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重要性和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的重要性和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于“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教师 张永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落实“双减”工作 提升育品质

包头市昆区包钢实验一小校长 王冬梅

“双减”政策与“五项管理”均是以“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包钢实验一小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抓好课堂主阵地，教师上好每一节常态课。做到每节课准备充分、知识储备丰富、能力训练到位，打造充满“掌声、笑声、辩论声”的生命高效课堂，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保证学生“吃饱”“吃好”。

二是加强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校发挥本校教师自身优势，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学实践，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家长解决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困难。

三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价改革。形成并完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同时，探索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跨学科作业。

看似一个点切入，实则是需要课前课中课后、学校家庭社会，全链条、全过程、全员的系统工程，根本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心实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 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宋景民

作为一名教育人，从事教育工作30年，深刻体会到此次“双减”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体现。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减负工作，但由于社会现象和一些培训机构等的虚假宣传，造成家长焦虑，被裹挟给孩子报补习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非常严重。此次党中央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就是要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彻底治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借教育之名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双减”政策后的我们

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七小学家长 小萨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孩子们是“双减”政策最大的受益人。“双减”政策即保障了学生们正常的锻炼、休息、娱乐时间，也保护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健康。以往过量的作业和校外培训，侵占了学生们大量的课余时间。由于学生们的精力有限，在课间时间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就会影响校内学习，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学习上的恶性循环。因此，“双减”政策的颁布，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保障充足的课余时间及合理开拓课外兴趣都有重要的意义，对孩子的未来有长远的好处。

“双减”政策落地后，可以充分发挥学校阵地的作用，在校内坚持做到应教尽教，着力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服务水平，不再让孩子们有写不完的作业。让孩子学好学好的同时，拥有了愉快的童年。其次，让校外的培训机构无法超前培训，让家长们教育成本显著下降，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们的情感和思想不再缺失。

我对“双减”的认识

通辽市实验中学初二（2）班学生 郭逸群

实施“双减”政策不但能减少我们的课业负担，还能提升学习效率。以前每到假期的时候都是忙着上各种补习班，因为其他同学都在上，在讲下学期的新课，大家都在学习，自己不参加补习总是担心新学期跟不上。于是就参加了各科的补习班，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自学各科内容，这样就有更多更自由的时间去阅读、去发展兴趣爱好，更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再有，学校进行作业考试化改革，每天固定时间完成各科作业，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提高了学习成绩。国家的这些改革政策对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受益很多。

坚决贯彻“双减”政策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赤峰市希望之声学校负责人 关蕊

“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这两个带有时间节点的目标，明确阐述了“双减”对于整个教育工作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校外培训机构 “野蛮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家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应该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学生们作为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将会有着更好的成长环境，在学科培训乱象得到整治之后，憧憬更多的孩子在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展示自己的天赋，激发自己的潜能。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

“双减”政策之我见

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学教师 王芳芳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落实“双减”，还孩子们一片宁静的天空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兴工路小学校长 刘海涛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重大举措。回应教育关切，缓解了社会教育焦虑、减轻了家庭教育负担。

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才能减少参加校外培训需求。全体教育工作者，应当务必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克服“唯分数”的评价方式，坚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本，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校内教育教学质量、完善课后服务，当好“四有”好教师和“四个引路人”，为学生成长导航，撑起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宁静天空。

“双减”政策之我见

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来伟

近年来，不符合教育规律的过量作业和校外培训已成为压在中小学生及家长肩上的沉重负担，对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双减”政策的出台，意在强化学校教育功能，增强教育的服务功能，引导教育回归教育本真，遵循教育规律，彰显公益属性，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教育健康发展。

下一步，应该抓好政策落实。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切实做到“强校内”，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得到充分而满足需求的校内课后服务，以缓解家长对于“教育内卷”的焦虑，从而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

关于“双减”政策的体会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四完小二年级六班学生家长 杜强

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孩子的家长，过去2年加之幼儿园3年，5年的时间无论是经济还是精力都让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三口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校外辅导从不应该成为孩子“成功”的通行证，给孩子批改作业更不应该成为家长“责任”的必修课，最多只能算是家长下场助力有限手段。但是各类校外培训机构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培训收费，让本来已被“贩卖”得惊人的教育焦虑则更变本加厉。

“双减”政策的公布，为“超速”“超载”的教育乱象按下了暂停键。作为家长，希望教育部门能大力推进该项政策的执行，让孩子有更多时间拥抱自然，锻炼身体，提升艺术修养，结交良师益友，塑造健全的人格。教育改革，我们不但是旁观者更是亲历者，我们相信国家的政策，更应该给与这些政策以充足的时间与耐心，让我们拭目以待，检验其成果。

“双减”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成长

乌海市第二中学学生 蔺子璇

近期我在电视上、网上都看到了有关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一些新闻报道，了解到一些相关政策要求，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个利好政策，一方面它真正把我们从繁重的作业负担、补课压力中解脱出来，从学校出发引导我们科学利用时间，在完成书面作业后还能有时间去参加一些文体、劳动、阅读等活动，既能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又有助于我们身心健康成长，同时也会减少“小眼镜”“小胖墩”的存在。另一方面，极大的减轻家长给我们支付校外培训的负担。

我们一定贯彻好党中央关于“双减”的政策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第六小学校长 李琼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不折不扣落实好“双减”工作任务，立足学校实际，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抓好抓细作业管理，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分类明确作业总量，下功夫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同时，不断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及家长多样化需求，统筹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实现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在校内“吃饱”“吃好”的目的，从而减少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需求，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双减”政策学习心得

满洲里市第一小学教师 宋美华

我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学习“双减”政策心得体会

二连浩特市市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萨日娜

看到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出台“双减”政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要将“双减”政策落实落地，首先，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45分钟的课堂教学效率，以此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其次，教师们要精心备作业、布置分层作业，使学习能力水平不一的学生都能够“吃得饱”“吃得好”。再次，就是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使学生回归校园，从根本上解决“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现象。

秉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我坚信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会越办越好，会培养出更多新时代社会主义人才，实现我国教育强国之梦。

落实“双减”政策，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实践教学副主任 马红斐

“双减”工作的实施对推动我国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就小学而言，繁重的课业负担，校外机构的野蛮无序生长，学校教育服务外包的风险，家庭教育的巨大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都影响着教育的健康发展，严重制约了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落实“双减”工作是探索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良好契机，各方都需要沉潜下来，从立德树人的教育本真出发开展工作。作为师范类院校，我们也要为社会培养出能够适应新形势，具有综合育人能力的优秀人才。

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篇2

[提 要] 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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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 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 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 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 -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0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 Todd D．Stem)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无差别的，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于其破坏性影响之外。这种新的现实需要全球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的合作应对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基于双方政策立场的不断协调，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为达成全面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全球气候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障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中，两国需从战略高度出发，排除内外干扰，进一步创新政策思维，深入发掘合作议题，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从而切实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全球气候良治。

篇3

重复性的作业少了，周末和假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班停了，疲惫的感觉缓解了……“双减”政策落地后，一些家庭的氛围轻松了不少。

“这个十一假期，没有培训班和大量的家庭作业，让我们有时间和孩子一起做很多事。”安徽省合肥市少儿艺术学校的四年级学生家长陈芸说。假期里，她和孩子一起看了电影《长津湖》、去了两次图书馆，还做了垃圾分类的小调查。

