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对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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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现状特点 经济发展

我国老龄化是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口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原因下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状态，国家统计局在2002年统计65岁以上人口站到总人数的9%以上，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为更好的说明解决热门口老龄化的策略，本文先从我国老龄化特点说起。

一、我国老龄化特点

我国老龄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我国自2000年开始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速度是越来越快，到2013年65岁人口占据总人口的14%以上。

表现的第二个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发展，虽然老龄化时社会进步以及经济发展情况下产生的，由于国内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经济发展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相对于我国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时期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如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期是在19世纪中期到20时期初期，老龄化则是出现在20世纪中期，65岁人口占总人口9%时，人均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但是我国值达到了300多美元（2001年劳动保障部法制司统计），与此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的速度要超前于经济的发展，造成劳动适龄人口抚养比例上升，对经济的影响，下文具体讲述。

第三个特点我国老龄化问题存在阶段性和累进性，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导致人口的出生率是忽高忽低，在改革了开放以来鼓励生育，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两次生育高峰，自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导致出生率骤然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最后一个特点便是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存在很大的不平衡现象，指的是东西部、城乡发展老龄化不平衡，城市变现的老龄化要比农村快得多。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使得劳动力严重不足，在总体人口中占据核心以及支配地位的往往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加快表示我国劳动力资源缺乏，表现出劳动力资源不足的现象，不以利经济的发展，预计在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人口可能下降到64.0%左右，早在几年之前上海就出现了“青年人赤字”现象，劳动力人口严重不足，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这种现象将会在很多地区上演，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第二老龄化造成了总供养系数上升，导致劳动力成本加大，在1990年我国总供养素数在56.9，按照老龄化的速度，预计在2030年总供养系数将达到70.0，将会使社会背负重大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第三老龄化速度加快必然会导致国家或是企业养老金支出加剧，严重影响扩大再生产，退休人员增加必然会使得养老金的支出费用严重增加，预计在2030年我国养老金的支付费用将会达到73219.54亿元，而且还会长期保持增长之势，严重影响扩大在生产。另外劳动人口的老龄化对科技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有很大限制影响。

三、解决老龄化的几点建议

应对我国老龄化产生的挑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缓解，首先要改变传统的观念向积极老龄化转变，我国老龄化速度是越来越快，若是我国老龄人能够充分发挥能发挥的作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弱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当然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健康老龄化，二是使老年人群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是社会成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第二社会尽量建设一个以家庭为养老模式的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我国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就宣扬了养老责任高于个人发展的理念，家庭养老模式相对于其他养老模式而言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以及优越性，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养老形式逐渐发生了改变，但是我国仍然应坚持这种养老模式不动摇。另外为更好的适应老龄化的挑战，国家还必须积极的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模式，称谓家庭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

第三是我国应进一步推进老年立法，使得老年人的权益得到很好的维护，我国在1996年颁布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还不够规范，法律的建设仍然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最后我国应实行比较具有弹性的退休制度，使得老年人才能够被合理的利用，我国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针对一些具有技术含量的行业，可以有选择的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另外各地为能够更加合理的利用人才，可以建立相应的老年人才，使得部分老年人才能够得到很好地利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先介绍了我国老龄化的特点以及老龄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最后说明几点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策略，随着我国人口数量以及年龄的不断增长，老龄化问题在短期内还会越来越严重，更多的问题研究仍然需要人员去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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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龙.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制约及对策[J].人口与发展，2013，19（1）：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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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全面二孩；计划生育

1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以福山区为例，计划生育国策实施以来，福山区少出生人口20余万人。目前我区常住人口为27.7万人，人口出生率15.69‰，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65‰。是典型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发展类型。人口结构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6.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2.3%;0-17岁人口4.33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5.6%。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

2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口老龄化出现的问题

1）是政策性人口缺陷逐步显现,福山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多数家庭人口结构形成“4＋2＋1”金字塔形模式(一对年轻人夫妻,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个孩)，是典型的人口衰落型模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对渐渐老去的两对老人和不断成长的孩子,年轻夫妻不约而同都会感受到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的双重压力,生育意愿低。2）是生育观念改变,育龄独生子女的价值取向和生育观念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追求孩子的数量,而是更愿意高质量培养孩子。增加孩子就会付出双倍的关注度和成本。3）是“失独”家庭的困难和老有所养，失独家庭相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最大问题是失去子女所产生的精神痛苦，这无异于一场伴随其余生的精神打击。失独老人面临的困境不仅源于难以排解的丧孩之痛，更有来自养老及就医时遭遇的各种现实尴尬。比如因为缺乏担保人无法入住养老机构和手术时存在的无子女签字问题。4）是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供养问题,父母居住在老家,子女居住在大城市,父母生病住院无人照顾,短期还能请假照顾,长期的就会遭遇被辞职。年迈的父母接到身边居住，住院报销比例要下降很多，养老金的异地支取受次数或额度限制。独生子女父母失能后，更会加大独生子女家庭负担。

3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现状，以及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

放开“全面两孩”政策后，福山区2016年出生新生儿比2015年多出2376人，增长幅度非常大，出现了新的生育高峰。主要因素为全区1988年以前出生的独生子女约5500多户，已进入育龄期，多数已生育一孩并有二孩生育愿望。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后，从群体上看，“70后”多年来累积的二孩生育愿望得以实现，故受益最大、生育二孩比较迅速。“80后”和“90后”生育二孩的占比较大，但生育时间相对比较分散，并不集中。从目前的生育情况分析，全面二孩的实施的确给我区带来了一次明显的生育高峰。此次生育政策调整有效的缓解了独生子女家庭的成人风险、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和社会的发展风险。还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内需低迷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二孩婴儿潮的到来，拉动了相关食品、玩具、母婴医疗、儿童服饰、家用汽车、教育行业等的发展。还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减缓了老龄化速度。根据购房的人口结构，20-44岁的人口是买房的主力，大部分人在25-30岁的时候就会面临首次买房置业需求。全面放开二孩，新增人口使房地产行业直接受益。当然，随着放开二孩的实施，新一轮人口红利的形成和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各类行业都将最终受益。对于福山区具体来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福山区劳动力需求增长与劳动力减少的压力有效缓解，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强全区经济发展活力；有利于增强家庭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顺应了全区人民群众的期待；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平衡，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有利于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促进全区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社会事业支出加大，社会消费也有所增加。出生人口的增加，对妇幼保健机构、医院妇产病床的需求增加，对幼儿园、中小学带来扩容压力，引起了学校教室、教师等需求增加，需要得到更好地解决。

4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口现有问题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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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首尔市府.公共交通――改善市内公交车路边车站环境――介绍实际情况与当前任务〔EB/OL〕.（2014-10-10）〔2016-08-13〕..

