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育率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社会经济因素 生育率 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

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影响，西方的生育率转变理论是从也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效果。在对生育率进行宏观分析时，西方学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建立起了各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1]。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行，促使了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改变。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给父母带来的效用也有所下降，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2]。

一、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对总和生育率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城市化水平、新生婴儿存活的概率、妇女的就业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等。反映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指标为：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双变量相关分析法以及逐步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分析中，我们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和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为了说明总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我们对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因素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够消除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分析法。

三、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指标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学入学比例、每千人医疗床位数正相关，与农业占GDP的比重、婴儿死亡率负相关，这都与上面论述的各社会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影响相符。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中又以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最大。在表1中，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成正比，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符，这可能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计算时所用的数据以及中国妇女的职业转变有关。

为了分析社会经济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效果，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通过SPSS进行数据处理，排除具有较强共线性的几种情况（VIF≥10），得到的有效结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预测变量：（常量）、农业所占比重、大学的入学比例

模型3的预测变量：（常量）、大学的入学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从表2给出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这三个模型都通过F检验、t检验以及共线性检验，则这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都是有效的。同时，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个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们选取第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在第三个模型中R?=0.958，说明大学入学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经很好的对因变量做出了解释，从而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非常的显著。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排球专修学生；发球；因素；训练措施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河北体育学院排球专修学生。

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需要查阅相关资料，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调查访问法

对河北体育学院的排球专修学生和教练进行调查访问，探究影响发球成功率的因素。

二、影响排球发球成功率的各种因素分析

影响排球发球成功率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心理因素、体能因素、

技战术因素等。但对于训练不多的专修学生来说，动作的熟练程度和规范程度占主要部分，心理因素是影响发球失误的部分因素。

1.发球成功率取决于技术熟练程度和规范程度

发球技术的动作方法较多，无论采用哪种发球，都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平稳抛球。二是击球要准。三是手法要正确。只有熟练地掌握发球技术，才能提高发球成功率。除此之外，还要规范自己的发球技术，掌握正确的发球方法，以保证发球的成功。

2.缺乏比赛经验，精神紧张

排球专修学生，参加训练时间短，比赛的次数少，经验少，遇到紧张激烈的比赛气氛，精神就十分紧张，造成肌肉僵硬，自动化的神经联系中断，技术动作变形，无法按技术要领完成技术动作，造成发球失误。

3.心理准备不充分

比赛前由于缺乏充足的心理准备，对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当遇到较强的对手，实力差距较大时，心虚胆怯，引起紧张情绪；反之对手较弱，思想容易松懈麻痹，从而影响学生发球的攻击性。

三、提高发球成功率的训练措施

1.提高队员的发球技术熟练程度和规范程度

发球技术是较难掌握的技术。在比赛中，发球技术不熟练或者发球技术不规范，心理素质再好的学生也很难成功地把球发出去。只有熟练发球技术动作和规范自己的发球技术动作才能提高发球的成功率。

2.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自提控能力

在训练发球过程中，有意造成紧张气氛。如：比赛性发球，讲明罚则，有意造成紧张气氛。使学生心理能适应外接刺激，以适应比赛。

造成发球失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心理素质很重要，但是发球技术的熟练程度和发球技术的规范程度更为重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不但要提高发球队员的心理素质，同时也要进行发球队员的技术和身体素质训练，

以提高发球的成功率。

参考文献：

[1]RoaldBahr，JonathanC.Reeser.排球[M].葛春林，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019(2009)7-0110-02

[摘要]目的:探讨健康教育对2型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毒(DKA)发生率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2005-2008年入住我院内分泌科的2型糖尿病DKA患者进行统计分析,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DKA的发生率、诱因及健康教育策略。结果:DKA的发生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8年DKA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往年;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DKA的诱因以感染居多,其次为治疗中断。结论:糖尿病健康教育能降低2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发生率,应分析原因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措施。

[关键词]2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健康教育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急性并发症,1型糖尿病有自发DKA倾向,2型糖尿病患者在某些诱因下也可发生,往往由于患者症状的多样化或无典型症状易漏诊、误诊[1],如不及时诊治,将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今年来由于糖尿病健康教育的广泛开展、治疗手段的不断改进,DKA的发生率及病死率明显下降。本文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2005-2008年入住我院内分泌科的2型糖尿病DKA患者进行统计分析,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DKA的发生率、诱因及健康教育策略。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2005-2008年入住我院内分泌科的2型糖尿病患者。

1.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利用病案查询系统进行检索,记录2005-2008年入住我科的2型糖尿病患者人次和该人群中因DKA住院的患者人次,通过病案资料查询记录该人群发生DKA的诱因,进行统计分析,采用X2检验。

2结果

本研究利用病案查询系统检索,显示2005-2008年我科共收治2型糖尿病患者3399人次,其中发生DKA为126人次,发生率为3.71%。本文对相关病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如下:

表2可看出,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DKA的诱因以各种感染占第一位,包括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胃肠道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各种原因导致治疗中断为第二因素,包括停止降糖药治疗和中断胰岛素治疗或剂量不足;饮食不当、大量饮酒、劳累为第三大诱因;严重不良精神刺激为第四大诱因;另有1例原因不明者。

3讨论

DKA是由于糖尿病患者胰岛素不足明显加重,升糖激素不适当的升高,而导致的高血糖、高血酮、酮尿、脱水、电解质紊乱及代谢性酸中毒等一组症候群,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急性并发症[2],1、2型糖尿病患者均可发生,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DKA往往有明显诱因。本文统计2005-2008年我科入住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DKA的发生率分别为4.78~2.18%,远低于相关报道的14%[3],尤其2008年DKA的发生率降至2.18%。这与近年来我们糖尿病健康教育的加强、人们的糖尿病相关知识水平的提高有绝然关系。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上升,2型糖尿病已经占到了95%。糖尿病教育成为糖尿病研究的重要课题[4],我院在切实做好糖尿病诊疗护理工作的同时,结合实际进行了大量的糖尿病教育工作。

