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双减政策”的利弊1：

对于此次政策实施也关注许久。虽然仅仅是《意见》，没有上升到法律高度，但市场已然风声鹤唳，外资对于中概股产生恐惧，教育系统，家长学生，对于该意见亦有诸多不解。

这里，我们必须肯定国家对于人口问题，教育减负问题的改革决心和魄力，认识到此次意见的出台十分不易，对于广大家长减负作用，也是非常正面的。

然而从我们家长及孩子的角度上讲，依然觉得是弊大于利的，为什么这么说。那就要从校外教培行业兴起的根源说起。

我们能理解，此次《意见》出台的背景，是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国本问题，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之前央视调研，影响我国生育率的原因有：房价、教育成本、医疗、养老等。在这几座大山里，谁是主山，人心皆知。

家长们为什么要补课?是希望孩子成绩好。为什么希望成绩好?因为考高中，考大学的淘汰率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广大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取得分数上的优势。如果所有学校可以给予同等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为什么家长还要去教培?

但是学校并不能给与同样优质的教学，或者只能给与部分学生优质的教学，个中原因，我想各位看官比我理解的要深刻。

那么我们不看以前，只看现在。在初中升高中必须腰斩的情况下，我们剩余50%的孩子，十四五岁的孩子!必须去职业学校另谋出路!试问有多少家长愿意就此放弃继续投入资源培养。

教育的公平性和高效性是永远存在矛盾的，我的孩子在那50%升高中以外的成绩中徘徊，但是我有资源，我有力气赚钱，我有好的私教渠道，为了孩子家长们连命的可以不要，花些资源让自己的孩子顺利升学又有何不可?

有些读者大概会想：既然公家出台这样的政策，势必也会为不能升高中的孩子想好出路，这里我不多评价，各位看官可以去各大知名招聘网站看看，看看他们的任职要求，看看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要求是什么!大专要求的都凤毛麟角了!!!各位大大!!考公，考研，考编制????会有他们的份吗!

在这种中考、高考分流的指挥棒下，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不得不去竞争优质教育资源。

仅仅打击教培机构能解决这种竞争吗，我认为不能，家长们也如此，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调研结果：

是的!只要有升学录取率的存在，学生就一定存在竞争，对于补课的需求就不会改变。这时候如果单方面禁止供给，必然会导致行情涨价——一对一的价格越来越高，学区房越来越贵。此外，地下黑补也会泛滥，徒增家长的经济压力。很多学生家长为什么花大价钱去上民办私立学校?因为学区房越来越昂贵，只能退而求其次，上上辅导班来缓解自己的焦虑。

其实政策里有一条特别好，“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推行下去势必会平衡教育资源，让学期房概念慢慢淡化。我所在的内蒙古包头就已经推行很久了，实践起来或许有诸多因素不便吧，效果甚微。

最后：最开始底层民众欢呼雀跃，但缓过神来就会发现，这样只会让自己的孩子没有“出头之日“。

总之，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国家，希望家长和学生，能够真正的得到减负!更希望教育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双减政策”的利弊2：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增加了学生课外负担，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甚至扰乱了学校正常教育秩序，良心的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

市面上是不是所有培训机构都违背教育的初心，我觉得肯定不是的;是不是所有的培训机构都在做制造家长焦虑的事情，我觉得肯定也不是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飞速发展的时候，俞敏洪老师带着新东方第一批创业的老师给这个社会打了一剂强心剂，告诉年轻人你们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奖学金拿到签证走出国门，新东方精神照亮了当年一群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人。

当下很多培训机构里的年轻老师，在家长和学生的心目中是非常认真且尽责的，因为他们勤勤恳恳做着帮助学生的工作，扮演好公办教育的补充，通过阶段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多多少少改变一个孩子，多多少少改变一个家庭。

疫情前后，大量资本进入培训行业，多家机构入驻学习强国平台可以看出，国家也在观望资本进入之后是否会推动培训行业健康发展，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在线机构把钱都花在了商业广告和获客补贴上，这显然扭曲了教育的本真。

《双减意见》颁布后重创资本信心，股价大幅跳水，大批机构顶着倒闭的压力，千万从业人员面临降薪甚至失业的风险。从某种角度讲，这次调整是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的较量。《双减意见》的颁布说明政府在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事情上的决心是无比强大的，远远高于维护教培行业经济稳定的需求。

篇2

从目前的多空形势来看，空头主导大市的局面还没有改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虽然市场已经处在严重超跌的状态，但市场仍然受制于空头趋势。趋势的力量是可怕的，趋势的改变是需要更大的力量，但靠市场本身很显然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目前市场基本上是存量资金在运作，随着市场的不断下跌，基金的赎回和大量中小投资人销户的出现，整体市场保证金状况是不增反减，同时新股发行有增无减，因此，靠市场存量资金扭转市场趋势，显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连续下调存准到连续降息，流动性环境不断改善，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在6月新增信贷数据方面也得到了佐证。所以，其实并不缺钱，缺的是信心。我们说过市场处在信心危机的阶段，这是市场进入到调整后期的重要特征。沪深300的市盈率已经跌到10倍，但仍然没有对场外资金产生吸引力，这说明市场本身肯定在哪方面出了问题，这需要股市管理层认真反思。

不仅A股，海外中国概念股也被大肆做空，纳斯达克指数和纳斯达克中国指数形成明显背离走势。这说明信心危机的扩散不仅仅危害到A股市场，而且涉及到整个中国概念股。信心危机产生的核心因素并非是经济，而是中国股市“重融资、轻回报”的历史痼疾，加上并不合理的大小非制度和畸形的投资者结构，进而导致了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均处于异常脆弱的状态，典型的表现就是牛短熊长、大幅动荡。反观仍处在危机中的欧美股市，市场表现则显得正常的多，希腊、西班牙问题初步缓解后，近期欧美股市的反弹势头相当迅猛，表现突出的德国股市连创年内新高。

化解信心危机的核心办法是让市场有赚钱效应，涨才是硬道理，说教是没用的，上涨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资本是逐利的，也是买涨不买跌的。我们注意到，6月房市出现价量齐增的局面，说明没有去处的民间资金，在股市找不到获利机会，从而再度转向被誉为“泡沫马上破裂的楼市”。现在民间资金的两个主要流向是银行理财产品和楼市，这两块的资金量均是数万亿的级别，只要有少部分资金转向股市，均有可能在股市当中掀起波澜，但问题是股市如何才能吸引资金进场，答案绝不是下跌，恰恰相反，是上涨！

巴菲特只有一个，中国投资者中左侧交易的长线投资者寥寥无几，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投资者素质问题，这是中国股市“牛短熊长、大幅动荡”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号召投资人做巴菲特，理念上一定没错，但实际上确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所以，政策必须冲在最前面，先用强力政策使股市扭转颓势，才能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加盟市场。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一定是先有政策，后有上涨，再有增量资金。就拿市盈率最低的银行股为例，说低估没有用，只有汇金大幅增持才有说服力，才能扭转局面，否则，面对疲弱的银行股，分析师的解读恐怕是“戴维斯双杀”。我们必须相信，只有上涨才是解决信心危机的良药。

面对这样的市场局面，政策面一定要有所作为，对此，我们有一定的预期，这是延续反弹甚至扭转趋势的主要动力。目前可预期的积极政策不少，除了我们说的本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之外，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政策以及积极的股市扶持政策等，因此，近期政策面值得重点关注，不仅是货币政策，其他政策也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而这些对宏观经济和股市，均存在产生的必要性。近期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连续对股市和经济发表看法，虽然只停留在说教层面，但不难体会出政策导向的预期。

本周上证指数再度考验2132点，最低只有六个点，应该说现在看2132必破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我们在上期报告重点指出，2132点不容易跌破，但考虑到目前多空双方的不可调和之矛盾，从博弈角度考虑，我们甚至认为跌破比不跌破要好。原因在于，2132点只是个年度低点的符号，并是什么密集成交区之类的技术支撑位，一个没有技术支撑意义的“人气点位”，导致市场多空严重的多空分歧，对于整个行情是不利的，既然看2132点必破的是多数派，2132破了又怎样？破了反而有助于化解多空分歧，对未来行情是有利的。如果没有政策的扶持或者说政策力度不够大的情况出现，也许先破后立反而是理想的结果。

指数不可能永远上涨，也不可能永远下跌，股市没有永远的多方，也没有永远的空方。虽然现在做空也能赚钱，但股市出现危局，对空方也是一种伤害，信心危机的后果是系统性的，它将危及所有市场参与者。因此，股市中的多空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统称为二级市场投资者，虽然立场不同，但应该互相尊重，成熟市场比我们要强，所以人家的市场比我们稳定。

最后说一下业绩面，近期中报预警的公司确实对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周一的“跌停潮”中，预减股票首当其冲。目前，共有1415家公司公布了中期业绩预告，其中有177家为"预增"，占比仅有12.5%，创历史新低。已经有中小板、创业板1002 家公司按照深交所的要求披露了2012 年中期业绩预告，占全部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总数的98%。按中值增速测算，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半年盈利同比下降7%和2%，中小板盈利增速较一季度有所回升，创业板则继续下滑。

我们注意到本周上证指数的表现明显强于深成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与前几周存在较大反差。除地产股板块的动荡因素之外，中报业绩因素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中小板、创业板中报预告已经告一段落，由于低于市场预期，本周一出现风险的集中释放。而主板的业绩业绩预告尚未结束，加上在业绩稳定上，主板要好于创业板和中小板。深成指因为权重地产股的影响，走势落后于上证指数，综合来看，本栏继续提醒各位要当心突发业绩预减所形成的短期风险，已业绩预告的股票，风险要小得多。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市场处在严重超跌的状态，目前超跌反弹的动力仍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如果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结果只能是超跌反弹后等待先破后立，而先破后立可能是最理想的结果，这种结果并不能脱离反弹的性质，只可能是较高级别的反弹而已。扭转市场下跌趋势的力量将来自于政策，目前多方在2132点上方的抵抗，就是政策预期在起作用。本栏对于未来政策超预期持肯定态度，而且不排除大幅超预期的可能，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值得重点体会，消息面也需要重点留意。

