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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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全球人口发展的趋势，这种人口年龄的结构变迁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新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老龄战略早已被纳入到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之中，摆到了各国政府工作的主要议程之上。我国在世纪之交也进入了老年型国家行列。人口老龄化也成了人口学、社会学、法学等很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文章在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进行了文献资料梳理。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在人口学界，人口老龄化（ Population of Ageing）的概念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过程，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联合国，1982）这是西方学术界认同的定义。

1986年我国出版的《人口学辞典》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提高的现象，尤指已达年老状态的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

但是应该看到，这个定义中的两句话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第一句话说的是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现象，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而后一句话说的是继续老龄化的事情，并且使老龄化的概念衍生出两层含义：一个是指任何一个人口中只要老年人比重提高就是人口老龄化，另一个是指老年型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的继续提高。但是我国学术界在使用人口老龄化概念时，采用的是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即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对于人口老龄化概念的理解问题，近来我国学术界也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由来及现今的发展作了有意的探讨。（罗淳，2001）

学者姜向群，丁志宏认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文件中出现了一定程度老龄化概念泛化、概念模糊化的情况，即把人口老龄化理解成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增长，或者将比重结构性的问题与规模数量性的问题混在一起来讲，导致了人口老龄化概念的不清楚和不规范。认为老年人口的比重问题是人口学的基本问题，或总体性的问题，而老年人口的人口规模扩大增长则是一个亚人口问题，是老年学的问题，两者绝对是两个意思，不应该混淆的。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概念有三层含义：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是指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而不是个体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

二、测量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我国一般以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起点年龄，但近年有向65岁靠近的趋势。通常来说，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谢静的研究认为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1.程度指标：（1）老年人口比重（又称“老年系数”）：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人口年龄中位数（又称“中位年龄”）：是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后，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年龄；（3）老少比（又称“老龄化系数”）：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同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上下两端相对变化的趋势。

2.速度指标：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某一水平所需要的年数。

3.社会经济影响指标：（1）少儿人口抚养比，（2）老年人口抚养比，（3）总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杜鹏.1994.）

三、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问题

曲海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做出了比较科学的概括，其中指出：第一，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年轻化和老龄化的起伏变化；第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速度快，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欧洲各国而仅次于日本；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快的，其程度可能超过世界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不一定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第四，在今后百余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始终占据世界首位；第五，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

谢静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1.速度快，规模大；2.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呈不规则性和累进性全；3.经济发展水平低“未富先老”；4.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较大，受经济条件和计划生育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地区间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城乡倒置的特征。

四、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认识，有两种倾向。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持悲观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大于机遇（邬萍，1999），即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说，将对劳动生产率、分配、储蓄和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不利的影响（田雪原，2000）。

较积极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促使老年市场的形成和老龄产业的发展。发展老龄产业有助于扩大就业领域，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但不构成这一领域的主导观点。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刘铮.人口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罗淳.对人口老龄化之说的几点质疑[J].人口研究，2001（6）.

[4]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人口学辞典编写委员会.多种文字人口学辞典[J].人口译丛，1982（3）.

[5]曲海波.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6]田雪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A].21世纪上半叶中国老龄问题与对策研究[C].华龄出版社，2000.

[7]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9]姜向群，丁志宏.人口学刊[J].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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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

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过渡，全球性的老龄化已以发生着。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监督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2）增设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3）加强外部审计。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外部审计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欧国家基金管理监督制度中广泛使用，费用水平通过一般的谨慎要求和法律进行监管，可以控制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项目上。减少由于涉及到众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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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化地理；西方国家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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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篇4

关键词：改革退休制度；延迟退休年龄；弹性退休制度

一、现行退休政策

我国现行的对职工退休年龄的规定仍是上世纪50年代基于当时的低预期寿命制定的：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退休，特殊工种可以提前5年退休。

从建国开始，我国便实行的是“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不同工作性质的退休职员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实行由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企业职工则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自1992年国企改革倒逼养老金制度改革开始，养老金制度一直在逐渐改革，却始终未能面对、触动最根本的问题。

二、推迟退休年龄提出的背景

延长退休年龄的考虑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物。我国在建国初期，即上世纪50年代初，男性的预期寿命为40岁，而女性为42.3岁，人口的平均寿命较低。发展到现在，由于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提高到了70多岁。自从1999年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发展速度十分迅速，态势十分严峻。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关系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涉及社会经济、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生命周期的各个方面。

在社会经济方面，尤其对社会保障的影响上很明显，例如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快速膨胀，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的快速增加。从城镇的养老保险来看，现在的比例是，6个在职人员养1个退休人员。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一定缺口。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在2004年提出了“推迟退休年龄”的想法。

三、推迟退休年龄的各方观点

对于当前是否应该延长退休年龄，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各种观点都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包括个人的职业、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收入、家庭负担，以及心理特质和偏好等。

1.从职业的特点来看

目前，比较赞成延长退休年龄的是公务员、教师、科研工作者、医生等脑力从事者。比如高校教授，按照我国的规定是教授60岁退休，女教授可以55岁退休，但50～70岁正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始出成果的时候，国家培养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投入很多资本，从投入至产出比来看也是对中国资源的一个极大浪费。又比如医生，也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越是年龄大的经验越丰富。对这部分人的过早退休无疑也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希望推延退休年龄，以延长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期。

持反对意见的大多是企业内退的职工、下岗职工和部分在职职工。这部分人多从事体力劳动。根据目前就业状况和政策变化的趋向更愿意早日退休，早日拿到退休金。一方面，正式退休后拿到的退休金或养老金比目前拿到的企业内部退休金、下岗生活费甚至在职时的工资都要稳定。另一方面，他们因为年轻，完全有能力再从事一些别的工作得到收入。

2.从年龄结构来看

即将退休的职工，尤其身心健康，工作能力较强的，家庭抚养负担较重的将退休人员，他们比较希望延长退休年龄。而社会新增劳动力，面对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他们更希望不要推迟退休年龄，希望更多的人离开工作岗位好给予他们更多的工作机遇。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即将退休的职工都希望延迟退休年龄。像企业内已经内退的职工、下岗职工，他们不挂靠于任何企业，他们的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的8%得由自己缴纳，另统筹账户的20%缴纳费用也需由自己缴纳。如果延迟退休年龄的话，就相当于他们需要多缴纳几年的养老保险，他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所以也不支持延迟退休年龄。

3.从偏好来看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闲暇偏好比较强的人相比，收入偏好或工作偏好较强的人更倾向于延迟退休；与社会流动预期不高的人相比，社会流动偏好更强的人更希望留在职场。

综观当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但也与我国现行的“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不无关系。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占工资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纳入社保体系，不用个人交钱。退休时养老金却是前者的3倍。这种不公平成为目前普通民众反对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对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退休工资本质上是他们延期支付的工资，延迟退休年龄反而对他们更为有利，他们是既得权益者，因为他们可以使他们所在职位上的权力效用最大化；而对于企业职工而言，养老金却是他们经过缴纳社会保险获得的，延迟退休年龄对他们而言就意味着多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而少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

四、推迟退休年龄的可行性思考

退休年龄政策的改革，是一个社会政策领域的问题，涉及多方利益。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收入再分配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劳动力市场、工资制度等，才能公平地保障每一个劳动者的退休权利及相关权益。

1.延长退休年龄与收入再分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关系

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建国初期由于经济建设原因那些老职工没有个人账户积累，从1995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并没有按照“统账结合”的模式实行而是实行“混账管理”，养老保险的统筹部分是收入的代际间转移，导致的后果是截止到2004年底，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规模累计已达到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这7400亿元被挪用的资金绝大部分被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当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当代人便会承受更大的财务压力。

由此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对我国来讲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一方面，我国退休年龄偏低，有上调的空间。另一方面，延长退休年龄可以相对缩短退休期限相对延长就业期限。从而减少急剧上升的养老保险费用支出，增加养老金的缴费积累，适当缓解养老保险资金供求的矛盾。“退休年龄的推迟对养老金持续发展的贡献是可以计算的。专家已经预算出，在我国退休年龄每推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减支160亿，缓减基金200多亿。”

2.延长退休年龄与劳动力市场关系

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求来看，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的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大量的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在等待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退伍转业复员军人。在失业率较高、年轻人就业困难的情况下，现行的退休政策都难以维持，社会上普遍存在提前退休现象，作为一项为年轻劳动力让出就业岗位的缓冲政策措施，再推迟退休年龄使我国目前就已经存在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尖锐，并引起代际矛盾紧张。