我国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基本知识、检查、治疗及自我护理知识普遍缺乏了解,有47.9%的新诊断糖尿病患者从未接受过糖尿病教育;曾接受过糖尿病教育者占60.3%[5]。以往对糖尿病的治疗采用传统的以医生为中心的模式,医生在与病人接触的短暂时间内,只能向病人讲解最主要的原则,缺乏系统、具体、有针对性的教育。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糖尿病健康教育已经被纳入了治疗的主要内容之一,糖尿病健康教育是解决糖尿病问题的基本治疗措施之一。健康教育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病人,也包括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各个层面。同样糖尿病健康教育的对象不再只是糖尿病病人,糖尿病健康教育的对象包括非糖尿病病人、糖尿病病人、糖尿病病人的家属以及陪护人员,乃至整个家庭、社区和社会。近年来我院健康教育的地点由医院扩大到了社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如定期发放糖尿病健康教育手册、社区授课、开展糖尿病健康教育大课堂,提高了患者防病治病意识,尤其2007年以来,我院糖尿病教育工作被纳入常规治疗工作之一,开展了病人自住院时开始的、出院后仍在继续的(定期电话随访)全程健康教育跟踪,2型糖尿病DKA的发生率呈逐年递减的趋势,2008降至2.18%。

篇4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篇5

在前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多少已经涉及这里的主题。在一般的分析中，社会经济因素和计划生育因素被看成是中国初步实现迅速的人口转变的两大基本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作用，而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些研究证实，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控制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重要性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林副德、刘金塘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控制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从影响的强度来，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比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强度更大。到199o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从影响的模式看，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1982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为0.259，间接影响为O.4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3／5左右。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被看作是超经济强控的结果。到199o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提高到0.491，而间接影响下降到0.22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2倍多（参见表1）。

顾宝昌早期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把中国的情况（指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事实--引者注）看作是一个单纯依靠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例子，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相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刊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③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体现的。毫无疑问，主观的努力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定。社会经济因素不仅直接通过对人们社会角色及角色意识等非计划生育变量的影响来影响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而且间接地通过对计划生育社会行为所需客观条件的限定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对计划生育具体条件的限定及执行效果的影响上，而且在不推行计划生育群众性运动的时候依然会对生育率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就生育率与收入的宏观关系而言，大致是反比例变化的关系。从长期的趋势看，收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人们会倾向于少要孩子。这样，与"贫困产生人口"的著名命题相对应，我们实际上可以概括出"富裕减少生育"

的命题。但是要注意，不是高收入本身，而是高收入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才使生育率降低。此外，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因收入的绝对水平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如果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临界水平，那么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反而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进一步地，如果收入高于某个"临界水平"，收入的递增则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临界收入水平"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换言之，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只是"冰山一角"，它必然同时伴随着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

然而，比较而言，生育率下降与另一种发展--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是与教育、卫生的发展以及贫困程度的减轻紧密关联的。出生率下降与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关系，比之宏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为密切。特别是，生育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与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生存境遇和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关系密切。妇女得到更多的良好的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为良好的教育至少意味着：第一，有利于晚婚；第二，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率；第三，赋予妇女以理想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单一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第四，使得妇女能够更好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并乐意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方面花费较多的力量；第五，对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也有很大帮助。

社会经济发展诱催生育率下降的逻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一十传统观念改变一十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并重视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日渐成为自觉的行为取向。换言之，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微观家庭人口增殖的自约束机制，在宏观上则实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总体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此外，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有独特的条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里完成的，这是引人注目的一点。

可以预期，今后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培育起来的"自发性。内生性控制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生育事下降的力量在理论上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即强制力、诱导力和自发力。这里的强制力主要指以完成和落实人口计划、人口指标为旨意的较为直接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控制力。

通俗地讲，所谓"强制力"，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必须按照人口政策。人口计划、人口指标的规定和要求来生育。

’诱导力"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和整合。宣传教育以及优质服务而培育起来的。"三结合"的做法培育的就是诱导力，诱导力的培育离不开利益导向机制。所谓"自发力"指的是现代化的力量特别是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之于生育率下降的正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唐风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之功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而影响其生育决策，譬如，从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都有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育之功。

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力都是存在的，但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力量组合及其构成又有显著的差异。在理论上，对应于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事实上还可能存在自发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和诱导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现阶段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天然地决定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反弹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旦生育控制的社会机制有所松懈，那么生育率出现一些反弹或者波动应当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④中国那种"超经济水平"的强控模式其政策效应和组织效能实际上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以强力

对抗为前提的控制绩效是呈递减之势的，作用力越大，反冲力也势必越大。 目前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衰减和弱化，单凭政策的效力，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经很难有大的预期。⑤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粉墨登场，开始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是强制力得到保持的同时，诱导力和自发力会有所增强，从而使人口控制力更加强大。自发力的出现木会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那般简单。相反地，倒有可能出现与计划生育相抗衡的"自发力"一从计划生育角度看，可定义为’负自发力"，如男孩生育偏好的强化以及"议价孩现象"的出现。’证自发力"只有在生育文化现代化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因果链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文化现代化生育观念转变个人本位的生育决策形成。

5、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研究可见，从2O世纪中叶算起到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中国人口的百年转变可以清晰地分出这么几个阶段：（l ）死亡率主导的人口转变，（2）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转变，（3）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4）实质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5）最后的转变是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从"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在这个阶段，"稳定低水平生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人口转变的规律可以看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未来的岁月里，人口的转变和全面现代化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育事的问题"，而且是综合意义的"生育问题"。综合治理生育问题的时代到来了，计划生育户充分共享生育率快速下降和人口转变初步实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的时代也到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儒要的不仅仅是"依法行政"和’批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诱导、补偿和共享，而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最后的人口转变将成为月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追求。’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如何强化行政制约机制，不如说是优化和强化利益激励的机制。⑥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原则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在尊重群众的情感。关注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育权益的保障中实现代际公平的崇高目标。

