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9: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2月12日，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实现这一“双碳”目标，可谓“压力山大”。
因为中国碳排放体量大、任务重，且完成这一目标的时间很紧张。此外，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高碳化石能源占比过高，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耗偏高，都对目标的完成造成阻碍。
因此，中国按照之前按部就班地推进碳减排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一、增加与碳减排相关的资金投入
“双碳”目标提出后，势必将通过目标任务分解和细化到各地。地方政府成为能否实现目标的关键所在和必要条件。
中国自2010年以来陆续开展了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资金支持力度不足，资金缺口较大，地方积极性不高。
研究结果显示，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资金需求约为3.1万-3.6万亿元。目前每年资金供给规模仅为5256亿元，缺口超过2.5万亿元/年。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可再生能源发电、先进储能、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的新增投资将超过139万亿元，资金需求量巨大。
但从中国政府财政资金来看，除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国家收入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外，目前没有直接与此相关的公共资金收入。
因此，未来中国需要不断完善与碳减排相关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增加资金来源和对地方的财政投入，助推地方“碳达峰”和“碳中和”。
二、设立低碳转型或“双碳”相关基金
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不一样，不同的地方、行业、企业将面临不同的约束与挑战。
例如，低碳转型会加速“去煤化”，就会有大量的职工要从煤炭等高碳产业链中转移出来，这对于山西、内蒙古等传统的煤炭富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来说，影响大，成本高，转型阵痛更为明显。
这就需要借鉴欧盟的公平转型机制，由国家设立低碳转型或“双碳”相关基金，通过专项资金，对这些地方、群体进行倾斜，帮助和支持这些地区传统能源产业工人的培训和转岗，尽量避免出现因低碳转型而导致贫困化等社会问题和不利影响。
三、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
横向对比，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水平较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人均碳排放也要超过部分发达经济体。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速度高于GDP年均增长速度，才能使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从而实现“碳达峰”，并为实现“碳中和”奠定基础。
预计未来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4.73%以上，届时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年下降率要达到5%左右才能抵消能源消费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增量，从而实现“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的目标。
如果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话，未来4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年均下降9%左右，比2005-2019年年均下降4.6%的降幅要高出约1倍。
四、降低煤炭直接消费
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为57.7%，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消费水平（30%）。
要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大幅削减煤炭直接消费，特别是散煤消费，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逐步摆脱对煤炭的高度依赖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电力是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其中火电占比最高。因此，在电力供给侧，未来需合理控制燃煤电厂的总规模，提升清洁电力在总发电量中占比。在消费侧，则要持续推进交通、供暖、工业、建筑等领域的电能替代工程。
五、降低低碳能源的成本
能源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性投入之一，能源成本、价格的变化对经济、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是有代价的。在与低碳能源体系相耦合的新技术、新业态尚未成熟甚至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如果不计“外部性成本”，传统能源的高效减排以及清洁低碳能源的利用，势必会导致整个能源使用成本的上升。
此外，“碳排放权”市场的建立意味着传统能源类企业将面临高昂的成本，能源成本的上升必然会传导到能源品价格中去。
因此，实现“双碳”目标一定要算经济账，通过加强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加快能源体制改革，提高能源效率，设计有益于提升清洁能源企业竞争力的政策等方式，努力实现低碳能源规模化，降低低碳能源的成本。
六、推动能源科技进步和创新
能源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能源革命和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驱动力和必然选择。
国内主要研究机构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如果延续当前政策、投资和碳减排目标，现有低碳、脱碳技术是无法支撑中国实现“双碳”目标。
因此，必须要有革命性先进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来支撑，并加快成熟低碳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例如，加速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推广；重点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等技术研发和扩大示范规模；加快新能源乘用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部署；研究重点区域、行业非CO2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形成全口径温室气体管控技术方案，等等。
七、推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
碳排放和产业结构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减少碳排放、提升碳排放绩效，同时碳排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推动作用。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工业产业既是传统用能大户，能源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2/3，又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0%左右。
工业产业中，钢铁、化工和石化、水泥和石灰以及电解铝等四个传统产业的能源密集、碳排放相对较高。
因此，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严格控制上述几大传统高耗能、重化行业新增产能，优化存量产能，推动其进行节能改造，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
此外，还要加快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产业增长，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新型绿色低碳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降低工业产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逐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
八、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转型
目前中国有近10家能源央企，数百家从事煤炭、油气为主要业务的国有大型化石能源企业。“双碳”目标的提出，将倒逼这些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进行深度变革，加快转型步。
一是将碳排放纳入到绩效考核、投资决策、资产配置等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实现生产运营过程各个环节的低碳化。
二是加速调整企业未来经营战略，加快布局发展氢能、风能、太阳能等零碳新能源，努力将自己打造成能源技术服务的提供商，而不是能源资源的提供方，实现提供能源产品服务的低碳化。
三是以数字化和低碳化相结合，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以创新来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转型，适应与引领“双碳”目标的实现。
九、深化电力与碳交易两大市场建设
“双碳”目标将推动风能、太阳能等零碳新能源发电进入规模化“倍速”发展。新能源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又依赖于两大市场建设。
一是电力市场建设。受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低等影响，中国新能源发电一直存在限电、弃电等消纳难问题。
因此，未来应继续深化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电力中长期电力市场、电力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和可能的容量市场等，使各种电力资源都能市场交易中实现其经济价值，以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全电量市场化消纳。
二是碳交易市场建设。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低成本减排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运用。它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激励功能，即激励新能源产业或非化石能源产业，以解决减排的正外部性问题；二是约束功能，即约束抑制化石能源产业，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从而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治理环境污染。
应在总结此前碳交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构建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在碳排放配额、企业参与范围、产品定价机制等作出系统性的安排，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管理气候风险、发现排放价格，从而低成本、高效率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十、树立新能源安全观
目前中国能源安全风险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供给风险，主要是指石油、天然气因对外依存度较高，对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地缘政治等外部环境风险更为突出和敏感。
二是技术层面风险，尤其是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风险。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由于零碳新能源大规模、大比例进入能源电力系统，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将发生重大变化，即能源安全从担心国外供给转为担心国内供给，从能源供给风险转为技术层面风险。
一方面，新能源大规模应用后，油气占比将有所降低，其对外依存度过高所带来的外部风险将逐步降低，能源供给从油气过高依赖国外进口转化为能源自主供给比例加大。
另一方面，新能源发电具有很强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随机性，新能源大比例的发展和进入将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巨大影响，一旦出现大面积、持续性长时间的阴天、雨天、静风天，发生大面积电力系统崩溃风险的概率增大。
十一、避免出台激进措施
“双碳”目标尤其是“碳中和”是一个远景目标。因中国地区发展差异很大，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碳达峰”与“碳中和”时间表。
有些地区的民生还依赖于高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在压减高碳能源的同时，各地要有配套的社会政策，避免这些人群陷入困境。
此外，还要防止各地为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出台激进的、不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碳减排措施，互相攀比，搞碳减排竞赛，大幅度减少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的产量与消费，导致出现因能源转型力度过大、化石能源投资不足而带来的能源短缺，损害经济的发展。
对此，国内外都有过经验教训。
国外，2020年夏天美国加州分区轮流停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该州在大幅提高新能源发电比例、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没有实现正确的能源组合，最终导致缺乏充足的电力资源。国内，2020年为完成当年能源“双控”目标和“减煤”工作任务，浙江义乌市、温州市等地推出措施，在一定条件下限制机关单位、公共场所、部分企业等用电。
十二、坚持系统思维，打破壁垒和藩篱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这要求坚持系统思维，打破各种壁垒和藩篱。
一是打破能源企业、种类之间的壁垒。传统能源体系下，煤电油气核等各类能源相互割裂、各自为战，能源体系整体布局还停留在单一、少数能源种类上，造成能源综合效率低下。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情现状决定未来不可能发展单一能源，需要进行多能互补，实现各类能源融合发展，提高全社会能源整体利用效率。
二是打破能源与其它行业之间的壁垒。能源行业虽然CO2排放量最多的行业，但建筑业、工业、交通等排放量也不少。所以实现“双碳”目标不仅是能源一个行业部门的事，而是包含其它众多行业在内的事。不仅是行业生产领域的事，也是行业消费领域的事。
三是打破中央与地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壁垒。立足全局，统一谋划，统筹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利益关系，突破区域壁垒，形成“全国一盘棋”，让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篇2
【关键词】“营改增” 交通运输业 税负增加
一、背景
我国自2012 年从上海开始，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具体税率为：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但是，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对91家试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有超过40%的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税负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其他服务业企业对“营改增”推行前景的担忧。
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理论模型
“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分为两种。第一，通过实施“营改增“可以实现实现进项抵扣，减少重复征税，从而实现减税，在此称之为抵扣效应。第二，实行“营改增”的企业适用的税率也会进行调整，税率升高会增税，反之会减税，在此称之为税率增（减）效应。因此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在此称之为减税净效应=抵扣效应-税率增（减）效应。
