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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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配网；生产；投诉；措施

中图分类号TP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363（2017）03―0029―02

1现状调查

1月12日，公司共受理生产类投诉640件，其中供电质量478件，占比74.69%；电网建设98件，占比15.31%；停送电投诉64件，占比10%。投诉量高峰值出现在1月（128件）、2月（134件）和8月（119件），3个月供电质量投诉共319件，供电质量投诉突增主要受季节性天气影响，占全年投诉总量的61.82%。

目前95598下派的生产类投诉单按类型划分占比较大的依次是频繁停电、电压质量、电力施工及抢修服务4类，占总投诉量的90%以上。对这4类投诉进行有效控制，即可大幅度的减少生产类投诉。以下分别对造成这几类投诉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2投诉原因分析

2.1频繁停电

通过对各单位频繁停电事件进行分析，得出造成频繁停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种。

1）因运维、抢修工作造成的计划、故障停电。主要反映在严重危急缺陷处理及故障导致的停放停电，较为突出的有城区集控箱故障和县域台区漏保反复多次跳闸。集控箱故障频发主要反映出负荷分配和集控箱配置选型不合理。漏保多次跳闸反映出主动运维开展较少，漏保跳闸后没有分析跳闸的真正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是粗暴地合闸了事。

2）因上级电源停电造成。配网的供电可靠性除了依赖自身管辖范围的设备稳定运行外，还受上级电源影响。在上级电源断电时配网人员往往处于被动状态，此时需要加强与涉及到的其他专业和部门的沟通。

3）因配合工程类停电。停电计划统筹协调管理与执行不到位。受制于近年网改、基建工程工期紧、任务重，工程要求按照施工进度及时完工等影响，网改工程停电时间有时长达18个小时以上，尤其是夏冬两季，居民投诉意愿强烈。部分计划停电对停电计划的及宣传没有做到位，老百姓完全不知晓“日停夜送”的计划停电方式，居民对于倒方式造成的短时停电不了解，造成用户误将倒方式算作一次停电。

4）用户内部故障。用户对于电力产权分界点不清，对家中线路老化、用户表后空开跳闸等问题均认为是供电公司责任。

2.2停送电投诉

1）停电计划变更不及时。计划临时取消后，并未及时更新计划状态，导致用户拨打电话询问是否按计划停电，南中心按投诉下发。暴露出相关工作人员信息不通畅，工作衔接出现问题。

2）停送电未按计划时间执行。造成该类投诉的原因一是部分外包施工单位报票不规范，组织松懈，在施工时间开始后才进行报票，有时因人员不够延迟或取消开工，导致用户对计划停电时间过后两小时依然未停电感到疑惑；二是施工单位申报计划时未严格计算工量及所需时间，导致延迟送电，用户极度不满。

2.3电压质量

电压质量主要为低电压投诉。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电负荷日益攀升，部分台区线路状况较差、半价长、三相不平衡、线路老化严重，导致存在低电压是主要原因。

2.4电网建设

电网建设类投诉主要由现场人员服务及施工影响客户权益造成。主要原因是目前网改工程外包队伍较多，人员素质与服务质量无法保证，且无优质服务意识，现场施工后的清理工作不到位，造成投诉；抢修人员服务意识还有待提升，仍存在部分人员态度较差，接单后未能及时到达现场，缺乏与用户有效沟通等问题。

3降低投诉的措施

3.1从管理措施上进行提升

1）全面开展供电服务挂点帮扶，各责任领导靠前指挥，严控投诉认定质量，抽调运检单位领导和相关主管对投诉多发单位进行督办整治，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水平。

2）严格实行责任追溯制度。落实供电服务投诉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惩处力度，实行同业对标、工资绩效双重考核。通过“三抓”（一抓人员管理，二抓员工的劳动纪律管理，三抓安全管理）全面提高设备运行维护管理水平。坚持做到设备检修管理有计、有步骤、有措施、有检查，认真执行标准化作业项目，严格按照工作流程进行作业。

3）加强跨部门沟通协作，从投诉分析中可以看出电网建设以及因工程引起的重复停电类投诉占有较大的比重，运检部针对这种涉及其他部门会造成优质服务投诉的工作由公司领导协调，统一思想，形成了各专业联动协同体制。

4）加大问题的整改力度与分析。严格执行日分析制度，及时查找不足，暴露出的问题认真落实改进。抓住优质服务的关键环节，提升电压质量、加强工程监管，加强防范风险的应急措施。

5）推行投诉服务反思会议。对投诉事件点对点开展反思会，形成常效机制，反思行为、原因，让反思和提升成为常态，达到不存侥幸心、强化责任心的目的，将被动服务变为主动服务，满足企业、员工、客户的不同需求。

3.2从执行手段进行提升

1）加强主动运维和配网隐患排查力度，按照“维护为主、抢修为辅、主动运维”的工作思路，变被动检修为超前主动维护，坚持做到“三个结合”：即一般巡视与特殊巡视相结合，白天巡视与夜间巡视相结合，定期巡视与不定期巡视和监察巡视相结合，对供电设备每月进行一次全面巡视维护，并做到保质保量，将理想化的供电设备运行状态作为日常工作的动力与目标。

