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理解与看法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9:4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的理解与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近日，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减什么，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教育包括课后服务等全部回归学校。确保“双减”政策的落地，我们就要大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并且逐步优化作业布置和课后服务方面的工作，更好地让学校所拥有的优质教学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回归校内教育就是回归教育本心。“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校老师的教学中心是需要摆在校内的。要想有效实现“双减”，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在学校内学足学好，这样才能够缓解家长焦虑。“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时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7月24日中央发布了双减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执行。双减又称“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目标：1、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将负担提升到未成年保护法的高度。2、减轻家庭教育负担。3、将教育回归到学校。4、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并规定，理调控作业结构，确保难度不超国家课标，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加强质量监督，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对于学生作业量给出了明确的标准，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要求教师认真批改作业，及时做好反馈，加强面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
对于课余时间，鼓励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保护好学生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家长要积极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充分用好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双减”工作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政治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国之大计。作为一线教师，更是站在了“双减”工作的主阵地上，更要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到学习工作中去。
在我看来，“双减”不是让学生远离学习，虚度光阴，轻视教育，更不是在教育质量上做减法，不是在教育责任上撂挑子。而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我们要认真备课，引导学生敢于质疑，提出问题，发现问题，鼓励学生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要健全作业模式和形式，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同时转变教育评价方式等。
我认为具体的做法有：
一、学习课程标准，对课程标准有新的认识，更新教学理念，明白减负并不是单纯的削减作业数量，关键是如何在“减负”的同时提高质效。
二、增强集体备课，仔细钻研教材，使各单元的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依据单元目标制定合理地课时教学目标，并依据各班的实际情况，修改教案，有针对性地对语文知识和能力进行训练。
三、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创设情境，培育学习兴趣，以“学生发展为本”，精讲简练，给学生多一点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主地、富有个性地发展，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中都有所收获，从而提高40分钟的教学质量，打造高效课堂。
四、精心设计课堂练习，围绕听说读写相结合进行。有目标，避开随意性。在讲解课文中完成。如：每篇课文中的生字，对容易写错的，在检查预习时重点强调，采用集体书空或抄写或形近字等方式牢固掌握。课文中的关键词语，运用各种办法或近、反义词，或联络上下文理解。找出本篇课文中想像说话的训练点，进行说话练习。课后及时写下。有了课堂上说的基础，回家完成写的任务就轻而易举。对文中的重点段落指导朗读，熟读成诵。减轻了学生业余负担。
五、课外作业，细心筛选，仔细编排，如在教学中总结出经典基础性作业和练习，作为常规试题仔细练习。让学生作业负担小，又得到最大的训练，做到及时高效。每周针对单元目标出好周周练，进行一些操练。
六、设计分层作业：对各班级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一些必做题和选做题，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选做作业。同时还注意作业的趣味性和实践性，让中差生把完成老师的作业当作一件乐事。避免作业中的重复现象，尽量设计精而简的作业，作业的布置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逐渐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总之，练习只是手段，让学生在课后获得巩固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为教师要精细设计每一个课堂作业，做到少而精，让学生在乐中获得学习，获得巩固，增强练习的有效性。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近日，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减什么，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教育包括课后服务等全部回归学校。确保“双减”政策的落地，我们就要大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并且逐步优化作业布置和课后服务方面的工作，更好地让学校所拥有的优质教学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回归校内教育就是回归教育本心。“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校老师的教学中心是需要摆在校内的。要想有效实现“双减”，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在学校内学足学好，这样才能够缓解家长焦虑。“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时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最近关于政府下来的双减政策，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将波澜壮阔的培训行业，炸出底部。而关于双减政策对于教培行业影响的解读，更是铺天盖地的来袭。拍手叫好声，异义声，痛苦挣扎声。。。这一切，其实无论是众意沸腾还是探讨为什么发布这个政策，都是无用的，与其纠结于这些，还不如，想想未来的影响。因为这是国家政策，是坚决要做下去的。
站在国家的角度：
2021年的人口普查，让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放开三胎。但是二胎都不敢生，何况三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国家一调研，奥，原来是民众负担也太重，不敢生，都被房子和校外培训给压怕了，所以房地产存在问题，所以培训机构也存在问题。那好办了，解决掉。先一刀切，解决掉民众最疾苦的问题，不让周末 节假日和寒暑假补课，这样就解放了大多数。至于造成的少数问题，再慢慢解决就是，反正不影响国家的战略性布局。比如，一个地方100个学生，只有60个能上普高，其它去职业类院校。对国家而言，谁能去上都一样，反正就那么些数，所以直接对培训机构釜底抽薪没有关系。
所以，国家发布这一政策之后，知道会有一些小问题存在，也必然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解决的方案，笔者也尝试着预测如下：
1、在一刀切培训机构之后，会让这部分原来学校满足不了的职责，再转移到现有的公办学校，比如现在开始的晚托，后面将会完善晚托的内容，引入素质类和特长类课程，满足不同的需求;
2、治理素质类课程，取消各种考级的乱像，优化升学加分内容;
3、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引导留存下来的社会培训青少年机构，加入到公益社区和公益课程中来，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最终实现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目标;
4、改革现有的教师工资评价体系，教师资格证审核体系，师范体系，师范类老师实习体系，通过这些的改变，实现教师职责的重构，社会对教师的认知。
5、在这里单独提一个是：结合公立学校，建立公益社区，实现青少年可以在 文化 素质 体育方面在寒暑假得到更好的锻炼，而这些实现的参与者，可以让师范类大学生在正式入职前为主体参与，即能得到锻炼和实习的机会，也能赚点收入。当然，退休的老教师也可以发挥余热了。
站在社会的角度：
有拍手叫好的，觉得国家终于要治理这个造成父母辛苦的罪魁祸首了;有忧愁未来孩子怎么办的;也有无所谓后面再看情况的。以上的看法不一而论，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总规是要面对的：1、那些拍手叫好的基本上是觉得上学上到什么程度，靠自己孩子就好，不需要太多费心，原来都报，也不得不给孩子报，现在好了，都不报，所以也就不用假装关心孩子，为孩子报了，说到底这样的家长基本上是读书无所谓论，并且本身绝对教育不了孩子的。他们不懂得再优秀的孩子是需要给引导的，是需要从课本之外给予人生的体验和认知的，这些对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2、那些因为双减政策而过于忧心的家长，也没有必要焦虑过多，等待国家政策更明晰的配套办法，看看依靠学校的力量可否达成，如果实在达不成，办法总是会有。
站在培训机构的角度：
现在是重新洗牌的时候，无所谓冤枉不冤枉，是成功的急流勇退还是刚入行赔的血本无归，这些都是这阶段造成的一些现象，是没有办法的事。
篇2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1、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2、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
3、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4、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5、线上培训要注重保护学生视力，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
6、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大大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
7、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8、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9、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10、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11、线上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
12、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培训机构融资及收费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经营。
13、将“双减”工作成效纳入县域和学校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把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校外培训及培训费用支出减少等情况作为重要评价内容。
14、课后服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等特殊需要的，可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由教育部门负责组织遴选，供学校选择使用，并建立评估退出机制。
15、坚持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充分考虑其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
7月25日晚，多家A股教育公司发公告回应，对“双减”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作出解释说明。
豆神教育、勤上股份表态称，“双减”政策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来看，豆神教育公告称，本次“双减”政策对学科培训机构性质、营销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规范，考虑到公司现有大语文学习服务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逐年增高，“双减”政策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勤上股份则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龙文教育主要业务是为国内K12阶段的学生进行学科类一对一课外辅导。“鉴于龙文教育占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比重已经超过50%，教育培训行业的巨大政策变化将对龙文教育和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勤上股份进一步称，截至6月30日，因并购龙文教育形成的商誉余额4.43亿元，受此影响未来存在部分或全额减值的可能性。
学大教育表示，由于公司生源由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阶段学生两部分组成，预计“双减”政策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培训业务带来较大影响，公司在相关学科类教学网点开设、培训收费等方面预计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对于“双减”政策，科德教育披露称，由于公司K12课外培训业务占比较小，因此“双减”政策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影响较小。同时，公司表示将配合“双减”政策落地，进一步合规经营，把该部分业务的影响减至最低。
