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方面的建议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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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中欧合作 气候变化 多层治理 地方政府 城市气候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 康晓，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P467/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1-0090-19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1006
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苏格兰威胁退出英国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性逆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证明，一股“再国家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国家乃至更小的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应该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欧盟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关于欧盟多层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欧盟内部。但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联合体，不具有国家属性，尤其在国际合作领域；在成员国中，法国、德国等大国及其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在欧盟对外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应该同时关注欧盟内部多层治理体系在国际合作中如何运行及其面临的问题。有鉴于此，作为促进双方四大伙伴关系 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中欧气候合作不能只从欧盟层面考察，必须深入欧盟与成员国的互动关系中，并继续向下延伸，将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体纳入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尽管内部存在发达、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性，但在国际合作中是以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相比之下，欧盟则是一个在发展程度上由现代、后现代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家联合体，但其在气候政策领域则主要反映了积极减排成员国和社会主体的诉求。这导致作为单一国家行为体的中国与欧盟多层行为体气候合作之间的非对称性，并由此产生了在治理目标、能力和机制上的严重摩擦。要缩小甚至消除这种非对称性，中欧双方应当大力推进多层气候合作，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合作层面探索应对这种非对称性的途径。
一、中欧气候合作困境与非对称性分析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欧盟就减排的量化指标和谈判机制问题持续向中国施压。 会后，时任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更是指责中国阻碍了大会达成在2050年前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50%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中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矛盾只是双方气候合作总体矛盾的集中反映，其根源在于表面上宏大、全面、精巧，实际上却复杂、脆弱，且具有非对称性的中欧多层气候合作架构，而这种合作架构根本上是由欧盟的多层治理结构所形成的。
多层治理是欧洲一体化实践中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决策权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结果，本质上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已经形成诸多超国家机构，这与各成员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行为体形成了至少三个层次的多层治理结构。马克斯（Gary Marks）和胡格（Liesbet Hooghe）等学者认为，多层治理不同于国家中心的治理结构，而是在超国家机构、政府间机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层次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及能力重叠的独特决策机制。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决策能力被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分享，而非被国家垄断；第二，集体决策使单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决策权的控制；第三，多层治理在政治领域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嵌套的。 这一结构是欧盟在一体化的同一性与各成员国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目的是在获得一体化收益的同时，利用各种治理手段应对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不是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可以解决的，必须在政府和社会行为体间建立一种协商机制，平等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使某些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行为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比如在欧盟气候治理过程中，技术专家始终是气候变化治理的权威来源。在欧盟气候决策机制中，“国际环境问题工作组―气候变化小组”（Working Party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sues， Climate Change， WPIEI-CC）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这个由成员国气候官员与专家组成的机构在欧盟对外气候决策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性。首先，成员国环境部长们将WPIEI-CC作为协调成员国利益的预热平台，避免直接在部长理事会上的正面冲突。其次，WPIEI-CC本质上是一个在欧盟内部凝聚气候政策共识的机构，参与其中的官员和专家都具有使欧盟成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共同意愿，因此是欧盟共同气候政策制定的主要推动者。 WPIEI-CC的意见最终将交由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进行决策，这一机制起到连接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将成员国利益诉求反映到欧盟理事会的决策中。根据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欧盟决策基于成员国的国家偏好，它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具有确定性和动态性， 即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平台间接影响欧盟决策。穆拉弗切克（Andrew Moravcsik）认为，这一过程中单边选择能力、建立替代联盟能力、议程联系能力更强的国家将更可能影响欧盟决策方向。 因此，欧盟对外气候政策首先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在成员国政府层面的利益整合，然后由WPIEI-CC反映到欧盟层面，实现各成员国利益的第二次整合。但欧盟层面的最终决策是由在气候问题上较为积极且影响决策力量较强的国家主导。
具体来看，欧盟成员国关于气候问题的态度基本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丹麦、荷兰、德国、芬兰和瑞典等，这些国家都倡导积极的环保政策，国内绿党和环保利益集团强大，并且经济结构上已经具备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良好基础；第二类包括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这些国家在气候政策的制定上较为被动，国内缺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和环境立法，大多被动接受欧盟层面的相关政策和立法；第三类国家以法国为代表，对以核能等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表现积极，但本质上属于现代国家，相对于接近后现展水平的北欧等国在低碳转型的态度和经济社会结构上都显得逊色，因此居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 可见，法国、德国是应对气候变化较为积极的成员国。同时，按照穆拉弗切克影响欧盟决策能力的单边选择、建立替代联盟、议程联系三个变量，这两国由于人口、经济总量位居欧盟前两位，所以不依赖联盟单边行动的能力、建立符合自身偏好的替代联盟的能力和联系其他议程讨价还价的能力都较强，因此也是影响欧盟决策能力较强的成员国，这使得欧盟最终的气候政策更容易反映这两国的偏好。
除成员国层面以外，欧盟多层气候治理机制还直接将绿党、环境利益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纳入欧盟决策程序的参考中。比如，1989年绿党所做的欧盟晴雨表调查在议会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并成为第四大党。长期以来，欧盟还特别注重引导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环境组织参与气候治理。比如，欧洲环境局、世界自然基金、交通与环境、国际鸟类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欧洲地球之友、欧洲气候网络等影响力较大的环境组织，常常通过倡议、聚焦公众注意力、游说与抗议等方式培育并传播生态价值与规范，逐步成为地方民众实现环境治理的一股黏合剂。 同时，欧盟内部多样化的环境组织还可以通过参与专家委员会的方式直接影响欧盟决策。 在这一治理结构下，丹麦、荷兰、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虽然人口和经济总量在欧盟成员国中并不靠前，但由于绿党和环境组织势力强大，同样可以直接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制定。最后，欧盟层面的气候政策必然主要反映这些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够且愿意承担应对成本的国家的偏好，表现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就是过于超前的减排目标。
中国与欧盟多层气候合作的非对称性，表现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时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整体参与，而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据绝对优势。而欧盟是一个多层治理结构，决策的主导权主要依赖成员国博弈。因此欧盟内部虽然也有发展中成员国，但作为一个整体，其气候政策却更多代表了经济水平接近或者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成员国利益，这些国家无论是能源结构、消费习惯，还是低碳经济转型的条件都远远优于中国。从能源结构看，2014年，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消费量的比重都低于2%，而中国则占到50.6%。从目标看，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5%，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而欧盟制定的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单位GDP能效提升20%，温室气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在20%上下浮动，除荷兰外其他国家都高于中国（见表1）。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公布的2030年应对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 而2015年欧盟制定的2030年目标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7%。 可见，无论是碳减排目标，还是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都远低于欧盟，更低于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
尽管如此，中国仍为实现能源体系转型付出了不小代价。例如，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山西省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处于全国各省区市的最后几位。2015年，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负债率达到81.79%，全省煤炭行业亏损94.25亿元。与煤炭紧密相关的焦炭、冶金、电力工业增速明显回落，进而导致山西省工业经济增长疲软，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2.8%。 由此可见，中国由于后发国家的性质，需要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大，必须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而以煤炭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就占据了能源消费结构的主体。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发展方式长期存在，一方面带来了煤炭生产大省的短期富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对煤炭产业的高度路径依赖。山西目前的经济状况正是中国经济在向低碳经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中国从整体上需要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低碳化的过程又必须淘汰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这又必然降低某些行业和省份的经济增速。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个新产业的难度远远大于维持一个旧产业的难度。后者在人才、需求、市场主体的培育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如果在此过程中无法保持淘汰落后产业与保持必要增速之间的平衡，那么中国有可能陷入新老产业更替青黄不接的困境。
