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育率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旅游业；服务理念；提升；改进

关于现代旅游业中经济的增长点，不仅仅是客观旅游景致与人文内涵的高低，也不仅仅在于导游演说水平的提升，其关键在于贯穿于整个旅游中的服务理念水平的认知与获取，这种服务理念带给游客，是一种舒心的感悟，是一种自我的获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享受，也是一种自我的全面放松。从旅游业中的各个环节入手，加大各个角度的服务理念，从开始一直到结束，全面提升服务理念，改进服务方法与质量，不断更新和转变服务方法与态度，达到全面提升的目的。

一.关于旅游之前服务理念的提升

作为旅游的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能否在这次旅游中获得物有所值甚至物所超值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能否获得最大限度的放松与精神上的愉悦，这是我们旅游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提升服务理念的前提。我们要让消费者有知情权，有知道自己的旅游路线与全部行程的权利，这个过程中要提升服务质量，最好通过声请并茂的方式讲述出来，提升服务意识与质量，获得广大游客的认可。

对于行程的具体详细的介绍，包括对于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服务表示，都要让游客有一个更新的认识过程，得到其专门的认可与认知，并且通过声情并茂的方式展现出来，获得最终的认可与感悟。

二.关于导游人员的服务意识替身

（一）导游人才的基本定位与素质要求拓展

导游是陪伴游客进行全程服务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于一些有找特殊服务要求的游客，导游更是要关怀备至，进行细节化的关怀。导游的服务方式已经从当初的简单介绍景点知识，获得一般的知识与能力，提升到了人文关怀以及精神鉴赏的高度，这就要求导游的服务不仅仅要做到基础性的工作，更要在工作中更进一步，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去服务于乘客。

因此，我们给导游人才的基本定位就是，首先要让导游具备一个导游点及多个导游点的精深知识，通过纵身知识化的定向，为游客带去的就是知识的熏陶与享受，在这个基础之上，要拓展导游人才的专业知识，要对各个著名旅游景点的背景和知识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进行单方面讲解的时候，导游可以避免枯燥与乏味，将相关的知识进行对比与比较，获得更为广阔的认知，进一步开拓大家的眼界，这才能全面提升去游客的兴趣。并且要做到综合掌握，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这样的知识结构是全面优化的，能让顾客得到最大全面的鉴赏。

除此之外，导游要不断的加深对自己的要求，拓宽自己的旅游知识面，并且提升自己的素养与文化，提升自己解说词的魅力与吸引力，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景点内涵的变动，不断的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自己的眼界，让景点的介绍在自己的口中锦上添花，在提升自己业务水平的同时，不断为旅游业做出贡献。

三.加强旅游业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与投入。

（一）服务设施建设与搭配原则

旅游业中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与投入，是满足游客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前提，在满足基础设施的建设下，游客才有可能彻底放松精神，投入到旅游的放送中。对于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包括基本的餐饮旅游物品提供，包括基本的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精神服务设施，这些设施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结合景点的实际，进行有效的服务。

服务设施就是一个服务平台，是游客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基础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做到全面化与合理化，符合人们的日常需要。在对服务设施投入使用的同时，要考虑到游客的接受程度，包括生活需要等，同时要考虑到特殊人群的需要，照顾到他们的感受，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感受到旅游的放松与美感。

在实际的平台建设与发展需求中，建设者首先要对自己旅游景点的定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知道景点的潜力有多大，对顾客的吸引力有多大，有多大的参观量和容纳量，而我们目前的平台接待量有多大，还需要做哪些改进，这是对平台空间接待的具体要求，除此之外，平台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是否全面化与人性化，是衡量旅游景点服务水平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这就是游客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依据，根据本范围之内景点的构造与面积，如何进行服务设施的合理勾画与建设，在最大限度节约时间的范畴内，满足人们旅游的基本需求，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考虑的目标。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获知，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其核心在于服务，表现在外面的就是诚实守信以立业，而其核心就要得到不断的加强，这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繁荣旅游业的根本措施。从客观将，旅游业本身所包含的的景色，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在一段时期之内不会获得改变，然而对于主观性的服务理念来说，却是可以进行不断改进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通过不断的改进，大幅度提升服务理念和质量。都提供一个比较完善和系统乃至比较细心周到的服务体系，使游客高高兴兴而来，满满意意而回。而这个服务平台的建设，需要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参与和支持，做到细致与全面。

参考文献：

[1]《旅游导游词》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08.

[2]王永刚《21实际高职高专旅游管理教材》中国科学技术2009-08.

[3]袁国红 张月芳《旅游管理知识题解》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09.

篇2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 累计生育率；数据质量

【作者简介】王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1 引言

用以刻划、描述生育水平时期状况的指标――总和生育率近些年来的调查数据持续偏低，因而在判断、讨论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时，累计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屡屡被采用。郭志刚教授近年来连续著文，在估计我国199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水平、分析其变化规律的同时，多次指出“队列平均子女数（累计生育率）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郭志刚，2008）。受郭志刚教授观点的启发，本文试图探讨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分析我国生育水平下降趋势中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并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化推断近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和水平。

2 两个用来计算生育率的指标

按照人口统计学对统计指标的定义，总和生育率是某一年度妇女各年龄别生育率之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某个年龄（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超过49岁的妇女完全度过了育龄期，其累计生育率就是终身生育率。队列累计生育率是该队列妇女的实际生育率。最近二、三十年我国的各种有关生育率的调查表明，我国妇女35岁以后生育的孩子数量极少，所以，我们常常用35岁（或35~39岁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当作这个年龄（组）的最终完成的生育率，这样把妇女育龄期“缩短”一些，即将年龄上限由49岁降低到35岁（35~39岁），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既然没有到49岁，就不是“终身”，所以本文使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少人口统计专业书把总和生育率比作汽车在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汽车行驶的“平均速度”。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果在一段时间（比如一个小时）内瞬时速度保持不变，则瞬时速度所表现的数据就是平均速度。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瞬时速度不断变化，那就要根据不同的瞬时速度累计距离后再根据

时间跨度计算平均速度。总和生育率是假设一代人的生育率，是妇女年度的生育状况，当某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若干年（以妇女的生育旺盛年龄从20岁到34岁为参照，至少要15年）不变，这个总和生育率就可以解释为，从这个年份开始，经历了相应年度和相应年龄段后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生育结果，某一年某一个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这一年以前的各个年份经历相应年龄生育率的综合反映。如同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是两个不同的用来计算生育率的统计指标，自然不应混为一谈。

3 两个指标孰优孰劣

既然是两个不同的人口统计指标，用来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不同状态，直接比较二者的优劣似乎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这里笔者仅仅把这两个指标在统计调查时获取的方便程度和调查结果的准确程度做一比较。

根据指标定义，要得到某年的总和生育率，必须调查到该年份处于育龄期每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每个年龄组的妇女在该年份生育孩子的数量，如果计算生育旺盛期（20~34岁）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就要调查15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相应年龄组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即使按5岁组计算，也要获得20~24岁、25~29岁、30~34岁3个年龄组的妇女和她们生育的孩子一共6个数据。而要计算某个年龄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只需要获得这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她们生育的孩子数，一共2个数据。显然，调查和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比调查和计算总和生育率要简单和容易。

注：① 前5列数据引自郭志刚教授的文章（《人口研究》2004；2），其中第1列数据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根据年龄别生育率计算，第2列是于景元、袁建华（1996），第3、4列是郭志刚（2000，2004），第5列是丁峻峰（2003）根据相关的调查计算的。

