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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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生育水平；经济增长；现实考察

一、引言

人口问题是宏观经济变量中的一个重要刚性因素，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决定了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过程。直观一点分析的话，人口数量决定了参与劳动的人员数量与经济市场的消费规模，人口的年龄分布与变化决定了人口红利水平、储蓄水平以及资本的形成。而低生育水平作为一个新的人口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深切关注，成为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重点探讨低生育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剖析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我国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影响因素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时常会提及“低生育水平”这一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的生育水平已经位于更替水平之下。明确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低生育水平形成的机制，而且可帮助我们预测低生育水平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制定有效的政策指明正确的方向与着力点。

笔者认为，低生育水平的形成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分别是：社会经济、制度、人口学。其中，社会经济因素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侧重于生活水平、城市化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流向方向等；制度因素则是从公共政策、制度变化层面进行理解的，如：计划经济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等；而人口学是从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分析，如生育的意愿率、非意愿生育率等等。从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可见：低生育水平的形成是可行且必要的。

1.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制度与社会经济因素

制度与社会经济因素可视为一个整体，因为两者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一方面制度的改变会迁动社会经济的相关变量，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会诱致制度的调整。在计划经济阶段，家庭功能弱化，子女抚养费大部分是由国家或者集体机构承担，经济决策也主要由国家或者集体完成。

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家庭需要承担的子女抚养费越来越高，家庭经济决策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同时教育成本的不断上升，生产生活模式的改变，医疗体制的变化，子女的养育成本会提高，对孩子“质量”的追求也会逐渐代替对“数量”的需求，驱使父母自觉限制生育。劳动者的体力付出已不再是生产受益的主要手段。劳动方式的改变使得人数优势、性别优势逐渐地减弱，经济的多元化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从面使得家庭对孩子数量和性别的偏好逐渐淡化。对独生子女潜在的风险认识不足，或独生子女风险未完全显现出来，也是人们放弃二孩生育的原因。此外，我国在流动人口控制方面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已经逐渐放松户籍政策，这大大增加了国内的劳动力。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一方面更好地满足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生育水平不稳定、外来人口管理、消费文化与观察等一系列问题。

2.低生育水平形成的人口学因素

（1）从意愿生育与非意愿生育角度分析，我国生育意愿总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丁克家庭数量在增长。从性别偏好来看，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生育政策的诸多限制条件，再加上生育意愿率的下降，我国生育性别偏好已经由原来的多生模式转变为借助于性别鉴定与人工流产模式。所以当这些现象增多的时候，性别偏好并不会对生育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会导致生育推迟和生育间隔大等问题。

（2）从不孕效应分析。现代生活步骤加快，不少人由于受到环境、压力以及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另外，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竞争也在不断加剧，不少年轻人为了在社会立足，选择晚婚晚育，甚至是不生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的生育率。

三、低生育水平下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方向

1.调整生育方面的政策，保证人口的均衡发展

人口可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但需根据现实进行适度挖掘与调整。在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现实情况下，应寻找可行的方向性人口方案，采取分步走的政策调整战略。比如：加大对低生育水平的深入研究，理解现实水平，为调整生育政策提供真实的依据；考虑到我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以及存在的人口惯性的影响，应该分地区、分阶段逐步放宽生育政策。

2.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一方面可逐步将依赖于劳动力、资本的粗放式数量扩张型转变成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集约式质量效率型。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另一方面，要推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促进消费与扩大内需作为主要任务，将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重要方向，实现产业布局与人口布局间的均衡。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平衡掌握区域人口和产业的容纳能力，实现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的均衡。只有这样，一个不断调整变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四、总结

综上，低生育水平能够缓解资源压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整体改革的步伐，但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若干现实风险，比如：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的消解等。所以思考低生育水平下如何挖掘新的增长源泉，如何应对未来的风险是极其重要的，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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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龄化 地区差异 非参数检验

人口老龄化, 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 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它的指标是老年人口系数, 其含义是一个地区60 岁以上(含60 岁) 或65 岁以上(含65 岁, 以下同) 人口的数量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老年人口系数越大, 说明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导致老年人口过多, 影响人口年龄结构, 结养老事业造成巨大压力。对于我国,这尤为突出。一是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很大, 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二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其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 必须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以探求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对策。本文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理区域差异作一探讨。

对于中国而言，31个省市由于区位、资源条件以及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有快有慢，人口老龄化因此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来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东西部差异。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

为 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这里采用全国四普、五普数据以及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从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方面加以对比分析。而老年人口系数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最直观、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本文选择老年人口系数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比

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标准，从表1数据可看出，全国大部分省市均已进人老年型，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比西部地区高出一个百分点，上海、江苏、浙江、北京这四个发达省份甚至已经达到10%以上，而西部青海、宁夏、新疆这三个省份还未进入老年型社会。

结果说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秩和分别为205.0、135.0、111.0，调整后三个样本的Kruskal-Wallis检验统计量为6.4044，用自由度为DF=3-1=2的卡方分布近似，得到大于菌丝卡方检验统计量6.4044的概率p=0.0407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对比

根据全国四普、五普资料显示，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异较小，总体上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略高于东部地区。31个省市中、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有黑龙江、青海、重庆等地，造成这些地区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原因就是中青年人口大量的从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或到其他省份的迁移。具体数据见表2。

利用上面表2数据，建立原假设H0: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老年人口系数无显著性差异。再利用SAS软件做Kruskal-Wallis统计检验，可得P值为0.7563， 结果也进一步从统计学的角度更加严格的说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老龄化系数增长速度没有显著差异。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上这种差异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下面就试图通过分析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认识经济发展对地区老龄化的影响。

1.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关系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多个指标的综合衡量才能反映其特征。这里仅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入手，探究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迅速增加，由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90年的1815元，2000年增加到9555元，年均增长率16.76%。GDP 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尺度和总量指标,反映区域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实力,人均GDP 则更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本文选择人均GDP做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对老年人口系数与人均GDP做相关分析指标。通过Pearson 相关分析得到表3

结果表明人均GDP与老年人口系数的Pearson 相关系数很高,并且显著性也很低，检验通过，表明存在着明显的一元线性关系。

2.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

(1)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16,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生育率仍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2006年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省市地总和生育率普遍较低，北京、上海等地的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00以下;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各市地都有较高的总和生育率，大多数都在1.20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区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使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东部地区不少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轻人口的增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萎缩，其作用是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增加。

(2)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前提

死亡率下降对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影响正在日益加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得以发展，死亡率不断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1949 年人口死亡率为20‰，除1960 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率高达25.43‰外，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到2005 年已下降到6.51‰。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使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20 世纪40 年代的35 岁提高到2000 年的71.4 岁。根据杜鹏的研究，1950～l990 年人口死亡率变化的作用使60 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0.8%，而1991～2030 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将使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加1.72%。

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比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偏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低5个千分点。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龄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发展迅速，计划生育开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较高;相反，经济基础较差，计生工作起步较晚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老龄化达到的程度也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鉴于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存在，各个省市人口发展的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不一样，各个省市应该针对自己的情况作出措施建立自己的养老模式，及早做好准备,迎接白潮挑战。

参考文献:

［1］杨慧.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因果分析.西北人口.

