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优缺点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9:5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的优缺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双缺口模型”；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评估
一、“双缺口模型”及其拓展
（一）基本理论
1996年，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Chenery，H）和斯特劳斯（Strout，A.M.）提出了著名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一国可以在不增加国内储蓄的同时，借助于外国储蓄（即外资）流入来增加国内投资，而外资流入会带来外汇，从而解决因国内外汇不足所导致的进口不足问题。
通过国民收支核算公式可以得到“双缺口”方程：
I－S＝M-X①
其中I表示投资，S表示储蓄，M表示进口，X表示出口，I-S表示储蓄缺口（大于0表示储蓄不足，小于0表示储蓄过剩），M-X表示外汇缺口（大于0表示外汇不足，小于0表示外汇过量），该平衡式隐含一个基本原理：即外资流入总量在满足“储蓄缺口”的同时，必须与弥补“外汇缺口”的需求相一致，否则外资流入质量将下降。
“双缺口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国内经济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成为战后多数国家引进外资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理论缺陷及其拓展
“双缺口模型”虽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利用外资的理论基础，但该模型仅注重经济总量分析，但没有说明引资国需要什么样的外资，其数量是多少；对国内资本弥补“双缺口”的潜力认识不足，常常引起国内产业“空心化”及“资本外逃”问题；忽视偿付能力，容易引起国际收支风险。这些均反映了“双缺口模型”对利用外资质量缺乏全面评估，需对其进行拓展。理论拓展逻辑如下：
1、“双缺口模型”没有区分“时点”与“时段”，“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是否平衡应在动态长期区间中加以考虑。
2、鉴于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与经济总量相比，规模较小，为便于分析与评估，可假设外商投资企业是一个“经济体”，自求平衡，其“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均满足“双缺口”平衡要求，这样做可以较好地评估外资质量。
（1）可了解外资流入不同行业的发展趋势。如果外资大量流入房地产业（该行业不涉及进出口贸易项下的外汇收支），将导致“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
（2）可评估外资加速国内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速度，以及对内资的挤压程度。
（3）可通过外资撤资及利润汇出数据独立评估跨境外汇收支风险。
3、利用“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不平衡程度，动态评估利用外资质量的趋势。综上所述，基于上述三点，对原有模型引入“双缺口差”方程：
其中Ft表示“双缺口差”，即Ft=[(It-St)-(Mt-Xt)]，(It-St)表示t期利用外资净额（本期利用外资额减去外方撤资额）减去利润汇出额；(Mt-Xt)表示t期外商投资企业净进口，新的“双缺口模型”将由方程①、②及③构成。
（三）构建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估指标
根据新“双缺口模型”可以构建如下评估利用外资质量的指标体系：
1、β值。根据方程②，如果β值等于0，表示“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达到平衡，利用外资质量最高。如果β值大于0，表示外资流入较多，且没有用于进口国外资源。如果β值小于0，则与之相反。
2、Ft的趋势。根据方程③，如果Ft的时间变化率等于0，则意味着“双缺口差”维持不变；如果Ft的时间变化率小于0，则意味着“双缺口差”在不断缩小。这在β是正值时，“双缺口”是不断改善的，而当β是负值时，“储蓄缺口”无法弥补“外汇缺口”的程度将不断恶化；如果Ft的时间变化率大于0，则意味着“双缺口差”在不断扩大。这在β是正值时，“储蓄缺口”大大超过了“外汇缺口”所需要的外资额，而当β是负值时，“双缺口”是不断改善的。因此，Ft的趋势将视β值的大小来评估其好坏。
3、跨境外汇收支风险性指标。该指标主要由外资撤资及利润汇出额的大小（μ）及其波动程度程度（σ）加以设定。该指标主要受外商投资企业产权结构、税收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二、对安徽省利用外资质量进行评估的实证分析
（一）利用“双缺口”模型拓展方程的检验结果
如图1所示，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安徽省利用外资缺口差（Ft）围绕在平均趋势线上下波动，趋势线方程为y=-31.542t+7076.9，根据该方程可以看出，安徽省利用外资的“双缺口差”β值等于7076.9万美元。
如图2所示，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安徽省利用外资“双缺口差”的时间变化率趋势线方程为y=-22.602t+476.48，Ft的时间变化率等于-22.602，小于0。
（二）安徽省进出口额与利用外资额的相关性分析
如图3所示，对安徽省利用外资（FDI）与出口（X）及进口（M）进行“协整”，通过单位根及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Mt=0.63FDIt+14874.56④
（4.1） （7.67）
ΔXt=0.26ΔFDIt+132.71⑤
（5.53） （0.32）
可将公式（4）进行数学变形：
ΔMt=0.63ΔFDIt⑥
比较公式⑤与⑥，可以发现：利用外资对进口的拉动作用要小于对出口的拉动作用，单位外资变化额（ΔFDIt）增加1美元，出口变化额（ΔXt）将增加132.97美元，但进口变化额（ΔMt）仅增加0.63美元，反之亦然。
（三）外资流入行业结构的变动
制造业与房地产业是安徽省利用外资最主要的两个行业，其中制造业与进出口相关性较强，而房地产业则与进出口相关性较弱。2006年一季度至2009年三季度，制造业外资流入占比均处于稳步上升趋势，占比基本维持在60%；房地产业外资流入占比波动性较大，且与经济周期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3季度开始，房地产业外资流入占比大幅下降，其中3季度外资流入房地产业占比仅为6%，与1季度相比，大幅下降21个百分点。
（四）银行信贷流入与利用外资的相关性
如图4所示，2007年以前，安徽省利用外资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投入基本保持一致，2007年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明显减弱，信贷投放在大大高于利用外资额的同时，整体呈上升趋势。
三、对安徽省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估及原因分析
（一）对境外资源使用不足
安徽省利用外资β值为7076.9万美元，这说明“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有相当比例外资流入并没有用于进口。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外资流入非制造业，尤以房地产业最为明显；二是我国长期对外资采取“超国民待遇”政策，外资政策并没有随国内“双缺口”现状进行调整；三是我国长期采用“重流入、轻流出”的外汇管理政策，鼓励收汇，严格监管“付汇”。
（二）外资对弥补“双缺口”的趋势较好
Ft的时间变化率为-22.602，小于0，在β值大于0的情况下，外资对于弥补“双缺口”呈改善迹象。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外资流入制造业的比例稳步上升，对设备原材料的进口也呈上升趋势；二是金融危机对安徽省出口影响较大；三是2008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开始改变“重流入、轻流出”政策，逐步实施“均衡化”管理；四是部分行业监管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例如，强化外资流入房地产业的准入标准，加强外汇资本金结汇审批及人民币资金流向监管等。
（三）外资流入的行业结构逐步改善，房地产业外资流入占比波动性较大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整体结构较为合理，外资主要流向制造业，流入占比始终呈上升趋势；房地产业外资流入占比的波动性较为明显，因占有国内稀缺资源（土地、房屋等），对利用外资的质量影响较大。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制造业仍是安徽省乃至全国吸引外资的主要行业；二是受行业特征影响，房地产业外资流入规模往往较大，外资流入占比波动性较为明显；三是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变化的敏感性较强，存在“大进大出”现象。
（四）促进了国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但银行信贷“常青藤”现象开始显现
银行信贷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但与外资流入额的相关性逐渐减弱，这说明虽然外资对促进国内储蓄（银行）向投资进行转化（贷款）发挥了作用，但银行信贷“常青藤”现象开始显现。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为保证规模较大外商投资企业能够走出困境，银行不得不为其提供信贷支持，即便外资流入出现下降，信贷投放“不降反升”。
四、构建符合“双缺口模型”的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框架
首先，应建立符合“双缺口模型”需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框架。加强政策宣传；从产业、金融、外汇及税收等四大政策角度确立政策要点；建立涉及利用外资的部门协调机制，对“双缺口”现状进行评估，以确定政策需求；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对政策的影响进行定期评估，并确定政策供给。
其次，优化信贷流向，鼓励外资设立小额信贷组织。针对银行信贷资金存在的“常青藤”现象，在加强银行信贷风险监管的同时，逐步优化资金流向，鼓励信贷资金流向中小企业；在目前外债管理较为严格的情况下，鼓励外资通过设立中外合资小额贷款公司方式，向国内企业放贷，以遏制境外资金通过非法渠道流入境内。
再次，应强化汇兑监管，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外汇收支风险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外汇收支均衡化管理，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外汇收支风险评估体系。
最后，还应充分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在经营环节与收入环节，对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措施，避免内资“外资化”；灵活调节外方利润汇出税率。在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可以适当增加外方利润汇出税率，提高外方将利润汇出境外的成本，减少外汇的流失，反之亦然。
参考文献：
1、(美)吉利斯,波金斯.发展经济学[J].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张星.论“双缺口模型”在中国的实践[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20).