再看昂立教育。公司公告称，2020年，公司教育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5.21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84%。“目前整体经营情况稳定，并已主动响应规范办学的要求，整合优化已有校区。”公司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国际与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领域业务的拓展力度。
篇3
最近关于政府下来的双减政策，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将波澜壮阔的培训行业，炸出底部。而关于双减政策对于教培行业影响的解读，更是铺天盖地的来袭。拍手叫好声，异义声，痛苦挣扎声。。。这一切，其实无论是众意沸腾还是探讨为什么发布这个政策，都是无用的，与其纠结于这些，还不如，想想未来的影响。因为这是国家政策，是坚决要做下去的。
站在国家的角度：
2020年的人口普查，让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放开三胎。但是二胎都不敢生，何况三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国家一调研，奥，原来是民众负担也太重，不敢生，都被房子和校外培训给压怕了，所以房地产存在问题，所以培训机构也存在问题。那好办了，解决掉。先一刀切，解决掉民众最疾苦的问题，不让周末 节假日和寒暑假补课，这样就解放了大多数。至于造成的少数问题，再慢慢解决就是，反正不影响国家的战略性布局。比如，一个地方100个学生，只有60个能上普高，其它去职业类院校。对国家而言，谁能去上都一样，反正就那么些数，所以直接对培训机构釜底抽薪没有关系。至于对家庭而言，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先自己各凭本事解决吧。
所以，国家发布这一政策之后，知道会有一些小问题存在，也必然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解决的方案，笔者也尝试着预测如下：
1、在一刀切培训机构之后，会让这部分原来学校满足不了的职责，再转移到现有的公办学校，比如现在开始的晚托，后面将会完善晚托的内容，引入素质类和特长类课程，满足不同的需求；
2、治理素质类课程，取消各种考级的乱像，优化升学加分内容；
3、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引导留存下来的社会培训青少年机构，加入到公益社区和公益课程中来，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最终实现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目标；
4、改革现有的教师工资评价体系，教师资格证审核体系，师范体系，师范类老师实习体系，通过这些的改变，实现教师职责的重构，社会对教师的认知。
5、在这里单独提一个是：结合公立学校，建立公益社区，实现青少年可以在 文化 素质 体育方面在寒暑假得到更好的锻炼，而这些实现的参与者，可以让师范类大学生在正式入职前为主体参与，即能得到锻炼和实习的机会，也能赚点收入。当然，退休的老教师也可以发挥余热了。
站在社会的角度：
有拍手叫好的，觉得国家终于要治理这个造成父母辛苦的罪魁祸首了；有忧愁未来孩子怎么办的；也有无所谓后面再看情况的。以上的看法不一而论，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总规是要面对的：1、那些拍手叫好的基本上是觉得上学上到什么程度，靠自己孩子就好，不需要太多费心，原来都报，也不得不给孩子报，现在好了，都不报，所以也就不用假装关心孩子，为孩子报了，说到底这样的家长基本上是读书无所谓论，并且本身绝对教育不了孩子的。他们不懂得再优秀的孩子是需要给引导的，是需要从课本之外给予人生的体验和认知的，这些对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2、那些因为双减政策而过于忧心的家长，也没有必要焦虑过多，等待国家政策更明晰的配套办法，看看依靠学校的力量可否达成，如果实在达不成，办法总是会有。
站在培训机构的角度：
现在是重新洗牌的时候，无所谓冤枉不冤枉，是成功的急流勇退还是刚入行赔的血本无归，这些都是这阶段造成的一些现象，是没有办法的事。
未来存活下来的机构，国家也会引导者贡献更多的社会公益力量，作为教育的有益补充，发挥正能量。而这些，不是小机构能够参与的了。
篇4
【关键词】双顺差 储蓄率 FDI汇率
一、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现状
所谓“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盈余或顺差状态。自1994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呈现“双顺差”的格局(除1998年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小额逆差外)。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与国的交往不断密切，我国的“双顺差”规模仍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使中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内外均衡问题。现通过对我国1994年至2011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数据整理如图1所示：
从图中可以清楚得看出.除了08年至09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双顺差”明显减小以外.1994年至2011年我国“双顺差”总体都有增大的趋势.特别是经常项目差额一直保持明显较快增长。据2011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经常项目差额为201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为1867亿美元。虽然“双顺差”的出现不是一个特例.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连续17年呈现该格局来说绝非偶然.“双顺差”的背后一定隐藏了特殊的经济问题，因此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
二、“双顺差”产生的原因 中国目前“双顺差”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我国长期储蓄率大于投资率而造成的内部失衡。我国储蓄率从1994年以来就一直大于投资率，且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07年国民总储蓄占当年GDP的51％，而同期美国仅占14％(如图2所示)。由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可推导出S-I=X-M.虽然中国目前属于“双盈余”，并不适用该模型。但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当储蓄大于投资时一国必须通过实物或资本的输出将闲置资源借出.即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的是贸易项目的顺差。由于我国目前医疗和住房成本越来越大、福利保障体系尚不健全、金融体系也不完善(突出表现为个人和中小企业投资渠道受限)、收入差距过大、税负不合理、产品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内需不足，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进一步高升。
图2储蓄率与投资率
(2)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在“走出去，请进来”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并不断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对外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FDI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双顺差和高外汇储备问题。
(3)力Hq-贸易。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再加上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垂直化分工体系，而我国恰巧属于垂直化分工体系的末端。即东亚各经济体通过FDI方式将末端加工程序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将他们对美欧的巨额贸易顺差转移到我国，从而导致我国对美欧形成大量贸易顺差.而对东亚各经济体由于进口其中间产品而形成小幅度的逆差。
(4)人民币升值问题。截至2012年2月26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6.2978元人民币，自05年汇改时累计升值1.9784元，升值幅度达到31.4％。人民币近来的大幅度升值，加强了人们对人民币的升值心理预期，一方面，国内企业加大出口创汇的力度和速度，推迟大型机械设备的进口；另一方面，国际游资也出于投机套利的目的，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再加上美日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创造了全球范围内过剩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大了“双顺差”的规模。
(5)地方政府追求GDP。由于我国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所以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并利用各种手段吸引外商对当地的投资，不注重内需，加剧了“双顺差”。
三、解决“双顺差”问题的对策
(一)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忽视了内需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双顺差”格局下，扩大内需是是经济平稳增长的根本途径。扩大内需能将居民可支配收入转变为国内消费，降低储蓄率从而减小顺差。扩大内需首先要从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人手，而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就需要增加其收入，改善民生问题，降低居民消费不确定的预期。具体而言，可通过完善养老、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充分扩大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来减少收入差距等。同时还应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完善消费者保护法等方法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提高本土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二)改革外资优惠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
FDI的持续增长，显著提高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因此应该尽快调整外资优惠政策。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取消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对外资企业投资用“国民待遇”取代“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等各种原因影响，我国大量引进的外资并没有实在的技术含量，反而造成了占领国内市场，恶化资源配置，挤垮本土企业的局面。所以调整外资政策时必须有所侧重，招商引资时应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引入外资时应严格审查其是否能够满足本土企业提高技术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首先应对“两高一资”和加工贸易类产品加大限制力度。其次，应鼓励本土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实力。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应积极引导其完成产业升级，提高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还应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努力构建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并鼓励企业大胆“走出去”，整合优势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对外投资。最后，应该尽快实行优惠贸易制度，如适度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扩大高科技产品和先进设备进口等。通过这种方式，在扩大进口总量的同时，优化进口商品的结构，有效减少“双顺差”。
(三)加快解决中小企业筹资难问题
张少华(2005)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类金融抑制”问题，，正是产生于“类金融抑制”体系下的融资约束，使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占到2／3比重的非国有经济无法进行有效融资.不得已通过FDI这种股权投资的方式绕过国内融资限制，造成了巨额的“双顺差”。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消除资本市场融资的“所有制歧视”问题，打破融资主体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如采取税收减免.设立担保机构并进行培训和就业指导等.从而在拉动内需的同时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达到减少“双顺差”的目的。
篇5
11月26日，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对于社会上建议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声音，表示“将研究和论证这个意见”。
消息一出，立即引爆了互联网。
网友基本分为两派：部分“无车族”或者乘坐公交出行的人表示支持，而多数“有车族”则表示坚决反对。人民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群众支持单双号。而搜狐汽车公布的调查数据则显示：63.81%的网友不支持长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舆论的分歧在于：究竟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否是北京治污、治堵的必要手段和最佳办法？长期实施单双号是否会带来其他新的交通问题？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政策究竟是否可行？带着这些疑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对话嘉宾
