（3），将可能产生的四种消费决策组合，见表1。

2.2 基本数据

本次调研采用的CVM问卷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矿区居民对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态度；二是为改善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当地居民的支付意愿调查；三是矿区居民的社会经济信息，如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等。其中，对当地居民支付意愿调查的引导方式选择了开放式：开放式引导技术避免了其他引导方式因投标值的设定而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形成的偏差；被调查者长期居住于矿区，对煤矿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具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符合使用开放式引导技术的使用前提。在设计问卷时，对开放式引导技术进行了改进：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每年为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而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被调查者回答“不愿意”，则询问拒绝的原因；如果被调查者回答“愿意”，则询问他的愿付金额，以及愿意支付的原因。

调查采用随机入户访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80份，问卷全部收回，得到有效问卷535份，问卷有效率为92.24%。

2.2.1 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调查的有效样本中，男性380人，女性155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最小16岁，最大88岁，平均年龄39.78岁，被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21-60岁之间；文化水平以初中为最多，其次分别为高中和小学，大专及以上和未上学最少；职业以农民最多，商人、工人、学生也有很大的比重；家庭年收入主要分布于30 000元以下，占有效样本量的55.14%。

2.2.2 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态度

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本地区生态环境亟需治理，只有很少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治理不急迫，其中：认为本地区生态环境治理非常急迫的有123人、急迫的有287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22.99%和53.64%；而认为不急迫和不必改善的有4人和1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0.75%和0.19%。从调查结果的统计来看，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有待加强，其中：表示自己对环境保护政策很了解和了解的有32人和94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5.98%和17.57%；而表示自己对环境保护政策知道一点的有245人、不了解的有164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45.79%和30.65%。

2.2.3 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WTP）

在被调查的535份有效样本中，有353份表示“愿意”参与支付，而且支出金额大于0。可以计算出，有效样本中，正支付意愿所占的比重为65.98%，即有效样本的支付率为65.98%。支出金额主要集中在100元及以下和101-300元两个档次。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依次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好；把良好的生存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保护生态环境是一种社会责任。34.02%的调查样本为零观察值样本，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依次是：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没有支付能力；认为污染企业和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生态环境改善没有信心，担心生态环境治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中后两种原因导致了抗议性零观察值的出现。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榆林煤炭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支出金额估算

3.1.1 支出金额估算

根据调查资料，本文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8］对平均支出金额进行估算，该模型对开放式问卷和二分式问卷均有效。

首先计算被调查者中正支出金额的平均值：

E(WTP)正=∑AiPi=347.92元

式中:Ai为支出金额，Pi为被调查者选择该数额的概率。

其次，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对平均支出金额进行修正，经过spike模型修正后的平均支出金额E(WTP)非负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所以：

E(WTP)非负=E(WTP)正×65.98%=229.56元

由于选择零支出金额的被调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额并不一定为0，因此E(WTP)非负可被认为是其对支出金额的保守估计，E(WTP)正则认为是上限。综合以上分析，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

3.1.2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计算

根据张志强等［9］利用支付率对调查相关区域居民户数量的处理方法，结合矿区居民WTP支出金额的估计值，计算出榆林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

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平均支出金额×(居民户数×支付率)（4）

《陕西统计年鉴2010》的资料显示，榆林煤炭矿区共有居民912 568户，结合本次调研的支付率以及矿区居民WTP支出金额的估计，本文推断，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

3.2 榆林煤炭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CVM研究通常选择一些常见的特征变量来研究影响WTP的因素，如收入、教育、职业等［11-12］。本文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国内外应用CVM的研究，选定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在行政区域作为解释变量（见表4）。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对影响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DH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表5列出了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估计结果。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其WTP的支出金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DH模型中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在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不显著。除此之外，其余的变量均表现出了较大差异。其中，Tobit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性别、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均对其WTP的支出金额没有显著性影响，但这些变量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另外，Tobit模型中，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WTP的支出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中，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观察DH模型的参与方程，本文发现，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表明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这一行为的影响程度非常的微弱。考虑到Tobit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合并为一个支出方程进行研究，同时DH模型的支出方程在估计过程中对有效样本量进行了必要的选择，本文认为，这些现象属于一种可接受的结果。如同Jones对DH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比较后所做出的结论，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误导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变量的特征是在Tobit模型中所无法观测到的，或者说相同的变量在不同的方程中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13］。鉴于此，本文根据Teklewold等［14］提出的建议，采用似然比值法来检验DH模型是否比Tobit模型在分析支付决策影响因素上更具有效性。似然比值检验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Γ=-2×lnLt-(lnLp+lnLtr)～χ2k（5）

式（5）中，Lt、Lp、Ltr分别是分别估算Tobit模型、参与方程模型和支出方程的对数似然值，k是模型中独立变量的个数。假设：H0：采用Tobit模型估算。如果Γ＜χ2k，则接受原假设，采用Tobit模型估算；否则拒绝原假设，采用DH模型进行估算。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根据式（5）计算得：

Γ=148.58＞χ2k=18.31

因此，拒绝H0，证明，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所以，本文采用DH模型来解释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1）参与方程式的估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受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和所在行政区域的影响；但没有发现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这些因素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有显著性影响。其中，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越低，其更愿意参与支付，表明了被调查者渴望当地生态环境改善的愿望。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PLACE1和PLACE2都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且两个变量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榆阳区和府谷县的被调查者比神木县的被调查者具有更高的参与愿望。

（2）支出方程式的估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受其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的影响。其中，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分别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与经验判断一致。

被调查者的年龄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年轻人，年纪大的被调查者更愿意留在当地继续生活，所以他们更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一份力。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也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论似乎与经验判断不符，但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的原因是：煤田开采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地的破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从事者为了自己的工作和生存，更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资。

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也具有正向影响，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似乎也与经验判断不符，但结合参与方程式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作为唯一影响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共同因素，反映了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较低的被调查者的一种矛盾心理，即一方面被调查者渴望当地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被调查者又对当地生态环境治理缺乏信心，而在实际的支付中选择较低的金额。这一点也是Tobit模型的结果所不能反映的。

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越多，其支付金额就越少；被调查者的性别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男性的支付金额比女性的支付金额少。

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越了解，其支付金额越少。这可能与我国当前实行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有关，我国目前实行的煤炭行业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主要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这种原则使得被调查者倾向于认为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者应该是污染者、破坏者。因此，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挤出”了对环境保护政策较为熟悉的被调查者的愿付金额。

通过以上对DH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这与吴佩瑛等［3］的研究结论一致。

4 结 论

本文运用CVM对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调研，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

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Tobit模型与DH模型支出方程对被调查者支付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异同。

运用似然比值法对两种模型在分析支付决策影响因素上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得出，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

DH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的政策含义也十分明显。第一，政府部门应该通过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确保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高效性和有效性，让矿区居民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治理性，从而增强居民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信心。