3、林松.对“双缺口模型”在中国失灵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4).
篇2
关键词：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困境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042-02
一、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发展现状
2008年黑龙江省政府印发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规划的通知》，规划范围包括18个边境县（市），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桦川、富锦等6个内陆口岸市、县和大庆、鹤岗、鸡西、双鸭山、伊春、加格达奇等6个开放区域中心城市。规划期为2009―2015年，展望到2020年。2009年，总书记作出了关于“使黑龙江成为我国对俄及东北亚地区沿边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的重要指示，从而确定了黑龙江省作为对俄贸易主要地区的重要作用，也肯定了黑龙江省关于沿边开放带建设的战略思想。2010年9月，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双方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实现回升。两国将根据各自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完善双边贸易结构，规范和转变双边贸易增长方式，扩大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贸易，建设现代化物流和贸易平台，加强在建立经济特区、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快实施双边大型合作项目，为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这一声明再一次为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新背景下，黑龙江省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都需要重新调整贸易结构，提升沿边开放的水平。因此，黑龙江省的沿边开放带建设战略在这一时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战略的提出是在2008年，但是，黑龙江省的沿边开放发展由来已久。经过多年的建设，黑龙江省已经在对俄贸易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00―2010年，黑龙江省共计完成对俄进出口额达到6 458 744.37万美元，其中，进口总额2 636 054.84万美元，出口总额382 268 9.56万美元。其中2008年达到历史的高峰，进出口总计完成1 616 089.50万美元，进口完成804 208.58万美元，进口增幅达到214.46%，出口完成811 880.92万美元！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出现比较严重的下滑。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强劲的反弹，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4%，进口增长38.12%，出口增长31.09%，进口额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从贸易商品结构来看，2010年黑龙江省对俄出口工业制成品399 048.77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93.13%，初级产品出口仅占6.87%，出口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进口商品机构来看，初级产品占进口额的63.76%，工业制成品占36.24%，弥补了国内建设中巨大的原材料缺口。从对俄贸易地区完成情况来看，具有口岸的城市，对俄贸易发展速度较快，所占份额也比较大，2010年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黑河市、鸡西市位列全省对俄贸易的前五位，占据黑龙江省对俄贸易90%以上。总之，沿边开放为黑龙江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的困境
从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现状来看，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已经在多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适时推出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发展战略，可以进一步地推动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发展和进步；可以有效地化解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因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在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战略推出近两年的时间里，其具体发展则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具体而言，主要是三大困境：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困境、政策支持不足的困境、互信程度不高的困境。
首先，沿边开放带资源整合力度不够。以往黑龙江省沿边开放主要是口岸为点，点对点的开放模式，这就导致各地区仅站在本地区的利益基础上考虑问题，重复建设、省内口岸之间的因竞争而导致内耗比较严重。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点对点的开放模式也会导致各口岸之间贸易结构相似，缺乏发展特点的弊病。
其次，沿边开放带战略缺乏政策支持。国家针对沿边开放的政策主要就是2008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边境地区经济贸易发展问题的批复》，也被简称为“国函92号文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转移支付”的政策支持。利用转移支付政策替代了原有的边境小额贸易进口税收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的政策。但是由于转移支付是在一定的存量贸易额之上支付的，这就导致无法及时得到有效地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并且缺乏灵活性。企业发展边境小额贸易的积极性降低。除此之外，针对边境贸易的国家和省级优惠政策也是乏善可陈。
最后，双方互信程度低阻碍沿边开放带建设。虽然在2010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但是中俄双方的互信程度明显存在不足，尤其是在中俄具有近3000公里边境线的远东地区，俄罗斯对中国的信任程度相当低，俄罗斯一直担心其远东地区“去俄罗斯化”的问题。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中俄双方一些大的边贸项目上，例如：建设多年的黑龙江大桥仍然处在停建状态，东宁边境口岸的俄罗斯段的建设也已经停止多年。总而言之，现在双方互信程度低主要体现在俄方对中国的不信任，所以，很多项目在签订协议之后都被搁置。同时，由于互信程度较低，俄罗斯国内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中国对俄远东进口主要产品是原材料及能源，这是在掠夺俄罗斯的国内资源。因此，目前俄罗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禁止对中国出口例如原木这样的原材料产品，贸易壁垒逐步增加。
三、加快推进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的对策
（一）加快推进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资源整合
推进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资源整合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只用通过资源的合理整合，才能实现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进一步升级，才能有效利用对外开放资源，实现对外开放合力，避免各地区的竞争内耗。针对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现有的资源情况，笔者认为主要要整合以下两个方面的资源。
一是整合口岸功能。黑龙江省对俄口岸达到25个，但是25个口岸的功能和主要贸易产品相似度极高，重复性大，这就导致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的功能并没有得以最大化合理利用和发展。为此，黑龙江省应该整合口岸功能资源，例如，可以大力发掘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黑河边境互市贸易区、具有特色的绥芬河综合功能保税区等这些口岸资源，同时对于一些重复建设或者不合理建设的口岸功能区要坚决地进行“关、停、并、转”，实现口岸资源的优化。
二是建立口岸的区域整体发展理念。黑龙江省沿边口岸建设始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当时对于口岸的设立是“点对点”的口岸设立模式。随着沿边开放带概念的提出，应该整合黑龙江省口岸的区域整体发展理念，由“点对点”发展理念，变为“以一点为中心，带状整体发展”模式。比如，在黑龙江省北部地区，形成以黑河为中心，呼玛、孙吴、逊克围绕形成的发展带；在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地区，形成以绥芬河为中心，东宁、密山围绕形成的陆路口岸带；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形成以同江为中心，饶河、抚远、萝北、嘉荫的东部口岸发展带。各口岸发展带内设立统一的发展指挥中心，统筹安排各口岸的发展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口岸发展带内的资源对俄进行贸易。
（二） 加大对口岸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
与沿海特区政策支持力度相比，沿边口岸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存在不足。其主要弊病体现为：财政支持力度不够、金融政策缺位、税收优惠不足！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必须要有新的政策支持，并且让这种政策具有长期性、灵活性和协调性。这可以充分调动沿边开放城市的积极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其地缘优势和商品优势，全面优化资源配置。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首先是要争取中央财政对沿边开放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沿边开放带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保持现行的转移支付政策，但是转移支付额度增速要高于对俄边境小额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这将有利于调动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动力。其次，要逐步地形成“以边养边”的关税提留模式，即提留一部分口岸对俄关税，用于沿边开放带建设。这将加速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的建设，并在黑龙江省沿边城市形成良性自我发展循环。
二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沿边开放带的贸易企业多数是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时难度极大。但是这些企业却具有资金流转快，信贷时间短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政府应该鼓励银行给予口岸城市贸易企业特殊的短期贸易融资政策，这有利于这些企业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沿边开放带贸易额度的进一步扩大。同时，应鼓励民间资本在沿边开放带建设中发挥作用，为民间资本提供合法的地位和合理的政策。
三是恢复税收支持政策。要引导和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周边国家进口关税减让和原产地规则及边境地区的地缘优势，积极扩大出口，拉动沿边开放带的经济增长。同时，应恢复已经被“国函92号文件”取代的国家对边贸企业进口关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进口关税减半受到的冲销，可考虑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中等量补偿，以继续支持企业的发展。要采用低税或免税的办法鼓励企业从境外进口国家急需的能源和资源。要鼓励企业与邻国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在此项下，邻国企业以物资抵付工程款和劳务费，应与货物贸易项下的进口同税。要切实推行边贸企业出口的退税政策，实现边贸企业与“大贸”同等待遇。
（三） 利用投资提升两国互信程度
篇3
（一）基础教育依然薄弱1.适学儿童不断减少调研发现，近年来，一些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人口自然增长极为缓慢，很多地方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适龄入学的儿童极少。2.师资力量薄弱由于条件相对艰苦，教师队伍出现进来的少于出去的，教师人数出现负增长的怪现象。同时，教师缺乏培训，虽然在县乡两级针对教师的培训较多，但缺少到州市以外的高水平培训。3.校舍建设缺少后续跟进投资很多地方的中小学，虽然早期有很大的投入，但缺少后续的追加投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年久失修，一些校舍开始出现问题，个别的变为危房，严重地影响着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4.盲目撤点并校增加负担一些地方撤点并校后，很多家长要送小孩到比较远的乡镇甚至县城就学，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同时，家长接送小孩多用摩托车，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二）双语教学严重缺失双语，是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事业。但绝大多数的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的双语教育严重缺失，有汉化的危险，有关部门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辍学情况依然存在在各级部门的努力下，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的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辍学情况。比如基础弱，跟不上其他学生；其他民族（小孩）有歧视；也有个别的因贫辍学，比如父母残疾或者常年有病；在一些家长中存在因为就业困难导致的读书无用思想。
（四）外出求学仍有困难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在义务教育方面已经没有经济负担，但随着孩子逐步通过考试外出求学，现有的家庭经济就很难支撑了。很多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农村产业还在“靠天吃饭”，碰到近几年雨水少、干旱多，作物价格低、收入减少。政府扶持的养猪等产业，也随着近年市场价格下跌呈现下降趋势。这就导致一些孩子在外就读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家庭难以维续。
（五）特殊情况急需解决除了以上问题，调研还发现一些特殊情况急需解决。比如跨境民族、境外通婚的政策限制。境外（缅甸）通婚的家庭，小孩无法落户，小学、初中以内可以在境内就读，但到了高中就因为户口限制而无法入学，逐渐成为家长的心病。