〔13〕The Official Web-page of Dynamic Green Wonju with New Hopes.Healthy City Wonju with a Bigger and Better Future〔EB/OL〕.（2013-12-09）〔201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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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放宽与否与许多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涵盖养老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等方面。我们选择以养老问题为着眼点，对是否应当放宽二胎政策以及有关养老与老龄化的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及综合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老龄化；相关措施。

一、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小组向温江地区的中学、西南财经大学以及四川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总计发放调查问卷265张，收回有效问卷261张，得到了第一手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对于“作为独生子女，你是否渴望过有兄弟姐妹？”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23%为非常渴望，41%一般渴望，21%为不太愿意，15%则表示非常不愿意。为独生子女中 64%倾向于拥有兄弟姐妹。

（二）对于“你对工作城市有怎样的想法？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半数的人均选择”希望能去大城市闯荡“，研究生更明显，这表明相较于养老问题，更多的人选择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较大比例的研究生也表示会选择离家近一些来照顾父母。而对就业、养老问题的认识、思考程度影响下，未考虑过这一问题的本科生人数较研究生明显偏多。

（三）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夫妻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如一对夫妻赡养至少四位老人），鉴于此，你是否会在选择结婚对象时，考虑对方是否是独生子女？。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者不在意配偶是否为独生子女。受制于受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思考深度和年龄等因素，研究生占较大比例，本科生则较少。因为前者基本达到适婚以及生育年龄，父母的赡养问题自然是不能长期回避的。但对于后者，却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配偶为独生子女意味着更重的赡养老人的压力，在读学生显然并不十分在意。

（四）针对”请问您对现行政策中只许生育一个子女 （特殊除外） 持什么态度？“依据所得数据，可以看出：1.对独生子女政策持不赞同态度的受调查者中，研究生人数较多，保持中立者态度的人数在其他受调查群体中居多。2.在本科生和其他群体中，对独生子女政策表示赞同的人数多于表示不赞同的人数。

根据以上信息，可得出以下结论：适当放宽二胎政策会对养老问题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年人群的养老压力，并且对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从二胎政策引出的老龄化问题。

（一）中国人口趋势。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口达到13.54 亿人，其中0-14岁、15-64 岁、65 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 2.23、10.23、1.27亿人。30 年计划生育后中国的人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人口增速已经进入低增长阶段。2.自然增长率较低。3.年龄结构不断上移。4.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较高。

（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与加速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和联合国等机构的预测，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红利迅速衰减、老龄化严重，人口年龄结构将出现整体性上移。

1.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或将长期下降。人口出生率较低、少儿抚养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高，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的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进入 21 世纪后，貌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步衰减。这一问题的最新的进展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出现减少。

2. 人口老龄化加速。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中国已于 1999 年进入老龄社会，属于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的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主要特征。

三、总结。

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人口的控制取得了很大成效。仅用了 30 年左右的时间，就将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估计少出生了一两亿人。但是，人口政策的变化应与人口趋势、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相适应。通过对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现状，并对二胎政策对养老问题及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分析，以及对国内外政策、现状的分析，我们小组认为，在新的人口趋势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必要进行适度的放松。

我们认为，二胎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主要在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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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桂莹，邹焰，张忆雄，等.遵义市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分析[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2，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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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2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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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成因

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所造成的影响之前，应先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本情况及主要成因，以此作为理论基础。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表示老年人在总人口数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属于一种社会现象。一般情况下，当一个国家60岁或65岁人口，所占比重在总人口中分别为10%和7%时，则可以将其称作人口老龄化，此次研究中，是以65岁的标准来界定我国人口老?g化现象的。据相关数据显示，1964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5.5%，1999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近些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止到2015年老龄化人口比重已经上升至16.14%，同时，这种趋势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突出[1]。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

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原因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快速增长情况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医疗卫生、健康保健也进步明显，人口寿命随之得到有效延长，老龄化人口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第二，人口出生率下降。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人口激增现象，但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的生育水平，新生儿数量大大减少，变相加大了老年人所占人口比例。第三，人口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人口死亡率，老年人数量越来越多，且老龄化加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的原因。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影响

所谓劳动年龄人口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我国在对其进行界定时，男性和女性年龄范围分别为16―60岁和16―55岁[2]。此次研究中，将15―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其结构所造成的影响。

（一） 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最高

相关数据显示，自1990年―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势走向呈倒“v”形，1990年―2000年呈上升趋势，到2000年所占比例达到最高，2000年―2015年呈下降趋势，所占比重不断减小，截止到2015年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仅为73%[3]。如果不及时从政策层面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加强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控制和调整，则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二次腾飞”。

（二）2011年之后总抚养比呈上升趋势

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减缓人口增长速率，缓解人口压力，但是该项政策在几十年后也暴露出了其弊端。在计划生育实施阶段，每个家庭一般都是一个孩子，以独生子女居多，几十年后，老龄化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并且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每个年轻人平均需要抚养两名甚至更多老人，使得抚养比也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在2011年之后表现尤为明显。在这种形势下，也加重了对社会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的良好发展与社会的进步[4]。

（三）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不断老化

根据调查可知，从2000年―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老化特征越来越明显，高年龄劳动力所占比重持续增加。虽然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15―40岁年龄段的人仍占据绝大多数，但同时40―64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45―64岁年龄范围的高龄劳动人口，比重增长速度更为明显，从2000年―2015年便由原来的19.06%上升至27.87%，比例增加了近1/3，使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其重心逐渐转移至高年龄劳动人口[5]。同时，这种现象也预示着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仍然比较严峻，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仍会呈升高趋势。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合理建议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状，要想确保劳动力的正常供给，便需要出台相关政策，以便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做出科学合理的调整。

（一）完善“全面二孩”相关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此，应推广落实“全面二孩”相关政策，适度鼓励民众生育，提高出生率，以此来增加年轻劳动力，实现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调整。但是受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家庭并愿意生育二孩，“全面二孩”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影响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所以，国家应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获取社会各界的支持。首先，国家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物质和经济上给予支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其次，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新生婴儿数量激增，对儿科医生数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国家应加大对儿科医护人员的培训力度，并提高其薪资待援，以吸引、留住更多专业人才。同时，针对女性受隐性歧视问题，应加大对生育二孩女性劳动权的保障力度，保护其生育权和就业权，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消除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另外，国家还需充分考虑二胎户籍及上学问题，加快户籍政策的完善，加快学前教育配套设置建设，解决二胎落户难、上学难问题，免除二胎家庭的后顾之忧。

