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分析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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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调查课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认知情况调查问卷
调查时间：2013年7月10日—16日
调查目的：
近年来因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公众活动，见证了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提升，也见证了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环境保护中的一个新兴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人们来说尚显陌生。然而国际社会早以各种方式促进与提升人们对此的关注与推动。我国于2010年颁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就特别提出“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与伙伴关系”，要求“研究建立社会各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公众关于生物多样性议题的认知情况，本刊就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议题认知情况展开调查问卷，力求了解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态度、认知水平和实践概况，并希望这一结果能给相关各方在开展生物多样性议题的项目时提供基本数据或信息支持。
调查过程：
此次调查通过网上提供问卷和网下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共回收问卷92份，其中有效问卷87份。此报告以87份有效问卷为基础进行分析。
调查报告内容：
（一）调查结果
问卷结果显示，对于生物多样性概念，很了解和了解一些的人占受调查人数的10%左右，完全不了解的约占9%，了解一些的约占78%。其中，在对生物多样性概念很了解的群体里，约88%的被调查者是通过学习或工作这一渠道获得相关知识的。而在对生物多样性概念不太了解的受访者中，通过学校学习获得相关知识的占25.86%，在工作中获得相关知识的占24.14%，通过媒体和网络获得相关知识的占50%。
在生物多样性中最突出的议题中，80%的被调查者认为“动物种类减少”是最突出的问题，16%的被调查者认为“植物种类减少”是最突出的问题。
对于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原因的问题回答中，86.21%的被调查者认为人类活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9.2%的被调查者认为气候变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关于我国生物多样性政策一题的回答中，没有人对我国生物多样性政策很了解，有所了解的占52%，完全不了解的占48%。
在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不足之处，82.67%的被调查者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差”，其次是国家相关政策没有多到实处。此外，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检测系统和检测程序缺乏一致性和透明度也是问题之一。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议题上，谁起主导作用一题的回答中，68.97%的被访者认为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认为企业起主导作用的占13.79%。认为社会公益团体和个人其主导作用各占10.34%。但在如何看待生物多样性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方面，89.33%的被访者认为两者关系密切，认为关系不大的约占6.9%。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方面，“珍爱稀有动物”排在第一位，其次是不随意倾倒有毒物质、低碳出行和减少一次性生活用品。再其次为不从境外携带外来物种，不随意放生龟鳖等生物。
（二）调查分析和结论
1、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认知不多
从调查的整体来看，公众普遍对生物多样性这一议题还不是很了解。不过，尽管人们对这一议题稍显陌生，但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在实践中践行这一理念，被调查者大都持肯定看法，表示愿意更多了解相关知识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本刊建议，应该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宣传，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向大众传播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
2、生物多样性认知不受地域、教育背景、年龄限制
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知识的掌握和其受教育程度、居住城市、年龄等没有必然联系。从受访者的居住城市来看，居住在一线、二线城市的受访者和居住在三线等中小受访者对于生物多样性议题的了解并没有明显区别。因此，居住在发达城市的人并不比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掌握更多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其次，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本科学历以下、学士、硕士、博士群体中，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了解比例相差不多。此外，在20岁—40岁群体中，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了解也并无太大差别。这说明，年龄、高学历或者居住在发达地区并不必然意味着拥有更多机会去了解生物多样性议题。
3、公众认知渠道单一
受访者大都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有效的渠道是政府，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在生物多样性议题作了主要工作。但同时也说明，在生物多样性议题上，大众仍没有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企业、公益组织和个人的责任。为此，本刊建议，不仅是政府，包括企业、行业组织、NGO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发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倡议甚至运动，并且注意加强各类组织之间的合作，扩大生物多样性活动的影响力。
4、公众期待企业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等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物种减少。因此，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密切关系。这说明，今后随着生物多样性议题在公众的普及，相关企业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将面临来自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意味着企业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与压力。
篇2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人与自然 和谐社会
世界人口无节制地增长、工业化程度不断加速、人类消费水平无约束地提高，带来了森林大量砍伐、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大气CO2浓度不断提高、不少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等等恶果。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关注的三个热点。
1.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对于人类来说，生物多样性具有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潜在使用价值。
直接使用价值：自古至今，野生动植物都是人类重要的药物来源，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生物多样性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在基因工程迅速发展的今天就更加重要。生物多样性还有美学价值，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生活，激发人的文学艺术创作灵感。
间接使用价值：是指生物多样性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无论哪一种生态系统，野生生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野生生物一旦减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要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就要受到影响。
潜在使用价值：野生生物种类繁多，人类对它们已经做过比较充分研究的只是极少数，大量野生生物的实用价值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具有巨大的潜在使用价值。
2.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我国生物物种资源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是世界上生物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有高等植物3万多种，居世界第三。据初步统计，中国的植物种数占世界总数的11％，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的拥有量也占世界总量的10％以上。同时，我国生物物种资源的特有程度高，在3万多种种子植物中，中国特有属就有246个，特有种约1.7万种；在600余种栽培作物中，起源于中国或在中国种植1000年以上的就有289种。我国的生物种类正在加速减少和消亡。我国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达40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占189种，为总数的1/4。据估计，目前我国的野生生物物种正以每天消失一个的速度走向濒危甚至导致物种灭绝，农作物栽培品种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还有大量生物物种通过各种途径流失海外。
3.生物多样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1）生态环境的变化。大面积森林的乱砍滥伐，围湖造田，毁林开荒，过度放牧等，破坏和改变了生物生存的生态环境，降低生态多样性。水库、高速公路、铁路的建造隔离了原有整个大面积的生境，造成片断化，从而造成某些生物的生殖隔离，降低遗传多样性。
（2）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滥捕乱猎和乱采滥伐。猕猴在50年代因过度捕捉出口，造成种群数量剧减，迄今尚未得到恢复。我国淡水鱼资源由于不断加大捕捞强度和不控制时间，产量急剧下降，种群数量也很难回升。许多传统的中药和经济植物由于长期过量采挖和开发利用，致使种群数量急剧缩减，等等。经统计，在濒临灭绝的脊椎动物中，有37％的物种受到过度开发的威胁。
（3）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全世界大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我国占有7席，其中北京居第三位。我国每天排放的污水每年以8％的速度递增。有机农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积聚于生物体内，破坏了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使物种濒危或灭绝。我国渤海、黄海和东海的赤潮频率呈现上升趋势，爆发间隔越来越短，范围越来越广，损失也越来越大，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无可估计。
（4）外来物种侵入。40年代，我国引入一种叫“水花生”（喜旱莲子草）植物，由最先的饲料作物变成苏甫地区的一种恶性杂草，遍及农田、水沟和池塘中。还有“大米草”，过去作为海滩护堤和牧草植物引入国内，现在在江苏、福建等省的沿海海滩蔓延，严重影响贝类等水产品的生产。水葫芦是外来物种，由最先的净化污水变成可导致水生生物灭绝的杀手。
（5）人口膨胀。人与野生动植物争夺生活空间，加大了对生物资源的需求，自1950年以来谷物、鱼类和木材的人均需求量分别增加了40％100％和33％，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加上过去没有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危机，对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造成了目前的危机。
（6）全球影响。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方面，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酸雨等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中国气候的改变，引起一些物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资源的掠夺，比如日本用做卫生筷的木材70％以上来自我国的东北，我国大面积的森林被盲目采伐以换取经济价值，造成生态的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4.保护生物多样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
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们对人类与自然依存关系的认识，从而有效保护珍贵的物种资源，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联系与生物多样性的有关的节日：2月2日国际湿地日，3月22日世界水日，3月23日时间气象日，4月22日世界地球日，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6月5日世界环境日，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10月4日世界动物日，10月6日世界粮食日，开展各项活动，增强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篇3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92年5月22日通过，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开放签字，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这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21世纪议程》框架下的三个称为“里约公约”的重要多边环境协议之一，目前有194个缔约方，秘书处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管理。
《公约》主要内容
《公约》的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实现手段包括遗传资源的适当取得及有关技术的适当转让，但需顾及对这些资源和技术的一切权利，以及提供适当资金。
《公约》重申各国对于自然资源主权的原则，同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国有责任保护他们行政管辖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缔约方采取合作行动，保护国家行政范围以外的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规定了缔约方有下列责任：
制订和实施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战略、计划或规划；
监测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确定保护每一类物种的紧迫程度，根据他们所具有的风险，对他们采样、分析；
在查明、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方面，开展研究和培训教育，提高公众意识；
在计划的国家项目有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生物多样性具有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与他国交换信息和开展磋商。
《公约》在国际法中首次明确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公约》包括了所有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它将传统的保护措施同可持续地使用生物资源的经济目标相联系。同时还确立了公平合理地分享使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以及商业使用资源所产生效益的原则，也包括了正在迅速发展的生物技术领域，涉及技术发展和转让、惠益分享和生物安全的问题。重要的是，该公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缔约国有责任实施其各项条款。
《公约》提醒决策者，自然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它建立了一个可持续使用的哲学思想。过去的保护工作目的是保护特定的物种和生境，而《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出，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必须为人类的利益而使用，但这种使用必须以不造成生物多样性长期的减少的方式和速度进行。
《公约》也给决策者就预防的原则
提供了指导。就是说，在生物多样性有明显减少和丧失危险的情况下，充分的科学肯定性的缺乏不能作为推迟采取措施防止和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威胁的借口。《公约》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要有充足的投资，作为回报，保护将给人类带来重大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公约》涉及许多问题，下面是其中的几个：