［2］袁爱芝.山东省东西老龄化对比.西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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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生人口性别比 偏高 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出生人口大国，男女性别比例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计划生育在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直到2001年被确立为国家法律至今，全国生育率水平迅速降低。“中国人口已经完成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跨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①但是，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带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1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状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90年开始持续攀高，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20.56，从2009年开始下降为119.45，2010年降到117.94，2011年降到117.78，直到2012年降到117.7，首次出现了“四年连降”现象，这显示了我国近年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开展了综合治理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虽然四年连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仍高出警戒线十多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从目前数据分析，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同时出生118个男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推算，目前我国人口19岁以下年龄段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据此，将有上千万“剩男”面临“难娶妻”问题，我国男性人口持续偏高已面临严峻形势。一个社会中男女比例失衡，必然影响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和谐建设。

2 出生人口性比偏高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因素

亚洲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的私有经济体系多以家族经济为主，子女都有继承权。儿子的养老功能逐渐消失，但“维持家族社会名望的功能”却逐渐放大。②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排名却位列第87位，远未迈入发达国家行列。随着私有经济成分扩大，男孩在不更改家族经济姓氏前提下，普遍被人们推崇。另外，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农村落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促使人们想要生男孩，以增强家庭劳动力。

2.2 文化因素

中国古代“三从四德”的道德伦理逐渐形成“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据调查，在广大农村，人们意愿生育男孩主要是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男孩结婚是“娶”，而女孩结婚是“嫁”，儿子和儿媳被称为“自家人”，女儿女婿则成了“别家人”，儿子能“延续香火”、“传宗接代”，而“嫁出去的女儿”则成了“泼出去的水”。另外，家庭财产继承一般都是“传男不传女”，儿子作为名正言顺的财产继承人、作为一个家族延续的象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2.3 社会因素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目前农村实行以家庭养老为主，政府扶助为辅的养老保障， 但政府扶助金远不能满足养老需要；其次，某些宣传不到位。计划生育早期，广大农村普遍推行独女户可再生一个子女的政策，客观上为性别选择提供藏身之处；最后，社会普遍存在性别歧视。随着社会发展，妇女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许多领域还存在性别歧视。如在教育领域，认为女性“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经济领域，女性与男性同工不同酬等等，这些信息普遍向人们传递男孩偏好的观念。

2.4 技术因素

尽管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以及人工终止妊娠，但某些人还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有些家庭为生男孩不惜代价进行性别鉴定以及人工终止妊娠，有些不遵守医德的医生则从中谋取利益。这些技术设备初衷是好的，但其滥用却扰乱了正常的生育环境。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一个家庭为了生男孩，就非法使用科技发明，导致性别比异常偏高。

3 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对策

3.1 树立先进的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是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核心是男女平等。传统性别文化认为，男性天生优越于女性。现代科学证明，社会性别差异形成的根源并非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而是决定于后天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法国作家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变成的。”只要消除后天社会环境中束缚女性成长与发挥才能的抑制因素，女性同样可以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因此，在全社会大力开展社会性别普及教育，倡导先进、公正的性别平等意识，使人们在观念中普遍接受与认同“生男生女都一样”。

3.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在广大农村，人们普遍认为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而女孩迟早是“别人家的人”，此种观念直接导致人们意愿生男孩。从这点来说，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需要国家的政策以及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加大养老金的投放力度、放宽享受养老保险的条件、推行政府集中养老，在农村地区地区统一兴建公共养老院，让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的老人入住，使其“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样就能降低公民对养儿防老的需求，形成“养儿养女都一样”的模式。

3.3 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目前，我国女性除了受教育程度增幅基本赶上男性外，其它指标都明显落后，如在经济生活方面，女性虽然广泛参与社会职业劳动，但声望和收入都明显低于男性。要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使女性的尊严与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受，首先，优先照顾女童享受良好的教育机会；其次，为女性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与就业机会；最后，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让女性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活动，使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发挥同等作用，彻底消除社会性别歧视。

3.4 加大“两非”整治力度

近年，我国政府机关以及医疗机构明令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但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人受利益驱使仍在变相的从事性别鉴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严禁非医学需要地胎儿性别鉴定，构成犯罪的按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具体所应追究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刑法中应考虑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对于从事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及人工终止妊娠的单位或个人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以罚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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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人口转变；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10-04

据统计，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004年，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又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受到限制。中国真的失去“人口红利”了吗?从人口增长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最早也应当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况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专家预测，中国今后15年仍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使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正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经济起飞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注：稳态增长是指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可参见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达1/3～1/2。

同样，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扩张，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有研究显示，在1982―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就使得中国在改革期间达到较高的储蓄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达最高44%。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经济能以高速增长。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中，有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见，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特点

由于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人口红利的特点也就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人口转变过程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一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下降，从而过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个缓慢、渐变的过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反之亦然。因此，虽然我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却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模式。根据人口学原理，一般我们将人口抚养系数或人口负担系数(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时期称为“人口之窗”或“人口红利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应始于1990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将降到最低。也就是说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趋势，即老年人口比重虽然不断攀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到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达到最高。从这以后，该比重逐渐下降。直到2030年，中国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期结束。这也是大多数人口学家所持有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负担系数只代表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真正意义上的负担系数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而不是根据年龄划分。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之窗应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将关闭。但不管哪种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它就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因此，如何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历史机遇，将人口红利继续转化为现实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对大多数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来说，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因而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时，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强制生育政策提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远远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也就是说，我国是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没有相应变化的基础上，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而也就过早地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即将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也就有可能丧失可持续性。所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导致了“未富先老”，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许多问题，构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战。

三、当前妨碍人口红利发挥效应的主要因素

虽然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使得人口红利的兑现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约。

(一)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时宜的转变，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现象日益严重。(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义狭窄的城镇失业率为例，1990年城镇失业率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为3.6%，2002年上升为4%，而2003年达历史新高4.3%，虽然4.3%这一数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着很高的失业水平，但从其连续多年攀升的事实来看，当前的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峻的。另外，许多劳动年龄人口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下，可能就会因此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势必会造成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社会需要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因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用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三)当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M.P.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城。一般来说，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农民进城的成本包括迁移成本、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而放弃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现实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因而削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也是在免除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的顺利就业。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工资收入存在差异，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保护本地劳动力优先就业；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不覆盖外来劳动力；就业相关的政府服务机构只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服务等。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十分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人口红利的兑现。

四、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从分析中，我们知道，未来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与适宜的政策、体制以及是否充分就业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

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众所周知，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才能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沉淀。具体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要根据岗位的需要，交由劳动力市场来选择；在待遇上，规范目前混乱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保护外来劳动力的合法经济权益等等。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这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注：世界银行（2004），《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设》，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从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从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在未来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而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而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文化培训、职业教育等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个人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四)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必然会引起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从1997年起实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个人账户存在“空帐”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使得养老保险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这就造成改革后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为条件。目前，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而从第一条件看，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如果没有财政的补贴和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都是巨大的，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将难以为继。目前养老统筹的覆盖率也很低，2002年，离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84.1%，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仅为44.9%。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每一种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1] 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2] 朱洪，郭亚模.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J].西北人口，2007，(2).

