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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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农村地区；俄罗斯西北联邦区；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人口预测；区域类型

一、引言

纵观整个世界，大批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实施，这类项目涉及复杂的社会、生态及经济体系。在俄罗斯，一方面需实现农业生产的短期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农村地区人口、环境及社会发展的长期利益，但两方面要达到平衡尚存一定的困难①。

俄罗斯人民历来认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业效率提高、土地合理管理、农村劳动人口零失业及生活水平提高。然而，实现这些战略目标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力资源及其数量和质量特征。因此，根据《俄罗斯联邦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俄罗斯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国策的重大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时通过降低死亡率、延长平均预期寿命及减少人口外迁等措施，确保农村人口②数量稳定，并为人口增加创造有利条件③。随着《战略》的实施以及一些目标指标的逐步实现，农村地区人口状况也在慢慢得到改善。农村人口数量稳定，维持在3500万左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达到75.6岁；人口外迁数量减少，每年不超过7.41万人，如表1所示。当然，由表1可知，当前人口两大主要目标值，即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口外迁数，与2030年的目标参数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些状况使得俄罗斯农村地区人口前景问题亟待解决，寻求可行办法以改善农村人口状况变得日益重要。

从宏观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农村人口的发展趋势和前景颇为重要，这是因为一个区域单位有着相同的自然条件、环境条件、人口条件、文化历史条件、地理条件等特点，凡此种种，可满足该区域内居民和行政部门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使用，以及经济实体之间合作关系的维护①。

俄罗斯西北联邦区面积广阔，共辖11个联邦主体②；人口逾1380万，其中农村人口达220.4万（约占西北联邦区总人口的16%）。在全俄联邦区中，西北联邦区的农村人口比例最低。对比如下：各联邦农村人口占比平均值为26%，中央区为18%，乌拉尔区为19%，远东区为25%，西伯利亚区为27%，伏尔加沿岸区为29%，南方区为37%，而北高加索区高达51%。西北联邦区气候条件恶劣，大部分属危险农业生产区，故其农村人口比例低于其他联邦区。

西北联邦区各联邦主体农村人口比例不尽相同。比例最低的是摩尔曼斯克州，为7%；最高的是列宁格勒州，为35%。此外，各联邦主体居住条件也有所不同。比如，摩尔曼斯克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以及科米共和均位于俄罗斯所在的北欧地区，属极端高寒地带，不适合人类生存；而位于西北联邦区南部的普斯科夫州和诺夫哥罗德州，其居住环境和俄罗斯中央区较为相似；加里宁格勒州属西北联邦辖区，它位于波罗的海东岸，是俄罗斯一块飞地（隶属某一行政区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圣彼得堡是列宁格勒州行政中心，在全俄城市中举足轻重，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经济、文化、历史和旅游中心。

另外，西北联邦区各联邦主体经济差异较大。一方面，“北部半荒漠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发达的矿业基地及全俄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人口相对稠密的南方地区”的经济问题类似于俄中部地区的典型经济问题③。

过去25年间，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减少了52万（减幅为19%）。在西北联邦区总人口中，农村人口比例由过去的18%降为现今的16%，如图1所示。另外，笔者此前的研究显示①，过去数十年间，除上述趋势外，西北联邦区大部分农村地区人口状况还出现了一系列不利变化，如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死亡率增加、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口减少、人口外迁、平均预期寿命降低及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出现较大差距。以上变化说明，西北农村地区出现人口危机，改善农村人口状况刻不容缓。

西北联邦区各地地理、历史、文化及经济状况存在差别，因此，一些辖区的人口发展显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战略》实施期间，西北联邦区有7个辖区的农村出现了人口减少现象；情况最严重（减少1/3以上）的有摩尔曼斯克州（44%）、普斯科夫州（38%）、阿尔汉格尔斯克州（34%）及科米共和国（36%），如图2所示。经济学博士里巴科夫斯基（L. L. Rybakovsky）称，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减少是因为地区间存在稳定的“移民通道”，人口从这些地区迁出后被圣彼得堡这块“移民磁铁”吸了过去①。该段时期，圣彼得堡的人口增加了18.92万。

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的情况与上述恰好相反，两州人口增幅分别是17%、11%，如上页图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以来的25年间，这些地区的人口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如图3所示。由统计数据可知，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农村人口增速放缓。如2002―2004年间，列宁格勒州人口出现小幅度减少，这与当时的移民浪潮有关。从2005年起，人口恢复正增长模式，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具备吸引力。在西北联邦区，加里宁格勒州、列宁格勒州及圣彼得堡经济最为发达。它们有着多样化的市场，人力需求大，就业机会多，薪资待遇好，公共基础设施完善。除此之外，加里宁格勒州之所以能够吸引外来人口，是因为当地人积极参与国家所实施的项目②。

1992年和1993年时，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卡累利和国有不少城市居民摇身变为农村人，从而导致当地农村人口激增。这一情况，卡累利和国并非独例。20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一股由城市人向农村人转变的风潮，从而影响了城市结构的转型③。

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西北联邦区的农村人口在近数十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如下页图4所示。2003年，人口负增长出现峰值（-14.7‰），此后，负增长成为趋势。在某些年份，尽管人口呈负增长，但外来人口的迁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口；然而，目前这两项指标均为负值，分别是-3.9‰、-2.9‰。

农村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死亡率极高，如下页图5所示。西北联邦区人口死亡率在2003年达到峰值（24‰），是总生育率的2.6倍。2003―2014年，农村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现今这一比例为16.2‰；相反，出生率在增加，达到12.3‰。目前，出生率呈上升趋势，但如果当前生育参数及年龄性别结构在未来数十年仍然维持不变，农村人口态势难以迎来积极发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人口状况面临着不小阻力。这一阻力是由女性人口结构变化所致，尤其是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使出生率难创新高，甚至难以维持原状。另外，低出生率将导致老龄人口增加，劳动适龄人口从而减少。

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人口状况是否能改善？必需资源是否已消耗殆尽？如果当前人口相关指标保持不变，如果通过实施各种人口政策来应对不利趋势，通过对人口预测进行分析，我们便能够预测未来人口数及年龄性别结构的变化情况。

二、研究方法

人口预测是对未来人口状况（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及其他质量特征）和人口流动主要指标（生育率、死亡率及外迁率）的科学性预测。这一预测立足于预期人口规模及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而出生率、死亡率各类特征的未来动态变化假说又为该预测指标提供了基础①。预测人口状况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使用特定的数学函数（外推法和分析法），二是年龄转换法（亦称合成法）。但是，由于第一类方法未考虑人口增长和年龄性别结构成分的变化，预测结果可能出现偏差。此时，启用第二类方法更为可靠，因为它考虑了自然和机械运动预估波动率以及当前的人口结构。

在预测人口情况时，我们采用了年龄转换法（合成法）――仅有此法既能预测总人口数，又能通过年龄、性别预测人口分布情况。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口学家维尔普顿（P. K. Whelpton）造了合成法②。该方法的实质是依照三类指标（生育率、死亡率及迁移率）定时“追踪”一类人群的运动情况。计算方案如下：在年初t，将某一年龄段人口总数设为S，一年内，原来的总数会因以下因素发生变化，如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迁出及人口迁入。一年后，时间为t+1，人口年龄段为x+1，即人口总数公式为：

除新生儿外，该算法适用于各个年龄层。在t+1年，我们考虑了新生儿群体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因为并非所有的新生儿都能活够周岁。首先，必须统计新生儿的数量。因此，我们要弄清楚年龄别生育率和相应年龄妇女的平均数量。育龄妇女数量倍增促使生育率提高。年龄别出生率的相关数据经初步预测得出，即“未来出生率不变假说”。妇女人口数量相关数据源于此前变化的影响。由于变化的影响，我们获悉女性在年初的数量，所以有必要计算出育龄妇女的平均数。

