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利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老龄化的利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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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指老龄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相关数据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研究这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人口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1、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老年人口规模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年人口迅速增长，在世界人口中占的比重大。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增长速度相当惊人，老龄人口增速过快，增长率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地区及城乡差异较大。这主要是受到我国幅员广阔、地区间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影响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不断上升，表现出一致性。劳动力对经济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并存。随着人口向高龄化迈进，劳动力年龄也将出现高龄化现象，随着高龄劳动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那时，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

2、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我国的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作为构成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多种因素：例如人口规模、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劳动者个人偏好以及劳动制度、工资制度等，都会对劳动力的供给造成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发展，相关的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也会对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随着这些人成为中年和年长劳动力时，期内人口老龄化还不会过度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技术结构转型，并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来大力发展经济，才能为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会加大企业的经济负担，对于新知识、新技术接受比较困难，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将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任何事物和问题都是利弊相连的，老年型劳动力多从事经验型、熟练型劳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作条件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低，而年轻劳动力多从事创新性劳动，只要合理分工均能说明老龄化不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当今知识经济的爆发式发展，我国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期。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还需要合适的劳动力技术结构与之相匹配。但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老年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有所不同，老年人对商品市场中的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较大。政府是推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要发展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产业和老龄服务产业。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和启示。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经验包括各种各样的养老金制度，多种多样的退休制度，形形的老人服务机构和其他一些对策。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养老保障必须法制化，我国必须加快立法步伐的同时，靠完备的法制强制推行，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养老保险基金在来源上应多样化。建立长效稳固的社保资金筹措机制，在运营上应向商业化发展，政府制定某些重要项目的全国统一标准，在基金管理体制上尽可能避免过快地分散化。应充分重视家庭养老的作用，强调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家庭内各成员间的社会保障相关联，努力在社会上形成家庭成员内“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3、对策与建议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采取合理措施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人口政策。面对21世纪的战略新机遇，应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重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加快调整产品结构，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变化，优化产业结构。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开发生产适用对路的各种老年用品，围绕老年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努力提高企业技术的创新升级，要充分考虑到老年食品和衣服需求大量增加的特点，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深化养老制度改革。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主旨在于通过改变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和不同时期的福利状况来影响消费者的储蓄行为、就业选择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微观决策，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中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中国应探索建立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搭配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这两种制度。调整现有养老保险制度，尽可能缩小公共养老金支出中财政负担的比例，为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积累起充足的养老金储备，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并创造条件延长人口优势，缓解越来越多的公共养老金开支给经济增长造成的障碍，将人口资源转变为一种经济增长优势。充分发挥老年服务事业的社会养老的功能。老龄产业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由此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宏观经济政策应给予适当倾斜，制定老龄产业优惠政策。其次，研制、开发、生产适宜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产品，通过市场运作有序发展老龄产业。政府应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应积极研制、开发、生产适宜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应简化项目立项和审批手续，实行优惠的税费减免政策，激活老人经济，形成具有特色的老年产业服务体系。

总之，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作用，因此，我们应努力抓住机遇，发展经济，调制完善各种措施和制度，保持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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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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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反对没能改变官方的立场。人社部官员抛出“推迟退休年龄”论调不久，在北京召开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讨会”上，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称，建议中国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有专家表示，提高退休年龄的目的为缓解劳动力总量减少的速度。

无论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不足，还是养老金空账下为平衡收支的举措，“延迟退休”显然都难以说服大多数公众。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每延迟退休一年，不仅意味着要多付出一年的劳动，多缴一年养老险，还要少拿一年退休金。权衡利弊，何所长抛出的“退休年龄延至65岁”，就算把实行时间延迟到了2045年，依然招致民意强烈反弹。

2045年，第一批80后刚好65岁，他们的养老将呈现出怎样一种格局？网上最新流传的养老段子是这样的：假设退休后你每月的开支为2000元，从60岁开始退休，按照平均寿命80岁与3%的通胀计算，那么70后需要准备234万元退休金，而80后需要准备314万元退休金。这一数据的计算方法是否科学可信，姑且不作定论，但养老形势日趋严峻确是不争的事实。倘若退休时间再延迟，未来的60、70、80后们，便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的劳动，获得的养老金却更少，他们的养老之路也必然走得更曲折。

一些人正在老去，一些人正值壮年，目前的养老格局是工作的一代人赡养退休的一代人。数据显示，每三个工作的人要供养一个退休的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工作的人口会逐渐减少，未来将会是更少的工作人群供养更多的退休人员。劳动力减少的情境下，“延迟退休”让更多的人留在岗位上供养退休人群，看似是一种不坏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却应该兼顾起码的公平原则，而不是为了应付养老金空账，打着劳动力不足的幌子，来节省养老金，令大多数公众的养老保障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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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私合营；养老模式；社会资本；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养老院“公私合营”运营模式的可行性探究――以上海市为例

收录日期：2014年5月6日

我国现在正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局面，社会养老形势十分紧迫。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78亿。民办机构目前在获得少量资助的情况下自主运行、自负盈亏，即使是政府的补贴也不易拿到。还有在上海，养老机构几乎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所谓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创办的从事非盈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非盈利性决定了养老院是个“不挣钱的行当”，而社会资本是以盈利为导向的，这就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国家的养老事业。

我国敬老院的运行现状矛盾突出，亟待积极探索出新型的敬老院运行模式。公办难进门槛高，民办太贵养老负担重，这让社会养老的刚需群体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养老资源。公办敬老院虽然是福利性机构，但他的运转需要大量的资金予以维持，在护理人员配备和硬件设施的配备方面都将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而且还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民办敬老院更是问题重重，虽然它有着活跃广泛的资金来源，但国家在资金、政策上对民办养老院的扶持有所欠缺，这使得民办敬老院的养老条件参差不齐。

一、敬老院“公私合营”理论构想解释与条件分析

（一）“公私合营”的理论构想分析。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性质主要是以公办、私办和私办公助为主，但这远远不能缓解社会养老的压力。“公私合营”的设想是基于对现有养老模式的整合，增加国家的养老专项投入，更多的让利给私有资本成分，让更多的社会私有资本进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扩大社会养老容量，减轻国家的养老负担，同时提高社会的养老质量。形成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私有资本增加投入，个人适量负担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养老模式。“公私合营”的目的也就是在于国家让利，平衡私办敬老院的利益格局，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扩大社会养老容量，以达到国家减轻财政养老负担，私有资本合理盈利，养老人群享受更多更好养老资源的三赢格局。

“公私合营”就是在国家养老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将养老事业推向市场化和产业化，让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有效调节资源的配置，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肩负沉重的财政负担。“公私合营”的实现还需要政府在政策设计上，法律保障方面以及税负上合理规划，平衡好各方利益。

（二）上海市实现“公私合营”的条件分析

1、上海市老龄化现状。上海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早和最严重的地区，在1979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达到10.2%，65岁以上人口占7.15%，比全国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在上海显得尤为突出。人口老龄化将对劳动力供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负担等诸方面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就目前上海养老模式而言是无法满足社会养老需求的，上海地方财政也负担不起这样沉重的养老压力。扩大上海的社会养老容量，改革社会养老模式势在必行。

2、上海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充分，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经济发展活跃。上海同时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社会资本流通快速，有较好的融资环境。上海每10元GDP中，有6元是服务业创造的。上海市统计局将正式对外宣布，2012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60%的重要水平线，由此看出上海市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可以有力地支撑养老事业的发展。

上海市有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压力，但同时有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优势，基于这两个主要的因素为上海的养老体制改革和养老模式选择提供了基础。

二、上海市敬老机构发展现状

（一）上海市老年人口规模。截至2012年，上海市户籍人口1，426.93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67.32万人，占总人口的25.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5.27万人，占总人口的17.2%，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9.13万人，占总人口的11.9%。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67.03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8.2%，占总人口的4.7%，100岁及以上老人1，251人，其中男性282人，女性969人。