② 第6列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计算。

③ 第7列数据引自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

再比较一下两个指标的数据质量。进入1990年代，无论是由国家统计局还是由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调查，无论是普查还是抽样调查，历次调查所获得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人口学者、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乃至可能不知总和生育率真正含义的关心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各方人士的质疑，而且是一致质疑――数据偏低！严重偏低！！造成偏低的原因十分明显，道理也不难解释：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些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不会坦白地说出自己实际的生育子女数，她们为了躲避处罚，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多”生育（尤其是调查的当年或前一年生育）的孩子，所以，调查得到的孩子数量必定低于实际出生的孩子数量，由此计算的年龄别生育率必定偏低，总和生育率也必定偏低！不仅“偏低”遭质疑，“偏高”也遭质疑。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公布2005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74，比近些年调查公布的（和未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都“高”一些。有的人口学家分析了调查的原始数据，发现20~29岁年龄组未婚妇女缺失较多，估计是人口流动外出打工所致。有的专家通过典型调查发现，流动在外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回到户籍地生孩子并且养育孩子一段时间。于是，一方面人口流动造成户籍地未婚妇女缺失、“分母”减少；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回家生育”使得“分子”并未相应降低，由此造成生育旺盛年龄组的生育率 “提高”了，影响到总和生育率也相应“提高”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公报则指出总和生育率升高的一个原因：由初婚堆积造成的生育一孩堆积――总和初婚率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 1.23和1.16，一孩总和生育率在这两个年份分别为 1.07和1.23。偏低不对，“偏高”也不对，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才能被认可呢？也难怪，近20年来不同调查所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总是不“一致”（见表1）。在对调查数据“偏低”的质疑下，不同机构和各方专家利用各种调查的资料对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各种修正、估算、推断，从1.3、1.4到1.8、1.9，可谓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于是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更令人感觉扑朔迷离了！官方的口径则多年未变――“保持在1.8（左右）”。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据根据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进行的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结果计算，其余的分别出自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资料集。

与对总和生育率的普遍质疑相比，近些年几乎没有看到、听到对于队列累计生育率质疑。把近些年来各种调查有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列在一张表中，我们发现，这些来自不同调查的数据竟然惊人地一致（见表2）！不仅是不同部门（国家统计局、人口计生委）组织的不同调查（普查、抽样调查）数据一致，而且不同调查相关的年龄组，数据也都是一致的！ 比如，1995年35~3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28，2000年40~4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5，2005年45~4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9。数据一致就能确定数据准确吗？为了“证实”，我们不妨先“去伪”：第一，造成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原因对调查、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影响不大。因为计算35~39岁组队列累计生育率所涉及的生育行为90％以上发生在调查前5年（即被调查对象30~34岁以前），甚至更“久远”。在调查的时候，这些生育行为所涉及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岁，很难再隐瞒下去；如果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已经接受了处罚，也就没有必要隐瞒了。所以，被调查对象可以如实地报告自己已经生育的孩子数。而且，因为计算累计生育率所需的只是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与生育孩子的年龄无关，与生育行为发生的时间无关，也就是说，即使生育行为发生在距离调查时点比较近的年份，被调查对象也可以任意改变生育的时间，却并不影响生育总量的调查结果。如果是计划外生育，那么生育发生的时间越早，罚款的标准越低。因此，那些近年来有计划外生育行为的被调查对象可能在有意把生育的时间向前推的条件下，如实回答生育的数量。这样不会影响队列累计生育率的计算结果，但会造成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偏低”。第二，可能造成总和生育率“偏高”的因素之一――“未婚人口外出”则几乎不会影响35~39岁组的人数，因为35岁以上的妇女未婚比例极低。即使35岁以上的妇女中有一部分因为外出没有接受调查，然而她们生育的孩子同时也没有计算在内，因此，并不影响计算该队列的累计生育率。去“伪”存“真”。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近些年调查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相当准确的。

4 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动说明了什么

既然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的一个指标，而且多年来多次调查的数据质量都比较好，那么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普遍遭到质疑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观察、分析一下我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变化。

4.1 确实反映了实际生育水平

在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根据2001年35~39岁组妇女的队列累计生育率（1.88），结合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认为“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基本保持在1.8左右”。郭志刚教授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在生育转变中用这类队列平均子女数（即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当前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并将误导我们对当前生育形势的认识”。对于郭教授根据人口统计学原理明确指出的“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笔者完全同意，本文第一节所谈就表明了这一点。其实，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并没有将“队列累计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混为一谈，而是根据调查得到的35~39岁这一批已经基本完成了终身生育的妇女队列累计生育率强调实际生育水平是1.8。笔者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分析报告的撰稿人之一，报告中这样解释实际生育水平既符合队列累计生育率原本的含义，也是为了回避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尴尬。

但经郭教授批评，笔者现在感到，报告中表述确实不够严谨，容易造成误解和误导。

4.2 主要反映了“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

35~39岁队列妇女的累计生育率所包含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直到调查时的全部生育子女数，是她们在进入育龄期后各个年龄的生育率之和，与她们在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相比，最近5年累计生育率的增加（即30~34岁组以后的增加）不到10％。实际上，无论是总和生育率还是队列累计生育率都表明，妇女的生育高峰年龄在20~29岁，因此，某一个队列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度过20~29岁时相应年份的生育状况。按照时间推算，2000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生育状况，2005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90年代的生育状况。

4.3 生育率是“持续下降”而不是“保持稳定”

根据表2，1995年、2000年、2005年3个年份35~39岁年龄组的累计生育率从2.03降到1.88、再降到1.67，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毋庸置疑。现在看来，在2000年，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应该是处于下降的过程中，而不是当时的形势分析报告中所说的“基本保持在1.8左右”。在2001年时做出“下降”判断把握还不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的抽样调查（两个调查抽选不同人群），现在的结论应该是明确无误的了。

累计生育率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怎样变化呢？

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同于总和生育率（前面已经讲明了），因此不能“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总和生育率的估计或替代”，郭志刚教授多次批评这种错误做法，笔者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不过，笔者以为，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不能直接用来替代总和生育率，但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不可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发挥队列累计生育率的“特长”分析时期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并进而根据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间接判断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水平。前面说过，总和生育率相当于“瞬时速度”，队列累计生育率相当于“平均速度”。从“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出现的时间顺序看，“瞬时速度”即总和生育率发生在“前”，是过程；而“平均速度”即队列累计生育率形成于“后”，是结果。根据一辆车的“瞬时速度”，我们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它将行驶的“距离”，即使是“速度”不断变化，我们也可以不断地相应调整、计算“距离”，也可以相应地计算“平均速度”。然而，已知一辆汽车在过去一段时间行驶的“距离”，我们可以计算经过这段的“平均速度”，却无法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比如一辆车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航站楼，我们知道了汽车行驶的距离和所花费的时间，但我们并不能判断这辆汽车在开往机场的路途中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是多少（我们只能根据常识推测：这辆车在市内道路上行驶速度较慢，开上机场高速路后速度较快，经过高速路收费站时速度极慢，以后又加快速度开到机场航站楼）。

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但根据“平均速度”，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瞬时速度”的快慢。如果研究对象是甲、乙、丙三辆车，已知它们在相同的时间行驶了不同的距离，每辆车的 “平均速度”已经不同了，我们可以根据“平均速度”的快慢，相应地判断：行驶距离较长（比如从北京南郊开到首都机场）的甲车“平均速度”较快，其在这段时间内的“瞬时速度”也应当较快，而同样时间行驶距离较短（比如从东直门开到首都机场）的丙车“平均速度”就要慢一些，其“瞬时速度”也应该较慢（即使它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当然，不排除在某个时刻丙车的“瞬时速度”可能比甲车快。至于乙车，其行驶距离介于甲车和丙车的行驶距离之间（比如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其“平均速度”肯定介于甲车和丙车的“平均速度”之间，其“瞬时速度”应该大致介于甲车和丙车的“瞬时速度”之间。

把上述分析“移植”到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只是叙述要稍微复杂一点：已知三个队列（分别出生于1955~1959年、1960~1964年、1965~1969年）的妇女，先后在1995年、2000年、2005年处于35~39年龄组，她们经历了相同的生育年龄段（从15~34岁，可视为“时间”），这三个队列妇女的35~39岁累计生育率（可视为“平均速度”）分别是2.011、1.878、1.672。因此，第一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瞬时速度”）应该比较高，第三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比较低，而第二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介于中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计算任何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要涉及35个单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或7个5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所谓“某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绝不是由这个队列的妇女的生育率计算的，笔者只是考虑到处于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5岁组的生育率对于年度的总和生育率影响较大，同时为了较为方便地阐释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反映了“前些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才把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错误地”对应起来。