第二，进一步加强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宣传的力度，增强居民对保护生态环境意义的认识和生态环境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只有提高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才能调动他们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切实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有助于增强矿区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政策的理解力、对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认识力，进而提高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的积极性。

第四，本文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低也是导致居民选择零支付的一个原因。因此，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鼓励和引导居民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提高收入水平；同时鼓励非农生产从事者积极参与到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活动中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何忠伟，王有年，李华.基于CVM方法的京北水资源涵养区建设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07，(8)：76-80.［He Zhongwei, Wang Younian, Li Hua. North of Beijing Water Resources Construction Research by the Method of CVM［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2007, (8)：76-80.］

［2］李国平，刘治国，赵敏华.中国非再生能源资源开发中的价值损失测度及补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28-133.［Li Guoping, Liu Zhiguo, Zhao Minhua. The Loss Value Measure and Compensate of the Non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China.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09：128-133.］

［3］吴佩瑛，郑琬方，苏明达.复槛式决策过程模型之建构：条件评估法中抗议性答复之处理［J］.农业与经济（台湾）,2004,(33)：1-29.［Wu Peiying, Zheng Wanfang, Su Mingd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pleHurdle with Decision Process Model: the Treatment of the Protest Reply in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J］. Agriculture and Economy (Taiwan) ,2004,(33)：1-29.］

［4］Cragg J G. Some Statistical Model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Demand for Durable Goods［J］.Econometrica，1971,(39)：829-844.

［5］Blackwell R D, Miniard P W, Engel J F. Consumer Behaviov.Ft.Worth［M］.Tex: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1：13-25.

［6］Eulàlia D M.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Obtain Optimal Bid Values in Contingent Valuation Studies and to Model Protest Zeros: Estim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dividual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ome Care Services in Day Case Surgery［J］.Health Economics, 2001,(10) ：101-118.

［7］Salvador del SazSalazar, Pau RausellKoster. A DoubleHurdle Model of Urban Green Areas Valuation: Dealing with Zero Respons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8, (84)：241-251.

［8］Bengt Kristrm. Spike Models in Contingent Valu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7, (3):1013-1023.

［9］张志强，徐中民，龙爱华,等.黑河流域张掖市生态系统服务恢复价值评估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4，19（2）：230-239.［Zhang Zhiqiang, Xu Zhongmin,Long Aihua,et al.Measur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Restor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Zhangye City of Heihe River Basin: Comparison and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and Discrete Contingent Valuation Survey［J］.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4,19（2）：230-239.］

［10］Freeman A M. Th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Values: Theory and Methods［R］.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993: 52-200.

［11］Venkatachalam L.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a Review［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04, 24:89-124.

［12］Jones A M. A Note on Computation of the DoubleHurdle Modle with Ependc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obacco Expendediture［J］.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2,(44):67-74.

［13］Teklewold H, Dadi, L N Dana. Determinants of Adoption of Poultry Technology: A DoubleHurdle Approach［J］. Livestock Research for Rural Development, 2006, 18 (3):40-45.

WTP Research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LI Guoping GUO Ji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Jian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willing to pay (WTP) investigation data which took from residents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average amount of expense was between 229.56-347.92 Yuan(RMB) for each household in one year, the loss val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of damage was between 138,220,900-209,486,900 Yuan(RMB). This paper used the DH model and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survey data, and found that the DH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respon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The results of the DH model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veyor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was not the same as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 negative effects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was a positive effect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surveyors household income, educational status, age, employment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positive effect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family popula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were negative effects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ed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urveyors positive ac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2011-11-02

篇2

[关键词]环境保护；问题；措施；概况；法律体系；执法力度；资金投入；环保意识

一、环境保护的概况

环境保护简称环保。环境保护涉及的范围广、综合性强，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还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环境保护方式包括：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科学技术、民间自发环保组织等等，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求自然环境同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共同平衡可持续发展，扩大有用资源的再生产，保证社会的发展。

二、我国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环保法律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我国针对保护生态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在逐步完善环保法律体系，但法律规定范围广泛，内容较笼统，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当前制定的资源法针对性较强，且注重污染企业职责，轻政府职责，相关的法律规范交叉、重叠，条款间互相矛盾，存在冲突，追究环境污染的诉讼制度存在缺陷等等，总之，我国统一、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还未形成，急需改进和完善。

2、环保投入不足

部分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存在质疑，多年来我国一直没有停止环保和治理污染的脚步，但为什么成效不大反而少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日益下降，专家称还是投入不足，不仅是投入的机制不健全，更重要的是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基层政府投入不足，缺乏相应的资金保障，在研究相应的科学技术时缺乏经费，监察生态环境保护的人员力量薄弱，最终导致工作能力差，质量低，严重阻碍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3、执法力度不够

执法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体制不顺，导致环保部门的监管作用无法发挥，主要是生态环境涉及到水利、农业、土地等多个方面，加上环保部门协调机制和管理模式规定不完善，互相争取“五权”现象严重，分管部门自我感觉处于配角地位，工作积极性不高，使环境保护整体性被分块划分。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突出。部分地区执法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对群众反映的环境问题或敷衍了事或视若无睹、不管不问，严重脱离群众，致使群众越级上访事件只增不减，执法部门工作被动，应付上级检查的现象司空见惯。

4、环保意识低

从我国整体的生态环境问题来看，一方保护、多方破坏的现象依旧严重，尤其是基层农村，生态质量持续下降，面污染源发展快速，自然灾害和事故时有发生，主要原因就是农民缺乏环保意识，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过度强调自身利益，滥用农药化肥，在生活中乱扔垃圾和废弃物，多数乡镇企业乱砍滥伐，占用耕地，加上设备落后，排放工业废水废气严重等，虽然城市人口环保意识有所改善，但付诸行动效果还不尽人意，总之提高我国我国人口环保意识十分迫切而实际。

三、提升我国环境保护水平的措施

1、完善环保立法

首先是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制定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使其有一个综合而统一的基本制度，并填补部分环保领域法律空白，严格审查环保条例，及时处理存在矛盾和冲突的规定，确保相关部门执法时有明确的实施细则；然后进一步强化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地位和承担方式，督促其有效落实环保工作，并加大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的处罚力度；最后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依靠公众力量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并保障其诉讼请求的法律效力。

2、环保资金来源的政策性措施

为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制定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关于工矿企业治理“三废”污染开展综合利用产品利润捉留办法的逼知》、《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保证了环境保护与治理经费有一个重要来源。一些省、市、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纲要》强调，要实行强有力的环保措施。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根据生态环境的要求，进行产品和工业区的设计与改造，制订和实施循环经济推进计划，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各级政府要将环境保护列入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内容并逐年增加，加大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环保试点示范及环保监管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

