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9:2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rivage still gives priority to blasting eyes， but with the mine production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 fast tunneling of rock in coal mine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 arous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ow to improve blasting efficiency， and to ensure the blasting effect， as well a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forming and fast tunneling have become the main problems needed to resolve.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in coal m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analy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as put forward from blasting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bout how to improve rock blasting effect and circulation footage， this can be reference for travel together.
关键词： 岩巷掘进；爆破效率；快速掘进；爆破技术；精细管理；部门协调
Key words： rock drivage；blasting efficiency；rapid tunneling；blasting technology；fine management；department coordinate
中图分类号：TD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7-0033-02
0 引言
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钻眼爆破仍是煤矿岩巷掘进的主要方法，随着煤炭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由于岩巷一般断面较小、爆破自由面少且爆破成型困难，使得煤炭生产能力和岩巷爆破掘进之间的衔接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如何保证岩巷掘进效率成了支持煤矿高效高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1]。
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针对岩巷掘进爆破技术、快速掘进途径以及循环中的精细化管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中深孔掘进爆破技术和光面爆破技术来提高爆破效果，研究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责任激励机制来实现精细化管理。
结合在平煤某矿的瓦斯抽采巷的实践研究，分析了影响岩巷掘进爆破效果和制约快速掘进循环的因素，从掏槽形式、光面爆破等爆破技术以及交叉作业方式、团队激励等管理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通过在生产中的实践应用，实现了快速掘进，提高了爆破效果。
1 工程概况及实践情况
平煤某瓦斯底抽巷道从该矿44#测点向北开口掘进，先掘50m，坡度为3‰，然后起坡7°30′掘进122.044m，之后平掘进294m，坡度为3‰，然后变坡-6°下山掘进408.236m，最后变平掘进30m，再拐弯掘进19.625m，直掘18m与三水平回风暗斜井贯通。
巷道每40m掘一个躲避洞，规格为2.6m×2.6m×3.0m。巷道断面规格为3.6m×3.4m，直墙半圆拱型。该巷道总长度941.905m，掘进工作量11406.47m3，掘进断面面积12.11m2。实践前平均月进尺约为65m，经过调查分析，对炮眼布置图及爆破参数进行了优化，同时在运输线路上增加了4名工人，并加强了对工作人员的岗前培训，爆破效果明显增加，月进尺达到103m左右。
2 影响因素分析
2.1 钻眼爆破技术影响着爆破效果和循环进尺
该巷道掘进断面12.11m2，有效的钻眼机械只有2台，每台钻机完成一个2.0m的炮眼需约6min时间，为了能完成当班钻眼爆破和出碴工作，只好减少钻眼个数，随意指定钻眼的位置和角度，没有考虑掏槽眼的超深和周边眼的角度；此外，爆破时所有炮眼均采用了连续装药，且药量偏大。
于是，造成爆破后巷道成型极不规则，超挖和欠挖现象相当严重，不仅影响了掘进爆破效果，而且增加了出碴和锚喷工作量，也直接影响了循环进尺[2]。
2.2 出碴线路过长和人员配备不到位无法保证正规循环
这两个巷道都存在着出碴线路过长的实际情况，近800m长的出碴路线上仅配备了4名作业人员，而且还有两个上下山拐点，用耙岩机装一罐车碴需约5分钟，在上山和下山的位置平均上两个罐车各约需要3分钟时间，正常情况下每班只能出碴18罐车左右，然而每班却要爆破出将近30罐车的岩碴，这使得每循环有近40%的岩碴残留在工作面。
由于工作面爆碴未能及时清理，造成窝头掘进爆破留根严重，每个月约有8天时间无法正常掘进，用来集中出碴和二次爆破抄底，极大地影响了掘进速度。
2.3 作业环境的恶劣使得作业人员消极怠工
根据《煤矿安全作业规程》的通风要求：断面超过10m2，距离在1000m以上，要求用800mm直径风筒通风。而在鹤壁该巷道中整个工作面只有一个600mm的通风风筒给窝头送风，再加上该工作面作业要经过一个上水平暗巷，导致在该段水平巷道作业面作业时人感觉很热，都不愿意在该段作业，本来出碴已经不及时，再无法正常出勤，工作面留碴严重在所难免。
2.4 各部门之间协调不力也是影响掘进进尺的原因之一
制约鹤壁该巷道出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空车不到位，仅有的18车碴的工作也无法保证，每班只能有约12台空罐车，虽经协调却导致机电科以为开拓科在给领导告状，激化和升级了矛盾，这是协调方式不正确造成的严重后果；此外，爆破技术人员归口通防科，开拓科的各项考核制约不到他们，爆破效果的好坏和他们无关，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落实不到位是制约焦作岩巷掘进效率的一个重要管理因素。
3 提升岩巷掘进效率的爆破技术措施
钻眼爆破是岩巷掘进的最主要工序之一，想要获得良好的爆破效果，保证巷道快速掘进，必须采取必要的爆破技术措施。
3.1 炮眼布置及钻孔要求
①掏槽眼位置和掏槽方式。
首先是确定掏槽眼的位置，如果巷道断面中有岩石破碎带或裂隙，则将掏槽眼布置在该破碎带上或裂隙边上。其次是选择合适的掏槽方式，并设置中空眼来为掏槽爆破创造自由面。
②周边眼间距和钻孔要求。
为保证巷道断面爆破轮廓成型必须布置好周边眼，一般布置在巷道断面轮廓线上，眼距一般控制在300～400mm之间，以满足爆破时容易贯通裂隙来保证轮廓。
3.2 装药结构选择
一般掏槽眼和崩落眼的装药结构采用连续装药，不然会由于间隙效应影响掏槽效果。周边眼必须采用如图1所示的空气柱间隔不耦合装药结构，为了防止药包串动一般可将其用竹片串起来后再装入炮孔[3]。
3.3 炮泥填塞要求
为了保证爆破效果，就必须保证炸药爆破作功全部作用在破岩上。因此，在炮泥填塞捣实的时候，首先要将药卷顺利送到指定位置捣实，并适当增加炮泥的封堵长度。
4 提升岩巷掘进效率的精细管理措施
保证正规循环作业的正常进行是提高掘进进尺的最根本途径，因此，在岩巷掘进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尽量安排各工种之间的团队合作，做好各工序之间的交叉协调管理。
4.1 加强员工岗前培训
要想将爆破技术很好的贯彻落实，必须注重作业人员集体素质的提高，不能单单注意作业班长和爆破工的技术水平，因此在所有工人上岗前必须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经考试合格方可上岗，尤其是加强钻眼操作工的培训，主要是来保证掏槽眼和周边眼的钻眼质量。
4.2 组织优化生产系统
岩巷掘进中，多选择使用既机动灵活又可节省辅助工时的气腿式凿岩机钻眼，以实现钻眼与装岩的平行作业。同时为了缩短钻眼总时间，一般一个窝头工作面常布置多台凿岩机同时作业，这就需要在施工组织方面和人机布置方面很好安排和管理[4]。
4.3 加强过程协调控制
装岩运碴工作是巷道能否实现快速掘进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其工作量占到整个循环的将近50%，因此，首先要协调机电科、运输科和调度等部门的工作，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确保工作面装岩空车按时按量到位，确保耙岩机装碴作业不被中断；其次，要结合巷道出碴线路特点，合理布置和分配作业人员，以确保及时出碴，解决工作面剩碴现象[5]。
4.4 团队合作激励机制
①改善工作环境，激发工作热情。
首先要加强工作面通风，给工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其次要采取综合防尘措施，如湿式钻眼、水泡泥堵塞和喷雾洒水等。
