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生物多样性的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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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生物多样性的内涵

篇1

论文摘要 简述了景观多样性、旅游地形象建设的涵义和多样性原理在旅游地形象建设中的意义,并指出多样性原理在旅游地形象建设中的运用主要集中在斑块、廊道、基质的生态设计当中。 

 

近年来,旅游地的形象建设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的一个热门课题。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旅游研究者发现,旅游地的形象是吸引客源的一个关键因素。只有深入了解旅游目的地的情况,树立正确的旅游地形象才能保证稳定的客源。当前,运用景观多样性原理来指导旅游地形象建设是一种倍受瞩目的创新方法。 

 

1 景观多样性与旅游地形象建设的涵义 

 

1.1景观多样性的涵义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应用范围广泛、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学科,景观多样性是指景观单元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多样性,它反映了景观的复杂程度[1]。景观多样性主要研究组成景观的斑块在数量、大小、形状和景观的类型、分布及其斑块间的连续性、连通性等结构和功能上的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和景观异质性有密切的关系。景观异质性指景观的变异程度,多指景观类型的差异。 

1.2旅游地形象建设的涵义 

旅游地形象是指人们对该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是对旅游地的历史印象、现实感知和未来信念的一种理性综合[2]。所谓旅游地形象建设,其内涵就是旅游地经营管理者为了树立本地良好的、鲜明的旅游形象,增强旅游地的旅游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其最终的目的是使旅游者形成对该地的良 

好的、突出的印象,从而招来尽可能多的游客,最终获得更大的效益。 

 

2 景观多样性原理在旅游地形象建设中的意义 

 

旅游地的形象建设运用景观多样性原理和方法,合理地规划景观空间结构,使斑块、基质、廊道等景观要素的数量及空间分布合理,使信息流、物质流与能量流畅通,使旅游地的形象不仅符合景观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并能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 

(1)维持旅游地的生态稳定。即维持旅游地景观形象的生态平衡。景观的结构功能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对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趋避性。 

(2)利于旅游地的生物多样性建设。景观多样性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本身也是生物多样性存续的重要场所。保护景观多样性是保护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手段。运用景观多样性原理建设旅游地形象利于旅游目的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3)利于旅游地形象的特有性建设。根据景观多样性的原理来确定旅游地土地镶嵌体的生态优化系列是否具有美学、生态和人类旨趣的相对重要性。 

(4)利于旅游地的交通建设。斑块间有廊道沟通、连接,交通条件易于到达。 

(5)利于旅游地形象的美学建设。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能保证旅游地的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这能使旅游地景观的美学效果达到最高水平。 

景观多样性的存在对保护旅游地的生物多样性、确保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缓冲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干扰等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多种多样生态系统并存,才能构成异质性的景观格局,保障景观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景观多样性原理在旅游地形象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3 景观多样性原理在旅游地形象建设中的体现 

 

旅游规划者运用景观生态学中的斑块、廊道、基质这一基本模式来描述景观结构,有的还提出了缘[3]。斑块指在外貌上与基质有所不同的一块相对均质的非线性地表区域。从旅游地形象方面讲主要指自然景观或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地域,如森林、湖泊等。廊道是指景观中与相邻两边环境的现状或带状区域。从旅游地形象角度讲,主要表现为旅游功能区之间的林带、交通线及其两侧带状的树木、草地、河流等自然要素。交通廊道有3种类型:区间廊,指旅游地与客源地及四周邻区的各种交通方式、路线;区内廊,指旅游地内部的通道体系;斑内廊,指斑块之间的联络线,如景点的参观路线。基质是指景观中面积最大、连接性最好的景观要素类型,一般指旅游地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社会特征。缘,又称边缘带,主要指整个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带或旅游斑的外围环境,其作用集中在边缘效应上。 

景观多样性原理在旅游地形象建设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斑块、廊道、基质的生态设计上。 

(1)斑块的规划设计。旅游地的斑块设计应遵循区外集中式、区内分散式和与环境融为一体式(生态化)的原则[4]。旅游目的地斑块的设计要与旅游地的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文与天然景观共生程度高,做到人工建筑与天然的斑块相协调。充分实现其生态化,并注意与当地的自然文化景观的文化特征相协调一致,切忌城市化、商业化的气息损伤生态旅游地景观形象的原有文化内涵和特色,忌一切扭曲文化形象的景观污染事件发生。 

(2)廊道的规划设计。旅游地的廊道设计应遵循利用现有的自然通道、道路过客量与环境容量一致和回避生态敏感区的原则。旅游地的区内廊道的设计要避开生态脆弱地带,尽量选择生态恢复功能较强的区域进行,并尽量利用或选择自然环境中现存的通道,如林间小河岸、滑雪道等。并注意合理组合,互相交叉形成网络,以便延长游客的观赏时间;区间廊道的设计应考虑道路所通过的客流量与环境承载力的潜在关联,尽力使道路所通过的客流与区内环境相一致。在道路施工技术上尽量利用接近自然无污染的材质如卵石、沙子、竹木等,而少用或不用水泥、矿渣、沥青对环境存在影响的建材[5]。 

(3)基质的设计。旅游地的基质设计应遵循适当注意突出背景特色和通过基质-斑块的递变构建新的旅游景点的原则。旅游地形象的基质设计在于以基质为背景,利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进行景观空间格局分析,构建多样性的、异质性的旅游景观格局,从而对旅游区进行景观功能分区和旅游生态区划;并分地段进行主题设计,策划旅游产品形象,以体现多样性决定稳定性的生态原理和主题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原理。 

 

4 结语 

 

景观多样性原理在旅游的形象建设中运用主要集中在斑块、廊道和基质的生态化设计当中。在旅游地形象建设中运用景观多样性的原理能够达到自然性、稳定性、多样性、观赏性、通达性、和谐性的目的。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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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我国的传统中医药知识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相关的利益大大受损。在考量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背景下,借鉴国外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先进经验,从专利保护、商标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以及构建地区性保护屏障来探讨建立和完善我国传统中医药保护的制度。

关键词

传统知识;传统中医药知识;法律保护;知识产权

传统中医药因进入公有领域,使用价值一直被无偿攫取,而传统文明的创造者及传承人却从未得到知识利益的任何回馈。国家间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慢慢对传统中医药的利益权人应得到尊重和价值保护达成共识。在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给予传统知识的创造者和继承人应有的财富所有权。

一、传统中医药知识概述

(一)传统知识的内涵传统知识,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从一代传向下一代的知识系统、创造、创新和文化表达。具有继承性、群体性、公开性、共有行、特异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