（二）加快落实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物质生活水平及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人们越来越重视保健养生，都大大延长了人均寿命。在此背景下，原有的规定退休年龄已经无法适应现状，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的出现，同时，大量劳动力的过早退休，也会加重政府在养老保险和退休金方面的财政压力，对此，便需要加快落实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该项该项政策时应谨慎对待，根据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对中老年劳动力的退出速率做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同时应制定配套政策，采取激励措施，使仍具备劳动能力且身体状况良好的老龄人口继续参加经济活动。利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实现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控。

（三）加大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

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对其未来?势进行预测，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并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越来越深，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升高。基于此，可以通过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加大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使其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一方面，应针对老年劳动力群体特征，出台完善的法律法规及社会经济保障政策，保护其各项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提高对老年劳动力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视力度，建立健全完善的培训机制，全面推行再教育和终身教育，强化老年人力资源的终身学习意识，使其能够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以适应产业和职业结构发展变化。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大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构建合理的机制使得劳动力的投资和回报相匹配，从而激励老年人力资源发挥作用。

（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劳动力价值是工作中体验出来的，只有根据不同劳动者人群特征，为其提供较为合适的工作岗位，才能使社会各个层次劳动力有机会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调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以便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现状，对此，便需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体实施过程中，国家应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问题，明确人口年龄的具体组成，从宏观层面加强调控，在促进企业改革转型过程中，做好劳动力市场调查工作，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对企业加以引导。国家在支持不同产业发展过程中，应结合人口年龄比率进行全面考虑，使更多的人可以投入到社会生产中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价值。另外，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给予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当支持力度，避免劳动力供应失衡现象的出现，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应问题，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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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老龄人口；养老；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5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118-02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养老问题作为人口老龄化的产物之一，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农村是我国养老问题的重点，这是由于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比城镇老年人辛苦，经济收入低，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同时也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被长期忽视等因素造成的。解决好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相应地就解决了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养老问题。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它反映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一种动态变迁过程。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那么就称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76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居世界第一位。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有关专家预计今后中国老年人口将长期居世界首位，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老龄人口的数量将急剧增加，将以每年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1000万，占总人口的25.8%。需要养老的老年人的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我国现有1000万的高龄老人（80岁以上者）需要照顾。这些体现了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巨大、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以及高龄化趋势明显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增加、寿命的延长给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给我们以新的警示：当前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这就是说，原来那种对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的认识，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人口的流动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的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口，越来越多地移居到了城市。这在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促动。农村人口相对于城市老年人口，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储蓄，要靠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一旦农村老年人因病丧失劳动能力，也就意味着这个老年人丧失经济来源。这给农村老年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困难，从而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更为严重。

（三）陕西省老龄人口的基本状况

第一，陕西省已进入老龄化行列。2010年陕西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318.3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8.53%，据此判断陕西省已进入老年省份行列。第二，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正逐步加快。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陕西省老年人口分别为133万、170万、214万和318万人，老年系数依次为4.57%、5.15%、5.94%和8.53%。目前陕西省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318.38万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陕西省总人口数将于2020年进入人口高峰平台，老年人口将于204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

二、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东南坊村养老问题调查

（一）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选取60岁以上的东南坊村老年人为对象，采用与老年人面对面交谈并带老年人填写问卷的方式完成调查过程。问卷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农村老龄人口基本情况的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年龄、现常年居住地、原职业等情况。第二部分是对农村老龄人口健康医疗方面的若干问题，分别涉及身体状况、医疗保险、体检、就医以及医疗费用等情况。第三部分是老龄人口精神文化状况的相关问题调查，主要包含主要倾诉对象、是否有孤独感、日常生活以及老年人文化活动情况方面。第四部分是针对老龄人口的养老方式的部分，主要涉及居住方式、养老方式、经济来源、养老金等。

（二）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2份，有效问卷184份，有效回收率为92%。

1.老龄人口基本状况：从性别构成上看，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到39.13%和60.86%。被调查的老龄人口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由此可见，农村老龄人口的构成中女性多于男性；农村老龄人口中33.60%的人年龄在60-64岁，35.56%在65-69岁之间，这也就是说将近七成的老年人口在60-69岁，这表明被调查的老年人中老龄人口的年龄相对较为年轻。

2.医疗状况调查结果：根据调查的数据，对医疗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可得出84.8%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同时，绝大数人都参加了医疗保险。尽管人们参加了医保，但是看病难的问题还是存在，人们普遍觉得就医费用过高，不太能承担医疗费用。与此同时，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年龄分布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得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分布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分布进行细化分析得出：年龄在60-69岁人的健康状况比较好，年龄在70-79岁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年龄在80岁以上的健康状况普遍不好。

3.精神文化状况调查结果：农村老年人主要的精神慰藉依次来源于子女、配偶、朋友、其他亲戚和其他五个方面， 其中大多数依靠配偶和子女的慰藉；从这一层面上也说明农村老年人还是以传统子女养老方式为主。同时，78%左右的老人不参加老年活动。日常生活主要是带小孩、聊天和做家务，老年娱乐生活不丰富。

4.养老方式的调查结果：在被调查的农村老人中， 子女数量两个到三个及以上的比较多，老年人所希望的养老方式也是传统的与子女一起住，不愿意去养老院。该调查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由子女提供。对养老方式数据做交叉分析得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经济来源有着很大的相关性。经济来源由退休工资和子女提供时，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低保收入和其他的情况。其中，由子女所提供的经济来源的满意度又占半数以上。

（三）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分析，对农村老年人在生活上出现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来源方面，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变化，使老年人越来越难以依赖成年子女的经济供养生活，子女因工作的流动很可能不与老年父母住在一起，而置身于现代劳动的子女很难有足够的收入同时来维持自己和老年父母的开支。因此传统社会中“养儿防老”的观念和做法在这里受到现代化的极大挑战。

第二，医疗保健和生活照顾方面，老年医疗保健的问题是晚年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老年人身体方面的变化出现了各种疾病，在寻求医疗保健服务的过程中时常遇到以下问题：（1）医疗费用高，长期的医疗费用是一般老年人经济状况能力所无法承受的；（2）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缺乏，使得老年人在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

第三，精神文化方面，农村老年人在农村的娱乐生活有些单调，村上很少组织活动，即使组织老年活动也因为各种原因使得老年人积极性不强，参与率不高。因此，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状况和总体生活质量。

三、对策建议

第一，发挥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从调查来看，家庭养老在目前农村养老中仍占主导作用。我们将从道德教化和加强法律实施两个方面加强子女对赡养父母义务的履行。

第二，加强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实施，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免费定期体检。首先，实现新农合在农村老年人中的覆盖率；其次，提高老年人常见病的报销比率；最后，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免费定期体检。

第三，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娱乐文化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关注。应加强农村娱乐文化和健身设施的建设，确保每一行政村建有一处“老年人活动室”和建设设施，供老年人使用。定期组织一些老年人喜欢的剧团等下乡演出，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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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2] 谢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特点[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9，（08）.