詹国枢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毛保华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城市轨道交通系主任
陈艳艳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 教授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张翔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单菁菁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
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疑问：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否可行？
毛保华：我并不赞同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政策。北京市已经失去了解决交通问题的很多好时机。但不可否认，这会是一个有效的政策。现在北京市无论雾霾还是拥堵都和交通有关。目前，北京市地铁运营总里程已经超过了500公里，公交车辆超过2万辆，已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公交系统。而公交运行不畅，是因为地面车辆太多。
陈艳艳：我并不赞同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政策。从结果上看，在当前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状况没有达到舒适和快捷的情况下，单双号限行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通勤族、上班族来说。
就北京市而言，目前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并不完善：一是地铁的建设还没有完全成网，许多线路还在建设期间，并且建设时期较长。而部分中心城区的地铁覆盖密度也不够高。就运力而言，在交通高峰时期，有50余个地铁站点实施限流措施，连安全都很难保障，更别说便捷可靠了。
二是就公交车而言虽然已经实行了公交专用道、定制公交等措施，但部分公交和地铁转换点距离太远，导致换乘时出行的时间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公交就很难成为人们中长距离的出行选择。
三是现在自行车出行下降的幅度很高，主要原因在于很多机动车的占路停车使自行车没有路权，基本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很多人放弃了自行车出行。
詹国枢：APEC期间，到底是老天帮忙，本来就是天清气朗呢，还是那些天虽有产生雾霾的条件，但由于采取措施，所以，还是呈现出“APEC蓝”？这一要害问题，至今未见答案。APEC期间，北京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汽车限行，二是工地停工，三是部分企业停产（河北、山东一些企业也停产）。如果是措施起了作用，那么，三项措施各占多大比重？这问题不搞清楚，单单抓住汽车限行一项，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倘若汽车尾气所占比例不大，甚至最小，岂不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争议：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否触及法治红线？
竹立家：我认为政府如果实施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政策，在法理上不存在问题。政府就是对公共资源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的机构，只要涉及公共资源分配领域的问题，政府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合理的分配。
在公共资源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力对其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否则就会面临“公地悲剧”，即一群牧羊人共同拥有一块草地，每个人都尽量扩大自己的羊群，最终导致草地状况迅速恶化。
购车是个人的行为，并非每个家庭、每个市民都有实力购车，然而道路是一种公共资源，政府有权利对其进行协调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类影响广泛的公共政策的出台必须慎重，必须经过可行性研究、听证，并征求多方意见。
张翔：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作为一种行政措施，是否有法律依据至关重要。
按照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这种政策选择，国家并没有取得私有财产（这里指私家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征收。然而有许多法理学家认为，国家即便不取得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但对私有财产造成了一种长时间的、非常严重的限制，也算是征收。
与汽车尾号限行措施相比，“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对汽车进行常态化的单双号限行，意味着汽车有一半的时间不能行驶，其使用价值难以实现，而车辆的折旧、维护费用还按全年缴纳，这对公民财产权益造成了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本质上是一种违法进行的征收，对公民的财产权造成了过度的限制，即使给予补偿，也是违反宪法的。
建议：鼓励绿色出行 缓解人口压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
毛保华：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单双号限行常态化” 是使用行政管理对交通进行硬性管制的手段，并不是一个好政策。科学的办法应当是通过需求管理和市场手段，显著提高私家车的出行成本。很重要的一个办法是2011年开始实行的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措施，在前3个月的实施效果是很好的。但后来没有管住，乱停车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如果这个政策执行好了，后面的强制限行措施就是不必要的。
陈艳艳：要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污染需要一揽子的措施。北京过去采取限制性的命令多了些，采取的鼓励性措施少了些。可以借鉴如新加坡的政策措施，鼓励市民搭乘公共交通，对减少出行的私家车给予积分奖励。甚至可以与企业合作，将员工的绿色出行方式与福利挂钩，对于公共出行、绿色出行的人给予更多的激励和奖励。
单菁菁：单双号限行常态化难解北京市发展模式之困。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如果真的施行，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在北京交通越来越拥堵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一定的组合拳来治理、解决现在的困境。然而，限号治标不治本，问题的关键在于令北京市的发展在环境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口的疏解。疏解人口最好的方式不是通过发展燕郊等周边城区形成分流，毕竟如果工作仍在内城，可能带来更复杂的交通潮汐流，从而导致复杂的交通状况。因此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统筹进行产业布局和功能布局，把北京市功能适当疏解出去，才能给北京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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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公诉权；司法请求权
一、刑事和解与公诉权概述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刑事和解是指部分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
公诉权是指法定的专门机关及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被害人的利益而代表国家主动追诉犯罪，请求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并处以刑罚的一种权力。公诉权具有以下特点：1、公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属于程序性的权力2、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遏制犯罪，维护法律秩序为使命3、公诉权也是一项国家权力，具有专属性的法定职权，是由法律赋予公诉机关行使的一种专门权力。
二、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关系
1、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目的具有高度一致性
无论是自诉案件中的和解，恢复性司法还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惩罚的成本，带动司法效率，使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更加有力的方式回归社会，以一种缓和的方式惩罚犯罪，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刑事犯罪究其本质而言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和破坏，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和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这一需求，它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注重发挥被害人与加害人在解决行使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和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减少社会冲突，达到社会和谐。而从保护被害人权益角度来审视，刑事和解也是中西方文化相互借鉴与融合的体现，符合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与我国起诉便宜原则的追求相一致。众所周知，我国采取的是法定起诉主义与便宜起诉主义相结合的起诉方式，法定起诉原则是指只要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起诉条件，公诉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的的追诉原则，相对于起诉法定原则而言，起诉便宜原则是指虽然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起诉条件，但起诉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起诉时，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起诉便宜原则充分体现了考虑刑事程序所及的各种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衡量选择的理念，以此可以看出二者从行使的初衷到最终所追求的效果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刑事和解是对公诉权行使的必要补充，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
2、刑事和解与公诉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05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有关领导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0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都相继表态，要在各自的工作中充分贯彻这一政策，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一节中指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由此可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各机关应当积极探索，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以上这些正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它体现了宽松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多为有所少为的价值品味，体现了以人为本与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对于有效地打击与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下中，适用刑事和解只局限于法律规定的犯罪，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而这些也恰恰正是宽严相济政策中需“从宽”处理的案件类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达成和解不意味着必然
从宽处理，还要考虑其他情节。而公诉权作为一种司法请求权，是一项国家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制裁犯罪，惩罚犯罪，也需要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二者在此点上是共同的。
3、从公诉权的内容上看与刑事和解也有契合性与相通性
公诉权包括实体上的诉权和程序上的诉权，实体上的诉权又包括定罪建议权与量刑建议权，重点说一下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形确定指控犯罪的基础上，提出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以及执行方式等的合理意见，并请求法院采纳的一种司法请求权。量刑建议权不同于协商性司法权，其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属于检察机关的责任，往往是考虑到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法的效率价值等方面。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调查终了后，检察官就事实和法律适用陈述意见”在日本，检察官陈述意见称之为“论告”。日本学者通说认为，论告乃检察官之义务。检察官论告权对法官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实务中检察官的论告对法官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如果法官以求刑请求作出判决，检察官不得上诉。求刑权发挥了刑事政策的重要机能。“检察官系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之机关，亦为统一总合推动刑事政策之国家机关。检察官之求刑，基于检察一体原则之运营，在统一刑事政策之考量下，易形成客观基准，对法官之量刑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在全国量刑之平等上扮演着极其显著之功能。”由于求刑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的重要意义，而刑事和解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举措，故以求刑权来改造刑事和解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由此可以看出量刑建议权与刑事和解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缓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的调解被害人与被告人间的冲突，只是二者在适用的主体，方法程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最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是对公诉权追求价值观的补充。目前由于刑事和解刚刚在刑事诉讼中予以明确规定，在施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合理的协调好其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相信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刑事和解制度与公诉权的关系将越来越协调。