（二）上海市养老机构的社会容量。全市的养老机构共计631家（据2012年统计数据），其中政府办301家，社会办330家。床位数共计105，215张（其中2012年新增5，891张），比上年增加3.3%，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2.9%。老年人日间服务机构全市共计313家，服务人数共计1.10万人，比上年增加22.2%。社区助老服务社全市共计231个，服务人数共计27.20万人，比上年增加3.8%；其中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人数为12.60万人，比上年减少5.3%。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全市共计492个，比上年增加42个，受益人数5.40万人，比上年增加12.5%。老年活动室全市共计6，093家，使用面积达171.89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化老年活动室5，028家。据数据来看，从绝对量上来说并不少，但相对于上海市人口基数以及有养老需求的老龄人口基数来说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三）上海市养老机构发展状况分析。在全市的养老机构当中据2012年统计数据来看，社办养老机构超过了公办机构，但这两类养老机构的发展水平，甚至同类型的养老机构的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到硬件设施、服务标准、资金配套、政策配套以及区域分布和区域整体差异等诸多方面。

就公办养老机构而言，整体水平相对较好，无论是在硬件设施、服务标准还是资金、政策配套上，但公办的养老机构进入门槛较高，数量极其有限，同时政府负担较重。社办养老机构这几年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养老压力，但社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水平差异却很大，特别是在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以及政府的政策扶持上，同时在规模和区域分布及区域水平方面也极不均衡。据笔者在曹路镇政华敬老院（社办）、高行老年中心（公办）等5家养老机构进行实地抽样调查以后，发现社办和公办养老机构在硬件设施上，服务水平等方面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对振华敬老院负责人进行采访时，负责人说敬老院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有一定的风险，在老年人的管理和服务上有很多现实的困难，据该负责人说，公办养老院和社办养老院收养的老人在自身身体状况，家庭背景和个人社会阶层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社办收养的多是一些条件较弱的。这个敬老院主要靠投资人的附属产业支撑，国家在政策的扶持力度上也不够，这就让大量的社会资本不愿进入这个行当。然而，对于公办的养老院来说情况就要好很多，在设施、服务和国家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都明显好于社办养老机构。

三、上海市养老模式的选择因素分析

（一）目前的养老模式结构

1、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作为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的一种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作为中国的传统养老模式，在社会伦理和老人意愿等方面拥有较大优势，特别是对老人的精神慰藉方面是最优的选择，老年人都希望在家庭中享受天伦之乐，能得到子女的及时照料，稳定的人际关系拓宽了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内容。在传统意义上来讲，家庭养老无疑是老人们的第一选择。

2、社会养老。社会养老是一种老人的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主要靠社会来完成的一种养老方式。老年人的养老资金靠社会支持，例如老人的退休金，国家的社会保障，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等；生活护理主要依靠社会的养老机构，例如养老院、敬老院、托老所等，社会养老是一种集中养老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中许多传统的养老客观因素在发生着改变，社会养老成为主要的养老模式之一。

3、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是介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一种养老模式，它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方式，老人通常在家中居住，由社区或者国家组织服务机构包括生活、医疗、娱乐场所等方面为老人提供特定时间或者短期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是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一种有效整合。

（二）三类主要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1、家庭养老是一种最优的养老方式，老人在经济和生活以及精神慰藉上都能得到良好的保障，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还有中国人口的代际更替等问题，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421”家庭模式已成为普遍现象；再加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地域不均衡问题，在东部地区人们的生活压力大，生活节奏较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迁，无论是在东西部这些因素的出现，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空巢”老人现象，老人得不到及时的照料，出现了很多社会伦理问题，因此家庭养老的客观保障条件在渐渐缺失。

2、社会养老作为目前一种普遍的养老方式，在促进社会养老事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有很多的不足。以上海市为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资金投入不足，社会需求覆盖面较小；（2）养老机构养老成本较高，大部分老年人负担不起；（3）行业标准不一，服务水平参差不齐；（4）缺少归属感和精神慰藉。

社会养老虽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但就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而言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无论是对个人、家庭和国家而言，这种养老方式要不断地发展，扩宽它的发展渠道。

3、居家养老是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一种折中，是平衡各方利弊的一种养老方式。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理想的养老方式，但其中也有一些不现实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养老成本大大增加，特别是在人力成本上。一方面居家养老并没有减轻赡养老人者的负担，也没有减轻老人的养老支出；另一方面却大大增加了人力成本的投入，就目前上海的人力成本而言一老一小的抚养成本是最高的，保姆的工资居高不下，养老护工特别是居家养老工资也较高。居家养老是一种双重成本的养老方式，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是不太现实的。

目前，三种主要的养老模式各有各的优缺点，但就国情和上海市的市情来看，家庭养老由于“421”的家庭现状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居家养老虽然能多方面照顾到，但大大增加了养老成本，对于个人、社区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较大的负担。所以，社会养老是一个结合国情和个体实际情况而言都要大力发展的养老模式，但扩充社会养老的社会容量，提高社会养老的服务水平，改革养老体制是一个不得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四、养老院“公私合营”体制可行性分析

（一）进一步发展社会养老模式的必要性。对于像上海这样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来说，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居家养老等养老模式的选择就好比私家车、公交车、出租车对于城市公共交通的关系；相对来说公交运输条件较差，但却是成本较低，容量最大的公共交通运输方式，对解决一个城市的公共运输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社会养老对于上海市来说就好比公交车运输，需要大力的发展。上海市的家庭结构多以独生子女为主，家庭结构多是“421”，子女在资金、时间上来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具有现实的困难，不可能大面积的普及，甚至以后还会出现一定量的丁克家庭；居家养老的成本较高普通家庭难以负担，因此社会养老虽然有诸多弊端，但是目前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方式。

（二）上海市发展社会养老需要解决的问题

1、扩充社会养老机构的容量。

2、平衡好公办和私办养老机构的关系，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和养老院的等级划分。

3、协调国家财政和社会私有资本在养老机构中的配比问题，增加社会私有资本在社会养老机构中的比例。

4、以政府为主导，配套好私有资本进入养老事业的软件；从制度、政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减免以及法律保障等，让私有资本进入养老事业有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

（三）养老院“公私合营”可行性总结。针对上海市的实际情况，在结合市情、本市老龄现状和养老现状，再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投资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上海市在进行养老机构“公私合营”的探索上，有现实需要，具备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氛围。养老机构“公私合营”的探索即政府不再大包大揽，承受较大的社会养老压力和财政压力，让利给社会资本，从财政税收上，财政专项支付上，养老制度和企业准入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让养老事业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投入养老机构，最终形成国家减轻养老压力、个人适当承担、社会资本有利可图的三赢局面。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就是政府释放政策红利，只有政策才能办到，例如进行“公私合营”的有益政策探索。

主要参考文献：

［1］上海市老年学学会网站.2012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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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4.10.010

临终关怀是为临终病人及家属提供生理、心理、社会、精神等方面的全面支持与照护的一种特殊的医疗保健服务，是一项新兴的社会公益事业［1］。它侧重于缓解病人的症状及维护病人的自主权。通常，临终关怀与良好的症状控制相关，而并非诊断。在中国，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等趋势的增强，以及疾病谱、死因谱的变化，临终关怀的需求日益凸现。对临终关怀的研究发现，临终关怀转诊时间对其作用的发挥有着重要的作用，适宜、及时的转诊能使临终关怀的作用最大化，避免过度的晚期干预，改善并缓解症状，减轻患者痛苦，提高其生命质量［2］。然而，很明显的是临终关怀发挥其作用前，建立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临终关怀模式至关重要，适当的临终关怀不仅有助于提高临终患者的护理质量［3-5］，还可避免不适当的资源使用，从而有益于社会。本文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就我国临终关怀服务需求、临终关怀转诊时间及临终关怀发展模式进行综述如下。