为了在出生人口中获悉婴儿性别比信息，我们可使用出生性别比，即通过长时间观察而得出的经验法则（105名男孩比100名女孩，相当于0.52：0.48）。由生命统计表可知，相应性别人口存活下来，出生率倍增，从而计算出t+1年新生儿总数St+10 ③。

在制定预测方案时，我们对人口动态作了一系列猜想：

其一，在计算过程中，我们的立足点是从2015年到2035年农村人口的生育模式保持不变。我们认为，这种不变模式意味着主要人口指标处于同级水平，相应指标包括性别、年龄别死亡率、年龄别生育率及迁移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其二，在预测时，我们考虑了人口发展过程中几项主要指标可能出现的变化，包括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率。我们未研究结婚率、离婚率、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住房条件等，因为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体现在自然运动、机械运动的量化特征中①。

其三，为了简化计算过程并清楚地了解所有方案的变化情况，这一系列猜想满足的前提是该地区迁移率为零②。

该预测活动围绕四种方案进行：

一是“零变化”。该方案立足于生育率、死亡率及迁移率的现行趋势。换言之，以2015年为初始年份，到预测期截止日，上述三项指标保持不变。

二是“生育率提高”。生育率逐年提高，符合主要法律文件中所规定的目标指标。

三是“死亡率下降”。在官方目标值基础上，死亡率逐年下降。

四是“管理优化”。生育率逐年上涨，死亡率逐年下降，符合国家解决人口发展问题的相关规定。

“管理优化”“生育率提高”及“死亡率下降”这三种方案中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年变化一致，它们以国家概念性、政策性文件中的目标指标为基础。这些文件旨在改善人口状况，包括农村地区复杂特殊的人口问题，如上页表2所示。根据俄罗斯2014―2017年及2020年农村可持续发展计划，到2020年，农村人口毛出生率有望增加33%，即年均增长率为5%。目前，俄罗斯制定的项目或战略性文件均未涉及降低农村人口死亡率。因此，我们从起点开始，坚持指导方针（该方针基于预测期间俄罗斯人口政策概念），到2025年，毛死亡率将下降40%；在此基础上，我们可推断，死亡率年均下降率为2%左右。

三、研究结果

预测结果表明，在所有方案中，即便采取最积极的人口发展方案，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依然不可避免地减少，如上页图6所示。“零变化”方案意味着生育率将停留在2015年（基准年）的水平，同时会面临最糟糕的局面――到2035年时，农村人口将减少108.29万，减幅达49%。

如果选择更为有效的“死亡率下降”方案，西北农村人口也会减少，但减幅比上述情况要小，为44%（合974.6万人）。由“生育率提高”方案可知，农村人口在2035年时将达到135.59万，较2015年减少84.82万，减幅为39%。而如果采用“管理优化”方案，极有可能出现最佳结果，但仍不能解决人口下降问题。由该方案可推知，农村人口在2035年时将达到146.88万，较基准年减少33%。

预测数据中，农村人口减少主要是指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如表3所示。因此，即使实施“管理优化”方案，到2015年时，西北联邦区农村劳动力仍将减少60.2万（较基准年减少49%）。因此，当局在实施社会、经济及人口政策时，应着重关注劳动适龄人口。同时，人口政策（尤其是“提高生育率”和“管理优化”方案）将促进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到2035年时，农村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将由原来的17%增至33%，而据“管理优化”方案可知，该比例有望达到35%。

因此，实施上述任一人口发展方案，到2035年，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较2015年仍然会减少。然而，不同的方案所产生的减幅则不同。因此，预测人口数量最低是112.12万（“零变化”方案），最高数量是146.88万（“管理优化”方案）。通过对比各种预测方案，我们发现，总体而言，“降低死亡率”方案与“零变化”方案有着类似的发展趋势，而“生育率提高”方案与“管理优化”方案则有着紧密联系。

在预测期间，农村人口数量表明，跟“提高生育率”及“降低死亡率”方案相比，“管理优化”方案通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也表明，在筹划和实施国家人口、经济、社会政策时，综合法存在可行性。

如上所述，俄罗斯西北农村地区人口状况各不相同，故需区别看待预测结果。上述数值也表明，农村地区的人口发展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依照农村人口预测的动态类型，西北联邦区可分为三个模块，即人口持续增长区、非稳定变化区和人口持续减少区。

如下页图7所示，第一个模块仅包括一个主体，即摩尔曼斯克州。据上述四种方案可知，该州农村人口在未20年将实现逐年递增。所以，依照预期效果最佳方案（“管理优化”），到2035年，该州农村人口将增加8.38万，涨幅达48%。

如下页图8所示，第二个模块的农村预测人口主要呈下降趋势，但至少有一种方案可以断定，到预测末期时，人口会出现小幅增长。这些地区包括普斯科夫州、列宁格勒州、加里宁格勒州及科米共和国。据“管理优化”方案，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口数虽处于下行趋势，但在某个点将出现“逆转”，表示人口正增长。然而，从多方面看，这些积极变化受结构性因素牵制，持续不了多久。

如下页图9所示，第三个模块由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沃洛格达州、诺夫哥罗德州及卡累利和国组成。它们的人口发展前景最为黯淡，也就是说，其农村人口数呈逐年递减趋势。这些地区的人口预测结果不尽如人意，即便是采用最有利的“管理优化”方案，人口数依然会下降，显示出人口变化的集体性特征，这也会导致这些地方农村总人口减少。因此，对联邦当局和地方而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应对人口问题。

四、结论

依据俄罗斯国家未来重大计划和战略文件中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而制定的目标指标，预期是促使俄罗斯可持续发展政策取得理想的效果。但研究结果（尤其是预测结果）却表明，该目标指标未能使得农村地区人口增长，且有可能导致人口大规模地减少。这说明此前按照生育参数所制定的目标指标亟需调整，尽管有预测认为此指标能打破不利局面，确保农村人口稳定增长。

通过对俄罗斯西北农村人口规模、构成进行中期预测，有助于我们分析当前人口状况的影响，从而推测出人口变化最可能带来的影响。此外，由预测结果可知，为了改善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状况，我们有必要调整最有效的政策方向，采取单项措施、复合型措施以提高生育率。俄籍科学家兼经济学博士帕斯沃科夫斯基（V. V. Patsiorkovsky）的论述证实了这一点：“如今，即便在穷困潦倒的农村地区，人们对鼓励生育的措施仍保持极大的迎合。”他还提到，为妥善解决俄罗斯农村人口问题，必须重点关注农村，关注不断上涨的农村人口数①。我们应高度重视完善激励生育机制和生育政策，对农村地区拥有小孩的年轻家庭给予更多帮助，提高其生活水准。

篇2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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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人口迁移；延迟退休；合理退休年龄

一、文献回顾

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国内学术界进行了大量讨论。姜春力等提出2016年启动改革，2031年以后统一实行男女65岁退休和累计缴费35年领取全额基础养老金的政策。邵国栋等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分三步延迟退休，2010-2030年将女性退休年龄每2年增加1岁，直至60岁；2030-2045年采取每3年延长1岁，将男女退休年龄同步延长到65岁。李保华认为实行延迟退休的最佳时段在2030年左右，65岁作为一个参考线，可以设计60岁至68岁甚至70岁的弹性机制。朱波在实证分析合理退休年龄的确定机制后，认为应推行温和的延迟退休方案，即分阶段延迟退休年龄，到2020年将男性退休年龄设为63岁，女干部和女工人退休年龄分别设为60岁和55岁；到2030年将男性退休年龄设为65岁，女干部和女工人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合理的退休年龄应在充分考虑劳动者工作期间的劳动贡献后，结合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进行修正。席恒等根据我国实际退休年龄的现状，认为宜采用以工作年限为基础，即采取“95（99）=标准退休年龄+工作年限”的思路，在“95制”、“96制”、“97制”、“98制”和“99制”五个方案中进行优选渐进。