于是，根据这三个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总和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升高”或“反弹”一点）。

4.4 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6以下

既然总和生育率在“前”，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后”，因此，同样是显示生育水平长时间持续下降，两个指标所表示的生育率在数值上要呈现出“时间差”，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值比总和生育率的相应数值要迟几年才出现。郭志刚教授利用多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二者变化的时差，发现越是生育率下降急速，二者的时间差就越大（比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而最近十几年，二者大约相差7年。由此笔者推断，2005年队列累计生育率降到1.67表明，在2000年以前,总和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1.67左右。

根据表3，进一步分析2005年35~39岁组队列（即1965~1969年出生队列）的妇女过去5年的累计生育率（即计算2005年35~39岁组累计生育率1.672与其在2000年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1.562之差，即，1.672－1.562＝0.11），假设下一个队列（即1970~1974年出生队列）未来5年增加的累计生育率保持同样的水平，即再增加0.11，那么，这个队列在2010年达到35~39岁时，其累计生育率应该是1.51（1.4＋0.11＝1.51）左右。以这个未来的累计生育率水平为参照，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前就已经下降到了1.6以下。

5 小结

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两个不同的指标，不应混为一谈，也不能互相替代。总和生育率的调查和计算出现误差的可能性较大，而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比较高。利用比较准确、一致性很好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既可以直接认定199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结果，也可以判断这个时期的总和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并且基本可以推断总和生育率在近几年已经下降到1.6以下。

鸣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郭志刚教授、张二力先生、翟振武教授、段成荣教授给予指导，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齐嘉楠、韩枫协助汇总数据，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郭志刚. 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 人口研究， 2004；2

2 郭志刚.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人口研究， 2004；4

3 郭志刚. 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08；5

4 王谦，郭震威.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3(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王谦，郭震威.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4(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

7 潘贵玉. 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8 张维庆.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

9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10 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Analyzing China’s Fertility Trends Using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compares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nd discusses the utility of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in analyzing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trend in China. The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consistent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show sustained declining fertility in China in the 1990s, on which estimates are made that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the recent years have dropped to below 1.6 births per woman.

Keywords: Total fertility rate;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quality

篇3

被计划……

2015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4，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4个孩子，而国际公认总和生育率为2.1时，才能保持稳定状态的“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否则会导致国家的人口结构越来越失衡，放宽“计划生育”迫在眉睫。

被惊醒……

35年计划生育，我们津津乐道于少生了4亿多人口，少消耗了万亿吨粮食、淡水、能源，却忘了人口本身也是一种宝贵资源。从当下人口结构来看，几十年后，青年劳动力锐减，中国将快速老龄化，从而造成制造成本激增，消费疲软，整个国家暮气沉沉……

人口红利锐减，未来平均1.4个年轻人养活1个老人：

骗自己……

一切看上去很美，仿佛新生婴儿的出生将拉动市场消费，解决未来青年劳动力短缺问题。然而，事实真会是这样吗？前两年放开的“单独二孩”效果并不好。而最近针对生“二孩”意愿的调查，也让人高兴不起来。扑面而来的婴儿潮，也许是我们在骗自己……

据统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养育一个小孩的成本大约在30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以广州为例）：

打鸡血……

篇4

人口更多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则提高了，这至少说明人口问题并不一定随着人口增长而继续恶化。这是因为，我国转化人口影响力的正向社会机制更强大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更加有效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口中的“人”与“口”的关系。

如果说消极的人口观是以“口”为重，那么积极的人口观则以“人”为重。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习惯从“人均概念”出发，以致于得出人口增加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这样矫枉过正的观点。“口”的要害在于数量膨胀、需求压力和乘数效应；“人”的要害在于人权保障、健康促进和能力开发。一个“人”字包含着近乎无限的信息，如社会性、消费性、结构性、流动性和周期性等。将“人口”仅仅当作统计学的抽象，虽然必要却也有作茧自缚的可能。

13亿人口日的到来晚了四年，确实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预留了时间和空间。首先，这四年为缓解中国人口和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创造了机会。其次，虽然中国的人均环境资源位于世界的后列，但是人口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未来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均衡和人口品质的改善。到了低生育阶段，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去实现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适度必然包括对人口合理结构的思考。让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慢一点，实行“软着陆”更符合人口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于单纯数量减少的成就，殊不知成就的获得也是付出了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成本与代价的。中国人口不能不控制，但从“人权”而不仅是“人数”的角度出发，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判断下，我们不能不对巨大的未支成本而警惕、而担忧。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种值得反思的做法：一些地方在“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惯性思维下有劝说农村独女户放弃生二胎的倾向。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应是如何去控制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比例和规模的继续提高这个问题，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或许应该是鼓励这些农村家庭用足政策性生育资源。历史或许会证明，这是可以使社会和家庭双赢的更好做法。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措施。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降低生育水平主要还是依靠外在的政策性力量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效用的下降，则更多地依靠了内在的生育理性的觉醒，或者说内在的自觉少生意识的形成。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发展阶段。

篇5

穆光宗给出了答案：放开二胎。

有人力挺穆光宗，同时追随穆光宗开始审视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人反对穆光宗，认为放开二胎的观点“没有长远眼光，不负责任”。

一场计划生育政策走向的激辩由此展开。虽然穆光宗的观点基于多年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但他对自己观点的陈述依然很慎重。因为“一旦人口政策出了问题，将会给全社会乃至全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论”

“大量高风险的家庭必定会造成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穆光宗的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论提出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从1985年开始，穆光宗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后开始从事人口学研究，对人口问题、人口理论、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

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伊始，穆光宗到各地进行调研时，发现的问题让他触目惊心。

2003年元旦去甘肃酒泉调研，穆光宗发现，这里曾经有12个妇女，因为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二胎生育间隔，因大月份流产而亡，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做法也屡见不鲜。

这项政策关系到所有中国民众的幸福，但是，它给民众到底带来了什么?穆光宗痛苦的思考却没有答案。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穆光宗走访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夭亡家庭，考察这些家庭的生活状况。困难不仅仅是来自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极度悲伤而拒绝配合调查，当地一些政府因为调查内容跟基本国策相左，也派人全程“陪同”。

然而一次实地调研改变了当地政府的态度。那次，穆光宗来到四川的一个独生子女无后家庭，退伍的儿子次年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身亡，年仅22岁。那位母亲的痛苦溢于言表。面对一个深陷失子之痛的母亲，现场的“陪同”人员也无不动容。

2004年。经过多年研究的穆光宗在《人口研究》杂志上提出了著名的“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论”，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大龄独生子女家庭实质上是高风险家庭”这一观点，社会反响强烈，媒体纷纷转载。

“实行这么多年计划生育，这种风险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大量高风险的家庭必定会造成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穆光宗说。

然而，穆光宗提出二胎政策的原因不仅仅如此。

如何老有所养?

“生育两个孩子，应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穆光宗说。

在学生眼里，穆光宗博学深思而富社会责任感。做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面对学生总会强调，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必须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供养，二是精神赡养，三是生活照料。特别是精神赡养危机为穆光宗所关注。

目前，中国的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日渐凸显。

在穆光宗看来，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导致的未富先老和未备而老，特别是独子老龄化和无后老龄化所带来的“孤独终老”问题，将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社会化养老尚未完全成熟。谁来养老?这个问题摆到了成千上万的独生子女家庭面前，也摆到了独生子女入口占主体的社会面前。

“生育两个孩子，应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基于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对世界其它国家的观察和分析，穆光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有这样，独生子女家庭的才能够规避风险，巨大的社会养老压力也能缓解，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也将得到部分解决。”

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放开独生子女夫妇生二胎，穆光宗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人口问题，具有长周期性，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船大要早掉头。”穆光宗坚信这一点。

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每1000个孩子，成长到25岁之间，大概5％的人会夭折，到55岁之前，有12％的人会死亡，

CCN：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注意到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

穆光宗：2002年，我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专题调查组一起到浙江、四川等地，调查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类别和成因，准备对他们进行救助。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计划生育家庭出现孩子夭折的意外。

CCN,这种夭折的孩子占计划生育家庭的比例有多少?

