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范文
时间：2023-12-14 17:50:0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综合考虑政府碳税及财政补贴等因素，构建低碳环境下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模型，以供应链成员各自利润最大化为原则，求解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最优定价及市场需求量;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政府碳税及补贴对供应链成员定价及市场需求的影响，给出产品定价与减排策略的关系;最后通过数值仿真对结论进行进一步分析。为企业产品定价及减排、政府碳税及财政补贴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最优定价;减排策略;碳税;财政补贴
1研究背景与主要文献综述
随着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节能减排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低碳时代得到来，使得政府和企业纷纷就目前的现状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政府采用多种规制措施(补贴或税收等)来激励企业改变其生产经营模式降低碳排放;企业为保证自身利润及应对当前政府措施和市场的变化，也相应地调整其运营模式，具体表现在通过使用新工艺、投入新技术、提高企业员工管理水平等方式向低碳转型。因此企业在低碳改造过程中面对政府的环境政策，该如何进行产品定价、调整自己的低碳投入成本?政府补贴及税收是如何影响企业的产品定价与低碳投入的?在政府低碳减排目标的约束下，低碳供应链企业产品定价与低碳投入关系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从目前看，政府政策及监管是企业实施低碳供应链管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1］。Wolfram等［2］研究了在激励企业采取先进技术进行减排的环境政策工具中，税收比自由许可、拍卖许可更能激励企业采用现金减排技术。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已征收碳税，如荷兰、丹麦、瑞典、爱尔兰等［3］。我国碳税征收仍处于研究层面，但根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框架》报告，财政部财务科拟定了《开征碳税研究》报告，同时发改委能源所也了《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为我国政府征收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Bettina［4］从减排量等7个方面论证了碳税在降低碳排放中更有效且成本更低。Benjaafar等［5］将碳排放因素考虑到简单的供应链系统中，建立了碳排放限额模型、碳税模型、限额与交易模型以及碳抵消模型等，为供应链低碳运作提出了颇有意义的管理启示。Hoen等［6］分析了碳税、碳限额、碳交易等不同碳排放约束对制造商运输方式决策的影响。黄鑫等［7］通过考虑财政补贴、税收、罚金等参数来分析政府监管者如何通过财政工具引导企业积极遵守和服从节能减排政策。Song等［8］分析了征收碳税、强制减排、以碳总量限制和交易下企业单周期最优订货量决策的问题。赵道致等［9］在考虑碳税情况下对供应商主导的二级供应链减排博弈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减排策略下企业的最优产量与单位产品减排量。
针对低碳政策下供应链成员定价的研究，杨珺等［10］建立了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单个供应商和销售商的供应链模型，分析了强制排放和碳税两种排放政策对于供应商、销售商及整个供应链的总成本和碳排放的影响。马秋卓等［11］研究了以碳配额机制为基础的碳交易体系下单个企业低碳产品最优定价及碳排放策略问题。毛超艳等［12］通过引入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决策变量，构建了制造商的简化决策模型，给出了制造商的最优定价和最优碳排放量，分析了碳排放政策与消费者低碳需求对制造商最优定价和最优碳排放量的影响。谢鑫鹏等［13］研究了基于CDM的制造商与零售商的产品定价与减排决策。上述文献虽然考虑碳排放政策下产品定价的影响，但是大都针对单个企业，且涉及到碳税与政府财政补贴的情形较少。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低碳环保意识的增加，企业在面对政府减排压力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低碳偏好。大量消费者调查和研究报告表明，消费者愿意为购买低碳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14］。如Liu等［15］在研究中指出，消费者环境意识逐渐增强，愿意购买绿色低碳产品并为之付出额外的费用。这会迫使供应链企业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模式来保证其利润，但最终还是会通过合理的产品定价，将低碳改造所增加的成本转嫁到消费终端，由消费者买单。
本文将消费者低碳偏好考虑到供应链中，在需求受到产品价格和单位产品碳排放双重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研究政府征收碳税及补贴下的，由低碳制造商与低碳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模型，探讨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定价与减排策略、政府碳税及补贴的影响关系，为企业定价、减排投入及政府制定碳税和补贴提供参考。
2情景描述与假设
2.1情景描述碳税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措施，作为重要的环境政策工具，能够减缓国内生态环境压力、遏制环境恶化、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完善环境税制、调整资源配置，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碳税将被逐步提上日程。为应对即将实施的碳税政策，企业开始通过使用新工艺、购买新设备、投入新技术等方式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向低碳转型，这使得企业在产品生产、加工、包装等等过程中的成本增加，这些都属于低碳化投入成本的一部分。可以说，碳税在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给企业，特别是碳排放量较大的制造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减排压力，导致其生产成本增加。因此，企业和供应链上成员会将这部分额外增加的碳税成本通过产品定价的形式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造成产品的价格超出消费者可接受范围，导致产品滞销、企业亏损等现象的产生。为此，政府为鼓励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应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将部分税收所得贴现给低碳消费者，以刺激消费，拉动市场需求。基于以上情景，本文以一个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模型为研究对象，其中上游制造商负责产品生产，下游零售商负责产品销售，在此过程中将产生碳排放，政府会根据企业最终的碳排放对企业进行征税，为降低碳排放，制造商与零售商都将投入资金进行低碳改造;同时，政府为鼓励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会对产品进行补贴。以此构造考虑政府征收碳税及补贴下的二级供应链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制造商领导下的分散化决策下的定价模型如图1所示。政府对企业碳排放进行征税，并根据产品的低碳程度对消费者购买产品时进行补贴，消费者为产品价格与低碳度双驱动型，故市场需求将受产品的价格及碳减排程度两方面的影响。制造商与零售商根据碳税大小与市场需求来确定减排量即减排资金投入进行低碳产品生产，并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价。
2.2基本假设为研究方便，本文简化过程，仅考虑制造商领导下的分散型供应链，且做如下假设:
3模型建立与求解
3.1制造商及零售商的最优定价在此我们建立制造商主导下的分散化决策下的两级供应模型，供应链成员在知晓政府对其所征收的碳税税率之后，制造商须在生产周期开始之前制定最优的碳减排量即减排投入资金及产品批发价，零售商根据制造商的决策制定自身减排及定价策略，使各自在生产周期之后利润最大。由于增加了碳税成本与低碳减排成本，且受成本的一些条件约束，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大化利润目标函数分别。
3.2结果分析下面根据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最优定价，分别分析政府碳税和低碳补贴即税收返还补贴对碳减排量、供应链成员定价及需求量的影响，以期获得一些管理启示。结论1表明，政府碳税的征收会变相导致单位产品的碳排放成本增加，最终表现为产品销售价格提高。对于零售商而言，不论产品碳排量如何，随着碳税的增加，零售价将不断提高;但对于制造商而言，当零售商碳排放量大于自身碳排放量时，由于零售商面临的碳税压力较大，随着碳税力度的增大，零售价上升幅度会过大，将导致产品销量严重减少，为避免因销量减少过大带来的利润损失，作为市场主导者的制造商会降低批发价，使零售价随之降低，提高销售量，故而会出现批发价随碳税的增大而减小的情形。从环境角度来看，碳税的征收会促使企业减排，从而降低大气污染;但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碳税的征收使得产品零售价格增大，消费者承受物价上涨的压力，市场需求减少，使市场经济处于低靡状态，税率过小使得起不到激励制造商生产低碳产品的驱动力。因此，政府应确定适当的碳税，综合考虑环境与经济两方面因素。结论2表明，政府对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财政补贴的形式补贴给消费者，可以激励更多的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增大市场需求，企业因此可以提高产品价格，可以说政府对消费者进行低碳财政补贴可以间接地帮助实施低碳生产的企业营利，降低企业低碳改造成本，也能够使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低碳改造，减少产品碳排放，对经济及环境来说都大有裨益。结论3:随着零售商碳排放量的增大，即随着零售商减排资金投入的减少，制造商批发价将变小，零售价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而制造商碳排放量对批发价的影响与对零售价的影响趋势相似，它们都要根据政府碳税回收补贴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大小具体判断。结论3表明，不论政府碳税及补贴情况如何，零售商的碳排放量越大，即减排资金投入越少，批发价始终减小。这是由于零售商碳排放量越大，随之而来的是所要缴纳的碳排放税越多，会迫使其提高零售价，导致市场需求量减少，为使零售商在制定产品价格时不至于过高，制造商会通过降低批发价间接分担零售商的碳税压力，所以随着零售商碳排放量的增加，批发价会减小。同时，由于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以及政府碳税的存在，随着碳排放量的增加，当政府碳税力度过小时，企业节约的低碳投入成本可能大于碳税所增加的成本，所以产品价格会是下降的趋势;而当政府碳税力度较大时，其缴纳的碳税带来的损失过高，所以提高产品价格在所难免。可见，政府碳税及回收补贴对于供应链成员减排量的制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供应链成员在制定减排策略即低碳投入时，可以考虑相互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综合减排。
4数值仿真
通过数值仿真进一步来分析政府碳税及财政补贴对供应链成员定价的影响，并通过分析供应链成员利润为政府制定碳税与财政补贴提供参考。对比图3可知，不论碳减排量如何，零售价随着碳税税率的增大都将增大，但与零售价情况有所不同，当碳税税率较高时，零售商每降低单位碳排放时，零售价所上升的幅度越小，达到1时则碳排放量变化对零售价影响很小，此时零售商减排积极性会相对减小。故政府在制定碳税税率时可以考虑制定差别化税率，在不同企业间实行不同的税率。由图4和图5可知，随着碳税税率的增大，制造商与零售商利润均减小，随着政府补贴力度的增大而增大，这与结论1和结论2相符。且由图可发现，随着碳税的增大，制造商利润明显迅速下降，最终与零售商利润相差无几，由此可见政府碳税的征收对制造商影响更大。这与现实情况相符，相对于零售商而言，制造商碳排放较多，面对相同的碳税政策时二氧化碳排放量较高的制造商所承受的惩罚力度更大、减排压力更多，因此所带来的利润损失也就更大，可以说碳税对于碳排放量大的企业所造成的影响必将是巨大的。因此，政府在制定碳税时应科学合理制定，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并避免其对高能耗产业的冲击，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对受影响比较严重的高能耗行业建立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
5结束语
低碳经济环境下，政府环境政策及消费者市场需求变化必将对供应链企业的产品定价及减排产生深刻的影响。低碳时代的冲击对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积极探索市场需求规律，合理确定产品的价格，加强自身与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政府也需根据不同企业调整税率，使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本文以低碳经济为背景，构建了碳排放税与低碳产品补贴下供应链企业定价与减排模型，通过建立模型与求解得到所建定价模型的解析解，进而研究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定价与消费者低碳偏好、政府碳税及财政补贴，以及制造商与零售商碳减排量方面的影响关系，并进一步求得此时的产品市场需求量，为供应链成员生产及产品定价提供决策支持;最后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一定碳排放量状况下，碳税税率及财政补贴对产品批发价、零售价、市场需求量及利润的影响，为供应链成员制定碳排放量及政府制定碳税税率及财政补贴提供参考。通过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可得到以下启示:(1)随着政府碳税的不断提高，单位产品零售价必将增加，但批发价大小的变化情况取决于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最终碳排放量，也即减排投入资金情况，随着零售商碳排放量的增大，即随着零售商减排资金投入的减少，制造商批发价将变小，因此企业间可以通过合作减排使供应链利润更优。(2)碳税对制造商与零售商作用效果不同，对此政府在制定碳税税率时应科学制定差别化税率，制定合理的碳税政策，避免对高耗能行业带来严重的冲击，这样才不会挫伤企业进行低碳改造的积极性，切实起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3)随着政府对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时补贴力度的加大，产品批发价与零售价都将增大，利润也随之增大，这说明政府财政补贴有利于企业进行低碳改造，提高企业低碳投入的积极性，同时可减缓碳税实施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1］BAUMANNH，BOONSF，BRAGDA．Mappingthegreenproductdevelopmentfield:engineeringpolicyandbusinessperspectives［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02，10(5):409－425
