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9:3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付能力
一、引言
养老保险作为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设计良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协调代际关系，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养老保险为劳动者提供了规避老年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老年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较快，预计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略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这势必会对养老保险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对老龄化的研究始于生育率问题，加里•贝克尔发展了关于生育率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父母的需求更多地受孩子质量的影响，因此，他从孩子的数量需求与质量需求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对孩子的需求。此外，其他人口学家还提出了“代际财富转移”理论、“性别角色”理论、“家庭合同”假说、临界值假说等学说研究生育率问题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如鲍思顿等（2005）；[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效应，如李军（2006）；[2]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如杜鹏等（2005）。[3]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养老保险制度形式的选择。系统地阐述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理论是通过生命周期理论、风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世代交叠模型展开的，例如David（2001）[4]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养老保险制度的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基金累积制及包含现收现付和基金累积的部分累积制。现收现付制是各国最初采用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出现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累积制转变，对于这种改革是否合理，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支持改革的研究包括Feldstein（1996）、[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6]等，反对改革的包括Verbon（1988）、[7]巴尔（2003）[8]等。通过文献回顾可知，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现有文献很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蔡昉等（2003）[9]直接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康传坤等（2014）[10]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最优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描述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性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构成的。其中，2015年以前，基本养老保险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部分组成；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2009年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2011年开始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而来的；2015年《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工作人员实行相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至此，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组成。在补充性养老保险方面，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正式文件中首次被提及是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而言，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对于商业养老保险认识的加深，其发展十分迅速，到2013年，我国寿险保费收入达到9425.14亿元。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参保人提供的资助，“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地方人民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及其他来源的缴费资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利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并分别纳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进行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规定在职职工的缴费率为8%，企业缴费率为20%，合计缴费率为28%。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养老金亏空问题严重，根据财政部2014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2014年养老保险费收入17554亿元，支出19117亿元，结余为负1563亿元，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亏空，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欠账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使得缴纳养老保险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其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低、管理效率差，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部分的资金应该进行有效的投资，并且其收益率要高于通货膨胀，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很难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有较为稳定的较高的收益率。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就不够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更加脆弱，那么，人口老龄化究竟会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需要支付养老金的老年人口基数增加，养老金的需求增加；其二，养老金供给相对减少，老龄化也意味着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越来越少，缴费人数也会越来越少，养老金的供给减少；其三，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养老金支付的数额，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养老金的供给，对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双重压力，使其难以为继，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养老保险体制大变革。然而，不幸的是，已有的改革实践证明，尚无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世界各国究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呢？这都是值得研究、了解的问题。
四、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分析
21世纪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保险制度作为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情况及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简要介绍。人口老龄化现象最早出现于发达国家，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50年欧洲工业革命即将结束时，法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此后，欧美各国陆续进入老龄化社会，北欧国家瑞典于1882年、挪威于189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1930年英国、德国几乎同时迈入老龄化的门槛，美国也于194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此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国家还包括瑞士、荷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等十几个国家。1960年，世界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5.6%，而发达国家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5%，人口老龄化已成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以中国为例，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3%，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6.1%，预计2050年将达到31%。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主要国家采取了相应措施，李通屏对此做出了归纳总结，主要措施如下：其一，开源节流，改革传统的养老金计划；其二，延迟退休，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工作；其三，鼓励迁移，增加移民劳动力供给；其四，鼓励生育，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其五，积极老龄化，减轻老年照顾的压力。与人口老龄化现象相同，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最早出现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立阶段（1889年德国建立《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扩张与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三是调整与改革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目前，按照国家主导的程度与方式不同，养老保险模式可以分为社会保障型（如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福利国家型（如英联邦国家和瑞典、挪威等西北欧国家）、部分储蓄型（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完全储蓄型（如智利等南美国家）。养老保险的上述四种模式各有利弊，尚无一种模式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的国家采用多支柱式的养老保险框架，以更多地发挥各种模式的优点，尽量地减少其弊端。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对各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困扰，各国都试图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以期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尚无一种模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可以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制度仍在探索当中。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影响 对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5]。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 也是我国三大人口问题(人口总量控制、人口就业与再就业、人口老龄化)之一。它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对构建和谐社会, 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达1.49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
2.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根据2004年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西欧老龄化过程中,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才刚刚达到800美元,2004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43亿,而我国的人均收入也不超过1000美元,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据统计资料显示,英国65岁以上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80年的时间,瑞典65岁以上老龄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40年时间,日本用了50年时间,而我国仅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快[2]。
3.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农村老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地区差距明显。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制约经济增长,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
(1)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减少,即劳动力短缺。(2)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即劳动力老化。
2.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高龄老人的增多,供养、医疗保障、护理、照料、精神关怀等方面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恺悌说:“我们现在是在职的人员100人养活16个老人,到2050年的时候,100个人就要承担49个老人的养老负担问题。
3.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目前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有57.1%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提供经济上的来源;有25.1%的老年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有15.6%的老年人依靠退休金; 依靠社会保险和救济等其他途径的只有2.2%[4]。即使是依靠后三种经济来源而生活的这部分老年人,由于体力下降, 物价上涨,退休金和社会保险、救济普遍较低,甚至有的调资都难以兑现,造成原本微薄的收入更加入不敷出,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困难是重重的,多数也需要子女的经济资助。
4.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资金减少。据预测,2020年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将达到25145亿元,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城市,老年人口数量较多,养老水平较高,对社保服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农村老年人口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2/3,但是却面临着养老服务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证[4]。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1.发展经济,增强实力。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不断增加积累,为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7]。
2. 从社会化居家养老入手,建立社区与家庭合作的养老机构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因此,以社区服务为载体,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切入点,把社区服务引入家庭,促进社区服务和居家养老的密切结合,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确保老年人在自己的社区和家庭安度晚年。
3.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养老保障是国家依法对老年人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
我国最新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将致力完善城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一方面在城市将加强基金的征缴,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建立可靠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能力;并且将在城市生活的贫困老年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切实保障其基本生活[1]。
四、总 结
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国情由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向社会养老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保证老年人安度晚年,不仅仅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经济水平、政治背景,还应考虑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 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研究[J],中 国人口科学.1998,(1).