1临终关怀服务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的改变等，人们对医疗的期望和要求逐步增加，临终关怀应运而生，成为我国社会所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

1.1人口老龄化高龄人群（≥85岁）就应该接受临终关怀，我国临终关怀事业起步较晚，人口特点、家庭结构特殊。据我国老龄办《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至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 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6］。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致使临终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加上我国医疗资源短缺严重，临终关怀在此过程中就显得极其重要。

1.2家庭结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对人口数量、质量的控制，现在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越来越大，结果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中国现状来看，“421”或“422” 型家庭数量激增。此外，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空巢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并且其长年患病的比率高达70％～80％，因而临终关怀将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7］。

1.3疾病谱变化据统计显示，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的前3位死因［6］。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患者已超过160 万人，占全球癌症死亡患者总数的26.67%［7］。据预测，到2020 年，我国将有550 万新发的癌症患者，其中死亡人数将达到400 万，正面临着严峻的癌症患者增加趋势［8］。当前我国癌症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趋势及死亡率使临终关怀服务需求急剧增长。

1.4临终病人疾病使临终病人在生理、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研究发现，至少50%的临终病人会出现疲劳、大小便失禁、乏力、疼痛、便秘、焦虑等症状［9］。然而，上述症状正是进行临终关怀的指标。许多研究证明，对于临终病人，临终关怀是最好的护理模式之一［10］。临终关怀从生活环境、日常护理、姑息治疗3个方面出发，旨在采取一套专业有序的照护，最大限度地提高临终病人的生命品质。研究表明，临终关怀至少可缓解临终病人10项症状［11］。此外，临终关怀可延长临终病人的生存期限，减轻家属的痛苦及提高家庭对护理的满意度，同时可节省医疗开支，有益社会［12-14］。

2临终关怀转诊时间

研究证实，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服务确实能提高临终病人的护理质量［15-17］。当前我国对临终关怀服务需求较为强烈，如何提高临终关怀护理质量将成为临终关怀的研究重点，研究表明，临终关怀介入时间是影响临终关怀护理质量的重要因素，因为晚期介入会给患者、家庭、疗养院及社会等带来临床、情感、组织以及财务性问题［18］。

2.1影响因素在临终阶段，决定是否使用临终关怀以及何时使用临终关怀是一项复杂、动态的过程，涉及的领域颇为广泛，包括个人（人口特征）、社会（家庭及社会支持系统）、心理（态度及临终护理倾向）、医疗（诊断、存活时间、合并症、功能状态和临床需要）、医师（预后的准确性，态度和临终关怀实践）以及临终关怀市场因素和在基层医院和地区医疗健康护理资源的可用性和使用水平等［19-21］。

2.2临终关怀转诊现状专家认为临终关怀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才能使临终关怀的作用最大化，以提供适当的护理措施，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命质量。然而，目前临终关怀的平均时间却少于60 d。美国一项研究表明，有30%的病人在临终前1周或不足1周的时间才开始进行临终关怀［20］。台湾一项研究发现，只有1/10癌症患者在其生命的最后1年使用了临终关怀，1/4到1/3的患者在其死亡前1周才涉及到临终关怀［22］。基于以上研究，可见短期临终关怀的趋势在过去几年一直保持。短期的临终关怀，专业人员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规划和调动所需资源，以满足患者最佳症状管理的目标和足够的心理支持［23］，并可导致照顾者在丧亲后，情绪抑郁长达13个月之久［24-25］。因此，短期的临终关怀会对临终病人及照顾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终末护理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并不可取。最近的研究表明，临终关怀服务的满意度与家属对善终服务转诊的时间有关，转诊时间越晚，临终关怀的满意度就越低［26］。

在某些情况下，早期转诊临终关怀是不可能实现的，Waldrop等［27］在其研究中发现，44%研究对象疾病的确诊时间太晚，17%的患者在早期拒绝临终关怀。Schockett［26］团队发现：“太晚”接受临终关怀的患者中，约25%在早期不可能轻易改变观念及时进行临终关怀，13%拒绝早期转诊临终关怀，以及有10%的患者在疾病晚期才得以确诊。因此短期临终关怀患者中未能早期进入临终关怀的比例在23%~61%，对于部分临终病人接受早期临终关怀似乎是不可能的。

2.3临终关怀转诊时间是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服务得以充分利用的重要保障晚期癌症患者转诊临终关怀护理的时间较晚，大概遵循死亡前1~2个月的规律［27］。Bruera等［28］建议在门诊提供临终关怀服务，以此作为获取疾病早期患者的方法。Hui等［29］研究发现，住院临终关怀护理组从转诊到死亡的平均时间是7 d，而门诊临终关怀护理组则为90 d，可见早期转诊临终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能延长临终患者的生存期。为了避免过度的晚期干预以及促进症状的缓解，及时的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转诊非常必要［30］。

3临终关怀服务模式

临终关怀模式是推动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我国临终关怀护理质量不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内的临终护理没有科学的理念作为指导，尚未形成相适应的护理模式。

3.1国内外临终关怀发展模式国外临终关怀模式主要有两种值得借鉴，一是英国、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比较注重的临终关怀医院模式；二是美国采取的以家庭为核心的模式，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各有利弊［31］。我国得到公认的临终关怀模式有李义庭的PDS模式和施榕的“施氏模式”［32］。PDS模式以解除患者的病痛为中心，在服务层面上, 坚持临终关怀医院、社区临终关怀服务与家庭临终关怀相结合；在服务主体上, 坚持国家、集体、民营相结合；在费用上, 坚持国家、集体、社会相结合，全面构建了“1个中心,3个方位,9个结合”的框架体系［32］。然而，由于PDS 模式是个理想化的模式，涉及面广、操作较为困难，因而缺乏实用性。“施氏模式”以家庭临终照护为核心，但随着独生子女家庭和“空巢”家庭数目的上升,“施氏模式”的家庭临终关怀也面临着严峻考验［33］。

3.2我国临终关怀模式探讨比较科学、合理的临终关怀模式在我国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如何给予临终关怀对象必要的照护, 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建立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临终关怀模式至关重要。为此，众多学者和研究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研究表明［34］，以社区、跨学科小组、家庭三结合的临终关怀模式可能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人口观的改变相适应。该模式以社区为中心，最大程度上发挥社区优势，节约医疗资源，在农村地区更为可行，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布局以及家庭临终护理向公共临终护理转变的趋势较为接近。此外，研究者对临终关怀中的护理模式也进行了研究，如临终关怀人文护理模式［35-36］、临终关怀舒适护理模式［37-38］等，其宗旨都是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 增强病人的舒适度, 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维持临终病人尊严, 帮助病人安详、舒适地走到生命的终点。研究表明，人文护理模式、舒适护理模式对临终病人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很大的意义，较一般常规护理模式，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临终病人的生活质量。

4小结

临终关怀是为临终病人提供的综合，重点关注的是对临终病人和家属提供姑息性和支持性的医护措施，强调的是对临终的姑息性照护，而非治疗性照护。随着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临终关怀成为研究课题。临终关怀介入时间及模式对病人及家属临终护理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临终阶段，决定是否使用临终关怀以及何时使用临终关怀是一项复杂、动态的过程，涉及的领域颇为广泛。然而，目前还未确定影响临终关怀介入时间的决定因素。在临终关怀中向家属做到以下几点可提高临终关怀整体满意度：（1）规律性告知患者的身体状况。（2）提供适当的情感支持。（3）提供患者医疗的准确信息。（4）临终关怀工作人员具有优秀的专业知识及操作水平，提供高质量护理。

