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8:5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老龄化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全球人口发展的趋势，这种人口年龄的结构变迁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新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老龄战略早已被纳入到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之中，摆到了各国政府工作的主要议程之上。我国在世纪之交也进入了老年型国家行列。人口老龄化也成了人口学、社会学、法学等很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文章在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进行了文献资料梳理。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在人口学界，人口老龄化（ Population of Ageing）的概念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过程，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联合国，1982）这是西方学术界认同的定义。
1986年我国出版的《人口学辞典》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提高的现象，尤指已达年老状态的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
但是应该看到，这个定义中的两句话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第一句话说的是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现象，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而后一句话说的是继续老龄化的事情，并且使老龄化的概念衍生出两层含义：一个是指任何一个人口中只要老年人比重提高就是人口老龄化，另一个是指老年型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的继续提高。但是我国学术界在使用人口老龄化概念时，采用的是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即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对于人口老龄化概念的理解问题，近来我国学术界也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由来及现今的发展作了有意的探讨。（罗淳，2001）
学者姜向群，丁志宏认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文件中出现了一定程度老龄化概念泛化、概念模糊化的情况，即把人口老龄化理解成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增长，或者将比重结构性的问题与规模数量性的问题混在一起来讲，导致了人口老龄化概念的不清楚和不规范。认为老年人口的比重问题是人口学的基本问题，或总体性的问题，而老年人口的人口规模扩大增长则是一个亚人口问题，是老年学的问题，两者绝对是两个意思，不应该混淆的。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概念有三层含义：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是指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而不是个体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
二、测量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我国一般以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起点年龄，但近年有向65岁靠近的趋势。通常来说，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谢静的研究认为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1.程度指标：（1）老年人口比重（又称“老年系数”）：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人口年龄中位数（又称“中位年龄”）：是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后，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年龄；（3）老少比（又称“老龄化系数”）：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同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上下两端相对变化的趋势。
2.速度指标：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某一水平所需要的年数。
3.社会经济影响指标：（1）少儿人口抚养比，（2）老年人口抚养比，（3）总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杜鹏.1994.）
三、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问题
曲海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做出了比较科学的概括，其中指出：第一，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年轻化和老龄化的起伏变化；第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速度快，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欧洲各国而仅次于日本；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快的，其程度可能超过世界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不一定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第四，在今后百余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始终占据世界首位；第五，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
谢静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1.速度快，规模大；2.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呈不规则性和累进性全；3.经济发展水平低“未富先老”；4.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较大，受经济条件和计划生育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地区间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城乡倒置的特征。
四、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认识，有两种倾向。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持悲观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大于机遇（邬萍，1999），即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说，将对劳动生产率、分配、储蓄和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不利的影响（田雪原，2000）。
较积极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促使老年市场的形成和老龄产业的发展。发展老龄产业有助于扩大就业领域，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但不构成这一领域的主导观点。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刘铮.人口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罗淳.对人口老龄化之说的几点质疑[J].人口研究，2001（6）.
[4]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人口学辞典编写委员会.多种文字人口学辞典[J].人口译丛，1982（3）.
[5]曲海波.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6]田雪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A].21世纪上半叶中国老龄问题与对策研究[C].华龄出版社，2000.
[7]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9]姜向群，丁志宏.人口学刊[J].2004（5）.
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挑战；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074-02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人口老龄化”有微观和宏观两层含义。微观层面指的是组成人口的个体人的老化，即我们通常的人由年轻变老；宏观层面是指整个人口群体的老化。无论是微观的老化还是宏观的老化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个体老龄化是单向运动过程，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人口群体的老化则以个体老龄化为前提，受社会、经济、人口规律及政策的影响，是可逆的，是双向运动的过程，当人口的生育率回升时，人口老化过程就会出现逆转，就有可能出现“返老还童”的现象。简言之，人口老龄化就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的动态过程，特别是指在年龄结构类型已属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动态过程。迄今为止，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老年人社会界定标准有两个，即1956年联合国和1982年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所制定的标准：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从老龄人口结构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的人口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是必然现象，是发展与进步的表现，但随之而来的社会养老保障面临诸多的问题也巫需研究与解决。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力图建立起覆盖面广、经济有效、公平可及的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这个体系包括预防、诊疗和老年人照护等多方面的内容。
按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将在2015年把作为主要健康指标的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一岁，达到74.5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老龄工作”，这在党的报告里还是首次出现。从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中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要求出发，中国现阶段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养老保障事业由城市向农村发展，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拓展，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破除城乡壁垒和地域壁垒，实现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相结合，逐步形成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专家指出，如何降低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延长老年人寿命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内容。有统计显示，在未来二十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比现在翻一番，如何应对老龄化，让老年人更健康更有质量地生活，对中国来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国家在有关老年人口生活福利方面都面临着政策挑战，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出现在，它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或其它一些东亚国家。
更为严重的是在广大的农村，农村老年人口占中国老年人口总数绝大多数且数量仍在增加。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地区流动，改变了农村老年人口依靠家庭养老的状况。这种变化反映在农村的居家安排的改变，即与成年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的比例已经从1991年的70%下降到2006年的40%。虽然外出打工的成年子女往家汇款增加了农村老人的收入，但农村老人在年龄很大时还得下地劳动并要照顾留守儿童，这对他们是很大的负担。而且，目前这种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也会增加对成年子女的压力，需要他们在缺乏政府持续支持的情况下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如何处理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正在成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显得疲软无力，应当进一步完善来适应人口老龄化。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列入各级党委、政府和人口计生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前瞻性研究，及时把握老龄化的突出问题，制定应对措施和政策；加大人口普查力度，建立人口老龄化的经常性监测机制；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合理设置过渡期人口政策；建立整治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长效机制，降低人口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交织在一起对人口安全形成的危害，努力促进老龄社会男女性别结构和谐。