(二)传统中医药知识的内涵传统医药,包括传统中医药学、阿拉伯医药学、印度医药学等传统医药学系统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疗法。传统中医药分为汉医药和民族医药,其中的汉医药即中医药。“中医药”是“中医”与“中药”的统称。“中医”是指中医学的各种理论和疗法,始创于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为形成标志。“中药”指以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具有药性(四气五味)、归经、功能、主治和配伍的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制剂的总称[1]。1.传统中医药知识的定义传统中医药知识是指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在继承中持续发展创新、有着现实或潜在价值的医药方面的传统知识。中医药知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民族医药知识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预防、治疗疾病经验的高度总结。2.传统中医药知识的特点作为传统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具有传统知识的基本特点外,传统中医药知识还具备如下特点:(1)传统中医药知识具有广泛性,这是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不仅积累了中药学丰厚的物质财富与中医学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还包括优秀的卫生从业精神财富。这是传承和继承传统中医药学的前提。(2)传统中医药知识具有基础性,这是就中医药传统知识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功能作用而言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历经数千年积淀,稳定深厚,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魂。(3)传统中医药知识具有特殊性,这是就传统中医药知识与其他传统知识和外来医药学而言的。传统中医药独具的核心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发展规律,是传统中医药知识的独特魅力所在,是中医药文化内涵的根本体现。(4)传统中医药知识具有时代性,这是就传统中医药知识在科技时代下的创新、发展与完善而言的。学科交叉、技术集成,尤其是量化和提纯技术在中医药方面的运用,促使经验医学更加科学可靠,传统知识焕发出时代光彩。3.传统中医药知识利益流失的起源、现状及保护意义中医药领域隐藏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国作为中医药的原产国和最大消费国,原有3%的国际市场占额在十年间不断下滑。国家医药保健品贸易数据显示,中成药进出口自2008年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在主要的欧盟市场植物提取物在各类出口药品中的比例超过52%,在拉美市场高达87%。多数植物提取物出口后,被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成药,最后返销到中医药的故乡———中国。经济利益流失源于知识产权制度使用不佳。利用中国海量开放式的传统中医药知识,跨国公司凭借先进的研发手段、高水平的生产工艺无限攫取中医药价值,更有甚者对传统中医药知识据为己有。日本仿照中国的古代中医“汉方制剂”制备的“救心丸”,与我国的“救心丸”如出一辙,从中攫取的巨额利润累计超20亿美元。科学技术对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破坏是传统医药知识不断面临盗用。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进入到公有领域的各种知识资源已成为各国为加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因此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不当利用和无偿占用成为利益纠葛的中心[2]。分析发现,深得消费者青睐的“洋中药”质量上乘,剂型剂量准确,但是适应症和主治功能等使用说明与中医药古方不谋而合。在国家层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在立法上已经有所体现,如1997年菲律宾颁布“传统可替代医药法”,2002年印度颁布“生物多样性法案”。在国内,传统中医药面临边缘化的尴尬境遇,缺乏正确评价与尊重,生物盗版严重。国内对传统中医药知识的产权保护研究起步晚、研究弱。从全球来看,尚未形成一套国际认可度高的传统医药知识保护方案,伴随着各国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具有借鉴意义的国内立法和区域性协议有望创举。传统中医药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世界传统医药体系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其科学性逐步得到国际认可。目前,我国探明的药用动植物和矿物资源累计超过12000种,是开发新药的重要来源。数据显示,流行于国际市场的119种利用植物开发的药品中,超过70%从传统中草药中提炼而成。坐拥海量传统中医药知识和质量上乘的原产药材,国内医药企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毋庸置疑,基于传统中医药的新药研发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坚持保护与开发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模式,可以捍卫民族文化根基,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传统知识向经济利益的转化,实现文化经济双丰收。

二、传统中医药知识国际保护简述

(一)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律保护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是联合国促进使用和保护人类智力作品的国际组织,是推动和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国际保护发展的专门机构。2000年,WIPO成立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政府间委员会,确定了传统知识保护的国际法律保护框架。2006年,WIPO郑州研讨会将传统中医药知识列为其重点保护的对象之一。WIPO是国际最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在推动传统医药知识保护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2.WTO和TRIPS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必须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定)中的规定。TRIPS协议要求各国在制定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时,要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实际上是把TRIPS协议作为国际市场的准入标准。中国是最重要的中医药生产国和消费国,协调传统中医药保护立法与TRIPS等国际立法精神的一致性,并与在全国范围推进国际标准迫在眉睫。TRIPS协议条款还规定,只要具备新颖性、工业利用价值、能提供发明步骤等说明,专利可授予包括产品和方法在内的所有技术领域任何发明,这就为传统中医药产品的专利注册提供可能性。但是同时要认识到,TRIPS没有为药品专利权滥用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导致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只是一味的申请药品专利而不实施专利,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医药领域科技创新水平低。传统中医药知识是唯一存续至今的世界四大医药体系,中国应当不遗余力将传统中医药知识产权纳入TRIPS协议保护范畴,共同致力于实现TRIPS协议中传统知识与遗传资源的来源披露、知情同意、惠益分享等公约成果。3.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是联合国(UN)内负责卫生事业的专门机构,作为传统中医药知识最主要的保有国家,中国仅仅有《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以及《中医药条例》、《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不难发现,我国对传统中医药知识保护的立法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缺乏专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约束力普遍较低,而《中医药品种保护条例》主要是品种保护,不是权利保护。2002年,WHO出台了首个传统医药全球发展战略———《2002-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药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首次确定了传统医药的概念。当前形势下,中国迫切需要根据《战略》提出传统中医药的保护目标,研究制订中医药发展的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中医药法的立法进程。政府要大力支持WHO在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上海中医药大学等7个机构设立的传统医学合作中心,推动我国中医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4.《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是第一份全球性的生物源多样性保护协议,其主要贡献是确立了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公约第15条规定,任何国家有权但只有事先征得生物资源原始持有人的知情同意才能获得或开发遗传资源,由此产生的商业利益必须采取资金补偿、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等公平合理的方式与遗传资源的提供国进行分享。CBD开创的遗传资源保护的事先知情同意原则,中国可以将保护对象从遗传资源扩展到传统知识,既可以促进对传统中医药知识的确认,也使我国中医药资源保护有据可循,对遏制“生物盗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综上所述,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虽然形成了基本的法律保护框架,但是尚未产生具有细致针对性和强大约束力的法文,不能为传统医药知识利益提供及时保障。