施工中要狠抓管理和落实，重视工程质量和安全，适当开展劳动竞赛，对表现突出的优秀员工和班组进行奖励和表彰。
同时，在绩效考评时要科学合理的制定考评体系，不能按同一标准执行，要根据各科室从事工作的不同性质制定切合实际的考核目标，如对开拓科来讲，实现正规循环作业是提高巷道施工速度和掘进效果的最有效保证。
②加强团队合作，提高全员素质。
作为一个企业，如何制造诱因来激励自己的员工是管理者最核心、最困难的任务[6]。在巷道掘进过程中要加强班组成员之间的团队意识，尤其是那些非正式员工，要让员工感知到自己在团队中的作用，激励他们自发追求新的奋斗目标，如将爆破员由原来的通防科归口到开拓科，让他成为整个掘进班组中的一员，这样爆破员就可参与到爆破效果和掘进进尺的控制和管理中来，发挥其技术优势来保证爆破效果和提高掘进进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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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英语学习焦虑形成的原因
英语学习焦虑，是指人们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常出现的紧张、担忧、害怕等情绪体验和忧虑的状态。根据平时课堂上学生的表现，我选取了20名英语学习焦虑程度较高的学生，进行逐一访谈，通过分析学生在课堂上和课后不同的表现，我归纳出以下小学生形成英语学习焦虑的原因。
1. 性格因素。性格外向的学生反应敏捷，活泼开朗，善于交际，易适应环境，不介意别人的评价，课堂上比较主动，学习积极性容易被唤起。性格内向的学生自信心不足，不善交际，适应环境困难，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课堂上比较被动，学习积极性不易被唤起。但无论是什么个性特征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会因受挫而产生心理压力，并带来焦虑，相对而言，内向的学生更易产生焦虑情绪。
2. 心理因素。有些学生开始太自信，认为自己很聪明，在短期内可以熟练掌握运用英语，并能始终在英语考试中拿到高分。考试成绩一旦退步，他们就会怀疑自己的英语学习能力，随之产生焦虑。而有些学生竞争意识太强，嫉妒心重，生怕他人超过自己，于是拼命学习，使自己长期处于强紧张强压力状态。这种不正确的竞争心态，极易产生恐惧、焦虑，影响学习效果。
3. 家庭因素。很多学生是农村留守儿童，家里几乎是由小学水平或接近文盲的爷爷奶奶监管。曾有一学生说：我奶奶说学英语没用，叫我不用学了，反正以后我又不出国。
4. 教师因素。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控制着教学的内容、进度及活动的难度和形式。教师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学生惧怕上数学课，是因为数学老师常常批评他;而有些学生特别喜爱上数学课，是因为老师常常表扬他。同理，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的鼓励与帮助等活动有助于降低学生交际畏惧。
二、缓解英语学习焦虑的策略
1. 激发英语学习兴趣。PEP小学三年级Unit 3 “Look at me”，这一单元主要学习身体的各个部位，课前我按课本上的小丑模样做了一张小丑的头像。学完了face， ear， eye， mouth和nose这5个单词后，在巩固阶段，我拿出小丑头像戴在头上，学小丑的声调用手指着脸蛋说：“Hi！ Look at me！ This is my face！”学生们也开心地指着自己的脸蛋说：“Hi！ Look at me！ This is my face！”平时课堂上不爱回答问题的学生也非常踊跃地举手要求朗读单词。
2. 帮助树立正确的英语观，端正考试观。在我所执教的三年级班上，一些平时读书读得特别好、成绩优异的学生，一到单元测验的时候，就常常因为过于紧张而考试失利。因此在平时的课堂上，为减轻学生的英语学习焦虑，我采取多种评价方式，改变过去以分数定成败的考试观，让学生更多的关注学习过程，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学习的乐趣与成功。
3. 增强学习英语的自信心。一次课上，我提问一个从不举手的男生，他低着头站起来，旁边的同学笑话他：“他很笨，以前经常考鸭蛋。”我批评了那些学生，要求不许笑话同学，要友爱同学，并鼓励他抬起头来，给予他适当的提示。经过了几次的提示和鼓励后，他回答出来了！全班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纷纷伸出大拇指指向他说：“Good！Good！Good！Very Good！”他激动地哭了。之后在我的英语课上，总能见到他举得高高的小手。
4. 营造轻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和氛围。这要求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及课堂教学的组织上，从学生实际出发，打破传统高高在上的“教师中心”权威思想，创设融洽和谐的学习氛围，师生互教互学，让教学成为一种互动的过程。这样有助于每个学生都能放松地加入到课堂活动中来，形成健康向上的学习氛围。
篇3
关键词：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人文因素；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299—03
已有的研究表明，与中国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直接相关的各种危险因素中，以社会人文因素导致的心理原因居多，其中又以人格偏差因素为主。系统研究这些社会人文因素，是解决好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问题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一、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人文因素探讨
（一）影响大学生人格的社会人文多维生态学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社会人文生态的重大变化，作用于包括高校人群在内的各个社会人群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共同形成了影响和冲击现代大学生人格发展的社会人文多维生态环境，形成图1所示的相应生态学模型。
（二）从社会人文多维生态学模型分析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人文因素
图1所示的七个文化维度有助于我们厘清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人文因素。
1.大学前教育文化的影响。图1中A方框的大学前教育文化为维度一。大学前教育偏差主要表现为在成人教育与成才教育间失衡，在心理健康发展与身体健康成长间失谐。这种偏差再通过高考阶段的倍增效应，造就了图1中D框所示亟待大学教育纠偏的高校学生群体，他们的人格发展基础上烙有大学前教育偏差的明显印记——高“智商”、低“情商”、弱“心商”，这些印记造就了酝酿人格偏差、推动K框与M框的比例彼降此升，形成抑郁症高发的温床。
2.传统制度文化的影响。图1中E方框的传统制度文化为维度二，是关于传统制度文化的大学之道。大学前教育文化的消极惯性，造成部分高校学子精神上难以独立，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使得传统制度文化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内圣”环节的文化人格塑造要求，在部分高校学子身上难以找到形成实效的着力点。反倒是当他们所希冀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王”追求，在遭遇到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挑战时，往往表现出图1中M方框偏差型人格所容易产生的消极情绪或过激行为，甚至被抑郁所困。
3.社会大众文化的影响。图1中F方框的社会大众文化为维度三，大众文化携善恶同体、利弊参半的大众文化的两重性社会功能，对上页图1D框所示高校学生群体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高校学生群体中少数人表现为或追求物质享受、欣赏媚俗娱乐；或感性膨胀、行为极端，形成了上页图1M框群体的一部分。社会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推动高校学生人格偏差形成，进而推高了抑郁症发生率。
4.现行制度文化的影响。上页图1中G方框的现行制度文化为维度四，其成功标准和师生关系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较大。现行制度文化下的一元化成功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使很多高校学子为此“成功”而疲于奔命，活得不快乐，无形中加大了上页图1中M方框的比例，也形成了一个“准抑郁”群体。另外，当学生发现从师生关系中实际得到的和期许得到的、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的时候，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造成了酝酿苦闷、抑郁等“准抑郁”现象的又一温床。