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和刺激手段；
依法获取遗传资源，包括提供资源方必须遵循“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技术（包括生物技术）的获取和转让；
科学技术合作；
环境影响评价；
教育和公众意识；
财政资源的提供；
实现《公约》承诺的国家报告。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为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立法的第一个国际协议，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个附属协议。该议定书于2000年1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特别缔约方大会上通过，2000年5月在内罗毕开放签字，并于2003年9月生效。《生物安全议定书》现在有194个缔约方。
《生物安全议定书》对那些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的转基因生物（LMOs）的安全转移、处置和使用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了它们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尤其是越境转移。它包括管理转基因生物的进口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也包括预防的措施以及危险评估和管理的机制。
《生物安全议定书》建立了一个“生物安全交换所”，以促进信息交流，还包括了能力建设和财政资源方面的条款，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没有国内立法制度的国家。
从本质上来说，《生物安全议定书》旨在规范所有对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可能有负面影响的转基因生物的国际贸易、处置和使用，同时也考虑了到对人体健康的危险。
《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步骤。它特别强调对于转基因生物向环境转移要采取预防的措施。预防的原则是本协议的核心。它意味着缔约国在对于某些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缺乏科学认识和一致性的情况下，有权禁止和限制这些转基因生物的进口和使用。
《生物安全议定书》要求缔约国在进口转基因作物的时候，事先要得到通知，并且要同意，这叫做“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缔约国必须首先得到进口国的明确同意，才能出口要转移到环境当中的转基因生物。
《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在国际法中首次明确地要求缔约国要采取预防的措施来预防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
为了能够达成协议，许多重要的生物安全的措施没有列入，但是《生物安全议定书》还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现在的议定书制定了必须执行的最低标准。
名古屋议定书
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平和公正分享其利用产生的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以下简称《名古屋议定书》）。《名古屋议定书》的目的是通过以适当的方式对遗传资源的获取、相关技术的转让以及资金的提供，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因使用遗传资源所获得的利益，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地利用其组成部分。《名古屋议定书》于2014年10月12日生效，目前有57个缔约方。
《名古屋议定书》还规定了以下具体目标：在2020年底前，扩大保护世界上的森林、珊瑚礁与其他受威胁的生态体系，达成保护17%的陆地及10%的海洋的目标；控制或消灭外来物种入侵；使珊瑚礁等生态系统所受的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等压力降至最低；防止已知濒危物种灭绝，并致力改善或维持其保护状况；农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的作业，要接受可持续性管理；环境污染控制在某个水平，以不损害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为目标。
关于资金，《名古屋议定书》规定，《公约》财务机制，即全球环境基金是《议定书》的财务机制，还规定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依照《公约》相关规定所产生的资金需求。
关于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及其利益分配规则，《名古屋议定书》规定，利益分配的对象仅限于该议定书生效之后利用的生物遗传资源。
《名古屋议定书》还规定，2015年前，所有缔约国要制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为加强监管，防止不正当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和使用，资源利用国须设立至少一个以上的监管机构。
补充议定书
于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简称《补充议定书》)。《补充议定书》通过了一些行政性办法，以解决一旦源于越境转移的转基因生物体给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造成损害时采取的补救规则和应对措施。
缔约方大会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是《公约》的决策机构。到2014年底，《生物多样性公约》共召开了12次缔约方大会，《卡塔赫纳议定书》和《名古屋议定书》分别召开了七次和一次缔约方会议。下面对其中比较重要的会议作些介绍。
1994年11月到12月，在巴哈马拿骚召开了《公约》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这次大会建立了实施《公约》的总体框架，包括决定建立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机制和科学技术咨询附属委员会，并决定全球环境基金作为《公约》的资金机制。
2008年5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公约》第九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关于下列问题的决议：2010年前完成一项关于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益分享国际协议的谈判的路线图；集资战略；需要保护的海洋区域科学标准和指南；以及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特别技术专家组。
《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于2004年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信息交流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能力建设；决策程序；处置、运输、包装和标识(HTPI)；议定书的执行；责任和危害纠正；监测和报告；秘书处；资金机制指南；中期工作方案。会议还决定建立执行委员会和责任和危害纠正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是根据《议定书》的规定，研究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造成的危害的责任和纠正方案。
《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于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通过了《补充议定书》，还通过了其他16项决定，包括：执行委员会；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能力建设；生物安全专家名录；处置、运输、包装和标识标准；转基因生物过境方的责任和/或义务；监测和报告；评估和审核；战略计划和多年工作方案；与其他组织、公约和项目的合作；危险评估和管理；公众意识和公众参与；财务机制和资金；预算等。
《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于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经过激烈的讨论、谈判和多个深夜的会议，特别是在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分享、战略计划和集资战略等问题上，大会通过了一揽子协议，使这次大会成为《公约》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会议最大成果是通过了《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平和公正分享其利用产生的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
会议还通过了下列决议：《2011年-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战略计划》；实施第九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集资战略的行动和指标；事实上暂停转基因工程；在合成生物学问题上的立场，敦促政府对合成生命释放到环境中采取预防的措施；《公约》在“减少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退化，包括保护造成的排放”（REDD+）中的作用；特加里瓦伊埃里道德行为守则。会议还确定了加强里约公约之间合作，为里约+20峰会准备的步骤。
《公约》第1 1 次缔约方大会于2012年10月8日到19日在印度的海得拉巴举行。第11次缔约方大会讨论了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的现状、《2011-2020战略计划》的实施和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以及集资战略的实施情况等问题。
在第10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名古屋议定书》以后，第11次缔约方大会标志着从政策制定到政策实施的转变。大会共通过了33个决定，从生态恢复、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到《名古屋议定书》的实施，从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的可持续利用到为在国家和地方一级实施《议定书》而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这次会议在资金问题上，包括实施集资战略的目标和预算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2012年10月20日清晨达成了一个妥协性的协议。会议决定到201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财政资金的流动要翻一番，而且要将这个水平至少维持到2020年。会议还达成了改善基础信息的收集和分享的目标，以及为了监测集资情况的一个初步报告框架。
《公约》第12次缔约方大会于2014年10月6日至17 日在韩国的平昌举行。在第12次缔约方大会的第二周，即10月13至17日举行了《名古屋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
大会对《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中期审议，还审议通过了能力建设、科技合作和其他手段对《公约》实施提供支持的进展情况。大会还讨论了下列重要问题：集资和其他与资金有关的问题；提高《公约》的效率；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海洋和海岸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生物燃料；传统知识；可持续的野生动植物管理；入侵外来物种；合成生物学；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第12次缔约方大会围绕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共通过了33项决定。
2014年10月12日《名古屋议定书》正式生效。《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10项决定，其中包括：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以及信息交流；监测和报告；《议定书》的执行；能力建设；意识提高；全球惠益分享机制的必要性和模式；组织、财务和预算等问题。
《公约》第12次缔约方大会在多个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开始了关于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配的《名古屋议定书》的实施进程。
履约状况
20多年来，由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公约》的履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公约》本身是一个框架性的多边环境法律协议，缺乏实施的具体机制。后来通过的《生物安全议定书》、《名古屋议定书》和《补充议定书》提供了这种机制，并扩大了《公约》的范围，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许多缔约国建立了履行《公约》的国家机构，制订了有关法律法规；170多个国家按照《公约》的要求制订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采取了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等许多行动；各国能按要求递交国家报告；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举行了许多的讨论会和经验交流会，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合作活动。这一切都推动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中国已经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是这两个多边环境法律协议的缔约国，并在履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履约行动主要包括：（一）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协调机制，成立了由25个部门组成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二）了50多部相关法规和规划计划，初步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体系；（三）生物多样性就地和迁地保护成绩显著。截至2014年底，建立自然保护区2729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2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47万平方公里，占陆地国土面积14.84%，超过世界12.7％的平均水平；（四）重视生态系统建设、保护和修复工作，组织开展了多项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物种资源调查和监测工作；（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教育活动，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参与意识得到提高；（六）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项目合作。
从全球范围来看，《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履行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美国对《公约》一直持消极态度，它于1993年签署了《公约》，但迄今没有批准，因此还不是缔约国。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生产了全世界90%的转基因作物，但他们现在还没有批准《生物安全议定书》。这些国家和其他一些支持转基因生物的国家，统称为迈阿密集团。《名古屋议定书》虽然已经生效，但至今只有57个缔约国，另有91个国家虽然签署了该议定书，但尚未批准，美国等国家至今没有签署该议定书。
资金的问题。按照《公约》的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使发展中国家完成《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而且还规定，全球环境基金是《公约》的基金机制。但是，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没有真正兑现他们的承诺，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一直短缺。在2010年召开的第10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展中国家再次呼吁发达国家兑现他们的承诺，并说明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他们难以实施《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但发达国家对此持消极态度。
2012年召开的第11次缔约方大会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会议决定到201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财政资金的流动要翻一番。
但在2014年召开的第12次缔约方大会上，一些发达国家企图从11次大会作出的承诺上后退。他们要求将上次作出的目标推迟5年，即至2020年实现，但发展中国家坚持原来2015年实现的目标。最后大会通过的决定是到201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要翻一番。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决定中写上这是“最终目标”，但遭发达国家反对而用了“目标”两字。这给以后在此问题上重新谈判留下了余地。资金的缺乏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完成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技术转让也是履约中一直存在的问题。联合国环发大会作出决定，发达国家应以优惠和减让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保护全球环境需要的技术。《公约》规定，为支持履约，要建立专门的技术转让和科学和技术合作的方案。但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发达国家强调技术转让应当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而且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因此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技术一直持消极态度。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的转让问题上，各国也存在着分歧，有的国家担心这不能保证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还有一个分歧是谁来主导技术转让。第10次缔约方大会讨论了建立生物多样性技术方案的问题。
