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水平划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水平划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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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州省；老龄化；消费

一、引言

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2001年中国老年人口达到9062万人，占总人口的7.1%，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而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省份，在2003年老龄人口达到287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59%，也宣告贵州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发展经济和推动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贵州省居民消费水平环比指数连续三年保持在102，表明我省的消费水平发展有所放缓。本文将贵州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居民消费水平建立联结，采取理论与实证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省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的相关关系。

二、文献综述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消费理论，解释了影响消费的决定因素就是家户的收入，并且用传统公式C=a+by表示了短期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会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使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实现效用最大化。保罗（2005）使用了多个亚洲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有负的影响，对居民的消费也有负的影响。Hock（2006）提出了一个动态的人口年龄结构代际转移理论，通过模型的建立和实证研究，求出最适合的生育率，使得年龄在长远之内达到稳定状态，居民的平均消费能力最大化。中国人民银行研究课题组（1999）研究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显示，储蓄与居民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抚养比与储蓄呈现负的相关关系。付立春（2011）研究发现我国长期的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导致居民消费水平不高，政策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根据查阅文献可知，老龄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以及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消费水平有所影响。因此本文根据四者关系提出以下假设。H1：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有负面影；H2：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正面影响；H3：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正面影响。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贵州居民的消费水平。

2. 解释变量选取：

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65 岁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龄人口抚养比=（老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少儿人口抚养比是指0-14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龄人口抚养比=（老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指的是居民可以用来消费和储蓄的个人财产。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消费价格指数（1995年为100）。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模型建设及实证结果

为了研究人口老龄化对贵州省居民消费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μi

式中y表示贵州居民消费水平；β1、β2、β3分别表示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以及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μi 为随机干扰项。根据整理的数据以及模型，在spss20.0中整理结果如表1、表2、表3所示。

回归方程为：y=-7510.177-0.183x1+0.228x2+1.356x3。模型中调整R方等于0.995，非常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DW=1.678，比较接近于2，F统计量的概率近似于0， t 统计量概率都在5%以下，同时，x1～x3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3.528、7.753、9.762，均未超过10，因此，三个解释变量共线性的程度较低。

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系数是负的，说明随着贵州省老年人口的增多对于居民消费水平有负向影响。老年群体在在退休后，无法创造社会价值，只能依靠退休工资或过去的储蓄、子女的抚养以及政府的补贴生活，这导致老年群体消费水平降低。而少儿抚养比的系数是正的，少儿人口的增多对于居民消费水平有正向影响。婴幼儿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能依靠家庭的抚养，家庭中在孩子身上的花销占比增大，从而刺激消费。最后，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系数是正的，毫无疑问，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四、相关建议

1. 适当提高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贵州省的老龄人口是稳步上升的，对贵州省居民消费水平有负向影响。从凯恩斯消费理论来看，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要想刺激我省老龄人口的消费水平，政府应提高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老年群体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同时，还应该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年群体在医疗保健上的顾虑和心理压力减轻，从而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消费。

2. 大力发展银发产业。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省的人口老龄化相比全国来看推迟一些，但是也必须重视其带来的影响。我省应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逐步发展相关的银发产业。既可以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减轻家庭中年轻人无法兼顾照顾老人和工作的问题，还可以引导老龄人口不再进行过度的储蓄，从而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3. 增加老年人口的再就业机会。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和设施都有所提升，人均寿命也在不断上升。鉴于这个原因，很多城镇的老人退休后身体依然健康，他们依然想继续工作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且减轻独生子女的负担。因此，政府可以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增加老年人口的再就业机会。缓解部分老龄人口无法创造社会价值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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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说话”项是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难度最大、最容易失分的一个环节。从高职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实例入手，围绕词汇、语法、语句、内容组织等方面内容，对普通话水平测试“说话”项的非语音失误及教学对策加以探析，以提升高职学生说话策略，开拓思维，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导向。

关键词 ：普通话水平测试 说话 非语音失误 教学对策

众所周知，“说话”项是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难度最大、最容易失分的一个环节，对高职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如何帮助高职学生解决这个难题，提高自身的说话水平，是高职院校普通话教学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普通话水平测试“说话”项的非语音失误及教学对策两方面加以探析。

一、“说话”项非语音失误分析

所谓非语音失误，是指语音失误（如声母、韵母、声调发音不准确、语流音变的把握不准确得当等）之外的失误，包括词汇、语法、语句、内容、时间把握等几个方面。

为更好地研究高职学生“说话”项中非语音失误的趋向，笔者以所教的物流管理专业2013级43名学生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说话”项的作答作为语料，对学生的非语音失误加以分析比较。

（一）词汇方面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在“说话”项中，如果词汇使用得当，容易给人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通过对所选语料的分析，发现高职学生在“说话”项测试中，对词汇的使用还存在以下问题。

1.语气词使用频繁

语气词是虚词的一类，指放在句尾或句中停顿处表示种种语气的词。根据所表示语气的不同，语气词可分为陈述语气、疑问语气、祈使语气、感叹语气四类，语气词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使用广泛。

在此次测试中，多数学生都使用了语气词，占总测试人数的86%。在学生选取使用的语气词中，除了因语句表达需要而必须使用的情况之外，其余语气词按照使用次数的多少，依次是：吧（30次）、呃（24次）、呢（18次）、嘛（17次）、啊（12次）、吗（3次）。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语气词的使用主要体现了学生的一种说话习惯，大都表示一种陈述语气，没有什么意义，完全可以省去。如：

（1）它，一年四季吧，反正游玩的人都很多。

（2）我的家乡，呃，我从09年来到烟台，06年来到的烟台，然后在烟台生活了8年，把烟台看作自己半个家乡，呃，其实我从小长大是在内蒙古。

（3）我从小呢，就喜欢听歌。

（4）然后，再说一下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属于农村嘛。

（5）常山啊，常山就坐落在我们诸城第一中学的南边。

2.夹杂方言词汇

方言词汇在“说话”项中应尽量少用或不用，但高职学生由于习惯或紧张等原因，往往不自觉地表述出来。例如：

（6）我们相处地还是蛮不错的。（蛮=很）

（7）然后他就搁这儿。（搁=放）

（8）即使是中午头，顶着烈日。（中午头=中午）

（9）它真的可劲地往上长。（可劲=使劲）

这些方言词汇的使用不利于语言的有效表达，影响说话的整体水平。

3.重复使用词语

“说话”项中，不少高职学生重复使用词语，其中，“然后、就是、那个”三词使用最为频繁，分别出现了134次、105次、64次。下面以“然后”一词为例加以说明。

一位学生以“我感兴趣的一件事”为题说话，该生连用了10处“然后”。如：

（10）然后我选择青岛吧，因为我觉得青岛可以去玩的地方特别多，去青岛关，然后我们四个就冒雨前行，去了关。然后呢，我们去关用了好久时间才找到那个地方，你知道吗，然后，关，然后一直下雨啊，我们一直在找凉亭，没找到……

可以看出，高职学生大量重复使用词语已不是个别现象，“然后”等词已成为他们口语表达中的口头禅，说话时承担连接上下句的过渡作用。但频繁使用同一个词语，容易给听者留下词语贫乏、缺少美感的印象。

（二）语法方面

相比本科学生，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相对薄弱，表现在“说话”项测试中出现了一些不合语法的现象。例如：

（11）我的家乡来自浙江嘉兴。

（12）相信大家都看过一期节目，中央电视台做的《舌尖上的中国》，这期节目出来以后，有很多人在追。

（13）之前我还不认识这首歌的。

（14）我的职业是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前3例都属于动词使用不当，“家乡”不能用“来自”，可改为“我来自……”；例（12）的动词“追”与宾语“节目”不搭配，可改为“看”；例（13）中的“认识”与宾语“这首歌”也是不搭配，可改为“知道”或是“熟悉”等。例（14）属于主语与宾语不一致，主语“职业”与宾语“成功人士”不在同一个范围内，“成功人士”并非一个“职业”。

（三）语句重复

在“说话”测试中，很多高职学生心里有些紧张，他们在上下句连接时，经常不由自主地重复语句。这种现象较为普遍。例如：

（15）我们宿舍，在我们宿舍，生活也是非常单调的。

（16）在地铁站，在地铁站等它的主人回家，在地铁站等它的主人回家，就一直等，一直等。

（17）但是应该有这个意识，有这个义务，为有需要者服务。呃，尊敬老师，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对我们新时代学生而言非常重要。

在“说话”项中重复使用某个句子，会给人一种拖沓、不连贯的感觉，影响该项的整体得分。

（四）内容组织方面

在“说话”项的内容组织方面，部分高职学生能较好地表述下来，但仍有部分学生的内容组织欠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重点不突出

“说话”内容不条理主要指学生没能围绕题目展开叙述，融入了与题目无关的其他内容。如有一名高职学生的说话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件事”，该生的说话思路是：我感觉我比较喜欢出去玩，就是去旅游；到青岛后每个周末都去玩，先后去玩的地方；上周末我到青岛关玩，等等。

