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利弊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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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利弊分析

篇1

【关键词】老龄化 经济积极影响 经济消极影响 合理建议

人口老龄化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今人口老龄化并不只是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现象,现在已是全世界众多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过程。1956 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 岁或65 岁;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10年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大国。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部分地区对人口老龄化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其中西部地区是近些年来中国建设和开发的重点。所以研究老龄化对其发展的利弊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国西部地区包括十二个省、市和自治区。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除港澳台外),经计算西部地区有人口约360356231人。其中,有24706321人,占全国人口的6.86%,占5个自治区人口的24.26%。内蒙古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内蒙古经济的发展直接反映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内蒙古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代表性。这对我们未来对内蒙古发展,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约2470万人中,其中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7.56%,同2000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65岁老年人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2.21和3.55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14岁以下人口由1990年的610.37万人下降到2010年348万人,下降了14.35个百分点(见图1)。老少比由1990年的14.1%上升到2010年的53.61%。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危急。

一 的人口现状

数据来源:由2010年《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我国的人口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出生率由1982年的21.2%下降到了2010年的9.3%。随着国家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病有所医,死亡率由1982年的5.7%下降至5.5%,总体呈下降趋势。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也导致了低自然增长率,1982年2010年,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2010年更是低到了3.8%(见图2)。这些数据说明,已经步入了老龄化地区的行列。

数据来源:由2010年《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二 人口老龄化对内蒙古经济的影响

1.积极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可知,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为32.99%,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例如,2005年,发达国家老年人参与率为8.43%,而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主要生活来源的23.88%来自劳动收入(见表1)。说明约有四分之一的老年人仍然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譬如学术研究,医疗服务行业的老专家,他们是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者。他们其中有些甚至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数据来源:由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得出

此外,老龄化趋势会给服务产业带来发展的契机。特别是内蒙古旅游业,内蒙古以其美丽宽广的草原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其中老年人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如今,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之一,每年到内蒙古的旅游人数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开发老年市场,振兴老年产业,已经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合理利用旅游资源,让“银发一族“带动内蒙古旅游产业,填补旅游淡季的空缺。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可以推算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未婚、丧偶和离婚的比例为29.445%,约有12459025人,由此可以推算出60岁以上未婚、丧偶和离婚的人有约81218人。这就意味着对于吃穿不愁的老人来说孤独可能是老年生活最大的困扰。旅游散心可以让他们亲近自然,结交朋友。除此之外,旅游还可以改变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对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疾病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2006年,我国老年市场的年消费能力达6000亿元,而2010年,这一数据已突破20000亿大关。

2011年,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达到151.52万人次,其中老年人比例在逐年上升。旅游业总收入达到889.55亿元。旅游业总收入占全区GDP的6.24% 。老年人能给我国的旅游业带来庞大的资金注入,更应该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

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将推动内蒙古家政服务行业的转型升级。数据来源为内蒙古科右前旗妇联对全旗的家政服务工作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家庭中,双职工家庭占86%;家庭月可支配性收入达4000元以上的家庭占78%;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占40%;曾接受过家政服务的家庭占25%。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照料老人的家政服务。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家政服务行业的转型。

2.消极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如对消费总量和储蓄总量的影响,对社会投资的影响。人口老龄化还使社会劳动力出现弱化和短缺现象。

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人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从短期来看,个人的年龄阶段不同,储蓄行为也会不同。预期寿命的长短会影响人们的储蓄和消费。所以,在年轻时个人需要储蓄年老时的消费所需。而预期寿命的延长,这要求劳动者在年轻时就必须更多地储蓄以安度更长的晚年生活。

如学者leff(1969)发现,老年人口负担比的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通过我国多年的实践上来看,leff的结论比较合适。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年轻人婚姻观、育子观的改变,我国的人口大国的红利即将消失,加之我国推行了退休金和社会保险津贴,导致老年人低储蓄率,对国民储蓄的透支会大大超过对其储蓄的速度,国民的储蓄会越来越少,而储蓄会直接影响到投资。

中国老年人历来勤俭节约,所以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有缩减的趋势。从全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看,老年人的生活必需品、保健费和医疗支出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对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老年人来说,对耐用品,如冰箱、彩电和住房的消费需求不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消费。

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适龄人口变化将直接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其后果是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缓慢。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劳动人口的稳定供应,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比重加大,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减少、比重下降,最后导致劳动力短缺。

如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丰富得到劳动力资源,是低廉的劳动力外向型经济拉动的。人口老龄化让我们的人口大国的优势一点点丧失,尤其是,大部分的财政来源依靠资源带动,开采自然资源,如果劳动力短缺,对内蒙古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三 针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建议

1.提高自治区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整体文化素质

加快发展自治区老年科教事业,提高老年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让更多的老年人在退休后还能参与到的经济建设中,适当延长部分职业的退休年龄。从而更好地减缓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自治区政府应该加大对老年人口教育事业的投资力度,兴办形式多样的老年大学,构建适合老年人学习的设施和环境,实行学费减免和补偿的措施,让老年人为自治区的发展贡献余热。

2.加大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力度,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健康的人数占到老年总人数的41.89%,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被慢性病缠身。老年疾病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内蒙古应重视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普及常见病知识,自治区内的优秀医疗专家应定期走到老年群众中为他们义务巡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的老人,政府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根据老年人本身的实际情况,相应的减免一些费用。总之,提高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整体水平在眼下十分必要。

3.政府发挥好带头作用

内蒙自治区政府应在处理养老保险金管理方面起到监督监管的作用,防止专款被乱用,滥用,防止“空帐”现象出现,防止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保基金被挤占挪用现象发生,管好用好老百姓的保命钱。政府还应在养老院敬老院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养老机构建设,重点实施了市社会福利院、市光荣院、旗县区综合福利中心、老年养护院和农村敬老院新建、扩建项目。总投资约31195.1万元,新增床位数4136张。 在自治区老年人口工作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同时还应加大加快我区旅游业发展,有力促进相关服务行业的成长和壮大,降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社会就业和促进民生改善,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如何争取政府资助基金、福彩公益金、委托服务项目,特别是长期项目以及接受政府转移支付职能,助推老龄事业发展,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是自治区政府需要面对的挑战。

总之,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未来中国将面临老龄化带来的更多的挑战,同样,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我们应随时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建立健全各项法制体系,从容不迫地迎接任何困难。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2号),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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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鞠燕龙.浅谈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旅游业造成的影响及对策分析[D].黑龙江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2012

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模式;农村养老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18-05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每个国家、地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人类所无法抗拒的。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都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只有每一个小家都过得幸福,那么我们的大家庭——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安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4-2-1”模式逐渐出现。宋健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对家庭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将这种“4-2-1”结构归结为一种家庭结构,重点强调代际关系。同时他还指出,出现这种格局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和连续两代独生子女三个条件[1]。但是,2000年是我国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期,老龄化趋势并不明显,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达7%,今天的这个数字已变为8.9%。如今,很多家庭都已出现“4-2-1”家庭结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4-2-1”家庭结构加速形成:一个家庭4个老年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一对夫妻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顾双方4位老人,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双方老人还将逐渐变老,到了高龄的时期,老年人更需要人照顾,那么2个人照顾4位老人如何安排?如果再过10年或20年,这对夫妇也变老,他们的孩子也有了孩子,四世同堂本是人生在世的一大乐事,但他们的孩子要照顾八位老人和1个孩子,这样的任务是如此艰巨。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他们不能放下工作一门心思的照顾老人和孩子,所以养老产业就应运而生,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等模式随之出现。然而,什么样的模式适合我国国情、什么样的模式才能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等问题接踵而来。学者们尽管对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但对待同一模式或相同问题的意见仍有不同。因此,对养老模式作进一步探讨十分必要。

二、养老模式研究现状

目前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其中,社会养老是以机构养老为核心的模式。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养老模式。该模式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并完成保障的过程,这就是于1983年提出的家庭养老的“反馈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认为,家庭养老是我国未来20~30年的主要养老模式。因为目前的中国尚不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可能积聚大量的资金用于老年服务业,老龄化到来的时刻与经济发展的时期不相适应,所以还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儿防老[2]。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坚持认为: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家庭养老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前些年相比略显突出,但决定养老模式的关键并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人们敬老爱老的传统观念。我国是农业大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是家庭养老的模式,我国城镇也有34.9%的老人采用家庭养老的模式。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但家庭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模式[3]。

(二)社会养老

这里所说的社会养老指的是机构养老。姜向群认为,机构养老是社会化养老的模式,该模式与家庭养老不同,是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保证的养老方式。它主要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服务、机构养老等[4]。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也较为成熟。调查研究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点,美国提倡个人独立,所以其养老机构给人以享受自由的感觉;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就已超过8%,其养老机构并不一味追求现代化,更加注重家的感觉;作为亚洲最早加入老龄化社会行列的日本,继承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特征,注重人文关怀;法国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特殊性决定自身养老机构的特性,那就是多元化。法国的养老机构模式较为丰富,主要由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老年医疗服务机构组成。此外,法国还建有名为圣雷米的老年人村,里面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4岁,里面的生活、医疗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机构养老虽然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但在我国发展明显存在问题。韦克难将问题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床位不足、设施不完善;第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老年人对养老院的服务等存有顾虑;第三,有些养老院的收费偏高,不适合所有普通工薪阶层[5]。如果能将这些问题解决,机构养老无论对于老人还是对于子女而言,都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机构养老有其自身优势,老年人不但能获得专业的照顾、使子女从对老年人的照料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徐英姿在2008年就对城市机构养老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一事实,并呼吁社会各界和老年人要用发展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机构养老,不要拒绝和抵制进养老院,因为机构养老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6]。虽说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都还没有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家庭养老的模式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将会被社会养老所替代[7]。