2）充分利用PMS2.0系统配网运维管控模块监控台区过载、出口低电压、三相不平衡，提升主动运维服务效益，及时消除关于供电质量的投诉。不断优化配网网架结构，实行项目储备工作常态化，及时通过网改项目解决10kV线路的高故障、单辐射、分段不合理等问题。

3）规范停电计划管理，减少不合理的重复停电和不按时停送电，确保检修计划的刚性执行。加强停电计划统筹协调管理，统筹安排各项检修、施工任务，减少重点停电，缩短停电时间，做到“联合施工，一停多用”，严把计划关，将每条线路计划停电记录在案，硬性做到第一次停电分管领导审批，第二次停电主要领导审批。

4）深入推进配网抢修网格化建设工作，协同营销部把故障抢修、电力知识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特殊群体困难帮扶等工作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提供网格员与用户“零距离”服务，减少中间扭转环节，以“无间隔”快速服务降低故障报修工单数；提升优质服务意识，改变投诉看运气的状态。

5）压力要层层传递，严格落实考核机制。对因人为造成的属实投诉，特别是抢修、施工人员态度问题、停送电问题等从重处罚。培养抢修人员与客户的沟通能力，要转换思想，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严禁与用户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

3.3从机构完善与软硬件上提升

1）建立和发挥配抢指挥中心作用，将营销、配调与运检有机结合，缩短工单流转路径，提高研判效率。由专业坐席统一回复用户，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减少因部分人员思想、素质不高导致被用户投诉。

2）为一线工作人员配备录音电话、现场记录仪等装备，做好一线现场证据收集，一旦现场人员行为投诉，有证可查，对不属于供电方责任的事件，可进行申诉，减少投诉量。

3）开发计划综合管控软件，利用计算机系统辅助人员对计划进行综合管理，合并各方面的计划需求，预计台区重复停电，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为计划安排不合理导致的重复停电，从而做实“大计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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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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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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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率；人力资本；城乡收入差距

一、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研究基本达成的共识

（1）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蔡等（2003）比较了36个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都低于1.5，而中国长期在2～3之间波动。（2）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贡献”甚大。（3）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和哪个指标衡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首先缩小，1985年达到最低水平；1986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再次拉大。已有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主要有：一是城市偏向政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二是政府行为：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等投入；三是劳动力市场扭曲（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四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政策；五是经济开放、金融发展。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是都将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解释变量。应当承认，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见解无疑是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此类研究难以给出下述问题的合理答案：第一，农民为什么总是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即这种显失公平的现实有无农民自身方面的原因？第二，假设制度变迁导致前述诸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消除，其他件不变，城乡居民收入是否可以趋同？第三，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也采取了类似的偏城市经济制度，为何没有形成显著的城乡差异？

二、文献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重心转移到农业经济自身，通过研究农村及农民的相对制约性因素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由于生育率与人力资本负相关，因此，生育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亦负相关。生育率可通过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可从巴罗和贝克尔（Barro，Becker；1986，1990）的孩子需求理论中得到解释。贝克尔和巴罗曾提出一个具有利他（子女）性质的父母效用，其中和是父母和每个孩子的效用，为父母的消费，为孩子的数量，表示父从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心理效用，即利他性。通过模型可以看出，高生育率会提高未来消费的贴现率，降低父母对每一个孩子的利他程度，因而不利于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的下降则会引致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反变化。生育率与经济收入或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也存在直接效应。费景汉和拉尼斯（2004）认为：在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中，当人口增长率大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时，经济发展是失败的，在二者相等时，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后者大于前者时经济发展才是成功的。在索洛模型中，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有着和储蓄率增加相类似的效应，都导致资本深化：在人均产出和其他条件既定时，人口增长率降低，有效折旧率曲线会由于斜率变小而外旋，这时人均稳态储蓄水平将提高，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亦增加。将生育行为看作内生变量，假定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性，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多时，孩子质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孩子数量收益率，而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少时，孩子质量收益率低于孩子数量收益率。因此，在人力资本存量较少的社会，家庭选择多生孩子，对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少；而人力资本存量较多的社会，家庭选择少生孩子，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多。这导致存在两个稳态均衡，一个是欠发达的具有较多孩子与较少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另一个是发达的具有较少孩子和较多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至此，完成了对构思与逻辑梳理工作。正是由于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偏好所产生的对子女质量提高的抑制作用，使得农村长期处在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低增长率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而城市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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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低水平，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的需要，否则，我们的工作就要陷入被动局面。

一、健全养老保障体制任重道远

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到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二、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相结合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已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查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三、提高人口素质和关注成年人问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篇6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篇7