以下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税税率增（）税效应和抵扣效应进行分析，以探究“营改增”使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
设某个交通运输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为R，“营改增”前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t0，则在“营改增“前，该企业应缴纳的营业税额为Rt0。“营改增”后，设该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1，那么企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Rt1。设企业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第i种外购商品的价格为Pi，其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i，则此企业的进项抵扣额为∑Piti，因此“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为（Rt1-∑Piti），税负变化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税率增（减）效应，-∑Piti是抵扣效应。
以下着重分析抵扣效应。为了体现产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和进项税抵扣全链条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即中间投入①占总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进项平均税率 ，使 ∑Pi=∑Piti，∑Pi为企业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商品总价格。设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为P，则-∑Piti=-∑Pi=-P其中，表示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①企业中间投入指企业生产经营中所消耗的外购物质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体原因分析
（1）企业新适用的增值税税率t1过高。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税率为3%，但实施“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适用11%的税率，比较“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税率提高了8%，幅度过大，税率的增税效应明显。
（2）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 较小。在增值税抵扣全链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3）企业中间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运输企业的中间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产资料为汽车飞机轮船等，虽然当期购入设备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但是这些设备使用寿命较长，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购进，日常成本主要以维修费和燃料费为主，因此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导致企业税负增加。
四、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补贴机制。在“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过渡期，对因税改造成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弥补增值税全链条打通前企业的进项抵扣不足和税率提高带来的损失。但是在实际实行中一定要落实，透明化运作，简化行政手续，确保企业可以获得补贴资金。
（2）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但从长远来看，也应对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促进行业税负的优化。不同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中间投入的比率即特点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的成本结构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不能实现进项税抵扣，同时其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会导致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但是，目前其适用11%的增值税，相比原来的营业税率大幅上升，为此，可以适当增加几档增值税税率，但也不能设置过多的税率档次，否则会给税收的征收征管带来困难。
（3）解决增值税发票取得困难的问题。对企业财务部门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结合“营改增”政策进行相应的税务筹划调整。做好企业增值税发票的归集和管理工作，尽量选择可以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的客户。另外，为了解决开票据繁琐的问题，可以采取集中采购分散适用的措施，例如企业为了取得燃油费的增值税发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同意集中购买油卡，再发放给驾驶员使用。
（4）加快“营改增”的双扩围。双扩围一是从地域上，向全国扩围。另一个扩围是从行业上，将更多行业纳入“营改增”的范围，这有利于打通增值税的全链条，增加进项抵扣效应，减轻企业税负，同时可以促进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结构调整，实现“营改增”的最终目的。但在双扩围的同时要注意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特殊性，进行相应的调整，切勿简单复制、一刀切。
篇3
【关键词】碳金融；中介市场；机制创新
引言
当前，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产业与金融市场双向互动，产生了环境金融领域。环境金融已成为优化配置环保资源、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提高环保企业效益的有效手段。
所谓碳金融，是指可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资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不断加强，碳金融市场也不断成熟。与传统金融不同的是，环境金融是金融业根据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的需求而进行的金融创新，是对传统金融的延伸和升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国内首个运行的强制碳市场。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愈发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下，开展碳金融的相关研究和探讨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及特征
碳金融的兴起源自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两个国际公约框架下开展。目前，我国碳金融市场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市场巨大。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的碳金融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自2010年起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由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最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因此，我国的碳金融更多是指依托CDM（清洁发展机制）的金融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活动，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将存在更多商机。
二是成本低廉。在发达国家，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及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以上，而若在中国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大大降低。由于巨大碳减排成本差异的存在，促使发达国家企业积极进入我国寻找合作项目。
三是前景广阔。据专家测算，到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将接近100亿吨，约占世界排放总量的33%。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今天，“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低投入、低能耗、高增长”的集约型发展模式亟待建立。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碳减排责任与义务，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依照这一目标，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将有巨大的发展前景，这也为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同时，完善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存在问题
尽管我国碳金融发展有诸多优势，但仍存在较多的现实约束，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中介市场不完善。碳金融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国内众多企业还未完全认识到其重要性以及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我国政府及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战略意义、交易规则等尚未深入了解；金融实体如投行、PE、交易所等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参与度不够。同时，由于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因此，对于我国刚起步不久的中介机构而言，开发、消化能力不足，缺乏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进行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的技术咨询体系。
二是交易风险因素较多。碳金融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同时，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还包括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当前，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市场主体对政策、法律风险缺乏足够的控制能力。在原始减排单位的交易中，政策风险最为突出。这是由于核证减排单位的发放是由专门监管部门依照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认证，即使项目获得成功，其能否通过认证而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经历更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了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并将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支持，带来了较多不可控的风险因素。
三是我国在碳交易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地位。客观来看，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我国国内企业缺乏相关经验。同时，由于碳信用协议及其谈判的过程十分复杂漫长，涉及到减排量价格、付款范围和条件、核实成本和收益成本、适用的法律等条款，国内企业大多不具有话语权，议价能力十分薄弱。因此，在全球碳市场的大格局中，中国只是CER（灰色核证减排量）现货交易的单纯卖方，未进入到国际碳金融体系的核心。
三、对我国发展碳金融的相关建议
一是培育中介市场，创新碳金融模式。在能源消耗量快速增长的今天，碳排放量不仅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我国应积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碳交易机制，进一步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在中介市场上，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进入，重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购买或与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同时，除了已开展的CDM项目融资、挂钩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外，商业银行应探索更多的中介服务模式，满足企业的多样化金融需求。例如，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作为项目的咨询顾问，协调项目发起人、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与专业租赁公司合作，为CDM项目的建设阶段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通过专门的资金账户，有效管理CDM项目下的资金流动，担当项目资金管理人等等。通过中介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在创新碳金融模式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是构建有效激励机制，推动政策研究。碳金融具有较强的政策性以及广泛的参与度，需要政府及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并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导向等政策配套，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到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中。在税收上，可适当降低CDM项目的有关税率、适当延长免税期，也可通过对商业银行的开展碳金融业务收入进行税收优惠，来提高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积极性；在银行监管上，可采取在CDM项目贷款额度内适当减免存款准备金要求，加大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降低CDM项目贷款资本金的要求，以促使商业银行业务向碳金融领域倾斜；同时，通过财政拨款成立专项基金，为商业银行的CDM项目贷款提供必要的利息补贴。
三是提升碳交易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未来的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碳金融主导权是低碳博弈的最终目标。因此，应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以提升我国的碳交易地位。当前，欧元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中仍处于优势地位，美元、日元、英镑、澳元等货币都具备提升空间。伴随着世界各国在碳交易市场中参与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利用碳交易中的计价货币以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当前，我国应利用国际、国内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将人民币与碳排放权二者绑定，推进碳交易中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在帮助国内CDM项目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同时，提高我国在碳交易及新能源领域的定价权。
参考文献：
[1]发达国家碳金融市场壮大 2006年交易额达300亿》[N/OL].网易财经.http：///09/1210.2009-12-10.
[2]袁艺，王双进.我国发展碳金融的SWOT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1，12.
[3]翁清云，刘丽巍.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实践的现状评价与发展对策[J].金融论坛，2010（S1）.