(三)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以上门服务为主要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料方面等服务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最早出现在英国,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并将此模式定义为由家人、志愿者和专门护理人员共同承担的一项任务。社区是未来养老服务的最佳载体,社区服务是否完善也将成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因素。因为日益弱化的家庭养老观念、政府有限的财力、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机构养老的不完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社区养老必然成为未来养老模式的中心这一推断[8]。在1993年《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中指出,85%以上街道要兴办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寓、残疾人收容所、托幼所;到20世纪末,基本建成服务质量高、管理水平高的社区服务网络。2001年,民政部制定并下发“全国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9]。社区养老早在1996年8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就有所提及。该法对社区养老作了论述,并强调“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等要求。在此基础上,陈永生分析了社区养老的可行性,并提出社区养老模式的初步构建框架[10]。社区养老模式的原则归为“以人为本、依托社区、互助而助”,并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出发,将社区照顾模式分为社区居家照顾和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两个子系统,其核心就是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服务[9]。秦桂娟认为,社区养老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人口老龄化对策[11]。虽然社区居家养老符合我国国情,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切实做到实处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法规不健全、资金缺乏、服务机构设施不完善等。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拓宽资金渠道、完善服务设施特别是医疗保障设施,同时要成立专业的人员和志愿者队伍,为社区家庭养老的专业化建设奠定基础[12]。

(四)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我国三种养老模式各有千秋,然而家庭养老功能淡化,机构养老处于变革阶段是政府及相关机构面临的问题。社区居家养老已被很多学者提及,并公认是具有综合实力的养老模式,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中,家庭服务需求很大,但满足率仅有15.9%。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固然好,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应该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专业化程度,尽快实现标准化管理[13]。1998年,穆光宗提出了“3+2”养老模式,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模式,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其主要是以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基本方式的养老模式,最终目标是要积极发展我国养老事业[14]。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身养老各有利弊,但传统养老方式的改革是必然趋势。城市与农村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城市要实施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而在农村则以自身养老为主[15]。从我国国情出发,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是最适合我国养老的新型模式,因为社区养老既可以减轻家庭照料的负担,也可以使老年人与社会网络时刻相连,家庭养老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家人的关怀,所以二者如能结合那将是完美之作。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新型模式,使得老年人既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又可以依靠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获取相应的医疗、家政、餐饮、精神慰藉等服务[16]。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被很多学者形象的称为“没有院墙的养老院”。此外,“社区+机构+家庭”新型养老模式经过张俊良、曾祥旭的研究分析正式提出,它是一种集家庭、机构和社区三种优势于一身、同时避免三种模式缺点的新型养老模式。该模式提倡机构养老但又不摒弃家庭养老,所以该模式的宗旨是将养老机构建在每个社区当中,机构取代社区养老的作用,由机构直接面对老年人并为老年人提供标准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17]。无论是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都与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农村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城市有的问题,也是农村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都出现过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出现过此种情况。日本1980年起就较早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象[18]。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人口老龄化在城镇和农村同时出现,势头又十分凶猛。然而,城镇和农村在生活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城市中有较好的设施、服务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但农村这些条件颇为简陋,再加上近年来我国打工在外的年轻人数量逐步猛增,农村留守老年人和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加大了养老的难度。城镇与农村的差异性就决定着其养老模式的不同。从经济保障的角度来看,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则以家庭养老为中心;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来看,城镇和农村的养老模式都以家庭为中心。但是,我国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模式同时存在,由于家庭养老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的时候要时刻注意[19]。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农村人口占据很大比重;农村人口的基数大,老年人所占比重也就自然增加。据调查,中国老年人口中约75%居住在农村,受道义责任的约束,家庭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的主要方式[20]。面对如今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的趋势,应当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因为家庭赡养功能逐渐下降,加上就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的普及情况而言可以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所以要推出并鼓励三者养老模式的结合[21]。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模式而言,可以归结为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会保险养老和社区养老四种,但地区老龄化严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实属常见,所以以家庭养老为主、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推行社区养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行养老储蓄,并且有步骤、有重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22]。随着农村养老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新的模式也不断提出,如“家庭自我养老与家庭互助型养老相结合、社会辅助”的模式[23]、广东地区出现的股份合作制[24]等,这些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因地制宜的具体表现,不但提高了农村老年家庭的社会地位,而且也使农村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农村的养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其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家庭保障、社区互动作为辅助的模式是不变的,这种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23]。

四、国外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养老模式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养老模式也会出现差异。“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是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特征,也正是此原因,他们国家社会承担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所以,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福利建设,结果却出现了养老有保障、经济发展出现阻碍的现象,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5年二战过后,瑞典致力于建设“福利性国家”,所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投入其中,结果导致瑞典的高度负债率,据数据显示,1982年,瑞典的国债达3 700亿克朗。美国虽然将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但还是低于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数据显示,美国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也占财政支出的25%,这远远超过了其国防支出的数额[16]。西方众多国家步入老龄化的时间都要比中国早很多,养老模式也经历了变革。现代化技术的层出不穷,给发达国家养老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外的现代化养老机构屡见不鲜,然而,仍有很多老年人倾向于和子女居住。据研究发现,很多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心理很容易出现孤独感,失去了亲人的关心倍感失落,所以发达国家的养老模式有由养老院向家庭养老回归的趋势,社区养老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它是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于一体,所以逐渐成为老年人及家人关注的热点。日本是亚洲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政府于1950年代末开始对养老问题倍加关注,1959年的《国民年金法》、1963年的《老年人福利法》和1982年的《老年保健法》成为日本福利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国民年金法》将20~60岁的日本公民都强制纳入国民年金体系,加上各种各样的保险,老年人再不用担心无人赡养的问题;《老年人福利法》的出台是日本养老社会化的开端,该法律规定了开展老年人福利的机构采取的措施,并将养老设施分为短期居住、长期居住等,增添健康恢复型和疗养医疗型设施;《老年保健法》的出台和1989年的“黄金计划”标志着以“居家养老、居宅看护”为特色的日本居家养老模式的建立。2000年,日本高知县社会环境部和高知县立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日本经济发展仍处于世界前列,但其养老方式却依旧以居家养老为主,家庭养老是日本养老的传统,老年集体宿舍也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25]。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威胁[26]。新加坡成立于1965年,至今有40多年。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新加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9%,到2050年该指标将达62.5%,2065年将达到历史最高72%,之后开始下降。新加坡政府官员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并给予与老人同住的组屋提供便利和优惠,还有一系列的津贴计划。1995年《赡养父母法》的出台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赡养父母”作为法律条文的国家[27]。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国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不得不说,在养老方式方面他们还要向我们学习,学习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尊老爱幼的传统。机构养老虽好,但也不能将家庭养老抛在脑后[28]。

五、养老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当中,养老模式可以说是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但亦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概念不确定性。在养老模式研究中,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概念最为常见。然而,实际上在很多文章中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是一个概念,对于研究同一个模式,却有两个名称,这就给其他人的研究带来不便。

2. 权责不明确性。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但很少有人对这些模式的权责进行划分。

3. 没有从老年人真实意愿出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使得我国老年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一些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退休的老年人拿到手中的退休金比一般工人要多很多,那么他们对晚年生活要求的质量就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老年人对于养老模式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很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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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东京,孙浩,林赟.老有所养的社会福利制度[N].山西经济日报,2002-03-08.

篇3

目的设计出一种适合中国人文化传统、经济状况、身心状态、情感需求的养老模式。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阅读、整理近7年的相关文献约195篇;采用讨论法与分析法,文章作者多次碰面、交流、讨论、分析,最终确定方案思路。结果设计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内容包括孕育机制、组建方式、运行方式3个方面。政府、社区、公司与私人4种力量可以促成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形成。组建田园之家包括构建“田园之家管委会”与单个“田园之家”两方面。“田园之家”选举产生家委会,实行民主、自我、义务管理。结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具有自立、自助、互助、积极、健康老年等养老理念,适合国人养老参考借鉴。

【关键词】

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

中国面临严峻的老年化问题,据预测,2010~2019年,我国平均每年净增老年人口近800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总量将达2.4亿;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预测,2025年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比重达21%;2033年突破4亿,比重达27.7%。如此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未曾出现过[1]。如何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银潮,这是关注养老问题的学者所面临的艰巨任务。研究养老模式,也是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养老挑战,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或对策。在探讨中外现有养老模式利弊的前提下,提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理论的基础下,如何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将此养老模式加以运用,并进行推广,就变得很有意义了。模式设计重点要解决3个问题:该田园之家养老模式何以生根?何以成形?如何运行?第1个问题,是探讨该养老模式背后,促使它形成的机制问题;第2个问题,是探讨按照此养老模式理念,如何保障建成1个中式学练养疗的田园之家单元?第3个问题,是探讨这样的养老之家是如何运行的?

1资料与方法

1.1文献资料在设想设计一种适合国人诸多具体情况的养老模式之前,研究组成员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以核心词“养老模式”下载了中国知网(2009~2016)核心期刊论文195篇。经过认真研读之后,主要参考的论文资料如下:姜玉著《中国养老服务模式研究》[1],李长远《我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比较及优化策略》[2],时华等《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动因、模式及困境》[3],李洪心等《国内外养老模式研究》[4],乔琦等《非血缘关系的多代居——德国新型社会互助养老模式案例及启示》[5],肖金花等《特大城市可持续养老模式设计研究》[6],卢德平《略论中国的养老模式》[7],左美云等《养老模式分类的全景图:一个房车模型》[8],李哲等《〈黄帝内经〉中养生原则在养老保健中的应用》[9],狄爱生《养老模式的变革取向:“医养结合”及其实现》[10],陈芳等《我国“自我养老”模式研究述评》[11],王霞等《医疗服务融入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中的探讨》[12],郜凯英《PPP模式应用于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3],仉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探析》[14],孙文华等《“低龄老龄化”形势下“以老养老”的机构养老发展模式——针对上海市的实证研究》[15],王栋明《对构建养老新体系和服务新模式的思考与建议》[16],胡宏伟等《“嵌入式”养老模式现状、评估与改进路径》[17],汪大海等《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问题——“鹤童模式”的经验与瓶颈》[18],蒋迪刚等《产业化养老的开发模式与布局探索——以舟山市为例》[19],卢布等《54321养老产业模式研究——兼论农区养老主题小城镇建设》[20],尹孔阳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多元化养老模式的选择》[21],龙耀等《南昌市小金台社区老年人养老现状与“楼(院)式”养老模式调查研究》[22],田素庆《阿昌族“上奘”宗教实践与现代养老模式构建》[23],邓大松等《国外居家养老模式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24],王贝芬《社会化养老模式研究综述与展望》[25],佚名《明天我们如何养老“美日台新韩”模式谁能解困中国》[26],潘凌飞《西方国家的居家养老与自助养老服务模式》[27],赵晓芳《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研究》[28]等。