［2］WOLFRAM，REQUATETILL，UNOLD．Environmentalpolicyin-centivestoadoptadvancedabatementtechnology:willthetruerank-ingpleasestandup?［J］．EuropeanEconomicReview，2003，47(1):125－146
［3］高鹏飞，陈文颖．碳税与碳排放［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42(10):1335－1338
［4］BETTINABFWITTNEBEN．Exxonisright:letusre－examineourchoiceforacap－and－tradesystemoveracarbontax［J］．EnergyPolicy，2009，37(6):2462－2464
［5］BANJAAFARS，LIYANZHI，DASKINM．Carbonfootprintandthemanagementofsupplychains:insightsfromsimplemodels［R］．Minnesota:UniversityofMinnesotaworkingPaper，2010
［6］HOENKMR，TANT，FRANSOOJC，etal．Effectofcarbone-missionregulationsontransportmodeselectioninsupplychains［R］．Eindhoven:TechnischeUniver－siteitEindhoven，2010:1－32
［7］黄鑫，陶小马，杜增华．节能减排管制政策的博弈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3(3):322－326
［8］SONGJ，LENGM．Analysisofthesingle－periodproblemundercarbonemissionspolicies［M］∥Handbookofnewsvendorproblems:models，extensionsandapplications．NewYork:Springer，2012:297－313
［9］赵道致，勾杰．考虑碳税征收的供应链纵向减排博弈研究［J］．标准科学，2013(11):53－57
［10］杨珺，李金宝，卢巍．系统动力学的碳排放政策对供应链影响［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2，17(4):21－30
［11］马秋卓，宋海清，陈功玉．碳配额交易体系下企业低碳产品定价及最优碳排放策略［J］．管理工程学报，2014，2(28):127－136
［12］毛超艳，梁喜．碳排放约束下制造商的定价与减排策略及政策启示［J］．低碳经济，2013(10):21－24
［13］谢鑫鹏，赵道致．基于CDM的两级低碳供应链企业产品定价与减排决策机制研究［J］．软科学，2013，27(5):80－85
［14］庞晶，李文东．低碳消费偏好与低碳产品需求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9):76－80
篇2
关键词：石家庄 居民出行 碳排放 低碳交通 措施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s Trend and Low-carbon Measures in Shijiazhuang City
Li Jing Li Shuangjiang Zhao Qian Cui Erqian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rend of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 by urban traffic in Shijiazhuang city from 2005 to 2009, and forecasted CO2 emission in 201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2 emission per capita by urban traffic in Shijiazhuang city increased with time. CO2 emission from private cars increased fastest, from taxies slightly increased, and from buses dropped. CO2 emission from private cars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emission from taxies and buses. The per capita CO2 emission from resident travel in 2015 increased by 21% than 2009, and emission from taxies almost unchanged, from buses reduced by 45%, from private cars increased by 29%. The measures to implement low-carbon transport was controlling private car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king low-carbon policies and improving citizen’s awaren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Key Words: Shijiazhuang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s low-carbon transport measures
1. 研究背景
气候和环境国际研究中心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登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里全球CO2排放总量增加了13％，而源自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增长率却达25％。欧盟大部分工业领域都成功做到了减排，但交通工具碳排放却在过去10年增长了21％。至2050年，全球交通工具碳排放将比目前增长30％～50％［1］。
与国外相比，一方面，我国交通能源利用率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水平比欧洲低近25％，比日本低20％，比美国低10％。另一方面，至2009年底，中国汽车产销双超1300万辆，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约达1．87亿辆。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加，我国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
随着能源危机、经济危机及气候危机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减少交通中的碳排放，实现交通的低碳化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低碳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同样的能源需求增长率，优化交通模式可获得较优的减排效果。因此，减少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成为世界各国广泛认同的有效减排手段［2］。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低碳交通”的概念应运而生。
2. 石家庄交通现状
目前，石家庄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京津冀都市圈的整体推进、省会龙头地位强化、中央启动内需与河北省“三年大变样”的效应叠加、高速铁路等交通优势的升级，诸多发展因素把石家庄推入一个城市快速扩张、产业调整优化、都市区整合发展的新时期。到2020年市区人口将达到500万［3］，这些势必带来交通的进一步发展。
截至2010年初，全市公交车总数为3018辆，其中天然气公交车1698辆。到2010年2月底，全市机动车总量已经达到149万辆，其中市区38．8万辆，仅2009年12月份就新增机动车21751辆。伴随着市区小汽车加速增长，轿车快速进入百姓家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家庭轿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将进一步加剧城市交通碳排放。庄幸等研究表明［4］，在石家庄市居民生活和出行的户均温室气体排放中，CO2是主要的排放物，其所占比例高达90．6％。
3. 石家庄市交通碳排放
3.1 计算方法
城市交通以客运为主，公交车、私家车、出租车是能耗主体，动力以汽油和柴油等一次性能源为主。以这三种交通工具为研究对象，计算个人出行的碳排放量。公式为：
式中，MC为个人出行的碳排放量，D为平均营运距离，Z为平均客运量，L为实际油耗，a为所使用燃油的燃油密度，w为燃油中碳的比重。
通过C和CO2的质量转换公式，得到碳排放情况：
式中， ――个人出行的CO2排放，kg。
利用2005～2009年石家庄市居民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参数年均增长率，利用下式推到2015年各排放参数，得到2015年CO2排放量。
2015年各参数=2009年各参数×（1+年均增长率）6
3.2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主要调查自《石家庄统计年鉴（2006－2010）》，部分标准参考相关文献［4－9］。原始数据见表1：
3.3 结果分析
石家庄市居民出行所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个人CO2排放量见表2。
由表2和表1可以得出，2005～2009年石家庄市居民出行人均CO2排放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私家车排放量增加最快，出租车略有增加，公交车下降，且私家车排放量远大于公交车和出租车之和。2005年私家车的个人出行CO2排放约是出租车的6．4倍，2009年增至7．6倍；私家车2005年的个人出行CO2排放是公交车的8倍，2009年增至14倍。
出租车的个人出行CO2排放，2005年～2008年为增长趋势，但2008年～2009年有所下降。原因是在后两年出租车数量没有改变，但客运量有所增加，而全部出租车的日平均营运距离增幅远小于客运量的增幅。
公交车的个人出行CO2排放呈下降趋势。原因是2005年～2009年石家庄市公交车数辆的增幅很小，但随着总人口的增加，公交车的日平均营运距离相对增加，而且公交车的客运量大大加大，因此分担到个人的CO2排放就相对减少，从而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
2015年石家庄市居民各种出行方式与2009年相比，个人总出行CO2排放将增加21％，其中出租车基本未变，公交车减少45％，而私家车增加29％。
4. 实施低碳交通的建议
低碳交通是在对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生存严重影响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根本出发点的交通模式。这种模式根据各种运输方式的现代技术经济特征，采用系统调节和创新，应用绿色技术等手段，实现单种运输方式效率提升、交通运输结构优化、交通需求有效调控、交通运输组织管理创新等目标，最终实现交通领域的全周期全产业链的低碳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10－13］。针对石家庄的现状，低碳交通对策如下：
（1）控制私家车。
由于私家车的个人出行碳排放要远远大于公交车和出租车，因此，实施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关键是降低私家车在城市交通中的出行比重。如在市中心减少机动车道，增加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不应特意为机动车停车提供方便等。
（2）优化公交系统结构。
完善公共交通，缩短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车外时间差、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输速度、扩大公共交通与其他交通的成本差、改善公共交通的交通环境。石家庄已满足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轻轨）的条件，即200万以上人口［14］。轨道交通与公共汽车消耗相等的能源，运输能力前者是后者的5倍以上。因此应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新能源及使用混合动力公交车，通过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
（3）制定低碳政策。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鼓励使用绿色汽车，对研发新能源汽车者给予资助和奖励，对大排量重污染汽车征重税，减少政府公务用车等。
（4）提高居民节能意识。
采取有效的途径，加强节能宣传教育，使公路交通运输领域所有从业人员了解我国能源资源形势和节能减排的重要意义，提高全行业的节能意识和资源忧患意识；同时也要在全市民中进行大力宣传节能减排，鼓励居民骑自行车、步行及乘坐公交工具出行。
参考文献：
[1]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Office of Transportation and Air Qualit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the U. S. Transportation sector [R]，1990-2003. USA: ICF Consulting， 2003．
[2] House of Commons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from Transport [R]， Ninth Report of session， 2005-06，England: the House of Commons， 2006．
[3]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石家庄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4] 庄幸．姜克隽．赵秀生.石家庄市居民生活和出行的碳足迹及其环境影响因素分析[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0．6(6):443-448．
[5] 胡莹菲．王润．余运俊.厦门城市交通系统碳足迹评估研究[J].上海环境科学，2010，29(3):98-101．
[6] 赵敏．张卫国．俞立中.上海市居民出行方式与城市交通CO2排放及减排对策[J].环境科学研究，2009．6(22):747-752．
[7] 梅建屏．徐健．金晓斌．周寅康.基于不同出行方式的城市微观主体碳排放研究[J].资源与环境，2009．25(1):49-52．
[8] 贾晶,高鹏．徐幸玉．王升强.石家庄市居民出行特征变化分析[J].交通科技与经济，2002．2(52)：116-118．
[9] 曲大义．于仲臣.苏州市居民出行特征分析及交通发展对策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1．31(3) :118-119．
[10] 陈飞．楚大建.低碳城市研究的内涵、模型与目标策略确定[J].城市规划学刊，2009．(4):7-13．
[11]付慧.低碳经济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10(34):19745-19747．19751.
[12]秦海燕．丁绍刚．金芸.都市生态主义――基于可持续的低碳城市营建理念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3):1746-1750.
