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的区别范文
时间：2023-12-14 17:43:5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应用心理硕士与应用心理学硕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位，前者是职业性学位，在我国称为专业性学位，后者是学术性学位。［1］2011年我国招生院校首次招收应用心理硕士，应用心理硕士作为新开设的专业性硕士学位，与学术性学位中的应用心理学硕士有相似之处，但从专业学位视角人们更关注的是与学术性人才培养的区别与特点。由于应用心理硕士开设不久，目前关于它的研究尚未发现，本文将对西南大学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与其应用心理学硕士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比较，剖析二者在研究方向、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的异同，以此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二、应用心理硕士与应用心理学硕士培养方案的比较
应用心理硕士与应用心理学硕士作为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代表，为科学理解专业硕士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认清专业硕士作为应用型研究人才在创新人才中的特色，比较分析两者的研究方向、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成为我们以点带面理性而全面认识专业硕士的有效途径。
（一）应用心理硕士与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方向的比较
我国进行应用心理硕士和应用心理学硕士培养的学校主要有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各高校都有细化的研究方向。例如西南大学的培养方案为：应用心理硕士有4大研究方向，分别是司法与犯罪心理、管理心理与人力资源管理、健康与临床心理、学校心理学。［2］而应用心理学硕士主要有8大研究方向，分别为现场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文化与管理心理学、美学与服装设计心理学、运动心理学、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应用社会心理学、教学策略。［3］
以司法与犯罪心理和现场心理学为例进行比较，司法与犯罪心理研究方向主要围绕罪犯心理与行为矫治、罪犯人格重塑以及犯罪现场心理痕迹识别等方面开展实践研究，并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罪犯心理分析、现场心理识别等专业技能，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而现场心理学主要研究犯罪现场心理痕迹的再现及利用问题，它涉及到犯罪学、刑事侦查学与心理学、法学等学科，是一门交叉学科。笔者发现，这两个研究方向都涉及到了犯罪现场心理等内容，所不同的是，司法与犯罪心理注重培养学生开展应用实践研究的能力，并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提高学生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更加关注的是专业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而现场心理学则更关注学生的科研能力。
再以专业硕士中的管理心理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和学术硕士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向为例，管理心理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主要围绕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测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EAP的实际问题等进行研究，在实践中培养学生人力资源测评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技能，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研究如何通过招聘、任用、考核、培训等形式来有效调配相关人力资源。该方向是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同时它也涉及到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通过对这两者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无论专业硕士还是学术硕士在人才培养中都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但两者研究的重点不同，应用心理硕士直指实践，研究特色是偏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研究着重于应用研究，而应用心理学硕士的研究特色则是立足于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及相关学科的思想，偏重于前沿性和应用性的研究，研究着重于学术或理论的研究。通过研究方向的内涵还可以发现，应用心理硕士的职业指向性比较明显，研究方向立足于实践领域分类，着重培养学生对实践问题的研究，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而应用心理学硕士则直指学科各分支，主要立足于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学科体系，偏重于对学科体系的学术研究。
（二）应用心理硕士与应用心理学硕士培养目标的比较
应用心理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各职业领域要求、具备从事某一特定职业所必需的心理学技能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2］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规定学生要全面协调发展，同时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精神，要能够在上述四大研究领域开展应用工作。应用心理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和谐发展，具有系统的心理学基本理论修养，具有坚实的心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通晓心理学的应用知识与技术，能在各级科研、教育等部门，以及企业、咨询机构等从事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专门人才。［3］
