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8:3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央行决定自2015年6月28日起，将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同时，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降息降准双管齐下，从历史上看并不多见，央行此次出手有何意义呢？
单从资本市场数据和往常惯例上看，此次双降有些令人意外。首先，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情况是社会流动性偏向宽松，5月末M2余额同比增速为10.8%，超过同期GDP的增速。更重要的是，当前银行存贷款利率处于历史地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35%，市场并没有很大的降准降息诉求。此外，上周四央行再度重启逆回购，中标利率从3.35%降至2.70%，按照惯例，通过其他货币工具提供流动性之后，政策不会立即降准降息，大概率会等到7月中旬半年报公布之后根据具体资本市场情况做出相应调整。那么央行为何如此急迫的打出这记组合拳呢？
表面原因是近期股市非正常下跌倒逼宽松货币政策加速，本质原因则是国内经济运行压力有增无减，经济转型迫在眉睫，需要相关政策的刺激和引导作用。当这两种利益诉求叠加时，央行的此次举措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股市暴跌只是诱发此次双降的表面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家对于经济向好的诉求，因为发动此轮牛市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春季报”前段时间公布：一季度GDP增速7%，创下6年以来最低，经济形势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但根据总理提出的“底线问题”以及各个部位所释放的政策信号来看，市场容忍的经济增长下线即为7%，且根据相关权威部门测算，我国现阶段要保障每年增加1000万城镇就业人口 ，城镇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经济增速不能低于7.2%。当我们的GDP降到7%以下时，就业将出现问题。再就是要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长远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 6.9% 以上，种种考量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增速跌破 7% 的“底线”是不允许的。所以为了缓解经济运行压力，确保超过增长底线，通过双降等政策刺激经济就不难理解。
简而言之，央行此次出手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稳市场，二是促经济。那么时隔7年的“双降”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双丰收”呢？首先来看“双降”对于稳定市场的效果。证券市场上盛行一句话，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此次“双降”最大的利好就是反映出政府给予市场的明确积极信号，也等于向做空势力宣战，这将极大鼓舞市场信心，暴跌将很难再现。其次来看“双降”对于促经济、调结构的效果。此次双降将释放市场约4700亿的流动资金，而且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发展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加上5月份各项经济数据向好，“双降”助推中国经济短期内企稳回升将是大概率事件。
篇2
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及其对策浅谈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3、杨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浅析[J].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07(6).
篇3
马路上红绿灯不亮，居民楼电梯突然停电，东北三省的限电问题正在引发全国关注。全国多个省份出现限电。其中有的省份如江苏、云南、浙江有能耗双控（能源消费总量+强度）因素，政府要求企业停工限产。而有的省份如广东、湖南、安徽等地，则主要是由于电力供应紧张，企业被迫错峰限电。出现限电的省份中，也有的同时受到能耗双控和电力供应紧张的双重影响。
此次东北限电与双控无关，是电力供应短缺所致。一般而言，如果出现用电紧张，受影响的首先是工商业用电，对其采取有序用电措施，居民用电是政府和电力部门优先保障的对象。而近日东北出现了居民用电被突然拉闸限电的情况。
有序用电与拉闸限电最直接的区别是，前者是有通知、有计划停电，主动采取错峰、避峰措施，而后者则是在紧急情况下直接拉闸断电。不少居民生活、工厂生产因为拉闸限电受到意外影响，也受到格外关注。
风电骤减，电网频率跌破安全红线
东北此次罕见的居民用电被拉闸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直接原因，是电网运行面临事故风险。
据《辽宁日报》9月26日晚间的消息，辽宁省工信厅在当日召开全省电力工作保障会议，会议指出，9月23日至25日，由于风电骤减等原因，电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至严重级别，辽宁省启动3轮II级（负荷缺口10-20%）有序用电措施，个别时段在实施有序用电措施最大错避峰416.92万千瓦的情况下，电网仍存在供电缺口。根据《电网调度管理条例》，东北电网调度部门依照有关预案，直接下达指令执行“电网事故拉闸限电”。
一份9月23日由国家电网东北电力调度中心签发的东北电网拉闸限电预通知单信息显示，全网频率调整手段已经用尽，鲁固直流送山东、高岭直流送华北线路不具备调减空间，系统频率低于49.8赫兹。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为保证电网安全运行，采取事故拉闸限电。
根据这份通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预计23日下午16时30分至21时30分需要拉闸限电，被限容量分别44万千瓦、36万千瓦和20万千瓦，合计100万千瓦。
《财经》记者从相关人士处确认了通知单的真实性。
中国电网正常运行的频率是50赫兹，允许一定范围波动。而49.8赫兹是第一道重要的安全阈值，当电网频率低于49.8赫兹时，需要开启拉闸限电，否则面临更大范围解列崩溃事故风险。
最近的前车之鉴是2019年8月9日下午英国出现的大停电，当时英国电网海上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出现大量无序脱网，导致系统频率下降至48.9赫兹，引发系统中低频减载装置动作，切除大量负荷，造成包括伦敦在内的100万电力用户受影响停电。
拉闸限电时，电网调度部门按预先设定的拉闸序位表直接切除10千伏电压等级线路。而10千伏等级的线路往往既接入了工商业负荷，也有居民负荷。因此，居民会在未获通知的情况下被突然停电。
辽宁省工信厅在9月26日的会议中指出，拉闸限电不同于有序用电，是保电网安全的最终手段，用电影响范围扩大到居民和非实施有序用电措施企业。
煤电大减，东北电力供应紧张
电网运行风险导致出现拉闸限电是居民意外被停电的直接原因，但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行流程，缺电事故本不应严重至此。如在同样缺电的广东，近日连续错峰负荷超过2000万千瓦，也没有出现居民用电被临时拉闸的情况。东北限电最终至影响到居民，还有进一步的原因。
出现有序用电乃至拉闸限电，作为电力供应压舱石的煤电出力不足是最根本原因。9月26日吉林省召开全省保电煤供应保温暖过冬保工业运行视频调度会，吉林省常务副省长吴靖平指出，受全国性煤炭紧缺、煤价高企、煤电价格倒挂影响，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供电紧张局面。而另据《财经》了解，近日用电紧张期间，辽宁的火电出力仅为装机容量的一半左右。
煤电出力困难之外，多个不可忽视的突发因素恶化了东北的电力供需。首先是有序用电没有很好执行。
如辽宁省工信厅会议信息指出，在此次拉闸限电之前，辽宁省9月10日起电力供应压力加大，不能满足所有用电需求，启动有序用电措施，在9月10日至22日，已经启动了9轮有序用电，最大错避峰243.67万千瓦。而23日至25日，最大错避峰416.92万千瓦。
根据发改委的《有序用电管理办法》和国家电网的《国网有序用电管理办法》，有序用电方案原则上按照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最后拉路的顺序安排限电措施。优先保障应急指挥、危险生产、重要社会活动场所、基础设施、居民、农业、重点工程企业用电，重点限制违规项目，淘汰类、限制类企业，高耗能、高排放，景观照明用电。
当出现电力缺口时，各级供电企业向本级政府电力运行主管部门提出启动有序用电方案建议，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启动公告。方案实施时，省级电网公司根据供需情况和政府主管部门用电指标下达次日限电指标，发现用户限电措施落实不到位时，向地方政府电力主管部门汇报，促请政府协调用户落实有序用电方案。
有当地电网公司人士表示，拉闸之前有序用电已经执行了十来天，但到后来用户并没有很好执行，也就是没有按照要求停电，电网公司对此没有办法。
也有业内知情人士表示，东北地区在90年代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有序用电，地方政府与有序用电企业对此并不重视，应对不足，也有抗拒心理，一开始会执行，后来慢慢用电就回来了；此外，在东北多年并不缺电的背景下，拉闸限电极为罕见，而东北工业负荷并不算高，电网公司经验也不足，导致拉闸操作不够精细。
新能源比例增高也提高了电力系统面临的风险。辽宁省工信厅提及，此次拉闸限电前，出现风电骤降。据《财经》记者了解，东北三省风电总装机达到约3500万千瓦，但在9月21日冷空气过后，风电出力出现明显下降，近日限电期间，风电出力远不足装机容量的10%。
这类问题此前已经出现，国家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党委书记董昱在9月27日电力市场国际峰会上介绍，今年夏季高峰期时，东北3500万千瓦风电装机一度总出力只有3.4万千瓦，虽然是瞬时小概率事件，但电力供应要保证全年随时随刻的稳定供应，矛盾非常突出。
此外，如前述拉闸限电预通知单提及，东北电网通过鲁固直流、高岭直流外送华北、山东。据《财经》记者了解，为减少外送，东北与外省的短周期电力交易已经暂停，但此前签订的年度中长期交易已经经过安全校核，且山东、华北电力供应也偏紧，因此这部分外送电量难以继续调减。
燃煤之急何来？
煤炭供应紧张，煤价高企、煤炭价格和电价倒挂是导致当前作为电力系统压舱石的煤电出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也直接导致多个省份的电力供应紧张，并有扩大之势，燃煤之急迫在眉睫。
据《财经》记者了解，眼下正处于传统用煤淡季，煤价与存煤天数却分别站上历史同期最高点与最低点。动力煤实际市场价目前每吨1600多元，约为2020年初的三倍,远超指数价格；全国重点电厂存煤可用天数则降至10.3天，远低于淡季时20天的红线要求。
造成煤价“淡季不淡”的原因有哪些？供给不足是最大推手。多位煤炭分析师对《财经》记者表示，火电出力不足一方面是确实有部分电厂因为资金压力缺乏采购意愿，但主要在于缺煤，根本买不到。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8月全国原煤产量26亿吨，同比增长4.4%。尽管原煤产量正增长，但增速却远低于用电量增速。1-8月，全国发电量5.3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3%。
此外，自去年开始，受内蒙古涉煤反腐“倒查20年”，安监、环保力度增大以及超能力生产入刑等因素影响，大量表外煤炭产能被压缩。