2.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多渠道筹集资金；在适当的时候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属地持有、公司管理的模式，即全国各地的社保基金委托若干家在全国范围内运作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这样盘子大了，可以将一部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运作；在管理体制上可以成立由行政、人大、企业和职工代表参加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对重大问题如养老金的缴费与福利水平进行决策。这些可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保证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这样虽然减少了政府行政部门对养老金的干预能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直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篇3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福利等问题成为社会长期关注的焦点，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正是源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着眼于后一方面，试图用经济模型考察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一、模型的设定
(一)人口老龄化因素变量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老龄化因素产生的效应，因此为了集中于该点，这里只考虑有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暂不考虑未成年人人口。设劳动力人口为L(t)，老龄人口数量为LR(t)，经济的总人口数为N(t)，t为时间，那么两者之和为L(t)+LR(t)=N(t)。为了简便记号，以下同期t时的L(t)、LR(t)、N(t)分别简记为L、LR、N。［1］
现定义变量α=LRN,显然，α是该经济中的老龄人口所占的比重，α是可以体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变量。把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经济模型后，得到：
LR=αN(1)
劳动人口数量为L与老龄化率α有如下关系：
L=(1-α)N(2)
α的引入提供了定量分析老龄化作用效应的一个有效信息途径。
(二)养老水平系数
从整体经济的运行上来看，养老的实质就是将一定的社会财富用于老人养老。设经济产出总量为Y(t)，t表示时间。其中分配给老人用以养老的部分记做YR(t)，在Y(t)中扣除YR(t)之后的部分就是可用于劳动力的支配，将其记作YL(t)，也就是：YR(t)+YL(t)=Y(t)。为了方便记号，以下同期t时的Y(t)、YR(t)、YL(t)分别简记为Y、YR、YL。
所以，老龄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为YRLR,那么，总人均收入水平即为YN。现定义θ如下：θ=YRLR/YN,即θ是老龄人口的平均养老收入水平与经济中总人均收入水平的比率。θ的含义如下（见表1）：
表1养老水平系数的经济含义
不同情况θ＞1θ=1θ＜1YRLR/YN=YRYNLR=1αYRY(3)所以可以得到：YR=θαY。进一步，总产出可表示为Y=YL+θαY。(三)养老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养老水平是如何影响总体经济运行的，由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到（见表2）：表2 养老水平影响经济的路径
θ的不同情况θ=0θ为特定值θ=1/α
分配情况劳动力占有全部产出劳动力老龄人口分配产出老龄人口占有全部产出生产情况资源全部进入再生产部分资源进入再生产全部资源用于养老对经济的影响正向0负向x0F′(k)=∞,limx∞F′(k)=0，即经济的路径不发散。此外，假设资本、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是给定的，经济最初出于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口总数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增长，即：N=n，A=g（其中，n和g为外生参数，N和A表示对时间的导数）。产出分为消费和投资，其中产出中用于投资的比例s是外生不变的，一般用国民储蓄率替代表示，即K=sY-δK,其中δ为折旧率，n、g、δ之和被假定为正。［3］
要研究出现老龄化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需要对索洛模型作出必要的修正：
(1)假设老龄人口对其养老收入YR不再进行储蓄，而是全部用于消费，即经济中只能对YL(t)部分进行投资，那么，设劳动力的储蓄率为s，则经济中的投资量变为：
s′Y=s(Y-θαY)-δK(4)
注意，这里的s为劳动力的储蓄率，假设s为国民储蓄率，由于实际的投资量是一样的，因此有：s′Y=s(Y-θαY)(5)得到s′=s(1-θα)
(2)加入老龄化因素后，人口与劳动力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变量，其关系可表达为：L=(1-α)N。
(3)关于生产函数的假定，在索洛模型中，其核心假定涉及生产函数和三种生产投入品，即资本、劳动和知识，这三者会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变动。
本文采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Y=F(K,AL)Kα(AL)1-α(6)
其中，K是物质资本存量、A是劳动者的知识水平、L为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投入量。y=Y[]AL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量,k=KAL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数量，于是可以得到密集形式的生产函数：
y=f(k)=kα(7)
其中，f′(k)＞0且f″＜0。
由L=(1-α)N，可得：
k=K/A(1-α)N(8)
对上式中时间t求导可得：
=A(1-α)N-K［(1-α)N-AN+A(1-α)］［A(1-α)N］2(9)由(4)，即前面假定N=n，A=g，带入上式整理可得=s(1-θα)YA(1-α)N-δKA(1-α)N-gKA(1-α)N-nKA(1-α)N+KA(1-α)2N，注意到y=f(k)=Y/AL=Y/A(1-α)N以及k=Y/AL=K/A(1-α)N,因此上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δ+g+n)k-1-αk(10)上式即是引入人口老龄化因素后，经济增长模型的数学表达式。
在索洛模型中，=0代表了索洛模型中经济的平衡增长状态，即模型中各个变量增长率都为常数。当=0时，k(t)为常数，则人均有效资本不变，进而人均产出f(k)不变。此时若技术水平一定时（即A不变），则人均产出水平YL=Af(k)保持不变。那么，如果k=0，则在经济增长中人均产出水平YL将保持不变，所以说，k=0是人们所关注的一种状态，对于满足=0的k，记做k*。也就是说k*满足下面关系式：sf(k*)-sθαf(k*)-(δ+g+n)k*-α1-αk*=0(11)
这就是包涵老龄化因素的经济增长平衡方程。然而(11)是否有解？有解的情况下解是否唯一？
下面说明方程(11)有唯一解，因为：
sf(k)-sθαf(k)=s(1-θα)f(k)其中，s(1-θα)＞0，f′(k)＞0,f″(k)＜0,且满足lnada条件：limx0f′(k)=∞limx∞f′(k)=0,所以y1=sf(k)-sθαf(k)是一条上凸的递增曲线，并在k=0点斜率无限大，故与直线y2=(δ+g+n-α1-α)k有唯一一个交点。［4］二、老龄化下经济增长模型的改进
本文在采取曼昆、罗默和威尔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即在原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存量这个因素得到以下模型：
Y(t)=K(t)aH(t)b［A(t)L(t)］1-a-b且a＞0,b＞0,a+b＜1(13)
其中，H(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同样的上式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且前面的假设同样成立：(t)=s′Y(t)-δK(t),(t)N(t)=n,(t)A(t)=g一样成立，人力资本存量同时满足假设(t)H(t)=h,h为常数。
由前面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过程可知，经济平衡增长方程(11)存在唯一解，然而由于生产量的变化，加入人力资本存量后，由K/AL推导出来的平衡方程解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平衡方程解不一样，下面我们寻求(13)的平衡增长路径。
对(13)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lnY(t)=alnK(t)+blnH(t)+(1-a-b)［lnA(t)+lnL(t)］(14)
两边对t求导可得：
Y=aK+bH+(1-a-b)A+L(15)
由前面的假设可知，H、A、L均保持常数的增长率，因此要达到平衡增长状态，只要Y、K保持常数增长率即可，由(t)=s′Y(t)-δK(t)可知K(t)的增长率为：
K=s′YK-δ(16)
上式表明：当K的增长率为常数时，即等式右边为常数，则YK必须为常数，也就是说Y与K的增长率必须保持相等，否则(16)右边不可能为常数。所以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有Y=K，由(15)可得：
BY=bH+(1-a-b)A+L1-a(17)
其中B表示在平衡路径上，gx表示变量x的增长率，即gx=x，(17)式Y0与K0的增长率gY0与gK0是在平衡路径上取得的，并且相等。然而改进后的模型是否还能达到平衡增长路径还有待证明，下面我们说明：
假设K的增长率满足gk＞gk0,则由(15)式可知gY＞gY0,但由于其它变量的增长率为常数，故有gY＜gK,即Y的增长率比K的增长率小从而YK是不断减小的，故由(16)式可知gK不断减小，同样由(15)可知gY也在不断减小，且由(16)可知gY下降的速度比gK下降的速度慢，从而向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值gY0收敛；假设K的增长率满足gK＜gK0同理。
因此，改进后的生产树模型也会收敛到平衡增长路径上。在平衡增长路径上，设p(t)=Y(t)/L(t),p(t)表示t期的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其对应的增长率为gBY/L=[]p=d ln pdt=d ln Y/Ldt=d ln Ydt-d ln Ldt，即dBY/L=gBY-gBL=BY-BL(18)
上式右边为国内总产出的增长率减去劳动力增长率，即为平均每人产出的增长率，代入(17)可得：
gBY/L=bH+(1-a-b)A-b[]L1-a(19)我们再加入人口老龄化因素考虑上式。首先假设：
(1)若劳动人口的改变是由老龄化因素引起，即在时期t劳动力人口的改变量与劳动力步入老龄人口的改变量相等。
(2)老龄化因素不影响单位劳动平均产出，其理想状态为：
=R-LR
其中，为t期的就业劳动人口改变量，R为t期的老龄人口改变量，为t期的老龄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在平衡增长路径上，t期的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增长率为：
bH+(1-a-b)A-bR-LR[]L1-a在加入老龄化因素后，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增长率的变化量为：
ΔgBY/L=b1-a-LR+LRL 由于老龄人口死亡率变化较小，这里我们忽略不计，所以上式简化为：ΔgBY/L=b1-a-RL(20)
所以可以看出，在a、b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的增长率小于劳动人口的增加率，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就会出现负增长率；反之，如果劳动力的增长率大于劳动人口的增加率，单位劳动平均产出就会出现正增长率。这同时也说明，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效应通过参数b的大小来实现。
三、实证分析
由(20)式可知，为了得到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的影响，需求得a、b的值，而a、b的值可由对(14)式做回归分析得出；和R则利用人口预测模型分析预测得到。［5］这里，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1978―2010年，数据主要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样本指标由下表表示（见表3）：
表3各指标的数学表示
变量名称YKHL
数据表示GDP资本存量［6］大学中专毕业人数就业人数
首先对上述数据做预处理，对下图各时间序列数据做平稳性检验，其过程实际相当于对数列做线性回归中的显著性检验，通过检验lnY、lnK、lnH、lnL均为95%置信度下一阶单整序列。然后对(14)式做回归分析后可得：
lnY(t)=0731*lnK(t)+012*lnH(t)+0149［lnA(t)+lnL(t)］
(t=18233)(t=14842)(t=3297)
R-Square=0959d=1834由此可知：a=0731b=012
将该结果代入(20)式可得未来至2050年我国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即对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的影响。具体结果如下图：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如图所示可知：随着2011―2014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给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带来的是正效用，但这种正向效用的程度在逐年递减。从2015―2028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开始对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产生负效用，其效果表现为较为平稳的震荡效果。从2028―2031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起了较大的副作用，并在2030年该负效用达到顶峰-083%。从2032―2042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仍然产生了负效用，但其效果正逐年减小。从2043―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整体经济开始出现正效用，并逐年递增。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给整体经济会带来正向和负向的效用，并可划分出较明显的波动区域，在产生正效用的区域，人口结构合理，劳动力充足，社会处于人力资源无负荷运行中；当经济体处于负效用区域时，劳动适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老龄人口的相对量增多，社会处于人力资源较为紧缺的时期，不仅给经济体的正常运作带来了阻力，同时也会引起诸多社会问题，如养老、就业、社会福利等。因此，如何在不同的经济时期采取合适科学的政策导向，以帮助经济体正常平稳的运作是我们后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四、政策建议