可以看出，该生的说话内容基本是记流水账，未能围绕“旅游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来突出重点。

2.离题

“离题”是高职学生在“说话”项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审题时并不细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职学生说话时的语言组织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一位高职学生在以“家乡的风俗”为题说话时，该生不了解“风俗”的意思，她的说话思路依次是：“家乡在哪里——家乡有名的酸菜——有个亲戚爱吃酸菜，妈妈做给她吃——家乡的名胜举例”等。这样的说话内容，很明显偏离了主题。

从参与测试的学生总数来看，说话离题的学生虽不占多数，但仍是“说话”项测试中应着力训练的重点。

3.主题导向不积极

人们常说“言为心声”，一个人说话的内容体现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对于高职学生而言，他们所处的特定阶段，决定了他们人生观、世界观的不确定性。在对学生进行“说话”项测试中，可以看出，有的高职学生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仍然存在着误区。例如：一名高职学生以“我的好朋友”为题说话，他说他的好朋友“绝对是一个损友级的人物，经常叫我出去上网、做一些不该是学生做的事情。但是，好朋友非常地讲义气，正由于此，我明知他要把我带进沟里去，也依然愿意与他交朋友”。

这段说话的内容折射出当前高职学生交友的一个取向，那就是“讲义气，不计后果”。这种交友观非常有害，有待于高职教师加以正确引导。

二、高职院校普通话教学对策分析

普通话水平测试“说话”项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分钟，却折射出高职学生的言语水平、思维水平、人生导向等多方面内容。由此，“说话”项在高职院校普通话教学中应给以高度重视。围绕以上对高职学生“说话”项非语音失误的几点分析，笔者认为，当前高职院校的普通话教学对策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对词汇、语法的规范训练

词汇、语法的规范训练指的是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高职学生要做到用词准确、表述到位、语法得当，主要解决的是“对不对”的问题。在普通话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引导。

1.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对应整理

在学习《普通话》这门课程时，教师可布置学生完成“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对应整理”的作业，让学生从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词汇入手，逐一整理。该项任务有助于学生了解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不同，在“说话”项测试中可避免出现频繁使用方言词汇的现象。

2.慎用语气词

对许多高职学生而言，说话时使用一些毫无意义的语气词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普通话训练时，可让学生结对练习，互相检查对方是否存在语气词滥用的现象，时刻提醒学生慎用语气词。

3.多读现代经典著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诗歌、散文、小说等不同文体的很多经典作品，高职学生可以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训练语感，丰富词汇体系，养成正确的语法习惯，提高说话水平。

（二）多层次练习说话表达能力

为更好地提升高职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使学生在“说话”项测试中不再出现语句重复、离题、内容不条理等现象，应当采用多种方式练习说话表达能力，可以分别从“听话、朗读、说话”三个层次入手进行训练。

1.在听话中提炼主题

“听话”的状态对每一位心智健全的高职学生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他们每天都要通过“听话”接受大量的信息。在普通话教学时，教师可充分利用“听话”过程的信息传递，训练学生提炼文章主题的能力。例如，教师可在课堂上朗诵一段美文，要求学生在听完后复述这段文章的大意，同时概述文章主题。这样的训练要求学生在听的过程中必须精力高度集中，并且能迅速抓住文章要点。如此练习，能使学生学会用自己的话语进行概括式表述。

2.在朗读中培养语感

“朗读”是继“听话”训练后的第二个层次，在“朗读”过程中，高职学生可以感受原文优美的语言、正确的语法以及真诚的感情。此外，跟读的练习方式可以让学生感受原文朗读与自己朗读之间的差距。这样，学生能够在实际练习中掌握内容组织的层次，培养正确的语感，提高朗读水平。

3.在说话中拓展思维

“说话”训练在这三个层次中难度最大，但是这一训练可以让高职学生从自己的方言思维模式过渡到普通话思维模式，进而拓展思维。“说话”训练可从一问一答的简单训练再到创造性说话的复杂训练。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说话”项考试形式就属于创造性说话。目前，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说话”题目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即述说类和论说类。从高职学生“说话”项的测试情况来看，述说类话题相对容易，论说类话题较为棘手。对此，教师可辅助学生加大论说类话题的训练力度，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一些话题，如“论社会道德”“我对网上购物的看法”等等，倡导学生多看一些评论文章，多动脑思考，在此过程中丰富视野，拓展思维。

（三）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尽管普通话这门课程的目的是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但高职学生的思想发展趋向也是每一位教师应该注意的问题。高职学生在“说话”项中所表现出的不太积极的人生观、学习观、交友观等倾向，如果在大学阶段仍未能得以正确引导，那高职学生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因此，在普通话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借助“说话”这一环节，多介绍一些传递正能量的文章，让学生进行朗读练习，如每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等，以此引导学生在练习说话能力的同时，也净化自己的心灵，提升说话内涵，这是高职院校普通话教学所应达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杜宇虹.普通话水平测试中“说话”项应试策略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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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消费；因素；体育消费动机；体育消费水平1. 前言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奥运健儿们取得的优异成绩，使得体育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随着现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体育价值观的改变，体育消费在人们的生活消费中占据了一定地位，并有随之扩大的趋势。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具有较高的知识层次和强烈的主体意识，是体育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我国大学生体育消费特点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体育消费动机多样化；实物型体育消费为主，参与型、观赏型体育消费为辅；体育消费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对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进行了调查以及研究，对于正确的引导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行为，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2. 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

2.1消费动机与体育消费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在体育活动方面的消费支出。动机是指由特定需要引起的，欲满足各种需要的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在心理学上一般被认为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是激励或推动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动因。而体育消费动机则是指激起一个人在体育方面进行消费的一种内在的动因，也是直接促进一个人去进行体育消费的直接动力。

关于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动机，我国已经有大批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并对体育消费的动机进行了划分。笔者通过对比，归类，把体育消费动机分为五大类：①身心健康动机、②娱乐休闲动机、③求知考试动机（上课要求）、④社会交往动机、⑤攀比表现动机（从众心理）。

桂永锋、曲现飞、杨旭亮等人对湖北武汉高校的1000名大学生的体育消费状况进行调查时，发现有52.5%的大学生认为其参与体育消费的动机最重要的是身心健康动机，同时有32.1%的大学生认为其参与体育消费的动机最重要的是满足其娱乐休闲动机，即共有84.6%的大学生认为在其参与体育消费的动机中占重要位置的是身心健康和娱乐休闲。而在杨剑、王玉兰、姜涛等人对江苏徐州市11所高校1000名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调查研究中发现，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具有特定的动机定向，按其重要性依次为：身心健康动机、娱乐休闲动机、求知考试动机、社会交往动机、攀比表现动机；其中同样是身心健康动机以及娱乐休闲动机得分最高。在刘霞对湖南省各地高校共1200名大学生的体育消费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同样是身心健康动机以及娱乐休闲动机得分最高。

这些调查结果说明：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逐渐意识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而参加体育运动可以强身健体，增进健康，调节不良的心理状态，同时可以塑造良好的身体形态并缓解一些学习的压力。而且在校大学生大多都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参加体育运动能够丰富自己的课余时间，满足了运动的欲望，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大多在校大学生为了促进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都会在体育方面进行投资消费，这就形成了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主导动机——①身心健康动机和②娱乐休闲动机。

2.2 消费水平与体育消费

消费水平，从宏观角度来说，指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平均享用的生活消费的产品（与劳务）的数量与质量，或全体消费者按人均达到的物质与文化需要获得满足的程度。从微观角度来说，指某一消费者及其家庭在某一时期所获得的消费对象的数量与质量，或某一消费者及其家庭某个时期的生活消费需要获得满足的程度。 而体育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消费资料和体育劳务或服务消费资料的数量。体育消费金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体育消费水平，因此通过对大学生体育消费金额的调查可以从货币单位上反应出大学生目前的体育消费水平。

宋亨国、王亮等人对广州市大学生体育消费情况的调查中，给大学生的体育消费额度划分为3个水平：50元及50元以下为较低水平；51元至100元为中等水平；101元以上为较高水平。调查结果显示，在最近的一个学期内，有53.4%的大学生进行过较低消费，21.42%的大学生进行过中等水平的消费，24.11%的大学生进行过较高水平的体育消费，而从未进行过体育消费的大学生仅占1.08%。

罗建英在对杭州师范学院学生的调查中发现，不同月经济收入的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存在明显差别：月收入500以下的学生的年实物消费人均为130.2元，劳务型消费为91.2元；月收入500至650的学生的年实物消费人均为163.07元，劳务消费为108.77元；月均收入650以上的学生的年实物消费水平为180.31元，劳务消费为160元。

刘建华的研究表明：辽宁省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单一，主要集中在体育服装上，虽然在体育培训、体育器材、体育门票上相对有所提高，但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韩湘平，陈玉清对湖南省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的研究结果是：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大学生的体育消费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上波动，并以实物型、实惠型为消费主流。