比较二者的培养目标，我们可以发现，应用心理硕士是为社会各职业领域培养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满足社会职业领域对心理学应用工作的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应用心理学硕士主要是为各级科研和教育等部门，以及企业、咨询机构等培养从事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专门人才。这些在对二者的具体要求中都有体现。应用心理硕士要求掌握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具备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于某一领域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用心理学硕士则要求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从事心理学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综观二者的培养目标和具体要求，我们发现，应用心理硕士着眼于为社会各职业领域培养实践型、应用型人才，而应用心理学硕士着眼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层次科研型人才。
（三）应用心理硕士与应用心理学硕士课程设置的比较
西南大学应用心理硕士与应用心理学硕士课程设置采用的是必修-选修-必修环节这样的课程体系（如表1）。攻读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在两年内应修总学分不得低于30学分，其中必修不少于18学分，专业实践实习不少于4学分，选修课程按照一定的分类方法分成几类相对独立的模块，可以根据课程模块来进行选择，选修最少不低于8学分。攻读应用心理学硕士则要求应修学分不少于34学分，其中必修26学分，选修8学分。
篇2
【关键词】环境心理学；研究；述评
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探索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正是在代代相传的探索与思考过程中，人类不断解释环境，解释自己，同时也不断利用和改造环境，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人际交往、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都直接影响着人所处的环境，也影响着人类自身。
一、环境心理学简要追述
环境心理学是现代心理学分化产生的―门交叉学科。是一门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与自然环境和人工的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传统意义上，环境心理学是城市规划设计与心理学的结合。随着环境心理学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心理学不仅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还被认为是环境科学的分支学科。
重视建筑环境与心理及行为之间关系，可以追溯到古代。早在纪元前，希腊的帕提农神庙就曾运用各种手法矫正视觉错觉。有关的理论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1886年德国美术史家沃尔芬（H.wolffin）著有《建筑心理学绪论》一书，曾用“移情论”的美学观点讨论建筑物和工艺品的设计问题。其后，汉斯・迈耶（H.Mayer）还打算在包豪斯中开设心理学课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的城市环境严重恶化，对居民的身心和行为产生了各种消极影响；同时，不少新建筑因无视使用者的行为需求，导致社区崩溃、建筑拆毁、居民抗议等严重后果，并遭到社会的严厉批评。因此，建筑环境与行为的关系引起多学科研究者的深切关注。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的研究终于汇集成多学科的新兴交叉领域――环境（建筑）心理学。环境心理学首先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北美兴起，此后，先在英语区，继而在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迅速传播和发展。当时北美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人类学家霍尔，心理学家巴克、伊特尔森、普洛尚斯基、萨默，城市规划师林奇等。
1968年6月，一个综合性专业团体“环境设计研究协会（EDRA）”在北美宣告成立。并于1969年举行了第一次年会，还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如儿童与环境、环境认知、环境与年龄、残疾人与环境、居住区环境、室内环境、妇女问题、使用者参与、使用后评估等。该组织第一批成员27人，仅由建筑师和心理学家组成，到1984年，成员增加到900人，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建筑师占30%，心理学家30%，其他环境学科（室内设计、园林设计、城市规划与设计）25%，其他社会科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类及社会生态学家）15%，成为世界上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从事环境――行为研究和应用的学术团体。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也形成了环境行为研究的潮流。
亚洲各国中，日本在环境――行为领域中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处于领先地位，并在70年代迅速发展。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才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引入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在建筑学等学科内从事研究，并引起学科人员的广泛兴趣和关注。
二、环境心理学及其发展
不同的研究者，对环境心理学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不同学者对环境心理学的定义中，看到环境心理学的内涵与全貌。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环境心理学”这一名称是纽约的研究者普洛尚斯基和伊特尔森等首先提出的。任何人工环境都是社会的产物，都离不开相应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同时也不能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1]。1978年，贝尔（P.A.Bell）等三人合著的《环境心理学》一书给环境心理学下的定义是：环境心理学是研究行为和经验与人工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整体的科学。环境心理学从研究噪声入手，分别对个人空间、拥挤和人类的关系、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等问题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了解个体如何同环境相互作用，进而利用和改造环境，以解决各种因环境而产生的人类行为问题[2]。