[2] 岳颂东.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J],社会保障制度 2001,(5).
[3] 全国老龄办.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EB/ OL].theory.省略/.2006-02-23.专题研究121
[4] 乔晓春.《老龄化的中国》[J].北京: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2006
[5] 刘民茂,张纯元.《人口结构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8:33-36
[6] 陶立群.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J].科学决策,2006,
04:25-27
篇3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布七社会，人口老龄化发展千民决，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医药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中医药教育中应重视的一些问题。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生育率在下降，而人的寿命在延长，世界人口正在加速老化，这其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老龄化己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老年人是疾病的高发人群，现有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己证明，在相同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高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高龄人群具有“三最”特点:即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实现“老有所医，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理应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鉴于此，笔者从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谈谈中医药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老龄化社会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保障老年人健康
祖国医学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中医药在防治疾病和重大疫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日益强盛作出了卓越贡献。老龄化社会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医疗保障方面面临如下挑战:慢性病患病率高、老年人残疾率高、老年人医疗费用消耗大、病残弱老人的基本护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不成比例、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相对而言，中医药“简、便、效、廉”的特点，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卫生保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表现在:一是中医药学在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对老年人慢性病具有个体针对性极强的治疗，同时注重整体调护，有利于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二是应用中医药养生保健和中医药预防医学知识，中医“治未病”是祖国医学在为全人类保障健康方面始终重视的研究领域，从《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中医治未病的记载，加之目前我国大力鼓励开展中医治未病工程，这必将为提高老年人预防保健、自身养生水平和能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三是中医药资源较为丰富，同时药材价格和诊疗费用相对较低，可以极大地缓解老年人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起到积极的作用;四是全国各省几乎都有中医药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大批的中医药人才，这些中医药学子能够普及到医院、卫生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对于平衡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比例、合理分配资源具有积极的意义。
2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中医药教育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2.1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的养生保健教育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中医药这座宝库中，与当前老龄化社会和大众日常保健关系密切的内容，是养生方面的知识。养生是健康之本，是幸福之源，更是快乐之门，懂得养生才是懂得人生。老龄化社会对整个国家的全面及深层次影响是相当大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特别是要满足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卫生保健的需求，面对老年人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的“三最”特点，目前培养的中医药学子即是2015年以后的中医师，他们毕业后走上医疗卫生岗位，要面对更大基数和更复杂的老年人“三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九五”攻关项目的资料表明，达到同样的健康标准所需保健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用的比例为1:8.3:100，即如果在预防保健上多投入1元钱，将来就可以在治疗上少支出8.3元和可以节约开支100元钱的抢救费用[2]，故而需要重视预防工作，将预防工作做到位，即做好中医药治未病工程，将极大地减少老年人医疗费用的支出。因此，在中医药教育中要高度重视养生保健，尤其是老年人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和培训。
2.2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对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的教育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老龄人口增多带来了许多相应的社区保健需求，而健康老龄化观点的提出，使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更需加强，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探索。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做好老年医疗保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减缓老年人的痛苦、延长健康寿命、改善生命质量。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疾病谱和临床症状也在改变，要不断发现、总结和完善老年病的防治规律，研究和认识高龄老人临床中出现的特殊症状。对于中医药教育而言，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必须重视在中医药教育中的老年医疗保健的学习，如前文所述，目前老年人健康中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慢性病发病率较高的问题，故而要重视由于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引发的老年人健康问题，掌握老年人的生理、病理和心理特点，运用中医理论，熟练处理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问题。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人力资源开发 老年人力资源
1.绪论
1.1研究背景
2011年4月28日，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过后，国家统计局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据统计，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年均增长率为0.57％，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如图1，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1.91个百分点。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我国早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众多老年闲置人口，造成劳动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赡养系数上升、国家老龄类支出增多等诸多不利影响 [1]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熊必俊（1993年）阐述了老有所为理论，提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使老龄化社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并且指出我国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陶思敏、孙宏英（2000年）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认为老龄化群体规模较大，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分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特点基础上，熊斌（2004年）论述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的意义和困难，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一方面能够缓解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另一方面能够调整老年人的各种不良心态。王树新、杨彦（2005年）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提出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策略构想。认为老年人是各项建设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老年人力资源有其独特的优势，即经验优势、智能优势和文化优势。
2.人口老龄化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
2.1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在人口学界，人口老龄化所指的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过程，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是西方学术界认同的定义。20世纪中叶联合国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以65岁作为老年人口年龄起点。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又将老年人口的起始年龄定义为60岁。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接受人口老龄化概念，“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现象”，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人口老龄化尤其是指老年状态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 [2]。
联合国提出了一套对人口年龄划分的类型标准，如表1，它规定了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大于7%的国家或地区称之为老年型社会或人口老年型国家；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4%到7%的国家或地区称为成年型社会，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在4%以下的称之为年轻型社会。
2.2 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