[4]张晓凤，蔡丽.基于项目的碳金融发展的模式研究——中国式碳金融发展状况分析[J].金融论坛，2010，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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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储蓄 投资 经常账户 顺差
一、储蓄、投资与经常账户：理论综述
从理论上对于储蓄、投资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通过国民收入恒等式来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恒等式为：
GDP= C + I + G + X -M （1）
其中GDP，C，I，G，X-M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总消费、社会总投资、一国政府支出和该国净出口（出口减进口）。这里的GDP中包含了外国投资者的净财产收入Ya 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因此可得：
GDP=GNP+Ya =C+I+G+X-M （2）
从收入者的角度来看，国民生产总值GNP有消费、储蓄和纳税三个用途，公式表示为：
GNP= C+S+T （3）
这里的S 代表个人储蓄（包括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T代表政府税收。
由（2）（3）两公式可得：
C+I+G+X-M=C+S+T+Ya （4）
调整顺序可得：
I-[S+（T-G）]=M-X+Ya （5）
等式右侧的M-X+Ya 为国际收支中的经常收支顺差CA，代入公式（5）可得：
CA=[S+（T-G）]-I（6）
其中T-G为政府储蓄，S+（T-G）为社会总储蓄NS（居民、企业、政府储蓄之和），即：
CA= NS -I（7）
公式（7）表明，经常收支顺逆差取决于储蓄—投资缺口（社会总储蓄与社会总投资相减所得的差额）。若储蓄—投资缺口为零，国内储蓄等于国内投资则经常收支平衡；若储蓄—投资缺口为正，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则经常收支顺差；若储蓄—投资缺口为负，国内储蓄小于国内投资则经常收支逆差。 我国经常处于经常账户收支顺差的状态，这必定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甚至是造成问题。经常账户盈余从公式中可以看出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导致，一个是一个国家将国内的储蓄投向国外，另一个是正在积累位于国外的资产和财富。一个国家经常账户过度盈余，可能引起的问题与那些由过度赤字账户所造成的问题不同。可是为什么一国对他国资产要求权的增加会成为问题呢？具体有三个方面造成的：第一，一国经常账户持续过度顺差会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一国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贸易对方国有逆差，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就会采取限制进口等措施。
第二，一国经常账户过度顺差会导致国内居民储蓄提高，从而造成社会闲置资金增多，从而导致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因而，我国会出现经济增长和失业增加并存的现象。
第三，一国经常账户过度顺差会导致该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从而提高了外汇储备的成本，同时还会导致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使该国出口结构难以调整，从而影响该国市场化进程。
二、我国储蓄、投资与近期经常账户顺差的现实分析
从1989年至2012年的数据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处于经常项目收支顺差的状态，但1993年是个例外。1982—1989年，我国经常账户差额有时是顺差，有时是逆差。可见，储蓄—投资缺口是改革开放以后顺应当时经济形势出现的情况，但近年来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经济形势不同了，储蓄—投资缺口也应该顺应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国内储蓄率在最近10年平均保持在40%水平，国内投资率比国内储蓄率低2%左右，国内储蓄率大于国内投资率从而使经常收支逆差为负，即经常收支账户处于持续的顺差。
对于一个经济处于成长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持续性的长期顺差表示一个国家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胜利或对外经济联系开放度的扩大及该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一面，但是，导致我国经常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需要做具体分析。当持续的长期顺差是由对外贸易带来的并且不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的结果，它的确能因此带动一国经济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是，如果顺差是来源于外国资本流入，那就不同了。一种是借债导致的顺差，国际上靠外债兴国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一种是直接投资的顺差。后者对一国经济发展及走向国际市场都有好处，但如果国外净投资导致的长期顺差没有带来以后持久的贸易顺差，那就是有问题的。我国自1985年以来，投资率始终在保持在35%以上，近年来更是有越来越高的趋势，2001—2005年的投资率分别为38.0%、39.2%、42.4%、43.2%和43.4%。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就在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国的储蓄—投资缺口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比如会导致国际贸易中政府间的不断谈判，以及本币升值，并因此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等。
那么我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三、改善我国近期经常账户顺差的政策措施
导致我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国民储蓄难以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下面针对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现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改善储蓄投资关系，缩小储蓄负缺口，调整经常收支失衡。
1.首先，政府方面。要强化政府功能，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及其财政功能。
（1）政府要在消费方面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部门购买以及削减税收，刺激消费以降低社会总储蓄。
（2）政府要在投资方面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增加政府对技术开发方面的支持以增加社会总投资。
（3）政府要在社会方面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比如增加公共支出，像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等方面，提高居民生活安全性，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降低居民预防储蓄。
2.其次，市场方面。要加强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监督作用。
（1）我国的金融还没有完全开放，要抓住特殊时期大力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完善证券市场的建设。我国目前股票和债券市场取得一定成果，但整体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像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管理制度缺乏严谨性等。我国必须加大金融工具的研究力度，实现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拓宽居民的融资渠道，增加居民可选择的投资品种，满足社会不同层次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2）加强我国进出口市场的建设，实现我国出口产业初级化向高级化转变。技术引进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我国在基础理论方面和人才方面都非常高，但在应用方面和研究方面较差。要真正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要有技术政策的支持。
（3）加强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通过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性等逐步实现我国经济的真正市场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和监督我国的经济。
3. 再次，完善制度和国家政策建设，为储蓄转化为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1）要有驾驭或管理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能力及充分有效的法律规章和操作制度
（2）完善我国的汇率制度，发展和完善信用制度。我国的高储蓄是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要素，要实现储蓄向投资的高效率转化，目前还有一定困难，但必须努力做到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制定人民币汇率，杜绝频繁地波动，同时创造新的信用工具，推进我国信用制度的升级和发展。
（3）实行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对外资企业的利润外流严格检查。外资企业的产品定价应同国内企业一样。今后外资进入应着眼于特定领域，以引进高技术、新技术为主。
4.最后，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要刺激国内消费，增加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动力。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从根本上制约着投资的增长，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是投资增长的最终动因。我国的消费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使储蓄向投资转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消费总量，和我国的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消费总量较低，这主要是由于过去人们的消费习惯和历史遗留因素导致的；二是消费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多种多样，消费的结构也应随之发生转变，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促进我国投资需求的增长。
四、结论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以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中国到底需要多大规模的外资，是不是外资越多越好；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滞后，相关经济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匹配；政府在行驶职能的时候，其范围和频率不当，对市场干预过多，特别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所谓的政绩，盲目地引入外资等原因导致的。原因的复杂性导致制度的缺陷，从而导致资源真实成本“扭曲”，而后者又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长期处于这样的情况下，国内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将无法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由于双顺差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已经形成，要想调整这种失衡，需要各种政策措施的配合。从长期来看，可以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长期的。从短期来看，中国必须从政府、市场、制度等各方面做出努力，尽快调整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必须加速经济各方面因素的市场化进程。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和短期调整措施相配合，才能够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状态。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是必然的，是过去特殊时期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但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只要我们能够渐进地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就能够继续维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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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路易.中国储蓄和投资差额将如何演变.中国经济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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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国际收支顺差；产业结构调整；货币政策
一、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一)外汇储备余额持续增长
我国外汇储备从1992年末的194.43亿美元到2007年3月末的12020.31亿美元，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1995年以前外汇储备余额在1000亿元以下，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50.49亿美元。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增长势头更猛，同比增长均在30％以上，2006年末超过10000亿美元，达到10663.44亿美元，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我国外汇储备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国际收支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连年双顺差
在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中，不但经常项目账户连年出现巨额顺差，而且，资本与金融项目账户也同时出现巨额顺差，二者并称为“双顺差”。货物贸易差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差额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两大主要来源。国际收支结构中的两个主要支撑账户没有形成互补和平衡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货物差额及其占经常项目差额之比和直接投资差额及其占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之比都比较高，2005年，经常账户差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608.2亿美元。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连续出现“双顺差”盈余是我国国际收支的又一突出特点。
二、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成因分析
(一)经常项目下连年出现盈余是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日益加大的主要原因
经常项目是一国与外国进行实际资源经济交易的账面记录，综合地反映了一国的进出口状况。我国从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顺差，其顺差额也是连年走高，从1994年的76.6亿美元一路攀升到2006年的2498.7亿美元。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同时，在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差额是一直主导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因素。巨额的货物贸易盈余带来了经常项目顺差的不断扩大。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有明显的改善，出口竞争能力已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我国内部经济失衡的问题――高储蓄带来的内需不足，迫使出口猛增，使得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外向型贸易，外贸依存度较高。这与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鼓励政策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的并轨改革更有力地促进了出口贸易。1998年以后，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出口乏力、内需不足局面，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初，纺织品配额被取消。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和体制环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口高速增长。伴随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盈余。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顺差是加大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另一重要原因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资本项目除1998年外也一直是保持盈余状态，与经常项目并称为“双顺差”。在对资本账户实行较为严格管制的条件下。依然能积累大量的盈余，这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高居不下。自1994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均为顺差，2005年直接投资差额已突破678，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保持着增长的态势，自1995年到2000年直接投资差额及其占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之比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最高的2000年达到1952.1％，之后，稍有下降的趋势。
