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双减政策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双边贸易关系；辩证法

从历史的延续性角度观察，美国目前正在面对的所谓跌落"财政悬崖"问题的形成，其近年来所施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比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前，美国的实际负债于2008年底为9.99万亿美元，次贷危机后的美国实际负债11.8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至2010年达到13.53万亿美元，一路攀升至目前已经超过14.29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的状况。而同样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却使其能够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发展，明显看到两国经济发展效果的不同。

历史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教训，因此本文就针对2008-2010年的中美两国政府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手段进行回顾，并详细讨论其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一、应对金融危机美中两国的政策手段回顾及评析

美中两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同时拿起了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理论武器，通过引入"看得见的手"打出"救市组合拳"刺激有效需求，以期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刺激经济发展。其中，同样的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的是两国政策实施手段，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特点，下面就这两方面详细解释。

1、两国施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回顾

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看，两国政府都采用了大规模的宽松型财政政策和与之相配合的宽松型货币政策--布什政府实行了价值85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并国有化了一部分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金融机构，通过财政手段解决了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对实体企业进行了直接救助。奥巴马政府又推出了价值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和改进基础设施的手段改善实体经济情况。同时，美国采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调至了0-0.25%的水平，再贴现率下调575个基点，并向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创新金融工具实施紧急性救援，采取非常规手段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中国也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两年的总计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以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向增加投资来带动经济实体发展。相对应的货币政策有自2008年9月起，截止12月22日连续4次下调央行存款准备金率，连续5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促进人民币信贷投放，以期维持总体经济的增长。

由此看出，相同的"双宽松"的政策方向体现了两国面对金融危机的共同点，然而，两国政府在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上还具有很大的内在区别：美国的政策以货币政策为核心，注重刺激消费需求，在奥巴马政府的7870亿美元刺激计划中尤为明显是以减轻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转移支付来促进消费；中国则是以财政政策为主线，注重刺激投资需求，以四万亿的对基础建设的投资鉴证。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方面，美中两国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也存在差别，美国以增加政府财政赤字，购买国债的方式施行数量宽松政策；中国则是以发行国债来控制流动性。

2、两国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总体效果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刺激政策之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从金融危机冲击中缓解过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在2008年保持了上一年的总量水平（剔除物价因素后），虽然在2009年小幅回落，但于2010年很快恢复并较上一年增长了5385亿美元。中国则将经济增长稳定在了2008年的9.6%（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2009年的9.2%（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在2010年更是获得了10.3%（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的增长幅度，金融危机带来的本次冲击并没有减损较大的经济总量发展。其次，两国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2009年均呈现出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而与2008年持平甚至小幅降低的态势。随后由于中美两国政策推动经济迅速恢复，两国国内CPI水平也迅速恢复了金融危机前的增长速度。区别是：中国（内地，不包括港澳台）的消费者物价水平的控制较美国的控制慢，明显2008年CPI中国增长率超过美国。

二、金融危机前后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对立统一

1、从贸易规模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对立统一

从两国贸易总体规模角度分析，从2010年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看来，美中两国总出口水平基本上持平，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美国为18375.76亿美元，位列世界出口总额排名第一位；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为17526.21亿美元（较美国相差不足6个百分点），位列世界排名第二位。不过，美国贸易产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为77.33%，服务产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为22.67%，属于世界头号服务贸易提供者。中国的货物产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为88.86%，服务产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为11.14%。在两国的贸易结构上，美国擅长服务产品，属于世界头号服务贸易提供者；中国偏重贸易产品，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从中美双边贸易规模分析，2010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3865.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9.2%，较2006年的2631.15亿美元增长了46.9%。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金额为2837.8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2.1%，较2006年增长了73.2%。中国从美国进口金额为1027.3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8.2%，较2006年增长了39.2%。可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水平增长幅度较多，但是，金融危机的冲击给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商品带来的冲击较大。

2、从双边贸易差额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对立统一

经历金融危机冲击，暂时使得各自的贸易差额得到缓解（2009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3863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顺差为2201亿美元），但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刺激经济的政策等因素促使其贸易差额很快又扩大。2010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为-5000.3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43%。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为2320.62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95%。金融危机及其后两国的政策调整均未使其贸易差额的到明显解决。观察中国的逆差/顺差项目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以资本密集型为主，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美国对中国的低价格的产品进口需求强大，造成中国对美国的长期顺差。两国产品结构决定了中美间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这也是两国巨大贸易额的动力。

三、总结

金融危机中，在两国同时使用起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干预工具的同时，具体的政策实施方向却大相径庭：美国政府倾向于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刺激，寄希望于需求拉动经济；中国政府强调对实体经济的改善，以求利用投资拉动。体现了辩证法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特点。

金融危机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在大规模的政策下表现较好，经济整体恢复效果明显。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产生微妙变化。金融危机虽然造成了两国的贸易超调，但却在危机后很快恢复并深化了彼此的贸易联系。这体现了中美经贸关系依然保持竞争和依赖的对立统一。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M].梁小民，译.华夏出版社，1987.

[2]李扬，彭兴韵.解析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及其货币政策理念[J].国际金融研究，2005，（2）.

[3]李长久，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和启示，美国金融危机与中美经贸关系[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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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边际减排成本 价格下限 排放配额 碳价格 碳市场

一、问题的提出

据2012年2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管理问题和碳排放配额饱和，导致碳价格长期低迷。ICE公布的ECXEUA交易价格数据显示，2013年4月，碳排放配额价格一度跌破3欧元/吨。

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延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2012年初爆发的EUETS营运危机和EUA价格的长期暴跌严重打击了业界对碳市场前景的信心，挫伤了企业减排的积极性。为了保护企业减排的积极性、维持碳市场的稳定运营，有必要稳定碳价格，至少不损害排放量较低的企业的利益，即设置排放配额的价格下限。

二、制定排放配额价格下限的理论依据

价格下限是指可以出售一种物品的法定最低价格。当均衡价格高于价格下限时，价格下限没有限制性，市场力量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向均衡变动。当均衡价格低于价格下限时，价格下限对市场有限制性约束，市场价格等于价格下限[1]。

由价格下限的制定而引致的供给过剩问题，可通过政府收购方式解决。在碳市场中，过剩的排放配额可由政府收购，作为碳储备。碳储备制度是稳定碳排放权价格，平抑市场波动的关键所在[2]。当碳排放配额的市场均衡价格过高时，政府在碳市场中出售或拍卖储备配额，增加供给，以降低碳价格；当碳市场的均衡价格低于排放配额价格下限时，政府收购排放配额作为碳储备，促进碳价格回归。

三、排放配额价格下限的计算原理与方法

（一）回归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

先将双对数函数模型化为标准线性模型。对于形如的双对数函数模型，可令，，将双对数模型化为标准线性模型。其中，[4]。再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上述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量，得到曲线拟合方程。最后进行方差分析、计算拟合优度、对回归参数和方程进行检验，并解释模型含义。

（二）计算方法

依据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为了使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碳市场达到长期均衡，须依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将排放配额的价格下限设置在使出售配额的企业的经济利润等于零，即只能获得正常利润的水平上。因此，排放配额的价格下限应等于边际减排成本。

为了求出排放配额价格下限，需推导出边际减排成本函数。先对国内生产总值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进行曲线估计，选择拟合效果最好的模型。再由拟合方程推导出边际减排成本函数，并对得出的结果进行解释。

四、中国碳市场中排放配额价格下限的实际计算与论证

（一）实际计算

中国1960-2008年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和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亿吨）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使用SPSS软件依照上述建模方法进行操作得出，幂函数回归模型拟合度最高，且拟合结果的各项数据均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建立方程，即。其中，表示中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中国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随机误差项。令，，将双对数函数模型化为标准线性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出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即幂函数拟合方程为。模型的调整R2=0.908，F检验值为474.930，F检验的P值为0.000，t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因此通过检验。

在此模型中，=2.06>0表明，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增加1单位，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2.06个单位。通过对幂函数拟合方程求导，可推导出边际减排成本函数，即排放配额的价格下限为。

利用本研究中得到的中国的边际减排成本函数，可计算出1960—2008年历年的边际减排成本（元/吨），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如表2所示。

由上述计算公式可知，排放配额价格下限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一一映射关系，制定一个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就可唯一确定一个对应的排放配额价格下限。因此，在中国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制定年度碳排放总量上限的情况下，本模型也可应用于最低碳价格的预测。

（二）与其他研究成果的比较

徐呈旭就中国碳排放量与GDP二者的关系问题，建立了回归方程，研究得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就将变动2.1955个单位。与本文得出的结论较一致。陈诗一（2010）计算出中国工业全行业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绝对值的平均值为每吨2.68万—3.27万元。陈诗一（2011）估算出中国工业全行业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在2009年约为2000元/吨，并预测2020年将攀升至4000元/吨以上。高鹏飞等提出，当减排率在0%—45%之间时，各年的碳边际减排成本（以1995年美元价计）为0—250美元/吨。

五、结论

本文对中国碳市场机制的完善提出新的建议和具体方法，在中国碳市场中设置排放配额价格下限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推导出了幂函数形式的碳排放配额价格下限计算公式，为中国最低碳价格的计算和预测提供了参考依据，可借助该模型适当调控我国碳价格，以平抑碳价格剧烈波动引致的风险、维持碳市场稳定运转。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在计算排放配额价格下限过程中，未考虑交易成本。此外，Onno Kuik等将二氧化碳捕集与储存技术和气候等因素也纳入边际减排成本的计算公式中。Eva Benz等认为政策和管制因素及市场机制是配额价格的决定因素。在配额价格计算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 [M].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 王宇露，林健.我国碳排放权定价机制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2（02）：88.