(二)外国传统医药知识保护概述由于发达国家对传统知识的商业化运作没有遵循TRIPS等协议的知情同意、获益分享原则,引起传统知识保有国的强烈抗议和不满,许多国家纷纷修改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土著和传统社区的非正式创新纳入保护范畴。笔者主要以泰国、印度为主要分析案例,阐述他国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先进经验。1.泰国泰国是单独立法的代表性国家。在保护传统医学方面,泰国颁布有最著名法案《传统泰医药知识保护与促进法》。此法规定:传统医药处方分为三级(国家、私人和普通)。国家处方是满足人类最迫切的健康需求,具有重大利益或特殊价值的处方,经卫生部认定核准,未经许可不得进行商业化生产;私人处方经由处方发明者、开发者或继承人提请注册,获批后为处方持有人自由使用,有效期截止至权利人死后50年,他人未经授权不得使用;一般处方为处于公知领域的药方,可自由使用[3]。《传统泰医药知识保护与促进法》对传统医药处方进行细致分级予以差异化保护,同时兼顾国家、权利人和公众三者的利益需求。对国家处方进行界定,有效避免因保护力度过大而阻碍传统医药实现经济利益的转化,赋予个人处方权利人一定年限的专有权,是专利制度和版权制度结合的有益尝试,为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立法提供良好的国际借鉴。2.印度印度作为四大传统医药体系发祥国之一,鉴于“姜黄案”、“basmati案”的沉痛教训,其在国际社会上对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保护的呼声最高,在国内立法和保护实践更是不遗余力。2002年颁布的《生物多样性法案》和2004年颁布的《生物多样性法细则》中规定,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是唯一负责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授权管理的机构,任何人要获得基于二者研究成果的知识,必须事先征得管理机构的同意,同时遵循法案和主管部门规定的利益公平分享的期限和其他条件。除此之外,印度以地区、邦和国家三个不同层次的注册制度或特别法规的形式为传统知识提供差异化保护[4]。保护实践方面,印度创立生物多样性调查和归档国家计划,在多个村、部落、邦和研究中心和非政府组织中开展,旨在对散落各地的民间配方、医用植物、治疗技术等传统医药知识进行收集、归档。1999年印度国家科学普及局联合印度药品和疗法系统部建立“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TKDL)”。TDKL筛查百年以上科学文献千余份,收录古方250个、Slokas(Versus&Prose)配方35000种,以英、德、法、日等多国语言编译,数据库资料累计超过140000页。此外,印度还建立了用于发明者注册登记的“蜜蜂数据库”(HoneyBeeDatabase)和较短保护期限的小型发明专利保护制度,促使印度传统医药知识实现文化到经济的转化,印度传统医药逐步走上产业化道路。3.其他国家日本传统医药学起源于中国,传统中医药理论传入日本后得到不同形式的发展,以汉方药为最大成就。日本政府特别重视汉方药的基础研究,尝试用当代西医的实验室研究对中医药机制作出合理解释。据统计,日本医药行业科技人员在全国同类占比中高达60%,政府每年划拨1.72万亿日元作为基础研究经费。在专利保护方面,日本企业制定“专利网”、“创造性仿制”、“海外拓展,专利先行”三大战略,形成产研结合,开发与保护协同进行的良性循环。在过去30年里,美国人对西医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有着深刻了解,越来越多慢病、重症患者要求赋予传统医药学合法地位。2000年白宫成立补充和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将美国传统整脊医学、欧洲传统顺势医学、传统中医药学、印度医药学一并纳入补充/替代医学范畴。中国医药产业存在严重的产、学、研脱节问题,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浪费和毁坏严重,研发层次较低,出口贸易以原材料为主。为了扭转这种形势,我国需要对现行模式进行调整,实行“以经济驱动研发,以研发促进保护”的发展战略。此外,国人作为传统中医药知识发源地的土著居民,应当充分认识中医药的潜在价值,自觉学习并利用传统医药,尝试自下而上推动传统中医药知识保护立法的新方式。

三、传统中医药知识保护制度的完善

(一)专利保护一是因为传统知识已处于公知领域,明显无法归属于专利保护的专有知识,因此不符合专利要求具备的“新颖性”标准;二是传统文化的本质不符合创造性标准,体现的是继承性属性;三是传统文化的权利主体难以确认,不具有知识产权的私权特征;四是专利制度保护有期限、有明确对象,传统中医药知识产权不符合专利保护制度的标准及对创新的激励要求[5]。然而,在特定社群中延续、传承与发展的传统医药知识不应被简单视为公用知识,更不应以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标准来片面衡量,而应当另辟蹊径,或者提供略有差异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目前,我国专利注册采用绝对新颖性标准,传统中医药知识在传统社区之中经过口头传播、书面记载、公开使用,已经构成了公共领域的知识。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许多传统中医药知识的公知领域至今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传统中医药知识正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孕育、发展、完善。在现代科学研究当中,新诞生的知识和发明在实验室等特定范围内也处于“公知”状态。因此,传统中医药知识作为专利客体予以审查时,应该对新颖性重新做出界定。参照《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关于“商业新颖性”的规定,只要没有相关创新在先专利和同质技术的书面公开,不应认为传统中医药知识丧失了新颖性。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智力成果,其“创造性”可理解为该智力成果是独立创造或设计的,即具有独创性;或者理解为该智力成果相对于现有成果,还应有所突破、创新。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用来分析传统文化是否科学,应当从中医药活性物质和有效成分角度出发,探索其有效成分,形成新的创新单,符合科学技术的逻辑性,这样就可以将传统中医药具备创造性特点,符合现有法律保护的机制。综上所述,专利法应当对传统中医药知识注册专利采取特殊的保护策略,其专利主体理所应当是原住地集体,客体是一个系统、完整的传统中医药知识群。具体来说,专利注册可以参考以下方法:1.从单方中开发新药,也即从我国古籍记载的单方或单味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2.应用传统的有效名方开发复方制剂,通过分析研究传统中药复方中的有效成分,提取工艺研制新型制剂;3.通过改良剂型和变更给药途径的方式来开发新药;4.在科研实验成果中开发新的中药制剂。

(二)商标保护著名中药老字号如“同仁堂”、“潘高寿”、“达仁堂”、“陈李济”、“桐君阁”等,是传统中医药的无形资产。但是就全国而言,大多数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经营意识淡薄,甚至存在中药商标与通用名混用的问题。《商标法》(2013)第十一条规定,商标不得使用商品的通用名,不得直接使用标识主要原料、商品质量、功能、重量、数量等特点的文字或图形作为商标。国内许多企业或产品商标设计水平低,不具备所要求的显著性。因此,我国药品商标的注册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仅占我国注册商标总量的2.5%,知名商标更是屈指可数。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缺乏对道地药材保护的认识,相关利益遭遇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侵犯,如韩国将高丽参作为国家的特殊产品实行国家专卖,而事实上许多高丽参原产地来自中国东北。鉴于《药品管理法》(2001)并不要求中药材、中药饮片必须使用注册商标,而中药产品的命名对重要的成分和疗效具有一定描述作用,我国的中药仅通用名要求以规范的商品名称标识成分、功能,这无疑是中药打造本土品牌的重要突破口。道地药材是我国具有战略地位的优势资源,如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人参、宁夏枸杞子、冬虫夏草、藏红花等,采用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形式来识别商品的原产地,是被各国广泛采纳的经济有效的保护手段。1995年,我国已将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用于地理标志保护,尽早把更多质地优良的道地药材列入地理标志的保护范畴,加强质量控制促进成产集约化,势将助力优质药材打造品牌,占领市场,获取更高效益。

(三)著作权保护在我国,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呈现的不同表达方式或方法,而非作品中的具体内容。在中医药领域,著作权法主要用于保护医药著作、论文、口述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说明书、产品设计图、计算机软件等。但由于现有的医学专著进入共有领域,加之许多中医药企业缺少著作权保护意识,保护效果不佳。尽管著作权法在传统中医药领域中不直接涉及配方、工艺等具体内容,保护力度不如专利、商业秘密等保护方式,却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从著作权保护对象的特点出发,可以维护医药专著、古方典籍的完整性、系统性;其次,从著作权保护的功能出发,可以有效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扩大知识传播的广度;第三,采用著作权法保护传统中医药知识可以树立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声望,为传统中医药文化和产品走向国际化奠定思想基础。传统中医药知识涵盖民族医药、古方典籍、药物资源等,体系庞大繁杂,对其按照国际专利分类标准进行整理,建立中医药知识名录或数据库,确保行政和司法机构能够全面高效地进行检索。数据库要求对所有国家、地区和机构具有可及性,提供关键词检索、高级检索、交叉参考文献等友好界面、链接和全文获取,以确保权利授予机构最大限度地识别在先技术。标准化数据库的建立可在对传统中医药知识权利主体明确的基础上可以逐步建立起利益分享机制,一定程度上规避知识产权利益争端,降低对处于公知领域的传统中医药知识或相关技术方案授予专利权的可能性,维护权利主体的尊严和经济利益[6]。