一、引言

宏观的高储蓄率是由微观家庭的储蓄行为导致的。根据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Franco Modigliani 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LCM），消费者通过调节边际消费倾向可以达到一生收入效用最大化，如通过储蓄把一生中高收入时期的收入转移到低收入时期，这种消费者行为理论就是经典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基于此理论，可以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来的，由于人们在年少和年老时无收入，因而会在成年期出于对子女教育、养老的考虑进行预防性储蓄。调查研究也证实我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1997年国家统计局抽取6250户非农业家庭，调查显示居民投资的第一意愿为储蓄，第二为子女教育，而储蓄动机中子女教育是第一位的。时隔20年之后，事实仍是如此。2005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居民的储蓄目的中，其一是子女教育，其二是养老。子女教育和养老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排在总消费的前两位。

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分析储蓄率的研究（董丽霞、赵文哲，2011；王德文、蔡?P、张学辉，2003）通常只考虑少儿抚养比和老龄抚养比的此消彼长，而忽视了家庭教育投资的提高所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而我国实际情况是家庭储蓄较大部分是用于少儿抚养，即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投资。因此，把家庭教育投资率看作一个内生变量将有助于更加准确合理地判断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本文首先利用孤波理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然后在戴蒙德（Diamond，1965）叠代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不确定性的预期寿命和生育率等变量，并假定理性人从自身的生命周期消费、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中获得最大效用，构建了一个在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家庭内部的微观决策行为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均衡动态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深入挖掘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二、人口年龄结构孤波分析

生育率的高低所引起的人口波动在年龄结构中具有孤波性质，由此会转化为未来的出生波、教育波、就业波、老龄波等一系列社会孤波，将对近期及未来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分析

描述人口年龄结构的常用工具是人口金字塔，它包括扩张、静止、收缩三种典型类型。扩张型表现为下宽上窄，属于真正的金字塔形。呈现的特点为少儿人口比重大，而老龄人口比重小，是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较高的结果。静止型金字塔的特征表现为各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分布均衡。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相当，未来的人口增长速度维持在零左右。如果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就会转变为第三种类型――收缩型。收缩型的表现特点为底部收缩、上部变宽，呈现的人口年龄分布为少儿人口比重缩小、老龄人口的比重增大。

本文利用普查数据和全国抽样数据画出了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14年以人口分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图（见图1―4）。从图形分布可以看出，199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呈现弱扩展性，儿童人口比重较大，而老龄人口比重很小；而2000年的年龄结构分布已属于收缩型的，到2010年和2014年年龄结构分布的收缩型趋势越来越明显，40―50岁人口占较大比重。

国际上根据0―14岁人口占比、65岁以上人口占比、老少比例和年龄中位数几项指标值，将人口年龄结构分为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三种。将我国人口各项指标与国际通用标准比较来看（见表1），2000年各项指标就已逼近老年型人口的下限，处于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期。而2010年的各项指标已经突破成年型的下限，表现为典型老年型人口结构的特点。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孤波分析

在一定条件下，非线性人口发展系统具有渐进稳定性，因此，人口演变可以用弱非线性作用下的波动方程来模拟。通常把非线性发展方程的局部行波解称为“孤立波”。所谓“局部”是指微分方程的解在空间中收敛于零或确定常数。

1. 人口结构孤立子理论模型分析。“孤立波”如果通过相互碰撞后并不消失，而且波形和速度不发生改变或只有轻微的改变，这种孤立波就是稳定的，稳定的孤立波便称为“孤立子”。通常将具有类似性质的物理现象和自然现象看成孤立子，如人口演变中由于生育高峰与低谷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的行为。

通常用以下方程来模拟人口演变过程，该方程称为Kdv方程：

其中，a表示孤立子的振幅。孤立波的波长与振幅的平方根呈反比，由此表明由于经济、社会及自然等因素的限制，人口在增长过程中，如果增长率过高，则波长就不可能过长。这里表示无穷远处的均匀态，即长期人口演变过程中趋于稳定的人口状态。令=0，=1，从（10）式便可以得到方程（2）的局部解：。

令，便得到如图5（Ⅱ）所示的钟形孤立波，相当于一个生育高峰。

2. 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孤立子特征分析。当时，孤立子具有稳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性质能刻画人口年龄结构的孤立峰的特征。图6是我国各阶段年龄结构分布曲线。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可以看出，0―4岁年龄段人口剧增，形成人口波峰，表明1985―1995年是人口生育的高峰期。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分布可以看出，1985―1995年生育高峰期所出生的人口成长到年龄10―14岁形成人口波。形成后，以c=1岁/年的稳定速度逐渐从低年龄组向高年龄组传播，到2010年时，形成20―24岁人口波。该次人口波到2010年已经成长为劳动力人口，因此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期非常有帮助。经过20年的传播，从到再到，人口波的波形、速度及波高都只有微小的变化，始终保持其产生时固有的特征，这就是典型的孤立子行为，因此人口波可以称为人口孤波。由于我国在1980年初开始实行严格“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经过10年的成长，形成了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中10―14岁的涡旋形孤立波（波谷），分别完整传播至波谷（20―24岁）、（30―34岁）。由此再一次显示了人口年龄分布的孤立子特征。