一味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将引发劳动力供给的大规模增加，造成更大的就业压力。养老保险的负担似乎可以减轻，然而却加大了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的开支，政府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还有可能加大，引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但从长远来看，实际上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的就业情况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的多少，而不是将退休人员所占岗位的多少。事实上，退休人员所占据的工作岗位往往不是新增劳动力所能替代，特别是对于一些脑力劳动者及从事技术性较强工作的劳动者讲，他们创造的社会效益不比新增劳动力的少。因此要解决就业问题主要靠的应该是经济发展而不是提前退休。

3.延长退休年龄与工资制度的关系

当前很多企业的工薪奖励是与工龄挂钩，一个人的工龄越长所得到的工薪奖励越多。所以这种延长退休年龄会使企业的直接用工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工人工作时间延长，企业为工人所缴纳的保险金就越多。所以在制定退休政策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不同类型企业的工资制度，因为一味地延长退休年龄，各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加大劳动力成本，从而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五、改革退休政策的构想

1.借鉴国外退休政策，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如瑞典1999年进行的退休年龄改革中，允许劳动者在65岁这一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选择61～67岁之间退休；丹麦法律规定，最低退休年龄为65岁，但劳动者可选择推迟到70岁退休；芬兰允许劳动者在63～68岁之间选择退休。

退休年龄的调整和收益是密切相关的，在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同时，对养老金收益也进行弹性调整。如减少提前退休收益，增加晚退休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提前退休，鼓励劳动者延迟退休。瑞典相关政策规定，如果劳动者在61～65岁之间领取养老金，则养老金每月将会减少0.5%，如果在70岁以后领取，则养老金每月将会增加0.7%。

2.局部调整退休政策，提高女性退休年龄

建国初期考虑到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家务负担、生理机制等因素，规定女性退休年龄为50岁，女干部为55岁。现在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的改进，我国预期寿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我国的退休年龄尤其是女性就和预期寿命不相适应了。并且男女现在大多数都享有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可以考虑先将女性的退休年龄做相应的调整。

首先，统一女性退休年龄。但是在调整女性退休年龄时，还是要考虑不同职业的特点，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偏好。一部分妇女比如下岗职工、企业内退职工乃至在职职工根据目前的就业状况和政策变化取向更愿意早日退休，拿到退休金；还有一部分妇女认为丈夫有能力养家，愿意在家做全职太太。考虑到各种群体的心里等方面的承受能力，我们还不能对退休年龄“一刀切”，可以缓慢地分阶段进行调整。

其次，将女性退休年龄的上限提高到60岁。从55岁上调到60岁这个阶段需要长时间的调整期。考虑到不同的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不同，应该是区分不同的行业选择不同的退休年龄。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出“男女同龄退休”建议的女性可能是妇女中的“强势代表”，并不代表大多数妇女意志的声音，不应当主导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

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各个群体，涉及面很广，需要多方协调才能使得改革顺利推进。延长年龄是我国长期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只是时机与具体政策的问题。在改革退休政策的同时，必须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相协调配套。及早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使退休政策的改革可以轻装上阵，确保养老制度的初衷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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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爱芳.关于推迟退休年龄的争论及其探讨[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2）.

篇5

【关键词】老年需求；老年产品；市场

早在1999年，我国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规模约为13.7亿，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78亿人，占总人口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19亿人，占总人口8.87%。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老龄人口增多而且增长速度不断加快。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的老年人将从“十一五”500多万提高到800多万。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49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31%，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欧洲。这预示着，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20至30年间，中国将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从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上看，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庞大的老年人口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群体。据统计，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人均年消费额在4000元，全国老年人消费额在3200亿元，老年人的收入在比较稳定地增长。因此我国老年产品市场存在着巨大潜力，老年用品蕴藏着很大的市场商机。然而由于我国老年用品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老年产品研发、老年产品市场运作等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本文主要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分析我国老年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一、老年人的消费需求

（一）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增加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超过近1.8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决定权的消费群体。以城市老年人为例：领取退休金的人数占有相当比例，据统计，2010年我国离退休人员约为6500万，离退休金加上老年再就业收入和子女赡养费，可用于购买老年用品和服务的支出可达4000亿元人民币，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收入将呈不断上涨趋势。

（二）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热度高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和生理发生变化，形成不同于其他年龄组人口的特征，安度晚年是他们的重要追求目标，除了照看孙子、孙女等，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因此，很多老年人会选择在闲暇时间去逛街，购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从而使他们的物质消费需求、精神消费需求、保健护理消费需求上升，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

（三）老年人的购买欲望强烈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收入的提高，老年人正在逐渐抛弃“重积累、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多数老年人已上无赡养父母的责任，下无抚养子女的义务，因而用消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花钱买健康等已经成为现代老人的时尚追求。另外，许多老年人具有强烈的补偿性消费欲望，即在子女成人独立、经济负担减轻之后，许多老年人试图寻找机会补偿过去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的消费欲望，将传统的为子女花钱转为为自己消遣、娱乐。这使得老年人相对有限的经济收入，最大化地转化为购买力，购买欲望强烈。

（四）老年人的消费特征

与其他消费群体相比，老年群体由于在生理、心理、经验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形成老年群体独有的消费特征。

1. 消费遵从习惯

由于年龄与经验的关系，老年人的消费观比较成熟，老年人消费讲究实惠，在长期的购买和使用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非常相信自己的购买经验，对自己所要购买的商品有一定的考虑，再三思量，然后进行购买。而且老年人喜欢忠实于自己习惯的品牌，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商品不会轻易购买。

2. 消费追求便利

追求消费便利也是老年消费的一大特点。由于年龄的原因，老年人的行动日渐不便，尤其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在消费时会尽量避免过多的交通劳累，因此通常会选择离家较近的商店或大型超市购买。这是因为大型超市在购物环境和服务方面也有较大优势，而且所提供的商品一般在质量上可以得到保障。

3. 消费品以实用为主

老年消费者把商品的实用性作为购买商品的首要目标，他们强调质量可靠、方便实用、经济合理、舒适安全。至于商品的品牌、款式、颜色、包装等，是放在第二位考虑的。而且老年人由于年龄越来越大，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他们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保健类的用品。

二、老年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老年产品市场，又称老年产业，是指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商品、服务和信息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是从第二、第三产业以及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派生出来的特殊产业。

老龄产业涉及的种类非常多样，涵盖了老年日常用品、运动健身用品、文化用品、饮食、服装鞋帽、化妆品、保健用品、银发旅游、托老服务、老年病医院、房地产、老年玩具、金融保险等相关产品，涉及到多个领域。目前，老年产品市场存在如下问题：

（一）政府给予的关注度不够

老年产业迅速的发展，越来越引起政府的重视，政府也把老年产业发展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推动。但是真正落实却很少，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指导性强，缺乏操作性，并没有实质拉动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据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联合下发了一份对老年服务机构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于老年产品实体店给予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但许多店家拿着国家的政策申请各种优惠时，却遭到各种门槛限制。国家虽然制定这些优惠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在具体的实施操作时，手续繁琐，流程复杂，增加了申办难度。此外，缺少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使文件在执行时遇到各种阻力，难以具体实施。

（二）老年产品短缺

由于我国老年产品市场刚刚起步，根基还不稳定，市场上所提供的老年产品并不多，而且种类参差不齐，保健类居多，其他种类较少，甚至是没有。有些厂家因为老年人的要求多样，需求数量较少而对其不屑一顾。以老年家具产品为例，据有关报道，当咨询某较为知名的卫浴品牌是否有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产品时，导购们均表示，目前还没有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卫浴产品。还有部分商家表示，这部分消费市场所占比例较小，没必要拿出专门精力来做。

（三）老年产品质量低下

由于市场上经营老年产品的商家较少，就形成了一种垄断的趋势。许多厂家过于关注产品的盈利，不注重产品的质量，生产出一些残次品，同时缺乏相关老年产品的质检监督，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威胁。

（四）产品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目前老年人的需求与市场供给存在脱节。由于我国老龄人口众多，而市场上针对老年人的用品相对缺乏，致使老年产品市场存在空缺。一方面由于我国老龄化速度太快，市场对老年人的需求反应还不是那么灵敏；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老年人用品的忽略，使得老年产品市场发展滞后。