(四)商业秘密保护与专利制度的公开化的硬性要求相反,商业秘密不要求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严苛的审查标准。商业秘密保护制度通过限制信息的流动来防止个体利益流失,因此赋予权利人更多自主选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显示,国内120家中成药重点企业生产的401种中成药中有61.8%被采取商业秘密的方式予以保护,其保护条件已趋于成熟。但是,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其保护规定散落在诸多法律条文中,故而存在许多适用障碍和局限性。尽管如此,相较于注册专利,商业秘密制度具有对技术信息保密功能的同时,没有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只要保护主题具备秘密性、经济价值,并为当事人采取作为现代知识产权体系中的工业产权,因此商业秘密制度更符合某些传统中医药知识(如制配工艺)的保护需求[7]。值得注意的是,TRIPS协议将商业秘密的权利人界定为“信息的合法控制人”,相较于我国规定的“经营者”更加科学合理,修改现行法律予以扩展保护主体势在必行。此外,为了能够实现传统中医药知识商业秘密保护,还必须厘清现有立法对国家秘密与商业秘密的混用,建立专门制度与协作机制相整合的保护体系,协调信息保密与信息公开,采取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相结合的保护途径[8]。

(五)构建地区性保护屏障20世纪50年代起,非洲、南美多国率先提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主张,要求建立特殊制度以对抗对本土传统知识成果的不当利用。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安第斯组织联合签署的《知识产权共同规范》中,要求该组织会员国在国内立法中对传统医药知识予以保护。在传统医药知识面临屡遭侵犯而又缺乏强有力的国际法律救援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制定保护规则,共同构建地区性保护屏障。伴随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中国在上海经济合作组织(SCO)、亚洲太平洋经济组织(APEC)、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国际组织占有重要席位,在履行大国义务的同时,应当适时把传统医药知识保护提升到国际层面,积极主导传统医药知识地区性保护屏障的构建。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旨在“弘扬中医药文化,发展中医药产业,壮大南方药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探讨传统医药服务和贸易模式创新以及传统医药的品牌建设。成员国共同签署发表《中国———东盟国家传统医药南宁宣言》,承诺坚持政企合作的方式,遵循“、优势互补、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传统医药贸易和知识保护方面共同做出不懈努力。医药高峰论坛是行业性的会议,并不直接参与国际法律、规则的制定,但具有高水平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对行业现状和未来趋势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会议宜形成正式会议记录、医药行业发展年鉴等成果,由与会国家共同呈请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表达加快传统医药知识国际保护体系构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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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2."意图谬误说"与性别创作主体林树明

3.吾谨文学思想考论冯小禄,张欢

4.论民主及党内民主带动作用的根本前提王宏

5."巧实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贾付强

6.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境遇——一种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卢德友

7.贵州省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刘明华

8.地方性医药知识的传承模式及其内在机制和特点——湘西苏竹村的个案梁正海,马娟

9.文化能量学说视域中的"原生态文化"麻勇恒

10.生态美学视域下的原生态审美文化探微——以贵州苗侗民族原生态审美文化为例杨昌鑫

11.我国知识增长与经济效率关系实证研究——基于Geweke分解模型的检验钟鸣长

12.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法治政府"基本内涵探究王文惠

13.新时期西南喀斯特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以毕节试验区为例史开国

14.公序良俗原则与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毛永俊

15.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追寻赵翔

16.当代城市文学的精神嬗变、价值与可能寇国庆

17.矛盾与融通终结共总结——周密文学思想之特征及其意义任竞泽

18.新时期城市文学研究综述谢廷秋

19.审视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经验促进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发展伍鹏程

20.增强哲学原理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阳黔花,李小利

21.面向生活的有效课程策略研究王慧霞

22.现象学视域下的教育研究林仕彬

23.英语、汉语普通话及贵阳方言节奏分析——贵阳方言学生英语节奏学习探究习晓明

24.语义、表现法与民族思维方式差异——英语抽象名词汉译的三个理据胡晓

25."好生"的来源与演变更替张振羽

26.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范向阳,滕建隆

27.再论口语戏乐自然优生流程——乡语改调中"地、心、语、乐、情、美态递为反映"之个案朱显碧,宋运超

28."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栏目主持人导言/"教育·课程与教学"栏目支持人语

1.《矛盾论》三题王炯华,WANGJiong-hua

2.马克思式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对货币魔术师和流通魔术师的批判黄瑾,HUANGJin

3.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的活动演变的必然性龚振黔,GONGZhen-qian

4.中国法学应用型教育模式初探——以经济争议解决人才的培养问题为视角张冬,ZHANGDong

5.求心理合一以自得的儒家圣人之学——青年王阳明的作圣之功述评陈多旭,CHENDuo-xu

6.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解读——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刘卫星,LIUWei-xing

7.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危机事件产生机制分析朱军,ZHUJun

8.荧屏上的"红流":电视剧李俊,LIJun

9.略论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龚大明,杨圣,GONGDa-ming,YANGsheng

10.贵州苗医药传统知识的专利保护杜小卫,DUXiao-wei

11.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述评梁正海,LIANGZheng-hai

12.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几点思考——以四川为例陈明红,CHENMing-hong

13.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新思路——基于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资产建设的视角王昌锋,WANGChang-feng

14.建立贵州反贫困战略的几点意见何康宁,HEKang-ning

15.我国现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陈柳钦,CHENLiu-qin

16.美国的文艺复兴——超验主义与美国民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郎玉珊,LANGYu-shan

17.从作者到读者——兼论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李长中,LIChang-zhong

18.从"止乎礼仪"到"诗不匿情"——王夫之《诗经》学中的诗情观初探郑晶燕,ZHENGJing-yan

19.再论《读书杂志》在汉语语法学上的贡献张先坦,ZHANGXian-tan

20.现代汉语基本层次范畴参与构词的理据、来源及其他宋宣,SONGXuan

21.释《上博五·三德》简十六王晶,WANGJing

22.汉语量范畴研究综述赵国军,ZHAOGuo-jun

23."要"的语法化琐议范井玲,FANJing-ling

24.虚拟大学发展乏力的利益链分析任胜洪,RENSheng-hong

25.传播学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主体地位初探刘占祥,胡凯,LIUZhan-xiang,HUKai

26.试论高等教育制度的合法化过程朱平,ZHUPing

27.从新闻访谈的话轮转换分析看语用原则的运用史红梅,SHIHong-mei

1.论作为社会保障法价值基础的人道主义董溯战,DONGSu-zhanHttP://

2.启动消费信贷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之举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邵彦敏,SHAOYan-min

3.农村中介组织网络的基本功能及其构成要素分析徐顽强,李华君,XUWan-qiang,LIHua-jun

4.论影响日韩影视剧在中国传播的政治与文化因素温朝霞,WENZhao-xia

5.济南事件后"抵货"效果之多维审视周石峰,ZHOUShi-feng

6.简述冷战后东南亚的海盗活动及对策胡杰,HUJie

7.屯堡文本符号化空间的关键词与核心句法朱伟华,ZHUWei-hua

8.贵州苗族女性服饰的审美内涵姜(日韦),JIANGWei

篇4

关键词:林业生态工程;指导思想;生态建设;发展思路

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forestry ecolog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lso has many problems, faced with severe situation, therefore, should spe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restry ecological project pace, further impels our country economy, ecolo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forestry ecological engineering; guiding ideolog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train of thought