我国临终关怀起步较晚，尚未形成与国情相适应的关怀模式，因此，应加强死亡教育，改善伦理环境，建立符合国情的临终服务机构，构建符合中国民情的临终关怀模式，从而使临终关怀向理论深入化、教育普及化、实施适宜化、管理规范化的目标发展，如母亲孕育新生命一般使临终者走完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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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大量研究材料表明，人所患的某些疾病，不是由病毒或细菌感染产生，而是由于人体不能应付环境刺激的结果，尤其是不能适应社会环境中的紧张刺激而产生心理失调的结果，有的人还会因此而得老年精神病等等，由此，如何维护和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因为这既关系到老年人个人的幸福与安康， 又与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密切相关，心理保健对老年人来说更彰显了其重要性，老年大学开设心理保健课程应运而生。

一、老年人的学习需求旺盛

从日常的教学情况来看，老年人读书的需求旺盛，主要表现在老年大学数量不断增加， 范围不断扩大，不仅有专门的老年大学，街道也开设了老年学校，仍然不能满足老年人学习的旺盛需求，每到报名的时候都是门庭若市，排成长龙；老年大学校舍建筑面积不断增加， 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如上海市静安区老年大学自2012年创办以来发展迅速，老年大学招收学员人数不断增加，由开始的每学期一百多人次，发展到每学期一千多人次；在非报名时间仍然有不少老年人到报名处咨询和报名，老年学习者踊跃参与下期学习班的报名学习，并积极献言献策，积极参与学习。

二、老年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与保健方面的支持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老年人对心理健康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希望得到心理健康及保健各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具体情况如下图：

上图说明心理健康和保健讲座（45%）的形式最受老年人欢迎，其次是心理健康和保健方法的介绍（31.3%）与心理健康与保健课程（21.9%）的开设。从调查数据看，老年人普遍认为社区为他们提供的心理健康和保健方面的服务不够或不到位，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心理健康保健方面的支持没有得到老年人的认可或者知晓，多数老年人都没有体验到或者了解到社区提供的服务，明显不能满足老年人在这些方面的需求，说明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服务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授之以“渔”的心理保健课程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1、改变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变“专门的听”为“积极地参与”

老年大学的课程不能“满堂灌”，在教学中我发现稍微讲的时间长点，老年人就会出现困乏的前兆，针对老年人的特点，老年人的心理课程以问题导入，调动老年人的思维，让老年人先考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类问题是什么心理现象，在老年人七嘴八舌的积极互动中找出关键点和突破点引入心理学知识，例如问题“微笑让你开心还是开心让你微笑”这个问题，老年人各有自己的理解和处理方式，让他们提吃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式，从中整理归纳并提升出合理的、心理学方面的建议“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笑一笑再出门”，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年人都会说“今天我对着镜子笑了笑才出门的”，结果一段时间后老年人真的开朗了好多。

2、贴近老年人的生活，进行案例教学，并授之以“渔”，让老年人学会自助

老年人的学习不同于青少年的学习，他们急需解决生活实际，比如有学员问“我晚上休息不好怎么办？”“我在医院被诊断为焦虑症怎么办？”“如何看待死亡？”等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日常教学中要结合案例进行，通过课件播放相关案例，让老年人看看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不是相似，经常会产生共鸣，然后进行头脑风暴，他们会提出多种方式，共同分析利弊，在此基础上给出心理学方面的建议和方法。

比如对于老年痴呆的预防，课堂上给出老年痴呆的症状和案例，还有简单的诊断方法，让老年人测一测，他们积极参与；怎么预防呢？

课堂上给出集中简单的手指操，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学习一些心理自助的方法，编制简单易操作的心理保健手册，让老年人享受终身教育和学习的乐趣， 增强老年人的自我调适能力，学会心理自我调节，提升心理自我保健的能力，激发老年人的生活热情。

总之，心理健康与保健是多维度的，心理健康的老年人不但具有较好的认知功能、情绪体验积极稳定、能客观地认识自己，而且具有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能有效地适应生活变化或应激事件。老年大学的心理保健课程要根据老年人的独特性，从多方面、多维度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支持，授之以“渔”，为他们健康的生活创设健康的心理环境，增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参考文献：

[1]肖秀兰、许耀玲.关于老年心理健康及需求的分析.中外医学研究.2011年12月.

篇7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改革；财政政策

一、“安倍经济学”的概述

（一）“安倍经济学”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在长期萧条的状态下徘徊。为改善物价持续下跌及经济增长缓慢低迷的通缩状态，日本政府曾多次动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但均收效甚微。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更是使日本国内的经济环境雪上加霜，甚至造成了日本国民“日本经济看不到未来”这一普遍悲观看法。

安倍政权就诞生于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安倍政权以“安倍经济学”为其核心竞争力，并将刺激日本经济使其复苏，使日本恢复其原先的国际地位作为其首要目标，这点亮了日本经济惨淡的前途，使得安倍政权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拥护。

（二）“安倍经济学”的内容

“安倍经济学”其实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执政后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其核心内容有以下三点：

第一，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措施如下：首先，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之前的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转变为基础货币。其次，央行将选择期限较长的国债来进行购买。最后，日本当局每年购买300亿日元的房地产信托证券和1万亿日元的交易所基金。

第二，灵活的财政政策。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短期内要扩大财政支出，以填补供需缺口；二是中期要实现财政健全化。

第三，结构性改革。2013年4月，安倍内阁出台了支持女性就业、医疗的第一轮经济增长战略。

二、“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效果

客观说来，“安倍经济学”在日本的实施使日本经济显示出较好的复苏势头。日本201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前一季度增长了1%，年化增长率也高达4.1%，为2012年一季度以来最快，远远高于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一）“安倍经济学”的实施现状

首先，日本国内经济诸多领域显现复苏迹象。

2013年一季度以来，日本经济逐步复苏。一是工业生产强劲复苏。工业产值在1月份微跌0.6%后，出现了连续4个月的上涨。二是公共投资增势良好。根据日本内阁府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5月公共工程合同金额和4月公共工程合同订单双双同比增长。三是企业投资信心稳步提升。日本Sentix投资信心指数一路上升，从1月到9月分别为0.5、5.5、3.9、6.3、7.3、8.4、12.3、14.5、14.1，这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日本企业投资的增长。四是民间消费有所增长。

其次，通货紧缩状况已经出现缓解迹象。

截至2013年5月，日本CPI显示出了很好的势头，其中CPI和核心CPI环比分别连续增长3个月和4个月。但从同比来看，日本CPI和核心CPI均已连续12个月是负增长或零增长。总之，日本经济仍处于温和的通货紧缩阶段。

最后，日元贬值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日益突出。

由于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日邦交关系恶化等因素影响，日本出口持续低迷，雪上加霜的是日本当地核能发电萎缩，火力发电成本上升。自从日本当局实施安倍经济学以来，日元开始对主要币种进行全线贬值，截至7月24日，日元对美元、欧元和英镑较2012年末分别贬值15.02%、15.12%和8.74%。日元贬值使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截止2013年3月起日本出口已经实现连续4个月同比增长。

（二）“安倍经济学”的积极影响

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2013年以来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均显示出强劲的复苏态势，前两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4.1%和3.8%，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当前日本经济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

首先，经济增长的基础逐渐稳固。一是工业生产强劲复苏；二是公共投资增势良好，公共工程合同金额连续数月增长；三是企业投资信心稳步提升；四是私人消费逐渐稳定，家庭每月支出也渐趋稳定；五是失业率不断下行，截止2013年7月，日本失业率已经创2008年以来的新低，仅为3.8%。

其次，通货紧缩的状况已经出现缓解迹象。2013年6月和7月，日本CPI已经结束了一年以来持续负增长的尴尬局面，同比增长分别为0.2%和0.7%，可以说日本已经进入结束通缩的过程中了。