篇3

各位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落实“五项管理”构建高效课堂，围绕这个主题讲三方面的内容：一、“五项管理”和“双减”；二、本学年教研主题；三、高效课堂小组建设方案。

一、“五项管理”和“双减”

最近教育部的“双减政策”成为家长们关注的热点，与“双减政策”一同落实的还有五项管理细则，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双减政策是指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而五项管理包括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这五个方面。重点讲作业管理和读物管理。

作业管理：

1.严禁布置机械性、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2.作业总量规定：学校要加强各学科作业统筹，严控书面作业总量。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安排适当巩固练习；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90分钟；

3.作业布置要求：作业难度不得超过课程标准要求、不得超出学生认知和能力水平，不将各种练习册、复习资料不加选择地作为作业使用。各校要在醒目的地方建立作业平台。作业要当堂布置，不得通过短信、QQ、微信等载体布置作业或课后临时增加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指派家长参加本该由师生完成的事宜，如打扫教室卫生、班级文化布置、装饰美化演出场所等。

读物管理方面

学校：在向学生推荐或选用课外读物时，学校不得违反《出版管理条例》、《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及中小学生课外读物12条负面清单有关规定。

学校图书馆购买课外读物时，不得违反《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有关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内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等活动销售课外读物。图书公司、书店、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进校设点出售图书。

未经学校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把关，学校（教师）不得接受社会捐赠课外读物。

禁止不良读物在校内流通。

教师：

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课外读物，不得以学校、年级、班级或家委会名义组织统一购买课外读物。

教师不得向学生推荐进校园课外读物推荐目录以外的课外读物。

二、本学年教研主题

以《陕州区中小学校本教研工作指导意见》为指导，以“导学案”为载体，以“导学检测”进行落实，采用“三段六步”导学方案，结合我校实际研究课堂教学，开展系列赛课活动，探究教学模式，打造高效课堂。

三、高效课堂小组建设方案

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的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小组合作学习就是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促进学生的学习，以团体的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

（一）如何划分学习小组

1.小组划分原则

小组划分应遵循“同质结对，异质编组，组间平行”的基本编组原则，根据学生各自不同的学业成绩、心理特征、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学习能力、家庭情况等方面组成学习能力相当的学习小组，一般以异质为主，使小组成员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个性化。

2.具体分组方法

每组6人；按照学生知识基础、心理特征、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学习能力、家庭情况等分为A、B、C三类，6人形成AA、BB、CC的组内成员结构。A类学生称做特优生，B类学生称做优秀生，C类学生称做待优生A、B、C类学生既有个性发展的类似性，又有学习程度上的不同。小组内的基本机构人员设置

（1）正、副组长各一名：正组长主抓全面工作，副组长侧重于纪律、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2）人人组内科代表：根据学生各科成绩的不同，设置组内科代表，每人负责1-2科的作业收交和导学案的批改工作。

3.小组长的作用

每个小组都是一个固定的学习组织，组长要充分挥其组织管理的作用，带领学生遵守班规和组规，按规定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课前组织好导学案和课本的预习，课中组织好各个环节的学习和活动管理，课后跟踪各项作业的完成情况。

（1）课前准备：要起到提醒、督促作用。提醒组员及时就位、摆放好学习用品、清理好桌面、等待上课。

（2）管理好本组的学科代表、学习对子、师徒关系。要组织、督促他们各施其职。

（3）理解、熟悉课堂各个环节的要求，并切实组织好课堂上的各个环节。

（4）关注组员状态、落实对组员的过关检测和帮扶措施。

（二）班级具体的评比要求如下：

1.每节课统计，每天评比，每周小结，每月、每期总结等。要求每个副组长统计出自己组的每个同学一天中参与课堂展示的次数，填写好表格。根据次数的多少排出名次。参与次数多的同学在第二天晨会上会受到全班表扬，并且积累作为评选月优秀个人的依据。对于参与次数少（或没有参与）的同学，由组长先了解情况、谈心交流，而且这部分同学要自己写出第二天参与课堂展示的目标，第二天进行跟踪。对于问题比较大的学生老师要亲自了解情况，和学生共同讨论解决办法和拟定目标。通过这种办法，一个月进行一次大的评比、表彰、奖励（建议奖励采取多种形式）。 2.设定各种荣誉称号（优秀组长、优秀副组长、优秀课代表、展示高手、点评专家等等），全班每周评选一次，设立专栏，贴照片进行公示。同样累计参选每月的文明称号的评选。

篇4

一、《方案》七大亮点

（一）采取“四到盟市”的措施

即资金、任务、办法、责任到盟市。《方案》要求，各盟市在自治区统筹监管下，制定各自实施方案，报请自治区并经审核批准后实施。“四到盟市”的措施有利于各盟市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更适合当地的相关措施，避免了在全区范围内搞“一刀切”。

（二）采用“标准亩”为计算方法

内蒙古草原面积达到11.38亿亩，东西跨度达2400多公里，从大兴安岭沿麓的草甸草原到阿拉善的荒漠草原分布着5大地带性植被，各类草场平均单产在23-191公斤/亩之间，载畜能力每个羊单位在7-106亩之间，各类草原产草量、载畜量差距较大。《方案》根据我区实际，以全区平均载畜能力为“标准亩”，按标准亩系数分配每个盟市补奖资金，实现了东部、西部的区域平衡，同时也为各盟市进一步分解资金提供了合理依据。

（三）实行封顶和保底措施

我区实行草原“双权一制”，推行草牧场承包经营时，集体所有草原基本以嘎差村为单位，以牧户人口或人口、牲畜数量相结合的办法，给牧户划分草牧场。因此，受到嘎差村原有草牧场面积、牧户人口和牲畜数量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牧民人均草牧场面积差距较大。《方案》中禁牧补贴、草畜平衡奖励以草牧场面积进行补贴，容易造成牧户之间补贴金额的较大差距。《方案》实行封顶和保底的措施，避免了农牧户补奖额度过高或过低，保障了绝大多数农牧户的合法利益。

（四）实施分期减畜制度

《方案》确定，禁牧区按照4:3:3的比例3年完成减畜。草畜平衡区原则上也是4:3:3的比例3年完成减畜，对于个别减畜压力大的旗县按照2:2:2:2:2的比例5年完成减畜。分期减畜降低了我区畜产品市场的供应波动和价格波动，也避免了农牧民收入的大起大落。

（五）在牧区优先实施

《方案》确定，在33个牧业旗市和其他地区牧业苏木镇、嘎差村优先覆盖。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加大了“三农”扶持力度，使各级财政的“三农”转移补贴快速增长，而牧区政策性补贴无论种类还是总量明显少于农区，成为影响牧民稳定增收的重要因素。为此，我区出台内政发[2010]1号文件，即《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牧民增加收入的实施意见》，对减缓农区与牧区、农民与牧民的政策性补贴差距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从整体看，农民的政策性补贴仍高于牧民。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优先在牧区覆盖，对进一步缩小农民与牧民的政策性补贴差距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六）坚持“五到户”

《方案》明确提出任务落实到户、补助发放到户、服务指导到户、监督管理到户、建档立卡到户。“五到户”不仅保障工程的顺利实施，也保障了农牧户的应得利益，体现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服务理念。

（七）建立动态监测与评估保障服务体系

为了及时掌握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的成效，将遥感卫星技术与地面抽样调查相结合，在机制实施区设置988个地面监测点，838个主要草原类型的调查路线样点，对植被生长状况、生态状况、家畜状况等30个指标进行监测，从植物种类、盖度、产量等13个指标进行评价。同时，草畜平衡区以牧户为单元的检测评价措施不仅有利于《方案》的顺利实施，更有利于在牧区建立全面、系统、动态的草原生态监测和评估体系。

二、几点思考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是继退牧还草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之后，国家做出的又一保护草原生态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广大农牧民期望已久的利国利民的工程，将为草原生态保护及农牧民增收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因地区差异和工程启动时间紧迫、任务重实施当中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可能带来畜产品市场波动

我区牧区草原冷季实际超载牲畜为1100多万个羊单位，禁牧区、草畜平衡区减畜任务以3-5年完成计算,每年减少牲畜300万个羊单位以上，市场畜产品供应量短期内增量较大，可能导致畜产品卖难、价格走低或不法商人趁机压价的现象。因此，各地政府要对禁牧区、草畜平衡区的减畜任务，以旗县、苏木镇为单位进行统一组织，在任务期内按季度进行再分解，避免因畜产品价格降低而造成农牧民利益受损。

（二）可能进一步拉大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异

以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为例，2010年呼伦贝尔4个牧业旗牧民人均纯收入为8518元，赤峰市5个牧业旗为4450元，相差4068元。采用分盟市标准亩折算系数，对以上9个旗草畜平衡金额进行初步测算，呼伦贝尔4个牧业旗牧民人均补贴金额为4000元以上，赤峰市5个牧业旗为300多元，差距较大。从牧区整体看，兴安盟、通辽、赤峰、乌兰察布等盟市的9个牧业旗和锡林郭勒南部3个牧业旗牧民人均纯收入普遍较低，其中11个旗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均低于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530元），只有通辽市扎鲁特旗略高于全区农牧民平均水平。兴安盟科右前旗牧民收入最低，只有3577元，不足全区农牧民平均水平的2/3。同时以上牧业旗草牧场面积小、人口较多，获取的补奖金额相对较少，需要采取相应的平衡措施。

（三）草原生态监测与评估难度较大

仅以牧区频繁多发的自然灾害为例，牧区有旱灾、白灾、黑灾、病虫害等各种自然灾害，每年在各地区发生不同程度的各类自然灾害。在监测、评估中如何考虑灾害影响及其程度，对相关技术人员来说，将面临诸多的难题。