1.2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讨论法与分析法3种方法。研究组确定研究方向与思路之后,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认真阅读、比较、摘录笔记,然后一起讨论、分析。经过多次讨论、分析与综合之后,提出了“设计‘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方案。

2结果

本研究认为,“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内容包括孕育机制、组建方式和运行方式3个方面。

2.1孕育机制孕育机制主要是指促使田园之家养老模式诞生的力量及方式。大体有4种力量,促成田园之家的孕育诞生。1)由县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面,构建1个或一批具有较大规模的养老村镇;2)由社区出面,搭建1个或一批可以容纳几百上千人的养老社区;3)由公司出面,构建1个或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养老山庄;4)由私人组团,抱团养老,构建1个或一批可以独立运作的田园养老之家。

2.1.1政府构建政府构建,是指由政府出面选择地点,进行规划,构建1个或一批可以容纳千人以上的养老村镇。开建之前,可以预先调研,在该级政府所辖范围内,了解未来5~10年内,到养老之家生活的需求人数,然后按照需求,设计1个或一批可以容纳多个田园之家的养老村;同时,按照既定规模,设计并建设好菜市、超市、运动场、医院等相关功能设施。建好之后,面向社会招租信息,指导退养大众,按照“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进行组团租用。政府在该地设立管委会,指导协调田园之家的日常运行。政府以成本价将养老的场所租赁给养老团队使用,养老成员在田园之家产生的生活、娱乐、服务等消费,由成员自己承担。

2.1.2社区搭建社区搭建本质上属于政府构建范畴。按照田园之家的要求,社区主要是指临近大城市周边的社区,才具有构建毗邻田园养老之家的地理条件。社区搭建与政府搭建相比,规模小一些,但在整个养老系列设施的功能需求和设计方面,与养老村镇相似。投入使用时,建议以招租方式进行,欢迎各方人员组团来开展自己的退养生活。

2.1.3公司营建公司营建,是指由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单位,出资修建档次比较高的田园之家养老山庄及其配套设施。主要面向对居住环境、养老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群。修好之后,可以以比养老村镇、养老社区高的租金租与养老团体。公司营建的收益,主要是从租金与配套服务的消费方面来获取。仍然要求按照“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操作方式来进行。

2.1.4私人组建私人组建,主要是关于退养人员如何由零散的退休人员组织成1个共同生活团队,并集体实践养老的过程。这是完全独立的、民间的田园之家的构建模式。私人抱团组建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生活场所之类的“硬件”类问题;二是成员构成、生活安排、养老理念、管理模式等“软件”类问题。老年生活场所,对于私人抱团养老的人来说,既可以租用由政府、社区、公司修建的养老场所,也可以自己以多种方式构建。如由其中的1人、多人或全体,出资或集资买地修建、买房改建、团购、团租等。构建生活场所的每种方式各有利弊,因此,运用何种方式,完全由抱团人员的兴趣、经济实力、身体状况等因素决定。比如,租住的好处之一,就是只要成员身体健康条件允许,就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改变居住地点,顺带实现短距离的旅游式养老模式。当然,无论是政府构建、社区搭建,还是公司营建,最终都需要这样1个抱团组建的养老团队来开展养老活动。

2.2组建方式组建田园之家时,要求退养人员按照“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要求,从人员组成、地点选择、生活起居、学习安排、运动安排、交流娱乐、治疗选择和临终关怀等方面进行协商议定。具体做法:有结伴开展退养生活愿望的人员,可以自由组合成1个10~20人的团队,按照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运作方式来开展老年生活。团队成员主要由同学、同事、朋友和亲人等具有一定感情基础的人员构成,团队里有懂医、懂法、懂管理、懂家务的人更好。首先,可以实现团队成员之间感情的高融洽度;其次,由于是集体养老,可以排遣老年孤独;再次,团队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可以实现高亲密度;第四,还可以增进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安全感;第五,在一个如同大家庭一样的田园之家开展老年生活,可以传递正能量,促进社会和谐。当然,成员可以自由退出。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田园之家成员减少或补入新人时,都必须在征得半数以上的人员同意之后,才能接纳新人。此处面临的问题是:谁来宣传、推广这种养老模式及其理念呢?为了推广并保障田园之家的运行效果,建议由各级医保或社保部门成立“田园之家管委会”,牵头开展田园之家养老理念的介绍、推广、组织与评估等工作。首先,由“管委会”开展该养老模式的理念培训;其次,由“管委会”开展养生知识培训。第1步,开展养老理念培训。聘请专家,安排学时,讲授《“中式•学练养疗•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研究》的有关理论与操作方式。第2步,开展养生知识培训。成员之中,必须有1~2人懂得养生,这样才能在日常的养老生活中,切实可行地推行并保障健康养老。所以,建议“管委会”聘请专家,安排学时,讲授养生知识,特别提倡讲授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养生知识。由于培训班面向退休人员进行,要求学习费用尽量低,最好免费,学完后发结业证。建议“管委会”创造条件,让政府对遵循这一养老模式的团队给予一定奖励。如果政府条件许可,可以出资对提供这一养老模式的单位、参与这一养老模式的个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可以看作是政府购买养老的一种新形式。时华等[3]分析,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是近年来由上而下推行的重点政策之一。至于政府如何进行购买田园之家养老模式的相关服务,可以根据具体问题,开展深入研究。而牵头的“田园之家管委会”,主要负责对不同单位或团队进行审核、评估,并分配赞助金额。对机构的审核,主要是看某养老机构是否具有提供胜任推行田园之家养老理念的环境及设施;对参与该模式的退养人员,主要是审核他们是否已经形成了1个可以运行的团队,同时考察内部成员的养生素养、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消费状况等。具体审核的方式方法,可以在逐年的实践工作中修改完善。如果要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就有必要建成2~3年1次的审核机制,到期进行复查、审核,根据复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支持。当然,参与这一养老模式的个人,即使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补助,但只要在这种养老理念的指导下开展老年生活,自己过得健康、快乐、自主,其中的积极意义也是无法估量的。

2.3运行方式由于这种养老模式,主要针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经济能力的退休人员。居住条件方面,建议1人住公寓式套一,或两人住套二(含厨房、卫生间),这样就可以具有独立的私人空间。1个10~20人的田园之家,要求聘请1~2名服务人员,主要负责1日3餐,以及其他的生活事务。每顿饭,一般是全体“家”人,1桌到两桌人,共同进餐。日常养老生活中的学习课程,可以由内部胜任的成员免费提供,也可以集体决定集资聘请外面具有资格或能力的人来办班教授。所有的决定必须要经过超过半数以上成员的同意才能进行。其他有关人员组成、地点选择、生活起居、运动、交流娱乐、治疗和临终关怀等方面,在成员的共同协商下,由家长、家委会带领大家完成内外协调或日常事宜。家长及家委会,由田园之家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他们的工作都是无偿的。田园之家实行民主、协商、自我、义务管理。一切活动,由于都是经过成员集体讨论协商的结果,费用方面,要求大家共同承担,提倡AA制。这样,才能保证田园之家养老生活的可持续运行与健康发展。当然,这并不排除“家”中的某个人,自愿为其他成员选购并赠送某一生活用品,但这是自愿的、无条件的,不影响AA制的执行。

3讨论

田园之家以“家”为目标,注重了成员之间感情的交流与建设。解决了学者认识到的西方国家养老机构所面临的无情、冰冷的一面[4]。与德国多代居模式[5]相比,相同的是构建了1个大家庭,不同的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或国情现状。由于是10~20人组成的团队在一起学习休养,实现了肖金花等[6]提出的“集体自助养老”观念。由于是对每天的养老生活进行关注与安排,这抓住了养老的本质。正如卢德平[7]研究提示,养老模式的本质属于养老方式类型化的问题,具有日常化特点。而本模式就是立足日常生活着眼,开展多维度养老生活。田园之家一切活动的安排与进行,都要征求成员们的意见,要求半数以上的人同意,实行民主管理,这有助于培养积极的养老心态。左美云等[8]提出,老年人养老的“主体心态”构成了养老模式分类的一维。因为,他们提出的养老模式分类房车模型图中主要包括了养老服务的地点、经济来源、技术支持以及主体心态4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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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欢.预防老年人犯罪促进和谐社会构建[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8).

收稿日期:2014-12-01

篇5

一、对我国部分积累制财务机制的利弊分析

1992年我国对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财务运转上力求做到“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留有部分积累”,即部分积累的财务机制,以期既不过分加重目前企业和国家的负担,又适当减轻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以上海市为例,新型的部分积累财务机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实行个人缴费。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按本人工资的3%缴纳养老保险费,以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长,逐步提高个人缴费的比例,最高达到8%,占个人帐户保险费的50%;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自由职业者等非工薪收入者,个人缴费为工资的8%,单位(业主)缴费的10%,除2%进入社会统筹基金外,其余都进入个人帐户。

2、单位缴费

单位缴纳养老保险费,以同期本单位职工人缴费工资之和的20%按月缴纳。

3、建立个人帐户。

每个职工都有一个终生不变的养老保险帐户,记入个人帐户的养老金包括:(1)职工按个人缴费工资3%缴纳的养老保险费;(2)按职工个人缴费工资8%从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中划入的部分;(3)按本市职工上年月平均工资5%从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中划入的部分。这一比例将会随职工缴费比例的上升而最终降为零。

4、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

单位缴纳的基金养老费记入职工个人帐户后的余额部分,即为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

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着眼点在于,一是让职工负担部分保险费,以减轻企业部分负担和增加个人责任感;二是建立职工个人退休金帐户,并将企业与个人缴费的大部分积累于个人帐户,以期解决现收现付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问题在于,这种筹资模式是否能达到适当积累的目的。

按照设想,新制度下社会统筹基金的用途有三项:一是补偿旧制度下政府社会保险的债务,即代际转移支付;二是用于新制度下同代人之间的再分配,以体现新制度的公平性;三是用作新旧制度下退休金水平的调整基金。然而,从统筹基金的收缴来源看,在职职工工资5%的统筹基金与业已存在的退休金之间就已存在着巨大缺口。如1993年,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统筹基金假设全部收齐,也只是当年退休金的1/4。又如,1996年陕西省共收缴养老保险资金13.94亿元,统筹资金不足1亿元,而陕西省当年支付养老金的数额为12.30亿元。社会统筹基金尚且不能完成规定给它的基本的任务,就更不用谈实现其它的功能了。由于统筹基金不能完成补偿退休职工的退休金的任务,在职职工个人帐户上的基金就被直接用于发放退休金了,在仍然收不抵支的情况下,由于我们的费率收缴原则为“以支定收,略有节余”,因而费率被一再提高,使得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成了一个无底洞。有些老工业基地企业的养老负担已达工资总额的26%,甚至更高。