最后，日元贬值对出口的影响是积极的。在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日元汇率对主要币种进行了全线的贬值，使日本出口的竞争力大大加强，并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安倍经济学”的争议

对于经济持续低迷的日本来说，安倍的经济政策既是一个无奈之举，也是一个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安倍的经济政策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虽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但也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因此引发了很大争议，具体如下

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够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者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刺激日本经济出现良性循环。反对者则认为，日本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宽松的货币政策消除了通货紧缩，也难以刺激经济达成持续的增长，因为它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日本的问题。

二是，宽松货币政策能否实现通胀目标。支持者认为，通货紧缩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摆脱通货紧缩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反对者指出，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了近4倍，但通货膨胀水平依然较低，这与传统理论不符。然而，日本央行仍寄希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明显是错误的。

三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对国债收益率产生何种影响。通常，通货膨胀会引发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而现今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是GDP的2.4倍，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会空前加大。如果由此引发债务危机，日本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

四是，日本国际收支是否会转向入不敷出。相关专家指出，日元贬值与日本企业出口增加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如果今后日元汇率继续维持低位，日本的出口额会有较大幅度提高，贸易持续逆差的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但也有专家指出，日本对外依存度较高，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表现低迷，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趋势，日本经常项目可能由顺差转为逆差，这对日本经济无疑又是一次打击。

五是，财政政策还有多少空间。IMF总裁拉加德指出，日本财政刺激政策愈发难以持续，需要制定明确的计划来降低日本的债务。对此，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表态，当局将推行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但由于涉及日本政党利益之争以及安倍政府的支持率等复杂因素，因此目前还未付诸行动。

六是，结构性改革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在安倍政府执政之前，日本其他执政者已经对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规划，但均以失败告终。“安倍经济学”则直击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因此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检验。

三、日本“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安倍经济学对刺激日本经济的复苏已经起到了有目共睹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负面影响已初现端倪：

（一）日本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加大

2013年以来，日本股市频繁出现暴涨、暴跌现象，其波动幅度大大领先于全球其他主要股指。并且在安倍经济学的各项刺激政策分别出台后，一向被视为安全资产的日本国债也变得极不稳定，甚至多次触发熔断机制。

如下表所示，根据IMF在2013年度对一般政府债务的预测，日本的债务余额占名义GDP之比为245%，这一数值为发达国家之中的最高。

（二）“安倍经济学”在刺激出口的同时也存在巨大隐患

日本经济一直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日元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作用虽然有所显现，但也有隐患：

首先是日元贬值的同时抬升了进口成本。2013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为近5万亿日元，创了1979年以来贸易逆差的新高。

其次是日元贬值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后可能会被削弱。日元贬值已经引起韩国等发生经济往来的国家的强烈反对，诸如韩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本币贬值的措施，随着其他国家应对日元贬值出台的各项保护本国出口企业的措施，日元贬值所带来的优势将会大大减弱甚至消失。

最后是在日元贬值过程中，盈利大增的日本出口企业的资金流向值得关注。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日本深受其害，日本企业也意识到固有的保守理念会拖垮自身，因此这一部分增大的利润则大多被用于预留资金额度来防范风险，而没有使其增加科研或者其他方面的投入。综合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是利弊参半的。

（三）“安倍经济学”对提升中小企业信心的作用微弱

日本央行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日本大型企业指数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为1%，但在同年第二季度已经升至8%，成为继200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中型企业指数则由-3%上升至2%，小型企业指数则由-12%升至-8%，虽然各种类型的企业指数均显示上升趋势，但是可发现，小型企业指数的升幅远远逊色于大型企业指数的升幅，究其原因则是日元贬值使大型企业获益，但是会导致原材料价格高涨，使小型企业的利润减少、成本增加。

（四）“安倍经济学”尚未能惠及到普通民众

安倍经济学使得股市大涨、房地产回温，使得日本相对富裕阶层的财富得到了增加，但是对日本普通的工薪阶层却影响甚微，甚至日元贬值导致企业原材料上涨，也会使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价格也上涨，反而加大了普通消费者的生活负担。

日本是全世界负债最高的国家，据IMF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6月末，日本债务已经超过1000万亿日元，2014年的偿债成本也将创历史新高，因此，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对刺激日本经济而言是具有一定风险的。

四、日本对“安倍经济学”的前景展望

自“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实施以来，一系列经济利好数据都表明了其对提振日本经济的有效性，日本自民党也因此在2013年7月的选举中又获得了日本未来三年的实际控制权，这也使得“安倍经济学”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

（一）2014年度和2015年度展望

第一，经济将会持续复苏。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利好信号：2013年日本GDP实际增长28%，名义增长26%；CPI（除生鲜食品外）2013年为06%，2014年为13%；经济逐步复苏，私人消费也有所增加，出口贸易也有所增长。

第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当局的货币政策委员们在2013年7月召开的“政策委员及金融曾策决策会议”中，一致表决同意维持当前的货币政策不变，即在未来几年内，日本的货币政策将处于持续宽松的状态。

（二）中长期趋势判断

第一，经济稳定增长，财政不断改善。日本内阁府预测日本今后1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实际值为2%，名义值为3%；CPI两年间提至2%，日后也将稳定在2%左右；2014年到2015年间，为努力改善财政收支，日本将实施《中期财政计划》；2016年之后，日本当局则会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来应对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情况。

第二，奥运效应显现，提振景气复苏。2020年夏季奥运会在东京的举办已经成为“安倍经济学”中的“第四支利箭”，或将提升日本的持续增长。据东京都政府预估，奥运会期间，酒店业和餐饮业将会大幅受益，交通运输业、出版业、广播电视等行业同时也将获得良好刺激。

五、“安倍经济学”对我国的启示

“安倍经济学”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日本经济的回复，但没有促进日本经济实质性的产出，从而使得日本经济想要长期增长的后劲不足，且安倍政府当局的种种措施未触及到日本经济的内在矛盾，甚至加剧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这些政策的实施经验为我国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一）不能用宽松货币政策解决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应通过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

通过货币超量投放来刺激经济增长，本身就是饮鸩止渴，只能在市场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获得短暂的效果，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常用手段，仅可作为经济严重衰退时的重要法宝，否则过多的使用则会使社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目前我国应致力于进行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调整我国的经济整体结构，将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为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我国应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强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作用。

（二）不能回避人口老龄化问题，应通过加大科技创新和教育投入解决人力资本总量不足的问题

同日本一样，我国也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截止2012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接近2亿人，20年后，这个数值将达至4亿，平均下来，每2个20至59岁的人就要赡养以为老人，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我国应把重点放在推动经济潜在产出，具体措施就是：一方面，积极鼓励科技成果的转化，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另一方面，逐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重点支持职业教育的开展和提升，以缓解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总量不足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三）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问题，应努力实现区域经济体之间的互赢共生，并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

我国作为政治和经济大国，在对外经济、金融交往中，不论出台何种政策都应周密考虑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应从区域经济共赢的角度制定政策，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开拓更广阔的经济前景，助力我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我国应更广泛的深入到区域经贸合作，多与周边国家协调沟通，加入区域性对话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协同制定区域发展的规则，为国家核心利益服务。（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乃丽，蔡俏，《“安倍经济学”传递机制中的企业投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3（10）

[2] 郑蔚，《“安倍经济学”的背景、机理及风险探析》[J]，东北亚学刊，2013（9）

[3] 王薪龙，《“安倍经济学”的内容、效果及风险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13（10）