[3] 沈芬娟.我国农村养老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06）.

[4] 刘洋.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 （11） .

[5] 朱钰、杨殿学.统计学[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6] 朱胜、冯亮能.市场调查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7] 刘欣玲.我国养老方式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经济纵横，2007， （01） .

[8] 李广义.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取向分析[J].西安石油学院学报，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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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结构；社会问题；应对措施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21-10；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

“生育率降低以及寿命增长”产生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体现为老龄人口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人口规模数量相对萎缩的现象（United Nations，2014）[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15》报告显示，198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5%，2015年上升为123%，据预测2050年将会有215%老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冲击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恤金、收、财富转移等，也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Peter Uhlenberg（1992）认为老年群体的财富分配提高会恶化年轻一代的社会公平状况，产生经济压力以及关怀负担[2]。

中国是全球人口大国，在人炸过程中享受到“人口红利”的正外部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及社保资金供应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于是中国不断放开人口政策，从 “独生子女”的严格计划生育状态逐渐转向宽松的“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胎”政策。20世纪70年代伊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由稳定型逐渐演化为倒金字塔型，老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年轻劳动力剧烈减少，2010年左右日本人口达到峰值，至此日本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自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人口老龄化加剧迫使其进行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调整，以抵抗劳动供给冲击与养老财政冲击。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演进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相似性，中国也可能会经历日本老龄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因此通过对比分析两国老龄化进程与政策，可以为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经验。

一、中日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对比

（一）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差异

本部分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部①①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VD Edition[DB/OL]. http：///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2016-10-19。，其中2015年以前数据为现实的统计数据，2015年以后数据为预测数据。本部分主要从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方面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国人口都经历过相似的增长高峰，但80年代后日本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0年后开始为负，并将经历漫长的负增长过程。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在1995年经历了第二个增长高峰，但总体来看两国人口增长率在时间上的演进趋势具有趋同性，特别是两国都进入减速增长的通道过程中，趋同性现象比较明显。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来看，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比日本迟来20年，2050年两国人口增长率出现动态平衡，随后日本人口增长率回升速度要快于中国。

（二）中日人口的年龄结构

本部分将人口数量按照年龄分为4组构建人口结构的环状图。按照时间段从内环到外环排序，最内层是1955年的情况，最外层是2100年。通过环状图可以发现，1955年中国20岁以下年龄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7%，日本为46%，2015年则分别变为23%与17%，而从预测数据来看，2100年则分别为18%和18%；20到40岁的年龄组中，中国与日本分别从1955年的28%和29%变化到2015年的31%和23%，2100年则为20%和20%；40岁到60岁年龄组中，中日人口结构变化类似。将60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来看，中日老龄人口比重在1955年分别为7%和8%，2015年分别为15%和33%，预测数据显示2100年将提高到40%和41%。显然日本如今正在经历严重的老龄化过程，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老龄状态，未来两国老龄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趋同性。1990年之后，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更为显著地上升，中国这一时期的该段人口也加速增大。

进一步将总体人口分为4个年龄组：0―19岁、20到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4组，并以2000年、2020年、2040年和2050年分别作为四组年龄变动的拐点。通过方差分析发现，2015年前两国19岁以下以及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20到39岁之间的人口比重不存在显著差异。2015年后的预测数据中，19岁以下、60岁及以上的两组差异最为显著，20到39岁之间比重也开始呈现出差异性，40岁到59岁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弱；2050年之后中日之间20―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差异性凸显出来；2090年的预测数据显示差异又开始减弱，19岁以下的差异几乎消失。

（三）中日预期寿命结构差异

表2分析了五个类型的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中日女性预期寿命、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中国人口内部性别、日本人口内部性别。按照2015以前、2015年以后、2050年以后、2090年以后以及所有年限作为五个阶段进行方差分析，本文发现2015年前中日两国预期寿命差异显著性依次为：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的差异、中日女性预期寿命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差异、日本人口内部性别差异，最不显著的是中国人口内部性别年龄差异。从2015年后预测数据分析发现，中日女性预期寿命、日本人口内部性别、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显著，而中日男性预期寿命的差异性开始减弱，中国人口内部性别预期寿命没有显著差异性；使用2050年后的预测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异性消失。总体来看，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国别内部来看日本国内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更大，中国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较小。

图3显示了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趋势，进一步验证了方差分析中的结论。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都显著增加，其中女性人口预期勖比男性要高，尤其是日本人口内部的男女预期寿命差别更大。从图2中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变化与图3中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趋势对比发现，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与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具有相同的趋势。

（四）小结

通过对比中日人口演进数据发现，两国均正在经历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等过程，但从速度、时间以及程度上，中日两国的人口特征则有较大的差异。日本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2010年之后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而联合国预测值显示中国的人口高峰比日本迟来20年，在调整过程中除人口增长率存在差异之外，各阶段年龄水平人口比重与预期寿命也存在差异，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两国人口结构会出现趋同现象。因此，中日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造成了中日社会老龄化过程加剧。

二、老龄化对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相同吗？

（一）老龄化加剧增大了两国养老金体系压力

1.中国养老金体系构成

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提出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个人缴费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2005年《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建立深受经济制度改革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的雏形，随后经过社会统筹模式初探、“统账结合”+“部分基金”改革以及破除“双轨制”等，中国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现收现付”+“部分积累”制（雷根强，苏晓春，2010）[3]。2015年《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单位缴费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由单位代扣；按本人缴费工资8%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

然而，在“统账结合”建立之前退休的“老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统账结合”方案实施之前参加工作并于实施之后退休的“中人”部分缴纳了养老金，纯粹在“统账结合”之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完全缴纳了养老金。由于养老基金账户需要支付这三类人员的退休金，但由于养老金处于混合运作模式，所以出现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之间基金的挪用，即产生了“养老金空账”的现象。根据李扬与殷剑锋（2013）的预测，2029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将会耗尽，2050年累计缺口为802亿元[4]。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龄人口增加与年轻劳动力减少的局面并行，收入方面意味着个人账户供给面临约束，支出方面上升的老龄人口比重增大了养老金体系的支取压力。