经济快速的发展，老年人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老年产品的供给跟不上老年人的需求。以老年人的服装为例，有市场调研指出，目前老年人对老年服装市场的看法为：（1）33.8%的老年人反映服装不舒适；25.6%认为色彩单调；25.7%认为价格高；14.9%认为质量差。（2）服装品种少，款式旧，跟不上潮流。（3）商场没有老年人服装专柜，也没有老年人专有的服装品牌。（4）现在许多老人已经追求个性化、品牌化，而服装设计师仍是大众化服装设计理念。

三、完善老年产品市场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对老年用品市场的关注力度

政府应该大力推动老年产品市场，要以切实的政策积极引导企业投资，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对一些利润较小的老年用品产业给予扶持，拉动企业对老年产品的关注。其次应该制定老年产品的安全、卫生标准，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法律以保护老年消费者的权益，客观上也保证了老年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注重产品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

企业要加大对老年产品的生产，增加商品种类，真正做到老有所需，市场所有，以需定产，供求相结合。企业应该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不同的消费能力等，生产不同品种、不同款式、不同价位的老年产品来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以此弥补老年产品市场的不足，达到老年产品市场良性发展。

（三）注重老年产品创新

企业要切合自身实际，结合现代科技发展需求，注重对老年产品的创新设计，更多地加入科技要素，尤其是与健康、保健、医疗相结合。此外，完善售后服务体系也非常重要。

（四）改进产品质量，拉动老年人的购买欲望

首先老年用品的开发，一定要适应老年人的消费需要和特点，注重其实用性、方便性、保健性、舒适性等，符合老年人消费心理，以刺激老年人的购买欲望。其次，在品牌和质量策略上，老年产品的开发要以质量为本，不断创新，以质量赢得信誉，以质量树立品牌。最后，在价格上给与一定的优惠政策，吸引老年人的目光。

老年产品市场是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主要供给方，完善老年产品市场，丰富老年产品种类，提升产品质量，能更好的服务老年群体，丰富老年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使老有所乐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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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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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养老金计划；规定缴费制计划；规定受益制计划；养老金费用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现象自19世纪后期在发达国家出现以来，已引起各国的关注。在发展家，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人口结构也开始向老龄化方向发展。据专家预计，到2030年全球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由的9％上升至16％。西方人口专家将对世纪称为“世界性人口老龄化的”。面对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的银色浪潮，世界各国一直在探索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已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制度是多个养老金计划的结合体，它是革命以来出现的由政府、和个人多方力量对社会成员养老事宜进行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养老金计划可以按或协议要求建立，也可以是非正式协议或根据企业的惯例建立；在养老金计划的管理上可以由独立的基金组织管理即基金计划，也可以由企业自行管理即非基金计划。无论是哪种建立方式和管理方式，企业作为缴纳养老金的主体，在履行支付义务上并没有多少区别。而根据养老金的给付方式不同，养老金计划又分为规定缴费制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和规定受益制（Defined Benefit Plan）计划两种。这两种给付方式下养老金费用及养老金资产与负债的确认有所不同，养老金会计处理也有差别。

根据2000年11月1日开始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我国“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6％，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6.96％（仅指中国大陆），已达到联合国关于”老龄型国家或地区“的界定标准①。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是从1984年在部分地区进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试点开始的，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目前已建立起了一套基本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模式。该模式的基本框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社会统筹与职工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层次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第三层次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第一层次是养老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保证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给付方式是规定受益制与规定缴费制相结合，属于混合性的计划（Hybrid Plan），其中社会统筹部分属于规定受益制计划，而个人账户部分属于规定缴费制计划；第二层次是企业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愿望，为本企业职工建立的养老保险，给付方式是规定缴费制计划；第三层次是职工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而作的一种预防性储蓄安排，给付方式也是规定缴费制计划，该计划是一种个人行为，只是在个人生命期内或在家庭成员内部的收入再分配，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养老金计划。

①联合国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界定标准为：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即为“老龄型国家或地区”。

对于养老金计划的会计处理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较早，其养老金会计体系比较成熟。我国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仅对社会保障机构的养老金会计作了规定②，而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养老金会计同西方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拟在对国外养老金计划及其会计处理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我国企业养老金会计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希望能对我国养老金制度的建设及其会计处理的发展略尽微力。

二、养老金的性质及其会计核算的原则

（一）养老金的性质

养老金作为支付给退休职工用于保障日后生活的资金，人们对其性质的认识，曾经产生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社会福利观”，二是“劳动报酬观”。

社会福利观认为，职工在职时取得工资收入，体现按劳分配；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现国家和企业对职工的关怀。我国传统体制下的养老金支付即是该观点的体现，养老金支付往往由国家和企业包揽，企业职工在职服务期间并不确认养老金费用。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一观点的弊端日渐暴露，一是养老金费用没有预提，企业无法估计未来应付养老金数额；二是成本和收益不相配比，使得企业各期的损益缺乏可比性，不利于企业间的竞争。

劳动报酬观克服了社会福利观的弊端，它认为养老金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是职工在职服务期间提供劳务所赚取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是以其在职时提供服务为依据的，其实质是递延工资。因此，会计处理不再作为一项营业外支出，而是在劳务发生时就确认为当期的成本费用。这样，一方面企业确认和计量在职职工的养老金费用；计入当期成本；另一方面也就负有为职工提存养老金的义务。这一观点已被世界各国会计界普遍接受。现行养老金会计核算的原则也就是建立在该观点基础上的。

（二）养老金会计核算的原则

既然劳动报酬现下养老金计划会计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在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当期确认相应的养老金费用，那么在会计核算时就应体现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具体地说：

第一，在当期确认费用符合养老金的基本属性，也是权责发生制原则的要求。养老金就其属性而言，是“递延工资”，它是职工工作期间为企业服务所获取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它与工资相比，相同之处都是职工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是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形式；不同之处在于，工资是劳动报酬的即付部分，而养老金是职工劳动报酬分期支付中的延期支付部分。既然养老金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那么职工对这部分附加价值就有请求权和追索权，企业也不能无偿占有职工的这部分权利。因此在职工提供服务期间，企业在支付工资的同时，还要及时确认和计量这部分延期支付的附加价值，并计人当期成本；企业在获得了职工提供当期服务的权利时，也就负有了确认养老金负债的义务。所以，企业的养老金费用必须在相关的权利义务发生当期进行确认和计量，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费用。养老金费用的分期计入，是与权责发生制原则相一致的，是权责发生制原则内在要求的体现。

养老金费用并不是一开始就按权责发生制加以确认和计量的，从美国有关养老金会计准则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点。1948年，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曾了第一个养老金会计准则——会计研究公报（ARB36），使用的计量基础是收付实现制。在那时各期的养老金费用就直接等于该期企业对养老金基金提拨数。1956年1月，CAP又了ARB47，第一次将养老金负债的概念引入准则，ARB47建议在资产负债表上报告未提拨的既得养老金（即指职工已得，但企业还未拨付给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的养老金），并建议在利润表中把该末提拔的既得养老金的增加数确认为本期最低养老金费用。这个建议试图改变会计实务中的收付实现制，但当时由于要提拨的现金数往往超过了既得养老金利益，因而大部分的公司仍盛行收付实现制；1966年11月FASB了第8号意见书（APBS），建议无论企业当期向养老基金提拨的现金数是多少，都采用一种可接受的保险统计来当期的养老金费用，这表示养老金费用的计量实现了从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的转变。1985年12月FASB又颁布了SFAS87“雇主对养老金的会计处理”（取代APBS），强调采用权责发生制。

第二，养老金费用的当期确认也是配比原则的要求。从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到领取养老金的全过程，主要历经三个环节，即养老金费用的发生、养老金筹集和养老金发放。这些环节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养老金费用的发生是以职工提供劳动为依据，是其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而职工付出劳动的同时给企业创造了价值，带来相应的经济收益，根据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企业在核算费用时理应将发生时的养老金费用计入当期经营费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出企业各期的经营成果。前已提及，养老金在管理方式上有基金计划和非基金计划两种。在基金计划下，养老金的筹集和发放由基金组织负责，企业各期向基金组织的养老金支付是养老金负债的清偿，而发放则是基金组织的业务范围；而在非基金计划下，养老金一般由企业自设部门专门管理，企业养老金的筹资行为只是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以便到时有能力偿还养老金负债。显然筹资行为与养老金费用的确认是两个不同的会计行为，职工退休后企业发生的养老金实际支付，由于职工已不能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收益，此时显然不应确认任何费用。