中图分类号:F316.23文献标识码:A

前言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天保工程等项目,恢复和改善了现有的生态环境,但森林资源和林业发展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为此,要继续加快实施以追求生态经济最佳平衡为核心目的的林业生态工程,使其所具有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1、林业生态工程简述

1.1 内涵:林业生态工程是随着林业发展战略转移、国家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需求而通过继承、交叉形成的一门新的工程。它是根据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系统科学与生态工程原理,针对自然资源环境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从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的以木本植物为主题,并将相应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群人工匹配结合,进而形成一种稳定而高效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过程。

1.2 特点:从林业生态工程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林业生态工程的核心就是在对生态理论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根据生态理论,以生态环境改善为目标,通过工程措施即进行系统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信息反馈关系及控制机构所进行的林业生态建设。此工程旨在坚持土地资源优化组合的原则,通过大力植树造林,全面保护和科学经营现有森林,合理调整森林的分布格局和功能结构,来充分发挥森林改善生态环境、抵御自然灾害的生态功能。

1.3 内容:林业生态工程包括以下内容:我国林业生态工程的总体布局与规划,六大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情况与特点,我国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与空间分布,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林业生态工程发展战略,立地划分与适地适树,不同区域山丘区环境、资源、水土流失及土地利用特点,树种选择与林分组成,整地与造林方法,合理密度与密度控制,幼林抚育、防护林的林分定向培育,以山系、水网、流域等为单元的生态防护体系的构成与特点,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农林复合、农田林网、河岸道路防护、灾害地植被恢复、海岸防护等防护林的配置与构建技术,干旱、盐碱、风沙、干瘠、钙积层等技术问题。

2、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2.1 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即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林情出发,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

2.2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即要做到建设与管理、保护与治理、兴利与除害并重、并举,以此实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目标;

2.3 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即将增加资源总量、优化资源结构、提高林分质量和加强资源保护做为工作重点,把林业生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3、林业发展与林业生态建设的关系

和谐社会一方面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在木资源的承载力之内;另一方面,要求在资源可持续的基础上,达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换言之,既要做到林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又要参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里面既包含要不断发展林业产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林产品的需求,又包含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滞社会对生态的需求。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建设作为林业整体中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的因果关系。

在林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如何认识和协调两者关系的问题。而且,随着人们对森林功能多样性认识的深化和对森林不同效益的追求,对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建设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完善。生态和产业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3.1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的矛盾与制约。

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制约的关系,这种矛盾与制约关系主要是由人们在林业生产过程中,不同利益取向和与劳动者自身利益关系不同造成的。在林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投入和耗费一定的劳动,同时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可能是负效益),但这两种效益被劳动者感觉到的时间先后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林业产业主要产出体现的是经济效益,劳动者的获得是直接可见,与劳动者之间是眼前的局部的直接利益关系;而生态建设主要产出的是生态效益,生态效益的体现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是不容易被立即感觉到的。

3.2 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的依存与促进。

在林业生产过程中,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之间不仅存在着矛盾与制约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依存与促进的关系,这种依存和的关系同样与人们对森林、林业产业及林业生态的认识和利益取向有直接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林业产业发展和林业生态建设两者统一以森林为基础。林业生态建设的任务就是要恢复森林植被,增加森林的数量,提高森林的质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离开森林也就无所谓林业生态建设;而林业产业的发展是以森林资源为前提的,没有森林资源,就没有林业产业,更谈不上发展,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林业生态建设是林业产业为发展的基础。这种基础关系是由森林的功能、作用和地位决定的。森林是陆地上生态系统中生物量最大、结构最复杂、功能最完善的生态系统。森林的主体植被是木本植物,森林植被及其覆被下的其他生物和各种环境因子共同形成森林群落。森林是木材及其林副产品等 工业原料的基地,是动物的栖息场所,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是一个巨大的“绿色水库”,在净化空气、防治污染、调节气候等方面,有“环境卫士”之称,是天然的“过滤器”,森林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林业产业发展,说到底是在认识森林生态系统及其内在的运动规律,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改善和利用森林资源,把森林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结构实行最佳组合。

林业产业与生态建设的辩证统一。按照生态经济学的原理,林业产业和生态建设的实质是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关系,两者结合的结果就是生态经济学讲的生态经济效益。在林业社会化生产中,如果把林业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结合救民于水火,提高经济效益与提高生态效益相结合,即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就能使二者相得益彰,既林业产业的发展,又可在产业调整发展中保护和建设林业生态,达到提高生态经济效益的目的。

4、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发展思路

4.1 加大投入,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①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地吸引社会力量筹措林业生态建设资金,引导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投资、共同建设林业生态工程;②在税收、信贷、服务等方面实行倾斜,对一些重大项目应给予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或税收优惠等方面支持;③进一步提高地方公益林补偿标准,扩大公益林补偿面积,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向林业生态建设投资。

4.2 突出重点,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①大力加强丘陵岗地植被恢复工程、沿海防护林,突出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林和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等;②继续实施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风沙源治理等林业重点生态工程,提高建设水平,确保建设质量;③进一步加强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城乡结合部要大力发展环城绿化带、郊野公园、隔离林带,农村牧区要重点构筑村庄绿化、农田林网和发展庭院林业。

4.3 科技引导,强化工程的技术含量①要重点开展困难立地造林技术、植被恢复技术,并加快低质低效林改造,做好国家森林抚育试点;②围绕林业良种壮苗选育、中幼林抚育、速生丰产林建设、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等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攻关;③侧重种群选择及种群匹配工程,并考虑种群之间在生长时间、节律上的搭配,生态工程的工程措施应侧重生态环境重建中必须采取的技术。

5、结束语

总之,林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从林业生态工程高效、稳定、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其还需进一步调整与完善。

参考文献

[1]罗群《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加快崇明生态岛建设》现代园艺.2007年第12期.

篇5

关键词:城垣遗产;保护;利用;爱尔兰

Abstract:This article generalizes the conservation of European city walls heritage. Taking Irish city walls conservation as a case study which is one of pioneers in Europe, it goes through its process of walls’ conservation,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mode and method of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dditionally, combined with the “Derry City Walls Conservation Plan”, it summaries Irish experienc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lessons for China’s city walls conservation based on our actual situation.

Key words:city walls heritage ; conservation ; utilization ; Ireland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5-65(9)

前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城垣是冷兵器时代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化载体,是研究农业文明时期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全人类的共有遗产。至今在世界各地都保留有很多城垣遗存,其中从苏美尔的乌尔克(Uruk)城城垣到印度河流域的果德迪吉(Kot Diji)城城垣,数量不少的城垣单独或作为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杰出遗产代表而得到保护。

为世界三大文明古国之一和东亚文化发祥地,我国日渐认识到城垣在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突出价值,中国城垣在世界文明中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2012年国家文物局遴选了9处具有代表性的明清城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①。因此,加强城垣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尤其是以国际标准开展中国城垣保护工作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保留有城垣的城市为数不少,绝大部分的历史文化名城都保留有一定规模的城垣遗存或遗址,但城垣本体及历史环境由于缺乏保护而遭受各种破坏。作为富有独特魅力的文化遗产类型,科学保护并合理利用城垣,使得传统文明能够与现代文明相互交融、传承延续、和谐共生,是全面复兴中华文化、科学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内在需求。

