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经济高速增长正在以生态恶化为代价，环境的隐性债务日渐膨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全球国际气候立法研究第三次报告会上表示，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碳强度下降40%到45%”的目标不会改变，并且不附加任何条件。为此，在2011年10月底，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近期，试点城市之一的深圳碳交易市场将于6月18日正式启动，首批确定的重点碳排放交易企业包括635家工业企业，还有200多栋大型公共建筑。而其他试点省市碳排放交易试点预计在今年下半年陆续正式交易，试点中的上千家企业必须计量并公开企业碳排放量。

全球碳交易市场遭遇寒冬

碳资产，原本并非商品，也没有显著的开发价值。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将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商品，用市场促进减排。因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排放总量，而发展中国家则区分于发达国家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拥有大量的减排空间。由此发达国家以资金或提供技术的方法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量，进而形成国际间的碳交易市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近些年在节能减排方面投入巨大形成了大量的减排量，成为名副其实的 “卖炭翁”。

不过，目前“卖炭翁”的碳可不好卖。记者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商Climate Bridge公司市场总监邱双平处了解到，清洁发展机制实现了中国和国际买家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为CERs，是经过联合国核证后的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但国际碳价低迷，对由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CERs的市场需求造成了冲击，导致了碳信用额度严重过剩。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CERs的价格已经从两年前的每吨12欧元暴跌到了现在的0.25欧元。” 邱双平说。

邱双平不隐瞒地说：“现在所有的全球CDM项目已经全部停滞。一是，由于欧洲市场开工不足，开工不足必然导致碳排量减少。二是，各欧洲企业之前都获得了较多的碳排放配额，现在仍有盈余。三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内，需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现在一期承诺结束，各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大幅度减排目标的设定上存在极大分歧，这里存在诸多的政治原因。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碳交易市场的停滞。”

当记者问及Climate Bridge公司都有哪些CDM项目被迫叫停时，邱双平表示这个不方便透露。虽然CDM项目停滞，但投资兴建的水能、风能、生物能等项目仍然继续发挥作用。那么中国目前有多少个CDM项目呢？

CDM项目开发及政策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副研究员丁海兵帮记者梳理了一下。截至2013年5月7日，联合国签发的CDM项目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约13.08亿吨（当量），这些减排量来自全球发展中国家的6755个项目。其中，来自中国的1227个CDM项目贡献了超过60%签发量。而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高达4904项，其中到达联合国，成功注册3563项，获得签发的1227个CDM项目，仅约占中国总量的25%。

也就是说，由于国际碳市场持续低迷，买家很少介入后续的减排量购买，已经通过联合国签发的1227个项目，无法完成交割，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

而且，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高达4904项。这些项目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它们经过发改委的严格审查。在未来的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这些项目是否能进场进行交易？这些需要国内碳交易政策进行创新，妥善安排机制，合理设计交易规则。

但同时，丁海兵也对未来的碳交易市场回暖表示期待，他说：“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碳排放权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意味着我国产权市场上将兴起排污权的交易等活动。各地已经在积极筹建省市级的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摸索COD（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污交易，可以预见，将来强制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也将摆上议事日程。”

中国碳交易试点破冰之难

“ ‘计量’‘公开’，虽未有法律条款明文规定，但确实带有强制性措施的味道了。而7个试点所承担的控制碳排放总量（即排放强度）本身就是一大挑战。这就意味着能耗水平的‘封顶’，通常情况的经济结构是，能耗与产能产值几乎是成正比的。也就意味着经济总量或增量的‘封顶’。这与GDP带动就业、提升地方经济实力显然是有抵触的。”丁海兵表示。

丁海兵针对这7个试点给了记者一个形象比喻：“企业取得一定时期内‘合法’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这个‘合法’总量即为配额，再将这些配额分到各个重点企业、单位。这就好像‘地方粮票’，也为构建全国统一的碳市场预留了政策空间，最终实现全国通用。”

这期间不乏很多具有前瞻性的企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北京飞广州航班，3小时消耗18吨煤油，排放57吨二氧化碳。国航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平台为这57吨二氧化碳买单。该款项将用于支持黑龙江省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北京环境交易所碳交易中心主任王阳说：“如果说之前的碳交易都只是出于企业自愿减排意愿。那么现在7个试点政策的出台，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到强制减排项目里，中国现在的7个试点，就相当于以前的英国，规定了强制减排量。但由于国际市场碳排放额大量囤积，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国际买家在国内购买的大量项目无法持续。近期虽然碳交易量为零，但借此，生态建设可以从一个时髦概念落实到具象的市场行为，在节能产业及低碳建设上产生实质意义。”

丁海兵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此次公布碳交易试点名单之前，很多省市已经在成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所或者能源环境交易所。但已经成立的交易所，多数以企业自愿碳排放交易、或操作CDM项目为主，罕有实质性的碳市场操作。围绕碳交易的尝试，还难以走出准备阶段，但已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升温。”