【参考文献】
[1]田兴洪.宽严相济语境下的轻罪刑事政策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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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牵动理论；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双重结构协调性
中图分类号：F121.3；F014.5；F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09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汪小英等：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协调性分析及对策
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在整体水平上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经济与环境、能源之间的协调发展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我国的能源-经济-环境总体协调程度偏低，系统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冲突，也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突出表现为我国能源供需矛盾突出，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不协调；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方式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不协调；工业发展整体上突显低效率高耗能特征，以及能源价格体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适应等等。进一步探讨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以下简称双重结构）以及两者的非协调性所表现的互动明显不足。
从理论上分析，传统的能源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基于“数量能源观”，以线性能源系数为理论基础确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U=E∕Y
（1）
V=gE∕gy
（2）其中，U为能源强度，又称能源密度，指单位GDP的能源需求，即单位产值能耗，E为能源消耗量，Y为经济产出量，V为能源弹性系数，是衡量能源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例关系，gE为能源增长率，gy为经济增长率。
式（1）与式（2）表达的能源投入与经济产出总量间的关系体现了能源对国民经济的“速度牵动”，而忽视了产业结构变化和能源效率提高对能源经济关系的影响作用。但实践证明，在能源环境约束下，以此理论为基础的单纯依靠能源数量及高耗能行业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一定能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而能源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双重结构的协调发展，既可以规避风险，又可以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本文以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性为切入点，探讨经济、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借此观察我国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分析双重结构协调性的定量判断、协调状态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性测度
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能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约束下寻求最优路径的一个动态过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这一中观因素来实现的。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性测度主要考虑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是否协调，不同的结构导致不同的环境影响和资源消耗，从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一）测度指标的构建
首先，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令Y=∑Yi，αi'=Yi/ Y，E=∑Ei，Ui=Ei/ Yi，则有：U=∑Uiαi'
（3）式（3）中：Yi和αi'分别为第i个产业部门的增加值及其占GDP的比重，Ei为第i个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耗量，Ui为第i个产业部门的能源强度。将式（3）代入能源弹性系数表达式，得gz=（1+gy）（unu0）1n-1=
（1+gy）（∑ia'i，n∑iuia'i，0）1n-1
（4）式（4）中，下标0表示初始年份，下标n表示第n个年份。
可见，节能率是产业结构和各个产业部门能源强度变化的综合反映。即整体能源效率取决于两种效应：产业间结构变化效应和产业内能源效率变化效应。在产业间能源强度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能源由效率低的部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从而产生能源配置效应，促使整体能源效率提高；反之亦然。产业内能源效率变化主要表现在各产业自身能源效率增长变化的影响＼[1＼]。除此之外，能源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能源综合效率的变化，由于各个能源品种的转换效率的差异，其中煤炭的效率较差，而油气效率较高，优质能源比例的提高必然促使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演化和环境质量变迁的重要外在表现，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还关系到生态环境建设。因此，高效、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及其各产业的技术水平或各产业生产函数的性质是各产业产出与能源消费长期均衡发生作用和短期波动产生的基础，而产业产出与其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又形成了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与短期约束＼[2＼]。因此，基于双重结构驱动理论，以产业结构比例、产业结构能源消耗、能源消费结构比例、能源行业的经济产出量贡献率等指标，作为结构能源强度指标的构建因子，以此来表征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程度及能源与经济的互动能力。其计算公式为：c=∑3j=1ajPj/∑4i=1βiQi
（5）式（5）中，α为各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P为各产业能源消费百分比；β为能源分行业经济效率；Q为能源分行业对经济贡献率；其中Qi=Tiηi＼∑Tjηj，T为能源消费结构；η为各类能源的利用效率（指燃烧时的热效率）。
根据计算公式（5），结构能源强度与常规能源强度（传统的线性能源强度）所表达的经济意义相同，具有相同的计量单位，其值越小表明单位能耗越低，但结构能源利用效率不仅考虑了总量，更重要的是统筹考虑了经济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因子，以从能源消费部门（经济产业）角度计算的单位增加值能耗作为分子，其包含了经济产业结构数据。以根据能源分行业经济效率和经济贡献率计算得到的能源经济效率作为分母，其包含了能源消费结构数据。因此，结构能源强度指标可以反映基于双重结构驱动理论的单位GDP能耗发展水平和趋势，这是本文定量判断双重结构协调度的基本出发点。
结构能源强度指标及变化应由常规能源强度与结构能源系数两部分构成，对式（5）进行变换，得：c=e（P1S1·P1+P2S2·P2+P3S3·P3）（Q1T1·Q1+Q2T2·Q2+Q3T3·Q3+Q4T4·Q4）
=k·e
（6）式（6）中结构能源系数k表明基于能源强度的双重结构间协调程度，是衡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在e一定的情况下，k值越大则c越大，说明基于双重结构的能源经济效率越低。若k1则表明双重结构间协调程度不好；若k=1，结构单位GDP能耗与常规单位GDP能耗相等，此为双重结构协调的最低水平，即良性互动的最低水平。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与调整产业结构会使k
（二）协调性的定量判断
以双重结构协调发展为驱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学理论强调，经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双重调整与优化，目的是在保障GDP达到预定增长速度的同时能源消费总量走势平稳，并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指标是单位GDP能耗的降低，因此，双重结构与单位GDP能耗的定量关系是双重结构协调发展的衡量基础＼[4＼]。在此，基于单位GDP能耗构建双重结构协调度指标，以定量判断双重结构之间的协调程度，这也是作为双重结构调整的重要一步。
运用式（5）定义的结构单位GDP能耗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地，αi=（E×Pi ）/（GDP×Si），其中：E为能源消费总量，S为产业结构百分比，P为产业能源消费百分比；Q为能源分行业经济贡献百分比，Q= Tiηi＼ΣTjηj，其中i为各类能源利用率。本文选用煤炭、石油、天然气与电力的能源利用效率分别为0.27、0.50、0.57与0.85；β=（GDP×Q i）/（E×Ti），其中T表示能源消费结构百分比。
基于我国产业结构基本参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出版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基本参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出版
GDP能耗c比较及结构能耗系数k
定量分析包含双重结构信息的单位GDP能耗的变化趋势，反映双重结构协调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单位GDP能耗处于整体减小趋势，虽然在2003年-2004年结构单位GDP能耗有较大上升，但是常规单位GDP能耗上升幅度更大，致使结构能源系数k处于下降趋势，表明双重结构朝着协调方向演进。但k>1，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不是良性互动，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数量比例正趋于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调整轨迹上，但在与之相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上，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仍偏离产业结构与能源协调发展的良性轨迹。从能源增量利用效率上看，1984年-200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能源消费弹性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23、0.36、0.73，并在整体上显示出递减的趋势。而2000年-2004年产业能源消费弹性指数并没随着我国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而下降，而是呈上升趋势，其中，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弹性上升幅度较大。因此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并未带来我国产业能源消费弹性的下降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及产业内部结构的原因，也有能源消费结构方面的问题。
二、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非协调性原因分析
（一）基于产业结构非协调性的判断
1.重化工业化粗放式增长模式并未改变。总体上说，伴随产业结构数量比例的高度化，产业内部结构以高耗能、低附加值为主要特征，表现为重化工业化粗放式增长的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结构的变动，表明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呈现出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主要是由资金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重化工业为支撑。据统计，炼钢、炼铁、焦炭、电解铝、化纤与水泥等行业中落后产能占总产能的比重高达15%～25%。这些落后产能在加大了重化工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同时，也使得行业整体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高。由此，随着工业增加值的增加，尽管工业增加值能耗有所降低，但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并未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011年版