历史将证明，不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转变的最后趋向完成也同样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予以支持--譬如低生育率在微观上是有风险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种老无所养的风险，而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夭折的风险更可能使进入这中老年的父母遭遇人生的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和防范低生育的风险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筹兼顾。双管齐下才是中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所引数据参见彭佩云主编：《什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页874.②参见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章。

③参见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页3－18.④参见穆光宗、陈卫："走向卫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⑤参见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⑥参见穆光宗："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强化利益激励机制"，《中国人口报）2000年5月22日第三版。

主要参考文献：

l 、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

2、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后人口转变时期：苏南模式的启示"，载《现代人口转变之路--苏南模式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3、李建民："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南方人口》2000年第2期。

4’李建民、原新、王金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科学出版社，2O00年7月。

5、于学军："解析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报》Z000年1月24日，第三版；以及"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科学》2000年第2期。

6、穆光宗：《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7、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8、穆光宗、陈卫："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篇6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时间趋势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很多学者们通过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包含两个方面：教育与健康，但在具体分析时只分析了其中一个方面，且方法不尽相同。

学者们研究证明：教育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的主要渠道，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增加教育投资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如： Schultz（1961）采用投资增量法，分析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提高带来的收益约占美国同期国民收入总增长额的33%。Denison（1962）采用增长因素法，通过教育程度在劳动投入中的比例，分析教育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在1929-1948年间为37%。20世纪80年代，教育与经济增长的探讨进入新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因素纳入模型。如：庄志军（2006）通过对比日、英、美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指出经济增长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王萍（2008）用回归分析法，研究1990-2005年甘肃省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及促进作用大。这些学者使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得出结果，但都只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人力资本另一个重要方面――健康却只有少量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作用。Rivera与Currais（2004）用西班牙17个地区（1973-1993年）每名工人GDP增长率的对数对卫生费用占GDP比例的对数回归得出，卫生投人每增加1%，会使人均GDP增长0.16%。刘国恩与傅正泓（2004）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认为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且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王一兵与张东辉（2007）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1997-2004年的数据，用GLS、FE、HT几种模型分析了健康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HT模型是比传统的FE模型更为有效的模型，且健康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学者使用不同方法和变量从不同角度得出结果，但都只分析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上分析大都是单独从教育或健康一方面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略了另一方面也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没有将教育与健康结合在一起考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良好的教育对健康有正的影响并推动经济增长；良好的健康才能保证教育的效果并促进经济的增长。只分析人力资本其中一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然具片面性，会减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大小和可靠性。因此，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将人力资本教育与健康两方面同时考虑，从投入角度来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解释结果，得出结论。

二、投入模型设定

在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时，主要是从消费者与厂商的最优化均衡来进行推理论证，其中厂商的生产函数是极为重要的。一般说来，生产函数中与人力资本直接相关且实际应用最多的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通过两边取对数后可以化为线性关系模型。

从前面研究文献中知，教育和健康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且已有学者分析教育或健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在模型设定时，本文将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都纳入模型，用弹性表示，设定模型为：

lnY=αlnK+βlnL1+γlnL2+u

为了与单独分析时的结果作比较，本文先模拟出只使用教育人力资本或健康人力资本时的方程做回归分析；然后同时加入这两种人力资本，模拟出结果，从结果的不同给出解释。考虑到教育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与影响，本文还考虑用时间趋势来缓和二者的共线性问题及滞后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以我国1978-2007年相关指标为研究对象，直接采用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的数据，不足则从1991-2007年年鉴补全。由于不同人对各指标有不同理解，会采用不同的指标和数据处理方法。现在就本文几个重要数据分别解释其来源和处理方法。

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的度量：本文选择GDP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指标；物质资本用固定资产投资表示。指标可以从统计年鉴上找到，从建国后到近期的所有时间序列数据，便于分析。

人力资本的度量：人力资本指标可以从投入方面去采集。投入即成本，是培养人力资本所需要投入的费用。从投入看，国家教育投入经费是教育投入中的主体部分，可以用国家教育投入经费作为教育人力资本投入指标。健康人力资本投入的直接成本是指卫生、医疗、保健服务等支出，可以对应地采用统计年鉴上的卫生教育总费用来表示。

四、模型结果分析

为估算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以我国1978-2007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采用第二部分设定的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及健康资本的弹性变化都是线性的，可以直接用线性模型分析物质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是从投入角度出发，模型为：

lnGDP＝αlnK+βlnEDU+γlnHTH +u

此方程是本文采用的投入模型，其中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L，在此模型中分别用教育资本投入EDU、健康资本投入HTH表示。单独考虑EDU或HTH及同时考虑EDU与HTH的结果对应于结果表1的（1）、（2）、（3）列。数据分析得EDU与HTH之间相关性达0.9以上，为了去掉这种共线性影响，加入时间趋势。t表示时间趋势，u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为扰动项。增加时间趋势后对应于结果表1中的（4）列。

下面将对模型进行估计与分析：

从表1中可知：

当只用物质资本K与教育资本EDU来估计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时，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498，统计很显著；而教育资本的贡献率为0.363，统计比较显著，此时R2为0.9952。从数据分析上来看，物质资本比教育资本的贡献率大。

当只用物质资本K与健康资本HTH来估计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时，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274，而健康资本的贡献率为0.607,统计都非常显著，此时R2为0.9990。从分析结果来看，健康资本比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大。

当同时用物质资本K、教育资本EDU和健康资本HTH来估计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时，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307，健康资本的贡献率为0.640,统计都非常显著。此时R2为0.9991，比单独用教育资本或健康资本变量时要稍高。而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资本的贡献率为-0.069，不仅统计不显著，而且系数符号改变为负，这与理论现实相背。

为了找到使教育资本变量从0.363变为-0.069的原因，在分析过程中结合理论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健康是人们拥有的一种财富，一种本质上和知识、金钱具有同样价值的财富，没有一定程度的健康，人们不会有机会获得教育，成为高素质劳动力。教育和健康间有极大的相关性。考虑到教育投资的滞后性及经济变量间的共线性，在变量中加入一个时间趋势变量更有助于分析经济问题。