2.日本养老金体系构成

2015年《日本统计年鉴》（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显示日本保险金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中，所有劳动年龄人口均要接受基本的国民年金（National Pension）保险，在劳动者老年之后会收到一个基本养老金，该类人员2013年总共为6736万人。其中第一层级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按固定总量收取保费的20岁到59岁的自我雇佣者、农民以及非工作人员等，该保费2013年每月为15250日元，并在每个财政年度按工资和物价水平相应调整，该层级2013年为1864万人；第二类是按报酬固定比例收取保费的私营企业家和公职人员，2004年开始该账户年度增长率为0354%，2013年该层级为3912万人；第三类是第二类人员的配偶，由其配偶所在公司负担保险，该层级2013年为960万人。

3.老龄化对中日养老金体系的影响

本部分选取日本人口统计局1987年到2012年数据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1989年到2012年数据，将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老龄化率”，使用年度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变量，养老金领取人数与参保人数比作为“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变量，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值作为“养老金支出占GDP比”变量，研究了老龄化率、经济增长率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压力的影响。

表3中的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以及异方差影响，从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来看，两国老龄化率增加都会加大养老金人数压力比，但是日本所受老龄化率的影响程度更大，约为中国老龄化率影响的32倍；从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来看，老龄化率增加都会使得养老金支出占比加大，但是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比日本大，养老金人数比增大对中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的影响也更大。日本经济增长有利于显著缓解其养老金人数比压力，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养老金问题还没有彻底暴露，GDP增长对中国养老金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因此，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影响程度来看，日本养老金体系受到老龄化的冲击程度更大，中国所受冲击问题还未完全显露出来。

（二）老龄化加剧冲击了两国的社会生产力

1.老龄化对中日两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一国的储蓄水映了该国的资本供给能力，表4中，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模型，分析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储蓄水平的冲击。所选样本来源于日本人口统计局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70年到2013年，因变量为社会中储蓄占GDP的比例，自变量为经济增长率（GDP年度实际增长率）以及老龄化率，表中结果消除了自相关并通过了异方差检验。研究发现老龄化加剧对中日两国的资本供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日本而言，老龄化加剧显著降低了社会储蓄率比重，而中国则相反，即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中国储蓄率相应增加。

2.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从另一方面来看，老龄化也冲击劳动力供给，从而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冲击[5]。表5使用中日两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以及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研究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状况，样本区间选自1990年到2014年。实证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与异方差：

从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来看，随着老龄化加剧，日本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显著为负，而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未受到严重的负向冲击。尽管老龄化的加深冲击了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但支撑中国三十多年发展的人口红利并未完全消失殆尽，而是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加而缓慢减少。1991年到2014年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538%连续上升到588%，意味着不断加剧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负向冲击还未完全暴露出来，老龄化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还未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冲击来看，老龄化加剧会抑制两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但两者都不显著。

（三）小结

本部分用中国与日本人口相关数据，研究了老龄化率对晒的养老金体系、资本供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社会所受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社会所受影响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具体体现在：老龄化加大了日本养老金人数支出的压力，而中国养老金系统所受影响比较小；老龄化加大了日本资本市场供给压力，而对中国来说，老龄化率会提高储蓄资本的供给；老龄化造成日本劳动力显著减少，而中国现阶段还未受到显著负向冲击的影响。

三、中日两国政府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对比

（一）人口政策调整

1.提高人口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提升人口生育率、增加新增人口比重才能缓解老龄化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潜在冲击。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经历了鼓励、紧缩、严控、放松等四个主要阶段。建国初期中国鼓励计划生育，但随后人口激增导致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计划生育措施，1970年开始实施“晚、稀、少”的紧缩人口政策，1980年调整为“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提出“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政策逐渐收紧。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将人口政策法律化（马小红，孙超，2011）[6]。随后，中国政府注意到逐渐显现出来的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与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现象，逐渐放开严控的人口政策。2013年十二届人大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启动 “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直接调整为“二胎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又开始转向为宽松状态。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促使孩子抚养成本竞争性提升，据2016年腾讯新闻向客户端投放的10万份“中国人‘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①①数据来源：http：///zt2016/2children/。，如果没有开放二胎政策，667%的80后不愿生育二孩，518%的90后不愿生育二孩，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中219%的受访者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允许”，24%的受访者是因为“在抚育一个孩子的时间精力不足”、153%的受访者因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完善”，104%的受访者因为“基础教育设施不健全”。中国政府不仅要通过积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提升人们生育意愿，更需要通过生育、医疗、社保等多项配套政策来提升人们的生育信心（黄文政，2015）[7]。如果一再延迟政策调整，老龄化加剧不仅会增加年轻一代的养老压力，也会迫使政府增加养老与医疗财政支出，中国还可能会陷入“低生育陷阱”（沈可等，2012）[8]，从而使老龄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

相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谨慎性人口政策，日本为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陷阱”提出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通过提高生育、抚育的经济补贴，改善抚育条件以及育儿设施提高生育率。具体措施包括直接薪酬假期补贴：提高育儿津贴、延长育儿津贴领取年限、推出育儿假、提高育儿假薪酬、对抚育3岁以下孩子家庭采取税收优惠；提供社会照料设施，如成立保育园、幼儿园、配备育儿师、育儿中心、提供放学托管服务；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如政府负担50%幼儿园费用、超过部分按照家庭收入比例收取；文化倡导，提出女性的“姓氏选择权”，破除传统观念鼓励年轻女性结婚（Patricia Boling，1998）[9] 。

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在对待生育率的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政府的行动相对滞后和消极，日本政府在提高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上反应更为主动积极。当前中国政府更多地集中在放宽人口生育条件，鼓励人们生育等措施，对幼儿出生后的医疗、社保、教育等各项公共服务的配套措施准备还比较迟缓，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比较积极和完善的配套社会政策来鼓励人们提高生育率。

2.引进外国劳动力

面临劳动力紧缺，日本配以优厚的就业政策以及福利措施吸引优秀外来者[10]。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数据，2012年日本境内登记外国人有9172146人，占日本2012年总人口的718%。其中，韩国人2315238人，占比252%；中国大陆人1626265人，占比177%；中国台湾人1503183人，占比164%；美国人747809人，占比82%；中国香港人462920人，占比50%。2012年日本中长期留日人员中比重较大的为：永久居住者307%、留学89%、定住者81%、日本人配偶8%、技能实习生74%。