“双减”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为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教育部建立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直接面向学校、社会公开进行作业管理问卷调查。监测显示，截至10月底，94.7%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作业少了，质量却不能降；时间短了，效果却不能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双减’政策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更高了，我们要更科学地设计作业形式和内容。”江西省南昌市第三中学教务处副主任姜颖说。

据介绍，江西省正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智慧作业”，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作业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杜绝机械性、重复性、无效性作业，帮助义务教育阶段师生优化作业设计，减少作业总量。

在北京陈经纶中学帝景劲松分校，开学之初就通过对各年级的调研及数据分析，建立了作业时长参考样本。校长刘雪梅介绍，学校对作业时长统一设计、统一安排、统一协调、统一公示，以确保科学、有效、轻负。作业方式设计强调多元化，减掉了一些重复书写、增加了一些生活体验，如日常观察、动手实践、拓展阅读等。

教育部监测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义务教育学校中，99.3%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7.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

不去培训班，作业总量也控制了，孩子们下课去哪里？今年7月，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着力推进课后服务“5+2”全覆盖，要求“一校一案”制定课后服务方案。

从新学期开始，课后服务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进一步推进，解决家长的“三点半”难题。

安徽省教育厅要求，坚持课上课后衔接、校内校外互补、线上线下融通，开发拓展课后服务资源。吉林省则构建了“静态服务+动态社团”的“1+X”多维模式。

合肥市四年级学生李鑫宇，这学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后托管，“作业在托管班上就能完成，然后就在班上看看书、练练字”。

据教育部监测平台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14.3万所应开展课后服务的义务教育学校中（不含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99%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为89.7%，其中七成以上的学生每周5天全程参加，教师参与率为89.8%。

“虽然比以前辛苦，但多了和学生相处的时间，对学生有更深入的了解，师生关系更密切了。”江苏省昆山市花桥中学教师周春玲说。

“双减”能“减”下去，关键是课堂教学质量能“增”上来。

教育部出台《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强化科学评价引领，同时推动各地全面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激发办学活力。今年秋季开学，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各专委会分学科、分领域对学校加强调研指导，帮助学校强化教研、精心备课，补齐教学短板，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课堂教学层面落实‘减负增效’，重点要关注教师的课堂时间管理能力，这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根本。”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校长田冰冰介绍，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春晖小学引进了智能辅助系统帮助老师进行课堂诊断，老师语速是否合适，提问是否有效，哪段时间比较低效，在课堂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报告，一目了然，有助于教师优化教学行为，也让学校教研更高效。

辽宁省锦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教师教学大赛，激发教师积极性创造性，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浙江省开展“兜底教研”，助力教师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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笪桥镇沙田小学积极推进育人方式改革，优化课堂教学，创新课后服务，让“双减”工作掷地有声，让教育理性回归校园。

一、凝心聚力理念先行

我校迅速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方案部署落实“双减”工作。陈汝坤校长在专题会议上领学了“双减”文件，并结合学校教学实际分析解读，要求全体教师提高认识，从减负、提质、服务等多方面入手，为学生搭建全面健康发展的平台。

二、家校沟通同心筑梦

为扭转家庭教育观念，加强家校联系沟通，学校及时召开全校家长会，宣传“双减”政策。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美篇公众号推送、宣传橱窗等载体，对“双减”政策、“五项管理”、“课后服务”以及学校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解读，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教育政策和学校新举措。

三、唤醒教师赋能“双减”

教师是学生“减负”的主体，是落实“双减”政策的主力军，学校力促教师成长与发展，多举措激发教师教学的内驱动力。每月开展一次“读书分享会”，引导老师多读书读好书 ；定期开展“三星”（学习之星、礼仪之星、卫生之星）评选活动，让榜样引领激励成长；还通过教师培训、奖励教研成果，专家讲座等方式，打造敬业乐业精业的教师队伍，为“双减”赋能。

四、活力课堂提质增效

“双减”，减“量”但要提“质”。只有教师真正提高教学意识，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课业减负。一是落实教研备课改革。抓实备课组教研，找准单元重难点，研讨突破教学难点，构建“三学一反思”活力课堂新模式。二是树立名师典范引领。发挥学科带头人、实中名师的辐射作用，努力提升教师业务能力。三是示范课公开展示。学校的“党员教师”和”优秀教师”带头示范，示范课公开展示推广。四是改进创新教学策略。教师运用先进高效的教育方式，采用学生展示、小组合作等方式，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做到应教尽教、提升到位。每学期组织青年教师讲过关课，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促其快速成长为中坚力量。

五、作业布置有效有趣

一是健全作业管理机制。教务处做好作业统筹管理，备课组每周研讨作业内容，班级调控各学科作业量，落实作业全批全改及时反馈。二是校本作业设计提质。推行校本化作业设计，加强日常作业、假期作业的整体设计研究，精选作业教师试做，提高作业质量和效果。三是分层作业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学情分层设计布置，把作业设为“A类”基础性作业；”B类”研究性作业；”C类”拓展性作业， 因材弹性施教，让作业成为学生学习“爬坡”的阶梯。四是严控作业完成时长。保证学生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40分钟。五是“红色”育人作业，布置学生办“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的手抄报和黑板报；“绿色”自然作业，组织学生清明踏青、重阳登高活动；“感恩”劳动作业，要求学生为父母做一顿饭、做一次家务。六是作业监控科学规范。严格落实“十不准”，通过学生座谈、家长寻访，学校检查等多种形式，坚决杜绝教师随意乱布置作业的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六、优化课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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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博弈论：技术转移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3-0008-04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气候变化问题愈受关注。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对各种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要进行研究和验证，但是人类需要开始共同努力以减缓气候变化趋势。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温室气体减排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通过发达国家转移低碳环境友好技术(Low-carbon Environmentally-sound Technology，EST)给发展中国家，可以促进后者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可以延缓全球变暖趋势。EST是有利于减少碳的排放，能减缓或消除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EST具有局部实施而全球受益性，即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该技术，全球各国均可享受到该技术所产生的环境效益。EST国际转移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将促进EST国际转移作为重要的内容，“巴厘岛路线图”中也明确了“发达国家将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先进技术”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众多国家对EST特性的不了解等原因，目前该类技术国际转移仍处于困境中。本文将对此类技术转移尝试建立起博弈模型，分析重要影响因素并探讨相关促进政策。

1　博弈模型的建立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价格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满足两个基本假设：①市场参与者的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②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EST技术转移行为不满足上述两个假设：①主要参与人数量非常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②基于转移客体(技术)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因而，对于EST转移过程中的理性有限参与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博弈论成为了最佳方法之一。

1.1建立完整概念模型

定义如下EST国际转移主要参与人：①技术受让国、转让国分别定义为该国所有个人、法人、合法组织的集合，具体包括政府、企业和所有公民；②政府定义为所有公民选举出来的国家政权机构，负责制订政策、管理国家；③公民定义为所有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集合；④企业定义为直接转让或者受让技术的组织。根据各参与方关系建立完整概念模型如图1。

1.2建立完整博弈模型

基于技术转移双方均为自由决策，没有联盟的特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转移EST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模型中假定条件如下：①所有参与人都是理性人，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为目标；②同一国的公民与政府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互相博弈；③技术转让国和技术受让国就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进行直接博弈；④技术转让企业和技术受让企业之间就技术转移(转让和受让)进行直接博弈；⑤企业决策过程中不受公民的直接影响，但政府基于公民对其政策支持率大小的考虑，会接受公民诉求的影响，并将采取措施对企业间的技术转移进行支持或者不支持，满足公民的需求。