（四）实施移民工程需要科学规划

《方案》提出，计划5年完成生态移民10万人。据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纲要，到2015年，我区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55%提高到60%，乡村人口由1105万减少到1008万，乡村人口减少100万左右。10万移民只占其中的10%，与我区乡村总人口比较不足1%。从以上数字看，10万生态移民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生态移民的重点在西部或中部的生态脆弱区，禁牧区内的很多嘎查村可能整体转移，对禁牧区来讲，移民比例不只是1%，而是百分之几十，甚至是百分之百。因此，移民集中区的各地政府要加强移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再就业等扶持力度，更多地鼓励和引导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等参与移民搬迁，采取多种形式，稳步推进，真正做到使移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三、几点建议

畜牧业生产是牧区主要收入来源，约占总收入的90%。加大牧区畜牧业生产性政策补贴，加快转变牧区生产方式，对牧区草原生态保护、现代化草原畜牧业建设、牧民稳定增收和边疆稳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牧区草牧场纳入农业保险补贴范围

自治区玉米、大豆、小麦、油菜籽、葵花等农作物已纳入国家和自治区农业保险补贴范围。牧区草场、牲畜等因受灾统计难度较大，一直未能纳入相关保险补贴范围，保险机构业未设立相关业务。目前，国家和自治区正在积极推进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将遥感卫星技术与地面抽样调查相结合，在机制实施区设置988个地面监测点，838个主要草原类型的调查路线样点，对植被生长状况、生态状况、家畜状况等30个指标进行监测，从植物种类、盖度、产量等13个指标进行评价。这对保险机构对草牧场的检测、评估提供了极其有力的条件，对牧区草牧场纳入国家和自治区政策性保险补贴铺平了道路。草牧场政策性保费补贴比例可参照农作物执行。

（二）牧区草畜平衡实施区继续实施休牧补贴

季节性休牧制度对牧区春季牧草的返青、沙尘危害的降低和全年草原植被盖度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和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把季节性休牧未纳入补贴范围，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工程只覆盖项目区内的草牧场，项目区以外的草场没有相应的国家和自治区扶持资金。例如，锡林郭勒盟12个旗县市全部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区，但是治理草原面积只占到应治理面积的20%，仍有80%的退化沙化草场在项目区之外。内政发[2010]1号文件确定，对未纳入国家和自治区生态建设项目区的季节性休牧草场，各盟市自行制定补贴办法和标准给予补贴。但大部分盟市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实施季节性休牧制度难度较大，今年春季部分牧区因缺乏相应资金未能实施季节性休牧。因此，需要把季节性休牧制度及相应补贴政策纳入国家和自治区长期扶持政策范畴，予以保障。

（三）扩大良种基础母畜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

内政发[2010]1号文件确定，对牧户养殖良种基础肉用母牛，每年每头给予50元的补贴；各地可在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的前提下，对年末未超过核定载畜量牧户的良种基础母羊及其他地方优势畜种给予适当补贴。各盟市按照文件要求对良种基础肉用母牛养殖户进行了补贴，但对良种基础母羊及其他地方优势畜种给予适当补贴的很少。目前，羊是牧民饲养的主要牲畜，马和骆驼数量越来越少，甚至濒临灭绝的边缘。因此，建议自治区对良种基础母羊及地方优良品种的驼、马的基础母畜也确定相应的补贴标准。文件也确定，牧户使用良种肉牛冻精，每头基础母牛每年补贴10元。在调研中发现，随着文件的出台或市场的因素，牧区很多地区冻精价格也提高了，水涨船高政府补贴基本给了冻精供应商。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冻精价格和质量监督力度，保障文件的顺利实施。同时建议自治区充分考虑市场的价格变动等因素，对市场敏感的冻精等的补贴采取年度调节机制，实施动态管理。

（四）加大草原畜牧业基础设施投入

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全区54个牧业、半牧业旗县畜棚面积仅6368.3万平方米，与牲畜存栏1.1亿只羊单位、畜均0.8平方米畜棚要求相差2431.7万平方米。而现有畜棚约1/3需要加固或新建；饲草料生产和加工机具缺乏，生产效率较低；饲草料基地不足，加之运距较远，外购饲草料成本高昂，很难解决休牧和冬季补饲问题，抗灾减灾能力较弱，部分牲畜还没有结束爬冰卧雪的历史。国家和自治区即将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草畜平衡区将成为牧区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区。建议自治区在在牧区实施百万肉牛、千万肉羊高产创建工程中，以标准化饲养要求，加大牧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抗自然灾害能力，提升个体产量，为增产牛羊肉17万吨打好基础。

（五）加大牧区合作组织特别是生产性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随着牧区畜牧业的发展，联户经营或生产性合作组织的建立，已成为牧区畜牧业经营方式的变化趋势。随着农业合作社法的出台，牧区各旗县也建立了不少畜牧业生产性合作组织。但是很多合作组织缺乏精明肯干、甘愿起带头作用的经纪人，只停留于形式上，对合作社牧户或附近牧民的带动作用及其有限。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扶持合作社的发展中，加强草场、良种、机械设备等硬件扶持的同时，通过大学生村官制度等方式，为牧民合作社输送更多专业人才。从政府层面，要加大合作社带头人的培训与培育，引导牧民合作社与农牧业龙头企业建立平等合作关系，帮助合作社引进和培育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的理念，完善和激活合作社经营理念，使合作社真正成为牧民的致富主要依靠，牧区畜牧业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

（六）制定畜产品储备和最低保护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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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碳交易，资源，罚款超额累进制，技术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数

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提出新险种，即碳排放保险，来促进我们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且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激励企业改良生产条件不断向集约型经济发展，以及加强碳排放量超标的风险管理，提升该风险的管理水平，同时也能提高企业追求低碳经济发展的意识。

二、碳排放保险的理论基础以及参数设置

在以下模型中，将涉及到收益最大化情况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设条件和碳排放量保险系数假设。

（一）收益最大化情况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设条件如下：

⒈CDM合理定价且价格恒定

⒉CDM在国内以及国际上能够无摩擦地自由交易

⒊企业不存在偷、逃税现象

⒋在保险期间内，企业的规模和产量不变

（二）碳排放量保险系数假设：

⒈国家标准碳排放函数

我们规定，国家在未来的时间里，会逐渐限制企业的碳排放量。因此，我们设定了一个“国家标准碳排放函数”，企业每年的国家规定碳排放量逐年递减。对于不同的产品生产企业，国家对其产品的允许碳排放量每年按照一定的减排量k进行减少（一定年限内），以促进企业改良生产技术，减少碳排放。假设：

At：企业在t年国家规定的排放量

A0：企业投保时，国家规定的碳排放量

AT：企业的国家目标排放量，即国家所规定的，在第T年必须达到的准许排放标准量

k：企业每年的平均标准减排量k=

因此，国家标准排放量递减-时间函数表示为：At=A0-kt，k=

⒉罚款额实现超额累积制

对于超过国家年排放标准的企业，国家统一进行惩罚性罚款，罚款额（P）由基础罚款（P）和超额排放累进罚款组成，对于超过国家标准的企业进行罚款额为（P），此后按照p=aX2+P进行累进的罚款，X=A-At为企业的超额排放量。即超排越多，每一单位罚款额增加越多。国家对于企业罚款收入，部分可以收归国库，部分可以对未超排企业进行鼓励性转移支付和对于购买碳保险企业进行适当补偿。

⒊碳排放保险保费

碳排放保险保费额应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放量，缴纳一定量的费用。I=f1At，f1是单位保费， At为国家标准排放量。保费也可以按照企业自身预估碳排放额，随企业自行购置投保额，此时单位保费为f2，其中f2＞f1，I=f2（At+X）=f2A，X为企业预估碳排放超排额。

⒋企业实际碳排放量： A

⒌免赔率：α

⒍单位保险金： θ

θ值由国家、地方政府以及保险公司根据地区差异共同设定，可以适当调整 θ值大小，促进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

⒎保险金赔付额：

当A＞At，保险金赔付额B=（A-At）*（1-α）*θ=X*（1-α）*θ；当A≤At，保险金赔付额B=0

⒏企业投保激励制度：

P1=d*p=d*（aX2+p），参数d即因为购置保险，国家进行的罚款减免系数，此系数0＜d＜1。此项制度是为了让企业积极投保，基本上应保障投保企业的减免额大于基础保费。

⒐若企业发生超额排放行为，即保险事故发生，则国家的实际罚款P2：

对于超过国家年排放标准的企业，国家统一进行惩罚性罚款，同时，对于已购置保险的企业，按照每单位超额排放量按照赔付率θ进行赔付。即企业实际罚款额为P2=P1-B=d*P-B=d*（aX2+p）-X*（1-α）*θ

⒑CDMs机制R1：

国家对于CMD的定价合理，在短期内，我们设定其价格不变，即单位CMD价格C元。当A≤At时，即企业未发生超额排行行为，企业能通过谈交易市场获利R1。R1=（At-A）*C

⒒保费返还额：R2

若企业未发生超额排放行为，即保险事故未发生，则对企业的部分保险费进行返还，返还额为R2。 碳保险年返还额应根据碳保险类型进行赔付，按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放量，缴纳一定量的费用的保险，按照R2=β1At返还，β1＜f1，β为返还比例。保费按照企业自身预估碳排放量和小于国家标准的排放额，即按返还率为 β2计算，其中β2＜f2，R2=β2At。最大保费返还额不得超过保险金额。

（三）技术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数：

运用EVIEWS软件对中国各省1994年-2007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进行拟合，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以及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等三项数据（见附录），得出技术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数。

由于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缺少1995、1996、1998年的数据，所以这里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弥补，将数据导入MATLAB，运用命令interp1（x，y，xi，‘linear’）进行插值，得出1995年、1996年、1998年工业数据是1108、1200.8、1373.5，单位亿元。