1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缺口，劳动力资源出现匮乏，结合我国产业结构来看，目前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将来劳动力出现严重缺口时，将给整体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同时结合现代经济发展进程，第三产业正是对劳动力人口要求相对最多的产业，面对这两方面的困境，我们需要加快产业升级。
2人口老龄化紧接着带来的影响是老龄人口比重加大，这同样带来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抚养系数不断增大，社会负担逐步加重，单位劳动力人口所需要抚养的单位老龄人口会越来越多，这无疑给了劳动力人口和社会更大的压力与负担；另一方面，老龄人口的储蓄率明显高于劳动力人口，储蓄率的上升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个紧缩的效应。鉴于这两方面的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养老制度以及各项社会福利，科学的制定养老制度才能适时地减轻当下劳动力人口和社会的生存压力。
3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带来正面的影响，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需要培养正在发展中的老年产业，这是一个处在朝阳中的夕阳产业，根据全球老年产业的发展经验，其必将成为一国整体经济增加的强劲动力，同时我们应关注由老龄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配以适时地政策鼓励，以促进其健康稳步地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1］斯诺.经济发展与人口约束［J］.金融信息参考，2003（7）.
［2］Olivier Jean Blanchard,Stanley Fischer,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M］.The MIT Press,1989.
［3］付娟.中国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用分析［J］.金融经济，2006（4）.
［4］Mankiw,Macroeconomics［M］.Worth Publishers,1994.
［5］张再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社会和经济后果［J］.南开学报，2000（1）.
［6］王涵语，马磊，夏中泽.老龄化下人均经济增长变动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8（1）.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ging Population Impact on China's EconomyXu Da
篇4
关键词：老龄化，社区，户外环境
中图分类号： P642.5文献标识码： A
1 前言
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全国各个城市在某基础设施方面也开始对老年人有了新的考虑，比如室外健身器材的广泛应用与普及，无疑给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活动选择。众所周知老年人随年龄的增长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例如视力衰退、眼花、色弱甚至失明、步履跋姗、行走障碍、准确度低常出现无意碰撞器物现象。在心理上多有失落感、孤独感、冷落感，在感情上需要关怀，基于老年人的以上特点，我们的城市环境设施建设将面临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
2 概念界定
2.1 老龄化
老龄化一词的原意是指年龄随时间而递增的过程及现象。老龄化一词应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个体的老龄化，即个体的“日历”年龄增加；另一层是指群体人口的老龄化，即群体人口的平均年龄增加。
2.2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定范围，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长并超过一定限度的现象及过程。对于这个限度，联合国规定：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称为“老年人”，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称为“老龄化国家（或地区）”。
3 中国老龄化危机
进入21世纪6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随着这部分人群迈入60岁门槛，未来20年中国将迎来加速老龄化的高峰期。预计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届时总人口的30%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
年份 总人口 60岁 65岁 80岁
人口 构成比% 人口 构成比% 人口 构成比%
2010 13.76 1.73 12.57 1.15 8.36 0.21 1.53
2020 14.72 2.45 16.64 1.74 11.82 0.30 2.04
2030 15.24 3.55 23.29 2.44 16.01 0.43 2.82
2040 15.43 4.09 26.51 3.24 21.00 0.64 4.15
2050 15.21 4.38 28.80 3.32 21.83 1.00 6.57
4 老龄化社区建设
4.1社区建设对策思考
4.1.1 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是一种关心人、尊重人、陶冶人的城市空间，这其中有重要前提条件是人人都有享受城市空间的公平使用权，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职业，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问题。目的就是让那些弱势群体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和享受。
无障碍设计
广义的讲，无障碍设计指设计者为适应大众的需要而设计的产品，可供所有人使用。由于老年人运动能力下降，因此其活动空间也呈现出范围不断缩小的倾向，活动的积极性呈下降的趋势，使老年人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局限于其基本活动圈内。无障碍环境，是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它为残疾人及老年人等行动不便者创造正常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便利条件，针对不同类别的残疾人的动作特点和环境中的障碍情况，在设计中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弥补性设计
设计城市户外环境时要充分考虑到环境的弥补性。弥补性环境可以给某些方面感觉受到损伤的老人提供触觉、视觉、听觉刺激。视觉和听觉是随年龄增长而衰退的主要感觉，如果老人不能通过视觉和听觉感受环境，那他们可以通过触摸及加强环境刺激而得到补偿。适当的选址、合理的空间布局、细部设计、基地设施等都将有助于弥补老人衰退的感觉能力和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
4.2 社区环境设计策略
4.2.1服务功能布局的规划策略
在我国，传统的家庭式养老是老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因此，社区作为最基本的组成方式，需要充分考虑其服务功能上的合理布局与设计。例如，在物质设施、医疗卫生等方面都要考虑老年人口的各种特殊要求。同时注意组织发展老年社团，培养关注老人需求的团体，鼓励老年人参加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团体非常重要，这样可以使老年人不会感觉到被社会孤立。
4.2.2 住宅的规划设计策略
住宅设计和设施应该适合老年人的具体需求。例如，一个小面积而容易管理的房子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相比大面积的住宅，他们更容易做很多事情；定期的房屋维护对保持老年人房屋的质量也至关重要。老年人的住宅设计主要有三个基本的要求，即实用性，安全性，健康性。
（1）实用性要求
由于行动的不便，在住宅设计中，需要对相应的尺寸做适当的调整以适应老人的需求。例如，适当加大卫生间和门房的尺寸，以利于在别人搀扶与使用轮椅的情况下使用。厨房的空间应该能够容纳下轮椅在其内的便利运转，厨房的操作平台应该比普通家庭低一些，以方便使用。
（2）安全性要求
在我国，老人独居的养老模式占有一定的比例。即使非独居的老人，由于不能全天候地有人看管，同样时常由于在室内发生不可预测或突然事件而不能得到及时救助。因此建立报警系统和智能环境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
（3）健康性要求
针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在住宅的设计中，必须充分考虑通风以及采光的问题。由于老人待在室内的时间比较长，首先需要考虑合理布局室内空间，起居室应置于采光良好的南面，以提高室内的温度，同时有利于提高房间的空气健康质量。再次，增强老人起居室与其他房间的隔音效果，以减少噪声，提高老人的睡眠质量。
（4）交通的规划设计策略
对于交通规划，在社区范围内需要强化社区与对外交通的联系，在符合老人的步行范围内布置公交站点，减少横穿马路或人行高架桥的次数。
5 结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老龄化人口趋势必将更加严重，老年人口将成为社会的重要资源之一，而我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人的国家，更需要重视老龄化社会的相关问题。因此在规划设计社区时，应充分考虑老龄化社会所需要面临的问题，主要从不同尺度来全面改善符合老年人居住生活的环境，给予老人更多的关注与帮助。
参考文献：
[1]陈贵武,张海青,肖红侠；论综合性规划的设计理念――老龄化社区适居性的探索；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
[2]张军民,赵学义,徐建农；适合人口老龄化的居住区规划的几个问题研究；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
[3]文丽；城市老年人社会角色变化心理调适浅析；积极老龄化研究；2007
篇5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发展；主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08-02
一、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
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化判定标准：一个地区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则表明该地区进入“老龄社会”。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3的国家和地区步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00年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达到10.2%，截止到2011年末，这一比重增为13.7%。相关预测显示，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达到20.42%，而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增至27.71%。当老龄人群大面积出现时，必然会对社会、社区、团体乃至个人带来极大的影响和挑战。
1.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发展压力。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一方面随之增加的养老金负担会给国家财政支出带来空前的压力。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相应的社会劳动力就会供给不足，这将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
2.从中观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带来更加沉重的养老压力。在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而身体各项机能下降的过程中，社会和家庭理应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可是如何确保每一位老年人老有所养，并且确保为他们提供的生活照料和医疗帮助确是其所需，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3.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主角是每一个老年人个体，因此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应当重视老年人的主体诉求。如何将“老有所养”提高到“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乐”的层面，才是成功老龄化应当寻求的方向。
二、重视老龄人群的主体诉求
事实上，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成熟的象征，但是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老年人口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和负面影响。许多关于老年人群体的研究，常常将老年人定位成“弱势群体”，老年人不仅笼统地被看作是关怀和照料“需求者”，更被看作是社会的负担，“老年无用”的标签被无情地灌注在他们身上[1]。这样存在误差的定位，不仅剥夺了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的自主地位，也忽略了老年群体在生活中所拥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当老年群体和外界被简单粗暴地定位成为关怀和照料、供和求的关系时，养老问题也就理所应当地停留在“老有所依”的层面。老年人作为依靠者，当关怀提供者“被迫”提供关怀时，那么老年人的主体诉求就很容易会被忽视。