政府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针对企业行为制订政策，其态度为{支持，不支持}中的一种；公民针对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作出回应，为{拥护，不闻不问，反对中的一种；企业采取的行动为{转移，不转移}中的一种。因此代表各自国家的政府进行宏观博弈，转让双方企业进行微观博弈，均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见图2。

1.3国家之间宏观博弈分析

宏观博弈即政府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就是转让双方政府，分别采取支持或者不支持技术转移的行动。转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受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宏观经济收益和公民支持率，并付出补贴费用。

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分析出：①不管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转让国政府都会支持技术转移：因为在受让国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收益大于不支持转移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在受让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收益大于其不支持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②因为转让国政府总会采取支持态度，那EST转移是否成功开展，仅仅取决于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后者若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宏观收益，但是得付出补贴费用；后者若不支持，将仅仅获得低公民支持率；③因此，博弈均衡将可能在(支持，支持)和(支持，不支持)中产生，具体是哪个结果，取决于受让国政府的收益1(=高公民支持率+宏观收益-补贴费用)和收益2(=低公民支持率)之间的比较。

作为技术受让方的发展中国家中，如公民的环保意识相对低一些，当政府采取一项支持EST引进的政策，带来的公民支持率升高幅度不大，但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需要付出的补贴费用较多的时候，如果技术引进带来的宏观收益也不足以抵消补贴费用，政府将宁愿不出台支持政策，结果形成了技术转让方政府支持转让、受让方政府实际上不支持引进而技术转移最终不发生的局面。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能源高效利用技术转移方面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发达国家支持本国企业转移该类技术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后者却没有很大兴趣引进。

但是如果出现如下情形，将可以出现(支持，支持)的结果，并最终促成环境友好技术的转移：①技术引进国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引进国政府在出台支持环境友好技术转移政策时能获得较高的公民支持率；②被转移的技术本身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扩散性，技术被引进后，经过引进方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带来较大的技术扩散成果和宏观经济收益；③在支持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受让国政府提供的补贴资金大幅度增加。

1.4企业之间微观博弈分析

微观博弈即企业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是双方企业，分别采取转移或者不转移技术的行动。参

与方的支付函数是在技术转移项目中获得微观经济收益，其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转让国企业用i表示，受让国企业用j表示。

从表2可以分析出，只有在uj>=0且ui>：0的情况下，才出现(转让，引进)的均衡结果；其余情况下，出现(不转让，不引进)的结果。一般情况下，ui和uj有如下表达：

ui(P)=P-(ci+ci)-S(ri)・s'-ti-Gi(1)

uj(P)=B(rj)-(cj+cj)-P-tj+Dj(2)

其中，c为交易价格，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转让成本，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转让成本，s(ri)・s'为技术转让而减少的出口销售额s(ri)与销售利润率s'的乘积，t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G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管制费用；B(rj)为受让方获得的增量收益，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受让成本，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受让成本，乃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Dj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获得的补贴资助。

因此，对于某个拟定交易价格P，只有ui(P)≥0且uj，(P)≥0，才会出现纳什均衡结果(转移，引进)。

2　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从上述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企业间EST国际转移的主要因素为企业、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面：①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等；②国家层面的国家税收、管制费用、补贴资金水平等；③国际社会层面的环境项目补贴水平等。另外，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政策成为了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结合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状态和社会实际情况，对上述因素变动影响技术转移均衡状态的情形进行分析：

(1)随着时间延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变暖”意识都将增强，各国公民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率将增大，发达国家政府对技术输出的管制费用将减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技术引进的补贴资金将增加，同时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转移的成本降低，技术交易量会增大。通过促进技术转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效果将增强。

(2)发达国家作为技术转让方，对本国企业输出技术减少税收、取消管制费用，能大大促进企业降低转让报价，提高交易成功、转让顺利的机会。

(3)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受让方，对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进行项目贴息、专项补贴等财政支持，或者减少税收，也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引进报价，提高实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并产业化的机会。

(4)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引进企业提供的补贴资金能促进交易成功的机会，但补贴比例较小时，效果不明显，如果集中力量支持重点项目或者重点企业，效果将更显著。

(5)国际社会的支持资金，对促进技术转移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效果要强于支持发达国家转让技术。

(6)企业作为利益实体，进行涉及EST技术相关项目投资决策时，考虑到公众“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意识水平将对其未来环境友好产品的市场容量、销售价格甚至获得利润的影响，可适度调低预期此类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要求。

(7)公众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影响着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出台，如公众认同程度高，将大力支持有利于技术转移政策，而反对不利政策。

(8)由国际社会提供，或者由发展中国家自筹资金，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教育培训、媒体宣传，能有效提高公众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将博弈论方法应用到低碳环境友好技术转移研究中，成功建立起双层、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进行了国家间宏观博弈和企业间微观博弈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要求，国家层面的税收水平、项目管制或补贴资金水平，以及国际社会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项目支持资金水平是主要直接影响因素；双方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而成为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篇6

一、资本流动税收政策种类：中性与非中性

资本流动分为资本输入与资本输出两种形式。境外所得税收政策是针对资本输出的所得而制定的税收政策，它既受制于输出国政府对本国资本输出的政策倾向，也受到国际税收政策的影响。这两者共同影响所形成的税收政策有中性与非中性之分。

资本流动中性分为资本输出中性与资本输入中性。资本输出中性要求税法既不鼓励也不阻碍资本的输出，使得在国内的投资者和在海外的投资者的相同税前所得适用相同的税率；资本输入中性则要求位于同一国家内的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在相同税前所得情况下适用相同的税率，税收协定中的资本无差别要求，实质上就是资本输入中性的体现。

但是一国在对待资本输出中性与资本输入中性方面，在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国若强调资本输出中性，就可能偏离资本输入中性；反过来，一国若强调资本输入中性，则又可能偏离资本输出中性。比如资本输出中性要求居住国对其居民的全球所得进行征税，并对外国来源所得的外国税收实行抵免；而资本输入中性则要求居住国对所有的外国来源所得实行免税。因此，资本输出中性与资本输入中性在理论上有着天然的矛盾，无法解决。因而，一个国家究竟应实行怎样的税收政策才能既坚持资本输出中性又符合资本输入中性，属于一个两难的问题。这一理论空隙为一个国家选择符合其自身利益要求的税收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所以资本跨国流动中的税收中性原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严格执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社会属性已经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资本运动所带来的对本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则是各国政府必须关注的现实。各国政府根据本国资本的存量，都可能分别采取鼓励或限制资本输入、资本输出的税收政策。

一般而言，对资本流动税收政策的选择，首先，取决于该国资本的存量以及本国经济对资本的容量。在本国资本不充足的时候，政府显然更多地考虑吸收外资，即实行有利于资本输入的税收政策。其次，则是资本收益率的比较。只有当资本的流动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时，才会在税收政策上更加鼓励大规模的跨国资本流动。第三，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要求经济关系得以延伸，这既对资本流动的规模、速度等提出了要求，也对相关税收政策提出了挑战。