综上所述，企业在职工提供服务期间确认养老金费用，既反映了养老金的基本属性，也是会计核算中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的要求。

三、国外养老金会计处理方法分析

西方各国对养老金的会计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已建立了与其养老保险制度相适应的会计准则，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养老金会计体系。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第87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87）——“雇主对养老金的会计处理”和第88号公告（SFAS88）——“雇主对规定受益制计划的结算、削减以及终止的会计处理”；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下属的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的会计建议书（NO.3460）——“养老金费用和债务”以及“养老金费用”（NO.4100）；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C）曾制定过标准会计实务公告24（SSAP24）——“养老金费用的会计”，改组之后的会计准则委员会（ASB）了财务报告准则公告17（FRS17）——“退休福利”，等等。另外，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制定了两个涉及养老金的会计准则，即“雇员福利”（IAS19）以及“养老金计划的会计和报告”（IAS26）。

由于在规定缴费制和规定受益制的给付方式下养老金的具体和约定条款不同，养老金费用及养老金资产与负债的会计处理也存在差异。

（一）规定缴费制下的会计处理

规定缴费制是企业根据各期提存的金额及基金的投资收益来确定养老金支付额的养老金计划。该计划下的会计处理比较简单。企业各期所承担的养老金义务一般就是该期应提存的金额，而企业提存的金额由计划中规定的计算公式确定。当企业每期实际提存时，其现行义务就得到履行。因而，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企业各期应确认的养老金费用通常就是当期应付的提存金。它的会计处理只需在提存时借记“养老金费用”，贷记“现金”（实际提存时）或“应付养老金”（尚未实际提存现金时）；如果企业各期应提存的数额与实际提存数额之间不等，则构成一项负债（应计费用）或是一项资产（预付费用）。

规定缴费制下，企业在养老金计划建立或修改时可能会对当期职工和已退休职工设立一笔额外的提存金。如果这笔额外的提存金是针对当期在职职工提取的，则可合理假定该提存金将在职工的未来服务年限内得到相应回报，因而可以在职工的剩余服务年限内进行系统摊销，确认为各期的养老金费用，期本末摊销的部分则是企业的一项养老金资产（预付费用）；如果额外的提存金是为已退休职工而设置的，由于企业已不能从退休职工那里得到任何服务，因此该笔提存金就应在发生的当期全部确认为费用。规定缴费制的终止通常不会导致负债的产生，但如果一项提存金已经企业承诺却未确认为费用，而该计划又即将终止，企业应将其确认为一项额外的负债和费用。

（二）规定受益制下的会计处理

规定受益制是企业承诺在职工退休后支付一定数额的养老金，或在职工退休后分期支付一定数额养老金的计划。规定缴费制只是承担按期提存一定数额养老金的义务。而规定受益制下的企业负有向退休职工支付养老金的义务，因此应该在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确认各期的养老金费用，同时，企业还需按期向基金组织提存一定的数额，以确保届时养老金给付义务的顺利履行。规定受益制下会计处理一般包括以下内容：确认各期的养老金费用，确认各期应缴纳的养老基金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与负债，确定各期已退休职工的实际养老金支付额等。

在养老金费用的确认中，除了要确认其主要组成部分——当期服务费用外，还包括各种待摊项目。目前，西方国家确认的规定受益制下养老金费用及相关因素有：当期服务费用、前期服务费用、利息费用和基金资产的实际报酬、精算损益以及养老金计划的结算、削减和终止等。这样，养老金费用的确认必须就这些项目分别进行。

在核算各期养老金费用的同时，必然涉及相关资产和负债的确认与计量。一般而言，养老金资产就是企业按计划规定提拨给基金组织并由其管理运营的资产，养老金负债就是企业承担的养老金给付义务。然而在具体处理养老金资产和负债时，由于存在着对企业与基金组织间关系的不同看法，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1）非资本化观点（NoncaPitaliZationapproach）。即企业将基金组织视为一个外在的独立实体，基金组织的资产和企业的养老金给付义务并不在企业报表中反映。职工在提供服务的期间，企业确认当期养老金费用，承担的义务是向基金组织提存与养老金费用相等的资金数额。只有当企业向基金组织提存的资金与当期确认的养老金费用不一致时，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为一项资产或负债。基金组织负责向退休职工发放养老金时，由于并不直接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因此企业也不作任何正式的会计记录。（2）资本化观点（capitalization approach）。该观点强调的是养老金计划的经济实质而非形式。由于企业最终负有偿付养老金的义务，因此在会计处理中，企业应该将基金资产与养老金给付义务在会计报表中加以反映。职工已提供的服务所产生的企业养老金给付义务在各期期末的现值即为养老金负债，养老金负债随各期养老金费用的确认而增加，而基金组织向退休职工发放的养老金反映为企业基金资产和养老金给付义务的同时减少。企业各期向基金组织的提存额反映为基金资产的增加。

在规定受益制下，由于要将未来的给付义务换算成当前的养老金费用和负债，会计核算工作相当复杂。首先，企业将来的给付义务包括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其次，将来的给付义务换算成现时的养老金费用和负债，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从而涉及贴现率的选择；而贴现的必须将上述不确定因素考虑进去，这项工作会计人员很难胜任，一般要由精算师完成。因此，规定受益制下的会计处理，必须在精算师、基金组织及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基础上完成。

四、对我国养老金制度及会计处理的思考

（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是规定受益制与规定缴费制的结合，从制度设计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上看，似应按照规定受益制来进行会计处理③。但我国企业养老金会计处理按规定受益制加以确认的条件尚不成熟，同国际惯例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笔者建议，目前养老金费用的确认，还是应按规定缴费制来进行。这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从我国现在的养老金制度来看。企业养老金费用的构成模糊，按规定受益制的要求加以确认比较困难。具体地说：

（l）当期服务费用。该项费用是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主要部分。在计算时最好考虑职工的未来养老金水平、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及剩余服务的年限，然后估计一个合适的贴现率，将未来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总额折算成现值，由此计算企业和个人每期应缴纳的养老金金额。然而目前我国精算人员匮乏，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绝大多数的企业不可能采用保险统计来计算当期服务费用，只能根据劳动管理部门所测算规定的某一个基数（如平均工资或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来计算。

（2）前期服务费用。该项费用通常是由建立一项养老金计划或对计划进行修订而产生的。按照国际惯例，在处理退休职工或即将退休职工的前期服务费用时，需要在计划修订的当年确认或在其预计生命年限内摊销，有地计入当期费用中。但我国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以及新制度实施后几年内退休职工的部分养老金是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的，没有具体划分出在职职工与已退休职工提取的比例。该部分费用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筹资方式，与在职职工积累的部分养老合在一起，不易区别，在会计处理上也不易分开，一般就直接与当期服务费用一起计人相关的成本费用账户。

（3）利息费用及基金资产的实际报酬。我国在计算当期服务费用时，暂时还不可能要求企业采用保险统计方法将未来支付的养老金给付贴现成各期期末现值，因而要在养老金费用的确认与计量中考虑相关的利息费用是困难的。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的基金资产应能赚取一定的利息或通过投资运营产生增值，这将从整体上减少养老金费用的提取。但在我国现阶段这种作用还体现不出来，因为企业只是按规定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在基金资产盈利时并不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而在养老金入不敷出时还往往提高企业的缴费比例。

（4）经验性调整。精算损益主要包括经验性调整和保险统计假设变动所产生的损益两大部分。在这两部分中，在我国偶尔出现的为经验性调整，它主要是由于实际情况的与原来的估计与假设相差较大而需增减养老金费用，比如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等。对于这些变动，我国往往由社保机构定期公布以便企业及时作出调整；除此之外，我国还对基本养

③根据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企业要为职工向社会统筹基金缴纳养老保险费，同时还要向职工的个人账户缴纳保险费，企业总的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20％，职工也要向其个人账户缴纳保险费。其中，职工个人缴纳的养老金费用不需要企业做会计处理；在企业缴纳的养老金费用中，计入职工个人账户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最终降为3％左右，其余缴纳的主要是计入社会统筹部分（2004年以后将达17％）；再从制度设计的侧重点看，基本养老金计划主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强调的是公平与社会互济。因此从制度设计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上看，企业基本养老金费用在上应当按照规定受益制来确认。老金费用建立了正常的调整机制④，但具体的调整又往往由各省区市统一规定，企业不能自行决定。