[3]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1).

[4] 蔡，毛美艳.“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J].开放导报，2006，(2).

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School of CPC in Taizhou，Taizhou 225300，China)

篇5

1 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1.1 老年人口死亡率较低，平均寿命延长，我国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和绝对数量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和寿命长度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加上我国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率得到明显的下降。由于老年死亡率随之下降，我国老年人口的平均寿命也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35岁逐步增长到了近年来的七十多岁。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逐渐下降及平均寿命的增加使得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逐渐增大，从而致使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0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33%。

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6O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这表示我国在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1]。新千年之初，中国已经步人了老龄化社会，比很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步人晚一些，但是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要比发达国家迅猛得多，从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需要经历的时间来看，法国需要115年，美国需要65年，而中国仅需要27年，由此可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如此之快。

1.2 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

生育率下降是致使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半个世纪之前，由于政策、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致使我国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对此，为了控制我国人口数量激增的情况，1973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实现降低人口数量增长态势的目的，从而降低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七十年代末我国在全国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开始下将。近年来，由于竞争、就业以及人们生育观念改变等原因，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至5%o以下。早期形成的巨大人口基数及其递增人口与近年来逐步减少的新生人口形成差距，造成人口老龄化。但我国的人口总量已达到13.4亿，还没有到大范围开放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机。

2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养老，近年来，我国居民养老观念增强，加入养老保险的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84亿人，参加城镇居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2.35亿人。总体来说，我国的养老保险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面对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趋势，我国的养老保险还存在很多缺陷。

2.1 参保比例低，参保积极性不高[2]

2011我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19亿，约占我国20岁以上人口的52%，这个比例较前几年已有很大提高，但离全民参保的目标还有很远。如果不尽早将未参保的48%的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在我国老龄化来到时，这部分人员将会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反之，这部分人越早加入养老保险对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贡献就越大，如何吸引这部分人加入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2.2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导致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从而产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现象中国，2000年老年人口比重已达6.69%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达到300多美元[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速度要比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得多，这样势必为国家造成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劳动适龄人口抚养比例上升，现有的中国经济水平很难承担重负；其次，在保持现有的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未来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模式将不能完全维持下去。

3 我国养老现存的主要问题

养老模式单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我国养老模式单一，以家庭养老为主。我国虽然已经形成了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等几种养老模式，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仍是家庭养老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养老模式的实际功效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大多数老人都选择在家养老，中国自古是个重孝的国家，把赡养老人看作人生的一件大事，俗谚日“百善孝为先”。然而随着城市化、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养老观念开始面临现代养老困境。

4 建立以居家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体系，努力实现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让农民真正老有所养

4.1 建立新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扩大养老途径

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以政府为支撑，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随着中国传统型家庭向核心家庭的不断过渡，多数老年人还是愿意享受居家养老服务，居家养老让老年人不脱离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方式和社区环境，这也更符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由专业机构或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上门为老年人开展照料服务。就比如我们哈密市丽园街道就有2个这样的居家养老场所，一个是前西社区的，一个是建设社区的。他们的模式是择优录取能力好的无业青年妇女和男士，选择比较宽敞、明亮的环境，接纳那些由于子女种种原因不能直接照顾的老人，为老人提供饮食、娱乐、休息的场所，子女可以抽空来看望老人，这样既为子女、社会减轻负担，也为老人提供了方便，消除了寂寞。

4.2 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机构为辅，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服务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为：通过社区服务，使健康老人有组织地参与活动消除寂寞、孤独；让失能老人在家里享受到专业机构的服务。它吸收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优点，是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所提出的一种新型养老方式。政府可根据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实际需要.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养老、助老事业，为孤寡老人提供养老场所；为老年群体建立老年活动中心；成立实现老年人晚年价值的各种老年人协会。使社区老年人能够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既可以解决家庭养老的困难.又可以促进再就业，稳定社会秩序。但更多的希望老年人生活或精神上得到照顾。

4.3 强化青少年尊老爱老意识.形成社会养老家庭化格局

目前老年人在家中受尊敬的程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受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家庭养老的社会基础逐渐削弱。青少年一代敬老爱老意识的匮乏，致使家庭养老制度面临严峻挑战，树立和发扬尊老助老的社会风尚。提倡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忠孝文化，营造团结、纯朴、文明、和谐的农村新风尚。政府和社会需采取必要的手段教育青少年尊老爱老。

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让所有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一个完善的、可持续的养老体系是国家安定、人民幸福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范平.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初探[J].财经评论，2013（6）：79.

篇6

论文摘要：本文在判断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扩大再生量产理论角度来具体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

一、再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

(一)劳动价值论的简单再认识。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商品中的价值量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转移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商品价值决定于物化和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观点区别于生产要素价值论。虽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本文认为改革开放进行的30年来，劳动价值论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二)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扩大再生产按扩大的方式又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与使用效率的提高往往是同时显现的。本文试图根据价值形成总公式C+V+M，对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区分的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分别考察，在对不同资本区分基础上结合扩大再生产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不变资本C部分，中国经济主要经历了一个量上的增加;而对于可变资本V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带来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双面提升。

二、基于可变资本V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

1，“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些人口一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者数量，而且还带来了储蓄的增加，相应的带动了资本的增加。

2、劳动力转移。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同样就是一个逐渐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整个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起主要作用的是资本积累，但劳动者的积累和转移更为重要，它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在中国一系列改革的进程中，由农补工不再采取明显的“剪刀差”，而是通过价格双轨制、人口转移等形式，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剩余人口的过剩，继而城市人口增加，平均工资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带动一系列的投资从而引发经济增长。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的转移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的劳动力，保证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劳动力质蚤的增加。

1，“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概念，可以主要理解为对劳动者经过一系列的技能、知识培训使得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市场回报价值的一种资本。国家一直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在教育上政策的重视和实}’’都对我们普遍性人力资本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技术引进。

技术进步一方面提升了资本和劳动力结合的效率，但更主要的是提升了劳动者普遍的素质。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在这方面，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就体现的非常明显了，不断对外的政策出台和对内教育措施的实施，都保证了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快速形成，继而可以吸引更多的FDI技术引进。当技术引进不再是为了本国资源而是为了其他市场因素的时候，人力资本吸引更高层次的技术就更加有优势。高人力资本带来高技术，高技术又推动高人力资本形成，如此循环，加速推动中国劳动者质上的提高。