中国的移民政策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将在华境内外国人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规定拥有“定居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永久居住，《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将永久移民政策限于四个大类别的人员：一是满足特定的中国投资数额与纳税条件，分为四种类型：鼓励型产业50万美元以上、西部及贫困县50万美元以上、中部地区100万美元、投资总计200万美元以上；二是在中国担任一定年限的高管或者研究员，三是突出贡献者与国家需要的人才；四是夫妻、亲子或亲属团聚人员。

与中国的移民政策相比，日本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1952年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Immigration Control and Refugee Recognition Act）参照美国移民制度，期初弱化外籍人员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日本社会的观念。由于跨境人口流动与签证逾期人员数量增加，日本1989年进一步修改法案以利于“技术”移民，通过“研修生”以及Nikkeijin（日本移民后裔）通道提供“非技术”移民（Chikako Kashiwazaki，Tsuneo Akaha，2006）[11]。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有关永住许可的审批标准》规定，除一般道德法律、经济等基本原则上的规定，规定了与日本社会的公共利益、亲属团聚、难民庇护以及突出贡献人员等的入国标准，《有关“对我国的贡献”的标准》对“突出贡献人员”的范畴进行详细定义，包括公共外交、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科学研究、体育事业等方面。

（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从生命历程来看，劳动者在青年时期会集中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年时期会通^工作积累财富并承担家庭、社会责任，在老年时期会颐养天年。然而劳动能力的衰减是因人而异的，部分劳动者老年之后，精力仍然充沛，身体还很健康，他们或许更愿意享受较高的工作薪资以及熟悉的工作环境，并不愿意直接退休。因此，需要积极调整老龄人口的认定标准，尽管不能改变生理上的老年认定，但可以配合薪酬政策以及社保政策，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弹性退休政策，减少老年抚养比和减轻年轻劳动力的赡养压力，更高效地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1.日本的退休政策

为抵御老龄化冲击，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提高退休年龄，并实施一系列老龄资源开发计划。1971年，日本通过企业补贴鼓励退休年龄从55岁延迟到60岁，1976年日本政府要求企业把55岁以上人员就业率提高到60%，1986年正式确定60岁退休目标，1990年政府鼓励从业人员延迟到65岁退休；1998年政府将社保基金支付最低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2000年实施一系列老年再就业计划，2004年政府规定雇主有义务告知老年求职者设定年龄限制的原因以及将退休年龄提到65岁以上的条件，同时向65岁以下劳动者提供连续就业计划。2013年日本修正《日本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计划将退休年龄每三年提高一岁，直到2025年达到65岁。

2.中国的退休政策

1978年法律文件规定的中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一直保持到现今状态。1978年《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中男性最高为60岁，女性最高为55岁，通过将干部、工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的退休年龄进行平均计算得到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为5556岁，女性退休年龄为4778岁。而根据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Trading Economics①①数据来源于：http：///israel/retirement-age-wome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以及养老金支付缺口等压力的暴露，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首提渐进式退休，并提出“提前预告、分步渐进、迈小步伐”的实施方式，2015年中组部、人社部联合发文，将正、副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于2016年3月表示通过“小步徐趋、渐进到位”的方式延后法定退休年龄②②数据来源：http：///a/20160301/14242151_0.shtml。，“小步徐趋”意味着每年小幅度延长退休年龄，给劳动者充分的心理缓冲，“逐渐到位”意味着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

（三）“银色计划”对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

1.日本积极推进老龄资源再开发

日本于1974年创建了“银色人力资源中心”（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ers），最初目的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临时或者短期工作，90年代向老年人职业中介和直接提供工作的角色过渡，2004 年将其定位为服务于高龄劳动者的综合性职业介绍中心（张士斌，2014）[12]。“银色人力资源中心”缔结成员包括公司、家庭以及公共组织等，通过免费对老年退休者提供就业安置、技能培训课程、临时性工作以及相关服务来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该中心提供的工作为七大类：一般性工作、设备管理、特别知识、技术技能、办公室工作、门对门工作（Door-to-door）以及其他服务，比如汽车清洗、婚礼协助、门卫、产品控制、自行车管理员、翻译、编辑、木工、一般办公室工作、复印员、销售员、家政援助等。

2.中国“银色计划”反应迟缓

尽管中国政府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老龄劳动力服务标准与相关制度化的“银色人力资源中心”。中国部分地方社保局、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提出建立“银色平台”、“银色数据库”、“银色人才网”等，比如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部分地区开始实施相应项目，但他们只是作为辅助工作机构，缺少具体的法律文件以及其他核心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从人口基数来看，中国“银色人力资源中心”计划比日本更具有可开发的潜力，因此人保部应当以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依托，推进老年继续教育项目，构建标准化的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平台，激活老年人才供求市场，完善老龄劳动力的法律制度建设，消除年龄歧视并积极调整薪酬制度，加强老龄劳动力的工作健康监护。通过提倡终生教育机制、培育多元化的技能培训机构、创新用工模式以及工作类型，对部分已退休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劳动者进行返聘，配合社保法律、劳动法等规章制度，为那些愿意再就业的老年人口提供就业平台。

（四）通过产业调整适应老龄社会发展

按照《日本统计年鉴》的行业统计方式，日本产值比重最大的制造业占比呈现收缩趋势，2005年占比224%，2012年为201%；产值第二大的社会服务业，从2005年的198%上升到2012年的2256%，产值第三大的批发零售业保持产值稳定，金融业和保险业逐渐下降，房地产业逐渐上升。产值比重最低的是农业，2005年到2012年保持在137%左右。如果按照中国的产业统计方式，日本第三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67%上升到2012年70%，第二产业从32%下降到29%，第一产业保持13%左右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从中国全国人口就业的产业构成来看，2014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295%、第二产业就业为299%、第三产业为406%，可见服务业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就业最大的行业。

研究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一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中国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二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

老龄化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体现在二、三产业上，即影响第二产业年轻劳动力供应，但是日本积极的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政策对第三产业吸收老龄劳动力起到了良好作用。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的结构影响显著体现在第一、第三产业上，而吸纳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第二产业没有受到显著冲击。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冲击到中国年轻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冲击到中国的制造业。