究其原因，在于高耗能工业的能源消费是中国工业内部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由此带来了中国工业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5]。所以，重化工业化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的能源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能源消费总量平稳的走势。
2.经济系统内生的结构变动效应贡献度低。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分析，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结构变动不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运用外力对经济系统的介入便成为必然选择的措施了。一般而言，外力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变迁、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等[6]。“十一五”期间，工业能源利用强度变化主要是技术进步的贡献，轻重工业结构调整的贡献还比较小，2009年还出现了负面效应。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这说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影响，其影响力在逐年下降。因此，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在未来的能源政策调整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7＼]。在工业结构重型化、低端化的条件下，强调走集约式、高效益的重化工业发展之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可以作为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矛盾，缓解能源环境约束的切入点。
（二）基于能源消费结构非协调性的判断
能源消费结构刚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主要表现在注重供需数量的平衡，忽略结构品质的优化。我国高耗能企业的工艺方法和技术设备的落后，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影响恶劣。除去同种能源利用效率的差异，煤炭消费比例过高是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是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构成，其发展出现了与世界能源结构变化完全相背的趋势。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演进（1990-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常规化石能源中煤炭所占比重为90%以上，同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原煤占2/3，煤炭消费量中电煤仅占55%左右，而美国高达90%。与煤炭消费比例较低的加拿大（10.32%）、法国（5.42%）、意大利（9.31%）等国家相比相差甚大。尽管近几年煤炭消费总量有所下降，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基本稳定，依然保持在70%左右的消费比例。
因此，调整能源结构是作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措施之一。但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短期内，能源结构调整受到功能与成本的约束，同时，能源替代也受我国资源赋存的约束，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在以煤炭为主的资源禀赋条件下，能源政策调整的重点在于能源供需数量的平衡及对新能源的开发与推广，同时加强对煤炭这一常规能源的管理和调控，这是关键之所在，也是中国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非市场化
目前，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滞后且不协调，政府行政干预和企业垄断同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导致能源价格倒挂，价格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及变化而呈现出一种低价位刚性，这是造成中国经济中高耗能技术结构刚性的因素之一。
具体而言，我国能源价格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的政府指导性价格在极大程度上仍表现为垄断价格，由于垄断价格的低效率性，不利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煤炭价格由于政府调控不利，未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按照热值和硫分的不同以引导煤价，形成合理的市场差价，并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的销售价格，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三是价格比不甚合理，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不同能源产品之间，主要是电价、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四种能源价格结构不合理。与国际水平相比，煤炭和工业用电价格相对偏高，而石油、天然气和民用电价价格偏低，不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
能源价格的低价位刚性一方面鼓励了企业对高耗能行业的投资，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的长期增长；另一方面不利于能源的节约使用，使能源消费保持增长态势，能源供应发生短缺；再者使经济主体行为偏离合意目标，产生更大的社会成本。因此，无论从提高能源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反映能源资源稀缺程度和能源供需的全部成本的角度，我国都需要完善能源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是抑制能源需求增长，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最有效办法。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产业间结构的协调性来看，还是从能源消费结构刚性来看，双重结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低效煤炭为主要构成的能源消费结构驱动以高耗能低效率的第二产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非市场化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这是导致能源与经济的双重互动明显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突破传统的依靠能源增长速度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线性弹性系数理论”，发展双重结构拉动的能源经济学理论。
三、提升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协调性的政策调整力度
经验表明，即使在能源需求总量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工业的能源消耗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占近70%，因此，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最重要的是合理发展工业结构。在政策取向上选择促进企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措施，以促进产业内部结构高端化，以此为依托优化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即通过双重结构的协调优化，缓解能源结构的刚性约束，从而使结构单位GDP能耗系数小于1，使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经济作用产生良性互动。
（一）提升政府职能，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有利于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
市场在能源投资决策和能源价格的决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竞争的作用下，市场比行政系统能更好地分配资源，但是，由于市场无法充分考虑在能源供应和消费中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也就是在解决公共产品和资源环境等公共问题时出现所谓“市场失灵”的状况，就需要政府干预。而减少市场扭曲，为市场机制扫清障碍，合理定位可持续能源在市场中的位置，将资源、环境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以改进市场运转，就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旨在寻找依靠信息和价格政策，来解决外部性的市场化和政府干预最小化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契合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引导模式，关键是完善市场资源配置体系，提升政府职能。
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已相继颁布了《煤炭法》、《节能法》等一系列能源法律、法规，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能源政策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持，或政策出台落后于项目的实施，这必将导致诸如行业和市场管理无法可依，政策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法实施，各种能源发展非协调性等问题。因此，在进一步完善相应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形成集基本法、专项法和执法行为为一体的法律体系的同时，建立能源法律、法规的执法监督体系。
2. 规范宏观能源管理体制。通过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并简化和合并审批手续，将政府职能从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者与审批者，向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促进者转化。政府职能主要是为不同投资主体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市场监管和安全生产监管。要进一步协调宏观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间的关系，建立能够相互促进的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机制促进行业的效率提升；改革资源性产品定价体制，形成科学合理的价格体系，通过价格机制促进结构优化。
3. 建立和完善市场交易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绿色采购、合同能源管理（EMC）、押金退还机制和综合资源规划等。在财政、税收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优惠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鼓励企业、组织及个人的节能减排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政策体系，包括建立节能专项基金，调整节能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节能融资支持政策。
（二）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准
在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注重数量上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忽略工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较多关注于产业的成长性与收益性，没有充分考虑能源与环境的约束，忽略了发展的负面性。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能源资源与环境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强约束条件。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把提高能源与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准，以工业结构升级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为只有在考虑能源资源与环境的约束下，才能有效地控制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方向，避免高耗能产业的过度发展，引导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考虑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其重点在于促使工业结构高端化，着力推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产业升级，如“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将过去依靠高投入、高耗能的工业发展模式转化为以信息化技术带动工业发展的节约型新模式。
第一，要遏制和治理产能过剩，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已出现产能过剩工业部门的项目审批，遏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为了重点治理和淘汰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落后产能，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标准的门槛作用，并加强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为企业的升级改造提供支撑。
第二，工业部门要依靠科学技术，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对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制定和实施完善的技术创新优惠政策体系；建立产、学、研经常流机制，构筑公共研发平台，以促进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与技术联盟的发展；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技术成果流通，推动企业参与国际专利交换工作的开展；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对自主创新企业实施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联系，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扶持企业技术改造。