3、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环保法律的实现虽然不是必然地需要国家强制，但是如果没有强制作为后盾，也很难付诸实施。因此，我国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环保部门的强制执法力度。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例分析，面对严峻的空气质量形势，大气污染防治再出严厉措施，对重点污染区域、拆迁建设工地、重点污染企业将实行24小时工作制。对排污量较大的企业，实行环境监察人员驻场监督，24小时监控，一旦出现超标，立即查处，一律按日计罚。同时要联合电力、公安、司法、金融、工商、水利、铁路等部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对拒不执行环保处罚的企业要限水、限电、限贷、限运，形成一股强大的执法力量，彻底改变环保部门势单力薄、权力有限的现象，真正做到执法必严。

4、提高环保意识

生态环境保护是全民事业，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各地必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宣传，并普及相应的法律知识和环保知识，特别是乡镇政府要根据农村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制定相应的宣传措施，如派干部和相关技术人员下基层，将当前的环境问题和影响切实传达给农民，并指导其如何科学的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设立专门的环保宣传和咨询小组等，切实促进农民环保意识的增强。此外国家还应推行科学、合理的政策规定，督促人们将环保落实到日常行动中，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环境保护工作是造福人类的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只有提高环保意识、健全环保法律体系、增加环保投入、加大执法力度，才能促进环保事业顺利进行，使我们共同的家园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董爱霞，张红亮.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路探讨[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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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土流失;辽宁彰武

彰武县地处辽宁省西北部,是全省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地区,全县总面积为3 640 km2,水土流失面积为1 047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28.8%。地形地貌为东低山、西丘陵、北沙荒、中南平洼,其中丘陵占30%、沙荒占3%、平洼占40%。全县水土流失类型为水蚀和风蚀,水蚀分布在东、西部低山丘陵地区,风蚀分布在北部风沙区和柳河流域,水土流失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为彰武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

1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措施

根据彰武县水土保持部门多年治理经验和地形地貌特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可以从2方面进行:一是东、西部低山丘陵区,可安排经济林为主的治理项目,结合坡耕地治理,通过植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达到生态综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北部风沙区,可安排生态林为主的沙漠化治理项目[1]。自2008年以来,彰武县把农业综合开发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相结合,以项目整合、资金整合的形式进行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弥补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资金不足,突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了明显成效。

1.1低山丘陵区生态综合治理

1.1.1区域概况。该区域包括彰武东部的大四家子乡、后新秋镇、苇子沟乡、东六镇和二道河子乡,及彰武西部的平安乡、哈尔套镇、满堂红乡和四堡子乡。区域总面积为1 342.21 km2,水土流失面积361.4 km2,水土流失类型以水蚀为主,兼有风蚀,主要分布在坡耕地、侵蚀沟及荒坡上。

1.1.2治理措施及规模。根据区域地形特点,治理措施以发展经济林为主,经济林应选适合当地的大扁杏。其次对坡耕地进行治理,措施为梯田。对坡度>15°、<25°,且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进行坡改梯。在植被覆盖较低的坡荒上,首先进行截水沟整地,之后栽植大扁杏。除了栽植大扁杏外,还可以做一些辅助措施,如打井、谷坊、作业路等。具体为:梯田2 153.3 hm2,截水沟整地3 166.7 hm2,栽植大扁杏3 166.7 hm2,其他辅助措施根据实际投资情况定。

1.1.3治理效益。丘陵区生态综合治理以发展经济林为主,措施实施后会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栽植3 166.7 hm2的大扁杏,3年后达到盛果期,年增加经济效益3 206万元。对2 153.3 hm2的坡耕地进行梯田改造,年增加粮食产量5 814 t,增加经济效益697.68万元。在生态效益方面,增加3 166.7 hm2的林地面积,林地覆盖率提高2.4个百分点,年涵养水源380.68万m3,保土11.17万t。

1.2北部风沙区生态综合治理

1.2.1区域概况。北部风沙区包括四合城乡、冯家镇、章古台镇、阿尔乡镇、大冷乡、大德乡6个乡镇,区域总面积为1 115.55 km2,水土流失面积为390.4 km2,水土流失类型为风蚀。从2005年全省土壤侵蚀遥感普查结果可以看出,该区域是全省最严重的风蚀沙化地区,生态环境恶劣,需集中连续治理。

1.2.2治理措施及规模。风蚀沙化地区生态综合治理,应以植物措施为主,植物措施对防沙治沙有较好效果,是生态恢复的有效途径,因此综合治理应以生态林为主,辅以发展适量适合沙地生长的经济作物,以提高防沙治沙的经济效益。根据彰武县长期以来的防沙治沙经验,生态林栽植形式为乔灌混交,乔木选杨树、樟子松,灌木选柠条、紫穗槐,沙棘等。具体为:营造7 200 hm2生态林,其中乔木6 500 hm2,灌木700 hm2,发展林间隙地经济作物3 333.3 hm2。对植被覆盖率的疏林地、残次林实行生态修复,规划面积为2.82万hm2,依靠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恢复植被,进而改善生态环境[2-3]。

1.2.3治理效益。风蚀沙化区发展生态林,以生态效益为主,营造7 200 hm2生态林和实施生态修复2.82万hm2,植被覆盖率可提高6.5%,减少土壤风蚀量22.7万t,蓄水96.52万m3。营造生态林是防沙治沙的有效措施,生态效益显著,其经济效益表现为活立木效益,即树木材积量的增加和林间隙地种植的经济作物[4]。据测算,发展生态林7 200 hm2,年平均增加木材蓄积量1.944万m3,增加经济效益1 166.4万元,林间隙地种植经济作物3 333.3 hm2。以菊芋为例,年效益为22 500元/hm2,种植3 333.3 hm2菊芋,年可获利7 500万元。

2小结

彰武县经

过多年的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治理区域逐年扩大,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群众的生态意识逐步增强,在做好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的前提下发展生产,提高了经济收入,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参考文献

[1] 姚冬梅.淮南市秋菊沉陷区生态综合治理机制分析[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5):108-110.

[2] 郭海荣.谈石羊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j].农业科技与信息,2009(24):9.

[3] 王增亮.龙口市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研究[j].中国水利,2008(13):35-36.