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行，首次明确对未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未造成其它严重后果，但有现实危险的违法行为提出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规定实施后，煤矿超产意愿大幅降低，严格按照核定产能生产。一家期货公司煤炭研究员告诉《财经》记者，?一般煤矿的生产弹性非常大，比如核定产能100万吨，但设计生产能力其实是按照300万-600万吨建设的。由于电煤一直保有利润，煤矿多生产就多挣钱，如内蒙的出厂煤只要市场煤价在100元以上就能挣钱，因此煤矿超产在过去一直是行业常态。
这部分煤炭表外量难以核计。但据山西金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曾浩汇总各口径数据汇总计算，目前全社会电煤库存较去年入冬前低了近9000万吨。
东北可能是全国缺煤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东北也由于将限电范围扩大至居民用电被推上风口浪尖。一位煤炭机构资深分析师对《财经》记者表示，自2016年开始，在煤炭去产能政策的推动下，东北三省退出了较多煤矿产能，且面临较大的入冬补库需求，主要依赖于蒙东煤矿的调入。
经《财经》记者统计，2020年黑龙江、辽宁、吉林原煤产量合计0.93亿吨，较2016年的1.13亿吨下滑约17.7%，东北三省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比例也由3%下滑至2.4%。
燃煤之急何解？
9月26日，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靖平在视频调度会上表示，将落实与蒙东煤矿中长期供煤协议，加大进口煤采购，组织省内煤矿安全释放产能，千方百计扩大市场煤供应，确保储备煤足量达标，做到采暖期电煤不断供、暖气不停供，维护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此前两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提出今年四季度发电供热煤炭中长期合同煤源已全部分解到各重点产煤区，下一步将全力推动合同全覆盖，守住民生用煤底线。
国家能源局26日消息，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任京东带队赴宁夏、陕西，深入生产建设一线，对煤炭、天然气增产保供进行现场调研督导，要求地方和企业压实保供责任，进一步挖掘增产潜力，突出保障发电、供暖等民生用煤，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有关业务司已分别赴京津冀、蒙东、黑龙江、湖南等地督导煤炭、天然气保供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制约增产增供的突出问题，指导地方和企业落实能源保供各项举措，努力增加能源供应，全力以赴保障今冬明春重点地区民生用能需求。
“国家正在安排各项措施，缓解煤炭缺口。当前增加供应力度很大，预计后续度冬时期，供热发电煤炭资源有充分保障，煤炭供需形势趋于平衡。”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理事长冯雨对《财经》记者表示。
至于煤价供需关系走势，冯雨预测，进入冬季后主要流域来水将进入枯水期，水电出力难有明显好转，风、光伏出力也将受限，火电将继续带动电煤需求增长；“碳减排”、“能耗双控”继续制约钢铁、建材、化工等部分耗煤行业生产，减少部分需求。
目前看来，煤价的上行可能性要大于下行可能性。一方面，冬季是每年煤炭需求的高峰期，电厂煤耗水平将高于夏季高峰时段；另一方面，目前各环节存煤水平明显偏低，预计后期电厂补库存需求将比较旺盛。迎峰度冬压力大。
篇4
关键词：保险，碳交易，资源，罚款超额累进制，技术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数
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提出新险种，即碳排放保险，来促进我们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且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激励企业改良生产条件不断向集约型经济发展，以及加强碳排放量超标的风险管理，提升该风险的管理水平，同时也能提高企业追求低碳经济发展的意识。
二、碳排放保险的理论基础以及参数设置
在以下模型中，将涉及到收益最大化情况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设条件和碳排放量保险系数假设。
（一）收益最大化情况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设条件如下：
⒈CDM合理定价且价格恒定
⒉CDM在国内以及国际上能够无摩擦地自由交易
⒊企业不存在偷、逃税现象
⒋在保险期间内，企业的规模和产量不变
（二）碳排放量保险系数假设：
⒈国家标准碳排放函数
我们规定，国家在未来的时间里，会逐渐限制企业的碳排放量。因此，我们设定了一个“国家标准碳排放函数”，企业每年的国家规定碳排放量逐年递减。对于不同的产品生产企业，国家对其产品的允许碳排放量每年按照一定的减排量k进行减少（一定年限内），以促进企业改良生产技术，减少碳排放。假设：
At：企业在t年国家规定的排放量
A0：企业投保时，国家规定的碳排放量
AT：企业的国家目标排放量，即国家所规定的，在第T年必须达到的准许排放标准量
k：企业每年的平均标准减排量k=
因此，国家标准排放量递减-时间函数表示为：At=A0-kt，k=
⒉罚款额实现超额累积制
对于超过国家年排放标准的企业，国家统一进行惩罚性罚款，罚款额（P）由基础罚款（P）和超额排放累进罚款组成，对于超过国家标准的企业进行罚款额为（P），此后按照p=aX2+P进行累进的罚款，X=A-At为企业的超额排放量。即超排越多，每一单位罚款额增加越多。国家对于企业罚款收入，部分可以收归国库，部分可以对未超排企业进行鼓励性转移支付和对于购买碳保险企业进行适当补偿。
⒊碳排放保险保费
碳排放保险保费额应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放量，缴纳一定量的费用。I=f1At，f1是单位保费， At为国家标准排放量。保费也可以按照企业自身预估碳排放额，随企业自行购置投保额，此时单位保费为f2，其中f2＞f1，I=f2（At+X）=f2A，X为企业预估碳排放超排额。
⒋企业实际碳排放量： A
⒌免赔率：α
⒍单位保险金： θ
θ值由国家、地方政府以及保险公司根据地区差异共同设定，可以适当调整 θ值大小，促进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
⒎保险金赔付额：
当A＞At，保险金赔付额B=（A-At）*（1-α）*θ=X*（1-α）*θ；当A≤At，保险金赔付额B=0
⒏企业投保激励制度：
P1=d*p=d*（aX2+p），参数d即因为购置保险，国家进行的罚款减免系数，此系数0＜d＜1。此项制度是为了让企业积极投保，基本上应保障投保企业的减免额大于基础保费。
⒐若企业发生超额排放行为，即保险事故发生，则国家的实际罚款P2：
对于超过国家年排放标准的企业，国家统一进行惩罚性罚款，同时，对于已购置保险的企业，按照每单位超额排放量按照赔付率θ进行赔付。即企业实际罚款额为P2=P1-B=d*P-B=d*（aX2+p）-X*（1-α）*θ
⒑CDMs机制R1：
国家对于CMD的定价合理，在短期内，我们设定其价格不变，即单位CMD价格C元。当A≤At时，即企业未发生超额排行行为，企业能通过谈交易市场获利R1。R1=（At-A）*C
⒒保费返还额：R2
若企业未发生超额排放行为，即保险事故未发生，则对企业的部分保险费进行返还，返还额为R2。 碳保险年返还额应根据碳保险类型进行赔付，按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放量，缴纳一定量的费用的保险，按照R2=β1At返还，β1＜f1，β为返还比例。保费按照企业自身预估碳排放量和小于国家标准的排放额，即按返还率为 β2计算，其中β2＜f2，R2=β2At。最大保费返还额不得超过保险金额。
（三）技术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数：
运用EVIEWS软件对中国各省1994年-2007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进行拟合，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以及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等三项数据（见附录），得出技术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数。
由于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缺少1995、1996、1998年的数据，所以这里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弥补，将数据导入MATLAB，运用命令interp1（x，y，xi，‘linear’）进行插值，得出1995年、1996年、1998年工业数据是1108、1200.8、1373.5，单位亿元。
下面是数据建模的过程：
从以上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在经费较低的时候，废气排放量较高，而随着经费的提高，废弃排放量有了显著的降低，尤其在经费为0～80这一段中，废弃排放量下降了55%左右；而随着经费的进一步增加，其边际效应开始逐步体现，当经费从80增加到160时，废弃排放量只有约25%的下降。根据经验推测，应该使用logistic、指数、或者双对数进行拟合，经过比较检验，可知采用双对数函数进行拟合时的效果比较理想。以下对其主要过程进行详述。
双对数函数的形式如下：
lny=a+blnx
经过回归处理可得到如下结果：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数都是显著的，但是从DW=0.745758可以看出此结果可能存在自相关，所以检验是否存在自相关，这里对残差使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滞后阶数从1到10进行循环，可发现该方程存在二阶自相关，如下图：
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0.02
εt=ρ1εt-1+ρ2εt-2+ν
使用EVIEWS进行估计，可得到如下结果：
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数都是显著的，拟合度也很高。下面再对残差进行自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以看出，已经明显消除了自相关性。所以最终模型如下：
lny=2.185147-0.3590611lnx
得出该函数的经济含义：经费每增加1%，废气就会减少0.36%。所以有必要让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碳排放量，碳排放保险才有可行空间。
三、碳排放保险的模拟操作
由于现在大多企业采用粗放型生产方式，而未来发展趋于集约型，国家积极倡导企业产业优化，因此碳排放保险定义如下：积极促使企业改善技术和设施，减少碳排放。国家财政部应联合保监会和银监会设立碳排放基金，并通过财政支出对碳排放基金的成立进行注资，资金除了要保证补偿赔付外，还要保证基金能在合理运营中抵御风险。
（一）未购买保险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
⒈CDM>国家标准：
对于未购买保险的企业，保险公司不承担承保责任，不用进行赔付。但与此同时，国家对投保公司超过国家标准的碳排放量需要对罚款征收，按每单位碳排放量计算价格，对罚款额实现超额累积制度，即P=aX2+p。总收益为E1=-d*P=-d*（aX2+p）
⒉CDM 国家标准：
此情况即未引入碳排放保险的情况，企业只能对因为技术、机械设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国家标准的CDMs进行销售，无其他收入。总收益为 E2=R1=（At-A）*C
（二）购买保险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
⒈CDM>国家标准：
由于公司在超排前已经购置了碳排放保险，保险公司基于投保公司的保额进行赔付，将赔付款纳入碳保险基金。同时，国家对投保公司超过国家标准的碳排放量进行罚款，按每单位碳排放量计算价格，对罚款额实现超额累积制度，即P1=d*p=d*（aX2+p），参数d即因为购置保险，国家进行的罚款减免系数，此系数0＜d＜1。此项制度是为了让企业积极投保，基本上应保障投保企业的减免额大于基础保费。总收益为E3=B-d*p=X*（1-α）*θ-[d（aX2+p）+f1At]