二、扶持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1.贯彻落实《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和《云南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规划明确要求，要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加快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农村寄宿制校舍建设，加强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积极落实人口较少民族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巩固提高“普九”水平和质量。加快普及普通高中教育，支持改善高中学校办学条件，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政策向人口较少民族倾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积极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政策、免学费政策。高校预科班、特有民族本科及大中专班适当提高人口较少民族招录比例[1]。同时，要停止盲目地撤点并校，方便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彻底解决或克服家长接送学生不方便、负担重、不安全的情况。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条件符合的建议中学建回乡镇、小学建回村社。
（二）持续跟进经济扶持要减少和杜绝项目前期扶持力度大，但后期管理跟不上的情况。要继续加强管理，扶持力量要集中，不要撒胡椒面，要有针对性，比如重点扶持产业大户，除种养之外，还有手工业服饰等农村特色产业。要帮助村民把产业做大、做强，要帮助协调解决资金、技术、市场、培训等方面的问题。
（三）坚定推行双语教学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双语教学。不同的民族群体，一方面为着不丢失自己，一方面又不致被时代淘汰，即既要保持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接受实现现代化所实际需要的知识、技能、观念等教育[2]。1.建立双语教师的培养、培训制度[3]在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民族、师范高等学校和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建立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根据民族地区的需要，举办定向双语师资班，学生毕业后择优录用、聘用到当地小学或者幼儿园工作。2.鼓励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教师学习使用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3]对熟练掌握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并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师予以表彰奖励；在同等条件下评优评先、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及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认定时，优先推荐。
（四）多措并举培养干部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培养，培养熟悉本地情况、通晓本民族语言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1.政策倾斜特殊培养干部人口较少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采取实事求是的特殊政策，对民族干部的学历、年龄和业务水平要求适度放宽。2.适应需要培养后备干部加强对人口较少民族干部的再培训及年轻后备力量的培养力度，使民族干部的成长能够适应民族发展、时展的要求。加大公务员对口培训力度，加强人口较少民族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3.委托培养基层干部要在高中、大学要按一定的比例委培人口较少民族基层干部，定向招录人口较少民族公务员。4.加强干部教育培养结合干部教育培训，重点加强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乡（镇）领导干部、人口较少民族领导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5.创造条件留住干部要克服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干部不熟悉环境，语言不通，开展工作比较困难，也很难留住的困难，在经济基础、教育发展、成长进步等方面创造条件，千方百计留住干部。同时，要尽可能减少或杜绝上级部门借调截留基层干部，坚决贯彻执行云南省有关文件（云办法2014[28]号），要求五年内不允许调整，在制度上为基层留住人才。
篇4
关键词：税收预算预算性增收税收优惠
税收预算与税收优惠的概念及延伸
税收预算（Revenuebudget）是上级领导机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内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任务的目标测算，是国家财政预算体系的核心。它包括了预算体系的编制、分配、检查以及分析等一系列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源可靠、税收有效。税收优惠（Taxincentives）是为了配合我国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在税收方面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减轻或减免纳税人的税务负担，以达到支持和引导产业发展的目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我国税收预算主要采取“以支定收”的方式进行，即根据税收用途来决定税收多寡的问题。税收预算的编制体制采取的是一种“基数增长”的机制进行的，在上年税收计划完成的基础上，按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综合各地税源增减变化情况等因素，一般再调增几个百分点，形成新一年的税收计划。这种税收预算体制的编制就为我国税收预算带来了增收的可能。在税收优惠方面，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起到的是政策调节、政策扶持作用，优惠区间集中度比较高，主要集中于基础性建设、吸引外资和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这是对税收预算的一个“负增长”，而且不可预测性很强。因此，两者之间存在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寻求临界点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之一。
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现状分析
（一）税收预算性增收现状分析
国家税收预算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税源问题，保证税收稳定，为公共财政提供保障。稳健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保证国家基本职能的实现，有利于为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财力支持，有利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因此，我国的税收预算是面临增收的压力的，其主要方面有：
由于我国财政预算与GDP比值、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比值较低，社会各界普遍要求提高这两个比值。这直接带来了各级政府在安排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预算时要求明显的高于GDP增长，最终导致了税收的预算性增收甚至是超收。
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夯实财力基础，国家或多或少的要求实现地方税收增收以扩大内需。政府通过增加投资扩大财政支出带动积极发展，为了控制财政赤字的规模，就需要在控制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从2009年新疆率先获得30亿地方债发行权以来，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获得了不同额度的地方债发行权。事隔一年多来看其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效果并不明显，这部分缺口对税收的增加提出了直接要求。
政府机关不理。如前所述，税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大兴土木、乱搞建设，带来了资金紧缺，对税收要求加大。同时税务部门为了迎合上级部门领导，采取多征税的方式，确保“超额完成任务”。
（二）税收优惠减免现状分析
我国实行税收优惠的目的是在税收方面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以减轻某些纳税人的纳税负担，最终引导国家产业结构稳定发展，扶持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优惠是对税收预算的一种政策性减免或减少，且不可预测性很强。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产业和地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倾斜性。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为吸引外资进行的优惠。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虽设立机构场所的但其取得的所得却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实行减按10%的税率进行征收的决定。同时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缴纳的“三税”不征收城建税。
对固定资产进行的可抵扣政策减免。现行增值税法条里明确提出了以2008年12月31日为界，期间以前买入的固定资产卖出时按4%征收率减半征收，期间以后买进的固定资产按17%抵扣，实现了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与此同时，为鼓励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产确实需要加速折旧的，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进行折旧，但是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规定年限的60%。
对农业产业链的税收优惠。增值税明确规定了对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税，企业所得税中对农、林、牧、渔项目所得也提出了相应的减免税规定，如农作物新品种选育、中药材的种植、家禽的饲养、远洋捕捞等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海水养殖和内陆养殖实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如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采取加速折旧、加大新产品开发费提取减免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等。目前国家对重点扶持的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进行征收。
对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于2008年1月1日之后新登记注册的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自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纳税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半”税收政策。
纵观我国税制发展模式，一方面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偿还国债和财权积累，带来了税收的增收，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就必不可少的需要对一些功能性税种进行税收减免。在税收预算时，方法太过单一、政策干预太强，对税收预算太过宏观，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税收优惠方面太过微观，大多局限于所得税，并且只有降低税率和免税两种，在扣除方面也只有个别行业可以享受150%加计扣除的优惠。同时纳税人负担较重，依托于政府力量的税外费用名目繁多，严重冲击了税收调节的主导地位，形成了税费不清、以费代税的不良局面。
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存在的矛盾
（一）对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的基本认识
由于采用基数增长法进行税收预算，目前税收持续高增长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分析其原因主要有：随着时间推移，基数不断增长，税收预算值不断加大，导致税收压力不断增加；现行的税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税收收入的弹性不能与GDP保持同步增长，目前的征收状况对税收收入弹性增长的贡献与地方税收预算性增收呈负相关。因此在预算性增收降低的情况下保证税收收入的同时，对国家鼓励的产业进行的各种优惠政策就提出了挑战。而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出台，都是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引导行业发展和扩大内需、提高纳税人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进行的。现行的优惠政策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仅仅局限于个别产业和个别地区，可能导致纳税企业从低税收优惠行业向高税收行业进行转移，最终使产业失衡，税源不稳。
在我国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税费并立的局面，在税收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费用征收，纳税人的总体税负其实是不轻的。单纯的要求预算性增收是不切实际的，更应该厘清税费关系，确立税收的主导地位，加强征管来堵塞漏洞和清缴欠税来化解政策性减收的缺口。树立目前的税收优惠是为了将来的增收做准备的信念，才能保证税收预算增收与税收优惠的协调发展。
（二）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的矛盾解析