陈天仁对上海市高校研究生体育消费水平研究得出，1988-1991年呈逐年增长趋势，总的增长率为10.5 %，体育消费结构基本合理，体育消费方式多样，体育消费支出占全年生活总支出的比例在逐年增长，而且增长率较高。李朝晖调查得出，四川省大学生的年体育消费支出为189元，其中体育实物消费约为114元，体育劳务消费约为75元。刘霞调查得出，湖南省高校学生的年体育消费支出约为138.6元，其中体育实物消费为84.3元，体育劳务消费约为53.3元。而浙江省高校学生的年育消费支出约为221元，其中体育实物消费为约142元，体育劳务消费约为79元。

通过对学生访谈得知，家庭生活水平较好的学生，不仅实物消费水平较高，还会更多的涉足校外一些消费较高的健身场所。在杨剑对不同生源的大学生消费水平调查中显示：来自城镇的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要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这主要是由于家庭生活水平、体育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差异造成的。大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收入，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家庭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城镇的体育运动场地、体育器材相对较为完善丰富，这就造成了城镇大学生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

3. 总结

在对影响我国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因素的调查中发现，影响我国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体育消费的动机；二是体育消费的水平。体育消费的动机主要可分为五大类：①身心健康动机、②娱乐休闲动机、③求知考试动机（上课要求）、④社会交往动机、⑤攀比表现动机（从众心理）。其中占主导因素的动机为①身心健康动机和②娱乐休闲动机。体育消费水平则目前为止不是很高，而主要影响体育消费水平的因素为大学生家庭收入水平；相比而言城镇生源的大学生家庭收入较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家庭收入高。

参考文献

[1]杨剑，王玉兰，姜涛.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的研究与分析[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25（4）.

[2]桂永锋，曲现飞，杨旭亮.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的调查与研究[J].安徽体育科技.2009，30（4）.

[3]刘霞.湖南省高校学生体育消费动机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25（6）.

[4]俞世军.试论大学生体育消费特征及其消费动机[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7（3）.

[5]董科，曾争.高校学生体育消费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4）.

[6]罗建英.对我院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和动机的研究[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8（6）.

[7]刘高福，聂晶，程其练等.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水平及对策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5，21（4）.

[8]宋亨国，王亮.广州市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的调查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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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采用文献资料、社会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西部地区大学生体育消费的特点及影响消费的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普遍具有正确的体育消费理念，对体育健身作用的理解较为深刻。建议高校改善体育环境与场馆器材，促进高校体育健康发展。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购买或使用体育有形产品与无形的体育劳务用品以满足自身体育需求的活动。大学生体育消费是指在校的大学生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和健身需要而耗费的体育物质产品、体育劳务产品和体育信息产品。

一、西部大学生体育消费意识

调查表明西部大学生对体育消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广泛的认同性，有89%的大学生认为健康投资有必要其中有56%的大学生认为非常必要这说明大学生对体育参与、体育锻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体育消费观念有所增强。总体而言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的动机比较单纯。大学生对体育消费功能的认识基本正确在体育消费过程中除了满足健身需求，还注重追求快乐的心理体验。这也与一直以来学校对学生传统体育知识的传授有关，大学生体育消费的最大动机是消遣娱乐与大学生的个性特征和价值理念相对应反映了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主流方向。

二、西部大学生体育消费的水平

体育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或劳务消费资料的消费数额是用消费的货币数额来衡量。从调查的情况看西部地区大学生2009年参加过体育消费的人数占被调查总人数的90%这说明绝大多数西部大学生在日常生活费中存在着体育消费的支出体育消费观念已普遍被当代大学生所接受。调查显示西部大学生每年体育消费支出多在10。元一30。元之间其中男大学生每年体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占8%,100元一20。元的占42%,200元一300元的占26%,300元以上的占24%;西部女大学生每年体育消费支出在10。元以下的占20%,10元一20。元的占58%,200元一300元的占12%,300元以上的占10%。

通过调查得知在西部地区有94%的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费用是由其父母或家庭提供，大学生生活费用的依赖性就决定了其体育消费行为的非独立性。随着大学生家庭提供的生活费金额数且的增加和自身在校期间创业能力的增强体育消费支出的比重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支出总量基本上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还不高，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但大学生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还没有什么经济基础.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钱用在除了生活外的其他的消费上。由于经济原因目前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能力还比较有限.但相对已经发生的消费水平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三、西部大学生体育消费的结构

所谓体育消费结构.是一定体育意识和消费层面的具体反映。体育消费结构的划分方式是将其划分为物质性消费和劳务消费。实物型体育消费主要是指大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中所消耗的实物产品运动参与型体育消费主要是指大学生为了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休闲娱乐、提升自我综合素质而参加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班等各种体育实践活动所支付的费用;休闲观赏型体育消费主要是指大学生为了观看、欣赏体育比赛、体育表演、电视转播等而支付的门票费用阅读型体育消费主要是指大学生为了学习与掌握体育知识或获取体育赛事、体育明星、知名球队等背景材料或信息所购买的体育书刊、报纸、杂志及音像制品等消费。从调查结果显示西部大学生体育实物消费所占比例最高，达到so%，与收入成正相关;健身消费和体育信息消费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12%和9%。

四、影响西部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1.经济因素。经济是消费的基础经济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大学生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靠家庭供给，消费承受力亦随着家庭的供给的变化而变化。大学生的体育消费受其可支配收入决定西部地区大学生的支出主要由其家庭提供，所以大学生的体育消费独立性差整体水平偏低。

2.兴趣爱好。消费者在体育消费需求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反映了消费者对体育不同的价值取向而消费者的价值取向除受到不同个体差异影响外，还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体育消费结构的选择。调查了解到普通大学生中对某些体育运动有浓厚兴趣和运动技术水平高的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意识较强品牌要求相对较高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大学生，消费结构趋于合理体育专业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意识、品牌要求最强，消费水平也最高，消费结构合理。体育锻炼习惯是影响体育消费结构的显著因素。

3.缺乏体育消费的环境。体育设施对大学生提供的体育项目、服务价格、服务环境、服务质量等是影响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不可忽视的因素。选择该因素的男大学生为40%女大学生为45%体育场地器材设备和指导力量等条件不足、体育消费价格过高、也是制约西部大学生参与体育消费;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但体育消费的资金比重仍然很少。

五、结束语

篇5

【关键词】北京；人口结构；居民消费；标准消费人。

一、北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特征

1、人口年龄结构仍呈橄榄型结构，处于人口红利期。

从1990年-2011年数据看，伴随外来人口的不断流入，北京劳动人口比重不断的增加，仍处于人口生产红利期。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受外来人口流入影响较大，常住外来人口的年龄集中在20-39岁，这部分人口占外来人口的62.8%，可见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预计这种结构变化趋势仍将持续一段时期。

2、总抚养比持续下降，但是老年抚养比维持高位。

1990年-2011年，北京人口总抚养比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其中，少年抚养比1990年至2004年降幅较大，2005年至2011年进入平稳期；老年抚养比从1990年至2006年小幅攀升，整体趋势处于上涨期，2007年至2011年维持在高位。老年人口的绝对量在2011年已经达到181.7，尤其是高龄老人的总量和比重都在上升，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3、人口结构变化在不同区域表现不同

人口区域变化呈现不平衡态势，老年人口系数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低于全市水平，而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高于全市水平。2000年-2011年，首都功能核心区与城市功能拓展区呈现小幅上升，分别为12.38%到13.63%、7.65%到8.81%；城市发展新区变化较小，从7.12%到7.27%，仅上升0.15个百分点；生态涵养发展区老龄化速度加快，由8.52%升至10.52%。

二、北京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基本假设及模型构建

1、基本假设

根据人口统计指标把全部人口划分为三个年龄组：少儿（0-14岁）、劳动人口（15-64岁）、老年人（65岁及其以上）。

假设一：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有效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假设二：少儿的平均消费水平是劳动人口的α倍，老年人的平均消费水平是劳动人口的β倍，总人口P中有老年人αged、少儿ch、劳动人口l，标准消费人口为：SCP=α.ch+β.αged+l。

令C代表总消费额，则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表示为：SC=C/SCP；令P代表总人口，每100人中相当于的标准消费人数表示为：SCPP×100=（α·ch+β·αged+l）×100。其中，ch、αged、l分别代表少儿、老年人、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2、模型构建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均认为居民消费是根据其一生收入来决定的，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需求有差异性。且生命周期假说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了消费函数。但目前还难以找到一个变量来表示人口年龄结构，且直接引入年龄结构变量的消费函数存在多重共线性，计量模型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无法直接将人口年龄结构纳入消费函数。不过一些学者（王金营，2006；刘金玲，王东海，2008；白如冰，2010；于潇，孙猛，2011）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成功地把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本文将运用此方法进行分析。

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是已经排除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是因素是当期收入，我们构建消费函数（即模型一）：SCt=β1+β2yt+ut。再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居民消费需求有棘轮效应，还受到上期消费的影响，所以在消费模型中引入消费需求滞后项，建立修正模型（即模型二）：SCt=β1+β2yt+β3SCt-1+ut。其中，SCt为t年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yt为人均t年的GDP，ut为误差修正项。