5.多元价值文化的影响。上页图1中H方框的多元价值文化为维度五。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多元价值文化也使高校学生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呈现多元化。高校学生多元价值观格局中健康、向上的成分仍居主导地位。然而，其中的负面表现也不容小觑，诸如功利性、庸俗性、偏颇性、混沌性等价值观，是产生人格偏差、推动上页图1中M方框比例提高、进而导致抑郁症高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6.现代网络文化的影响。上页图1中I方框的现代网络文化为维度六，反映信息化进程的影响。网络文化提供的资源共享特点，使大学生们有利于通过大幅提高时间利用率而促进全面发展。网络文化还有信息结构多元、张扬个体自由、提供情感满足等另外三个兼具利、害双重性的特点，其负面影响已成为高校学生群体中较多出现的十种人格障碍——边缘型、型、分裂样、分裂型、回避型、偏执型、强迫型、表演型、依赖型、自恋型——的推手。由此负面影响所推动的这十种人格偏差和人格障碍助长上页图1中M方框的比例，形成了抑郁症高发的主要诱因之一。
7.城乡二元文化的影响。上页图1中J方框的城乡二元文化为维度七。图2所示城乡二元文化影响农村大学生的文化——生态观略示，给出了这种影响的形成进程与典型表现形式。因此，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城乡二元文化影响下的社会化进程，始终要面对他们中部分人的人格成长可能发生偏差，而成为上页图1中M方框的助长因素之一并进而发展为抑郁症的潜在挑战。
二、应对策略
（一）发展高校学生健康人格的大学教育绿色生态观模型
上页图1中A、E、F、G、H、I、J方框中七个维度文化因素作用于D方框“亟待大学教育纠偏的高校学生群体”，出现K、M方框分别代表的健全人格群和偏差人格群的比例彼降此升，形成了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重要社会人文因素。采取图3中a、e、f、g、h、i、j方框中七个维度应对策略，最大限度实现k方框中高校学生健全人格发展，进而有效降低抑郁症发生率。
篇4
【关键词】 美沙酮; 抑郁; 焦虑;
the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the patients attending the communitybased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program in china yin wenyuan1, pang lin1, cao xiaobin1, zhang congbin2, li zhijun3, xiao yongkang4, xu jinshui5, wang changhe1, zhang bo2, luo wei1, rou keming1, wu zunyou1. 1.national center for aids/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 china; 2.yunn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drug dependence, kunming 650228, china; 3.uscdc global aids program (gap), beijing 100072, china; 4.anhui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efei 230061, china; 5.jiangsu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an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patients attending the communitybased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mmt) program. methods 9 mmt clinics in 3 provinc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which 1 301 mmt patients who met the criteria of recruitment were all interviewe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y administrative questionnaire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demographics, drug abuse and mmt treatment status of the respondents. the 1301 respondents were also evaluated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y sd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nd sa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respectively. anova and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s analysis was used to verify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the mmt patients were 38.3% (498/1 301) and 18.4%(239/1 301). the multivariate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t the level of α=0.05, gender, employment status were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while gender, employnment status, educational level,drug abuse and methadone daily dosage were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conclusions there are certain proportions of mmt clients wh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 mmt clinic staff should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efforts to reduce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nd its potential risks by enhancing psychological councelling, intervention and social support towards the mmt patients.
【key words】 methadone; depression; anxiety
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累计为将近18万阿片类物质成瘾者提供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5年来迅速成为全球开展该项目覆盖地区和人数最多的国家[1]。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沙酮维持治疗是减少滥用，降低艾滋病新发感染，减少相关犯罪和恢复阿片类物质成瘾者家庭社会功能的有效干预措施[2～4]。海洛因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不可逆性脑损伤，焦虑和抑郁是海洛因成瘾者常见的急性或稽延性戒断症状。国内外相关资料表明，海洛因成瘾者和戒断者中普遍存在焦虑和抑郁状况，但针对美沙酮维持治疗受治者的研究相对较少。2008年7～10月在云南、江苏和安徽3省开展了美沙酮维持治疗受治者抑郁和焦虑状况调查，旨在了解我国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受治者中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服务质量和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云南、江苏和安徽3省9个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选择入组时间超过1月已进入维持治疗剂量稳定期、符合中国精神疾病(ccmd ⅲ)阿片类物质依赖诊断标准、无精神病史和其他严重躯体疾患的所有受治者共1301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云南省450人，江苏省449人，安徽省402人。