关于该方案的秘书处，非洲集团主张设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而欧盟主张设在联合国环境署。由于有这些分歧和争论，《公约》所确定的技术转让的目标一直没有真正的实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相关的技术而不能完成《公约》和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
关于国家层面的履约问题，《公约》本身存在着问题。它没有很明确的国家层面应当采取哪些行动的条款，譬如没有明确要求制定国家法律的条款。
篇4
作者简介：王昌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通讯作者：温亚利，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理论与政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803005）;国家林业局重点立项基金课题（编号：621720）。
（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院, 北京 100083；3.临沂大学生物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摘要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经济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总生态效益约88.16亿元/a，其中涵养水源效益为31.77亿元；水土保持效益为17.85亿元；固碳制氧效益为3.41亿元；净化环境效益为7.56亿元；调节区域气候效益为5.32亿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22.25亿元。本研究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内涵；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125-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1
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是地球生命系统的支撑，发挥着显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1］。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我国西部生态林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西部地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绿色屏障，它对改变和影响区域气候、水资源分布、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持水土、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维持生物稳定性和多样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在传统森林的效益分析与评价中，森林具有的生态功能和效益常常被忽视，仅仅局限于对森林的立木和林副产品等有形产品的效益进行分析与评价，从而造成了林业经营上的决策失误，结果使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和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和加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清醒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开始思考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的规范化和科学性以及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2］。然而，由于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的外部性问题导致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缺损，而且缺乏根本性的有效解决措施和手段，加之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家和社会对保护区投入的不足，严重影响和威胁了保护区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自然保护事业的健康成长［3］。
从现有国外参考文献看，早在19世纪后期,在国外的生态学及其分支学科中就已有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报道,但是由于科学水平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当时的认识只能停留在定性的描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生态系统服务的科学概念得以提出［4-5］,并经过Holdren和Ehrlich等人的探讨和扩展后［6-8］，逐渐为人们所公认和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的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对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的综合测算进行了探索,尤其是Daily、Costanza以及联合国等有关机构与国际组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9-10］。基于此，如何客观、科学、全面、准确地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进行分析与评价，使生态效益的模糊性得到明晰化，并得到社会接受和认可，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林业建设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应用性理论与技术课题。从现有国内参考文献看，20世纪90年代,国内对深入认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并量化其经济价值有了强烈的实际需求。生态学家欧阳志云等系统阐述了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内涵及其价值计量方法［11］，后来又有学者中国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初步估算［12］;赵同谦等评估了我国草地、地表水等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的价值［13］;谢高地等对中国自然草地和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研究与评估,并制定了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14］;水土保持研究学者余新晓等对中国森林和北京市山区森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测算［15］。因此，从国内参考文献看，虽然有学者对秦岭地区单个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或者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过一些计量经济学分析［16］，但对我国秦岭地区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计量分析研究尚显得不足，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概念及分析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并对此指标体系进行计量分析。
1 研究区域
1.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
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对象，自然保护区群主要是指在某种特定生物栖息地保护中，由于其栖息地生境的破碎，在地理分布上不连续，通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建立若干个有联系的保护区，形成一个自然保护区网［17］。本文研究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范围界定为秦岭保护区群的主体自然保护区，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牛背梁及天华山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文研究全部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定代表性。
1996年，世界基金会在我国秦岭地区启动秦岭自然保护区群项目，我国政府在秦岭相继建立了太白山、佛坪、周至、牛背梁、长青、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主体，使这一重要的地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8］。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全球环境基金资助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试点项目之一。秦岭保护区群地处长安区、周至、太白、眉县、宁陕、洋县、佛坪、柞水等县境内。地理位置为东经107°20′-109°04′，北纬33°16′-34°05′。东西长约150 km，南北宽约95 km。保护区群总面积约251 300 hm2。保护群位于秦岭山脉的中段，是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其中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自然保护区己经连成一片，东部有牛背梁自然保护区，西南部有朱保护区构成了秦岭自然保护区主体网络。
1.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
本文研究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是在自然保护区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总结秦岭区域的各种实际情况，简单归纳起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至少包括保护区群能有效缓解生境破碎化。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能够导致不同程度地珍稀动物栖息地生境破碎化，从而引起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改变，这是学者们公认的事实。破碎化不仅仅导致生物适宜生境的减少丢失并对其生态功能的降低产生影响从而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影响物种的迁移、扩散和建群，且对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和景观结构的完美产生重要影响［19］，因此，生境破碎化已成为国内外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热点问题。生境破碎化是由于人为因素或者环境变化而导致斑块或者是由于生态功能降低而形成的。生境破碎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总生境面积的减少；其二是剩余地区分裂成非连续的碎片。而有学者认为生境破碎化不仅仅是在数量或者形态上的变化而且更有生态功能上的变化［20］，他们认为破碎化有两方面的表现：①形态上的破碎化；一方面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强而导致景观中破碎生境地的增加，其结果是适宜于生物生存的栖息地面积急剧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斑块形状复杂化，结果是导致斑块边缘效应的增强，导致自然栖息地核心区面积减少。②生态功能上的破碎化，这主要是由于气候条件、人为活动的影响而造成栖息地内部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或由于自然环境因子在空间组合上的不匹配而导致生境适宜性的降低或者在空间分布上的破碎化。
综上所述，陕西秦岭区域从建立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开始，就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自然保护区群，各级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发展迅速，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珍稀动物本身生存的质量大大提高，进一步扩大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活动范围，生态景观及环境有效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初步达到了延缓珍稀生物生境破碎化的目的，这也是当初世界自然基金（WWF）设想建立自然保护区群的初衷，也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
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计量分析
2.1 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界定
科学合理地界定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是计量工作的关键，这一项工作因为生态资源的多功能性而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在计量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时，既可能因对某一生态功能认识不足而产生遗漏，又可能因不同生态功能交叉及相互作用而产生重复计算。因此，我们生态效益计量的前提是科学地界定其内涵。
本研究认为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是指在人类干预和控制下的保护区生态系统在有序结构维持和动态平衡保持方面向人类化的环境系统输出的年增长效益之和，包括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固碳制氧、改善大气质量等效益，这些效益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根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特点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把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计量分为：①涵养水源效益；②水土保持效益；③固碳制氧效益；④净化环境质量效益；⑤调节区域小气候效益；⑥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
2.2 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的特征
自然保护区群主要提供生态功能等无形产品，大多属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无法进入市场。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以长期服务流的形式出现，能够带来这些服务流的生态系统是自然资本。根据国外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很明显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1）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是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的效用，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为另一个消费者提供这一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费这一物品（不论他们是否付费），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如新鲜的空气，无污染的水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在许多方面为公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服务，如涵养水源、保护土壤、放风固沙、净化大气等。
（2）具有显著的外部经济效益。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能够社会带来多种服务，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固定二氧化碳、提供游憩、保护野生生物资源等，而这些服务其他部门如农业部门、水利部门可以不用支付任何费用而免费享用，因此，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属于典型的外部经济效益。
（3）属于社会资本范畴［21］。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服务有益于区域，甚至有益于全球全人类，决不是对于某个私人而言，如保护区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对整个区域有利，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能抑制某地区或某区域甚至全球的温室效应。
（4）不属于市场行为［22］。私有商品都可以在市场交换，并有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但公共物品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也没有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因为消费者都不愿一个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费用而让他人来消费。西方经济学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灯塔效应”和“免费搭车”。由于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不属于市场行为，给保护区生态效益计量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5）具有不可移动和地域局限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效益是不可以移动的，表现出地域限制性，随着离保护区的远近或其影响区域的远近，所获得的效益大小是不同的，尽管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排斥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消费，但必须是个人或集团靠近其影响范围内，方才有效。如处在保护区河流源头的水源涵养林，其下游沿岸都享受其生态服务，但下游远离沿岸的地区，必然较少地享受这种服务。