三、基于不变资本C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一)不变资本C中的资金部分:量增加、质增加。

对于不变资本C部分，中国一直是比较缺乏的。随着改革开r的深人，我国的资金拥有量不断提升，同时质有不断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FDI的递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FDI呈递增的趋势，尤其是随着2006年底我国全面加人WTO ， FDI进人我国的行业限制进一步放宽。二是前述的“人口红利”引致的国民储蓄的增加，因为负担的减轻和所得工资的提高，整个国民储蓄增加;三是依靠劳动力比佼优势，结合外资、国企、民营经济发展中，廉价的劳动力在面临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充分的竞争力。

篇7

读我国某区域等高线地形图(虚线表示拟建的公路线),回答1～2题。

1.图中主要河流的流向为

A.从西南流向东北B.从东北流向西南

C.从北流向南D.从南流向北

2.若在甲、乙两城镇之间修建一条公路,有①线和②线两个方案,②线方案与①线方案相比,主要的有利条件是

A.线路较短,工程量小

B.坡度较平缓

C.不用修大型桥梁,少占耕地

D.连接多个居民点,社会效益大

2009年7月22日上午9时左右(北京时间),千年一遇的日全食自西向东扫过我国长江流域(如下图阴影所示)。读图完成3～4题。

3.日全食发生当日,下列四城市正午太阳高度最低,昼最长的是

A.北京B.上海 C.武汉 D.成都

4.当武汉市7月22日上午9时24分出现日全食现象时,纽约时间(西五区)是

A.7月22日22时24分 B.7月21日14时24分

C.7月22日20时24分 D.7月21日20时24分

5.下图为某河相对流量过程曲线示意图(以雨水补给为主),该河流域内的气候类型不可能是

A.热带草原气候 B.热带雨林气候

C.地中海气候D.亚热带季风气候

从2008年12月1日开始,意大利威尼斯连降暴雨,让原本就不断下陷的地层遭遇雨水持续灌入,据专家观察威尼斯近100年来累计下沉了23公分,将来会有消失的可能。据此回答6～7题。

6.这是意大利威尼斯22年来最严重水灾,城市中心95%地方被洪水淹浸,著名旅游景点圣马可广场水深至腰,名符其实称得上“水都”,意大利威尼斯水灾最可能的原因是

A.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B.高山冰雪融水

C.受到锋面气旋控制 D.台风导致风暴潮

7.威尼斯地层不断下沉,在将来会有消失的可能,其理论依据是

A.火山爆发,被熔岩覆盖

B.位于板块的消亡边界

C.位于板块的生长边界

D.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

读世界部分地区图,图中阴影为地面季风的地理分布区,据此完成8～9题。

8.1月,图中A地盛行

A.东南季风

B.西南季风

C.东北季风

D.西北季风

9.当C地盛行西北季风时

A.A地高温多雨B.B地寒冷干燥

C.C地形成高压中心D.正值1月份左右

10.沙漠地区出现如图所示景观体现的是

A.山地的垂直分异

B.非地带性地域分异

C.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

D.从沿海到内陆的地域分异

在地质年代较老的褶皱构造地区常出现背斜成谷、向斜成山的“地形倒置”现象。下图为地形倒置形成过程示意图,读图完成11～12题。

11.按地形倒置形成的时间顺序,下列排序正确的是

A.①②③④ B.①④②③

C.③②④① D.①④③②

12.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图中地形是内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B.岩层弯曲变形越强烈越不利于地形倒置的形成

C.岩层的抗风化能力越低越不利于地形倒置的形成

D.背斜顶部受挤压作用,物质坚实,不易被侵蚀

读山东省2003年与预测2030年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图,完成13～15题。

13.2030年与2003年相比,下列说法最可能的是

A.出生率上升 B.死亡率上升

C.人口总数下降D.自然增长率上升

14.2010~2020年,山东省人力资源可能出现的问题有

①就业压力大 ②养老负担重 ③老龄化的速度加快 ④数量短缺

A.①②③B.①②④C.②③④D.①③④

15.下列产业的布局受技术人才影响较小的是

A.信息产业 B.芯片产业

C.高级时装业 D.印刷业

下图中,①为“某市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地价曲线图”,②为“该市城市规模的变化图”。读图回答16～17题。

16.①图中地价变化的原因和②图代表的国家分别是

A.交通的通达度提高,发展中国家

B.交通的通达度提高,发达国家

C.城市规模变小,发达国家

D.城市规模变小,发展中国家

17.②图反映了该市

A.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城市人口比重增长趋缓,甚至停滞

B.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发展缓慢

C.许多人和企业从市区迁往郊区,出现了郊区城市化现象

D.城市核心区规模减小,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现象。据此回答18～19题。

18.下列现象中,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的是

①天山博格达峰雪线下降 ②东海出现南海的鱼种 ③华北地区树枝提前抽芽 ④灾害性天气出现频繁

A.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①②④

19.自然界中某种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变化,例如青藏高原积雪面积减小,会引起该地域自然环境的连锁变化。这体现了

A.自然地理环境的共同性

B.自然地理环境的持续性

C.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D.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20.下图表示某市城市活动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分异,图中①②③④所示城市空间最合理的利用方式分别为

A.电影院、厂房、住宅、银行

B.零售店、电影院、厂房、办公室

C.办公室、零售店、住宅、厂房

D.批发市场、办公室、住宅、零售店

二、综合题(共3小题)

21.读中国及周边地区2007年12月20日0时海平面等压线分布图,完成下列要求。

(1)图中①、②两处的气压值分别为:① hPa;② hPa。

(2)图中④处此时的风向为 。

(3)图中M、N两线是形成的两个锋面,则表示暖锋的是,对应下图中的。

(4)若图中锋面N快速移向乌鲁木齐,对所经过地区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多项选择)

A.大风降温,造成农牧业受损

B.冰冻雨雪,阻隔交通

C.流感、哮喘等发病率上升

D.引发狂风、赤潮

(5)下表为该日广州、武汉、太原、沈阳和海口五个城市的天气状况,根据图中的信息推断并把五个城市的名称填入下表相应处。

22.根据下面材料回答。

材料一 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现在,人们谈及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时,多与改革开放相联系。其实,“人口红利”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正面效应。按照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特点,人口红利可依次分为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期,是指这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人口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

材料二 甲图“某省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变化”和乙图“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1)据图可知,目前该省人口增长的特点是 。

A.总量呈下降态势 B.总量仍呈增长态势

C.总量呈零增长态势D.增长模式没有变化

(2)简述人口红利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并指出“人口红利”期容易出现的社会问题。

积极意义: 。

社会问题: 。

(3)每个国家在经历人口红利时代后,必然遭受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之苦。按联合国标准,如一地区≥60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10%或≥65岁人口达7%,则可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据图示,该省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段在。

(4)据预计,2010年至2040年将是中国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也将是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时期,你认为该如何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23.阅读下列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武广高速铁路为京广客运专线的南段,位于湖北、湖南和广东境内,全长约1068.8公里,投资总额1166亿元。2009年12月9日试运行成功,26日正式运营。列车最高时速可到394公里。

青藏铁路线南段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千米,“以桥代路”的长度达159.88公里。京沪高速铁路“以桥代路”的长度更高达1061公里,占全线长度的80%。

材料二 青藏铁路南段示意图(下左图)

材料三 武广高速铁路示意图(下右图)

(1)青藏铁路与武广高速铁路的建成通车主要依赖于哪两个条件?