下面是数据建模的过程：

从以上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在经费较低的时候，废气排放量较高，而随着经费的提高，废弃排放量有了显著的降低，尤其在经费为0～80这一段中，废弃排放量下降了55%左右；而随着经费的进一步增加，其边际效应开始逐步体现，当经费从80增加到160时，废弃排放量只有约25%的下降。根据经验推测，应该使用logistic、指数、或者双对数进行拟合，经过比较检验，可知采用双对数函数进行拟合时的效果比较理想。以下对其主要过程进行详述。

双对数函数的形式如下：

lny=a+blnx

经过回归处理可得到如下结果：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数都是显著的，但是从DW=0.745758可以看出此结果可能存在自相关，所以检验是否存在自相关，这里对残差使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滞后阶数从1到10进行循环，可发现该方程存在二阶自相关，如下图：

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0.02

εt=ρ1εt-1+ρ2εt-2+ν

使用EVIEWS进行估计，可得到如下结果：

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数都是显著的，拟合度也很高。下面再对残差进行自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以看出，已经明显消除了自相关性。所以最终模型如下：

lny=2.185147-0.3590611lnx

得出该函数的经济含义：经费每增加1%，废气就会减少0.36%。所以有必要让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碳排放量，碳排放保险才有可行空间。

三、碳排放保险的模拟操作

由于现在大多企业采用粗放型生产方式，而未来发展趋于集约型，国家积极倡导企业产业优化，因此碳排放保险定义如下：积极促使企业改善技术和设施，减少碳排放。国家财政部应联合保监会和银监会设立碳排放基金，并通过财政支出对碳排放基金的成立进行注资，资金除了要保证补偿赔付外，还要保证基金能在合理运营中抵御风险。

（一）未购买保险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

⒈CDM>国家标准：

对于未购买保险的企业，保险公司不承担承保责任，不用进行赔付。但与此同时，国家对投保公司超过国家标准的碳排放量需要对罚款征收，按每单位碳排放量计算价格，对罚款额实现超额累积制度，即P=aX2+p。总收益为E1=-d*P=-d*（aX2+p）

⒉CDM 国家标准：

此情况即未引入碳排放保险的情况，企业只能对因为技术、机械设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国家标准的CDMs进行销售，无其他收入。总收益为 E2=R1=（At-A）*C

（二）购买保险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

⒈CDM>国家标准：

由于公司在超排前已经购置了碳排放保险，保险公司基于投保公司的保额进行赔付，将赔付款纳入碳保险基金。同时，国家对投保公司超过国家标准的碳排放量进行罚款，按每单位碳排放量计算价格，对罚款额实现超额累积制度，即P1=d*p=d*（aX2+p），参数d即因为购置保险，国家进行的罚款减免系数，此系数0＜d＜1。此项制度是为了让企业积极投保，基本上应保障投保企业的减免额大于基础保费。总收益为E3=B-d*p=X*（1-α）*θ-[d（aX2+p）+f1At]

⒉CDM>国家标准：

保险公司不用对投保公司的进行赔付，实现盈利。投保公司不仅可以对因为技术、机械设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国家标准的CDMs进行销售。同时，国家对投保公司低于国家标准的碳排放量进行补偿，按每单位碳排放量计算补偿额，此项支出来自于碳保险基金。总收益为E4=R=R2+R1=R2=β1At+（At-A）*C或者E′4=R=R2+R1=R2=β2At+（At-A）*C

由上述情况的分析可知，购买碳排放保险对企业在企业的排放超过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有利，因此碳排放保险可行。

四、关于我国碳排放管理方面的建议

（一）改善各省区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针对各省区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速度过慢，应当大力调整和优化各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尤其是要大力开发和利用绿色能源与清洁能源，提高其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具体而言，对湖北、重庆等省可以大力开发水电;西北地区则可以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光热利用等项目;农村地区则注重生物质能的开发和高效利用。对于某些省区特有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其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因此应当促进煤炭消费相关的技术创新，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二）合理控制煤炭产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由于煤炭生产加工业对地区CO2 排放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该针对煤炭行业采用相应的减排措施。首先，应当合理控制煤炭产量，从源头上减少CO2 的排放。例如，限制生产企业的规模、关闭生产效率低的小煤窑、淘汰高耗能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等。第二，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依托于技术创新来实现CO2 减排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例如，对于煤炭生产中所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加工和利用，从而减少废物的排放，并通过重复利用为企业产生经济利益。第三，对传统的煤炭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引导其逐步加大对其他可再生能源或绿色能源的开发，一方面实现控制煤炭产量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好准备。

（三）加快各省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不同省份经济发展的异步性非常突出，因此需要针对各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具体而言，对处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程中的省份，应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技术进步为目标，以提高技术水平和利用清洁能源为主; 对一些较发达的省区，应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以传统的煤炭生产或高耗能的重工业为主要经济命脉的省区，不仅要积极提高现有工艺的技术效率，而且要积极寻求其他清洁产业的发展途径。

（四）制定并完善各省区CO2 减排工作的分析制度。

在制定各省区CO2 减排政策时，不能单从全国排放总量排名的分布来决定重视与否，而应当针对各省区特定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趋势决定政策的实施力度。具体而言，对于那些CO2 排放总量很低，但是恶化程度较快的省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其CO2 减排工作。当然，前提条件是该政府必须要对本省区在全国的CO2 减排工作所处的位置和本省区的CO2 排放状况有真实和及时的认识，而这就需要建立各个省区的CO2 排放核算和比较制度，同时需要一定的相关专业人才进行分析和指导。

（五）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机制。

中国碳强度目标是一种自愿性目标，和国际承诺没有相关关系，不需要国际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考虑未来国内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关系，以及不同机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通过试点来解决。在欧洲，碳交易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其经验对中国节能减排有着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别涛，王彬．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中国构想[J]．环境经济杂志，2006，(11)：52．

[2]施天涛．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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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2日至14日，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以杜莉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绿色经济实现路径——中国碳金融交易机制研究”为依托，召开了“碳金融与绿色经济发展学术会议”。南开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中央党校、西南财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吉林省社科基金规划办、吉林财经大学以及吉林大学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追溯碳金融的理论基础及推动中国碳金融交易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一、碳金融交易理论基础追溯

理论是对规律的总结与归纳。吉林财经大学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关注碳金融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扩展。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指出，适应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开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责任。吉林大学杜莉教授认为，碳金融交易机制既承接了产权理论、功能金融理论、金融监管理论的现有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论的外延。

结合传统的价值理论，逄锦聚教授对碳排放交易标的的商品属性进行了认定。价值理论将商品定义为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逄锦聚教授认为，碳排放额的减少来源于技术改进，而技术进步离不开劳动，故碳排放额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劳动产品，一旦用于交换，便具有商品属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额度，实质上交换的是碳减排的技术以及协同的一系列复杂的人类劳动，故碳排放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使用价值体现在可用于碳减排活动，其价值体现为凝结在碳排放额度中的人类一般劳动。

北京环境交易所周丞认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场具有流转功能的商品，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货币。碳市场以产权理论作为依托，是科斯定理与现代金融的完美结合，产权的正确界定对于减少环境问题，避免公地悲剧具有重要意义。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将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理论根源追溯到的绿色发展观和以生态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生态主义，从指导实践的角度，强调准确界定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内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实践进展

1.碳市场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意旨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碳市场的顶层设计涵盖了基本制度设计、发展路径及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顶层设计的合理程度决定了碳市场的运行效率甚至成败。

中央党校郭兆晖将碳市场的构建路径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式：以欧盟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与郭兆晖均认为中国比较适合以日本为蓝本，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构建模式，积极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推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攻坚阶段，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即刻构建全国范围的碳减排体系的条件尚不成熟。郭兆晖建议以三年作为一个区间，逐步由区域性碳市场向全国性碳市场过渡。关于碳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郭兆晖认为，不仅要考虑环境有效性与成本有效性，也要关注产业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议由国务院确定履约期长度、排放上限、交易对象、管制行业，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配额分配、管理与抽查等供给机制的设计，构建一个囊括政府部门、常规金融机构、经纪商、交易所、法律服务机构、研究咨询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制度体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经济评价体系。

关于碳交易的机制设计，周丞认为应采用总量交易模式。首先，应创新总量设置模式，选择某年为基准年，将基准年之前已经运营的设施排放的温室气体设为存量，基准年之后的为增量。以存量作为总量控制的目标（Cap），效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期初采用历史排放法对排放总量进行分配，随后逐步转向拍卖方式。增量采用高基准线，规定若干年后，将部分增量转化为存量，进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设计碳市场的柔性机制，包括允许配额无条件储备，允许低效机制、履约期以三年作为基准、建立碳价格“安全阀”机制、建立配额储备库、不允许配额借贷等；再次，设计碳泄漏规避机制，即通过扩大管制区域范围、细化机制设计、输入产品纳入管制、降低境外产品需求等措施，减少碳泄漏；最后，设计碳市场的测量、报告、核查（MRV）机制。

2.碳市场及碳金融交易的实践

中国碳市场交易已初步试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为例，介绍了中国碳交易平台建设的实践活动。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业务线：一是由CDM、VER与“双特（特定行业特定区域）试点”所构成的多层次碳交易业务；二是节能量与排污权交易业务；三是由节能环保技术投融资、低碳转型服务组成的低碳发展业务。