由于统筹基金与旧制度的债务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于是现收的记入个人帐户的资金就被用作退休金支出去了,新建立起来的制度实质上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制度,基金只是帐面上的基金。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没有改变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财务机制的现收现付的性质,它既没有减轻企业的负担,也没有、也不可能为人口老龄化作很充分的准备。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施的部分积累财务机制在实际运用中,弊大于利。

二、部分积累制理论探析

从我国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模式以及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基金的用途看,我们不难看出,我国部分积累制的财务机制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在原有现收现付机制的基础上,确定一个阶段稳定、定期调整的资金筹集比例,使之能够在满足当年保险金支付需要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额的结余作为积累;(2)在社会保险总体计划中,根据不同的保障目标,并行存在以基金制为基础的个人退休基金帐户和现收现付制。即,一方面对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的基金积累;另一方面,对已退休的和尚未达到基本退休收入保障水平的保障群体,通过现收现付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不足。长期运行下去,还会对经济产生许多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准确地理解部分积累财务机制的理论内涵。

笔者认为,养老保险财务机制的建立总是和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有着密切联系的,同时也是建立在原有财务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对于部分积累制财务机制的研究,我们应当将其纳入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目标模式,结合原有财务机制的特征及优缺点,通盘考虑。

现收现付制是指通过以支定收,使养老保险收入与支出在年度内大体平衡的财务机制,现收现付制的优点在于(1)可保证保险金给付的及时性;(2)有助于实行保险金随物价或收入波动而调整的指数调节机制,从而有助于处置通货膨胀风险,保障退休金的实际货币人价值;(3)通过收入调节与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体现养老保险的共济性和福利性。它的缺点在于,由于完全没有储蓄积累,因而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生产性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重严重失调,抚养系数增大,使得现收现付制的收支平衡已难以实现并使其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

基金积累制是根据以后可能和必然发生的养老问题所需的资金需要,预先提取并进行储存积累,在实际需要支出时再行支付的一种“量入为出”的理财方式。基金积累制有助于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通过预提积累保险基金将劳动者本人劳动阶段的部分收入转化为退休时期的养老保险金,并通过基金的积累增值,为劳动者提供较为可靠的退休收入保障。但基金积累制的缺点在于:(1)防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较弱,基金贬值严重,风险性大;(2)缺乏社会互,不能照顾某些社会成员;(3)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化的难度大,积累负担过重;(4)积累制对金融市场的规范程度要求很高,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做到的。

正是由于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财务机制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越性和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有人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新型的财务机制,既可将两种财务机制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又能尽量避免两者的缺点。正是在这一思路下,我国提出了部分积累的概念。理想的部分积累制应当是

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财务机制的有机结合。

近年来,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而在国际上,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理论也受到了普遍重视,被认为是为解决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养老保险问题而提出的颇具战略意义的政策思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规范的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分为三层。第一层次是政府举办的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和社会保险机构举办,强制执行,属于社会保险范畴,构成最低养老保障的社会安全网,替代率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5%。第二层次是企业的义务性补充养老保险,采用个人帐户储存积累筹资模式。政府鼓励、企业自行决策建立,或通过立法强制实施。基金营运管理进入市场化,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基金会、理事会,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委托商业性保险、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营运管理基金。国家给予税收等各项政策的优惠。它强调与就业相关联和提供补充退休收入保障,作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充,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层次的替代率约在50—60%之间。第三层次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计划,由商业保险公司举办,个人自愿投保,旨在适当提高老年生活的质量。

可以看出,在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中,第一层次的养老保险由政府或公共机构举办,属于社会保险范畴。笔者认为,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应由国家根据当年养老保险支出的需要筹措资金,“量出为入”,“收支定收”,即采取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将现收现付财务机制下保证保险金给付的及时性、有助于实行指数调节机制、体现社会公平等优越性完全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障水平维持在职工工资水平的25%,从而可以避免现收现付制下收支不平衡的财务困境。而且,由国家筹措发放工资水平25%的养老金,还可以使参加保险的职工体会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提高缴纳保险基金的积极性。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范畴,是职工养老保险的主体,可采用基金积累的财务机制,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资金,建立职工个人帐户。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采取以企业为单位组建基金理事会,基金营运管理由各基金会委托商业性保险、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进行,因而可以分散资金流量,提高防御通货膨胀的能力,将完全积累模式下存在的风险性降至最低,有利于抵御和渡过老龄化高峰期的支付困难。而且,以企业为单位为职工预提积累保险基金,既可为职工提供较为可靠的退休收入保障,也可减轻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第三层次的养老保险可采取自愿原则,由个人向商业保险机构投保,为将来养老储蓄资金。

笔者认为,这种根据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下不同层次保障水平的任务和性质,分别以企业和国家为保障主体,根据不同的保障目标和保障水平,并行存在以基金制为基础的个人退休基金帐户和现收现付制的财务机制,应是部分积累制财务机制的理想模式。

三、比较与借鉴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积极意义在于平衡了企业间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有利于新老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公平市场竞争,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建立社会统筹,则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得寿命长的和收入低的职工的老年生活得到保障。但就解决未来人口老龄化危机,预筹积累养老金方面,则存在着严重不足。在实际运用中,我国养老保险财务机制仍然没有摆脱现收现付框架的束缚。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建立了个人帐户基金,但“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的收缴原则为各地在确定费率时开了一扇具有弹性的门,使得各地在确定费率时考虑更多的仍然是当年财务收支的平衡,以求不过分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这样,新建立起业的制度实质上还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制度,基金只是帐面上的基金。

但我国直接向部分积累财务机制的目标模式过渡,条件还不成熟。这是由于我国近期目标的第一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仍然过于庞大,费率负担和替代率都比较高,实际上相当于国外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这样留给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补充性养老保险的空间就很小,因而很难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以及行政方式管理基金等弊病,阻碍了企业和职工建立个人帐户储存积累养老金的积极性,也不能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基金的有效增值,从而达到减轻费率负担和增加保障水平的根本目的,同时也抑制了我国保险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发展。而将历史沿袭下来的基金养老保险高替代率,从目前的85%调整到25%,则需要一个长期过渡的时间和平滑过渡的措施,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也不可能使我国全面建立基金会形式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虽然直接实施国际上通行的三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以及相应的财务机制,困难重重,但它毕竟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所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应当是有利于向这一目标模式转化的。因此,我们应当积累探索财务机制目标模式的运行机制,找出差距,采取步骤,逐步向目标模式转化。

首先,在目标模式中,政府承担了第一层次的养老保障任务,保证这一层次的资金筹集。我国在实践中往往以保险金成本列支、税收优惠、资金不足时给予补助等形式承担一部分费用,常常无法使个人体会到国家所尽的责任。在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中,政府应提供基本养老金的一定比例或一个绝对数额。

其次,在目标模式中,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在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种由企业自行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会,基金会理事由雇主和雇员同等代表组成,基金会以法人组织形式独立于企业,基金资产与企业资产严格分开,基金法人在遵循基金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统一的原则下,委托养老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分别担任基金管理人、保管人和投资人,按照约定对基金资产行使基金管理和投资营运管理的补充养老保险模式,一方面可以稳定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促使金融制度的早日成熟。另一方面,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养老基金能够成为公司的主要持股机构,那么就可以降低目前企业过高的负债比例,增加公司发展的稳定力量,提高法人持股的比重,从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但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看,资本市场的发育还需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因而,要想在短期内全面建立起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一个可供考虑的方案是,可以结合目前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产权重组,股份制转换,同步实施。可以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选择少数几个经济基础雄厚,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要求这些企业在转换过程中,必须建立起补充养老基金会法人组织,作为股份制改组的条件之一,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试点,获取经验,然后创造条件在全国推广。

篇6

关键词:土地保障;矛盾;必然性;农村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912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social security is weak, is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At present, rural land has always assume the role of social protection, social security feature articles on rural land provided by the pros and cons analysis, that its harm than goo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eakening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of rural land, land productivity enhancement feature is an inevitable trend. Key words: land protection; contradiction; inevitability; rural social security

中图分类号:F301.2;D57文献标识码:A

一、土地保障面临的新问题

(一).土地承担过多保障,造成土地生产功能弱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土地所肩负的生产功能和保障功能之间具有替代效应。中国土地承担的过多保障功能,对土地的生产功能产生了强烈的挤出效应。由于中国土地的产出效益低下,土地的生产功能日益降低,土地只是作为保障功能而单独存在。这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许多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对土地的粗放经营,或者是一些劳动力输出的省份存在大量的土地撂荒的现象。这种情况不断影响了土地的效益发挥同时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土地生产效率低下难以承担保障重任

土地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将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的人来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土地保障的功能反而呈现弱化的状态,难以担当起诸多的保障重任。

中国农业深受内外因素的制约发展缓慢。从外因而言深受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中国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近年来又受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农业生产的风险日益加剧。内因而言,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周期长、收效低,加上农村小农经济的特点,分散经营的农民承担着规模不经济带来的隐性成本。中国农业产业化不足带来的农业附加成本收益少,但农产品生产成本却在不断增加,没有谈判能力的小农经济市场竞争能力很弱,市场运作观念淡薄,流通渠道不畅等原因造成了农业经营绝对收益越来越少,甚至在某些地区农业经营出现亏本。

(三).土地保障难以应对农村发展的新情况

首先,土地提供的较低的保障难以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于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随着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规模日渐缩小,类型日趋核心化。土地提供的较低的保障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尤其是对非农就业机会较多、非农收入不断增加的农户来说,土地所能起到的保障作用已经日益弱化。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加剧,局势的变化,农民在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各种风险挑战,他们迫切需要得到保障。但仅仅依靠土地保障提供的基本保障,农民一定难以抵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三、土地保障延续的必要性

尽管土地保障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从长远的发展而言,土地提供的保障最终是要被社会保障所取代的,但短期而言,土地提供的保障是难以被替代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农村尚未具有建立全面社会保障的基础农村人口众多,完全依靠国家建立社会保障根本不现实,同时这也不符合国际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中国农村现有7.45亿人口,给这么多的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做到的。中国农村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关注不够,历史上有很多的“欠债积累”,造成农村保障基础薄弱而且保障资金奇缺的现实。