篇3

一、统一思想。明确污染减排目标任务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一充分肯定全市污染减排工作取得的成绩。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采取过硬措施，着力推进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监管减排。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减排，通过加强监管、强化执法在过程中减排，通过加大污染治理工程建设力度在治理中减排，全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减排工作成效显著，扭转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上升态势。2006年全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上年增长5.50%二氧化硫排放量比上年减少2.26%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首次实现“双下降”其中二氧化硫排放比上年下降1.37%化学需氧量排放比上年下降1%今年上半年，全市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削减1598吨，完成年度任务的28.3%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削减8589吨，完成全年减排目标任务的111.55%全市水环境质量优良，主要河流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达100%全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也为100%全市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或优于二级；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一级优的天数为74天，二级良的天数为108天；酸雨频率较上年同期下降8.3个百分点，酸性强度略有减弱。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市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全市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尤其是2010年，全市污染减排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明显成效，也为今后的减排工作打下了基础，但全市污染减排形势仍然非常严峻，许多工作与国家、省里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地方和单位对减排工作认识不够到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对污染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甚至对“十一五”污染减排的具体要求都未真正领会，仍然把污染减排停留在一个部门、甚至是一个科室的工作，只在指标上讲条件，数字上做文章，没有在具体措施上动脑筋、下功夫，没有在减排台账制作上细琢磨、深推敲；少数地方甚至片面地认为污染减排阻碍地方经济发展，只要上新建项目就要求上面多分配些排放指标，而对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完成减排任务、腾出发展空间考虑不多。还有一些地方对污染减排存在等待观望思想，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强。二是减排具体措施不过硬。减排工作思路不清,二深刻认识当前污染减排面临的严峻形势。十一五”以来。没有切实制定减排实施计划，减排工作缺乏具体项目支撑，一些地方减排任务没有具体落实到重点工程和重点排污企业，没有将新建项目与污染减排指标挂钩；地方政策不配套、治污投入难以落实，造成治污工程进展缓慢；环境监管不到位，治污工程运行不稳定，减排效果不明显，减排台账经不起上级检查。一些地方对重点污染源的日常监管不到位，污染治理设施常年闲置或处于不正常运行状态，该关停或整治的企业未按期关停，已取缔关闭的企业有些死灰复燃。三是化学需氧量减排任务艰巨。2010年全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但与2005年相比还增长了4.41%据此测算，今年化学需氧量需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8%远远超过国家下达的十一五”期间年均下降2%任务。最近，国家审核认定我市2011年上半年的化学需氧量减排量结果已经出来，全市上半年上报减排量国家只认定了49.8%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我市只完成今年减排任务的28.30%下半年还需完成71.70%减排任务，减排压力异常艰巨。四是二氧化硫减排不能盲目乐观。虽然，2010年全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2005年相比减少了3.60%今年我上半年又已完成静态减排量为25588.5吨(动态削减量为8589吨)从静态“十一五”期间，全市二氧化硫减排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但我还一定要确保污染设施的正常稳定运转，国家环境保护部经常派人来对重点减排项目进行明察暗访，如果发现一次不正常运行，其减排量就扣减20%发现两次就扣减50%发现3次就扣减全部减排量。丰城电厂为全市的二氧化硫减排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后一定要确保脱硫的装置要正常运转。同时，还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尤其是高安建陶产业基地、丰城电厂三期工程等大项目建设，如果新上大项目未使用清洁能源或配套建设脱硫设施，届时，全市二氧化硫排放量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出现增加。上看，

2010年我市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分别控制在42700吨和85690吨以内，2005年的基础上分别削减9.8%和10%2011年全市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控制在4.54万吨和9.10万吨以内,三进一步明确主要目标任务。根据市与省政府签订的污染减排责任书。要比上年分别下降8%和2.9%以上。这是省政府下达给我市的硬任务，对我市督查、考核的依据，必须确保完成。

二、抓住关键。扎实开展污染减排工作

切实减少化学需氧量排放。市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排放总量的85%减排的重点。目前，一从抓好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运行和管理入手。全市只有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建设并运行，全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仅为19%左右，化学需氧量减排有很大的空间。一定要紧紧抓住全省开展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专项行动这个契机，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步伐，尽快形成处理能力。要坚持厂网并举、管网优先的原则，加强配套管网建设，确保污水能顺利进入污水处理厂。今年，按省政府统一部署，丰城、樟树、高安、上高四个地方8月1日污水处理厂开工建设，明年7月份要投入运行；其他县和市本级污水处理厂续建工程明年第一季度前一定要开工建设，2010年7月前要投入运行。同时，各地一定要保障配套管网的建设，做到雨污分流，要吸取一些地方的经验教训，不要因为没有建设配套管网，管网没有雨污分流，导致污水处理厂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况，或出现污水处理厂进水量小、进水浓度低，减排效果差的状况。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同时，必须尽快考虑管网的建设，要做好雨污分流的工作，尤其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些房地产开发的审批项目，要提前做好雨污分流的各项基础性的工作，把这些管网的配套设施一定要跟上去，不能使污水处理厂成为一个“聋子的耳朵”个摆设。

切实提升对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减排的监控水平。国家正在加快污染减排指标、监测、考核“三大体系”建设，二从推进自动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入手。污染减排监测体系的建设为污染减排的数据统计、考核工作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建立污染减排项目的监测体系和监控平台，获得减排项目主要污染物的实时监测数据，测算出减排项目污染物减排量。从而可以避免出现运行了污染治理设施而无法测算污染物减排数据、无法提供减排效果的情况，对于提高企业减排积极性、保障全市污染减排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全市要全面启动和实施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对17家重点监控企业安装水、气自动监控设施，力争在年底前建设好市级污染源监控中心平台，并与省级监控中心联网。有了线监控系统做保障，就可以及时了解设备运行的状态，减少或杜绝企业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防止和杜绝因国家明察暗访到此类问题而扣减已认定的减排量。

切实在源头上控制新增污染物排放量。环保部门要前移监管关口，三从严格新上项目准入制度入手。严格项目准入制度，对新建项目，要以总量指标为项目审批前置条件，没有总量控制指标的项目坚决不批。对扩建、改建项目，坚持“以新带老，总量削减”增产不增污或增产减污的原则，提高环保准入门槛，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项目建设。

切实降低二氧化硫排放。丰城电厂脱硫是市二氧化硫减排的重中之重。抓好丰城电厂脱硫，四从抓好丰城电厂脱硫入手。一方面要对丰电已建脱硫设施的运转情况加强监督。市环保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定期核查丰电已建脱硫设施投运率，确保丰城电厂脱硫设施投运率、脱硫率都在95%以上，同时要督促电厂3＃、4＃机组和5＃、6＃机组全部安装SO2线监测设备，并和市环境监控中心联网；另一方面要加快1＃、2＃机组新上脱硫设施建设进度，确保丰城电厂1＃、2＃机组脱硫工程在2009年底投入运行。

三、咬住重点。推进污染减排工作全局

做好当前污染减排工作，分析全市的减排形势。必须紧紧咬住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不放松，只有咬住重点，突破难点，才能带动全局，才能事半功倍。

其中袁州区、高安市、上高县国家核定的化学需氧量减排量为零，一抓好重点地区的污染减排。从国家审核认定我市上半年的减排量看。市本级、奉新县、宜丰县、铜鼓县、袁州区国家核定的二氧化硫减排量为零，两项指标上半年吃零的县（市、区很多。将对这些县（市、区实行重点管理、重点督查和重点考核，并落实相应的奖惩措施。此外，由于万载县、袁州区2005年环境统计化学需氧量基数较大，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将对万载县、袁州区化学需氧量减排工作实行重点调控和重点指导。

电力、陶瓷、造纸和城市污水处理厂为全市污染减排重点行业，二抓好重点行业的污染减排。根据我市实际情况以及全年污染减排目标。作为重点管理对象。要建立强有力的督查机制，落实相应的奖惩措施。第一，火电行业必须按照要求加快脱硫设施建设，并同时确保脱硫设施的正常运行，达不到规定投运率的将依法扣除脱硫加价并处罚款。第二，高安建陶产业基地要加快基地集中制气站建设，制气工艺要配有煤气脱硫系统，同时要对制气站供气燃煤锅炉进行脱硫。前不久，市环保局徐局长专门到一次高安，协商高安建陶基地的建设脱硫的问题，如果脱硫设施上不去，市SO2排放量将大大的增加。第三，对造纸企业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造纸要坚决取缔，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所有造纸企业开展达标认定工作，造纸企业废水治理必须上二级生化处理设施，加大废水循环利用力度，实现稳定达标排放，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一律关停。第四，各县（区、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必须按计划和要求加快建设并确保投运，没有按时建成，并达到规定的处理负荷和计划列出的减排要求的不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并要尽快列出重点的减排项目和减排企业。市环保局要根据各县（市、区列出重点的减排项目和减排企业梳理出全市的重点减排项目和减排企业，三抓好重点企业的污染减排。各地要根据《市2011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及上半年未被国家认可减排项目进行深入分析。并定期组织对重点减排企业进行专项督查，及时掌握动态情况。各县（市、区要调度分析本地区企业污染减排工作完成情况，督促重点企业制定减排计划，并严格按计划组织实施，同时按规范建立减排台账。此外，市本级要紧紧抓住中心城区正在开展的高污染燃料锅炉整治行动，环保等各有关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切实淘汰一批燃煤锅炉（窑炉大力推行清洁能源，确保市本级完成二氧化硫减排任务。

四、领导重视。确保减排目标全面实现

落实责任。各地、各有关部门、各重点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对污染减排工作的领导，一加强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抓。环保部门要配备精干力量，确保有人管事、有人办事，确保监管到位、核算科学、考核公正。落实县（市、区政府减排责任制，落实重点企业减排责任制，落实重点部门、行业减排责任制，落实环保部门督查责任制。县（市、区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有关部门和行业主管单位对本部门、本行业的污染减排工作负责；企业是减排的责任主体，对污染减排项目进行具体实施，承担最终责任。