篇3
【关键词】就业难 结构性过剩 同质化 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9-0134-02
一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现状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99万人，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727万人，较之2013年，毕业生人数增加了28万，刷新历史，被称为“更难就业季”。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就业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民生问题而备受毕业生、家长、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据相关专业机构的统计，2014年面向毕业生的职位量相比2013年增长10.14%，而毕业生就业竞争指数有所下降。随着创业政策的放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繁荣等，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要量是增加的，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就业的可能性是有增无减的。就此来看，就业难并不完全是就业机会的缺乏，而是难在毕业生自我调适、自我认知的错位以及对自我职业生涯缺乏规划而产生的短暂迷茫。
二 就业难高校层面存在的问题
1.从宏观层面来看，结构性过剩仍是就业的主要问题之一
结构性过剩，而非绝对数量过剩，也就是说高校毕业生的专业结构与业界需求的专业结构不对称，发生了较大的错位。这种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教育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必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大学生就业难！
高校毕业生作为高校的教育“产品”，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作为培养主体――高校，难辞其咎。（1）教育结构的调整没有前瞻性，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类似于杀毒软件与病毒的关系，也就是说教育结构的调整是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引起的，进而服务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产业对人才需求的绝对量是有增无减的，然而由于我国教育体制、机制的原因，高校在办学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自和灵活性，这也意味着高校的相关教育活动无法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及时调整，最终出现了所谓的“热门专业”就业难，“冷门专业”缺人才的尴尬局面。（2）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尤其是本科院校，基本都偏重对学生的学术教育，而轻视学生动手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虽然作为培养主体的高校都清楚此问题的存在，但由于培养成本，实习、实践机会，学生认识的误区等原因导致此项工作无法落到实处，最后的直接结果就是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差，甚至部分对动手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岗位无法胜任，需要用人单位重新培养实践能力，作为用人单位，其用工成本、效率都将受到影响。
2.从微观层面来看，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与实际需求相背离
首先，在专业设置上，受就业前景的影响，各高校的专业设置趋同现象严重，而并非完全因为自身的整体学科布局的需要；另外，新专业的设置效率不高，一个新专业从设想、调研、论证、学校确认、行政审批、允许招生到开始招生，期间大概需要2～3年，再经过大学阶段的培养，到首届学生毕业，前后大概需要5～7年，而5～7对于行业或者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对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又意味着什么？其次，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材以及培养过程趋于一致，忽视了学生作为个体的个性化需求，不能完全因材施教，使高校毕业生专长不明显，这就导致毕业生同质化，而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用人单位对人才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之间的矛盾势必影响就业。在具体课程设计方面也不完全合理，普通本科生在校期间，公共基础课大概20门左右，其学分约占总学分的1/3，试问这些课程都必要开设吗？在大学英语的考级中，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而结果一是通过考试，对实际工作意义不大；二是没通过考试，专业课也没学好。于己于人都不利，为什么还必须这样做？再次，高校的师资队伍尤其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需要加强建设，一方面，教师与业界的接触不多，不太了解行业需求；另一方面，负责就业指导工作的老师没有相关从业经验，导致其指导工作乏力。
三 高校的作为及对策
首先，在教育体制、机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完全同步的情况下，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及指导的力度，平衡各高校专业设置，合理布局，避免热门专业扎堆、冷门专业无人问津，使毕业与就业处在合理的供求平衡状态下。其次，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设置及取消的动态管理机制。教育结构的调整要有前瞻性，应快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至少应与其相当。再次，在课程教学方面，突出课程的实验、实践性，加强实验、实践教学，与此同时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切实把实验、实践教学的培养任务落到实处，缩短毕业与上岗之间的距离。
建立以高校倡导与管理，行业参与的各级各类就业协会，避免毕业生、企业在就业活动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畅通毕业生就业渠道，配套企业在各个层面、各个阶段对人才需求的相关服务，鼓励企业“订单培养”、提供“人才预定”、接收“回炉再深造”，打造高质量的就业“售前”“售后”服务体系，进一步规避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同步的问题，使高校教育紧跟行业发展，为其提供人力及智力支持。建立“产品召回”反馈机制，类似汽车4S店，这样更能倒逼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主体责任的发挥，通过反馈，高校才能发现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进而进一步完善或修订教学计划，全面梳理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回馈行业、企业。
创业带动就业。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的背景下，在行政审批权限进一步下放的背景下，在税费优惠、审批程序简化与创业门槛降低等“一篮子”利好形势下，中国经济因创业春天的到来而值得期待。作为当下创业的主体――大学生，也将迎来实现创业梦的最好时期。
创业意味着梦想、激情、坚持，这也正好契合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特点。在校期间，高校应该成立相关的指导机构，聘请行业“明星”进校指导，同时建立“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实践机会。创业需要团队，团队的建立需要人才。在这个前提下，团队的建立以及岗位的提供无疑是有利于就业的，那么创业带动就业也就落到了实处。
加强职业指导。就业指导也称职业指导（Career Course），作为一项专门的社会服务工作，最早起源于美国，伴随着职业的分化以及失业等问题的产生而产生。在我国，田光哲在《创新职业指导――新理念》一书中提出：“职业指导是为求职者就业、就业稳定、职业发展和用人单位合理用人提供咨询、指导和帮助的过程。”
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的主力军在就业难的背景下，应该在在校期间接受良好的职业指导。在课程设置方面，高校应该将职业指导的相关课程分阶段、分层次纳入专业教学计划；在师资方面，高校应该鼓励职业指导人员考取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书并提供相关培训或者实习、实践的机会。在具体培养方面，高校应该从就业准备、职业发展以及职业选择等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帮助学生了解自我、了解职业，实现人职匹配。
四 结束语
高校就业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民生问题。相关职能部门、企业、高校不仅要各司其职也要通力协作。同时，职能部门要给政策，企业要给机会，高校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毕业生。建议各方不仅要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更要关注大学生的培养过程，过程的问题解决了，就业自然就不难了。
参考文献
[1]高德敬.澳中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比较与借鉴[J].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14（Z1）
篇4
关键词：汇率预期 人民币跨境流通量 人民币国际化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后，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和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日益显现，中国也适时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而货币能否成功国际化的关键在于该货币是否具有良好的汇率预期。人民币跨境流通量的变动会引起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供需变化，进而引起人民汇率预期波动。因此，研究人民币跨境流通量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关系，对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汇率预期是指经济主体对汇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变化趋势和幅度的一种判断。国内学者通常认为我国汇率预期形成机制为外推型，即只能依据汇率近期走势以及美元强弱等外推。人民币跨境流通是指人民币在境外承担价值储藏、交换媒介等职能。
而国内关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研究较少，且多基于人民币跨境结算视角。Lardy & Douglass（2011）认为，当前人民币结算大多用于中国的进口贸易而非出口贸易，意味着人民币跨境流出量增加，这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在岸市场上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沙文兵和刘红忠（2014）对人民币国际化、汇率预期以及汇率变动三者间的互动机理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国际化进展顺利时，人民币跨境存量的提升会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潘大洋（2015）指出，境外人民币供求失衡风险加剧，这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现有文献可知，目前对于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对汇率预期影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论和逻辑推理上，而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从这个方面出发，先估算人民币境外流通量，然后实证分析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及国内有关经济变量对汇率预期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以完善现有研究。
二、机理分析及变量选取
（一）人民币跨境流通对汇率预期影响机理
本文认为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正向影响汇率预期。由于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得主要渠道是经常项目下的贸易结算以及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当人民币资产相对于其他国际货币计价的资产的预期收益上升或风险下降，非居民倾向于增持人民币资产，外国厂商倾向于选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从而使人民趴缇沉魍量增加。这意味着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需求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会形成升值预期。反之则有贬值预期。
（二）变量选取
1、人民币跨境流通量（CB）
该变量需要测算得到。基本思路是通过第一阶段数据得到我国实际境内货币需求估计式，再根据该式估算出第二阶段我国境内货币需求，与实际货币供给之差即为境外人民币流通量。选取1996年1月-2005年12月为第一阶段，2009年7月到2016年9月为第二阶段。
（1）实际境内货币需求估计。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由与经济总体状况有关的预防动机、与可支配收入有关的投机动机、与市场利息率有关的交易动机三大动机决定。本文选取广义货币需求M2为被解释变量，国民收入GDP、经济货币化程度X、实际利率R为解释变量。考虑到GDP是季度数据，为基于月度数据分析，以工业增加值IVA作为GDP变量。X为M2与IVA的比值。R为一年期定期存款（整存整取）利率。用CPI对IVA和M2平减以消除物价影响，并对IVA和Y取对数。
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AIC信息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阶（见表1）。
由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故可构造第一阶段货币需求模型：
ln（Y）=3.467711+0.963079ln（IVA）+0.015488X-0.010875R
（42.70587） （125.2137） （48.27456） （-6.675871）
R2为0.999， F统计概率为0，方程拟合程度较好，各系数均显著，且参数符号符合经济意义。残差ADF统计量为-7.069933，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残差序列平稳。模型设定正确。
（2）境外人民币流通量估算（第二阶段2009年7月至2016年9月数据）。将处理好的2009年7月至2016年9月的相关数据代入上述模型，得到第二阶段人民币跨境流通量。用CB表示。
2、汇率预期（EXPR）
由于境外无本金远期交割（NDF）交易活跃且不受政策监管约束，价格由完全的市场行为形成，国内学者认为NDF充分反映人民币汇率预期。本文亦以一年期NDF汇率为变量，将日数据简单月平均。可知，当直接标价法下的NDF数值上升，意味着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反之则有贬值压力。
3、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构造影响汇率及汇率预期的量化指标外汇储备（RG）作为控制变量。外汇储备会影响投资者对一国金融市场的预期和信心。且从我国现实情况看，长期“双顺差”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使得外汇供大于求，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可认为外汇储备正向影响本币汇率预期。以官方外汇储备值表示RG。
三、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影响实证分析
（一）检验与估计
由于VAR模型时间要求时间序列平稳，对各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性。同样的，进行平稳性检验（表2）。
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对lnCB、lnEXRP、lnRG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得到dlnCB、dlnEXRP、dlnRG，在经济含义上变为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增长率、汇率预期升（贬）率、外汇储备增长率。对平稳变量不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AIC、SC信息准则，同时为避免过度参数化，确定滞后期为2阶，构建VAR（2）模型。AR Root Graph显示所有根模的倒数均位于单位圆内，即该模型平稳。
（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可以观察到变量短期间的动态相互影响的方向、作用力度和时滞问题。冲击的作用时限为12个月。
由图1中得，第1期，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率受到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增长率一个标准单位正向冲击后有负响应，在第2期达到负向最大-1.4%。在第3期后，汇率预期波动对冲击转为短暂且微弱的正响应。这可能是因为当人民币跨境流通速度加快，出现资本外逃等金融异动现象，意味着未来人民币贬值风险也加大。总体上短期人民币跨境流通增加率对人民币汇率预期有“先升后贬”的影响。
由图2中得，从第1期，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率受到外汇储备增长率正向冲击后有负响应，且在前两期较大。该负响应持续到第8期后渐弱并趋于消失。总体上短期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会引起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
（三）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通过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度。表3给出了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增长率和外汇储备波动率对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率的影响程度。其中，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量增长率对于汇率预期的正向冲击第一期就产生影响，在第7期趋于稳定。而外汇储备滞后一期才对人民币汇率预期有影响，在第8期趋于稳定。且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波动较外汇储备波动的贡献总体更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短期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增加将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但要谨防增加过快导致的贬值风险；短期外汇储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动产生负向影响。
第二，方差分解分析得，人民币跨境流通变动对于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动的贡献度更大。长期三者有稳定的均衡关系。
（二）政策建议
1、健全人民币跨境流通监管体系，积极引导人民币回流
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变动影响汇率预期。因此一方面应健全人民币跨境流通监管体系，有规划性地引导人民币跨境流通方向。另一方面，应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系统建设，同时发挥资本项目下沪港通、深港通对人民币回流的贡献以拓宽回流渠道。
2、合理控制外汇储备规模
随着我国实行“藏汇于民”的结售汇制度改革及推进“资产外币化、债务去杠杆”，我国外汇储备趋减，易造成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因此，应在我国外汇市龉芾砜蚣苤心扇胪饣愦⒈缸试矗以把控外汇储备规模，从而稳定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沙文兵.刘红忠.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变动与汇率预期[J]，金融理论与政策.2014（8）