篇4

[关键字]潘集塌陷区 综合治理

[中图分类号] TD82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5-219-2

0前言

我国是一个煤炭型大国，对煤炭资源的依赖不言而喻。但是常年大规模的煤炭开采，造成了矿区周围大量的土地沉陷，土地沉陷不仅破坏了地表形态，摧毁农田和村庄，同时也破坏土壤结构，导致部分地区土壤盐渍化，肥力下降，或形成积水区，无法耕种，逐渐荒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垃圾和各种污染，严重威胁矿区居民及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同时也影响了矿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1]。据中国煤炭报资料，我国煤矿已塌陷耕地40万公顷，并且伴随煤炭资源的持续开采，沉陷区的面积将会继续增加。因此对沉陷区综合治理模式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主要对淮南潘集采煤沉陷区进行综合治理模式的研究。

1研究区概况

1.1研究区自然地理概况

淮南潘集区地处黄淮平原南端，全区总面积590.1平方千米。辖11个乡镇，拥有五座现代煤矿分别是潘一矿、潘二矿、潘三矿及刚建成投产的潘北矿和朱集煤矿，煤炭储量丰富，境内地下煤炭储量达30亿t[2]。潘集区属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受季风影响，冬夏长、春秋短，四季分明。常年平均气温15.1度，平均日照时数2298.0h，无霜期215.5d，年降水量905.2mm左右，植被类型主要有三类：阔叶林、针叶林、经济林。阔叶林主要是杨树、刺槐；针叶林主要是侧柏、黑松；经济林以桃、梨、葡萄为主。区里种植物主要是小麦、水稻、大豆等种植物，区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耕地、住宅用地和建设用地为主[3]。

1.2研究区沉陷现状概况

大规模的煤炭开采，毫无疑问的会带动淮南潘集区的经济增长，人民收入的增加，但开采的同时，也带来了土地塌陷，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沉陷治理，势必会影响全区经济的发展步伐和社会稳定[2]。目前潘集区内已有五对矿井先后建成投产，开采形成了大片塌陷区，主要分布在田集、泥河、潘集、芦集等4个乡镇内，共涉及48个自然村庄。截止2011年底潘集区塌陷总面积总计7.1万余亩，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1/5。目前主要运用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和常规农业等模式，采取中心区水面养殖，水湿地种植水生物，坡地复垦，建设人工生态园，发展生态渔业等措施。成效显著的如潘集后湖生态园等。

2研究区综合治理模式研究

2.1研究区生态经济模式

采煤沉陷区按照沉稳程度可以分为稳定沉陷区、基本沉稳沉陷区及未稳定沉陷区；按照积水程度可以分为积水沉陷区和未积水沉陷区。根据潘集塌陷区的实际塌陷现状，主要摸索出以下几种生态经济模式：深层塌陷区水产养殖复垦模式；浅层塌陷区复垦造地种植复垦模式；粉煤灰充填塌陷区复垦营造人工林复垦模式；深浅交错的尚未稳定塌陷区鱼鸭混养和果蔬间作复垦模式[2]如下图所示。

沉陷区经过生态农业经济模式以及对于煤矸石的充分利用后，不仅对于潘集区的农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效益，而且也改善了地区的生态环境。这种治理模式融合了生态经济与景观策略的思维，不仅导入了农耕景观、采矿迹地景观的应用，达到了生态景观结构的合理性安排，实现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在农业经济上不仅仅是种植大片农业，而是合理有布局的按照生态学的食物链原理进行组合，培育具有景观功能和强净水能力的水生植物群落，在改善水质的同时修建静养鱼塘，发展“农-渔-禽-畜”综合经营的生态农业[4]，潘一后湖就是比较成功的生态模式。

2.2研究区土地生态恢复模式研究

塌陷区土地生态恢复应按照统一规划、分片治理、分期开发、综合利用的原则，对全区塌陷区进行土地生态恢复。目前全区补充耕地的来源主要有实施土地整理，迁并、治理空心村；煤矿塌陷区的治理；中的产田改造、开发治理；全区未利用土地的开发，未利用地的面积为916.34hm2 但对于未利用地的开发，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如淮河流域、沼泽地均被列为禁垦区[2]。

主要恢复措施有三个方面：

（1）对于现有的农田要加强保护，提高其肥力，提高利用率，合理对农田进行布局，满足灌溉需求，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得农作物能更好的生长和机械操作，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土地质量下降的趋势。

篇5

1.1项目申报单位概况

1.2项目概况

第二章 项目建议书、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准入分析

2.1发展规划分析

2.2产业政策分析

2.3行业准入分析

第三章 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

第四章 经济影响分析

7.1经济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

7.2行业影响分析

7.3区域经济影响分析

7.4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第五章 社会影响分析

8.1社会影响效果分析

8.2社会适应性分析

8.3社会风险及对策分析

第六章 节能方案分析

4.1用能标准及节能规范

4.2电气节能

4.3给水排水节能

4.4结构节能

4.5暖通空调动力节能

4.6建筑节能

4.7节能效果综合分析及评价

第七章 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方案

5.1项目选址及用地方案

5.2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

5.3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方案

第八章 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

6.1环境和生态现状

6.2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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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矿区；绿化；生态景观

清水营矿区景观生态规划强调景观的资源价值和生态环境特征，其目的是协调景观内部结构和生态过程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生产与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而改善景观生态系统的功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清水营煤矿是以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带动和支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独特的典型经济矿区，清水营矿区生态景观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对坏境、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煤业化工基地，矿区属半干旱半沙漠大陆性气候，年最高气温41.4℃，最低气温-28.0℃，气候干热，昼夜温差大。降雨多集中在7、8、9月，年降雨量最大为299.1mm，年蒸发量达2771mm。无霜期短，约在5月中旬至9月底。风季多集中在春秋2季，最大风力达8级，一般为4～5级，多为北风及西北风，春季时有沙尘暴天气。矿区总占地面积1600hm2。

2 景观概况

从景观生态学来讲，矿区景观是剧烈人为干扰下的一种特殊景观类型，是人类为获得矿产资源而对土地进行剧烈改造的区域。采矿区的开发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和原有的景观效益，在开采前后，表现出十分不同的生态景观：采矿之前，虽然当地的绿化水平有限，漫山遍野只有宁条、榆树和一些野生植物，但当地生态系统通过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系统内的自我组织、自我调整达到了相对稳定状态，具有正常的生产功能和保护功能；采矿后，生态的稳定性被破坏，生态景观的改变超出了自然系统的调节和物种的适应能力。

2.1 景观生态设计的特点

景观生态设计是新的美学观、生态观、价值观的体现，它着眼于景观的资源价值和生态环境特征，在一定尺度下通过对景观资源的再分配，通过景观介质分析及综合评价提出优化生态环境的方案。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整体性，它从生态圈的整体空间格局入手，通过对自然圈耗损部分直接与间接的补偿以及对污染部分人为的进行转化与修复，从而达到治理与重建的目的。最终提高景观生态系统的总体生产力和稳定性。

2.2 设计构思

矿区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想目标是建立一个协调、稳定、效益好的景观生态系统，理想景观生态系统的建立，首先是其功能的完善和协调。景观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环境服务、生物生产及文化支持功能3类，景观生态规划就是要保证这3大功能的实现。