穆光宗：有相关数据表明，每1000个孩子，成长到25岁之间，大概5％的人会夭折，到55岁之前，有12％的人会死亡，这是有规律性的。有学者估计，中国大陆独生子女家庭，已经有一亿四千万之多，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群体。

根据有代表性的调研相互印证，独生子女夭折家庭的比例大概在0.4％。新华社的报道说，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有上万名孩子(其中主要是学生)遇难，其中8000多个是独生子女家庭。

CCN：除了夭折的风险外，你的理论中还提到“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养老风险”等9个风险，由此判定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

穆光宗：是的。这九个方面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风险锁链，就好像生态学讲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非常大的。

应该承认，风险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独生的导向下，风险必然会被放大。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家庭的种种风险其实都会以各种途径转化为社会的风险和政府的责任。

CCN：你随后发表了著名的独生子女风险论，社会上反响很大，政府对此有什么反应?

穆光宗：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反应，但是政府对人口安全和人口风险开始重视。政府开始注意到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少生不等于独生，计划生育好不等于独生子女好。一些地方开始不再鼓励放弃政策内二胎的做法，2003年以来，各级政府开始关注独生子女伤病残亡家庭的社会救助和制度保障。

事前规避才能化解风险

“政策导向就隐含着男女不一样的信息，也是对男女不平等事实的默认，我觉得男女平等要高于国策。”

CCN：你认为怎么才能化解这种独生子女家庭风险?

穆光宗：我认为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事先规避，一是在现有政策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资源。对独生子女的家庭要有优惠政策，围绕独生子女父母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救助；优惠政策的目标始终围绕改善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二是城乡一起放开二胎，这个才是同题的根本。

第二种方式是事后补偿，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家庭，一旦孩子出现问题，实际上受打击最大的是父母的精神。所以物质补偿根本解决不了精神问题。

CCN：是这些促使你反思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

穆光宗：其实原因不仅仅如此，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谁来赡养老人?这是计划生育家庭和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反思现在的政策，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很多农村地区第一胎是女

儿的可以生育第二胎，但是第一胎是儿子的却不能再生，这种政策导向就隐含着男女不一样的信息，也是对男女不平等事实的默认。所以，我认为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要高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要用性别平等来引领人口政策的完善之路。

要尊重民意和民权

现在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违背了起码的社会公平性，可能诱发人口素质逆淘汰。

CCN：你觉得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该如何调整?

穆光宗：人口生育政策要尊重民意和民权。生育权是私权，然后才是公权。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

政府的计划生育公权应该和私权相互扶持，而不是对立。政府行使的生育公权在文明社会里只能理解为生育的服务保障权。造福于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要维护人口发展的结构安全性，坚持人口控制的底线伦理。

结构决定功能，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那么一个以独生子女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就是风险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不需要比现在更多的独生子女和风险家庭细胞。

同时也要通过适时补偿、关怀民生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建设来消除人口控制的弊端。

现在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违背了起码的社会公平性，可能诱发人口素质逆淘汰，也可能加剧性别发展不平等。

很多研究都指出：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我得到的数据是现在中国的生育率不到1.3，比世界的平均生育率要低。低生育率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我们更要关注结构性的人口问题，特别是政策性人口问题的预防和解决。

总结起来，我认为应该是“城乡对等，性别平等；适度生育，鼓励二胎；投资人口，优化人口。

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认为，最后的资源就是蕴藏在广大人口身上的脑力资源和智力资源。

CCN：你为什么说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

穆光宗：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说过，人类的最后资源就是广大人口身上的脑力资源和智力资源。13亿中国人有13亿中国脑，这些脑力资源开发出来，所谓的人口问题将逐步消解，中国的发展也因此获得很大的动力和支持。

最重要的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概念，从投资而非“成本”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树立了积极的人口观。中国人口是不能不控制的，但是仅仅控制人口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所以我说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

赋权于民　还权于民

中国需要更多结构和功能健全的“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同时需要呼吁性别公正条件下的“男女平衡”而不是“男女失调”。

CCN：你认为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穆光宗：中国需要全力推行的人本主义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只有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

我认为未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要实现风险最小化、潜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要赋权于民，投资于民，发展于民。要以人为核心。中国人口发展需要确立凸显入的全面发展主导价值取向的战略大思路，比如说，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CCN：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大吗?

篇6

关键词：全面二孩；个人所得税；育儿支出

一、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该项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的初始目标已经实现，但同样造成了老龄化严重、人口红利消退等系列问题，如不解决势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一点可从日、韩两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管窥一二。为此，我国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后，又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实践表明，单独人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口政策发挥作用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①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同样是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男女之间乃至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平等和利益调整”，②需要包括税收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的配合。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税收工具，正在酝酿由分类型转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型以便更好地促进公平分配，其改革的关键是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即综合考虑居民整个家庭的收支状况确定其应纳税额。这与“全面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需要家庭作为支撑”①的政策诉求紧密相关。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应通过差别化费用扣除等设计为生育二孩家庭减负。这不仅有助于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也符合构建公平型个人所得税的目标要求。

二、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目标需要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配合

（一）降低育儿支出需要个人所得税的倾斜

众所周知，“全面二孩政策本身只是影响人口出生的外因，内因则是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②80后和90后作为育龄人群的主力，其生育观念与60后或70后显著不同，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更多地受到个体利益的影响，生育政策对他们的制约作用不断减弱。如2000年和2011年我国分别放开了双独二孩政策和单独二孩政策，但年轻的育龄人群并未对生育政策的调整作出积极响应。从目前学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看，影响居民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负担。以人口大省山东省为例，据山东省卫计委2015年对111个县市的241个村级管理单位的19236个有效样本的育龄夫妇二孩生育抽样调查结果，影响“单独”家庭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是育儿成本较高，而对于年龄相对较大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双非”家庭来说，尽管主要影响因素是身体原因，但经济因素同样不可忽略。③这一结论在张丹(2015）、卿石松(2015)、王文琦(2016）、陶涛(2016）等学者分别对西安、上海、南昌、北京居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结果中得到佐证。教育等育儿支出在我国居民家庭支出中占比近50%左右，高昂的育儿成本打击了居民生育二孩的热情。④居民希望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降低其育儿支出。⑤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降低居民育儿支出方面存有一定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纳税人和征管类型的设计不利于育儿支出的降低。一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为个人，未考虑居民整个家庭的收支状况。这不仅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减轻育龄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分类个人所得税无法综合考虑居民家庭的收支状况，既不利于公平分配，更不利于促进家庭发展的税收环境的形成。二是费用扣除的设计不利于降低育儿支出。孩子的养育成本除了母亲的孕育成本外，还包括生活、教育、医疗等多方面支出。据《城市儿童生活形态（2012-2013）研究报告》，“儿童逐渐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用于儿童的消费占到家庭开支的60%以上”。⑥2015年，仅教育支出一项“近五成的家长每年教育支出在6000元以上，29.1%的家庭投入近万元。”⑦从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看，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还是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这些项目的费用扣除中均没有单独的育儿支出，而是包含在每月3500元或4800元的生计费用扣除中。按照当前“一刀切”的税制设计，不考虑实际赡养系数，“全面二孩”实际上提高了居民的税负水平。对于绝大数人来说，3500元的费用扣除面对日渐高涨的育儿支出等支出，有些捉襟见肘。我们可以借鉴OECD等国家的做法，进行差别化费用扣除,以降低育儿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负担。三是税率和税收优惠的设计不利于降低育儿支出。从税率设计看，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形式主要有3%-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三种形式。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薪金收入，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取消了15%这一档税率后，一些纳税人适用的税率从10%直接爬升至20%，增加了税收负担。从税收优惠设计看，在现行个人所得税中，尽管税收减免较多，但是除了托儿补助费、独生子女补贴、妇女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或其他属于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免税外，其他减免税政策则与育儿支出无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养育孩子对女性的就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生育和抚养孩子需要花费女性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需要用工单位提假，这些都是居民养育子女的隐形成本。我们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设计，以激励女性的生育意愿或降低用工单位的用工成本。