2.3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效益的计量方法仍不完善，计量指标或多或少，计量结果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建立一个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能认可的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是进行生态效益计量的重要前提。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是三大效益的基础部分，因而设计的指标要比较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秦岭保护区群的生态特点，尽量选择那些信息量大，综合性强而又易于计算的指标。本文构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见图1。
（1）涵养水源效益（B1）。森林，享有大气和水资源“绿色卫士”的美称，它在水资源的保护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涵养水源就是保持住区域的水分能够正常的循环，不至于流失及破坏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群生态系统涵养水源的生态效益主要包括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净化水质效益三部分。即：涵养水源效益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净化水质效益。
（2）水土保持效益（B2）。水土流失直接影响到农牧业生产。流失泥沙的养分不仅高于径流量中的养分浓度，氮、磷、钾和有机质也较富集，因此防止泥沙流失是防止土壤养分衰减的关键。从林学机理上看，森林水土保持效益与森林涵养水源效益有很好的相关性（正相关），前者是后者的派生作用［23］。因此，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本研究所述的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水土保持效益定义为同无林地相比的减少土地资源损失（固土）效益与保护土壤肥力（减少肥料损失）效益两类，即：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3）固碳制氧效益（B3）。森林在生长过程中，不仅林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并固定空气中的CO2，而且通过凋落物转化为有机质将部分CO2存贮在林地土壤内。这一功能对于人类社会、整个生物界以及全球大气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林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每年吸收大量CO2的同时，还释放大量的O2。因此，吸收CO2和释放O2是森林最基本的生态功能，本研究把固碳制氧效益界定为保护区森林每年固定CO2中C的效益和制造O2的效益。即：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O2中C效益+释放O2效益。
（4）净化环境质量效益（B4）。随着工矿企业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生活用矿物燃料的剧增，受污染的空气中混杂着一定含量的有害气体，威胁着人类，其中二氧化硫（SO2）就是分布广、危害大的有害气体。据测定，森林中空气的SO2要比空旷地少15%-50%。现代工业排放的烟灰、粉尘、废气严重污染着空气，威胁人类健康。高大树木叶片上的褶皱、茸毛及从气孔中分泌出的粘性油脂、汁浆能粘截到大量微尘，有明显阻挡、过滤和吸附作用。一般说，林区大气中飘尘浓度比非森林地区低10-25%。因此，保护区生态系统对环境具有净化作用，对于改善保护区社区及周边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发挥了重大作用，本研究把净化环境质量效益界定为吸收的SO2效益和阻滞降尘的效益，即：净化环境质量效益吸收SO2效益+阻滞降尘效益。
（5）调节区域气候效益（B5）。森林是保护区内最高的植被。在成片的森林地区以及林冠层的下部都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气候。此外，森林对邻近地区的气候也有较大的影响。森林小气候的主要表现是林冠内外的辐射、温度、湿度、降水和风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森林不仅使林内产生特殊的小气候，而且对邻近地区的气候也有较大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学者研究成果，即按照单位面积的森林气候调节效益对自然保护区群调节区域气候效益计量，对促进农牧业生产，农业粮食增产将会起重大的作用。
（6）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B6）。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森林物种多样性保育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统为生物多样性物种提供生存与繁衍的场所，从而起到保育作用的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属于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范畴，目前大多采用支付意愿等主观方法去衡量，这样评估结果受人为主观影响因素较大。因此本研究采用定量化的客观评估方法（Shannon-Wiener指数）计量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即：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物种多样性保育效益。
2.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
2.4.1 涵养水源效益（B1）计量
目前一般用保护区森林涵养水源的效益来代替保护区涵养水源的效益。本研究把保护区群涵养水源效益分为以下三部分计量：
（1）保护区群蓄水效益（B11）
国内外关于涵养水源量的计算方法很多，根据秦岭山地及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还有就是目前容易掌握的研究资料（见表1），本研究决定使用蒸散率计算蓄水量。
年保护区森林蓄水量（林区年降水量R-森林植被年蒸散量E）×保护区群林区面积
表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面积统计表
Tab.1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areas of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数据来源：各相关保护区管理局统计数据。
我国学者对陕西秦岭山地降水量及森林蒸散量已有研究，根据陕西省水文监测局井涌工程师的研究结果［24］，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多年平均年降水量850.3 mm（其中秦岭南北坡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分别为850.8 mm和848.7 mm）。另外，采用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资料:秦岭山地森林植被多年平均蒸散量为496.5 mm（其中北坡为491.5 mm，南坡为501.4 mm）,用蒸散率法计算保护区群内森林植被蓄水量,根据公式：
W10 000 （R-E） D
10 000×年保护区森林蓄水量×保护区群林区面积
① 1 hm210 000 m2
（0.850 8-0.496 5）×222 528hm2×10 000①
788 416 704 m3
保护区群涵养水源的效益本研究用区域平均水价作为衡量标准，即2008年陕西省平均水价2.00元/m3。因此，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年蓄水效益年蓄水量×2.00元/m3788 416 704 m3×2.00元/m31 576 833 408元157 683.34万元。
（2）保护区群防洪效益（B12）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的研究［25］，中国针叶林的防洪能力为1 447.1 m3/hm2,阔叶林的防洪能力为1 773.7 m3/hm2，针阔混交林的防洪能力为1 684.2 m3/hm2,裸地的防洪能力为850 m3/hm2。根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管理局统计资料（见表2），可以得出保护区群防洪量。
表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林地面积统计表（hm2）
Tab.2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woodland areas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数据来源：各保护区管理局统计资料。
根据研究公式得：
保护区防洪量（阔叶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阔叶林面积+（针叶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针叶林面积+（混交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混交林面积（1 773.7 m3/hm2-850 m3/hm2）×95 214 hm2+（1 447.1 m3/hm2-850 m3/hm2）×55 075 hm2+（1 684.2m3/hm2-850 m3/hm2）×71 235 hm287 949 171.8 m3+32 885 282.5 m3+59 424 237.0 m3180 258 691.3 m3
保护区群防洪效益的计量本研究采用水库蓄水成本作为定价标准。根据最近几年来中国传统模式修建水库的平均修建成本［26］6.25元/m3，因此，保护区群防洪效益B12为：
B12180 258 691.3 m3×6.25元/ m3
1 126 616 820.63元
112 661.68万元
（3）保护区群净化水质效益（B13）
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水质净化作用。研究表明，森林植被分布均匀，生长良好，覆盖率高，具有防止水资源污染、改善水质的强大作用。另外，根据于志民等的研究［27］，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森林的拦截降水和对比试验相差很大，森林生态系统对拦截降水具有良好的过滤效应，普遍能达到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有的甚至是最好的水源。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内植被覆盖良好，目前还没有大的工业污染源，属于水质良好的生态区或者水源地。按照陕西省水文局提供的资料，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本能够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规定的要求水质良好。可见，净化水质量可以用蓄水量来表示。即保护区蓄水量保护区净化水质量。
本研究国内森林生态系统净化水质效益的计量方法，采用污水净化费用来替代净化水质的生态效益。根据唐慧中研究结果［28］，陕西省污水处理平均费用为0.6元/m3。
因此，保护区群净化水质效益
保护区净化水量×污水处理平均费用
保护区蓄水量×污水处理平均费用
788 416 704 m3×0.6元/m3
473 050 022.4元47 305.00万元
综上所述，保护区涵养水源总效益（B1）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净化水质效益157 683.34万元+112 661.68万元+47 305.00万元317 650.02万元。
2.4.2 水土保持效益（B2）计量
自然保护区群水土保持的作用通过森林生态系统来减少土壤肥力流失和泥沙淤积，达到了保护土地资源，使水土流失达到有效控制。
（1）固土效益（B21）
根据目前研究成果，自然保护区内森林生态系统固定土壤效益的计量一般是通过计算保护区林地土壤侵蚀减少量，并把减少的泥沙量按相等费用替换的方法换算得出固定土壤的效益。土壤侵蚀减少量可根据保护区林区和保护区内非林区土壤侵蚀的差异求的，根据王夏利研究，秦岭森林系统保护区内林区崇林茂密、植被良好，土壤侵蚀量很小，土壤侵蚀量可以约等于0。因此，保护区群土壤固土作用可以直接通过减少保护区内非林区土壤侵蚀量计算。根据西安中煤航测遥感局张光超等研究可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属的县域侵蚀模数在1 000 t/km2・a以上,另外根据《陕西土壤》研究结果可知［29］，秦巴山地土壤轻度侵蚀模数值在800-3 000 t/km2・a。因此，本研究取非林区土壤侵蚀模数的保守数1 000 t/km2・a，自然保护区群固土量为:
自然保护区群固土量保护区内非林区土壤侵蚀模数×保护区群面积1000 t/hm2・a×251 316 hm225 131.6万t/a。
由陕西省水利厅资料得知，目前挖取或截取1 t泥沙的平均费用为3.5元（1990年不变价格），求得保护区固定土壤效益B21为：
B21自然保护区群固土量×3.5元
25 131.6万t/a×3.5元
87 960.6万元
（2）保肥效益（B22）
保持土壤肥力效益可以通过计算自然保护区群内土壤侵蚀减少量，同时把土壤侵蚀减少量中的有机质、氮磷钾的含量折合成化肥量，按照市场价格换算成货币量进行计量。根据陕西省土壤普查鉴定委员会办公室《陕西土壤》研究结果,陕西省秦巴山地年均积累土壤表层厚度为0.4 cm-1 cm［29］，本研究取保护区群林区土壤表层积累厚度为0.6 cm。秦岭山地各类土壤中的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等营养物质的含量均值分别为：1.998%,全氮0.118%、全磷0.181%、全钾2.231%。本研究根据《陕西土壤》中土壤容重的研究结果，陕西省所有类别的土壤容重值在1.13-1.45 t/m3,本文研究取其均值1.295 t/m3。
因此，保护区群土壤中N、P、K的含量为：
有机质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壤侵蚀模数×表层土有机质含量×表层土有机质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1.998%×1.295
390 154.52 t
N的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层厚度×表层土N含量×表层土N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18%
×1.295
23 042.16 t
P的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层厚度×表层土P含量×表层土P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81%
×1.295
35 344.33 t
K的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层厚度×表层土K含量×表层土K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2.231%
×1.295
435 653.02 t
采用替代市场法,即以市场销售的有机肥、尿素、磷酸二氢钾的价格反映保护区群保肥效益。2008年陕西地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的有机肥价格、陕西华山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的尿素、西安大唐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的磷酸二氢钾的出厂报价分别为8 000元/t、1 680元/t、5 500元/t。其中有机肥中含有机质5%、尿素中含N为46.67%，磷酸二氢钾中含P为22.79%、含K量为28.68%。保护区群保肥效益计算式为
B22390 154.52 t×8 000元/t×5%+23 042.16 t×1 680元/t×46.67%+35 344.33 t×5 500元/t×22.79%+435 653.02 t×5 500元/t×28.68%
15 606.18万元+1 806.63万元+4 430.24万元+68 719.91万元
90 562.96万元
综上所示，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87 960.6万元+90 562.96万元
178 523.56万元
2.4.3 固碳制氧效益（B3）计量
根据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CO2，生成葡萄糖等碳水化合物并释放O2。即:
CO2（264 g）+H2O（108 g）C6H12O6（180 g葡萄糖）+O2（193 g）多糖（162 g）
因此，植物每生产162 g干物质可吸收固定264 gCO2，释放193 gO2，即每生产1 g干物质需1.63 g CO2，同时释放1.19 gO2。此过程显然是一个双效益过程，使用市场替代法分别计算植物光合作用固定CO2和释放O2的效益。文中研究采用的中国造林成本为260.17元/t（C）［30］；文中采用中国造林成本352.93元/t（O）和工业制氧成本0.4元/Kg［30］。本研究取中国造林成本和工业制氧成本之均值376.47元/t。
根据本研究统计数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活立木总蓄积量年增加量为120.95万m3，平均每立方米按照0.5 t干物质计算，可求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2008年干物质生长量为60.475万t。由此，可根据1 g（干物质）1.63 gCO21.19 gO2进行计算。
因此，2008年保护区群固定CO2的量为60.475t×1.6398.57万t；
释放O2的量为60.475t×1.1971.97万t。
因此，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效益+释放O2效益
（固定CO2的量×12/44）×260.17元/t（C）
+释放O2量×376.47元/t
26.88万t×260.17元/t（C）+71.97万t×376.47元/t（O）
6 993.37万元+27 094.55万元
34 087.92万元
2.4.4 净化环境质量效益（B4）计量
本研究根据资料的可获取性，估算出不同生态系统吸收SO2和滞尘的物质量，然后使用生产成本法将生态系统净化污染物的量价值化。
（1）吸收SO2等有毒气体效益B41