神华宁煤化工基地清水营矿地处生态较为脆弱，受粉尘、有害气体等污染较严重，而绿地比例较小，对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有限，严重地影响了矿区的坏境质量。绿色植物是生态系统中的初级生产者，工矿企业大量种植绿色植树、种养花，利用绿色植物特有的生理、生化功能可以强化企业坏境的自然生态系统。减轻工业生产中产生的“三废”污染，弥补理化工艺治理过程中的不足，有效的提高工矿企业的生态环境质量。在大量栽植植物、发挥其生态功能的前提下，根据美化工矿企业环境的要求，进行植物造景，画龙点睛地配置适量的休息设施、园林建筑小品和艺术雕塑等。

设计上以绿为主，绿美结合，充分发挥绿色植物在改善环境、健全生态、卫生防护、美化环境、增进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功能。还根据矿区的具体情况，遵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生产和职工的健康出发，发展大环境绿化，消灭绿化死角，做到点、线、面结合，平面、立体结合，乔、灌、花、草结合，自然植物群落与人工植物群落结合。从生态学观点、净化保健观点及美化学观点出发，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做到绿化、净化、美化的和谐统一。

3 总体规划的布局原则

根据矿区的自然环境、生产性质、规模大小和原有的绿化基础将绿化分为生产区绿化、道路绿化、小游园绿化和防护林带绿化。由于用地紧张所以该绿化是见缝插绿，充分利用每一块零星土地。矿区的绿化布局力求分布均匀、合理，能使每个生产岗位的工人就近享受到园林绿地的效能，以消除疲劳，精神饱满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

4 结语

总之，煤矿企业的绿化在我区正处于发展阶段，把煤矿企业生态绿化景观规划设计置于现代大地景观范畴中，将生态功能和景观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既满足现代生活行为需求，又有时代特色与个性的煤矿绿化景观空间，做到生态和谐、兼顾空间疏朗变化及景深层次变化，体现出生态、特色的现代矿区景观风貌，是当今煤矿企业景观设计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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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er of Yan'an concentrated in Baota District Sanchuan junction area， since year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improved， but it is still at a critical stage of "governance and destruction stalemate phase"，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ecological management， use artificial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natural restor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urban areas.

关键词： 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Key words： Yan'an；ecological environment；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7-0298-02

0 引言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介于北纬35°21′～37°31′，东经107°41′～110°31′之间，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北连榆林，南接关中咸阳、铜川、渭南三市，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吕梁相望，西邻甘肃庆阳，全市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延安市的中心城区集中在宝塔区三川交汇地区，各类城市建设主要分布在东川、南川和西北川三条大的平川，以及杜甫川、市场沟等小型川谷地区。川道内有延河、南川河穿越，建设用地呈狭长的“Y”形，南川、西北川城市建设沿河道两侧分布；东川城市建设主要位于延河西北侧，中心城区人口和资源较为集中，商圈也主要分布在Y字型的交汇处。

1 生态环境建设概况

1.1 生态环境总体特征 回顾过去，延安市总体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比较严重，大气环境除总悬浮颗粒物达不到三级外，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已达到二级标准；延安城区噪声略超标，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60.2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72.0分贝[1]；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较低，城市垃圾处理能力较弱。

1.2 生态环境建设成就 “十一五”以来，在延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环保厅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市环保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2010年延河综合污染指数比2005年的37.64下降了11.54，延河水质呈改善趋势；延安市城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2010年达到315天，比2005年的272天增加43天，2005年-2010年间未出现酸雨；延安市功能区2010年噪声达标率为60%，比2006年20%提高了40个百分点；延安第二垃圾填埋场已经开工建设，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从2005年的45%提升到2010年的80%以上。

尽管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坚持以生态建设统揽工作全局，在全国率先启动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林业重点工程，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根本扭转，但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生态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同全国一样，正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生态建设与保护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2 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2.1 水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延安市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植被稀疏，地形支离破碎，又多暴雨，大量泥沙被流水冲走，是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且治理难度大，任务长期而艰巨。另外，水土保持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人为水土流失、边治理边破坏等现象，以及投入不足、治理措施不配套等问题。延河流域的工业以石油工业为主，石油开采使延河水质石油类污染比较严重。延安中心城区的生活污水现一般都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入延河，中心城区生活污水排放是造成中心城区内的延河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2.2 大气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延安中心城区地处黄土高原，植被稀疏，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本底值比较高，中心城区又处于河谷之中，川道狭窄，周围梁峁遍布，这种地形在冬季时容易形成逆温和静风天气，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燃煤也是影响延安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障碍之一，二氧化硫浓度在冬季和春季采暖季节明显高于其它季节，总悬浮颗粒物和降尘也呈现出一季度浓度较高的特征。

2.3 声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中心城区噪声主要来源于道理交通及过境公路建设，未对城区进行环境功能区调整，其次，老城区和新建城区各功能区布局不合理，道理交通网络规划不合理，对施工现场和建筑噪声为加强管理和执法，致使延安城区噪声略超标。

2.4 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延安中心城区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医疗垃圾目前是送到尹家沟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而尹家沟垃圾填埋场是处理生活垃圾的，不具备处理医疗垃圾的能力。在延河沿线，经常可以看到沿岸居民（村民）丢弃的生活垃圾，造成垃圾堆积。

3 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对策

篇8

（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牙克石022150）

摘要：文章介绍了内蒙古大杨树林业局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社会经济、自然资源概况、湿地资源概况及投资概算，对林业局湿地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3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林业局湿地功能做出总体评价。

关键词 ：湿地；效益；评价

中图分类号：S719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4-12-30

作者简介：郭建军（1979 -），男，辽宁省辽阳市人，经济师．

1 林业局湿地保护条件

1.1 地理位置

内蒙古大杨树林业局位于大兴安岭东坡南部，行政隶属于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地理坐标为东经123°29 ’43”～125°19’48”，北纬49°12 ’43”～50°19’38”。东与黑龙江省相邻，西与毕拉河、吉文林业局毗邻，北与阿里河林业局、大兴安岭林业公司相接，南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连接。林业局总面积793033hm2，森林覆盖率52.2%。

1.2 自然条件

1.2.1 地形地貌

大杨树林业局是大兴安岭主脉向嫩江平原过渡地域，属大兴安岭山脉的东南坡，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山势平缓，起伏不大，属低山、丘陵地区，平均海拔300～500m，最高海拔843m，最低海拔255m，平均坡度在10°～15°。

1.2.2 气候条件

大杨树林业局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长而寒冷干燥，夏季短而湿热多雨，四季昼夜温差变化大，植物生长期较短。根据《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气象资料》记载，大杨树地区年平均气温1.6℃，1月份平均气温-22.8℃，7月份平均气温20.6℃，极端最高气温39.4℃，极端最低气温-44.1℃，年平均地面温度2.8℃；年均日照时数2718.3h，年蒸发量1213.9mm，年均降水量508.1mm，降水量多集中在6～8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80%。早霜期始于9月中旬，晚霜终于翌年5月下旬，无霜期约108d。主要风向为西北风，年均风速为1.4m/s。