[2]任珊.人民币跨境流通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南京师范大学.2014（12）
篇5
关键词：内需；投资需求；消费；物价水平；利率
一、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基于国内市场的视角
1.国内产出（Y）与投资需求。根据加速原理，产出的增加能从根本上刺激投资的增加。此原理可解释为产出增加，机器利用率高，闲置资源少，从而增加了投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产出增加，国民收入增加，表明投资的利润量增加，企业内部积累也增加，因而也刺激了投资。因此，国内产出是投资需求的重要决定变量。
2.国内消费需求（C）与投资需求。首先，某种社会消费品的需求增加，会引起直接生产该种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以及与之有互补关系的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增加投资；其次，消费品需求增加，在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扩大投资的同时，也对其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形成新的投资需求，所以投资也会增加。再次，对于个人来说，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消费的增加意味着储蓄的减少，从而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库存以及住宅投资，此时投资需求减少。所以说，消费（最终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效果则是不确定的。
3.国内物价水平（P）与投资需求。在投资预期利润率一定的条件下，投资者只要手上有足够的闲置资金，就不需考虑其投资的风险性，说明只要进行投资，都可以取得相应比例的收益，且等量投资即能取得等量利润。然而，投资还必须考虑投资成本，主要包括税收、资本品价格、资本利息率等。在税率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与投资收益相比，税收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相对较轻，资本品价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的投资决策。资本品价格水平的上涨意味着投资成本的增加，对投资具有负面影响。另外，从消费品价格角度看，物价水平的上涨则意味着投资收益的增加，会刺激投资需求。因此，物价水平对投资的影响效果也是不确定的。
4.利率水平（r）与投资需求。利息是投资者支付给货币供应者的一种补偿，是决定投资成本的主要因素。利率越高，资本使用成本就越高。根据凯恩斯理论，投资主要是由利率决定的。在投资的预期利润率（资本边际效率）既定时，企业是否进行投资，首先就决定于利率的高低，利率上升时，投资需求量就会减少；利率下降时，投资需求量就会增加，即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利率与投资负相关。
二、中国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979-2009
1.基本模型设定与样本数据选取。首先，基于上述基本假定和主要理论假说，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投资函数：
进而得出新的投资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
lnIt=e+?琢lnYt+?茁lnCt+?酌lnPt+?兹lnrt+Ut（2）
其中It为总投资，e为自发性投资，Yt为产出，Ct为最终消费，Pt为物价水平，rt为利率，Ut为误差项。当然，总投资It的影响因素除了Yt、Ct、Pt、rt这四个重要的因素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的因素，比如资本折旧率、人口增长率、就业率、就业结构等，这些因素我们都计入误差项Ut中。
然后，本文选取1979年~2009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各变量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数据。It为总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Yt我们用支出法GDP表示；Ct为消费总额，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Pt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利率rt指标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率来衡量。由于利率有时一年中变化几次，我们做了加权估计，rt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国金融年鉴》，其它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数据都为实际值，用以1978年为100的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2.全国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及其结果。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使用Eviews6.0软件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经检验，各变量数据满足I（1）过程，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进一步地，运用Engle-Granger检验方法对投资模型回归后的残差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见表1）。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消费需求、价格水平、利率和产出与投资需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一步地，可以得到全国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AD-R2为0.998，显示方程的拟合优度很好。回归结果表明，投资需求对产出最为敏感，且呈正相关关系，产出每增加1%，投资就增加1.5591%，但消费需求、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对投资影响并不显著，从而得到全国的投资函数为：
首先，产出是影响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符合经典投资理论。其次，国内消费需求并不是全国投资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下降，企业自主投资比例明显上升；但是囿于传统计划体制惯性作用，投资需求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2）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东部省份的经济状况较为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则较低，而且这种差距还存在着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消费的投资拉动效应。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对投资的累积影响始终为负（陆铭等，2005）。（3）消费需求增加本身能驱动消费品生产部门及生产资料部门增加投资需求，但在控制产出变量后，消费的增加意味储蓄的减少，因而可能对投资需求产生负面影响。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同时存在可能导致消费的影响不显。再次，全国投资需求对物价水平变动的反应并不显。对全国总体来说，几乎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特征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资金的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拨款来保证，使得投资需求的增长主要受到财政预算及其它政策的影响，受物价水平支配程度较弱。最后，作为凯恩斯投资模型中最重要的影响变量，利率水平则对投资需求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影响。这可能由于我国利率制度还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目前价格扭曲还依然存在；金融体系的改革明显落后于工商业的改革，银行的私有化程度低，这导致了资本市场不能有效配置，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的不畅，从而无法对投资形成有效的作用，使得政府通过利率手段来调节投资需求的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①。
3.地区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及其结果：以浙江省为例。如前所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政府投资对资本形成起着主导作用，而市场化水平与投资结构的不同也可能导致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差异。因此，仅仅从全国层面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充分解释投资需求的形成，其中可能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消除这些误差，下面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且较为均衡的浙江省为例，进一步寻求国内市场因素对于投资需求的重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以浙江为代表的开放程度较高的我国东部地区而言，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给投资需求造成的影响更大，因此从国内因素探寻其投资需求的影响因素，对于恢复并保持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浙江省产出、消费和利率数据选取标准同上，但由于浙江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全，故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并以1978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折算后取得各变量的实际值；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份的《浙江统计年鉴》，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因篇幅所限，故略去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同样，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得到浙江省的投资函数为：
对浙江省而言，产出、消费、物价水平都对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影响，且都呈正相关关系。产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投资就增加0.419个百分点；消费需求每增加1%，投资就增加0.6079%；物价水平每增加1%，投资就增加0.5705%；但利率水平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同样不显著。
众所周知，浙江是全国的小商品生产企业聚集地，其中大部分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消费品。当人们收入增加，生活水平随之提高，人们对消费品的数量、档次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增加对生产消费品的新投资，从而拉动了浙江投资的发展。而且浙江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且浙江省政府高度重视区域的协调均衡发展，省内地区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浙江投资与消费之所以呈正相关的原因。而浙江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浪潮使得其市场化程度较高，以温商为代表的浙江企业家的创新意识较浓，再加上地方政府政策比较宽松，私人民间投资受政策约束较小，从而导致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主导了浙江投资需求增长。这意味着浙江省投资需求在较大程度上受市场机制的影响。从产品结构来看，浙江企业主要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其所需要的资本品大都从外地购入，所以物价上涨较多地体现为投资收益的增加，对生产成本的影响有限，从而会刺激投资需求。另外，消费对投资需求的正向拉动作用也使得投资必然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而增加②。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篇6
[关键词]持续双顺差；原因；影响；对策；改善方法
在我国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外部均衡在整个宏观均衡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加上近几年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有所加剧，我国的国际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由外汇短缺转到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增长过快。
从近几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中，不难看到一个现象双顺差现象，即经常性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都存在顺差的现象，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存在这个现象，21世纪尤为突出，2000年开始，经常性账户顺差205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19亿美元，这就是双顺差，从国际收支报告中了解，从2000年到2009年，全部呈现双顺差的情况，并且持续了10年。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不平衡现象是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来逐步缓解的，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对保持国民经济稳健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一 中国近几年国际收支状况和双顺差现象
2007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国际收支继续呈现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双顺差”结构，顺差规模继续扩大，国际收支和内外部经济不平衡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经常性项目由上年2533亿美元增加到371.8亿美元，增长了46.8％；资本和金融账户，由上年67亿美元增加到735亿美元，增长10倍多。仅07年上半年外贸顺差累计达到1856亿美元，就已经超过2006年全年1774亿美元的水平。无论是货物贸易总额，还是顺差规模，都创出历史新高。这一年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国的外贸规模飞速扩大，我国的商品及服务不断为外国市场接受，顺差大幅增长。
2008年，国际收支继续呈现双顺差局势。其中，经常项目顺差4261亿美元，增长15％，增幅较上年下降了32个百分点；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90亿美元，下降74％。2008年在首都北京举办了奥运会，拉动了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长和外资的大幅增加，特别是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次贷危机的爆发，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下滑，国际大宗商品需求不振，进出口贸易受阻，我国货物贸易增速较上年下降了31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很多外国投资者为求自保，选择撤资回流到母国，这样外资投资放慢，且外债余额减少，导致下半年的资本和金融账户是逆差的。所以这一年虽然是保持住了双顺差局势，但那是因为上半年增加的要比下半年减少多，所以总体保持顺差。
2009年，我国国际收支继续呈现“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297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32％，2008年是增长17％；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44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6倍，2008年是下降74％。继续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上“双顺差”。在政府帮助和市场自我修复的双重作用下，各国经济开始复苏，国际金融市场信心增加。值得一提的是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近20年首次下降，货物贸易为顺差2495亿美元，下降了31％。直接投资项目中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急剧减少，为782亿美元，较2007和2008年分别减少了602.13亿美元和695.91亿美元。说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体经济前景不乐观，各国均选择规避风险，着重于自我内部恢复，国际投资减少，加大了资金回流。
上表说明，各年度经常性账户差额均为顺差，2002至2008年在稳步增长，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而下降。占总顺差的比例有所波动，但2005-2009年都有相对稳定的高占有额，可以看出，经常项目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也保持顺差，但存在很大波动，以2006年和2008年的波动最为显著，下降了很多。原因是，2006年，对外证券投资增长迅猛，对外证券投资资产流出1104亿美元，增长了3.2倍，所以资金外流很大，总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很小；2008年是受次贷危机影响，各项目总体增速缓慢，外资撤回，所以差额下降。但从总规模看，2008年的国际收支顺差仍然较大，经常项目顺差、货物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且外汇储备充裕，人民币汇率依然稳定，对外部门信心很充足。单说受金融风暴冲击的2009年，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下降，但外汇资金净流入规模逐步恢复，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399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531亿美元，经济复苏能力有保障，然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依然突出，依旧保持大幅双顺差格局。
二 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国际收支不平衡是绝对的、经常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偶然的。不平衡包括周期性不平衡、结构性不平衡、货币性不平衡和收入性不平衡，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就是一种接近结构性失衡的不平衡，与供求关系更密切，而供求关系是难以控制的，大多需要市场自我修复。
这种不平衡有很多有利的一面，反映了国际收益增加，国际贸易发展壮大，国内金融市场稳健发展，中国市场投资潜力增大，投资机会增多，国际综合实力增加，外汇储备增加等。这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加入WTO和IMF也为后续进入国际市场、开展大规模进出口贸易奠定了基础，还有政府的鼓励政策及良好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内部原因。
从国际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迁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1)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加深