(2)武广高速铁路城市间线路走向更平直,请分析其原因。

① ;

② 。

(3)下列有关两条铁路沿线叙述正确的有(多选)

A.青藏铁路沿线地区冬季受寒潮影响大

B.武广高速铁路沿线地区夏季受春旱影响大

C.青藏铁路经过省区农业以高寒畜牧业和河谷农业为主

D.武广高速铁路经过省区农业以混合农业和商品谷物农业为主

E.青藏铁路沿线新能源丰富

F.武广高速铁路沿线常规能源资源丰富

(4)我国南北向已有多条交通干线,为什么还要修建武广高速铁路?

一、选择题

1.A 2.C 3.A 4.D 5.B 6.C 7.B 8.D 9.D 10.B 11.B 12.A 13.B 14.A 15.D 16.A 17.C 18.A 19.D 20.C

二、综合题

21.(1)1010;1040。(2)东北风。(3)M(1分);B。(4)ABC。(5)从左到右依次为:沈阳、武汉、太原、广州、海口。

篇8

一、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标准。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政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经济增长(GDPr)与投资(Ir、GFCr)的关系比校紧密，但人口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并不明显，储蓄(PDr、TDr)的变动甚至与投资的关系都不明显，人口增长、储蓄、投资都有各自独特的变动途径，这是一个与前面的推断很矛盾的结果。为更好地验证这个结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是用SPS510。0软件做出来的。）。

附图

据此也可以得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很差；人口增长，储蓄存款和投资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径。

从另一角度来，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社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一条途径要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印度经济发展是“投资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这一条件在“短缺经济”成立。但“短缺经济”只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且对印度来讲经济发展没有“投资瓶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表现：(1)，对外开放，外资大量涌入(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自己不搞封闭，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不会没有投资资金的涌入，全球仅游动资金就有10几亿美元)。(2)，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汇储备增加。见表3：

表3。（单位：DI和PD为亿印度卢比，FR为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见"Int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数据同"World lnvestrnent 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过并不影响问题的析。

这样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到了现在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资机会，告别“投资饥渴”，挑战“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印度经济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战。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学中有“乘数原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通过如下渠道由“乘数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新增人口增多—消费人口增多—消费需求增多～经济增长。(2)，新增人口增多—对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资增多—经济增长。1998年印度个人平均消费支出为287美元，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论述印度人口压力时往往从人口和投资的关系出发强调对投资的妨碍性，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结论。看这样一条途径：人口增长—总体消费增加—刺激内需—乘数效应（同时对投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如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便涉及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是典型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积累与消费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人能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根本上讲无法判断出增加投资或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国具体经济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国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现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

表4：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单位：%）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总投资(I)　 2.65　 -1.02

4.13　 4.52　 -0.34

1.80

1.84

总消费(C)　 3.03

3.74

5.42　 5，88

5.60

4.82

8.01

净出口(E)　-1.01

0.02　 -1.18　 0.75　 -0.54　 -1.08　 -1.29

GDP(GDPr)　 5.4

5.0

8.1

7.4

7.4

5.0

5.8

资料来源：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2，GDP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通过观察表四中的总投资(I)、总消费(C)和净出口(B)对GDP增长(GDPr)的贡献可以看到，在印度总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净出口更是发挥了反作用。这和中国比较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就90年代以来，总投资在经济的增长中大体起到了50%的作用，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大体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刚好印证了前面的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发挥作用的那条途径。

为更好地验证，对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和CDP增长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分析。

转贴于

表5：抽出表4总投资，总消费的增量结果（注：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为投资(Ir)，消费(Cr)对GDP的贡献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统计的，而GDP是增量结果，这里需要统一。实际也对表四的数据直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也就验证这里这样处理的合理性。）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Ir

-3.67

5.15

0.39

-4.82

2.14

0.04

Cr

0.71

1.68

0.46

-0.28

-0.78

3.19

GDPr

-0.4

3.1

-0.7

-2.4

0.8

表6：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附图

据此可得结论：无论单独做一元线性相关分析还是做二元线性回归分析，需求中的总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具有比投资更好的相关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显）；消费对经济有更强刺激作用。这样人口规模如果能够刺激消费，再由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则印度人口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实际上就需求理论而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总是第一位的，资本需求是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独立存在，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影响，消费会引导投资，投资收入刺激消费，如此循环。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户的户主或成员从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中已经获得收益。获得收益的居民户将可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和新的消费支出，也可能导致新的工商业投资。”（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4页。）单独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转型期”国家才表现得特别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放慢，消费减少，如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和产品市场，造成资本闲置和产品过剩，这就是凯恩斯和汉森所提出的“停滞理论”（注：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6-142页。）。从这一角度来讲，印度人口所带来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当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罗宾逊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劳动的增加，确实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些批评认为，人口带来的消费欲望不一定会形成消费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是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在别的领域探讨的问题，而且，人口规模的巨大从需求的潜力来讲，谁都不会否认。

另外，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累（见下表），可以说正是第三产业巨大的从业人口数量才托起了印度经济的起飞。这一点中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二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70-80%的贡献率（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这一区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第三产业看消费，第二产业看投资。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说明了在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印度而言经济增长的重心是在于总需求中的消费。

表7：印度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

1.63　 1.04　 1.49

0.06

2.36　 -0.25

1.83

第二产业

0.95　 1.41　 2.18

2.90

1.49

1.44

0.98

第三产业

2.11　 3.11　 3.40

3.94

3.25

3.39

2.6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统计基数不统一，但是从相对指标来讲不影响分析问题

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邻日本。日本人口总量已经由停滞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成为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总需求也进一步扩大。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印度出现了一批大垄断财团，具有极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印度众多中小企业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积累了数亿卢比财富，也具有很强购买力；长期以来印度对机关公务人员及知识分子实行较高工资政策，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庞大群体；60年代中期以来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庞大的农村富裕阶层。上述种种人形成的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据估计其人数超过2亿（注：文富德：“世纪之交的印度经济发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学南亚所，http//google.com搜索所得。），这些阶层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印度经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场潜力极大，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强后劲，而这种市场潜力是由印度人口规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费品普及率