（二）数据整理与计算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90-2011年的年度数据，主要包括人均消费水平、人均GDP和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均来自北京市统计年鉴。

2、标准消费人及标准消费水平数据的计算

G.J.Stolnitz（1992）认为老年人消费水平相当于劳动人口的80%；于学军（1995）、李建民（2001）、刘洋（2011）则认为老人消费水平相当于劳动人口消费水平的70%左右。不同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会造成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考虑北京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较高，本文以0.8为系数将老年人折算为标准消费人，同时将少儿的标准消费系数也定为0.8，据此将1990-2011年期间北京人口折算成标准消费人。

1990-2011年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每100的标准消费人由94.44提高到96.4。如果消费总额既定，则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将因老龄化的发展而降低。根据计算得到的标准消费人总量和消费总额，可计算得到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由此可得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消费规模和消费比重。如果将老年人和少儿人口都看作0.8个标准消费人的话，北京市老年人口消费总额由1990年的115.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18.5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9%，大于消费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18%。

（三）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1、模型一的检验与估计

SCt=1245.036+0.322413yt

（4.152963）（43.52187）

（0.0005）（0.0000）

R2=0.989552；DW=0.399127；F=1894.153；Sig=0.000000

R2为判定系数，反应模型的拟合度，其数值为0.989552显示了模型高度拟合了1990年到2011年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与人均GDP的关系。模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为所有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而且每个系数又都是个别统计显著的，从而表明模型中所有变量与人均消费水平的关系都不显著，人均GDP与人均消费水平呈非常弱的正相关，少年儿童比重与人均消费水平呈非常弱的负相关，而老年人口比重基本与人均消费水平不相关。由于参数估计未获得显著性检验，因此该模型不能作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均消费水平的关系。

2、模型二的检验与估计

SCt=469.2360+0.069352yt+0.858707sct-1

（2.108356）（1.800822）（6.555986）

（0.0493） （0.0885） （0.0000）

R2=0.996845；DW=1.358855；F=2843.229；Sig=0.00000；该模型高度拟合北京1990-2011年间的消费水平与人均GDP水平的关系，模型总显著性检验通过，各参数也均显著通过检验。而且此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高于前面的模型，优点还在于可直接排除序列相关的干扰。上式表明：第一，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函数关系；第二，人均GDP的水平越高，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越大；第三，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人口抚养比上升即αgedt+cht提高，人均GDP提高带来的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减小为：c't=0.318-0.0636（αgedt+cht）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虽然外来人口的不断流入，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老龄化趋势，使得北京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总抚养比处于下降通道，但难以掩饰老龄化尤其是高龄化的趋势。预计未来人口生产红利会出现下降，但是消费总量及结构的变化，为人口消费红利的出现和扩大内需创造了重大契机。

2、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使得老年消费品消费总量增加，消费需求增强。并且老龄化的趋势使得老年人口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快于少儿人口消费总量增长，这预示着未来老年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社会服务等消费需求会增加。

3、当期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两个重要因素。老年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仅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而且与消费系数有关。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消费水平越是接近（即β接近1），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负面效应就越小，反之越大。

（二）政策建议

1、完善社会保障，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一是坚持覆盖广泛、水平适当、结构合理、基金平衡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适合我市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对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加大政策强制性的力度，进一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建立。三是建立个人养老储蓄制度，鼓励老年人积极参加。即对设立的养老储蓄账户设定最低储蓄限额，鼓励养老储蓄。四是建立可持续的保险金体制，利用多渠道进行投资。发挥社会上养老基金会的作用，提供养老保障福利彩票等，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投入老年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五是要实现城乡一体的养老保障制度的衔接，探索出适应城乡最低生活的保障制度。

2、政府应提前对养老产业进行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

一是对老年产业应采取福利性商业化运作模式，由政府牵头，企业主体，市场主导来大力发展老年卫生保健、老年护理、老年娱乐、老年教育、旅游服务、再就业等老年产业。通过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积极构筑多层次、全方位的老年产业发展体系。通过老年需求推动老年产业，通过发展老年产业，进一步培育、引导、满足老年需求。二是把老年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作为国家扶持行业。制定引导老年产业发展的税收、信贷、投资等政策，采取税收优惠、减免费用、信贷支持等措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对老年产业予以大力发展和扶持，积极鼓励、引导和规范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资本参与老年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1989-2004.经济研究，2008，7.

[2]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人口研究，2006，1.

[3]王森.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西北人口，2010，1.

篇6

[关键词] 消费价格指数分层编制收入

多年以来，国内物价的总体涨幅不大。例如，2005年，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仅为1.8%，比前一年回落2.2%，今年上半年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仅为1.3%，又较去年同期要低。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水电气、蔬菜、水果、汽油和教育医疗支出等价格不断上涨，老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是当前许多百姓生活的真实感受。实际上，物价指数的涨落和人们的实际感受有出入，与居民不同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为了准确地反映不同收入阶层所面临的实际价格水平，及时反映物价波动对不同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应用适时开展分层消费价格指数的编

制工作。

一、分层编制消费价格指数的必要性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物价涨跌的核心数据。它反映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利用这一数据，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

国内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过程与国际上许多国家完全相同。其原理是计算在一定时期内居民生活购买的一篮子商品的价格变化情况，来反映百姓生活所面临的涨价压力，其编制方法是科学的，所得数据也是可靠的。但统计部门的消费价格指数只是一个综合值，不能完全反映出不同阶层百姓的实际生活感受。

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1998年达到了0.456，1999年达到了0.457，2000年达到了0.458，2001年达到了0.459，每年以0.1％的速度在递增，这说明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经济上处于不同层次的居民在消费方面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对同一价格的涨落的感觉是不相同的。一般来说，收入和消费水平高者，对价格上涨的承受力就强；反之，承受力就弱。对较富裕的家庭来讲，粮油、水果、蔬菜、燃料等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即使大一点，对他们的冲击并不大，因为在一年里这些生活基本消费所占的支出比率很小，只有汽车、别墅等豪华用品上涨时，才会感觉到压力。而对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讲，因为他们消费不起汽车、别墅等豪华用品，这些商品价格的变化对他们影响并不大，可是对粮油、食品、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就感觉压力比较大，因为他们的花销大部分都是这些商品。所以百姓习惯以部分商品的涨价幅度来“以偏概全”、“用局部代替整体”，产生了错觉，而非官方统计结果有误。

面对这种实际情况，仅仅编制一个消费价格总指数显然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不同收入阶层所面临的实际价格水平，也不能及时反映物价波动对不同阶层群体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根据不同收入水平分层编制物价指数，可能更具实际意义。

目前北京、上海、浙江等都已经开展分层核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编制低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作。国家统计局也已经就编制工作进行研究。

二、分层编制消费价格指数的现实意义

1.能准确地确定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通胀压力

由于各个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及其支付模式不尽相同，因而对不同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的承受能力和实际感受就会存在很大差异，即同样的价格变动对不同居民家庭的实际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某些居民家庭在一些价格正在急剧上升的商品或服务上的消费量较大，这些居民所感受到的价格上涨影响也较大。例如，由于低收入居民在食品和水、电、燃气等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比重较大，因此此类商品(服务)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就比高收入居民大得多。同样，汽油价格上涨只对“有车族”有明显影响，而“无车族”可能感觉没那么明显。如2005年，北京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涨了1.5%，但对于城市低收入家庭来说，上涨幅度达到1.9%，这表明了物价上涨后敏感人群的承受能力。这种分层核算的方式在全国也是首次。

编制低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加大了对困难群体影响较大的商品在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比例，这无疑更能准确地反映物价上涨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影响。随着低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出台，将能较准确客观地反映不同收入阶层所面临的实际价格水平，较精度地测定广大居民受物价水平影响的程度，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广大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相信以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和群众的感觉将是一致的，这也有助于提高大众对政府统计数据的公信力。

2.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

消费价格指数是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参照，是政府部门做出决策的依据。但是如果这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能反映居民的实际情况，就会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现今计算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可以作为判断宏观经济走向的重要指标，但在税负、工资和社保等民生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方面，分层消费价格指数这种细化的指标则能在这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作为我国制定社保“三条线”的参考依据之一，反映价格变动平均水平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显然无法更精确、更科学地说明中下收入阶层消费价格的实际变化情况，由此制定出来的保障线显然缺乏合适的精度。分层编制消费价格指数后，将把该指数作为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重要依据，及时调整低保标准，以确保低保人群的权益。如香港政府按分层概念编制甲、乙、丙、综合四类消费物价指数，来反映物价水平的通胀或紧缩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并根据某类指数调整相关政策的制定。如在香港影响很大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基金就是根据甲类消费物价指数进行调整的。