第二，从养老金计划的类型来看。①规定缴费制实施较容易，管理成本较低，会计处理比较简单；而规定受益制的实施难度大，管理成本较高，会计处理复杂；②规定缴费制计划下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对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相对于规定受益制而言较小，有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对于企业而言，不承担将来确定金额养老金的义务，只需按预先确定的养老金额或比例缴纳，至于以后养老基金的投资风险等则由职工个人承担；③规定缴费制下养老金的安全性比规定受益制下要高。因为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优胜劣汰司空见惯，若养老金计划采用规定缴费制，一旦企业破产倒闭，由于建立了个人账户，职工个人的养老金将不受影响。相反，在规定受益制计划下，则存在一定的或然性，因为该计划下未来的养老金给付由企业预先承诺，若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则将给职工的养老金收益带来一定影响，尤其是在非基金计划下；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企业信用普遍不高，企业管理也欠规范，法规制度尚不健全，实行规定缴费制计划有利于减少因道德风险而可能给个人带来的损失。

第三，从国际趋势和我国实情看。尽管规定受益制在国外许多大企业中采用，但规定缴费制在一些中小企业中仍很受欢迎。我国目前对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还处于探索阶段，在三个层次的养老金计划中，基本养老金是基础，也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目前企业和职工对于养老保险的意识还不高、认识还不足，若直接按照规定受益制来确认养老金费用还存在许多的制约因素，如上面提及的精算师队伍建设的欠缺、企业会计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与知识的更新等。因此，笔者建议当前我国企业基本养老金应采用规定缴费制养老金会计，对一些大型的、条件成熟的企业（公司）可试行采用规定受益制养老金会计。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精算人员队伍的增强、企业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在将来应过渡到规定受益制养老金会计上来。

（二）在深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时，应重视发展类似国外职业养老金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积极鼓励职工参加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在西方国家，一个完整的养老金计划主要由国家管理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和非国家管理的私人养老金计划构成，而私人养老金计划又由以企业为基础的职业养老金计划和个人自愿性养老储蓄计划构成。我国目前虽已建立了三个层次的养老金制度模式，但现阶段养老保险改革的重点仍停留在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而类似于国外职业养老金计划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目前只处于一种零星发展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人们长期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功能定位处于辅地位，担当的是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角色。随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笔者认为大力发展类似西方职业养老金计划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也应担当重要角色，而不仅仅是一种辅地位。这可从养老金工资替代率上体现出来。我国目前实行“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职工退休后从统筹账户中取得的基本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总的替代率，相当于职工退休时工资的45％－55％左右，这样水平的替代率只能满足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国际公认的退休职工保持正常生活水平的替代率为75％。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普遍性的企业层次的养老金计划，使其提供的替代率在20％－30％左右，从而将总的替代率达到75％，以保持退休职工的正常生活。此外发展补充养老保险，还可以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乐于为本企业服务。

（三）规范养老金会计处理。养老金制度实施的一个重要就是在劳动报酬现下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及配比原则对养老金费用进行会计核算，在企业会计报表中正确反映各期养老金费用以及相应的资产和负债。这方面我国企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过去基于社会福利观，养老金的支付由国家和企业包揽，企业在职工在职期间并不确认养老金费用，只是在职工退休后实际支付养老金时列为“营业外支出”，而不作为生产经营费用的必要支出；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后，对养老金的认识逐渐转为劳动报酬观，会计处理不再作为一项“营业外支出”，而是作为一项生产经营费用，列人“管理费用”；近年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化，人们逐渐以权责发生制取代了收付实现制，在职工任职期间就缴纳养老保险费，确认为养老金费用，在职工退休后直接从养老基金中支付。这正是养老金劳动报酬观和权责发生制的体现，是养老金会计发展的一大进步。

笔者建议，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养老金会计的理论架构，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尽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金会计准则，规范养老金会计处理。现就企业在规定缴费制下基本养老金费用与补充养老金费用的会计处理作一简要说明。

1.企业基本养老金费用的会计处理

（l）当期养老金的计提

作为“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金，企业只需按在职职工工资总额加养老保险有关费用之和的一定比例提取拨付给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企业每期向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拨付的基本养老金，只需在提拔时计入当期损益，列入相应的成本费用账户，也可考虑借鉴国际惯例，设置“养老金费用”账户，专门核算计提的养老金费用。

（2）对以前年度基本养老金的补提

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突出是，在制度转轨时期，对职工以前年度的基本养老金如何补偿。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有足够的资金运转，同时为了维护职工享受正当的基本养老保险权利，就应该对职工以前年度的基本养老金进行补充计提。至于补提的资金来源及方式如何、补提多少、补提的基本养老金如何计入成本费用等，是个复杂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的做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开拓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新举措。具体计算职工预计平均剩余工作年限及每年摊销金额可采取如下公式：

职工预计平均剩余工作年限=全体职工预计剩余工作年限之和+职工人数

每年摊销金额=以前年度应补提的基本养老金÷职工预计平均剩余工作年限

2.企业补充养老金费用的确认

企业补充养老金由企业按国家规定，在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金后，根据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由企业与职工共同协商确定养老金的补充方式、待遇标准、发放形式及经办机构等。我国企业补充养老金的给付形式是规定缴费制，补充养老金费用也应按规定缴费制来确定。企业为补充养老金个人账户的供款，一般按照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对有特殊贡献的人员，可以规定较高的供款水平。因此企业各期应确认的补充养老金费用通常就是当期应计提数。

如何对补充养老金费用进行会计处理，我国还没有明确规定。然而企业的补充养老金计划属于半强制性的，它不同于强制性的基本养老金计划，如果对补充养老金费用的会计处理不作必要的引导与约束，一些企业就可能巧立名目，以给职工计提补充养老金费用之名，肆意转移收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从理论上分析，对企业补充养老金费用的会计处理可以有以下三种做法：

（1）在税前列支，计入各期的成本费用账户。国外许多实行企业补充养老金计划的国家都允许企业在所得税前列支补充养老金费用。

（2）从税后利润中提取并作相应的会计处理。对补充养老保险的核算可通过“盈余公积”与“应付养老金——应付补充养老金”账户来进行。

篇8

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然而，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感到困惑、尴尬和无奈的人也越来越多。原因何在？在传统孝道意识日渐淡薄的今天，到底应该怎样对父母尽孝呢？

尽孝难难尽孝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也越来越多，再加上独生子女问题，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父母尽孝，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尽孝难，难尽孝，已成为让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记者对各行各业为人子女者的调查采访结果显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忙于事业前程，无暇尽孝。好男儿志在四方，贵在立业，当父母的总是这样教育孩子。可是，儿女真正这样做到的时候，对父母却难尽孝敬之心。成都某科技公司总经理黎宏伟，在事业上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成功者，但一说起尽孝，他就摇头感叹：“我实在有愧于生活在乡下的父母。”他整天忙得团团转，很难抽身回老家看望父母，想把父母接进城来，可父母不愿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按月给双亲寄钱寄物。“父母不愁温饱，需要的是亲情慰藉，我就是给再多的钱物，也算不得尽孝啊！”黎总诉说着自己的无奈。

经济负担过重，无能力尽孝。人到中年，万事缠身，担子沉重。且不说工作上的压力，就是支撑一个家庭养老抚小，一年到头也够累了。严笛上有一个80多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读大学的儿子和一个读高中的女儿。他和妻子在某企业工作，两人一年的工资加起来不过两万多元。可是，两个孩子的学杂费加生活费每年就要这个数，一家子不得不寅吃卯粮。他们节衣缩食，处处精打细算，恨不能一分钱掰作两半花。这样一来，本应安享晚年的父亲也跟着过起了苦日子。随着教育费用的大幅度上涨，许多家庭不堪重负，为送子女上学陷入了困境。除了读不起的书，还有看不起的病，往往一场病就可能把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底搞个精光。作为子女，要是处在举债度日、等米下锅的境况，还有什么能力赡养和孝敬父母呢？