老年人并不只是“弱势群体”，因为年龄的增长不是必然伴随着能力的衰退。将老龄化换言以蔽之，这是人类寿命延长的结果。自古以来，长寿便是全人类所迫切渴望的，古有秦始皇蓬莱求仙药以长生不死，今日的医学界仍旧在为缓解人类衰老而不懈努力。究竟什么是老，应该如何看待老呢？其实当人们进入老年，只要头脑清晰并且身体健康，他们仍旧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意愿为自己安排舒适惬意的生活，甚至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如国际老龄问题联合会主席海伦・海默林在2002年第二届老龄化问题大会中所指出的：“老年人经常被视为需要照顾的对象。但是随着社会进步，今天许多70岁甚至80岁高龄的老人仍然保持旺盛的精力，如果给予合适的机会，他们可以继续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2]
当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不再被限定于“弱势群体”，他们应该回归到应有的社会定位中。老年人不仅是社会中的共存者、共享者，更是社会的共建者。老年并不意味着人生的终结，而是人生的新开始。在这个全新的启程中，老年人应该寻求一种继续的发展，是有关个人的，更是有关社会的。这也就是“老年发展”所阐述的思想：通过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各种途径来增强老年资本的存量，进而减少老龄化的各种风险和冲击。“老年发展理论”就是重视老年人自身的价值诉求，试图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来认识老龄化内在的积极力量，并开拓促进老年人以及老龄社会实现成功老龄化的成功途径。老年发展是指老年人积极的社会发展，就是老年期的继续社会化，就是老年生活的学习化和社会化倾向，具体包括了老年期的健康发展、知识发展、角色发展、心理发展、婚姻发展和价值发展等[3]。
从以往研究的成果看，关于成功老龄化的探索大多从宏观角度出发，把政府、社会看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主体，这样则忽略了老年人的主体地位。作为老龄化问题中的主体人群，老年人仍旧是拥有着主体诉求和多重社会角色的社会成员。只有当他们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真实需求才有可能被满足。
三、构建老龄人群的主体地位
1.形成积极的自我养老模式。伴随着人口高龄化的普及，老年期逐渐成为人类成长中相当长的一段时光，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事实上，一个人无论处在壮年期还是老年期，都应该明确自己作为自己人生的主人，要独自承担一切责任。衰老和高龄阶段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终将到来，那么养老问题就不应该仅在进入老年期以后才受到关注，而是在年轻时就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培养“自我养老”意识，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自己积累养老的资源。
这里的“养老资源”具有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还包括健康资源、精神资源以及自立资源[4]。比如人们在年轻时就应注重养生，以确保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项机能不至于快速的退化，毕竟身体是生活的本钱。当养老资源被充分储备，不仅老年人自己会生活得怡然自得，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负担也会有所减轻。人口学给予“老年人自我提供积极资源”的原则，已经对“自我养老”进行定义，其具有两种表述方式：第一种，既不依靠子女和亲属，又没有退休金的社会保障而主要靠储蓄或劳动收入或其他收入（如租金、股金）来维持生计的养老模式。第二种，自立养老为主，外力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5]。
这种“自我养老”模式不仅仅是老年人经济的独立，更可以是经济独立基础上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层面的独立。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为自己安排心仪的养老模式。而当老年人的主体诉求得到实现，“老有所乐”的成功老龄化才会实现。
2.延长老年人的退休年龄。当老年人口持续增加，探寻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便成为成功老龄化的一个突破口。在过去，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工作岗位会强制老年人60岁退休。虽然这是基于工作效率以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考虑，却也忽略了老年人的工作热情。既然年龄的增长不是必然伴随着能力的衰退，那么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且青壮年群体即将匮乏的今天，我们应当适时地考虑提高老年人退休年龄这个议题。
老年人的退休意味着老年个体将会完成一系列社会角色的转变，这其中包括退出工作领域、退出社会关系网等。相应地，一系列丧失也就随之而来，老年人会丧失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国家和单位则会丧失一批蕴含着丰富经验、技能、智慧的劳动力。当退休这件事并非自愿而是强迫时，则会同时为个人和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适当地延长老年人的退休年龄，不仅可以满足人们老年期的继续社会化需求，还可以使老年社会化发展得以实现。所谓老年社会化发展，就是保持老年期的工作角色和社会角色，是老年人在扮演这些角色的过程中获得老年幸福必不可少的成就感[3]。通过这种积极的老年发展，不仅可以缓解来自老年人口的负担和压力，还可以激发老年人口所蕴藏的潜力，在社会发展中散发出只属于老年人群的正能量。当老年发展和社会发展充分融合并且协调起来，成功老龄化也就得以实现。另外，提高老年退休年龄的计划还应该尊重老年群体的异质性，赋予老年人自主决策权。
3.大力开展老年教育工作。随着对养老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应该认识到老年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一个崭新的人生阶段，它可以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就好比生命是岁月的累积，岁月也可以获得生命。而这里的生命已经不是单纯的对长寿的追求，是一种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不可否认，老年是可以使人生趋向完善的阶段，也是实现自我价值再上台阶的重要阶段。当老年人的经济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对于“养老”问题的认识也应该上升到“养心”的层面。其实老年人已经拥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这个重要资源，可以投身于心之所向的领域钻研学习。老年大学便是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老年人可以唱歌跳舞，也可以磨墨写字。很多老年人获得了第二青春，对生活更加自信乐观。更是有不少老人因为能力的提升和潜力的发掘，重新获得了社会工作角色，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老年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措施，是填补老年生活空白，提升老年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老年人通过能力的提升，潜力的开发，可以是在充实中获得身心健康，也会在满足中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因此应该有更多的老年人，认识到这一点，主动投身于其中。
综上所述，在人口老龄化面前，老年人自身是可以积极应对而并非被动接受的。成功老龄化的具化表现，是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自主规划和主体诉求的得以实现。这样的老龄化模式，不仅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它能够缓解膨胀的老年人口带来的包袱和压力。因为老年人群集经验、技能、智慧于一体，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梁博娇，陈功.成功老龄化：老年人主体地位的诉求与实现――仅以北京市海淀区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为例[J].保障论坛，2012，（8）.
[2]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J].人口研究，2002，（6）.
[3]穆光宗.如何掘金老年人口红利[J].社会，2011，（7）.
篇6
老龄化：人口转变的“债务”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中国将开始为提前享受的“红利”偿还“债务”。中国在收获人口转变“红利”的同时，准备好了应对人口转变的不利后果――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了吗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曾经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连续多年低于1％。与此相对应，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到现在已降至21％左右。中国人口增长占世界人口增长总量的比例已由1980年后期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
抚养比下降：人口转变的“红利”
中国人口快速转变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这样一种有利的人口环境：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实施所导致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快速上升，抚养比例（0～15岁的孩子和65岁的以上的老人占16～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进入最丰富的时期。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起飞无一不对应着一个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丰富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丰富的人口结构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负担较轻，同时还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和较强的社会需求，这样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就类似于一种“红利”。如果把抚养比的下降看成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红利”，这样算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但不幸的是，人口“红利”时期似乎很快就要结束。据预测，总抚养比会在2013年时达到其最低点，然后开始上升，并且这种上升的趋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加速趋势。2013的总抚养比为38．77％，这意味着近三个劳动力人口抚养一个人，这一年将是中国历史上劳动力负担最轻的一年。因此，从现在开始的今后十年，是中国劳动力存量最丰富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最为有利的时期。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中国将开始为提前享受的“红利”偿还“债务”。
为人口“红利”偿还“债务”
如果说人口转变的“红利”主要来自于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上，那么其“债务”则来自于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上。同样是被抚养人口，少儿和老人具有非常不同的经济学含义。从生命周期来看，孩子正处于生命周期的开始，抚养孩子的成本不仅对于家庭而且对于社会来说都近似于一种“投资”，而老年人则处于生命周期的结束，抚养老人的成本完全是一种成本，是一种“净”消耗，这些成本或者负担永远也不可能再被收回来。因此，抚养孩子和抚养老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
从抚养者的角度来看，孩子主要由家庭抚养，老年人则不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受到削弱，社会化养老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抚养老年人将成为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其成本必须由社会所集中承担。老年抚养比上升将加大社会负担，极大地削弱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并对社会的保障体系提出严峻的挑战。
中国在收获人口转变“红利”的同时，准备好了应对人口转变的不利后果――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了吗？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历史上所面对的都是人口过多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出现过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随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和老龄化程度的加速，中国会在有朝一日出现劳动力短缺吗？换句话说，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
“未富先老”的挑战
其他国家都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
如果我们无法在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建立起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那么，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到来就意味着老龄化的危机。