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大资本和金融项目账户的顺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吸引外资的政策密不可分，我国为了弥补本国技术的不足，大量引进外资。而且，由于我国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于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和鼓励收购与兼并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国企业海外上市引入数百亿美元，这就直接推动了资本与金融账户余额的走高。而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又将经常项目顺差越推越高。
(三)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贸易顺差的转移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加工贸易一直处于优势状态。再加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的转移，发达国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新型市场国家，而把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留在了本国”。其结果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加大。在这种国际生产力布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以传统的“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使得中国处于制造业的终端，承担了许多亚洲国家的转移顺差”。
而有资料表明：十多年来我国对欧、美市场贸易顺差迅速增加的同时，亚洲几个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是成比例缩小的。即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末端加工工序，已经被大量转移到我国，这样也就把他们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我国。所以，十多年来我国商品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持续扩大，与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一部分加工出口产业以外商投资形式由其他亚洲国家和经济体向我国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我国居民储蓄率自1994年以来一直高于投资率。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对预期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的结果。就目前来说，我国城镇居民有三大需求：子女教育的无弹性需求、住房需求和医疗需求。而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加之由教育体制改革、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等，加剧了居民未来货币需求的不确定因素。这些都给居民带来较重的负担。
据统计，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个人消费者必须面对养老、防病以及子女教育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使居民储蓄率十几年来一直居高不下，2004年就已上升到47％。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由此带来的是消费需求不足。而西方最发达的7个国家平均人均储蓄率只有6.4％。同时，与高储蓄率相伴的是储蓄大于投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渠道不畅。这又造成大量出口贸易导致国际收支顺差的加大。
三、过度国际收支顺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提高了我国抵抗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风险，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双顺差也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在提高对外融资能力的同时，也表明我国具有良好的国际偿债能力，提高了国际信誉，使我国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时，能够容易以较低的成本取得各类贷款。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也是一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账户与资本与金融项目账户同时连续多年出现双顺差足以说明我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长此以往，过度的国际收支顺差的大量积累将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一)过度的国际收支顺差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构成了对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威胁
连年来持续扩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使人民币处于不断增大的升值压力之下。同时，市场上形成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还会引发短期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并且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例如，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持续高位运行就与国际投机资金的大量流入有关。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海外套利资金持续流入境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股指的攀升，导致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因此，无论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国际收支顺差过度累积，还是投机性资本的肆意流动，都将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一定的威胁。
(二)大量积累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直接冲击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国际收支失衡所形成的大量顺差给我国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影响了我国货币供给量，成为货币供给的另一重要来源。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产生的影响在于，外国资本流入本国以后，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行交易活动，从而直接扩大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一般的会员银行在外汇持有头寸上都有数量的限制，因此在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外汇，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外汇占款增量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需要由中央银行对冲掉。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是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这样，对中央银行来说，造成了被动投放货币的巨大压力，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长此以往，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随着整个金融体系中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和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货币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使得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直接冲击。
(三)高额外汇储备面临保值风险
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中，60％左右的资产是美元。一方面，这种过于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面临贬值的风险。近年来美元开始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今后几年中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国长期积累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较大。
另一方面，我国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低价资源、高环境成本以加工贸易为主换回不断增多的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连年增加，而又通过购买外国政府国债的形式大量回流到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平衡国际收支、繁荣金融市场、稳定本币和汇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美国已连续多次加息，但美国国库券的回报率却很低，上涨空间极其有限，机会成本增加，面临收益下降风险，而且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巨额外汇资产管理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四)巨额外汇储备将引发通货膨胀和投资膨胀
巨额外汇储备在中央银行的账目表上对应的是外汇占款，而外汇占款是构成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组成部分。如，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致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左右，尽管政府会采取“对冲”政策来吸收过多的货币，但基于金融工具短缺的限制，政府难以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如果对冲量不足，基础货币投放速度加快，这就会进一步构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同时，基础货币投放所导致的大量流动性，给银行信贷扩张提供了资金条件，可能会引发信贷规模的膨胀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如，2006年1～5月份，我国投资贷款资金总额达到6760.6亿元，同比增长24.1％，增幅同比提高10.4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和投资膨胀风险的存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五)国际收支顺差余额的持续走高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
经常账户的顺差来源于净出口的增加，是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迅速增加的结果，而出口的迅猛增长必然会加剧全球出口市场的竞争，对他国的出口构成威胁，很容易引起他国的攻击和报复，日益增多的国际贸易摩擦也随之而来。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同时，美国一直是“双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美国的对华逆差始于1983年，为3亿美元；2003年为1240亿美元，2005年激增到2016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国。于是，这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缓解其巨大的贸易逆差，甚至还多次提出制裁中国的议案。2005年以来，纺织品贸易摩擦成为我国对外经贸的焦点。2005年5月13日，美国决定对来自我国的棉制针织衬衫、棉制裤子、棉及化纤制内衣采取“特保”限制，规定这三类中国产品进人美国市场的数量当年最多只能增长7.5％。5月18日，美国对我国出口纺织品的设限品种增加到7个。而在此之前的4月25日，欧盟决定对中国9类纺织品进行特别限制调查，5月23日起，就是否对进口T恤和麻纱启动“紧急特保”程序，与我国进行磋商。而欧元区国家对华贸易逆差的增长势头也一样不容忽视，按照贸易逆差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衡量，欧元区国家的对华贸易逆差水平与美国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因此，欧洲国家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由此看来，过度的国际收支盈余的确会带来很多潜在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使一个由经济问题引发的矛盾升级演化成政治矛盾。
四、改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政策取向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必须改善我国目前的国际收支状况，改变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才能为我国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改变人为推动的贸易顺差格局
彻底改变传统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加快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向注重质量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放宽进口限制，利用目前巨大的国际收支顺差盈余，加紧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国内经济发展紧缺的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减少经常
项目的顺差额。
(二)改善内部经济失衡状况，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国际收支顺差从深层次上体现了我国内部经济的失衡，是国内相对储蓄过剩在对外经济上的反映。应当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优化产业结构，改革投融资体制，更好地动员国内储蓄，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与投资方向，增加有效供给，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加我国国民收入，解决我国经济内需不足的问题。只有解决我国内部经济失衡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顺差余额累加等对外经济问题。
(三)放宽外汇管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引导资金有序流出
全球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我国形成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对华投资与我国对外投资的极大不对称。因此，我们应该适当放宽外汇管制，尤其是要改革强制性结售汇制度，放宽企业对外投资的用汇限制，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制定并落实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完善境外投资的配套措施和国内协调机制，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努力发展境外加工贸易，转移和降低资本账户的部分顺差。
(四)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根据蒙代尔的“三元冲突”理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之间不能共存，资本自由流动不可能永远进行，作为大国也不能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以汇率在更大范围内的浮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是我国目前的最佳选择。通过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浮动，发挥其应有的调节贸易和资本合理有序流动的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为配合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还应加强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管理，有效阻止国际游资的流入，减缓国际收支的大幅波动，为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创造更宽松的条件。
(五)健全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的相关政策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引进外资的相关政策，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的进入。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产业的准人机制，扩大加工贸易禁止和限制类商品目录，促进加工贸易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产业配套，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采用国产原料合相关配件，并鼓励加工贸易向有条件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六)进一步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路径
篇6
关键词：供给因素；需求因素；经济增长；转型层次变化
中图分类号：F124
一、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供给因素
中国经济现在增长速度逐步放慢，趋势上属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这是一个趋势性的放缓，不是通过短期刺激可以马上增长起来的，大起大落也很难出现了，是相对稳定，趋势缓慢。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由供给面的因素决定，一是劳动力的供给；二是资本责任的供给；三是效率提升带来的增长的动力。