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与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是分不开的，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加深。2006年，工业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9％，我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四位，其中172类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而且，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稳步增长，2007年，海关统计，我国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顺差为2118亿美元，占全部进出口顺差的81％。且服务贸易的势头良好，以运输业和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产业做出了很大贡献，2009年二者占到了我国服务贸易总量的53％，服务贸易的进步，对国际收支状况也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2)我国储蓄持续大于投资
国际收支大额顺差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国民储蓄持续大于投资、国内供求失衡的结果。我国有高储蓄传统，在体制转型阶段由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尚未完全到位，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等预防性储蓄意愿较强。同时，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较快，但国民储蓄增长更快，导致储蓄相对投资的剩余有所扩大。近几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导致制造业产能迅速扩大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大量出口，供求失衡。
(3)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市场
国际收支大额顺差与我国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也有密切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外投资者看好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国际产业加快向我国转移。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金融机构)同比增长4.5％，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1496美元，较上年增长73％。同时，由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内企业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融资，也增加了外资流入，促进顺差上涨。
三 双顺差的不利影响
首先是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外汇持续大量净流入给国内注入大量资金，国内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加大货币调控操作的难度，直接影响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其次是经济增长对外依赖加大，增加了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我国外贸依存度增加，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67％，如果外部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以出口为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再来是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有一定脆弱性。目前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来自贸易，其中一大部分来自加工贸易，且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本国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附加值低等方面，不得不说是脆弱的根源。最后是全球金融一体化加深增加资本冲击传染的风险。随着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方式日益复杂多样，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全球资本流向发生大的变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造成很大冲击。上述双顺差消极的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也均有体现。
四 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方法
国际收支顺差和逆差一样，都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表现，顺差或逆差过大都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也因此，为了对内平衡，早在2006年底我国就提出要“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要从多方面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具体改善方法如下：
(1)正确对待和处理内部供需问题
要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合理控制投资增长，努力优化投资结构；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在涉外经济方面，根据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扩大进口，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这样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结构，促进国民消费的增加，并且能改善双顺差的结构，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
(2)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要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创新贸易外汇管理方式。借鉴进口售付汇真实性审核的做法，对于出口结汇实行海关、外汇局及银行等部门的联网核查。严格出口预收货款的收结汇以及延期付汇管理，加强贸易信贷统计与管理。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加强外汇市场基础建设，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新系统的功能，推动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继续扩大市场主体，促进外汇供求结构多元化。在特定地区推出货币兑换特许业务，进一步改进兑换服务。外汇储备的增长，面临的经营管理的问题也在增加，管理好外汇储备，对进出口贸易的监督，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调控和科学分析，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3)鼓励出口与对外投资，积极开展研发创新
篇7
一、江苏低碳技术发展的瓶颈
“十一五”以来，江苏省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低碳发展领域的促进作用，围绕低碳建设总体目标，以项目为抓手，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集成、推广和应用步伐，实施了一大批节能降碳技改工程，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缺乏核心技术、研发力量不足以及技术转让障碍是江苏低碳技术的发展瓶颈。
产业发展缺乏核心技术支撑。江苏是光伏产业大省，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生产规模已成为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拥有10家上市企业，6家海外上市，其中无锡尚德、常州天合、南京中电、苏州阿特斯等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然而在新一轮的国际低碳产业大发展中，我们依然存在重产能扩张、轻核心技术的倾向。
在太阳能光伏电池领域，我国产量世界第一，江苏占全国产量比重在50%以上，但是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硅材料制备生产技术落后，与美、日、欧盟存在较大差距。江苏自产的高纯度多晶硅，仅能满足需求量的一半，关键技术与设备多数依赖国外引进，系统集成技术是产业链中较为薄弱的环节，急需优化系统设计与配置技术、跟踪系统技术（单轴系统、双轴系统）、发电系统平衡技术、伺服系统技术及光伏电站并网安装技术等。由于不注重内涵式发展而过于粗放式扩张，加之对市场预期的不理性，造成了2012年以来严重的光伏行业危机，产能过剩、价格滑坡和债台高筑等问题集中凸显。
在风力发电领域，风力设备整机制造业是风电产业的核心，目前江苏省通过多种渠道引进了风电机组整机制造，由于一些核心零部件，如轴承、变流器、控制系统、齿轮箱等的生产技术依旧掌握在外国企业的手中，自身缺乏研发能力，对引进的技术消化吸收不够，尚未形成批量生产的能力，市场竞争能力较弱。
在节能LED（发光二极管）领域，发光材料的外延生长技术和芯片技术是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关键，占行业利润的70%。外延片方面，国际上只有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少数企业能够进行商业化生产，行业内最领先的日本企业对技术严格封锁；芯片方面，核心技术同样也只掌握在美国、德国的几个大企业手中。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LED核心技术，企业主要是做下游的封装和应用。国产芯片大多只能应用在中低端的产品中，大功率、高亮度LED芯片80%以上依靠进口。
企业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从科技投入强度看，2011年江苏的研发支出占GDP达到2.2%，与发达国家3%左右还有较大差距。在企业创新能力来看，江苏乃至全国的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能力不足，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生产，轻研发”的倾向，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较少，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从事着产品的简单加工和组装活动，还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在加快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背景下，面对产业发展对核心技术和装备的迫切需求，企业仍以技术引进为主，创新还是以技术和外观设计为主，核心技术的创新数量较少，特别是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国外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数倍于国内，如在半导体、光学和发动机领域，国外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依次为国内的2.2倍、2.9倍和3.1倍。虽然先进技术的引入推动了我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也压缩了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空间，从长远来看，这种局面不利于我国在国际低碳产业链中占据领先位置，如果没有核心技术的支撑，低碳产业将会成为新的低端产业，可能和此前的制造业一样，沦为世界低碳业的“制造工厂”，成为发达国家污染和能耗的转移地。可见，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低碳经济的软肋。
低碳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不足。由于科技体制长期与市场脱钩，导致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普遍偏低。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说，目前，我国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不到20%，最终形成产业的只有5%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江苏太阳能电池生产全国领先、全球知名，太阳能电池的出厂转化率一般仅在14%～15%，实际运用只有11%左右，生产过程的高能耗和效能的低利用并存。根据1996～2004年的《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资金问题、市场不成熟、技术成果本身质量不高等因素是制约我国应用技术成果转化推广的主要障碍。另外，由于我国基础科学发展失衡，在材料、控制、系统集成等基础技术方面差距显著，导致在某些领域中即便出现了高端技术创新，但是由于缺乏共生技术支持，仍然不能形成系统技术，高科技成果转化困难。最后，国内低碳技术的研发成果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化和工程化，这些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水平较低。在核心技术或相关配套技术不到位的情况下，低碳产业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他国，不仅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也削弱了我国低碳技术自主创新的动力。
低碳技术成本和信息障碍，国际转让受制约。低碳技术的研发和示范需要高额的投资；同时，由于技术尚不成熟，生产成本较高，即便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实现商业化应用。根据IEA预测，要实现蓝图情景下的减排目标，到2050年我国在风电技术上的投资总额高达1.1万亿美元。2008年，欧洲陆上风电项目风力发电投资费用（包括风机、并网、基座、基础设施等）在145万～260万美元/兆瓦之间。在北美，投资费用的范围在140万～190万美元/兆瓦之间；中国在100万美元/兆瓦左右（全球风能理事会，2009）。风电、太阳能、CCS和LED技术的商业推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成本障碍。在低碳技术应用方面，以CCS技术为例，目前国内CO2捕集成本最低的IGCC电厂即使能够通过强化采油（EOR）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取得收益，也不能获得净利润，常规煤粉电厂（PC）和NGCC更是入不敷出。在发达国家向中国转让先进低碳技术的问题上，技术转让方和技术接收方均存在阻碍技术转让的障碍。技术转让方即发达国家方面，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发达国家缺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低碳技术的政治意愿；掌握先进低碳技术的企业缺乏转让技术的经济动力。技术接受方，人才缺乏、技术转让费高昂、产业结构分散、政策和法律不完善等都是国际技术转让的障碍。
二、推进江苏低碳技术发展的政策路径
当前，江苏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低碳化增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战略选择，大力发展低碳生产技术对加快江苏转型升级步伐，构筑低碳产业体系，提升低碳环境下的产业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应综合考虑全国及江苏目前自主创新和技术转让面临的有利与不利因素，提出有利于低碳技术发展的政策建议。
保障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是促进发展低碳技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加大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才能有效鼓励企业节能减排，促进清洁能源和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政府要引导企业、个人在低碳行业的投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循环经济、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形成稳定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为低碳技术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要加大对已设立的低碳技术研究、开发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确保专项资金的合理增长；要建立财政资金支持低碳技术发展的长效机制，形成完善、稳定的低碳技术研发资金供应体系，从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将发展低碳经济相关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培养发展低碳经济研究及实践后备队伍；建立和完善发展低碳经济人才培养引进的优惠政策、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利用各类人才计划，引进和培养发展低碳经济的科研领军人才，建设发展低碳经济的科研示范基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引进和大力培养碳金融、碳交易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并建立省级发展低碳经济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库，组建专家咨询队伍，为江苏省实施低碳产业路径计划奠定人才队伍基础。在培养与引进人才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江苏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咨询机构的优势，整合资源、联合协作，切实加强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研究和科技研发，积极搭建高端科研平台、组建专门性机构，加快开展相关的跨学科交叉与集成研究，开展低碳发展宏观战略和政策研究，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以扎实的人才基础推动江苏省低碳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更快的发展。
加强低碳技术自主创新。政府应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科技创新企业加强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培育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创新型企业为重点，注重低碳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改造升级技术与低碳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重点突破太阳能、生物质能、风电设备、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化工冶金纺织等传统产业节能提效控制系统等领域关键技术，通过低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抢占低碳产业发展制高点，奠定低碳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基础。
完善相关扶持政策。尽快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进行税制改革，促进企业减排。在具体实施中对从事低碳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减免税收；在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措施上，鼓励支持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采用节能环保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完善针对低碳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围绕低碳技术专利申请与授权的快速通道、低碳技术专利发展基金制度、低碳技术专利信息分享机制、低碳技术专利的保护期及低碳技术专利质量监控制度等制度的创新，更好地激励和保障低碳技术的创新与广泛应用，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