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减排任务的完成情况、污染减排“三大体系”建设运行情况以及重点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市委、市政府将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二加强污染减排督查与考核。国家对各地减排的核查采取定期与突击、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作为地方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市环保局要会同发改委、统计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县（市、区督查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有关资金下达、项目审批、干部任用、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没有完成减排任务或造成严重生态环境破坏的地区和企业，取消评先评优资格，这些都是省政府明确提出的要求。

强化整治。要继续开展环保专项行动，三严格执法。严查违法排污、违法建设及严重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各地要将总量指标分解到所有排污单位，核发排污许可证，对污染治理设施不能稳定达标或超总量排污，特别是对危害群众健康、位于修河源头和锦江、赣江流域一公里范围内的企业，坚决依法责令限期治理直至关停；对“十五小”和“新五小”企业，坚决予以取缔。环保部门要落实好与金融部门的环境信息通报制度，将环境执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管理系统。要坚持“谁污染谁治理”污染者付费”原则，充分发挥排污收费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依法、及时、全面、足额征收排污费。对偷排企业，要依法严肃处理，并追究当事人和责任领导的责任。

最基础的就是减排的统计体系。要切实提高对减排统计工作的认识，四加强污染减排统计、管理工作。污染减排“三大体系”中。只有做好统计工作，污染物减排才有基础、有依据、有体现。要着力加强对减排统计的管理，减排统计涉及到宏观经济运行、人口增长、主要耗能产品产量、火力发电调度、具体企业生产和污染治理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一个复杂的体系，各地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要求，科学、系统地开展减排统计，准确反映减排进展和成果。据市环保局反映的情况来看，部分县市的技术力量严重缺乏，环保这支队伍必须尽快加强，近期市环保局要对各个县市区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做污染台帐、统计工作的技术水平。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环保部门是实施污染减排具体工作的主体，五加强队伍建设。污染减排是国家在新形势和要求下做出的重大决策。全市环保系统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减排工作人员的理论和业务水平，深刻领会和吃透国家污染减排相关政策，准确理解和掌握减排量核算方法，找准减排项目、核准减排数据、规范减排台账，市环保局要加强业务指导，强化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减排工作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污染减排监管能力建设，加大重点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环境监察执法、减排统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切实提升污染减排监管水平，确保减排工作取得实效。

篇4

■ 积极应对环保问题

近年来,中国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约束性指标写入“十一五”发展规划,将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制定了税收、财政等方面的相关政策。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部分污染物如工业固体废物与工业粉尘的排放量明显下降。

然而,就目前来看,环保形势依然严峻。1999―2006年,我国多数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图1)。“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也显示,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两个约束性指标未能达到规划目标。尽管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2007―2008年有所下降,但除了我们在环保方面的努力外,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理论上讲,存在着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初期会逐步恶化,但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将会改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就能解决环境问题。一方面,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的环境质量转折点位于人均GDP3万元之上,远高于多数地区当前的发展水平,这说明我国基本位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将导致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倒U”型曲线并不排除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有所作为”,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也是在政府实施多项治理措施之后才得以改善的。

如果将视野放宽,我们可以发现,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应对环境问题,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规划方案。美国政府今年制定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计划在环境与能源方面增加800亿美元的投资。欧盟议会于2008年12月正式批准了“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执行措施”,提出了三个“20%”: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若其他发达国家能相应大幅度减排,则为30%),并将任务分配给各国(图2);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将能源效率提高20%。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2008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日本的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是比现有水平减少60%―80%,中期目标是2020年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20%。印度总理辛格于2008年6月30日签署了该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提出了截至2017年的八个核心“国家任务”,并制定了一系列量化指标:光电量增加到每年10亿瓦;形成至少10亿瓦的太阳热发电;通过定价及其他方式,将水使用效率提高20%;在森林退化地区造林600万公顷;将印度的森林覆盖率从23%提高到33%。考虑到环境保护往往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较早行动的国家有可能取得战略上的“先动优势”,环保问题的严峻性就更不难理解了。

■ 政府规制与环境保护

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工作者都承认,对于环境保护而言,政府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如果企业不承担治理污染的义务,企业的私人成本将会低于社会成本,从而有更多的动力往外部排放污染物。因此,只有政府制定管制措施,如向企业征收排污税等,使企业承担治理污染的成本,企业排放污染的动力才会降低。

最新的理论研究则为政府的环保管制行为提供了更多的依据。传统观点认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投入――产出组合,达到最佳的生产状态,因此,如果在环保方面增加投入能够提高经营效益,企业就会有动力主动实施这些行为,政府的参与就是“画蛇添足”了。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或者难以完全认识到外部环境的变化,或者由于自身内部的部门利益关系难以顺利完成调整,这使企业往往难以达到最佳的生产状态,实际排污水平高于最优的排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外部的强制力量,政府规制有可能使企业充分意识到外部环境的变化状况,并“帮助”企业打破内部的部门利益关系,顺利实现生产组合的调整转型,在提高企业效益的同时降低排污水平。

政府规制还能鼓励企业增加环保方面的投入。尽管从长期看,企业在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或者从事环保技术研发后,可能会因为排污成本降低、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而获得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但是,从短期看,由于将大量资源用于环保方面,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会迅速增加,不利于这些企业与其他采用落后技术的企业竞争。因此,企业在决定是否增加环保投入时,往往会有“后顾之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通过环保规制增加技术落后企业的生产成本,就能降低准备增加环保投入企业的竞争压力,进而使企业免除“后顾之忧”,有更多的动力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或者从事环保技术创新。

■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

多数地区与部门已经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能在工作实践中积极落实相关政策。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地方,环保政策还难以真正落实,其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一种担心,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企业效益并损害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种担心考虑到了经济发展对我国的重要性,却忽视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美国知名学者波特及其合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波特假说”,指出,从动态的角度看,遵守环境规制的企业不仅仅能够提高环境质量,而且自身可以从中获利。首先,由于使用较少的原材料与资源,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这被称为“创新补偿”;其次,企业生产的产品由于更有利于环境保护,可能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这可以称为“产品差异化优势”。最后,如果一国的环境规制制度正确预见并反映了环境保护的国际趋势,该国企业就可能从率先实行的规制中获得竞争优势,这被称为“先动优势”。

因此,环境规制不会必然损害企业的经营效益。作为企业生产效率在宏观层面的反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并不一定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而受到影响。许多研究为这些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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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农村 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 强制性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这13亿人口中，有8亿多是农村人口。现在农村人口呈现老龄化状态，针对这一情况，实施有效的养老保险机制，有利于快速实现现代化建设。保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实施运行，对于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完善社保体系以及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而言之，就是新农保，基本目的是保障农村居民年老者在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其基本的生活。建立个人缴纳费用法、集体资助、补助、政府进行补贴等相结合的多种筹资模式，养老待遇由社会统筹规定同时与个人的账号相结合，与土地的保障、社会的补助和家庭方面的养老这些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进行结合配套。养老保险是由社会统筹组织运行实施的一项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的保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前的老社保相比，新社保所具有优势特点是：

第一，筹资的模式不同。之前存在的老社保主要是农民自己进行缴费，也就相当于通过自我储蓄的模式获得保障。而现在的新社保则是通过个人缴纳费用、集体进行补助和政府适当的津贴多种模式相结合，筹资渠道多样化。在其中，中央财政的补贴是直接可以补贴给农民的。在取消农民的农业税、农业进行直接补贴、新型农村的合作医疗等一系列的惠农利农政策之后，实施的又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惠农利农政策。

第二，老农保是农民自己建立自己的账户，自己享受自己储存的优惠。相比较新农保的支付结构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的养老金，一部分是个人账户所储存的养老金。这其中基础的养老金是是由国家的财政进行支付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在60岁之后都将可以享受到国家的普遍实施的惠民养老金。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及建立的意义

针对当前的农村社会的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有必要的。

应对我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客观需要。近些年，我国的城镇化加剧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涌入到城市打工发展，这直接导致了一大批年老者在城乡的滞留。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性，这一客观严峻的形势，让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入到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险问题上。

之前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上存在着缺陷。1992年，我国实施了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险，当时的资金筹集是以“主要是个人的缴费，集体的补助作为辅助，国家的政策给予支持”等原则。这实际上就是农民的通过储蓄的方式获得养老保险，缺乏共济性。第一，保障的水平不足以满足农村养老的基本生活；第二，覆盖面狭窄，社会保险缺乏社会性；第三，政府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财政投入不够；第四，基金的渠道过于单一，保值增值难度大，存在极大程度上的贬值风险。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依然着重于家庭养老，但是劳动力流动大，农村家庭出现空巢现象，这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一方面，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到城市中发展，家庭凝聚力削弱，成员之间的互助能力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家庭养老难以有效的满足养老的需求，这就导致了农民的养老问题既缺乏家庭的保障，又没有可靠的经济方面支持的“双困难”。

基于这些问题，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加快建立可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实现农民的基本权利，有效实现农民的减贫和缩小城乡的差距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着重大的意义。加快健全具有我国的特色的养老保险体系，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

当前在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的保险制度，是采取政府引导支持，农民自愿的原则，但自愿选择的保险制度存在着“保富不保贫”的倾向。个人自愿缴纳的费用受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制约。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保险制度覆盖率较广，参加者多是一些较富裕的居民；不发达的地区居民尤其是那些贫困居民缺乏投保意识或没有能力投保，这就不能享受到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险，而这些人恰恰是最需要进行保障的人。普遍的一些年长者的投保意识淡薄，不能清楚理解社保的意义，不能让社会养老保险产生真正的保障意义。

针对这一问题，要加大对新农保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对新农保有清晰的认识，积极参与。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年老者很少有自愿参保的，进行强制性要求，让他们参保，对个人自愿费用的水平适当降低，能够让更多应该享受参保的居民享受到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实惠。通过现阶段的强制措施，逐步引导农民参保，让居民能够主动参保，真正享受到国家保障政策的意义。