一般讨论的年度增长都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从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来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化、信息现代化，这“四化”如果协调推进，需求的资本面是相当旺盛强劲的，不需要有太大的担心。但供给面因素在发生深刻调整，首先是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人口学界预测，2015―2016年增长为零，2012年适龄劳动人口绝对减少315万，同时又每年新增加700万的大学毕业生，出现了结构性就业矛盾。适龄劳动力提前3～4年出现了负增长。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是劳动力的供给发生了深刻变化。
二是人口老龄化致使当前储蓄的减少与当年消费的增加，这对于中国消费作为增长动力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而对于高投资支撑的高增长率来说，却是一个不利因素。储蓄增长放慢以后，高投资率的增长就会放慢。由此可见，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供给面的两大因素都在减弱和放慢。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依靠供给面的因素之三，即效率的提升。这取决于以下五个主要因素：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管理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与制度变革。如果从这五个角度推动效率提升，潜力将会很大。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但同时要注意这五个方面大部分都是慢变量。比如，管理改进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可以是快变量，“增加培训与加强管理”，可以调动出一些增长的潜力，但“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制度变革”是慢变量，比短期三大需求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变化慢。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这三大主要供给面的动力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下滑，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30年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也是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它导致综合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被挤压。这种情况下，微观经济再投资活力肯定较弱，因此，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
二、中国经济增长年度短期增长需求因素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取决于三大供给面的因素，年度短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面因素。中长期主要的需求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不等于年度没有波动。再次强调，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调控是讲的年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受国际国内的环境变化影响比较大，波动和平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四化”协调推进带来的基本需求面不会变化。所以，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平衡阶段。要着眼于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变化来考虑年度经济的协调问题。关心年度经济增长发生哪些深刻的调整，积极的变化，就不会再老盯着“速度”，关注它“低一点”或是“高一点”，0.1%、0.2%、0.3%，并不会对全局产生太大的影响。2020年全民小康是否实现，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三、中国经济转型变化
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同步主要是下行的，课题组构造的先行指标现在开始反弹，先行指标主要包括信贷、订单、从业人数等7-8项，预示经济未来几个月的变化。先行指数比同步指数发生领先变化，现在开始往上反弹了，但是还没有接近100这个趋势线，中国经济的回暖非常曲折，一直是处在复苏和回暖区间，还没有到扩张区间，这需要动力，来源于哪里？
从短期看，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发挥作用，当然也包括供给管理政策，中长期靠转型，稳定的进入所谓的扩张期间，短期有回落和波动，应该尽量使波幅少一点，小一点。先行指标反弹表明，中国经济不是像投入指标看起来那样糟，政策意味着不要急于出招。分析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滞后指标、同步指标与先行指标，所谓预见性是一定要看先行指标的，如果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回落，这种趋势就比较值得担忧，就要预调、微调，否则调控就滞后。
2014年财政政策的滞后期3～6个月，货币政策的滞后期6～9个月，综合起来半年见效，最快三个月见效，我们要预先关注先行指标是怎么样变化的。同步指标如果从回落变反弹，那么态势比较好。但是现在这两个指标是反向变化，同步指标下行，先行指标反弹。短期来看，要关注这样一些领先指标，这样才能确定未来短期的经济走向。
（一）经济增长由依赖投资与出口转向消费与内需
笔者强调多关注一点技术变化，多关注一点转型，我们的积极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关系趋于协调。过去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投资和出口占的比重很大，2009年以来，出口比重减小。过去，投资和出口占比重大是客观事实。2009年以来，出口减进口的余额贡献经常是负值。经济增长增量的贡献主要是投资与消费两大内需，目前，消费的内需已经超过了投资的内需。
2014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是8.5%，7～8月份的时候，消费的贡献是4.3，投资的贡献是3.6，进出口贡献是-0.2。因此，分析宏观经济的转型，年度经济增长是否稳定，能不能稳定，取决于动力来源是否稳定与协调。2009年以来，这三大需求的关系越来越趋向合理，尤其是消费类的贡献比投资逐步上升，这正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把这种趋势稳定住，这才是最关键的。
（二）第三产业成为更加活跃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中国就业在增长速度逐步放慢的情况下，新增就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远远超过预期目标。分析其原因如下。
过去说“保8”是为了保增长，不“保8”就业保不上来，那都是过去老的体制、结构、思路、观念，现在被事实彻底颠复。2012、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7%，连续两年低于8%，当年的新增就业一个是360多万，一个是410万，超过了预期目标，新增就业超过900万预期目标，连续两年超过300～400万。这两年PMI总在50%以下，制造业投资一直呈下滑曲线，就业反而增加，就业调查失业率5%左右。
总的来说，新增就业比预期目标高，显然不是第一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2014年9月份达到增加值46.7%，2013年首次超过46%，超过了二产的比重，从增加值比重来看，服务业发展活跃。
非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在65%左右，制造业下行期间，服务业的PMI在50和55之间活动，而制造业总在50%以下波动，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概念，就业因此大幅增加。服务业就业率比重仍低于增加值比重，不太理想，但是上升速度比较快，约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保持下去，有可能会超过增加值比重。如果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超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那么，就会给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真正的实质性变化。此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个点、半个点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有了新的经济着眼点，看到了经济的深层次变化，就业渠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更加活跃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三）国际收支状况和出口结构的调整深刻
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和出口结构的调整是非常深刻的。这是第三个深层次的变化，也是需要关注的。从短期看，2014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的顺差和资本性账户的逆差同时出现。这意味着国际收支平衡可以改善，因为前几年也遇到双顺差，经常账目和资本账目都是双顺差，带来大量外汇储备的增加，造成我国目前有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均GDP只有不到7000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却达到四万亿美元。这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信誉提高的大好条件，同时带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压力。因此，国际收支平衡是年度宏观调控四大目标最后一项，要观察其是否平衡，笔者认为，趋向平衡。资本项下出现逆差，投资能力增强了。“走出去”、“引进来”多了，出现逆差。经常项下还是顺差。比如，出口竞争力是否仍较强，就要看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否合理，是否已经连续三年低于3%。欧盟认定的2009年金融危机国家健康状况指标，出口竞争力是其中之一。中国连续3年低于3%，2.6、2.8，这是转型的结果。 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率高达10%。因此，国际上认为我国依赖出口。从贸易顺差占GDP比重高达10%调整到3%以下，我国仅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这是我们转型的技术，国内付出很惨重的代价。该淘汰的淘汰，落后的不能生存，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原籍，没有工作，表现在贸易结构上的变化，出口结构有改善。目前，出口结构一般贸易的比重由原来的43%上升到53%，上升了10个点。加工贸易的比重由原来的57%降到47%，也降了10个点，这是非常深刻的变化。
宏观经济研究，要关注经济调节状况、运行状况，以及宏观调节中的一些预调、微调的状况，更要关注其中非常重要的变化，极其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的转型。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要淘汰与放弃原来的很多东西。比如，广东东莞现在提出来的，要求工厂和车间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企业法人。改革开放30年以来，大量的企业，一般加工贸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给外国资本、跨国公司或外商进行贴牌生产，没有独立的营销网络研发能力、设计能力，独立的按照市场去营销的策略，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车间工厂。过去批判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是工厂车间，像早期低端的一般加工贸易同样是车间和工厂，不是独立的企业和法人。现在，让独立的企业法人升级转型，又意味着中国经济深刻的变化。
人民币升值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杠杆，但是，加工贸易在高达57%时，这一部分兑换人民币币值是没有反映的。现在加工全部是以美元、日元、港币等外币计价，与人民币没有关系，大量的出口、固定的网络、市场与人民币的变动也没有关系。所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结构调整、体制变革、政策和理念的调整。我国一直以来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结果是降低了10个点，这时，人民币币值变化对中国经济调整影响就增大了。一般的贸易比重越来越高，人民币币值变化，一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人民币升值当然对进口有好处，用更少的钱进口更多的货，但是对出口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出口结构的改善实在是中国经济转型重大的变化，深刻的调整，将来对我们下一步政策思路、体制变革，政策效果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四、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待提高，只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变化，才能客观地对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问题。目前，中国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中西部下降得更明显，更早地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期。东部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所以，中国东部地区正在面临高收入社会遇到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就需要淘汰落后、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产业迁移。寻找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增长来源，包括新的增长模式、盈利模式、商业模式、体制变革的方向，进行经济转型。东部地区在这些方面相当活跃，中西部地区的GDP和投资增长比东部地区增长快，但东部地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高于中西部。采购经理指数PMI是对市场的反映，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更活跃。这说明在增长速度放慢的前提下，正是、由于这种压力，市场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条件才能生成。这是东部在发生积极变化，资源密集地区加快转型，也有很多非常鲜活的事例。而中西部当地也已经意识到，长期依靠资源密集、能耗高、排放大的粗放型循环行不通，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发展新的接续产业，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好的。
从微观层面来说，最近一段时间，笔者做了多次与企业相关的论证调查，大多数企业告诉我们，在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工业增长10%左右，可以维持正常经营水平，而在此之前大面积亏损，动不动就要求国家放松信贷，放松财政。现在企业认为，当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7.2%，并不认为国家应该采取强刺激经济。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础与微观力量来源于：有了更强承受力、预期更趋合理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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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卢中原.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研究[M] .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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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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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加勒比地区；经济形势；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5.4；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后危机时代，鉴于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各区域经济复苏和增长分化的情况同时存在，这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简称拉美地区）也较为明显。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10月12日的最新预测，2016年拉美地区经济萎缩0.9%，2017年微幅增长1.5%。然而，地区的平均水平容易掩盖地区内部的差异性。2016年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增长率预计分别为-2.2%、3.7%、-0.3%。换言之，加勒比地区经济表现强于南美洲、弱于中美洲。然而，即使在13个加勒比国家内部，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分别衰退4%和2.5%，成为加勒比国家经济的最大拖累。①本文主要基于对加勒比国家近两年经济形势特征及成因分析，通过研究中国和格林纳达合作的案例，为深化中国和加勒比地区的经贸合作提供启示。
一、2015-2016年加勒比经济形势特征
加勒比地区总体而言是经济低增长、社会高发展的地区。从四十多年的增长历史看，自1970年以来加勒比地区不仅绝对增长率落后，而且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也落后于东亚、非洲、甚至欠发达国家（表1）。尽管经济表现不佳，但是绝大部分加勒比国家被世界银行划分为中高收入国家，而且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大部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这种不匹配的发展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该地区在诸如健康、教育和司法行政等方面保持了相对稳固的制度基础，同时也反映出坚持把社会福利作为必要因素的民主传统力量。
加勒比地区较易受到周期波动和外源性冲击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到80年代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脆弱性逐一体现。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仍然对加勒比国家产生负面影响。近两年，该地区经济基本处于低迷时期（表2）。