国外也有相关的研究。约翰（John）等研究发现，调查者期望的最早和最晚退休年龄差值在4.6岁，如果自己能够负担起退休后的生活开支，29%的人愿意正常或提前退休，实际上这些能够负担生活开支的早退休人口，早于平均水平2.41岁。同时该研究探讨了提前或延迟退休预计在储蓄、健康和享受方面的得失，从实验研究得出个体退休选择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延迟贴现”这一因素，也即退休期望决定了退休的首选年龄。达斯曼（Dustman）和托马斯（Thomas）通过测算发现雇员工作超过62岁时个人的福利将会随年龄增长而减少，而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4岁时可以将大约60%人口的退休高峰向后延迟，这将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维持和稳定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延迟退休年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忽视了人口迁移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影响。我们从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视角探讨人口迁移对迁入地退休年龄政策的影响效应。这里虽然仅仅考察对迁入地的影响，但实际上对迁出地的影响效应是相同的；从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角度，对迁出地的影响区别在于对退休年龄政策的调整不是延迟而是提前。

二、人口迁移对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

人口因素是影响退休年龄的最主要的因素，然而在人口因素中除了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等基本因素，在中国当前人口流动频繁、区域之间合作更加紧密的F状下，人口迁移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必须加以考虑。

1.影响因素

影响人口变动的因素包括内生因素和外部因素，但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内生因素，主要包括：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率。人口迁移率是指某一地区在单位年度内迁入和迁出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率。人口流动性越大，人口迁移对人口变动的影响也会逐渐变大，因此本模型将考虑人口迁移因素。对于外部因素，由于涉及内容较多，变化难以掌控，本研究不作考虑。

2.前提假设

3.模型建立

一个地区的人口数是由本地区的人口总数加上当年的新出生人口数和迁入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和迁出人口数之差得到，因此可得一个地区n年的人口数为：

4.参数设定

（1）分性别死亡率和各年龄段人口数据取自六普的《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的相关统计数据》，0-14岁人口为2.224亿人，约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亿人，约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约占13.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亿人，约占8.87%。

（2）采用中国保监会颁布的2000-2003年经验生命表中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死亡率，作为本模型测算时需要的死亡率，并且假设了未来时期死亡率保持不变。

（3）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生育率平均水平为1.63。本模型采用该数据，并假设未来一段时期内该比率保持不变。通过测算求得2000-2010年间全国出生人口平均性别比为118.54。

（4）净迁移人口数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性别迁移人口数据为基础，相比2010年公布的迁移人口的部分数据可以看出乡村进入城镇的人口比重增加了13.5个百分点，中西部向东部迁移人口数增加了2.4个百分点。迁移人口仍然集中在15-40岁之间。本文采用2000年分年龄分性别的迁移人口数，在考虑自然增长和迁移率情况下分别对城镇人口进行中短期预测。

5.测算结果及分析

（1）全国人口自然数量预测。根据上述模型和相关参数的设定建立初始数据表，并根据所需测算的人口结构和假设填入相应的初始值，包括初始人数、死亡率、性别比、生育率、迁入人口、迁出人口，运用MATLAB软件建立我国x年期人口预算的M文件（即用MATLAB运行以上模型所需的包含命令的脚本文件），其中x∈[1，25]。根据上述程序进行运算后，得出自然增长状态下我国2000-2025年的人口发展变化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人口总体上处于不断增长之中，但在2024年以后会略有回落。图2给出了在自然增长状态下2000-2025年的分年龄段全国人口情况，可以看出，在未来人口增长过程中，人口的峰值不断向高年龄段移动，而且曲线越来越陡，可见未来我国的老龄化程度还将继续加深。

（2）考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下全国人口数量预测。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的全面放开二孩的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有所影响，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比2015年同比增加了6.9个百分点，其中二孩仅占到约40%，多位专家根据中国国情及全球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际上并不会改变未来总体人口增长的趋势。如人口学家黄文政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出生率必然下降不会受到人口放开政策的影响，预计“全面二孩”实施后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约300万一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生育高峰将出现在2017年，此后递减。按此推算，在原有人口预测基础上增加人口政策变量，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实际总趋势是只在10-25岁之间的人口有所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2015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比2014年减少了32万。林采宜和刘郁根据实证数据预测到2030年时，0-14岁的人口占比较政策初期将提升2%，总体上对我国人口结构影响不大，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本研究主要针对中期人口预测，因此开放人口政策在中短期内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3）考虑迁移率的城镇人口数量预测。在测算城镇人口数量时，全国范围内不存在因迁移问题造成的人口变化，但具体测算城镇人口就要考虑人口迁移率的影响。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描述，未来城镇化率还将保持较高增长，中短期内我国迁入城镇的人口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在全国人口自然增长模型下测得不同迁移情况下分年龄城镇人口数量变化趋势，如图4。并进一步测得不同迁移情况下城镇总人口在未来的数量变化，如图5，对比实际数据，测得的城镇人口数量低于实际人口数，这是因为城镇人口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非自然增长人口，也就是迁移带来的人口变动。通过对比图4四种情况下城镇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迁移人口增长率对我国城镇人口结构的变动极具敏感性，且对比迁移人口增长率为10%和20%的情况可以看出，20%迁移增长率下20-40岁年龄段的人口比重明显更高（见图4（c）、图4（d））。

三、人口迁移对退休年龄的影响

测算合理的退休年龄，从劳动者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平性角度来讲，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为测算标准最为合理和公平，也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1.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要素

尽管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要素很多，但是退休年龄作为最主要要素对收支两方面都有影响，并且具有较大的敏感性。因此从养老金的收支平衡角度来分析退休年龄调整也最具有合理性。此外，在以退休年龄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中，必须要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包括人口相关因素，如平均预期寿命等以及工资增长率、利率、社会平均工资和参保人数等。

a为平均预期寿命；d为死亡年龄；k为初始就业年龄；e为退休年龄，e>k，e∈z；c为总缴费率；c0为个人缴费率；c1为企业缴费率；R为工资增长率；R（i）为第i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t为养老保险的总替代率；t0为个人账户替代率；t1为养老金平均投资收益率；Pn（i）为i年n周岁的城镇职工参保人数；w（i）为社会平均工资；w0。为初始工资水平；a为养老金调整系数，a∈（0，1）；M（i）为i年养老金缴费总额；N（i）为i年养老金给付总额；J为个人一生养老金缴费及增值总额；L为个体一生领取养老金总额；L（i）为个体退休后第i年领取养老金费用额。

2.基本假设

本研究作如下假设：只针对我国现行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障制度模式，收支方式按照现行制度规定，且只考虑参保者中的“新人”，不考虑需要过渡性养老金支付的部分人员；只涉及城镇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测定；假设养老金的收支不涉及财政补贴等其他形式的部分；假设职工的起始就业年龄一致，退休年龄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一致；假设职工初始就业年龄即为养老金缴费开始时间，且缴费至退休结束；假设模型中忽视退保和自愿提前退休人口因素，并且人口规模的测量只考虑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因素，其他影响人口变动的因素不作考虑。