1.2.3 地质土壤

大杨树林业局地质构造属大兴安岭褶皱带，其岩性组成以海相碳酸盐系为主，主要母岩有花岗岩、玄武岩、石英粗面岩、石英斑岩、流纹岩、页岩、安山岩等。

分布的土壤主要有棕色针叶林土、暗棕壤、黑钙土、草甸土、沼泽土。棕色针叶林土分布在西北部的兴安落叶松下，多分布在北坡、东北坡、西北坡的阴坡和半阴坡。暗棕壤分布在各个坡向，坡度在20～30°，面积较大，主要植被群落类型有柞树林、黑桦林、山杨林等；黑钙土主要分布在大杨树林业局的东南部丘陵地区，坡度在6°～10℃的各个坡向。

1.3 社会经济概况

1.3.1 人口数量及居民分布情况

大杨树林业局生态功能区内设有“三镇一乡”即大杨树镇、乌鲁布铁镇、宜里镇和古里乡。内蒙古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下设5个农场及近百个生产队；黑龙江大兴安岭林管局下属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及下设的农场；行政村、屯、点2000多个，总人口达25万人，有汉、蒙、回、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满、朝鲜、锡伯、壮等13个民族。其中，农业人口占多数，林业人口占很小比例，流动人口多。

1.3.2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大杨树林业局于1976年建局，经营总面积793033hm2，森林覆盖率52.2%。林业局下辖34个科级单位，其中，有16个经营林场（保护站）。自建局以来，累计向国家提供商品材22.85万m3，总资产达到2.69亿元。

经过几十年的开发建设，大杨树林业局积累了丰富的生产与管理经验，现已发展成为机构健全、队伍稳定、技术力量雄厚的以营造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为主的经营局。林业局还设有文教、卫生、消防、公安、武装等机构，现已成为了当地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和社会服务中心，为林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4 自然资源概况

1.4.1 森林植被

林业局地处寒温带针阔混交林带，森林植被主要由西伯利亚植物区系的植被构成，并含有蒙古植物区系植物成分。主要乔木有兴安落叶松（Larixgmelin（Rupe.）Rupe.）、白桦（B.platyphylla Suk.）、柞树（Quercus mongolica Fisch.ex Turcz.）、黑桦（B.dahurca Pall.）、山杨（P.clavidiana Dode）等。

1.4.2 野生植物资源

林业局主要野生经济植物种类约200余种，主要药用植物有黄芪（A.menbranaceus Bunge）、地榆（S.officinalis L）、沙参（A.polyantha Nakai）、玉竹（P．humite Fisch.ex Maxim）、铃兰（C.maialis L）、芍药（P．lactifora Pall）、王味子（S.chinensis （Turcz.） Bailli）等；野果植物有刺玫蔷薇（R.davurica Pall）、山杏（P.ansuKom），山里红（C.pinnatifida Bunge）、山葡萄（V．amurensis Rupe）等；山野菜主要有蕨（P.aquilinum（L.） Kuhn.Var.tatius - culm （Desf.） Under.ex HeUer）、柳蒿（S.viminalis L．Var.angustifolia Turcz）、轮叶沙参（A.teraphylla （Thumb.） Fisch）、蒲公英（T.falcilobumKita）等40余种；食用菌资源有木耳（Auriculariaauricula （L.ex Hook ）Under）、 猴头（Hericiumerinaceus（Bull.ex Fr.） Pers）、紫丁香菇（Lepiota nuda（Bull.ex Fr.） Cooke）、花脸香蘑（Lepiota sordid （Fr.）Singer）等；此外还有淀粉植物、芳香植物、纤维植物、花卉植物等资源。

1.4.3 野生动物资源

林业局野生动物约100余种。资源较为丰富，主要野生动物有马鹿（Cervus elaphu xanthopygus）、狍子（Capreolus capreolus bedfardi）、野猪（Susscrofaussuricus）、黄鼬（M.sifirica manchurica）等；主要鸟类有长尾雀（Uragus sibiricus）、黄眉鸦（Emberiza chrysophrys）、灰头鸦（Emberiza spodocephala）、普通鵟（Buteo hemilasius）、鸟雕（Spizaetus nipalensis）等。

1.5 湿地资源概况

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显示，大杨树林业局湿地总面积为122676.67hm2，其中：河流湿地面积为5006.09hm2，湖泊湿地面积为517.08hm2，沼泽湿地面积为87010.99hm2，人工湿地面积为85.49hm2，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各林业局、区、所中湿地面积位居第一。

主要河流有：发源于甘河林业局的甘河，是大杨树林业局境内的主要河流，由西北向东南注入嫩江，流程89.0km，比降0.5‰，平均河深2.4m，平均河宽140m，流速0.75m/s;多布库尔河流经大杨树林业局古里、伊斯哈气生态功能区，流程94.Okm，比降0.7‰，平均河深1.7m，河宽平均78m，注入嫩江；欧肯河流经大杨树林业局四平山、欧肯河生态功能区，长度136.5km，注入嫩江；奎勒河流经大杨树林业局奎中、库莫、宜里生态功能区，流程162.5km，比降1.5‰，平均河深1.2m，平均河宽20m，流速0.8m/s，注入甘河后流人嫩江；大杨树林业局东临嫩江，长约105.0km，是内蒙古与黑龙江省分界线，比降0.30‰，平均河深1.8m，河宽80～200m，流速0.8m/s。境内还有那都里河、柞山河、扎兰河等10多条支流。

2013年资源统计数据显示，大杨树林业局现有湿地面积为l22881hm2，比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的122676.67hm2，面积增加了204.33hm2。

1.6 湿地保护现状

1.6.1 基础设施现状

1.6.1.1 监测站、保护站现状

大杨树林业局现有监测站、保护站共17处，其中，奎勒河、伊斯哈气监测站，库莫、勃音那、乃木河、四平山、奎勒河保护站由于缺乏维护资金，导致年久失修，急需进行维护。同时，伊斯哈气监测站、乃木河、四平山、奎勒河、库莫保护站的车库亦急需进行维护。

1.6.1.2 巡护道路维护

大杨树林业局原有巡护道路维护126km，其中：伊斯哈气管护站经古里管护站至加格达奇加胡公路段巡护道路维护34km，宜里经奎中至奎勒河段巡护道路维护75km，古里至勃音那段巡护道路维护17km。3段公路均为砂石路，因年久失修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有被雨水冲刷出沟或深坑的、有较深车辙的、有路基下陷等不同情况的发生，急需进行维护，以保证巡护道路的畅通。

1.6.2 植被恢复区现状

植被恢复区在大杨树林业局古里、库莫、奎勒河生态功能区内，现地调查场地适宜进行人工造林。其中：古里11林班13小班、15林班18小班、27林班1小班、27林班7小班为农地或沼泽地边缘；库莫管护站93林班25小班、93林班26小班为取料场；奎勒河管护站18林班10小班、42林班12小班为农地。以上各地块都比较容易造林，没有水土流失的风险和需重点保护的对象，权属清楚，过去有过人为活动。