美国学者纳德尔在1989年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企业雇主所提供的学习经验导致雇员行为绩效改善和个体成长的可能性”。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了工作中学习的显著特点是其与工作的相关性。美国培训与开发学会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定义为：“人力资源开发是综合利用培训与开发、职业生涯开发、组织开发等手段来改进个人的、群体的和组织的效率。”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认为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培训、职业生涯开发、组织开发和管理开发四个主要部分,通过对雇员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运用组织手段都方式提高个人的效率。其中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指相关组织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一系列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培训,使其潜能得以充分发掘与合理使用的所有活动。
3.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4]。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还存在许多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3.1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和偏见
思想认识是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关键。思想认识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社会，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包袱，认为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与青年人争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是来自老年人自身的问题 [5]。通过王红漫2001年对老年人再就业状况的抽样，结果显示，未再就业老年人中，37.8％的老年人因为身体状况不好而不再继续工作，21.7％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8.0％是因为子女不赞成，另有32.5％的老年人则是自己不想再工作 [6]。
3.2缺乏政府规划，各项政策不完善
相关政策相对来说还不够完善，并且在具体的工作任务中落实不到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已就业的老年人没有足够的尊重，这些老人难免会感觉受到歧视，并且随后产生离岗的想法。二是老年人再就业后的薪酬待遇相对较低，经常会出现高质低价的现象，没有实行同工同酬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影响到老年人工作的积极性。
3.3没有形成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机制相对来说不够健全，因而造成就业率普遍不高，我国现阶段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主要途径的是强关系网，也就是由家庭或家族关系构成的亲属亲戚和朋友关系结构，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再就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从表2看来也表明了城镇老年人的就业途径主要依靠委托亲友介绍，这说明国家组建的相关正式组织，组织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6] 。
篇5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发展；老龄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 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定义。人口年龄结构是指在一个固定的时期内各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它既是上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等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又决定了下一阶段人口总量、结构的演变方向。人口的分配按劳动能力可分为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三类，在一些文献中是以65岁作为分界线，65岁以上的为老龄人口。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最基本指标包括少儿人口比例——少儿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
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两种，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国家或者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另一种认为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实际增加，经济增长理论就是研究经济增长规律和制约因素的理论，其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观察经济长期增长的动态均衡条件。
2.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儿抚养率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而逐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由于少儿抚养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总抚养呈下降趋势。从长时间看，我国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老龄人口的抚养上升幅度快于少儿抚养的下降幅度，使总抚养比重增加，对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新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人口转变的过程自然而然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国目前人口年龄结构状况，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儿人口较小，但由于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均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逐步迈向老龄化阶段发展。在人口转变的不同过程中，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2.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将在近年内逐步显现，受生育率降低并可能维持低生育水平以及预期寿命增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老龄化、人口负债将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对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并且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所能提供的保障能力还十分有限，社会养老能力亦十分欠缺。多方面因素共同对养老保障体系形成综合冲击，社会对养老保障体系的潜在问题存在极大的忧虑。老龄人口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因此老龄化社会对我国的医疗卫生设施及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出现较大转变。老龄人口的增多会使更多人从劳动状态变成退休状态，使我国的劳动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造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降低等现象。在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必须转变老龄化观念，避免将老龄化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回避现实，一味寻找避免老龄化的对策，而应正视问题，在既有条件的约束下积极解决问题。
三、未来人口年龄结构隐患的治理策略及建议
1.积极老龄化策略的实施。“积极老龄化策略”强调人应在一生中始终能发挥身体、社会、精神等方面的潜能，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的保护与照料。鉴于老年人丰富的经历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方面是初入职场的年轻劳动力难以比拟的，因此我们要
树立老年资源观，公共政策应灵活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而不是把他们一律视为需要被供养、被照顾、被救助的对象。为充分发挥老年人这一资源财富，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此举还有利于避免老年人卷入同年轻劳动就业者竞争的局面。当然，老年人再次就业还可能需要进行必要的少量教育投资。
2.对人口进行优化的政策。为了解决老龄化这个问题，不少研究建议提高生育率，关键的解决措施是何时、以何种方式提升总和生育率。在时机选择上，为避免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的叠加，应尽可能避免在旺盛期育龄妇女（20至29岁）人数高峰期改变生育率政策。在提升生育的方式选择上，可先“双独生二”，然后“单独生二”，最后过渡至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左右，使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
3.实施生产效率的提高政策。全要素生产率单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因此，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挑战，采取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各种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重要政策安排之一。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我国竞争力和创新型发展道路的主要因素，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关键依赖于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两个方面。在加强和改善教育方面，要继续增加教育公共投入，并提高教育投入效率，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直接提升是促使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战略政策方面，就要采取一系列鼓励创新的财政政策、补贴政策、金融政策等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还应通过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以及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
四、总结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的情况下，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因此充分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袁志刚.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三个疑问[J].当代经济，2010（19）.
[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3]姜健飞，胡良剑，唐俭.数值分析及其MATLAB实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化地理；西方国家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参考文献：
[1] Skinner M W， Cloutier D， Andrews G J. Geographies of ageing： Progress and possibilities after two decades of chang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15，39（6）：776-799.
[2] Andrews G J， Cutchin M， Mccracken K， et al.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The constitution of a disciplin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7，65（1）：151-168.
[3] Cutchin M P. The Geography of Aging： Preparing Communities for the Surge in Seniors[J]. Gerontologist， 2009，49（3）：440-444.