3.模型建立

首先，要以一个人一生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平衡为基础，即参保者个人一生缴纳养老费用的总值要与个人一生领取的全部养老金费用总额保持均衡，也就是：L=J，为使其有整数解，将其修正为：

min

J-L

个体从初始工作年龄开始缴费至其退休，那么初始缴费年龄K岁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到退休时的累积额为：C0W0（1+t1）；以此类推，n岁时个人所缴纳养老费用到退休时的累计额为：C0W0（1+R）（1+t1）；e-1岁时的累计额为：C0W0（1+R）（1+t1）；那么自参加工作以来各个时期的个人缴纳养老金及其增值的累积额为：

其次，从个人养老金收益方面看，假设个人在预期寿命范围之内能领取完所缴纳的全部养老金及其收益，并且在领取养老金期间账户中的养老金假设仍按照固定收益比率M行积累，假设第一年领取的养老金为L1，那么第二年领取的养老金即为L1（1+t1），第三年为L1（1+t1）2……，以此类推。

根据我国现行规定退休后领取的第一年养老金基数为退休前一年的社会平均工资，因此第一年领及的养老金又可表示为L1=t0w0（1+R），那么个人一生所领取的全部养老金总额即为：因此平衡测算模型即为：

由于对合理退休年龄的测算需要对不同退休年龄下的社会养老保险收支状况进行测量，选取一个目标年龄区间x（x≥k，x∈z），当某一年龄上一年度的养老金累积额与本年度的收支差额相等，则表示收支处于平衡状态，即：

4.参数设定

由于我国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考虑到制度的持续性和现实性，以及研究的可及性和对于延迟退休年龄的预期，结合本研究期望的研究目标为中短期，因此设定目标年限为15年。选取1980-2013年间的社会平均工资和平均增长率数据。假设未来工资增长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增长幅度内。对2000年以后数据求平均数，从而测得工资增长率的取值为13.66%。

根据此工资增长率，运用MATLAB软件中的polyfit函数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多项式拟合阶数为四次时拟合优度达到0.999，因此可得社会平均工资的预测模型：由此模型可以对职工未来的社会平均工资进行预测并反映其变化趋势（见图6）。

根据柳清瑞的研究，我国养老金替代率以1%的速度递减，由于该研究其他数据与本研究较为类似，且研究目的一致，因此这里采用此研究的相关数据进行测算。养老金缴费率按照我国现行规定c0=0.08，c1=0.2，c=c0+c1=0.28。养老金调整系数取中间值a=0.5。关于养老金征缴比例，2010年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征缴比例为87.7%，鉴于我国不断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趋势，设定90%作为模型测算的参数值。

初始就业年龄、平均预期寿命据前面论述，分别设定为22周岁、73周岁。失业率按近十年城镇职工登记失业率的均值4.15作参数，投资收益率按我国当前长期国债的利率5%为基准。

四、主要结论

根据以上模型建立和参数设定，选取2010-2025年区间，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编程求解，首先根据参数设定测算出这一区间的人均缴费和发放总额，然后对人口预算的M文件运行测算，得出这一区间内我国的人口情况，结果如下。

第一，当e∈[50，70]时，假设男女同龄退休，当征缴比例一定时，在不同迁移人口增长率下，养老金的收支余额均随着退休年龄的提高而扩大，但达到均衡点的年龄不同，如图7、8所示。

第二，当e∈[50，70]时，假设男女不同龄退休，按照20%的迁移率，同时设定按照男性比女性大5岁退休进行测算，可得在养老金基金收支平衡下的中短期退休合理年龄为女性61.312岁，男性65.027岁，如图9、10所示。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我国的城镇职工退休年龄受到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当人口以10%的速度迁移时，迁入地的退休年龄为64.972岁；当人口迁移速度为20%时，迁入地的退休年龄为62.615岁。为了保证政策执行的便利性，同龄退休条件下人口迁入地的合理退休年龄点为65岁或者63岁，分性别设置退休年龄下男性为65岁，女性为61岁。至于究竟选择何种退休年龄，这主要根据人口迁移速度和性别比来判定。

五、对策建议

1.允许地方具有制定退休年龄政策的一定自

当前我国没有实行全国统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地区之间不仅无法相互调剂，而且地方财政承担着本地区基金不足时兜底的责任。并且，人口迁移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状况产生巨大作用，对迁入地具有推动基金收支趋于平衡的作用，但对迁出地来说，则使得基金收支更加不平衡。同时，人口迁入地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实力雄厚，而迁出地基本上都是人口大省，属于经济发展中等地区或欠发达地区，本地财政实力相对薄弱。为了保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退休年龄政策，给予各地一定的自，允许人口迁出地加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力度，同时也允许迁入地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推迟实行或者降低延迟的力度。

2.废除强制性的正常退休年龄政策

篇4

关键词：奥运会运动项目图标；依索体系运动；国际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 设计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编号：1007-3612(2011)04-0040-04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ent Icons in Modern Oly mpic Games

LI Jinlong1, ZHANG Zhixue1, SUO Xiaowen2，ZHAO Jie3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 y uan 030006, Shanxi China；2.Handan College，Handan 056000，Hebei China； 3.Shanxi Integrated Sport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Abstract: The Olympic Games icon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visual images. It clear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ympic Games of v arious competitions with the graphic language in a concise, visual and represent ative style.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Olympic spirit, the development product

of the times and the messenger of transmission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ltur al bridges of mutual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of different regions. The previou s Olympic icons include a variety of artistic styles with the thre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times “ISO type movement"、“internationalism designs" and “postm odernist designs," It is the art of graphic design style of various periods of i nterchanges and history witness of development. It has always been the impact of

the times development.

Key words: icons of Olympic sports; the Iso; the internationalist style ；post modernism

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古老起源来说，它只不过是在雅典地区举办的地域性活动，随着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不断的成为以体育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全球性 的运动。历届奥运会各国的设计师都将成功的、国际上最为流行的设计经验运用到奥运会整 体形象设计以及奥运项目图标设计之中，所以从历届奥运项目图标的特征来看，它囊括了多 种艺术风格，是各个时期平面设计艺术风格更迭、发展的历史见证，它始终受到时展的 影响，从奥运项目图标的诞生与发展来看，20世纪20年代依索体系运动的开展，促使图形符 号在公共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启发了奥运项目图标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 ，国际主义设计风格以其信息传达速度较快，简约化、理性化、标准化的国际化设计风格， 成为奥运项目图标主要设计体系来源。盛行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并影响至今的后现代主义 设计为塑造成熟的奥运项目图标提供了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是国际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继 承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将传统符号与现代手法相结合，将设计与科技相结合，有效解决了 现代主义的机械化支配性。其影响遍及各艺术设计各个领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出不同 的表现形式。

1 奥运项目图标的“依索体系运动”特征

1.1 “依索体系运动”的产生

一战结束后，欧洲开始大规模的重建工作，各个国家的交流、贸易日益增多，而语言 文字的不统一成为其中的一个障碍。如何在公共建筑、健康卫生和其他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等 领域，用平面图形的方式创造出一种“世界视觉语言”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同一时期 依索体系的创始人――奥地利设计家奥托•纽拉斯，提出了“为社会大众创造图形方式的平 面设计系统”的重要性，从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平面设计运动中就开始关注“如何提高 平面设计上的视觉传达功能”，并且创造了无需文字与语言的“世界视觉语言”，被称为“ 依索体系运动”，即图形传达系统［1］。