我们还可以参照分层消费价格指数，选取最具代表性的那个阶层消费价格指数，扣除这个物价因素的影响，这样就可以确定不同阶层工资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作为国家调整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工资的一个合适标准。在完善税收制度方面，如果能够把征税对象所处的阶层归类清楚，通过分层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不同时期的税额，这显然有助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再分配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三、分层编制物价价格指数的方法

分层编制消费价格指数，在我国这是一个全新、甚至“超前”的课题，香港、德国等地的相关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依据居民收入水平不同我们可以编制高收入层物价指数、中收入消费层物价指数和低收入层物价指数。分层编制各种物价指数，选择代表品、代表点、基期、计算公式等方面的原则和综合指数是一致的。首先利用实际价格资料计算出代表品的个体价格指数，然后按”商品――小类――中类――大类”的顺序进行汇总，最后利用汇总资料计算出总的物价指数。整个过程需要反复使用下面固定加权平均公式：

式中是较高类的价格指数，Ki是次一类的价格指数，Wi是次一类的权数。

但由于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所以，在分层编制消费价格指数时，既要判断他人经验的可行性有多高，又要具体分析我国特殊的消费国情，应着重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1.居民层次的划分

居民层次的划分可以根据居民收入或消费支出确定，也可根据恩格尔系数来确定。事实上，对以工资收入为基础的调查，往往存在调查对象瞒报和虚报收入的行为，很难取得准确的调查数据；以消费水平为标准进行阶层划分，则可能会避免这个不足。如香港编制分层指数时就是根据居民的消费水平划分居民层次的。

另外还可以通过恩格尔系数法进行消费阶层的划分。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家庭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指家庭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小，表明食品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小，用于其他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旅游休闲等方面的支出就相对较多，则家庭消费水平就越高；反之家庭消费水平就越低。从消费结构中估计恩格尔系数，可以在假定人们对各项消费支出都具有相等瞒报和虚报的前提下，比较准确地通过计算食品支出的比重观察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而确定人们所处的各个消费阶层。

2.合理确定各阶层的固定权数

解决好了居民分层的划分问题，各阶层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大中小类权数就可以根据相关的住户消费支出抽样调查资料得到确定。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点各不相同，具体表现在消费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例如,食品支出在低收入层所占比重比较大，在高收入层所占比重较小。而教育、娱乐、休闲的支出在低收入层所占比重较小，在高收入层所占比重较大。在编制分阶层物价指数时，权数的确定应充分体现这一特点。一般来说，市场化的国家不轻易调整消费价格指数的权数结构，否则价格指数的变化可能是价格变动影响，也可能受权数结构的改变所至。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不断进行量的调整和质的升级。因此，分层消费价格指数的权数结构有必要定期进行调整，但其出发点必须以当时的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结构为依据而进行，重点关注的项目要放在足以影响到各阶层消费结构自我调节的食品、文化教育娱乐、交通通讯和居住等方面。

篇7

[摘 要]本文采用1996-2005年入境游客旅游消费数据，对我国入境游客旅游消费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过去10年，入境旅游总体消费水平有显著增加，但仍属于滞后性消费。因此，塑造和完善旅游消费体系和保障体系，营造宽松的旅游消费环境，通过旅游产品供给结构优化调整来促进旅游消费质量的提档升级，将是实现入境旅游消费水平与入境旅游同步发展，入境旅游发展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入境游客；消费变动；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5-0018-05

入境旅游业是一个国家(地区)赚取外汇和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其入境外国游客人数和外汇收入是衡量该国家(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鉴于入境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入境旅游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从国内研究进展看，主要以历年旅游统计数据为基础，从地理学视角，对入境旅游特征规律进行探讨。如外汇收入流动特征及其区域分配，入境游客的空间流动特征及其表征模型建构，旅游流的空间演变和系统调控等方面(刘春济，2007；张艳，2007；郭为，2007；李天元，2007；陈秀琼，2006；马晓龙，2006；孙玉环，2006；马耀峰，2001)；但从经济学视角，对旅游消费分析研究，往往因数据限制，更多局限于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相关实证研究仅有较为零星分散报道(席建超，2003；张凌云，1999)。因此，对中国入境游客旅游消费变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将有利于深化相关问题的认识，并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更加可行的理论支持。本文首先说明了研究入境游客旅游消费变动问题的意义，然后从入境游客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对旅游消费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入境游客旅游消费变动的意义

(一)可以获取入境游客消费水平、层次和今后演变趋势重要信息

旅游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达水平以及旅游客源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其中旅游消费结构是指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类型的消费资料(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服务)的比例关系。按旅游消费的不同用途，旅游消费结构可分为基本旅游消费和非基本旅游消费。基本旅游消费指进行一次旅游活动所必需的而又基本稳定的消费，如饮食支出、住宿支出、交通支出、游览支出等。非基本旅游消费指并非每次旅游活动都需要并且具有较大弹性的消费，如旅游购物支出、娱乐休闲支出、邮电通讯消费等。一般而言，旅游业发展水平越低，游客消费水平也就越低，基本性需求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就越高。反之，游客消费水平也就越高，非基本性需求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就越高。因此，分析入境游客旅游消费水平及其消费结构，不仅可以反映我国入境旅游消费水平所处的阶段，而且可以反映当前消费结构的内部差异，预测我国入境游客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

(二)可以促进旅游产品结构调整，从而使旅游经济结构合理化

旅游产品的结构和质量是直接影响旅游消费结构的关键因素。我国旅游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常规的快速发展，旅游产品供给短缺情况已基本得以缓解。旅游产品作为综合性的产品，在结构上包括住宿、饮食、交通、游览、娱乐和购物等内容。各类产品的生产比例是否合理，各种产品的内部结构是否恰当，直接影响旅游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在国民经济中向旅游业提供服务的各有关部门的组织结构如果不合理，不能形成相互协调、平衡发展的产业网，就会导致比例失调，各构成要素发展不平衡，造成旅游消费结构不合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只能是根据入境游客最终需求和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从而使供需结构合理化。因此，应依据合理旅游消费结构的主要指标，正确分析当前旅游消费结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有步骤地调整旅游产品结构，努力提高旅游产品的质量。

(三)可以为旅游消费市场的开拓提供有益的思路

游客消费行为以及引起的游客人均花费的地区差异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理论问题，由于受统计资料的局限，现有的旅游经济学研究对此类问题较少关注(张凌云，1999)。近年来随着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和新旅游市场的不断开拓，对入境旅游消费市场的研究便显得格外重要。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应该重视对入境旅游消费问题的研究，这将成为未来入境旅游业发展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但是，要拓展入境旅游市场，提高入境游客的消费水平，搞清游客消费需求是基本前提。生产和销售入境游客所需要的旅游产品，刺激和鼓励游客购买其需要的旅游产品，游客才有可能产生购买行为。

二、入境游客消费水平变动的分析

(一)入境游客旅游消费支出水平

旅游消费与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有着紧密联系。在发达国家，旅游消费是社会普遍的消费行为，是生活已达富裕程度的人们追求享受和发展的消费行为，是国民素质较高、法律健全条件下的消费行为，是完全市场化的消费行为，而且这种消费行为越来越国际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入境游客消费水平是按照入境游客平均每人天计算的旅游消费总额。入境游客消费水平表明了旅游业发展对游客旅游需要的满足程度，它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和游客质量的综合性指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入境旅游市场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旅游消费已成为我国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入境旅游人均每天消费水平看，旅游消费从“九五”期间的平均134.39美元每天增加到和“十五”期间的166.08美元每天，增幅约为23.57％(表1)。但是从两个5年周期看，总体水平增长较为缓慢，年均递增在2.4％；从两个时段的平均增长看，在“九五”和“十五”期间都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

(二)入境游客旅游消费质量

旅游消费质量是指人们在旅游消费过程中的舒适和便利程度以及在精神上、心理上得到的享受和乐趣，它可以从质的方面反映消费活动的可持续性。可以结合在满足基本旅游消费后，入境游客购物和娱乐等支出消费多少加以衡量。从入境游客的购物 消费支出结构看(表2和表4)，过去10年，游客人均旅游购物消费所占比例呈缓慢增长态势，旅游购物消费支出比例增长7个百分点；入境游客娱乐消费支出则更高，所占比例大约增加了3倍；而用于其他服务的消费比例也呈稳步上升的势头，总比例增加5个百分点。因此，可认为，入境旅游消费质量明显改善，入境游客旅游的舒适、便利程度大大提高。

(三)对入境游客消费水平的评价

根据居民消费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有学者为了探讨居民消费水平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适应程度，并根据居民消费支出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的比例关系，将居民消费分为三种类型：同步型消费、滞后型消费、早熟型消费(厉以宁，1992；臧旭恒等，2001)。

在入境旅游消费中，入境游客消费水平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同样也存在相类似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中也尝试借用采取此划分方法来衡量入境旅游消费水平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之间的适应度关系，并构建入境旅游消费水平的评价指数，来综合评价入境旅游消费水平。入境旅游消费的三种模式：同步型消费，即入境游客旅游消费支出与旅游外汇总收入同步增长，协调变化；滞后型消费，即入境游客旅游消费支出落后于旅游外汇增长速度，旅游发展表现为游客数量膨胀和增长；早熟型消费，即入境游客消费支出的增长持续高出旅游外汇总收入的增长，超常规消费。