保护区内植被生长较好，植被对SO2具有一定的吸收、积累、转化、降解的作用。因此，吸收SO2的效益可以采用面积-吸收能力法进行计算［30］。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得知，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取215.60 kg/hm2，阔叶林为88.65 kg/hm2,针叶林为117.60 kg/hm2,灌丛为8.9 kg/hm2。针阔混叶林吸收SO2的能力取针叶林和阔叶林的平均能力103.13 kg/hm2，每消减1 t SO2的投资成本为600元。根据表2可知各种林分面积。因此，吸收SO2量阔叶林吸收SO2能力×阔叶林面积+针叶林吸收SO2能力×针叶林面积+针阔混交林吸收SO2能力×针阔混交林面积215.60 kg/hm2×95 214+88.65 kg/hm2×55 075+103.13 kg/hm2×71 23520 528 138.4 kg+4880746.5 kg+7 346 465.55 kg32 755 350.45 kg32 755.35 t。
吸收SO2产生的效益吸收SO2量×消减SO2成本32 755.35t×600元/t19 653 210元1 965.32万元。
由于数据的获取困难，本研究只计量吸收SO2产生的效益，其他有毒气体暂不考虑。
（2）阻滞降尘的效益B42
本研究采用等效替代法来计算阻滞降尘的效益［23］，即：阻滞降尘的效益单位面积滞尘能力×保护区群林种面积×阻滞降尘的成本。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研究成果，阔叶林的滞尘能力为10.11 t/hm2,针叶林为33.20 t/hm2,灌丛为1.5 t/hm2,针阔混交林的滞尘能力为取针叶林和阔叶林的平均值21.66 t/hm2。阻滞降尘的成本为170元/t。
因此，阻滞降尘量阔叶林滞尘能力×阔叶林面积+针叶林滞尘能力×针叶林面积+针阔混交林滞尘能力×针阔混交林面积10.11 t/hm2×95 214+33.20 t/hm2×55 075+21.66 t/hm2×71 235962 613.54 t+1 828 490.00 t+1 542 950.1 t4 334 053.64 t。
阻滞降尘产生的效益阻滞降尘量×阻滞降尘成本4 334 053.64 t×170元/t736 789 118.8元73 678.91万元。
综上所述，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净化空气的效益（B4）为：
B4吸收SO2产生的效益+阻滞降尘产生的效益
1 965.32万元+73 678.91万元
75 644.23万元
2.4.5 调节区域气候效益（B5）计量
根据我国生态著名学家谢高地、鲁春霞等学者研究［31］，认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单位面积气候调节值为2 389.1元/hm2。因此，调节区域气候效益本研究欲采用谢高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即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调节区域气候的效益可计量为
B5保护区群面积×2 389.1元/hm2
222 528 hm2 ×2 389.1元/hm2
531 641 644.8元53 164.16万元
2.4.6 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B6）计量
本研究采用森林物种多样性保育效益来反映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即计算研究区域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每个级别给予一定赋值后，再乘以林分面积，即可得到自然保护区群物种保育效益（见表3）。
表3 物种保育Shannon-Wiener指数分级价值表
Tab.3 Shannon-Wiener index classification
value in species conservation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评估标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
根据全国林分类型的Shannon-Wiener指数等级及其分布，陕西省所有林分均处在Ⅴ级［31］，即：物种多样性保育的效益为：10 000元/hm2・a，因此，B6222 528×10 000222 528.00万元。
根据谢高地、鲁春霞等研究成果［31］，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单位面积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2 884.6元/hm2。
综上所述，本研究欲采用谢高地等研究成果，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
B6保护区群面积×2884.6元/hm2
222 528 hm2 ×2 884.6元/hm2
641 904 268.8元64 190.43万元
2.4.7 小结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效益计量体系，本研究依据生态学者及经济学者们的成果，研究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的内涵、界定了自然保护区群的定义，在此基础上计量了各部分生态效益的货币值，计量结果基本反映了自然保护区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生态价值。
2.5 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章节通过大量一手资料及二手数据（主要是参考文献资料及保护区统计资料），对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构成的保护区群进行了生态效益计量，最后得出了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的相对值，自然保护区群各种生态效益构成结果。
2.5.1 生态效益计量结果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结果见表4。
表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结果（万元）
Tab.4 Results of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104 yuan）
2.5.2 生态效益计量结果分析
本研究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及其计量理论、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探索了一套适合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分析与评价的理论、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的如下结论：
首先，运用等效益替代等计量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科学地分析与计量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综合效益约88.16亿元人民币，此研究结果可以作为衡量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现阶段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次，从各项生态效益比较来看，B1＞B6＞B2＞B4＞B5＞B3。涵养水源的效益B131.77亿元人民币是单项里面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群内森林、植被最主要的生态功能之一就是涵养水源。这个计量结果也符合现阶段保护区建设的作用。保护区群的建设就是为了把破碎的生态环境、珍稀动物栖息地规整，让保护区更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计量结果来看，保育土壤效益B2也显示了相当大的效益（约17.85亿元），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为珍稀物种提供了优质的栖息地，这和防止水土流失是分不开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首要日的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B6的计量结果排在第四位，从计量结果来看，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没有涵养水源效益大，但本研究认为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22.25亿元）还是非常显著的，从一个侧面说明自然保护区群不仅起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也起到了其他相当显著的生态效益，这是值的肯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净化环境效益（7.56亿元）是本研究计量相对来说较小的效益，但这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数值，保护区群森林覆盖率在95%以上，森林吸收的SO2等有毒气体的量是极大的，为区域环境改善发挥了极大地作用，这一点不用质疑，数值的大小只是相对的。
最后，从单个效益来看，保护区蓄水效益最大，约合15.76亿元。有研究认为，在森林涵养水源计量中，可以把涵养水源效益用蓄水效益代替。不过本研究根据秦岭实际情况，同时根据《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标准》（LY／T 1721-2008，2010）把保护区净化水质效益也应该列入涵养水源效益之中。这也是秦岭山系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另外，由于保护区良好的水源涵养功能，在保护区周边社区，每年雨季时节，为周边居民减少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特别是泥石流。研究认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环境有着其他保护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他几个单项效益中，值得一提的是调节区域气候的效益，这个数值（5.32亿元）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这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所致，本研究采用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这样既有其优点也有其劣势，优点就是省去了繁琐的计量，劣势就是不能有针对性的反映秦岭实际，只是相对情况。
3 讨 论
本研究尝试性的计量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继而分析了计量结果的一些数值及生态效益的特点，这些具有尝试性的计量，并不是唯一结果，根据研究实际，本研究对生态效益中很多无法收集的数据回避了计量，这也是本部分生态效益计量的原则，必须保证数据的获取性及可计量的原则。计量数值的大小不是保护区发挥的生态效益的大小，只是相对的，本研究深知，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效益绝对是个极大地数值，本研究计量里涉及了很多人为因素，比如水定价、资源成本等。但值得肯定的就是本研究设计的计量指标能够反映出保护区生态效益的范畴，适合保护区基层技术人员评价保护区群的管理工作以及国家制定保护成本的投入的参考标准。应用最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定量化方法（Shannon-Wiener指数）的应用，使定性问题直接转化为定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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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ased on Connotation Analyses
WANG Chang-hai1 WEN Ya-li1 LI Qiang1 GAO Hai-bo2,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2. Colleg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3.College of Life Science， Linyi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5，China）
篇5
关键词：生物入侵；防治对策
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从自然分布区通过有意或无意的人为活动而被引入、在当地的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给当地的生态系统或景观造成明显的损害或影响的物种。
这些入侵物种疯长成灾，侵入草场、林地和荒地，很快形成单种优势群落，导致原有植物群落的衰退。外来入侵种在当地定植、扩展并产生一定影响的过程或现象称为生物入侵。它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类健康、农业潜力、生态系统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且随着全球性贸易的发展、对外开放、全球变化以及土地使用模式的改变会愈发严重。
1.外来生物入侵现状
据统计，美国每年因生物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00亿美元，印度每年的损失为1300亿美元，南非为800亿美元。这些外来生物的入侵给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仅对我国农林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就高达574亿元。而生物入侵的危害又是多方面的。
我国一直是深受外来有害生物危害的国家。棉花枯黄萎病20世纪40年代初从美国入侵我国，现已发生266.67万hm2，每年至少损失皮棉10万t。近20年来，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增加，已难以准确回答到底有多少外来物种传入我国，有多少已建立种群并带来危害。我国对外来入侵种类的调查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依据文献资料对农田、牧场、水域等生境的植物进行了初步统计，发现至少有58种外来植物对我国农林业带来了危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来人侵动植物危害日益猖獗，我国加紧了防治工作。对外来害虫松材线虫、湿地松粉蚧、美国白蛾、稻水象甲和美洲斑潜蝇以及外来有害植物水花生、水葫芦、脉草和紫茎泽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但由于目前国家针对外来人侵种没有制订具体的预防、控制和管理条例，各地在防治这些入侵物种时缺乏必要的技术指导和统一协调，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有的防效并不理想。已传人的入侵物种继续扩散危害，新的危险性入侵物种不断出现并构成潜在威胁。
1.1生物入侵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生物入侵倍受各国政府关注的首要原因是它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光肩星天牛是原产于亚洲的极具破坏性的林木蛀干害虫．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该种害虫随木质包装材料进入美国．到1998年8月，它已在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纽约、华盛顿等14个州的仓库中校发现，在芝加哥、纽约等地的野外也发现了该物种．光肩星天牛在美国没有已知天敌，会对美国遍地种植的枫树和果树造成危害．如果它在美国得以长期繁衍，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380亿美元。仅美国每年因外来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近1370亿美元．
1．2生物入侵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生物污染
大部分外来物种成功入侵后大爆发，生长难以控制，造成严重的生物污染，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比如，原产南美洲的水葫芦现已遍布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河湖水塘，疯长成灾，严重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大量水生动植物的死亡。更可怕的是许多入侵物种，在新的环境中可能出现基因突变，造成严重的生物污染。
1．3生物入侵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与安全
如1991年美洲爆发的霍乱，很可能是由于外来船只受到污染的水倾倒在秘鲁港所引起的。这次霍乱使100多万人受到感染，约1万人死亡；脉草、三裂叶脉草现已分布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的15个省市，它的花粉就是引起人类花粉过敏的主要病原物；“疯牛病”最早于1986年在英国发现。科学家推测，可能是病牛或病羊的尸体被加工成了动物饲料，从而引起疾病大规模传播。1996年3月，英国政府正式承认疯牛病有可能传染给人。
1．4生物入侵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化学污染引起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重视，但最近几年生物入侵对多样性的影响又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入侵物种破坏了复杂的生态系统，降低了生物多样性，使濒危动植物受到侵害，外来物种中的动植物与本地种杂交，改变了当地的遗传多样性与完整性。参加第五届生物多样化公约缔约国大会的专家们警告说，外来物种给生物多样化造成的破坏，其严重程度仅次于生物生存环境的缩小和丧失。比如，原产中美洲的紫茎泽兰已遍布我国西南大部分地区，原有植物群落迅速衰退、消失。另外，生物入侵导致生态灾害频繁爆发，对农林业造成严重损害。近年来，松材线虫、湿地松粉阶、美国白蛾等森林入侵害虫严重发生与危害的面积，每年达150万hm2；稻水象甲、非洲大蜗牛、美洲斑潜蝇等农业入侵害虫每年超过140万hm2；脉草、飞机草、水葫芦、大米草等肆意蔓延，对本地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威胁，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
2生物入侵危害产生的原因
2．1盲目引种
并不是所有的物种迁移或引入都会产生危害，而且许多新品种的引入确实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例如：1859-1900年间，澳大利亚笔尾松鼠被引入新西兰，就成为了新西兰毛皮业的财富之源；然而，大多数的引种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却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例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引入水葫芦，主要是为猪提供饲料的。随着饲料工业的发展和生猪喂养方式的改变，再采用含水量高、食用成分少的水葫芦饲料，其投入与产出已经不成正比，于是昔日人人争抢的水葫芦，如今便异化成了避之不及的环境公害。专家认为盲目引种是造成生物入侵的最主要的原因。
2．2海洋业