（二）良性人口增长机制的形成需要个人所得税的支持

首先，从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看，人口生育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具体而言，较发达国家和地区1950—2000年间的人口生育率呈下降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除新加坡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止跌回升；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生育率在1950—2015年间则呈持续下降的趋势。①较发达国家生育率止跌回升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纷纷采取了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在内的人口激励政策。②其次，我国人口增长过快趋势得到抑制之后，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等结构性问题日渐显现，低生育机制已然形成。2013年、2014年、2015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2.08‰、12.37‰、12.07‰，③证明单独二孩政策并未使人口增长明显回升。为使全面二孩政策发挥好作用需要个人所得税的支持。新一轮个人所得税应充分考虑全面二孩政策对居民家庭产生的经济影响，通过纳税人、费用扣除、税收优惠等要素的设计以降低居民育儿支出，从而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而促进良好生育机制的形成。

三、促进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目标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建议

（一）以家庭为纳税单位，构建以综合课征为主、分类征收为辅的混合型模式

1.以家庭为纳税单位，改变纳税申报方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人口政策的落实和收入差距的调节最终都落脚在家庭上。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关键是如何界定家庭的概念。我国目前的家庭形式包括单人家庭、二人家庭、三人家庭、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等多种形式，两代人构成的核心家庭占到60%以上。④面对家庭形式的多元化和小型化，为方便税率设计，应以具有确定婚姻关系的家庭为纳税单位，即一夫一妻为一个纳税单位，包括其抚养的未成年人。单亲家庭、单人家庭、空巢家庭等作为家庭的特殊类型处理。改变纳税单位的同时还应改变纳税申报方式，即建立以家庭申报为主、个人申报为辅的申报办法，日常税款缴纳仍以源泉扣缴为主，年终汇算清缴采取自行申报方式。2.合理界定综合课征和分类课征的范围。国际上的做法通常有两种：一是将收入分为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两类，对前者综合计征，对后者分类计征；二是将收入分为经常所得和偶然所得两类，对前者综合计征，对后者分类计征。从目前情况看，较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是，将工资薪金所得、个人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具有经常性和连续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计征项目；将利息、股息、红利等所得列为分类计征项目，采用“反列举税目”的方法确定征税范围，对列举项目免征，不列举项目课税，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纳税人不同、所得项目不同、支付方式和时间不同等导致的税负不公。

（二）税前费用扣除差别化，减轻育儿成本

混合型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征收部分按年计算，分类征收部分按次计算缴纳，因此，利息、股息、红利等所得项目可与现行政策保持一致，不扣除费用，家庭开支在综合征收部分扣除。家庭开支扣除，除考虑家庭日常支出外，还应将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纳入扣除范围。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日、韩等国的经验，将家庭按照婚姻状况、经济负担状况等划分为不同类型，纳税人的身份不同，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也不同。此外，不同区域的纳税人可适用不同的扣除标准，并根据物价指数调整费用扣除额以消除物价因素对居民纳税的影响。

（三）降低超额累进税率，调整税收优惠范围

一是按照不同的计征方式设计税率。综合项目应采用累进税率，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减少税率级次，可设计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分类项目可采用现行20%的比例税率。二是取消针对外籍个人的探亲费、子女费、伙食补贴等优惠；增加生育二孩家庭的税收激励，可对其退税，也可仿效残疾人工资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的做法，允许雇佣生育二孩女性的企业进行税前工资加计扣除。

（四）建立家庭纳税信息系统

可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税务编码信息系统，以夫妻双方其中一人的身份证号码作为家庭申报的税务编码，以家庭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的税务编码，家庭的所有收入信息都反映在家庭税务编码和各自的税务编码上。通过计算机网络，税务机关就可以掌握居民家庭的全部收入信息。

参考文献：

[1]彭希哲.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目标需要整体性的配套[J].探索，2016,(1).

[2]张晓青.“单独二孩”政策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J].人口研究，2016,(1).

[3]张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西安市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5,(26).

[4]卿石松.生育意愿中的独生属性与夫妻错位差异[EB/OL].(2015-12-07)[2016-09-20]中国青年网，

[5]王文琦.全面二胎政策下影响城乡居民第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的访谈—以南昌市为例[J].华人时代旬刊，2016,(1).

[6]陶涛.“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J].人口研究，2016,(3).

[7]贺江兵.全面放开生二孩亟须减免个税[N].华夏时报，2015-10-31.

[8]陈友华.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人口趋势[J].学海，2016,(1).

[9]沈可,王丰,蔡泳.国际人口政策转向对中国政策的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2012,(1).

[10]袁蓓,郭熙保.韩国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政策演变与启示[J].东南学术，2015,(8).

篇7

1我国农村人口安全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的日益严峻，除了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人类传统的安全观以外，国家的土地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日益得到广泛关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因此，农村人口安全问题必须得到更广泛的重视。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人口问题除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外，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流动等问题也日益突出。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张维庆主任在“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指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农村人口安全是在人口安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关系到我国发展农村经济和农业的非传统安全。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面临一系列的人口安全问题。即农村生育率问题、农村人口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就业结构不合理、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等。

2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我国农村人口安全的积极意义

2．1建设新农村，有利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我国是农业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稳定目前的总和生育率，维护我国农村人口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进城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农村人口控制和发展的目标，是最终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新农村不仅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同时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经济。随着城乡合作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有利于城市地区扩大社会再生产。通过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向流动，为农村人口安全提供了合理的人口结构，特别是劳动力的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2建设新农村，既有效控制农村人口数量，又能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控制人口数量是确保我国农村人口安全的前提条件。建设新农村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村地区的生育率，有效控制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还可以促进农村人口改变传统生育观念，我国的农村人口基数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政策对农村人口数量的控制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科学文化素质，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相比相差很多。建设新农村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强农村人口的素质教育，有效控制农村人口增长，使农村人口安全得到保障，这对扩大农村地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2．3建设新农村，有利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推广和完善

随着农村人白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其养老观念和养老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老转变。我国农村人口达8．69亿，其中60岁以上农村人口大约有6083万人，其绝对数是城镇老年人口的两倍。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关系到广大农村人口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是确保我国农村人口安全的关键所在，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所以除了继续发挥农村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这两种关系方式功能外，还要运用社会养老制度为农民提供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并通过制度创新，来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新途径。

3我国农村人口安全对建设新农村的影响

农村人口安全是农村地区经济、社会以及制度变迁等变化的基础。党和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培育新农民来建设新农村。为了确保我国农村人口安全，使农村人口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全面发展，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农村人口安全是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从农民的自身作为开端。不管是发展农业，繁荣农村经济，还是建设新农村，都要以确保农村人口安全为基础。建设新农村的目的是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农村人口自身问题的解决，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前提。建设新农村是党和国家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制定的总方针和总路线，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需要农村人口安全作为前提条件。

我国农村人口安全为建设新农村提供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建没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直都是城市建设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动力之一，更是现阶段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建设新农村，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更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智力资源，如何提高农村人口的智力资源也成为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确保我国农村人口安全，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不仅能为建设新农村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还能为新农村的今后发展及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先进的智力资源，也为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国农村人口安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着眼于新的实践，以新的理念和举措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999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2030年前后达到老龄化高峰。我国老年人口中，农业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占了很大比例，许多老年人既缺乏经济积累，又缺少知识储备。目前我国城镇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比例达到6．42％，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已达7．5％。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比城市更快，将成为阻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人口安全将为我国农村地区解决人口方面的诸多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