加入时间趋势变量t，从表1中列4可知：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345，健康资本的贡献率为0.739,t的系数为-0.059，统计都非常显著。此时，教育资本的贡献率为0.133，统计比较显著，扰动项u更小。R2为0.99966，拟合度更高。

可见，经验分析与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研究一致，用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来共同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具解释性更可靠。教育资本与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且从数据上来看，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健康资本弹性更大，更值得国家社会关注。

五、结论与建议

以上分析用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以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从投入方面揭示了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都是引起GDP增长的重要原因，能促进经济增长。只考虑一种人力资本时，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07，而教育仅为0.363。

同时考虑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只使用其中一个方面时的影响，与实际情况更相符。但要注意两种人力资本相关性大，存在相互影响。

投入模型结果表明，我国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133，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739，二者都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健康人力资本推动作用更大；而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0.345，不如健康投入大。这说明教育的部分影响通过影响健康进而影响GDP，也说明了教育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

鉴于以上分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是引起我国GDP变化的重要原因，应加强投入。物质资本固然重要，但其贡献比不上健康人力资本，且近年来国家物质水平已有很大改善，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一方面教育水平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日益增大，但却未受重视。

加强素质教育与卫生设施投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我国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素质教育缺乏。国家应改变教育体制，注重知识与素质教育并重，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因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更大，国家在资金投入时要更重视健康投入。但不少地区特别是农村，卫生设施不完善，医疗费用高昂，健康水平受影响。因此，要适当加大政府卫生设施投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提高人们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Schultz,Theodore.Invest in Human Capita1[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

2、Denison,Edward F.How to Raise the High-Employment Growth Rate by One Percentage Point[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2.

3、庄志军.美日英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式比较[J].商场现代化,2006(6Z).

4、王萍.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甘肃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2).

篇7

关键词：“单独二胎”；生育政策；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生育政策是通过干预出生人口来影响人口再生产过程，并进而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各种社会现象表征我国自8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改革。学者们对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不做变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调整放宽。政策变动容易，关键是要深刻把握政策变动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本篇文章中试图通过理论架构来推演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由此来审定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究竟是“优”还是“劣”。

一、教育影响与生育政策

假设：低出生率不一定对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而提高人口质量更为重要。在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

由于我国多年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从而节省了巨额的人口教育投资，使得我国的教育资源匹配得以优化，就业状况改善、贫困人口大为减少，而且使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由此看出，人口政策与教育息息相关。但是，我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处于1.5的低水平。而从维持世代更替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3时，人口才不会出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考虑到“人口红利“会向“人口负债”的转变，未来我国人口政策也会由“单独二胎”向“全面放开”转变。但是，单从人口政策这一趋势来看，增加人口数量会给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生育率的降低会促成人口再生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极大地改善了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使教育投资更加合理化。但是，我国目前生育率为1.5左右，即使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开放的情况下，据估算生育率也只会上升0.06，不会造成人口数量激增，教育负担过重的局面，在未来单独二胎政策施行下，我国还会继续在低的生育率上滑行，具体分析来说，较低的生育率会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带来积极的影响：包括教育投入的合理配置、教育办学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有利发挥普通高校在成人教育中的作用等。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国政策趋势应该由“单独二胎”政策向“全面放开”转变。

二、国际竞争力与生育政策

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再生产类型会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但是不同的国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用的年限却存在很大差别。对这一进程的研究，关系着本国老龄化的程度和进度，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也关系着本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人口竞争力的大小，展现国际市场上未来潜在的竞争力。

就和国外比较而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可能辐射在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人口竞争力的下降。人口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人口竞争力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其规模、质量、结构与动量而显现或蕴藏的相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我国而言，在人口规模竞争力和人口结构竞争力上，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使得我国在人口竞争力上全无优势，对比其他同样人口类型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我国在近年来借由密集型产业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发展优势将消失殆尽，进而影响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位和发展战略。

其次是大国责任的可能缺位。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增强，导致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发挥作用，但是政治姿态背后一定要有国家实力对其进行有效支撑。

综上所述，我们从孩子的成本-效益模型以及人口转变理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虽然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没有问题，但是深刻的社会属性导致人类社会已经不单单是自然社会的进化演变那么简单，生育还是需要计划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必定伴随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目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生育政策的变革，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在目前实施逐步放开的生育政策是顺应发展需求的，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但怎样把握放开的度还需要各方学者进一步论证。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舒尔茨著，曹延亭译，孙长顺校.教育的经济价值[M].吉林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2]梁中堂.人口学[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篇8

关键词：生育政策调整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人口老龄化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给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健康平稳运行带来严重挑战。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政策的实施，毫无疑问将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而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势必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及其缺口产生重要变动。因此，深入探讨当前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影响，并根据其影响效果实施针对性的对策调整，对于保障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健康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一、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现状及趋势

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发展，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稳健运行将面临巨大冲击。从近十年的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结余状况来看，2006年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309.8亿元，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896.7亿元，支出占总基金收入的77.60%；2016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51万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19万亿元，支出占到基金总收入的90.9%，近十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从省级层面数据来看，2015年陕西、河北、青海、吉林、辽宁、黑龙江6个省份相继出现了养老基金“入不敷出”的情况。由此可见，我国目前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而加入到养老保险体系的法定劳动年龄人口却正在减速，缴费人数和领取养老基金人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养老保险负担系数日益扩大，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正在逐步向“收不抵支”的方向发展。

二、生育政策调整影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机理

生育政策制定或调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造成影响，而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却恰恰是决定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关键因素。