表1 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与中国能源结构比较
行为体 煤炭消费占世界比重（2014年） 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比例的目标（2020年）
丹麦 0.1% 30%
芬兰 0.1% 38%
法国 0.2% 23%
德国 2.0% 18%
荷兰 0.2% 14%
瑞典 0.1% 50%
中国 50.6% 15%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年6月，http：/// content/dam/bp-country/zhcn/Publications/2015SR/Statistical%20Review%20of%20World%20Energy%202015%20CN%20Final%2020150617.pdf， 第32-33页；European Commission， “EU Climate Action， National Action Plans，” http：//ec.europa.eu/energy/node/71。
山西在能源产业转型和保持经济增速方面的两难困境，进一步反映出中欧双方在减排目标和能源结构调整目标上的差异，也是中欧多层气候合作非对称性的写照。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非对称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严重分歧还会出现在未来的中欧气候合作中。比如，在2015年6月中欧领导人峰会上达成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各自在减排方面的自主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对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实际上是对双方根据自身情况独立设置减排目标的共识，体现了中欧对各自发展的尊重，将减排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权交还给减排主体，避免了国际机制强制性为其设定目标的模式，因此将从根本上激发中国和欧盟进一步减排的动力。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欧盟仍然不满足对于中国来说已经非常高的减排目标，还希望中国进一步提高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明确表示，“我们的减排目标是比1990年减少40%，我非常欢迎中国能够对同样的目标承担起责任。” 从根本上看，这是在用欧盟内部已经进入后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国标准来要求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高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二、中欧多层气候合作的进展
中欧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能力的非对称性，根本上源于中欧制度的非对称性，即欧盟以多层结构与中国的单层结构合作。因此，中国应促进中欧气候变化合作向多层次合作方向发展，特别是将气候合作的主体充分向下延伸，提升地方政府在中欧气候合作中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多层次合作已经具备了相当扎实的现实基础，中欧气候合作早已超越了中国与欧盟的单一层次合作。具体而言，中欧多层气候合作主要在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及双方社会层面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这一层面的气候合作主要体现在几份重要的双边文件中。2005年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立了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标志着气候变化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内容，“双方合作也逐渐突破单向援助，演变为环境、能源、低碳经济等多领域的双向合作”。 因此，该宣言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的正式开端。2010年的《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建立了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以推进务实合作并交流意见， 意味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进入机制化阶段，为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是中欧面向未来战略合作规划的重要文件，其中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部分指出，中欧要“合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绿色产业合作。通过开展中欧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推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运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 可见，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已被纳入中欧长期关系的战略规划之中，成为双方战略层面合作的重要内容。2015年正值中欧建立气候伙伴关系十周年，双方又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既是对双方十年气候合作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气候合作的新规划。声明中不仅提出要提升气候变化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而且在保持传统合作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立低碳城市伙伴关系，并在二十国集团（G20）、经济大国能源与气候论坛、《蒙特利尔议定书》、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相关机制方面协调气候立场，加强双方国内气候政策协调等新内容， 由此使得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内容更加充实。
总体来看，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开始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这得益于双方在冷战后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多层治理结构下，推进中国与欧盟的气候治理合作，最终还必须依靠欧盟成员国。
第二，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气候合作。在中欧气候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法国、德国两个欧盟主要成员国也开展了积极的双边气候合作。总体来看，虽然已建立起中法、中德双边气候合作机制，但是在合作初期，由于气候与能源体系转型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等重大战略议题是相分离的，气候合作只是环境合作的一部分，尚未上升到双边合作的战略层面。以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为标志，气候合作在中国与法、德的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中国与法、德先后发表最高级别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或宣言，就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并最终落实表达了坚定的政治决心。由此，气候合作已经进入中国与法、德双边关系的战略层面。
篇2
（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1.自贸区将会给双方带来贸易便利
中韩双方建立自贸区以后，双方会加强海关方面的合作，实现通关的便利化。加强海关合作是建立自贸区的必然结果。2014年6月中韩两国签署协议，决定2014年4月1日正式实施互相认证安排。中韩两国实行AEO认证以来，双方海关给予AEO企业降低进口产品查验率的优惠政策，简化进口单证的审核查验，大大增加了认证企业的通关效率，加开了货物流通的速度，节省了人力财力。
中韩自贸区正式开通后，双方将会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进一步推进中韩贸易的便利化。2014年7月，中国央行和韩国央行签署了在首尔开展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备忘录，韩国人民币清算业务建立，将会促进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实施跨境交易，加强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清除两地使用各自货币的不便，降低贸易和投资结算风险，减少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双方在自贸区建设谈判中达成协议，自贸区政策实施后，双方90%以上的货物将实现零关税，贸易壁垒将会大大减少，进入到对方市场的产品的价格将会大大下降，两国人民将会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对方生产的产品，代购也将会彻底从中韩两国之间消失。
2.自贸区建设对中韩主要行业影响
2.1农业方面在中国存在天然的自然优势。广阔的土地和农业资源，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在农业方面存在绝对是竞争优势。两国距离近，交通便利，中国廉价的农产品能快速运达韩国，自贸区协议实施后，便利的海关政策，优惠的税费，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历史上，由于韩国对自己农产品竞争力较弱这一现象进行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中国农产品进一步拓展韩国市场，但是，随着中韩FTA协议实施，这一现象将会得到改善，双方贸易摩擦将会减少，这些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便利化都会起到促进作用。中国农产品低价进入韩国市场，使韩国人民可以吃到优质低价的食物，提高了国民的生活质量，韩国可以把资金和技术优势发挥到自己优势的农业机械行业，消除自己国内市场狭小的劣势。中韩双方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各有所专。
2.2 钢铁产业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由于中国近些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建筑业和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产出国，韩国政府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大力扶持钢铁产业，现阶段韩国的钢铁产量一直稳居世界前10位。中国因为自身钢铁产量比较大，所以对外依赖性就比较小，只是进口一些特殊性钢材，所以钢材进口关税比较高，韩国是汽车大国，对钢材需求量比较大，自身钢铁资源不丰富，所以对进口钢材需求量比较大，进口关税就相对很低。如果中韩FTA实施，双方对国内钢铁进口免税，这将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韩国高质量的钢铁会对中国企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中国从韩国进口的钢铁量将会大大增加，因为韩国钢材进口关税率变化不大，因此对韩国从中国的钢材进口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2.3中韩双方除了在货物贸易方面达成协议，服务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共识。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其地位在国际贸易中会越来越重要，中韩两国互为最大游客来源国，2013年中国赴韩旅游人数392.6万，占韩国外来游客人数的1/3，韩国来华旅游人数396.9万，占中国外来游客的1/6，双方加强旅游业方面的合作是必然要求。2014年7月主席访问韩国，并提出双方2015年和2016年互办旅游年，实施公务护照互免签证，普通护照短期旅行免签政策，到2016年争取两国来往人数达到1000万人次。如果这一措施得以实现，两国之间的旅游将变得更加便利，会加大对彼此国家人民的吸引力。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对方国家旅游。
3.中韩实现贸易便利化面临的挑战
合作出发点导致中韩双方合作侧重点不同，双方在经济发展和政策方向各有打算，双方建立自贸区的动机很明显，对中国来说，韩国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资金以及管理经验，中国与韩国合作就是为了获得这些，同时扩大自己优势产业的输出。韩国目的就是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一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自贸区很可能名存实亡。建立自贸区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自贸区的建设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对方市场的占有额，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又会担心自己会太依赖对方，成为对方经济的附庸。中韩在农业贸易这方面就存在很大的矛盾，韩国担心进口过多的中国农产品，会造成韩国在农业上对中国的依赖，以后双方政策有所变化，就会受制于中国，中国又担心太依靠韩国市场，以后出现政策调整情况，就会担心产品无路可销。