欧洲是现代意义上文化遗产保护的发源地,至今仍引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潮流。本文以在欧洲城垣遗产保护领域领先的爱尔兰为例,从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大背景中,分析爱尔兰城垣保护的框架与机制、规划编制特点,提出对我国城垣保护的若干建议。

1 欧洲城垣遗产保护历程与特点

1.1 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历程的阶段特点

欧洲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对文物建筑和历史纪念物的保护行为,这种保护传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18世纪以历史建筑保护为滥觞而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文化遗产保护。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古罗马圆形剧场成为欧洲第一个被立法保护的古建筑,标志着文物保护的概念已经从典籍、艺术品、器物等扩展至建筑领域(阮仪三,王景慧,1998)。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欧洲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复逐步科学化、系统化,从1840年法国成立历史建筑管理局并提出《历史性建筑法案》到1930年颁布《遗址法》,从1877年英国创建古建筑保护协会并于1882年颁布《古迹保护法》到1953年制定保护历史性建筑的《古建筑及古迹法》,欧洲历史遗存的保护逐步法制化,保护对象也多样化。

20世纪中叶之后,以欧洲为中心的保护理论、实践以及保护组织的出现推进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从《雅典》(1933年)中初见的“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到《威尼斯》(1964年)中指出的“代表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再到《内罗毕建议》(1976年)中确定的“历史地段――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建筑群”,保护理念进一步完善,保护对象进一步拓展。1972年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世界范围内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里程碑式的标志――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职责,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上述的、公约等文献构成了现代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石,推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欧洲始终走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在国际诸多重要、公约和宣言出台前的理论总结和共识,都是以欧洲的实践、探索为基础。

当今,欧洲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视角变化就是从以科学技术保护遗产安全逐渐转向探索遗产保护对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社会进步、欧洲团结等更深层次的意义,即强调遗产价值的社会转化。这鲜明的体现在了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颁布的一系列公约,即自1985年的《欧洲建筑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Europe),亦称“格拉纳达公约”(Granada Convention);到1992年的的《考古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亦称“瓦莱塔公约”(Valletta Convention);再到2005年的宣布《关于文化遗产社会价值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for Society),亦称“法罗宣言”(The Faroe declaration)。

1.2 欧洲城垣遗产保护现状与特点

欧洲城垣修筑历史久远。在古希腊时期,迈锡尼人用大型石块修筑了众多城垣,如迈锡尼遗址中的巨石墙垣(Cyclopean Walls);雅典人亦修筑了一系列著名的石墙,使城市可以连通到比雷埃夫斯(希腊东南部的港口城市)的军事防御点;罗马人采用石材修筑城垣,并用粘合剂来固定巨石,著名城垣遗址包括罗马的奥里利安城垣(Aurelian Walls)和君士坦丁堡的狄奥多西线城垣(Theodosian Walls)。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为抵御土耳其帝国的入侵,亦修筑了很多城垣,代表性的有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尼科西亚城及希腊克里克岛上的甘地亚城,这些城垣都屹立至今[1]。

欧洲完整保留下来的城垣众多,如法国卡卡颂城(Carcassonne)的城垣(图1)和芬兰赫尔辛基(Helsinki)的城垣(图2),德国颁布《古迹保护法》之后也使得罗滕堡(Rothenburg ob der Tauber)和讷德林根(N?rdlingen)、丁克斯比(Dinkelsbühl)以及法兰克尼亚地区(Franconia region)的众多小型城镇的城垣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总体来看,欧洲城垣保护具有以下特点:

1.2.1 认知上:突出城池防御体系的整体理念

在欧洲,军事科学、社会学、建筑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常常用“防御体系”(Defence System)或“城市防御工事”(City Fortification)一词来指代城垣系统,在遗产的名称或名录中,也多出现此类概念。典型的如欧洲“中世纪防御工事”(Medieval Fortification)即作为一个宏观整体的概念而被广泛研究和保护。

这种防御体系的概念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与保护对象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强调其构成要素的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不仅研究保护防御体系遗存本体,更注重防御体系建设的历史环境中的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是一个体系、群体的概念。例如欧洲“中世纪防御工事”(Medieval fortification)体系就包括了塔(Towers)、城垣(City Walls)、港口(Harbours)、教堂和修道院(Churches and Monasteries)等众多因素[2]。

1.2.2 理念上:强调遗产价值的社会转化思路

人们对价值认识的差别导致了保护方式、方法的差别。欧洲国家对遗产价值内涵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丰富了遗产保护的视角,使得保护工作已经不仅停留在对遗产本体的保存和维护,而逐渐强调发挥遗产在教育、经济、文化生活、提升遗产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等领域发挥的价值。

这种理念转变在欧洲城垣保护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欧洲城垣的保护除了常规对城垣历史价值的关注外,还需要在保护实施前对其教育、生态方面的价值与潜力进行评估,通过完备的历史资料和对现实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制定适宜保护政策。其保护工作提案的框架囊括了举办相关活动的各种细则、拥挤控制、交通管理、容量计算等,所有的保护工程除了遵循最小干预等传统保护原则外,突出提升公众认识的作用。提倡通过开展以城垣为背景和场所的公共活动来发挥城垣的宣传教育作用,强调市民的场所感(Sense of Place)、自豪感(Civic Pride)和认同感(Identity),最大限度的发挥城垣的社会作用和价值。

1.2.3 实施上:广泛社会组织支持下公众参与

广泛的公众参与是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成功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欧洲城垣遗产的保护实践也同样如此,其中社会组织在城垣保护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一些城垣保存较为完好的城镇往往有很多自发形成的保护团体,如英国的约克市成立的“约克城垣之友”[3](The Friends of Yorks Walls ,FYW),该组织是由当地文物保护爱好者自发形成的非营利性非政府团体,其主要工作在于协调城市议会及城垣相关部门对城垣的综合管理、保护与提升,并举办相关的学术、节庆、宣传教育活动等。

欧洲各个国家均有若干个参与城垣保护实践的团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1989年在威尔士成立的欧洲卫城之友(European Walled Towns, EWT)。该组织致力于吸纳欧洲所有存有城垣的城镇成为会员,目前拥有来自欧洲40个国家的64个会员,形成了欧洲各具有城垣遗迹的城市之间分享经验、促进相互间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该组织于1998年提出了关于城垣保护的《皮兰宣言》(Piran Declaration),建立了成员国在城垣保护上的共识(图3)。

2 爱尔兰城垣遗产的保护实践

历史上爱尔兰有56个建有城垣的卫城,其中35个卫城仍有城垣遗存。爱尔兰政府视其为爱尔兰城市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将城垣遗产的保护提升到国家古迹保护的最高层次,在管理体系、法律体系、资金保障的框架中为城垣保护建立了专项的机构、法律和经费。目前,尚有城垣遗存的所有城镇均编制有城垣保护管理规划,并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测绘、历史研究、学术会议、宣传教育等活动。

比较来看,爱尔兰对于城垣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在欧洲首屈一指,其保护体系完备、保护实践丰富,从遗产的概念、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遗产价值的社会转化、公众参与等多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欧洲城垣遗产保护的高度和发展方向。

2.1 城垣遗产的构成

根据爱尔兰《城垣保护的国家政策2008》(National Policy on Town Defence,2008),城垣定义为从维京时期(The Viking Age)到17世纪所修筑的城垣,其要素包括:城墙墙体、城门、塔楼、夯土驳岸、壕沟、城堡、堡垒及其他相关人工构筑的结构。