2 投资概算

大杨树林业局湿地保护建设总投资500.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495.00万元，占总投资的99.00%；其他费用5.00万元，占总投资的1.00%。

按费用构成划分：基础设施维护费用262.03万元，占总投资的52.41%；植被恢复费用113.03万元，占总投资的22.61%；设备维护费用22.28万元，占总投资的4.45%；燃料费用71.66万元，占总投资的14.33%；宣传教育培训费用26.00万元，占总投资的5.20%；其他费用5.00万元，占总投资的l.00%。

3 效益分析

3.1 生态效益

改善湿地生态环境。通过湿地保护工作，将使湿地萎缩、植被退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人为破坏现象得到消除，使湿地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好转，为改善大杨树林业局湿地生态环境奠定基础。

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大杨树林业局湿地是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尤其是珍稀鸟类的主要栖息和觅食地，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必将吸引大量水禽前来栖息定居，对恢复和提高以珍稀鸟类为主的湿地生物多样性起着关键的作用。

改善局部的气候环境。通过湿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在增加湿地面积和改善湿地环境的基础上，丰水期有效调节区域降水地表径流，并通过下渗提高当地的地下水位，缓解枯水季节的水源短缺压力，并通过水分蒸发，增加区域空气湿度，对改善局部气候环境起到良好的作用。

3.2 社会效益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利用湿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和观鸟旅游业，向社会提供一个生态环境优美，旅游内容丰富，满足人们回归大自然的愿望、增强人们热爱大自然的情趣。

带动周边社区经济的发展。湿地保护与建设过程中，通过技术、资金扶助，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扶植，可以帮助、引导林业局发展经济，提高林业职工生活水平，带动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还可通过生态旅游开发带动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科研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基地。通过湿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各种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将会得到更加有效地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将会进一步增加，湿地生态系统将会得到更加有效完整地保护，必然为研究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奥秘提供良好的科研教学基地。

3.3 经济效益

湿地保护工作的开展使湿地生态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调节流量、控制洪水能力得到提升，利于周边地区农业稳产、丰产，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随着湿地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湿地的旅游资源将进一步吸引游客前往，刺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繁荣。从而回哺湿地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

4 总体评价

内蒙古大杨树林业局湿地处在大兴安岭主脉向嫩江平原过渡地域，是嫩江水系生态安全的保障。森林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在该区域内相互重叠、交错分布，湿地生态系统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依托，两者相互作用，促进着各种功能的发挥，大杨树林业局湿地是大兴安岭林区和嫩江平原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

篇9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 土地整理 方法

[中图分类号] X171.1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11-160-1

我国是农业大国，耕地资源是我国资源中最核心的部分，同时也是最脆弱的一部分。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可耕地减少，特别是在高质量的耕地资源，几乎到了危机，威胁我国农业的发展。为了达到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我国的粮食的产量，维持耕地总面积的动态平衡，粮食不断的增产，土地整理的有效方法成为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措施。同时，我国目前面临着土壤污染严重等环境问题，因此对我们正在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前期，必须进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评估。

1土地开发整理中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内涵

生态环境质量好坏的评价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可概括总结为环境评估。生态环境质量评估的最主要的内容是选择正确的指标体系，使用综合评价方法对一个区域生态环境的优劣进行评估，指标体系作为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影响现状的重要参考标准，从而在土地开发整理的过程实现有效的评价，为环境前期规划和后期的建设提供重要的保障。

人类开发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破坏影响程度的评估，此过程会对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和预测，并提出了减少或改善生态环境破坏手段和措施。比如对环境生态系统中后期服务的分析，分析关键项目的环境问题，并且预测一些开发和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后果，这些内容都属于环境影响评价的范畴。

在通常的情况下，对环境的影响评估，即使对环境污染程度的评估。然而，一般的强调环境影响评估是对环境的污染源，污染环境的主体对象，环境每种污染物的组成，以及参考相关的标准来评价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内容需要全面，且一定的深度，从许多方面考虑，使评估更加准确。

本文通过使用土地开发整理的方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发展和巩固各项活动，评估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各种因素，并根据评价结果找出的因素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善的策略和措施。

2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程序

2.1确定评价整体框架

确定评价整体框架，即前期准备工作阶段，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根据土地整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任务，进行初步信息收集和现场踏勘，识别主要生态环境影响和生态环境问题，确定评价的主要对象、评价范围，明确评价目的；确定评价标准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确定工作的整体框架。

2.2生态环境调查

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划分为社会、自然、经济三个亚系统，每个亚系统又可分为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彼此互为环境。这些组分以及相互间的作用，构成了复合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

生态调查需了解现状和历史变迁过程。

2.3生态环境分析与评价

生态环境分析与评价是在生态环境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评价过程中最关键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包括分析生态环境、选择评价标准、确定评价等级、识别评价因子、影响预测等内容。

2.4提出生态环境改善及保护措施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措施的提出应从满足未来长期稳定发展的需求着眼，重点放在不可再生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整个生态环境系统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上，同时满足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对环境质量的需求。

3以娄邵盆地为例，研究土地整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3.1项目概况

项目区土地总面积583646.80ha，实施后可新增耕地14348.19ha，新增耕地率为7.07%，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177208.56ha，改善灌溉面积159487.70ha，新增灌溉面积48154.37ha，新增排涝面积6502.85ha，新增粮食产能85.35万吨。

3.2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3.2.1资金投入不足限制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

项目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项目区目前存在一定数量的未利用和低效利用土地，未能得到充分利用。项目区部分区域因缺乏有效的灌溉设施，长期干旱，成为荒草地，该部分土地经过开发整理，配套灌排设施，可以成为优质耕地；项目区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废弃茶园、果园，该部分土地成土母质好，土层深厚，具备开发成耕地的潜力。

3.2.2农业基础设施条件薄弱

从灌溉排水设施来看，项目区内骨干灌溉设施基本能发挥有效的作用，但田间灌排配套体系尚不健全，串灌串排现象较为普遍，限制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现有灌溉渠道大部分为土质渠道，渠系水利用系数低，已有硬化渠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损毁；由于管理维护落后，现有排水沟大部分淤塞严重，沟道杂草丛生，水流不畅，易引发渍涝灾害。

3.2.3季节性干旱发生频率较高

项目区属衡邵干旱走廊，因山地丘陵地形地质条件特殊，部分区域土壤质地松散，含沙多，粘结力差，蓄水能力差；同时，该区域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降雨多集中在4-6月，7-9月降雨稀少，易形成夏秋连旱；另外，该区域现有田间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调蓄能力不强，易发生季节性旱灾。

3.2.4局部区域水土流失较严重

项目区属丘岗盆地，局部区域地面坡度较大。在暴雨多发季节，溪沟及河流对耕地造成冲涮，存在水土流失，耕地灾毁的情况；同时在岗地区域，部分耕地由于表土，在雨季存在水土流失的情况。

3.3评价方法

在评价中首先列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特殊敏感区，从项目选址方面提出规避措施，绕开禁止开发的红线要求，其次选择开发活动、环境资源二大因素作为土地整理过程中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准则层，选择了17个评价指标作为该项目区土地整理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并综合分析影响，提出对应环保措施。

4结论

总之，在土地整理项目的评价中，首先须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全面的指标体系，建立目标，通过目标指引，增加土地整理的可行性。同时，在影响评估方法过程中要坚持定性和定量评估相结合，从而得到定量的目标，研究更加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1]罗明，张惠远.土地整理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综述[J].资源科学，2012，（2）.