从表2可以发现加勒比国家经济形势的四个典型特征。第一，该地区基本处于低增长、低通胀的状态。鉴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与其保持紧密经济联系的加勒比国家通过贸易、旅游业等渠道受到负面影响。同时，作为能源和粮食净进口国，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降低了加勒比国家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倘若经济低迷持续时间延长，加勒比国家多年积累的人类发展水平将受到侵蚀。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是该地区面临的首要任务。第二，失业率处于较高水平。可利用的数据显示，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和牙买加的失业率均超过10%。因贫困家庭涌入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比重上升，就业质量恶化。第三，大部分加勒比国家出现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现象。巴巴多斯、伯利兹、苏里南和特立尼_和多巴哥的财政赤字比例已经超过国际通用的3%的安全警戒线。严重的财政赤字将影响投资评级。而经常账户赤字则更为严重，其地区平均水平（5.5%）已经超过国际通用的5%的安全警戒线。为弥补国际收支，只能依靠资本流入，这无疑将加深经济的脆弱性。第四，公共债务和外债面临“双风险”。相对于外债而言，加勒比地区的公共债务负担更为严重。地区平均水平达到77.7%，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而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安提瓜和巴布达公共债务负担更分别高达127%、110%和92%。这种长期财政失衡造成的高负债将制约经济增长的动力。
二、加勒比经济形势的成因及面临的挑战
当前加勒比地区经济形势显然与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外部环境因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欧美经济低迷，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抑制了全球需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10月的最新经济展望，全球经济在2016年和2017年预计分别增长3.1%和3.4%。两者相对于4月的预测值均下调0.1个百分点，表明发达经济体因英国六月脱欧事件以及美国增长弱于预期产生了疲弱的增长前景。而需求萎缩又通过贸易和旅游业两个渠道传递到加勒比国家。以旅游业为例，它是加勒比地区重要的支柱产业，为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表3）。一旦收入增长受限，消费需求降低，以欧美为主要消费群体的旅游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其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改善了大部分加勒比国家的贸易条件。鉴于加勒比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除外）是粮食和能源产品净进口国，受益于初级产品价格下跌2015年和2016年该地区分别获得1%和2%的贸易条件改善（图1），这也是该地区经济表现强于南美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将对缩小经常账户赤字、减缓输入型通胀压力、降低财政支出中的能源费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就加勒比国家内部而言，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是主要缺陷。这主要体现在国内产业升级缺乏渐进性。从历史角度看，随着亚洲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以及全球贸易规则变化逐渐“侵蚀”了针对加勒比地区的优惠政策，加勒比国家已经在传统农业出口市场和中低附加值制造业出口市场中丧失了竞争力。它们转而增加对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的依赖性，如表4所示，大部分加勒比国家服务业占比超过70%。然而，这种从初级农业到服务业的跨越中间阶段的发展模式，不是由结构转型自发推动的，其结果也不能带来产出的多元化以及高附加值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尽管旅游业的潜力十分巨大）。而且，以消费者服务出口（旅游）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未来加勒比地区重塑经济结构的重点领域之一在于促进资本服务出口更快增长。资本服务领域投资重点在教育、医疗保健、版权为基础的服务及其相关产品。而且，为促进资本服务业发展，加勒比国家还应该升级ICT基础设施以及建立激励私人资本投资的制度框架。
与此同时，从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看，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加勒比国家均出现贸易赤字，这也是加勒比经常账户长期赤字的主要原因。而经常账户赤字反映了地区竞争力不足和财政失衡。而且长期通过资本流入弥补国际收支缺口的做法将持续增加公共债务负担。
展望未来，加勒比地区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结构不平衡、气候和环境的脆弱性以及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缺乏竞争力。应对挑战需要：第一，巩固财政纪律，降低公共债务。通常认为，公共债务占比超过60%将损害经济增长。因此，引入财政责任立法、改革税收制度、加强财政资本性支出、完善审慎的债务管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二，提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目前可从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入手。第三，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能源成本。基础设施匮乏和能源价格高昂已经严重制约经济增长的动力，两者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全要素增长率。第四，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第五，减少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脆弱性。提高防范和应对各种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自然灾害等）的能力。
三、中国和格林纳达经贸合作展望
（一）格林纳达的发展利益和基本诉求
如前所述，加勒比国家面临的挑战具有共性，例如地理和经济的孤立状态、资源有限、环境脆弱、交通和能源成本高昂、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脆弱性，等等。因此，它们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也具有一致性。以格林纳达发展为例。
自1974年独立以来，格林纳达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单方面市场开放和发展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欧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欧美国家向格林纳达等加勒比国家提供的特殊待遇、发展援助日渐减少，格林纳达的发展速度日益减慢，外债负担不断加重。进入21世纪以来，格林纳达的发展再次处于“十字路口”。目前，政府正在制定《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并计划于2017年10月完成。格政府已经批准六大主题作为《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NSDP2030）的重点发展领域：政府治理、竞争性的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创新、社会关怀、气候变化、灾害管理及环境与生态。
总结起来，格林纳达发展的核心关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促进经济增长。格学者曾在《2014-2018年格林纳达增长和减贫战略》②中提出“建设稳健国民经济”的目标，并且强调从稳定宏观经济、改善营商环境、发展潜力产业和开发可持续能源四个领域入手。第二，扩大融资和寻求国际经济援助。作为经济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小国，格林纳达强调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更多的国际资金援助，以支持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与他国的交往中，经济合作与援助是核心内容。第三，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格林纳达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表现活跃，曾于2009-2011年任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主席国，强调小岛国是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和影响最多的群体，积极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小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切，要求发达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大幅减排温室气体，同时增加经济和技术援助，支持小岛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第四，重视区域一体化发展。格林纳达非常重视加勒比国家的联合自强，积极主张实现加勒比经济一体化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支持向风群岛一体化。
（二）中国和格林纳达经贸合作现状
中格双边贸易起点低，贸易额较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贸易规模有所扩大，但近五年中格贸易额波动较大（表5）。在中格贸易中，主要是中国对格林纳达出口商品，从格林纳达的进口很少，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中国和格林纳达的投资合作刚处于初级阶段，双边投资规模不大，投资领域也比较有限。CEIC数据库显示，截止2015年底中国在格林纳达投资存量为2367万美元。在格林纳达设立的中国企业主要是从事建筑工程承包、装饰材料生产、农副产品加工、餐饮、五金百货零售和超市等，单个投资项目的规模都很小。在其他领域的经济关系方面，中国与格林纳达在科技合作、教育、文化交流、应对气候变化、援助等方面都已经开展了合作。
（三）中国和格林纳达合作的方向
1.充分利用两个平台机制，加沟通与协调
其一，2015年1月8～9日，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论坛（China-CELAC Forum，简称“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京举行。这充分表明中拉双方整体合作正式进入机制化阶段，开辟了中拉合作由“1+33”迈向“1+1”式的新纪元。其二，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已经于2005年、2007年和2011年成功举办三届。该论坛以促进中国和加勒比地区经贸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为宗旨，是中国和加勒比国家间级别最高的经贸对话机制。建议继续利用该论坛，有效开展对加勒比国家经济和技术合作项目，提高双方的战略互信，避免该机制的功能因“中拉论坛”机制的建立而弱化。此外，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设立了“四驾马车”机制，由现任、前任、候任轮值主席国和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轮值主席国共同担任。因此，加强与包括格林纳达在内的加共体的沟通，在中拉整体合作中应得到高度的重视。
2.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开发新兴产业潜力，提高经济合作的效率
格政府在向新经济模式转型中提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面应用、世界一流的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绿色商业、根据价值链发展农业、高效的轻工业、有活力的出口业、新能源行业”等核心要素。而格林纳达工业发展公司（GIDC）更加明确了吸引外资的四大领域：旅游与酒店、健康与疗养、信息通讯技术及替代能源。这与近两年格林纳达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较为吻合，因为国内增长较快的部门也集中于旅游和酒店服务、教育和健康服务、通信业、农业加工及能源开发五个领域。
根据格林纳达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现状及吸引外资政策，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建议将重点合作领域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巩固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主要包括农业和旅游业。第二类是开发新兴产业潜力，主要包括信息通讯业、能源开发及教育产业。
格林纳达的传统优势在于农业和旅游业。农业是兼具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产业，不仅为GDP和就业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也是调整时期吸收宏观经济冲击的减震器。建议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关注提高传统产业（香蕉和肉豆蔻）的生产效率，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促进产业链延长和深化。就旅游业而言，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家庭收入增长、新航线开通、新度假区全年营业以及格林纳达旅游局（GTA）实施的细分市场营销策略，旅游业开始恢复增长。尽管如此，但它仍未完全恢复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而且，旅游部门还将面临着古巴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新的竞争压力。中国对格旅游业投资主要可考虑两类。其一，开发特色旅游，包括度假区旅游、海洋和游艇旅游、健康养生生态旅游。其二加大与旅游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简言之，中国可以将先进农业技术、旅游开发成功经验等应用到格方，对其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也符合格方提出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智力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
通信技术、可替代能源开发和教育产业，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新兴产业，但具有较大投资价值。格政府目前正在通过《ICT战略和行动规划》致力于建立“知识经济”社会。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报告，2015年格林纳达ICT发展指数（IDI）为5.05，在167个国家中排名第83位，在美洲33个国家中排名第16位，均处于中游水平。③
对于替代能源开发，格林纳达政府早在2011年就制定了《格林纳达国家能源政策》（Grenada National Energy Policy，GNEP），力图保证能源的健康发展，以此获得能源安全、能源独立和能源效率。格政府已经认识到促进使用当地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热、风能、太阳能、水电和垃圾发电等）的巨大潜力和必要性，提出到2020年国内使用的能源至少20%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④例如，电价高昂已经成为制约格林纳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大有可为。
至于教育，2014年教育部门占GDP比重为19.7%，其中私人教育占比15.6%。2014年和2015年教育部门分别增长4.5%和1.9%。私人教育因为对诸如旅游业、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等部门产生溢出效应，持续地成为GDP的主要贡献者。2004-2015年圣乔治大学入学人数从2990人增至7026人，增长135%。目前格政府从两个方面大力推动教育服务业发展，一是吸引国际著名大学落户格林纳达，二是建立服务于一系列科学研究的自然实验室。这些都将给中国提供重要机遇。
3.延续援助外交效果并保持援助机制的灵活性
“援助外交”是各主要国家发展与格林纳达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对格林纳达政策的核心所在。复交以来，中国对格林纳达的援助包括国家体育场、田径场、低收入住房项目、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的落实巩固了格林纳达对华立场。未来的援助方向可关注三类。
其一是加强政策咨询和制度建设交流。制度是国家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而且制度与国家竞争力之间也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格政府在《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NSDP2030）中明确将“政府治理”、“创新”、“社会关怀”等作为重点发展领域，这些都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能力培养。凭借数十年来在政府战略规划、产业政策制定、减贫事业、教育投资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中国可向格政府提供相关政策咨询和制度建设建议。
其二是保持经济援助的灵活性。第一，保持经济援助与具体项目挂钩，提高援助的瞄准度和效率。第二，加大对格教育、卫生、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援助力度。中国可通过加勒比共同体的渠道，对加勒比国家实施一揽子发展援助计划，从而在该地区形成规模效应。
其三是增强技术援助的力度。除继续扩大农业技术合作、医疗合作外，还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格方在应对气候化上的合作。格林纳达是“小岛屿国家联盟”的重要代表，在气候谈判中发挥着比较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历来欧美及日本对格林纳达政策中关注的重点。近些年中国曾向格林纳达提供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节能设备，未来应该继续加大对该议题的支持力度。
注释：
①http：///sites/default/files/pr/files/tabla_
proyecciones_octubre2016_eng.pdf
②Patrick A. Antoine， Timothy G. Taylor， Michael Church， Grenada’s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GPRS） 2014C2018，March 2014.