一是海洋垃圾：随废弃的塑料和其他人造垃圾漂浮的海洋生物每天都在向南极洲和一些热带岛屿进犯，并对当地的物种造成威胁。据海洋生物学家表示，软体动物、蛀船虫、珊瑚虫这些寄居类动物如今正附着在漂浮的垃圾上漂进新的地区，对那些地区的物种造成危害，并开始改变那里脆弱的生态系统。海洋生物学家巴恩斯表示，能使海水结冰的温度可能是阻挡外来物种入侵南极洲的主要屏障，而如果全球气候变暖削弱了阻挡外来生物的天然海水屏障，情况就将更加严重。二是海洋压舱水的排放：20世纪初，压舱水代替了固体压舱物，这无意中为水生生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散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轮船变成了一个满载各种微型生物的“水族箱”，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输送货物时，不断地运输和储存这些水生生物。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与压舱水直接相关的异地种侵入事件在20世纪的最近几十年里时有发生。
2．3旅游业
很多的物种入侵是由于旅游者的携带而引起的，游客从全球各地带来各种的物种，其中就包括有异地的植物、动物、微生物。这些物种被游客有意无意地留在当地的生存环境中，对当地的生物入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4国际贸易
最近10余年来，随着全球贸易额的不断增加、国际运输的集装箱化和车船飞机的速度加快及大型化，促进了鲜活植物产品贸易，也最大程度地增加了有害生物存活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有害生物在国际间传播入侵的机会。例如美国白娥入侵亚洲，就是由于在二战后，日本木材奇缺，美国原木大量倾销日本，美国白蛾也就由此进入亚洲，进入中国；松材线虫传人中国、光肩星天牛(ALB)传人美国等都是由于国际贸易而引起的。同时种苗产业国际化与国际交流频繁更加快了病虫的入侵与扩散。3防治生物入侵的技术措施
3．1清除
当某一物种初到新地时，试图全面根除是可能的。这种手段虽然极端，但已经被南非的很多国家采用了。例如世界范围内的鼠害，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80多个岛屿已经清除了老鼠。但大多数情况下，试图清除是行不通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早期预告系统来报告入侵物种的到来，很少有相应的专门小组执行有效的根除计划。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建立了完整的数据系统来确定是否新引进了某一物种，并且这一物种是否有侵略性。然而，我们都知道，只有在发现及时，立即采用有效手段和全面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根除入侵物种。所以这种措施在实施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3．2防治对策
3．2.1实行全面检疫，阻止外来种的偶然入侵
检疫是为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传出或传人某个国家或地区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14世纪中叶，欧洲的威尼斯共和国为阻止黑死病、霍乱、黄热病等疫病传人本国，对要求人境的外来船舶和人员采取了进港前一律在锚地停滞、隔离40d的防范措施，后来逐渐运用到阻止动植物外来种传播方面，出现了动植物检疫．1994年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最终达成的(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已成为一部国际检疫法。1999年在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我国共检疫国内外参展植物763批次、683140株，草坪165279m2，肥料8100kg，木包装7件．截获有害生物162批次，发现有害生物160多种，并进行了及时的处置。
3.2.2采取全面的生态评估和监测，防范引进品种的入侵
美国夏威夷为了消灭害虫，从非洲南部引进了一种玫瑰色蜗牛，谁知55年后，它竞将15—20种土生土长的蜗牛伙伴消灭得干干净净。为了改善牧草的营养结构，美国西部引进了纤维含量较高的胡枝于，结果它疯狂地繁殖、蔓延，致使原本能养活9万头奶牛的牧场寸草不生，最后被荒弃不用。在中国的海南、广西和云南南部大面积种植的巴西橡胶林，种植面积最大时达到1亿株，40多万公顷。大面积的天然林被毁，代之以巴西橡胶占绝对优势、土壤板结、物种多样性匠乏的生态系统。
所以这些出于良好愿望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提示人们，在进行人为引种前必须认真作好全面的生态评估，并进行引种后的跟踪监测。
3．2．1化学防治
对外来物种的化学防治(包括诱饵、驱赶剂和毒药)通常被认为不可取，因为众所周知的广谱杀虫剂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但据美国国会透露，有一些新型化学杀虫剂只对某一种或几种害虫起作用，不会影响人类健康。但是，这些化学杀虫剂非常贵，而且需要反复使用，易使害虫产生抗药性。所以化学防治也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才有效可取。
3．2．2机械防治
机械防治有些时候是可行的。例如，在佛罗里达，手工除蜗牛就是根除非洲大蜗牛时使用的方法。然而，大多数外来物种无法用机械防治(如小昆虫和地穴动物)，而且，机械设备的成本很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可想象。
篇6
关键词：环境保护；绿色建筑；荷兰；NIOO-KNAW
中图分类号 TU-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5）12-75-04
The Featur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Netherlands from the View of Green Building
――Taking NIOO-KNAW for Example
Yu Xin
（Nan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Nanjing 210013，china）
Abstract：In the cases of NIOO-KNAW，a green building in Wageningen，this paper analyzes its C2C design philosophy，its building materials usage，energy usag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summarize out its achievements and features in the field of green building.Further more，three remarkable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Netherlands are reflected in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NIOO：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place the narrow environment protection，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fields under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ramework，energy ut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get extremely atten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Green building； Netherlands； NIOO-KNAW
建筑作为人工环境，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具有明确生态环保目标和手段的建筑，可以称之为绿色建筑[1]。1990年，世界上第一个绿色建筑评估体系――BREEAM（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在英国，标志着科学的绿色建筑设计和评价体系的首次建立。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绿色建筑”的概念。1996年，美国绿色建筑协会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公告执行，2a后颁布正式的LEED1.0版本。该协会以商业化的操作模式将LEED推广到全球，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绿色建筑评级体系[2]。
中国的绿色建筑发展起步较晚。我国的绿色建筑发展一般可形象地分为4个阶段[3]：浅绿阶段（2004-2008年）、深绿阶段（2008-2012年）、泛绿阶段（2012-2014年）、真绿阶段（2014-至今）。2012年以后，绿色建筑开始向绿色示范区和绿色城市发展，全寿命周期评价开始得到重视，绿色建筑理念在社会上开始被普遍接受。
1 NIOO设计理念及建筑策略
NIOO全称为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Ecology（荷兰生态学研究所），成立于1992年，隶属于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研究院（KNAW），是荷兰最大的生态研究机构，研究领域包括水生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和陆地生态学。
2011年初，NIOO迁至位于荷兰瓦赫宁根的全新建筑。作为2011年建成的一个绿色建筑，NIOO位于瓦赫宁根的新址从设计理念、施工过程、运行管理等各个方面集中体现出荷兰乃至欧洲在人居建筑领域的最新成果，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荷兰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理念及做法（图1）。NIOO建设之初，即秉承三大原则：从摇篮到摇篮（Cradle to Cradle）、使用太阳能（Solar Energy）和展示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1.1 从摇篮到摇篮 在整体设计理念上，NIOO秉承了“从摇篮到摇篮”的理念。“从摇篮到摇篮”（Cradle to Cradle，C2C）是美国建筑师William McDouough和德国环境学家Michael Braungart教授跨学科合作而提出[4]，其最基本哲学是：以“有效用的”代替“有效率的”，即把现今环境保护中单一的节能、减碳等以“降低环境破坏”的技术手段称为“有效率的”，而他们所追求的，是尽可能地将一个生命周期的输出物（所谓垃圾）利用起来，放置到别的生命循环中去，即“垃圾即食物”的目标。因此，在C2C的标准要求下，对一个产品的使用不再是节约的过程，而是生产新产品的前过程。美国MBDC公司于2005年起开展了“从摇篮到摇篮”的认证工作，认证标准大体分为“材料的污染和毒性”、“材料的循环利用”、“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对水资源的管理”和“社会责任”5个方面。对NIOO而言，主要目的不是最大程度控制环境损害，而是如何能够为周边环境提供更好的贡献，这也是NIOO比其他可持续建筑更进一步之所在[5]。NIOO从材料使用、能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方面都很好的体现了C2C的原则。
1.2 建材使用 在建材使用方面，NIOO严格遵循对人类无害、对环境友好、可再生和生产中不排放有害物质的原则，所有的建筑材料都通过相关认证（如FSC、PVC-free等认证）。NIOO的主体建筑材料是混凝土和木材，玻璃、钢铁和石子等也被广泛应用（图2）。与此同时，在整栋建筑中不使用密封剂、胶水等化学物品。为了建筑材料可以被重复利用，NIOO在施工过程中尽可能少的破坏材料的本来属性。例如混凝土中并没有过多使用化学添加剂以增强其性能，而木材仅防火处置后大量的被直接使用，木材、钢铁等材料尽可能减少切割、整形，以保证拆除后可以进行重复利用。
1.3 能源使用 在能源使用上，NIOO将重点放在节能和使用可持续能源2个方面。通过科学计算日照角度和时间，NIOO使用了大量的玻璃外墙以保证日间采光，同时尽可能使用LED冷光源以减少耗电。NIOO设计了一套自动感应系统，能够根据外界自然光线强度自动调节室内灯光亮度，避免过度照明带来的能量损失。除此之外，NIOO还设计了一套能够根据室内外温差智能调节的自然通风系统，以及可用于生态学研究实验的屋顶花园等节能措施（图3）。
NIOO的能源供应主要来自太阳能，由太阳能供电系统和太阳能供热系统2个部分组成。整栋建筑所需的电能由太阳能供电系统提供，除此之外的热量供应由太阳能供热系统提供，系统内部的各种热量也被最大限度的重复利用（图4）。NIOO拥有一套热储存系统（HTS），通过管道将夏天时建筑物、道路、屋面和太阳能系统多余的热量以热水的形式储存在地下300m深处，冬天时用于建筑物供暖。据测算，HTS系统可以节约70%～80%的能量消耗。
1.4 水资源管理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整个建筑物的排水，包括雨水、污水（含实验室排水）和厕所排水经处理后排放至建筑物周围的地表水，作为景观和生态补水；厕所排水处理方面，NIOO充分体现了C2C理念所提倡的“Waste=Food”原则[6]，首先使用真空排水系统减少厕所排水量，然后厕所排水收集后经发酵罐、藻类处理和湿地处理后排入周边自然水体，作为景观河生态补水（图5）。发酵罐回收沼气作为能源，处理污水后的藻类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目前，NIOO在藻类的资源化中作出了大量努力，藻类可以作为生产饲料、食用色素、果酱等产品的原料。
1.5 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NIOO的顶部全部覆盖植物（绿色屋顶），植物会对水和空气进行净化，同时有利于建筑物内部的温度控制；不限于此，NIOO还利用绿色屋顶开展与生物多样性机理、植物发电、植物筛选有关的研究；同时，NIOO与各类机构合作，在建筑物周围进行各种生态保护措施，包括各种类型的绿色篱笆、生态水道等（图6）。由于当地蝙蝠和蜜蜂较多，NIOO在屋顶设置了蝙蝠洞穴，一座自行车棚的背面也被改建成蜂巢，使用秸秆制作的蜂房，并采取了消声设计，以减轻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
2 NIOO的成就及启示
对NIOO而言，最大的成就不是在可持续建筑领域中的某个方面做到最好，而是将各种方法、各类理念充分整合起来。如将污水处理同藻类资源化结合起来，将绿色屋顶同生物多样性结合起来，将夏天剩余热量储存后用于冬天供热等。这些不同领域内各种理念、各种技术的有机结合，使得NIOO成为荷兰乃至欧洲首屈一指的可持续建筑典范。
NIOO的产生和存在带来了环境影响，NIOO的努力首先是最大限度的避免、消除和恢复这些影响；同时，NIOO的建设永远没有停止，可持续建筑的新理念在这里将不断的变成现实，而NIOO也将与周围环境永续共存下去。
对于一个可持续建筑而言，存在着建设、生态影响、能源利用、污染物排放、建筑灭失后的再利用等问题，如果将一个可持续建筑放大，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城市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建设、能源、污染、生态（图7）。因此，一个可持续建筑就是一个可持续城市的微缩模型。
3 从NIOO谈荷兰环保的特点
荷兰典型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它的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保护特色。荷兰政府因环境管理及政策的具有远见，荷兰人民把环境保护看成自身责任的需要，成功地把一个自然条件并不完善的国家建成一个战后福利国家[7]。从代表荷兰最高水准的可持续建筑NIOO中可以看出荷兰环保的几个显著特征：
3.1 大环保取代狭义的环保 从NIOO中不难看出，荷兰人所谓的环境保护涵盖面极广，污水处理等传统意义上的环保手段仅仅是NIOO各项措施中的一小部分，NIOO更多的亮点在于建筑本身的设计与建造、能源的获得与使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等方面。在荷兰，环保已经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认为的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狭义环保，而是融合能源、生态、建筑、水利、交通、污染防治，甚至太空利用等领域的大环保，污染防治只不过是大环保范围内的一小部分，大量研究工作集中在能源、生态、建筑等领域（图8）。
3.2 各领域交叉融合充分 从NIOO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各个领域内研究成果的交叉和融合（图9）。传统建筑之中融合着生态学、美学、清洁生产等理念，节能措施中有光学、智能控制、空气动力学等成果，污染防治措施中包含着藻类资源化应用，生物多样性保更是与科学研究工作相结合。在荷兰，很难将某一项环保成果或者环保工程界定为污染治理、能源利用或者是生态保护，往往在污染治理的同时回收能源，在能源利用的同时保护生态。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环境保护已经融入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企业的生产行为还是igeren的生活行为，无不看到环保理念的贯穿，这也是荷兰环保能够走在世界前列的主要原因。
3.3 重视能源利用和生态保护 荷兰作为一个大量国土面积低于海平面的国家，长久以来的自然灾害使得荷兰人对能源和环境有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在荷兰，人们对能源利用的渴求随处可见，无论是传统的风车（风能），还是新近发展的太阳能、沼气（生物质能），甚至是植物发电，各类新能源已经深入荷兰环保的各个领域。生态保护方面，在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只是暂时借住在地球上”这种理念使得欧洲人在对待自然环境时尽量保持不加修饰的原生态，城市建筑古朴自然、城市扩张缓慢有序，随处可见成片的森林绿地、成群的牛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片优美的田园风光。
4 结语
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当我们在为污染治理焦头烂额、为生态保护四方奔走之时，荷兰人已经走在了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事物发展有其固有的内在规律，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阶段我们也无法避免。但是，对于环保工作者和政府管理者而言，了解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发展与进步，认清自身所处的位置，才能够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李路明.国外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略览[J].世界建筑，2002（05）：68-70.
[2]刘煜，Deo Prasad.国际绿色生态建筑评价方法介绍与分析[J].建筑学报，2003（03）：58-60.
[3]吴大江，李翔，罗磊.绿色建筑综述及中国绿色建筑发展的探讨[J].江苏建筑，2014，6（166）：99-101.
[4]周晓娟.从摇篮到摇篮――低碳循环发展理论在社区规划中的应用及启示[J].上海城市规划， 2011，03：30-35.
[5]Louise E.M.VET.Learning from nature：need，challenge and implementation of eco-technology[J].Commun Agric Appl Biol Sci.，2011，76（2）：85-88.