乘车普及率

传真机

移动电话

（辆／千人）(1996)（部／万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

90.4

93

55.3

印度

4.4

1

1.2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

目前印度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还不高，因此市场潜力巨大。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来讲，这是极大的机会。西方跨国公司已注意到这点，尽管印度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然而它们都开始纷纷进入印度，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印度本国的民族企业未来的发展，乃至印度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这个巨大的市场。

最后说明一点，本文提出的对印度人口问题的乐观分析，做出的这些解释都只是在对已经存在的人口规模找到经济发展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第一版。

2、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一版。

3、戴维·罗默著，苏剑、罗涛译：《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一版。

4、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一版。

5、［德］克劳德’F·齐海曼编，彭松建，周雄飞等译：《适度人口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6、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7、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02，P136-P142。

8、陆杰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口与经济》1999/06，P3-P10。

9、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01，P8-P16。

10、陆亨俊，“在研究南亚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经济参考报》1999/9/13。

篇9

关键词：人口约束；高等教育；生源拐点

中图分类号：F24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00307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教育发展的基础，也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庞大的适龄人口与精英筛选机制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当前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两种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是近五年高考报名人数持续下降，从2008年的1 050万下降到了2013年的912万；二是中国高校数量仍在持续扩张，全国各地新建、筹建本科院校不断增多，2008年3月至今，全国共有257所高等院校获批升格为“大学”，占到目前全国高校总数的10.35%，其中2013年筹备新建本科院校及筹备升格本科院校达177所。在逐渐减少的高考报名人数与不断增长的高校数量之间，我们不难看出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将面临生源形势逆转的全新挑战，高等学校的生存环境与发展模式也必将因此发生根本性转变。生源问题将是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约束，近十余年来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亟待调整。对生源拐点到来的趋势进行未雨绸缪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人口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变，人口出生率自1987年以来持续下降，导致各层次教育的适龄人口均出现下降趋势。虽然高等教育受到人口因素影响的时间要滞后于中小学，但近五年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下降的事实，反映出人口转变的寒意已然袭向金字塔之尖的高等学校。事实上，在学术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且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生源危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应对之策。杨益民和凌亢[1]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对考生和学校这两类行为主体的力量对比变化进行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招生将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部分高校将因生源不足而产生生存危机，尤其是社会公众形象不佳的和地域位置较差的学校，更是难为“无米之炊”。陈伟和顾昕[2]认为新生人口减少将沿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学龄链条最终作用于普通高校报名人数，未来普通高校的计划招生数可能会超过报考人数，出现录取率达“百分百”的现象，提出“控制人口数量将是中国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贾永堂[3]通过对弱势高校的生源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催生了一批弱势高校，这个群体的数量还在不断扩大，其薄弱程度也在不断加重，学生的入学愿望与入学能力也在持续弱化，弱势高校必将面临生源短缺的困境。袁先海[4]则以独立学院生源为例分析了高等教育人口问题，认为全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对独立学院的生源影响更大，在生源危机面前，独立学院要有所作为，须提高教育质量，形成办学特色。从现有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如果不改变中国高等学校现有发展模式，未来部分高校将面临破产危机，同时会产生教学质量、教育效率和学校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以定性分析为主，较少对人口结构与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进行定量分析；二是没有形成规范的理论体系，多是进行经验分析或是对近年来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探讨。

从高等学校近几年的招生实践来看，招生难问题的日益凸显正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各地高校为了争夺生源花样百出，“美女招生”、“卖萌”广告层出不穷，甚至在南方的一些城市“空调房”也成为“卖点”之一。从人口转变理论层面看，高等学校的生源危机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就高等教育生源而言，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化扩张，生源供给开始改变完全弹性的状态，成为稀缺资源，生源“价格”开始上涨，这时高校必须以更加优惠的教育回报才能招收到学生，因此这种生源转变的现象可称之为生源“刘易斯拐点”。

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深刻影响。从不利的方面看，高考报考人数逐步减少将会成为一个常态。一方面，高考适龄人口会逐步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高等教育服务国际竞争的加剧，选择报考国外高水平大学的考生会持续增加，对中国高校生源的分流作用会愈发明显。因此，中国高校生源逐步萎缩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势必会导致部分高校由于生源不足而面临困境。同时，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下，绝大部分高校为公立学校，其退出机制尚不健全，一旦出现生源枯竭，将面临人员分流、资产处置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从有利的方面看，生源问题会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通过院系、学科及专业资源的调整与优化，由注重学生数量转变到提高办学质量上来，发挥高等院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根本转变的一个契机。若能及时把握变动趋势，决策得当，人口与教育的互利作用将会提高国民的总体福利。从不利的方面看，如果不能根据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则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因此，根据人口转变特征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进行及时调整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

二、人口转变与高教生源“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关于二元经济中劳动供求转变拐点的论述。主旨思想是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部门富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不断转移，劳动力会由无限供给逐渐走向短缺，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其实质在于劳动力供给由过剩向短缺转变和劳动力工资从不变向上涨的转变 [5]。“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的结束，支撑工业部门快速扩张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与劳动力供需结构转变类似，高等教育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刘易斯拐点”，我们不妨构建一个简单的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对此加以说明（见图1所示）。

图1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

与经典“刘易斯拐点”模型相比，在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中，劳动力供给曲线由生源供给曲线所取代，劳动力需求曲线则变为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曲线。图1中的纵轴由原来的劳动力工资价格变为教育质量或教育回报，横轴则由劳动力数量变为生源或招生数量。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生源数量开始逐渐减少，生源供给曲线由原来的S0变为S1，即由完全弹性的无限供给状态变为向上倾斜的有限供给状态。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招生需求曲线则由D0变为D1。在传统的无限供给状态下，高校可以在原有教育质量及教育回报下招收到任意数量的学生，但随着供给曲线弹性的减少，高校要想招收到足够数量的生源，则必须相应提高教育质量或教育回报水平。这意味着由于生源的减少，生源的“价格”开始上涨，高校必须付出更多的回报才能实现供需的平衡，同时此时的均衡点F1的生源数量要少于E1点的数量，表明现在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也因此受到抑制，无法向过去一样无限地扩大招生规模。因此，由于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必须通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教育回报，同时减缓高校扩招速度，才能实现高等教育市场的供需平衡。

通过高等教育生源的“刘易斯模型”，我们可以参照经典“刘易斯模型”及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变的实践来更深入分析高等教育生源供需市场的情况。从劳动力市场看，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已得到许多学者研究的证实[6]-[9]。与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相类似，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受益于其特殊的“人口红利”。在过去30年间，中国总人口中青少年人口占比的上升，对高等教育形成了强烈需求，高等教育规模得以实现迅速扩张，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国内高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因此，“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过去30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原因。