（一）二孩生育政策引致的生育率水平提升对社保基金运行的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激发了我国多年压抑的育龄妇女尤其是城市单独或双独家庭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可以预见新生人口出生率会有所增长。当然，当前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水平上升对社会养老基金运行不会立即产生影响，但经过若干年后，一旦开始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行就会产生持续影响。因此，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提升，从长期看，有利于增加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二）二孩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保基金运行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将使得老年人抚养比不断提升，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必然е律缁嵝律人口有所增长，社会的“哑铃”型人口结构将是未来近20年的趋势。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当前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缴费人数和缴费基数，从而对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造成影响。具体而言，短期内基金收入难以改善，支出仍将继续扩大；长期内基金收入将持续增加，支出将缓慢缩减。

（三）二孩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就业变化对社保基金运行的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一部分家庭尤其是城市“双独”或“单独”家庭经济基础已经相当殷实，这一部分家庭育龄妇女生育小孩后，相当部分育龄妇女主动辞职在家从事看管幼儿活动。当然，也有部分家庭因为缺乏照看幼儿的看护人员，育龄妇女被迫辞职在家照看小孩。除此之外，由于社保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社会歧视等原因，部分家庭育龄妇女生育完小孩后，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或原单位不再接受育龄妇女再次上岗，这些必然都会造成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从而降低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缴费人员的基数，使得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减少。

（四）二孩生育政策导致的社会养老预期改变对社保基金运行的影响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将会导致家庭模式逐步由“421”型向“422”型转变和过渡。这种新的家庭模式的特点在于，等到子女步入工作岗位后，原本只能由一个子女来负担的养老压力在未来会普遍减轻。在这种普遍预期下，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社会文化影响下，家庭养老很有可能会继续成为我国居民家庭重新首选的基本养老模式，社会养老趋势将会重新被家庭养老模式所弱化。一旦这种“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重新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就会使得人们尤其是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城镇居民家庭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急剧下降。

三、生育政策调整影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模拟分析――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为例

（一）生育政策调整后我国未来城镇人口发展的预测

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本文以2016年为时间截点，预测二孩政策实施后城镇人口的发展。预测步骤如下：

1.根据1980-2015年全国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趋势特征，分别构建回归模型，并根据回归模型分别预测如果不实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情况下2016-2055期间全国总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2.假定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全国平均每年出生率的增加值。根据刘敬敏等（2016）研究，本文假定全面二胎政策开放后平均每年出生率增加值为0.66%。

3.根据不实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情况下2016-2055期间全国总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实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出生率增加值，计算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全国2016-2055期间的总人口。

4. 根据推测的全国总人口乘以城镇化率，即得到全国城镇总人口。假定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2015年城镇化率为56.1%，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最高设定为90%左右（参见袁磊等，2016）。

（二）基于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未来城镇人口发展趋势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

1.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影响

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由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单位和个人按国家规定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来计算。计算公式为：

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全国城镇总人口*适龄劳动率*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率*缴费基数*缴费比例。

其中，关键涉及到四个因素：一是适龄劳动人口率，根据联合国的人口分类标准，适龄劳动人口规定为15-65岁，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段推测我国2016-2036年和2037-2055年适龄劳动人口参与率；二是社保参与率，本文借鉴曾磊等人（2016）的研究成果，假定养老保险参保率年均增加1.75%，上限为95%；三是缴费基数，为职工年平均工资，考虑到未来我国的经济水平稳步上升，根据2006-2015年近10年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趋势，本文假定2016-2055年我国城镇职工就业人员工资平均每年增长8%；四是缴费比例，根据国家社保有关规定，单位缴费比例20%，个人缴费比例8%，合计为28%。

根据上述公式和参数的确定，在考虑二孩生育政策和不考虑二孩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测如下（见图1）。

根据图1可以看出未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在未开放二胎政策前与开放二胎政策之后差异明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差异额越来越大。因此，从长远的对比角度分析，放开二孩生育政策有利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积累。

2.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的影响

考察二孩生育政策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的影响，除了核算对基金收入的影响外，同时还要预测未来城镇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数量。由于本文考察生育政策调整影响期间是2016-2055年，因此在此期间，由于二孩生育政策所导致的新生人口并未达到退休年龄，因而不会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原定支出造成影响。根据这一思路，本文来核算2016-2055年期间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计算公式如下：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总额=年参保城镇职工离退休总人数*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总额*养老保险金替代率

其中，年参保城镇职工离退休总人数由年城镇职工总人数乘以年城镇职工参保率和年城镇职工退休率确定；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总额，本文仍假定平均每年增长8%；养老保险金替代率采用国际普遍的警戒线标准，即年平均工资总额的55%。

根据计算，可以发现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在2016-2055年期间支出呈现不断增长趋势，2055年预计支出达到1174401.2596万元。

结合前面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趋势图，对比实施二孩生育政策和不实施二孩生育政策两种情况，可以看出（见图2）：实施二孩生育政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差逐步扩大，且收大于支的趋势明显；不实施二孩生育政策，城镇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差逐步缩小，并且在2055年后不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可能超过收入，从而出现收不抵支缺口。

总而言之，以上分析说明，我国实施二孩生育政策可以有效延缓了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收支缺口的出现，促进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稳定运行。

四、应对生育政策调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平稳运行的完善对策

（一）构建合理的基于人口预测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精算模型

尽管现有文献均说明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有助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均衡，但这都是基于人口预测的养老保险基金精算模型来推测的。由于模型中的各种变量如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家庭成员意见和经济状况、社会养老的参保率、养老保险缴费率、领取养老金年龄等都是决定未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综合考虑可能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正常运行的各种因素，尽可能地将这些因素纳入到养老保险精算模型中，相对准确的测算出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产生的影响。

（二）确保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人口出生率核心参数的基本稳定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后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平稳运行需要每年的新生人口出生率保持相对稳定。但在现行条件下，城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首先要根据各种经济社会目标，确定一个合意的二孩生育率区间；其次，根据所确定的二孩生育率合意区间，在不同的时期对育龄家庭和育龄妇女进行合理的调控，在生育意愿低谷期要鼓励家庭生育，而在生育意愿高潮时，要合理引导和分流家庭生育时期，以确保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人口出生率参数的基本稳定，从而增加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平稳运行调控的可预见性。

（三）继续深化改革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给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正常运行创造了条件，但短期内却难以发挥出根本的效应。因此，继续深化改革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确保生育政策实施前期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平稳运行也是现实之需。一是适当提高个人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和降低企业社会统筹缴费率，二是适时推行延迟退休政策，三是实施社会养老保险跨地区统筹。这三项政策推出，虽然不是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平稳运行的根本长远之策，但面对我国当前国情，却有助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平稳过渡。

参考文献：

[1]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案最快年底出台 抚养比接近1.5[N] .经济参考报，2016-8-23（1）.