预算征收是为了保证税收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税收优惠则是为了扩大内需，同样也是为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增和减同样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表面上存在着矛盾，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就是“度”。如果税收预算超过了纳税人的度，会直接影响税收源泉；如果税收优惠超过了国家的度，人们富了，国家穷了，基础设施相应的也就垮了，宏观调控也就相继失效了，金融危机的防御性就降为零，社会也将动荡不安。因此，在这两者之间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点，应该把两个比重提高到合理的水平。目前，我国各种税费合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5%-30%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是不轻的。靠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提高两个比重是不恰当的。只有有效地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和清费立税的前提下，才能完善税收体系，也为税收优惠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解决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矛盾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主要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共有19个税种，其收入主要为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和中央政府共享税。部分税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关联度不高，因此不能片面的强调税收收入增长应当高于经济增长。应当明确税收优惠并非不利于税收预算，而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更加全面的发展，税收暂时的减收是为了以后年度的增收。从我国最近几年的税制改革可以看出，在税制改革方面对于税率已经开始重视，所得税税率从33%下调到25%说明了对纳税人总体税负的减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关注个别行业和部门，可以想象其结果就是，产业的严重倾斜，纳税人可能转移到税负较低的行业中去，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同时还需要根据预算控制财政支出的规模，不能一味的“以支定收”，不切实际的支出会减少纳税人的投资和消费积极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失衡，不利于经济发展。
（二）以当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
以税收征收质量来代替“以支定收”的指令性税收任务，以当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目前通用的基数加增长数的方法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税源的状况，也不能体现出税务部门的主观努力程度，无法确定依法治税的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不能搞“一视同仁”的方法，否则会出现不发达地区地方税负较重的情况。因此各地税务部门应当与政府部门做好沟通，立足经济发展，按产业来测算税源，做到量能收税；以征管质量来进行对税务部门的考核，政府部门应当对本地的经济水平和税收水平进行正确匹配，合理考核绩效，避免税收的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
（三）推进税费改革和地方税种的改革
传统意义上就存在着“税务收税，工商收费”的说法，致使纳税人面临着双重压力。大量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各种收费和摊派资金是导致我国税收收入负担较重的主要原因。加快清费立税工作，既可以实现税收预算的增收工作又能做到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对产业政策进行调节，使税收优惠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篇5
解读一
最近双减政策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广大市民热议。如今大多数的家长在各种负担的压迫下，使得孩子的教育成了一场长跑马拉松比赛，争先恐后地希望孩子能抢跑在起跑线上，孩子们也日复一日的承受着沉重的教育压力，长期以往，孩子的身心发展会受到阻碍。
教育内卷化，成为我国中小学教育问题的重点。于是，国家教育部新出台“双减政策”，为学生家长和学生减轻身上的教育负担，让学生高效学习。
有着上下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是很善于做减法的。特别是道派。一部只有5000字的《道德经》却包含了宇宙所有事物的真相。道家推崇“无为而治”，学会放开，不做任何谋划，让百姓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国家不必插手。佛家思想贯彻放下的理念，尽管其来源已经无从考究了，但在中国的影响力巨大。佛家放下还是道家放手，归根结底，都是在做减法罢了。如果做加法，一味地只添不删，就好比如衣柜里的衣服，逐渐堆叠衣橱，后来却没有可以用的。加法还是减法，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利与弊。然而在孩子的学业上还是选择只做加法。
如今，“双减政策”出台了，“减法”终于开始运算了，孩子的学习负担和校外辅导真的要不见了。然而家长们之前天天抱怨孩子的学业压力重，如今政策出台后才发现自己是言不由衷罢了。
依我来说，教育部的双减政策是否能做到全面推行，最关键的是大家的观念问题。
“双减”政策出台，家长纠结：到底谁在口是心非
针对观念问题，需要考量三个方面：
首先，主管部门对政策的执行力度是否强硬，能不能令行禁止；
其次，学校和教师的对于政策背后的教育观念能否认可，过去的应试教育思维能否抛弃，从而让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水涨船高；
最后，家长能否真正理解双减政策的“好处”，让孩子到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改变。
这三个问题，最核心的也是最难的就是家长能否理解双减。至于主管部门和学校方面，只要思想和措施统一，有所作为，措施直接有效，便不是问题。
无论出于哪个角度考虑问题，家长们的想法终究是最复杂的，意料之中的难以统一想法。那么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家长们都明白，减负对于孩子而言无疑是利大于弊。然而内卷式竞争还是存在的，每个家长在潜意识里都会帮自己的孩子划分竞争者，如果其他孩子都选择补习班，那自己的孩子也不甘落后，家长们认为起跑线至少一致。
理论上，学生们都不参加补习班，家长和学生都能如释重负，这样在起跑线上大家的统一的，这是一个多赢的做法。然而实际上，家长们心里都有“小心机”。如果不能掐灭这些想法，补课还是一对一家教，都会死灰复燃，双减政策最后也只是徒劳无功罢了。社会飞速发展，家长们的教育观念也应该进步更新了。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无一例外都是运动学业都能兼顾的。一直以来，学习的时长从来不是衡量好成绩的标准。让孩子参考班里的学霸，有哪个是透支疲劳度来学习的呢？或许初中的时候，只要你勤奋废寝忘食，就能取得好成绩；但是上到高中，学习负担骤增，难度加大，仅凭努力已经无法高效学习了。
校外的教培机构或者一对一家教，只是在给孩子的教育做加法，一层一层地往孩子身上加，孩子最后只会被压垮。
课堂上的教学内容重复，只是让学生机械地接受课程知识，对提升学习能力毫无帮助可言。大多数校外的补习班之所以能让学生提高成绩，是因为学生辅导的是“课前知识”，机构给孩子进行知识预习，在课程上赶超其他同学的进度，因此在新学期之际孩子的成绩得到了提高。但是高分的成绩真的能立足不倒吗？真的代表了学生学习能力吗？
如果需要举一反三的时候，这样的学生只能盲人摸象了。并且盲目地给孩子报补习班，只会让孩子的脑子超负荷运行，到了关键时刻，孩子或许就无计可施了。
总结：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学生家长喜忧参半，孩子的学习压力终于得到了减轻，同时又担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希望家长们调整心态，将教育重心转移到家庭教育上，培养孩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息。
既然双减政策已到来，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必犹豫不决。减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解读二
7月24日，国家出台双减政策，据说对教培行业影响极大。
看完文件后，我感觉这个政策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1、避免“内卷”。教育培训机构乱象丛生。教育培训机构在资本的裹挟下，越来越严重地“绑架”义务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但也只能被内卷。所以，国家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不可以做广告。
2、避免揠苗助长。很多机构提供机会给孩子超前学习和超纲学习，提前起跑。学生负担很重。不利于她们有规律，有质量的学习。
3、避免学生学业负担重。明确禁止了培训机构不能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去发展艺术和体育特长。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4、加强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核与监管，不让不合格的机构有生存的机会。
在读双减政策的时候，我内心是一直给这个政策点赞的。
1、明确规定培训机构不让做广告。培训机构请明星代言花了很多钱真的不应该。把这些钱用心的投入教研，提高教学质量多好。教育机构靠口碑推广才是良性的。
2、学困生没有完成作业也要休息。线上培训不能超过晚上9点。保护学生休息的权利和眼睛视力。
3、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课余时间向学生提供兴趣类课后服务活动，供学生自主选择参加。让学生童年里不全是成绩成绩成绩！ 真正去引导它们快乐的成长和学习。
4、鼓励学校做好有质量的课后服务。
政策真的很好。但是希望不要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滥竽充数的现象出现，真正落实好！
解读三
双减政策的目的，在于让教育回归本真，形成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为基石、社会教育为补充的一个良性循环和互动的大教育环境，更好的为国家培养高质人才。
一、自由发挥的教育需要被扶正
小树苗的成长是自由发挥的，就像这些年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实现野蛮式增长，2020年全年在线教育融资总金额超过539.3亿元，较2019年的146.8亿元同比增长267.37％，为近五年最高，且超过了过去四年的融资总金额。
这些数据说明了：
1、教育市场的确非常大，且人民对于教育的需求多且高；
2、资本市场在快速扩张，甚至开始主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3、之前的文章提到过：大的教育观应该是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为基石、社会教育为补充的。近年来急速扩大校外机构无疑打破了这种微妙的教育环境，在社会环境快速发展和被刻意营造焦虑的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瞬间就登顶了，连学校也远远不及校外培训威望高，这是多么可怕的认知？！
这些认知，主要表现在：除去学校学习外，大部分孩子都有兴趣班、各式各样的培训班，甚至有的干脆放弃学校的教育，去专门的校外机构学习；孩子的成绩不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请家教；听到/看到同龄的孩子报了什么辅导班，就要为自己的孩子也要报上，这些都是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的。
教育这棵小树被外力压弯了脊梁，“双减”政策正在为教育扶正，回归良性的大教育环境。
二、“双减”政策应该正确解读
“双减”政策不是为了让校外教育机构彻底消失，而是规范化严格管理。人不能一概而论，机构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必人人自危。近年来校外教育的培训市场的快速扩张，导致了学校教育慢慢在整体教育的占比中失衡，教育的失衡对整个教育来说无疑是可怕的，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双减”政策就是最好的手段。
芯片被“卡脖子”，科技发展遇到阻碍，近乎于纯模仿式的科学研究，已经满足不了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了保证我国有充足的优秀人才，教育是重中之重。
三、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国家发展的象征
我国古代历史上官吏筛选的途径主要从先秦的世袭制，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再到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一步步的在人才的筛选上进行重大改革，科举对国家、社会和人才的发展都有了明显的成绩。
现在的我国也正经历着这样的过程，经历过整改和磨合，然后朝着健康和良性循环发展。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让校外教育重归补充之位。
四、积极推动校外培训企业改革/转型
校外教育是社会教育大的构成部分，整体大的教育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试想一下，如果将现有的校外教育机构全部取缔，社会教育必然遭受重创，短时间内恢复无望，等待新的社会教育重新发挥作用，尚无归期。
所以，校外机构要积极推动企业改革和转型，接受国家监管，严格遵守规范，严加管理。
积极配合政策，探索探索转型之路，拒绝打擦边球！切勿心存侥幸，偷梁换柱！！！
解读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在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深入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当前，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说，学生整天埋头于作业，睡眠不足，又缺乏锻炼，体力下降。“有一位校长告诉我，有的高中学生，单杠引体向上做不了几个，跑步会昏倒。这样下去，国民体质下降，令人担忧。”
那么，“双减”的工作目标将如何实现？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以及部分专家对《意见》进行了深度解读。
一、减少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质量
当前，一些学校存在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突出问题，“双减”工作之一就是要减轻学生不合理的作业负担。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通过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坚决防止学生书面作业总量过多；通过系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布置分层作业、弹性作业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通过教师切实履行好作业指导职责，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并及时做好反馈，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布置作业或批改作业属于学校教育的范畴，所以《意见》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给家长增加额外负担。”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说。
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既可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题，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多适合学生健康成长的服务内容。不过，当前部分学校的课后服务还存在服务时间偏短、经费保障不到位、吸引力还不够强等问题。
为此,《意见》规定，学校的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的课后服务还要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既要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还可以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另外，也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等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