由于修筑年代与保存状态不同,现存的35处城垣遗产的组成要素可能是完整的、包含历史上建设的所有要素,也可能仅遗留其中若干要素或地下遗址。与此同时,城垣的构成要素还包括城垣依附的环境要素,如护城河水体、隶属于城堡的花园等,在保护中也需要对其环境要素的生物多样性等自然环境予以保护。

2.2 城垣保护的法律体系

爱尔兰城垣保护的法律依据是自1930年就制定的《国家古迹法》(National Monuments Act),法律确定城垣(Urban Defence)整体作为“国家古迹”②赋予其法定保护地位。

在《国家古迹法》指引下,爱尔兰通过《考古古迹保护导则》(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1999)、《考古发掘导则》(Policy and Guidelines 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落实欧洲考古公约、国家古迹法的相关要求,其别强调国家在保持中世纪形成的城市形态的义务。

针对城垣遗产,爱尔兰在2008年专门颁布了《城垣保护的国家政策》(The National Policy on Town Defences),作为对1999年颁布的《考古古迹保护导则》及 2004年颁布的《致规划部门建筑遗产保护的行动导则》(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Guidelines for Planning Authorities,2004)的回应和补充,这一政策成为具体指导全国城垣遗产保护的大纲和总体要求。

此外,在相关法律制定上,2000年颁布了《规划与发展法》(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cts),正式提出了“保护构筑物名录”(Record of Protected Structures, RPS)、“建筑遗产保护区”(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Areas, ACA)的概念③,对城垣保护的空间管制赋予了法律地位(表1)。

2.3 城垣保护的管理机制

爱尔兰根据《国家古迹法》的要求,对属于“国家古迹”范畴的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任何干预都需要得到“艺术与遗产部”( Department of Arts, Heritage and the Gaeltacht ,GoAHG)部长的首肯(Minister Consent),相应的修复工程需由指定的施工队进行。除此之外,艺术与遗产部(DoAHG)下属遗产司(Heritage Division)的国家古迹服务处(National Monuments Service)根据全国范围内的考古测绘工作,创建具有法律效力的“古迹名录”( Recorded Monuments and Places, RMP)。目前爱尔兰全国有12万余处古迹名录,每一处古迹名录都有独立的编号、范围、档案。城垣的构成要素如城堡、墙体、城门会作为独立的古迹列入古迹名录,古迹名录的位置、保护范围会在地方规划中标示出来。

对于非国家古迹的文化遗产,其保护实施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级展开。国家层面,艺术与遗产部(DoAHG)主要负责提出“国家在册建筑遗产名录”(NIAH:National Inventory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为“保护构筑物名录”(RPS)提供备用清单④。实际上,地方在具体保护中承担主要工作,根据法律规定,地方规划部门有义务将其认为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构筑物进行登录,形成“保护构筑物名录”(RPS),其保护与利用均体现在地方发展规划当中。基于这样的制度,遗产不再像古迹一样,全权由中央政确定名录,其名录的确定有地方公众、规划部门的积极参与。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规划相互协调,促进了地方政府对遗产的合理利用,对其遗产本体及其环境风貌进行积极的保护。整体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遗产审定与管理机制。在此基础上,针对城垣类遗产制定有国家层面的专项保护政策,与多层次的审定管理机制相结合,共同促进城垣遗产的保护(图4)。

2.4 德里(Derry)城垣保护与管理规划[4]

2.4.1 规划编制背景

德里(Derry)城垣是目前欧洲保存完好的城垣之一。德里的城垣防御体系属于爱尔兰国家级遗产,保护和监督的职责主要由爱尔兰环境和遗产服务部(Environment and Heritage Service, EHS)负责,但作为一个体系的保护,德里城垣的保护也得到其他机构的支持,如德里市议会是炮台的拥有者,负责城垣防御体系的卫生整治工作;西北发展办公室(North West Development Office)负责照明和路面整修工作等。

为了保护城垣遗产、宣传城市文化和发展旅游经济,德里城垣防御体系的利益相关机构一致决定,进一步开展对城垣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支持城垣作为城市旅游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得到了环境和遗产服务部(EHS)的资金支持。作为整体计划的重要环节和实施基础,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和管理规划是保护、利用的重要工作基础和实施依据。

2.4.2 遗产现状问题

德里城垣防御体系本体主要由城墙、角楼、城门三部分组成,被分成9段。但遗产并不只包括这三部分,还包括城垣临近的土地、财产及地下遗址共同构成的历史环境(图5、图6)。

规划评估认为,德里城垣遗址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对遗产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由于交通污染物、环境恶化导致的城垣遗存的腐蚀;缺乏足够和规律的维护;周边不适当的发展影响了城垣的景观环境;城垣临近地带的开敞空间被吞并;人为蓄意破坏;现代不恰当干预行为,如不合适的街道小品、标示系统等。

2.4.3 遗产价值评估

规划分析、研究、评估了德里城垣防御体系的价值,主要包括:是英国和爱尔兰保存最为完整、状态最佳的防御体系;是17世纪军事建筑的典范;经历过多次修复依然保存完好,城墙和城门堪称视觉上的艺术品;在德里城市发展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构成了完整的城市轮廓,包括内部的十字大街是历史城市格局的典范;其城垣防御体系影响了欧洲其他城市的建设;城墙、角楼以及临近的部分地区是历史上用来欣赏舞剧的看台,因而具有很高的休闲娱乐与教育价值;城墙及内侧的土壤是许多花朵的栖息地;是当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有助于增加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是很多城市活动发生的天然背景(图7)。

2.4.4 保护管理政策

规划中确定了十分详细的保护工作政策,主要包括:维护、修缮政策;考古发掘政策;可达性的政策;交通政策;安全政策;展示政策;公共活动政策;干预和提升政策;生态政策。诸多政策在各个方面详细规定了城垣保护与利用的方式、方法(表2)。

值得关注的是,德里特别强调对规划定期检讨、维护、更新的重要性,提出规划要成为现行保护法律的附加条款,需成立专家组对规划中的保护和管理计划进行周期性的更新修订,修订的最长周期不超过五年(图8)。

3 对我国的城垣遗产保护的启示

3.1 爱尔兰城垣遗产保护的特点

保护理念上,爱尔兰强调城垣遗产价值的社会转化。尽可能的发挥城垣遗产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将城垣的保护与利用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使城垣更具社会存在意义。从市民角度而言,充分发挥城垣遗产的社会价值可以强化市民对城垣保护的共识,形成多方参与的保护机制,促成全民参与的积极保护活动,构建了社会共同保护城垣的良性循环。

保护法律法规上,爱尔兰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城垣整体被作为单独类型的“国家古迹”得到保护,从国家遗产最高层面给予法律地位。艺术与遗产部(DoAHG)公布受到保护法律约束的古迹名录(RMP),有着十分严格的编号、记录和标示。爱尔兰专门针对城垣类遗产颁布有国家层面的《城垣保护的国家政策》,对全国的城垣遗产保护起到了宏观整体的指导作用。

保护管理体制上,爱尔兰从城垣遗产名录的确定到城垣遗产保护计划制定的全过程,不仅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亦有地方公众团体和民众的参与,整体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机制。针对城垣类遗产制定有国家层面的专项保护政策,与多层次的审定管理机制相结合,共同促进城垣遗产的保护。在国家和地方两个保护层次中,地方发挥主导作用进而提出细致的地方保护名录,国家则核定国家层面的遗产名录,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相互补充,共同组成完备的遗产保护群。