四、结语

新型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险是一项重要的惠民政策，保证其规范有效实施，让我们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实惠，促进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社会稳定发展，快速实现奔小康。

参考文献：

[1] 钱文亮.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2] 姜松余.我国农村社保制度建设和发展探索[D].四川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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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企业债务的”实际增长“

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 影响 。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 经济 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见rostowski，1994）。特别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繁荣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 计算 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 分析 （见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 问题 。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　企业间债务的” 自然 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 工业 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 研究 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　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6％；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26.8％；我们所能得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37.97％。这一数字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许多，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3．4　当前 企业 间债务 问题 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指出了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 自然 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

－－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 经济 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企业间债务从1993年开始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69.6％，1994年为38％；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

－－企业间债务与 工业 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

－－企业间债务的平？quot；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

－－企业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考虑到我国企业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四、宏观波动与企业间债务行为

从前面的统计 分析 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企业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企业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给）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企业拖欠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而在高涨时期，尽管企业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这表明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 影响 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分析。

4．1　高涨时期的企业债务

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也会增长。从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应收款”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经济高涨期的企业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企业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企业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企业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经济“信用化”。1985年开始搞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改革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企业间债务从无到有，开始增加。这首先可以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企业）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从企业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

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19.2％，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企业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总的来说，企业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78.32天，1994年底则增至114.43天。

从逻辑上说，在 经济 高涨时期， 企业 间债务的增长是必然的。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未来还款的信心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企业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如果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

4．2　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

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

80年代后期以来，

在传统的行政计划体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能较为有效而迅速地压缩投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紧缩之后由于项目下马，不再发生新的购买行为， 企业 债务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幅度超常增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扩大，导致中央的宏观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对中央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这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货币政策即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整个压缩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弱，地方和企业会想尽各种办法避开中央宏观政策的 影响 ，使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地方增长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所谓“各种办法”，归根到底就是在缺乏货币交易手段的情况下，用欠债、赊账、不还旧帐等办法，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物品，维持项目进行。正是对投资资金供给的压缩和地方企业继续维持投资规模的各种办法，导致了企业间拖欠债务的增加。

不仅如此，投资项目和投资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机电产品、车辆工具等）货款拖欠造成的企业间债务，在

总之，把握 企业 间债务的增加与最终需求减少的关系，对于理解企业间债务这一现象与宏观 经济 运行的关系以及解决债务 问题 的有效手段等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4．4　不同的宏观政策与不同的“债务链”传导过程

虽然从基本经济关系上看企业间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可以归结为最终需求的紧缩，但债务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可以因宏观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中看出。

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时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减少投资贷款。这首先导致投资项目欠款增长，然后，因此为“源头”，债务链一环一环的传导下去，整个经济发生“市场疲软”，并使企业间债务逐步增大；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最终需求规模缩减所决定这一关系也就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1993年实行紧缩时首先起到决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贷款”，也就是紧缩货币，而且力度较大。因此，这时出现的情况是所有环节上都发生“资金紧张”，并导致所有环节、所有部门的企业间债务突然增大。然后，随着债务周转天数以及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才逐步明显起来（由于缺乏不同部门的数据，因此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定量 分析 ，但以上的说明是对于我们个案调查与各方面情况反映的概括）。

4．5　企业间债务拖欠与宏观政策效果的减弱

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突发性增加，是在紧缩货币供给，而企业又没有相应地缩减投资与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间债务的这种增长，其宏观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效力。在宏观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业间债务相当于企业用相互之间给予的信用，代替减少了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了产品的购买，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前面给出的公式（1）（见第一节）表明，在一定时期，若pt为一定（增长速度为一定　），v不变（假定），m减少或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因为d，即企业间债务增量增加。这一关系体现为企业间债务与贷款量（m）的比率，与 工业 总产值（pt）的比率增加。

1993－1994年的经济紧缩时期，上述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1993年7月之后货币供给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业间债务猛增。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gdp在30个月内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企业间债务的增加还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关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参见樊纲1994、1995）。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企业间用相互欠债的方式来中介其投资物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对减少了的货币量得以“节省出来”用于其他物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交易，使得工资性支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仍能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这些年来

其次，产品积压，没卖出去，说明就这些产品来说没有交易发生，即没有货币中介的交易，也没发生由 企业 间债务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没有引起什么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下游企业”在“最下游企业”拖欠债务而没有购买“上游企业”的产品，是由于“最下游企业”缺乏购买手段，既没有货币，也无法再用制造企业间债务实现购买，总之是因为有人盲目生产，又没发生企业间的债务，才形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是库存积压导致了企业间债务。

有的企业产品老化，没有市场，但又继续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结果是产品积压，欠的债还不上。这种“坏债”，当然是 经济 当中的一种微观的或结构性的隐患（只能用停产、破产、改革等方式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也要 分析 一下：第一，这些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卖得出东西，而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第二，假设这些企？quot；改好了“，生产对路了，产品卖出去了，如果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变，总需求还是那么大，那么人们买了这个企业的东西，一定少买了另一些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不欠帐了，另一些企业却会增加欠债。这说明，微观的”生产不对路“ 问题 、市场竞争问题，与宏观的总需求缩减问题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别加以分析的，也是需要由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的。

当库存积压发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有钱来买东西“？就微观问题或结构问题来说，是因为产品”不对路“或质量太差而没人要；就宏观问题来说，则是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手段，或是缺乏货币，或是无法继续增加企业间债务（不能？quot；赊卖”），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就宏观问题而言，是“资金紧张”（这件事的发生可以是因为必要的紧缩政策）引起“库存积压”和“企业拖欠”这两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时，也不是“库存积压”引起“企业拖欠”。

五、各种“清欠”方式及其效果

5．1　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企业间债务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下去，问题 发展 到一定程度， 自然 产生了如何解决的问题。

如果企业是“预算硬约束”的，自己的债务要由自己负责，还不上债要受到 社会 的制裁，直至破产倒闭，由债权人对其进行清偿或强迫还债。那么，一方面，企业间债务的极限会很快达到，另一方面，企业间自己会采取各种方式及时偿债，因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间自己自动或被迫清债的机制。企业清债的措施包括：第一，减少自己本来的资金储备？quot；闲置资金“；第二，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资产，包括拍卖一部分别人欠它的债务或自己欠人的债务（这需要存在一个商业票据交易机制，而卖出债务的价格显然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的市场前景、还债能力等所决定而打一折扣）。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债务长期不还的最终后果便是破产，这当然是信用状况彻底恶化的苦果。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企业预算软约束，欠债可以一直拖下去不还，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至少不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间债务量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也不会？quot；自发的还帐机制”，再加上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说还不存在债务转让或拍卖的市场），信用制度与 法律 体系（执法）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企业间债务问题？

5．2　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

解决企业间债务增长的根本性措施当然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但体制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时奏效，在此过程中债务还在增长。因此，问题便归结为在中、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一问题？这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第一，银？quot；注资清欠“；第二，债务各方”多方磨债“，即相互抵销一部分债务；第三，”三不原则“，主要就是不还旧债、不付货款、不发新货，以此来逐步减少债务。

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用银行注资清欠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时，由银行出面注入资金统一清欠的作法还是属于一种”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作法，而不能使市场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企业与企业是不同的；不同企业欠下的债务的性质与质量从而其债务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状况也好，一时由于其他企业拖欠而欠下债务，从长远看是能够还上的，因而其市场价值就高些；而有的企业属于该破产、被淘汰之列，所欠债务本身就属于不良债务，不值什么钱，银行帮它还债，实际是高估了其价值，使它占了好企业的便宜，并助长了不良企业靠在国家与好企业身上而不思进取的恶习，因此，属？quot；劣币驱逐良币”的作法。在向市场机制过渡过程中，这种作法应尽量减少与避免。

企业 间实行的所谓“磨债”，即多方债务人与债权人走到一起，将相互之间可以抵销的债务冲抵掉，这种办法当然有助于削减一部分债务，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普遍实行。这是因为第一，根据 理论 分析 与实例 研究 ，由于企业债务？quot；源头“是投资资金和最终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而在投资项目还未完成投产之前，债务链不会是”闭路“的，大量债务无法通过企业磨债加以处理（无论是银行组织还是企业自己进行）。第二，在”实物偿债“的场合，这显然受到实物交换本身的限制，受到实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如果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这种通用性较强的部门欠债，情况会好些，但恰恰是这些处在生产环节的最上游的部门企业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债务最终都会递推到这些最上游部门）。这些部门的债至少是无法用磨债的 方法 解决。

”三不原则“是在企业间拖欠 问题 发展 到一定极限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较为严厉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们无限借债预期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事实上，1993年以来，出于宏观调控、抑制 经济 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需要，中央货币当局自己一直在采取一种不妥协原则，即一直不搞”注资清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产业已经被巨额拖欠首先逼到了”极限“，到了再没有现金收入就难以为继（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于是我们看到了煤炭、电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门最先搞起了”三不主义“，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三不原则“ 自然 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国企业间债务继续增长15％左右的情况下，煤炭行业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业下降8.3％。事实上，在各行各业，只要欠债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使企业难以为继下去，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三不原则“，有的更严厉些，有的则采取”至少付50％现款“或至少还20％才发新货的办法，等等。对个别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的界限在于它是处在生产流程和债务链条的哪一环节上。上游企业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则就可以较为严格，因为不必担心别人也对它实行三不原则；而对另一些处在”下游产业“的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就较为”心虚“，因为当它们对别人实行”三不原则“的时候，要面临别人也对它们实行同样的”三不“，结果可能使它们境况更加恶化。此外，如果企业一直采取严格的”三不原则“，还可能妨碍企业间合理的商业信用关系的发展。