⒉CDM>国家标准：
保险公司不用对投保公司的进行赔付，实现盈利。投保公司不仅可以对因为技术、机械设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国家标准的CDMs进行销售。同时，国家对投保公司低于国家标准的碳排放量进行补偿，按每单位碳排放量计算补偿额，此项支出来自于碳保险基金。总收益为E4=R=R2+R1=R2=β1At+（At-A）*C或者E′4=R=R2+R1=R2=β2At+（At-A）*C
由上述情况的分析可知，购买碳排放保险对企业在企业的排放超过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有利，因此碳排放保险可行。
四、关于我国碳排放管理方面的建议
（一）改善各省区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针对各省区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速度过慢，应当大力调整和优化各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尤其是要大力开发和利用绿色能源与清洁能源，提高其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具体而言，对湖北、重庆等省可以大力开发水电;西北地区则可以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光热利用等项目;农村地区则注重生物质能的开发和高效利用。对于某些省区特有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其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因此应当促进煤炭消费相关的技术创新，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二）合理控制煤炭产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由于煤炭生产加工业对地区CO2 排放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该针对煤炭行业采用相应的减排措施。首先，应当合理控制煤炭产量，从源头上减少CO2 的排放。例如，限制生产企业的规模、关闭生产效率低的小煤窑、淘汰高耗能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等。第二，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依托于技术创新来实现CO2 减排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例如，对于煤炭生产中所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加工和利用，从而减少废物的排放，并通过重复利用为企业产生经济利益。第三，对传统的煤炭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引导其逐步加大对其他可再生能源或绿色能源的开发，一方面实现控制煤炭产量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好准备。
（三）加快各省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不同省份经济发展的异步性非常突出，因此需要针对各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具体而言，对处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程中的省份，应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技术进步为目标，以提高技术水平和利用清洁能源为主; 对一些较发达的省区，应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以传统的煤炭生产或高耗能的重工业为主要经济命脉的省区，不仅要积极提高现有工艺的技术效率，而且要积极寻求其他清洁产业的发展途径。
（四）制定并完善各省区CO2 减排工作的分析制度。
在制定各省区CO2 减排政策时，不能单从全国排放总量排名的分布来决定重视与否，而应当针对各省区特定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趋势决定政策的实施力度。具体而言，对于那些CO2 排放总量很低，但是恶化程度较快的省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其CO2 减排工作。当然，前提条件是该政府必须要对本省区在全国的CO2 减排工作所处的位置和本省区的CO2 排放状况有真实和及时的认识，而这就需要建立各个省区的CO2 排放核算和比较制度，同时需要一定的相关专业人才进行分析和指导。
（五）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机制。
中国碳强度目标是一种自愿性目标，和国际承诺没有相关关系，不需要国际的MRV(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考虑未来国内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关系，以及不同机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通过试点来解决。在欧洲，碳交易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其经验对中国节能减排有着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别涛，王彬．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中国构想[J]．环境经济杂志，2006，(11)：52．
[2]施天涛．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97．
篇5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
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篇6
1 对援助理论的研究
援助容易使受援国对援助国形成依赖，最终造成恶性循环。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2010 版）把对非洲的详细援助分为几个阶段，最后得出援助不起作用的结论，对非洲而言是有害的。研究了援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援助造成的恶性循环，形成援助依赖，援助不是永恒的，提出应该制定系统的终结援助计划，渐渐地减少系统援助，以其他金融方案替代援助，最后实现没有援助的世界。
国外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方面研究了援助理论，经济学方面的援助理论主要由补充论、减贫论、结构调整论。美国援助政策的设计者罗斯托，是补充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理论在西方影响甚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方式是提供援助，这是补充论的核心内容；1966 年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和斯特劳特(Alan M.Strout)提出了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必要性，成为传统的外援理论的基础，最初的对外援助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给予资金援助；减贫论主要代表理论是“增长中再分配”理论和“基本需求论”，前者是由世界银行和—英国色赛克斯大学提出的，后者是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论者认为受援国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府的政策问题，如体制不健全等；二是政府的能力问题。
政治学援助理论有研究两个重点，即援助国的援助动机和政治作用，政治学援助理论主要有三个，即剥削论、关怀论和国家利益论。激进主义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依附理论，其兴起于发展中国家，并在发达国家获得一定的认同，代表人物主要有劳尔·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激进主义者认为，剥削和掠夺成为援助国的最主要的援助动机，援助行为使受援国对支援国形成一种长期依赖，在经济和政治上长期受到援助国的控制。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从人道义务论和正义论两个角度来解释援助国的援助动机，道义原则要比政治经济利益更能解释对外援助动机，从道德责任的角度解释援助理论。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一切形式的对外援助行为都是为了促进和维护国家利益，其代表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援助行为。
20 世纪 50 年代末，社会交换理论创立，社会学援助理论开始兴起，提出者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C.霍曼斯(George C.Homans)，从交换论视角看，援助的实质是援助国与受援国都希望在交换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但通常在实际行动中以人道主义作为旗帜来掩饰自己真实的目的与动机。
2 对人才培训理论的研究
首次提出培训理论的是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泰勒系统的论述了科学培训对企业和员工个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员工而言，培训能够提升其专业素质，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对员工进行培训能够提高企业效益。泰勒认为企业要进行科学管理，就要遵守科学管理的普遍原则，即培训。
贝克尔在研究在职培训时分析了分析了一般培训与特殊培训，贝克尔认为一般培训不仅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而且能够提高受训员工的边际生产力，同时对其他企业也有用处；完全一般培训培训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益，其他企业边际产品也会同幅度增加，但在实际分析时，贝克尔只对完全一般培训进行了分析。特殊培训能够更高提高提供培训企业的效益，完全特殊培训对其他企业的效益完全没有影响。
二、国内研究综述
1 “智力援疆”的研究综述
(1) 对“智力援疆”机制的研究
海外引智对发展经济、促进人才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韩成、李引安在《新疆引智发展现状与引智机制创新研究》（2013 年）中对从国外引进人才对口支援新疆做了深刻的研究，指出了引智过程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把海外智力援疆作为工作重心，经过多年的努力，海外引智工作实现了建设新疆人才队伍的援助目标，对口支援新疆取得丰硕成果。
(2) 对“智力援疆”政策的研究
援疆政策执行存在偏差，通过完善立法，保障援疆政策依法执行。罗斌在《当前智力援疆政策实施现状研究》（2011）一文中分析解读智力援疆政策在哈密地区的实施情况，提出智力援疆政策在执行上缺少法律制约，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并提出通过完善立法，保障政策依法执行、实现多元化的政策实施路径等措施进一步改进援疆政策。
2 援外人才培训的研究综述