（三）把通过技术进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作为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
根据工业化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历史经验，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伴随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向有利于环境的方向转变。提高能源结构中优质能源的比重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系统成本，提供优质能源服务的必然选择。能源消费结构的优质化，主要是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对热值高、污染少的油气资源消费需求迅速上升。因此，从能源长远发展战略上看，我国必须寻求一条构筑洁净能源新体系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包括提高能源效率，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构筑新能源体系的优化能源结构之路。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面临着以下两种路径选择：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要加强对煤的管理和调控；二是利用油气资源加快对煤的替代。我们认为，在总体战略上，我国必须把减少对煤的依赖作为长期战略，采取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措施减少燃煤带来的污染，同时，将煤的洁净利用作为当前能源优质化的一项具体措施。
第一，以技术为支撑加强煤的洁净利用，以此作为当前能源优质化的主要方式。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因此，发展清洁能源的主要方式就是促进煤炭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技术的提高和进步是调节能源结构达到降低能耗的关键途径。要大力发展新型煤基能源转化技术，包括新型煤电技术、煤基替代燃料技术等，从而提高煤炭产业的附加值和煤炭的利用效率，减少煤炭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第二，实施能源替代战略，增加天然气在能源构成中的比重。在主要能源品种中，天然气作为一种相对较为清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与煤炭和石油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性。据世界资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使用天然气，每单位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少，而煤炭则比天然气要多72%～95%，使用天然气造成的污染大体为石油的1/40，为煤炭的1/800；同时，按热值计算，国际天然气价格仅为石油的80%左右。据全国第二轮油气资源评价显示，中国的天然气具有丰富的储量支持，其远景资源量达到3 850万亿m3。
第三，以开发新能源为辅，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从长远角度减少对煤的依赖。大力发展水电，适当发展核电，此外包括氢能、燃料电池、太阳能、风能、地热以及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能源结构转变的方向，为促进新能源的发展，要加大再生能源的科技创新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注重新能源投资技术经济的效果，构建包括补贴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和贷款政策等在内的政策体系，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健康有序发展。
（四）将引入竞争机制的能源价格改革作为提升能源效率的长效机制
能源价格是促使能源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替代使用的最重要机制，是抑制能源需求增长的最有效办法，如果能源价格包含了外部因素，竞争性定价机制将是能源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途径。因而将竞争机制引入能源市场，形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格局，可以构成提升能源效率，协调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长效机制。
新的能源价格机制应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污染治理成本以及代际成本。因此，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弱化政府对能源价格的行政管制，强化政府对重要能源产品价格的科学调控，以此作为我国能源价格机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持续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和政府调控价格的管理科学化。
第一，提高政府管理和调控能源价格的科学性和效率。根据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能源产业政府垄断经营的特点，能源价格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脱离政府的管制。因此，提高政府对能源价格管理和调控的科学性和效率，是抑制需求增长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环节。具体地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于指导性价格，宜采用长期平均成本法或长期边际成本法定价，以确保这部分能源价格有利于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促进企业降低成本；二是对于石油价格，建立政府有效监管下与国际接轨的成品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合理的税收让成品油价格反映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这是抑制需求增长和提高能源效率、节能减排的关键手段；三是对于电力价格，应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建立竞价上网的电价形成机制与差别电价制度，对高能耗的传统产业实施高电价，以促使其实现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四是对于完善煤炭价格调控机制方面，在煤炭价格基本实行市场调节后，考虑现实成本的同时，考虑可持续开发与保护环境的成本，使燃煤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提高煤炭的节能效率；五是对于天然气价格，逐步取消天然气价格双轨制，建立天然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和动态调整机制。
第二，充分运用经济政策杠杆持续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选择的，要使其行为向政策引导的方向转变，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发展。
一是要完善能源税收体系。能源产业的经济外部性，是实施经济激励能源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各种经济激励政策中，中国应加强能源税收体系的完善，通过征收资源税、燃油税等提高能源价格。这是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问题的解决办法与途径。要进一步改革资源税，将煤炭和其他资源产品如稀土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征收。还要进一步提高资源税率，增加资源性生产企业的成本，提高开采利用效率，并可以将税收收入用于环境保护，以及进行必须的能源补贴。
二是改革补贴政策。要解决能源补贴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对价格的调节作用，完善中国的能源价格体系，取消补贴。然而，就目前而言，在调控中，过渡性的能源消费补贴这一手段还要适度运用。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补贴政策，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合理透明的能源定价机制；明确补贴的特定目标群体，将补贴从生产侧转到消费侧，以免补贴流入非目标消费群体；要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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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斯旺模型；内外均衡冲突；人民币汇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1－0005－05
一、引言
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内部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明显特征，尤其是自2007年初起通货膨胀压力趋显，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外部特征。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因此解决内外部失衡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主要是汇率政策）就变得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每一个开放经济体又面临着“三元悖论”的约束（克鲁格曼，1999），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追求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以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汇率稳定意味着在调解内外失衡过程中使用支出转换政策将受到制约。为解决当前内外失衡，央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缩减国内支出、回收流动性，但效应并不显著，而且在调控过程中出现了“米德冲突”（米德，1951）：一方面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加，在汇率稳定政策与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 内部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为解决流动性过剩采取的紧缩性本币政策，在减少了国内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进口，而且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而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的程度。在稳定汇率这一外币政策之下， 当前内外均衡冲突有相互加强和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果现行的外币政策没有变化，只要经济发生内外均衡冲突，本外币政策冲突就会凸现，而且这种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内外失衡。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的经济背景下， 研究内外均衡特征及其所产生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 探索协调本外币政策以及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实现内外均衡的途径和措施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斯旺模型”及其修正
开放经济条件下， 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当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内外均衡，当局必须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米德（1951）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因此在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 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Swan（1955）进一步研究了内外均衡冲突， 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见图1）。在图1中，纵轴是本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横轴是本国支出水平，II曲线表示国内经济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XX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
假设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时的国民收入为Yf，则Yf是国内支出A（由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构成）和经常项目CA之和。 如果政府追求数量为X的经常项目盈余，则当CA=X时外部经济实现均衡。经常项目是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增函数。则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条件可用下式分别表示：
Yf=A+CA（EP?鄢/P，Yf-T）
CA（EP?鄢/P，Yf-T）=X
（其中，Yf是国内经济均衡产出；T是税收水平；Yf-T是可支配收入；EP?鄢/P是实际汇率）