篇7
l.开展生态监测的必要性
位于银川平原北部平罗县境内的沙湖，是一片内陆湿地，总面积80 km ，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沙湖1989年被开发为旅游资源，1995年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35个王牌旅游景点之一，2000年被国家定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2001年登上国家4A 级生态旅游园区宝座.沙湖的品牌和知名度在西部乃至全国都得到了市场及消费者的肯定，成为国内旅游关注和投资的热点.作为生态环境保护最重要的基础工作，生态环境监测必须及时跟上，尽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能力。生态监测目的是要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找出原因，为生态建设提供对策。生态监测除了具有一般环境监测应具有的代表性、及时性、准确性、可比性外，还应具有更高的综合性和长期性。
2. 生态环境监测的目的性
就是要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生态环境的现状及 变化趋势，并找出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与传统的污染治理和环境质量监测相比，生态 环境监测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驱动因子的多 样性，使得生态环境监测的监测因子较为复杂，反 映面更广，综合评价程度要求更高。
3. 生态旅游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旅游减轻了环境压力，保持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途径.加强沙湖湿地生态旅游开发，不但能够促进宁夏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够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使其全面发挥湿地的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源于“生态性旅游”(Ecological Tourism)，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生态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在文章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旅游”一词，指在不损害旅游对象和周围环境的前提下进行自然景物旅行.其意义一是回归大自然，享受清新、静谧、轻松、舒畅的自然与人的和谐氛围，探索和认知自然奥秘;二是增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意识，促进环境教育的发展，达到以保护促旅游，以旅游养保护的目的 。随着生态旅游的不断开展，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大，主要内容有：① 以没有遭到破坏或受人类干扰较少的自然或人文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② 在旅游过程中应贯穿对游客的环境教育，提高甚至改变游客的环境观和生活方式，以减少旅游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③ 注重当地居民的参与性，尊重其应有的权力并使其从中获利，以此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生态旅游的概念集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4. 沙湖旅游区发展生态旅游的有利条件
4.1 优越的区位条件
沙湖位于宁夏北部交通较发达的平罗县境内，该县南距银川I市56 km，北距石嘴山市20 km，位于包兰铁路与姚西公路的交叉点上，包兰铁路穿行而过，西大滩火车站距沙湖仅2 km.东有109国道并与石中(石嘴山一中宁)高速公路相连，银川I市河东机场及宝中、包兰等铁路干线将沙湖与全国各地紧紧连在一起.沙湖所在的宁夏北部地区是宁夏工农业较发达，城市较密集的地区，这为开展旅游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客源市场.从沙湖在宁夏旅游带所处的位置来看，沙湖处在两沙一河，即沙湖、沙坡头和黄河的旅游带上，是宁夏的黄金旅游带，这对沙湖的开发起着关联带动作用.
4.2 独特的自然景观
沙湖风景名胜区是一处融江南水乡与大漠风光为一体的“塞上明珠”，是由湖水、沙山、芦苇、飞鸟、游鱼等资源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度假区.春季，百花盛开，百鸟列队入住;初夏，芦苇郁郁葱葱，荷花亭亭玉立;入秋，苇花绽放，鱼肥鸟集;冬季，大雪纷飞，一副典型的北国风光.南方多湖而少沙，北方多沙而少湖，像这样既有湖又有沙的景区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4.3 丰富的生物旅游资源
4.3.1 植物资源 沙湖植物旅游资源种类丰富，具有很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乔木有杨树、柳树、槐树、沙枣树等，草本植物有针茅、萎陵菜、冰草、芨芨草等，草甸植被主要以禾本科为主，盐生植物主要有碱蓬、小芦草、西伯利亚蓼等，沙生植被有沙米、苦豆子、蒺藜等，水生植物有芦苇、蒲草、荷花等，浮游植物有硅藻、黄藻、金藻等，构成了一个绿色的世界.
4.3.2 动物资源 沙湖湿地的野生动物以鸟和水生动物为主.鸟类共有l1目24科9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黑鹳、中华秋沙鸭、白尾生海雕、大鸨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斑嘴鹈鹕、大天鹅、小天鹅、白额雁等14种，属中澳候鸟保护协会规定的鸟类有46种，属中日候鸟保护协会规定的鸟类有9种.水生动物中鱼类有17种，分属于4科15属，包括鲤鱼、鲶鱼、泥鳅、鲫鱼等，甲壳类有田螺、蚌、螃蟹、虾，两栖类有鳖、青蛙等，浮游动物有29种 ]，特别是北方罕见的“娃娃鱼”具有很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
5. 开展生态监测和环境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
5.1 缺乏具备空间遥感和生态理论的综合人才
随着科学的发展，遥感技术已成为生态环境监测的有效方法。它不但能提供高分辨率、高光谱、高时向的影像，还具有全天候、全天时、全球环境观测能力。利用遥感技术能够客观、形象揭示生态环境条件变化、环境污染性质及污染物扩散规律。遥感数据通过判读和识别分类，可获取地表现状信息，变化监测信息等，并可绘制成各种专题图 。
5.2 要利用遥感图像技术为生态监测服务。在地市级以上监测单位配备设备，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遥感知识，掌握生态学理论的技术人员，这样才能提高目视判读效益，目前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匮乏。
5.3 保护湖区生物多样性
沙湖湿地资源是湿地旅游之根本，因此，应重视对沙湖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研究，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强湿地监测，特别是对湿地利用后的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进行监测，建立沙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利用先进的繁殖技术，保护濒危野生动物，扩大沙湖湿地野生生物的种群数量.另外，冬季收割芦苇时应留一段露出水面的部分，保证春季候鸟迁徙时有落脚之处.在荒漠地段可进行人工种草种树以吸引更多的鸟类来此繁衍，同时加大鱼苗的投放，为水禽提供丰富的饵料.
6. 结语
生态监测的范围很广，涉及农、林、牧、副、渔、工等各个生产领域;此外，生态监测在国内开展的时间也不长，尚没有太多成熟经验可借鉴。因此，在开展生态监测工作时，必须紧密结合已进行的单一性和局部性生态监测试点研究，从区域、流域范围着手，制订系统、规范的指标体系和监测方法、评价标准，为实现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提供有力保障。
篇8
关 键 词: 植物多样性; 灌排系统; 生态效应; 银川平原
水利工程建设是对生态系统的人为改造，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生态影响。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对水利水电工程的社会经济影响关注较多，而对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则比较少。虽然我国的重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已经实施了近 20 a，对工程建设和运营中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有了规范化的评价方法，但是对于工程项目实施后生态环境的实时监测和评价工作的研究还较少［1 －4］，有针对性地定量研究则更少［5 －6］。开展水利工程生态效应的野外监测和分析研究，是推行“水利工程生态化”和“生态水利”的基础［7 －8］，对于工程建设后的生态修复和同类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银川平原及其灌排工程概况
银川平原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东部，是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一块冲积洪积平原，南北长165 km，东西宽10 ～50 km，总面积为 7 978 km2，黄河纵贯其中。银川平原海拔为1 100 ～1 200 m，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微倾，土层深厚。该区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200 mm 左右，水面蒸发能力为2 000 mm 左右，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为 9 ℃ ，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大，具有春迟秋早，冬长夏短，干燥多风的气候特点。银川平原的地带性植被和土壤分别是荒漠草原植被和灰钙土，隐域性的沙生、沼生、盐生植被及风沙土、潮土、盐渍土等都很发育.
自秦汉时起，包括银川平原与卫宁平原在内的宁夏平原就开始了自流灌溉工程建设和农业开发，2 000 多年来世代沿续，形成了越来越完善的灌排体系，为发展灌溉农业奠定了良好的水利基础，在唐代这里就有了“塞上江南”的美誉。到 20 世纪中期，银川平原已有大小干渠 15 条，灌溉面积有 9． 6 万 hm2。
1958 年青铜峡水库建成后，结束了银川平原无坝引水的历史，水利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银川平原有总干渠、干渠和支干渠 18 条，总长度为 1 084 km，总引水流量为 603m3/ s，灌溉面积为 33． 0 万 hm2; 有骨干排水沟道 24 条，总长度为 660 km，控制排水面积为 41． 9 万 hm2，排水能力达 955m3/ s［9 －10］。完善的灌排体系为银川平原的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其耕地面积仅占宁夏回族自治区耕地总面积的1 /4 左右，但是粮食产量则占到全区粮食总产量的 2 /3，粮食商品率在 30%以上。
2 灌排工程植物多样性研究方法
2． 1 野外调查本次研究采用样线与样地相结合的野外调查方法，分别对银川平原干、支、斗、农四级灌渠和排水沟进行选线，每个级别的沟渠视生境异质性程度和土地利用方式，少则选择 3 条、多则选择 5 ～6 条。针对每一条沟渠样线在其上、中、下游三段各选取 1 个断面，断面从沟渠一侧堤坝顶部沿伸至另一侧堤坝顶部，尽可能放在整修时间 3 a 以上的地段，按照生态序列的递变特征，在断面上布设样方。草本群落取 1 m ×1 m 的样方，灌木群落取 4 m ×4 m 的样方，每个群系类型都在截面邻近地段沿沟渠流向设置 3 个重复。在样方调查中，陆生植物主要记录物种的名称、数量或多度、盖度、高度、生活型; 水生植物主要记录物种名称和盖度。
2． 2 多样性指数
虽然多度、盖度、密度、频度等植物群落属性指标也能够体现一定的生态效应，但是其内涵相对简单和直接，不同样地面积和群落类型之间可比性差，而物种多样性指数则不然，它是测定生物多样性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的综合数值指标，目前已有十多种表征意义不尽相同的物种多样性指数。这里主要选用几个常用的指数，即 Margalef 物种丰富度指数、Simpson 物种优势度指数、Shannon-Wiener 物种多样性指数和 Pielou 物种均匀度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Margalef 指数:
R = ( S － 1) / ln NSimpson 指数:D = 1 －∑P2iShannon-Wiener 指数:H = －∑Pilb PiPielou 指数:E = H / lb S式中: N 为 i 类植物所在样方的各个种类的相对重要值之和; S为 i 类植物所在样方的物种总数; Pi为第 i 种植物的相对重要值。
草本和灌木的相对重要值 = ( 相对高度 + 相对盖度) /2。
在计算出每个样地的多样性指数后，根据样地所属排灌系统类型，相加后求平均值，即得到不同等级沟渠的多样性指数。支沟与斗沟、农沟的等级排列关系在野外常难以区分，因此合并调查、计算。
3 不同灌排水系的植物多样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3． 1 不同多样性指数的计算结果及其含义Margalef 指数( R) 是反映群落内部或环境中物种数目多少的指标，该数值越大，说明物种个体丰富度越高; 反之说明个体丰富度越低。从银川平原不同类型灌排渠系的 Margalef 物种丰富度指数运算结果( 图 1( a) ) 来看，泄洪沟的值最大，干渠的值最小，两者相差 1 倍左右。其他沟渠类型的物种丰富度为支 － 斗 － 农沟 ＞ 干沟 ＞ 农 － 毛渠 ＞ 支渠 ＞ 斗渠。
图 1 不同沟渠类型植物多样性指数Simpson 指数( D) 是反映植物群落中物种优势程度的 指标，D 值越大，说明优势物种越少; 反之则说明优势物种越多。