把森林的生态服务卖出去

碳交易目前最常见的业务有风能、水能、生物能等。 而“碳汇交易”也是碳交易项目的一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涉及的业务范围却完全不同。“碳汇”一词最早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是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而森林碳汇，是其中的重要一项。通过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等措施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其成本要远低于工业减排。

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林业碳汇交易试点平台以后，阿里巴巴、歌山建设等10家知名企业以18元/吨的单价购买了总量为14.8万吨的林业碳汇指标，成为国内第一笔规范的林业碳汇交易。通过购买林业碳汇，中和企业的碳足迹（碳足迹指一个人或者团体的“碳耗用量”。“碳”，就是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构成的自然资源。“碳”耗用得多，导致地球暖化的元凶“二氧化碳”也制造得多，碳足迹就大，反之碳足迹就小）。但目前企业买多少碳汇，要不要买，都还属于一种自愿行为。

记者从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网站的主页上看到许多个人捐款购买林业碳汇的记录，在该网站的“我要捐款”栏目下则实时播出捐款人的信息。目前，个人捐款购买林业碳汇不属于碳汇交易的范畴，它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经济行为本身。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何宇说：“林业碳汇交易其实就是把森林的生态服务卖出去。林业具有多种效益，兼具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双重功能。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量，大约可以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

篇2

关键词：产业结构；国际收支；状态空间模型；汇率政策

作者简介：徐仲昆（1974-），男，河南省郑州市人，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F8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1-0084-06收稿日期：2012-12-26

国际收支能反映一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能揭示本国经济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经济发展方式，据此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内外经济是否均衡。自1982年中国开始对国际收支进行系统性记录以来，截至2011年，共出现以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同时出现顺差为代表的国际收支失衡19次，特别是1996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两大基本账户17年连续出现顺差，形成持续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受结售汇制度制约，由两大账户顺差所累积的外汇通过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对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产生极大冲击，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制约，并导致宏观调控在“保增长”与“治通胀”两大目标间不断进行调整。围绕中国为何会出现持续性国际收支失衡这一问题，国内外不同学者进行过大量探讨，并在国际收支失衡的形成原因上形成共识，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是引发国际收支持续失衡的根源。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具体内涵，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如何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厘清经济结构失衡的具体表现，明确何种类型的结构失衡发挥着基础性制约作用，对于中国运用经济结构调整手段来根除国际收支的持续性失衡，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目前，从结构失衡角度来研究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形成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其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从宏观经济结构的整体失衡研究国际收支失衡的形成与调节。Devereux等（2007）发现，中国宏观经济存在整体性的结构失衡，这种失衡会造成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失效，最终加剧内外经济失衡，认为中国应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继而促进国际收支实现平衡；Glick等（2009）研究发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整体结构性失衡，已造成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难以实现，同时还导致人民银行在稳定汇率、抑制通胀、保持经济增长等方面出现“三难选择”，Xu（2009）认为应通过宏观经济整体结构的调整，来逐步摆脱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以有效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加剧；Feldstein（2011）认为中国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抑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是引发中国经济整体出现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Smith（2011）进一步指出这种整体性失衡会抑制国内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导致宏观调控部门难以对国际收支失衡进行及时有效调节，Guillaumont（2010）和Cheng（2012）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高汇率弹性，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能改善经济整体结构，对国际收支失衡起到较好的调节作用；石永拴（2012）等人运用GDP核算的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李沂（2012）等人运用FAVAR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出现的结构性失衡与国际收支失衡之间存在显著的内在联系，指出要从根本上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就必须对宏观经济的整体结构进行必要调整。

第二、基于经济结构失衡的具体表现形式探讨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途径。马君潞（2008）认为，国内收入分配结构、贸易及非贸易结构不合理，都会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最终会对国际收支失衡起到引领作用，郭树清（2007）指出要想彻底消除持续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就需要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祝丹涛（2008）提出应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比例，通过国内消费与投资结构的改善，遏制两大账户顺差的加剧；Das（2009）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模型，探讨了中国国内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结构性失衡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认为通过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缓慢升值，可以促进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内部结构的逐步调整与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际收支失衡的改善；余永定（2010）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是外贸及投资结构、国内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表现，巴曙松（2010）与傅勇（2011）认为，只有加速经济市场化进程，利用要素和资源价格的改革，才能抑制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加剧，最终促进国际收支实现平衡；易纲（2011）、Mayer（2012）认为，应通过本国需求结构的调整，逐步改变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有效缓解国际收支两大账户失衡的加深。