1.2 内容和方法 经知情同意后，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了解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近期药物滥用、参加治疗情况，并采用zung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pression scale,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te,sas)对调查对象进行评分，计算其总分标准分，以sds标准分大于53分界定为有抑郁症状; 以sas标准分大于50分界定为有焦虑症状[5]。同时，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海洛因/吗啡、安定类、丁丙诺非、冰毒和mdma 5种物质尿液定性检测，凡其中一项或一项以上检测阳性者，即判定为近期有药物滥用(偷吸)行为。
1.3 统计学分析 以epi data 3.02建立数据库，双录入核对纠错，sas 9.1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对本次调查所得的sds、sas评分与国内抑郁和焦虑常模进行比较;以不同人口学特征、药物滥用和美沙酮维持治疗情况等作为分组变量，对不同组间的抑郁和焦虑评分进行方差分析;并分别以抑郁和焦虑评分为应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解其影响因素。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在1 301名调查对象中，男性991例，占76.17%;女性310例，占23.85%;平均年龄为(34.6±6.5)岁，其中30岁以下356人(27.4%)，30～40岁716人(55.0%)，40岁以上228人(17.5%);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29人(9.9%)、初中804人(61.8%)、高中及以上368人(28.3%)。未婚529人(42.7%)，已婚或同居553人(42.5%)，离异或丧偶156人(12.6%)。目前有工作者451人(34.7%)，无业者850人(65.3%)。
2.2 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状况 1 301例调查对象中，伴有抑郁症状者498例，占38.3%;伴有焦虑症状者239例，占18.4%，185人同时存在抑郁和焦虑症状，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4.2%;sds评分均值为(49.69±10.34)，与中国常模(41.88±10.57)比较[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2,p<0.001);sas评分均值为(40.98±10.66)，与中国常模(37.23±12.58)比较[6]，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t=8.0,p<0.001)。
2.3 抑郁和焦虑的影响因素 单因素分析：以人口学特征、药物滥用和美沙酮维持治疗情况等作为分组变量，对不同组间的抑郁和焦虑评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抑郁评分显示：女性高于男性(f=4.67,p<0.05),无业组高于有职业组(f=18.06,p<0.0001)。焦虑评分显示：女性高于男性(f=4.90,p<0.05);无业组高于有职业组(f=19.35,p<0.0001);不同文化程度、婚姻状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分别为3.98和3.20，p值均<0.05)，经两两比较，小学文化程度组高于其他各组，已婚或同居组高于未婚组及离异或丧偶组;有药物滥用组(即偷吸)高于无药物滥用组(f=5.64,p<0.05);美沙酮日服剂量大于80 mg/ml组高于其他各剂量组(f=6.16,p<0.0001)。而不同年龄、近期药物滥用方式、参加维持治疗时间对不论抑郁还是焦虑的评分的影响均未见统计学意义。
多因素分析：以抑郁和焦虑分别作为应变量，以性别(取值0=女，1=男)、职业(0=无、1=有)、文化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以上)、近期药物滥用(0=无、1=有)、美沙酮日服剂量(ml)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α=0.05水平时，影响抑郁评分的变量为性别、有无职业;影响焦虑评分的变量为性别、文化程度、有无职业、近期有无药物滥用和美沙酮维持治疗剂量(表1)。与单因素分组比较的结果基本一致。表1 抑郁和焦虑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3 讨论
海洛因成瘾可导致慢性不可逆性器质性脑损伤，其中，杏仁核和海马回等部位的病变可引起情绪、记忆和性格障碍等改变 。大多数成瘾者在停用海洛因急性戒断症状基本消失后，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稽延性戒断症状，并表现出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和情感障碍[6，7]。本次研究发现在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者中，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分别接近40%和20%，且部分患者同时合并抑郁和焦虑，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外研究资料同样证实这一结果，且在同类人群中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略高于我国美沙酮门诊[8～10];与国内社区吸毒人员、强制戒毒人员中抑郁和焦虑发生状况相比，社区药物维持治疗者中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明显降低[11～1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沙酮维持治疗在改善受治者心理和精神障碍方面较强制戒毒方式有较好的效果。除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外，无业为抑郁和焦虑发生的影响因素。因无业是吸毒人员重返社会过程中面临的最突出的现实矛盾之一，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劣势，有可能进一步引发或加重抑郁和焦虑的发生。另外，近期有无偷吸行为也与焦虑的发生存在密切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偷吸后的自责、恐慌导致焦虑的发生，而焦虑的发生进一步引发偷吸以缓解压力和逃避现实。值得关注的是,心理问题和情感障碍如不及时发现和控制,易导致偷吸和复吸的后果，这已得到多项研究的支持[17～19]。本次研究还发现，随着美沙酮维持日服剂量达80 mg/ml以上时，与焦虑的发生显著相关，这与einat peles等[20]在90名美沙酮维持治疗受治者中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但其发生机理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提示在社区药物维持治疗中，门诊工作人员应高度关注受治者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和情感障碍发生的可能，以及与偷吸/复吸之间的相互关系。除提供美沙酮口服液外，抓住心理咨询和干预等重点环节，加强并动员社会支持，包括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只有在开展后期综合干预的前提下，才能帮助他们真正戒除“心瘾”，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并促使其真正回归社会，将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作为艾滋病防治和“禁吸戒毒”工作的有效平台。
致谢：感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uscdcgap china)对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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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肝内胆管癌；危险因素；切除术后患者生存率；干预对策
[中图分类号] R735.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05-0146-03
肝内胆管癌（ICC）是一种肝内胆管细胞恶性增生性疾病，在我国大约占原发性肝癌的5%[1]，这是一个较高的比率[2]。随着发病地区的不同，其危险因素也有很大变异。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肝内胆管癌的易感因素是原发性胆管硬化性炎症[3]。而在东亚一些地区，此病的发病却与吸虫感染密切相关[4]。然而在我国上述疾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根据目前国情，我国是乙肝大国，国外研究认为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可能是我国肝癌发病的诱因，所以也可能是肝内胆管癌的危险因素[5]。本研究系统探讨了各因素如一般情况（性别、年龄）、个人行为（饮酒、吸烟）、患者肝脏相关病史（乙肝、丙肝、肝硬化、胆石症、血吸虫病、肝囊肿以及脂肪性肝炎等）肝内胆管癌切除术后患者生存率的相关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干预措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3年6月～2011年10月收入我院治疗的肝内胆管癌患者105例，其中切除术后1年生存的患者共69例，切除术后1年死亡的患者36例。切除术后生存的患者均有肝内胆管癌的典型表现，病理检查为肝内胆管癌。69例切除术后生存1年的患者中， 男性26 例，女性43例，病程（9.7±5.7）个月；36例切除术后死亡的患者中，男性23例，女性13 例，病程（8.4±4.3）个月。