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上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
“受功利驱使和资本裹挟，为数不少的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面广量大的无资质培训机构，偏离了公益性办学宗旨，迎合一些不合理的社会需求，无视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以应试为导向、以提分为目的，采取抢先学、超纲教、反复练等方式，纷纷面向在校学生特别是义务教育学段学生过度开展升学和考试学科知识培训。这不仅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加剧了全社会教育焦虑感，也一定程度冲击了素质教育、干扰了中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圣足说。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提出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求各地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意见》特别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三、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只有学校教育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需求，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家长才能不给孩子报班参加校外培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说。
篇6
1～8月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走低
2012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不振，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国内外贸企业在手订单普遍减少。根据海关9月10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8月，我国当月进出口总额3292.9亿美元，其中出口1779.8亿美元，同比增长2.7%，进口1513.1亿美元，同比下降2.6%。
在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来看，与欧、日等国的贸易在下降，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在上升。1～8月中日双边贸易下降1.4%，中欧洲双边贸易下降1.9%，台湾双边贸易下降2.1%，其出口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受欧债危机的拖累。
另外我国其他一些进出口市场的进口需求也疲软，不仅欧美等发达国家，包括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也下降，致使从2011年11月起我国外贸增速开始放缓，至今月度增速仍持续走低。
外贸企业出口下降的原因
一是国际市场总需求下降。主要原因是受美国、日本经济复苏缓慢以及欧债危机的拖累，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萎缩，进口减少。此外我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也在下降，由于中东地区受政治动乱影响，我国对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伊朗和叙利亚出口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时主要经济体纷纷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反倾销、反补力度加大。
二是经营成本不断上升。近几年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竞相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推升了大宗商品价格，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输入通胀，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而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从过剩向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用工成本快速上升，尤其凸显在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出口退税下调等也进一步增加了经营成本。
这些都造成外贸企业经营成本上涨，部分企业甚至有单不敢接，特别是周期长的订单。根据海关统计，今年8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711亿美元，同比下降2.8%；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9733亿美元，同比增长0%，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出口1522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4.20%。从以上贸易方式下降可以看出，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国外订单减少，或者是来了订单因为利润太低企业不愿接；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去年以来，国内物价、劳动成本和运输成本上升，在国内进行加工的利润大幅下降，国外委托方将一些加工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
三是出现汇兑损益。自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渐加大，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进出口业务的汇率风险，加大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外贸企业由于缺少金融专业人才，很难通过金融衍生品规避汇率风险。
四是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下降。一方面是政府税收猛增，人民币大幅度单边升值，加上要素成本上升，导致许多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都在下降，企业基本已不盈利，无力增加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投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很大冲击。
五是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加工贸易仍是目前我国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出口增长缓慢，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产品，大部分出口产品仍属于低端产业，高端产品匮乏。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机构预测认为该国2012年贸易顺差将达到21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顺差国。从德国的贸易顺差中可以看出，来源于欧盟内贸易，精细化生产与高端制造能够超越经济景气周期，即使身处欧债危机，也能实现稳定的增长。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外贸企业应抢抓机遇化危为机
任何挑战都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也对企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只有增强市场意识，冷静分析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趋势，及时调整思路，强化基础管理，积极主动参与外贸行业在这场危机中的洗牌，通过洗牌的过程实现更强的竞争优势，以新作为实现新突破。
一是国家应出台财政扶持政策，实行总量减税，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格局下最合宜的宏观政策，只有总量减税，企业税负降低了，才有利于我国产品尽快恢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尤其是对民营中小企业减税，对外贸出口企业减负。订单多了，才能真正启动内需。
二是用好用足现有国家鼓励外贸的各种优惠政策。国家对当前外贸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2012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了包括加大财税政策支持、改善金融服务、优化进口环节管理、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旨在加强进口的措施。2012年9月国务院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确定了包括出口退税、信贷和贸易便利化在内的八条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这些具体政策都极具针对性，外贸企业要认真研究并结合企业实际，积极用好政策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开展。要使外贸进出口尽快企稳回升，抓好政策的有效落实是当前重要的工作。
三是外贸企业要加强内部经营管理，严控风险，降低成本。要降本增效，必须创新管理模式。首先，要抓住流程管理的纲，在各环节加强管理，形成全过程全方位的成本控制。然后，要加大资金的集中管理和调控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规模和财务成本。最后，严控政策和经营风险，把提高内控水平，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加强风险控制规章制度的落实，认真研究国家政策特别是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避免因政策变化给企业带来风险。
外贸企业要真正做到以资金管理为龙头，成本控制为手段，风险防范为抓手，在健康发展中增强抗风险能力。
四是加快外贸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从中长期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所难免；从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经济已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低端产业的转移不可避免，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格局和竞争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外贸企业要尽快将自身的优势转移到高素质外贸人才队伍建设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转移到创建品牌以质取胜和服务质量上，转移到完整产业链、价值链和系统解决方案上。
一方面要优化市场结构，不断开拓新兴市场。当前应把市场立足点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亚、非、拉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避开贸易摩檫和动乱风险。另一方面要调整产品结构，进行产品、设计、工艺等创新，整合和完善产业链、价值链，提升内涵，增加外延，做强做大自主设计产品、特色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改变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现状。另外经营方式创新也会带来新的机遇和市场空间。
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激励理论；庇古税；碳税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福利经济学理论
从理论上讲，在资源环境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环境资源属于共有资源，会产生“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即厂商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与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属于公益事业）。而经济主体出于追求个人利益的需求，不愿意主动为其付费，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s）”，这就使政府介入资源环境领域成为必然。而税收作为市场经济下最主要的经济杠杆之一，对负外部性问题有最直接、有效的调节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Pigou，1920）在其《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中建议，应当根据污染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二者达到平衡，这种税也被称为“庇古税（Pigouivaintax）”。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永恒主题。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其基本特点是需要、限制和公平，具体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全球五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走向现代新文明的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环境与发展理念的不断更新中逐步形成。“可持续性”最初应用于林业和渔业，指的是保持林业和渔业资源延续不断的一种管理战略。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Karson）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初步揭示了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1972年，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提交的《增长的极限》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正式吹响了人类共同向环境问题挑战的进军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各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文件及有关国际公约以后，可持续发展得到世界最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三）激励理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中用于处理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四者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是业绩评价理论的重要依据。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动机来自需要，由需要确定人们的行为目标，激励则作用于人内心活动，激发、驱动和强化人的行为。从政府角度讲，政府以游戏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身份，依据所掌握的政策性资源和财力资源，激励低碳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基本上是采取财政拨款、投融资、税式支出、产权交易等常规政策激励低碳经济发展。例如，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安排235亿元，2008年增加到418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2009年推动节能减排支出567.47亿元。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以奖促治” 政策带动了农村环保工作的广泛开展。2009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投入15亿元，支持2 160多个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带动地方投资达25亿元，直接受益农民达1 300万人。在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和出口退税方面进一步明确促进推行节能减排的措施。