③http：//itu.int/net4/ITU-D/idi/2015/#idi2015byregion-tab.
④参见：TheNational Energy Policy of Grenada： A Low Carbon Development
篇9
关键词：碳排放权国际贸易；CDM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0108-02
1 国际碳排放权市场的现状
碳排放权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贸易产品，它的目的在于以较低成本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权国际贸易以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或减排信用额为主要商品形式。企业是这一贸易主要的参与实体，在特定范围的交易规则和交易框架进行贸易。
按照《京都协议书》对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要求，2012年前发达国家需要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在50亿吨至55亿吨，其中一半减排量由发达国家内部完成，余下超过25亿吨则需要通过通过国际市场，主要与发展中国家进行CDM项目合作以实现减排目标。而据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全球范围已签约的减排量还不到3亿吨。在今后五年的时间内，可以预计，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将会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尽管《京都议定书》在美国并未获得批准，但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止式启动，并获得蓬勃发展，潜力巨大。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年～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为7～13亿吨，交易值可为每年140～650亿美元。另据欧洲气候交易所称，一旦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在期货期权市场展开，仅欧洲市场每年的规模就将达到580亿美元。
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碳排放权国际交易的迅速增长，附件一中的发达国家是碳排放权的主要买家，用以充抵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责任，或者作为一种投机手段在今后出售来获利。而非附件一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该商品的主要卖家，与发达国家进行CDM项目的合作，并将产生的CERs通过合同规定的方式出售给发达国家。
2 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在发展CDM项目，进行碳权贸易上，我国有较强的禀赋资源。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表现出以煤炭为主，能源利用率较低。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因此我国减排潜力很大。另外，设备及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且具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较好的政策环境与经济发展潜力，所以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一般高于我国，如美国减少1吨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大约是100美元，而在中国只有20美元。
因此，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信用额提供者。根据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EB)的统计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已经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总数为890个，其中我国已注册成功的项目数量为147个，占项目总数的16.52％，仅次于印度(33.82％)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国已注册项目的减排量规模普遍较大，因此在总减排量上，我国以90.956，948吨二氧化碳当量雄居榜首，占全球预期年减排量的48.38％。根据亚行环境专家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中国每年将提供近1.5到2.5亿吨的CO2当量。市场份额约占全球一半。
2.1 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碳权贸易对我国的意义不仅仅是我国又找到一种新的贸易商品。根据联合国的定义，CDM项目应遵循以下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优先领域相一致；促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先进、高效、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转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环境的改善等。
因此，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权贸易，有助于我国获得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转让，开发由于存在技术或资金障碍而仅凭借自身的能力难以实施的项目，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2 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影响
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碳排放权贸易作为排污权交易的一种方式，参与其中无疑对国内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形成、排污交易制度的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通过CDM项目的国际合作，我国在引进先进的技术同时，也可以积累宝贵的碳减排项目合作经验，这对我国在日后不得不承担起减排责任时无疑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作用。CDM项目的监督、审核、减排量监测等，都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和方法，以保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不造成新的环境破坏，对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进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而且，CDM项目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监测制度和第三方审核等体制，也为我国进一步治理国内环境污染，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2.3 碳排放权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
《京都议定书》所产生的碳排放贸易机制在短期内除给我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正在向世界传输这样一个市场信号：利用大气资源是有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都已基本加入京都体系，而且即使美国没有加人，其在国内也正在建立类似的体系。虽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碳减排三种灵活的履约体制，但毕竟还是会产生成本。而聪明的西方人选择了一种一箭双雕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把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型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从这些国家进口低附加值产品或半成品，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发达国家自己的排放量，实现他们单个的排放目标，而且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使得发展中国家一直指责发达国家高消耗的声音减弱，并且挥舞起政治和经济的大棒，强烈要求碳排放量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起减排的责任。
无疑，中国正面临这样一种情形。西方消费需求加剧了中国碳排放增长。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更是国外市场的消费需求拉动所引起的货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长，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增幅超过73％。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并且很有可能在201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京都议定书》下一个履约期的谈判中，我国将面临着国际上极大的压力要求承担起减排责任，再想如第一期中逍遥自在恐怕不再可得。
而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高楼、高速路、铁路、机场、电厂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且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而技术和
设备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和更新的。一旦在这个时期承担起减排责任，这无疑是给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踩下了刹车，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很强的负面作用，影响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长和粗放式地生产方式还会给中国带来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国际竞争对手可能会利用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设定“绿色”贸易壁垒，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手中的武器。中国高排放、低产出获得的产品，可能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因子，引发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
2.4 碳排放权贸易的局限性
令人忧心的是，迄今为止，国际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流通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权交易市场流动性差，发展不完善，被各种交易类别分割成了多个封闭的市场，各市场间缺乏流动性。其中最典型的是CDM项目的交易市场和国际其他交易市场之间的流动性问题。CDM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实施的碳减排项目，发展中国家只能将减排额度出售给发达国家的中介机构，却不能拿到国际市场去进行出售，导致这成为一个明显的买方市场。相反，国际买家却可以将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的减排额度拿到国际市场去出售，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交易中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期望用自己的CDM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来抵扣自己的份额，并且也无法从中获取较大收益。
篇10
【关键词】 气候变化 自主性适应 计划性适应 牧民
面对气候变化，人类需要同时采取“减缓”和“适应”两条路径，其中，减缓能够降低气候变化的速率和范围，而适应则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从而最终降低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脆弱性。但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的各种措施都无法避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在短期和长期应对气候变暖所产生的影响方面，采取适应措施是必要的。而且人类社会采取的主动适应措施比自然系统适应气候变化有更大的作用。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正由原来“排在减缓之后的次要问题”变成当今的首要问题了（UNFCCC，2007）。在减缓气候变化进程的全球协作之外，将适应作为一种生存和发展战略加以强调也吸引了不同国家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减缓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适应则更为现实、紧迫，尤其对于经济和社会系统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问题将首先是适应问题。
IPCC在2001年指出适应性是指系统的活动、过程或结构本身适应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等，减轻潜在损失，利用机会或对付气候变化后果的能力。并在2007年的最新评估报告中对适应的定义再次进行了说明。所谓适应是指为降低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对实际的或预计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而提出的倡议和采取的措施。学者们对气候变化适应性基本是使用IPCC的定义。