(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不能完全脱离土地保障

虽然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非农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例日益提高,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土地保障功能存在“虚化”现象,但在中国农村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收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始终还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在农村中也找不出任何可以替代土地的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保障的物质。任何社会保障必须以经济为基础,任何高于经济发展状况的社会保障都难以持久发展下去。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只能提供与中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

因此中国在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同时,仍需要不断完善土地保障这种非正规的保障形式,积极探索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延续土地保障功能,走保障模式、保障形式、保障水平多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之路。

四、减弱土地保障功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

尽管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需要承担保障的功能,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减弱土地保障功能,增强土地生产功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为此,应该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首先要以发展农村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因为只有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有实力和能力更好地进行其他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法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农业收入仍然在农村中占据主导地位,应该把促进农业增收作为主要任务,要以发挥比较优势为理念,优化农业区域布局,积极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以此来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和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程度。另一方面,适应中国加入WTO后农业政策调整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需要,提高农业

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改善政府对农业的调控方式,优化农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要根据“绿箱政策”的要求,加强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支持,

改善支持方式。更应该利用好现有的生产资源土地,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④

(二).探索多种方式,提高土地生产效率

土地始终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获得保障的物质基础。但现行的土地制度承担着过多的保障功能,严重影响了土地效率的发挥。在采取多种方法转移土地保障功能的同时要不断发挥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使土地形成规模化、

产业化经营。一方面是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国现有的耕地面积;另外重要一方面是将土地作为一种可以资本化的资源,强化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

在中国农村,强化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就是要在坚持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并赋予承包农户明确的土地处分权,借以行使转让、出租、入股和抵押等权利,使土地经营使用权成为一种可让渡的权能。政府和社区要加强引导,建立和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和流转机制,规范土地流转的程序。无组织的土地流转将会严重地影响土地流转的发生,也将直接影响转让双方的利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和经济补偿方案,特别是健全征地过程中的经济补偿机制,适当地提高征地的补偿比例,防止出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谋”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

总结:只有当国家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投入大量资金,使得农民能够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时,土地保障才有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农村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纳入社会保障这个大的系统之内。但这也不是再回到过去那种所有事项需要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在经济发展不同的农村,政府的保障功能和作用应有所侧重。无论经济状况的好坏程度如何,但农村最基本的保障是政府必须兜底的,

也就是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基本的优抚救助工作必须由政府承担下来,以使城乡社会保障逐步趋于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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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金辉.冲突与参与:中国乡村治理改革30年[M].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

篇7

关键词:城镇养老保险;部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基金制

社会养老保险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具有丰富经济内涵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政策问题。一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选择,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结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税费征管体制、人口结构等现实条件相适应。因此,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制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内容。

近年来,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部分积累制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然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实际运行却不尽如人意,其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值得引起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对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存在问题及其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当更加务实地对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一、改革历史的简单回顾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由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要求国有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养老包袱的轻重就严重地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竞争能力,养老基金由企业统筹向社会统筹方向发展势在必然。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的开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

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模式,强调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该模式要求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事实上,我国采纳了世界银行倡导的“三支柱”模式,即强制性的现收现付制作为第一支柱,强制性的个人账户作为第二支柱,自愿的补充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缴费工资的13%由企业在税前支付,它将保证缴费15年以上的职工在退休时获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个人和企业共同负担,按缴费工资的11%缴纳,当职工退休时每月可得到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额的1/120。作为第一支柱的统筹账户和第二支柱的个人账户,可合计提供58.5%的目标替代率。①

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企业统筹走向社会统筹;二是从单一的现收现付制走向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三是扩大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将非国有企业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适当调整了缴费率和养老金的替代率,纠正了养老保险体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问题,疏通劳动力流动障碍;应对人口结构不利变动对现收现付制的挑战,削减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尽管已有的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多支柱模式的优越性,以及通过模拟研究②论证了我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型的现实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在运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预期之外的问题。

1.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巨大,部分积累制名存实亡

由于现行的部分积累制是在现收现付以及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要求当前工作的一代不仅要承担上一代的养老责任,还要为自己积累养老金,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转型成本。

对于改革之时已经离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间经历制度转换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参加工作的“新人”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③进行区别对待。即已经离退休的“老人”的养老金待遇保持不变,他们的养老金用每年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支付;对于“中人”,新制度规定将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他们所享受的养老金待遇与他们在改革之后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差额也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这样,“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来源就成为一笔“历史债务”(即转型成本),如国务院体改办2000年测算的结果为67145亿元(何平,2001)。[3]

现行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养老保险费的实缴数额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统筹账户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因此个人账户的基金几乎全部被挪用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而形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即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在名义账户下,资金的回报率是由政府规定的,而不是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这样,从根本上看,现行养老保险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制。

2.缴费率相当高,企业和工薪阶层负担沉重

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平均养老保险费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目前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从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远远高于世界平均缴费水平(为10%),甚至高于国际警界线(20%)。根据对OECD24个国家社会保障缴费率的统计,只有丹麦(24.55%)、意大利(29.64%)、荷兰(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税高于中国(孙祁祥,2001)。[4]

尽管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基数的方式向职工转嫁部分社会保险费(转嫁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但过高的缴费率无疑将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并形成缴费企业与未缴费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而在现行制度下,企业职工除了须缴纳“四金”(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外,还须缴纳不菲的个人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再分配功能的资金来源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实际上大部分来源于工薪阶层。这种状况对于培育中产阶级,改善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不利的。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高缴费率主要缘于提供了过高的社会福利,即所谓的“福利病”(同工资一样,社会福利水平具有很强的刚性),我国的高缴费率则主要在于庞大的转型成本——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覆盖面、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过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理论界热衷于探讨的老龄化问题,事实上并非造成高缴费率的重要因素,而这恰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老龄化将带来的高赡养率的担忧。

3.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扩大覆盖面举步维艰

当前企业拖欠、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非常严重,近几年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1992年至1998年,收缴率分别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龚秀全、黄胜开,2002)。[5]截至1998年底,企业共欠缴养老保险费302亿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亿元,相当于当年养老金发放金额的20%。而且,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进展也乏善可陈。1999年,国务院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加速把非公有企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包括到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中来。但直到2005年底,养老保险参与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间(见表1)。覆盖面未能顺利扩大,直接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到1997年底,93.9%的国有企业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参与率为53.8%,其他所有制企业只有32.0%,事实上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二是养老保险体系的负担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从1993年到2005年,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参保职工人数上升了78.8%,而参保离退休人员则上升了168.2%,负担率提高了50个百分点。

在现实中,企业逃避缴费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过高的缴费率、有效征管体制的缺失,则大大增强了企业逃避缴费的动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逃税漏税现象本来就非常普遍,更何况是以“费”的形式进行征集的养老保险基金。

从职工个人方面来看,由于当前的工薪阶层不仅成为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而且现收现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和过低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积极性,难以有效形成职工对企业缴费的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县或地、市级政府)在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区至今仍然是实际的管理者,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将使它们失去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显然,在它们拥有对养老基金控制权的时候,它们有积极性向企业收取养老保险费;而在它们丧失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之后,它们的积极性将相应降低。此外,在省级统筹的运作中,省内地区之间的交叉补贴也会对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盈余被拿去与其他县(或市)分享,这个县(或市)将不会有实现盈余的积极性;反之,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来自统筹基金的补贴,这个县(或市)也不会设法去消减赤字。

4.其他存在的问题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其他问题还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率、省级统筹进展缓慢等。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年报为例,其历年的投资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储蓄利率。而自1997年国务院要求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以来至2000年底,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只有5个省,17个省通过省级调剂金进行上缴下拨,8个省还没有建立省级调剂金或者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但没有运作(赵耀辉、徐建国,2003)。[6]过低的投资回报率大大打击了职工对于养老保险体系的信心,甚至使个人账户的缴费异化为某种税负(由于资金回报率低于其机会成本);省级统筹难以实施,则不利于调节省内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养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和腐败行为。

综上所述,个人账户空账、缴费率过高、拖欠及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是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拮据表现为个人账户空账,并产生了提高缴费率的要求;过高的缴费率又大大增强了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动机;而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了养老保险费的顺利征收,并使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难以实施;最终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使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运作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在实践中遭遇的严峻形势所折射出的现行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过于执着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财务平衡。面对巨大转型成本的现实,政府没有必要拘泥于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而失信于民。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并不是社会保障资金的惟一来源。除少数国家(如德国)的社会保障税能够完全满足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只占社会保障支出的较大比重,个别国家(如加拿大)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资金来源(如国有资产的变现所得、税收收入、国债筹资等)用以支付转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养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现行制度设计中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从实施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各地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过80%,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4);部分地区如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省(自治区)的养老金替代率均超过了100%,甚至出现了一些在岗还不如退休的情况。从人均产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现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养老金领取条件过于宽松。主要表现在对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政策把握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达到减员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国27个产业部门相继制定了1800多个特殊工种名录,规定特殊工种职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应用,继续沿用这个20年前制定的标准并不完全合适。不仅如此,为了顺利实现减员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还有意放松了对提前退休审批的管理,从而导致一大批产业职工提前退休,过早地加入领取养老金的队伍。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来看,新制度中缴费满15年、旧制度中工龄满10年即可领取养老金这一政策标准,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也是相当低的。

第四,对制度实施方案的操作难度缺乏充分的估计。现行制度设计不仅建立起了一个拥有较高目标替代率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体系框架,而且还指望由当前工作的一代承担起巨大的转型成本,但对于企业和职工能否承受由此带来的高缴费率以及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却似乎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部分积累制的强制性个人账户客观上也加重了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比原有的现收现付制更优的选择。

由此可见,过于简单、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设计,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现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政策设计者过于迷信理论模型的论证而缺少对现实国情的深入了解;忽视对我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上、下级之间博弈行为的考察。

三、反思与相关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即使经过貌似严格的理论论证和数据模拟,一个制度的设计如果缺少了现实的可操作性,它也难免会在实施中遭到失败。这是值得我国理论界深刻反思的。总的来看,过去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从纯粹理论的层面对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进行比较,或探讨人口老龄化来临的福利效应及应对措施;而在运用数学模型和数据模拟方法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则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对于从假设条件引出的结论与现实的差距缺乏客观的分析,表现出热衷于理论探讨而疏于关注现实国情的倾向。