1.2 方法
回顾2003年6月份以来入我院治疗的肝内胆管癌患者的资料，包括一般情况性别、年龄、个人行为（饮酒、吸烟）、患者肝脏相关病史（乙肝、丙肝、肝硬化、胆石症、血吸虫病）、肝囊肿以及脂肪性肝炎等，分析与肝内胆管癌切除术后患者生存率相关的危险因素。
1.3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是SPSS17.0，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肝内胆管癌切除术后患者生存率情况为因变量，以各因素为自变量，采用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筛选采用Stepwise 法。P <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的观察资料与切除术后患者生存率的情况
患者的观察资料[性别、年龄、个人行为（饮酒、吸烟）、患者肝脏相关病史乙肝、丙肝、肝硬化、胆石症、血吸虫病、肝囊肿以及脂肪性肝炎等]与切除术后患者生存情况如表1。
2.2 观察资料与切除术后患者生存率的单因素Logistic分析
经单因素Logistic分析，乙肝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肝内胆管结石、胆总管结石、肝血吸虫病、HBsAg等因素，回归系数大于1，且都有统计学意义（P < 0.05），OR值大于1，与患者生存率相关。具体数据如表2。
2.3 观察资料与切除术后患者生存率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显示乙肝肝硬化（OR=1.769，95%CI：1.420-2.115）、酒精性肝硬化（OR=6.447，95%CI：1.826-22.769）、肝内胆管结石（OR=1.863，95%CI：1.709-2.051）、胆总管结石（OR=1.539，95%CI：1.042-2.635）、HBsAg（OR=3.640，95%CI： 2.169-6.193）都有统计学意义，是肝内胆管癌切除术后患者死亡的主要促进因素。具体数值如表3。
3 讨论
肝内胆管癌在我国约占原发性肝癌的5%，这是一个较高的比率。其危险因素也随着发病地区的不同有很大变异。在一些西方国家，肝内胆管癌的易感因素是原发性胆管硬化性炎症。在东亚一些地区，此病的发病却与吸虫感染密切相关。然而在我国上述疾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我国是个乙肝大国，据国外研究认为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可能是我国肝癌发病的诱因，所以可能也是肝内胆管癌的危险因素[6]。本研究105例ICC患者中，有20例肝血吸虫病，死亡组高于生存组，支持肝血吸虫病在ICC发生中的积极作用。肝内胆管结石被广泛认为与ICC发生相关[7]，肝内胆管结石导致ICC机制可能与肝内结石造成胆管持续损伤、产生炎症进一步导致胆管上皮增殖有关[8]。本研究显示ICC患者中肝内胆管结石发生率明显高于生存组，与ICC密切相关，进一步证实肝内胆管结石可能是ICC发生的危险因素。HBV感染、肝硬化尤其是乙型肝炎相关性肝硬化、肝内胆管结石病以及肝血吸虫病可能是国内人口ICC发病的危险因素[9]。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国内人口的ICC患者，HBV的感染率明显高于目前文献报道的其他国家，这可能是国内人口ICC发生最重要的危险因素[10]。
本研究回顾入我院治疗的肝内胆管癌患者的资料如一般情况（性别、年龄）、个人行为（饮酒、吸烟）患者肝脏相关病史（乙肝、丙肝、肝硬化、胆石症、血吸虫病、肝囊肿以及脂肪性肝炎等），肝内胆管癌切除术后患者生存率的相关情况，显示乙肝肝硬化（OR=1.769，95%CI：1.420-2.115）、酒精性肝硬化 （OR=6.447，95%CI：1.826-22.769）、肝内胆管结石（OR=0.863，95%CI：0.709-1.051）、胆总管结石（OR=1.539 95% CI：1.042-2.635）、HBsAg（OR= 3.640， 95%CI：2.169-6.193）等是肝内胆管癌切除术后患者死亡的主要促进因素。针对肝内胆管癌切除术后死亡的危险因素，我们提出了对肝内胆管癌患者应注意抗肝硬化、肝胆结石以及乙肝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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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代际核算，代际平衡，城镇化，总和生育率
一、引言
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buchanan(1958)和modigliani(1961)提出财政赤字可以衡量财富的代际分配情况，如果有财政赤字，意味着现存代在花未来代的钱，而如果财政盈余，意味着现存代把财富留给未来代。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对用财政赤字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手段提出质疑。feldstein(1974)指出大量隐形养老金债务没有记人政府的债务，从而降低了财政赤字；eisner、pieper(1984)认为赤字没有考虑政府的财产。blanchard(1993)等人提出自己对财政赤字的定义，并试图说服政府接受自己的观点。而kotlikoff(1984，1988)指出财政赤字本身与代际政策没有内在的联系，当采用不同的代际政策时财政赤字可以不发生变化，或者代际状况相同时赤字却可以大相径庭。因此需要寻找替代财政赤字的方法。alan j. auerbach，jagadeesh gokhale和laurence j. kotlikoff(1991)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代际平衡的方法——代际核算方法，到现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30个国家建立自己的代际核算体系，其中在亚洲日本、韩国和泰国已经构建了自己的代际核算体系。核算结果显示泰国由于人口结构较为年轻，而且没有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系，泰国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未来代，现存代的负担大于未来代。而韩国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维持下去，未来代的负担是现存代的60%到120%。在已经建立代际核算体系的国家中，代际不平衡状况最严重的国家是日本，未来代成员的负担是现存代的2.7到4.4倍。
任若恩、蒋云赞(2004)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套代际核算体系，核算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政策无法实现代际平衡。为了实现代际平衡，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调整，本文旨在考察人口生育率和城镇化速度对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二、方法分析
(一)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原理
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依据是政府的代际预算约束式，即政府将来所有的消费的现值减去政府现在的净财富必须等于现存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其剩余的生命周期内所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与未来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生命周期内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之和。这里同一年出生的男女为一代，净税支付总额指政府征收的各种类型税收与政府各种转移支付的差。简单的说，代际预算约束式是指政府所有的消费必须由现有财富及现在和未来社会成员的净税支付来共同分担。用公式表示为：