[4] 朱海燕，《“安倍经济学”解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3（6）

[5] 郭可为，《“安倍经济学”进行时》[J]，中国外汇，2013（9）

篇8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收支缺口；城镇职工；大连市

中图分类号：F8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5）06004105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养老、医疗和工伤等社会保险项目为核心，先后经历了多次改革，在改革进程中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社会保险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仅制度体系基本健全，“扩面”工作的成效非常显著，而且参保人员的待遇水平也在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都在不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由点到面”“从城市到农村”的发展阶段，如今已经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全覆盖。虽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得到快速发展，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问题日渐突出[2]。现行的医疗保险筹资模式是否可持续，如何调整完善筹资机制以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长期良性运行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职工医保）正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如近年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长较快，有的地区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且赤字不断扩大。基金统筹层次较低，基金规模较小，加剧了部分地区的收支缺口，并且，个人账户资金沉淀较多，使用效率低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无论是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所承载的功能角度来看，还是从实际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运行角度来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长期良性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精算模型，对大连市未来30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支出和缺口等中长期制度运行情况进行了细致测算，为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二、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解析

全面解析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能够从整体上理清医疗保险体系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要义，为未来医疗保险体系的提升和完善奠定基础。本文主要从融资模式、征收、分担和支付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融资模式

1社会统筹的现收现付制

社会统筹的现收现付制是对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筹集、统一管理、统一调剂和统一使用的社会统筹模式，当期收入用于当期支出，一般以近年医疗保险支出为依据制定本期的筹资目标，再按比例分摊到参加各方。这也是大多数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所采用的模式，即“以支定收，以收定付”。这种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属于比较合理的模式。然而，在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面临较大幅度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期，现收现付制往往会遭遇比较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人口红利即将消耗殆尽的特殊时期，现收现付制的筹资模式显然无法适应全部的需要，只能实现部分社会统筹的功能。为此，单纯依靠现收现付制的筹资模式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2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制

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制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预提分摊模式，强调个人责任和资金的纵向积累，着眼于长期平衡。在个人参保期间，按照保险期全体参保人缴费与待遇平衡的原则，测算缴费水平，并对已提取但尚未支付的保险基金有计划地进行管理和运营。如果能够有效保障积累资金承受住通货膨胀的压力并实现合理增值，那么对于合理高效使用医疗保险资金及卫生资源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当然，由于个人账户制的风险共担功能相对比较弱，对于一些低收入者和没有收入来源的人，往往需要通过政府与社会的救济来解决个人保险资金的积累问题。

3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是前两种融资模式的综合体。这种融资模式可以实现横向与纵向的平衡，既有资金统筹、风险共担、互助共济的功能，又有基金积累、应对长期支付风险的功能，还有利于约束卫生服务供需双方过度利用卫生资源的行为。因此，统账结合的筹资模式往往是各个国家应对众多社会成员医疗保险需求不断增长问题的现实选择。现阶段，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采取的就是统账结合的模式。然而，近年来的相关实践也表明，这种模式依然很难控制高额的医疗费用，甚至会抑制对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降低医疗基金的使用效率，不利于健康风险共担。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征收、分担和支付

1医疗保险基金的筹资方式

医疗保险基金的筹资方式一般有缴费和税收两种，税收方式又分为医疗保险特别税和一般税收两种。缴费或医疗保险特别税通常由雇主和雇员按工资总额和个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由独立的第三方承担保险责任。政府一般税收往往没有独立的医疗保障基金，政府通过财政税收手段筹资，以国家预算拨款的方式补贴或支付医疗费用，个人只需支付少部分医疗费用，这种方式使个人得到较高程度的医疗保障，但国家财政不得不面临高额的医疗成本，特别是当医疗成本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时，将产生巨大的财政压力，进而很难保证制度的可持续性，我国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制度的资金来源于财政预算，但采取差额预算制的方法，国家财政负责预付差额部分。

2医疗保险费用的分担方式

为了控制医疗费用水平，在费用分担上，通常由保险方和被保险方各承担一定数额或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这种方式称为共保。共保方式的目的在于强化被保险人的费用意识，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使用，控制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在实践过程中，往往把最低限额、最高限额和比例分担三种费用分担方式结合起来使用。诸如，在最低限额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分担，或者在最高限额下按一定比例分担。

3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式

对于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式通常可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被保险人直接向医疗机构支付费用，然后再从保险机构获得补偿；第二种是由第三方付费，即由保险机构代替被保险人向医疗机构付费，被保险人只向医疗机构支付其中自付的部分；第三种是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供应方合为一体，一方面收取保险费，一方面负责提供医疗服务。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的现实情况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的现实情况如何直接影响未来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善性和全面性，需要在有效甄别基金收支的一般发展状态下，合理分析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3-4]，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策略奠定基础。

（一）支出增长率高于筹资增长率

扣除参保人数增长因素，2007―2012年，全国职工医保统筹基金（不含个人账户）人均支出年均增长16%，比人均筹资增长率14%高2个百分点。在结余总量增长的同时，统筹基金平均可支付月数出现下降。全国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近3年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也出现下降，从2009年最高点的2230个月下降到2012年的1710个月。

（二）部分地区出现当期收不抵支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较低，基金规模较小，部分地区因退休人员比例高、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等原因出现了统筹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2012年，职工医保有24个省份的322个统筹地区出现当期收不抵支，比2011年增加24个统筹地区，当期赤字总额77亿元；57个统筹地区历年持续出现赤字，2012年比2011年增加47个，累计赤字总额14亿元。

（三）个人账户资金沉淀较多

从2003―2012年的全国职工医保基金决算数据来看，基金总收入的40%左右被划入了个人账户，统筹基金收入仅占基金总收入的60%左右。虽然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应用于门诊费用的支付，但在许多地方，个人账户资金可自由使用，常被用于购买生活用品等。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个人账户累计结余较多，2012年达到2 587亿元，占职工医保基金总结余的36%，累计结余率达到112%。

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测

为更加清楚地明确未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状况，本文以大连市为例，通过构建精算模型预测未来30年大连市的医疗保险基金运行趋势，为大连市的医疗保险体系建设提供参照依据。

（一）精算模型构建

依据精算模型设计的基本要素和主要参数假设，同时参照肖争艳[5]的精算模型，本文构建出了人口精算模型（包括人口数、新生儿数和经济人口数）、统账结合统筹基金收入和支出模型（包括收入和支出）、统筹基金个人账户收入和支出模型（包括收入和支出）等，

由于篇幅所限，如有需要模型具体形式请与作者联系。为经验测算奠定理论基础。

（二）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大连市的相关数据，根据精算模型对大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进行分析与预测。

1大连市未来30年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总费用和当期收支缺口

大连市未来30年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由2010年的3494亿元增长到2040年的16939亿元，增加了385倍；医疗保险基金总费用由2010年的3335亿元增长到2040年的43669亿元，增加了1209倍。总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总收入，而且，在2011年开始出现收不抵支，医疗保险基金当期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在2040年达到了-26730亿元。

2大连市未来30年统筹基金收支、当期收支缺口和当期需要的费率

（1）统筹基金收支与缺口

依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的预测模型能够得出大连市统筹基金收支与缺口。

大连市未来30年医疗保险统筹收入由2010年的2032亿元增加到2040年的8174亿元，增长了302倍；医疗保险统筹支出由2010年的1643亿元增加到2040年的26343亿元，上升幅度明显快于收入，增长了15倍；医疗保险统筹账户余额在2010―2013年处于盈余状态，但是盈余额越来越小，2013年盈余054亿元，从2014年开始出现亏损，且缺口越来越大，在2040年达到-18169亿元。

（2）当期需要的费率

根据当期需要费率的计算模型得到：基年（2010年）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缴费费率为010，其中企业缴纳008，个人缴纳002，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缴费费率为006。由于在2014年前出现结余，所以2011―2013年的缴费费率小于2015年的状态。2014年出现收不抵支，为保持当期收支平衡需要调高当期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缴费费率。从2014年之后，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当期费率也越来越高，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缴费费率在2040年达到了032，其中企业缴纳026，个人缴纳006，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交费费率达到019。大连市在未来30年内，城镇职工缴费费率的增长幅度大于灵活就业缴费费率的增长幅度。