两国之间贸易失衡是影响双方贸易便利化的一大因素。自1992年双方建交以来，中国对韩国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额一直处于上涨趋势，这种现象成为困扰双方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中国的对韩政策是扩大出口，鼓励进口，中国对韩国的进口额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韩国一直对中国存有戒心，对本国市场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实施贸易壁垒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入，导致双方经常发生贸易摩擦，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而且是中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贸易逆差长时间且大金额的存在制约着双方贸易的平衡，中国不得不拿出更多的外汇储备来支持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4.中韩自贸区建设的展望
建立并维持良好的政治关系。两个国家经济关系，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关系影响，只有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双方才能互信友好，双方的经济往来才能良好持久的进行。东亚国家政治关系复杂，民族矛盾尖锐，很容易出现国家关系紧张的情况，从而引起经济关系的严寒，所以中韩双方一定要搞好政治关系。双方政府应积极引导两国人民加强交流沟通，相互了解，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消除以前因为历史原因而进行的脱离实际宣传所造成的不好影响。充分发挥官、产、学等方面的力量，睦邻友好，保持双方政治关系的稳定，为良好的经济关系奠定基础，为中韩自贸区政策推行保驾护航。
应该建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中韩自贸协议已经达成，但对协议内容应该进行详细明确的解释，面对违反协议的现象应如何处理，应该成立专门的争端解决部门，负责协议内容的解读，争端裁决，以及判定的执行。部门由中韩双方成员组成，对自贸协议的各个条款进行解释，根据协议内容对各种违反协议现象制定合理的判罚标准，对做出的判罚有权进行强制执行，不成立专门的检查部门，对判罚的公平性和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对贸易争端做出高效合理的解决。如果中韩双方增强政治互信，双方政府创造出睦邻友好的政治关系，积极引导双方人民沟通交流，增强互信，双方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减少贸易壁垒，建立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将会为中韩自贸协议的健康顺利推行扫平障碍，对中韩贸易便利化作出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岩.FTA框架下中韩货物贸易结构与经济效益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4（4）.
[2]胡渊.多边化区域主义背景下中韩自贸区前景分析[J]亚太经济，2014（2）.
[3]王姗姗.优先构建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合理性分析[J]商业研究，2014（4）.
[4]孟繁华.中韩贸易发展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J]价格月刊，2014（7）.
篇3
2013年我将继续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持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政法部门的精心指导下，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落实领导责任制为主线，扎实推进“平安__*镇”建设。具体措施如下：
一、扎实推进治安双保工作
继续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推进“治安双保”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惠民政策摆在前，宣传发动走在先”的工作思路，对治安双保工程进行全面宣传，重点发动，扎实做好每个具体环节的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二、全力做好各级会议及春节期间的安保稳定工作
深入实施“固本强基维稳”工程，确保中央、省、市、区各级会议和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以及重要敏感时期的社会和谐稳定。继续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个防止发生”和“两个尽最大努力”的工作方针，按照思想上的弦绷得紧而又紧、对策上的准备细而又细、工作上的力度强而又强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维稳各项工作，确保全镇的和谐稳定，为建设“有机农业镇、生态旅游镇、和谐新城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积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是进一步做好稳定工作的重要举措，是确保我镇政治经济发展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作出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前，都要慎重对待风险评估意见，使风险评估制度成为重大决策部署的一项“刚性门槛”。正确把握和妥善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注重从决策、政策、项目、改革等方面加强利益协调、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等机制建设，力争做到凡是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举措坚决不施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集中化解积案老案
全面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谁分包、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着力提高积案化解质量，帮助协调办推动矛盾隐患和积案的减少。
1、扎实开展大走访活动。结合大走访活动，把化解矛盾纠纷、解决问题作为重要内容，通过带案下访、上门走访、预约接访等多种方式，主动走访、联系、帮助群众，千方百计缓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积极构建和谐关系。
2、切实建立回访制度。由、司法、综治部门主动上门回访所办案件，向当事人进行解疑释惑，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减少群众对案件办理的误解和对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
3、加大督查督办力度。一是建立台账，综治部门对所有问题及时登记，建立台账，转交给相关部门对案件进行办理，限期完成。二是跟踪管理。对转交办的件，每周进行梳理排查，对重点案件建立专门档案，掌握问题解决的时限和进度。
篇4
一、实施三大工程，努力提高节能减排工作成效
重点工程是节能减排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三年来，我市累计投资18.2亿元建设了63项节能减排重点工程，目前，已全部竣工投入运行，年可节能39.8万吨标煤，削减化学需氧量2821.86吨、二氧化硫6251.12吨，为全面实现“双三十”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实施“技改”工程，提升治理水平。企业是开展节能减排的主体，我们通过积极引导、典型示范，使全市企业充分认识到，节能减排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其良性发展的“助推器”，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了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主动性。
2.建设“基础”工程，提升承载能力。我们努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抓好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全市承载水平。目前，“两厂（场）两网”均已竣工投入运行。
3.推进“生态”工程，提升环境质量。深入开展燃煤设施专项整治行动，积极推广太阳能、地热、沼气清洁能源，减少主要污染物污染。加强衡水湖保护，大力度实施了衡水湖网箱、围埝、拦网养殖取缔活动，共取缔网箱1058个、围埝5800亩、拦网4350亩，发放补偿款1117万元，有效减少了渔业养殖对衡水湖的污染。目前，衡水湖水质已由劣五类提高到三类，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二、推进结构转型，努力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
1.淘汰落后做减法。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双三十”活动以来，关停取缔了兴达铸造、圣春新铸业等13家企业，削减化学需氧量694.48吨、二氧化硫894.6吨。同时，淘汰落后设备39台套。严格准入门槛，认真落实环评和项目建设“三同时”等制度，坚决杜绝“两高一资”项目，2008年以来，先后否决了总投资10.3亿元的17个不达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率达到了100%。
2.优化增量做加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商贸旅游等环保型产业。发挥“滨湖、文化”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在衡水湖南岸拆迁旧址，建设了湖滨公园、九州文化广场等旅游基础设施，其中，湖滨公园总面积达到2平方公里，是北方地区县一级最大的亲水公园。同时，借助产业优势和区域优势，加快物流业发展，建设了恒通棉花仓储物流中心、医药物流园、华林家居装饰仓储物流中心和永生小麦仓储物流等项目，三产比重不断提高。
3.搭建平台做乘法。我们依托冀州省级经济开发区，搭建了“一区三园六基地”架构，加快推进产业聚集。围绕采暖铸造、化工、玻璃钢等重点产业，建设了现代铸造园、循环经济园、玻璃钢产业园和6个乡镇创业辅导基地，引导全市企业向园区集聚，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业要素配置，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目前，冀州市各级园区共入驻企业179家，总投资达到了138亿元。
三、几点体会
三年来的节能减排工作，使我们深深体会到：
1.解放思想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重要前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双三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没有简单地将节能减排看做上级的要求、外在的压力，而是将其作为推进经济、环境、资源和谐发展的难得机遇，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必然选择，由外在变内在，由外生变内生，由要求变自觉。通过召开四套班子联席会、全市节能减排工作动员会等多层次会议，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广泛开展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大讨论，引导全市干部群众对节能减排工作形成了共识，为全面推进“双三十”活动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坚持高标定位。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我加压，坚持“速度快一点、要求严一点、标准高一点”，在2008年初提出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的工作目标，力争“2009年完成主要指标，2010年进行巩固提高”，全力打造生态冀州、绿色冀州、和谐冀州。并邀请国家、省、市专家进行科学论证，明确了这一目标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目标的高标准，带来了工作的高效率，2008年以来，我们始终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壮士断腕的勇气、背水一战的决心，不留退路，不留余地，重拳出击，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地深入推进节能减排，于2009年顺利实现了既定目标。
2.科学技术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关键环节。积极借助“外脑”排忧解难，“双三十”活动以来，我们先后邀请省内外节能环保专家200余人次来我市指导工作，共同开展专题技术攻关，在污水处理厂、热电厂脱硫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先后采纳专家意见和建议21条，有效解决了污水管网铺设过程中的大面积坍塌、热电厂脱硫工程烟道角度等问题。积极开展业务培训，举办节能减排专题讲座20余期，培训业务骨干500余人次，大大提高了我市节能减排的技术水平。同时，加强与中国氮肥协会、中国铸造协会和河北工大等行业协会、科研院校的联系，加大节能环保先进技术的引进力度。目前，已在全市推广使用了余热余压回收利用、变压变频等200多项节能环保技术。
3.资金投入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重要保障。我们采取超常举措，多管齐下破解资金难题。一是市场融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节能减排。二是财政挤资金。加大节能减排财政投入力度，2008年以来，我市财政对节能减排的投入达到了2.07亿元。三是向上争取资金。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向上申报节能减排重点项目30个。目前，争取上级专项资金1.01亿元。四是企业筹资金。全市企业自筹资金10余亿元，有力推进了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