[4] Rowles 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 and aged： Toward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86，10（4）：511-539.
[5] Harper S， Laws G. Rethinkin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5（19）：199-221.
[6] Hardill I. Introduction： Geographies of aging[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2009，61（1）：1-3.
[7] Schwanen T， Hardill I， Lucas S. Spatialities of age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co-evolution of old age and space[J]. Geoforum，2012，43（6）：1291-1295.
[8] Andrews G J， et al.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Mapping a 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J]. Geography
Compass，2009，3（5）：1641-1659.
[9]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5[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2015.
[10] Kinsella K， Phillips D R. Global aging： The challenge of success[J]. Population Bulletin，2005，60（1）：1-40.
[11] Mccracken K， Phillips D R. Internation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s[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36-60.
[12] United Nations E A S C， Escap T P.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5[R]. 2005.
[13] Phillips D R. Agei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M]. London： Routledge，2000.
[14] Warnes A M. UK and western European late-age mortality： Trends in cause-specific death rates， 1960
-1990[J]. Health & Place，1999（5）：111-118.
[15]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Geographical studies in ageing： Progress and connections to social gerontology[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7-12.
[16] Davies A， James A. Geographies of Ageing：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Population Ageing[M]. Aldershot： Ashgate，2011.
[17] Bailey A. Population geographies and climate chang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1（35）： 686-695.
[18] Goodman A C. Using Lorenz curves to characterize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J]. Urban Studies， 1987（24）：77-80.
[19] Bean F D， et al.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mong the elderly[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4：319-355.
[20] Rogers C C. Changes in the older popu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rural areas[R]. Washington DC，1999.
[21] Heleniak T. Geographic aspect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Russian Federation[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3，44（5）：325-347.
[22] Moore E G， Pacey M A. Geographic dimensions of aging in Canada[J].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2004：5-21.
[23] Hiltner J， Smith B W. Intraurban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the elderly[J]. Journal of Geography， 1974（73）：23-33.
[24] Flynn C B. General versus aged interstate immigration，1970-1986[J]. Research on Aging，1980（2）：141-154.
[25] Golant S M. Housing America's Elderly： Many Possibilities/Few Choices[M].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1992：368.
[26] Hugo G. South Australia's Ageing Population and its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Nature[J]. Austra-
lasian Journal on Ageing，2000，19（1）：23-32.
[27] Hanlon N. Geographies of ageing：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population ageing[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2013，19（5）：645-646.
[28] Golant S M. The residential moves， housing locations， and travel behavior of older people： inquiries by geographers[J]. Urban Geography，1989，10（1）：100-108.
[29] Scott P. Urba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J]. The Geographer，1971（18）：1-16.
[30] Frey W H. Elderly Demographic Profiles of U.S. States： Impacts of “New Elderly Births，”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J]. The Gerontologist，1995，35（6）：761-770.
[31] Mccarthy K F. The elderly populations chang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change since 1960[M].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83.
[32] Mchugh K E， Mings R C. The circle of migration： Attachment to place in aging[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6，86（3）：530-550.
[33] Lee E S. Migration of the aged[J]. Research on Aging，1980（2）：131-135.
[34] Golant S M. Post_1980 regional migration patterns of the USA elderly population[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90，45（4）：135-140.
[35] Serow W J. Return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USA：1955～ 1960 and 1965～ 1970[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78（33）：288-295.
[36] Litwark E， Logino C F.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J]. The Gerontologist，1987，25（3）：266-272.
[37] Krout J A. Seasonal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J]. The Gerontologist，1983，23（3）：295-299.
[38] Rush C H. A survey of winter Texans in the lower Rio Grande Valley， 1982～1983[R]. Edinbury： TX： Pan
American University，1983.
[39] Longino C F. Changing aged non-metropolitan migration patternes，1955～1965 and 1965～1970[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82，37（2）：228-234.
[40] Longino C F. Migration winners and losers[J]. American Demographics，1984（6）：27-29.
[41] Wiseman R F， Virden M. Spati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intra-urban elderly migr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1977（55）：324-337.
[42] Walters W H. Types and patterns of later-life migration[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2000，82（3）：129-147.
[43] Milligan C. Bearing the burden： Towards a restructured geography of caring[J]. Area，2000（32）：49-58.
[44] Glover J， Harris K， Tennant S. A social health atlas of Australia[M]. Adelaide：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Unit， University of Adelaide， 1999.
[45] Cutchin M P. Spaces for inquiry into the role of place for older people's care[J].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5，14：121-129.
[46] Wiles J. Conceptualising place in the care of older people： The contributions of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5（14）：121-129.
[47] Rowles G. Place in occupational science：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context in the quest for meaning[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2008（15）：127-135.
[48] Brickell K. ‘Mapping’ and ‘doing’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36：225-244.
[49] Andrews G， Phillips D. Changing local geographies of private residential care for older people 1983-1999： Lessons for social policy in England and Wal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2，55：63-78.
[50] Mazzei F， Gillan R， Cloutier D.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on the spatial behavior of older adults in a purpose-built acute care dementia unit[J]. American Journal of Alzheimer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2014，29：311-319.
[51] Joseph A， Cloutier-Fisher D. Age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Vulnerable people in vulnerable places[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133-146.
[52] Rowles G D. Prisoners of Space？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78.
[53] Golant S.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Are We Expecting Too Much？[M]. Montre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2014.
[54] Holdsworth D， Laws G. Landscapes of old age in coastal British Columbia[J]. Canadian Geographer， 1994（38）：162-169.