当前，国际市场较为活跃的碳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碳信贷、碳基金、碳保险、碳期货、碳期权、与碳相关的金融中介服务等等。中国受制于碳市场起步晚、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动以绿色信贷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副研究员归纳总结了国外绿色信贷抗拒、规避、积极、可持续发展四个阶段，介绍了赤道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口信贷与环保指南、德国与日本先行国家的经验，梳理了中国.自1995年至今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开展过程中暴露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缺位、技术标准与风险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制度完善、产品创新等角度为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郑州大学武魏巍副教授从期货等衍生产品的角度切入，总结了国际现行碳交易平台期货、期权运作的经验，通过对比瑞典城市马尔默与中国大庆，深刻剖析了中国推出碳期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中国碳期货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吉林财经大学刘吉舫教授介绍了绿色保险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从理念培养、标准确立、产品创新等层面，对中国绿色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建议。

为推进碳交易及碳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陈柳钦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念，即推动思想环保、理念环保。此外，蒋南平教授建议尽快制定中国乃至全球的自然资源、能源消耗及补偿标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束缚，避免资本对自然资源统治力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应该将科技作为重要手段，加速生态修复和清洁发展。陈柳钦教授建议在产业布局过程中，要从网络、空间的视角着眼，避免思维和落脚点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助推

结合会议主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碳金融对碳市场发展乃至绿色经济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陈柳钦教授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提出“给金融一个支点，金融一定能撬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论断。蒋南平教授认为借助碳交易体系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碳市场份额，通过广泛意义的碳排放权全球营销，来捍卫国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低碳经济、推动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工具和抓手，能够为政府提供税费体系之外的转移支付手段，促进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引导GDP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转移等政策意图的实现。武魏巍副教授重点从碳期货的视角，归纳了碳金融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碳经济效益、增强碳交易话语权、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点，逄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金融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应更多关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匹配，避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杜莉教授认为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低碳经济的助推，而风险防控机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碳金融交易作为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其进一步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研究队伍的搭建与合作模式，逢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团队中，首席专家的科研与管理水平，决定了该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层次和质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责、权、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务到人、经费到卡，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协同作用，挖掘科研协作的潜力。

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研究体系的架构，杜莉提出应将金融思维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结合，从供给机制、需求机制、价格机制、风险防控机制以及效率与溢出效应评估五个相互衔接、互相影响的环节切人，避免现有单一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针对杜莉教授提出的架构，曾刚副研究员进一步强调了供给机制在碳市场构建中的关键地位，认为碳市场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供给机制是碳金融交易机制的核心，配额总量的设置、分配模式的设计、管制对象的选择、碳金融产品的创新与选择对市场需求、价格、风险甚至运行效率与溢出效应均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供给机制的科学与合理程度决定了碳金融体系的成败。

篇7

关键词：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税收筹划

一、引言

财政公共性作为财政的基本属性，凸显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表现为政府实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活动的相应财政支出，要求政府政策考虑国民利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正是强调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更大的作为；与此同时“大部制”的实行彰显了政府机构精简的决心，追求政府规模的控制。政府规模怎样影响财政公共性？怎样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本文尝试通过对20年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财政公共性的研究较早，也较深入，近年来，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目标的提出，财政公共性的研究再次成为理论热点。李一花（2000）[1]通过对财政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分析认为，应在承认财政是两者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淡化财政的阶级性，强调财政的公共性，并指出应解决好财政支出的“缺/越位”问题，以有利于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崔潮(2009)[2]在分析了财政公共性公共指向、时空依赖、整体性下的层次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指出财政支出“越/缺位”现象是财政公共性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现，主张推进财政公共性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张映芹（2009）[3]指出财政公共性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与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主张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认为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财政公共性的基本价值理念.

对于政府规模的数量方面衡量指标的选取,国内学者的大多意见统一,王波(2009)[4]认为有政府财政开支占GDP比重、行政机构数量和公务人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重三个基本指标，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不能盲目提倡小政府，应找到使市场与政府作用得到最大发挥的平衡点。吕炜，单双（2009）[5]则构建了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两种新指标，运用1997-2006年21个代表省市数据运用CLS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目前对于政府规模对财政公共性的实现及变动的影响的分析较少，本文想以全国各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实证分析，希望得到有效结论。

三、模型构建

由于财政公共性概念的抽象性，目前并无一致认可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是财政公共性的实际表现，而前者的获得又是通过财政支出中相应项目形成，因而本文采用将每年政府（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财政支出中用于国防、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加总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公共支出水平，用公共服务支出表示，该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中社会文教费（具体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教育费附加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这三个指标值的总和。同时考虑为避免价格因素对数据造成不必要扰动，把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水平，对其余年份进行平减后的数据作为模型数据；对于政府规模，在数量指标的衡量上可以采用行政机构数量、政府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和政府财政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标准。本文采用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总）消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例衡量，并免于受价格水平影响，用消费支出/GDP表示。其中政府消费支出这一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表一公共服务支出及政府消费支出比重（单位：亿元）

年份

公共服务支出

价格指数

平减后公共服务支出

gdp

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gdp%

1978

359.64

100

359.64

3645.2

480

13.17

1980

554.91

109.5

506.77

4545.6

659

14.5

1985

931.75

131.1

710.72

9040.7

1184

13.1

1990

1646.54

216.4

760.88

18718.3

2252

12.03

1991

1823

223.8

814.57

21826.2

2830

12.97

1992

1983.49

238.1

833.05

26937.3

3492.3

12.96

1993

2293.91

273.1

839.95

35260

4499.7

12.76

1994

2967.93

339

875.5

48108.5

5986.2

>12.44

1995

3456.81

396.9

870.95

59810.5

6690.5

11.19

1996

4101.7

429.9

954.11

70142.5

7583

10.81

1997

4733.7

441.9

1071.22

78060.8

9007.32

11.54

1998

5723.6

438.4

1305.57

83024.3

10041.42

12.09

1999

6905.22

432.2

1597.69

88479.2

11263.46

12.73

2000

8291.85

434

1910.56

98000.5

13375.82

13.65

2001

9729.49

437

2226.43

108068.2

16154.77

14.95

2002

11947.57

433.5

2756.07

119095.7

18218.72

15.3

2003

13124.25

438.7

2991.62

135174

20971.82

15.51

2004

15315.45

455.8

3360.13

159586.7

24358.69

15.26

2005

18111.9

464

3903.43

184088.6

27092.29

14.72

2006

21793.71

471

4627.11

213131.7

31930.41

14.9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6》收集整理，由于文中公共服务支出这一统计指标是新构建的，现有数据资料不能提供相适应的价格指数，暂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运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到公共服务支出与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成正比，表明财政公共性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当期政府规模。同时我们注意到，该模型不能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解释公共服务支出的全部变动，这说明不能一味靠增加政府消费、扩大政府规模来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这就为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建议可以阐述为以下几点：

1.加大对目前财政支出“缺位”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所谓“缺位”，是指按照财政公共性的要求，应该但尚未发挥应有作用的财政支出项目。虽然自1990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以平均每年约为17%的速度增长，但基础性科研、基础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投资比重仍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扩大消费规模，以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合理，同时也将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有助于关注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2.逐步消灭财政支出的“越位”现象。与“缺位”相反，在某些领域财政支出干预市场起到了负面作用，即对竞争性领域有较多参与，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些领域，财政支出应有所限制，以免干扰我国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职能的顺利实现。

3.政府机构改革“精简”的基础上更要“增效”。诚然冗员的机构导致行政管理费的无谓扩张，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大部制”的改革自实行以来，已取得很好的反响，但改革仅停留在精简机构、裁撤人员上远远不够，盲目追求政府规模的减小更不可取。由以上模型分析我们得知，财政公共性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规模，盲目“减员”不但不能“增效”，反而会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明智的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在把人员编制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4.合理利用政策滞后效应，提高财政支出资金利用效率。单纯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忽略以往政策的滞后影响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在政策实际执行中产生偏差，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者“过犹不及”。通过对政策滞后效应的研究，掌握其规律，更恰当的安排财政支出，不但可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能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这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财政支出的绩效提升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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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潮.论财政的公共性及其演进[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5).

[3]张映芹。民生本位时代的财政公共性——基于公共福利价值目标视角的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篇8

按照会议日程，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的扶贫工作情况。主要介绍三方面内容：一是中国扶贫工作基本情况；二是中国在扶贫领域的国际合作情况；三是我委承担的主要扶贫工作。

一、我国扶贫工作基本情况

自*年我国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到*年底减少到2365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贫困发生率）由*年的30.7％下降到*年的2.5％。目前，除部分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及鳏寡孤独、残疾人等社会保障对象外，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

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大量中央扶贫资金和扶贫政策的支持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这一成就是靠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及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体制改革的直接推动取得的。从*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鼓励农民发展经济，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

多年来，我国在扶贫方面的主要经验和作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始终把扶贫工作当作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高度重视，分别于*年、*年、*年、*年四次召开中央扶贫工作会议，进行动员部署。适时出台政策，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

（二）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在减贫过程中，我国始终把改善经济发展条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重点，注重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为长远、稳定发展打好基础。开发式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三）不断增加投入，积极采取优惠政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央共安排各类扶贫资金3200亿元。其中，无偿资金1600亿元，贴息贷款1600亿元。近年来，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年达到137亿元，比上年增加7亿元。同时，国家其他建设资金和项目也积极向贫困地区倾斜，并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对贫困地区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四）认真做好规划，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工作。结合我国国情，中央政府分别制订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年－*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2010年）》等扶贫战略和规划，按规划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切实可行的，且成效显著。

（五）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多年来，政府部门积极引导贫困群众主动参与扶贫，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依靠自己的双手建设家园。这是搞好扶贫开发的决定因素。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是：尽快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巩固扶贫成果，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为达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进入新世纪以来，本届中央政府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将对推动我国的减贫进程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扎实做好各项扶贫工作，既定的扶贫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将会对世界减贫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二、我国在扶贫领域的国际合作情况

贫困是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缓解和消除贫困，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我国政府支持国际组织和有关机构把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作为首要目标和重要任务，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扩大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相互投资，积极探索南北合作的新方式。