（3）大连市未来30年个人账户收支、当期收支缺口

依据当期收支缺口模型计算得到：大连市未来30年的个人账户收入由2010年的1461亿元增加到2040年的9236亿元，增长了532倍；个人账户支出由2010年的1347亿元增加到2040年的11119亿元，增长了725倍，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个人账户余额在2010―2025年处于盈余状态，且在2019年实现最大盈余，达到了551亿元，从2026年开始出现亏损，且缺口越来越大，在2040年达到-1883亿元。

五、完善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的基本策略

结合实证预测结果，为完善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需要从完善医疗保险筹资机制、合理控制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加快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引入商业保险参与医疗保障管理和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精算系统等策略着手。

（一）完善医疗保险筹资机制

修订筹资机制，增加医疗保险收入。主要途径有：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加大医疗保险的缴费基础、提高医疗保险缴费比例、禁止员工提前退休、退休人员适当缴纳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筹资途径。通过上述这些筹资途径可以增加医疗保险收入，但从实际操作层面看，这些筹资途径的可行性存在差异。例如，当前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已经很大，所以，通过扩大覆盖面和增大缴费基数来增加医疗保险收入的空间已经不大[6]，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提高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执行起来也较为困难。鉴于此，增加医疗保险收入较为可行的途径是禁止员工提前退休，或者是让退休人员缴纳适当的医疗保险费用，抑或是通过其他筹资途径来增加医疗保险收入，逐步扩大缴费基数。根据前文对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测算情况得知，影响医疗保险基金长期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是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增长率。目前，各个地区对职工医保缴费基数规定存在偏差，而且缴费基数包含的范围偏小，有些地区以职工工资总额的60%作为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还有一些地区以基本工资作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由于对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把关不严、核定偏差导致我国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总体偏低，增长率也比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可以借鉴法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把员工工资薪金以外的其他收入也纳入到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中。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负担比例。与国际上通行的医疗保险缴费负担比例相比，我国政府和企业的缴费负担比例过高，个人负担的比例偏低。国际上通常是企业与个人分别承担50%的缴费比例，而在我国的职工医保中企业和个人承担的比例是34∶1。因此，需要适当提高我国个人缴费比例，借鉴国际通常做法，企业和个人各负担50%。按照这个比例，则需将职工个人缴费率提高到4%左右。另外，提高个人缴费比例，还可以强化职工个人的保险意识和费用控制意识，避免制度的福利化倾向。

（二）合理控制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一是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改变过去粗放的管理模式，切实深化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推行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和总额控制等“打包付费”方式；二是加速改革公立医院营运模式，切实加强内部管理和成本核算，减少“大处方”“大检查”；三是增强个人费用控制意识，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减少滥用医疗资源的行为[7]；四是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建立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药品生产销售企业的全方位监管体系，促进信息公开透明，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建立激励和制约机制，合理降低住院率，分散住院。住院人员集中在三级医院是在短期内造成医疗费用膨胀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龄化是造成医疗费用膨胀的长期原因。通过降低住院率、减少住院时间或分散住院病人到其他医院等途径来解决降低医疗费用的问题。而降低住院率和减少住院时间的有效办法是实行门诊统筹，让不该住院的患者在门诊解决就医问题。提高其他医院的服务质量是分散三级医院住院人数的前提条件，尤其是要扶持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建设。

实现均次住院费用合理化。均次住院费用的价格取决于住院时间和医疗成本，医疗成本取决于医院的收费标准和服务量。随着疾病的变化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均次住院费用的合理增长属于常态。但是，如果人为增加医疗成本就会造成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从目前医院管理体系来看，医疗成本高、医疗费用结构不合理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

（三）加快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

加快推进付费方式改革。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过改革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是各国的普遍选择。改变目前各统筹地区各自为战的状况，加强国家层面的指导和规范，就各种付费方式的适用范围、技术标准和规范、付费标准测算、考核奖惩、医疗服务质量监控等制定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方便地方参照执行。

探索建立复合付费体系。实践表明，各种付费方式都各有利弊，复合付费方式可以实现互补，控制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在具体的组合方式上，对门诊可主要采取按人头付费和总额预算相结合的付费方式，对住院服务可主要采取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算相结合的付费方式。

（四）引入商业保险参与医疗保障管理

市场机制的广泛运用是竞争思路在基本医疗保障管理中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为实现社会公平目标，各国均强化政府在筹资和服务监管方面的责任。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建立政府医疗保障或社会医疗保险计划，逐步实现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强化政府对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服务的监管，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对参保人的损害。另一方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促进供给方之间、需求方人之间的竞争，强化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供给方的监督制约[8]。委托商业保险经办管理是基本医疗保障管理的重要方式。积极探索将政府医疗保障经办管理的全部或部分业务委托专业性的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改善医疗保障管理的治理结构，努力解决公共医疗保障管理机构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构建竞争性的基金管理主体是基本医疗保障管理的有益探索。德国在社会医疗保障基金之间引入竞争；美国则直接允许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政府医疗保障产品，与政府管理机构形成竞争；瑞士由商业保险公司销售标准化的基本医疗保障产品。尽管多个竞争性的基金管理主体有可能会增加管理成本，但单一的垄断基金管理主体由于缺乏竞争压力，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控制费用、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的作用，将会导致更大的效率损失。

（五）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精算系统

对医疗保险政策进行评估。按照“短期评估重收支，长期评估重趋势”的原则，设计出不同的方案，运用精算方法对其进行定量评估，主要是收支和偿付能力分析，从中挑出最佳的实施方案。在方案实施过程中，还要定期评估实施效果，最终提交精算报告。制定医疗保险计划成本分析。通过预测未来若干年内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总额，据以测算需收缴的社会保险费用总额以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水平。

强化医疗保险基金运营风险管理。通过对医疗保险基金未来运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确定因素或面临的各种风险，如筹资不足、人口波动、疾病谱变化、医药成本变动和收入变动等做出准确的评估[9]，进而获得详尽的信息，确保医疗保险计划建立在稳定的财务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何立春新型城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经济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 2015， （1）： 48-52

[2]彭俊， 宋世斌， 冯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珠海市为例[J]南方人口， 2006， （2）： 5-11

[3]林毓铭医疗保险的核心机制：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1， （12）： 10-14

[4]罗健， 郭文我国医疗保险基金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 （4）： 84-88

[5]肖争艳精算模型[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6]李卓繁， 张健明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管理制度的思考[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 2010， （9）： 42-45

[7]韩剑辉，王振医疗保险基金控费机制研究[J]中国医疗保险， 2014， （2）：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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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将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延迟退休再一次被提出，引发网友质疑，有关人士认为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我国养老金巨大缺口给财政带来的压力。中国银行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显示，按照测算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尽管中银团队负责人随后出面澄清18.3万亿元的缺口，并非指现金流，而是按照资产负债的算法计算存量债务，但将这些数字联系在一起，民众的质疑似乎“情有可原”。延迟退休年龄，尽管政府有着自己的考量和“无奈”，但多位专家表示，目前在我国，退休年龄延迟并不适宜快速推进，更不能一刀切。

湖北武穴教育局超编1倍局长称浪费系改革成本

2012年7月初，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严重超编引起广泛关注。经媒体实地调查发现，该局核定编制54人，实际在岗75人，还有40人“退二线”，基本不用上班，超编一倍左右。武穴市教育局局长王卫平对此表示，8000人的教师队伍、11万人的学生规模，教育部门大量工作需要人来做，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超编”、“混岗”格局。王卫平说：“50岁的人退二线，的确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是机关年龄结构老化、活力不足的现状又需要改变，这是一个悖论，权衡利弊，我当时就认为这也是改革的成本。”对此，武穴市已经组织政府办、监察局、编办等相关部门成立专班，对市教育局人员编制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清理。