环境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什么样的环境才是符合人们心愿的环境的一门科学，因此它并不追究人能够适应哪一种环境的问题。过去，人们在创造环境时，几乎不考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心理倾向。与此相反，环境心理学却是将它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并使它与选择环境、创造环境相结合而成为一门科学分支。因此现在有一些问题必须加以考虑[3]。
俞国良等的定义是：环境心理学是研究个体行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它主要研究环境和心理的相互关系，即用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人类经验、活动与其社会――环境（尤其是物理环境）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揭示各种环境条件下人的心理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4]。马逊风等认为“广义上的环境心理学就应该是心理学，因为一切心理学都是针对环境的”。狭义上的环境心理学从其研究对象上可以定义为“研究环境问题对人类（包括动物）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对环境反馈作用的学科”[5] 环境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新兴学科之一，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建筑环境学和应用心理学的结合，是关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学科[6]。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各个定义虽然在表述上有一些小的差异，但基本思路是差不多的。基于以上不同研究者观点的基础上，环境心理学的定义可以这样表述：环境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个心理学分支独有的特点和能区别于其他的心理学分支学科。环境心理学区别于心理学其他分支的独有的特点，最主要是它研究的内容不同于其他分支。
在现有的环境心理学研究中，我们看到实际的研究内容包含很多方面，有研究者总结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概念，不同环境中心理学原理和各种环境状况个人的心理现象和对环境的知觉；环境物理里和环境心理量之间的关系（环境与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个性等的相互关系），环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用规律，其中包括自然环境（如噪声、温度、风向、气候、空气的污染）和社会环境（如个人空间、地域观念、社会风气、社会文化、人际关系）的影响；环境联想对环境意识与心理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中心理变化对人体信息传递、工作效率等的影响；人们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如何进行心理自我调适，以适应环境并创造一种有利于个体发展的环境即对环境的反馈作用[5]。
除此之外，环境心理学还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并且研究如何通过影响人的心理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从而增加亲近环境的行为，减少破坏环境的行为。
环境心理学说到底是心理学，而不是环境学，它的研究内容归根结底是心理学的内容，只不过要加上一个限定的领域，这个限定的领域就是环境。有定义说“环境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和他们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学科”，我们感到这个表述虽然很清晰简练，而且也基本切合环境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但是表述上不是最好。因为环境心理学毕竟是心理学，所以把它仅仅说成是研究“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学科，毕竟不十分贴切。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环境心理学中所说的环境，其意义仅仅是自然环境还是包含社会环境？这里，我们的建议应当说主要是自然环境。另外一个定义上的问题，就是环境心理学是不是一个环境科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有研究者指出，“从环境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来看，环境心理学应该成为以环境科学和心理学两学科为研究基础的交叉学科，但从环境心理学的起源和已进行的各种研究来看，环境心理学距环境科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还有很大的距离”。原因是环境心理学的最初研究者主要是城市规划师和建筑设计师，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个人空间、拥挤、城市发展和城市设计等，“目前的环境心理学和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联系得更为紧密”。
把环境心理学定义为“建筑环境学和应用心理学的结合”，似乎和这个现状更为贴切，但是，却和环境心理学最新的发展趋势不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环境心理学研究者中，心理学家的人数正在日益增加，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而月越来越超越建筑学的范围。
三、环境心理学研究内容及其展望
从广义上看，所有的心理学研究的都是研究环境中的人的心理，是否所有的心理学都应该说是环境心理学？我们认为，如果把所有的心理学都说成环境心理学，那么这个学科的独持性就没有办法体现了。环境心理学是研究自然环境影响下的心理活动，以及影响了自然环境的那些小型活动的学科。研究的内容大致为：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人的心理对环境的影响。1.环境知觉和环境认知的问题。2.环境心理评估。3.环境态度与价值观。4.环境对人的影响。5.如何改变人的心理，使人多做有益于环境保护的事情。6.各种具体环境问题的研究。此外，建立关于环境心理学的理论，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一个主要内容[7]。
因此，环境心理学有很多需要紧密结合现实情况提出和跟踪研究的问题。过去的心理学在很多方面都与现实脱节，所以这是相当困难的课题。总之，我们认为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应该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各学科之间的协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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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逊风，黄冬梅，黄钰，何子光.环境心理学有关问题的探讨[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1）：31-36.