[55] Robison J T， Moen P.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housing expectations and shifts in late midlife[J]. Research on Ageing，2000，22（5）：499-539.
[56] Phillips D R， et al. The impacts of dwelling conditions on older pers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Hong Ko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60（12）：2785-2797.
[57] Michael Y L， Green M K， Farquhar S A. Neighborhood design and active aging[J]. Health & Place，2006，12（4）：734-740.
[58] Jackson P， Penrose J. Construction of race， place， and na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
nesota Press，1993.
[59] Laws G. Understanding Ageism： Lessons From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J]. The Gerontologist，1995，
35（1）：112-118.
[60] Laws G. “The Land of Old Age”： Society'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urban built environments for elderly peopl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3，83（4）：672-693.
[61] Rogerson P A. The geography of elderl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1998，12（7）：687-698.
[62] Cartier C. From home to hospital and back agai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end of life， and the gendered problems of place-switching health servic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3，56：2289-
2301.
[63] Wiles J， Rosenberg M W. Paradox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anada’s home care provision： Informal privatisation and private informalis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Special Issue，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Canada，2003，28：63-89.
[64] Cloutier-Fisher D， Joseph A. Long-term care restructuring in rural Ontario： Retrieving community service user and provider narrativ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0，50：1037-1045.
[65] Joseph A E， Chalmers L. Restructuring long-term care and the geography of aging： A view from rural New Zealand[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1996，42：887-896.
[66] Fortney J， Chumbler N， Cody M， et al. Geographic access and service use in a community-based sample of cognitively impaired elders[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2003，21：352-367.
[67] Peace S， Holland C K L. Environment and Identity in Later Life[M]. New York：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2005.
[68] Rowles G. What’s rural about rural aging？ An appalachia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88，4：115-124.
[69] Rollinson P. The story of Edward： the everyday geography of elderly single room occupancy （SRO） hotel tenant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1990，19：188-206.
[70] Harper S. The kinship network of the rural aged： A comparison of the indigenous elderly and the retired immigrant[J]. Ageing and Society，1987，7：303-328.
[71] Elder G.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94，57：4-15.
[72] Milligan C.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People， Place and Care in an Ageing Society[M]. Aldershot： Ashgate，2009.
[73] Meijering L， Lager D. Home-making of older Antillean 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J]. Ageing and Society，2014，34：859-875.
[74] Cameron L， Forrester J. A nice type of the English scientist： Tansley and Freud[J].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1999，48：64-100.
[75] Watkins C， Cowell B. ‘Mr. Price the picturesque’：Critic， connoisseur and landscape enthusiast[J]. Walpole Society，2006，68：1-77.
[76] Said E.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Digital，2006.
[77] 高月罚吴丹贤，许泽宁，等. 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综述和研究框架构建[J]. 地理科学进展，2015，34（12）：1480-1494.
[78] 李日邦，王五一，谭见安，等.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阶段、趋势和区域差异[J]. 地理研究，1999，18（2）：113-121.
[79] 袁俊，吴殿廷，吴铮争.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7（3）：41-47.
[80] 陈明华，郝国彩. 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136-141.
[81] 柴彦威，等. 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82] 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 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J]. 人口研究，2004（6）：53-59.
[83] 高晓路. 城市居民对养老机构的偏好特征及社区差异[J]. 中国软科学，2013（1）：103-114.
[84] 于涛方，王瑾. 面向人口老龄化的城市规划应对[J]. 规划师， 2012（09）：75-79.
[85] 杨林生，王五一，谭见安，等.环境地理与人类健康研究成果与展望[J]. 地理研究，2010，29（9）：1571-1583.
[86] 戴俊骋，周尚意，赵宝华，等.中国老年人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20）：4008-4013.
[87] 杨建军，汤婧婕，汤燕. 基于“持续照顾”理念的养老模式和养老设施规划[J]. 城市规划，2012，36（5）：20-26.
[88] 詹运洲，吴芳芳.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2014（6）：38-45.
[89] 陶卓霖，程杨，戴特奇. 北京市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J]. 地理科学进展，2014（05）：616-624.