从1990年人口年龄分布曲线中20―24岁年龄段的波峰来看，这次波峰是由1965―1975年的一次生育高峰导致的，在此阶段还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水平较高。观察图6可以发现，该次生育高峰所形成的人口波比振幅大，波形更宽。与人口波类似，该人口波到2000年时，形成了30―34岁人口波峰，到2010年时，形成了40―44岁人口波峰。所以近10年我国人口红利丰富得益于该人口波。但再经过20―30年后，该次人口波将迈入老龄化阶段，将加剧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3. 人口孤波的经济效应分析。人口孤波在传播过程中保持速度、能量、相位等特征参数的不变性，在不同时期移动到不同年龄阶段时会产生不同社会效应，对经济造成影响。主要体现在生育、教育、就业和老龄化等几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图6中1965―1975年形成的人口波C和1985―1995年形成的人口波A。

（1）出生波。人口波C经过20年传播期，到1990年时正好都进入了育龄期，导致育龄妇女人数增加，产生一场生育高峰，由此形成人口出生波A。但是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现代生育观的转变，由人口波C传播到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而产生的人口出生波会发生变化。图6显示，人口出生波A相对于C的振幅和波长都有所降低，而A波经过20年传播又进入了育龄高峰期，所以在2010年左右又迎来一次生育高峰期，形成一次新的人口出生波D。从2010年0―4岁人口总量来看，这次人口出生波相对前次人口出生波的振幅又大大降低了。所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孤波行为决定了人口出生高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能对人口出生波起到削弱的作用。

（2）教育波。目前人口波A、C都已经通过了7―15岁年龄段，而正在形成的D波将在2012―2022年通过7―15岁年龄段，所以届时学龄儿童将有所增加。由于D波相对A、C波其振幅和波长都要小，所以2012―2023入相对于1972―1982、1992―2002的入要小得多，这样就造成了以前师资力量及教学设备的过剩，面临师资力量转移与教学设备的合理利用问题。这一现象早在2000年初在我国就已经出现，根据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要求，全国在农村范围内调整了中小学布局分布，主要采用“撤点并校”的方式，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同时，教育波的形成也会对届时的家庭教育支出造成较大影响。

（3）就业波。人口波C在1990―2010年的20年中，一直处于劳动年龄人口阶段，所以我国在这一阶段享受着丰富的人口红利。且人口波A经过20年传播后，目前正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阶段，所以2010年以后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增加。在A、C两个人口孤波的联合作用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丰富。未来20年内A、C人口波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多的廉价劳动力，同时降低社会负担系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4）老龄波。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及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从图6可见，三条曲线的尾部逐渐抬高，且人口孤立波逐渐向高龄组传播。这说明老龄人口总量及比重逐渐上升。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显著提高，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人口波A，尤其人口孤波C产生的作用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起重要作用。根据人口孤波的传播速度，2035年后C波传播至老龄组（大于65岁），2055年后A波完全传播至老龄组。届时，我国老龄人口将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将十分严重。按照国际标准，目前我国人口年龄分布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这是人口孤波作用的结果，即在人口孤波尚未传播至老龄人口组时，人口老龄化就已呈发展趋势，当人口孤波传播到老龄组时，将使老龄人口激增。老龄波的形成势必对家庭养老支出及社会保障体系造成较大的影响。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路径的影响

上述人口年龄结构分析表明，理性行为人的生育行为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果突破经典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假设，理性行为人不仅在消费和储蓄两者之间进行跨期的理性决策，还会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进行选择。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我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为了使我们的模型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家庭消费和教育投资对储蓄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基于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由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引致的储蓄动机变化对教育投资、储蓄率的影响程度。

（一）理论模型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阶段（总和生育率低于2.1），微观家庭的收入预算约束也随之发生转变，进而对其消费预算约束产生影响。

1. 理性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通常家庭由三代人组成：老年代（用下标t-1表示）、成年代（用下标t表示）及少儿代（用下标t+1表示）。

少儿代只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无劳动收入，其受教育程度取决于成年代对其教育投资和成年代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假定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其中A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常数，、分别表示成年代和少儿代的人力资本存量，表示成年代对少儿代的教育投资。

成年代从事劳动产生收入，同时伴随其产生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成年代需同时抚养少年代、赡养老年代。假定成年代具有单位时间为1，其抚养单个子女需要花费单位时间，假定子女数量为，共耗费时间为：。假定老龄代的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代赡养老人所耗费的时间为：。由此，成年代的工作时间为：。成年代单位时间、单位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则总收入为。假定成年代赡养老人的支付比例为m，赡养老人的总预期支出为。如果老年代死亡的情况下，其养老储蓄投资将作为遗产被成年代所继承。若为利率，老年代的储蓄率为，其储蓄总额为，则成年代所继承的遗产为：。成年代消费额等于总收入减去储蓄、子女教育投资、赡养老人支出，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2. 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生产函数同理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表示总产出，D表示技术水平常数，表示资本存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对求偏导，得到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其中。同理对求偏导得到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出清，那么社会总收入=社会总消费支出+储蓄。从微观个体来看，成年代总收入等于自身消费支出及储蓄、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赡养老人支出，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社会总收入=成年代消费支出+储蓄+对少儿代的抚养教育投资支出+老年代赡养费支出。即：