篇8
关键词：低碳经济；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3--0035--04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发展农业对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主流依然是沿用“高碳”背景下的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因此，改变这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已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开放度不断提高，城市和乡镇经济的关联度，甚至国内外的经济的联动性都显著增强；气候变化(特别是日益加剧的全球变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在积累增多的同时；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也在凸显。主要的不利因素表现在：(1)以化肥、农药为代表的化学农业导致农村生态环境退化；(2)由于人口持续增加导致的土地生产力相对不足，可能诱发生的“粮食危机”；(3)“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出现的耕地和林地碳减排利益，迟迟没有实现价值并得到足够重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各地农村已经推广多年的循环生产模式，已然为全球的二氧化碳减排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一直没有被有关部门和机构发现和认可。中国循环农业在二氧化碳减排项目中所蕴含巨大商机，亟待开发；未来农村的实施者(农户个体和地方政府)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也应在实施之初就受到认可和保护。
一、国外低碳经济研究进展
“低碳经济”最早由英国提出，目的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相互理解的桥梁，其本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低碳经济”的概念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框架(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特别是在《京都议定书》遭受空前挫折的形势下由英国率先提出的。希望以此建立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的桥梁。可喜的是，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2006年10月30日，英国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完成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估。
《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如果各国政府在未来十年内不采取有效行动遏制温室效应，那么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和风险相当于每年至少失去全球GDP的5％-20％。相比之下，采取行动的代价可以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二是在2050年以前，要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50PPm以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今后十至二十年达到峰值，然后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三是到2050年，全球排放必须比现在的水平低大约25％。即发达国家在2050年前把绝对排放量减少60％-80％，发展中国家在2050年的排放与1990年相比，增长幅度不应超过25％。
根据IPCC的最新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在过去的100年中，由COx等气体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0.3℃-0.6℃；并有90％的可信度认为，近五十年来的气候变化主要是人为活动排放的CO2、CH4、N2O等温室气体造成的；他们预测，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1.0℃―3.5℃。
农业生产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农业生产在全球温室气体(包括CO2、cH4、N20O)循环中占有重要地位。土壤中的有机物质经微生物分解，以CO2的形式释放人大气，CH4可在长期淹水的农田中经发酵作用产生，全球一半以上的N2O来自土壤的硝化和反硝化过程。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一个重要的温室气体来源，同时又受到温室效应的严重影响。响应“低碳经济”的号召，确定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探寻减排办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二、辽宁省循环农业模式
在中国南方地区广泛开展的“一池三改”和“四位一体”模式早已运用纯熟，其核心环节是沼气池的沟通作用。但该技术移植北方后，受地温和气候影响，通常只能工作六至八个月左右，以及推广模式僵化等影响，农户无法得到预期经济效益，极大制约了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很多早期的推广示范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随着全球的急剧变暖和沼气池保温技术的应用，该技术越来越受到北方农户的欢迎。
由于辽宁省各地地形、气候、资源等的差异，形成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循环农业模式。成功推广的生态农业典型模式及配套技术有八项㈣。
这八项生态农业典型模式及配套技术包括：小流域综合治理利用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典型单位为本溪满族自治县黄堡村、建平县章吉营子村；农业资源保护利用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典型单位为清原满族自治县大北岔村、本溪满族自治县正沟村；生态果园建设模式及配套技术，典型单位为海城市王家堡村；农田立体种养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典型单位为盘山县常家村；生态养殖模式及配套技术，典型单位为大洼县西安生态养殖场、阜新市生态园；平原区农牧结合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典型单位为昌图县尹家村；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模式及配套技术，典型单位为营口市老边区前山村、海城市有机果品基地；观光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典型单位为凤城市大梨树村。
其核心技术主要包括“一池三改”推广“猪一沼一菜(果)”的生态农业循环生产模式、“四位一体”为核心的循环生产模式。
1.“一池三改”活动，推广“猪一沼一菜(果)”的生态农业循环生产模式。“猪一沼一果”生态农业模式基本概念：以沼气为纽带，带动畜牧业、林果业等相关农业产业共同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㈣。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政府从本县实际出发，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支持、资金补贴等方式，通过发展大循环、村户建 立小循环的方式，在农村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等新技术，大力扶植循环农业发展，推动了该县生态循环农业驶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蚰岩县政府积极鼓励该县企业发展循环产业，在推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使循环农业快速推进。岫岩县鞍山佳林生物质燃料制造有限公司，利用农村的玉米秸秆、稻草、玉米芯、花生壳等农作物、固体废弃物为原料，经过粉碎后加入添加剂加压增密，生产新型生物质再生能源“秸秆煤炭”，使过去农民废弃的农作物重新利用，增加了企业效益，也改善了生态环境。循环产业效益可观，前景喜人。
岫岩县政府在大力发展循环产业的同时，还积极构建以种植、养殖、加工、沼气为链条的微型循环经济，建立“家庭绿岛”式小循环，积极引导农民大力发展沼气，开展“一池三改”(建沼气池、改厕、改灶、改厨)活动，推广“猪一沼一菜(果)”的生态农业循环生产模式。“家庭绿岛”建成后人畜粪成为沼气发酵原料，沼气解决生活用能，沼渣、沼液作为上好的有机肥用来肥田，实现了农业的生态良性循环。此外，该县政府为了方便广大群众还建设了5座生物质气化站，以秸秆、树枝、木屑、锯末、稻壳等生物质和白色垃圾为原料，帮助3 000多户农民用上了洁净的新能源，既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的面貌，使村容村貌更整洁，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了新农村、新能源、新气象的目标。
与岫岩相似的还有沈阳市苏家屯区“三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旧。
近年来，苏家屯区加快沼气能源产业的发展，以沼气池建设为纽带，积极发展“猪一沼一果(菜)”三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用沼气代替液化气，用处理后的沼渣、沼液代替化肥，有效地变废为宝，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增加了农民收入。该区的蔡家屯村有种植葡萄的历史，过去葡萄的产量和质量始终不尽如人意。2006年，这个村在区农机部门的支持下，把沿气应用到农业生产上，给葡萄上沼渣、沼液，经过本村葡萄协会的大力推广，葡萄种植户真正得到了实惠。蔡家屯村共建沼气池200多个，其中今年新建的就有100多个。农民首先在葡萄种植上使用沼肥。现在蔡家屯村葡萄种植面积200亩，注册的“华香”牌葡萄获得了绿色产品A级认证。质量的提升带动了价格的提升，2009年该村的玫瑰香葡萄卖到了每公斤16元，是去年的2倍，亩效益达1.5万元。
目前，该区已建成3500个沼气池，每个沼气池按年产4吨沼肥计算，每年将有1.4万吨优质肥产生。今后，苏家屯区还将在抓好沼气池建设的同时，抓好沼肥在农业生产中的综合利用，不断改良土壤、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从而实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
2.“四位一体”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模式。北方“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的基本概念是：一种庭院经济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的生产模式。它以生态学、经济学、系统工程学为原理，以土地资源为基础，以太阳能为动力，以沼气为纽带，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通过生物质能转换技术，在农户的土地上，在全封闭的状态下，将沼气池、猪禽舍、厕所和日光温室等组合在一起，所以称为“四位一体”模式。
通常情况下，农户庭院既是生活系统，又是生产系统，如何做到生活与生产的有机结合是农户庭院循环农业模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四位一体”循环农业模式正是基于此，从提高蔬菜单产、复种指数、畜禽转换率和循环总量，降低饲料浪费度的角度出发，将各种设施组合成一个整体，辅以高效技术，使之成为一个稳定高效的系统。同时各组分之间存在适当的比例关系和明显的功能分工与协调机制，使“四位一体”循环农业模式能够在系统内顺利完成能量、物质、信息、价值的转换和流通，并使系统的整体功能达到最高。
该模式以沼气生产为中心，把种植业、畜牧业和蔬菜栽培等联结起来，实现了有机物的多层次利用。“四位一体”循环农业模式巧妙地应用了食物链加环原理，通过加入生产环(畜禽饲养)和增益环(沼气池厌氧发酵)将传统的单一种植和高效饲养以及废弃物综合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该系统食物链结构增长，对系统内有机废弃物能够达到多次循环利用，构成了良性循环再生路径。在中国北方的传统旱作农业区，大多是燃料、肥料、饲料俱缺的地区，农村能源供应不足，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在“四位一体”循环农业中，以沼气池为纽带的作用巧妙地解决了“三料”问题。该循环农业模式充分利用了太阳能，使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又转化为生物能，达到合理利用。通过沼气发酵，以无公害、无污染的肥料施于蔬菜和农作物，使土地增加了有机质，达到用能与节能并进。将沼气池建于日光温室地下，提高了沼气池的温度，使厌气发酵可以周年进行，辽宁南部地区已经实现周年进行，辽宁中部和西北部目前已经可以解决年均供气10个月左右。部分解决了北方冬季因温度过低而无法实现发酵产气的实际困难。同时，温室为畜舍提供了良好的光照、温度和湿度条件，畜呼吸和沼气燃烧不仅能使温室温度增高，更重要的是其二氧化碳能促进温室内果蔬增产，温室内果蔬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又可供畜禽呼吸所用。人畜粪便和其它有机废弃物进入沼气池发酵产生以甲烷为主要成份的沼气，完全可供正常五口之家的日常所需。发酵后的沼液、沼渣富含有机成分，是优质肥料。施用沼肥可明显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蔬菜产量和品质。利用沼液喷施蔬菜或作物叶面兼有肥效和药效，利用其浸种可提高作物抗病性，促进根系发育，提高产量旧。正是由于在“四位一体”中引入了沼气池才得以使该系统生物种群增多，结构趋于合理，使有机物得到了多层次利用，同时沼气与沼液、沼渣的综合利用增强了该系统的稳定性。“四位一体”组分之间关系协调，构成了循环再生路径，使该系统生物种群增多，食物链结构延长，能流、物流循环加速。该组合充分体现了“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基本原理。
阜新市五峰镇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特点和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的条件与经验，提出了打绿色牌、念生态经、筑产业链、发项目财，实施种、养、加一体化，打造循环农业，实现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发展战略。
五峰循环农业的表现形式是相互联系的四条产业链条：一是甜玉米种植―保鲜玉米深加工产业链条。通过扩大甜玉米种植面积，为落户在本镇的金禾公司加工保鲜玉米提供原料。二是肉牛饲养一肉牛屠宰加工产业链条。通过大力发展黄牛饲养，为落户在本镇的福元公司屠宰、初加工肉牛提供牛源。为清河门皮革加工基地提供牛皮原料。三是甜玉米种植―秸秆青贮一肉牛饲养产业链条。通过发展甜玉米种植，对秸秆进行青贮，为养牛提供饲料，实现农业和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四是养牛一牛粪一沼气一照明(燃料)、沼肥产业链条。通过养牛用牛粪生产沼气，沼气用于照明、做燃料，沼渣做肥料还田，实现清洁生产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这四条产业链既各成系统，又相互连结，环环紧扣，形成了一张完美的“循环经济流程图”。《辽西半干旱地区循环农业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循环模式，在这里得到了诠释。这 也是低碳经济下集约经营循环农业的典范。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及早申报联合国CDM项目，这一方面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方法学研究的短板效应。
位于阜新市太平镇水泉镇的辽宁乌兰山生物技术公司，每年能处理畜禽粪便20万吨，将粪便变成高含量有机肥还给农业种植，是辽宁省循环经济试点单位。有机肥不仅解决粪便对当地空气、水源、环境污染问题，还能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0.2％以上，减轻大量施用化肥对土壤结构的破坏程度，使土壤板结现象得到改善。乌兰山生物技术公司实现从畜禽养殖―粪便处理―农作物种植一粮食秸秆利用―饲料生产一畜禽养殖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㈣。
其它例证还有很多，例如：抚顺县上马乡坎木村位于大伙房水库一级保护区内，大伙房水库是沈阳经济区重要的水源地，坎木村是生猪饲养基地，如何解决农民的生存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由农户在家里自建四位一体的沼气池，既处理了粪便，又解决了自家的做饭问题。
辽宁绿色芳山有机食品公司在黑山县建设了3万亩有机花生高产示范基地。
凌海市双羊镇新站村投资180万元新建了一座秸秆气化站，可以将各种农作物秸秆转化成优质清洁的高效燃气，可完全替代液化气、天然气。
到目前为止，辽宁省200个省级环境综合整治示范村，已按计划全面完成整治任务。三年累计建设各类畜禽污染治理工程144处。开发了畜禽粪便、农村垃圾、污泥混合发酵“三合一”技术，一并解决农村养殖、生活和中小型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污染问题。在农业固体废物循环利用方面，结合北方地区特点，建设秸秆制气等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系统，全省建成秸秆气化站253座。各市积极推进有机食品发展，全省建设有机食品生产基地200万亩。
三、辽宁省循环农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应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发展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组织化、规模化等特征。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在“龙头”产业带动下，可有效提升农业循环经济模式运行规模化水平，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2.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应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我省是农业大省，当前，农业生产的结构矛盾在于耕地、水等资源相对短缺和劳动力过剩。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应该加快生态农业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使农业常规技术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相结合，实现农业资源更高层次、更高效益的开发；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使高效农业和高科技农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减少对耕地、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能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3.典型示范，逐步推广。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工作的经验和有效方法，特别适合中国农民对待新鲜事物认识的渐进性特点。它是以最生动的事实教育农民，从而对农民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吸引力。并在典型示范带动过程中，还可以形成不断学习、模仿到创新的超越机制。
4.因地制宜，研发适合当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和高等院校生态经济领域专家、科研机构组成专业研究组，设立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研发基金，促进环境综合治理等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缓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另外，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实施优惠政策，积极推广已成熟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使农民真正的接受，并扩展应用范围。