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篇7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
胡逢云.1994.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上海市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经济日报,(8.2)
胡伟略.1990.关于中国老年人口经济收入问题的城乡比较分析.中国老年人口文选.经济管理出版社
胡伟略.1993.中国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口控制.家庭经济与生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胡伟略.1994.论家庭保障的社会化.人民日报,(10.5)
黄勇.1992.中国人口老化的若干思考.益阳师专学报,(2)
李荣时.1993.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大思路－90年代中国人口形势与对策.科学普及出版社
李澍卿.1987.中国社会养老的现状与趋势.人口与经济，(3)
刘铮.1984.人口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吕荣侃.1991.中国老龄人口再就业问题.人口研究，(2)杜鹏.1994.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赢通.1987.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
穆光宗.1994.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咨询报告第四号胡立群.1994.大力改革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老龄论坛,(1)日本社会发展研究所.1991.日本社会保障成本1990(英文版)曲海波.1988.论老年人口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1)
乔晓春.1988.对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文的几点看法.中国人口科学,(2)
乔晓春.1994.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认识.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曲海波.1990.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田雪原,胡伟略.1991.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等.1992.独生子女与父母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树新.1991.论开发利用轻龄老年人口资源.中国人口科学,(4)
王文英.1987.关于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人口与经济，(2)
王芸.1993.退休制度与退化年龄.老龄问题研究,(7)
邬沧萍.1987.调整人口年龄结构是计划生育的社会职能.中国人口科学，(2)
邬沧萍.1986.以战略眼光对待老龄问题.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邬沧萍,徐勤.1990.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
香玲.1993.西方部分国家社会养老保障措施考察.中国国情研究，($$$$
肖振禹，郭平.1994.人口流动与老龄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熊必俊.1986.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与对策初探.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熊必俊.1987.国外的老年社会保障与退休制度.老龄问题研究资料，(78)
熊必俊.1987.老年经济学初探..老龄问题研究资料，(83)
徐勤.1994.中青年在家照料老人的调查与研究.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于学军.1994.老龄化·祖父子·四二一.中国青年报，(9.3)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口研究，(4)。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人口学刊，(6)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需求的宏观影响.人口学刊，(5)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与储蓄.人口与经济，(3)
于学军.1999.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4)
袁方.1987.中国老年人与家庭赡养.家庭结构与人口老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袁方.1988.论人口老化对策.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曾毅.1994.从海南的实践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曾毅.1994.关于中、长期人口预测的课题研究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长期人口预测课题组内部报告
张纯元.1987.中国农村的养老事业.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纯元，1990年，“论人口消费结构”，载于《人口情报与研究》，1990年第1－2期，天津。
张纯元.1991.中国老年人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毅.1993.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险势在必行.人口与计划生育,(6)
张翠珍.199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与人口学术研讨会论文
张东辉.1987.西方国家的人口老化与退休金危机.山东人口，(2)
张宜霖.1992.试析推迟退休年龄.人口，(2)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1983.老龄问题研究－－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资料辑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周弘.1989.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
朱传一.1990.从国外趋势看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口科学，(2)
ArnoldS.Brown.1990.TheSocialProcessesofAging&OldAge.Prentice-Hall.Inc.
DavidA.Wise.1989.TheEconomicsofAging.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Modigliani.1975.TheLifeCycleHypothesisofSavingTwentyYearsLater.inM.Parkined.ContemporaryIssuesinEconomics.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PRB,.1994.WorldPopulationDataSheet
篇8
关键词：运营模式；养老养生地产；人口老龄化；地产转型
一、发展养老地产的意义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注重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我国老龄化社会，城市老龄化已很严峻，现有养老机构远远低于市场需求，且缺乏中高端配套。急需民间资本进入养生养老产业发展。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均出台若干政策法规，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养生养老市场。
养老养生地产是养生地产与养老地产的复合体。对于客户来说，养老养生地产是为有养生需求人群及老年人提供适合养老养生的住宅、设施及服务，满足相关需求人群和老年人特殊需要，融合复合地产和现代服务业的一种新兴地产业态。对于运作主体如房产公司来说，养老养生地产是一种立体的开发经营方式。它复合了房地产开发、养老养生服务、商业地产运营和金融创新等属性。对于社会来说，养老养生地产是中国实现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等社会化养老的有效载体和实现形式，是提升生活水准、生命质量和公民尊严的现代服务业的消费载体，正在引领和推动着养老产业的发展以及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
二、成都市老龄市场现状分析
成都市2009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止期为2009年12月31日
三、现阶段养生养老基本模式
对比表明，养生房产相对于普通房产，养生房产通过转让10-15年的物业使用权、入住权收回全部或部分物业投资成本。其剩余年限的物业产权价值（含增值）为最终实际收益。按普通地产30%赢利能力计算，养生房产的赢利能力（即使不含养生主题本身赢利）达到普通房产的3倍以上。
五、运营模式
1、模式核心是打造具有养生养老功能的物业、设施；针对养生养老核心功能，建立高标准养生养老服务体系、服务标准；辅以生态养生景观的规划设计，共同营造出一个具有高品质养生养老、医疗健康、娱乐休闲、生活购物的高服务标准的国际型高端生态养老文化社区；
2、 构筑养生养老核心理念
以环境养生、营养养生、运动养生、科学知识养生、文化艺术养生、医疗保健养生五大养生主题为养生核心理念；
3、 以养生核心理念为基础打造养生服务体系，规划具体服务项目，拟定详尽的服务标准；
4、 将物业功能与养生具体项目高度匹配融合，使得物业富含养生文化内涵进行全方位的功能打造；
5、 通过销售养生养老项目服务销售物业的产权、使用权、入住权。主要以会员制方式销售养生会籍，销售养生养老项目服务。通过销售养生别墅、养生公寓产权发展会员获取会籍。通过销售养生别墅、养生公寓、养生酒店入住权、使用权发展会员获取会籍。
六、养老地产项目社会价值
1、能极大缓解当地老年养老床位紧张的状况，替当地政府分忧、为老龄人人谋福；
2、促进生态养生养老市场繁荣，提升企业品牌价值，为老龄人者提供一个创新性、全方位的养老、疗养、休闲场所；
3、改善人居环境，带动服务业和周边产业的共同发展，为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补充；
4、安置当地失业、无业人员劳动就业的机会，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排忧解难；
5、可以有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承担起中国元素在国际、国内的传承和传播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肖元真，徐闯，李茂荣.世界各国房地产发展现状和政策调控[J].金融与经济，2006，（8）.
[2]杨燕绥，张芳芳.不同的老龄化，不同的发展模式[J].国际经济评论，2012，（1）：123-130.