然而，随着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结构进入重大的转型时期。据联合国研究报告测算，从2010年开始中国人口抚养比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下降，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截止2012年末，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 727万人，占总人口的69.20%，比2011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而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 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2011末提高0.5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自2010年以来，“用工荒”、“招工难”等现象在部分地区频频出现。虽然学术界对于“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否已经出现尚有争论，但中国即将步入漫长的“人口红利”衰减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无疑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与之类似，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也将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冲击。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中国的实现，中国高校规模和数量均已达到了高峰。然而随着人口结构转变，适学人口逐年下降，高等教育生源问题将日益突现，生源逐步萎缩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可以预见，在中国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已不再遥远。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刘易斯拐点”的核心在于人口供给的有限性，劳动力的供给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后弯，原有工资上涨的幅度不足以替代人们享受闲暇能够获得的效用，除非大幅度地增加工资。劳动力的稀缺足以推动工资大幅上涨，挤压企业利润，导致投资下降。所以，经济起飞后的国家必须解决发展初期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问题，积极寻求相应的破解路径。同样，高等教育发展也会存在这样的生源“刘易斯拐点”。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适学人口逐年下降，高等教育的生源供给会出现类似劳动力供给那样由以前的完全弹性变为向右上方倾斜，这时，高校也只有不断地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提高院校知名度，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服务才能吸引到学生，这种生源供给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我们称之为高等教育的生源“刘易斯拐点”。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事实表明，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可避免，中国高等教育即将面临一场重新“洗牌”。随着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如果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不能及时调整，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招生缺口。未来高校间的生源竞争将日益加剧，不能实现合理定位和顺利转型的高校必将被淘汰。生源萎缩是人口约束下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此外，随着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还会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如生源质量下降，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资源的闲置、浪费，大量高等教育从业人员面临失业等。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要充分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约束，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实现高等教育由“粗放扩张”向“以人为本”转变。

三、人口约束与高等教育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中国未来出现高等教育生源不足将迫使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进行战略转型。而从现实情况看，中国高等教育生源 “刘易斯拐点” 的出现也已不可避免。

（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得益于充足的适龄人口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是今后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基础和起点。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各子系统都关系密切。尤其是以人才培养为主的教育产业发展，会因适龄入学人口的变化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例如，生育率变化引起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波动，会使教育资源产生不足或者浪费；人口迁徙则会引起迁入地教育资源紧张；由市场景气程度决定的就业人数又影响着返回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口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重要因素之一。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充裕的适龄人口密切相关。与庞大的适龄人口相比，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短缺造就了中国高考的火热现象，参加高考并进入大学被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视作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但自从1988年开始，中国新生婴儿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这也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出现生源开始减少的历史性转折。相较于中国而言，欧美日等先进国家和地区早在20世纪就出现了高等学校生源不足的问题，所以需要转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招收学生。展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随着适龄人口减少也必将面临这种局面，因此应当提前应对。

（二）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逐年减少

随着后参加高考的一代人进入生育期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新生婴儿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持续快速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同时，高等教育的规模化发展也使越来越多年轻人改变了婚姻和生育的计划，进而影响了中国人口整体的增长趋势。中国新生婴儿数量由1991年的2 250万人持续下降到2012年的1 635万人。

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中国小学入学人数的减少。中国小学生在校人数已由1995年的13 195.15万人逐年减少到2011年的9 926.37万人，16年间减少了近3 200万人。同时，小学学校数量也在锐减，2011年全国共有小学24.12万所，相比1995年的66.87万所，缩减了63.93%。而同期，在校大学生数量却在逐年增加。其中研究生数量，从1990年的3万左右，激增到2012年的44.64万，18年增长近14倍。这种人口转变趋势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必然是显著的。一方面，新生儿增长率的减少可以使国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中，而非解决人口的温饱和基本生活，并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高等教育师资和硬件设施的压力，转向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学龄人口变化做出前瞻性的判断，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思路也需要相应调整，应当避免在遇到波峰时只顾一味投资和扩张，却忽视教育波谷时出现资源浪费的短视行为。

（三）高等教育的招生趋势将出现拐点

近三十年来中国高校数量及招生规模逐年上升。1985年突破50万人，达到62万。1997年达到100万人。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年录取人数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高等学校录取率也不断上升，从1998—2011年高等学校录取率年均增长率达到15.30%。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尽管北上广考生扎堆现象依然严峻，但其他省份部分高校及部分专业开始出现招生难问题，这从高等学校近年来花样百出的招生方式就可见一斑。同样，不少学校还在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导致部分高校部分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也开始面临招生难的问题。可以说，在现有人口变动趋势及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下，高等教育未来必将面临生源危机，高等教育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与之相对应，中国高考的报名人数则从2007年开始下降，由2007年的1 144万人，下降到2013年的912万人，下降比例达25.44%，平均每年下降比例超过4%。同时，弃考的人数也在以每年10万人左右的速度增加。2010年，全国大约有80万名学生弃考，2013年全国弃考学生更是达到100万人。从好的方面看，生源的减少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提升教育质量和普及高等教育，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但从坏的方面看，如果控制不好高等教育的扩展速度，生源的减少将直接影响许多高校的生存。而西方发达国家在面临招生难问题时所采取的大规模海外扩招的发展对策，基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世界主要的高等教育市场就在中国，而且短期内中国也很难把国内高等学校整体教育水平提高到世界较为领先的地位，以吸引众多的留学人员。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当前人口现状，同时兼顾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尤其是对学龄人口的变动要有科学的预测和充分的考虑。

四、高等学校供求缺口预测

为清晰地勾勒中国高等学校生源变动趋势，我们有必要测算中国中长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趋势和高校教育供求缺口，从而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中长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一）指数平滑预测模型

对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与高等学校数量变化趋势的预测，所选用的指标数据并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对此，我们采用指数平滑方法中无季节性模型和双指数平滑两种方法进行拟合与预测。

1.无季节性模型（Holt-Winters）

时间序列yt的平滑序列t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二）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测算

由于难以准确判断未来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年龄的分布情况，对于中长期高等教育需求量的预测，我们将采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一统计指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判断高等教育相对规模和教育机会的重要标准，指宽口径高等教育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重新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1997》，1998年教育部制定了高等教育统计口径和毛入学率的计算方法，宽口径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包括研究生、普通高校本专科、成人高校本专科、军事院校本专科、学历文凭考试专科、电大注册视听生专科、网络学院本专科、电大开放式本科、在职攻读学位研究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与适龄人口（18—22岁学龄人口总数）之比。对于中国中长期高等教育需求量的预测，我们将首先预测中长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18—22岁适龄人口数。

1.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测算

在不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死亡、迁出和迁入等因素的假设前提下，以1982年、199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采用年龄推移法，可测算出1982—2028年18—22岁学龄人口数。