在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较中,学者们较倾向于认为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具有挤出效应,减少了资本的形成,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Feldstein,1974);[8]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并认为从现收现付制逐步向基金制过渡乃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的挤出效应以及这种挤出效应有多大,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得到严格的论证。而且,国民储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过剩经济的条件下,降低储蓄率、扩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的动态无效率问题(袁志刚、宋铮,2000)。[9]对于现收现付制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它难以在一个不利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中得以维系。但从根本上看,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体系只不过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当前的产出。在现收现付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过去缴纳养老保险费获得分享来自当前工作一代的转移支付的权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资本所有权证获得分享当前工作一代提供的产出的权利。两者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致的。可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灵丹妙药(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龄化问题上,基金制与现收现付制的区别只不过是基金制将问题抛给社会,而现收现付制则由政府承担起责任而已。

实际上,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在实践中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导致企业和职工逃避缴费,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基金制则缺乏再分配功能,难以抵御通货膨胀等缺陷,使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无法得到保证。从这一点来看,基金制已基本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功能。

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考验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如上所述,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造成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负担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龄化问题,而是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职工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下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来临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构成的压力,显然远大于老龄化问题;而老龄化问题只不过是使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险体系)上加霜罢了。

在有关养老保险的理论探讨中,学者们大多借助于代际交叠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来进行分析,如对现收现付制与国民储蓄关系的论证、人口结构变动的福利效应分析、缴费率和统筹比例的参数设定,等等。[11-12]但是,代际交叠模型的论证依赖于退休一代不留遗产的强假设,而这与现实情况是明显不符的。在现实中,人们有种种理由在死亡时留下遗产,例如:(1)遗产动机是普遍存在的;(2)人们无法准确知道自己何时会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残值一般会成为遗产等。在养老保险体系设计的数据模拟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在模型中设定有利于自己结论的假设条件和参数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学者往往过分强调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认为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理所当然地将高于真实工资的增长率。事实上,在古典经济模型的理想状态下,两者应该是一致的;而从我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真实工资的增长率高于五年期国债的实际利率(袁志刚、封进,2004)[14],从而基金制是比现收现付制更好的制度选择;而支持现收现付制的学者则忽视了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隐含了养老保险费能够顺利收取的假设。

综上所述,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设计者不应无主见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国外的经验,而应更多地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中国的现实国情适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以及设计方案能否得到顺利实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认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纠正由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二是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财富在不同的收入阶层和代际之间再分配;三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短视行为,即所谓的“家长主义”。但从市场失灵和家长主义的观点来看,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显然不如医疗保险充分;特别是对于基金制来说,除了具有家长主义的含义之外,政府几乎再没有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而事实上这种家长主义的强制储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没有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会为自己的养老积极储蓄)。相比较而言,现收现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适合作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方式。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且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缺乏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经济条件下,面对显而易见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一个较低水平、广泛覆盖的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我国来说可能是更加合适的选择。较低水平的养老金可以降低当前工作一代的负担,有利于养老保险费的收取;而养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程度。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首要目标理应是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们希望在退休以后过得更宽裕一些,他们有责任在工作时期为自己进行更多的储蓄。

根据以上的分析,政策设计者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更为务实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负担。政府应更多地考虑通过减持国有股、发行国债或税收来支付转型成本。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应向社会保障、教育、国防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项目倾斜,逐步缩减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项目、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财政扶持、民间力量完全可以实现的投资项目,等等)。对于工薪阶层的负担,可以考虑以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保险费的来源而取消社会保险费,或者取消个人所得税而保留社会保险费。另外,可以考虑取消养老保险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即取消部分积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积金,⑤以进一步降低职工的负担。

第二,建立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养老金的给付可以考虑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标替代率进行设计。养老金发放水平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定(如以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乘以一定的系数)。对于部分养老金待遇过高的“老人”和“中人”,考虑到养老金待遇的刚性,可以保持其原来的养老金发放水平不变;但如将来出现通货膨胀,则不对养老金待遇进行调整,直到与其设定的养老金发放水平相当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权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标准并严格其审批管理;适当提高领取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限标准。对于因下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虑将这部分人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业保险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年金的发展以及个人为养老储蓄。为此,必须为企业年金和个人年金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企业购买企业年金可在税前列支,个人购买养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缴个人所得税(这些政策已为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所采用)。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负担,杜绝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和腐败行为的发生,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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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个目标替代率的计算方法是:假设预期寿命为70岁,实际工资增长率等于名义利率,职工按缴费工资的11%向养老保险体系交费35年,这样退休时个人账户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统筹账户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计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拟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每年的转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将下降到0.3%。转型成本的补偿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融资,这样,支付第一支柱相当于工资20%的养老金所需交纳的费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办法”是指对已退休者继续实行以前的退休金发放标准,退休金替代率为60%~90%,退休金计算基数为退休时的工资额;离休者离休费为离休时工资的100%。“新人新办法”是指1997年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他们的退休金相当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的20%,有35年工龄的职工,目标替代率为58.5%左右。“中人中办法”是指中人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个人账户上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以及将统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计算的“过渡养老金”三部分组成[月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120过渡养老金,过渡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1.0%-1.4%)×视为缴费的年限]。

④现收现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从工作一代对退休一代的转移支付、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从短寿者向长寿者的转移支付,以及从男性向女性的转移支付。

⑤我国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们显然会为了购买住房而自觉地储蓄。所以,这种强制性储蓄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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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该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1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1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1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191个百分点。¹2011年5月13日,成都市统计局和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5成都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6,在全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3614万人,占9171%。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175个百分点。º成都市老龄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0.84个百分点。¹根据联合国/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0的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我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的进程正以年均1000万的增长速度进行,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而成都市的老年人口在增长速度和老龄化程度方面更是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近年来,成都市的人口老龄化出现了增速较快、老年人口规模较大的现状,且人口老龄化形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已经带来了空前和强烈的冲击与挑战。

二、老年人再婚现状分析:以成都市为样本的调查

据笔者到成都市老龄办和民政局实地调研后发现,成都市丧偶或离异的老年人数比较多,老年人丧偶的比例比较高,且女性老年人丧偶的比例要高于男性老年人丧偶的比例。虽然目前无具体的确切数据,但也是符合女性预期寿命通常比男性高出三岁到五岁这一自然规律的。笔者通过对一百名六十岁以上的丧偶或离异的老人进行了访谈后发现,其中女性50名,男性50名。有60%的女性有再婚的意向,有90%的男性有再婚的意向,其选择再婚的首要原因是寻求精神上的伴侣。但也有顾忌,最大的顾忌是怕子女干涉,其次是怕子女与未来的配偶不和,最后是担心婚后会有矛盾而导致离婚或继承纠纷。再婚对于丧偶和离异的老年人而言,是其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的一种需要与保证,但事实上,因为再婚后又离婚而引发的纠纷和矛盾层出不穷。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老人选择了/隐婚0,也就是不进行符合法律规定的婚姻登记的非婚同居现象,且这一现象在成都市已经悄然兴起,俨然成为了需要再婚的老年人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时尚。很多老人希望找一个能陪伴自己度过余生的伴侣,但又因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纠纷和问题。长此以往,将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婚姻家庭制度。

(一)隐婚的原因

隐婚0是一些老年人不得已而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情况已成为成都近年来老年婚姻生活中一种突出的现象,老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财产的归属与继承会有矛盾,但却不得不面临其中存在的风险和人身、财产权益无法受法律保障的现实。即使有些老人合法再婚,但再婚后离婚的老年人远比原配夫妻离婚的多得多,且老年人再婚后离婚率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二)老年人隐婚的利弊分析

1.隐婚是老年人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表现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人们对生活方式也有着多样化的追求。笔者认为,隐婚恰好是老年人为了满足其再婚的需求而在法律规定之外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其对生活方式多样化追求的一种表现形式。隐婚是对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强烈冲击,但也体现出了当今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与宽容。2.老年人隐婚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老年人是传统道德的传递着,也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对其后代有着示范和引导的作用。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采取隐婚的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已经形成的公序良俗带来压力和挑战,给中年人和年轻人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3.老年人隐婚缺乏法律保障根据私法领域里/法无禁止皆自由0的理念,老年人的隐婚是没有违反我国5婚姻法6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0的规定的。他们是在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婚姻登记手续但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公开且长期的共同生活,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非法同居或是事实婚姻。根据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新的5婚姻登记管理条例6第二十四条/未到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0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5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6进一步明确指出:/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0由此可见,目前成都大多数老年人的隐婚模式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此模式下生存的老年人虽然在心理上得到了慰藉,但其相应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却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带来了不少弊端。发生纠纷之后,也很难诉至法院,往往通过私下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度。综合分析,隐婚模式对于有再婚意向的老年人而言有利有弊,就目前来看,应该是弊大于利。

(三)基于成都市的数据对老年人再婚案件分析

笔者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得出了以下数据:1999年到2011年5月,成都中院一共审理了23844件案件,其中有2483件离婚案件,2010年审理了276件离婚案件,其中当事人属于再婚又离婚的案件有92件,占到了当年总的离婚案件的33.3%。2010年,当事人的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离婚案件共计54件,其中有32件属于再婚后又离婚,占到了全部老年人为当事人的离婚案件的59126%。2011年1月到5月,共审理了当事人的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离婚案件共计13件,其中有7件属于再婚后又离婚,占到53.85%。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离婚案件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再婚又离婚的案件,以判决的方式结案的多,以调解的方式和撤诉的方式结案的少。离婚案件中,当事人是中年的居多。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看,相比原配夫妻,再婚老年人离婚的较多。再婚老年人又离婚的案件中九成涉及房产分割。再婚当事人几乎都是在相识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即登记结婚,因婚前了解不够,认识不深,双方性格不合,兴趣、爱好有所差异,致双方婚后不和,经常因生活琐事及经济问题发生纠纷。部分当事人在离婚经一审人民法院调解撤诉后,双方仍不能改善夫妻关系,致使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再次坚持要求离婚。据从法院了解,一些老年人再婚不是出于情感需要,有的只想找/保姆0式的老伴来照顾生活。婚前缺乏了解、婚后生活习惯不同、性格不合等,加上子女对父母财产可能外流有意见,都影响到老年人再婚的幸福。许多老夫妻年轻时感情不好,常吵吵闹闹,但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对孩子的责任心让他们维持着婚姻。子女成年后,老年人开始关注自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要求,有人就不想再凑合下去。从受理的案件来看,一旦长年累月的矛盾爆发出来,不少老年人离婚决心较坚定,调解难度很大。夫妻和好无望,感情确已破裂。维持感情破裂的婚姻关系,不利于双方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法院予以准许。由此可见,老年人再婚后又离婚的当事人虽系自主婚姻,婚初感情尚可,但婚后共同生活中未建立起深厚的夫妻感情,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纠纷,伤害了夫妻感情。且部分当事人双方年龄相差大,彼此性格、兴趣迥异,夫妻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双方经常争吵,因此双方感情基础不好,已无法共同生活。部分当事人因经济基础悬殊,请求对方为其购买社保、支付/精神补助费0。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对于老年人再婚现状缺乏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还没有立法来保障其相关的各种权益。这已经作为社会现实问题对5婚姻法6、5老年人权益保障法6等法律提出了修改的要求。