4.强化领导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主导因素。在“双三十”活动当中，我市始终坚持政府主导，把加强组织领导作为推进节能减排的重中之重。一是加强工作调度。我们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半年总结、一年考核”工作制度，定期召开节能减排会议，研究分析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重点工作。3年来，全市召开有关节能减排的市委常委会21次、政府常务会25次，切实将节能减排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二是加强督查问效。根据工作落实情况，安排市委、市政府两办督查室加强督查，跟踪问效，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单位及时通报批评，督促全市各级各部门始终保持做好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双三十”活动以来，先后针对热网改造、污水处理厂建设等重点工程开展多次跟踪督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作出批示21次，有力地推动了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在注重管理的同时，我们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如我市将原来按照企业纳税贡献大小进行奖励，调整为按照企业节能减排贡献大小进行奖励，每年市财政都要拿出100万元专项资金，对在循环经济、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环保治理等方面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企业进行重奖，有效地调动了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积极性。
篇5
高调开篇，有所建树
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忽略乃至贬低国际核军控及防扩散机制，以致全球核裁军进程基本停滞，核扩散问题日益严重，核恐怖问题凸显。2009年奥巴马擎举“变革”大旗入主白宫后，重新评估国际安全态势，调整相关核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措施，重塑了美国在核领域的形象和领导地位。
其一，宣扬“布拉格议程”，重树国际核裁军领域的主导地位。2009年4月5日，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发表演讲，高调表明将在总统任期内不遗余力地推动核裁军进程、降低核武器的作用。他表示“要抛弃冷战思维”，并承诺“美国将致力于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此番被称为“布拉格议程”的讲话，获得了广泛好评和响应，并由此赢回了美国在核军控与裁军领域几近丧失的主导地位。
其二，调整单边主义外交，重获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奥巴马认为，核扩散及核恐怖主义的威胁甚于俄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并为此从多方面对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寻求他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谅解与合作。2009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历史上首次专门就核不扩散与核裁军问题举行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次主持安理会会议的总统。会上一致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无核武器世界”决议案（第1887号决议）。2010年4月，奥巴马倡议并召开了首次核安全峰会，商讨如何加强核材料安保和防止核恐怖主义。在同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美国力推大会《最后文件》的达成。上述诸般努力，使美国重获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
其三，出台美国《核态势审议报告》，重排核政策关键目标。2010年4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核态势审议报告》。作为美国未来5～10年核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将美国核政策的关键目标重新排序，把阻止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放到首要位置，同时强调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宣称“只有在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核心利益的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核武器”。对核政策关键目标的重排，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对降低核武器威胁和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关切。
其四，谈判新START条约，重启美俄双边核裁军进程。奥巴马上任后不久，便与俄罗斯展开为期一年多达十轮的核军控谈判，并于2010年4月签署《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新START条约）。条约规定，到2018年，美、俄各自保留的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不超过1550枚，运载工具不超过800件。新START条约的签署、生效，是国际军控界令人瞩目的大事，它重启了美俄停滞多年的双边核裁军进程，填补了START I条约在2009年12月到期后留下的空白，并为未来更加深入的核裁军提供了动力。
仓促收尾，诸多遗憾
虽然奥巴马政府相关核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也留下颇多遗憾。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六个“难以”困境。
其一，美俄进一步核裁军难以为继。新START条约签署、生效以来，美、俄双边履约正常，但两国现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仍有削减的余地，从而以较小规模的核武库维持战略稳定性。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的柏林讲话中曾提议与俄罗斯一道，将现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在新START条约基础上再削减三分之一，即降低至1000枚的水平；此削减建议在2013年美国国防部的《美国核武器使用战略报告》中再次被提及。然而，任期已满，奥巴马并未能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实战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展开谈判，也未能“推动与俄罗斯讨论战术核武器和非部署核武器的问题”。
其二，核武器的作用难以降低。对核威慑能力的重视，使得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难以降低。奥巴马一再声明，“只要核武器还存在，美国将继续保持一个安全、安保和有效的核武库”。言下之意是，美国将始终保持强大的核威慑能力。2016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以123票赞成通过了在2017年启动“禁止核武器公约”谈判的决议，而美国投了反对票，并在投票之前积极动员其盟友反对――美国对核威慑能力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为维持有效的核威慑能力，奥巴马政府斥巨资大力推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工作，其中包括用“陆基战略威慑”系统替代现有的“民兵III”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用“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取代现有的空射巡航导弹、以“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更换现有“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开发新一代的B-21战略轰炸机以及对核弹头实施“3+2”的延寿计划等。
其三，《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难以获批。奥巴马承诺要“迅速并且积极地”推进美国批准CTBT，在其任期内，美国参议院此前拒批CTBT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由于“库存管理计划”推进顺利，美国在没有核爆炸试验的情况下，也具有保持安全、安保和可靠核武库的技术能力；由于国际监测系统的部署以及各项技g性能的改进，美国及国际社会监测秘密核试验的能力已显著提升。但在过去八年中，就CTBT批约问题，奥巴马政府始终无法争取到国会内足够多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2016年正值CTBT开放供签署20周年，鉴于国会批约无望，奥巴马只好在卸任前另辟蹊径，倡议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呼吁停止核试验以及推动CTBT早日生效的2310号决议，但该决议并无法律约束力。
其四，“禁产条约”谈判难以启动。奥巴马在布拉格演讲中，表示要致力于推动“禁产条约”的谈判。但是，对于谈判各方尚难达成共识的诸多重要问题，包括明确术语定义、规定禁产范围、对待现有核材料库存、建立核查机制和设定条约生效条件等，奥巴马政府似乎并无解决良策；对于个别国家利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协商一致”原则阻拦条约谈判的行径，奥巴马政府似乎亦无相应举措。直至奥巴马离任，“禁产条约”谈判仍未启动。
其五，朝鲜核问题难以缓解。对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朝鲜核问题，奥巴马政府八年来采取了“战略忍耐”政策，结果朝鲜核问题持续发酵，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朝鲜在奥巴马任期内进行了四次核试验并频频进行导弹试射，尤其是在2016年一年内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且第二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达到万吨数量级TNT当量，为朝鲜历次核试验之最。虽然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联合英、法、俄、中、德五国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堪称经典，但在朝鲜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并无太大作为，广受诟病。
其六，“无核武器世界”倡议难以践行。奥巴马在布拉格演讲中承诺“寻求和平、安全的无核武器世界”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无核武器世界”。虽然奥巴马对美国核武库实施了削减，但其削减力度小于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初和离任之际，美国官方公布的美国核弹头库存分别为5113枚和4018枚，即奥巴马政府在八年内共削减了1095枚核弹头。与之相比，小布什总统在任期内削减了5304枚核弹头，克林顿总统削减了3182枚核弹头，老布什总统削减了9497枚核弹头。缓慢的削减节奏，加之大规模核武库现代化计划的实施，使奥巴马的“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内外影响因素
从“布拉格议程”和2010年4月连续砍出“三板斧”，即出台《核态势审议报告》、签署新START条约和召开首次核安全峰会，可以看出奥巴马在核政策的制定上有其思考、在实施上有其章法。但是，其核政策的推行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掣肘，成效并非如其所愿。概括而言，影响奥巴马核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外部，即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美俄双边关系的改变；另一方面来自内部，即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尤其是国会所持态度。
奥巴马上任之初，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实力地位的重新评估，以倡议“无核武器世界”为抓手，进行核政策调整，试图解决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这两个重大安全威胁。此后，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任何变化无不体现着对国际安全态势的考量。由于俄罗斯是美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唯一对手，因此美国核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美、俄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俄双边关系明显缓和，双方签署、生效了新START条约，并且在共同关心的核军控与防扩散领域的诸多问题上相互呼应、支持。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乌克兰危机爆发，美、俄政治关系跌至冷战结束后的低点，双方在核武库现代化、导弹防御系统、《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履约等问题上相互指责，这使得美国不愿采取单方面核裁军措施以及推进双边核裁军进程。
奥巴马提出的一些核政策，如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防止核武器扩散、加强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和安保、阻止核材料和核技术的非法交易等，在获得国内拥护和支持的情况下，得以顺利推行；但有些核政策主张，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力量的质疑或反对，尤其是受到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的制约甚至阻挠，只能妥协或作罢。2010年奥巴马将新START条约提交国会审批时，为了确保获得三分之二强的赞成票，只好向国会承诺斥巨资对美国核“三位一体”以及核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奥巴马曾明确表示要致力于推动美国批准CTBT，但自忖难以打通国会参议院这一关，故一直引而不发。在任期最后几个月，奥巴马曾考虑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因遭到国内的强力反对而放弃，持反对意见的政府高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以及空军参谋长等，有美国媒体甚至批评奥巴马“对个人政治遗产的追求”超越了国家利益。
矛盾性及其根源