二、各国在资本流动中的税收政策实践：中性与非中性并存

综观各国的税收实践，资本输出中性往往不可能是首要标准，而资本输入中性更难以坚持。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吸收外资是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所以，在资本输入时，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对于资本流动没有特定的输入或输出目标的国家，如一些发达国家，则有条件执行更趋向于中性的税收政策。比如，美国作为拥有众多跨国公司的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他的做法代表了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也对发达国家的税制乃至全球的税制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通过研究美国对资本输出的税收政策可以发现，美国对内资和外资基本上采取的是同等的税收政策，对外资没有税收优惠，实行资本输入中性，对海外投资，一般也不实行税收饶让制度，坚持资本输出中性。作为税收中性可谓执行的最好的美国，在税收政策实践中确实体现了中性税收政策思想，但也还有着非中性的大量税收政策条款。

尽管由于资本输出中性和资本输入中性的本身存在着内在矛盾，税收中性成为税收政策制定的基本目标也已经毫无疑问，如国际税收中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避税与逃税这一重要目标，就体现了税收的中性原则。但各国的税收实践中更多的是偏离税收中性的做法。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下文主要就其资本输出的相关政策进行讨论。

资本输出的重要后果之一是所得税的外流。为了维护本国的税收利益，各国必须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防止税收收入的外流。由此，各国都希望本国的所得税税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是，这就可能带来两种后果：一是导致国家间的所得税竞争。其短期后果是使资本流向低税国，可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其长期效应则是使各国的所得税水平过低，造成政府财力的不足或税制结构的扭曲。

尽管这些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也无法阻挡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所得税政策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性税制改革正是这样的一次实践。在这次税制改革中，各国纷纷降低了本国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其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使本国对资本所得课税的税率低于或接近其他国家的税率，以便在资本所得税税基的争夺战中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税收政策实施的后果是既没有直接限制资本输出，又保证了资本输出带来的利润回流，从而保障所得税税基，也毫无疑问地影响着资本流动。

从各国对资本输出采用的税收政策看，其非中性清晰可见。如为了鼓励本国资本的对外投资，许多国家的税收立法都给予一定程度的国内税收减免。如荷兰，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境外投资中转站，许多公司在此注册，利用荷兰优惠的税收政策，再从荷兰往外投资，荷兰对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较具典型意义。英国、德国、法国都有对境外投资的优惠政策。为了解决国际双重征税的问题，不少投资来源国都采取了税收抵免、税收豁免或延期纳税的办法，还有一些国家实行了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比如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就采取这一有利于对外投资者的制度。

一些典型国家的境外所得税收政策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跨国资本流动，带来了税收政策的新变动。在发展中国家，对输入资本的争夺，是税收政策关注的重点；而对发达国家来讲，所得税税基的争夺更是税收政策调整的目标。正是这种税收竞争机制，世界各国的公司所得税税率才纷纷下降，在一个较低的税率水平上实现基本趋同。

二是政府通常需要从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情况出发，来选择税收政策。比如发达国家，一般而言，作为资本输出国，如何争夺所得税税基，是其税收政策关注的重点。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输出的初期，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如何鼓励资本输出。所以，各国应该审时度势，认清本国的资本流动格局，制定出与资本流动现状相适应的税收政策，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意义。

三是税收中性尽管是税收政策应有的目标，但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税收政策的中性都只能是相对的，在具备相关条件（如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时，才能更好地实现。所以，在税收政策制定中，既要尽量减少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在市场作用有局限的时候，保证政府税收政策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片面强调税收政策的中性其结果将适得其反。

三、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战略与相关的税收政策

（一）我国的“走出去”战略及其意义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吸收了大量外资，成为全球主要资本输入国之一。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也积聚了一定的实力，在1998年制定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即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多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国际市场，加快结构调整，培育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空间。这一战略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解决石油、天然气以及许多重要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渔业资源等蕴藏量的不足，具有长远意义。二是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通过企业“走出去”，带动货物、技术和服务出口，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占有有利地位。三是有利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四是有利于企业的做大做强。通过“走出去”，培养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为企业在全球化中求生存、谋发展打造实力。

（二）我国对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

为了鼓励我国的境外投资，我国在相关政策的选择上也注意了与这一发展战略的适应性，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签订了许多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协定，在税收协定中也贯彻了税收饶让的原则。从我国现行所得税规定看，对居民境外所得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税收政策框架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明确了对居民全球所得的税收管辖权；（2）分别确定了企业和个人居民的范围和标准；（3）确立了划分所得来源地的机制以及判断几类主要所得来源地的标准；（4）遵循资本输出中性原则，采用抵免法消除国际重复征税；（5）鉴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对外投资的主体为国有企业，针对国有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特点，对国有企业境外所得税收管理采取了一些简化措施和优惠政策；（6）与90余个国家或地区谈签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协议，参与形成了国际税收协定网络，该网络已经能够覆盖我国居民的对外投资。有些税收协定还采用税收饶让措施。

 

尽管对居民境外所得已经形成了上述税收政策框架体系，但是，我国目前对“走出去”的税收促进和税收保护政策过于零散，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即使有了一些制度规定，其操作性也不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上述政策框架形成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概念是出于促进资本输入目的设定的，不能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二是居民境外所得税收政策散见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三个税种中。而这三个税种又分别立法，协调和调整相关规定的难度比较大；三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资本流动管制，对外投资规模不大，实际运用有关政策规定的经验不多，仅有原则性的政策规定，难以设计出较完美的配套征管操作措施。

所以，对境外居民的所得税收政策，既要解决政策导向问题，还要注意政策内容与税收制度衔接设计问题。寻找解决这两方面问题的答案，需要立足中国国情，适当借鉴国际经验，走出一条既符合当前实际，又有利于中长期发展的新路子。

四、我国境外所得税收政策选择

分析世界各国的相关经验，结合我国的税收政策环境，我国当前的境外所得税收政策选择应该体现以下思路：

（一）坚持资本输出中性原则

考虑到增强税制的公平性、防止资本外流和保障国家税收权益的需要，对居民境外所得，在总体上宜继续坚持资本输出中性的政策基调。即对居民（特别是个人居民）的全球所得实施税收管辖；采用抵免法消除国际重复征税。

（二）当前税收政策目标的选择应该与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

我国还处于资本输出的初期，采取鼓励性税收政策既是各国的惯例，也是我国的必然选择。这些鼓励性税收政策包括在现行资本输出中性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各种更加有利于减轻居民境外所得税收负担的措施。如切实增强资本输出中性的国际税收原则，有条件地引入间接抵免制度，进一步减少国际重复征税：对一些存在激烈国际竞争的战略产业或产品采用资本输入中性原则，确保我国居民的国际竞争力不受本国税收的影响；为提高企业应对境外投资风险的能力，支持企业提取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等。

抵免法、免税法、扣除法是迄今为止各国境外所得税收政策的主要类别。在税制设计时，基于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考虑，需要对抵免法、免税法、扣除法等手段进行全面比较分析，选择符合我国当前宏观政策倾向的方法。这三种方法相比，抵免法对境外所得体现了比较“中性”的政策精神，对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具有较好的作用。免税法则体现了对境外所得的政策鼓励，反映了税收政策对本国资本输出的保护和鼓励。扣除法则属于一种不彻底的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方法，其作用在于对境外所得充分实施国内的所得税制度，减少所得来源国税制对本国税收的影响。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搭配使用抵免法和免税法，并在国内法中适当引入间接抵免税制，与我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当然，在鼓励“走出去”的同时，还有必要防止税收政策的过度松懈。

上述方法通常被运用于企业居民的境外所得税收政策，在对个人居民的境外所得税收政策中，同样要注意贯彻税收公平的原则，保证对纳税人相同的收入征收相同的税收，不同的收入则征收不同的税收。