因此，我国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转型，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积极培育适合中老年人就业的工作岗位，发挥服务业对老龄劳动力资源的承接作用，注重年轻劳动力向非老龄劳动行业转移，盘活劳动资源存量，并配套改革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提升增量劳动资源的质量。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培育服务老年人的相关产业，如医疗养护产业、生活关怀产业、日用品消费产业等，推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升老年劳动力的生活质量以及精神需求。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年龄结构以及预期寿命差异，发现两国老龄化过程在趋势上存在着相同的路径，日本社会的人口形态改变比中国提早约20年。人口出生率降低与预期寿命增加都加剧了两国的老龄化压力，体现在养老金压力增大、资本供应比重减小、劳动力市场受到负向冲击等，因此两国都面临着人口政策调整、劳动力引进以及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的问题。

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却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中国早，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更大，老龄化加剧增大了日本养老金体系的压力，而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所受的影响还比较小，但由于中国社保体系成熟较晚，劳动者的投保结构与老龄化共同增大了中国养老基金的空缺。其次，从以储蓄比重衡量的资本供给来看，日本资本供给显著受到了老龄化的负向冲击，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与日本相反，老龄人口比重越多储蓄率越高，中国社会呈现出了更多的老龄风险防御的心态。再次，从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来看，日本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比中国更大，原因在于日本较早出现人口结构变迁，而中国当前的老龄化程度还尚未真正威胁到劳动力市场。最后，从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层面，中国目前的政策还相对迟缓，精力主要放在“该不该生”、“生几个”等问题上，而日本则是从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综合为人口增长率的提升保驾护航；在人口政策方面，日本对海外人才的吸引政策更加多元化和更具有弹性，中国相关的劳动力引进措施还比较保守；在老龄人力资源再开发方面，日本1970年左右就开始老龄人口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文件，而中国官方的提法还处于雏形阶段，尚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日本已经进入高度服务型社会，产业结构与当前的人口结构匹配程度较高，而中国则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迎接未来的老龄人口高峰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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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士斌.退休年龄政策调整：日本经验与中国借鉴[J].现代日本经济，2014（1）：66-75.

收稿日期：2016-09-03

篇10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的一个全球性难题。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国家都面临人口老化的挑战，只不过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步伐更快。不管是身处工业化还是发展中国家，各个地方的人逐渐变老之后，他们的健康风险、需求和疾病负担也开始趋同。这是国际决策和全球治理的一个基本前提。为了落实各种国际发展目标，中国政府在境内外做了很多政治承诺，也在健康政策与实践干预方面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与老龄化问题的主流化是相互关联的。为了迎接愈来愈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具有性别敏感性的顶层设计，并据此提供制定创新性的政策和公共服务。鉴于养老负担日益沉重、“未富先老”困扰、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等公共服务缺乏、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等因素叠加的挑战，惟有顺应国际潮流修改和完善现行的制度与政策，重新配置医疗卫生和社会资源，才能及时有效地回应和满足老年人口，尤其是老年妇女不断增长的“刚需”。所以，在所有与老年人和人口老龄化相关的立法、政策和方案中，都需要落实社会性别主流化，考虑到老年妇女和男子的特殊经验、问题和诉求，从而保证老年男性和妇女可平等地受益，并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特别重要的是，需要用生命周期探究赋权妇女和女孩，以消除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劣势积累。

加强跨部门和跨机构的协调与合作

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自己的问题。不论是老年政策，还是青年或者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政策都必须考虑到老龄化问题。老龄化不仅是老年妇女自己的问题，社会性别化的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交叉性的发展问题，涉及若干政策领域，如就业、教育、医疗保健、长期护理、养老保障、劳动力市场、住房、交通、文化、体育及性别平等的多个领域。在一个日益老龄化的世界里，社会性别问题和老年妇女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同消除贫困、提高女童和妇女地位、促进健康和改善环境等各种发展挑战都密不可分。中国亟需同其他各种发展议程联系起来通盘考虑人口老龄化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和老年妇女面临的困境。它也需要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共与私人部门、公民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及社会企业等携手努力。

增强妇女尤其是其中弱势人群的经济保障

老年人尽管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益处，但与其他人群相比，老人的贫困率依然较高。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扶贫脱困方面取得了斐然成就，但收入和财富的分布严重失衡。最近几年，国家才通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农合等举措加以纠正。这无疑给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妇女带来了福音。然而，这些保障的覆盖面较窄，尤其是农村地区。要继续在城乡巩固和扩大针对老人尤其是庞大的农村老年妇女的社会保护和医疗保险。确保对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的社会保护落实到位。除了关注个人层面社会性别歧视的累积性影响，更需要重视收入和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及造成性别权力失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所有有困难的老人提供社会养老服务、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由于老年妇女往往比老年男子更缺乏自立能力，所以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会从这类方案中获益更多。就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专门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和倾斜性政策是很必要的。

鼓励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或继续留在工作岗位

经合组织2006年出版的《活得更久，工作更久》研究报告提出，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时代里，阻碍老年人工作的就业与社会政策、实践和态度，不仅拒绝老年工作者就何时和如何退休做出选择，而且对于产业、经济和整个社会都会造成很高的代价。为此，它提出了一项涉及三个领域的改革议程：（1）鼓励继续工作；（2）消除雇主方面的就业障碍；（3）提高老年工作者的就业能力。为应对快速老龄化和由此引起的养老金不断上升的支付压力，一些发达国家已按国际政策的要求主动修正了有关退休的政策和立法，提高了法定的退休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尤其是妇女的年龄。有的发达国家将妇女和男性的退休年龄统一延长到了65岁，甚至是67岁。虽然一些国家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仍早于男性，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已明显晚于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城镇本地人口退出诙力市场的时间。

中国的退休年龄制度与老龄化的现实和时代潮流显然已严重脱节。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劳动力供给的萎缩也在所难免。但是中国的退休政策是20世纪50年制定的，男性退休年龄一般统一为60岁，女性白领和蓝领分别为55岁和50岁。而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4.83岁，其中，男性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国家统计局，2014年10月）。妇女比男性差不多长了约5岁。到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了76.34岁（国家统计局，2016年）。这意味着多数妇女可以领取20-30年的养老金，有的可能比其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愈来愈严峻的情势下，我们理应借鉴国际上的经验，顺应历史潮流，取消过早退休的强制性硬性规定，并逐渐将妇女和男性的退休年龄都提高到60岁，甚至是65岁。鉴于女性平均寿命较长，妇女的退休年龄也理应与男性一致。“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提法已浮出水面，但至今仍未落实。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Q定》就已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6年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重申：“综合应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大龄劳动力就业能力。”