就业谋生艰难，没心思尽孝。城里人就业艰难，农村人谋生更苦。为生计奔波，为养家糊口打工，是一般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王秀梅有3个儿女，都在寻找工作。大儿子3年前下岗，后来应聘到一家公司搞水电维修，最近又因公司停办失业了。大儿媳没有工作，每月靠给人家带孩子挣点钱贴补家用。二儿子在家待岗，一家3口靠在医院当护士的妻子的800元月薪过日子。小女儿大学毕业快一年了，也没找到工作。生存的压力，就业的艰难，使得王秀梅的3个儿女焦虑不安。他们为了寻找工作，每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跑，根本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精力去考虑对父母尽孝。

观念习性不同，没办法尽孝。除了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外，子女与父母在生活上的不同观念与习性，也会导致尽孝难。朱老爹的儿子在省城工作，但他宁愿一人守着乡下几间老屋过日子。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朱老爹就是典型的这种心理。 郑女士的母亲被女儿接到城里两个星期，就患上了忧郁症，一天到晚对着居室的阳台发呆。没办法，她只好把母亲送回老家。说来也怪，母亲回老家后，忧郁症竟不治而愈。

独生子女家庭，没精力尽孝。杨丽是父母的独生女，在一家公司跑业务。最近，她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又在外地出差，她只好向公司请假，到医院陪护母亲。这一陪就是十多天，每天从早到晚，忙得昏天黑地。“我不能老不上班啊，丢了这份工作，又到哪里去找呢？”想起手头诸多业务，杨丽的心沉甸甸的。她真羡慕和母亲同病房的一位老人，四五个儿孙来回倒班照看，两三个小时就能一换。

当代人“尽孝难”的背后，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挑战。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而有人做过调查，现在中青年人的生活压力是上世纪50年代的25倍。

“和谐孝”的收获

一方面是“尽孝难”，另一方面是对“孝”缺乏正确的认识。据某报报道，今年春节临近时，某知名高校的校内广告栏上赫然出现了“租个女友过年回家见见父母”的告示。究其原因,竟然是“父母年事已高,要求找一个女友”。为显孝心租女友回家过年,这看似荒诞的故事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什么才是行孝道?

有专家根据《论语》将我国传统孝道的内容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孝敬并称不可偏废(孝养、孝敬、孝容、孝思)；二是无违父母(孝顺、孝继)；三是为父母守孝(孝丧、孝祭)；四是在家尽孝，在国必忠。

孝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今天，现代人对“孝顺”如何认识呢？记者以“何谓孝”为题，作了个调查，结果发现不同经历、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四种：

其一是“奉养说”。比较多的人认为，是否赡养和侍奉父母，是区分孝与不孝的标准，能使父母生活好、身体好，就算尽到了孝心。

其二是“顺从说”。老年人认为，“孝”就是对老人的尊敬，老人说什么、要什么、干什么，顺从就行了，“孝顺”、“孝顺”，顺就是孝。也有人认为，父母是家庭的权威，服从父母是子女孝顺的表现。

其三是“哄逗说”。一些中年人说，老年人就是“老小孩”，就得像哄逗孩子一样，把老人哄好了，相安无事，家庭也就祥和了。

其四是“真爱说”。一些年轻人认为“孝”就是爱，对父母的理解和真爱，是在情感上与父母高度融洽，很有点浪漫劲。

“孝”应该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把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统一起来。“孝”的概念应该是全面地、完整地规范子女在家族中对待父母的行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父母不能单方面要求子女孝敬，也应该很好地理解子女、关爱子女、帮助子女。双方要在情感上和行为上达到良好的互动，才能收获“和谐的孝”。对此，起码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讲原则。父母不能无原则地要求子女，子女也不能无原则地顺从父母，孝道首先是人道。

二是要平等。在实际生活中，在态度、人格、利益、权利等方面，父母子女都应该平等相处。子女有不同意见，要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不要生顶硬撞不给父母情面；父母也应有愿意听取子女意见的态度，双方都能保持或调整好心态去解决问题，家庭自然和睦。

三是能宽容。子女与父母不是一代人，在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都有差异，有时会出现一些磨擦和矛盾。然而，只要子女与父母能做到相互理解、宽容和体谅，矛盾也不难解决。

呼唤“孝道”回归

目前，我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而由于人们各自的生活条件、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存在着差异，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家庭之间、长幼之间、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重要工作。呼唤和弘扬孝道回归的功能和目的之一就是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调节人际关系，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怎样做呢？

讲孝道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观念。 从孝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应该突出一个“敬”字。子女尊敬父母，就必须加强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为父母增光，不做令父母蒙羞痛心的事。孝敬父母，必须在承担起赡养义务的同时，尽心尽力满足父母在精神生活、情感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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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养老；农村；制度设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的目标，其关键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有重大突破，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在运作机制、覆盖人群、负担能力、保障水平等方面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之下，在深化改革中得到完善与创新。但我们也发现，虽然我国近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方案在思路设计上，如果过多地依赖于政府财政投入的、二次分配的和外部的支持方式，这显然只能是提供低水平的保障能力。更重要的是未能真正启动广大农村家庭和农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内生性活力，最后有可能走向西方福和国家的道路。为此，有必要按照发展经济因素市场的原则，依托家庭财产(土地)保障和财政支持，通过全面实行土地资本化，“以土地换社保”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以此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顺利开展。

一

我国现阶段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其主要特征为：

(一)农村总体上仍然以传统的家庭保障为主要模式。这种保障模式的农用土地为生产资料，通过农产品生产获取劳动收入。wWw.133229.cOm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便产生增加劳动力数量和“养儿防老”的家庭人口需求。但是，我国现行土地制度起家庭保障作用的农村土地只是一种资源形式，不能够以完全的资本形态在市场上运作。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劳动收入，其财产性收入及资本收入极少。受土地收益的限制，多年来我国农村中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其中纯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为务工等劳动收入，大多数农户在社会保障的支付能力上十分有限。许多地方试点就发现，以个人缴费为主的模式很难在经济欠发达农村推行。

(二)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在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体经济虚构化现象严重，村、组根本无力承担社会保障要求的财力支付。这与城市中有各种类型用工单位及相应经济实力是有根本区别的。在多数农村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体现在农村土地产权的“集体所有”这点上。一般只有在集体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土地收益才可以转化一部分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收益。但目前这种收益大部分通过国家土地征用后再有偿出让的过程为政府所得，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有限，最终受益很少，还产生了不少新问题。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扩大趋势，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实力雄厚，可以在城乡统筹发展上发挥较有力的作用，可以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促进农村建设，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但就广大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当地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有限，城镇和工业缺乏对农村地区的足够的经济辐射及带动能力，且地方财力困窘，一些财政赤字县长期靠上级财政支撑。如有的县一年所增加的财政收入还不够当年全县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调资需要的开支，要依靠这些地方财政建立全覆盖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客观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在有关目标定位上要充分认识有关国情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实力，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和社区经济的现实特征。

(四)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下，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养老家庭保障方式受到严重挑战。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一代人成长周期以来，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加速凸显，2006年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已达7．5％．高于城市水平(6．4％)。其中农村因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青年人大量转移，实际的农村老龄化程度更高，问题也更为严重。如四川劳务输出大县的“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问题就十分突出。农村人口结构畸型化。我国农村65岁以上人口达6000多万，约占全国老龄人口近70％。

二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门即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和试点，但却存在政策不完善，个人缴费标准低，保障水平弱，管理制度有重大缺陷等问题，实践已证明是不成功的。当前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下，广大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养老家庭保障方式受到严重挑战：单纯依靠土地从事种植业的劳动收入的土地保障能力也日渐弱化：农村人口的不稳定状况及“两栖”流动特征突出：外出人员返乡的大部分为老弱病残及智能偏低者，这进一步加重了劳务输出地区(多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的负担。因此要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实现广覆盖的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合作医疗、公共卫生、低保、五保、扶贫、救灾等)，关键是财政补贴和财政兜底问题，能否实现有关目标及达到应有保障水平，与财力密切相关，其中又要求以中央财政的支付能力为主体。按照现有的一些政策设计的思路，如果中央财政在支持力度上达不到一定水平，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核心部分。农民的保险费支付能力又直接取决于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水平。例如，成都市目前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要求农民个人缴纳费用的比重为80％，政府提供为20%的比重，已经符合退休年龄的个人要一次缴纳近6000元现金，才能领取每月150元的养老金。如此缴费水平，仍然有不少人参加有困难：而且其保障水平也十分低下，只能起一点生活补贴作用。因此，如何切实提高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从而提高其参保的经济能力，以及重构集体经济运作的平台，启动农村家庭和集体组织(村组)经济资源的内生性活力等问题，则是需要充分重视和重新认识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现有的农村经济制度框架下，是很难有大的突破的；即使有所推进，也是很缓慢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在农村的财富之源——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上有所突破，通过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创新，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一模式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我国土地的市场化水平，也与“以人为本，富民为先”理念的转变相吻合。其潜力巨大，可能成为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突破口。