援外人才培训是一种加强与受援国政治经济合作的行为，通常采用多种培训模式。安阳在《中国援外培训历史及问题浅析》中认为“援外培训即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实现及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通过多、双边的渠道，采用培训、派遣专家或接收留学生等多种形式与受援国展开人力资源合作开发，向受援国传授知识及经验，以加强两国合作的方式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政治行为”。提出并运用实例分析援外培训通常采取的几种模式的实施效果及优缺点，普遍采取的模式包括开办官员研修班 、技术培训班 等，此外还启动了如短期人员交流项目、援外青年志愿者项目等多种援外培训项目 。
援外培训项目在管理中存在不足，需完从多方面着手完善管理机制。张瑛在《J 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基地援外培训项目管理研究》中以某援外培训基地为例，分析其培训现状，并从国家层面和培训内容设计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从国家层面分析，项目执行缺乏统一的规范；从培训内容层面分析，内容设计与培训需求存在矛盾；教学资源缺乏、管理机制不成熟、后续回访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并从完善制度，规范援外培训管理、做好培训需求评估、培训内容的设计符合援外培训需求、完善援外培训师资库及实训基地库的建设，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团队建设、完善跟踪回访机制，强化目标意识等方面提出建议对策。
篇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辽宁葫芦岛125105）
［摘要］为明确“营改增”政策对建筑业企业税负产生的影响，保证企业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使“营改增”政策降低企业税负的目的真正实现，针对建筑业在实行“营改增”可能出现的企业不适应增值税纳税方式、现有规定的增值税抵扣范围不合理、原有资产抵扣政策不合理和税率设定不尽合理等问题，提出了促进企业转型、加强人员培训、明确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原有资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或加速折旧和参考税负平衡点制定增值税税率等建议。
［
关键词 ］营改增；建筑企业；税收负担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3.160
1“营改增”的实施背景
“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于2011年，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为起点。2013年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政策由试点城市推广到全国试行。2014年，交通运输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电信业也已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2015年将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关键年份，预计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等行业将在2015年完成“营改增”。由于建筑业的业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建筑业“营改增”势必会对促进其产业链中的众多上下游行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税收模式，对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公司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2“营改增”政策的实施现状以及对建筑企业产生的影响
2.1现状分析
“营改增”政策试点三年以来，体现出“双扩围、双减负、双受益”的特点，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消除了重复征税，优化了税制结构，直接减轻了纳税人负担，对加快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配合企业发展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带来了一系列改革红利。但部分行业进项税额抵扣不足，导致了部分企业的税负不降反增。在“营改增”实施过程中，税率设定和定义理解存在误区，税收征收困难的问题也存在，地方税务体系该如何变革、中央与地方税收该如何重新分配等是“营改增”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2“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建筑企业整体税负产生的影响
理论上，“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的税负可能会下降，也有些专家论证由于材料、设备抵扣等原因“营改增”也会有利于企业税负的下降。但是实际调查中，多家建筑企业也均表示企业内部试运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企业的税负不降反增。税负增加的原因分析如下。
2.2.1建筑业企业“营改增”经验不足
建筑业企业已经适应营业税相关缴纳和纳税筹划方式，对增值税了解不透彻，甚至有的企业对“营改增”存在一定误解，增加了政策实施的困难。与此同时，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对“营改增”政策了解十分有限，导致企业抵触这一政策实施，不主动学习了解“营改增”政策的实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相关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本就缺乏对“营改增”政策的了解，加之不主动学习以做好准备，使得部分企业在主观上难以适应“营改增”后的会计核算与纳税筹划。
2.2.2现行规定的增值税抵扣范围不合理，增值税发票取得存在困难
“营改增”意味着原来以营业额为税基纳税的企业，转变成以工业和商业增加值为税基纳税，此过程中扣除进项税额，以减少重复征税。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建筑企业本身复杂的环境，造成了企业在取得增值税发票并进行进项抵扣中遇到了困难。理论测算容易脱离实际，建筑企业需要的材料，很多都是农民和个体户经营，季节性强，一般都进行现金交易，不可能提供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建筑企业很多采购难以有增值税发票，这就导致建筑企业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税项抵扣，造成企业税负增加。
增值税改革的核心在于抵扣制，随着“营改增”改革的进行，试点企业由营业税纳税人转变为增值税纳税人，对于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的企业而言，企业生产资料投入比重加大意味着企业可抵扣的项目增加，企业增值税税负减轻。相反，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企业，增值税税负可能会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低即人力资源密集型企业的税负必增，建筑企业就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企业的例子。
2.2.3增值税税率设定不尽合理
按照建筑业现行的营业税来看，税率为 3%，但“营改增”在建筑业实行后，参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方案，原则上使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国家统一规定按照销项税额扣减进项税额所确定应纳增值税的税率共有四档：17%、13%、11%和6%。具体来说，企业通过建造合同确认营业收入计算应征的销项税额，由成本项计算进项税额，两者相减。根据 2010 年公布的产值利润率 3.55%换算，建筑业应属微利行业，一项调研测算显示，根据 11%的增值税税率，参与测算的大部分建筑企业税负不降反增。
尤其突出的是，小规模的纳税人按3%征收税费，而建筑企业涉及的上下游产业链中企业小规模纳税人数量巨大，按照规定小规模企业提供的普通发票不能参与到增值税抵扣之中。中国建设会计学会近日对90余家建筑企业进行调研，“营改增”后，3%的营业税改为11%的增值税，理论上来说这11%的增值税可以抵扣，但有些企业反映实际税负有可能增加到90%以上。“营改增”在建筑业尚未开展，业内已是叫苦声一片。
3对建筑企业实行“营改增”政策的建议
3.1促进建筑企业转型，加强企业相关人员的增值税知识培训
建筑企业一直采用营业税，“营改增”后，税收征管方式截然不同，需要转变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和财务人员的税收观念。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进行“营改增”专题培训，认真学习并积极关注增值税政策变化及最新发展，避免因进项税发票不完整保管不当等导致无法抵扣进项税；相关财务部门要定期组织“营改增”专题讲座，加强对项目负责人和一线施工人员的增值税知识宣传，强化一线员工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意识。“营改增”之后，发票需要在网上认证，为了保障建筑企业的利益，建筑企业应当对多个地区的建筑施工进行精细化管理，从而有效控制税负风险。
3.2参考税负平衡点制定增值税税率
假设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收入为 S，增值率为 R，税率为 11%，购进项目的抵扣率为 17%，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和应税服务均可以抵扣进项税额；营业税的税率为 3%，则当客户接受货物或劳务金额不变，且仅考虑流转税而不考虑城建税金及附加和流转税税前扣除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的情况下得出：R=15.2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对于使用 3%营业税税率的建筑业纳税人，改征增值税后，在销项税率为 11%，进项税率 17%的情况下：增值率超过 15.24%，税负会增加；增值率等于 15.24%，税负不增不减；增值率小于 15.24%，适用增值税是有利的。增值率即企业增值额与不含税进货金额的比例，增值额等于不含税销货金额减去不含税进货金额。
参考文献：
［1］桑广成，焦建玲.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建筑企业财务的影响及对策［J］.建筑经济，2012（6）.
［2］陈琼.建筑施工企业营改增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山西建筑，2013（16）.
［3］张丹丹.建筑施工企业“营改增”财务影响研究［J］.首都经贸，2013（5）.
篇8
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贾康等在《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中将其思路表述为“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政策主张概括为以“双创双化双减”等展开的“八双五并重”，强调以供给侧发力破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凸显与瓶颈以对接现代化“中国梦”。这些构成了中国版“新供给”学说的亮点，其主要理论基础层面的研究成果则体现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论文和公开出版物。