广州城管出国考察“见识最广”

2012年7月，在广州39个政府部门公布的“三公”账本中，广州市城管局格外引人注目。原因在于该局2010年因公出国（境）费用总支出达146万元，平均费用达到5.7万元每人次。在一年的时间里，广州城管局20位工作人员奔波了几万里，奔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考察学习。在诸多政府部门中，广州城管局被媒体称为“见识最广”的。因公出国（境）费人均花5.7万，连城管局都不好意思，坦承“超支”。城管出国忙，让人们看到了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原因，看到了公款出国的一些乱象，更看到了重塑制度尊严、严格管好政府钱袋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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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在我国政府的引导下，由农村百姓自己创造了共同互助医疗保障体系，这就是农村新农合。让商业保险参与到农村“新农合”建设中来是客观发展的需要。本文就新农合现状、商业保险参与到新农合的意义以及它的不同模式做了简单的概述。

关键词 商业保险 新农合 模式探讨

我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是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在全国农村范围推广的，它是在政府的带动和有力支持下，根据农民自己意愿来参加，通过政府、集体和个人多种渠道进行集资的一种新型农村医疗制度。它让农民基本卫生服务得到保障，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民有病看不起的现象。自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以来，参保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几。但是，在开展具体工作过程中也会遇到了许多问题。

一、新农合的现状及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新农合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农民的热心参与下，已经取得可喜的成绩。农民体会到了新农合给他们带来的方便和好处，每年的参保率都在不断增长，已经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得到广泛推广。

新农合的实施一般可以通过下面三种方式来进行：(1)可以通过本地的劳动保障部门下属的社保中心经办处理；(2)可以通过本地的卫生部门的下属合作医疗单位经办处理；(3)也可以通过社保公司自己独立经办。就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地区都采用由卫生部门经办的方式来进行。但是，由于新农合推行时间不长，还欠缺比较有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管理，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而且也经常出现人力不足的现象。而且，基于当前的状况，卫生医疗部门在新农合建设中，既担负着监督的重任，还要对其进行管理。因此，不能真正体现出公正公平的原则和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农村医疗保险的运行是个关联到许多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从对它的基础数据进行搜集并且分析，到对它的保障范围和设计标准都必须要有一套专业的保险知识和掌握准确精算的技能。当前我国的新农合的经办都是以卫生部门和保障部门来共同完成的，费用成本非常高，而且没有专业的知识技能和管理方法，以上这些技术管理水平却是卫生部门和保险部门缺少的，而且管理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重要意义

（一）把公共物品转换为私人生产可以提高生产率

我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体系还不完善，因此要依赖于社会保障市场机制的参与。打个比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从客观上讲是属于公共产品类型，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负责，那么却要依靠市场来完成生产的过程。换个角度来说，商业保险参与到新农合中来，也是属于公共产品由私人企业进行生产的方式。公共产品通过私人生产可以根据不同的区域进行随意调整，能最大限度改善逐渐上升的成本问题。

（二）政府职责和保险公司的职责要明确

从当前形势来看，政府部门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中不仅起着监督的作用，还执行管理的职能，存在着职能分工不明确的现象。让商业保险参与到新农合中来，目的就是为了转变这种不良局面，对卫生部门的管理、保险部门机构的运作以及让其他部门也参与到监督中来的运行模式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从对这项资金进行管理方面来讲，政府部门不能代替金融机构，在对新农合资金管理上没有专业的知识，对资金不能合理地分配和运用，必须专门托付其他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只有委托专业金融机构来管理资金，才能降低成本，让资金恰到好处地合理运用，避免资源无端浪费。商业保险公司具备良好的资金管理能力，政府职能部门通过严格地比较和筛选，最后选择了拥有较强的实力、良好方案、以及所耗费费用比较低而且又有良好信誉度的商业保险公司来进行资金管理，以保证新农合的运行顺利进行。

（三）针对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让保险公司参与到新农合来是正确的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在世界排名首位，而且在未来几十年，老龄化人口也会持续增长，将会给社会医疗保险的支付带来了危机，医疗保险资金也会造成严重短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资金收入和支出无法达到平衡，也会加重保险公司的资金负担。针对这种现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就必须让保险公司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在原有的医疗制度上做更进一步的完善。

三、对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几种模式进行对比研究

（一）基本模式介绍

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一般运用三种模式来进行：基金管理模式、保险合同模式和混合模式。1.基金管理模式是政府对保险公司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由保险公司负责经办处理。当然，保险公司并非从合作医疗基金里边直接提取费用，它只是按照政府部门的规定，在报销、结算和审核方面提供服务，合作医疗的基金出现空白或者透支等风险都和商业保险无关，全部责任由政府承担，如果基金有剩余就转到下一年使用，这种方式既简便又能降低成本费用。

2.保险合同模式是政府部门把在新农合中集资到的资金投保到农民医疗保险中，政府和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赔付限额和比例中进行商量并达成共识，然后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保险公司按照规定为参保农民提供医疗保险。当然，运用这种模式保险公司必须承担新农合基金透支风险。

3.混合模式是处在前面提到的基金模式和保险合同模式之间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比较复杂。由保险公司对合作医疗基金进行管理，通过收取一定费用的方式，如果当年的基金出现赤字或透支则由政府部门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如果基金有剩余直接转到第二年使用。当然，如果合作医疗基金盈利，保险公司依然可以从中得到适当的利润。

（二）对以上三种模式进行对比

1.基金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应用是保险公司参与到新农合中最普遍也最实用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依靠保险公司的专业技能和基金管理经验来对合作医疗基金进行管理，让保险公司的在实力、品牌、网点、技术和方法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从实践结果证明，这种模式的应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合作医疗通过缴费的方式作为最初始的成本，还有参加或管束计划的人员也会产生间接成本。如果这些基金运作都由保险公司来安排，可以有效降低这些间接成本的费用，从而让基金能够得到合理运用。

从另一方面来讲，现在农村合作医疗机构都是区域性单独运作，农村很多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异地报销非常困难，导致农村流动人口无法参加新农合中来。如果通过保险公司采用基金管理模式，发挥保险公司异地赔付的功能，这样就可以为流动人口异地报销提供方便，让流动人口也可以积极参保。当然，基金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缺点，它无法彻底地解决新农合集资困难的处境，它仅仅负责新农合的基金管理，只是为政府分担这方面的压力，基金管理模式还不能提供分担风险、防止灾害和损失发生的功能，无法为新农合提供更好的服务。

2.保险合同模式

这种模式是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的风险，而且要面对很多的困难的管理模式，保险公司按照商业保险的模式进行操作运行。这样政府方面可以有效降低成本费用，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承担较小的风险。基金管理模式不能获得很大利润，没有很大积极性，而保险合同模式虽然要承担部分风险，但如果运营顺利，可以带来比较多的利润。让保险公司直接参与到新农合中，还可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

3.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既采用了基金管理模式的科学管理方法，又体现了主动性强和分担风险的特点。但是，由于政府和保险公司他们之间的责任还不够明确，要花费很大的谈判成本，尤其到了后期，经常会出现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很多保险公司不为政府承担风险又想分到利润。因此，这种混合模式的运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结束语

让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到新农合中来，社会资源可以得到有效利用，保险公司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各方面职能，让新农合在开展过程中，提高良好的工作效率，并降低费用成本。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是必由之路，它可以实现我国农村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平稳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

参考文献：

[1]金彩虹.“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陷的理论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6(9).

[2]董竹敏,杨引根.“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利弊分析”.保险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