在此，衡量入境游客消费水平与旅游业发展适应程度的具体指标定义为Q值，Q值的计算公式为：

Q=CI/FI

其中Q为人境游客消费水平与入境旅游发展适应度指数；CI为人境游客消费水平指数；FI为旅游外汇总收入水平指数。其中，入境游客消费水平指数和旅游外汇总收入指数均以上年为100；当Q=1，表明入境游客消费为同步型消费；当Q1，表明入境游客消费为早熟型消费。

入境游客消费水平。值的计算结果见表3。表3的数据表明，1995-2005年，入境游客消费水平的Q值均小于1，存在入境游客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低于旅游外汇收入增长速度的倾向。因此，“九五”和“十五”期间入境游客消费属滞后型消费。实际也表明，200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12029.2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32％，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全国旅游(外汇)收入为292.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82％，但排名仅居世界第七位。也就是说，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游客人次规模是不对称的，人均消费水平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参考入境游客旅游消费基本维持不变的事实，“九五”和“十五”期间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主要是通过量的扩张来完成。

三、入境游客消费结构变动的分析

(一)入境游客各项旅游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

消费结构是指入境游客消费中多种消费资料和劳务的构成或比例关系，用各项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是反映入境游客生活消费质量变化状况和内在构成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各项旅游需求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从旅游消费结构总体看，“九五”期间，非基本消费占总消费比例为36.2％，而基本消费比例占63.78％；“十五”期间，旅游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非基本消费占总消费比例达到41.4％，增加超过5个百分点，旅游基本消费比例相应下降。由此可以看出，入境游客在满足旅游基本性需求后，花费在购物、娱乐等非基本性旅游消费领域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表4)。

在基本旅游消费支出中，旅游交通消费(包括长途交通和市内交通)支出列第一位，10年来基本维持在30％水平左右，变动幅度较小。旅游住宿消费支出居次，但在总体消费水平支出中，也是降幅最大支出类型，“九五”期间，约占总量的15％左右，“十五”期间约占11％左右，而从1995年至2005年的11年间，在入境旅游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锐减4个百分点。餐饮居第三位，基本也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而用于游览观光的支出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在4％的水平范围内。从这三类基本性需求消费变动趋势看，旅游长途交通消费比“九五”末期有较为显著增加，这显然与近年来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以刺激内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交通运工具的改进密不可分。同时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众多的文物古迹、名胜景点分布于广阔的地域，连绵不断。入境旅游者希望在有限的时间游览多个景点，势必以长途交通工具代步，从而形成“行”的高消费比例现象。而旅游住宿消费和餐饮消费则恰好相反，有降低趋势。这也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旅游住宿接待能力急剧膨胀，市场供大于求，整个行业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的客观现实。

在非基本旅游消费支出中，购物旅游消费支出居首位，维持匀速增长态势，在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在20％左右；其次是其他服务支出，消费比例逐年增大，“十五”期间相比“九五”期间所占比例大约增加了3个百分点；第三是娱乐消费支出水平不断的提高，虽然总量仍然较小，但增长率却达到近3个百分点。显然这与近10年，旅游整体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旅游景区景点以及相关休闲娱乐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密切关系。

(二)入境游客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

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度用来考察平均每年消费结构的变动程度表征变量。通常用期末各类消费占总消费额的百分比减去期初同类消费占总消费额的百分比，将相减的差的绝对值相加即获得一定时期的结构变动值，用变动值除以考察年数，得到年平均结构变动度，其公式为:

Ci=2｜xil-xiO｜/y

Ci为年均结构变动度；xil为期末第i类消费占总消费额的百分比；xiO为期初第i类消费占总消费额的百分比；y为考察年数。

本文比较了1996-2000年和2001-2005年两个时段的入境游客消费平均结构变动度，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的数值表明，1996-2000年间，入境游客消费年均结构变动度分别是0.0492；2001-2005年，入境游客消费年均结构变动度分别下降至0.0110。这意味着，在“九五”期间，中国旅游业发展处于“井喷式”快速发展阶段，游客消费结构变动较大，“十五”期间变动幅度又趋于稳定。

从各项消费支出对入境游客消费结构变动值的贡献率看，1996-2000年，入境游客娱乐、住宿和其他服务消费比重变化的贡献率最大；而在2001-2005年，入境游客的旅游交通仍是贡献最大的消费项目，而其他服务、娱乐消费比重贡献率次之。这表明，近年来，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入境游客消费结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只有在满足基本旅游消费的基础上，非基本型旅游消费服务设施有了更大的发 展，入境游客有了更多消费选择，用于此方面的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

(三)入境游客消费结构变化的评价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1)入境游客旅游消费结构变化趋向合理。非基本旅游消费支出的高低是反映旅游消费结构是否合理的显性指标，国际上规定其最低警戒线为30％，旅游发达国家已高达60％以上(李一玮，2004)。从入境旅游消费变动趋势看，基本性需求消费在游客旅游消费结构所占比重逐步降低。“九五”期间，非基本消费占总消费比例为36，2％，而基本消费比例占63.78％；“十五”期间，旅游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非基本消费占总消费比例达到41.4％。由此可见，我国入境旅游消费结构在经历了稳定调整的发展过程，“吃、住、行、游”等基本旅游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而“购、娱”等非基本旅游消费比例呈稳步上升趋势，并有望持续发展，逐步向合理状态的标准逼近，其发展潜力也非常大。(2)在旅游总消费中，物质资料消费多，精神资料消费少。2005年，入境旅游者用于游览娱乐方面的消费占消费总额的比重为16.8％，说明我国在旅游设施的建设上还没有充分重视旅游景点和其他配套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旅游活动中娱乐活动项目组织太少。

篇8

一、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

（一）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生产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积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这时候消费需求相应减少，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弱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协调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资本运动受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被迫紧缩。

其次，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消费率总的变动趋势是下降的，虽然在1978－1982年消费明显上长，从61.8%上升到68.7%，但从此以后，我国的消费率却是持续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个百分点。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个百分点。③由于消费率下降，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如表（一）所示。

表（一）1990-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指标贡献率

年份经济增长速度总消费贡献率总投资贡献率净出口贡献率

19903.872.112.015.9

19919.268.925.85.3

199214.264.846.0-10.8

199313.546.670.5-17.1

199412.638.242.819.0

199510.537.955.46.7

19969.652.933.713.4

19978.849.833.416.8

19987.831.863.15.1

资料来源：引自许永兵《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从表一可知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但从1993年以后，我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93-9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2.9%而投资贡献率却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约，再加上居民对房改，医疗保险，就业制度等改革的预期热情不高，再加上服务消费、住房消费等绝大部分还未完全市场化，所以造成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二)消费水平与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为3588.1亿元，1994年上升43798.8亿元，年平均增长9.5%(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了7.3%,而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价格因素，居民消费水平实际年平均增长9%，④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消费水平是阶段性波动的。如表（二）所示。

表（二）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198814074.2111.3635106.9

198915997.6104.369499.2

199017681.3103.9723102.2

199120188.3108.0849114.3

199224362.9113.61004112.0

199331380.3113.41246108.7

199443798.8111.81737114.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费的波动呢？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点因素：

1，个人收入增长的波动，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当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时，消费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这一趋势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

表（三）

指标1981年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500.40748.921522.791713.102031.532583.163520.31

生活费收入（元）-685.321387.271544.301826.072336.543179.15.

生活消费支出（元）456.84673.201278.891453.811671.132110.81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

生活费收入（％）-91.591.190.189.990.590.8

生活消费支出（％）91.389.984.084.982.381.781.4

资料来源：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50页，中国计划出版社。

2、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APC)，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MPC)。

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收入的变动成比例，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入增加，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收入下降，这时人们消费会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

消费倾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费意愿的大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居民个人所得少，消费倾向普遍很高，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78年以后，我国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不太明显。

3、农业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农业的波动必然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从而引起消费的波动。首先，农业的增长必然导致消费的增长，1979年到1982年，农业分别增长1.81％，0.31％，1.5％和0.87％，消费分别增长2.8％，3.1％，1.0％，2.2％，其次，农业的减产或低增长导致消费的下降或低增长，1991年农业国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费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农业国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费也大幅下降。(三)消费水平与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大体上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成分，各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构成，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国的经济增长从其内涵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一国的经济增长又是以一定的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当社会经济实现增长，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量也会相应增长，从而引起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外贸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带来高的结构变化率。也就是说，结构的变动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为条件，是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动。下面就从几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1、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变动及工业化程度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结构变动率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13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最高的第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20-3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很高的第二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60-8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时期。我国改革以来，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国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率阶段。