“新供给”学说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机提出了对于经济学以往成果作系统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时中国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过去的快速发展难度加大，面临减速压力而势必转入“新常态”。面对未来的挑战，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急需以理论创新来支持和保证正确的改革发展路径。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交替误导了中国。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在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选择凯恩斯主义，加大投资、放松信贷，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会高举货币主义的大旗，通过减少投资、紧缩信贷的方式拼命紧缩“踩刹车”。在“踩油门”和“踩刹车”的交替中，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问题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五大财富源泉
滕泰介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自2012年底提出以来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新供给主义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贯主张的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财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滕泰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财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财富源泉之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财富源泉之四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财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但是，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说：“在整个2014年，我几乎没有发表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当初《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几乎都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学术领域乃至政府都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进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过犹不及。其实供给侧的改革是利在长远，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颇，当需求不足的时候，也需振兴，所以在2014年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没有再去反复批判需求了。不仅如此，在2014年‘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然转变，转向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减税降费、利用股市扩大内需。做出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出现了失误，可以说2013年的‘钱荒’是造成2014年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转换角度，提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也是新供给主义，因为如果融资成本太高，会影响供给，降低融资成本、降低税费才能提高有效供给。”
认真观察经济数据不难发现，十以来，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压力下不断下行，特别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现尤为明显，滕泰直言：“有人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问题，可是在我看来，2013年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以来的实体经济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们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三大稳增长主张，很快就变成了过去一年来经济的主要脉络。”
这稳增长的三大主张分别是，在经济融资成本畸高的背景下，应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标：不能让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而应该让资金价格真实地反映中国储蓄和信贷需求的关系，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
其次，减税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净利润率来刺激企业家扩大有效供给，或通过降低家庭税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费，是市场化的、可持续的稳增长方式；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稳增长，则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建议逐步用减税替代政府投资。
另外，新供给主义虽然更强调通过减税、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来扩大有效供给，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早有国际惯例可寻。
对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现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立起来。“要抛弃虚拟经济的概念，我们现在谈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同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不是截然对立的，资金进入股市就是进入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把进入股市的资金用于其他投资，资金就进入了实体经济。股市上涨，老百姓赚钱后刺激了其消费行为，消费经济由此转好。再比如一家企业通过IPO市值10亿元，股市上涨后其市值升值至20亿元，通过银行抵押获得更多贷款，再用于投资。所以股市上涨影响消费、投资好转，经济也会相应受到影响转好。股市可能领先于经济也可能落后于经济，这些都是正常现象。2015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意外触底回稳，主要的动力将来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酝酿的新作视角为从新供给到新需求，他强调，这与之前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侧，即五大财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垄断，这要一直坚持，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利在长远，进度没有期望快，而且可能会遭遇较大的阻力，然而中国经济从2014年到现在陷入了局部经济衰退和全面通货紧缩的边缘，还面临着局部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应对短期经济下滑，既要继续坚持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政策，同时还要采取新需求理论来迅速振兴中国经济，借助股市振兴经济就算其中一个。”滕泰说。
寻求持续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学者已在讨论“供给管理”，其讨论往往侧重于总供给变化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行为，并特别注重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产业政策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创新。
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学者在2013年第一期《财政研究》发表的论文《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可称为新供给研究群体的一份把理论创新与改革主张体系化联结的代表作。其后，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又陆续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们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矛盾也逐渐凸显，使渐进改革路径以来的制度供给的劣势有所暴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减速压力，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并且这一过程将跨较长时期。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局部及个别时段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学会在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然而，现实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财政政策受“三元悖论”式的约束是个永恒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能同时满足。特别是历经了上一次以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中国财政刺激的安全空间已经明显收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经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新背景下，虽然逆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新供给经济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的不对称的理由。