[2]]刘敬敏，丁维勇，贾会涛.全面放开二胎政策θ丝诔錾率的影响研究――以唐山市为例[J].当代经济，2016，（13）.

篇9

[关键词]普通高校；体育类毕业生；就业能力；影响因素

引言

近年来高校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就业市场的竞争也变得日趋激烈，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据江西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在2009年5月5日公布的全省最新大中专毕业生签约信息中得知，体育专科的就业难度位于全省最难就业的五个专业之一。特别是近两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面临严重的进口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更可怕的是，人民币汇率增值幅度虽然不足以阻绝国外进口通货膨胀，但对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的打击；受出口制造业的影响，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用人数量锐减等诸因素造成职场的瞬息万变，导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也日益严峻，尤其是体育专业毕业生。为能针对影响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因素的深入研究和分析，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提供理论参考。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的改革，其基本着眼点，都集中在通过学科建设和调整，加强“宽基础、厚知识、高素质”的复合型通才培养，提高人才的全面素质。高等院校体育师范类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有高等教育的一般职能，又发挥着不可代替的特殊功能。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体育高等教育长期维系着一种以机械灌输式传播竞技体育项目理论和基本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单向度教育模式，严重地妨碍了学生自身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挥，忽视了应用人才、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目前，江西省有普通高等学校66所；综合性大学22所；师范类院校5所。其中，开设有体育专业教育教学的院校有近20所。如何改进和提高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的教育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本、专毕业生能更好的适应社会需求，提高就业率，是各大高校都在着力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高校重视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必要性

高校重视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是高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通过学科建设和调整，加强“宽基础、厚知识、高素质”的复合型通才培养，提高人才的全面素质的指导思想；研究方向和出发点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相一致；为有效改进和提高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的教育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本、专毕业生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提高就业率服务；通过本课题研究，了解学生就业状况，明确教育目的及课程、专业设置方向，拓宽学生的能力培养渠道；促进高校体育专业全面、稳定、快速的发展。

本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依据近年来高校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就业市场的竞争也变得日趋激烈，大学生毕业生就业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体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日趋下降的现状。面对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必须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

完成对江西省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及趋势的调查研究和江西省高校体育专业教学模式的现状调查研究，找出影响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内在与外部因素，分析其关联性。在课外教学及运动队训练；教学模式的改进与创新方面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为能更好的适应社会需求，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对体育高等教育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服务。

二、体育类毕业生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体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成功与优异的学习成绩的关联性；就业成功与过硬的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关联性；就业成功与学生良好个性的形成的关联性；就业成功与担任学生干部获得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和社交能力的关联性。并提出体育高等教育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制定、教材内容选择、体育师资队伍的培养配备、教学模式的改进与创新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和建议，为培养出真正“一专多能型复合人才”满足社会需要，提高就业率打下良好基础。

1.影响因素一，体育高等教育在体育师资队伍的培养配备、教学模式的改进与创新等方面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和改革措施和建议；

2.影响因素二，培养出真正“一专多能型复合人才”满足社会需要，提高就业率打下良好基础；

3.影响因素三，本课题从对学生干部培养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与经验，拓展到面向全体体育专业学生。使他们都能得到锻炼与提高，为体育专业的毕业生走向社会、谋求发展，增强就业竞争力提供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4.影响因素四，本课题通过对学生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和社交能力的研究，有针对性的制定管理及培养方案。从中积累经验及成果，并加以推广和普及，为体育高等教育的培养，从学生的就业角度找到切入点。

三、培养和提高体育类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策略与建议

完成对江西省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及趋势的调查研究和江西省高校体育专业教学模式的现状调查研究，找出影响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内在与外部因素，分析其关联性。在课外教学及运动队训练；教学模式的改进与创新方面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为能更好的适应社会需求，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对体育高等教育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服务。

1.将影响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因素融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中，积极探索有效促进和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途径；

2.开发和研究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协作与合作，将学校教育教学和学生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3.通过研究影响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因素。学校和家长必须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职业素养，沟通、组织和协调能力，专业技能，集体主义和爱国精神的培养，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更好的适应社会和岗位的需求；

4.在对影响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因素问题的相关研究中突出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打破以往研究过于单一的局面。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阐明影响江西省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关联性因素与分析对策，为高校教育研究者和我省高教行政管理部门的研究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在此研究基础上将继续深入研究江西省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及趋势的有关问题，呼吁社会及管理部门重视高校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体育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使教育模式、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逐步得到完善，培养出真正“一专多能型复合人才”满足社会需要，逐步实现就业率的提高。

篇10

[关键词] 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地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11-59-5

The Region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of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Research based on CGSS 2013

Duan Sifan Lu Huix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440100）

Abstract：This paper used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3，by Mincer equationand OLS regression methods，found that gender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have obvious influences on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we shoul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strengthen the marketization degree of labor market，and reduce social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Keywords：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Gender differences;Regional differences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而关注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可以判断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市场的转变和经济转型的趋势。对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性别差异的研究，有利于分析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评价，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这对增加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十分重要[1]。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来估计我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和性别差异。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性别差异上，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这与以往一般研究的结果不同，本文将分析此现象的原因。在地区上，西部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最低。本文还研究了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在地区上的分布，西部东部均是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在中部男性略低于女性。

1 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受到不少学者的共同关注，目前也不乏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