（14）式表明，如果上期资本完全折旧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

3. 家庭最优效用的储蓄率路径。假定成年代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决定储蓄率（）和教育投资（）。因此对（1）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则关于储蓄率和教育投资的一阶条件为：

（二）数值模拟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推导的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的变化路径及经济增长率，对模型中参数初始值进行设定，然后进行数值模拟。结合众多文献研究成果，资本产出弹性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张军，2003；王金营，2012）。老年代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的初始值设定为0.78（参考贺菊煌（2002）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赡养率约为0.41，故m的初始值设定为0.41。根据张、J?张和 R?李（Zhang， J. ， J. Zhang和 R. Lee，2003）对我国家庭实际情况的研究，抚养少儿代所花费的单位时间约为0.03，故的初始值为0.03；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约为0.628，故B=0.628。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变化的影响，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设定A=D=14.5（张、J?张，2003）。

本文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人口结构变化是由生育率水平和老龄人口存活率共同决定的。我国在短短30年时间里，经历了从两高（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两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因此本文模拟不同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龄人口存活率（p）的变化，储蓄率、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

1. 家庭教育投资率路径模拟。图7分别模拟了在生育率（TFR）为1、1.5、2三个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随老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演变路径。

首先，图中三条曲线的叠高说明了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微观家庭对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提高。家庭代际的依赖关系是靠“隐性合同”来维系的（欧利希，1991），成年代考虑到自身老龄阶段的消费支出，会在子女的质量（指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和数量之间进行选择。在养老动机支配下，储蓄、子女质量和数量都成为未来养老的源泉。所以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成年代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生命周期储蓄，还可以通过增加子女的数量、增加教育投资率提高子女质量三种方式来保证未来老龄代的消费支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已经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政策约束减弱的背景下，子女对于成年代来讲，其“投资品”属性要高于“消费品”属性。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增加生命周期储蓄和提升子女质量已经成为未来预期寿命延长的保障。在我国的城市地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城镇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上，“养儿防老”已不是主要生育目的，反而在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期，会不同程度地“啃老”。即便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农村地区，子女的素质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父母的重视，成年代会在生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由此可以解释目前我国家庭储蓄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居高不下的原因。

其次，由三条曲线所呈现的倒“U”形态可以看出，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理论模型来看，导致此种形态的原因是随着预期寿命延长，成年代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回报的确定性逐步提升，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成年代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然而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将引致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的延长使理性的成年代增加生命周期储蓄，且寿命的延长不可避免地发生代际转移支付（包括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保留遗产），由此造成了退休期的消费支出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竞争对立的关系。所以当老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家庭教育投资率会下降。本文数值模拟显示，老龄人口的存活率为69%时，家庭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2. 家庭储蓄率路径模拟。图8为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假定，本文所设定的储蓄率主要是衡量成年代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由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储蓄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经济发展初期，随着老龄人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储蓄以维持将来养老消费。此时成年代在自利动机下，子女对他们而言只体现了“消费品”属性，没有考虑其“投资品”属性，从而增加储蓄以备将来养老，导致储蓄不断增长。从新增长理论也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初期，人口死亡率高，用于储蓄的物质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要高于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资本回报率。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物质资本在不断积累，储蓄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资本边际回报率将不断降低，从而导致成年代不断降低家庭储蓄率，而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伴随老龄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家庭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家庭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3. 经济增长率路径模拟。图9为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图形呈现的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所引致的储蓄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生育率TFR=1的条件下，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要可持续很多。可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保持适当的生育率水平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三条曲线呈现倒“U”形来看，在老龄人口预期寿命较短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与之成正比关系，当预期寿命超过一定临界值后，经济增长速度与之关系成反比。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初期，预期寿命的延长使理性的人们增加生命周期储蓄，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了人们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回报的确定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将导致人口增长的减缓和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发展形成严重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退休期的消费支出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竞争对立的关系，这种资源的掠夺效应不仅体现在家庭的微观收支环节，还表现在宏观的公共投资预算过程中。当人们预期到老年阶段潜在的消费支出增加，又可能反过来影响人们在年轻时的生育行为，使他们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从而进一步加剧老龄化而阻碍经济发展。从本文的模拟结果来看，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7%；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5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59%，即生育率水平越低，经济增长的拐点来得越早。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孤波性质所产生的出生波、教育波、就业波、老龄波等一系列社会孤波会对经济近期及未来发展的影响分析，本文在戴蒙德（1965）叠代模型的基本框架下，加入预期寿命、代际转移支付、教育投资、养老储蓄动机等生产要素，分析了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水平的变化，微观行为决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包含养老储蓄、家庭教育投资、代际转移支付和预期寿命内生化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复杂。