当本国货币升值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EP?鄢/P下降时，CA减少，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Yf 不变，国内支出水平A必须上升，因此，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的实现， 本国汇率水平和国内支出水平之间必定是此消彼长的，因此II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具有负斜率。II上的点表示国内经济实现了均衡， 其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内经济处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状态。同样，本国货币升值时，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以及CA下降，为实现经常项目盈余保持在X的理想水平，国内支出必须下降以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所以外部均衡条件下本国货币汇率和国内支出存在同增同减的关系，这就表现为XX曲线具有正斜率。XX上的点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XX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际收支处于顺差和逆差状态。XX和II的交点E表示经济处于内外均衡的理想状态。XX和II把内外经济状况分为四个区间（如图1 所示），区间1至4分别表示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逆差、通货膨胀和顺差、失业和顺差以及失业和逆差的状态。
如果区间2存在一点B，根据斯旺模型可知在该点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状态。假如当局单独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政策， 经济向C点移动，则通货膨胀下降，但伴随着国内支出下降、进口减少，则顺差会进一步增加，此时内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外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假如当局单独采用本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 外国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经济向D点移动，则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但进口增加伴随的是国内支出增加，这又造成国内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此时外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内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形之下，解决内部失衡以恶化外部失衡为代价， 而解决外部失衡也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内外均衡冲突就产生了。因此，要同时解决内、外部失衡问题， 单独使用支出增减或者支出转换政策是没有效果的， 对此斯旺提出了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以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建议，并就内外失衡不同状态提出了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搭配措施（见表1）。
虽然斯旺模型提出了对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搭配以解决内外失衡的思想，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 第二该模型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1962，1971）进一步把支出增减政策细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修正了斯旺模型，并提出“指派法则”理论：每一个政策都应该用到效应最大化的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财政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内部失衡， 而货币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外部失衡。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资本流动等因素融入到了传统的斯旺模型中， 从而修正了传统斯旺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的理论缺陷。
斯旺模型及其修正为内、外部失衡并存的经济状态指明了实施政策调整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而且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当前内外均衡冲突调整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近年来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但是经常项目顺差是可持续的，而且实现了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外部均衡，因此在进行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斯旺模型在当前我国是适用的。
三、我国当前经济的内外均衡冲突
经济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Salvatore（1998）认为“内部均衡就是充分就业或每年的失业率不高于2%或者3%， 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不高于2%或者3%”。作为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因此在转型的制度背景下， 我国的内部均衡指经济处于物价稳定状态下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而外部均衡在经济经历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其内涵虽然在不断演变，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一国具有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如果经济严重偏离了上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就认为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状态。
从我国经济内部运行来看，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呈现出流动性过剩的特征。 宏观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供应过多，M2/GDP不断增加，至2006年底M2/GDP已经达到1.69（见图2）。二是实物商品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水平上升（见图3），自2007年初起价格水平不断攀升， 至8月底CPI比去年同期增长6.5%，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8.2%。
外部经济均衡状态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账户上。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扩大，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 至2006年末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远远超过了外汇储备的“适当”规模。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以及高额外汇储备就成为当前外部经济失衡的典型特征。
更进一步地说，在汇率固定的制度下，当前的外部失衡加剧了内部失衡，产生了内外均衡冲突。多年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产生了高额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必须买进外币卖出本币， 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就带来了高额的外汇占款， 在高额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情形下（见表2），基础货币不断增加，货币乘数作用带来数倍货币供给扩张，导致内部流动性过剩加剧。这一路径表示为：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化，国内宏观流动性过剩呈现与其同方向变化的趋势。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货币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这使得本来已经日益明显的国内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对我国当前内部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特征分析表明，我国正处于内外失衡并存的状态。根据斯旺模型，经济正处于区间2的位置，即国际收支顺差、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存。 如果单独采用支出增减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只会使得内外均衡冲突进一步加剧。按照斯旺模型的政策搭配原则，此时应该同时采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部失衡，具体说来，应该采用减少国内支出和实行本币升值的政策搭配。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蒙代尔对斯旺模型的修正， 此时也可以采用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搭配。但是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 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产生了本外币政策的冲突，使得货币政策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失衡冲突。
四、 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汇率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但货币当局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 而且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结售汇制度。如果国际收支实现了顺差，则货币当局有义务把任何规模的外汇储备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汇率稳定制度就限制了支出转换政策调控经济失衡的可能性， 在解决内外失衡时只剩下支出增减政策可以使用。
鉴于当前经济失衡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假如区间2 中的B点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特定状态， 那么仅仅采用支出减少的政策会带来一个结果： 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下降比如到C点，但是国际收支顺差会进一步加剧，在汇率稳定和人民币结售汇制度下，流动性过剩会进一步加剧，这就使得国内失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之下， 汇率稳定政策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效应，本外币政策之间冲突凸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货币扩张与紧缩性货币政策需求之间的冲突。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中国外部失衡的典型特征。只要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在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要求下，顺差必然会沿着上述路径带来基础货币增加和货币供给的扩张。央行为解决流动性过剩，实现经济均衡需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为此央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贷款利率，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原因之一是在汇率稳定的制度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货币供给的扩张，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 而且这一增加基础货币的途径使得基础货币内生性增强，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变得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本流动完全被管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持续大规模顺差也会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与汇率稳定政策的冲突。为收回流动性，央行采取了各种紧缩性货币政策， 一年期贷款利率已经上升到7.29%。 而利率水平的上升提高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尽管我国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国际资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FDI、QFII、国际债务甚至虚报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 在资本追逐利润本性的驱使之下，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进一步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受到挑战。
第三， 实现内外均衡要求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相配合的政策， 这对汇率稳定政策提出了挑战。 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表现为外部持续盈余和内部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根据斯旺模型，为解决盈余和通胀压力、实现内外均衡，需要同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 在没有适当的外币政策配合下，如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剧盈余，带来外部失衡恶化。如果不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发严重，这是“米德冲突”的再现。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只要中国经济出现了图1 中区间2和4的内外失衡状态（即通胀和顺差、失业和逆差并存），在现行的汇率政策之下，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冲突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货币政策效应就会被严重削弱，而且没有汇率政策配合的调控手段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因此，寄希望于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分配理论在汇率稳定制度之下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内外失衡问题， 这就对当前汇率制度提出了改变的要求。 从现时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内部流动性过剩看， 就要求当局实行人民币升值政策， 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以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力争内外均衡同时实现。