nt,k是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的代际账户(generational accounts)，即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以后(包括t年)所有剩余生命周期内净税支付额的精算现值。d是定义的最大寿命。因此(1)式等号左边第一项是现存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第二项是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值；等号右边第一项是政府所有将来消费在t年的现值(其中gs代表s年政府的消费，r是贴现率)，第二项是政府在t年的净财富。(1)式很好地反映了财政政策的零和性，任何一项财政支出必须由现存代或者未来代来承担，因此用这个式子来考虑福利及支出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我们可以在现存的财政政策的框架下，求出现存各代的代际账户值，如果政府未来消费的现值也可以获得(在一定的假设下是可以做到的)，政府的净财富也可以得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如果假设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按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增长，我们就可以求出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将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扣除生产率增长率的因素)与现存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比较，就可以知道社会负担和福利在各代之间分配是否公平。
(二)人口预测方法介绍
我们采用成分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以2000年为基年对我国未来分年龄，分性别以及分城镇乡村的人口进行预测。在预测中国的人口情况时，国际迁移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们需要考虑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迁移，即城镇化的情况。下面是城镇女性的预测方法：
xa(t)为第t年度初a岁女性人口数，xa+1(t+1)为第t+1年初a+1岁女性人口数。m为最高年龄。
ηa(t)为第t年初a岁女性人口留存率。η00(t)为t年女婴留存率，hi(t)和ki(t)分别为t年度i岁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及其出生婴儿中女婴的比例。β(t)为t年总和生育率。f(t)为人口迁移向量，即每年分年龄的农村女性向城镇迁移的情况。城镇男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的预测方法与之类似。
三、假设和数据
(一)人口预测基础数据来源
1.总和生育率估计：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991—2000年中国大陆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22。由于考虑调查中可能存在漏报的可能，计生委多次都把全国的总和生育率调高至1.8。模型中基准假设为：全国的城镇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6的水平，乡村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的水平。
2.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估计：我国2000年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城镇男性74.01，女性为78.3；农村男性68.98，女性72.33。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10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发达国家每15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我们假设2020年以前每10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2020年后每15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2050年之后保持不变。
3.出生性别比的估计：国际社会公认的理论值为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102—107名之间。我国1998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活产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17，这很大程度是由于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我们假设中国城市婴儿性别比目前为105，农村婴儿性别比在109，随着人们性别偏好的降低，我们假设到2050年中国城市婴儿性别比下降为104，农村婴儿性别比下降为107。生育模式参照2000年全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
4.迁徙规模方案设计：我国1990年城镇人口比重为26.41%，2003年达到40.5%，平均每年提高1%，从1996年起城市化率更是平均每年提高1.5%。《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提出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以上。因此基准假设中，我们假设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此后基本维持不变。21世纪初期应该是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一段时期，我们假设21世纪前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高达1600万，之后每5年下降200万，2030年下降至600万。2030后每10年下降200万，2040年下降至400万，2050年下降至200万，2050年后迁移停止。
(二)其他数据和假设
代际核算体系是一套全面的，面向未来的分析财政问题的系统，这就决定了代际核算体系中涉及变量众多，需要对变量做出合理的预测。表1汇总了本文构建代际核算体系时的其他假设。
四、模拟结果
我们利用matlab软件构造我国财政政策的代际核算体系，并模拟人口结构变动对财政政策的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一)基本结论
我们以2002年为基年，2002年及以前出生的人为现存代，2003年及以后出生的为未来代，假设未来代每人的代际账户值按照生产率增长率增长，表2给出了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分年龄的代际账户值。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总额是55439元，2002年出生的城镇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30292元，同年出生的农村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16964元，农村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11995元。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50岁时转为负值，也就是城镇男性从50岁起，在剩余生命周期内向政府缴纳的税收的现值小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而城镇女性的代际账户值从40岁就转为负值，这很大程度归结于城镇女性过早的退休年龄；而农村男性和女性的代际账户值一直为正值，也就是平均来说，一个农村人口一生向政府缴纳的税收的现值都大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
未来各代的城镇男性与2002年可比的代际账户值是79633元，未来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是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1.4364倍。也就是说中国现存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为了维持现存的财政政策，未来各代向政府缴纳的净税额的精算现值要比现存代高43.64%，也就是未来代的负担要比现存代高43.64%。如果不对财政政策做出调整，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继续向以后的各代推移。