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同时也是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接近7．0％，2002年底则为8．2％。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预计到2017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来看，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但老龄化的速度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最快的，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国际上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就步入了所谓的老龄化社会或者说老年型国家，达到14％以上则称为老龄社会和老年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一般以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长到14％所用的时间来表示。以此测算，英国花了45年，瑞士50年，美国65年，法国115年。作为后起发达国家的日本，在1970年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其老年人口比例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左右的时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从老龄化的速度来看，中国和日本不相上下。例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0％，日本用15年的时间，中国要用16年的时间；从10％上升到14％，日本用9年的时间，而中国要用大约11年的时间。中国不仅有着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而且还有着世界上其他任何老龄化国家所没有的特点。一是中国老龄人口的规模庞大。例如，日本老龄化比例达到7％时，老年人口规模只有700万左右，老龄化比例达到14％时，老年人口规模也只有1800万左右。而中国目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就已经超过了9000万，2015年前后这一数字将超过1．3亿，届时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日本总人口数。二是中国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实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都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例如，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在老龄化比例达到7％、10％和14％时的人均GDP为分别为1967美元、11335美元和38555美元?穴IMF?熏2003?雪。而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的2000年，人均GDP只有850美元；预计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会在2020年左右超过10％，届时中国的人均GDP预计也只能达到300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是在一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而不得不提前面对一个相对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挑战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不断弱化。人口的快速转变使得家庭结构和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1953年平均家庭规模为4．33人，1964年为4．43人，1982年为4．41人，1990年为3．96人和2000年为3．44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家庭的平均规模经历了一个剧烈的下降，在近20年的时间内家庭平均规模减少了一个人左右。同时，家庭结构也出现了核心化的趋势。在城市地区，家庭结构越来越趋于小型化和简单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城镇地区普遍流行“4－2－1”（四个老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的家庭结构，当独生子女长大婚嫁之后，不论选择什么样的居住方式，届时只会出现夫妻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空巢家庭等，而不会再出现联合型的大家庭。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意味着家庭已经不可能同时也越来越难以承担起对养老的职能。
然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结构导致城乡养老体系存在巨大差别。城镇老年人口主要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而农村老年人口以家庭供养为主，社会供养为辅。但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对老年社会保障的需求都将不断地扩大，城乡分割的养老体系将无法满足这一日益扩大的需求状况。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陷入贫困。
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口老化高峰的至少前20年～30年，必须建立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进行足够的资金储备，以应付人口老化的高峰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上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将在2020年前后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届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会突然加速而逐渐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这样算来，我们的准备时间恰好有20年～30年时间。如果我们无法在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建立起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那么，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到来就意味着老龄化的危机。
养老保险改革踏上不归路
中国能否成功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取决于能否对这样两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一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和健康地增长，二是中国能否建立起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在中国城市，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过渡的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养老是企业的责任，企业职工实行的是单一的养老保险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过去单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是目前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世界首创的养老金体制
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或层次）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部分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第三部分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可称为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
在上述三种养老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是作用最大、覆盖最广，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形式。从筹资方式上来看，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类养老保险模式，一类为现收现付制，另一类为完全积累制。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社会统筹意味着养老金的现收现付制，而个人账户实际上是一种积累制的养老金，中国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养老金体制在世界上属于首创。从养老金的筹集模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一制度采用了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截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15506万人，基金收入3680亿元，支出3112亿元，累计结余2207亿元。
将大多数人纳入养老保险体系
虽然中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和确保社会的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目前基本养老金的覆盖面还很低，它仅仅覆盖城镇中的部分人，参加养老保险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只有大约60％左右，农村人口基本上被排斥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根据美国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报告，仅25％的中国劳动力，包括农村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险。作为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制度，养老保险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安全。因此，今后的养老保险改革，必须尽可能实现广覆盖，从而让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享受制度的好处。
中国能否成功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取决于能否对这样两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一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和健康地增长，二是中国能否建立起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中国目前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时期，劳动力资源优势是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后变得更加明显。可以预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有可能会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制造业中心，从而让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物化为产品的形式实现在国际上的“流动”，为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说，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进程也将加快，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制，从而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都得到保障。
阅读背景
老龄化的中国与世界
老龄化不仅是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世界人口变动的趋势。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步入了老年型人口国家的行列。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已经成为三个“老年洲”。1865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型人口国家。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共有22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了15％，除了日本以外，全部为欧洲国家。整体上看，25年后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5％上升到20％左右。
一般来说，在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有着净迁出人口（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容易迁移）的社会?熏老年人口的比例就会较高。瑞士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熏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最高，达到18％左右。相反?熏在一个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有着净迁入人口的国家?熏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会较低。例如，非洲拥有世界上最低的老年人口比例?熏仅为3％左右。
篇7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制度分析
［作者简介］ 卢效坚，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财经系教师，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政府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广东 东莞，523106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4-0024-0003一、前 言