通观奥巴马政府八年来的核政策，整体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倡导“无核武器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对本应彻底销毁的核武器系统全面实施现代化计划；一方面宣扬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反对启动“禁止核武器公约”的谈判；一方面呼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另一方面又不愿进一步单边或双边削减核武库；一方面重视防扩散问题，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能推动CTBT的批约和生效。
篇6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在北京闭幕。中美双方重申继续落实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推进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成果，落实前三轮经济对话成果。双方宣布将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经济合作，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加强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推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改革。
一、加强宏观经济合作
自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双方采取了有力措施巩固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和平衡增长，确保全球持久复苏，牢固确立未来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双方承诺合作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双方重申愿加强合作，共同推动20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取得成功。
美方继续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和出口水平，在中期将总储蓄率提高到过去30年（1980-2010）的平均水平。按照奥巴马总统制定的2013财年预算，美国承诺未来10年内减赤至少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去年启动的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的可支配支出，以及其他减支，包括福利改革；提高高收入纳税人税收、降低税率、减少税制漏洞和税式支出的税收改革；实施更严格的预算规则以提高可预见性和可信度。这将使美国从本个10年中期开始逐步降低联邦政府债务在经济中的比例。
中方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并将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为切实推进这些目标，中方将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中方努力在2012年底之前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中方将积极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并逐步实现将增值税改革范围扩大到所有服务行业和地区，以消除重复征税，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中方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中方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双方坚决全面落实20国集团有关承诺，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避免汇率的持续失调和货币竞争性贬值。中国人民银行愿继续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价格稳定。中方继续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美方欢迎中方发表声明，扩大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格的浮动区间，以推进上述目标。中国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利率在优化资源配置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美联储坚定地承诺促进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美联储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增强其政策和目标的透明度，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明确的2%的长期通胀目标。为达到其政策目标，美联储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其政策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双方承诺继续就欧洲金融市场的发展交换意见，并就如何支持欧洲恢复金融稳定和增长的自身努力进行讨论。双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作用。中美双方确认按时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十分重要。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双方重申培育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2012年4月美方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评估后，双方承诺拟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加紧进行谈判。
双方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双方认识到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时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从而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至关重要，双方承诺克制将贸易救济措施用于贸易救济以外的目的，包括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双方承诺尊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结果。双方将本着公正、客观、透明的态度妥善处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建设并增加执法资源，中方将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研究进一步加强本文由收集整理追究知识产权侵权刑事责任的措施。双方将继续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执法的努力以减少知识产权侵权商品的跨境贸易。中美两国将致力于为各自市场创造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下，合法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和服务销售水平的增长反映经济发展、体现两国作为全球生产和消费大国地位。美方赞赏中方继续要求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中方已将软件资产纳入政府部门资产管理体系，在预算科目中反映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支出，在首批的重点企业试点项目基础上，将扩大在企业领域的正版化努力。
中方2012年2月承诺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不会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中美双方致力于所有相关机构就该承诺的落实继续进行深入的讨论。
双方表示，商业秘密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加强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中方表示，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2012年年度工作计划将包括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
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充分
考虑中方提出给予公平待遇的要求。美方承诺努力促进民用高技术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的出口。双方将共同努力营造促进和扩大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的有利环境。中美两国将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采取以上行动。中美双方将于近期在中国举行中美高技术贸易研讨会，讨论如何采取措施促进高技术和战略贸易。
美方承诺，对于中方希望采购的、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物项，美方在收到《出口管理条例》所要求的必要材料后，将及时受理中方的具体申请。美方承诺及时审查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提交的“经验证最终用户”申请材料并就其完整性做出答复。美方承诺鼓励中国民用最终用户为获取用于民用最终用途的物项申请“经验证最终用户”授权。
美方承诺对某些两用物项的管控进行调整，以实施《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的相关变化。这将会促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
美方承诺，敦促其他政府采购协议（gpa）参加方提出旨在改进中方2011年底修改出价的要价。中方承诺，在2012年wto政府采购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前，提交一份新的综合性的修改出价，对参加方要价做出回应。中方充分认识到以灵活方式确定本国产品定义的重要性。在修改《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时，中方将充分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意见和建议，并增强这些法规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中方将按照2012年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和财政部政府采购工作计划，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
美方承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同等规则和标准对待其审查的所有交易，不论投资者来源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仅限于国家安全审查，无论交易是否涉及政府控制的或私人的外国投资者。当一项交易引起国家安全风险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寻求尽可能快速地解决问题，包括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而不是阻止整个交易。双方致力于通过投资论坛等继续讨论各自外国投资审查中的有关关切和概念。
中方承诺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仅针对国家安全关切，并遵守规定的时限和审查标准。中方将逐步简化外国投资审批程序，提高透明度。“十二五”期间，中方将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美国政府的“选择美国倡议”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美国市场的现有及潜在投资方提供协助，将承担促进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更大责任。“选择美国倡议”承诺协助有兴趣探讨在美国市场投资机会的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与经济发展官员建立联系，并努力确保中国企业获得在美投资所需信息。
美方支持改善其基础设施部门，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机制，吸纳所有适用的全球基础设施体系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在适当的情况下努力增加包括对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公私合作（ppp）投资机会。认识到这一目标，美国2013财年预算提议更新和扩大美国基础设施体系，要求成立国家基础设施银行，以增加所有公共和私人资本对交通、水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机会。中美双方认识到两国企业在国内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力，承诺探索加深该领域合作的机遇。
中国政府承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信贷提供、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美方欢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商业投资。
中方重申遵守主权财富基金公认的原则和做法的承诺。美方重申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投资接受国政策宣言》，对主权财富基金坚持公开和非歧视原则的承诺。
美国联邦政府承诺在推动两国地方层级经济合作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协助。第二次中美城市经济合作会议将于6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南京举行。
双方民航当局承诺通过现有渠道继续加强在航空器适航审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正在进行的技术评估进程，在适当的时间达成民用运输类飞机的相互接受。
三、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
双方认识到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以反映全球经济体系演进和参与方作用的重要性。