银川平原不同类型灌排渠系的 Simpson 指数运算结果( 图 1( b) ) 显示，不同灌排渠系的物种优势度相差不大，比较而言支渠和干沟的 D 值更大一些，干渠的 D 值最小，优势物种的组成情况是干渠最突出，支渠和干沟最不突出，其他沟渠类型居中。
Shannon-Wiener 指数( H) 是基于物种数量反映群落种类多样性的指标，H 值越大，表示群落中生物种类越多，群落的复杂程度越高; H 值越小，则表明群落中生物种类越少，群落的复杂程度越低。银川平原不同类型灌排渠系的 Shannon-Wiener 指数运算结果( 图 1( c) ) 与 Margalef 物种丰富度指数类似，即泄洪沟最大，干渠最小，但两者相差只有 1/3 左右。其他沟渠类型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大小为干沟 ＞ 支 － 斗 － 农沟 ＞ 支渠 ＞农 － 毛渠 ＞ 斗渠。
Pielou 指数( E) 为群落均匀度指标，一般用来指示群落中物种的空间分布是否均匀，是随机散点分布还是聚合成不同大小的团块状分布，E 值越大，植物分布越均匀，物种的生态贡献也就越大。运算结果显示( 图 1( d) ) ，银川平原灌排系统的Pielou 指数大小为干沟 ＞ 农 － 毛渠 ＞ 支渠 ＞ 泄洪沟 ＞ 斗渠 ＞支 － 斗 － 农沟 ＞ 干渠，说明干沟的植物群落有较均匀的分布，干渠的植物分布最不均匀。
3． 2 影响灌排体系植物多样性的因素水质和土壤检测结果表明，其与植物多样性指数有较密切的相关关系。另外，水文和水利工程与植物多样性指数也密切相关。对比不同排灌水系 200 多个样地的多样性指数值，发现生态序列越完整的沟渠，反映样地中个体数量和种类的 R 值与H 值越大，如典型泄洪沟断面( 图 2) 自下而上出现从水生植物群落—湿生( 盐生) 植物群落—中生植物群落—旱生( 盐生) 植物群落的更替，缺失群落序列或生态序列狭窄的沟渠，其植物多样性的 R 值与 H 值往往都偏小。反映种类优势程度的 D 值与反映个体分布均匀程度的 E 值在不同排灌水系的样地中差异不太显著，这可能与水生环境的隐域性和相似性有关，总体上是支渠和干沟稍大，干渠稍小。生态序列的完整性主要受到水文和水利工程状态的影响。
图 2 高家闸泄洪沟典型断面生态序列水文因素中，影响植物多样性的首先是水量，全年有水的沟道相当于常年河，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和比较完整的生态序列，因而植物多样性比较丰富; 而各级引水渠道相当于季节性河流，生境状态年内变化强烈，不能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因而植物群落类型简单。其次为水流流速，它与植物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呈负相关关系，引水灌渠的水流流速一般是逐级递减的，致使渠道水淹断面的植物多样性有逐级增强的趋势，干沟沟底几无植物生存，迎水坡过水断面上部有时有杨、柳、紫穗槐、柽柳、芦苇等根系发达的耐水淹植物生长; 支渠在粗糙度较大的沟底会有积水，伴生有挺水植物芦苇、香蒲、扁杆藨草、水莎草等，迎水坡上中生、旱生植物生长旺盛; 斗渠、农渠和毛渠从底部和迎水坡上多生长一年生和多年生草本及小半灌木; 排水沟水流普遍流速较慢，沟底水生植物群落生长较好，流速越慢的地段沉水和浮叶植物种类越多。最后的影响因素为泥沙，主要体现在泥沙沉积对中生植物的生长非常有利，有泥沙堆积的渠道底部及其边坡上，中生植物种类较多，而无泥沙沉积的沟道两侧湿盐生植物和旱生、盐生植物较多。
灌排工程建设状况与植物多样性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第一，防渗措施处理过的沟渠底面和边坡，一般在数年以内植物都无法生长，经过防渗处理后再采用混凝土预制板衬砌的 U 形或倒梯形渠系，往往能隔绝植物根茎十多年，但可减少渠道渗漏损失 60% 以上［11］。减少植物根茎阻滞并保持水流的通畅性，是现阶段提高农用水效率的重要水利措施，但其对植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用混凝土或其他新型保水保温材料衬砌的灌溉渠系，过水断面上缺少水生、湿生乃至中生生境下的植物。第二，边坡坡度大小与植物生物多样性也有直接关系。调查显示，坡度为 30°左右的标准边坡能够构造出较好的生境梯度，断面上生态序列完整，植物丰富度指数 R 值和物种多样性指数 H 值都比较大; 阶梯状边坡除 R 值和 H 值比较大外，优势度指数 D 值也比较大; 边坡小于 15°时湿盐生植物群落发育较好; 边坡大于 45°时繁殖体保存和植物扎根困难，大多只有根茎禾草植物生长。第三，沟渠整修时间长短与植物多样性关系密切。一般施工后3 ～ 5 a，才能出现植物群落构成比较完整的生态序列，这在排水沟道表现尤其明显; 灌溉渠道整修频繁，在未做防水处理的情况下，R 值和 H 值都比较大，但生态序列不完整，说明植物群落的生境分异还未形成，处在资源竞争阶段。
4 结 语
( 1) 在几种植物多样性指数中，Margalef 物种丰富度指数和 Shannon-Wiener 物种多样性指数对植物多样性的表征意义比较显著，是指示灌排水系生态效应的良好指标，应优先采用。
( 2) 各级排水沟地势低、常年积水，加上衬砌程度低、边坡稳定性较强、以地下水补给为主，以及水流较慢等原因，植物多样性指数普遍比各级灌渠大，生态效应较好。
( 3) 沟渠砌护是对植物多样性负面影响最大的水利工程措施，但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农田灌溉保证率方面却非常有效。由于干支两级渠系渗漏的损失量占灌溉用水总损失量的60% ～ 70%［12］，因此在综合考虑节水和生态双重效益的前提下，应当采取干支渠全面砌护、斗渠减少砌护、农渠与毛渠不砌护的生态水工策略。
( 4) 适当减缓沟渠迎水坡坡度，加长坡面，或者采取阶梯状边坡筑建模式，能较大幅度地提高灌排水系边坡的植物多样性，增强其生态效应。以景观和生态功能为核心的城镇人工水系营造中，尤其适合选取这一模式。
( 5) 灌排水系的修整间隔时间应尽可能拉长，整修时对同一沟渠可分地段、分时段逐次进行，排水沟和干沟、支沟尤其应当如此。另外，低级渠系实行岁修制度，有助于保持竞争状态下较大的植物多样性指数值。
篇9
不久前，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公布了首份“全球老虎生存状况地图”，列举出世界上10个问题最突出的地区，并具体分析了野生虎面临的诸多生存危机。老虎生存状况地图的推出，意在提醒公众，如果再不采取行动，那么在下一个虎年，我们很有可能再也看不到野生虎的身影。一旦野生虎绝迹，与其相伴走向毁灭的还有整片整片的老虎栖息地和原始森林。
老虎与生物多样性
近年来，日本学界出现了一种“有魅力的研究办法”，即以虎为视点再现环境变迁的历史。日本学者以为，虎在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的终点，当森林――特别是处于虎的栖息地和人们活动地域中间地带的混交林――减少的时候，虎就会在人类的村庄里出没打食。所以，通过地方志等史料中关于虎吃人畜的记录追查虎的动向，可以搞清植被的变迁过程。
这种研究办法是基于生物之间的食物链联系。生物之间的这种食物联系，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发现的。
由于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环扣一环，所以它们在食物链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未受人为干扰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生物的数量也不会无限增长，因为它们的数量所占比例在生态系统中总会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换句话说，自然界中，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如老虎、猴子、老鼠……各种不同的生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衡。
不过，一旦其中某些生物大量死亡，就会使食物链断裂，生物之间的相互制约就会失衡，物种错位，进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以老虎为例，在自然界的食物链中，虎这种高等哺乳纲猫科食肉动物，高居食物链顶端。通常情况下，虎的生态状况代表着整个地区的生态状况，对维护各种动植物的种群平衡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起着控制器的作用。平时，虎以野猪、羚羊、獐等大小动物为食，如果某个地区的虎绝迹了，前面提到的其他动物就会畸形繁衍，从而导致更弱小的动物和植物衰落甚至绝灭。这种局面反过来又会使原先被作为“虎食”的那些动物，因无物可食而走向灭绝。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不正常的生态倾斜甚至会引发巨大的自然灾难。
虎之殇
近些年来，全世界老虎的数量在直线下降，很多研究报告称野生虎的数量维持在3500头左右，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伴随着栖息地减少、非法贸易、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野生虎的处境岌岌可危。即使是最乐观估计，全球野生虎的数量也仅为3200头。相比于上一个农历虎年(1998年)，如今适宜野生虎生存的栖息地减少了40％，与历史平均水平相比，野生虎现在的栖息地生存面积仅是原来的7％。
在世界自然基金会最新公布的地图中，所列出的10个问题区域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以及美国，这些地区要么是野生虎的主要分布地，老虎受到栖息地遭破坏、非法交易以及气候变化等种种威胁，要么是对野生虎生存有着重要影响的地区。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上榜：在我国东北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非法捕猎使老虎的食物骤减，大量的森林砍伐造成东北虎和西伯利亚虎的数量不断减少；在印度，由于栖息地的缩小，野生虎和人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在孟加拉地区，气候变化导致恒河三角洲南部地区野生虎栖息地面积减少了96％。
来得及的明天
尽管野生虎的生存面临种种不利，人们对老虎的保护工作一直在持续，人们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持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健康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意义。联合国的研究显示，全球每年因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损失达2万亿～4.5万亿美元。但如果每年向自然保护区投入450亿美元用于改善生态系统，由此带来的收益可高达5万亿美元。何况保护老虎也不单单是保护这样一个单一物种的问题，而是保护整个食物链完整性的问题，拯救老虎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拯救我们的原始森林，拯救地球。
虽然困难重重，但拯救野生虎的希望犹存。在马来西亚划定的某试验区域中，伪装的摄影机首次捕捉到了母虎与幼崽的画面。照片显示，当时母虎正与它的两只幼虎中的一只观察着摄影机。近年来，在该区域工作的研究员曾多次从摄影机中捕捉到这只母虎的身影，但这是首次发现它做了母亲。
篇10
关键词： 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 concerns of bio-safety aro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are a sophisticated sign in the process of inpidualiz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while indicating the supremacy of high-technology， warns us of the lurking of some unpredictable risks: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may be led to the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and thus a “risk society” may be imminent. Consequently， safety of eco-system， health， and social ethics & order is in more urgent need of attention in the new era of tech-revolution. The rul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traditional law needs to be replaced by a new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hile making bio-safety laws， it is required that social public interest be ascertained and protected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genuin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While people are wondering about the outcomes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legal market” is no more peaceful. The requirements of bio-safety legislation will disturb the balance of traditional supply & demand of law and ultimately conduce to the enactment of bio-safety laws.
Key Words:bio-safety; risk society; public social interest; supply & demand of 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兽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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