（四）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目前，世界经济还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以低碳产业、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却在我国显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其迅速成长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2009年，国家通过出台多项财税和金融措施，在危机中找寻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如国家财税部门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取消了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补贴消费者，鼓励企业生产、研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不断加大对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的资金补助。全国财政新能源与节能减排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将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建立中长期新兴产业发展机制结合起来，着力支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经济工作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强调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将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二、我国现行低碳税（费）政策简析
（一）低碳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鼓励和支持环保设备（产品）、投资的税收政策。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2007修订版）中的国产设备，享受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二是企业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中的国产设备，经企业提出申请，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实行加速折旧。三是对专门生产目录内设备（产品）的企业，在符合独立核算、能独立计算盈亏的条件下，其年度净收入在5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节能、污染防治、环保技术转让的税收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流转税规制设计引导，包括消费税（成品油、小汽车、摩托车、游艇、汽车轮胎、汽油、柴油等，含铅汽油1.4元/升，无铅汽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1元/升，柴油、燃料油和航空煤油0.8元/升；低污染排放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增值税（对煤矸石、粉煤灰等废渣生产建材产品，免征增值税；对油母页岩炼油、垃圾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资源税（原油14~30元，天然气7~15元，煤炭0.3~8元），环境效果并不明显。二是所得税政策，如利用“三废”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减免企业所得税。凡经国家环保总局通过招标确定需要淘汰消耗臭氧物质生产线企业取得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91年6月14日，中国正式加入修正后的《议定书》）多边基金的赠款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的指定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向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捐赠，可按税收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对“中华环境奖”获奖者和提名奖获得者所得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外商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如技术先进、条件优惠，其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免征所得税。 支持环保事业的税收政策。具体包括：一是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环保部门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二是环保部门使用的各种洒水车、垃圾车船，免征车船使用税。
（二）现行排污收费政策
我国早在1978年就提出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目前，我国征收的排污费主要包括废气排污费、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和噪声超标排污费和污水排污费四大项。对机动车、飞机、船舶等流动污染暂不征收排污费、噪声超标排污费。排污费的计算简单地说有两种方式：废气排污费和污水排污费根据排放污的浓度、数量折算成标准“污染当量”，并按实际排放的污染当量定额征收。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则直接按污染物排放量征收。
（三）涉碳税费政策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奖限结合”、“以奖促治”等措施，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政策导向。但现行的涉碳税费政策还存在诸多欠缺，主要表现在：
1.税种的针对性不强。与国外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此类税种在环境税制中应处于主体地位，它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来源。 排污收费制度存在自身不足。如未涉及所有污染环境行为、征收额度过低、缺少激励机制、随意性过大等。由于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环保部门在征收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 现行税费政策调节力度不够。一是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等相关条款各自独立、互不衔接，难以形成合力。二是征收范围过窄、税额设置不合理。三是许多危害环境的消费品如一次性包装物、杀虫剂等制品并未纳入征收范围。 现行税费政策缺乏灵活性。现行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形式比较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国际上通行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方式应用不多。
三、国外低碳的税收政策与经验借鉴
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征收排污税、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有针对性的税种等，据统计，目前OECD成员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己经占到总税收收入的3.8%~11.2%，占到GDP的1%~4.5%。尽管各国开征的具体税种不尽相同，但从性质分析，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一）对废气课税
废气税是对向大气中排放废气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氮氧化物税。
1.二氧化硫税，也称硫税。二氧化硫（SO2）是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对人类危害很大。早在1972年美国就开征了二氧化硫税，美国税法规定，SO2浓度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地区，每排放一磅硫分别课税15美分和10美分，以促使生产者安装污染控制设备，同时转向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丹麦、法国、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征了此税。从征收内容看，有按SO2排放量征收的，也有按含硫量的不同直接对含硫能源产品征收的。 二氧化碳税。CO2排放是引起全球升温的主要因素，CO2税是为控制CO2的排放而征收的一种环境税，CO2税的实际征收往往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按含碳量设计税率征收，而不是直接对CO2的排放征收。CO2税最早于1990年由芬兰开征，其计税依据为CO2的排放量及浓度。目前欧盟也引入了该税（全称为碳能源税，简称碳税），这也是欧盟层次上唯一的一个环境税种。这种碳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鼓励减少使用矿物燃料，尤其是含碳量高的燃料，从而减少CO2的排放。 氮氧化物税（NOx）。亦称氮税，是对氮氧化物的排放征收的污染税。目前法国、瑞典、意大利等国都按排放量征收此税。
（二）增设优惠措施
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众多政策中，税收政策仍是发达国家最为依赖的手段。根据政策所要达到效果的不同，发达国家低碳税收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如旨在鼓励市场主体进行能效投资、节能技术研发、新能源投资的税收减免等；二是抑制高碳生产、消费行为的税收政策，如旨在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鼓励节能降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税、碳税等。在税收优惠方面主要有：一是鼓励企业增加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费用，给予税收抵免、直接减免等优惠，如美国。二是对企业购置或制造用于防治污染或废物处理的设备给予加速折旧，如德国、日本。三是鼓励企业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给予税收抵免、减免税等优惠，如芬兰、美国。四是鼓励增加对环保、节能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减免税等优惠，如荷兰、美国、荷兰、德国都规定了环境税税收减免项目和环境税返返还项目。
（三）几点启示
发达国家在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过程中重视与运用碳税或能源税，并秉持税收“中性”原则。一是设立专门税种。以碳税为例，自从1990年芬兰在全球率先开征碳税以来，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德国以及英国、日本等相继开征了碳税或类似的税种（气候变化税、生态税、环境税或能源税等）。二是税收专款专用。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征收碳税或能源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因此在使用上一般都具有定向性或专款专用的性质。三是税制调整绿色化。为了促进经济的低碳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了税制的“绿色化”改革，目的是使税制从整体上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如丹麦、芬兰、法国的环境税制保证了环保的支出需要。
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确保税收新政落实到位
2009年5月，环境保护部发布《“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09年）》（简称“‘双高’产品名录”），含290余种产品。财政部和商务部根据名录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对遏制这些产品出口、减轻环境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为抑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从2007年4月至2008年6月，我国先后4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是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容易引起贸易摩擦、附加值较低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同时，国家安监总局和银监会专门转发“双高”产品名录，进一步夯实了低碳经济政策的基础。“双高”产品名录要及时更新，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如对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项目所得，可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符合条件的环保、节能、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4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等。
（二）可以考虑对碳排放课税
碳税是目前专家研究的热门话题，通俗地讲，即根据能源含碳密度征税，碳密度高的税率高，碳密度低的税率低，从生产和消费环节，提倡使用低碳能源和减少能源使用，通过成本制约引领低碳经济发展。如对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燃烧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CO2的单位和个人课税，根据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的消耗量征收，每吨CO2排放征税5-10元，①制定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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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英，王礼茂．中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6，（5）：88-91.