根据2012年2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中美双方将建立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组成的国际工作组，以在制定一套照顾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国情、与国际最佳实践一致的出口信用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具体进展，争取在2014年达成协议。双方欢迎将于2012年中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参加的国际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工作组有望达成工作计划。
双方同意利用现有机制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等区域自贸协定加强信息交流。
双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统计工作组加
深双边贸易统计方法交流，包括就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新趋势进行交流。
双方认同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货币应符合现有标准。鉴此，美方支持人民币在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的标准时进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双方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进一个综合监督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承诺支持这一进程。双方认识到对汇率政策进行严格监督的重要性，同时也支持监督活动拓宽覆盖领域，包括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动、资本账户措施、储备以及财政、货币和金融领域政策等对外部稳定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双方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对外部门报告和溢出效应报告的工作，欢迎目前正在开展的加强对外部门分析的工作，这将加强多边分析，增强监督的透明度。
四、推动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
双方认识到，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双方将支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金融领域改革、发展及监管。
中美双方将致力于建设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标的健康金融体系，切实实施20国集团通过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双方致力于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建立有效的金融公司处置制度，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双方承诺继续深化金融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双方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
美方欢迎已公布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进行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报告，对报告广泛符合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表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认为中国对银行及其境内外子行和分行的并表监管具有高质量。美方认同和欢迎中国在综合并表监管领域取得的进一步的、显著的进展。
美国欢迎外国投资于包括金融业的各部门，并将继续承诺对于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提供在类似情况下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同样的审慎监管标准待遇。美方正在积极审核和考虑中资银行的待批申请，主管当局将尽快加以处理。
双方承诺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及专业金融机构方面的信息合作，加强两国在交易所和交易系统建设方面的合作交流。
为推动消费者融资，中方承诺继续按照法定程序，审批符合条件的、包括外资在内的汽车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在中国发行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方面，外资金融机构与中资具有同等待遇，目前试点阶段基础资产限于信贷资产。
中方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合资公司可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保荐，允许合资证券公司在持续经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扩大业务范围。中方承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货经纪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为稳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中方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
双方决定继续加强合作，打击洗钱、伪造货币、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活动，增强全球金融体系。双方承诺继续在打击非法融资方面的政策与行动合作。中方将继续完善涉恐资产冻结监管框架。双方将就《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及其实施细则的制定进行交流，从而为讨论中方关切提供机会。双方承诺就fatca的实施问题寻求合作解决方案。
五、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加强中美经济关系
篇7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103-02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党准确把握国情,为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所做的理论回答。
随着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认识到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统一战线。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如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民族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民生中“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形成,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北伐战争虽然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但随着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成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制定了土地革命纲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纲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还在苏维埃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和社会教育。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联系各地的革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决议和法令,以中央苏区最为典型,在社会救济方面,采用救济贫困农民及受灾群众的方针,开展互助互济工作,其规模和稳定程度远远超过了大革命时期,方法也更加灵活。在苏区的卫生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努力保护和鼓励城乡原有的私人诊所继续开业,同时组织零散的江湖郎中和社会游医在人口稠密的集镇建立医疗所,方便群众治病求医。为防病治病,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民间中草药医生,就地取材,采制中草药,开设医药合作社。闽浙赣等苏区提出建立公共医院,为苏区贫苦人民实行免费医疗。在苏区的社会教育方面,苏维埃政府注重发挥红色歌谣的作用,教学内容比较切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左右江苏区还提出了建立免费学校,实施免费教育,还要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图书室、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等,开展福利性免费文化教育工作。这些措施非常适合解决当时苏区绝大多数贫苦人民无钱享受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先后参加了重庆谈判以及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1]1163-1164。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政治体制,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可讨论与决议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各部长官及监察委员之任免、主席交议的事项等。协议还规定国府委员为40人,半数为国民党员,但施政纲领变更时须2/3的委员通过;还规定必须有3/5的国府委员同意时,国府主席方可使用否决权。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案为依据,协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中确定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的原则。同时就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及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会议通过了《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等[2]38-41。
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改革。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经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等。《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纲领确定: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军队。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纲领规定,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等。综上可见,《共同纲领》对公民的选举权、平等权、社会权等基本权利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综上可见,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建设从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的实施;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纲领制定到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的制定,用理论指导着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实践,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公平正义在革命中不断实践,不仅是党理论体系承前启后的价值链,也是衡量各阶层利益时秉持的一贯判断标准,并对最终实现人民基本的民主权利的核心价值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彭月英,孙海林。毛泽东中央苏区教育思想的形成及特点[J].求索,2010,(8)。
篇8
关键词：减免税政策；免税制度；减免税优惠；税收优惠；征税对象
中图分类号：D63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自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5〕129号文）始，税收减免税备案管理与减免税审批管理共同成为税务部门进行减免税管理的主要方式和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认为，历经九年的减免税管理办法中有关减免税备案的规定弊端逐渐显露，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改革。
一、减免税备案制度在实践中逐渐暴露的弊端
1.救济手段不明确影响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效应
《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纳税人享受备案类减免税，应提请备案，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自登记备案之日起执行。纳税人未按规定备案的，一律不得减免税”。在实际征管过程中，对该条款有三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备案申请的，均不得享受减免税优惠；一部分人认为可以补充提请备案，但补充提请备案之前的不能予以享受减免税政策；另一部分人认为可以补充提请备案，但补充提请后可以自始予以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由于理解的不同，实务中税务部门出于谨慎本能及规避执法风险考虑，一般不予补充备案，造成未及时备案时救济手段不力的状况，直接影响了部分优惠政策的落实。
2.减免税备案制度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税法精神
新时期地税部门注重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合理行政是题中之义，合理行政包含了实质重于形式的执法精神。企业的经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减免税条件，在法律、法规、规章未设定审批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不经备案就丧失了享受实体权利，企业符合规定的减免税条件，从保护纳税人权益的角度，笔者认为其实体权利仍然存在，应允许进行一定的有效救济。