一、气候变化的计划性适应
按照行动主体不同及是否有意识的进行（IPCC，2001、2007），气候变化的适应可划分为自主性适应和计划性适应。其中，计划性适应可理解为国家或地方政府为降低自然系统和人为系统对实际的或预计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而采取的措施。通常包括资金、技术资助的措施，行动倡导建议或措施，国家政策、法律等。根据UNDP（2007），成功的计划性适应规划包括：一是有效规划的信息，包括有效的信息获取途径等；二是气候防护性基础设施；三是基于穷人需求之上的社会风险管理和减贫保险；四是灾害风险管理制度。Agrawal（2008）等人的研究发现，有四种有效的计划性适应机制——提供信息、提供技术、财政支持和领导，能够增强自主性适应机制，可以由国家、地方政府等公共机构提供，也可由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还可以通过服务机构和私人公司等市场机制解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资源的基础性方式，政策的作用在于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适应性的地方政策必须得到国家政策和战略的支持，国家和各级政府间有力的合作才能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1、国家、政府层面的计划性适应
由英国的尼古拉斯·斯特恩领导完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报告，强调政府应通过制定政策框架将适应与发展政策和规划相结合。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并将其上升至国家的战略和计划层面。
欧盟出台《适应气候变化发展白皮书》，通过建立起气候变化对欧盟影响及后果的知识基础、将“适应”战略融入欧盟主要的政策领域、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解决资金问题、开展国际适应合作来实施适应战略。2008年12月17日，德国政府通过《德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分列出农业等13个领域采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可选择的方案，构建了德国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行动框架。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或资助某些项目间接帮助地方政府其承担气候变化的风险，并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局部影响。
由于不同区域和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成本和适应能力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适应性选择也存在较大不同。中国是气候变化脆弱性高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高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按照“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减缓与适应并重”等原则，强调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动转型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能采用单一的以适应为主或以减缓为主的“单效”方案，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协调推进。未来中国的适应能力建设应该从以推进经济发展为基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建设、科研与推广、公众参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建立健全防灾减灾预警系统。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区域进行的具体实践层面的研究。应当加强国内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案例研究、扩大研究领域、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的研究，以降低影响评估的不确定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适应对策。
目前，对气候变化的计划性适应研究主要是基于气候变化的表现和影响分析而进行的宏观层面的政策回顾或行动倡导，这些战略或政策措施都是以国家和政府制定并主导的，并且与减缓对策结合在一起。计划性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两者都是一种中长期的行动和策略。正如减缓措施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发挥协同作用一样，适应策略也需要不同国家或地区、中央和地方的协调。
2、农业和畜牧业对气候变化的计划性适应
农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最脆弱的经济部门。气候变化对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影响的强度和范围要超过其他产业与经济活动。气候改变以及极端气候状况都会对农业生产体系产生强烈的影响，进而降低农业生产力。近年来，畜牧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逐渐显现。牧民进行畜牧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草地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显著的领域之一。因此，气候变化对农牧民的影响都非常显著。然而以牧区或草原为单位，主要是气候变化影响草地生产力的研究。
政府有关决策机构应采取适应对策、通过适当调整以限制损失和充分利用正在改变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加强农业适应能力建设，以尽量减少损失和尽量实现潜在的效益，以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农业生产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适应并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反应，应当以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原则，从系统的观点进行综合考虑，实现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在农业适应对策研究方面，多是基于平均气候条件下的影响，近年来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的增多加重了对农业的危害，因此也应加强对极端气候的研究。另外，在运用简单模型来分析各地农业脆弱性的基础上提出的计划性适应对策尚不具有普适性。在中国，适应仅仅是减轻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众多对策中的一部分。而农业也仅指种植业。
目前，微观层面的研究已开始包括政府的计划性适应和农户层面传统的自主性适应。但是在适应性标签之下直接进行的针对性研究，尤其是区域层次和社区层次更为薄弱。微观层次的农户是适应气候变化最主要的主体之一。不能忽视农民或牧民的个体行为是适应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他们的作用。政府计划性的适应措施最需要的是农牧户层面的支持和实践，这样才能保证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对策的针对性、可行性，真正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然而现在中央出于保证草原减排的考虑，在很多地区实行休牧禁牧、围栏封育对牧民的放牧活动进行限制，而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与牧民的利益存在很大冲突。张倩（2011）的研究就发现草畜双承包、禁牧等国家旨在抵御自然灾害、保护草原生态的计划性政策却导致牧民畜牧生产成本提高而生计难以持续，从长远来看将会降低牧民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加他们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而只有国家和牧民实现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二、气候变化的自主性适应：社区和农牧民层面
“农民和农村社区在面临气候条件的变化时会自觉地调整他们的生产实践，这是一种‘自发’的适应策略”（蔡运龙、Barry Smit，1996），这是可见的中文文献中最早提及“自主性适应”的研究。这种策略与政府计划性适应措施相比，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时效性。了解自主性适应过程与机制是理解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途径，也是有效制定与执行计划性适应政策的基础。
国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关注气候变化的自主性适应问题。瑞士气候变化与发展委员会（2009）通过南非的案例研究发现，当地农户的自主性适应在没有外界支持和关注的情况下，大多采取的是一种应对导向措施，难以进一步提高其生计的弹性。Corbett（1988）通过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案例研究发现，当地农户在面对干旱时，首先采取的是改变种植、增加小型商品买卖等保险性措施，其次是售卖牲畜、出售农业生产工具和典押土地等资产处置措施，最后通过移民等方式。自主性适应措施包括流传于当地的乡土知识文化，比如干旱时集雨、降低家庭成员的营养水平、低价出售牲畜等，同时农户常常采用多种生计措施，力图获得各种收入资源或自然资源，从而保证在干旱等风险期间的生计不受或少受影响。
近几年国内对农牧民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对农牧民的影响而不是农牧民的自主性适应。虽然有的研究中阐释了具体的适应行为或措施，但是没有明确指出这些就是农牧民的自主性适应，并且往往忽视农牧民在受灾情况下采取的适应措施产生和具体操作的过程和运行机制。回顾为数不多的中文文献对社区或农牧民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可将其中涉及的适应措施归纳为以下五种。
1、通过产业调整来适应气候变化
因近年来的干旱导致草场退化严重，牧业难以为继，农牧交错区少数民族牧民调整了农牧比例，种植业成为村民主要的生产活动（梁筱筱，2010）。
2、通过外出务工或发展商业来适应气候变化
气候条件不断恶化，降水减少、干旱多发导致农户选择放弃没有收入的农业生产，将劳动力解放出来外出打工、做买卖等，农牧民外出务工规模扩大，“空心村”现象开始出现。
3、通过调整畜牧生产来适应气候变化
气象灾害频发，草原植被日益退化，牧民生存条件愈发恶劣，锡林郭勒盟中北部的阿巴嘎旗的纯牧区苏木开展生产自救，如把种公羊集中管理；对草场实行常年围封禁牧，建立集体打草场等。在旱灾的影响下，牧民会选择走场或到没有遭灾的地方进行敖特尔放牧（短期性的游牧方式）。通过改进和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诸如禁牧舍饲、作物及牧草相结合的带状间作技术等，不仅能提高农牧民的适应能力，还能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科尔沁地表的河流湖泊因干旱多已干涸，农牧民的用水模式发生改变，生产生活严重依赖地下水，这为科尔沁地区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4、通过让后代转变谋生方式来适应气候变化
张黎（2009）等人的调查发现，全部受访牧户都希望他们的后代离开牧区进人城镇生活，不愿意让他们继续从事畜牧业生产。
5、通过合作，共同降低自然风险来适应气候变化
通过对牧户生产经营状况现状分析，达林太、刘湘波（2009）发现通过组建牧区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协商使用草地，实现移动式减灾，能够达到风险防范的效果，实现小牧户增收。周立、姜智强（2011）也指出通过制度创新，以社区为基础，以合作为内容把牧民组织起来采取科学化的生计适应方案。
研究中除了关注农牧民的适应行为，还有研究对农户适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认知偏差和思维定式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决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非理，导致适应与变化之间存在时滞现象。牧户对短期气候变化趋势的感知更加深刻、准确，他们的适应行为多为自发性被动适应，缺乏行之有效的主动适应。
三、结语
随着“适应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政府的计划性适应和社区、农牧民自主性适应的研究也日益增加。适应本身就是一个降低当前或未来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的过程。无论是对计划性适应和自主性适应两者中的哪一种所进行研究，都有利于对今后研究两种适应的相互作用或者互动提供一定的支持。
国家和政府的计划性适应政策或措施，其涉及的部门日益广泛，覆盖的领域也愈发丰富。为了保证这种自上而下产生的计划性适应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绝不能忽视自下而上的自主性适应的产生过程及运行机制。目前对自主性适应机制的关注较为缺乏，对自主性适应措施进行分类也还未在目前的研究中涉及，在本文所总结出的产业调整的适应、种植业或畜牧业生产上的适应、让后代改变谋生方式的适应以及通过合作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适应等方面之外，对社区或农牧民个体层面是否存在其他方面的自主性适应行为，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发掘和总结。对于关注相对不足的基层社区和农牧民，需要进一步探究他们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时自发的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产生及具体运作过程，了解农牧民对计划适应措施的需求，并结合当地政府的计划性适应措施的实施和社区、农牧民的回应，为政府今后进一步设计或改善已有的适应气候变化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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