从宏观角度看，当企业间债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时间是靠着较高的债务增量来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大家都真正实行”三不原则“可能导致交易量和增长率的猛然下降和失业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阶段企业债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央货币当局在延长紧缩时间和紧缩力度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过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来的实际情况）；当企业开始被迫采取”三不原则“，企业间债务停止增长的时候（d＝0），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使m有较多的增长），则经济的失业率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要求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减少债务而无适当的货币扩张，失业率会猛升，而若同时采取增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又可能使企业因资金宽裕而放弃实行三不原则，使企业间债务又重新增长，对政府的”软约束预期“提高，经济再度进入过热状态。看来，采取怎样的一种有效政策组合，是解决企业间债务及其连带问题的一个关键。

六、对策思考：调节总需求

与降低债务／产值比率

6．1　长期出路：通过基本体制的改革，”硬化“债务人的预算约束

从微观层次上看，企业间债务拖欠情况恶化最根本地出于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靠在国家信用”背景“上，欠债人并不能在事实上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欠多少债也能生存，花多少钱也不会破产；二是整个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 法律 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应有的、有效的处罚，结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债文化“。如果这两方面的制度（国有企业与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业拖欠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关系不可能建立起来。

产权关系改革（包括非国有 经济 的 发展 ）、 企业 改革、银行制度的改革、破产制度的建立、 法律 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债务人预算约束的必要前提。

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并见效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在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在中短期采取可能使情况有所改善或得到控制的对策。

6．2　中期改进：加强银行对企业债务的监控，发展商业票据交易与结算机制

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较为具体的一个体制上的原因是由于 金融 市场不健全，银行部门没有严格履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监督，防止企业间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企业间债务之所以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原因之一则在于企业债务不能与货币（贷款和现金）更紧密地”挂勾“，企业大量拖欠，并不妨碍其继续获得贷款，继续大量申请贷款，甚至可以在银行有存款仍然拖着债不还；企业债务本身也不能通过某种市场机制进行”货币的评估“。

银行对企业债务往来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将其与银行贷款联系起来，实行”债贷挂勾“。比如，当企业欠人债款达到某一规模（比例）时对企业贷款实行一定百分比的”清债预留“；达到某一更大规模时停止银行贷款，以此从贷款与债务的关系上降低企业的”拖欠极限“。

商业票据交易机制是资金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债务的凭证即商业票据的可交易、可转让、可抵押、可兑现，是对企业信用状况、负债状况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评估的重要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好帐“与”坏帐“可以通过票据的转让价格显示出来；也可使企业通过这样一种竞争性机制获得更多的公开信息，也使较好的企业获得应有的流动性。票据市场本质上也是企业间多头”磨债“的一种机制，但由于信息的公开性和更多企业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数相关企业”磨债“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

发展商业票据结算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但应结合《票据法》的实施，尽早开始，逐步完善。

6．3 短期对策：”三不原则“加宏观政策的调整

体制改革、市场发育都是中长期才能奏效的解决 问题 的途径。面对大量现存的、并且还在继续增长的企业间债务，我们还必须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缓解，以使好的企业摆脱债务拖欠困扰，保持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根据前面的一系列 分析 ，我们知道，第一，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现象，是与压缩最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相关联的。第二，以往用在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清欠资金“只是一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具体形式）的办法，放松银根、缓解企业间拖欠问题，由于并没有解决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结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业库存增加，还能造成好债坏债一锅煮，企业更加放心大胆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如果企业拖欠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极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信用突然紧缩，又会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滑波。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 目前 情况下，即在1993年7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30个月之后，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观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综合治理措施：

－－进一步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资清债；

－－鼓励企业之间自行”磨债“，银行适当帮助提供信息，为企业”搭桥“（但银行本身不负责清欠）；

－－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业继续鼓励企业实行”三不原则“；

－－在实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在投资资金这个与最终需求直接相关的环节上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境况，压缩企业间债务。

－－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能够出口或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国内最终需求和减少”对国外的最终需求“，而不是”挤掉“另一部分国内需求）；但要明确不能再普遍追加流动资金贷款；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在最终需求环节上注入银行贷款，增加了货币供给，可以在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仅仅在 经济 的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供给而不扩大最终总需求，不可能实现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库存。

第二，用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个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内部的选择与竞争机制（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机制），让 企业 去自行解开债务链，使好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流通手段，差的企业获得较少的补贴（ 目前 情况下还不可能完全取消），而不象”注资清欠“或普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那样抹杀”好债“与”坏债“的差别。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地说总是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职能；在目前能源、 交通 、城市基础设施仍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这些领域里的投资，既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并更充分地利用目前已出现闲置的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又能缓？quot；基础瓶颈”，释放出过去被瓶颈压抑的大量生产能力，增加总供给，缓解总供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在目前地区间差异较为突出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可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府出面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质上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缺乏完善的货币市场和政府？quot；公开市场业务“机制，我们执行这种财政政策，事实上还不得不通过直接由银行增加政策性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也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当然比单纯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造成的扭曲要小）。这是需要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逐步创造条件加以扭转的。

6．4　当前考虑宏观对策时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当前制定解决企业间债务的对策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要注意区分”短期 问题 “与”长期问题“，区分宏观问题与体制问题、微观问题、结构问题，以便真正能对症下药。象企业经营缺乏效率、产品不对路、经济结构不合理？quot；预算软约束”、法制不严等等，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与企业间债务增长相关的，但是这些问题是无法在近期内解决的；要想在近期内缓解企业间债务问题，只能在给定的企业行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前提下用宏观政策（宏观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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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展低碳经济与国家正在开展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其次，发展低碳经济，通过与节能减排和生态城市建设相结合，可以促进和协调保定的优先发展领域，强化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创造国际合作的机会：目前在中欧战略合作框架下，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是合作重点，欧盟成员国在发展低碳经济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积极行动，希望以低碳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保定必须果断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顺势而为；第四，低碳经济的着眼点是未来数十年以“低碳经济”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竞争。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增强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二、保定发展低碳经济现状

保定作为典型的内陆中小城市，资源少、人口多、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同时肩负着保护白洋淀和维护京津生态安全的重大责任，在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把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彻底摒弃传统粗放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低碳的命题，无疑为保定突破自身瓶颈提供了新的可能。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探索出一条既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路，是保定市委、市政府近几年来始终不懈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保定顺应生态文明时展潮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基于对新能源这个朝阳产业的认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中国电谷”的战略构想，开始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能源设备制造产业。总体思路和目标是，依托保定高新区，整合资源，推动集约集群发展，打造光伏、风电、输变电、储电、节电、电力自动化六大产业体系，建成世界一流的新能源产业园区。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保定·中国电谷迸发出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目前，已拥有170多家骨干企业，成为国内唯一集风力发电、光伏发电、输变电于一体的国家级新能源设备制造基地，2009年实现工业总产值549亿元，比2005年翻了3番多；出口创汇17.2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9倍。几年来，中国电谷先后被命名为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基地、国家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基地、新能源高技术出口创新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形成了较好的国家级政策平台，确立了重要的行业领军地位，正朝着世界一流园区的目标迈进。

回望中国低碳城市的发展历程，2007年保定市启动了“太阳能之城”建设，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推广光伏LED、光热产品应用。2008年国家住建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中国大陆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联合推出“低碳城市”后，低碳城市建设在我国正式起步。根据WWF的定义，低碳城市应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较低的水平。2009年3月，地处中国经济发展三极中环渤海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建设启动。目前，城市建设初具规模，并在城市功能上体现了生态特色、零污染、零排放的示范性城市和国际性城市，同时逐步形成了以唐山主城区和曹妃甸新城为核心的双核城市化的新格局。到2009年底，保定市区所有党政机关的庭院、90%的主要路段、85%的游园绿地、全部交通信号灯、部分生活小区和主要旅游景区已完成太阳能应用改造。已建成的太阳能应用工程，每年可节电2，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硫1.7万吨。保定市被命名为国内首座太阳能综合应用示范城市，被科技部列为“十城万盏”试点城市，被评为“中国节能减排20佳城市”。

另外，保定国家高新区是保定在建设低碳城市构成中又一个里程碑。保定国家高新区是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54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目前，形成了以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为特色，以软件、新材料、生物制药等产业为补充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美国柯达、日本三菱、法国欧麦、新加坡胜柏包装、菲律宾生力集团等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在此投资兴业。

保定国家高新区软件园位于保定高新区中心区，截至目前，入园企业48家，通过国家“双软认证”的软件企业有29家，通过登记的软件产品有100余项，其中部分成长性特别好的企业已经成为保定高新区以至全市软件产业的支柱，并有望成为全国行业应用软件的龙头企业，如双狐坐标工具及多数据库集成应用系统，石油地球物理解释系统，华电仿真的火电机组仿真系统、载人宇宙飞船宇航员模拟训练仿真系统及以浪拜迪、智能电脑、河北自动化所为代表的电力自动化控制系统等。

此外，保定建成32座污水处理厂和12座垃圾处理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实现全覆盖，人均公园绿化面积、绿化率和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13.25平方米、38.5%和44.4%。

三、保定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问题

（一）汽车和家电零散拆解引起的资源浪费和二次污染一直是保定非常关心的问题。目前，保定市正在研究汽车拆解、家电拆解技术方案，拆解厂也在筹建之中，但需要技术支持，希望可以借鉴其他省市的成功经验。

（二）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能源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行业。目前，保定的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低层次微观的国有企业改革层面上，还没有触及宏观的能源管理体制问题的要害。2009年3月16日河北省能源局正式成立，拟定了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提出相关体制改革建议；加强了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含核电）、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的行业管理；提出了发展新能源和能源行业节能的政策措施，对保定能源结构调整起到重要作用。但能源管理体制还不完善，保定能源结构调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专业人才匮乏。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探索性的工作，生态城市建设、管理及专业技术人才目前十分缺乏，亟须尽快调整人才结构，以高层次、专业化为重点，引进和培养一批高、精、尖人才。此外，保定还需要网站设计维护类人才，以加强专业建设和对外宣传。