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包括外贸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结构形式，都是从需求层面来反映经济的整体结构。虽然国内需求结构的不合理能够对国际收支失衡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供给结构调整与变动对国际收支持续性失衡所产生的冲击才具有根本性质，特别是作为供给结构核心组成部分的产业结构，其变动会直接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并通过收入分配结构引发国内消费与投资、外贸结构的彻底改变，最终决定着国际收支能否实现平衡。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从产业结构视角对国际收支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未曾看到。鉴于此，本文从中国三大产业整体结构的变动出发，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模型，探讨产业结构失衡与国际收支失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通过实证模型研究中国三大产业的结构性变动、非结构性变动对国际收支两大账户的具体冲击和影响，以期获得更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际收支实现基本平衡提供有益参考。

二、产业结构失衡引致国际收支失衡的机理产业结构失衡引致国际收支失衡的基本原理，可以利用修正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来解释。根据修正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一国国民经济可划分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两类，其中贸易部门主要指制造业或工业，非贸易部门是指服务业。由于受劳动生产率的制约，非贸易部门收入增速无法赶上贸易部门，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将会出现失衡，继而会引起外贸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最终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必须依靠扩大外需来保持增速。在此条件下，经常账户顺差将会出现，若本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在本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国际资本流入将不断提高，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也将会出现，最终造成国际收支出现持续性失衡。

基于修正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可以构建理论模型来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形成过程展开分析。考虑到中国外贸出口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的加工制造业，为简化分析可做以下假定：一是中国第一与第三产业对出口创汇的贡献微弱，可忽略不计；二是中国经济是由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组成，贸易部门可代表第二产业，非贸易部门可代表第一与第三产业；三是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的投入要素。根据上述假设，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方程组（1）中，Y代表产出水平，A、K、L分别代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投入。其中，A为外生变量，K与L为内生变量，下标tr与ntr分别用来代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上标a与b为常数，并且有0

三、产业结构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一）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为了摸清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厘清三大产业之间内部结构是否合理，可选择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等9个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利用这些国家三大产业的整体变动趋势同中国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第一、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正处于市场化的早期。1970年～2010年，世界主要国家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显著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70年美国、英国、墨西哥、意大利、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超过50%，其他国家第三产业占比也都超过35%，目前这些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普遍超过60%。 1970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仅为24.47%，至2010年底，中国第三产业占比为43.10%，比印度还低11个百分点。从总体来看，中国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还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第二、中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偏高，处于较为明显的失衡状态。1970年～2010年，世界主要国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呈现加速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不断降低。1970年，除德国和日本以外，世界主要国家第二产业占比都低于40%，而中国第二产业占比为40.23%，高于世界整体水平。2010年，中国第二产业占比接近47%，同期其他国家第二产业占比均在25%以下。显然，中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过高，处于较为明显的失衡状态。

第三、中国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整体结构正在不断优化。1970年～2010年，世界主要国家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最小。1970年，中国第一产业占比为35.3%，同期，除印度以外，其他国家第一产业占比都低于20%。在随后的40多年中，中国第一产业占比得到显著降低，至2010年这一比值已接近10%，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但同期，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第一产业占比已下降到5%，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依然偏高。

从中国与其他国家三大产业占比变化来看，中国三大产业的整体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呈现出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特征，客观上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

（二）产业结构变动对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1. 状态空间模型的构建

产业结构变动主要是通过制约资本流入和改变出口规模，最终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间接性的特点。为此，可借助状态空间模型展开分析，以确定产业的结构性变动、非结构性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权重。状态空间模型的构建如下：

2.实证检验与分析

分别以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作为状态变量，以外国直接投资增速与出口增速作为解释变量，相关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商务部网站。将1982～2011年各变量的年度数据代入模型，就可得到三大产业的结构性变动、非结构性变动的影响权重值。从数据的检验来看，统计结果均不支持原假设H0而支持备择假设H1，说明无论是结构性变动还是非结构性变动，都会对国际收支产生显著影响，并且结构性变动、非结构性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模型的具体数值和显著性结果如表1所示。

四、主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基于国际比较研究了中国三大产业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中国三大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尽管中国第一产业正得到不断优化，但是，第二产业处于较为明显的失衡状态，第三产业还处于市场化的早期阶段；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过高，第一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在产业结构的变动中，三大产业的结构性变动与非结构性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不尽相同。表现在：三大产业的结构性变动对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产生的影响效果总体要高于非结构性变动；三大产业的结构性变动对经常账户产生的影响要显著高于非结构性变动；三大产业的非结构性变动对资本与金融账户产生的影响要高于结构性变动。

第三、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中，第二产业的结构性变动与非结构性变动对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所产生的影响相对高于第一与第三产业。

上述结论表明，适度降低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适时提高第一、第三产业占比，有利于通过三大产业整体结构的优化，来缓解经常账户顺差加剧，改善资本净流入增速，进而促进国际收支实现基本平衡。此外，在产业结构变动中，为能有效抑制非结构性变动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不利影响，必须要对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进行必要变动，以最大限度发挥结构调整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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