其次，指出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指出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其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群体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生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调控中自然解决结构问题”，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研究中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八双、五并重”的基本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针对这一点，贾康强调：“在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经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篇9
关键词:经济结构 税收制度 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018-02
减税政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当时有效需求的不足,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以减税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为主体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张:国家一方面干预收入分配、促进收入均等化以提高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加强投资控制,以保证足够的投资需求。国家干预投资的结果是,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水平,从而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并增加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然而传统的凯恩斯理论面对后来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滞胀”束手无策,而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提出了以减税来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和劳动,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最终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从西方国家近80年的税制改革经验来看,由于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其结果是刺激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正因减税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学者把希望寄托于减税政策上。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12月1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列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随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09年1月5日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指出2009年财政工作的重点是: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以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其中,可归入税收政策系列并成为2009年中国税收政策主基调的举措,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
一、结构性减税的内涵
所谓减税,是指税负水平的削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结构性减税,在学术界则存在一定的争议。从税负、税种和政府税收收入三个方面进行划分,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结构性减税,是指主要税种实行政策性减税,但不排除个别税种,辅税种进行增税,但算总账是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刺激投资和消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高培勇教授(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结构性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有别于大规模的减税,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有别于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第二种观点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指税收政策应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以减为主,但税收收入总体上应保持上升趋势。如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应有增有减,以减为主,减税的结果不仅不能减少原有税收收入规模,而且必须确保税收收入总量不变,甚至有所增加;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是指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总体上具有减税效应,但政府税收收入不一定减少。如李敏(2006)认为由于税收收入的多少取决于税率的高低外,还要受经济结构、税基宽窄、纳税遵从度、征管强弱等因素影响,因此减税并不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
鉴于以上分析,结构性减税关于税负和税种方面的问题,即税种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和税负的减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意味着财政收入是否减少,还有待探讨。众所周知,税收收入受税负水平、经济结构、税收征收率、税基宽窄等因素影响。由于宏观税负的计算口径有多种,为了方便,在考虑宏观税负的时候,这里采用最小的口径,即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所取得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另外,考虑到政府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所占比重的问题,暂且把税收收入当做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可以假定经济规模为GDP,税收征收率λ为外生变量,政府理想税收收入为T,政府实际税收收入为I=λT,则宏观税负为t=λT/GDP。通过上述假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公式:
I=λ・T・GDP(1)
由于税负和税制结构对经济规模产生影响,是经济规模的内生变量,在税制结构不发生变化时,税负的加重,会对经济规模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税负是经济规模GDP的递减函数;而在税负不变化的条件下,税制结构变量γ的优化,会对经济规模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税制结构是经济规模GDP的递增函数,即GDP=F(t,γ)。于是上式(1)可以变化为:
I=λ・t・F(t,γ)(2)
(2)式分别对t和γ一阶求导,我们可以得出:
It'=λ・F(t,γ)+λ・t・Ft'(t,γ)(3)
Iγ'=λ・t・Fγ'(t,γ)(4)
从式(3)和式(4)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在税收征收率和税负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税制结构的优化,税收收入会增加。但是在税收征收率和税制结构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税负的降低,税收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并不能确定,这还取决于其二阶导数。
上述实证分析中,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条件,即把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是当作各内生变量变化导致的一种结果来分析的,如果把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当作政策的意图分析,即外生变量,则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自然就非常清楚。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是一种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一种有增有减的税种结构性调整,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而针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笔者认为考虑到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必须确保税收收入总量不变,甚至有所增加。在下文,笔者将做出详细分析,并提出面对当前经济危机所应实施的减税政策建议。
二、当前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
1.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需要。我国经济已持续增长近30年,经济实力及自主创新能力都有明显增强,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也取得了较大进步。然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呈现出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协调、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国际收支顺差压力不断增加、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能耗严重和污染问题比较突出等。从税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来看,税收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可通过对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等的调整,使经济实现协调发展。例如,差别税负可影响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合理的税负分配原则有助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合理的税制结构与税负水平有助于收入结构的改善等等。