所谓人口老龄化，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惯用标准， 60 岁以上或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 10%和7%，即可看作人口老龄化[1]。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会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我国是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状况最严重的国家。而当前全国 70%以上的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必须重视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人口 7.84 亿，而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则达到 7.51％[2]。如此庞大的农村老年群体与城市的退休老年职工的重大区别是，他们没有工资，没有退休年龄的年限，往往忙碌一生，甚至直到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更不用谈享受退休金待遇。
因此，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建立全面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是一项亟须解决的难题。不仅与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相关，与农村的稳定发展相关，甚至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关。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间增长了7390万人，增长了5.84%，平均年增长率0.57%，比1990年到2000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
0～14岁的人口占总量的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了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3]。有关专家预测，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在2030年之前，中国将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22%）；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30%以上[3]。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这种人口转变是医疗进步、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和经济发展的直接成就，也是公共卫生事业，例如克服营养不良、饮用水卫生、克服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以及降低母婴死亡率等方面的结果。（1）出生率下降。197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度下降，2000年总出生率2.31%，相比1950年，降低了3.5%；（2）低死亡率。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1957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5.82岁，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5.95岁，而到了1995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67.36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1.89 岁[4]。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劳动年龄逐渐老化，劳动力资源日益不足。劳动年龄的群体占总人口比例的降低，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间接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进而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2）老年保障费用投入增多，而投资农村经济的费用却相对减少；（3）家庭负担加重，供养比重不断提高，农业投入逐渐减少。
三、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
（一）制度变迁理论
1. 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实质上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换另一种制度的过程”[5]。而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的过程。[7]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新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代替旧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过程。
2. 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可以定义为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既可以是正式的，又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政府、企业、医院、大学等等，而意识形态、价值、习惯等就属于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范畴[7]。在本文中，制度与制度安排所指的含义相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不同的情况之下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不同，各个因素影响制度变迁的程度也各异。
3. 制度变迁的主体
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由个人、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和国家组成。其中，个人作为基木单位，是制度变迁的基本主体。组织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标的人结成的集体，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国家往往是制度目标的选择者、制度变迁进程的安排者以及制度的最终确立者[8]。在本文中，影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受益者和失益者，其中，失益者包括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下遭受不公待遇的政府和农民。
4. 制度变迁的形式
制度变迁主要有两种形式：（1）诱致性制度变迁。它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它由个人或群体，在响应共同的利益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形式[7]。这种变迁的发生主要由于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利益所引起的，它通常是一种从整体到局部、自下而上的变迁过程。（2）强制性制度变迁。它是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形式。学者林毅夫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存在的缺陷，如诱致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持续制度供给的不足，而国家的干预可以弥补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7]。”并且，政府还可以依靠其强制力等的优势来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等常见的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二）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现状的制度变迁分析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状况，究其原因，是制度失败的结果。当前，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缺陷与漏洞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是其最深层次的原因，它表明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1. 养老保障制度非均衡的制度分析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当社会处于制度均衡状态时, 制度变迁不会发生变化，而一旦社会出现非均衡情况，制度变迁就会发生[9]。从当前养老保障制度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明显处在一种制度非均衡的状态。从养老需求层面看，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龄化人口不断攀升, 对养老需求不断增加[9]；从养老供给层面看, 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制度供给主要靠国家承担，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传统的养老方式主要靠家庭和个人，而对不承担赡养责任的个人或家庭也没有相关的惩罚措施，更严重的是，农村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0]。多年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使农村家庭养老的资源越来越缺乏, 负担加重。加上农村人口绝对值的增加，人均土地量的减少, 土地功能弱化等因素, 导致农村养老保障能力急剧降低。农村养老保障需求和供给失衡, 家庭养老功能逐年弱化,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迫在眉睫[9]。
2.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出现的问题，是持续的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必然表现。（1）农村养老保障系统不全面，工作人员待遇低，管理水平有限。首先，在很多实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地区，农民投保率颇低，回报率低，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效果。其次，对于农村的养老保险经费的投入，国家和地方财政投放低，几乎全部由农村各人承担，这对清贫的农民来说，是笔很大的开支。另外，农村的养老保障管理机构不完善，并无专人管理，也缺乏监督。（2）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律不健全。我国目前施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办法是基于民政部发行的 《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上略作修改而形成的，严重缺乏法律效力，常受一些外在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影响。方针、政策缺乏稳定性，国家常变动、更换，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无法正常实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也难以步入正轨[11]。
3.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中的主体关系分析
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既有个人、组织，也有国家和各种社会团体。不同制度的变迁，其主体也各异。本文认为，推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有三个角色: 政府、现存养老保障制度下的受益方以及失益方，从深层次分析，养老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实际上是这三个角色不断反复博弈的结果。
（1）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与受益方之间的关系
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是由政府主导和推进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级政府为了绩效，为了短期目标，往往不顾整个地区长远发展，只重视城镇的发展，无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换取城镇的发展，长期下去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悬殊加重，使原本能尝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优惠的受益方遭受利益的侵蚀。这种情况下，尽管本应受益的一方想对养老保障制度进行变迁，但是由于原本受益的一方力单势薄，加上政府重经济效益，认为只有GDP的增长才是考量政绩的唯一标准，不希望加大投入来换取农村保障制度的完善，地方政府在保存自身最大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故意曲解规则，修改文件，采取策略妨碍甚至取消制度的变迁，费尽周折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让制度变迁活生生地被夭折。
（2）受益方与失益方在制度变迁中的关系
对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我国政府在遭受各种舆论之后也进行了各种制度修补和完善，但效果并不明显；并且由于现存养老保障制度的缺陷，使部分人非正常受益，这部分人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会忽视公众和失益方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之相比，社会保障制度中失益方的力量则显得比较分散。由于受益方中一部分人因怕得罪领导，无胆站出来推动制度的变迁；还有部分人怀着“搭便车”的想法，不积极参与推动制度变迁行动。另外，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发动、组织实施等都难以由力量分散的失益方承担。因此，以往发生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大都表现为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变迁过程。所以说，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变迁的形式是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就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