通过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在目前可能的三种生育率水平下，由于成年代对子女的“投资品”属性和“消费品”属性认可的强弱程度不同，预期寿命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养老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在存在家庭代际转移支付和较低生育率水平的情况下，成年代普遍认可子女的“投资品”属性而弱化“消费品”属性，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居高不下。从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来看，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拐点来得比家庭教育投资率、养老储蓄率的演变路径要早，因此，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双重作用下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导致目前居高不下的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阻碍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在一个系统的整体框架下得到了关于生育决策、预期寿命延长、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丰富结论，这些分析结果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现阶段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尽管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不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约束生育行为下的低生育率水平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利；但是生育率太低又会导致人口的老龄化，在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的情况下，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对生育率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现在人们对子女质量的偏好已经超过子女数量，也就是说，目前的预期寿命水平已经达到需要放开生育控制的程度。由此可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政策的取舍，目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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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式起步运行于1992年，是最早进行改革试点、开展最为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20年间经过不断深入改革，制度逐步完善，基金管理日渐规范，业务操作手段不断更新，服务水平大大提高，功能日益完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了质的飞跃，实行了统一的统帐结合的制度模式，实现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来源由国家和集体全部包揽向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分担的转变。为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提供了强大保证和动力，在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未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给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带来巨大压力，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保证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一、人口结构及参保人员现状

2015年我国总人口为13.6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5年的78.5岁，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10%。如果按照惯例，把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的人口结构称作老龄化人口，则我国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了。由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比重迅速降低，老龄化速度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据专家预测，大约在10-20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影响深远，意味着支付压力会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大。以武汉市区2014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为例分析。从性别来看，男性参保多于女性，主要反映在50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不同是形成这种不对称的主要原因；女性在46岁左右明显高于男性，原因是女性退休年龄低，该年龄组女性在参保后短期内享受待遇，参保热情导致高点出现。再从年龄结构看，年龄在16-50岁部分基本分布均匀，但35岁左右人群处于谷底，大致出现两次高峰，一次是46岁前后，一次是27岁前后，前次与临近退休年龄，养老意愿迫切和政策对高龄困难人群的社保补贴有关，后次则是青年新就业进入制度。

从参保人员年龄分布看，参保的中位数为37岁，其中男性为38岁，女性为33岁。46岁年龄段人员较集中，男性3.8%，女性4.5%。按10岁分组，20-29岁人群比重最高，男性占24.7%，女性占29.8%。同时也可看出，未来15年退休压力较大，按到龄退休分析，2012-2016年将退休5.8万人，其中男性1.9万人，女性3.9万人，2016年是高峰，年退休1.6万人，比2011年到龄退休多近万人（2011年到龄退休6400人），2017-2021年将退休7.1万人，其中男性2.5万人，女性4.6万人，这一阶段也是女性退休高峰。2022-2026年退休7.6万人，比上一个5年增加0.5万人，15年间女性退休11.3万人，占57.9%。2027年以后在职退休将有所回落。在基金支付方面，从2001年支付5.1亿到2011年25.4亿，在未来15年中随着退休人员高峰的到来及退休金水平的不断提高，基金支付的压力是不言而语的。为保证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减小养老保险支付压力，除了在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征缴基数、提高征缴收缴率、加大稽查稽核力度等措施外，及时规范和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加快做实个人帐户进度和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育龄妇女生育率尤为关键。

二、几点建议

（1）首先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并将女职工的退休年龄逐渐提高调整到和男性同等水平。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提高。从当时的50多岁上升到目前的超过7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也逐年上升。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群体，教育培训的年限延长，人力资本投资周期延长，就业开始的年龄晚。若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不变，无疑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女性也和男性享有了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和工作权利，女性首次参加工作的年龄也与男性相当，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体现。而我国规定的女性退休年龄低于男性，而且沿用至今。女性不仅早于男性退休，且女性和男性的养老金水平也不平等，使女性的工作权利没有得到同等的对待和尊重。在国际上，很多成熟和完善的养老金体系都是采用男女同龄退休，退休年龄也大都较晚。发达国家中如美国、法国、德国、瑞士、加拿大、日本、韩国等，退休年龄都在60-65岁之间；发展中国家中如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除印度退休是58岁以外，其余也都在60-65岁之间。

（2）加快做实个人帐户进度和加大财政补助力度。1992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型，我国各地逐步建立起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前没有个人账户及资金积累过程，待这部分职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只能“挪用”后来人缴纳的养老金，从而形成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由于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金水平的提高，“空账”越来越大，全国至今已达到1.3万亿元，30年之后城市养老金“空账”规模可能达到6万亿元。仅武汉市区个人帐户规模也已达到62亿。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主要原因还是由制度改革措施不配套引起的，在养老制度由社会统筹向统账结合模式转换过程中产生的转轨成本，主要包括有：改革前退休的“老人”没有个人账户积累；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只有部分个人账户积累。如果改革时不为上述两类人员一次性补充账户积累，则转轨成本转由统筹基金逐年分摊，主要表现为：“老人”的一部分养老金和支付给退休“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而这部分成本责无旁贷是应该由政府财政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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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孕产妇死亡 影响因素 干预措施 临床意义

中图分类号：R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2）1-018-02

On the maternal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s

Wang Xianjie

(Guta District, Jinzhou City, Liaoning Provinc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Station, Jinzhou, Liaoning 121000)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factors, interventions and summarize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 Select an area from January 2005 to January 2011 maternal deaths in 48 case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linear statistical methods related to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ate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care of delivery, prenatal ca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te,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using contraception,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female literacy rate, enjoy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proportion of 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income are factors affecting maternal mortality, total fertility and maternal mortality whic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P> 0.05), other factors are all negative correlation (P