4对策与建议

(1)把建设新农村与解决“三农”问题联系起来

建设新农村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1980年代以来，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薄弱、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问题主要表现是大多数农村地区特别是内陆农村自然条件差，城乡社会经济差别较大。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生活水平很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实现非农化产业转移和地域转换。农村人口安全是在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加快人口非农化过程、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基础上，使城市发展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未来农村地区的小康社会。 

(2)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前提。缩小城乡差距，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是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奋斗的目标之一。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保证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协调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发展，这样才可能在提高我国农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巩固和确保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安全，实现农村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

(3)重视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农村人口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力资源。农村人口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即基础教育水平。建设新农村不仅要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更要加强农村人口的民主法制观念和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农村地区的教育体系，提高农村人口受基础教育的年限，是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首先要转变观念，加强农村人口的文化和技能培训；其次是对农村人口的文化技能进行培训；此外，还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加强在法律常识、生活美学、道德概论等方面的教育；并且同时采取优惠措施，积极鼓励和吸引投资，为农村地区引进各种人才，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

(4)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加强以人为本的农村软环境建设

篇8

摘要：人力资本分析方法的出现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新进展之一。这一分析方法不仅直接催生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一崭新的经济学分支，而且还带来了其他许多传统理论领域的变革与创新。其中，以人力资本分析方法为基础的新家庭经济学的问世便是明显的一例。本文拟对这种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启示与借鉴意义做一概要的分析与评述。

关键词：人力资本；家庭经济学；变革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5001404

一、关于家庭及其经济功能的新视角

谁都知道，家庭作为一种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之前，系统的家庭分析却一直隶属于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地。经济分析虽然也曾光顾过家庭，但浅尝辄止，难见系统［4］。例如，以往的主流经济理论一般都把家庭视为一种消费单位，并且往往被约定俗成地视为与作为生产者的厂商相对应的消费者的代名词。传统经济理论这种关于家庭的认识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坚持消费导向，认为家庭活动主要是消费行为，其基本的经济功能在于通过有效地配置与使用所拥有的资源，实现家庭成员效用与福利的最大化。虽然，传统的经济学家也知道家庭至少还具有人口生产的功能，但是他们一般并没有将人口生产内生地与整个家庭经济决策联系起来，少数个别的例外，例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第二，坚持抽象分析，撇开了现实中不同形态的家庭所具有的具体特征以及家庭内部的结构，而统一地将它们都抽象为最简单的经济人主体。这样，传统理论就无法了解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及其他活动的决策机制。所以，正像传统的经济理论在企业问题上持有简单化的观点，将企业视为一组生产函数，而抽象掉了企业内部的复杂经济关系一样，其在有关家庭活动的分析上也是持有这种所谓的“黑匣子”观点，仅仅把家庭视为一组消费函数或效用函数。

当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和雅各布•明塞尔等人开创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特别是贝克尔与明塞尔等人系统地将人力资本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家庭经济分析之后，大大推动了家庭经济研究的深入发展，从而形成了以人力资本分析为基础的新家庭经济学。这种新的家庭经济学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开辟了关于家庭地位及其经济功能的新视角。它认为，家庭不是单纯的消费单位，它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单位。家庭首先要生产消费品，因为家庭成员的消费往往很少能够直接从外部市场来满足，而总要经过家庭劳动的生产过程［1-3］。所以，家庭生产是家庭消费的前提。不仅如此，家庭还要生产人力资本，这一方面表现在既有家庭成员的保健上，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生育决策行为。此外，家庭又要生产“”、“快乐”、“信誉”等等所谓非市场的“物品”或“服务”。

与此同时，新家庭经济学也不再将家庭视为一个简单的经济人原子，而是把它看作包含内部复杂关系的经济组织，并运用人力资本的分析方法探讨家庭内部的结构特点、分工特点及其决策机制等等。例如，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来看，家庭（双亲家庭）本质上是由具有互补性人力资本和不同比较优势的配偶双方组成的共同体。家庭成员的时间配置也不再是传统的工作（外部市场）―闲暇（在家庭中）的二分法，而是市场工作―家务劳动―家庭闲暇―人力投资这样的四分法。每个成员在这四个方面的时间配置，以及不同成员之间在家庭中的劳动分工，将因各自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及其比较优势的不同而不同。这些配置将会影响到家庭的总体福利水平。

由此看来，家庭不仅具有消费功能，而且具有生产功能；不仅具有生产家庭消费品功能，而且具有生产人口功能；不仅具有增加人口数量功能，而且具有开发人口质量即人力资本功能。所以，完整地说，家庭应当被视为同时具有生产与消费功能并且包含着特定的内部关系的经济组织。它通过婚姻与血缘关系将若干成员组合在一起，依靠彼此的忠诚与信赖，而不是企业组织中的那种公开或隐性合约，形成一种超稳定单位，使得家庭成员能够实行长期合作，从事在生命周期中一些耗时较长的活动，诸如生养子女以及家庭成员的人力投资等等。这样，新家庭经济学就把家庭经济分析的视角大大地拓宽了。

近十来年，关于家庭行为的分析在贝克尔理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其最主要的理论特点就是打破了早先那种关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和谐并且具有单一的效用函数的假定，而考虑到了不同成员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偏好差异及其不同的行为，并运用博弈论中合作的与非合作的方法来研究配偶双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谈判及其均衡问题。这些发展实际上超越了贝克尔原来的利他主义模型，它们使得有关家庭活动的分析更为细致和复杂化了。

二、关于婚姻与生育决策的经济解析

新家庭经济学为家庭经济分析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革，是对有关婚姻与生育行为提供了基于人力资本的深入解析。家庭的基础是婚姻，但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呢？新家庭经济学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结婚的收益。根据其婚姻市场模型，男女求婚者构成了婚姻市场上的供求双方。作为理性主体，每一位求婚者来到婚姻市场的目的都是要实现个人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就婚姻决策而言，只有当他（她）们结婚以后获得的效用或福利大于单身状态时，他（她）们才能实际地选择结婚。正是这种男女双方对于婚姻净收益的评价，决定了婚姻市场的均衡状态［2］。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般来说，婚姻所带来的收益是通过家庭生产活动的效用体现出来的，像洗衣做饭，家庭娱乐，夫妻，生育孩子等等，这些活动是单个人所根本无法进行或难以有效进行的。因此，由夫妻双方组成的婚姻家庭将会比单个人的情况下更有效率。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任意一对异性联姻都能够带来如此的效率，否则，人们在婚姻市场上的搜寻与选择配偶的行为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实际上，有效率的婚姻是有条件的，它要以婚姻伴侣的合理匹配为条件，而婚姻伴侣的合理匹配又是以配偶双方的人力资本的特性为转移的。

每个人在到达或进入婚姻年龄之前，由于先天禀赋尤其是后天的培养和投资，都形成了不同含量的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这具体表现在他（她）的市场工作能力（工资率）、家务劳动能力、体格与容貌、心理与精神素质等方面，并综合化为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就家庭活动来说，其有效率的前提条件是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应当具有互补性。这是因为，家庭活动与企业的生产活动并不完全相同，由独身到婚姻家庭的转变，不仅仅是活动规模的扩大，而且也包含了活动性质或内涵的某种改变。家庭活动具有多样性，而其总效用则取决于多样性活动的总体水平。所以在这时，要素投入的互补性对于提高家庭活动效率和增进家庭福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婚姻市场上合理匹配的基本原则就是夫妻双方人力资本的互补性。