五、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虽然关于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研究结论还处于矛盾之中， 但是根据斯旺模型，如果不进行人民币升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经济从B点向C点移动，外部失衡更加严重，而且汇率政策将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应。 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内外失衡，必须进行政策搭配，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即同时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使经济状态从图1中的B点向E点逐步靠近，达到同时实现内外经济均衡的目标。
第一，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减少本外币政策冲突，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就是要改变当前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依据“三元悖论”，如果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还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外币政策改革要选择一条“中间” 道路，也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逐步“改良”外币政策和汇率制度，使它适应中国经济开放。正如Frankel(1999)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 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比较可行的中期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本币政策效应的约束， 改变现行外币政策下国际收支顺差或者逆差与基础货币供应的天然联系，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从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转向意愿结售汇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结售汇，必然导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国际收支顺差不断产生货币扩张的压力。在目前官方储备大幅增长，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实现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藏汇于民”转变、以及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制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一种方式是实施渐进式改革，即开立意愿外汇账户，放宽、逐渐淡化乃至最终取消账户限额。另一种方式是实行彻底改革，完全实现意愿结售汇， 即企业持有效的工商注册登记证明自主选择外汇账户开户行，取消外汇账户限额。与此同时重点加强国际收支预警和跨境外汇资金监测的电子信息联网和统计基础网络建设， 在贸易项下主要监管无贸易背景的结汇和付汇， 在资本项下主要监管短期投机资本的逃套汇。
第三，以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负效应。 当前的汇率政策以汇率稳定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目标。 但是只要发生国际收支失衡， 必然会带来外汇储备变化， 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必然对汇率稳定产生威胁， 因此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一内外失衡状态下外币政策和本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关键措施。根据缺口模型理论， 当前的国际收支顺差是与国内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和依赖外部需求等经济结构状况高度相关的， 因此要采取一揽子政策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干扰（项俊波，2007）。
六、结论
根据斯旺模型， 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 就要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配合。 除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进行人民币未预期的升值以外，实行财政政策配合也至为重要。当前财政政策的配合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高外资利用质量，控制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促进外部平衡实现；为限制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动，开征“托宾税”；同时财政要尽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上，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促进消费提高，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而从长期看，本文认为要降低内外均衡冲突以及本币政策和外币政策冲突，就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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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健全组织，加强领导
镇党委政府坚持以双拥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盱城”为重点，坚持把双拥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年度工作目标管理，先后制定了《盱城镇双拥工作实施方案》、《盱城镇拥军优属十事》、《盱城镇“一助一”扶贫帮困制度》，并把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县纳入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建立健全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涉军维权组织网络。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各项双拥活动，亲自解决驻军部队的疑难问题。年初，雷达站营区道路不够畅通，党委书记高伟森亲临现场察看，立即安排镇双拥办人员和社区居委会负责解决，不到几天，一条宽宽的水泥路呈现在官兵面前，解决了官兵行路难的问题。
二、国防教育，深入人心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国防教育离不开军队。做好双拥工作，教育是基础，盱城镇经常组织中小学生观看国防教育片、国防图片展，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宣传双拥知识，激发中小学生的爱国热情，并确定“五墩小学”为盱城镇中小学生军训基地，每年新生入学军训达8000人次。近几年，消防大队的官兵每到新生入学时，到五墩小学、城南小学讲授《国防法》、《国防教育法》以及消防基础知识，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称赞。
三、互办实事，排忧解难
多年来盱城镇党委政府更注重军民共建、文化共享、情感互融。盱城镇现有4支驻军，即人武部、消防大队、雷达站、武警中队。镇党委政府每逢“八一”、“春节”主动走访、慰问。XX年慰问消防大队热水器一台，慰问雷达站取暖器一台；XX年“八一”建军节镇长张宏云亲自为雷达官兵、消防官兵每人送去一床毛巾被，拨款6000元为县武警中队解决饮水难问题，拨款1.2万元为雷达站扩建操场；XX年8月份拨款1万元给雷达站部队搞基础建设配套设施。盱城镇党委政府的行为深深感动着部队官兵，他们感到盱城这块热土就是他们的家。
四、落实政策，成效显著
盱城镇现有现役军人89人，老复员军人105人，伤残军人138人，烈属23户，带病回乡及其他200人，且年龄较大，居住分散。针对这种情况，盱城镇一是建立优抚对象信息库，及时走访帮扶困难优抚对象，赵岗村退伍军人汪军因在部队服役期间脑部撞伤，家属找部队多次未果的情况下，经我镇涉军维权咨询站的帮助，汪军同志很快落实了政策，拿到了定补工资。二是建立打卡发放制度，使优抚对象按月领取定补工资。三是就诊严格执行“二减免、三减半、四优先、一优惠”政策。四是及时兑现农村义务兵优待金，近几年来我镇足额兑现优待金近百万元。
五、创建活动，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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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而在早前公布的中央“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思路。
从“供给经济学”到“供给侧”改革
上世纪70年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硏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上台时面对的局面。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
2013年，以贾康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者提出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其基本政策主张是着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等八双。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3“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落实人口政策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管理
除去新供给经济学派的努力，多位财经官员也于近日对“供给侧”进行了权威解读。
10月8曰至10曰，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说，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航权保护和知i,口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抉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11月14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北大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指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供给管理”，是指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
徐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的核心，一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方面，要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来释放红利。另一方面是在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方面，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管得过多，审批过多，监管过严，都会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
11月18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2016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了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絲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些，迫使很多中等歡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注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ffi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针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杨伟民指出，从过去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么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
其实，无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新供给经济学的双创政策主张，创新无疑是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地位。不过与本次“供给侧”的官方表述备受舆论关注相比，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庁、国务院办公庁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所提出的建立创新政策协调审查机制和创新政策调查和评价制度则较少被关注。
“创新政策”提法的首次出现是2013年10月财政部部长娄继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报告》，“创新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与创新有关的产业、科技、知识产权、贸易、财税等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和有效衔接。”此外，娄继伟还指出，“促进技术供给的政策多，促进市场需求的政策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