(二)人口因素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一方面是有些地区在谨慎地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是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另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最近10年我国城镇化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本节旨在分析生育率水平和城镇化率变化对我国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1.总和生育率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我国的生育率走向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不断下降，1997年和2001年，国家计生委组织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199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只有1.35—1.38；2001的数据也显示只有1.35。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991—2000年中国大陆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22。当然这些调查数据由于漏报原因而明显偏低。但是生育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已经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数据进行证明。barro(1997)采用1960年后100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均cdp水平与生育率之间是负相关的，一般来说，富裕的国家生育率较低，而穷国的生育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已经开始谨慎地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例如许多地区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我国生育率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走向难以确定，我们下面分析生育率的高低对我国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表3给出的是不同生育率水平下未来代城镇男性和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的比。我们进行了三种情形的模拟：方案ⅰ中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绝对数额变动，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7，都下降了0.4。我们进行了多个数值的模拟，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只列出9种情景(下面两种方案也是相同原因只列出部分模拟情景)，我们可以看到当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绝对数额变动，在一定的范围内，生育率下降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7时，未来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上升到1.527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这个水平下降，未来代的负担比现存代的负担高52.76%；而当生育率上升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有所缓和。方案ⅱ中农村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大于城镇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时，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3。在方案ⅱ中我们发现结论和方案i恰好相反，生育率下降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有所缓和，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3时，未来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下降至1.434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这个水平下降，未来代的负担比现存代的负担高43.46%，但是代际不平衡状况变化的幅度非常小。实际上代际平衡状况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当生育率水平上升时(其他因素不变)，gdp的增速也将加大，政府支出的增速也加大，因此政府支出的精算现值将提高，未来代的代际账户值总和也将上升。但是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分担这些代际账户值，因此未来人均的代际账户值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所以代际平衡状况的变动取决于政府支出增速和人口增速之间的关系。方案ⅲ中，我们假设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相等，我们可以看到在合理的生育率范围内，代际不平衡状况都有所缓解，例如当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都为可持续生育率水平2.1时，未来代的负担比2002年出生一代高27.57%，比基准假设下降了16个百分点，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当生育率继续增加时，代际不平衡状况会更加好转，但这对我国来说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2.迁移规模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基准情形中我们假设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高达1600万，之后每5年下降200万，到2020年下降到1000万，2030年下降至600万。2030后每10年下降200万，2040年下降至400万，2050年下降至200万，2050年后停止迁移。平均来看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此后基本维持不变。在基准假设之外，我们假设另外两种迁移规模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我们假设迁移规模比基准假设高20%(我们称为高迁移方案)，因此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为1920万，之后每5年下降240万，到2020年下降到1200万，2030年下降至720万，2030年后每10年下降240万，2040年下降至480万，2050年下降至240万，2050年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城镇人口迁移。另一套方案我们假设迁移规模比基准假设低20%(我们称为低迁移方案)，因此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为1280万，每5年下降160万，到2020年下降到800万，2030年下降至480万，2030年后每10年下降160万，2040年下降至320万，2050年下降至160万，2050年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城镇人口迁移。
表4反映了不同迁移规模的假设21x)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和未来的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的比。我们可以发现，当迁移规模上升时，未来出生的城镇男性与213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代际账户值之间的比例由1.4364下降到1.2940，也就是未来代比现存代的负担由原来的高43.64%下降到高29.40%。而当迁移规模下降时，未来代与现存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上升至1.5877，代际平衡状况严重恶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提高迁移规模和城市化率是实现代际平衡的一条较好途径。
篇7
事实上，生育政策的作用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大。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受多种因素影响，生育政策仅是其中一个因素。以我的家庭为例，我和妻子的生育意愿都是两个孩子，尽管我们不符合二胎政策，但仍生了二胎；而即使奖励10万元，我们也不愿意生三胎。