（三）把有效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作为税收政策的重要目标

重新检验和设计主要出于行使来源地管辖需要而形成的国际税收基本理念。来源地税收管辖和居民税收管辖本是国际税收的两个轮子，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所得来源地确定规则除直接用于非居民的纳税义务外，还会用于居民确定其境外所得，并计算外国税收抵免限额；居民定义的宽窄不仅直接影响居民税收管辖的范围，而且因有些所得的来源地与纳税人身份相关而影响来源地税收管辖的行使。但由于世界科技进步和商务运作方式的变化，传统的来源地税收管辖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国际税收利益分配格局不断向居民税收管辖倾斜。面对这种形势，各国在税收政策中更加重视居民的税收管辖权，普遍加强了居民税收管辖的相关制度建设。为此，从维护我国税收正当权益出发，避免我国税收管辖权的旁落，需要改变只偏重于来源地管辖的政策思路。

（四）充分关注国际税收政策的调整走向，加大反偷、逃、避税的政策力度，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税收权益

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和防止国际偷、逃、避税是国际税收的两大主题。从追求税收公平的目标出发，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在过去已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在新形势下不断出现的花样翻新的国际偷、逃、避税行为还需要加强防范。

为争夺有限的国际资本和发展机会，世界各国均采取了程度和形式不同的税收优惠，其中不乏有害的税收实践。这种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和差异，在推动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也诱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偷、逃、避税活动。这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国家纷纷采取了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国际协调。随着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不断放松管制，以偷、逃、避税为目的的资本外流也在我国呈蔓延之势，为防范于未然，有必要引入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措施（如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增强我国税收政策抵御别国有害税收实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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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重商主义;贸易保护;囚徒困境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261-02

1 新重商主义的表现

1.1 保护的对象扩大

政策保护的对象不仅是幼稚工业,而且更多的是保护国内高度发达的或已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典型的国家如美国。

1.2 保护的目的改变

保护的目的不再是培养自由竞争的能力,而是巩固和加强对内外市场的垄断。

1.3 保护从防御转入进攻

以前的贸易保护政策是防御性的限制进口,而新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则转向在垄断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对国外市场采取进攻性的扩张。

1.4 保护的措施多样化

新重商主义特别注重运用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干预对外贸易,更强调财政和货币两大部门的作用。

2 新重商主义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

2.1 限制进口表现

大多数重商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施严格的进口限制以保护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免受外来竞争的困扰,并向本国产品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有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关税壁垒是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非关税壁垒包括采取反倾销调查、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的标准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这些措施也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调整国际收支、纠正贸易逆差、保护本国国民就业的一个重要工具。比如前不久的中美轮胎大战中,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对中国出口美国轮胎的惩罚性关税方案。

2.2 鼓励出口表现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扩大出口对一国经济崛起与振兴、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重商主义主张通过减免税和提供补贴等财政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如免征工业产品税、商品流通税、间接税、特别消费税、附加价值税、出口型产业的企业法人税等,对出口收入实行大幅度减税。

此外,不少国家还设立进出口银行等专门金融机构,向出口企业提供优惠出口信贷,对采用延期付款方式的出口。许多国家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中长期的出口信贷,其利率低于普通商业银行利率的一半以上。

2.3 反倾销手段利用更为广泛

新重商主义的实施手段多种多样,反倾销措施利用率尤为高。从1995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WTO成员国共发起3427项反倾销调查。

据WTO秘书处公布的2008年下半年全球反倾销案件统计资料,期间共有15个WTO会员国展开120件反倾销调查,较2007年同期的103件增加17%,2008全年度共新增208件调查案,分别较2007年的163件和2006年的202件为多(见图1所示)。

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频频使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WTO的统计显示从成立到现在,反倾销调查案中有半数以上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起的,主要发起国集中在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少数国家。

3 新重商主义的“囚徒困境”

任何的贸易活动都至少涉及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利益,就具体的某一项贸易活动来讲,一国所得往往是一国所失,所以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政策实际上也是各国政策博弈的结果。在新重商主义大行其道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下面以一个两国家的政策博弈模型来模拟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形。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现有的贸易政策格局是双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双方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一种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减少政府干预,向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转变;一种是实施奖出限入的贸易保护政策。该博弈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国家作出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选择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如何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作出最适当的反应。

首先,支付函数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这里以国民福利的大小作为衡量支付函数大小的基本依据。同时,假定两国的决策者在此博弈环境中掌握了完全的博弈信息。在贸易政策博弈中,支付矩阵的结构特征取决于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类型。根据国际贸易理论,自由贸易会增加贸易量,从而增加一个国家的国民福利,如果两个国家同时开放国内市场,则两国都将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但是如果仅其中一个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该国将因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而利益受损,而另一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则因市场扩大而受益。当然,如果两个国家都封闭国内市场,它们都享受不到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据此可以得出,贸易政策的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

图2 两国模型中的贸易政策选择得益矩阵

从博弈矩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A国和B国都存在上策,即“保护”策略,双方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然都会选择保护的策略。尽管决策结果给各国带来的收益是图2中右下方的数值(-5,-5),但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其损失是最小的。若两国政府都选择“自由化”的策略,那么它们的收益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自由化,自由化的组合给双方带来的得益显然要比双方都选择自由化的策略要多得多。既然如此,各国为什么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要选择保护贸易呢?因为如果一国单方面采取自由化贸易政策,那么在没有任何契约约束前提下,另一国会通过操纵贸易条件以牺牲伙伴国福利为代价改善本国福利。由于此博弈的前提是两国要同时决策,不存在时间先后问题,任何国家都不会冒着使本国福利受损的风险而实行自由化贸易。于是,双方都实行保护贸易构成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而收益更高的策略组合(自由化,自由化)并不是纳什均衡解。在上述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此博弈即使多次进行,最终的结果都只能是(保护,保护)而不是(自由化,自由化)。

比之于贸易自由化政策,纳什均衡保护贸易福利水而更低,这就是囚徒困境在贸易政策中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为什么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贸易保护。这个模型表明,在每一个国家都能充分自由地选择本国贸易政策的情况下,对一个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国家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选择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措施。而双方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毫无疑问不仅会给本国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损失,并可能导致保护逐步升级直至引发贸易战。上述模型是一个高度简化的两国贸易模型。现实中贸易国数目远远多于两个,但每个国家在本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时其出发点与我们上述模型中的假设并无太大差异。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这个国家也许能够获得一定好处。问题在于,既然贸易保护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国经济有好处,就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阻碍了其他国家向该国的出口,也使其他国家的产业处于不利地位,更有持续的贸易逆差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货币供给。因而一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引发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政策。如果全世界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那么最终只能沦为“囚徒困境”。个体理性反而导致集体非理性,当众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选择贸易保护政策时,世界总体福利水平便会受损。

4 走出零和博弈――新重商主义

“囚徒困境”的破解

新重商主义的措施对国际贸易向前推进的阻碍作用无疑是明显而确定的,但“囚徒困境”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失去可能。笔者对国际社会消除新重商主义环境下产生的“囚徒困境”提出以下几点浅见:

4.1 缔结多边贸易协定,规定严格惩罚措施

贸易谈判缔结的协定屡屡遭毁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国家单单就贸易过程中的某些方面作出协调,并未规定违约的后果;或者即使制订了违约应承担的责任,但由于相关国家考虑到违约成本远远小于违约带来的收益,因而仍然有偏离协定的动机。只有当国家之间就违背贸易协定规定严厉的惩罚性措施时,利益主体才会在权衡违约成本和违约收益之后作出遵守协议的决策。譬如几个国家就纺织品贸易达成互不设定配额的协定,并规定如果一国单方面违反协定,将会无条件接受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这样就消除了双方背离贸易协定的动机,因为违约成本是巨大的。

4.2 加深相互投资,使利益相互牵连

国与国之间相互投资,使双方置于相互利益约束之下。这样,即使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对利益相关的另一国设限时,也会因本国利益极可能受损而重新考虑贸易举措。

4.3 扩大内需,出口转内销

挖掘国内消费市场,加大本国对自产商品价值的消化能力,将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部分地内化为国内产品的竞争,这样就能很好地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同时也使本国企业受益。这对近年来在国际市场频遭反倾销调查的中国来说尤为适用。

4.4 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实施强有力的威慑

在遭遇新重商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损害时,一些国家通常会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旷日持久,且“玩弄”世贸规则的技巧往往对实际结果影响巨大,因而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威慑不足,采取更能立竿见影的其他措施更为可取”。这样,当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尝到自酿的苦果时,就不会再轻易地触碰红线了。

4.5 建立健全预警系统和及时灵活的反应决策机制

建立良好的预警系统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基础工作。一是对本国出口产品在主要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趋势和出口增长前景进行系统、连续性的研究,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随时监控、了解本国出口产品的动态趋势,从而可以提前对可能遇到保障措施的产品做好应对准备。二是要研究把握本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内产业发展动态、利益集团的组织结构与作用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机制。

除了国家层面应当提高防范意识外,行业系统和企业本身也都应建立预警机制和应急反应系统。特别是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使其准确地掌握行业的生产、销售等情况;分析国外各种信息和国内各项政策变动对行业的影响,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合理而正确的政策建议;引导企业关注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生产与销售,使企业凭借质量、技术进步创造品牌赢得市场的占有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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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仅支付正确税额的权利（the right to pay no more than the correct amount of tax） 在民主法治国家，纳税人有权考虑个人的具体情况及收入，仅支付税法所要求的正确税额。OECD为其成员国制定的《纳税人宣言》范本中就规定了只缴纳合理税金的权利――"纳税人有权考虑个人的具体情况和收入多少并按税法规定只缴应纳税金，拒缴额外税金"。美国国内收入局公布的纳税人十项重要权利中也规定，"纳税人有权拒绝缴纳超过税法规定的所欠税款"。英国《纳税人权利宪章》中规定，"您有权要求公正地确定您的纳税义务，只缴纳税法确定无误的税额。"[38] 由于税法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税制的复杂与变动性，纳税人此项权利的实际享有尚需借助税务专业人士的帮助以及税务机关的行政指导才能更好地实现。因此，为保护纳税人的此项权利，纳税人还应该有权得到税务机关的适当帮助，即当纳税人有资格获得某项减免、优惠、扣除或者退税而纳税人未主张时，税务机关应该有义务告知纳税人相关的资格和权利，以使他们能适用适格的税收减免和扣除规定。根据OECD的调查报告，为确保纳税人不支付超出应纳税款的权利，各国有不同的规定和做法。其中，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税务机关，有义务对纳税人适用最有利的税收政策；荷兰、挪威、葡萄牙的税务机关则没有法定义务但在实践中是这么做的。对于纳税人提交的信息已使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的减免适用资格时，税务机关是否应该自动地适用相关减免措施，各国也有不同做法。其中，美国、德国、荷兰和新西兰等国家的税务机关有此义务；意大利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葡萄牙则在某些减免规定方面如此，另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希腊则实际如此，挪威规定税务机关只在某些方面有此义务，但实践中则适用于大多数减免措施。对于没有该项义务的部分国家，税务机关会告知纳税人相关的优惠政策和纳税人可适用的减免措施。例如英国，如果纳税人显然有资格获得相关减免，而纳税人没有申请，则税务机关会提醒纳税人该项权利。而德国、瑞典的税务机关不仅主动对纳税人适用最有利的税收政策和减免措施，还会告知纳税人相关权利。丹麦在适用减免措施会对纳税人造成实质影响的情况下，税务机关会为纳税人提供适当的指导。[39] 4．不被双重征税的权利（right not to be taxed twice） 各国宪法一般确认税负应在一国国民之间公平地分配。国民的税负公平权要求税制在设计和制定时应尽量避免双重征税。纳税人对其同一项所得有权要求不被重复征税，如果立法中有不合理的规定导致重复征税的发生，纳税人有权诉至法院获得纳税义务的免除，而不必等待税法的修订。但是，要避免国际重复课税问题就困难得多，它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目前，各种避免重复征税的双边及多边税收协定正致力于此，但是纳税人期望在国内法院请求免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愿望则尚难实现。 5．不受歧视的权利（right to non-discrimination） 在任何一国的税制中，平等对待的权利或者非歧视权利均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它意味着所有处于同等境况的纳税人应受到同样的税收对待，既不应因其身份地位不同而享有某种特别优惠的税收待遇，也不应因民族、宗教、肤色、出身、语言等而受到特别不利的税收待遇。加拿大《纳税人权利宣言》明确赋予纳税人不受歧视的权利--纳税人有权得到税务人员根据法律和事实做出的公正的征收合理税款的决定。英国《纳税人权利宪章》中规定："在相同的情况下，您将获得与其它纳税人一样的待遇"。[40]这并非说明税制不应区别对待纳税人，平等的另一项涵义即是不同境遇的纳税人应受到不同的对待。现代税法不仅要实现其收入功能，也要实现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这决定了政策对税制的区别对待起重要的指导作用。经济政策可能影响从事相同经营的公司、合伙企业、托拉斯会有不同的税收待遇；而社会政策可能使纳税人因家庭赡养人口等差异而享受不同的减免、扣除待遇。税制正是对不同境况的纳税人给予不同对待以实现实质公平和真正的非歧视。然而，如果对同等情况的纳税人适用不同的税收待遇，则构成歧视和不公平。德国在这方面走在各国的前面，它将此原则的违反视为违宪。德国宪法 法院在1995年6月22日的裁决中认为，对不动产课征不同于其他形式财产的税负是违反法律面前平等原则的，因而构成违宪。该裁决同时认为如果对某一纳税人的财产征税超出该纳税人全部财产收入的50％即构成违宪，即违反宪法规定的财产自由处置的基本权利。[41]德国对平等权利的理解，对于其他国家改进对纳税人此项权利的保护，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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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傅殷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

篇10

中俄与西方大国关系进入以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

中俄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得到大幅度和一定程度上实质性的改善和发展，相互关　系进入了以相对稳定和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当前大国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较好的　时期。