篇9
关键词：京津冀；文化养老；老年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年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直接影响到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搞好老年人的文化建设，为其提供全方位的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为支撑的文化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是整体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文化服务所涵盖的重大社会现实与问题。本研究从文化养老视角出发，探讨构建京津冀区域老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及相关策略，对京津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发展文化养老事业，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保障老年人的文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1国内外研究现况
西方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涉及政策法规、主要模式、治理机制及绩效评估方法等多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国民素质及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普遍较高。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研究始于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战略目标。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诸多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探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文化服务及体系的内涵界定、供给主体定位、经验模式、绩效评估以及省市、农村、民族地区等公共文化建设方面，但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上仍显不足，且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尚罕见报道。特别是从文化养老视角探讨京津冀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同构建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有文献报道。
2京津冀老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当今，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一。京津冀区域人口老龄化压力和养老问题的日益凸显对三地的协同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的报告多次指出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打造面向未来的首都经济圈、需要推动区域发展的创新，需要探索城市布局、发展开发区，寻找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需要协调人口经济环境，保障京津冀地区优势互补［1］。在此大背景下，构建老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在社会养老服务中的作用，对京津冀区域协同构建与发展和谐的文化养老环境，积极应对京津冀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三地养老供需矛盾，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老有颐养，进而推动京津冀区域养老及文化服务事业的健康协同发展，完善文化体制和文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完善京津冀老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构建中对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关注普遍较少。京津冀三地养老相关扶持政策尚未实现统一，三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等，现有文化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较低都是阻碍京津冀区域文化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完善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保障三地老年人的精神文化满意度和幸福感，需要考虑到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和老年人自身的共同努力。
3．1增强对老年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近年来，文化部已将老年群体作为公共文化的重点服务对象，将老年文化建设作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针对老年人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2］。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的京津冀区域，要实现环首都经济的协同快速发展，更应注重搞好老年人的文化建设，提高老年人精神心理健康。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特色与优势，寻找关联性与互补性，加强地域间、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完善老年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3．2制定必要的文化发展规划和监督机制
制定京津冀区域老年文化发展规划和监督机制，完善老年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是推进三地老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要把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共同缔造文化养老环境列入政府的发展规划［3］。同时，要切实保障老年人的文化权益，使文化养老工作能够顺利开展，还迫切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效保证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养老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3．3加强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
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顺利持续开展，需要政府各部门和社会组织提供相关的支持和资金投入。政府应加大对老年公共文化服务及相关文化建设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力度，设立老年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项资金，同时，广泛征集社会力量参与到老年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当中，鼓励社会公益投资和募捐活动，以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
3．4加强对专业服务人员的培养，提升整体服务水平
目前，我国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人员存在一定的缺口，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相关健康咨询、技术指导、文化教育和服务的专业人才更是捉襟见肘。加强对专业服务人员的培养，对公共文化从业人员进行资格认证和规范化管理，提高现有文化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更好的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专业、均等的服务。
3．5完善老年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创设文化养老环境和氛围
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完善老年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站、健身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并完善相应设施配置。同时，努力建设覆盖范围广、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区域公共文化网络平台，实现京津冀区域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为三地老年人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创设和谐的文化养老环境。
3．6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文体活动，支持和鼓励老年人
“老有所为”以基层社区为单位，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文体活动，发展适合老年人的健身项目和娱乐活动。如，健身队、台球队、门球队、柔力球队、京剧票友团等老年人娱乐活动。还可开展诗文创作、琴棋书画、文艺演出比赛、体育竞赛、文体旅游等文体活动。使老年人不仅在比赛和活动中取长补短，切磋技艺，而且在其中找回快乐，找到自信，收获友谊。
4结束语
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大力推进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以京津冀老年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统一规划管理为导向，在老年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三地应不断探索、大胆尝试，提高老年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推进京津冀区域老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体化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培培．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5．
［2］文轩．文化部：大力提升老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N］．中国老年报，2014－08－27（001）．
篇10
【关键词】保险资金；养老产业；人口老龄化