5.建立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开发有机食品(产品)为目的、发展有机产业为手段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有机农业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不采用基因工程，不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合成物质，利用生态农业技术建立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农业。在有机农业中通常采用的耕作措施有：种植覆盖作物、轮作、秸秆还田、生物防治病虫害、有机饲料喂养家畜等。开发有机农业、发展有机产业是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稀缺资源、发展农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保障人体健康的需要，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效防治污染、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生态市、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建筑新的经济增长点、变生态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打破国际绿色壁垒的重要举措。
篇9
应该说，目前市场的普遍声音是：短期反弹确定，但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际金融动荡的双重压力下，趋势不太会就此出现反转。
业内人士普遍认同，短期反弹趋势已经确立。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尽管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数据还需要确认，但是整体来看，A股已经位于低估区间，市场借此次“组合拳”做出修正是在意料之中。
广发证券策略研究员武幼辉表示，同9月15日央行宣布“二率双降”不同，本次三项政策每一项都直接针对股市，政策信号强烈，并且每一项政策均有实质内容。其中，印花税调整为对卖方单边征收，旨在鼓励投资者买入股票，其节省的交易成本，即使以近期日均400亿的成交金额计算，1年也能达到大约100亿；汇金公司高调购入3家银行股，事实上是在充当部分平准基金的职责；国资委的表态，强调了央企股价稳定对于市场稳定的重要意义，也带有“平准”的意向，而后两项措施将给市场增加流动性。
中信证券则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汇金增持和央企回购并非某个时点政策，而是会根据需要持续性地发挥作用，其对于后市的支持作用不可低估。此外，目前沪深股市超跌明显，9月初以来A股指数的跌幅约为21%，9月17日前3个交易日的跌幅超过8.8%，动态市盈率仅12.2倍。因此，在利多政策和周边环境的配合下，A股市场有条件形成超跌反弹态势，政策“组合拳”有助于判定市场在1800点一线的中短期底部的形成。
至于反弹的力度，武幼辉表示约在10%至20%左右，中信证券也是如此判定。而平安证券首席策略研究员罗晓鸣则认为，在市场趋势和市场波动风险尚未消除以前，短线投资者可考虑在冲上2200点后适度减持。
趋势性反转并未出现
目前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10月份后陆续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将会显示，企业盈利能力延续着前两个季度的下滑态势；市场持续动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这种情况下，业内人士大多认为，目前还不具备趋势性反转的条件。“决定市场趋势的是经济基本面，而宏观面压力和企业利润下滑的情况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扭转。”这是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分析师们在谈到后市走势时，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
武幼辉指出，反弹的持续性不会太强，趋势性反转并未出现。他表示，短期市场受汇金公司购入银行股刺激，金融板块将会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而从中长期来看，国内整个宏观经济大环境是没有变化的，行业景气度依然向下，国内经济下行趋势难改。
分析师们的看法是，如果国际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国外市场动荡得不到遏制，A股的反弹空间和反弹力度将会受到限制；而在国内，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前景的看法持续谨慎，如果基本面持续不明朗，也将会制约反弹的空间。
不过，分析师们对于四季度的A股市场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转向的强烈预期。武幼辉就表示，“二率双降”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信贷放松信号，而通胀回落的速度超过管理层预期，也为四季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而这些才是关系到A股长期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综合来看，分析师们的观点是，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宏观调控方面的动向，以对后市行情做出正确研判。而在本次由“组合拳”带来的反弹中，低估值品种、银行及券商股、现金流充沛及财务指标较好的价值型个股，短线都有着一定机会。
反转需要解决根本问题
9月19日，在单边征收印花税政策的第二天中午，曾被散户誉为推动单边征收印花税最大功臣的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发表的看法是：汇金作用有限，大盘难言反转。
贺强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郑重提出，监管层需要考虑单边征收印花税提振股市。他的提案在今年均一一兑现，一是降低印花税税率，二是近期出台的单边征收印花税。贺强透露，就在前一周央行和财政部均对他关于印花税的提案作出答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监管层对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决心。”同时贺强对于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能为中国股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欣慰。“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该尽的责任。”
对于股市的问题，贺强表示现在行情只是反弹，还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反转。“我们应该看到现在遇到的内外困境，比如未来国内宏观经济的走向仍然是不确定，而美国次贷危机也是一种分拆式的引爆，现在谈底部，谈大涨都是不冷静的心理，反弹可期反转难言。”
那么底部的最终出现会有何种信号？贺强表示底部的前提就是成交量不断放大，政策面配合。
对于监管层这次的救市组合拳，贺强赞誉有加，单一救市不能成效，政策组合拳效果更好。
贺强最后表示，股市燃眉之急过后就要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股票的供求关系才是正道。“首先应该暂停股票供应，阶段性的停止大小非减持、新股、增发，非常时期应该用非常手段。其次增加股票市场的流通性，这次汇金公司入市，就是一个信号，但是汇金公司没有救市托市的责任，他的职责也不在于此，只有一只长效的、担负救市任务的平准基金存在，方可缓解现在的困境。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中国股市拖累到这般境地？
据调查发现，乘机袭入的“砸盘热钱”，大规模解禁的“大小非”，以及“偷偷摸摸”的定向增发是现阶段导致股指下挫的元凶。在这些元凶背后，更反映中国股市主导权的更替，中国股市游戏规则的重新确立。
“我们今年3月份时，就已经把股市的资金撤出来了，现在主要是寻找一些好的PE（私募股权投资）项目，改做长线投资。”一位深圳私募机构的副总经理李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李先生的行动并非特例。据了解，比他更早撤出A股、更著名的私募界人士是赵丹阳。今年1月2日，赵丹阳所领导的公司――赤子之心在网站上挂出了“致投资者的一封信”，宣布清盘旗下A股基金。对于为何选择清盘离场，这位中国阳光私募里程碑式人物无奈地告诉自己的客户：“以我的投资能力，目前在A股已找不到既安全又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了。”
赵丹阳说出此番话时，上证综指是5300点。早在2007年5月份，他就已卖掉了手中所有的A股，只利用手中的资金打新股。因为当时他认为，3000点以上的A股已不具备投资价值。
时间仅仅过去5个月，赵丹阳的看法得到市场印证，飞流直下的股指最终跌破2000点。
产业资本PK金融资本
“赵丹阳的离开，表面上看是对A股估值的分歧，但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他看到市场的主导权已经发生变化。”一位总部在北京的基金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监管部门最近严令基金公司高层不得发表看空言论，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记者暂时以A先生代表该人士。
A先生认为，当前的市场正经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阵痛。“证券市场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地方，随着大小非陆续进入解禁期，手握两倍以上A股流通市值的产业资本，已经在事实上取得市场的主导权，尽管这种现实可能是在他们很不情愿的情况下。”
A先生解释道，由于管理层实行审核制，股改前的A股一直是稀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谁的钱多谁就有话语权，即股价的高低取决于市场资金的多寡。而现在，面临未来3年中将凭空多出来两倍流通市值筹码，这个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即只要手中的货足够多，股价想有多低就有多低。
“这样讲并不是说产业资本要刻意做空股市，而是市场制度变化后的一种逻辑必然。”A先生认为，大小非解禁后，手握12万亿元市值筹码的产业资本，必然会以自己所处行业平均收益率进行持有与否的决策。以私募股权投资为例，市盈率通常在10倍左右。
目前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在20倍左右，明显高于产业资本的期望收益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抛售套现几乎是必然选择。来自深交所的报告也证实，2007年，深交所82%的大小非持股在解禁后套现。
“中国股市用了18年时间才使自己的流通市值达到现在的水平（约5.87万亿元），而它在未来3年到4年中要再承接12万亿元的筹码，压力之大可想而知。”A先生表示。
热钱吸筹意图长远
正是看到市场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一些先知先觉的机构已经提前在股市上撤出。指南针公司研究员雷涛说，从去年10月中旬至今，基金通过专用席位已经在上交所净卖出1600多亿元；保险机构净卖出740多亿元，其中仅中国平安一家在市场上的净减持金额便超过200亿元。
“相对于整个基金业管理的两万多亿资产而言，我们的减持力度并不大。由于有监管部门的‘指导’，所以各基金公司都不敢卖得太急。但是，基金不做空并不等于其他机构不做空，据我所知，一些外资背景机构手里攒了很多筹码，准备砸盘后以更低的价格吸纳。”另一位基金经理告诉记者。
该基金经理所指的外资背景机构，既包括QFII这样的公开投资者，也包括通过非正式渠道进入A股市场的所谓“热钱”。这些外资背景资金，今年4月份时在3500点附近大举进货，目前正等待合适的机会出手。
4月24日，下调印花税的利好消息公布后的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跳空高开逾8%，数百只股票涨停。在随后的6个交易日里，大盘震荡反弹，上摸3786点。与反弹前的低点―4月22日最低点2990.79点相比，涨幅超过20%。
“4月24日下调印花税利好政策出台前，外资背景资金便已经提前获悉并在市场上收集到大量廉价筹码。不过，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急于借利好出货赚短线利润，而是把相当多筹码留在了手里。”该基金经理向记者透露。
据资料显示， A股共有53家机构获得QFII资格，总计额度为99.5亿美元，累计汇入资金99.26亿美元，结汇约787.71亿元人民币。其中，49家QFII现持有的证券资产市值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是A股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不过，这并不是外资力量的全部，除了身处“阳光”下的QFII外，还有更多的资金（热钱）通过各种身份借道进入A股市场，这部分资金规模甚至远远超过QFII。
那么，热钱的规模到底有多少呢？由于热钱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保密性，官方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因此进入中国的热钱规模一直是个谜。在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只能通过研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热钱规模＝外汇储备增量－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法进行测算。
按照这种方法计算：自2003年到2008年一季度热钱累计流入规模约有4175亿美元。若考虑到热钱还可以通过虚假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渠道进入，2003年至2008年6月份，热钱流入规模可能在6000亿美元以上，并且流入速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些热钱有相当一部分流入到股市、楼市等投机性较强的领域。对于热钱的数量，业界分歧很大，也有专家说，热钱已高达1.7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截至2008年3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104%。
从几家证券营业部在上交所的席位交易记录中不难发现，这几家营业部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外资机构开户集中地。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上海陆家嘴环路证券营业部、申银万国上海新昌路营业部和中信证券专用席位。4月初至4月21日利好公布前夕，上述几个席位分别净买入125亿元、30亿元、26亿元。
这3家营业部在今年4月大盘反弹后并未趁机套现，而是继续增持。他们在4月24日至6月6日期间再度分别净买入17亿元、15亿元和9亿元。在6月10日至19日股市单边下行阶段，仍分别净买入2.1亿元、3.8亿元和10亿元。
从这3家营业部建仓品种上看，外资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平安、中信证券、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类个股。以上海陆家嘴环路证券营业部为例，该营业部在4月份净买入33亿元的中国平安，9亿元的中信证券，以及6亿元至12亿元不等的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兴业银行。此外，像大秦铁路、中国神华等大盘权重股也在他们的购买名单中，单只品种建仓规模在4亿元至5亿元之间。
“他们做空的目标位很可能就是在2000点左右。”上述基金业内人士透露。
国海证券在近期的研究报告中称，尽管PPI再创新高，但中国十几亿人的内生性需求仍是推动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便GDP增速有所回落，宏观经济整体上也仍会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目前沪深300静态市盈率为21倍，2008年以20%的增速保守计算，动态市盈率仅为17倍左右，通过与H股比较，多数优质蓝筹股价已与国际接轨，具备较明显的估值优势。
市场估值将向实业资本价格靠拢
从去年10月中旬调整至今，上证综指、深圳成指相继“腰斩”，股市大底在何方？
面对这个并不比歌德巴赫猜想容易的问题，长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勇认为，大小非减持将是市场重新构建估值体系的起点，中国股市面临阵痛。未来证券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将更多被实业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所左右。“在二级市场参与主体增加了大小非股东之后，会拉低原有估值水平。今后，大小非股东在衡量二级市场的投资回报时，将会参照自己所处产业的资本回报率。”张勇是在今年7月份说出此番话的。
这个资本回报率是多少呢？记者从广发基金2006年的策略报告中了解到，截至2005年10月，国内各行业的资本回报率一般从7%至17%不等，对应的市盈率从6倍到14倍不等。如果以私募股权基金认可的合理回报率――10%计算，对应的估值水平为10倍市盈率。
张勇还表示，随着A股市场全流通，还将受到全球股市定价影响。随着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股价接轨、A股价格与H股股价接轨的陆续发生，势必引发A股估值与国际接轨。
张勇的预测正在变为现实。据统计，截至6月20日已有包括中国太保、中海集运、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煤能源等在内的16只个股跌破IPO发行价，此后该数据在9月份更是被不断改写，破发的阵营也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A股与H股的接轨也在进行中。来自天相投资分析系统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0日已有5只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公司股价出现“倒挂”。其中，海螺水泥A股6月21日的收盘价为43.51元人民币，港股报收于54.7港元，A股较H股价格低9.77%，而中国铁建、交通银行、中国中铁、中国平安的A股股价较H股折价幅度也从2.92%至6.09%不等。当然与眼下的行情相比，此数据已经不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了。
不过，业内人士同时指出，就整体而言，A股与H股相比仍处于溢价状态，52只同时在沪深股市和联交所挂牌的个股平均溢价幅度为78.84%。这意味着，如果A股和H股价格真正接轨，前者还有56%的跌幅。
商品价格下跌才是中国股市最好支撑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分析师王磊认为，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后，几乎全球市场都为其欢呼。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涨2.5%，伦敦富实100指数大涨3.9%，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股指几乎都迎来了次贷危机以来难得一见的巨大涨幅。“两房”发行的次级债与国债的利差也大幅缩小，持有“两房”债的投资者一夜之间愁眉换笑颜。
不过，美国财政部恐怕高兴不起来，因为其要耗费的资金可能高达1000亿-20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网站上解释其注资“两房”的3个原因分别是，维持市场稳定，保证按揭贷款可持续获得以及保护纳税人。
实际上，第一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为“两房”注资是美国财政部无奈的选择。“两房”目前共持有5.4万亿美元的未清偿债务，约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总额的40%，其发行的资产支持债券是全球主要金融机构曾经最青睐的投资品种之一。
2008年6月由于按揭资产质量的进一步恶化，“两房”危机爆发，其优先股和次级债分别被评级机构下调评级和置于评级观察状态。“两房”主要的资产并非次级按揭贷款，这也标志着次贷危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按揭贷款危机”时期。政府对其机构―“两房”的注资也是应有之义。
目前为止，“两房”发行的最优级债券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而次级债和优先股持有者由于可能面临不能完全履约还债和优先股股息难以保证而受到较大的冲击。庆幸的是，持有“两房”次级债和优先股的主要是地区型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受到的整体冲击还不大，而一旦优级债券评级下调，全球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将面临新一轮的资产减计风暴。
1998年，曾叱咤华尔街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全部违约而轰然倒地，那次风暴震动了整个金融市场，让美联储不但努力协调大型金融机构接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下调了基准利率以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而今，美国财政部对“两房”的注资高达千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排名第9的香港外汇储备的总量，救“两房”比救3月份被摩根大通兼并的贝尔斯通的难度要大得多。如此大额的支出也只有美国财政部才能吃得消。因此，财政部的注资也是及他人所不能及之事。
那么，如此大规模的挽救行动是否会改变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颓势和格局呢?