奥托•纽拉斯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对于设计如何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服务这个议题非 常关注，他认为平面设计应该提供全人类能够认识、了解的手段，提供促进人类思想和观念 沟通、交流的新方式。［2］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他提出利用象征性的图形， 来向大众解释复杂的经济、社会、民生等议题。如图1展示的关于德国每年的出生率与死亡 率的示意图，睡在摇篮中的孩子代表 生育率，带有十字架的黑色方块来代表死亡率，用具体的象征语言来代替表征单调乏味 的数字，生动易懂，不需要文字的解释，不需要一定文化知识都可以获得信息。这种用平面 设计为人类提供思想交流和观念沟通的新方式，得到当时国际主义平面设计运动的支持，也 实现了“设计服务社会”的根本目标。

“国际图形教育平面设计系统”也就是“依索体系”的操作程序是“先由政府提供大量统计 数据，交由改革小组制成图表，然后再交给平面设计家，平面设计家通过形象的图形，让这 些枯燥无味的数据变得生动易识别，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经过试验，选择最佳的方案，然 后向国际上推行，这是一种科学的、用艺术手段设计的图形传达体系。”［3］由此 可以看出它是一套较为系统和准确的视觉传达体系，也是一种科学的图形识别方法，为公众 提供了便利，成为现代图形设计的主要表意手段。

图1 德国出生率、死亡率示意图

1.2 “依索体系运动”在奥运项目图标设计中的应用

依索体系为日后图形符号在公共场所、产品使用说明、资料数据、网络媒体等领域的 广泛运用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为导向设计、视觉形象系统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不但 推动图形识别体系国际化的发展，而且对一些国际性活动的信息传达带来启示。奥运会作为 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复杂、参加人员最多的文化体育活动，更需要国际化的信息传达方 式。［4］图形传达系统不仅对奥林匹克运动会信息的传达，也对奥运项目图标的产 生以深深的启发和示范。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不但首次进行了火炬传递，而且组委会也首次将日益增多的比赛项目作了 形象化的处理，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奥运项目图标（图2）。［5］它被广泛地运用 到比赛 场地和许多宣传材料中来，使人们快速、方便的识别出本届奥运会的各个比赛项目，并清楚 地了解其比赛的地点以及途径等信息，这是奥运会传播方式的一大进步。［4］在柏 林奥 运会项目图标的设计中运用了写实的手法来表达，在图标中使用了运动器材来表现运动项目 ，并且借鉴了一般公共图形的构图形式。

1940年，纽拉斯和雷德迈斯特到英国从事研究工作，英国正式把经过改良之后的图形 系统，即“依索系统”制成印刷铅字体，开始广泛运用于各种政府对公众的表格、文件上， 实践完成了伦敦的地铁交通图设计，以帮助大众能够准确地完成行走目的。“依索系统”以 其简洁的、现代化的、国际化的、功能化的图形设计思维成为20世纪中叶图形设计的主流和 时尚，1948年伦敦奥运会项目图标的出炉正是这一设计特点的集中体现（图3）。［5］ 由图3可见，伦敦奥运项目图标的设计寥寥数笔就将各种项目展示的相当清楚，其设计 风格采用了白描的手法，与柏林奥运会运动项目图标的设计相比更加传神达意；伦敦奥运会 部分项目图标的设计摒弃了运动器械这一表现形式，而是以更具表现体育运动动态与内涵的 人体形象作为表现对象，使运动项目在辨识上更加的明确。

图2 1936年柏林奥运会奥运项目图标

虽然这次奥运项目图标的设计，在人物造型、线条表现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从整 体上来看，装饰性的盾形边框依然没有摆脱维多利亚时期追求繁琐、华贵、复杂装饰的效果 。相比较于其后的奥运项目图标，本次图标设计的装饰纹样还是较为繁杂，但以时展来 讲，这种设计风格在当时是甚为流行的，从审美标准来说，是符合当时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和 接受的、主流的视觉审美标准的。［4］

2 奥运项目图标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特征

2.1 “国际主义设计风格”的产生

二战结束以后，西欧各国开始大力发展经济，以弥补战争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巨大创 伤。经济的恢复促进了设计在战后的发展，又对设计的国际化面貌和特点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50年代，一种崭新的平面设计风格终于在瑞士形成，即“瑞士平面设计风格”（Swis s Design），因产生于瑞士苏黎世和巴塞尔两个城市而得名。这种设计风格主要通过瑞士的 平面设计杂志影响世界各国，成为战后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平面设计风格，因此又被称为 “国际主义设计风格”，简称“国际主义风格”。［5］国际主义风格继承了早期德 国魏玛 “国立包豪斯学院”所倡导的设计为广大人民服务，为全社会服务的设计思想，以及荷兰“ 风格派”、苏联“构成主义”的设计方法［6］（图4)。

图4 斯坦科夫斯基1972年设计的《柏林版面》杂志的封面，

具有非常典型的和标准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特点

国际主义平面设计的特点是:“力图通过简单的网络结构和近乎标准化的版面公式，达 到设计上的统一性。具体来讲，这种风格往往采用方格网为设计基础，在方格网上的各种平 面因素的排版方式基本是采用非对称式的，无论是字体，还是插图、照片、标志等等，都规 范的安排在这个框架中，因而排版上往往出现简单的纵横结构，而字体也往往采用简单明确 的无饰线体，因此得到的平面效果非常地公式化和标准化，这种简明而准确的视觉特点，对 于国际化的传达目的来说是非常有利的。”［2］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从形式上讲，国 际主义风格都是20世纪后半页最具代表性的平面设计风格。

2.2 “国际主义设计风格”在奥运项目图标设计中的应用

1964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聘请了日本现代设计之父――龟仓雄策和他的设计中心，负责 设计总体的平面内容，包括标志、海报、奥运项目图标等等。受国际主义设计风格影响，东 京奥运会的视觉形象设计无不透露出公式化、准确化的设计特征，无论会徽、海报还是奥运 项目图标都简明、准确、大方（图5）。

这次的奥运项目图标的设计，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简单而实用，强烈的视觉传达 力颠覆了以前奥运项目图标的复杂性。人――在体育运动中无疑是最主要的，而器械只是辅 助手段。用人来表现运动项目，也为以后的奥运项目图标的设计所沿用。不仅是奥运项目图 标而且就整个奥运会视觉传达系统来看，都体现出强烈的国际主义风格。［5］

艾舍是德国战后系统设计的奠基人，他的平面设计全部严格的按照方格网络来进行， 带有强烈的国际主义风格。1962年奥托(艾舍主持的设计小组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设计了高 度标准化、系统化、理性化的企业形象系统，推动了国际主义风格在德国的发展，建立起统 一的视觉形象系统。而相同的设计思路也在艾舍主持的1972年慕尼黑奥运项目图标的设计中 有突出的表现。在接受了这个项目之后，他采用同样的标准化方法设计此次运动会的平面系 统，强调纵横编排，具有高度的次序性特点。在奥运项目图标设计中更是将每个图标都严格 的画在方格网络里，对人物造型进行标准化处理（见图6、图7）。在方格网络的基本单位中 ，可以得出图标的线条宽度、空间位置、比例关系、旋转角度等，对图形中各类细节的规定 ，避免了图标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形、走样，确保整套图标造型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每一个运 动的人物形象被严格的控制在规定的方格网格中，准确而标准，图标造型简约、规矩，变化 很小，达到了很好的信息传达效果。这种设计方法也为其后的数届奥运项目图标所沿用，成 为项目图标设计的经典范例。

图5 1964年东京奥运会奥运项目图标

图6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奥运项目图标

同时奥托•艾舍总结了制作这些图形的方法和原则:1)图形不应该有暗示或者是比喻 的特征。2)应该具有中立的文化立场，应该被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理解。3)不要违反宗教禁 忌，不要表现宗教和种族歧视。4)在认识上应当是中性的，比如人人都能迅速理解其含义。 5)应当易于识别，易于理解。6)应当用统一的规则或网格来制作图形系统。［8］