三、当前对老年人再婚的法律保障问题

5老年人权益保障法6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0为了全面和切实地为老年人再婚模式提供合法和有效的法律保障,笔者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调研,抽样的范围为离婚的判决,夫妻双方因再婚而离婚,且其中一方为老年人。

(一)老年人再婚关系的特点

成都市的大多数老年人在离异或是自己的配偶离世后都会选择再婚,且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女性老年人在失去自己的配偶后,心理上的适应能力强于男性,他们会通过娱乐、锻炼身体、学习各种技能、做家务等方式去充实自己,而不是觉得一定要再找一个伴侣,大多数都抱着/遇见适合自己的再说0的心理。而大多数男性老年人因为长期依赖于配偶的照顾与关心,他们在失去自己的配偶后,往往难以承受,不愿面对现实,希望尽快再婚,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隐婚模式,部分人也会采取合法的婚姻登记的方式。老年人再婚的婚姻关系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1.老年人再婚的当事人大多通过报纸上的征婚广告或是婚姻介绍所、他人介绍等方式认识,双方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往往认识不到几个月就会进行再婚登记。2.老年人再婚双方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的年龄在六十岁以上,因双方长时间形成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双方经常会为一些生活琐事而发生矛盾导致无法继续婚姻生活。3.还有部分男性老年人在结识比自己年轻十几岁又漂亮的伴侣后很快闪电再婚,同样是因为性格不合、难以沟通以及价值观、消费观念不同,导致生活不睦。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妻子的悉心照顾,反而在经济上损失了大笔财富。4.部分老年人再婚存在/资源互换0心理,一方/找生活保姆0,一方/找物质依靠0,使得其婚姻关系的纽带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双方很容易为此发生矛盾。总的来说,老年人由于年龄原因,性格和生活习惯相对定型,互相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是造成他们再婚后又离婚的重要原因。

(二)现行法律对老年人再婚的保护

我国5老年人权益保障法6第十八条规定:/老76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0第十九条规定:/老年人有权依法处分个人的财产,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老年人有依法继承父母、配偶、子女或者其他亲属遗产的权利,有接受赠予的权利。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05婚姻法6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05婚姻法6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0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0通过上述法律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老年人经过合法的婚姻登记后再婚,其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适用5婚姻法6的规定。即除非有特别的约定,在婚后为法定的夫妻共有财产制度。通常情况下,老年人都不会去深究5婚姻法6的相关规定,因而不会去对财产作特别的约定。据调查,在成都市,有大部分老人的子女都因为害怕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被未来的配偶欺骗,在他们进行婚姻登记前,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其父亲或母亲的个人财产进行保护:到公证处将父母的婚前全部财产进行公证;直接将父母的财产进行变卖,子女对现金进行保管;将父母的房产更名到子女的名下,父母享有居住权;让父母立下遗嘱,其去世后财产归子女。子女的这一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父母的财产权益,但是,也为日后的家庭纠纷和矛盾埋下了隐患,与此同时,也是对父母再婚后的配偶的继承权的一种剥夺。有的子女甚至没有和父母沟通,采取欺骗的方式在违背父母意志的前提下采取的行为,一方面伤害了和父母之间的感情,也体现出其对父母未来的配偶极大的不信任。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老年人再婚不仅仅是涉及两个单独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涉及两个家庭之间的融合。老年人再婚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大多接触时间短,而其子女与继父母接触时间就更短,因此,大多数子女都害怕其父母的遗产外流。其二,是现实生活中老人因再婚被骗的情形也屡见不鲜,而最后都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而导致让人财两空。这种案例往往发生在经济基础较好的男性老年人身上,他们退休后有自己的不动产和固定的较高的退休金,而与一些没有感情基础和经济条件较差的女方结为夫妻。这类案件中的女方在婚后会常常向男方提出大量金额的经济方面的要求,并保管老人的工资、存折等具有现金价值的财产,有的还将老人的婚前全部或是部分不动产变更到自己的名下,最后离开老人。由此可见,我国5婚姻法6中的以夫妻财产法定共有制为主体的婚姻财产制度,已不能完全适用于老年人再婚关系中。这一制度的存在,不仅不利于老年人再婚,甚至成了老年人再婚后又离婚的重要的制度上的原因。

篇9

从市场营销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市场=人口+购买力+购买欲望。这里可以加上引起市场发生变化的另外一个因素即市场上产品丰富程度,如果市场没有该类产品,就像我国目前老年市场产品短缺一样,不会带动老年市场发展。下面,我们利用管理学中swot分析方法来分析影响老年市场的几个因素:

(一)从潜力方面来看

第一,老年人口数量多。由于医疗保健的快速发展提高、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的明显提高且出生率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不断提升。(表1、表2)

表2与表1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76个百分点,可以看到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和规模都是巨大的,随着时间推移,老年人口占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

第二,购买力强劲。决定购买力的重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老年人口处于家庭周期的空巢期,子女已经成家立业,家庭负担已经明显减轻,且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过去的长期积累、离退休金、子女或亲属的赞助及社会保险和救济等,老年人的这些收入和积蓄基本上可用于自我消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老年人经济收入的稳定性将得到保证。

第三,购买欲望强烈。我国老年人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将传统的观念抛弃,转而花钱为自己消费、为自己娱乐等,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由于在子女成人独立后,经济上的负担有所减轻,老年人随时寻找机会弥补过去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的消费欲望。

第四,老年市场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老人房产、老人玩具市场、老人休闲市场等等,都很不够完善,这些市场潜力很大,只要商家抓住机遇,将是个有前景的市场。

(二)老年市场发展制约因素

第一,老年产品短缺。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又是在人口数量巨大的规模背景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消费市场,是朝阳产业,许多商家已发现消费市场的商机无限却没有付出具体措施,政府也把老年事业发展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推动但落实却很少。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国老年市场的现状都不理想、供求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对称性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我国老年市场产品短缺,致使老年人想买到自己合意的产品很难。

第二,现有老年产品定位失衡。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具体特殊的身体、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决定了他们在饮食、旅游、医疗保健、文体娱乐等方面都有着这一年龄段的特殊需求,因此老年消费市场应该是一个衣、食、住、行、医、娱乐等多层次的消费市场。然而,从目前老年消费市场来看,企业针对老年人推出的商品不是保健品就是药品,在他们眼里,人老了就只有吃药和保健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商家们过分重视了老年人惯有的生理保健的需求而忽视了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使得今天的老年市场消费品大都定位在养老保健上,显然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第三,部分老年人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重子女、轻自己的消费习惯,节衣缩食,舍不得为自己花钱。这种传统消费观的存在,会制约老年人的消费欲望,从而对老龄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总之,我们可以把老年市场看作一个系统,制约它发展的因素可以用图1来表示。

二、我国老年消费市场的消费特征

“哪里有需求,就在哪里开拓市场”。老年市场不是暴利市场,而是微利并非无利。对于厂家来说,只要经营有方,能满足老人的需求,走规模经营的道路,搞特色服务,必然是有利可图的。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要潜心研究老年人的消费特征,根据老年人消费特征,生产出适合老年人消费需求的产品,笔者对老年人消费特征总结如下:

(一)科学、实惠性消费。老年人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业已形成的标准在购买过程中善于观察分析和比较,经再三思量后再购买消费,在购买前,常常多方搜寻所需要的商品信息,了解市场行情,力求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经过权衡利弊,才做出购买决定,对其不了解的商品一般不轻易购买。同时,由于老年人是家庭中的长辈,在家庭中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在购买时也会较多地考虑家庭的整体利益,总体而言,老年人的购买决策往往趋于理智的,特别是高档消费品的购买,决策的过程都会比较长。

(二)习惯性消费。老年期是心理成熟期,表现于日常消费活动中,强化了一种“不逾矩”的色彩,他们的心理惯性比较强,一般不会冒险试用新产品,比较偏爱以前经常购买的商品,因此一旦某品牌赢得他们的青睐,由于这种消费的惯性,老人则会一直保持对该厂品的强烈消费愿望,这类惯性一旦形成就较难变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三)闲暇时的补偿性消费。补偿性消费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性消费,它是一种心理不平衡的自我修饰,老年人将现在消费水平与过去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大多对过去生活的某些方面感到遗憾和不满足,何况退休以后老年人有很多空暇时间,他们需要通过合理安排自己的支出结构不断提高自己的消费生活质量,来实现年轻时未能实现得消费愿望。

三、完善老年市场策略研究

(一)产品策略。首先,老年用品的开发,一定要适应老年消费的需要和特点,注重其实用性、方便性、保健性、舒服性和实用性,符合老年人消费心理需求,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其次,在品牌和质量策略上,老年产品的开发要以质量为本,不断创新,以质量赢得信誉,以质量树立品牌。最后,在包装策略上,由于老年人属理智型消费者,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相比少了对产品外形奢华的追求,更加注重产品的内在特性,强调产品是否实用,因此企业应采取简便实用的包装,包装说明应简洁明了,应尽量用大号字和图案说明。

(二)价格策略。尽管从中长期来看,我国老年消费者的购买力不容忽视,但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收入比起中青年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根据老年人内部差异性,老年市场的价格策略应该仔细地加以分析,采取不同价格策略。这是因为:第一,我国老年消费者之间的购买力存在很大的差距,一部分城市老年消费者具有相当高的购买力,而且他们也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第二,我国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几乎没有收入,物美价廉是他们首要选择。因此,对老年市场进行合理的细分,并且针对不同的细分群体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才是有利于老年消费的做法。