篇8
【摘要】我国现行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抑制过度投机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建议:进一步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办法;建立一套系统、健全的证券税制;消除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红利的重复征税;统一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abstract: our present stock market being as the stamp tax of the stock exchange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organizing financial revenue, regulating the stock market and controling an excessive investment. but there are some weaknesses. therefore, collection ways of the stamp tax of the stock exchange should be regulated further, a set of systematic and sound stock system should be estamblished, double taxation of personal dividend and dividend from the business and stockholders should be cleared up, and the policy of business income tax of the quoted company should be integrated.
key words: stock market; tax policy; stamp tax of stock exchange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税种设置现状
1.证券发行环节。对于一级市场证券发行如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没有明确规定。而实际上,对于股票发行并不是不征税,我国的《印花税暂行条例》中有关的税目对此已作出了征税规定。例如对溢价发行股票的税务处理,按照有关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在一级市场溢价发行有价证券,由此取得的溢价收入在企业财务上列入“资本公积”科目,不征收所得税。但该笔收入作为企业自有资金,应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万分之五的印花税。对国家发行的公债免征印花税,对溢价发行股票的购买者,则没有征税规定;针对各省的柜台交易市场,交易双方应按产权转移书据分别交纳万分之五的印花税。
2.证券交易环节。开征了股票交易印花税。对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包括a股和b股),按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分别按一定的税率缴纳印花税。自1999年6月1日起,b股印花税税率下调为0.3%,2001年11月16日起,a股印花税下调为0.2%,同时规定对债券买卖免征印花税。对于在上海、深圳证券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办理法人协议转让和个人继承、赠与等,作交易转让时,其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代扣代缴。
3.证券所得环节。国际上有关证券所得的税收设置,针对投资所得(利息、股息和红利)和资本所得(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分别开征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但开征了证券投资所得税,其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中。证券投资所得税是对从事证券投资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征收的税额,按纳税人的不同,可分为对个人证券投资者征税和对企业证券投资者征税。现行规定如下:一是对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所得征税,采取20%的比例税率,计税依据为每次所得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为合理税负,从1991年起,计税依据改为每年股息、利息和红利收入超过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部分,并由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另外,对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均免征证券投资所得税。二是对企业投资获取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收入采取33%的比例税率。对于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其取得的上述收入按30%的税率纳税,并附征3%的地方所得税。其他外国企业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上述收入,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4.征收其他税。我国对证券行业内的金融机构还征收其他税,如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教育费附加。证券营业税是指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营业收入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的营业税。按照1993年11月26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我国证券营业税的征税对象是金融证券业的营业收入,纳税义务人是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业务的法人,税率为5%,而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有价证券或期货,不征相关的证券营业税。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缺陷
1.政策缺陷。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做法及时推出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很有必要,但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政策实施后,在不同时期还根据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如《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办法》未能涉及股票之外的证券品种,因而对于1997年之后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批准成立的新基金交易是否征收印花税,就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为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了《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文)进行补救,规定对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在1999年底前暂不征收印花税。2000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以补充规定的形式对基金单位是否征收印花税作了说明。因此,我国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从总体而言,不具有完整性,尚处在探索阶段。
2.证券交易过程中存在的税收缺陷。我国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开征的是印花税,从当前实际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第一,税种缺乏独立性。证券交易印花税从收入归属、征收管理方面来看,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但是,从有关该税种的制度规定来看,由于当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行政法规或法律,而主要是分散在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通知等政策规定之中,存在政策代替法律规定的缺陷,因而证券交易税不具有独立性。第二,征税范围过窄。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个人交易的a股、b股课征,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征税,对国家股和法人股免税,对二级市场以外的股票转让和交易,税收的约束几乎处在空白状态。第三,对买卖双方课征,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第四,税率设置不合理。我国现行证券印花税对股票交易双方实行按交易额的0.2%的固定比例税率征收,既没有考虑交易额大小和证券持有期长短等因素,也没有适当的减免税规定,容易造成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原则。
3.证券投资收益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税收问题。一是税收负担不均等。一方面是各上市公司之间的税收负担不平等,相比较而言,特区企业比内地企业在税率上更低些,既不统一,又不公平;另一方面,同一上市公司内部的各股东之间税负也不平等,我国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违背公平原则。二是缺乏避免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机制。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将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作为企业所得一并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则规定个人取得的上述收入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费用扣除。这种做法实际形成了重复征税,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对股息、红利收入产生税收歧视,而且会妨碍股东将分得的股息收入投资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不利于高效益企业的发展,进而从总体上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也诱使股份公司通过少分红而拉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4.对证券交易的净收益即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不明确。资本利得指股票、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资产的增值或出售而得到的净收益,证券市场中习惯上被看作是证券交易过程中因差价而取得的收益。目前,我国对资本利得征税不是很明确。《个人所得税实施细则》中规定“对股票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现行的办法是,对股票转让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优惠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的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规范,它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它会促使股票投资者注重短期炒作,增加了股票的投机成分,不利于中长期投资,容易引发股市的震荡。同时,国家对企业的资本利得规定也不尽相同,对内资企业的资本利得纳入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中,其资本损失不冲减当期所得,而对外资企业转让不是其设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所持有的b股取得的资本利得却暂免征税,并且资本损失可以冲减当期所得,导致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相关建议
1.建立系统和健全的证券税收制度。尽管我国目前证券税收政策目标是多重的,但政策工具却是单一的,主要是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其他税种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张,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证券税种和税制,实现政策工具的多元化。这是因为:一是为了实现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多重政策目标。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在调控市场及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大。二是我国税制结构变迁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制结构将实现由现行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此时,所得税无论在收入总量,还是调控作用方面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相适应,证券市场的税收政策工具也将由现行的主要依靠证券交易印花税转变为同时依靠印花税和资本利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多税种,因此,我国税制结构的变迁也要求构建系统和健全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
2.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办法。一是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确立为独立的税种。虽然就实质而言,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但其法律依据不足,而只是作为印花税的特别税目得以确立其法律依据仅仅是国家税务总局和体改委联合的公文,这与我国制定税法的法律程序不符。因此,有必要通过授权,由国务院颁布一些补充规定,以此来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法律级次,将其真正确立为独立的税种。二是按证券品种和持有时间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结构政策。至于各应税品种税率的高低,应根据其预期收益率和流动性来确定。同时还应根据投资者持有证券品种时间的长短,分别设计不同的税率,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高,这样有利于提高证券品种的流动性,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三是实行单向征收,将纳税人确定为证券交易的卖方。当前的双向征收,提高了有价证券的交易成本,在我国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情况下,对组织财政收入、打击投机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来看,这种作用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从理论上分析,仅对卖方征税有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抑制投机,这也是实践中多数国家的一般做法。
3.消除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的重复征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力争避免重复征税,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西方国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消除或缓解重复征税:一是实行扣除制或双税率制。扣除制的做法是允许公司从应税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比如美国为了减轻重复征税,规定股东每年取得的第一个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税。双税率制又称分率制,即对公司分配的股息按低税率征税,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税。这样做也部分减轻了重复征税,但公司的额外负担并未减轻,因此很少采用。二是实行抵免制和免征制。抵免制的核心是当股东个人获得股息或红利,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应扣除这笔收入在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已支付的税款,这一方法为西方大多数国家采用。免征制是指股东个人所得的股息或红利收入不作为个人的一项所得,免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如希腊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采用这一做法,它可以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在我国,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既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还能与国际常规接轨。免税制虽然可以做到彻底消除重复征税,但势必减少财政收入,在目前我国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不宜采用。