3 奥运项目图标的“后现代主义设计”特征

3.1 “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产生

战后60年代的社会被称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业化的、多民族混合的、消费主 义的，一切都建立在“有计划的废止制度”上的、新闻媒介控制的“传播信息的狂喜”时代 ，社会由工业（现代）社会向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转换，变化的最大特点是传媒、信息的 大爆炸，一切都显得短暂、易变。70年代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设计探索，主要是对 发展到极端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发起的挑战：求新求变的新生代对于一成不变的单调 风格的抗议；对于设计责任的重视而提出的调整要求，造成了现代主义基础上的各种新发展 。

图7 艾舍1972年设计的慕尼黑奥运项目图标的方格网络

3.2 “后现代主义设计”在奥运项目图标设计中的应用

后现代主义首先表现为对古典主义视觉语言的复兴，后现代主义设计家，都无一例外 的从历史中汲取装饰营养，与现代主义的冷漠、严峻、理性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以2000年悉 尼奥运会为例，尽管白人占领澳洲的历史很短暂，本没形成自身特有的本土特色，但是设计 师们还是从澳洲土著文化的历史中汲取设计灵感。其传统的捕猎工具成为这届奥运项目图标 设计的主要因素。在本届奥运项目图标的设计中以夸张、抽象的手法，以“V”字型“飞去 来器”为主要造型特点，塑造出了别具一格的图标，相比于会徽更加的夸张，使运动形象更 加突出。这种历史沉淀带有独特性、象征性，鲜明的区别于往届奥运会。

图8 2000年悉尼奥运会项目图标与会徽

对历史动机进行的折衷主义装饰是后现代主义的又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后现代主义 不是单纯的恢复历史风格，如果是单纯恢复历史风格，也就没什么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设计是对多种传统风格和形式采用抽出、混合、拼接的方法，成为既有历史内涵又有新结构 的综合样式，从而给设计艺术带来前所未有的欢乐。以北京奥运项目图标为例，从中国历史 中提取的因素有书法、篆刻、拓片等因素，但最后的表达是简洁的现代图形。这种历史与现 代的结合，无疑成为一种新颖别致的设计。 在中国，“篆”有“圆转”之意，圆润流畅、秀美典雅、刚柔并济，集中体现了中国 传统美学的精华与神韵。它不仅符合奥运项目图标易识别、易记忆、易使用的简化要求，更 通过其特有的形态动势将奥运项目图标的运动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凝炼，达到了形与意的 和谐统一。而且，大篆的风格具有国际通识性，不用担心西方国家接受不了。

北京奥运项目图标还有“拓片”的应用形式，强而力的黑与白，如日月之交替，引导 着观者的本能意识与精神情感，拓片表现出来的奥运项目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单纯的造 型感知力，表现出奥林匹克运动挑战极限的激情。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负责人说，这套体 育图标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认同，被国际奥委会形象与景观顾问布莱德•科普兰德称为 “奥运史上最好的体育图标之一。”

图9 2008年北京奥运会部分项目图标

4 小 结

20世纪30年代至今，“依索体系运动”、“国际主义设计风格”和“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 相继对奥运项目图标的设计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追求“世界视觉语言”方面奥运项目图标以 其更加简单、概括、统一的国际化风格为五大洲四大洋的人们所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奥运项目图标的设计在遵循简单、概括、标准、统一等设计特点的同时 ，如何使设计效果更加有趣、生动、引人注目、使人喜欢，在国际标准化与本土特色化很好 结合等方面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否则会给人产生比较刻板的设计面貌。

参考文献：

［1］ 章莉莉.城市导向设计［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受之.世界平面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3］ 詹文瑶.现代平面设计简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4］ 王军.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的历史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学位论文，2004.

［5］ 索笑雯.奥运项目图标国际化与本土化探究［D］.河北大学学位论文，2008.

［6］ 陆志国.中西版式设计比较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D］.苏州大学学位论文，2008.

［7］ 索笑雯,张志学,郭瑞华.奥运会运动项目图标的典型风格分析［J］.沧州师范专科 学院学报，2007,23(4):95-97.

篇5

一、退休

1、劳动力供给理论与退休

退休是劳动力供给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退休能够很好地理解“工作与休闲”替论。通过研究劳动力参与率，我们可以更好的预测未来退休行为（表1）。由于退休对于社会保障、税收、财政稳定等公共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退休的决定因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美国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量的退休研究集中在单身男性和丈夫，经验研究证据表明单身女性退休的原因与单身男性差不多。已婚女性的退休决策似乎很复杂，例如，已婚女性的退休决策依赖丈夫的退休状况，所以，未来研究要注意研究夫妇共同的退休决策，但复杂的退休程序和数据限制使得这种研究成为棘手的事情(Hurd1990)。

2、社会保障与退休

一般来讲，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储蓄是退休收入的三大来源。许多研究退休行为的学者可能会认为社会保障金的增加提高退休的概率，但米切尔和菲尔茨（MitchellandFields1982）通过回顾退休研究文献认为，没有研究证据表明社会保障对退休产生影响。赫德(Hurd1990)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对退休定义的差异：退休被定义为（1）永久离开劳动力市场，（2）自我评价的退休，（3）突然和间断地参加工作的时间；部分原因是由于职业的可得性、质量和工资的变化将经济环境的描述复杂化。这些复杂性使得建立分析模型非常困难，导致不同的研究者依据不同的数据和不同重点问题，使用不同的模型。赫德(Hurd1990)建议，退休的定义应当与我们所观察的独立于一项特殊数据的事情相一致，它应当与政策兴趣相关联。退休应当被定义为在年老时离开、而不是返回劳动力市场，这种计量并不精确，因为我们不敢确定某些人不返回劳动力市场，但至少老年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象不是普遍的。

赫德(Hurd1990)使用了年预算约束和终身预算约束两个经济学概念来研究社会保障对退休的影响，并计算了“退休风险率”（RetirementHazardRates）如何随着社会保障的变化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从劳动力参与率计算出的退休风险为62岁，社会保障财富越多，退休则越早。

关于社会保障对退休的影响，争论很大。舒尔兹（2001）列举了社会保证加重了穷人和接近贫困的人的税收负担等4条批评意见和社会保障可以更容易进行收入再分配等6个正面评价。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很有很大的伸展空间。

3、退休计划

舒尔兹（2001）列举了6个非老年人在系统准备退休计划时将要遇到的问题。（1）不能确定他或她什么时候死亡。（2）不能精确地知道未来退休前收入流（即工资收入）是多少。（3）不知道退休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或者退休后最终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4）不知道退休的年龄。（5）不能轻易地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率，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将降低那些没有调整的退休资产的价值，以及从那些资产得到的收入的购买力。（6）不能轻易地预测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可能影响退休人员相对于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

舒尔兹（2001）提出几个做好退休计划的建议，（1）利用退休前教育，增加个人有关退休的信息量，如营养、住房选择、休闲活动、退休后的就业和对退休的心理调适等。（2）提高各种退休培训项目的质量。（3）鼓励人们在相对年轻的年龄阶段及早为退休做准备。

二、生命周期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Clark,Kreps,&Spengler1978)认为，人一生要经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心理阶段，这些阶段影响他们的消费和劳动力参与。转移支付和赋税是一生收入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年龄的函数。生命周期中受政府管制的资源再分配可以明显改变个人对他剩余资产的使用，政治制度也会影响资源的生命周期分配。