从对汇率的影响上看，财政注资挽救“两房”提高了投资者对相关美元信用债券的信心，使得资本流入美元资产，助推美元上升。与其相对，德国等欧洲国家债券价格出现下跌，欧元对美元汇率最低跌至1.405附近。
但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因挽救“两房”和减税而在2008年末上升至占GDP4%-5%的水平，这将接近美国财政赤字的历史最高水平，并将在长期对美元汇率构成压力。
除此之外，“两房”被救仍难以使美国金融机构资产状况得到改善。就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向“两房”注资的第二天，陷入困境的雷曼兄弟因韩国产业银行拒绝入股致使股价暴跌40%。这反映美国金融机构目前仍然十分脆弱，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继续下滑，资产减计可能逐步增加，全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不良率也将快速上升。资料显示，全美商业银行信用卡贷款资产减计比率(Charge-off Rates)已经由2007年2季度的3.85%上升至2008年2季度的5.47%，上涨速度超过了房地产按揭贷款减计比率的上升速度。
因此，“两房”被救其实只是让疲弱的资本市场得以喘息，未来的坏消息可能仍将接踵而至。
实际上，目前美联储留有的100个基点的减息空间也是用来防备金融市场及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分析师王磊预计2009年美联储可能再次采取减息的政策。
对于仅仅持有“两房”最优级别债券的中国金融机构来说，这次“两房”的获救让他们捡到了大便宜。
“两房”最优级别债券的信用风险利差已经大幅下降，流动性也得到了提高，这些机构相关资产的风险将显著降低。除此之外，我国外汇储备安全性和流动性将得到提高，应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能力将得到增强，而这是在国际金融市场风起云涌之时，保证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稳定的有力武器。
同时，当前金融市场上形成的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货币市场利率都在短期内出现了大幅变化，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已经进入到金融一体化的时代，这些关键的价格变化对各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目前，资本已经从大宗商品市场撤出，近期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受到了青睐。但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脆弱仍然是美元资产价格最危险的不定时炸弹，美元在这一阴影下不会持续走强。
王磊预计，欧元对美元汇率2009年内将在1.35-1.45范围内维持。这就意味着资本并不会持续回流至美元资产，前段时间大家担心的资本外逃不会在2009年底前发生。
实际上，根据统计机构调查，与除日本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近期出现的大量资本外流不同，中国正在继续吸引资本流入。
当海外资本市场为注资“两房”欢呼时，A股股指却岿然不动，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并非决定于“两房”和国际资本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才是对我国股市最好支撑。
当CPI回落到可接受范围，宏观调控逐步减弱，而上游价格回落时，工业企业利润将会出现恢复性上涨。尽管中国面临外需下降的考验，但盈余的财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将支持中国成为2009年经济稳定增长的明星。在资金与盈利的配合下，资本市场反弹并非空中楼阁。
中国经济的决定要素是PPI
股市的发展还是要靠基本面。我们说股市的趋势看基本面，超过基本面的下跌可能就属于技术层面或者说心理层面的因素了，所以心理问题或者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的政策，而经济基本面则有赖于宏观大环境的变化。
PPI才是决定中国股市走向的关键指标，PPI见顶后也就是开始出现回落的时候，股市才可能见底，但是股市的见底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在日本当年是9个月，在中国会缩短至3个月左右。
所以很多人看到CPI回落了，总认为大盘该涨了，但是须知决定中国经济的是制造并非消费，所以要看PPI，只有制造业好转了，中国经济才能走稳，别忘了中国的地位是核心制造国，其他主要服务业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近日公布的PPI数据显示其已经开始在高位震荡，中国PPI理论高点值应该在10.6%左右，但是预计达不到这个值，因为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回落。未来1-2个月的时间PPI可能会掉头向下，就会有利于大盘的止跌企稳。
如果从现在的假设和逻辑来看，经济的企稳回升应该是在明年年中左右，到时候还要看具体的宏观数据。这一年对中国经济比较关键，经历了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后面必定有较大的发展，因为中国就看产业升级的情况。我们所走的经济道路和日本当年是一样的，都是工业化道路，论发展阶段，我们现在相当于日本的1965-1975年，可能更像1974、1975年的情况，日本在经历了1年的经济阵痛期后就重新走上了上涨的通道，不过我们现在也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速度在加快。
股市会有一个动荡的阶段，同时也会经受大小非的考验。专家认为，这两年的牛市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股改，股改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能引起市场如此大幅上涨的因素根本还在于基本面的变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我国在2005年7月进行了汇改，人民币走上了升值之路，加上前几年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股票出现了严重的低估，各种理由都支撑了股市的上涨。
篇10
关键词:信贷增长;结构优化;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从2008年11月份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以来,国内银行信贷立即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今年第一季度更是创下4.58万亿元“天量”信贷增长的历史记录,特别是1～2月份,其增长的速度更是惊人――两个月银行信贷增长达到2.69万亿元人民币。我国货币供给和信贷投放出现的“井喷”式增长引发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
一、一季度信贷增长情况
3月份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9.3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7.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7.7万亿元,同比增长17.0%,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8.0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3.4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比上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
第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呈持续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同期贷款快速增长。其中,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逐月明显加快,3月末增速已恢复到2008年6月前的水平,比上月提高6.4个百分点,反映出近期各项宏观政策提振作用初步显现,经济活跃度有所提高。
信贷方面,3月份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5.0万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5.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4.6万亿元,同比多增3.2万亿元。3月份新增贷款1.89万亿元,同比多增1.61万亿元,单月新增贷款规模创历史最高记录。
总体来看,一季度我国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4.58万亿元,超过往年全年新增贷款金额,同比多增3.3万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5万亿元的底线目标,而截至3月份新增信贷已完成全年信贷指标的90%以上。
连续三个多月银行信贷的超常增长,是发生在宏观经济持续深幅下滑,微观经济步履维艰的经济背景下,因而更加值得深思。
二、信贷高增长的成因
(一)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放松,特别是信贷控制的取消,是贷款在短期内爆炸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响应政策转变,快速反应的结果。
其一,近期银行信贷超常增长与前期“紧货币”政策下的贷款限额控制有关。从2007年6月起,央行为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向商业银行下达新增贷款限额,同时支持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创新,引导社会直接融资。因而,在由过去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控制信贷规模向适度宽松过渡的过程中,企业被压抑的正常信贷需求得以释放。
其二,充裕的流动性是推动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重要原因。政府宏观调控出现转向,从过去的“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转到了“保经济增长、防通货膨胀”,人民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的基准利率,并降低了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和发行规模,这些措施都为银行体系充足提供了大量的可贷资金,为信贷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二)自信心的恢复。对于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政策面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并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使得商业银行在经过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短暂彷徨、犹豫后,重新确立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确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拓展目标,并且坚持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
继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的投资计划后,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了总额约为18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一季度是政府投资计划重点落实时期。这就要求银行向实体经济注入相应规模的信贷资金,配合中央“保增长”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保增长”就是“保银行”,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将为银行的稳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银行快速发展提供机遇。实际上,2009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确实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项目,不少贷款流入政府资助的大项目、大工程上,由此带来了新增贷款的爆发性增长。
(三)“早放贷、早收益”的信贷投放原则。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实际角度看,信贷投放每年都具有“早放贷、早收益”从而使信贷投放呈现“前高后低”的一般规律。一般来说,一季度是银行的放贷高峰期。统计数据表明,1月份贷款投放量大致占全年总投放量的20%,一季度新增信贷往往会占到全年新增贷款金额的60%以上。这是商业银行保利润的内在要求,没有必要担忧。经过相关测算,2009年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要实现与2008年持平,信贷日均增长要达到30%。鉴于对2009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普遍担忧,国内商业银行都预计2009年的经营环境不比往年,为了保持盈利增长,银行必须及早发放贷款,因为只有早投放才能及早形成日均贷款,才能占据主动和先机。
三、信贷增长的影响和潜在问题
从一季度经济运行状况看,信贷的快速增长,不仅让整个投资快速增长,而且也让一些大中型企业获得大量的信贷资金,使得2008年下半年整个经济迅速下行的风险逐步减弱,对支持经济回暖、提振市场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季度我国经济显露回暖迹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到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逐月回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六个月以来首次回到50%收缩线以上。全国商品房销售今年前两个月实现正增长,一改去年2月份以来的下滑势头。进出口虽然同比下降,但环比逐月提高。存货调整稳步进行,企业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逐步恢复。与此同时,银行业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仍保持了“双降”,表明银行信贷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在看到信贷高增长的重大意义和积极效应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信贷扩张并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完全摆脱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与天量信贷增量相伴随的是许多结构性问题和潜在风险,这些问题及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一)票据融资比重过高。2009年1、2月份票据融资占到公司新增信贷的45%左右,到3月份回落到21%。其中,1月份银行票据融资规模接近2008年全年总量,达到6,239亿元,约占新增贷款量的38.5%,规模之大和增速之快创造了历史记录。票据融资具有期限短、风险小、收益低、办理速度快的特点,人们往往把票据贴现视为“低风险”业务,因此票据业务的一些隐忧往往容易被忽视。
首先,票据资产具有乘数效应。票据融资的规模很容易“虚增”,从而难以真实反映宏观经济的回暖情况。
其次,套利空间可能形成票据融资的空转。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票据贴现利率走低,出现了与同期存款利率的倒挂。部分银行机构迫于扩大信贷增量的压力,诱导客户通过存单质押开立承兑汇票,客户再拿到银行来贴现,存在客户利用票据贴现进行“套利”的可能。
第三,超短期的票据占较大比例,表明真正为企业流动资金需求服务的信贷比例非常少。商业银行票据融资的项目主要是与政府投资相关的贷款以及向银行的战略客户发放,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的占比很小,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如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还是无法获得资金。此种模式的信贷投放势必会使经济复苏的拉动效果大打折扣。
(二)贷款重点过度集中
首先,因为今年信贷投放重点是基础产业,不少银行近六成的贷款都为中长期贷款。基本上与十项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十大产业规划的政策相吻合,大量的中长期贷款通过五大国有银行进入效益较好、信用较好的大中型企业和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这样当然有利于商业银行降低在经济下行时出现的信贷风险,但由于大量的资金流入大中型企业,而商业银行不愿向下游加工制造业企业及中小企业贷款,从而使得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无法改变。
其次,在巨额新增信贷投放中,流向大型、特大型客户的贷款占了很大比重。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最近的数据,目前19家主要银行5,000万元以上客户贷款集中度占比为60%左右。不少银行对大客户、大项目青睐有加,尽管从单个银行来看,并未突破监管规定的授信控制比率,但从整个银行体系来说,仍可能形成风险过于集中。在大型客户发生财务危机时,对银行体系稳定性造成冲击的风险不应低估。
第三,当前信贷乃至投资的高速增长是政府主导型投资的高增长,贷款向政府支持项目、国有企业和其他大中型企业集中,而私人投资则被大幅挤占。在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以往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建设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新一轮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可能会导致未来几年一些行业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使投资的效率大减。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银行信贷的迅猛扩张,在防止经济过快下滑、支持经济回暖的同时也隐藏着不少问题,我国目前一季度经济回暖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当前以扩大信贷和倾注流动性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将为未来经济出现高通胀埋下“种子”。如果信贷增长的势头再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对中国通胀的压力肯定会逐步体现出来。为防止通胀压力会逐步抬头,规避货币政策可能转向所致的经济大起大落的风险,未来的货币政策应回归于“适度宽松”这一既定的政策取向。适量放缓信贷增长,促进信贷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强风险管理,保障信贷投放对经济支持的可持续性。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