多年来，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积极支持中国的扶贫工作，先后在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扶贫项目，成果十分显著。例如，世界银行自1995年以来先后在我国实施了西南地区、秦巴山区、西北三省地区、英国政府赠款软化世行贷款扶贫等四期扶贫项目，贷款总额约7亿美元，涉及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等西部8个省约8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此次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与我司合作开展的扶贫项目，虽然资金规模不大，但效果很好，这也是国际合作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上述合作项目为中国的扶贫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同时，我国政府结合自身实际，努力支持其他国家开展的减贫行动。在11月初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主席庄严宣布了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从投资援助、优惠贷款、免除债务、开放市场、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上，总理庄严宣布：在*年对非洲开发银行的“非洲开发基金”捐款5000万美元的基础上，再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发展基金”捐款3000万美元，并另外捐款*万美元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中国扶贫和区域合作特别基金”，用于亚太地区的扶贫和区域合作。今后，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逐步增加对贫困国家的发展援助，并将继续在南北对话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世界缓解和消除贫困事业做出贡献。

三、我委承担的主要扶贫工作

按照国务院规定，我委承担的扶贫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研究制定国家扶贫的目标、方针和政策；二是研究提出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建议，编制并组织实施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计划；三是编制国家以工代赈计划，指导并检查监督以工代赈工作；四是提出重大扶贫项目的审核意见；五是参与扶贫领域的国际合作。

近年来，围绕国务院赋予我委的扶贫职责，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参与研究制定扶贫方针政策。与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扶贫形势、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建议供中央政府决策参考。近几年，我们积极参与了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年）》、确定国家扶贫重点县、管好用好中央扶贫资金等工作。

（二）开展调查研究。为打好工作基础、拓展工作思路，围绕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增加贫困农民收入等热点问题，多次深入全国贫困地区调研，并组织专家开展课题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基层的实际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参与研究制定扶贫政策提供了依据。

此次我们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加拿大西部经济多元化办公室合作开展的“中国扶贫重点区域划分及发展思路研究”，也是我委扶贫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积极开展扶贫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为做好“*”期间的扶贫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我们正在研究制定《“*”以工代赈建设规划》和《“*”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完成规划制定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专项规划，有重点、有计划地实施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四）管好用好专项扶贫资金。按照国务院职责分工，我委负责管理以工代赈资金和易地扶贫搬迁试点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每年40多亿元，主要用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基本农田、农田水利、人畜饮水、乡村公路、小流域治理等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易地扶贫搬迁试点资金每年10多亿元，帮助生活在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地区、需要搬迁的贫困群众改善住房、道路、水利设施、学校、卫生院等必要的生产生活设施。需要说明的是，搬迁工程是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实施的。为管好用好两项资金，我们分别制定了《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的实施意见》。

上述两项资金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此次考察，加方各位代表在陕西省、贵州省都能看到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方面的建设项目。

（五）参与国际扶贫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开展利用世行贷款、日本协力基金等外资扶贫项目。我们主要负责项目建议书批复等审批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扶贫会议和论坛。通过参与国际扶贫交流与合作，既能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好的扶贫经验，又能宣传我国的扶贫工作和经验。

此次我们合作开展的中加政府合作项目，也达到了这一效果。按照去年8月双方商定的合作计划，今年3月和6月，我司先后组织了两个考察团，分别侧重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加拿大政府扶持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多元化的经验和做法，共有我委和14个省份的29位同志参加了考察。在加拿大西部经济多元化办公室的精心安排下，考察团的成员了解了加拿大公共政策的执行、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机制，以及对中小企业、土著居民、妇女的扶持情况，收获颇丰，印象深刻。这将对完善我们的扶贫机制，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我相信，此次阿德斯女士一行通过对陕西省、贵州省考察，也将对中国的扶贫留下深刻印象。

篇9

自实施健康扶贫各项政策以来，县卫健局贯彻各级脱贫攻坚工作总体部署，有效落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任务，强化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千方百计为贫困人口提供公平安全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提升贫困人口健康素养，培养贫困人口的健康主体意识和能力，取得了较大成效。现将健康扶贫工作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署推进情况

县卫健局多次健康扶贫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县健康扶贫工作，按照上级提出的新的工作要求，全面抓好落实。全县贫困人口就诊绿色通道畅通运行，“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制度全面落实，贫困人口疾病分类救治和大病专项救治稳步推进，实施健康扶贫防病先行专项行动，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服务全面落实，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因病致贫返贫问题明显得到遏制。

二、工作完成情况

（一）继续实施了三重医疗保障政策。三重医疗保障政策连续实施，确保了贫困人口城乡医保个人缴费降低、起付线降低、大病住院不设起付线，报销比例提高、封顶线提高、医疗救助比例提高，实现了“三降三升”。2019年以来，全县共提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救助待遇26288人次，提高待遇补偿2346.37万元；其中基本医疗5223.43万元，大病保险104.78万元,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比达90%以上。

（二）继续落实了“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政策。在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和乡镇卫生院开设贫困人口看病住院绿色通道,贫困人口个人住院无需缴纳押金，出院结算时只缴纳个人自付费用；贫困患者住院出院手续精简，在办理出院时做到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最大程度的方便贫困患者。截止目前，全县共实现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17321人次，完成了贫困人口住院合规费用自付比不超10%的工作目标。

（三）继续开展了21种大病贫困患者集中专项救治工作。明确定点医院为县医院、成立救治专家组、制定诊疗方案、规范救治流程，进一步细化人员台账，对罹患21种大病患病人员的病种、救治状况进行分类，有序组织救治对象到县医院进行救治，统筹做好政策衔接、资金安排、人力调配，对新增加患者精准录入信息，及时进行救治，救治对象实行动态管理，按时报送救治进展情况，及时更新救治台账，做到了精准到户、精准到人、精准到病并组织专人在健康扶贫系统中填录救治信息，确保了专项救治工作落实到位。全县共有贫困大病患者719人，截至目前，集中救治719人，救治率100%。

（四）继续做好了贫困人口慢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健康状况核查，掌握农村贫困人口健康状况，优先为农村贫困人口每人建立一份电子健康档案，定期核实更新，实行动态管理，做到了全县贫困人口全部建档。对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按照“慢病管理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结合、集中履约服务与义诊相结合、健康教育与健康干预相结合”原则，组建服务团队，逐户走访，逐人签约，切实履约,细化服务内容，形成特色签约服务，对签约服务相关档案实行分村分类和双编号管理，共签约69772人，签约服务率100%。

（五）继续提高了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县医院迁建已经开工，以县医院为龙头的医联体建设和远程医疗服务正在扎实推进，完成了19所乡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完成了142个贫困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并配有乡村医生，卫生室面积达到了60平米以上，四室分开，县政府还拿出财政资金200万元为村卫生室配备了制氧机、病床、TDP电磁波治疗仪、电子血压计等基本临床医疗和公共卫生两大类设备，并为贫困村卫生室安装了水、暖、电等配套设施，确保了村卫生室规范运行。

（六）继续开展了对口支援帮扶和实施“春雨”工程和“春雷”行动。继续接受市级三级和二级医院对我县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对口支援帮扶，制定详细对口帮扶对接方案，与上级对口帮扶医院精准对接，签订帮扶协议书，明确帮扶目标，明确派驻团队，根据全县实际情况采取“组团式”支援方式，到各受援医院进行驻点帮扶。扎实实施“春雨”工程和“春雷”行动，切实提升了全县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七）继续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我县共有18名订单定向医学生，截至目前11名订单生正在进行为期三年规培，规培结束的7名医学生已有3人到岗上班；我县近三年来共招聘73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基层乡镇卫生院；集中组织培训了全县各类医疗机构从业人员1500余人次。

（八）继续深化了公共卫生保障能力建设。一是依据农村贫困人口不同健康状况，实施分类干预，加强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健康管理，因户因人精准施策，逐步减少和有效控制农村贫困人口各类疾病的发生，降低实际医疗费用支出。目前全县累计发放各种健康教育宣传手册70万份，通过门诊、入户、电话等形式开展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普及，针对不同服务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和指导。二是全面实施儿童营养改善、新生儿疾病筛查、白内障免费筛查和手术治疗、孕前优生健康免费检查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组织全县各乡镇做好宣传发动，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组织工作人员下乡进行免费孕前优生检查，免费为所有农村孕妇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三是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肿瘤登记、随访管理，免费实施“两癌筛查项目”。四是委派医师参加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加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截至目前，全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总数为2681人，规范管理率为95.86%。五是结核病、艾滋病和地方病等疾病的防治和宣传工作在持续加强。通过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和及时巡诊体检，确保人民群众少得病和有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源头上减少了因病致贫返贫情况的发生。

（九）继续强化了健康扶贫政策宣传，提高贫困人口知晓率。通过利用宣传品传播健康扶贫政策、利用培训班层层解读健康扶贫政策、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健康扶贫政策和利用健康体检面对面讲解健康扶贫政策，确保了贫困人口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达到了100%，基本做到了“一家一张明白纸”、“一家一个明白人”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一家一份实用工具”。

三、推进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下发了健康扶贫工程实施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由政府主管县长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由县卫健局局长兼任，卫健局成立工作专班，层层传导压力，夯实责任，细化任务，为确保健康扶贫各项工作领导有力、开展有序、落实到位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建立健康扶贫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判形势，及时整改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全县各项脱贫攻坚工作统筹推进、同部署、同安排和同检查。

（二）强化医疗三重保障。资助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医保，做到100%全覆盖；实行政策叠加，建立三重保障机制，医保基金支持，提高政策内报销比例，降低起付线，降低贫困人口自付比例，贫困人口实现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划卡结算，对21种大病贫困患者实行集中救治；完善医保付费总额控制制度，实行重点药品监控制度，控制药占比，提高基药使用率，实行临床路径管理，防止过度检查用药，降低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和自付比。