(三)促销策略。老年人最怕孤独,又最容易孤独,他们渴望与人接触,渴望得到社会、家人的肯定和尊重。因此,我们可以采用人员促销,因为老年人孤独更容易和营销人员相处,所以营销人员要处处为老人着想,以老人利益为出发点,在费用允许的情况下,企业应多采用人员推销,如电话推销、上门直销等,通过口头交谈,交流思想,帮助说服老年人购买产品或接纳某种想法。

篇10

【关键词】粮食自给率;TPP;阻力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时至今日经济景气已经持续低迷了近20年有余,其间日本政府在应对经济持续低迷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效果微乎其微。为了带领日本经济走出低迷,2009年实现日本政权交替的日本代表菅直人,在日本首相竞选演说以及就职演说中分别提出了日本加入TPP的构想。此言论一出立刻在日本朝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日本各界就日本是否应该加入TPP以及加入TPP的利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日本农林水产行业,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加入TPP的话,对日本农业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与此相反,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估算,如果日本加入TPP的话,会给以出口贸易为主的日本GDP带来10.5兆日元的收入,也许会成为引领低迷的日本经济走出困境的最佳途径。尽管日本的经济界对日本加入TPP的前景作出了正面的展望,但是由于来自日本农林水产行业的强烈反对,导致日本在是否决意加入TPP方面举棋不定,踯躅不前。

一、TPP的定义与内容

所谓的TPP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或者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英文缩写,是2005年6月3日由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4国共同签署,2006年5月28日正式生效的经济合作协定。该协定约定2006年1月1日取消加盟国之间所有关税的90%,到2015年以前将所有贸易关税削减为零,包含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卫生植物检疫措施、贸易技术壁垒、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涵盖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所有主要项目的总括协定。协定生效以后,美国、澳大利亚先后表达了加入的意愿,于是该协定成员国决定于2010年3月召开扩大成员国谈判峰会,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秘鲁一同参加了加盟谈判,同年10月马来西亚也加入到了谈判的行列。至此,该协定的成员国已经达到9个国家。这之后还有日本、加拿大、哥伦比亚等国家也先后表达了加盟的意愿,因此这一协定的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日本国内有关加入TPP利弊观点的分析

TPP的现有成员国当中,除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其他6个国家都与日本缔结了FTA(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因此日本加入TPP实质上一般也就可以理解成是日美之间的FTA,只是TPP不承认例外品种的阶段性废除关税这点同FTA不同而已。日本各界普遍认为日本加入TPP的话,整体是可以提升日本的GDP,但是对日本的农林水产业领域确实很严峻的。有关加入TPP日本国内的“赞成派”和“反对派”之间都从各自的角度、立场对利弊加以了阐述,虽然双方都不否认贸易自由化的方向,但是由于经济、社会背景不同,双方的观点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赞成派”的主张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全球化之间的相互结合,国内生产力的提高会减缓和消除产业空心化,从而确保就业。另外,境外直接投资虽然暂时地减少了就业机会,但是几年以后企业发展壮大同样会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国民的收入。所以通过将资源从非竞争部门(农业等)向竞争部门(出口行业等)转移来促进经济增长。现在与其着力扩大内需,不如加入TPP,大力推进扩大海外市场。“反对派”的主张则认为,加入TPP会使以扩大出口目的的竞争不断地激化,由此会导致产品价格、工资的下降;出口的增加会导致日元进一步的升值;另一方面,同关税下降相对应,海外产品的进口也会随之增加,没有出口企业的地区和农业不仅会遭受打击,滞涨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在出口占日本GDP的比率不到2成的情况下,现在需要的是通过扩大内需来填补需求不足。增加劳动分配率、提高生活型的公共投资(环境、医疗、健康方面),暂时性的提高关税等也是必需的。

至今为止每当提到贸易自由化的问题,有关农业领域的问题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这次也不例外。这次的问题主要是对种植谷物、奶酪畜牧业等的土地利用型农业、畜牧业,还有水稻等水田农业的影响;其次是设施利用型蔬菜和进口饲料依赖型畜牧的农业的冲击。“赞成派”认为加入TPP有推升GDP的效果,而且由于农业存在接近6成的第二种兼业农户,因此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空心化对包含税收等的区域性社会的打击更大。他们建议对有干劲的农户、规模扩大的农户进行直接所得补偿;通过他们扩大品牌农产品的出口;促进大米以外的农作物的生产和向其他行业转换等。“赞成派”的主张不是维持阻碍自由贸易交涉的高关税,而是要向即使价格下降也可以使农户继续经营农业的直接所得补偿的政策转换。可是,关税下降,并且废除后,我们可以预想到能够继续经营农业的农户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另外,支付给农户的所得补偿所需资金也是不小的数目。有人指出即使只是大米一项就达到1兆7000亿日元,如果包含对其他农产品的补偿要达到2倍以上。这样庞大的财政负担是无法永远持续的。总会让人预想到会削减补偿额,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农户的不安和对农业的直接影响。但是,如果只限定一小部分农户的话,财政负担也会锐减。“反对派”表达了加入TPP对日本国内农业的打击、粮食自给率及农业多面机能的降低、地区性社会的崩溃等的担忧。也有人指出加入TPP的经济效果并不是那么大,可对日本农业的打击却很大,即使不管日本农林水产省估算的损失是否准确,弃耕土地的面积在不断的增大却是事实。由于日本国内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恶化,导致大米等农产品的总消费量也在迅速的减少。因此,“反对派”指出比起废除关税盲目求快的TPP,不如选择日本政府积极推进的设有例外措施的FTA更加现实。

综上所述,日本是否能够顺利的加入TPP,除了要与TPP成员国进行谈判之外,国内方面主要还是来自农业方面的阻力,而加入TPP对日本农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作物种植生产的减少、粮食自给率的降低、农业就职机会的丧失等方面。

三、日本粮食自给率的现状及影响加入TPP的原因

农业与其它行业不同,它所生产的产品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因此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每个国家在进行贸易自由化的时候,都会尽可能的保护这个行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希望这个行业所生产的产品——粮食可以自给自足。在这方面日本也不例外,在WTO框架下或者与其他国家在签署FTA、EPA的时候,都为农业设置了例外品种,对粮食生产进行了充分的保护。那么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什么会如此固执地坚守农业这个行业呢?甚至不惜牺牲其它行业的利益以及使用巨额的财政支出来保护农业生产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是粮食自给率只有40%,是名副其实的粮食进口大国,而且粮食供应上的不安定因素现在将来似乎都无法轻易地消除,围绕世界粮食生产的环境不容乐观。短期内,2010年秋季以后人们担心2006年下半年到2008年秋季的世界粮食危机是否还会再次袭来。伴随世界各地发生的异常天气现象而出现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供应的不足及不稳定(澳大利亚)、粮食禁止出口(俄罗斯)、新兴经济国家等的旺盛的粮食需求、粮食市场投机资金的流入等因素导致粮食供需呈结构性不安定状态。

中长期也存在以下不安定因素:第一,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人口不断增长和世界范围的粮食消费的高度化(肉食化)导致的脸是需求的增加。第二,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粮食需求的增大和供应结构的不稳定。第三,以地球温暖化、沙漠化、热带雨林的减少等的地球环境问题为背景的生产受限。第四,在缺少粮食供求调整机构中,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意图(粮食出口的限制、禁止、粮食战略物资化)和粮食金融商品化造成的供应不稳等。因此不能说没有陷入粮食危机的危险。

在此情况下日本筹备粮食的方法有自给、进口、储备三种。有关进口虽然谷物协定是有效的,但是不仅是限制、禁止粮食出口符合国际方面有关的法律的问题,也存在其它问题。第一,为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必须限制生产。第二,由于天气异常不得不进口粗劣的粮食。第三,即使国内粮食过剩也要担负进口的义务。第四,妨碍进口国、地区的多元化(战略性进口)。不受协定所束缚放开手脚来提高进口能力。

粮食储备是能够应对短期的不可预测的事态。作为一个简单的目测标准就是FAO(联合国粮食农业机构)给出的库存安全标准。谷物的在库率是消费率的17%~18%(大约2个月的消费量),大米是14%~15%。即使日本也要参考安全标准进行适当的粮食储备,西欧各国也同样进行粮食储备已备万全之策。日本的粮食供应基本方针还是自给自足。日本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平成11年法律第106号)中规定以增强国内农业生产为基础,恰当的搭配好粮食生产、进口以及储备之间的比例,基于此制定的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中到2020年自给率达到50%。另外农业生产活动还要创造出数兆日元的多种功能和价值。所以提高粮食自给率仍然是日本农业现在和将来的首要任务。

粮食的自给除了为国民提供稳定的粮食供给和维持多种功能外,也具有以下的作用。第一,不争夺应该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对减少饥饿人口间接地发挥了作用。第二,食物里程小,对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做出了贡献。第三,粮食的进口也是水的进口,减少进口货不进口对出口国的水资源节约也有很大的贡献。日本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的先进行列,而且每年都在进步,即便是近一年也有值得瞩目的新技术开发。可是,现实是不但规模扩大的速度很缓慢,而且从业人员(销售农户的从业人员)的大约60%都是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长此以往就会造成高水平的农业技术无人继承;农业生产、农田管理不充分;农田弃耕的面积会不断增大。

因此如何协调好农民、农田、农业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又能确保其持续稳定的发展就成了摆在日本农业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地加入TPP,寄期望于通过扩大出口来确保粮食安全、提高粮食自给率,恐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罢了。仅凭日本财政补贴及有限的出口企业来支撑和提高日本粮食自给率,必然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所以,日本要想顺利的加入TPP,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提高粮食自给率。只有在有限的期限内提高了粮食自给率;增强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日本的农民、农业、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入TPP的梦想才能得以实现。

参 考 文 献

[1]矢口芳生.2E2F危機下の日本農業の進路[J].農業経済研究.

2009(9)

[2]森田倫子.食料自給率問題―数値向上に向けた施策と課題[J].調査と情報―ISSUE BRIEF.2006(6)

[3]中田哲也.フード?マイレージーあなたの食が地球を変え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