1982—2028年18—22岁适龄人口数变化呈现波浪式变化趋势，1997年为1982—2028年的最低点，为0.59亿人，1989年与2008年出现两次波峰，分别为1.29亿人、1.25亿人，2009年后18—22岁适龄人口数再次下降，2020年18—22岁适龄人口数下降至0.72亿人，2021年出现波底，为0.70亿人，2022年开始上升，2028年18—22岁适龄人口数为0.76亿人。1982—2028年18—22岁学龄人口数总体上呈衰减趋势。

2.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以及利用年龄推移法计算出的1982—2011年18—22岁人口数，

利用年龄推移法计算出的1982—2011年18—22岁人口数大于非人口普查年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而使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会导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偏高，因此，本文以1982年、1990年与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年龄推移法计算出1982—2011年18—22岁人口数，并以此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计算出1982—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8年，中国坚持走精英化高等教育发展道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1982—199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为1.47%，1993—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为3.73%。1999—2003年普通高校连续5年超常规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速加快，年均为7.61%。2004—2011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迅猛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速也随之加快，年均达到24.91%，2011年已达到30.25%。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04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在19.92%—30.25%之间，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

图21982—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3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2004—2011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为高等教育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网络本专科生、学历文凭考试、自学考试等在校学生数的和。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增长的趋势与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不断下降的趋势，前者决定了中长期中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可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表明高等学校可容纳的学生规模是不断增加的，而后者表明高等学校生源却不断下降，可以推测未来中长期高等学校可能面临严峻的招生困难形势。

（三）中长期高等教育供求缺口预测

2008—2013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出现连续下滑，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46万余人，比2009年的1 020万减少74万人，到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已下降至912万人，与2008年最高峰时的1 050万人相比，减少了138万人。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联动效应的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的减少，高考报名人数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出现下滑趋势。而高校招生规模却在不断扩大，2009年招生人数同比增加30万人，2012年招生人数比1999年增加了525万人，录取率已由1977年的4.8%上升到2012年74.86%，但仍出现大面积的高职院校招生计划未完成的情况。

假设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10—20年间不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高考报名人数和招生人数维持2009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可以预测未来10—20年间高考报名人数和招生人数的变化趋势（如表1所示）。Holt-Winters——无季节性模型预测结果与双指数平滑方法预测结果均表明未来10—20年间高考报名人数将继续呈现出下降趋势，2018年左右高考报名人数将下滑至900万人以下，2034年左右高考报名人数下滑至850万人以下；高考招生人数将在2025年前后突破800万人，并在2030年左右超过高考报名人数。根据Holt-Winters——无季节性模型预测结果，2032年高考报名人数为855万人，而高考招生数为855.05万人，将产生500人的招生缺口。双指数平滑方法预测结果表明高校招生出现缺口的时间提前至2030年，且出现3.35万人的招生缺口。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生源危机的时间点会早于预测出现缺口的时间，即早于2030年。原因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就业压力、经济困难和低龄留学人数增加等方面的原因，放弃高考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自2009—2012年，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300万，占4年报考总人数的7.84%[10]

。同时，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保持高速增长，2008—2011年出国留学人数增速达到20%，其中本科生占50%。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的减少以及高考弃考生的增加，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下降速度可能高于本文所预测的结果，因此，高校招生困难出现的时间点有可能早于高考招生人数大于报名人数的时间点。二是高等教育的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即高校招生与考生报考意愿之间会存在结构性错配。因为绝大多数考生都希望自己能够进入较好的大学深造，宁肯复读或进入社会也不愿进入较差的大学就读，这必然导致排名靠后高校的招生出现困难。即使高考报考人数高于招生人数，依然会有学校招生出现困难。当报考人数逐渐接近招生人数时，部分高校部分专业的生源问题就会极其严峻。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源危机必然出现于2030年之前，可见问题已迫在眉睫。

平滑系数α为1，β为1，截距为912，斜率为-3.00；双指数平滑预测结果的均方根误差为36.27，残差平方和为19732.49，平滑系数α为0.999，截距为912，斜率为-3.03。

五、结论与展望

自1999年国家提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来，中国高等学校的数量及其招生规模不断扩张，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0.25%，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以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然而正如本文研究表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高等学校在不久后将面临严峻的招生困难。人口问题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不得不面临的重大约束。本文基于经典“刘易斯拐点”理论构建了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系统解释了高等教育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对中国现有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严峻挑战，会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形成倒逼。与其被迫改革，我们更应当利用这一机遇，尽早制定与人口结构转变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推动现有教育模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既要立足于当前的人口现状，同时必须兼顾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尤其是对学龄人口的变动要有科学的预测和充分的考虑，尽量降低人口波动对教育发展的冲击。此外，必须转变“人口红利”上升阶段所形成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从依靠增加招生计划，扩大办学规模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向依靠提高教育质量，形成办学特色的“内涵式”转变，形成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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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障；改革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态势与特点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亿。而且持续增长势头强劲，预计2025年60岁老年人口可达2．8亿．占总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4以上。老龄人口中，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l，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问，我国用于社会福利等各项支出从327亿元增加至3，043亿元，增长近l0倍，其中用于离退休、退职职工保险福利的费用(包括退休金)支出从149亿元增长到2，068亿元，增长了l2倍多，比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看，社会保障各项费用的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近年甚至用于社会养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据报道，仅2003年，由人口老龄化引发基金缺口，中央财政就至少要补助350亿。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体就养老保险来说，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计划，现收现付，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还在不断地加大。据统计，25年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2000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计划下，中国的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现收现付制如果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国家财政拖垮，很高的收缴比例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负担。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瑞士和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瑞士是欧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由此而来的养老保险问题日趋严重。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两个同属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调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以国家的基本保险为核心。这种单一的公共支柱虽然解决了社会再分配的功能，却难以同时肩负储蓄即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和保险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两国的做法都是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各自负责的多支柱制养老保险制度。在原有国家的基本保险基础上，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同时，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税收政策，鼓励个人通过储蓄为退休积累一定的养老金，将个人多余的资金以储蓄的形式进行融资。

(二)规范原有养老保险体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规模

日本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来规范原有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入，同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收益规模。而瑞士则更多地通过复杂的收益与缴费的精算关系，确保贡献与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

面对人口老龄化，瑞士政府以建立养老金补偿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项基金的稳定的投资回报，来弥补基本养老金计划的缺口，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而日本则更多地依靠政府财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

调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养老基金通过私营公司的管理进入国际或国内资本市场，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为目的。这样也就避免了现收现付制下，政治因素对养老金投资的影响，避免了将退休者的保命钱投资到或借贷到濒临破产的企业中。

四、加快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应对老龄化问题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收缴与支付都由国家来执行，带有统筹的公有制的性质，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急需在资金运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财政职能的转变、养老社会保险经营上的不足、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养老保险积极性的需要，都呼唤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立。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