（三）强化督导检查落实。建立督导包联工作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对工作进行大排查，进村入户大走访，及时发现基本医疗保障存在问题，认真解决问题，确保健康扶贫真正让贫困群众受益，有效减少因病致贫返贫。同时制发健康扶贫工作提示，确保各医疗机构按照要求规范开展健康扶贫工作。

四、典型亮点工作

（一）对重点大病针对性救治，减轻贫困群众就医负担。我县在做好21种大病集中救治的基础上，又针对我县比较多的终末期肾病患者提出了具体的专项救治办法，一方面是县医院在房屋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扩建血液透析室，购置12台高通血液透析机、6台血液透析滤过机，并更新先进的铹尔水处理系统1套，在现有人员基础上为血液透析室增加执业医师1名，执业护士8人，不断提高医疗救治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对全县所有终末期肾病患者集中到县医院进行血液透析维持治疗，县财政为透析患者每次补助100元。同时，血液透析患者是本县农村户籍的全部纳入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门诊慢性病统筹、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综合报销比例达90%以上，通过财政补助和增加报销比例，切实减轻了透析患者的就医费用负担。三年来共治疗患者49498人次，县财政投入资金474万余元。

（二）“健康扶贫、大型义诊”活动的举行，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在市卫健委的大力支持下，我县认真研究、精心组织，举全市医疗卫生之力，25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针对我县142个贫困村逐村开展义诊活动，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举行一次，共义诊4万余人次，免费发放药品60余万元。通过举行“健康扶贫，大型义诊”活动，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全县贫困人口签约率100%，特别是双山子中心卫生院结合市人民医院专家义诊活动中，一天就签约35户72人，在全县起到了家庭签约履约服务工作的带动示范作用，不仅有效提高了群众对健康扶贫政策的知晓率，又大大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三）“春雨”工程和 “春雷”行动的实施，全面提升了基层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自2018年省市卫健委组织开展“春雨”工程和“春雷”行动以来，各乡镇卫生院按照帮扶医师不同专业安排在不同科室，指导卫生院临床医生进行病例讨论等理论联系实际工作，开展带教诊疗活动，切实提升了乡镇卫生院的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如:到双山子中心卫生院的帮扶人员孙伟同志，带领卫生院临床大夫进行病例讨论，讲解急诊急救的要领，开展门诊服务，每天接待辖区内患者二十余名，增加了卫生院的门诊诊疗量，提升了对门诊患者的医疗救治服务水平；到肖营子中心卫生院的帮扶人员肖书娟同志，帮助卫生院开展了宫颈癌筛查、白带常规检查，改善了卫生院妇科在人们心中的新认识，改良了卫生院对疝气手术的做法，使得病人的复发率明显减低，增加了病人对卫生院的信任度，有力的推动了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到木头凳中心卫生院的帮扶人员鲍艳红同志建议由她牵头建设中医理疗科，采购必要的设备，利用全县脱贫摘帽迎国检前夕下乡免费健康体检的机会，为贫困人口进行诊疗，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截至目前，该院中医理疗科共治疗4000余人次，收入由0元上升到20万余元，专家们在出诊的同时还为该院医生们讲课、带教查房，使该院年轻医生们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

五、存在问题建议

一是由于我县贫困家庭外出务工人口较多，留在家里有好多是疾病、残疾和孤寡老人，健康扶贫政策宣传“一家一个明白人”还未全部覆盖，有待创新方式方法，确保做到“一家一个明白人”。二是村卫生室实施乡村一体化“六统一”管理后，乡村医生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还未建立，乡村医生青黄不接问题突出，人员工资保险待遇保障机制也未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级卫生室的整体规范运行。三是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毕业规培后，不到岗上班问题突出，还缺乏刚性约束机制。四是贫困患者住院时，医保目录外用药、耗材、检查等与患者签订的知情同意书还不是很规范，存在漏项；五是在家庭签约履约服务记录中的处理意见不精准，针对性不强；六是青龙镇还没有卫生院，全县还有9个非贫困村没有建设集体产权的村卫生室。

我们在全力继续做好健康扶贫各项工作的同时，提出如下工作建议：一是建议国家层面出台支持性政策，进一步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待遇，解决医技人才招聘难、留住难的问题，加大对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医生老龄化严重青黄不接的问题。二是建议国家层面加大对贫困县非贫困户医保缴费补贴力度。目前，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过程中，低保、特困供养、重残人员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四类人员”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给予全额资助，解决了参保费收缴难的问题。但非“四类人员”缴费难问题十分突出。目前，非“四类人员”每人每年个人需缴纳参保费220元，以四口之家为例，每年需缴纳参保费880元。由于医保缴费标准提高，有的农户自认为，家庭成员年龄不大，身体健康，产生冒险心里，不愿参保。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家庭成员，一旦遭遇重病，不能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很容易造成因病致贫，因此，建议国家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补贴力度，降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争取让所有群众都能参保。三是建议加快推进医保制度改革，扩大医疗报销范围。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医保制度改革，不断扩大用药报销范围，为群众减轻了很大负担，特别是最近将部分抗癌药品纳入报销目录，群众反响很好，但按照现行医保药品目录，群众在接受治疗时，依然还有很多药品和使用器械不在报销范围，并且费用相对较高，群众负担较重。建议加快推进医保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医疗报销范围，为群众就医减负。

篇10

上半年以来，全市各级农业部门积极应对频发灾害性天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和省、市农业农村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中心，引导农业结构调整，狠抓农业新技术推广，突出特色抓产业，加快重建强基础，认真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大力实施各类农业项目，加大农民培训和劳务输转，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经济运行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一、基本态势

（一）种植业生产形势良好

——夏收农作物总面积扩增，总产量略减。夏收农作物总面积174.73万亩，同比增加0.74万亩，增长0.43%；预计总产量36.86万吨（统计部门数：36.45万吨），同比减产0.02万吨，减幅0.05%。其中：冬小麦总产量32.91万吨，同比减产0.89万吨，减幅2.7%；冬油菜总产量3.03万吨，同比增产0.02万吨，增幅0.66%，呈现“粮减油增”态势。

——蔬菜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40万亩，其中：新建塑钢大棚7308座、0.26万亩。蔬菜总产量达4.8亿吨，总产值达6.6亿元。同比，蔬菜总产量增长7.8%，总产值增长7.3%。1-4月蔬菜价格保持高价位运行，市场售价4.6-5元/公斤，5月上旬价格开始回落，到6月27日平均售价3.2元/公斤，下跌33.3%。沿江早春茬棚室蔬菜上市早、品质优，外地客商络绎不绝，抢先收购，特色蔬菜产品畅销省内、外消费市场，生产基地60%以上菜农收入上万元。预计7-8月份蔬菜价格将保持较低价位运行。

——12万亩冬播洋芋喜获丰收。武都区、文县、康县12万亩冬播洋芋喜获丰收，从5月初开始陆续上市，产地收购价2-3元/公斤，市场零售价3-4元/公斤，预计总产量达1.8亿公斤，总产值达3.8亿元。冬播洋芋作为农业部门一项主推新技术，给“两江一水”流域种植区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农产品价格同比涨势明显。1-6月份市场混装商品小麦2150元/吨、玉米1950元/吨，马铃薯2.4元/公斤、油菜籽4.4元/公斤。同比，小麦、玉米分别涨26.5%、39.3%，马铃薯猛涨60%，油菜籽价格基本持平。预计7-9份小麦、玉米和油菜籽价格将紧随国内市场呈现平稳徘徊走势；马铃薯价格因鲜薯上市量增加可能稳中回落。

（二）畜牧业生产形势喜忧参半

——草食畜稳步发展，价格有涨有落。全市牛存栏40.45万头、出栏7.93万头，羊存栏35.22万只、出栏11.78万只。同比，牛存栏降1.76%、出栏增2.32%，羊存栏增1.47%、出栏增5.37%。1-6月份，全市规模养殖场育肥牛、羊出栏价27-28元/公斤，市场肉价31-32元。同比，牛出栏价涨3.7%、羊出栏价跌6.6%，牛肉价涨5.1%、羊肉价跌4.2%。因肉牛育肥周期长，农村役牛大量减少，预计后半年牛肉价格可能大幅上涨。

——生猪生产举步维艰，价格持续低迷。生猪存栏103.4万头、出栏53.62万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9.31万头，占生猪存栏量的9.0%。同比，生猪存栏增6.91%、出栏增5.69%，能繁母猪存栏降2.57%。监测结果显示，1月21日全市仔猪价格20元/公斤、活猪13元/公斤、猪肉20元/公斤，1月28日开始下滑没再回头，到6月27日生猪出栏价仅8.45元/公斤、仔猪10.5元/公斤、猪肉13.5-14元/公斤，分别下跌35%、47.5%和31.3%，猪粮比价降到4.3：1。连续6个月价格持续低迷，规模养殖场户每头育肥猪（100kg）平均亏损110元左右，个别养殖户已清栏出局，预计7-9月生猪价格或许有所回升。

——禽蛋生产平稳，价格微幅徘徊。全市鸡存栏407.16万只，鸡出栏179.69万只，鲜蛋产量1.08万吨。同比，鸡存栏增1.46%、出栏增4.96%，鲜蛋产量增2.54%。1-6月活鸡市场价14.5-17元/公斤，鸡蛋8.8-9元/公斤。同比，活鸡微跌1.3%，鸡蛋下跌8.5%。预计7-8月份活鸡价格可能延续小幅徘徊态势，而鸡蛋价格将会温和上涨。