在研究地区差异方面，例如魏新、邱黎强（1998）得出中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高，东部和西部的结果相近;李实、丁赛（2003）则提出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存在但不明显，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孙志军（2004）的文献综述提到总体认为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不低于东部地区;王海港等（2007）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用分层线性模型估计，得出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城市之间，省间差异不显著;而李实等（2013）针对农民工群体，指出他们的教育收益率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体现了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的趋势[2]。

在研究性别差异方面，大多数的学者研究表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3]。例如赖德胜（1998）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对收入分配的调查结果，研究性别差异引起的教育收益率偏低的原因;高梦滔、张颖（2007）则提出性别差异导致的教育收益率在行业分布中的差别，低收入行业中女性高于男性，高收入行业则相反;钱文荣、卢海阳（2012）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对比CHIP数据，得出只有在较高教育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才显著。这反映了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在行业、教育程度上的分布。

目前针对地区和性别差异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关注其他变量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如家庭背景、工作单位性质等，关注地区或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少，而目前经济发展放缓，趋势有所改变，此问题有必要关注。其次，关于地区的研究，更多学者集中于城乡间差异、城镇间差异，或者省份间差异，对于大区域的研究的介绍较少，且存在争议[4]。其三，关于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缺乏对大地理区域分布的研究。其四，针对性别差异，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收益率高于男性，但仍有少部分研究如侯风云（2005）、陈良等（2002）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反，对这种情况的研究较少[5]。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一是研究了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在地区上的分布;二是分析社会整体的教育收益率的地区、性别差异，有别于以往较多的关于城镇居民的研究;三是发现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收益率，与一般研究不同，并对其进行分析。

2 数据描述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CGSS2013项目调查是一项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调查项目，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抽样调查。此次调查数据共包含11 438个样本。本文在对关键变量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剔除了数据缺失的被访问者，最终收集到了3 961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其中男性样本1 906个，女性样本2 055个。这3 961个样本分布在各个省份及年龄段，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变量说明

在构建经典明瑟方程时，调查问卷中“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一题用来反映个人收入Y。“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一题反映的是受教育水平，在之后的模型构建中通过对其赋值，可以用来表示受教育年限S。“从您第一份非农工作到您目前的工作，您一共工作了多少年？”一题可以表示工作年限或工作经验EXP。接下来，为了探讨性别以及地区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在经典明瑟方程中加入了“性别”以及“地区”变量。“性别”变量按男、女进行分类;“地区”变量依据问卷中所填的居住地，将各个省份依据东中西部划分标准，划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类别。

2.3 变量的统计描述

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男性的收入均值为44 386.23元，女性的收入均值为34 259.64元，收入差异较大。据表1中的数据进行推断，首先，男性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8.1年，而女性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2.42年，这可能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18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61年，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小于女性，但收入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性别歧视造成的在工作中岗位和收入的不同。并且可以依此推测，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可能高于女性，这个问题将在第四部分的计量分析中进行探讨。

从表1还可以看出，无论是总体，还是男性、女性，东部地区的平均收入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可见，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在地区上存在较大差异和不平等。

3 基本模型及计量分析结果

3.1 模型构建

我们采用明瑟方程来对教育收益率进行估计。所用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3.1.1 经典明瑟方程

lnY=β1+β2S+β3EXP+β4EXP2+ε （1）

模型（1）为经典明瑟方程，Y代表个人收入，lnY为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S代表受教育年限，EXP代表工作年限（工作经验），EXP2为工作经验年数的平方，用以反映工作经验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ε代表随机误差项。β2为教育收益率，代表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年为受教育者所带来的收入的提高的比例。

3.1.2 加入其他变量

lnY=β1+β2S+β3EXP+β4EXP2+aD*S+bF+ε （2）

在经典明瑟方程中加入其他可能影响收入的因素。变量D为虚拟变量，用来测量性别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对“女性”赋值为1，对“男性”赋值为0。由于考虑的是性别对教育收益率产生的影响，是为了改变直线的斜率，故采用与受教育年限的交叉项形式，即将D*S加入到模型中。变量F为虚拟变量，用来测量地区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将其按照西部、中部、东部 依次赋值为0、1、2，变量值越大，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3.2 计量结果分析

3.2.1 经典明瑟方程――模型（1）

首先我们对经典明瑟方程模型（1）进行OLS估计，得到教育与工作经验对收入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表2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2 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2中，受教育年限S的系数β2，即教育收益率为11.1%，说明针对全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带来的收入的提高的比例约为11.1%，且估计结果十分显著，说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确实对收入带来不小的影响。工作经验EXP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作经验对收入同样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们对男性和女性样本分别用经典明瑟方程进行回归，表3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3 对性别分别回归的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3中反映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估计出来的男性教育收益率为11.6%，女性教育收益率为11.0%，男性教育收益率略高于女性，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工作经验上，女性的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大于男性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可能是女性工作年限对能力以及岗位的提升影响更大，女性需要通过工作时间来积累经验和能力，而男性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能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

然后我们对西部、中部、东部分别进行回归，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4 对地区分别回归的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4反映的是地区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估计出来的西部教育收益率约为11.9%，中部约为6.5%，东部约为10.4%。西部的收益率高于中部和东部，中部最低，之后我们将分析可能造成该结果的原因。

上述表5反映的是分地区、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同之前的结果一样，无论是男性女性，西部教育收益率最高，中部最低;在各地区内，西部东部均是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在中部男性略低于女性。

3.2.2 加入其他变量――模型（2）

接下来，在扩展的模型中，为了简化计算，直观起见，我们将性别作为一项交叉项，当样本为男性时，D=0，β2表示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当样本为女性时，D=1，（β2+β4）表示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β4表示着男女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我们还考虑到在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除了教育年限、工作经验作为影响居民收入和教育收益率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居民收入和教育收益率，比如东中西部的地区因素，因此加入变量F，将西、中、东部分别赋值为0、1、2，表示着一种发展水平的高低，从回归的结果便可以看出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影响。