由以上三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可知，当前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的失益方很难对目前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形成有效制约，他们有完善养老保障制度的强烈愿望和动机，但因缺乏顺畅的参与方式和有效的参与渠道，很难有所作为。由此看出，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核心主力只能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以往针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每一次调整与尝试，都是中央政府对制度保障失益方的一种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由于不能完全做到及时与全面，而且并非养老保障制度失益方的每一项呼吁都能得到及时迅速的制度回应，这主要是由于制度安排时滞性的影响作用。时滞性的存在，常使得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供给低效问题，导致新的制度安排的出台，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由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众多弊端，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却难以形成制度变迁。
由此可知，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与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处于不均衡状态密切相关，制度中失益方和社会大众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而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中央政府，没有发动足够的动力如物力、人力和财力等来推动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变迁，导致了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状态持续存在。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制度的非均衡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为了避免产生种种的不良后果，必须采取措施，通过制度上的不断创新，建立起一整套可操作性强、科学完善、客观公正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人口老龄化［EB/OL］.baike.省略/view/109749.htm.
［2］李东萍.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丛论，2011,（23）.
［3］合肥老龄网.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分析［EB/OL］.hfll.hefei.省略/show.asp?id=1376&category=140&sor
ts=780.
［4］詹凤敏.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8.
［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6］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贾保文. 创新型制度变迁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9］王晓洁,张晋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6,(20).
篇8
关键词：老年人力资源 开掘 老年社工 理论 视角
根据人的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人的生命延续，当步入老年以后，体力、智力等均会趋于衰退，劳动参与的能力也就随着减退。对于某总体人口而言，当该总体人口进入老年型、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劳动参与的能力减弱，导致劳动参与率的降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老年人力资源的开掘具有现实条件、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
首先，从人力资源的概念上分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掘是可行的。所谓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法定劳动年龄以外具备实际参与社会性活动能力的人口。这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的含义，不应受年龄大小和在业与否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健康的、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
其次，老年劳动力供给充足。在65岁以下的老年人口中，在这个年龄段中，大多数劳动者依然身体比较健康、精力比较充沛。而且他们的不少人还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术和领导管理经验。加之老年人由于工资低，退休金少，年龄的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明显，所以许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大都愿意再就业。
第三，不存在与年轻人竞争岗位的问题。老年人从事填补“拾遗补缺”的岗位，这些岗位由于收入较低、工作量小、耗时较长且不固定，具有明显不同于劳动适龄人口的特点，不符合年轻人就业的空缺，但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相适应，又为社会所需要，既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又为老年人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机遇；老年人参与社区服务等为主要形式实现就业，既可以缓解技能人才短缺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可以传授年轻人以知识、经验、专长等，与年轻人之间产生一种优势互补，达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科技人才。目前我国已退休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达80多万，占在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40%。他们中的90%是年龄在70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大多数有继续工作的能力和意愿，并且不需专门培养，这为目前我国许多领域技术和管理人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为老人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老年人力资源开掘提供了机遇。那些身体健康而又有一技之长的老人符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量才录用”原则，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劳动力，用人的标准是能力强弱，而不完全是年龄大小。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和办公自动化的提高，这有利于老年人凭借其智力和经验优势再次参与到社会生产。现实也证明了老年人再就业过程中，经验技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开掘途径
第一，在国际上步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是一种普遍地现象。我们要利用劳动力暂时过剩的机遇，加强对劳动教育的投资，使未来的劳动者素质有较大提高。其次，要通过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等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老龄人口抚养比过高、劳动力负担过重的问题。
第二，倡导和鼓励离退休人员再度创业，转换养老观念。老年人的再就业已远远超出了经济意义，让现代老年人树立起“既有享受退休的权利，也要尽相应的社会义务”的新观念。根据老年人力资源的知识积累优势、经验优势、时间优势、资深辈高优势、人脉优势，结合市场和社会对老年人力资源的需求，老年人力资源开掘应重点有以下几个领域：技术服务和参谋咨询、创办企业、公益服务、代际合作、家务劳动。
第三，创造有利于老年人力资源开掘的政策环境。老年人力资源开掘相当部分属于政府行为，政府有关部门应要尽快制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法规，呼吁社会重视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把开掘老年人力资源作为发展我国老龄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加以研究规划，把老年人才开发纳入人才资源开发的整体战略之中。
第四，积极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世界卫生组织已倡导“积极的老龄化”观念，即将对社会的贡献和高质量的生活延伸到老年阶段。因此，努力开掘老年人的潜力，支持他们继续劳动，或者指定优惠政策鼓励他们来领办、创办一批符合社会需要的事业、企业，不仅顺应了老龄人口的物质及精神需要，而且能够使他们夕阳增辉，晚霞添彩。这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五，推进老年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充分整合教育资源，加大对基层老年教育的投入，加强基层老年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创新基层老年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逐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六个老有的老龄工作目标。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的确是对人类发展的一项重大的挑战，但是，庞大的老年人口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拥有数量充沛的可供开掘和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只要认识正确，措施得力，通过卓有成效的老年人力资源开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将我国当前沉重的老年人口负担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资源优势。
注释：
（1）“角色理论、活动理论、延续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现代化理论”，参照2012年元月，中国社会出版社，社会工作实务，第五章，老年社会工作理论，P162—P165。
（2）文中“所谓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的定义，引用人力资源管理《实用资料大全》第一模块、基础设置。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舒尔茨（James H . Schulz）.熊必俊等译.老年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0
[2]徐光华著.人力资源管理实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刘家强.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的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掘问题.读书网，2010-9-20
篇9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必要性
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及特点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社会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②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③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④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1991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有近2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300多亿元，已有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而且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196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2.2∶1，1978年为2.4∶1，到了1994年就达到2.87∶1，2001进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则为3.45∶1，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3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减少到1.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30-50年;二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GDP比重为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确立的在农村实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英.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的可行性[J].科技资讯，2006(17):229.
[2]王德文.我国已经具备条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J].脑库快参，2005(36):1-6.
[3]刘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J].金融投资，2006(10):51-52.
[4]安然.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理论观察，2006，40(4):81-82.