四、保定市发展低碳经济思路与对策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积极构建适应低碳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同等规模或总量的经济，同样的技术水平，如果产业结构不同，则碳排放量可能相去甚远。例如，重化工业的能源强度远高于服务业，越处于产业链低端，能源强度越高。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影响能源消耗总量和经济能耗强度，为了降低经济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保定需要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构建适应低碳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以金融创新为抓手，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以加快商贸中心建设为核心，提升发展商贸业；依托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构建现代物流网络，加速发展现代物流业；以软件产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为重点，加快发展信息服务业；以满足居民消费、扩大社区服务为抓手，推动居民服务业发展；满足多层次人才需求，推进教育培训业发展；依托医疗水平优势，推进医疗保健服务业发展；满足人们体育健身需要，大力发展体育服务业；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二是优势传统产业——钢铁、装备制造、化工优化升级。对工艺落后但有市场需求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引进国际国内先进的新技术，引进高成长性、高效益的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利用自主创新促进产业链升级转变，提升产业分工地位，使产业从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上升到制造环节，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加工生产环节向营销、研发及先进的核心技术环节逼近，由贴牌生产转为自主品牌、由辅助零部件制造发展为关键零部件制造及设备集成制造。三是加快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现代经济社会必须改变传统能源发展模式，提高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水能等新能源的占比，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在农村地区主要推广农业生产结合的沼气技术，在保定周边城镇发展以大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和工业废水沼气工程为气源的集中供气技术。

（二）促进低碳技术发展，提高能源利用率。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科技同经济相结合的创新观念为前提，以节能环保为基轴，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实现技术开发、技术使用和技术普及三位一体的创新机制。应该加大投入持续支持高效清洁利用技术、煤炭加工技术、洁净燃烧技术的发展；继续研发先进的能源转换技术，如富氧燃烧技术、煤拔头技术、煤炭多联产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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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贫困生，脱贫，解决对策；

一、我国高校贫困生现状分析：

（一）、贫困生比例逐年增加，贫困生群体迅速扩大：贫困大学生主要是指家庭积极困难的学生，从目前全国平均状况来看，一般将学生每月生活费低于一百五十元的确定为“贫困生”，低于九十元定义为“特困生”。随着我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不断增加，贫困生总数每年持续上升。贫困生作为高校一个特殊群体，引发的各种问题也日趋严重。

（二）、贫困生结构复杂，成因多样化：

通过对某学院的在校贫困生的调查表明，75%以上的贫困生来自农村，其中偏远山区的占59%，城市下岗职工子女占15%。近年来，由于父母一方或者双方下岗，家庭收入急剧下降，城市贫困生逐年增加。还有一部分学生因为父母年迈，体弱多病，生病欠债，家庭无力承担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列入贫困生的行列。

（三）、贫困生引发的问题严重：

贫困生问题不仅仅只是贫困生本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家庭乃至全社会的问题。经济上的拮据严重影响贫困生的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发展。这部分学生因为经济上的重负，心理上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许多学生变得自卑、抑郁和孤僻。而这些问题，又进一步造成学生在教育和文化上的贫困，相当一部分贫困生在学习、生活条件受限，精神压力大的情况下，学习感到困难，也因为四处兼职打工而耽误学习，久而久之，成为高校中的“双困生”。

还有一部分学生因为家庭经济的过度拮据，心理上产生焦虑情绪，对未来悲观迷茫，觉得前途无望，改变了他们对当前社会的态度看法，对社会持悲观、否定甚至极端的观点。

而这些贫困生的家庭为负担子女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许多家庭已经负债累累，生活难于维持。不少家长因此难以安心工作和生产。

二、贫困生的成因分析：

（一）、农村家庭：

1．家庭成员文化素质低，缺乏劳动技能：据调查，我国农村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达42。8%，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39.1%，文盲率为8.3%。相比之下，城市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为23.8%，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达65.4%，文盲率仅为4.6%。由此可见，农村人口主要由仅受过初中或者小学教育，甚至文盲的弱势群体构成。许多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成员长期生活在农村，文化素质低，基本从事传统的农业劳动，对现代科技的接受和理解能力差，只懂得粮食生产，不懂得经济作物的生产，低价出售原材料，不懂得深加工。因此家庭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有一部分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成员来到城市打工，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只能干粗重、技术含量低的劳动，报酬微薄，难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状况。

2．家庭人口负担重，子女多：在我国农村，规模较大的家庭，多为三代或者三代以上人共同居住，家庭劳动力比例低，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的成本大，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高；还有一些农村经济困难学生家庭把大量精力和资金用在超生子女上导致家庭规模增大，许多农村经济困难学生家庭兄弟姐妹较多，并且又在不同层次的学校就读，造成家庭经济负担过重。

（二）、城市家庭：

城镇下岗人员家庭，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除了自身的日常开销以外，子女上大学的费用无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三）、突发事件的影响，丧失经济来源：

家庭出现婚变、父母一方过世、下岗、车祸、地震、洪水等意外，都会使得原本经济尚可的家庭陷入巨大的危机中。当家庭成员患病，特别是大病时，整个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任由疾病折磨。部分家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家庭主要成员死亡、残疾、丧失劳动力或者离家出走，只剩下没有劳动力或者只有部分劳动力的成员。家庭经济来源单一，自然难以支付高昂的学费；

（四）、高校扩招，学费高昂：

近年来，由于全国高校实行并轨招生，大学生需要缴纳学费，贫困生问题随之而来。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平均在五千元左右，生活费每月按五百元计算，一年至少需要六千元，这样一年下来，需要一万元的支出。对于一些生活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来说，根本无力承担；

三，贫困大学生的“脱贫”政策：

（一）、关心贫困生，引导贫困生正确认识贫困，准确自我定位：

针对贫困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就业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要引导学生从根本上认识自己，正确面对贫困的现实，让学生意识到“贫困不是我的错”、“贫困只是暂时的”、“我一定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贫困的现状”。学生认识到贫困是自己人生中的一笔财富和宝贵经历，在磨难中，使自己变得坚强、勇敢，更加开朗、成熟，让学生客观、正确的认清现状，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并朝着目标努力；

（二）、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贫困学生的实际问题：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许多资助政策，切实解决高校贫困生的经济困难，不断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扶持力度。高校也建立了“奖、勤、助、贷、补、减、免”等多元化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帮助贫困大学生得到最起码的经济保障完成学业，这样也消除了大学生因经济愿意而导致的焦虑心理；作为高校教师，可以鼓励贫困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做些兼职工作，比如利用自己的专业做家教，既可以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又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缓解经济上的压力，还能帮助他们树立对生活的信心，增强学生的自力、自强意识；

（三）、营造良好的集体氛围：

贫困大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和同学的关心，良好的集体氛围可以引导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让贫困大学生感受到集体的关爱，在接受别人帮助的时候，才会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帮助其他人，让贫困大学生不会感觉被歧视。

（四）、建立完善的心理健康咨询机构：整个社会、高校，不仅要重视贫困生生活上的“脱贫”，更要重视贫困大学生心理上的“脱贫”。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机构，可以减轻贫困生心理贫困，通过开设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辅导，可以第一时间发现贫困学生的心理现状，从而及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作者单位：四川理工学院自动化与电子信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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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 新型资本工具 损失吸收机制 系统性风险

巴塞尔协议Ⅲ确立了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新标准，也对商业银行的资本质量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强调资本工具必须具备吸收损失的能力。近年来，全球银行业积极探索发行满足巴塞尔协议Ⅲ标准及本国资本监管规则的新型资本工具，寻求监管政策与市场环境之间的平衡，实现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自2014年四季度起，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赴境外成功发行新型资本工具，市场反响热烈，为我国银行业开展国际化资本融资争取了良好开局。不过，整体而言我国商业银行新型资本工具发行处于起步初期，境内市场容量和工具品种相对有限，与国际市场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有必要梳理总结新型资本工具发行的国际实践，以此促进国内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创新和发展。

国际金融市场新型资本工具发展概况

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商业银行的合格资本工具除普通股以外，还主要包括其他一级资本工具（Alternative Tier 1 Capital Instrument）和二级资本工具（Tier 2 Capital Instrument），前者主要为永续债、优先股等永续证券，后者主要为次级债券。除受偿次序靠后、期限较长等传统特征外，这两类资本工具都能在一定触发条件下进行减记或转股，以达到吸收银行损失、增加核心一级资本的效果，可统称为“新型资本工具”。

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触发条件”有两种，一种是无法生存触发事件（Gone-concern trigger），指当监管当局认定银行无法生存时，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均应进行转股或减记；二是持续经营触发事件（Going-concern trigger），指当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5.125%或以下时，其他一级资本工具通常应进行转股或减记，二级资本工具不需在此条件下吸收损失。

自2011年起，新型资本工具在全球主要市场陆续涌现，从最先试水的欧洲逐步向美洲、亚太、非洲等市场普及。截至2014年末，全球新型资本工具发行量累计将近3500亿美元，其中，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约1100亿美元，二级资本工具近2400亿美元。从纵向来看，2014年累计发行量超过2200亿美元，是2013年发行总量的2.5倍。单笔发行规模从最初的3亿～5亿美元，发展到近期屡见的数十亿美元，说明市场对于新型资本工具的接纳程度逐步提高。不少欧美大型银行近两年来多次发行不同层次、币种和结构的资本工具，发行逐步常态化。

新型资本工具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养老金等专业机构投资者，以私人银行为代表的高净值客户也对资本工具兴趣浓厚。

商业银行新型资本工具发行环境及适应性条件

对商业银行而言，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首先要满足监管要求，同时尽可能拓宽市场，节约融资成本，在资本约束下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通过总结国际市场上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实践，笔者发现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需重点考虑以下方面：一是适应当地的监管规则和法律环境，确保发行能够计入监管资本；二是适应市场环境和投资者预期，提高市场接受度，降低资本属性所对应的风险溢价。成功的资本工具发行是在监管规则与市场环境之间寻求平衡、相互契合的过程。

（一）适应监管规则和法律环境

尽管巴塞尔协议Ⅲ为资本工具创新提供了统一蓝本，但各国资本监管规则和法律体系仍存在差异。商业银行发行新型资本工具的具体产品选择、发行规划、条款设计、集团内部交易结构安排等需充分考虑监管当局的要求，并适应当地的法律环境。