有的专家认为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加迅速，支付能力不断提高，不需要通过城乡土地制度的改革，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来源。其实我国中央财政预算仍然是“赤字财政”，政府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农村公共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十分低下。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救济、企业人员退休金等方面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如果按高标准要求，财政支付能力就有很大问题。目前一些学者指出，我国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地弱化。因此需要开辟财政等二次分配方面的新的保障来源。这种观点是基于人均农用土地数量不断减少．来自农用土地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和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提出的，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是上述看法又是建立在农村家庭的土地的农业用途及收入的基础之上的，土地仅是作为一种农业生产配置的家庭经济资源形态存在。因而其收入增长潜力十分有限，当然很难发挥出有效的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功能。但如果能够通过解放思想，观念转变和体制创新，将农村土地最大限度地资本化，就可以地生财，为农村家庭和集体经济组织增加收入，从而为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一定的资金保证。

三

有关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模式的设想如下：

(一)按照“以土地换社保“的原则，对有条件在城镇定居已有稳定收入的农村户口家庭(即“农转非”家庭)，通过与集体签订放弃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协议，便可以以彻底放弃家庭承包的农用地和宅基地为交换条件，取得由政府财政提供的法定劳动年龄结束后养老金的合约。即以放弃现期基本财产权而获取一定的预期收益的老年基本生活保障。其标准可暂按当时、当地城镇平均工资的50％发放。这笔费用可由政府的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除了少部分已达到和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口外，其余的大多数人为预期性的财政开支，并不需要现在来支付养老金。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保持农村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长期不变，对稳定社会和提供一定的家庭保障有一些作用，但也同时造成农村土地的大量闲置、撂荒和浪费。如近年来许多农村家庭成员早已转移到城镇就业，收入已相当稳定，但仍未放弃农村承包的土地。如在调查中发现，四川一些劳务输出大县，60％左右的劳动力外出打工。以上的农村家庭宅基地及住房被闲置或半闲置。这是对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如果政府能通过“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将这批土地“赎买”出，再通过土地开发整理等方式使之转变为耕地或城乡建设用地加以及时、充分利用，对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并可大大缓解耕地资源不足的矛盾，减轻耕地保护的沉重压力，对增加建设用地供给能力，推进城市化有积极的意义，还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彻底离土转移和定居城市稳定就业。在我国农村现行土地制度框架下实现人口城市化，需为离土进城农户同时配置两套土地。农村中的承包耕地及宅基地等土地未放弃，同时在城市就业居住又要由政府为之配置相应的土地资源。如果设想在2020年前全国有2亿农村人口转移入城，双重配置土地的资源总体数量惊人。此办法的实施对广大边远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公平。因为这些地区区位条件差，很难有工业项目布点和由政府征地带来的集体土地收益。但通过这种方式可取得相当数量的外迁农户的宅基地及退包耕地。当地可通过土地开发整理方式新增一定数量的耕地．村组等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有偿出让新增耕地指标和农村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取得～笔土地收入。而当地政府利用有关指标区内调剂，可以在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耕地面积控制的情况下，合理统筹安排工业布局和城镇布局，集体经济组织(村、社)利用有关土地收入即可支付一部分作为留土农民的养老保险费。此举可使离土农民和留土农民均能从中受益，使集体土地产权的收益权也得以真实体现。

(二)对因城市建设、国家重点工程等社会公益性土地征用的失地农民进行合理的经济补偿，除住房重新安置外，还应包括对劳动人口的城镇就业的免费技能培训，以及为有关家庭全体成员提供养老等社会保险。有关费用均应由土地征用后“招拍挂”出让的土地市场收益来支付，即一般人讲的“以土地换社保”的形式。而对非社会公益性质的土地征用，则应考虑尽快开放农村集体土地市场交易市场，直接由用地单位与被征土地的乡村集体进行“招拍挂”等方式的交易谈判，以确定合理的土地价格。当地政府则退出交易者的角色，而是以第三者身份，按市场交易规则指导、监督有关交易、谈判活动依法进行，使之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用地年度计划及土地市场管理的其它要求。政府从农村集体出让土地的收益中收取交易税，并为用地单位办国有产权证书及用地协议等。政府应规定集体土地征用收益必须按一定比例为失地农民办养老等保险，或直接从交易土地的收益一次性提取一定比例作为社保基金，以体现“以土地换社保”的原则。政府由征用等行政手段转为交易中介性质，通过市场方式达到建设用地的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并从中获取一定的土地收益。有的专家和地方提出的工业等用地采取农村集体土地入股企业的方式则不太妥当．因为企业经营有很大的风险(如发生企业亏损或破产的情况)，收益的取得有周期，以及企业的资产转移、积累再投资等问题，不可能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发挥保障作用。

(三)进一步开放农村集体土地的资本化运作经营的范围，使之由不合法到合法并规范管理。目前各地，尤其是大城市周围乡镇、旅游度假地的农村集体或个人利用集体土地和宅基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形成了数量不少的所谓“小产权“商品房，再进行出租或出售，其价格低于用国有土地的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即“大产权“商品房)。“小产权”商品房虽然不符合现行土地管理法规要求，但又是客观上普遍发生的事物，实质上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非农用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所有者与国有土地产权所有者(政府)对土地收益的博弈结果。事实上，我国城市中广泛存在机关事业单位利用自己占用的国有土地修建廉价的“集资房”及“经济适用房”等情况，其价格也是低于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房的价格，可见政府在国有土地利用的管理上也并不规范。目前有关部门对于农村“小产权”商品房在管理上是禁而不止，各级地方政府也无从入手加以妥善处理。其解决办法可考虑为承认其合法性，但严格限定只能在现有的农村非农用地(如农民宅基地、废弃的乡镇企业用地、交通用地等)上开发：也可通过土地开发整理使乡村居民点集中的方式，在节约出来的集体产权的宅基地上进行集中开发。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对占用耕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惩。政府可明确规定对过去和今后开发的“小产权”商品房补收、征收土地占用税和高额的房产交易税，专项用于土地开发资金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筹集，从而为国家开辟一大税源以充实城乡养老基金。

(四)对广大留地农民家庭，要通过建立土地租赁合作社等方式，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公司+合作社“方式将耕地等作为股份投资，获取土地股金收益：也可由农户与产业化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收取土地租金。出租土地的农民既可在当地农业公司中作农业工人获取工资收入，也可外出务工，获取务工收入。在一部分农户彻底离土放弃承包地的基础上，扩大部分种植专业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使之家庭收入显著增加。只有在广大农户财产性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行‘个人缴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

(五)大力发展“农家乐”等乡村休闲旅游业，发挥农业土地等资源的生态、保健和文化功能，创造社会财富。积极鼓励有条件的留土农村家庭利用庭院、自留地及周围的林盘、果园等农用地发展家庭第三产业，使农村土地获取资本化的收益，促进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不能按照过去用集体土地办乡镇企业的方式在农村发展工业，为农民争取土地收益。工业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区位条件等对生产成本制约很大，农村或农民自己办工业，其土地利用必然是低效率的；乡村发展工业还有“三废”排放、处理不力的环境污染等更严重的问题难以解决。

篇10

关键词： 城镇化；经济增长；土地财政；农民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02

今年年初，城镇化成了一个高频词，充斥在媒体渠道的方方面面，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频度在慢慢减退，相关媒体虽还时常提起，但已经少了些许年初时的热度，且分析与思考更趋于理性。

城镇化的话题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时常提起，当时有一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要稳定快速发展，不能靠小马拉大车（即小城市带动大农村），而应改为群马拉车（大力发展城市化），但这并未形成主流，只是把城镇化率当作一个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其意义明显弱于GDP的增长，弱于经济体实力的排位。同时在制造业快速发展及贸易顺差的拉动下，经济高速增长，大家的注意力也更多地放在制造业资源是否缺少、品牌是否缺乏、产业链是否完整上；对于高额的外汇储备，关注点放在了贸易差变动、汇率变化、币值升降等带来的影响上，所以城镇化问题的关注度不是很高。