3.减免税备案制度实行的准审批性质不符合简政放权的理念
从流程设置上看，备案登记事项在业务流转设置上与审批类流程类似，是一种“准审批”行为。取消审批的目的是要放权，对取消审批的项目同时要求备案，这种既放又收的矛盾做法，不仅无法实现政府设定的压缩审批、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的目标，还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其效果与高速公路法定节假日免收费却仍然发卡造成大量堵车是一样的。
4.减免税备案过程中的“严入宽出”的现象不利于公平竞争
目前对备案减免税项目没有操作性强的后续管理办法来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备案事前审核，轻事后评估、核查的“严入宽出”的情形。对备案事项的事后监管没有同步，无法及时了解企业减免税变化情况，使企业产生已经取得审批或备案手续的安全心态，擅用或滥用优惠政策，造成税基侵蚀和实质上的不公平竞争。
二、改革税收备案制度的必要性
1.改革税收备案制度可以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减免税优惠政策在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保民生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税收调节作用，备案制度作为减免税的管理手段之一，是否适当、合理将直接影响减免税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
2.改革税收备案制度有利于有效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在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牢固树立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就是收“过头税”、就是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的观念，不能以税收收入任务紧张为由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上打折扣。新一轮的征管法修正案也以更加注重保护纳税人的权益作为修订的重要内容。现行备案制度具有准审批的性质，同时存在行政救济手段的不足，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3.改革税收备案制度是简政放权、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
目前全国上下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明确提出了行政审批改革，国务院也已进行了多轮审批项目的清理。清理要求行政审批项目只能由法律法规设定，一些已明文规定取消审批的项目必须予以清理。
三、改革减免税备案制度的若干建议
1.应该考虑改变旧的管理理念，逐步取消备案管理
一方面，审批及备案的核心是为了加强对减免税政策落实的监管，但当前税收征管模式及治税理念均发生重大变化，对企业监管渠道的不断丰富，使得逐步取消备案管理制度成为可能。信息管税已成为当前重要的征管手段，依托征管信息数据库，通过后台取得企业相关报表及减免税数据，进行跟踪管理；或者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交换平台可以较好地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企业享受优惠的具体情况，使减免税过程变得可控。另一方面，征纳双方也已摆脱旧有征管理念中管理与被管理的模式，更加强调管理与服务并重。在这种情况下，应更加推崇对纳税人的“诚信推定”，从事先审核审批、备案的旧有管理模式转变为以纳税人自行申报为主的方式上来。
2.应该明确事后救济手段，确保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在现行未完全取消备案制度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明确具体的救济方式。建议从维护税法的刚性出发，设定一个允许救济的期限。从国家税务总局近几年企业所得税管理思路上看，均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思路，如“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追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建议遵循这一治税理念，及时明确救济的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
3.建议考虑扩大影响，对部分备案项目取消备案转为直接减免
直接减免指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达到条件的可直按减免，不必再备案或审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要审批的除外。采取直接减免的方式纳税人受惠迅速，落实面高，有助于减免税政策迅速落实到位，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影响深远，同时征纳双方也可以减少审核审批方面的事项，节约征纳成本。从福建省莆田市、龙岩市2012年中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看，2012年两市分别对5612户、3201户不达营业税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减免税额2507.25万元、2281.75万元，成效明显。“2013年8月1日起对月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免征营业税”，此项政策也是采取直接减免的方式，该项工作赢得总理在促进西部发展和扶贫工作座谈会上的肯定，指出“这次对部分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反响很好”。
4.应该宽严并济，加强事后审核控管
“宽入”可以把符合减免税条件的企业都纳入减免税的笼子，减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方的办税成本；“严出”是要加强事后审核，及时发现减免税条件变化情况，对不符合减免税条件套取国家优惠政策的予以严厉打击，对减免税条件改变的及时予以取消享受优惠政策资格。税务部门应通过信息管税进行后台数据管理，对享受减免税政策的企业加强财务数据分析，根据数据疑点、风险等级适时组织对受惠企业的实地巡查或案头评估，以确认企业享受的优惠条件没有变化，确保不因取消备案制度而削弱对减免税的管理。通过信息管税实现减免税管理的目标，还需要征管部门对年度汇算清缴报告表、各税费年度自查表中减免税相关栏目进行专项设计，以利于税收管理机构进行过程监控和在申报期后开展专项评估或审核。
参考文献：
[1]胡勇辉.当前我国税收减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当代财经，2002（06）：26-28.
[2]黄忠庆.我国税收减免管理制度亟待改进[J].统计与决策，2004（09）：104.
[3]曾小勇.减免税管理刍议[J].江西财税与会计，2002（11）：24.
篇9
关键词:基础设施 融资 创新
目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占到一国gdp的3%-5%,因此我国要在现有的城镇投融资框架下获得足够的资金,单独依靠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进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不现实的,因此ppp项目融资就成为提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必然选择。利用民间资本市场可以极大地弥补公共资金的不足,满足城镇居民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对政府而言,利用这些财政投融资方式,能够引导投资者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减轻财政负担,大大加快了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对投资者(尤其是私人投资者)而言,也增加了一种投资获利的渠道,是进入城市建设和经营领域的有效途径。
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
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通常采用ppp即公私合作的项目融资方式,公私合作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ppp指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基于某个公共项目结成伙伴关系,通过双方的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和收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双赢甚至多赢。从这个角度说,ppp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围绕某一公共项目的合作关系,泛指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一系列模式的总称,是一个概念范畴,如bot、boot、dbft、dbfo、tot、privatization 等。而狭义ppp 指的是一种具体的融资模式,即政府以公共资本参与或政府担保的形式与民营企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一)公私合作的模式
在ppp融资模式下,政府部门作为项目发起人,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与中标的私营部门组成特殊项目公司(spc),由spc 负责筹资、建设和经营。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在spc内相互协调、共同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通常来说,政府部门提供部分资金或与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达成直接协议,向其做出承诺,在基础设施建成后,按照政府和spc 签订的合同支付本金和利息;项目经营期满后将无偿交给政府。在公私合营ppp模式下,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的私营部门进行补贴、税收优惠或贴息贷款,目的在于确保社会资金投资基础设施能获得一定的回报,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满足私营部门在确定风险可承受程度的前提下的收益最大化;同时保证社会公众对于公共物品的价格承受能力。
(二)ppp项目存在的风险
在ppp融资模式中,公共部门和私人投资者通常要对合作项目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进行细致的识别、量化、管理,并在合作各方之间合理地分配,优化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风险的管理和分配。风险的承担应由对风险比较了解且有能力处理风险,又能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或能在风险获得一定补偿的人来承担。
在看到ppp融资存在优点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府与私营投资者目标利益的冲突,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而私营企业是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项目实施的过程看,契约双方的有限理性、信息的非对称性、合同条款的模糊性、合同签订和履行的时间差等许多因素都为私营企业的投机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私营企业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投机行为:一类是所谓逆向选择问题,契约的一方在订立契约时就已经掌握私人信息,即只有他自己知道对方不知道的信息,如在私人企业在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时候,它清楚地了解自己公司的实际运行情况,而政府却不能完全掌握合作企业的信息。因为在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双向选择中,一对多的关系加大了政府筛选信息的难度,而且面对激烈的竞争,签约者可能为了争取合同而做出欺骗行为,而根本没有真正履行合约的意愿和能力。另一类是所谓道德风险问题,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的对他人不利的行为。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人不可能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后果。通常情况下,私营企业与政府先签订合同,然后进行项目的融资、建设及公共产品的提供,私营企业在这些过程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便成为其私人信息。他们有可能采取其他的手段来捞取不正当利益,如建设过程中的偷工减料、降低服务的水平等,这些手段往往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特别是在惩罚与监督不力的情况下,私营企业更有可能做出有利于自身的投机行为。
ppp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
对不具有竞争性的准经营性ppp项目,政府的政策性补偿或贴息贷款可以在政府的担保下,将贷款或政策性补助资金,直接委托给政府代建中心进行运作,政府代建中心及spv公司共同委托设计部门进行设计,根据spv协议分别对项目的子项目进行建设,私营投资者利用自有资金,代建中心利用政策性资金进行建设,待工程建设完毕,根据转让协议,代建公司将建设好的子项目或完整的项目以协议转让的形式交由spv公司进行管理和经营。这样就减少了政府对私营融资公司的担保风险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监管难的问题,这种投融资建设模式的优点在于:对项目的补贴可以在项目协议的转让金额中实现;有效减少了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投资商对建设资金的虚报、建设过程监管难的问题。通过代建制的实施,既可保证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质量,又可以减少私营投资商在建设方面偷工减料等投机的行为,减少了政府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见图1)。
结论
ppp项目融资及管理机制的创新,可以减少公私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及逆向选择问题,减少政府对在建项目担保风险,增加项目建设过程的透明度,提高项目建设的质量,ppp融资机制的改进,避免了以往私营投资者在建设中出现的投机行为。