1、工作能力

有研究证明，60岁以前年龄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Birren1955)，周岁年龄对工作业绩是一个不理想的预测指标（Clemente,Hendricks1973）。个人工作业绩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然而，个人只要继续从事挑战性的工作，他的高水平职业技能似乎不会出现高的淘汰率（Shock1950）。在一种职业中，新技术的引进和知识的扩张可能使一些老工人的人力资本变得过时，相对于年轻雇员来说，年龄效应大大降低了老工人工作经验的价值。学习能力的下降和人力资本的过时意味着老工人的培训成本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低于平均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来说(Belbin1965)。

美国劳工统计局做了一系列研究来检验不同职业的平均生产率的年龄变化：办公室工作人员没有变化（BLS1960），邮局拣信员在60岁以后稍有下降(Walker1964)，从事鞋业、家具业和服装业的工厂工人在45岁以后生产率明显下降，然而，一个年龄组内生产率的变化通常比不同同批人之间的差异大（BLS1956、1957）。

2、年龄与工资收入

虽然年龄与生产率的关系很难观察，但年龄与工资收入的关系还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刚就业时的年收入低，随后逐渐增加，45-54岁收入达到高峰，最后十年的工资比之前的低。一般来说，教育程度或职业技能越高，收入达到最高的年龄越推后（Becker1964,Hanoch1967,KrepsandPursell1967,）。

由于缺少足够的纵向数据来检验一生的收入模式，米勒（Miller1965）和贝克（Becker1964）综合几个横截面的数据来观察一个同批人的一生收入，结果表明，与横截面数据不一致的是一个同批人的平均收入持续增长到65岁。

收入增长中，多少份额来源于工作经验的积累，多少来源于经济增长？通过分析，米勒（Miller1965）发现，在一生的工作经历中，两种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变化的，例如，对于大学毕业的男性来说，在30-40岁的时候，经验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大；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贡献减少。在50-60岁时，经验对收入有消极影响。除经济增长的影响外，所有收入将在最后十年的工作中下降。

3、生命周期模型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Clark,Kreps,&Spengler1978)认为，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不仅仅是偶然时间的结果，而且是涉及教育、在职培训、工作和消费等一生选择资源分配的产物。在过去几十年里，生命周期模型被用来解释这些个人关于一生经济状况的决策。在这些模型里，考虑到个性特征、财富和偏好，假定每个人通过对个人一生资源的最优分配，实现终生效用最大化。

蒙蒂格里尼、布卢门博格(Mondigliani,brumberg1954)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将消费研究的注意力从消费年份的收入转移到包括考虑消费者未来收入流或财富状况作为消费的决定因素。

在宏观消费函数研究文献增加的同时，关于职员工作、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分配的微观经济决策模型[来

急剧膨胀。通过分析在人力资本投资（全日教育或在职培训）和市场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人力资本方法试图解释工资和收入模式的变化（Becker1964）。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三维活动的生命周期模型。消费、收入、工作时间和资产的剖面图依赖个人的参数的存在方式和水平（如资产的最初存量、人力资本、时间偏好等）、市场参数（如股票利息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这种模型可以提供一种合并储蓄与退休年龄、教育与退休年龄等、并对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老龄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人力资本储存的损耗和对收入与休闲的评估等，要理解养老金、义务退休、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以及其他经济刺激和抑制因素的影响，模型必须容纳作为个人选择的工作、消费和在职培训变量。(Clark,Kreps,&Spengler1978)。

三、消费与储蓄

赫德(Hurd1990)对消费和储蓄的分析很深入，我们主要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1、消费、储蓄与生命周期假设

分析影响老年人消费和储蓄的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例如，退休后早期的消费水平，将对退休后晚期的经济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证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的消费与储蓄同样具有意义：因为经济财力几乎在退休时期可以完全观察到，建立和评估消费模型比其他年轻年龄组容易。大部分模型基于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设（LCH），大量的研究专注于数据是否支持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设。

除了遗产动机外，生命周期研究还受到三种研究成果的激励：（1）.用合理的效用函数参数模拟生命周期的收入、消费和储蓄，得到的家庭户财富比实际的少（Darby1979;White1978）。（2）.从计算典型消费者收入和消费轨迹中估计出80%的家庭户财富被继承，这也说明遗产动机是重要的（KotlikoffandSummers1981,1988）。（3）分年龄财富持有量的横截面数据显示财富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进行储蓄，而不是像生命周期假设那样动用储蓄（Lydall1955,Projector1968,Mirer1979,BlinderGordonandWise1983,MenchikandDavid1983）。

2、财富变化

首先分析横截面数据的财富变化。早期的许多研究发现：横截面的数据显示财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研究并没有证明这一点。表2显示，像生命周期假设那样，财富随着年龄下降。目前还不清楚这两种结论为什么会存在差异。从横截面数据上看，不管事实上财富是否随着年龄下降，解释横截面的财富变化轨迹像个人财富变化轨迹一样有许多障碍。（1）同批财富效应。假定在所有年龄上，个人随着年龄增长而储蓄（财富随着年龄增加）。由于老年同批人比年轻同批人拥有更少的终生财富，从横截面上看，老年同批人可能比年轻同批人财富少，因而，即使个人没有按照生命周期假说的那样消费，财富似乎在下降，从横截面数据上支持生命周期假说。（2）退休。在横截面数据上很难控制退休变量。如果一些个人仍在工作，即使退休的个人动用储蓄，发现财富随着年龄增加这一现象并不奇怪。但是，如果财富本身对退休有影响，退休人员横截面的财富将不遵从任何个人财富变化轨迹：在同批人中，更多富有的人将提早退休，从横截面数据看，退休人员的财富将下降。（3）不同的死亡率。富人比穷人寿命长：横截面上的财富可能上升，即使个人动用储蓄金。

其次分析典型时期数据的财富变化。替代横截面财富比较的方法是观察在典型时期数据中个人财富的变化。没有数据可替代典型时期数据来分析家庭户生命周期财富积累和资产分配（Jianakoplos,MenchikandIrvine1989）。但应当注意，如果典型时期数据短缺，影响个人财富的宏观经济震动可能导致有关想望的财富变化的不正确的结论。典型时期数据另外的缺点是，需要跟踪个人的样本选择可能使得将研究结论延伸到整个人口有困难。从关于老年人平均财富变化的典型时期数据得到的证据似乎支持生命周期假说。

3、消费

从理论上讲，消费数据比财富数据更能直接检验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轨迹开始下降的年龄取决于主观想象的贴现率时间、利息率和死亡风险率，而财富开始下降取决于效用函数、年金时间路径、死亡率时间路径。然而，消费计量很困难，但消费数据似乎支持生命周期假说。

显然，我们低估了消费，或高估了收入，或两者皆有：应纳税收入的储蓄率太高，以至于与有关家庭户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数据不一致。而且，高比率导致退休财富比观察到的多得多。表3反应了消费对税后收入的平均比率，表3同样显示，用报告的收入数据作为消费的决定因素的困难程度，即持久收入假说的基本观点。

4、遗产动机

尽管有关财富变化的证据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但不排除人们为留下遗产而储蓄的可能性。遗产动机的经验研究对于储蓄的意义在于不断下降消费和财富轨线趋于平坦，而不是必然向上倾斜。进一步说，一些人可能关心他的继承人的福利，但当他对照遗产效用权衡他自己的消费效用时，他可能选择与没有继承人的那些人一样的消费路径。也就是说，即使某人有他关心的继承人，想望的遗产可能为零。毫不惊奇，在每一代的收入都是增长的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老的一代没有留下遗产的愿望，只不过是因为可以预期到接下来的一代即使没有遗产，也有充足的消费。在这种背景中，即使老的一代关心下一代的福利，遗产是偶然存在的，是不能确定死亡日期的结果。

一种检验遗产动机的方法是，比较有孩子或嫡系亲属的人与没有孩子或嫡系亲属的人的消费水平。其余情况相同，计量到的他们遗产动机的差异可能是消费或财富轨迹的差异。这种检验有吸引人的特征，这种特征基于可观察到的行为。这种检验不依赖于人们实际上是否留下遗产，是否他们说他们愿意留下遗产，而是依赖于留下遗产的愿望是否导致消费和财富轨迹的差异。遗产动机的讨论涉及从父母到孩子之间的代际转移，一种按照老年人遗产动机的强度来自然分类的方法是按他们是否有孩子来分。依据财富的检验需要典型时期数据：用横截面数据比较相同两个人的财富是说不通的，因为一个人在养育孩子上花费了不可知数量的费用，而且，家庭收入随着孩子的数量变化。

假定一个人选择他的消费路径Ct使终生效用最大化：

∫u(ct)e-ptɑtdt+∫v(wt)e-ptmtdt.