如果男女双方的人力资本缺乏互补性，那么将难以保证婚姻收益大于双方独身时的收益总和，从而也就难以成婚。即使因为事先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结了婚，最终也将导致婚姻解体。所以，离婚意味着非互补性的人力资本的分离与重新配置。当然，离婚也是有成本的。除了宗教的、法律的制约（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以及离过婚的人在婚姻市场上与未婚者相比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外，离婚者最大的成本就是他（她）们损失了投资于特定婚姻的人力资本。配偶双方从恋爱到结婚以及进入到结婚后的家庭生活，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投入了若干人力资本，比如双方相互了解，感情投入，积累婚姻生活经验，特别是养育孩子。这些都是相对于特定配偶而言的。一旦婚姻关系破裂，它们或者将变得几乎不具有任何价值，或者将出现贬值，这也就意味着特定婚姻的人力资本的损失。这种特定婚姻的人力资本预期损失会对离婚行为产生某种抑制作用。一种婚姻的存续与否将完全取决于相关的成本与收益之对比关系。这样，人们的婚姻决策行为便被纳入人力资本分析的框架。

除了婚姻决策以外，家庭生育决策也被诉诸人力资本分析，这主要是通过引入孩子的质量概念实现的。以往的家庭经济分析仅仅着眼于孩子的数量，将给定质量的孩子数量置入家庭效用函数，从而其生育决策分析往往难逃马尔萨斯陷阱。然而，一旦引入孩子质量的概念，情况就不同了。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就是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它与数量需求具有一种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关系。正是这种替代关系，使得家庭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出现生育率降低的趋势。

具体来说，养育孩子的成本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货币支出或直接成本，其二是时间支出或机会成本。前者除了受物价水平的影响以外，基本上是稳定的，后者则随着市场工资率从而收入水平变化而变化。因而，在收入水平不同从而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值不同时，这两部分成本的相对大小是不同的。收入水平从而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值越高，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并且它相对于直接成本也就越大。而一般来说，养育孩子的整个生产过程是一个从时间密集型逐步向物品密集型转变的过程。在孩子生长的初期，家长主要投入的是大量的时间，这时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机会成本成为养育孩子的主要成本。而当孩子长大以后，其培养教育等等所需的更多地是货币或物品支出，这时直接成本将占主导地位了。可以说，机会成本是直接同孩子的数量联系在一起的，而直接成本则是与孩子的质量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数量的成本（或价格）相对于孩子质量的成本（或价格）将变得更昂贵，因此，家庭便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而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即出现质量对于数量的替代。这样，便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从而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的经验事实。此外，它也揭示了马尔萨斯预言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没有看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的人口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机制。

三、关于家庭分工经济机理的新阐释

传统家庭理论没有研究家庭内部的分工问题。新家庭经济学以其基于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分析，填补了这一空白。按照人力资本分析的逻辑，虽然家庭夫妇之间分工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但是两性的生理差异只是家庭分工的初始基础，并不是它的惟一原因。从更重要的经济因素来看，两性之间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将是其分工的更重要的基础。我们知道，分工与交换的基础或经济原因是不同主体在不同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即可能源于天然禀赋，例如男女的先天生理差异对其比较优势的影响。也可能来自后天的人力资本投资，即使是先天无多大差别的人们，如果其人力资本投资的专业化领域不同，也将会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不仅如此，还可能存在着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相互加强的情况，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便是如此。

这里主要考察一下夫妻性别差异因素与其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相互加强影响。一般说来，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工作的时间越长，他（她）便越有对适于该活动领域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激励，包括注重经验积累与通过培训增长技能。夫妻双方由于生理方面的差异，从家庭生活一开始就实行了某种分工，女方通常更多地操持家务，男方更多地介入市场，这种初始分工或比较优势会激励双方分别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市场人力资本两方面进行不同强度的投资，其结果又会加强双方初始的差异，这样就使得家庭内部两性之间的分工格局相对地固化了。不仅如此，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两性生理差异的影响作用的强化还会扩展至后代身上。因为家长们对于子女的人力投资从其少年时期就陆续开始了，这时孩子们的其他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只有性别特征是最明显的信息，因此，如果没有任何特殊的信息，按照父母们的模式对子女进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投资必然是最明智的选择。由此，家庭内分工与人力资本投资格局便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换言之，专用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更强烈地影响了家庭的分工，这被贝克尔称为家庭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定理［2］。

当然，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两性间人力资本投资格局的演变，家庭分工的格局也将逐渐发生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实际经验证明，妇女的劳动市场参与率的不断提高导致了家庭原有的两性分工格局的较大变化。经济发展之所以导致妇女劳动市场参与率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为妇女参与劳动市场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机会，而这种就业机会所包含的妇女较高的预期市场收益率增加了其养育孩子及从事相关的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故而随着对孩子数量需求（从而生育率）的降低，妇女开始增加对于市场活动的人力资本投资（诸如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各种职业培训）。由于由两性生理差别所决定的妇女在家庭内的分工优势主要体现在养育孩子上面，而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这部分活动在家庭总生产中的地位也在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妇女在市场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加强又会进一步弱化男女两性的先天生理差异对分工的影响，因而原先的以性别划分为特征的男女双方的比较优势将可能变化，这时妇女也将会形成在市场工作中的比较优势，从而她们也就减少了对于家庭工作的依赖而增加了市场工作的时间。因此，从根本上说，妇女的劳动市场参与率的提高乃是她们的市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和积累的结果。

需要注意，根据一般的劳动供给理论，市场工资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因为工资率的提高通常会产生两个效应：即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只有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时候，才有劳动供给的增加。对于男子来说，他的一般时间配置是在闲暇与市场工作这样的二分法之间实现的，而闲暇与市场工作时间之间的替代效应是不明显的，故工资率的提高对于男子劳动供给的确切影响是不明确的。但是对于已婚妇女，情况则不然了，她们的非市场时间除了用于闲暇，还有大部分用于家务劳动，而家庭劳动与市场工作时间之间的替代性要大得多。因此，对于妇女来说，其市场工资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往往大于收入效应，故而其劳动力参与率总体上将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经济增长、女性工资增加、生育率下降、妇女入学率上升和妇女劳动市场参与率提高，这几种现象常常是如影相随、结伴而生的，其道理就在于此。这样，新家庭经济学就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科学地解析了家庭内部分工格局及其演变的深层经济机理。

四、启示与借鉴

第一，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家庭经济分析将有关婚姻、生育、夫妻分工等等家庭行为纳入到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开辟了家庭经济行为研究的新视角，形成了与以往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不同的关于家庭活动的新洞见，这表明经济分析不仅仅适用于人们的市场活动，而且也适用于包括非市场活动在内的人类行为的广阔领域。

第二，与传统的主流经济理论粗浅的家庭经济分析相比，以人力资本方法为基础的新家庭经济学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于家庭经济活动各个方面的认识，这充分显示了人力资本分析方法的空前的解释能力。道理很简单，家庭的主体是人，故而一旦我们从资本的角度去观察人，从人力投资的角度去考察人们的家庭行为，那么必然会形成一套可以与物质产品分析体系相比照的系统完美的家庭经济理论体系。实际上，不独家庭经济分析领域，当人力资本的概念与方法被引入诸如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等这些曾经被认为完全不属于经济学的领地之后，也都带来了这些领域的理论变革与创新。

第三，新家庭经济学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居民家庭行为的特点，诸如城乡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家庭的婚姻关系的嬗变、生育决策与行为的变化、家庭消费模式的形成与变化等等，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它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制定调节居民家庭相关行为的法律、规章与政策措施，例如婚姻法、计划生育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等等，使家庭活动成为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J．Mincer．劳动供给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G．Becker．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5-87，35-37．

篇9

［关键词］老龄化;少子化;养老保险;广东市场

1我国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经过30多年的严格实施，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不是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而是低生育率导致的适龄劳动力不足，以及逐步显现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问题。我国人口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峰值，自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推行后，出现了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使我国人口数量不断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2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的形成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下所产生的少子化直接导致我国人口不断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以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养老保险负担本已沉重。因此我国现有的政府推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地区必将受到来自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严重挑战。