俄美元首举行了多次会晤和互访，共同揭开了俄美关系新的一页。双方签署了《俄美　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同意10年内将各自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削减2/3，即到2　012年底以前将各自战略核弹头数额削减到1700～2200枚。(注：《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　战略力量条约》，见2002年5月2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网站。)该条约达成时间之短和裁减　战略核武器数量幅度之大，在双方裁军史上都是空前的。双方还签署了《俄美新型战略　关系联合宣言》，宣布两国“相互视对方为敌人或者战略威胁的时代已告结束”，双方　以此为起点“走上了21世纪新关系的道路”。(注：《俄美新型战略关系联合宣言》，　见2002年5月2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网站。)宣言确立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的基本框架，两　国商定将采取措施扩大反弹道导弹领域的透明度，探讨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决定在对付　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等非传统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俄美在反恐战争中进　行的深入和全面合作，是两国提升关系的突出表现。俄罗斯的合作与支持是美国打击阿　富汗的战争顺利进行并很快取得基本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俄罗斯同北约的关系也得到提升。2002年5月28日，北约—俄罗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　行首脑会议，发表《罗马宣言》，决定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双方在对方首都或总　部建立常设机构，正式将“19 + 1机制”提升为“20机制”，这意味着双方进入“新型　合作关系”的新阶段。在新型关系框架下，双方将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以平等伙伴关系　”开展合作，即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危机处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军备控　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海上营救、民事突发事件、防务改革、应对新威胁与挑战等领　域，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都具有“均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称，　俄罗斯与北约的新型关系即20国机制的建立可能改变欧洲安全格局，“标志着俄罗斯与　北约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注：陈玉荣：《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新阶段》　，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第25页。)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盟关系也得到　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与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并在2002　年6月底在加拿大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俄罗斯获得了举办2006年八国首脑会议的殊　荣，也表明俄罗斯从八国集团的准成员转为正式成员。综上所述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大　国的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相互关系步入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的新时　期。

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布什成功地进行了元首互访，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　系向前发展。布什总统把对华关系定位于由“竞争对手”关系转变为朋友和“建设性合　作关系”，在上明确重申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　独立。两国恢复了战略对话、人权对话和两军接触与交流。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特别是在南亚和朝鲜半岛问题上加强了磋商与合作　，对维护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两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进行　了实质性和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第一次把“东突伊斯兰运动”定为恐怖组织，并采取　措施切断其在美国的财援。中美关系不仅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　到以接触和对话为主的正轨，而且双边关系水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克林顿时期。中国与　俄罗斯频繁举行高层接触与互访，推动中俄关系大步前进，全面发展。现在中俄经贸关　系、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深入　发展和成熟、稳定的新阶段。中国同欧盟和日本的关系也取得显著进展。

大国关系的进展从根本上说是反映和适应了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大国利益交　汇增多和相互依存加深的客观现实与需要，而其主要原因则是恐怖主义的突起和反恐战　争的发展。

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大国政策是影响大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9·11”事件和反　恐斗争背景下，有三大因素促使美国调整其传统的大国政策思维：第一，美国对其主要　安全威胁的再认识。“9·11”之前，美国认为，对其安全主要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来　自于非西方大国即中国、俄罗斯，在遭到“9·11”惨重打击后，美国猛醒，认识到国　际恐怖主义才是其真正主要的现实威胁。美国从而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把打击和清除　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和重点。第二，主要矛　盾的转移。冷战后，美国一直把它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矛盾视做主要矛盾，并根据这一判　断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与行动。“9·11”事件表明美国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打　击对象，美国这才认识到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并据此重新展开　其国家对外战略布局，而把其与中俄的矛盾适时后移，并暂做淡化处理。当前世界的主　要矛盾是美国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世界其他基本矛盾如西西矛盾、南北矛　盾、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其他力量中心之间单极与多极的矛盾　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这也是大国关系改善和提升的主要动因之一。第三，美国对反恐　斗争艰巨性、复杂性的重新认识。“9·11”后，美国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已成大气候　，以“基地”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分子和网络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形成了能协调、指挥　重大恐怖行动的世界恐怖主义领导中心，出现了恐怖主义战略家，恐怖主义组织有能力　发起大规模的非常规战争。美国还把恐怖主义同大规模武器扩散合二为一，把打击无形　的恐怖主义同打击它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无赖国家”结合起来。这极大地增加了反恐　斗争的难度。美国深感反恐单靠其一国之力难以奏效，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尤需借重其　他大国的力量。因此，反恐为大国提升关系、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契机和平台。

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是其他大国从客观现实出发，对美国实行灵活务实政策的结果　。可以说现在是大国发展关系的机遇期和大国对抗的间歇期。

欧美关系逆向演变趋势

大国关系最突出的变化是欧美关系的逆向演变。所谓逆向演变不是说双方将从盟友关　系演变为敌对关系，而是指欧美加速渐行渐远、裂痕愈益扩大。2002年欧美矛盾全面发　展和激化。在世界安全战略领域，欧盟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对美国片面谋求自己的　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深表疑虑，认为这将严重冲击世界安全体系，打乱世界战略力　量平衡，从根本上损害欧洲的安全利益。欧盟还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独立防务能力，加速　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为最终自主欧洲安全创造条件。美国对此耿耿于怀，尽可能予　以牵制和阻挠，竭力将欧盟的防务力量纳入北约框架之中，实际上是纳入美国的支配之　下。在世界政治格局问题上，欧盟主张世界走向多极化，认为这是实现世界力量结构平　衡与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反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战略。有的欧盟大国公　开认为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宰天下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欧盟以实际行动致力于扩　大和深化其一体化进程，加快走向独立一极的步伐。美国则坚持并强化单极独霸政策，　竭力牵制和阻挠欧盟作为独立一极崛起的努力。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欧盟主张维护现存　的国际条约、协议和准则，尊重各国的独立和，反对美国单方面违反、否定和退出　国际条约和协定，认为美国这样做最后可能导致世界秩序的破坏以至荡然无存，从而可　能造成天下大乱。欧盟不同意美国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这可能为一国侵犯别　国以至侵略别国领土制造借口，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公开指出：“‘先发制人’论　可能成为发动战争正当化的借口”。(注：《先发制人论成为新的火种》，载[日]《产　经新闻》，2002年11月22日。)欧盟主张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对话、合作，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反对美国搞单边主义、强加于人甚至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行为。在对待一　些第三世界国家问题上，欧盟不认同美国把它不喜欢的国家扣上“无赖国家”和“邪恶　轴心”的罪名，动辄对它们进行制裁、封锁、打压以至动武的霸道做法。欧盟还反美国　之道而行之，同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发展关系、开展合作，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甚至同被美　国定为“邪恶轴心”的伊朗和朝鲜恢复或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欧盟还不同意美国一味　偏袒以色列和排挤打压阿拉法特的中东政策，坚持认为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合法领袖　，并坚持同他打交道，主张在谁当巴勒斯坦领导人问题上应由巴人民选举决定，外国不　应干涉。就在美国政府提出包括更换巴领导人内容在内的新中东政策不久，欧盟通过一　项新中东和平计划，提出不少比美国方案公正合理得多的建议，无异于同美国打擂台，　受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欢迎。在反恐问题上，欧盟不同意美国搞反恐扩大化和单　靠武力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做法，认为打恐要有证据，反恐要标本兼治，既要打恐，也　要防止和解决南北差距扩大等根本性问题。欧盟主张由联合国在国际反恐行动中发挥主　导作用，反对由美国一家说了算，尤其反对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和擅自改换伊拉克　政权，并力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排除授权美国自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关于伊拉克问题　的新决议，打乱了美政府攻伊倒萨的战略部署。在经贸领域，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产品　加征30%关税的决定受到欧盟的强烈抵制，欧盟随即决定对进口的15种钢铁产品也加征1　4.9%到26%的进口关税，并宣布对价值近4亿欧元的美国其他商品加征100%的进口关税。　虽然由于美国让步，这一轮短兵相接的贸易战暂告平息，但由于各自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双方今后制裁与反制裁、报复与反报复的较量终难避免，并将呈深化与扩大之势。总　之，2002年欧美矛盾发展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是多年来罕见的。欧盟在一系列重大　问题上不但敢于对美国说“不”，而且敢于公开对美国的单边强权政策进行抨击和批评　。德国和法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甚至不惜与美国反目、同美国顶着干。这些表明，　欧盟已成为世界上抵制与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