篇10

关键词：Google Earth 生态 监测

生态环境的退化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它不仅使自然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而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因而生态环境的监测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由于传统生态监测方法有监测周期长，可靠性较差，精度相对较低等弊端，而新兴的“3S”技术又存在操作过程复杂，标准难统一，受操作人员的影响较大等局限。与之相比，Google Earth（以下简称GE）具有操作简单、费用低、省时省力、精度高等优点。因此，将GE应用于生态监测的优势尤为显著。

1. GE及其应用概况

GE是由Google公司于2005年6月推出的一款全球卫星地图集成软件，其影像是卫星影像与航拍数据的整合。GE上的全球地貌影像的有效分辨率至少为100 m，通常为30 m，最高可达0.6 m，即最高精度可以达到5年前军用级水平。目前，其数据更新一般少于三年。

根据苗放等人的研究[1]，GE有以下显著特点：先进和主流的技术，免费的高分辨遥感图像，标准统一、开放，功能强大而操作简单。正是由于GE有如上优点，现在它已被广泛地运用于交通导航[2]、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3]和森林防火信息管理[4]等诸多领域。

以孟凡写[5]的研究为例，当GE运用在地质勘察中时，可运用其快速定位及地标应用功能轻松地圈定勘查区位置范围，运用其图层信息区快速地浏览勘查区位置范围，还可运用其影响贴图功能自制勘查区三维立体地质图。

可以说，应用GE不仅省时省力，更由于其在进行实验和调查研究时有助于操作人员对待测地点的宏观状况的把握。因而将GE应用于生态监测无疑为工作人员减少了负担，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

2. 生态监测概况

生态监测是在地球的全部或局部范围内观察和收集生命支持能力数据，并加以分析研究，以了解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变化，具有综合性、长期性、周期性、复杂性和分散性等特点。从生态监测的对象及其涉及的空间尺度，可将其分为宏观生态监测和微观生态监测两大类。宏观生态监测的监测手段主要为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而微观生态系统监测是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对某一特定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聚合体的结构和功能特征，以及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变化进行的监测[6]。

目前，国内外应用的生态监测方法有地面监测、空中监测和卫星监测，以及以“3S”为首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随着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3S”技术成为近几年生态监测工作着研究的重点，并显示出其快速准确的突出优点，是宏观生态监测技术的发展趋势[7]。然而，运用“3S”技术进行生态监测时，环境因子类型越多、分类越细，解译的准确度也就越难以保证。制约详细程度和精确性的主要影响因子，一是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信息源的质量，如遥感数据的时相、分辨率、准确程度等；二是主观因素，主要有操作者的技术、经验，如专业知识、解译水平等[8]。

3. GE应用于生态监测的思考

由于在现有的生态监测手段中，传统的检测手段存在费用高、精度低、可靠性差和监测周期长等不足之处，而新兴的“3S”技术又存在标准难以统一，操作过程较为复杂等局限。另一方面，GE则兼备地理信息直观、方便快捷易操作、标准统一、分辨率高等优点。因此，GE的应用就可以解决生态监测过程中遇到的诸多不便与难题。

当应用GE进行生态监测时，不仅可以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森林草原覆被变化、贫瘠土地荒漠化等进行监测，还可以利用其附加功能总结分析其发展变化的趋势，进而制定相关的预防治理措施，同时也为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相关的环境法规、进行相关环境决策提供了直观便捷又科学可靠的有力依据。此外，对于已经受到污染遭到破坏的土地和水体，GE也可以监测其宏观的恢复情况，方便科研工作者及时地制定下一步治理方案。

另根据郑泽忠等人[9]的研究，将GE与新兴的“3S”技术相结合，更可以克服常规的手工或半自动化监测方法中效率低、难以采集实时数据等缺点。将“3S”和GE相结合，可以利用GE具有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优点，在室内对低分辨率遥感影像中不确定地物通过共同的地理坐标进行补判，提高解译精度与效率，获得清晰直观的地理信息。

此外，由于GE尤其是其专业版具有添加新地标、查看历史数据和快速测量面积等功能，在进行室外地面监测时，还可以根据监测需求制作地图、科学定点，为实地考察提供方便，避免了布点的“机械性”。

4. 结语

将GE运用到生态监测中是一项意义深刻且极具价值的研究工作。首先，GE为实验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保障。此外，GE免费提供高分辨遥感图像，具有统一并且开放的标准，功能强大而操作简单，地理信息生动直观等优势，将其运用于生态监测更便于对生态环境的宏观探察。将其与传统的地面监测、空中监测等方式相结合能为监测的宏观把握，如定点定位、距离和面积测量等提供便宜。将其与新兴的“3S”技术相结合，能够提高地理信息的直观性，通体提高解译的精度与效率。

总而言之，将GE运用于生态监测能够满足监测的特点，完成生态监测的任务，便于监测人员调查今昔数据，监测生态环境的现状，研究其变化趋势，更能为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科学的依据。可以预见到，随着人们对GE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GE本身的发展完善，将GE运用于生态监测必将前景广阔。

参考文献：

[1] 苗放，叶成名，刘瑞 等.新一代数字地球平台与“数字地球”技术体系架构探讨[J].测绘科学，2007，32（6）：157—159.

[2] 刘冰，石奉化.Google Earth在旅游、导航中的应用探讨[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5（4）：25—28.

[3] 李娟，郝志刚.基于Google Earth虚拟地球平台的旅游规划研究[J].国土资源遥感，2010（1）：130—133.

[4] 张冬有，王潇.Google Earth在森林防火信息管理中的实现方法[J].中国农学通报，2011，27（13）：59—62.

[5] 孟凡写.“谷歌地球”在地质勘查中的应用[J].煤炭技术，2008，27（7）：130—131.

[6] 奚旦立，孙裕生.环境监测[M].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35—337.

[7] 鞠东辉，邢洁佳，王芳.浅析环境监测工作中的生态监测[J].科技与生活，2010（7），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