参考文献:
1.吴庆玲.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管理,2007(2)
篇10
［关键词］低碳经济 环境服务市场 碳关税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作为温室气体的一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被隔离或采用技术手段消减，因此，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重要途径是把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削减相关联。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了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而《哥本哈根协议》对成员国的的减排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为各国下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起点。中美作为世界的焦点，双方的立场、态度将对未来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框架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美国目前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对削减碳排放的量化指标不但要求从技术上明确其效果、还要从经济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美国1997年的《伯德－哈格尔决议》，美国不应当签署没有明确各参与国相应责任的气候协议，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对任何气候政策都要提供经济合理性分析，以确保未来的收益高于现期费用。因此，多数美国人认为现在还没必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参与了国际性气候变化公约，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也面临两难选择：若不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排放的成本费用在发达国家就显得太高；倘若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的配额的分担有可能得不到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无法获得美国国内公众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为防止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各行其是，提出到2018年如果未达成多方协议，就美国的国内气候政策美国可以单方面调整关税政策，碳关税是其可能的选择。因为在不存在削减温室气体共同行动的国际政策下，美国认为美国国内的企业竞争力会受到国内气候政策与其他国家“碳泄漏”的影响。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由于严厉的国内气候政策导致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将对来自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密集型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除非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等同于或高于美国，或者被美国认定的不发达国家，或者是温室气体排放少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0.5%，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需要购买排放配额，以保证其国内产业的就业率、竞争和发展。因此，碳关税的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是为西方进口需求生产碳密集型产品的供给者，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应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负担。而中美两国不同的选择依据和标准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碳关税将会彻底搅乱中美的贸易关系，这是对双方都不利的。
为在未来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取得话语权，同时也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中国自愿性地实施减排措施，采取低碳经济战略。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技术替代取决于能源投入中替代资本和技术转换的难易以及低碳排放技术成本的高低。但是如果不存在各国一致认可、执行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协议，低碳排放的新技术市场就发展不起来，社会将会锁定在集中大量使用石油的体系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温室气体变化的问题。
二、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搭建减排交易平台
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也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如有关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机构的条款，各方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改善气候方面需大规模资金保护其森林，逐渐走上低碳发展道路。这就存在着积极的可能性，即让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铺设的碳汇交易路径取得进展。
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做法是引入经济激励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其历史轨迹遵循“避免”、“缓解”、“补偿”的发展顺序。“避免”通过不发展或替代方式发展或限制发展来防止负面的环境影响。如果避免方式在社会经济上不可行，那么“缓解”措施最大可能地减少、消除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及预防则要采用“补偿”方式。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投入不足、设计管理不当、开发者不完全遵守条件、权威部门的履约监督等原因，自然生态补偿没有取得相对很好的生态保护效果。关键是这些生态保护技术方法上的探索难以解决社会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一些担保、保证金、补偿信用等经济激励手段运用于自然生态补偿的实施。随后各个国家政府部门、国际发展组织同样进行了用经济激励手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尝试，分别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概念，包括：国际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环境服务市场、环境服务报酬和环境服务补偿。
国际上生态环境服务市场是根据环境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不同自然环境服务从不同领域、依据不同途径给予其补偿。这些环境服务付费从开展的生态环境服务领域分为四类：流域保护、碳固定、景观和生物多样。大型的项目计划往往是由政府驱动，但大型的项目计划也有规则调控下的生态环境服务市场，如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关于气候改变的碳汇市场。环境服务市场涵盖了多方参与、选择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是传统市场在环境服务领域的创建和拓展，应有明确的商品、交换转移。国内的环境服务付费如美国的一对一直接贸易、结算交易；国际间的交易包括哥斯达黎加FONAFIFO生态服务付费。但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服务市场（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碳汇市场）只有在几个发达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与这个标准差距较大。往往是一个提供者供给的环境服务产品有交叉。如：进行碳固定服务而保护天然林时，也同样提供了流域、多样性保护和景观服务。除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除市场机制一般意义上的不足外，还由于生态服务的空间特征限制了供给方的竞争，现存的例子都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的双边协议，即不是自由、平等意义上的市场，当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太高时，多方卖者和买者就不会参与到其中。
三、低碳经济战略与环境服务市场的选择
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在降低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高碳排放的替代技术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低碳经济通过低碳高效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技术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率，减少高碳含量物品的生产，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对碳进行隔离净化，达到从根本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其次，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低碳高效技术的转移会使输出国获利，同时实现低成本排放削减。最后，作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征税手段和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是降低成本费用的手段，同时也鼓励了现有的低碳排放技术的扩散和对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这些经济激励手段为排放温室气体形成一个市场价格，经济组织会为追求低成本进行多种途径的选择。消费者会在受政策影响的价格信号下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高效率技术，采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技术等。如欧盟计划实施气候变化项目和碳交易，通过国际间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可以使美国减少30%～50%的成本费用实现减排。不过，以强制执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管制手段虽也可达到削减目标，但交易成本相应要高出市场方式许多。对于国内而言，政府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形式也并非总能实现其目标，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严格要求企业减排二氧化碳。
仅仅通过各方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最终达到减排目标的。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都具有降低经济体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费用的作用。只不过二者分别侧重于技术手段与组织方法、长期与短期、生产领域与交易领域。在不同的低碳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敏感性的碳削减服务的交易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碳环境服务市场这一交易平台，实现减排成本的降低。政府采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则是一个相对较优的选择，如可交易的许可证、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财政的补贴、税收削减等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政府行为而影响相关利益者的行为，是一个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实施机制。
四、结论
1.在国际和国内缺乏引导碳汇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下，中国目前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碳服务商品在现有技术水平、制度条件下难以实现排他情况下，由政府作为主体可以把外部交易成本转为内部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交易成本，明确了碳环境服务的准商品性质、使减排成为供需双方的必要选择，这就是一个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引导公众参与。
2.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可降低总的削减成本费用，只不过排放权作为国际领域内未进行初始分配的权利，各国还首先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初始产权。由于各个国家在收入、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基于森林的合格的碳汇交易的标准、指导过于复杂，往往引起交易方长期、细致的谈判，并且相关国家越多，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就越困难。这些都是引起交易成本增高的原因。
3.环境服务市场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不平等的援助关系，成为市场交易平台上的平等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为形成稳定、长期的国际气候领域合作夯实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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