在世界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如何能在挑战中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并赢得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这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解决，就势必需要保险这个强有力的后备军。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状况的好坏关联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保险公司根据自身优势，参与其中，加大实物投资力度，为养老产业注射入了新的活力。
一、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的背景及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近况
截至2016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经突破1.5亿大关，并且已经占据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老年抚养比也随即超越了上一年年末的14.3％继续向前挺进，我国不仅拥有最多数目的老年人口，还进一步演变为老龄化进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统计，1987年至2000年期间，老年抚养比由8.3％上升至9.9％，2000年至2013年期间，老年抚养比由9.9％上升至13.1％，比起前十三年上升的1.7％，后十三年上升的3.2％呈翻倍趋势，伴随老龄化与老年人口抚养比正相关的程度越来越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各界的养老压力也在逐年递增，保险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及时有效的解决老龄化问题刻不容缓。
（二）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状况
长期以来，“未富先老”的现实所导致的老年人购买能力不足这一问题是制约着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而受中国早年特殊国情的影响，未能及时控制生育规模以及早期各部门对养老产业的不加以重视，我国的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发展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还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发展前景较广阔。
（三）投资意义
受传统“养老防老”和“儒家孝道”观念的束缚，我国对养老产业重视较晚，保险资金与养老产业的契合性很强，“富人变老”将会成为我国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的最大红利，保险资金的注入不但可以助力养老产业的社会化大发展大变革，还能够为保险公司自身谋福利，响应政府政策为国民谋福祉，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时代进发。
二、关于我国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的SWOT分析
（一）自身的优势
与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涉足养老产业的世界主流国家相比，我国的养老产业目前刚刚进入状态，开发实力甚弱，规模经验尚浅，后备资金不足，需要倚靠一些雄厚的资金投入来带动它的发展，因此养老产业的准入门槛较低于其他行业，有利于保险资金对其进行投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国民不再满足于纯粹的物质需求，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消费习惯朝着更理性的方向迈入，消费结构更加合理不再盲目过度，这些都为我国目前保险市场的中期发展助力加速，由于它本身的市场份额不胜枚举，再加上近些年经历了股市、海外和基础设施等大型投融资项目回笼了大量资金，已经具备足额的用来投资养老产业的资本。
保险资金注入养老产业与保险公司推广的长期护理保险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保险公司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养老产业完善和推广自家的险种，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对险种的创新和改进来支持自身投资，做到利益双收。
（二）存在的劣势
目前从事保险投资的工作人员数量少且很难适应保险投资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虽然规模大、数量多，但他们的职业素养普遍较低，难以在投资型大环境下提出什么建设性的建议，种种限制性因素都制约着保险公司投资视野的开阔。
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的保险公司开始向各个领域进行大规模撒网式的保险投资，但是其投资没有明确的主体和方向，还存在有一定的跟风性，对养老产业的投资经验尚浅也致使保险公司无法开展大规模养老产业投资局面。因此，造成“鱼不上钩”的困局也是在所难免。
在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深入人心，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国内目前的养老基础实施落后，养老产业自身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还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摸索才能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新思路。
（三）面临的机遇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的逐年急剧上升，“十三五”期间，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导致家庭结构开始改变，民众的保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政府针对此现状出台了一系列的意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保险需求日益多元，这些都为保险资金注入养老产业赢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期。
开明的国家政策支持是我国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的一大重要机遇，“富人变老”也将会成为我国保险资金注入养老产业的最大红利机遇，正是由于这些人对自己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高于普通民众，他们将成为带动养老医疗需求水平提升的主力。
同时，我国保险企业可以通过借鉴国外优秀的发展经验，快速投入资本，多种模式配合下发展养老产业，多吸取教训，少走弯路，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形成保险投资资本的高效利用。
（四）面对的挑战
受固有“养儿防老”和“儒家孝道”思想观念的羁绊，我国的大多数居民都不太能接受收容所、老年公寓、养老院等这些类型的养老安排，大多数老人还是更愿意自己的老年时光能够在含饴弄孙的快乐中度过，而大多数的中年人也希望让自己的父母长辈在老年时光有子孙陪伴，尽享天伦之乐，从而造成养老机构无从发挥自身价值的困境。
我国大部分的居民缺乏对老年大学、老年文体中心等老年服务机构的认识，且接受机构宣传的途径较窄，尤其是偏远的农村老龄人口，子女在外务工无暇顾及，造成他们的视野较为局限，思想得不到深层次的开化，使得这部分老龄群体对一些新事物抵触，甚至是排斥。
我国缺乏大量的针对老年群体的专业护理人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失能化比率的逐年加重，尤其对于患有老年痴呆或存在其他认知能力障碍的老年人来说，能够得到专业的护理人员看护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由于我国从事保险投资的专业人才凤毛麟角，才致使保险公司对养老产业这一块资本投入的长久疏忽。
受到我国早年部分较低素质保险营销人员的影响，保险在我国依旧还是一个不太好的代名词，投保人对保险人缺乏一定的理解与信任，为保险公司资金投资带来了困难。
三、发展策略和建议
为了实现保险投资资金的合理有效分配，同时为社会养老现状献出一份绵薄之力，应该做到以下几方面工作。
保险公司应当制定企业专业部门严格的准入机制，提高就业准入门槛，加强公司内部职业技能素养培训，努力做到岗前岗后教育紧跟时代步伐，培养出能充分适应保险时代变革的优秀保险专业人才。
保险公司急需强化对老年大学、老年医护中心、老年文体中心等老年服务设施的宣传力度，上山下乡进社区走街道，竭力开设相关宣传讲座，充分发挥互联网及多媒体的有效力量，让更多国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老有所养的必要性，努力引导“科学养老”、“健康养老”、“快乐养老”的观念深入人心。
保险公司应当积极开发一些类似于长期护理保险的险种，充分运用新理念、新渠道、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保险企业发展新动力、新思路，实现保险投资资产与保险自营资产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实现二者的赢利双收。
保险公司理所应当及时、认真、公正的总结历往投资的成败，分析成功经验，总结投资失败的教训，完善相关的公司管理制度，规范公司运作，改善保险公司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努力提升国民的好感度，做成一个让国民足够信赖的好企业。
四、结束语
将保险资金注进养老产业，势必为我国保险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增添活力，为养老服务建设添砖加瓦，为人民福祉谋划一条新出路。我国保险公司应当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明确发展方向，认清发展的优势所在，同时规避和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抓住机遇，勇敢地迎接挑战，在逆境中谋发展，在困难中找出路。只有顺应时代的大潮流，借助政策的新形势，加大人才的培养和观念的引导，才能迎来保险发展的美好明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养老产业定能成为保险发展史上的新辉煌，公平、有效、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终将覆盖全社会，中华儿女的“中国梦”终将会实现！
参考文献：
［1］李昕D.我国商业保险在老年产业中的商业机会探究［J］.保险研究，2011，（5）
［2］祝向，董琳.论保险公司和养老服务业的合作与发展［J］.深圳大学学报，2011.2
［3］王俊芳.试析我国老龄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0.11
［4］生力.保险资金投资养老地产的路径研究［D］.重庆大学，2014.4.1
［5］郭旭.保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策略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