1.具体产品选择

在巴塞尔协议Ⅲ实施前，优先股、永续债等工具在一些国家还处于空白状态，甚至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因此，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通常会优先选择符合本国法律规定、市场条件已经具备的工具品种。

例如在中国，商业银行选择发行优先股来补充一级资本，这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商业银行普遍发行减记型永续债的做法不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据《公司法》等规定，债券必须有固定到期日，而永续债由于不规定到期日，与现行法律存在一定冲突。而优先股相关法规及配套政策已于2014年相继出台，成为中资银行补充一级资本的重要工具。

在美国，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品种较为丰富多样，但具体产品形式仍受到法律因素影响。由于当地的监管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优先股数量有严格的上限限制，而银行融资需求规模通常较大，优先股发行多采用“存托股”的形式，即商业银行发行数量较少、面额较大的优先股，同时通过信托机构将其切分为低面额的“存托股”，发售给投资者，在满足优先股股数限制的同时，改善了“存托股”的投资者基础和市场流动性。

2.资本工具发行规划

监管新规的实施，导致商业银行面临一定的资本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型资本工具发行的规模及时间规划。特别是在过渡期内，旧式资本工具计入资本的数量逐年摊减，而资本充足率要求逐步提高，加之存量资本工具持续赎回或到期，均构成银行的再融资需求。

以中国银行业为例，2012年末，旧式次级债券存量约2万亿元，按照每年10%的速度摊减，平均每年约有2000亿元次级债不再计入资本，这成为新型二级资本债券集中发行的直接动因。2013年以来，国内商业银行累计发行二级资本债券将近4000亿元，恰与同期旧式次级债券摊减所形成的缺口基本相当。

一些欧美银行针对存量旧式资本工具采取更积极的负债管理措施，向现有投资者发起交换邀约，赎回存续的旧式资本工具，同时对其发行同币种的新型资本工具予以替换，加速了资本结构的转型优化。不过，提高资本充足率并不是银行发行资本工具的唯一目标。一些资产风险权重较低的欧美银行，可能出现资本充足率较高、而杠杆率低于监管要求的情况，因此会通过发行核心资本工具来提高杠杆率水平。

3.损失吸收机制设置

损失吸收机制是新型资本工具的核心条款，也是监管当局确认其资本属性的重要内容。因各国金融机构危机处置相关法律环境有所不同，新型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机制可通过法律和合约两种形式来约定。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盟制定了金融机构恢复与处置的相关法律，明确了对本国或地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危机救助程序。因此，欧美银行发行的新型资本工具主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明确损失吸收机制，即当银行濒临破产时，资本工具将交由相关法律所确定的处置当局执行减记或转股，发行文本中不需专门列明相关条款。

其他多数国家目前尚未确立系统性的危机处置立法，新型资本工具主要通过合约的形式约定损失吸收的触发事件、具体方式及操作规则，在发行文本中列明相关条款。

此外，新型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形式和触发条件也因各国资本监管规则体现出地域性特征。例如，加拿大仅允许资本工具以转股形式吸收损失，因此，当地银行发行的优先股和二级资本债券均为转股型，未发行减记型资本工具。瑞士、英国等要求本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工具尽早参与吸收损失，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加剧，因此瑞银、瑞信、巴克莱等银行发行的二级资本工具不仅设置了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无法生存触发事件，还根据本国监管要求设定更早的资本充足率触发事件（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5%或以下）。

4.集团内部交易结构安排

在其他国家设有分支机构的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母国和东道国的资本监管要求来确定资本工具的发行交易结构。其中首要问题在于明确补充资本的目标主要是在集团层面还是分支机构层面。前者遵循母国的资本监管规定，而后者主要遵循东道国的资本监管规定。

境外分支机构外部补充资本可通过不同的交易结构来实现，比如可通过三种方式：分支机构单独发行资本工具、集团发行资本工具再向分支机构注资、在分支机构发行资本工具的同时计入集团资本。商业银行通常会从集团层面统筹选择最为经济有效的结构，考虑因素包括母国和东道国的资本监管政策、审批流程、不同市场的发行成本、资本扣减处理等。以中国工商银行近两年在国际市场中发行的4笔资本工具为例（见表1），或以总行名义发行来补充集团资本，或以境外子行单独发行来补充自身资本。其中，工银亚洲2013年10月发行的美元二级资本债券通过设置“双触发机制”（即分别根据中国银监会和香港金管局的资本监管规定，设置工商银行和工银亚洲的无法生存触发事件，达到上述任一触发条件即对债券进行减记），同时计入集团及子行资本，是衔接不同地区资本监管规则的典型案例。

（二）适应市场环境和投资者预期

如果单从经济角度出发，发行新型资本工具只需达到监管要求的最低标准。而在此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潜在损失、稳定市场预期、适应投资者偏好，将有助于资本工具的发行销售，降低融资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

1.降低投资者的潜在损失

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越强，投资者可能的损失就越大，因而要求更多溢价。降低减记或转股对于投资者的潜在损失，将使资本工具更易被市场接受，能够控制发行成本。一些银行利用监管政策中的弹性空间，对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条款进行灵活设计，以降低减记或转股的概率或损失程度。

在损失吸收触发条件方面，巴塞尔协议Ⅲ仅要求在会计上列为负债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设置持续经营触发事件，对权益类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则未作明确要求。利用这一政策空间，一些银行发行的权益类其他一级资本工具仅设置无法生存触发事件，而不需在持续经营过程中进行减记或转股，大大降低了本金损失的可能性。

在损失吸收程度方面，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工具减记或转股的具体金额未作明确要求。部分国家或地区要求二级资本工具在无法生存条件下必须全额减记（如中国），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则保留了弹性（如欧盟、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一些二级资本债券设置“部分减记”条款，减记金额由监管当局根据危机程度和资本缺口来确定，潜在的本金损失与“全额减记”相比有所降低。

在利息支付方面，巴塞尔协议Ⅲ规定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可随时取消派息而不构成违约事件。为降低利息支付的不确定性，银行通常会设置“股息制动条款”，即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如果取消派息，那么普通股亦不得分红，以保障其他一级资本工具投资者在利润分配中的优先权。

2.稳定危机事态下的市场预期

投资者一般对于不确定性有着天然的厌恶。由于新型资本工具在危机事态下减记或转股缺乏先例，在执行层面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不利于发行和定价。

近两年来，新型资本工具发行合约逐步严谨完善，条款更趋细化，明确约定资本工具进行减记/转股、取消付息、参与银行破产清算等具体规则。不论危机事态如何严重，发行人、投资者、受托人、发行与支付等相关各方都依照合约履行权利和义务，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降低投资者对于不确定性的疑虑。

以二级资本债券为例，减记条款通常会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更具操作性：一是明确触发事件的定义，结合所在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及监管规定，尽可能明确触发事件的判定标准及其依据；二是约定减记的具体程序，如减记的具体时点、金额的确定、银行公告的时限和内容，以及受托人、发行与支付等各方职责等；三是区分损失吸收的先后次序，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的部分银行对其他一级、二级资本工具在无法生存触发事件下吸收损失的先后次序进行区分，先对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进行减记或转股，如果不足以扭转无法生存状态，再对二级资本工具执行减记。

3.适应目标市场的需求偏好

受市场惯例、持有目的等影响，投资者在产品形式、期限、评级等方面具有相对稳定的偏好。新型资本工具发行通常会根据目标市场的特定需求来进行产品设计。

在期限结构方面，多数亚洲投资者习惯于较短的投资期限，因此亚洲市场上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券以10年期前5年不可赎回结构为主（也称5+5年期）。投资者大多希望这类资本债券被提前赎回，以缩短实际投资年限，因此银行通常会遵从市场惯例，行使提前赎回权。相对而言，美国投资者偏好结构简明的子弹式结构（Bullet structure），票息固定，不设提前赎回条款，投资期限也更长，多为10～15年。

在品种方面，优先股在北美、澳洲等市场有着悠久历史，因而成为银行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主要工具；由于权益类投资者基础相对广泛，这些市场中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券也多为转股形式。而在亚洲市场，债券类产品相对更易接受，一些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存在限制，因此二级资本债券多采用减记形式。

在评级方面，标普、穆迪、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银行资本工具的评级方法体系存在一定差异，部分银行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家机构来对资本工具进行评级，这种做法在亚洲市场中尤为普遍。而欧美投资者对于信用评级的准入标准相对较高，多明确要求投资标的必须具备两个以上发行评级，因此面向欧美市场发行的资本工具通常同时采用多个发行评级。

新型资本工具如果面向全球不同区域发行，银行需平衡不同市场中投资者的需求偏好，并结合发行规模、成本约束、配售目标等因素确定产品方案。以中国银行2014年11月发行的美元二级资本债券为例（见表2），为丰富投资者结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行，产品设计兼顾了欧美和亚太市场的需求，与国际市场充分接轨。

新型资本工具未来发展展望

（一）全球新型资本工具市场将日臻成熟

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深化推进，各国银行业监管规则不断推陈出新，对银行资本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强，这成为商业银行新型资本工具规模持续增长的重要外因。银行新型资本工具将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资产类别，发行人和投资者日臻成熟，供需双方形成良性的均衡互动。

从发行角度看，新型资本工具将从“应急补血”逐步转化为“常态发行”，成为银行资本管理的常规手段。发行工作将在“监管合规”这一基本目标基础上，更为侧重对市场环境和投资者偏好的适应，在条款设置、产品结构、发行策略上将更为丰富灵活、贴近市场。

从投资角度看，新型资本工具正逐渐形成相对完善的评级体系、收益率曲线和风险评估模型，其投资者基础也将进一步拓宽。更多“价值驱动型”专业投资者将进入该市场，促进新型资本工具的合理定价，而私人银行等“收益率驱动型”投资者的相对比重将有所下降。