4.统一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政策。我国股份制企业间的税负不公平,其实质就是对上市公司实行税收优惠。一般来讲,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良好的经营管理基础,而且能通过发行股票募集到资金,因此,理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对其减免所得税的优惠,势必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这种以减少国家收入为代价来换取企业内部转机建制的政策,可能使这些企业缺乏加强管理和提高效益的内在压力,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对上市公司减免税,对非上市公司是极不公平的。上市公司原有的良好经营基础和上市融资已经为这些公司提供了市场竞争的优势,若再加上税收优惠,就会使非上市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处境更加艰难。从国家宏观政策角度考虑,优胜劣汰只能通过促使企业内部的优势得到真正发挥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杀富济贫”的政策来实现。因此,国家应该执行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改变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及各上市公司之间税负不公的局面,这样才能促进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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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国税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税收执法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构建和谐国税要从实际出发，按照新时期税收工作的总体要求，坚持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宗旨，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调节分配的作用，推动国税系统内外和谐，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笔者试着从构建和谐国税的深刻内涵、意义出发，剖析当前构建和谐国税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构建和谐国税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也是调节社会收入的重要手段。这就决定了税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于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优化社会管理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各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谐国税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仅仅是国税部门内部的和谐，还包括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和谐。就国税系统内部而言，表现为国税人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活力迸发，国税事业全面、稳步、协调、持续发展；就其外部而言，表现为国税事业与国民经济、纳税人及其他行业、部门的关系处于共进共赢、和谐发展的状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共建和谐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构建和谐国税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构建和谐国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要求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税收征纳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越来越普遍存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和谐社会进程中，税收应该与时俱进地发挥作用，这里既包括税收增长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的财力保障，也包括税收制度与政策运用在促进和谐社会所能起的作用。这不仅是国税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国税，是提升税收执法水平的基本途径。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大局下，无论是征税人或是纳税人，都应明确认识建立和谐税收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提升执法守法观念，树立依法诚信意识，自觉克制对立情绪及超越税收政策法律的奢望，将履行法定义务的诚意融入到友好的征纳关系中来，使国税事业真正进入公平、公正、公开的理想境界。构建和谐国税，是国税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构建和谐国税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的发展意识、法制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树立正确的税收发展观，理顺各方关系，营造良好环境，逐步实现上下和谐、左右和谐、内外和谐，更好促进国税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当前构建和谐国税还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税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阶段国税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
（一）税收法治环境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表现为税收立法层次和规格较低，刚性不足。我国大部分税收法律规范的形式仍停留在行政法规、地方性税收法规、部门规章等级次上，税收法律体系存在总体立法规格较低的问题。就目前而言，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只制定了四部税收法律，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企业所得税法》。大多数税收法规只停留在条例或暂行条例阶段，使税收法律体系内部结构失衡，造成现行税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过多的行政法规、规章直接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等级，使税收法律失去必要的权威性、严肃性，在执行中也缺乏应有的刚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税收立法行政化。我国税收立法中授权立法居多，立法缺乏独立性。在税收实际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税务机关制定的税收行政规章，使本应行使执法职能的行政机关变为融立法与执法为一体的机构，产生税收立法中的立法行政化现象。行政立法过多还可能造成税收立法因仓促上马、轻率立法而产生税收法律本身形式混乱的问题。
（二）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方面的问题
税收优惠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时缺乏完备的事前论证。政府部门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缺乏优惠项目的总体布局，制度上没有可行性论证机制，技术上缺乏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体制上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导致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二是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缺乏系统、有效的跟踪监控。面对较为庞杂的税收优惠政策，国税部门往往只能对税收优惠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核、批准，缺乏对具体优惠项目的实时监控，容易出现违规套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真空，导致国家税款流失。三是事后缺失对政策绩效的考核和评价，忽视对减免税运用效果的检验与反馈，导致一些优惠政策只生不死。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在实践中成本远大于收益，给国家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失，政策出台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三）税收征纳关系还不够和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经过征纳双方多年来的共同努力，当前的税收征纳关系已得到明显改善。但与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相比，征纳双方之间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一是税收征纳关系主体行为不规范。税收征纳关系的主体，即国税机关和纳税人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均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在征税过程中，随意执法、简单执法等现象在有的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纳税人纳税过程中，不按规定建帐建制，不依法申报纳税，不主动配合国税部门管理，阻扰税收执法现象时有发生。征纳双方的这些不规范行为，直接导致了征纳关系的不协调，对构建和谐国税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二是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在税收征收的实际过程中，税务机关拥有相对较多的实体权利，而纳税人在我国法律中一直是以义务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权利主体的身份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加之税收司法监督较为薄弱，难以有效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影响了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征纳关系不协调。
（四）区域经济发展中税收竞争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实际看，税收竞争在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地方为吸引投资，采取财政返还、地价优惠和一些其他名目的优惠措施，还有一些地区扩大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权，包括扩大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放松对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资格的认定标准等。这些恶性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危害。一是直接侵蚀税基，导致税负扭曲，使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的实际税率越来越低；二是增加征税成本和监管成本，使必需的税收收入减少；三是带来政府公共产品供应能力的下降，片面引导地域、产业间、产品间的资本流向，拉大和加剧地区间的差距和不平衡，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四是有的偏远地区为弥补税收收入缺口，加重某些税收、减少某些税收优惠、增加收费，这些税收负担的不合理转移势必进一步加剧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破坏税收的中性原则，造成市场效率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恶性税收竞争导致税制税政不统一，政府威信降低，造成政府、纳税人和国税部门都无法做到依法治税。
三、推进和谐国税建设的几点浅见
（一）完善税收立法体系，提高税收法律权威。
税收立法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完善的过程，税收立法体系要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兼顾当前与长远、稳定与连续的统一。
一要进一步完善税制，清理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提高税收立法层次和规格。要加快税收立法进程，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优化和简化税制，废止一些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税种，如屠宰税；改革完善一批现行税种，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结合费改税的进程，适时开征一批新的税种，如燃油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要尽快改变当前税收立法中的立法行政化现象，不断完善税制结构，如简化税种、精简税率、规范税收优惠、合理制定税制要素等，能够上升为法律的条例要尽快提请人大通过，如将《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营业税条例》等影响面广的行政法规通过完善和补充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尽快上升为《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和《营业税法》等法律，以提高税法刚性，使税收法律走向规范化、系统化。二要坚持立法中性原则。要增强立法的透明度、公开性，包括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完善税收的立法程序和提高立法层次等，增加税收立法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克服立法的随意性。严格遵循《立法法》的要求，按照法定程序，组织立法听证会，将立法内容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积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便于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提高税收法律的社会效应。
（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推进税收优惠管理改革。
一是做好税收优惠政策的数据统计和估算工作。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估算税收优惠成本和效益，为做好税收优惠的数据统计工作，要加强税务与财政、海关、统计等部门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尽可能多地获得直接的统计数据，并选择适当方法合理估算其成本、效益，实行量化管理。二是逐步建立科学的税收优惠政策绩效评价体系。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改革应在原有定性管理的基础上，着重引入定量评价方法。对税收优惠进行数量化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分析，测算政府的税收优惠支出数额与纳税人的受益情况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最终得出税收优惠效果评价，并据此确定一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废、去、留。三是逐步将税收优惠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提高税收优惠管理的刚性。在现有条件下，编制全面的税收支出表是不现实的，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循序渐进、逐步展开的策略。先从某些税收优惠项目开始进行统计、测算、分析和评估，并编制简单的税收优惠可行性论证及分析评估报表。在积累一定经验以后，再扩大到对主要税种和重点项目，编制较为正规和系统的税式支出报告，逐步纳入国家预算程序。
（三）坚持优化纳税服务，构建和谐征纳关系。
一要处理好执法与服务关系，摆正征纳关系位置。依法治税是国税工作的灵魂，它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各个层面和所有环节。优质的纳税服务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改善税收法治环境，促进执法质量的提高，促进依法治税的发展进程。税收工作必须坚持把税收服务理念贯穿到税收执法的全过程中，把税收执法、管理、服务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建立良性互动的征纳关系，切实将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二要全方位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征纳关系和谐。多尊重、理解纳税人，把纳税人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维护好。落实纳税人权益保障制度，继续做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税收法律法律救济工作，及时受理、调查、处理纳税人投诉和群众举报，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为纳税人提供税法宣传咨询服务，要坚持税收宣传常态化，对纳税人关心的税收热点、重点、难点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多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努力为纳税人办税提供方便，合理简化办税环节,减轻纳税人负担，降低成本。三要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缓和化解征纳矛盾。畅通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的渠道，通过采取定期召开座谈会、聘请监督员、设立意见箱和公开举报电话等方式，让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强化人本管理理念，推行“人性化”约谈制度，在发现疑点执行税务检查前，约请纳税人交换意见，督促纳税人开展自查，给纳税人一个自我纠错的机会，体现对纳税人的信任与尊重，让纳税人感受到人性化执法的魅力，以有效缓解征纳矛盾。加大税收政策宣传培训力度，组织企业财务人员或办税人员进行税收政策培训，减少企业因不熟悉税收政策而造成征纳之间的无谓纠纷。
(四）加强税收执法监管，遏制有害区域税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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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