3广东省某地区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

在笔者进行调研的某村，通过走访村部，查看相关村志和本村现有的人口资料等文献，结合与村民、学校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笔者了解到，某村现有住户156户，户籍人口约有571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占到13%，而0～14岁的少年儿童共有113人，约占19%，因此，根据对某村的调查发现，该村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均比较突出。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该村中青年，无论男女，外出打工现象盛行，绝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会选择外出务工，以赚钱养家。那么该村中的养老和育子责任如何保障?笔者针对广东省某地区农村的老年人希望选择的养老方式进行了调查(见下图)，其中希望依靠子女养老的老年人有39%，打算依靠自身养老的老年人有21%，打算依赖政府救济养老的老年人口有10%，打算依靠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养老的老年人有27%，还有3%的老年人甚至对自己将来依靠什么方式来养老还很迷茫。在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下，大多数老年人都考虑过将来的养老情况，但是在农村老年人群体中将养老寄希望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养老的老年人有72%，这也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还不完善，农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对我国养老保险的作用缺乏足够的信心。各地虽然都将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保险作为保险公司社会保险制度市场扩大覆盖面的主要对象，但在这个庞大的近两亿人的群体中，老年人参保率依然偏低，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万人。

4存在问题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对于商业性社会保险的意识低

在农村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问题，小学毕业甚至文盲等情况较多存在。这一代老龄群体对于社会养老保险认识度低，且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观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过度满足农村老人的物质需求

随着子女进城务工，收入的持续增加提高了农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农民生活得到较为可观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资料得以不断地丰富。

4.3经济收入低的不舍心态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体一辈子受苦受穷的经历，使得他们对于所获收入的钱财比较珍视，舍不得花费每一分钱，哪怕是他们自己生病，都延续着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态，对于养老未知风险的预防的金钱花费，他们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业养老保险难以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

由于中国保险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是在城市，商业养老保险公司忽视了农村养老市场的保险需求，简单地把在城市销售的养老保险产品直接运用到农村市场，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要，而且保费相对较高，大多数农民无力承受。

5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的对策分析

5.1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参保意识

为了加强老年人群体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信任，我们必须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使农村地区老年人群体对商业养老保险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为他们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建立信心，之所以许多农村地区没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们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不了解。另外，针对更新农村老年人的传统观念而言，他们认为依靠子女养老才是最稳妥的养老方式。但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形势严峻的今天，要加强农村老年人对于社会新形势的认识，加强农村地区信息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强化商业养老保险的概念，增加农村地区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意识，更新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化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识并鼓励购买的消费行为。

5.2鼓励发展商业保险

随着城镇化建设，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也不断上升，得到较大的改善，普通的社会养老保险提供的生活保障是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对保险失去信心的原因之一。所以要充分把握这个有利的机会来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满足农村养老保险需求。为此，政府也应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和积极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积极开拓发展农村市场，建立和完善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李俊华，刘均.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探析［J］．甘肃农业，2016(3):60.

［2］朱勇.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机构养老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

篇10

“未富先老”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学家提出的一个命题，旨在向全社会提出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必须对人口老龄化做好一系列的相应准备。但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它是否已失去了政策上的意义？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邬沧萍在其文章中重新审视了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文章认为，目前条件下“未富先老”的命题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提高忧患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利于立足国情，厉行节约，做好老龄事业。文章说，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因而有人认为“未富先老”的提法不切实际，并认为中国老龄化不是难以承受之重，问题只是体制蛋糕的分配问题。对此，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养老保险方面隐性负债超过6万亿元，到目前为止养老金储备只有2700亿元，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主要靠现收现付来支付，老年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大，老年人群已捉襟见肘，将来退休人员不断增加，困难就更大。中国目前社会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8.6张，是发达国家50―70张的1/8，至于住房、医疗则差距更大。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在其文章中提出“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两大命题各有依归、认识互补，并提出“共建、共享、共生”的概念。文章说，老年人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也是社会成果的共享者，也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对尚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很窄，不仅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连城镇许多灵活就业的人员也没有被纳入养老社会保障的范围。如果说“未富先老”命题的核心价值主张是提醒人们面临的挑战的巨大性以及未雨绸缪加快社会财富创造和养老资源积累的紧迫性，那么“边富边老”的新命题则提出了关怀老年、财富共享、和谐共生的重要主张。无论是旧命题还是新命题，都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两大问题。它们各有各的依归，各有各的价值，却完全可以统一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三大战略中。

老龄化是现阶段全面两孩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我国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老年人口增多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我国，低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无可争议地将老龄化进程提前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此时老龄化速度加速，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老龄化指数增加0.8个百分点，而1990年到2000年老龄化指数增加1.4个百分点，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未来我国老龄化指数增加速度更快。特别是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进入老年人口的时候，老龄人口增加速度将明显快于新生婴儿的增加速度，由此导致老龄化加速。

根据测算，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2.41%，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13个百分点；203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12%，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23个百分点；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5.50%，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指数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短期能缓解老龄化指数1.3个百分点，这在全球都在变老的大背景下，作用已经是非常显著了。

长期来看，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缓解老龄化趋势。根据测算，大约在2062年前后，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离开人世，我国会迎来长达15年左右的老龄化程度缓慢下降期。这其中就包括全面两孩政策的效应。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从全球来看，老龄化已经是基本趋势，而我国也必然迎来老龄化。

在这种大趋势下，能有效缓解老龄化趋势的部分，也算是巨大贡献了。更何况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缓解效应是长期且深远的。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不能单纯从老龄化指数这个统计指标来看，而要从家庭微观角度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巨大影响。根据预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将出现上升趋势。2015年我国平均家庭规模为3.1人，全面两孩后我国家庭户规模有望增加到3.3人。这意味着大部分家庭人口将更加均衡。而这才是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更重要的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家庭生育功能得到强化，家庭老年人将更多时间照顾晚辈，老年人的空余时间将被孩子照料所替代。这将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跨代沟通和心理问题的疏导，有助于老年人更加活跃地参与育儿。而且，随着新生婴儿的成长，老一辈的养老问题得到更多缓解，无论是心理还是物质，都是潜移默化的。从这一点来看，全面两孩也对老年社会形态有更积极的影响。

从年龄金字塔来看，如果观察数百年，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处于金字塔底部的高生育率所生育的人口经过15-25年后会成为整个金字塔的腰部，而曾经处于金子塔中部的劳动力经过35年后大多会成为进入金字塔的顶部，即老年人口。如此动态演变。我们会发现，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除非是直筒式的金字塔，即1/3少年人口、1/3劳动力人口和1/3的老年人口，即使这样，老年人口也占比过高，总抚养比为2/1，即一个老动年龄人口抚养两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如此压力巨大的年龄结构虽然是稳态的，但是难以持久。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金字塔都会经历年轻型和年老型人口金字塔，几乎都会经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而且过去的人口红利必然会成为未来的人口负债，这是低生育率时代的必然。而且，过去的人口负债随着老年人口相继离开人世，人口结构又会呈现新的状态。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就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

老龄化并非意味可以毫不作为就可以度过难关。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大多在老龄化来临之前完成了财富积累和养老制度安排，因此应对老龄化相对轻松和自如，而且老龄化经过因势利导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不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却需要承担更多的弊端，尤其是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安排尚未建立之前老龄化已经到来。因此学习发达国家的应对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以互联网产业化和工业智能化以及工业一体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劳动力不在以年龄划分，而是以创新力为标志，只要有创新力，具有思想和创新理念的老年人完全可以成为工业4.0的主宰。

我国的老龄化存在三大突出性难题：一是将近七成的老年人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或者说养老保险受益微乎其微，难以支撑其正常老年人生存开支，更不用说其他享受型的老年服务；二是将近八成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水平，其中将近一半的老年人属于文盲或者半文盲，这意味着庞大老年人口难以成为老年人力资源；第三，几乎九成老年人为下一代所累，存在“投少不投老”的社会心理，甘愿成为“被啃族”，由此导致老年人的财富向下聚集特征明显，直接导致老年人不富裕，消费需求不足，难以刺激老年服务业和老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