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理论，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工业化阶段，（3）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化阶段是结构转变幅度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需求结构及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是相当低的。这是由于改革前我国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政策倾向过于偏激所导致的工业化过程的片面演进和产业结构关系的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工业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工业化程度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动。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但这种不合理状况不是由于过去重工业的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当前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导致现行经济结构不再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目前从我国消费领域的整体来看，酝酿着一次新的消费升级-“住行消费升级”（在此之前，已有几次消费结构升级）。其间消费投入大，积蓄时间长。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2、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引起结构变动的原因

收入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用恩格尔定律可以明显表现出来。恩格尔定律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也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总消费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以我国1987-1997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及其消费结构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0.53下降至0.46，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没有多大的变化，仅从0.56降至0.55，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较大的变化，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如表(四)所示。从中可知消费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结构的升级，但需求结构又是如何引起整个经济的变动呢？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可知，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资源向消费需求多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带来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结构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会总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必然能够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有国民收入总额及其提高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人口总数及其增长速度，价格水平的变动等。

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费基金的多少，而消费基金又来自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额大，增长速度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就高，收入总额小，增长速度慢，则消费水平就低。

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要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一定的积累，在积累效果不变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累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质保证，反过来，消费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目前我国存在积累过度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储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长率为6.5%。1993－1991年增长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长为37.1%。在储蓄存款猛增的同时，居民消费的增长却相对疲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几乎都低于同期储蓄增长速度。其年平均增长仅为16.1%,比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了14.1%个百分点。⑦

造成居民储蓄率上长，甚至实际利率下降也选择储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项改革的推进，人们存款以备将来购买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市场高收入阶层想要的已经有了，边际需求欲望下降，消费结构或支出结构升级。而低收入层受购买力限制，商品购买量增加缓慢。由此导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断的增加，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在消费基金确定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与消费水平成反比，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人均消费水平就低，人口数量小，增长速度慢，消费水平就会高，我国人口基数大，且人口增长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亿人口，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据粗步估算，我国现有人口达14亿左右。每年新增的社会财富，新生产的各种消费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将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环境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如医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普及，住宅条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质量的提高等都将因为人口总数的较快增长而受到影响。因此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费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就要控制人口增长，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物价水平成比例关系，我国近些年来，居民的货币收入提高了但物价也上涨了，某些物价上涨程度还高于平均工资的提高速度，因而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而下降了，我国目前物价已由低谷逐渐缓慢的向上攀升，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力布局不同以及对某些地区采取“倾斜”政策和劳动差别和非劳动因素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报酬不同，从而形成消费水平的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村发展比较慢，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比较明显。附表(四)

表(四)

19861987198819891990199519961997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99.61002.21181.41375.71510.24283.04838.95160.3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790.0884.41104.01211.01278.93537.63919.54185.6

边标消费倾向0.780.831.220.550.510.870.690.83

恩格尔系数0.530.510.540.540.500.490.4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23.8462.6544.9601.5686.31577.71926.12090.1

MPC1.501.070.951.020.580.870.750.28

恩格尔系数0.560.550.530.540.590.590560.55

资料来源：引自各卷本《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

表(四)中显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在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上。城市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较高，这表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对较平稳，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寻找新的消费热点，农村的MPC变化相对较大，表明农村居民目前还处在一个消费热点之中，但消费支出变化不大。

这主要是近年来，由于多数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不断增强，将收入较多地转向了储蓄，投资等其他渠道，加上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项改革情况下，居民为应付改革的被动储蓄倾向在明显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而导致农村消费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率的原因除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农村的消费环境滞后，配套设施不齐全,如有些农村没有通电，或有电的地方供电极不正常而且电费极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其实，农民每消费1000亿元将对农业部门产生427亿元的直接需求，对工业，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分别产生395亿元，36亿元，85亿元，57亿元的直接需求，综合推算，农民每增加消费1000亿元将对整个国民经济新增2008亿元的消费需求，⑧可见，今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依靠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的拉动力。

四、提高我国消费水平的建议及其对策

我国目前存在在消费率过低，储蓄过高的倾向。因此我国今后的消费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为此提出以下的建议。

1、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正处于对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阶段，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电冰箱8.49台，彩电27.32台，洗衣机27.81台，摩托车10.89台，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国商品库存彩电97.3万台，电风扇344.1万台，电冰箱91.9万台，⑨所以无论是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开拓农村的消费市场，要解决好几点金融问题。

A、把消费信贷引入农村，这是以农民日益增加的储蓄为基础的，由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且农民的消费热点产品货源充足，所以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

B、建立农业保险机构，以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仅1998年的洪涝灾害，仅农作物的受灾面积就达3.2亿亩，使得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左右，自然灾害一方面使得农民的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的不确定，增加储蓄，因此，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就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

城镇居民面临着消费断层问题，即原有的主要以彩电，冰箱，VCD等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层次已经得到满足，消费已经饱和，处于一种储币待购的状态。因此，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显得格外重要，对于我国城镇居民而言，住宅消费及住宅装饰业应成为培育重头戏。目前我国城镇居民进入住房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提高阶段。随着福利分房的结束，个人对商品房的消费，已经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价过高，无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也无法使住宅建设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银行商品房抵押贷款的规模扩大的商品住房及装饰业必然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家庭轿车将成为我国消费领域发展的热点。目前我国汽车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已经出台，长期以来，靠公款买车的局面已经改变，目前，1400万辆汽车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车为个人所有，虽然目前从消费领域谈轿车进入家庭领域还为时过早，但私人买车那部分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如律师，三企白领等购车数量不小，且据调查，我国约有三十万个家庭在近两年内有购车意向。约三百万个家庭将购车列入了自己的消费计划，所以家庭轿车必然成为我国将来的消费热点。

教育消费将成为消费热点，教育消费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为提高自身业务竞争能力的培训支出，它属于服务性消费，知识经济时代，人人都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很多人还要不断变换工作岗位，这就产生了再学习的强大需求。教育成为一种产业就要满足群众对非全日制教育的种种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热已标志着教育消费已成为一个消费热点。

2、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发展消费信贷首先要转变消费观念，由过去的“积蓄－消费－积蓄”的单一的消费方式转化为“贷款－消费－积蓄还债”的新型消费方式。提倡适度的超前消费。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消费信贷成本拓宽个人消费信贷能力，针对不同的消费信贷品种上和贷款对象，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第三是建立担保机制和个人资信调查机构，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决担保问题。第四是积极发展信用卡业务。如加强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消费品按劳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员有基本的消费金。医疗保险制度则可以为广大职工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险制度中，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资中的住宅消费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费的能力，对保证住房投资和住宅消费达到较高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失业保险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对于保障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消费有着重要意义注释：

①引自孙鹤、杨咸月《储蓄、消费与经济增长》《统计研究》99年第七期

②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③引自郭柏春《论消费率》《消费经济》2000年第1期

④引自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43页

⑤引自景体华等著《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第51页、第224页

⑥引自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第165页

⑦引自《理论经济学》第77页

⑧⑨引自邹东海、万举《农村消费市场开拓与农村金融创新》《消费经济》99年第5期

参考书目：

1、《消费经济学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经济科学出版社

2、《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景体华北京出版社

3、《居民消费统计学》易丹辉中国人大出版社

4、《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栗树和、梁文征陕西师范出版社

5、《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郭克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篇9

关键词 宁夏大学 学生 消费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Investigation of Students' Consumption Situation of Ningxia University

ZHAO Ruihong， WEI Honglong

（Ningxia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 Consump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activity， with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the macro level and micro level to improve the people's living level. Ningxia University as northwest inland provinces of Ningxia only "211"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set up complete，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research of Ningxia University students'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concep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Ningxia University； students； consumption

0 引言

消费是指消费者有意识地使用、消耗消费资料和劳务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这里的消费主要讲生活消费（即居民消费或家庭消费），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消费目的），通过吃饭、穿衣、文化娱乐等活动（途径）对消费资料和服务（消费对象）的消费。

宁夏处于中国西北内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消费与购买能力均较弱。而作为宁夏地区的唯一一所“211”大学，宁夏大学的专业设置齐全，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研究宁夏大学学生的消费情况对于引导学生合理消费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随机抽取宁夏大学本科学生120名，兼顾理工类学生与文史类学生。发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120份，回收率为100.00%，其中有效问卷111份，有效率为92.50%。在所有调查对象中，男生80人（72.1%），女生31人（27.9%）；区内学生78人（70.3%）、区外学生33人（29.7%）；城市学生45人（40.5%）、农村学生66人（59.5%）。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同时借鉴了网络上的相关问卷，从多个维度对宁夏大学学生的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问卷实际信度0.534，参考信度0.464，信度一般，效度较好，具体信度值见表1。

表1 可靠性统计量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回收后的111份有效问卷数据，采用spss17.0对不同性别、生源地、户籍类型学生的消费情况进行了描述统计；对不同性别、户籍类型的学生在具体消费情况、相关消费情况及消费均分三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检验；对其他因素进行了其他相关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不同性别学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比较

男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是2.73，女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是2.58。将不同性别的学生的具体消费情况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性别的学生的具体消费情况均分T检验