2008年金融危机，外需的萎缩、对外贸易的压力，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的不景气，此时专家学者把目光集中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寻找经济真实增长、探讨发展与转型，从华尔街今夜无眠中思考中国经济的何去何从。结构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环境和资源压力、房地产的疑似泡沫、渐行渐远的红利，经济发展似乎到了新的路口，必须探寻新的平衡、新的着力点，外需不足想到内需，而内需不足其根源又在城市化不高上，尤其是有点积蓄的农民工消费水平不高，如果常住农民工市民化，首先可以激发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据测算是3.9万亿，同时还拉动投资需求40万亿。经济要想仍保持高速增长，实现2020年收入翻番，城镇化的意义非同一般。同时对国外城镇化率的分析也能得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与其高城镇化率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学界好象找到了经济增长新的引擎——大力发展城镇化，因此城镇化被提到了战略高度。

城镇化的户籍、土地、就业、保障、资金、路径等也进入经济学者的思考范畴，随着思考的深入，相关的各类思考文章见诸报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说对于城镇化的战略意义仍是共识，不过在其他方面却出现了诸多分歧。正如一个玩笑所说：问十个经济学家一个相同的问题，会得到十一个不同的答案。对城镇化的分歧也大抵如此。下面就争论较多的话题谈点自己看法。

一、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判断未来城镇化发展对经济的影响要看两个方面因素，就是看总供给、总需求是否增加。城镇化总供给增加的第一个来源在于劳动力的增加，即农业人口的转移。一方面，中国拥有不到9%的耕地、19%的人口，以此条件支撑城镇化，就意味着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目前在规模经营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如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据农业部统计，至2012年，全国共有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1.76亿亩，人均经营耕地面积34亩，这与家庭农场发源地安徽郎溪的情况基本吻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配置劳动力，那十八亿亩耕地就需要5300万人，而据专家估算，2005年农村劳动力只有4357万人，从数字上看可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很少。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其医疗保障、住房、子女教育等无法跟上，限制了拖家带口劳动力的转移，很多人到中年的农民工不得不返乡或就近工作，这也影响非农劳动力的增加。总的说来，靠转移劳动力来增加总供给空间已经不大；总供给增加的第二个来源是生产率的提升，在劳动力一定的情况下提升生产率的途径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必然带来人力成本加大，而素质提升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企业不会愿意来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国家加大教育投入，靠素质提升来提高生产率也要长期才能见效，因此城镇化未必能增加总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想靠城镇化来扩大内需，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人的城镇化，希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带来消费的快速增长，但事实上农民工市民化后会更多地考虑保障问题，尤其是自我保障，以前在农村有土地可以依赖，城镇化后土地没了，对于未来的保障未必心中有数，可能的情况在相当长时间对消费是一种遏制。因此城镇化只是长期的发展战略，是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指标，而不能把城镇化误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更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

事实上经济的发展仍要靠投资来驱动，内需来拉动只能是短期行为，因为消费的持续增长必须以收入增长为前提，收入增长依赖于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靠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而这必须又要以投资为载体，因此通过城镇化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不一定是好的路径选择。

二、城镇化与土地财政

对于能否实现新型城镇化，专家认为土地制度改革举足轻重，因此有许多学者对现行的土地财政模式提出了质疑，首先是土地财政有诸多诟病，暗箱操作、腐败，其次土地财政抬高了地价，使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形成了泡沫，第三，由于土地是稀缺资源，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等等。并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靠卖地、靠土地财政来支撑城镇化的发展已难以为继，非改不可。土地财政是否真地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

先从我国城镇化的进程看，土地财政至关重要。城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如水、电、路都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投资。改革开放前经济被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类，国家通过工农剪刀差不断把农业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工业基础逐步建立，但农业的力量毕竟有限，无法完成城市化的积累，当时无奈提出了主导工业化，抑制城市化。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2%，改革开放后因城市化的积累仍处于低水平，城市化的进程仍非常缓慢，到1995年城市化率达到29.04%，每年的增速为0.65%。只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仿效香港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才找到了一条城市化原始积累的道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在极度压缩地方税收比例的同时，把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留给了地方政府，随着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和2002年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镇化率在此后也以每年1.39个百分点速度在快速增长，从1995年到2011年十六年间，城镇化率增加了22.23个百分点。可以说，没有土地财政，城镇化道路是一句空话。

再从发挥的作用看，土地财政是目前经济发展中很好的模式。一方面，如上所述土地财政实现了城镇化的原始积累，在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情况下解决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难题；另一方面，土地财政实现激励机制的转变，变“要”为“我要干”，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积累的形成必须要使土地升值，而土地价值的唯一来源就是公共服务的质量，因此只有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才能使土地卖个好价钱，同时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也会必然吸引更多的产业落地，进而进一步吸引人员的进住，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镇化率的提高。如果取消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靠税收分成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其力度、其效果将会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断言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阻碍经济增长及城镇化的进程值得商榷。一个现实的例子可以为土地财政作一注脚：率先卖地的深圳在完成原始积累后，经济发展并没有因无地可卖而不可持续。目前深圳的政府收入93%来自税收，土地财政已悄然退出。可能我们根本不必为可以不治自愈的病吃药。

三、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城镇化时指出，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常住人口市民化，在专家看来已成了提升城镇化质量，实现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举措，是城镇化建设中最大的挑战，许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动脑筋、想办法，激进的希望一步到位，趋缓的希望有个时间表。但农民工市民化真的这么必须吗？

农民工市民化有两种情况：一是按常住人口，不考虑过去身份，即城镇化进程按市场化来推进。哪里有产业，农民工就会到哪里，这是农民工自我选择的过程，政府是控制不了的。在现有的层级管理模式上，高层级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地位及多年形成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国际交往、地方政府财力等方面的差距，资源、产业向特大、大城市集中是不争的事实，如国内一百多家央企的总部除四家在上海外，其余全在北京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就业原因结果肯定是，农民工更进一步向特大、大城市集中。同时为了下一代的发展，农民工也同样会选择特大、大城市来落户。城市病将会更进一步显现，北京去年的大雨导致的大水，不仅是天灾，更应该思考是否是人祸，人太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也会承受不了的，规模未必经济。随着人口的增多，将来在特大、大城市是否还会为缓解就业压力来一轮新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未可知。二是按区划人口来落户。各级政府将会根据本区域的人口及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大兴土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最终使城镇化变成了投资化，同时因城镇化的遍地开花与产业集聚的漫长过程是很难形成互动的，无就业的城镇化将会是一个新的问题。其结果一是因区划身份的局限导致流动不畅，出现一些产业民工荒的尴尬局面；二是一些城镇因就业不足，农民工不愿也不可能市民化（缺乏基本保障），造成基础设施投入的极大浪费，同时还会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轻言市民化是不负责任的，户籍制度仍需严谨论证。

目前户籍和公共服务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1958年形成的二元户籍现在已成了改革开放后唯一没有作出大的调整的制度，它的出现是因为供给的不足，公共产品无法服务更多的人口，这么多年没作调整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因此户籍的二元制还将相当长时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同时这种制度在现有的情况下还对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一是保留用脚投票的权利，有利于人口的合理流动（因为保障是与户籍挂钩的，一旦市民化必然影响流动；另外市民化后必然拖家带口同样影响流动），这对提高公共服务产品的使用效率，均衡产业间的人员配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有利于目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只有保证农业人口流动的畅通性，农村的集约经营才有可能。三是有利于约束目前仍主导经济发展的政府的行为，政府的相关措施不落实产业不会在此集聚，人员不会在此常住，城镇化进程也将停滞不前。

户籍的二元结构本身并没有问题，根子在供给不足，体现在公共服务产品分配不公上。因此这种不公只能靠经济发展增加供给来解决，不是政府根据主观意愿通过机制设计能调整过来的。

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人为造路，没有人走也不成其为路。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自然结果，而非政府刻意驱动的希望通向美好愿景的理想蓝图、人造之路。现在更现实的道路可能一是加强新农村的建设，不断将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并通过土地的集约经营将人口外推；二是加大层级管理改革的力度，引导资源、产业按市场化的要求进行选择，创造就业，以此内拉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三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方面寻找投资机会，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经济运行效率，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可能。

参考文献：

[1]林毅夫.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J].第一财经日报，201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