欧美矛盾全面加剧和深化是时代和历史条件及双方实力地位变化的必然产物，也是由　双方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对于国际政治与世界安全及战略格局等当代重大问题存在着理念　和利害取向差异这一现实所决定的。其一，共同战略对手的消失使欧美联盟内聚力越来　越减弱。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欧美矛盾虽有所上升，但由于俄罗斯演变方向未明，　政治走向未定，且双方需时间消化冷战胜利成果，矛盾尚不突出。俄罗斯作为北约主要　战略对手的特性已基本消失，不再对欧美构成严重威胁。这使欧美联盟的基础大受削弱　，欧盟对美国安全上的依赖陡降，欧美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依存关系和对对方的战略　重要性呈下降趋势，原先被共同对手和主要威胁所掩盖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其　二，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朝着淡化意识形态和集团意识的方向演变，欧美在相互关系中　都更注意谋求自身利益。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世界主要力量爆发全局性冲突和战争的因　素基本消除，大国关系趋于稳定和发展，世界总体和平与缓和潮流势难逆转，发展经济　普遍成为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战略中心和重点。这使欧美之间主要联系纽带——　政治军事联盟关系和意识形态因素日趋松散，利益纷争增多。其三，欧盟不断崛起，要　求在欧美联盟中重新定位。欧盟随着一体化建设的进展和规模的扩大，力量不断发展壮　大。2002年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并确定了吸收10个新成员国的时间表，这将推动欧　盟一体化进程和整体实力向纵深发展和进一步壮大。欧盟的崛起势必推动它要求在欧美　联盟中和世界舞台上进行权力再分配和角色的重新定位。欧盟与美国争权的要求和成为　世界上独立一极意识的增强势必同美国维护其北约霸主地位和强化世界单极独霸战略相　抵触。其四，美国单边主义同欧盟战略目标与利益的碰撞。布什总统上台后，特别在“　9·11”事件与反恐战争爆发后，利用美国独超强势地位，加紧全球战略攻势，大搞单　边主义外交。从否定“京都议定书”到退出“反导条约”，从单方面谋求绝对安全和绝　对军事优势到紧锣密鼓准备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从提出“邪恶轴心”到提出“先发制　人”战略，从加强对欧洲安全的主导到加紧对全球战略要地的军事渗透和控制，无一不　表明美国为了加速实现独霸全球目标，不惜冲击和危害现有的世界政治、安全、生态体　系，打乱世界战略平衡，损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这同欧盟追求与美国的平等伙伴　地位和世界独立一极，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目标相违背，直接损害了欧盟的　政治、安全、经济和生态利益。其五，反恐战争凸显了欧美利益分野。“9·11”事件　证明，国际恐怖主义打击目标主要指向美国而不是欧盟。欧盟支持美国打恐有维护自身　安全的考虑，也是为了尽盟国的义务。美国搞反恐扩大化，以反恐名义打击异己国家政　权，谋求自身霸权利益，势将激化受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反过来助长国际恐怖　组织的恐怖暴力活动。欧盟为了避免惹火烧身，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　，只有不将自己绑在美国反恐战车上，而同美国拉开距离。

欧美矛盾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单边与多边、单极与多极之争，矛　盾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诚然，美欧矛盾是西方联盟的内部矛盾，双方在一些　根本问题上合作与协调仍是主要的，但现在欧美关系同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初期相比，　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变化。欧盟对美国离心倾向越来越大，联盟裂痕不断加深。美　欧关系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这就是欧盟从美国的小伙伴逐渐向独立一极的角色　过渡；在联盟中由美主欧从关系向平等伙伴关系过渡；美欧由实质性盟友关系向象征性　盟友以至朋友关系过渡。这个过渡时期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是渐进的和长　期的，但反映了时代与历史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渡时期实际上已拉开了序　幕。

美国与中俄关系仍存在潜在危机因素

中俄仍是美国大国战略应对的重点。虽然美国与中俄关系出现良性变化，矛盾有所缓　和，但其关系固有性质没有根本变化，矛盾主要以潜在形式深化和发展。第一，美国即　使以反恐作为战略重点和中心，也未改变对中俄防范、遏制战略，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加　强。美国加紧发展反导系统，把中俄列为核打击目标。借反恐之机大举进兵中亚和外高　加索地区，与其中一些国家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在其境内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谋求　把该地区从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地缘后院变成美国推行遏俄战略的前沿，并启动北　约新一轮大规模东扩，还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纳入麾下，把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传　统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地带蚕食殆尽，对俄罗斯实施“零距离”遏制战略。表面上重申　“一中”原则，行动上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公开发出武力“协防台湾”甚至必要　时用核武器“保护”台湾的威胁，搞对售升级，首次向台出售基德舰和潜水艇等进　攻性武器，提升对台官方关系，首次允许台湾当局所谓“国防部长”访美，同台湾当局　进行公开和秘密的军事与情报交流与合作，以关岛为基地，加强在亚太前沿的战略军事　力量部署。这些举措对中、俄战略利益构成严重挑战，使美国与中俄关系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和潜在冲突的危机。第二，美国把反恐作为第一要务带有阶段性和临时性。从长　远和根本上看，美国坚持把中俄当做其称霸世界的主要障碍和主要的潜在战略对手。一　旦美国基本完成反恐任务，很可能将其战略重点重新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与中俄的　战略矛盾可能重新激化和突出。

现在国内外对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对大国关系的影响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　为美国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完全改变了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威慑、遏制战略，是针对　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内。这是不确切的。其实美国对大国仍主要实行　威慑、遏制战略。“先发制人”主要是针对它们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无赖国家”，而不是针对中、俄等大国，因为美国承担不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　和代价。二是认为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后，把反恐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其冷战思维　和冷战政策残余不复存在，大国关系从此进入消除对抗和全面合作的新时代。这种观点　同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有很大距离，是站不住脚的。

世界多极化进程曲折发展

美国一超独大地位和在大国关系中的主轴作用增强，霸气高涨；同时，大国关系互动　和力量重组态势愈益朝着牵制美霸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进程继续在曲折中发展。

大国的作用和地位是由实力对比和大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决定的。美国综合国力尤其　是军事力量继续扩张，对诸强的实力优势继续扩大；美国在政治、外交、安全、经济上　对诸强国的影响远超过诸强国对美国的影响。美国依仗实力强势和天下无战略对手的“　机遇期”，大搞单边主义、黩武主义和反恐扩大化，以期加速实现其独霸世界的战略目　标。

大国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和美国强化单极独霸战略促进了大国力量重组趋势的发展。　中俄在政治和战略上愈益靠近，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和充实。欧盟同中俄关系愈　益密切和加深，同美国拉开更大距离。在当代条件下，大国力量重组并不意味着大国重　新联合和结盟，更不意味着大国将走向对抗，而是意味着实力较弱的大国为了自己国家　的根本利益，增强互相借重和加大发展相互关系的力度，在国际法的框架中加强协调、　合作，共同制衡惟一超级大国单极独霸世界的战略。这种新型的大国力量重组趋势有利　于保持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和稳定，是促进世界多极格局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