（二）我国新型资本工具发行将更趋国际化

目前，我国新型资本工具发行主要依靠相对封闭的境内市场，境内发行量累计逾4400亿元人民币，而境外发行量不足180亿美元（约1100亿元人民币），境外发行量在国际市场发行总量中仅占约5%。这与欧美银行以国际化发行为主的状况存在较大差别，相对于全球资产配置需求而言也存在一定空间。我国境内新型资本工具发行处于起步初期，市场容量较小，工具品种较为有限，同时投资者以金融机构为主，不利于分散国内金融系统风险。而国际市场发展相对成熟，永续债、优先股、或有资本债券等工具品种丰富，且主要货币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为银行募集资本提供了有利环境。

基于国内几家银行赴境外发行新型资本工具的成功实践，随着我国银行业跨国经营步伐加快，未来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将更趋国际化，投资者结构将更趋多元化。统筹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逐步提升全球市场参与度，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融资的新趋势。

促进新型资本工具发展的建议

（一）对商业银行境外发行资本工具予以政策支持

1.借鉴国际监管实践，酌情调整资本工具合格标准

我国对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损失吸收能力的要求较为严格。例如，我国要求二级资本工具在无法生存触发事件下必须全额减记，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允许部分减记；我国要求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应在持续经营触发事件下吸收损失，而巴塞尔协议III对于权益类其他一级资本工具未做明确要求；我国要求二级资本工具的利息支付应来自“可分配项目”，相对于巴塞尔协议III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标准也更为审慎。建议借鉴国际惯例，适度增加资本监管政策弹性，将有助于降低银行融资成本，促进我国银行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

2.适度放宽银行境外发债相关管制

建议进一步简化商业银行境外发债的审批程序，对条件成熟的商业银行，可由逐笔审批向额度管理过渡。完善金融机构赴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相关法规，取消发行地域限制，鼓励商业银行顺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利用全球市场进行人民币融资。从长远来看，有序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促进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能有效拓宽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提高国际化程度，分散境内金融系统风险。

3.加强我国监管制度的顶层设计

建议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果，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恢复与处置、破产清算等相关立法建设，逐步明确商业银行资本工具损失吸收的制度安排，稳定市场预期，引导合理定价。此外，由于我国《公司法》等法律在债券方面的相关规定缺乏一定弹性，使永续债、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等国际上常见的新型资本工具在国内发展还面临一些法律障碍。建议充分考虑金融市场发展趋势，修订完善相关法律，丰富国内市场的金融工具品种，满足多元化投融资需求。

（二）鼓励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工具创新

1.鼓励商业银行探索境外发债

建议商业银行借鉴国际市场经验，在境外探索发行永续债、转股型资本债券等国内暂未推出的资本工具品种，并逐步引入国内市场。

2.加强全球经济金融形势预判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及各国货币政策走向对商业银行发行新型资本工具有着重要影响。建议商业银行加强对全球经济走势及货币政策变化的预判，把握美元等主要货币的低利率窗口，锁定低成本的长期资金。

3.合理规划发行

建议商业银行逐步提高新型资本工具发行的计划性和前瞻性，尊重市场规律，完善发行档期，有节奏发行，避免涸泽而渔，树立中国银行业良好的融资形象。

4.注重投资者关系的维护与拓展

篇10

[关键词] 教育公平 贫困生 发展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高校规模普遍扩张,高校中的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困学生的数量急剧上升。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对高等学校生活特别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的通知中对贫困生的界定“高校贫困生群体是一个相对于学生正常群体的概念,是指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导致难以交付学杂费以及购置必要的学习用品,并且日常生活缺乏经济保障的学生”。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普通高校中贫困学生约占在校生的20%左右,特别困难学生约占8%,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对4省区20所高校的调查,农、林、师范类学校贫困生比例超过30%,特困生比例超过15%。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教育公平的不断推进,高校中的贫困学生已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对象,尽管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承担高等教育成本为主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但由于高等教育成本不断上升而导致的高校收费额度居高不下,教育收费标准过高与家庭收入的普遍偏低,使得高校中贫困生的出现成为必然,这些学生往往由于经济上的弱势导致自己在教育资源分配以及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这种尖锐的矛盾影响到了高校贫困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贫困生的进一步发展。研究高校贫困生群体,保障高校贫困生的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高校贫困生的教育公平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直接影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解决好高校贫困生的教育问题,有利于体现高等教育的严肃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原则。

一、目前高校贫困生的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平等地选择和分享各层次公共教育资源,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教育公平应包含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而且是三者的统一体。目前,下述方面的机会不均等,影响了贫困生的发展。

1.贫困大学生入学机会不均等

虽然高等教育日益扩展,但上大学需要承担高昂的费用。当人们无力承担教育费用,甚至无法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时候,上大学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即使是免费教育或只需付少量的费用,甚至社会给予一定的援助,也未消除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因为这只考虑了教育的直接成本,还有机会成本问题,即因上学而不再劳动所失去的隐性收入。世界各地对升入高等学校学生的研究,都证实了高等教育制度上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差异,往往有一个好的父母或出生于一个好的地方,比能力和成绩重要得多,贫困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比特权阶层的子弟少得多。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更加倾向于社会经济背景处于优势的阶层。

2.贫困大学生教育条件及效果的不均等

由于与贫困文化以及贫困处境相关,贫困学生通常有着强烈的现实取向,缺乏向上的动力与较高的成就动机,学习动力不足。与都市以及富裕学生相比,贫困学生的知识面、视野存在局限,接受新事物较慢,一些学习技能,如英语口语、计算机操作技能相对不足。加之受经济状况与学习时间的限制,贫困学生无法购置更多的学习资料,无法参与更多的社会交流与培训。在信息化、学习化的社会中,这对贫困学生成才构成巨大障碍。

3.贫困大学生成功机会不均等

调查表明,贫困学生经济压力及心理压力较大学习成绩比一般同学,对生活处境满意程度很低,担任学生干部以及被推荐入党人数较少,毕业后工资收入普遍较一般同学偏低。另外,学校的文化偏见影响学业成功的机会。由于高等学校支配性文化是精英文化,因此对富裕精英阶层子女而言,其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通常有连续性;而对贫困劳动阶级的子女而言,两者则没有连续性。文化体验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导致了学生对学校生活的适应程度不同,从而影响学业成就。这些现象都说明贫困大学生成才过程中存在诸多现实障碍。“成功机会均等”概念的提出,反映出在现代教育条件下,人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理解已不仅仅限于入学机会均等,而强调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学生在校学习的整个期间内,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这不仅需要整个社会进一步在政治上、经济上以至法律上的努力,也需要学校及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积极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此以外,许多研究还表明,由于教育以外的不平等因素与教育内部不平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从而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胡森长期研究学生成就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他报道说,成就与家庭背景的相关系数为0.2～0.4。如果加上家庭对子女的文化、心理影响,相关系数高达0.8。从总体上讲,收入与财产分配不平等与高等教育的公平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一是财产的差别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大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前途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财产差别很大程度上与非能力因素有关。二是个人能力的差别。某些能力可能来自遗传,但个人能力更重要的还与环境的影响有关。如出身富有家庭并经双亲精心照料的孩子,幼年时期在经济和事业地位的竞争中已经略占上风;到了上小学时,城市近郊的小孩比农村同龄儿童具有更大的领先地位;及至上中学和上大学时,已经领先的人越来越走在前面。

二、促进高校贫困生发展的对策

促进教育公平是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面对上述一系列高校贫困生教育不均等的现象,如何解决高校贫困生的教育公平问题,促进贫困生的发展,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对策:

1.将教育公平思想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理念

国家应在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中,把教育工程放在实现教育公平的框架中去实施,为高校贫困生问题的解决提供思想平台。在教育行政中,把教育公平的理念贯穿于教育决策的全过程,将实现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决策的重要理论和依据,推动教育决策由对教育公平的被动适应到主动的思考转变,从而使教育决策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需要,进而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和教育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2.优化配置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确保高校贫困生

要使贫困生能够享受到公平的高等教育权益,首先,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在让市场成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基础性机制的同时,国家应对高等教育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发挥其调节教育公平的职能,对全国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确保各阶层教育群体和个体能够享受到公平的高等教育利益。其次,要依据特殊需要,实行政策倾斜,从制度上保障高校贫困生这一弱势群体也能够享受到公平合理的教育权益。

3.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法律性保障

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以法律来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要在修订、完善《义务教育法》的基础上,尽快修订、完善《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还应考虑制定《农村教育法》,《教育投入法》、《学前教育法》、《高中教育法》,《终身教育法》等,建立健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治教,以法律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坚强保障,办让人民真正满意的教育。

4.加快制度创新,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制度性保障

要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大力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以制度创新促成教育公平。如改革高考招生制度;逐步实行学历与能力并重的用人制度;建立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学校评价制度;尽早建立教师流动制度;建立结对帮扶制度;要改变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制度,通过学习化社会建立富有弹性、灵活多样的开放式教育体系,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

5.构建“奖贷助补减”五位一体的助学体系

切实解决高校贫困生的学习与生活问题,实行“奖贷助补减”五位一体的助学体系,需要学生、银行、学校的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其中,贷即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实行贷款方式,品种的多样化,还应适当延长还款期限,实行还款方式多样化;助即明确勤工俭学方向,拓宽勤工助学渠道,提高其质量层次;补即学校应完善改革奖学金、助学金和减免学费制度,各高校要动员学校、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筹措资金,设立贫困生专项奖学金,推行绿色通道制度;同时,在助学政策上应对贫困生适当倾斜,提高贫困生的获奖比例,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6.建立关爱贫困生群体精神生活的资助体系

对贫困大学生,社会和学校应从物质上扶贫,精神上扶志,保护贫困生的隐私权,加强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积极有效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咨询体系,从思想上化解贫困生的心理矛盾,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其自信、自立、自强观念,远离心理危机,实现经济和心理上的双脱贫。

参考文献:

[1]赵海信.教育平等视野下的贫困大学生成才问题研究.科技进步管理,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