（三）水产养殖面积稳步扩增。新发展水产养殖面积3.45万亩，网箱养殖9.88万立方米，引进自育水产种苗483.2万尾，水产品总产量461.8吨。鲤鱼、鲢鱼、草鱼市场平均售价15-16元/公斤，金樽鱼、虹鳟鱼35-45元/公斤。同比，新增水产面积561亩、增长1.7%，网箱养殖0.9万立方米、增长10%。市场水产品供应饱和，鲜鱼价跌11.4%，金樽鱼、虹鳟鱼跌33.3%。

（四）农机化作业规模有突破。全市农机总动力达105.5万千瓦，到位中央和省上安排的第一批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2950万元，已落实各种补贴农机具1.16万台（套），完成机耕面积38.02万亩、机播13.76万亩、机收528亩。同比，农机具补贴资金增加200万元，机耕面积增长8.6%，机播面积增长4倍，机收面积不断增加，农机化作业规模有突破。

（五）农村外出劳务就业顺畅、增收明显。年初国内经济转暖回升，东南沿海企业全面开工出现“民工荒”，放宽用工年龄，工资待遇普涨，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十分顺畅。据市农经局监测显示，上半年全市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达50.47万人，实现外出务工收入8.52亿元，其中：季节性务工收入1.92亿元，常年务工收入6.6亿元。同比，新增外出务工人数7.85万人、增长18.4%；新增务工收入3亿元、增长54.3%。环比（与第一季度相比），新增外出务工人数7.42万人、增长17.2%；新增务工收入4.77亿元、增长1.3倍。

（六）农资货源充裕，价格稳中有降。春播期间，全市调运各类化肥10万标吨，农药23万公斤，农膜331万公斤，玉米杂交种208万公斤。化肥市场零售价2235元/吨，农膜12.5元/公斤、棚膜16.5元/公斤，0农用柴油6.06元/公升。同比，化肥货源储备充足，市场零售价格跌15%；农膜跌3.8%，0农用柴油涨24.7%，玉米杂交种、农药和棚膜价格持平，农资价格整体呈现稳中有降态势。

（七）农民现金收入增收明显。据市统计部门预计，20__年上半年全市农民现金收入达1095.57元，比同期农民现金收入965.86元（扣除灾后重建现金收入）增加129.71元、增长13.2%。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495.39元、增5.31%；工资性收入491.46元、增17.93%；转移性收入104.13元、减39.84%；财产性收入13.15元、减14.32%。增收原因：一是家庭经营性收入有所增加，呈现“两减一增”态势，即农业、 林业现金收入分别减少6.81%和16.79%，牧业现金收入增加29.04%。二是工资性收入增幅明显，据市劳务办统计，上半年全市农村劳务输转总人数63.49万人，劳务总收入达27.78亿元，人均劳务收入4375元，同比，新增劳务输转人数5.11万人、增长8.75%，新增劳务收入2.61亿元、增长10.37%，人均劳务收入增加64元、增长1.5%。

二、运行特点

（一）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共谋“三农”发展。中央、省上农业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两会”精神，2月3-4日召开全市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和农业工作会议，全面深入分析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长短期制约因素，按照“保供给、惠民生、促统筹、增后劲”的总体思路，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旱作农业和循环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深入实施“六大行动”，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毫不松懈地抓好“三农”工作。先后召开旱作农业、沼气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特色产业开发、农民培训等专题会议，对重点工作逐项做出具体安排。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部门抢抓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灾后重建历史机遇，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确保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抢抓机遇，依托项目，发展特色农业。市、县区抢抓机遇，悉心研究项目投资导向，开展农业项目论证，已储备农业项目167个、总投资79.96亿元；上报农业项目59个，总资金12.43亿元；实施农业项目221个，总投资8.49亿元，其中中央投资5.38亿元，累计完成投资2.89亿元,占总投资的34%。其中：500万元以上农业重点项目12个，总投资3.24亿元，已累计完成投资1.77亿元，占总投资的55%；灾后重建农业项目161个，总投资4.98亿元，累计完成投资1.76亿元，占总投资的35.3%。通过各类农业项目实施，全市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良种繁育体系、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及农村能源、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恢复性发展，为现代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有力地科技支撑。

（三）创新机制，制定标准，创建科技示范点。为了切实推动农业科技特派员下乡，制定了《市农牧局农业科技特派员管理考核办法》，要求做到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投资，保证科技特派员各项工作顺利实施。市直农牧系统选派108名科技特派员，组成45个科技服务组，深入创建示范点，开展科技服务。市委、市政府列入“十项农业促进计划”的市级示范点6个：（1）35万亩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2）礼县、宕昌、武都区高寒阴湿区种草养畜试点；（3）县整县土地经营流转试点；（4）2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5）13.5万亩中药材和蔬菜产业示范；（6）农业体系改革。同时，市农牧局又制定各类示范点建设标准30项，规范指导示范点建设。通过示范带动，全市推广全膜双垄沟播面积35.414万亩，测土配方施肥192.36万亩，实现土地流转10.59万亩，建设农民合作社示范社100个，新增养殖小区19个，肉蛋奶总产量达6.48万吨，水产品产量461.8吨，新发展苹果2.53万亩、茶园0.045万亩，种植蔬菜40万亩、中药材43.23万亩、马铃薯152万亩，春季养蚕4400张，预计产鲜茧15.4万公斤，产值367.6万元；市、县（区）农业体系改革有序推进。

（四）认真落实惠农政策，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一是中央和省上安排我市第一批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2950万元，已落实国补资金2689.18万元，完成分配资金的94.03%；落实省补资金25.812万元，完成分配资金的28.68%，带动农户自筹资金3051.465万元，落实各种补贴农机具1.16万台（套）。二是已拨付的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2513.98万元，其中：小麦1494.89万元、玉米978.44万元、水稻40.65万元。目前各县（区）正抓紧制订实施方案，核实种植面积、种类及涉及农户人口，力争近期如数到户到册。

（五）加强农民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实现顺畅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项目尚未下达，但各县（区）农广校按照工作计划提前开展培训，已完成农民科技培训和转移培训4.73万人次，完成总任务的68%。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三、存在的问题

（一）气象灾害天气频发，农业生产受损严重。从11月29日至3月1日白龙江流域川坝河谷和半山干旱区93天未出现有效降水，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123.94万亩，其中成灾面积38.01万亩，绝收面积1.08万亩；4月11日至14日，强冷空气大幅降温伴随雨雪天气，农作物遭受大范围低温冻害，全市农作物受灾110.4万亩，经济损失达4172万元;月日宕昌县个乡镇遭受冰雹灾害，造成32个村、4217户、1.95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25万亩，绝收2025亩，8621人口粮短缺。持久干旱、强降温、冻害、冰雹等灾害性天气频发，给农牧业生产带来严重危害，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损失惨重。

（二）生猪生产持续低迷，养殖场户全面亏损。进入1月份猪肉价格一直处于缓慢而持续的下跌走势没再回头，春节效应也没有对生猪市场产生有效的刺激作用。生猪出场价由1月28日的13元/公斤跌至6月28日的8.45元/公斤，连续24周已跌去35%；饲料价格普涨（玉米涨19.1%、豆粕涨3.65%、育肥猪预混料涨40%）。加之1-4月份气温起伏多变，生猪疫情多发，防疫难度增加，养殖成本不断上升，绝大部分规模养殖场户出现严重亏损，适时淘汰产能过剩的母猪，补栏积极性明显下降，个别养殖户已清栏出局。6-7月正是猪肉消费淡季，预计生猪价格可能会持续低迷。

（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有效灌溉面积偏少。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户家庭经营变成了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对以集体劳动方式修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只使用不维护的现象比较普遍，基本设施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破坏严重，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去年兰渝铁路、武罐高速等重大公路工程全面开工，沿江河道取砂量大，江水水位下降十分明显，而且部分农田主干渠道被填埋，上千亩川坝水浇地已变成川旱地，当地农民不得不改种高粱等耐旱作物。底全市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仅90.72万亩，占实际耕地总面积的21%，对粮油作物、经济林果及其它农作物生长的安全保障严重不足，今后农业用水的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已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

（ 四）农产品质检体系尚未健全，检测工作层次低。现有的市、县（区）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只有几台简单的速测仪，装备水平低，技术力量薄弱，检测水平只停留农药残留检测和畜产品感官检查上，还不具备对饲料及添加剂、畜禽及水产品违禁药物、农产品有毒有害物质的测定能力，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技术保障不够，难以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四、对策建议

（一）健全气象灾害应急防范机制，增加防灾减灾资金。20__年全球气侯变幻莫测，灾害性天气多地频发，而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90%以上发生在农村，农牧业生产受损尤为突出。这急需健全农村气象灾害应急防范组织保障体系，及时传递灾害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对农村气象灾害防灾避灾知识的宣传，增强农村群众防灾避灾意识，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损失。同时，建议省发改、财政、农牧等主管部门加大对农牧业生产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力度，提高抵御灾害性天气的能力；增加农牧业生产救灾资金总量，扩大政策惠及覆盖面，提高灾区农民生产自救能力。

（二）提高能繁母猪补助标准，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分析。当前生猪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广大养殖场户不仅要及时调整存栏生猪种群结构，淘汰低产母猪，适时出栏大体重育肥猪，压缩和控制育肥猪数量，选留或更新优质高产母猪，以备市场复苏时能尽快投入生产。同时，建议国家提高能繁母猪补助标准（100元/头·），重点对饲养10-20头母猪或存栏100头以上的养猪户实行补助政策，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各级农牧部门要加强对生猪供应形势、价格变化的监测预警分析，多渠道市场信息，引导养殖场户正确判断市场走势，科学决策，尽可能减少盲目扩大或压缩生猪养殖规模带来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