终生效用函数公式前半部分是消费产生的效用，后半部分是从遗产得到的效用(Yaari1965)，v(wt)是从在t年龄留下的wt规模的遗产得到的效用，mt是在t年龄的死亡概率。最优消费路径取决于最初的财富、死亡率、年金的时间路径和遗产动机的强度。

5、住宅财富

住宅既是一[来种资产，也是消费的一个来源，住宅财富的变化轨迹可能与其它财富的变化轨迹不同。例如，生命周期模型假定某人的死亡风险厌恶程度高，因而他期望的消费轨迹实际上是平坦的，伴随着稳定的利息率，想望的可遗赠财富将下降。如果想望的住宅财富在全部想望的财富中所占的比例不变，那么想望的住宅消费将不随财富变化而变化，但作为全部财富的组成部分，想望的住宅财富将下降。这将使得住宅财富比其它财富下降得更慢（HendersonandIsoannides1983）。为了有效使用住宅，个人可能将住宅的消费方面与供租用的财富方面区别开来，但这种区别是不容易做到的。

按想望的住宅消费调整实际的住宅消费需要计算住宅转换率。弱国周转率低，那么研究住宅财富对于理解消费和储蓄决策没有实际意义。从工作转变到退休常导致更多的住宅消费而不是更少，只有在老老龄阶段，住宅消费才下降。与生命周期假设密切相关的是住宅转换率如何随着退休后的年龄而变化：如果想望的住宅消费像生命周期假定的那样随着年龄下降，那么实际和想望的消费差别最终将大到足以克服交易成本、搬迁将会发生。住宅转换率是否与生命周期假设一致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搬迁是否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或下降也有待于研究。尽管交易成本可能减少搬迁，但生命周期理论预测，到了某年龄之后，搬迁的老年人将减少住宅消费和住宅财富，原因有待于进一步解释。

四、人口老化的宏观经济反应

人口老化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投资行为、消费模式、储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宏观决策等方面。

1、人口老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生产力率与年龄的相互关系不仅在个人之间，在职业的性质和种类上也有差异。随着55-59岁人口或超过55-59岁人口相对数量的增加，更要注意采取适当的手段保持这些年龄段工人的技能和生产率。从某种意义上讲，生产率的确随着生命周期变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和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影响(Serow1976)。有学者发现在未来十年里，老化的人口将减少“非通货膨胀的失业率”(Wachter1976)。

消费随着年龄而变化是对多种生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所做出的反应。老年人口绝对和相对数量的增大将不仅增加对老年人喜爱的产品的需求，而且鼓励私人和公共企业更有效地迎合老年人的需求。201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将对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如食物、服装和服务等，但对住房和耐用消费品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必须更好地适应和满足老龄社会对健康照料、交通、通讯、住房和服务的需求。

个人老化不利于个人储蓄，但从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意义上讲，人口老化可能有利于储蓄。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老化与储蓄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他年收入曲线和家庭支出模式以及制度化的储蓄是否抑制私人储蓄、或其他动机是否鼓励储蓄，另外所需要的迎合规划的生命周期需求的储蓄。当然，早退休增加储蓄。人口老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增加，当人口呈现稳定和静止的状态，形成人均资本的潜在能力大致在他的长期最大化水平上。人均资本增加的趋势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停止，从而消除了装备额外劳动力所需的额外资本，因此，储蓄将可能增加静止人口中的人均资本。能否利用静止人口的这种能力把总的资本劳动比率提高到相对高的水平上依赖于工作、储蓄的动机水平，而且，与增长的人口一样，在静止人口中，为投资进行的储蓄仍然强劲（Clark,Kreps,Spengler1978）。

瓦特和沃克尔（VatterWalker1998）通过预测1992年到2030年总人口数（含65+岁人口数）、社会保障受益人数（含65+岁受益人数）、个人消费支出数量（PCE）、给受益人支付的款项数量、GDP增长率等指标的变化趋势，认为，不用担心婴儿激增一代退休后的经济供养问题。供养能力的本质是生产，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计在退休高峰期，生产足以维持人均消费的增长，财政安排可以从容保证实际产品流量。

2、全球老龄化的挑战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02）为八国首脑会议准备的研究报告《迎接全球老龄化的挑战》指出，人类口老龄化将为21世纪的发达国家带来五个基本的挑战。（1）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带来的财政挑战。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不断延长的寿命直接导致更低的纳税劳动者对退休受益人的“供养”比。（2）不断衰老和萎缩的劳动人口带来的劳动力挑战。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会导致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不仅更加稀缺，而且老年人——可能削弱巩固今天“新经济”的革新，流动性和风险承担。劳动力萎缩和劳动力老化将对加快移民步伐将产生极大的压力。（3）停滞和不断衰退的市场带来的增长挑战。较慢的劳动力增长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萎缩的经济意味着对基础设施和资本商品如高速公路，住房和钢铁需求的不断下降。发达国家消费商品市场也将萎缩——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4）资产贬值和资本流巨变带来的金融挑战。当进入退休高峰的人开始兑现资产时，一些经济学家预测金融市场将经历一场“巨大贬值”。同时，政府借款为退休保险金筹措资金可能使金融秩序遭到严重破坏。5、人口大国力量的改变和吃紧的国防预算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全球老龄化将为今天的列强履行他们的保障承诺增添了新的限制。由于不断增加的退休成本，国防预算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军队会遭受长期的人力短缺。老年人控制的选区也会变得更加厌恶风险，回避决定性的对抗，以利于特定的定居地。

为此，CSIS建议：（1）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战略。发达国家必须鼓励在市场力量有限的部门引入竞争机制，为工业、新的服务行业、卫生部门、以及其它技术革新提供金融支持和创造有利的税收和管制环境。消除养老基金跨国投资的限制，保护养老金的可流动性，保护养老金持有者和私人投资的利益，有效管制金融市场并保持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发达国家必须鼓励更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或更多的移民。（2）老龄社会的家庭政策。发达国家采用减税的办法，降低家庭生活成本，鼓励家庭生育孩子和照料老人。（3）改革养老资金积累制度。发达国家必须减少所得税预扣法保险金。（4）国际合作。竭力说服多边国际组织，对全球老龄化的经济与金融后果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促进国际抗衰老药物研究，建立新的多边政府磋商会议论坛，敦促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市场、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鼓励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基金积累制社会保险计划，以便稳定全球资本供给和世界金融市场。（李兵2003）

五、评论

从国外研究的结果来看，我们至少有这么几个印象：

1、国外的老龄经济学研究重视理论与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在数据收集和开发上也有独到之处。研究者的知识面宽，有丰富的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学科背景。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