由表2可得，在具体消费情况均值这个维度上，T = 1.02，P = 0.31>0.05，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因此，男生和女生在具体消费情况均值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2.2 不同生源地学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比较

区内学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是2.64，区外学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是2.78。将不同生源地的学生的具体消费情况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生源地的学生的具体消费情况均分T检验

由表3可得，在具体消费情况均值这个维度上，T = 0.93，P = 0.36>0.05，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因此，区内学生和区外学生在具体消费情况均值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2.3 不同户籍类型学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比较

城市学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是2.88，农村学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是2.55。将不同户籍类型的学生的具体消费情况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户籍类型的学生的具体消费情况均分T检验

注：（* P

由表4可得，在具体消费情况均值这个维度上，T = 2.52，P = 0.01

2.4 关于学生上网的相关

在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与网络关系密切。他们每天的学习和生活都与网络密切相关。上网费用占据了学生整个消费的一个固定部分。那么，上网形式与上网费用有无关联，有多大的关联呢？具体见表5。

表5 学生上网形式与上网费用的相关

注：**.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5可知，学生的上网形式与上网费用存在显著相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传统的上网形式，如有线校园网与有线电信网等逐渐被wifi等无线网络所取代。无线网络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极大地减低了上网费用。

3 分析与讨论

3.1 性别对消费情况的影响

一直以来，由于人们的刻板效应，普遍认为在相同条件下男生的消费水平应该高于女生。表3的数据表明，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具体消费情况上的均分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这似乎有悖于传统观点，但仔细思考，其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

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加，子女的教育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父母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到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对于子女的生活费更是提供得充足、到位。无论男生、女生，在此问题上并无显著性差异。

3.2 生源地对消费情况的影响

生源地就是学生的来源。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宁夏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笔者仅将生源地做了区内和区外的划分，而区外又包括东部沿海地域、西北内陆地区、中部地区等，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从这一维度上讲，问卷的设计不甚合理。

表3的数据表明，不同生源地学生的具体消费均分没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人们的观念转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及独生子女的增加有关。无论区内还是区外，家长同样关心子女的受教育质量，以及为受教育提供条件的生活费提供。

3.3 户籍对消费情况的影响

户籍类型表示的是学生来自城市还是农村。长期以来，随着我国城乡二元差距的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城乡差距不是缩小而是逐步扩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远远多于农村，消费水平同样远远高于农村。

在这种条件下，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消费水平也低于城市大学生，这一情况在表4中也得到了验证。

农村的大学生因为从小生长的环境，意识到农村的贫困和赚钱的不易，他们更加具有节俭的意识，这在本问卷的其他试题中也得到了验证；而城市学生从小就占据着优质的资源，在周围高消费氛围的影响下，他们的消费水平整体上较高。

篇10

关键词：财政支农 人口转变 农村居民消费 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

问题的提出

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6.71亿，占总人口的50.05%。而同时期，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总额为2.94万亿元，只占居民消费总额的24.58%，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庞大的人口规模与极低的消费总量很不对称，所以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财政支出政策的实施对农村经济发展势必会产生一定影响。整体来说，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会同时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曹子坚、魏巍、宋亚（2007）发现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财政支农综合效用指标数据和农民纯收入之间弹性为0.8009，误差修正模型的调整系数为-0.116，符合负反馈修正机制。杨林娟、戴亨钊（2008）对甘肃省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的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财政对农业每增加1%的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148.8元。杨敏、蒋远胜（2011）运用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1991-2008年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发现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系数仅为0.2333。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文献也在关注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孔祥利、司强（2007）的研究表明，政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支出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农村消费需求与GDP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储德银、闫伟（2009）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发现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01个百分点。姜洋、林霞（2009）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较小，1978-2006年影响系数为0.102，即政府支出每增加1%，居民消费增长0.102%，而1996-2006年的影响系数下降为0.046，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互补程度有所下降；朱建军、常向阳（2009）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其影响系数为0.501，而中央政府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

有关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源于Modigliani和Brumberg于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该理论认为，人口转变会影响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消费水平，进而影响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此后，多名学者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美国学者Solow（1965）将人口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加入生产函数；此后，Bloom和Williamson（1998）以东亚国家为研究对象，认为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东亚国家20世纪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他们甚至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口红利”。Erlandsen和Nymoen（2008）利用挪威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发现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每提高1%，长期来看，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下降0.31%；短期来看，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每提高1%，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下降0.344%。李响、王凯、吕美晔（2010）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农村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人抚养比上升都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因素中，既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有人口转变的影响。但由于不同学者选取的研究方法和数据不尽相同，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内容上同时考虑财政支农及农村人口转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方法上采用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该模型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从结构层面发现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模型与估计方法

（一）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

Hansen（1999）首先介绍了具有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并提出相应的估计和检验方法。面板数据双门限回归模型为：

（1）

其中， yit是被解释变量，zit是受门限效应影响的解释变量，xit是不受门限效应影响的解释变量，qit是门限变量，γ1 、γ2 为门限值，I（・） 是示性函数，并且，εiti.i.d～N（0， σ2） 。

对于模型（1）首先通过组内变换消除个体固定效应，进而得到模型（2）：

（2）

（二）门限效应检验和门限值个数确定

对于单门限模型，使用Hansen的LR统计量：

检验假设，

其中，S0是无门限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1是单门限模型的残差平方和，σ12是单门限模型误差项的方差估计值。

显然，在零假设下，模型不存在门限效应，即门限值不可识别，于是，经典检验具有非标准分布。为此，利用Hansen的自举法（Bootstrap）可得到LR统计量的经验分布。如果LR1大于经验临界值，则可推断门限效应是显著的，即确定模型中存在一个门限值。

为了进一步确定模型中门限值的个数，分别使用Hansen（1999）的 统计量：LR2=（S1-S2）/σ22和LR3=（S2-S3）/ σ32 检验假设H02：有一个门限值，H12：有两个门限值和假设H03：有两个门限值，H13：有三个门限值。

其中，S2和S3分别为双门限和三门限模型的残差平方和；σ22和σ32分别是双门限和三门限模型误差项的方差估计值。以此类推，即可确定模型的门限个数。

财政支农、人口转变与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

（一）变量与样本

本文以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门限变量qit，设定了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1），其中包含的变量如表1所示。各省的财政支农支出、居民消费、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9年），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6-2009年）。为了使数据具有价格上的可比性，以1995年为基期，对农民人均消费支出采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民人均纯收入采用人均纯收入指数，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采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消胀处理。

（二）模型估计

首先，基于模型（1）估计门限值为 5.62%和9.21%，及其相应95%渐近置信区间分别为[5.02%，6.09%]和[8.62 %，11.81%]。表2为利用LR统计量对模型的门限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一个LR统计量拒绝了不存在门限效应的零假设，第二个拒绝存在一个门限效应的零假设，第三个接受了存在两个门限效应的零假设。因此，可以运用面板数据双门限回归模型（1）进行统计推断。

从表3中各列的回归结果发现：

第一，财政支农支出（xit）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有限。该变量弹性系数为 0.0488，说明财政支农支出增加1%，会引起农村居民消费增加 0.0488%。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收入增长对需求的的动态影响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体制。

当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不高于5.62%时，收入对消费的弹性系数约为0.8069；当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介于5.62%-9.21%之间时，收入对消费的弹性系数约为0.8160；然而，当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高于9.21%时，收入对消费的弹性系数约为0.8201，这时，收入水平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8201%。间接说明，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未来农村居民会将更多的消费用于老年人口的抚养。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的分析表明，一方面，政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支出间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但该项作用程度有限。其原因可能为：财政支农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性支出，而不是消费性支出，也就是说该项政策的实施并非直接作用于农民消费水平的增加，而是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进而提高农业产出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来达到促进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目的。

另一方面，本文发现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并非是阻碍当前农村消费的因素，而是具有促进作用。按照联合国的标准，1989年我国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为5.82%，1998年首次超过7%，达到7.05%，标志着我国农村人口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此后，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剧，2009年达到9.80%，我国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达到6986万人。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还不能够完全满足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口的需求，巨大的需求缺口只能通过个人或家庭的积蓄来弥补，所以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支付老年人口的生活需要，即老年人口越多，消费水平就越高。这恰恰说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性。

基于以上分析，在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对策中本文提出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相互协调的总体思路。即财政支农政策中应以完善农村居民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为侧重点，在此基础上，通过持续增加农业其他投入，不断为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供新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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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敏，蒋远胜.财政支持对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效果―基于1991-2008年统计数据的再检验[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11（3）

3.曹子坚，魏巍，宋亚.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7（4）

4.孔祥利，司强.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与农村消费需求的相关性[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5.储德银，闫伟.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基于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统计研究，2009（8）

6.姜洋，林霞.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总量影响、结构效应和区域差异[J].消费经济，2009（10）

7.朱建军，常向阳.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J].农业考古，2010（3）

8.李响，王凯，吕美晔.人口年龄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J].江海学刊，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