2.优化税制结构的需要。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我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定了“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但在实际运行中,流转税收入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约70%,所得税的比重却仅为20%左右,“双主体”税制实际上是“跛足税制”。一个兼顾了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良好税制结构,是我们优化税制的目的所在。根据税收原理,出现这种相违背的结果,与以累退性质为表现的强调效率的增值税为主要税种和以累进性质为表现的强调公平的所得税为辅助税种有关,这也正好与我国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针有较大关系。另外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还存在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税种的缺失问题。例如,迄今为止,在中国现行税制体系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既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在现代税制体系中,直接税则是财产税的一个重要属性。
3.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根据美国统计署的数据,1993年―1998年,美国家庭的收入分配情况始终在0.45～0.46之间,并且美国基尼系数从1967年―1998年变化幅度也不大,但是税后却为0.42～0.43之间。{1}可见在基尼系数的变动中,与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密切相关的税收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重要层面。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功能上存在着弱化和缺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税制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并存在强化收入不均等的趋向。而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宏观税负、税制结构、税种设置和各税种的税基、税率调整来实现;二是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各税种之间缺乏整合力,影响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能仅靠个人所得税,必须建立一个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制约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设计
1.进一步完善增值税。作为目前我国的第一大税种,2009年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收入的29.8%。{2}因此,可以说2009年增值税的转型,不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极大地鼓励投资、促进技术进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现行税制,以及对于整个税收收入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下来增值税进一步完善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要最大限度地把商品及劳务服务纳入增值税增税范围。如将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以及与工业生产联系紧密的服务行业纳入增值税范围,将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改为统一的增值税,从而彻底改变目前商品劳务税税制多税种病例的现状,实现税制简化;其次是进一步降低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提高增值税(包括营业税)的起征点。
2.改革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既是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经济起稳定作用的自动稳定器,在我国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客观情况变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按所得项目分项、按次征税,与综合各项所得按年征税相比,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有一定局限,不能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二是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三是工薪所得边际税率偏高,税率档次繁琐,这样不仅不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也不利于刺激个人工作、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因此,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减少累进税率级次,降低边际税率,进一步加大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十分必要。
3.改革资源税。现行资源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征收资源税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使各资源开发企业在较为合理的盈利水平的基础上开展公平竞争,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但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限制其应有作用的发挥,现行资源税没有表达政府对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因而无法通过征收资源税表达保护资源、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单纯的级差性质的资源价值和不同资源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而且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无助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不能将资源开采的可持续成本内在化,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也就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对资源税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和优化税率结构、改定额税率为比例税率与定额税率相结合、细化税目设置、调整计税依据等。通过改革对资源的节约和可持续利用,对转变增长方式等有重要意义。
4.改革消费税。在国际上,消费税与其他税种相比,一直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在税收收入的比重中持续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环境和生态保护意识在西方国家开始盛行,人们才发现消费税在其中的独特作用,西方各国的消费税课征范围又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根据目前我国消费税的现状,结合当前形势,消费税改革要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抑制生态环境恶化与环境资源的保护作用。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减征或停征一些已成为或正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如工业酒精、医用酒精、汽车轮胎等;二是适当调整消费税税率。对一般性生活用品以及具有节能、环保等特点的产品实行低税率;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以及对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行为等实行高税率;三是适当扩大征税范围,将高档消费品、奢侈品,资源供给缺乏、不宜大规模消费的产品,某些高消费行为和对环境污染的行为及用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5.改革房地产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房地产税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逐步建立起来的,缺乏系统、科学的设计,现行税制已陈旧老化,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问题是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扩大趋势;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格局也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各产业之间的发展和资源配置的结构也不平衡,财政调节的效果较弱,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推进税制改革、完善财产税体系、加强税收调节的作用;而房地产税处在个人收入分配和房地产业发展的交叉点上,从它着手改革显然是有利的。主要包括:(1)将现行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相关收费(包括由土地开发商所缴纳的税费、土地出让金等)合并开征统一的物业税,以减化税制、优化结构(减少转让、出租环节的税收,加强持有和使用环节的税收);(2)新的房地产税应按市场价值和统一标准评估物业的实际价值、从价计征,采用差别税率,同时考虑我国现行房地产税的税率、结合各年度各地方财政收入需要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等因素选取较低的税率;(3)清理房地产行业收费,取缔不合理、不合法性质的收费项目,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外收费。
四、小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这次结构性减税的直接诱因。而优化经济结构、优化税制结构以及维护社会公平则是根本原因。从目前的经济境况来看,最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据统计,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为61330.3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300669.97亿元的20.40%,比上年增加10008.57亿元,增长19.50%。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4223.7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03%,比上年增长18.85%;非税收收入7106.56亿元,比上年增长24.68%。{3}这种财政总收入的基数和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为这次结构性减税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税收总收入的基数和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则说明了结构性减税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必须要抓住这次时机做好结构性减税,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注释:
{1}数据来源于Athur F Jones Jr & Daniel Heinberg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Nation’s Income Distribution Current Popilation Reports U.S. Census Bureau.
{2}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并经计算得出。
{3}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并经计算得出。219.235.129.58/welcome.do。
参考文献:
1.安体富.结构性减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J].地方财政研究,2009(3)
2.高培勇.结构性减税:2009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J].涉外税务,2009(1)
3.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关于当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若干政策建议[J].涉外税务,2009(4)
4.李敏.新一轮税制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分析[J].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
5.肖太寿.浅析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J].税务研究,2009(7)
6.高培勇.给开征物业税一个基本理由[J].经济,2006(7)
篇10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我国近几年来税收超常增长速度谈起。“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每年增长额都在千亿元以上，1999年税收总收入突破万亿元，2000年超收2000多亿，2001年又增收2511亿元，比上年增长19.8%。这种增长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长，税收收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时间不用太长，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税收超常增长。我国税收高速度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税率的提高和税种的新设。在整个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税收流失回笼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000年车辆购置税增加266亿元，减持国有股收入122亿元，利息税40亿元），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是经济内生增长带来的税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国94税制改革之后，税收制度一直平稳运行，未能进行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只是根据经济环境状况灵活作了些停、开征税种的工作。（如固定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车辆购置税、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因此，从上述税收增长收入的结构和94税改后我国税制的平衡运行状态可以推出，税收增长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础上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增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即税务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变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逐步提高。
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最近，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3%，2001年上升至23.9%；与之相对应，流转税1994为79.5%，2001年下降为69.3%，这组统计数据虽然表明所得税在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流转税占绝对优势的基本税制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的复合税制结构，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绝对地位有所改变但我国的税制结构仍然是属于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推行减税政策，至少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税收收入的降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蕴含着相应的政治风险。显然，减税存在着较大的阻力，虽然广大投资家期望政府能够削减部分税收，但事实上，投资需求的增长在目前看来取决于投资者情绪、经济景气指数和市场进入门槛的高低三大因素，减税直正与投资需求的增长关联程度不高；二是通过减税来扩大内需，在我国缺乏实践环境，西方国家通过低税政策可以鼓励勤奋工作、提高税后收益水平产出规模和企业自身的积累率，进而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在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推行减税政策，“储蓄—投资—产出”循环流势必会受到险碍，并不一定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刺激（这从我国降息与储蓄存款的增长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三是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对企业都实行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未能冠以“减税”二字，而是以“税式支出”的方式存在。从1994年以来，特别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政府已经在很多领域相机实行了力度很大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暂停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允许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抵免企业所得税；对高科技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实行特殊的广告业务费用扣除法；并与此同时，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在支持农业、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综合上述分析，答案我们不言自明，税收的超常增长实在不能成为减税的理由。
二、从当前政府的事权看减税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正式成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去。我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间切到其应有的份额，简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税式支出和直接的财政支出两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无论是那一种都需要政府财权的支持。
坦诚地讲，我国经济仍处于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通货紧缩压力较大，还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当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花大力气解决：(1)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乘数效应；(2)西部大开发的直接资金注入（或转入政策性银行）；(3)社会保障投入和下岗人员再就业；(4)落实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政策；(5)增加教育、科学、环境、农业投入；(6)农村费改税后面临的巨大财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项项目，项项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强大的财力来推进改革，丝毫马虎不得。所以，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减税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从经济运行环境看减税
无论是“减”还是“不减”，改革的推进是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1992年，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历程，2001年又加入了WTO，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正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走向成熟和规范，在这种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多问题会由于诸如传统和国情的原因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当经济结构改变、企业转制推进、投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伴生、“三农”问题凸现等关键问题交融构成我国宏观经济大背景的时候，减税是很难的选择。1994税制改革的起因是为了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格局而进行的改革，而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下，减税和不减税不是税制改革的要害，改革应着眼于运用税收杠杆增进国家、企业效率，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着眼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税负；着眼于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四、从税负看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