【Key words】maternal mortality factors interventions clinical significance

孕产妇死亡指的是育龄妇女在孕期内或从妊娠终止开始起42天内，包括在任何的妊娠时间、受孕部位及所有与妊娠或者是妊娠处理相关的因素造成的死亡，排除由于意外受伤或者偶然因素引起的死亡[1]。孕产妇死亡率是作为一个地区的妇幼保健水平、医疗卫生、社会经济的重要衡量指标。本文通过观察探讨孕产妇死亡的影响因素，总结其干预措施及临床意义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某地区2005年1月至2011年1月孕产妇死亡48例，年龄在20~38岁，平均年龄为31.5±1.4岁，孕次为1次有20例，孕次在2次或2次以上有28例，孕周在31~41周，平均孕周为35.5±0.6周；死亡原因为产后出血24例，羊水栓塞4例，胎盘早剥7例，产褥感染8例，其它疾病13例；阴道分娩28例，剖宫产20例；早产18例，足月产22例，胎死宫中8例；孕中死亡16例，产时死亡8例，产后死亡24例。产检次数在≤4次有11例（22.9%），产检次数＞5次有4例（8.3%），无产检33例（68.8%）；文化水平文盲4例，小学或小学以下17例，中学20例，大学或大学以上7例；家庭收入在1500元/月以下有36例（75.0%），收入在1500元/月或以上有12例（25.0%）。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与直线相关的统计方法对孕产妇死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2 方法 运用曲线配合、直线相关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对48例死亡的孕产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对其专业医护人员护理下分娩率、产前保健的实施率、采取避孕措施的人口比例、城市化人口的比例、总生育率、成年女性识字率、享有环境卫生设施的包括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比例、人均国民总收入均为孕产妇死亡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孕产妇的死亡率作为应变量y，以孕产妇的死亡比(maternal mortality ratio，MMR)作为衡量孕产妇死亡率的参考标准，进行二元Logistic的回归分析[2]。

1.3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组间比较采用相关系数r检验，以P

2 结果

专业医护人员护理下分娩率、产前保健的实施率、采取避孕措施的人口比例、城市化人口的比例、总生育率、成年女性识字率、享有环境卫生设施的包括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比例、人均国民总收入均为孕产妇死亡的影响因素，其中总生育率与孕产妇死亡呈正相关的关系（P＞0.05），其它因素皆为负相关的关系（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专业医护人员护理下分娩率与产前保健的实施率影响最大，其次为采取避孕措施的人口比例和成年女性识字率。见表1

表1 孕产妇死亡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n(%)]

3 讨论

本文中该地区的相关的医疗单位均具备独立预防及处理产科中产后出血、感染的医疗技术与条件，大力倡导住站分娩，安全分娩，尽可能地降低由于产科出血、感染引起孕产妇死亡的发生率。本文针对该地区2005年1月至2011年1月孕产妇死亡的案例进行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为更好地指定出有效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1）针对专业医护人员护理下分娩的影响因素，全面加强对医疗保健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业务培训，提高医站产科的助产技术，对应用宫缩剂类的药品进行严格规范，正确对待并识别各种高危因素，积极防治产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尽可能地降低孕产妇产时的死亡率；另外，需要建立并完善抢救孕产妇的绿色通道，保证各通道的畅通，医站内需要具备充足的急救人员、急救设备、急救车辆及备用血液等，以防万一，尽量防止发生因治疗不当或无法及时转诊导致孕产妇死亡[3]。（2）针对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影响因素，应全面加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严格控制并管理相关助产与终止妊娠操作的审批，坚决取缔由不符合相关医疗条件的单位进行助产或进行终止妊娠操作，尽可能地防止因卫生行政管理的原因引起孕产妇死亡，同时针对贫困、高危以的孕产妇，应进行重点扶持，并制定相关的措施，以免由于此原因延误治疗引起孕产妇死亡[4]。（3）针对成年女性识字率和产前保健的实施率的影响因素，应大力推广对孕产妇的产科知识教育与宣传，采用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普及至社区，展开广泛的扫盲教育，让孕产妇及其家人共同关注和了解相关的孕期保健知识、孕期孕检的重要性，督促定期产检，并且指导孕产妇学会自我监护，防治各种孕期并发症，尽可能地降低因文化程度低下致使忽视产检，引起孕期并发症，延误治疗导致的孕产妇死亡[5]。因此，对于降低孕产妇死亡，需要从医疗机构、孕产妇及其家人、乃至全社会一起进行防治，积极宣传孕产妇死亡的各种高危因素，指导如何有效防治，动员住站分娩，产时如何配合医护人员顺利生产，产后注意事项等，尽可能地将各种高危因素杜绝，保障母婴安全。

综上所述，针对相关孕产妇死亡的影响因素，做好孕期保健的宣教、规范产检、实施计划生育、采取住站分娩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根本保证与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 傅式琪，孕产妇死亡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5，(20)：2524-2525.