保护规划上,采取价值导向的规划编制思路,首先明确城垣遗产的价值,清晰的阐释了为什么这些价值值得保护。规划成果表达丰富,包括地图册、管理计划、图像和手绘档案等,所有这些信息都会在政府网站上公开。虽然城垣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仍将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但规划为后续城垣保护与利用的问题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形成了保护与利用所依据的明确的政策。

3.2 对我国城垣遗产保护的启示

我国城垣保护工作起步尚晚,保护理论、法律法规、管理体制、规划编制与实施、展示利用等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借鉴欧洲尤其是爱尔兰城垣保护的成功经验,我们建议:

3.2.1 深化内涵认识,构建整体保护理念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普适统一的城垣类遗产概念,而城墙一词显然不能全面的涵盖我国古代城市防御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由于概念偏差,现行的保护不仅忽略了城市防御体系的整体性,更为重要的是往往造成保护对象的疏漏,对城垣价值判断以及保护措施的制定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我们应借鉴爱尔兰乃至多个欧洲国家采用的城垣防御体系的概念,以系统观指引下的遗产视角开展城垣整体保护工作。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要从国家军事防御体系构建进行系统考虑,如明代的长城防御和海防体系;在中观层面,要从城市选址、区域防御构建角度进行系统考虑,如城垣与自然环境构成的防御整体;在微观层面,要从筑城体系和城垣构成、构造方面整体考虑。

3.2.2 提升遗产地位,建立完善法律体系

相比于爱尔兰城垣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我国至今未制定国家层面针对城垣遗产专类保护的法律法规,甚至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尚未将城垣作为单独的保护类型。虽然城垣遗产保存较好的部分城市颁布有地方性的保护法规文件⑤,但是总体来看,大部分尚存有城垣遗产城市的保护管理工作缺乏专项法律法规的指导。建议借鉴爱尔兰的《城垣保护的国家政策》,参照《长城保护条例》,首先建立《城垣保护条例》,并逐步建立从国家到地方各层面专门针对城垣类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从严保护我国仅存的城垣遗产。

3.2.3 实施科学保护,加快保护规划编制

规划是保护实施的前提和依据,截止2012年末,爱尔兰卫城联盟(IWTN)所有成员城镇均完成了城垣遗产的保护管理规划⑥,在保护管理规划的基础上,部分城镇还完成了“行动规划”(Action Plan),以指导具体的保护工作。正是规划的存在,使得爱尔兰城垣保护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确保城垣得到科学保护。反观我国城垣保护,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部分城垣,已开始按照文物保护要求编制有文物保护规划外,其余城垣几乎均未编制有专项保护规划,而针对城垣遗产管理与修缮等的专项规划更是远远不足。建议未来应进一步加快城垣遗产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尤其突出环境保护、管理实施的相关内容。

3.2.4 强化保护合作,提高公众参与程度

爱尔兰城垣另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政府主导的多样化保护合作,例如通过爱尔兰卫城联盟⑦(The Irish Walled Towns Network,IWTN)敦促、指导成员城镇对城垣的保护管理工作,改变了各个城镇各自为政的保护局面。大多数城垣所限定的范围是城市的“历史核心”(Historic Core),与各时期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当地人们历史记忆寄托的核心区。因此,城市的每个市民都是城垣“遗产社区”(Heritage Community)的一份子,城垣保护离开居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建议在我国城垣保护过程中,加大城市间、机构间的合作,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提高公众参与程度。

3.2.5 拓展利用思路,实现社会价值转化

爱尔兰城垣遗产的保护从早期关注城垣的物质载体逐渐发展至今更加注重遗产社会价值的转化,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多样利用并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价值。例如,将城垣的保护宣传工作与城垣所在城镇的中小学校课程设置相结合,联合开展“考古进校园”活动;为加强公众对城垣的了解,制定有“爱尔兰卫城公众认知活动计划”(Irish Walled Towns Public Awareness Campaign);将爱尔兰国家遗产周的最后一天作为“卫城日”(Walled Towns Day)等。这启示我们应让城垣遗产融入我们的公共生活,增进公众对城垣遗产的场所感、自豪感和认同感,形成共同保护城垣的良性循环;只有将城垣与现代社会的公众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保持永续的活力。

注释:

①2012年10月22日,国家文物局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进行了更新,其中第十项为“中国明清城墙:兴城城墙(辽宁省兴城市)、南京城墙(江苏省南京市)、临海台州府城墙(浙江省临海市)、寿县城墙(安徽省寿县)、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安徽省凤阳县)、荆州城墙(湖北省荆州市)、襄阳城墙(湖北省襄阳市)、西安城墙(陕西省西安市)”。

②根据爱尔兰《国家古迹法》,国家古迹的定义为:某些古迹或者遗存,附着在其上的历史、建筑、传统、艺术或考古价值,对其保护具有国家级重要性。国家古迹的本体及其周围环境都需要被谨慎的保护,国家古迹的时间范围从史前到20世纪。“国家古迹”是爱尔兰受到最高级别保护的古迹,其级别类似于我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截止到2012年底,爱尔兰全国范围内仅有1000处国家古迹。

③“构筑物”在规划与发展法中的定义为其他一切地上或者地下一切建筑物、构筑物、发掘物、附属构筑物,这个概念和古迹的主要区别在于特指1700年之后的遗存。其中建筑遗产密集,整体风貌协调的区域被命名为建筑保护区(ACA),建筑保护区中的任何开发都需要申请规划许可。

④该部部长可以直接任命“国家在册建筑遗产名录”(NIAH)中的部分遗产使其成为“保护构筑物名录”(RPS),进而受到法律保护。依照《规划与发展法》第四章的规定,该部部长《给规划当局的建筑遗产保护导则》(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Guidelines for Planning Authorities)建立保护结构登录或除名的标准,地方政府设立的“保护构筑物名录”(RPS)一方面要沿袭往期规划中的名录,另一方面要接受该部部长审批。

⑤如2004年9月起施行的《南京城墙保护管理办法》、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西安城墙保护条例》、2010年10月起施行的《河南省开封城墙保护条例》、《寿县古城墙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⑥这些规划由爱尔兰卫城联盟(IWTN)赞助,以地方政府作为规划的委托方,由一些具有资质的咨询、设计公司、大学等编制完成,爱尔兰卫城联盟(IWTN)及地方政府共同组织监督委员会在规划制定的各个阶段对编制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⑦爱尔兰卫城联盟(The Irish Walled Towns Network,IWTN)是爱尔兰城垣保护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国家层面专项保护城垣机构的典型代表。该机构于2005年由爱尔兰共和国遗产议会(Heritage Council)为爱尔兰卫城城垣保护而授权成立的,同时爱尔兰卫城联盟也是欧洲卫城之友的成员组织。该机构目前在南北爱尔兰范围内共有23个城镇会员,其主要职责为敦促、指导成员城镇对城垣的保护、管理、提升的工作,执行爱尔兰遗产议会对城垣保护行动的专项财政支分配。

参考文献:

[1]阮仪三,王景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2]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3]WIKIPEDIA.Medieval fortification.[EB/OL].(2016-4-23)http:///wiki/Medieval_fort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