要发挥老人在“银发经济”中的作用，中国急需制定法律消除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和偏见，尤其是雇主对老年人继续工作的偏见。要通过增加灵活就业、终身学习和再培训的机会，消除就业障碍，帮助老年一代融入劳动力市场。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妇女的经济机会，这不仅有益于其经济赋权和福祉的改善，也有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若不及时纠正以往的偏差，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

承认、减轻和重新分配主要由妇女和女童承担的无薪劳动

妇女承担了家庭再生产劳动、无酬劳动、照料工作的主要角色，整个一生中她们都不得不将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有的妇女终其一生都在无偿为孩子、父母、配偶等照料生活。妇女常常在没有任何公共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应对料理家务和照顾家庭诸多责任。这些活动会限制妇女的就业机会、流动、教育成就及技能发展等。

鉴于照料老人的负担日趋沉重，为承担照料责任的妇女提供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社会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国家应为负责长期照料老人的照料者尤其是被照料者的配偶（主要是老年妇女），提供物质、心理和技能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特别重要的是，要增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支持性体系，以确保年老体弱的妇女和男性获得所需的长期照护，以实现积极和健康老龄化。为此，应鼓励有关社区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低龄老人给她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鉴于老年妇女的患病现状，也应鼓励男性老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家庭生活照料工作。为看护人员提供支持和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

提供公平优质的保健与长期照料服务

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对预防、治疗和长期护理的需求，应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中之重”。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加速了中国的流行病学转变，即从以传染病为主转变为以非传染病为主。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进程加快，中国已经确诊的慢性病患者不断增加，目前已接近3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占到中国总死亡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到2012年，中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为533/1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86.6%。其中，心脑血管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前三位的死因，仅这三者就占总死亡79.4%的份额。像阿尔茨海默等疾患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也呈上升趋势。更不容忽视的是，很多疾病还呈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带来更多富有挑战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于老年人群体日趋庞大，慢性病患者的基数随之不断扩大，老年人的健康风险增大，患病情况增多，有的老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疾病负担十分沉重。所以，需要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性质和范围与之相配套，也需要物质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的更多投入。这势必会加重业已超负荷的公共卫生系统的负担。

统筹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促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结合就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但迄今为止，保健服务的供给依然是按急性病设置的，而且很少关注生殖期之外妇女的健康需求，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服务等。为了有效地回应老年妇女和男性的健康权利和需求，相关的医疗设施、产品和服务需要做出适老化的调整。如前所述，老年妇女面临的健康问题主要是慢性传染性疾病。随着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和非传染性疾病快速蔓延，应改变以医院为中心的卫生服务方式，转而实行由初级卫生保健提供者主导的各层次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综合协调的服务模式。许多疾病是不可逆转的，但也不威胁生命，而是更多地需要家庭照护而非住院。应当为罹患慢性病的妇女提供非医疗的居家援助服务以替代机构化的服务。多数疾病通过健康行为和支持这些行为的环境是可以预防或延缓的。即便是功能受损者或高龄老人，假如辅以辅助装置，如拐杖、轮椅或助动车，并居住在交通便捷的地方，他们仍可外出活动，去商场购物，参加社交活动。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持老年人的独立性并使其成为活跃的社会成员。

卫生等公共政策必须重新定位，以迎接老龄化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基于“健康老龄化”定义，提出了一个公共卫生行动框架。该报告特别强调为了回应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卫生系统需要从以疾病为基础的治疗模式转向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综合关怀模式。这意味着亟待建立开展长期照护的综合系统。近年来，尽管中国在扩大医保覆盖面上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严重不足，社会安全网也很不完善。例如，农村医疗保险仅仅报销因住院而产生的灾难性卫生支出，诸如初级保健和预防服务却不在报销之列。这无法满足为慢性病患者提供连续性照护服务的需求。为迎接社会性别化的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中国迫切需要为全民建立一个可负担的适合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特别是一套面向老年人的综合性的照护服务。

改变对老龄化和老年妇女的负面社会建构和社会偏见

社会规范对不同年龄的男女性提出不同的期望和要求，老年女性的形象以及人们对老年妇女的态度大多是负面的。社会观念也贬低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所以，根深蒂固的态度和观念的深刻转变是必要的。作为家庭成员、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和志愿者等，许多老年妇女和男性仍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承认妇女的潜力，摒弃她们是问题、负担以及脆弱的观念，是将妇女融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老年妇女不应被看作是社会福利的被动受益者，而是各种权利的拥有者和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成员。

关注所有年龄段妇女的发展与福祉

为了实现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要确保所有人，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享有平等机会对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也受惠于社会发展。《马德里行动计划》就呼吁要改变人们的态度、政策和方法，以确保老年人不仅被看作是福利的受益者，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老年人参与社会有多种含义，包括积极参与涉及其切身福祉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包含同年轻一代分享知识和技能，组织社团等。为了使老年妇女特别是弱势人群能为自己编织更美好的生活，应大力清除老年妇女参与社会的“绊脚石”。这是保障其权利的关键，也是其获得赋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加分性别和年龄的相关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理

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数据可为制定和实施政策与方案提供支撑。为了在所有发展政策和方案中反映老年妇女和男性的需要、观点和经验，必须致力于按年龄和性别收集、分析和传播相关数据。在一个不断老化的社会里，关于老龄化的讨论居然几乎不见妇女或社会性别议题。老年妇女的不可见性会导致统计和公共政策的缺失，反之亦然。

关注妇女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弱势地位

中国和国际的经验都表明，针对老年人的发展政策必须关注性别歧视与年龄歧视及其他各种权力关系的交互作用。对于老龄化的回应必须是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而且应具有生命历程的观点。老年人口本身在加速老化，这个人群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而高龄老人中以女性居多。老年人的多样性还随年龄而增加，80岁的人显然比60岁的更复杂且多样。老年人跨越40年甚至更长时间，其价值观、习俗和信念也各不相同，其多样化可想而知。要区别对待不同年龄段的老年妇女。尽管老年人群具有某些共性，她们却是一个异质性群体。老年人的多元性还源自于性别不平等与其他社会不平等交织互动。在一个不断老化的社会里，老年妇女尤其是其中的脆弱群体，其中，包括单身、无子女、贫困、患病、残疾、寡居及高龄者等，应成为公共政策和政策行动优先关注的目标。这些人群在获取保健、教育、就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上面临更多性别和年龄歧视，但公共政策包括同老年人直接相关的政策决策及其执行过程却很少倾听她们的心声。针对老年妇女中的“短板”，如农村、丧偶寡居、高龄、受虐、患病或残疾的女性老人的特殊诉求和问题，需量身定制设计特殊的干预方案以便有针对性地给其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