[2] 戈桂杰，孕产妇死亡影响因素与干预措施分析[J]，中国中医药咨讯，2011，3（10）：350-351.

[3] 曹江珊，代国红，杜玉开，737例孕产妇死亡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7，(22)：2163-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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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BBC电视台网站近期有一则关于中国的报道,讲述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在这个小村庄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状况日益严重,村子里的姑娘本来就不多,还纷纷出去赚钱,结果只剩下一些大龄未婚男人。

在全球危机中,“Dragonomics(龙的经济)”仍在迅速前行。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有报道称,中国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甚至有人预测说,到2017年,中国将力压美国,成为位居世界首位的经济大国。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不振,因此中国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担当起世界经济的“引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势如破竹的中国经济也会遭遇急刹车吗?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但最根本的挑战就是人口问题。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期,庞大的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中国为遏制人口激增,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推行“一对夫妻一个孩”的计划生育政策,从而降低了生育率。

随着生育率下降,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孩子逐渐成为劳动适龄人口,中国目前迎来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时代。按照预计,到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的2017年,中国劳动人口有望达到9.9亿的顶峰。如今中国虽然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但也在快速走向老龄化。如果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加,而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经济增长趋势就会趋缓,进入“人口负担”时代。

专家预测的老龄化冲击超乎想象。著名人口学家保罗-华莱士称这种趋势为“人口地震”。他表示,老龄化将使世界经济发生严重的地壳变迁。基于这种观点,一些西方专家指出,中国将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内迎来老龄化时代,准备必然不足,因此,乐观地认为中国将在21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开启“中国时代”、“亚洲时代”的人只是幻想而已。

计生政策面临尴尬局面

《大国空巢》是中国近年来热销的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著作,作者认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人口老化会扯中国巨龙的后腿。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生育率下降,60岁及60岁以上的居民占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会从2020年的16.7%增长至2050年的31.1%,这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

未来40年中国面临巨大挑战,竞争力有可能受到巨大影响。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对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令人惊讶,超乎想象:中国在2000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的10%,2010年达到12.3%,预计到2050年,世界老龄人口比例为21.9%,而中国将高达31.1%,仅次于发达地区的32.6%,位居第二位,而欠发达地区仅为20.2%,其中非洲为10.6%,亚洲为23.6%,拉美为25.5%,美国为 27.4%。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进入低中收入组别,社保制度刚刚建立十几年,在其他政策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未来40年,即建国100年时中国社保制度面临的挑战要比欧洲更为严峻,尤其与美国相比,“未富先老”和“幼稚社保”有可能使老龄化和社保财务负担成为中国的拖累,中国竞争力有可能受到巨大影响。

今天的中国,计生政策面临尴尬局面:表面上“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未变,实际上农村早已突破政策,再出台宽限政策似乎显得多余;普通城市居民,因生计的压力和养育儿女的沉重负担,即使放宽生育政策,经济能力的局限也使得其无法生育第二胎;最有实力、也最想突破政策限制的富裕阶层,他们的子女是用来继承庞大家产家业的,甚至是向西方提供“优质消费”动力的,而不是为了向本国社会提供劳动力。

人口负增长成发达国家之痛

人口老化冲击未来社会的现象,不只发生在中国,许多国家也面临人口老化问题,最严重的是发达国家。

2009年日本人口继续呈现负成长,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为负7.5万人,是去年的1.46倍,创二战以来最高纪录。日本厚生劳动省说,2009年有106.9万人出生,较前一年减少2.2万人,减幅2%,死亡人数114.4万,不但连续第9年增加而且创下日本政府1947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高,显示日本人口连续3年减少。日本人口老化日益严重,主要原因是老年人寿命不断延长,年轻人因担心生活及事业发展的负荷而延后成家,新生儿不断减少,人口持续负增长。

一名厚劳省官员说:“总人口递减趋势可能延续,因为人口老化导致自然死亡人数增加,已到生育年龄的妇女人数又不断减少。”厚劳省估计日本2009年新生儿人数,是二战以来仅次于2005年的最低水平。日本总人口1.26亿,估计至2050年将减少1/4。

由于日本妇女生育率极低,再加上国民平均寿命高居全球第一,日本抱着人口结构问题的定时炸弹,医疗与社保体系将承受极为沉重的压力。

在人口老化问题严重的南韩,生育率偏低已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南韩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之一,2008年的统计数字是每名妇女一生仅生育1.19名子女,许多人认为,南韩人口可能在未来10年出现负成长,根本难以满足劳动市场所需。负有提升全国出生率之责的卫生部,今年年初决定办公室每月强制提早熄灯一次,鼓励员工提早回家增“产”报国。负责人表示,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三,该部办公室提早于晚间7时30分熄灯,以便员工专注于“做人”与养儿育女,为国民作出表率。一名官员说,提早回家与提高出生率或许没有绝对的关联,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美俄:两个极端的对比

在发达国家,只有美国没有受困于人口老化,其社保基金增长速度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