我们对加入其他变量的模型（2）进行OLS估计，得到地区差异对收入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6 加入地区变量的模型（2）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6反映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以及地区对收入的影响。

由受教育年限S的系数β2为0.119，D*S的系数a为-0.034可知，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大约为11.9%，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约为8.5%，男性教育收益率略高于女性，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模型（1）对男性女性分别进行回归已可看出教育收益率存在差别，但通过交互项的t检验便可以判断这个差别的确是显著的。由地区变量F的系数b为0.23可知，随着地区由西部向中部、东部过渡，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的差异确实会对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加入变量前后R2都不大，拟合优度有待提高，但是加入后模型（2）的R2明显高于模型（1），拟合优度有所提高，说明性别和地区变量确实会对收入产生影响，将它们加入模型是有一定依据的。

4 结论及原因分析

针对性别与地区差异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问题，本研究通过选取样本、构建明瑟方程模型并进行OLS回归分析，发现如下结论，并对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和推断。首先，在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样本研究基础上，男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针对全国而言，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11.6%，女性的教育收益率为11%;在分地区的条件下，男性教育收益率也一般高于女性，中部地区稍有特殊，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比女性低0.4%，但差别也较小。这个结论同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有所矛盾，大多数的研究都发现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男性，但为何我们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呢？我们对产生该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推断与分析：

第一，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我们选取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样本容量大、覆盖面较广且较为权威。但我们在剔除了数据缺失访问者，对样本进行一定的筛选后，样本数量有了大幅的减少，有可能会造成样本数量较少、涉及范围有所变窄有所局限的情况。

第二，该样本收集了3 961户居民数据，其中，城镇样本2 292个，农村样本1 669个，农村样本所占比例为42.15%，比例较大。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对性别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研究很多是基于城镇居民的样本而言的（如陈良，鞠高升，2004;刘泽云，2008），较少或没有考虑加入农村样本对其的影响。而在侯风云（2004）和赵力涛（2006）对中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中，都发现农村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女性，可能正是因为农村样本比例较大，因此会出现男性教育收益率稍高于女性，差异却不是非常明显的结果。

关于农村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原因，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近年来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而农村地区教育对男性非农就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女性，对于男性，每增加一年的教育，非农就业的机会――与仍然从事农业相比――增加了29.4%，而对于女性则为8.8%;且非农就业机会在两性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尽管非农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加男女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但男性获益更多（赵力涛，2006）[6]。联系现实的情况，这其实不难理解，许多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首先使男性接受教育，并且加之劳动力的考虑，非农就业机会会更多地提供给男性而非同等受教育水平的女性。再者，农村以农户为单位的劳动分工模式仍然存在，女性通常留守家中照顾家务，或从事一些工资相对较低的工作，而男性通常外出进入薪酬较高的工作岗位以贴补家用。

从表1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该样本中的男性平均工作年限长于女性，且在计量分析中发现女性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高于男性（可能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工作时间来积累经验和能力，而男性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能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因此样本中女性的工作年限短且影响大可能造成了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得教育收益率较低。

第一，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工作性别歧视的问题。由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样本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男性，但平均收入却低于男性，工作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一定是此结果的原因之一。有研究指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职业及职位歧视”（Ehrenberg and Smith，2000），是指雇主有时会故意将与男性雇员具有相同教育水平和生产潜力的女性雇员安排在较低工资报酬的职位上，且在晋升时的机会较少[7]。这种现象将会反映在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异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上，相同的受教育水平，或受教育年限相同的提高下，造成了收入以及收益率变化的不同。

第二，在地区差异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西部、中部、东部的教育收益率为11.9%、6.5%、10.4%，呈现西部高于东部，中部最低的情况，在分性别的情况下，同样如此。这可能与我们想象的有所差别，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产生该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推断与分析：一是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所选取的样本数相对较少，各地区样本比例不一致，都可能造成结果不够准确严谨的情况。二是制度因素和生产技术条件。由于各地区的生产技术条件不同，对劳动力的主要需求也不同，这也会引起不同地区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报酬不一，导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三是教育收益率是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带来的收入的比例的增加，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有研究表明，对于教育欠发达的地区，接受的教育年限越多，他们就越有机会将学到的知识化作人力资本（洪金珠，2008）[8]。中部地区人口过多，就业机会相对变少，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无法进入较好的工作岗位。东部地区虽然同样存在着大量劳动力，但东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相同的教育水平和工作岗位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9]。

5 政策建议

5.1 结合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国家应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确保对经济相对发达的东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一方面要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提高整体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要发展西部的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高校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倾斜，设立相关的科研机构，增加西部的高教育水平劳动力[10]。

5.2 加强西部的技术更新发展和市场转型改革

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较高，但劳动力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仅仅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是不足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要求不高，优质劳动力的黏性不足，往往会使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流出。只有加快技术更新发展和市场转型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吸纳优质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下增加对经济的贡献。

5.3 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力市场分割

目前，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足，人力资本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应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减少人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如特定的制度。给劳动者提供保障，建立和完善对企业性别歧视的赔偿、惩罚措施，尽量避免性别歧视[11]。采取激励措施，尽量平衡地区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加快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

5.4 宣传男女平等，摒弃落后陈旧思想

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应该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保障女性获得的教育投资，增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增强女性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价值提升意识，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J].社会科学，2003（6）.

[2] 陈良.鞠高升.教育明瑟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

[3] 刘泽云.女性教育收益率为何高于男性――基于工资性别歧视的分析[J].经济科学，2008（2）.

[4] 高梦滔，张颖.教育收益率、行业与工资的性别差异： 基于西部三个城市的经验研究[J].南方经济，2007（9）.

[5] 侯风云.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

[6] 赵力涛.中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6（3）.

[7] 魏巍，岳昌君.性别工资差异研究[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6（3）.

[8] 洪金珠.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收入收益的分析与比较[J].现代经济，2008（8）.

[9] 王海港，李实，刘京军.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及研究[J].经济研究，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