[5]林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分析[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0(5):18-21.
[6]徐祖荣.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初探[J].实事求是，2006(4):34-36.
篇10
摘 要 职业年金是事业单位职工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年金的建立对于事业单位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对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制度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的政策推动为职业年金的建立做好了供给准备；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可以减轻单位财政负担；人们对较高养老水平的追求是职业年金制度建立的内在需求动力；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还是应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选择，也是全球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
关键词 事业单位 职业年金 人口老龄化
随着2009年1月28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的正式下发，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计划也浮出了水面。鉴于中国当前只实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因此，当前的职业年金制度仅指事业单位的补充养老保险。本文将重点探析促进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建立的动力因素。
一、政府的需求理论与政策推动
政府通过政策来推动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的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英国福利经济学家李特尔（I.M.D.Little）提出了个人经济福利增加的标准，主张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1]又由于职业年金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市场无法解决此类产品的资源配置问题，并且，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可以减轻政府在基本养老金上的财政负担，因此，理论界普遍认为职业年金的建立应由政府来供给。
2010年4月，在召开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一季度新闻会上，新闻发言人尹成基透露，“目前正在拟定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相关配套政策，重点研究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和职业年金试行办法。”可见职业年金计划已提上日程。职业年金计划是事业单位在国家相关部门法律的指导下，以单位为主体建立的一种额外福利计划，既不同于国家举办的基本养老保险，也不同于体现个人责任的商业保险，是一种具有互济性和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计划。
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退休职工“双轨制”，最后形成了“碎片化”的制度。为了扭转中国养老保险“碎片化”的发展趋势，政府出台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政策，以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并保障退休待遇的公平性。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9年1月28日正式下发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其内容充分指出了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即建立职业年金制度，以解决退休金“政企不公”的现象。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应形成“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的复合型养老模式，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为60%，职业年金为20%。职业年金的建立使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由80%～90%下降到60%，由此减轻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这是政府推进职业年金建立的驱动力。
二、事业单位的需求理论与动因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原则是既要坚持改革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又要遵循养老金待遇的刚性原则。事业单位对职业年金制的需求基于帕累托改进原理，此原理是福利经济学派先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为了使闲置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提出的改革标准。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是社会资源配置达到的一种最优状态。[2]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逐渐向帕累托最优靠拢。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帕累托改进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规定――“建立职业年金制度”来实现的。即以不减少当前退休者的待遇为前提，通过参与职业年金计划而增加个人退休后的待遇，这就成为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的理论基础。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占国家科技人才的80%，他们是科技发展的主力，也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因此，他们应得到很好的福利待遇，免除其后顾之忧，以提高工作效率。然而，事业单位员工的养老保险即将改革，使其与企业养老水平看齐，那么事业单位员工的养老金水平将大幅度下降，这将使员工懈怠工作、降低工作效率。但是，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将会扭转这一局面，这一制度不仅保障事业单位员工的养老待遇不降低，还会统一政企之间的待遇水平，从而显示出事业与企业间的公平与公正。职业年金计划通过退休后的延期福利待遇可以保留和吸引事业单位的高端技术人才，进而增强事业单位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市场竞争力。
由此可见，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留住人才，也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这将会给事业单位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事业单位具备了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职业年金的建立和发展。
三、职工的需求理论与动因
人们对职业年金的需求理论基于职业年金效用。效用是丹尼尔•伯努利1738年在解释圣彼得堡悖论时提出的，其含义是指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相应地，职业年金效用便是消费者在购买职业年金产品后，满足自己需求、欲望的度量值。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人们对养老的需求层次逐步提高，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后，政府的基本保障难以满足人们养老的“多层次”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年金的建立。然而，职业年金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个人效用最大化呢？莫尼迪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充分说明了职业年金是员工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想选择。
其中YL表示劳动收入，C表示消费，WL表示工作期间，NL表示预期寿命储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是由弗兰科•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l）和理查德•布伦伯格 （Richand Brumberg）共同创立的，并以此获得了198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主要是引用跨时期消费的概念来阐释个人的储蓄与消费行为。[3]理性消费者追求的是其生命周期内一生效用的最大化，其生命周期内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是平衡的，即两个阴影区域的面积是相等的（如图1所示）。因为个人自愿的储蓄是难以确保消费者实现他退休后的消费目标，所以，职业年金的出现使人们的储蓄更加方便，工作期间按一定比例缴纳职业年金，退休后从个人账户中支取，从而代替了以往的储蓄活动。[4]最后实现生命周期内各个时期的平滑消费。
图1是生命周期理论的直观描述。[5]其假设条件为①职业年金不盈利；②工作期间的收入保持不变；③退休前后的价格保持不变。则公式：（YL－C）•WL＝（NL－WL）•C成立。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人们希望实现生命周期内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而生命周期假说理论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消费者是理性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难免会出现短期的挥霍行为。西蒙（Harbert A Simen）认为消费者只具有相对理性，不具有充分的理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戴蒙德（Diamond）就提出了运用政府的力量，迫使人们从工资中提取一部分进行储蓄，从而形成年轻时储蓄，年老时消费的模式，即生命周期的形态分布图状态。职业年金的建立正是在政府推力的作用下，实行强制缴费的一种保险形式。可见职业年金效用可以满足人们对整个生命周期内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需求。因此，人们“多层次”的、追求较高水平的养老需求是推动职业年金建立的内在动力。
四、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是其建立的现实动力
事业单位员工的退休收入保障受到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杨燕绥教授认为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应从变革养老金做起，因此，事业单位应借鉴企业养老金改革的经验，建立个人所有的职业年金制度，这是应对老龄化的科学办法。
首先，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说起。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年轻人口逐年下降，而65岁及以上的人口逐渐增加，这种反向增长趋势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使得老年抚养比（ODC）也逐年升高。（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如表1所示，到2009年末，老年抚养比已增至11.6%，也就是8-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从2010年开始，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预测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为：20多年后将是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40年后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
其次，职业年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发挥。职业年金作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能对整个保障体系起到延伸和完善的作用。基本养老保险虽然覆盖面广，但是保障水平低，属于横向平衡，注重公平性。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模式，当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同时，缴费人员不变，但是退休人员急剧增加，必然导致支付危机。而职业年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参加者在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并且职业年金采取的是个人账户下的基金完全积累模式，是一种个人收入的纵向调节机制。由此可见，事业单位的“双支柱”养老模式，是应对老龄化危机的理性选择，即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的相互合作，实现横向平衡与纵向调节相结合，从而保障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降低。
综上所述，职业年金建立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事业单位和个人三方的合力，三方参与主体在彼此遵循的原则下相互合作互动：政府通过税收等政策优惠手段来激励事业单位职工参与职业年金计划，这样不仅可以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养老水平，还可以实现生命周期内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参与职业年金的行为又作用于国家和单位，一方面可以减轻国家、事业单位在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上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保障了事业单位员工退休后的收入不下降，从而激发提高了事业单位高端技术人才的工作效率，为国家创造财富。因此，推动职业年金制度建立的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国家的政策推动、事业单位和职工的理性需求，并且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也是促进职业年金制度建立的现实动力。
参考文献：
[1]陈鹏军.我国企业年金需求分析与模式设计研究.厦门大学.2006.
[2]王鉴岗.社会养老保险资源配置的帕累托优化.社会保障研究.2002.1.
[3]张杰,殷玉平.大师经典:1969-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才学术评述.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