已经生了二胎或正准备生二胎的人当然知道，他们将为此付出一定代价，但他们认为付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只限制得了那些生育意愿不够强烈或意志不够坚强的人。对于一定要实现生育意愿的夫妇来说，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减少这些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只是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从各国经验看，对降低生育率来说，生育政策的作用远远比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下面我们来比较印度和俄罗斯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
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实行鼓励少生的政策，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在2011年仍达到2.62。但在印度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邦，生育率则下降较快。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的数据：1979年，印度的克拉拉邦总和生育率是3，泰米尔纳德邦是3.5；1991年，克拉拉邦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8，泰米尔纳德邦降到2.2。
篇8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摘要：近2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普遍，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其解决途径。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又其自身的历史和制度根源。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基础上，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根据分析的内容，总结了三点政策调整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顾宝昌.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篇9
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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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在看到这一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居安思危、看到人口形势背后蕴含的、在发展过程中将愈演愈烈的四大问题。
第一,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逐渐下降。虽然我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但从人口学角度来说,实际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压力在慢慢消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之后,我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将会明显减少。比如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0～14岁人口有1.2亿,5～9岁人口有9000多万,但0～4岁人口只有6800多万———下降速度极其迅速。南方某些地区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除其他因素影响外,也受了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力不断下降的影响。
第二,我国人口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我国于2014年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如果今后的新生人口仍如近几年那样迅速降低,那么老龄化水平的增速就会相应加快,我国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近期的人口预测发现,2020年之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呈加速度状,至2050年,在每100个人中,就有30个60岁以上的老人。届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比世界平均老龄化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
第三,婚龄人口的挤压现象将逐渐凸现。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中期失衡以来,新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处于上升之中。考试大网站整理2014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男婴与女婴之比)。2014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又显示,0岁～4岁男女平均性别比为121.22∶100。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出生的人口,在进入婚龄段后,会碰到前所未有的婚姻挤压,从而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较高,将加大其聚集区的生态环境压力。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实行因地区、因城乡、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的人口控制政策,即城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少数民族夫妇可生育比汉族夫妇更多的孩子。
从1982年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达到年均3.87%;从1990年到2014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由于总量的上升,现在少数民族人口已占我国总人口的8.41%,总量超过1亿人,比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期净增加了4000多万人。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大多数少数民族新增人口分布在农村和牧区。这会给那些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加沉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在这样一种人口形势下,讨论未来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就必须针对以上几个问题重点思考应对策略。
人口生育政策应逐渐统一。我国分地区、分城乡、分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正面意义是:城市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降低,导致了城市劳动力总体的短缺,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提供了空间。但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在城市大范围形成了家庭抚养关系的4∶2∶1结构,既刺激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导致了城市家庭养老微观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城市未来的老人很难奢望得到子女传统意义上的“伺候”。因此,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主要为婚龄育龄年龄段人口所组成的新形势下,统一全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有利于减轻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的环境压力,也有利于减缓城市家庭抚养关系变化带来的压力。
要立足于人口结构的和谐。近期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将争论的话题集中在人口政策与劳动力是否短缺的问题上。有人主张继续不折不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生育率,只要未来科技的发展能够解决劳动力的需求问题,就没有必要顾虑所谓的劳动力短缺;而另一观点则认为,人口急速下降会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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