[6]车文博.当代西方心理学新词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28―129.
[7]吴建平.环境与生态心理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5.
篇3
关键词：设计心理学 ；多媒体课件；学生为本；注意；记忆
《孙子兵法》有云：“两国交兵，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运用到多媒体课件教学之中，亦是同样的道理。多媒体课件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从学习者的心理出发，遵循他们的心理活动规律，使其乐于倾听，乐于接受，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个成功的课件，不仅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最大限度达到教学目的 ，甚至能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多感官的刺激，让学生对所学内容记忆犹新。任何优秀的课件设计作品都是建立在成功把握学生心理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如何正确有效地把握学生的心理，并设计制作出效果理想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呢？下面将从设计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课件设计的规律。
一、设计心理学
设计心理学作为工业设计与消费心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是应用心理学的分支。Donald Arthur Norman在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一书中说：“设计心理学是研究人和物相互作用方式的心理学。”中国最早出版设计心理学教材的教师李彬彬对设计心理学作如下定义：“研究在设计活动中，如何把握消费者心理，遵循消费行为规律，设计适销对路的产品，最终提升消费者满意度的一门学科。” 由此可见，设计心理学研究环境、人、物之间的关系，研究设计者及受众的心理现象和情感因素的联系。
二、设计心理学在 “以学生为本”的多媒体课件设计中应用的作用与意义
“以学生为本”是指满足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双重需求，强调设计以学生为出发点，最终达到为学生所使用的目的。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因此，在这两方面要充分考虑课件的人性化设计。比如要考虑到学生的感知特性、反应特性，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学生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人文环境等，目的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提高学习效果。另外，“以学生为本”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包括特定学生群体，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不同生理特征等等，这就要求教师以恰当的设计手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设计心理学正是致力于解决设计过程中一系列“人”的问题。“以学生为本”的多媒体课件设计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就决定了研究学生心理活动是设计之初必做的课题。
设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诸多因素要求设计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进行，“以学生为本”的课件设计亦是如此。设计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对“以学生为本”的课件设计具有指导和约束的意义。设计心理学作为人性化设计的理论依据，很好地解决了设计过程中一系列关键问题，比如“以学生为本”的目的、如何进行“以学生为本”的设计、怎样的设计才称得上是“以学生为本”的设计等。可以说，离开设计心理学的支撑，所谓的“以学生为本”就会成为一纸空谈。随着信息技术教育的广泛普及，人们不仅要求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知识，还需要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这就需要设计心理学的支持。
三、设计心理学在 “以学生为本”的多媒体课件设计中的应用
1.多媒体课件设计要符合学习者的注意心理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指向性，表现为对出现在同一时间的许多刺激的选择。二是集中性，表现为对干扰刺激的抑制。注意的产生、作用范围和持续时间取决于外部刺激的特点和人的主观因素。因此，要取得好的多媒体教学效果，首先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多媒体课件如何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呢？可以采取如下方法或技巧：
（1）合理放置多媒体教学投影屏幕的位置，尽量扩大投影面积。视觉的舒适感和一目了然的投影效果会给学生以最直观的视觉刺激。为引起学生的注意，投影应放置在教室正墙黑板旁边或覆盖在伸缩式的黑板上。屏幕尺寸的选择可以依据下面的公式：屏幕高度不小于从屏幕到最后一排座位的距离的1/6，这样每一排学生都能清楚地看到投影画面的内容；屏幕到第一排座位的距离应至少大于屏幕的高度2倍；屏幕底部应离教室所在地面最少要有120厘米。
（2）在课件设计中多运用对比的手法。如运用主题与留白对比，以较大的空白来突出课件的主题；也可以运用心理学的异质性规律刺激学生， 如进行色彩对比，深蓝色的背景用黄色的主题文字；如光线强弱对比，在需要重点突出的内容周围做高光效果；还可以进行语调变化，语速快慢对比、字体粗细对比、画面动静对比等，这些都能增强学生对多媒体课件的关注度。
（3）了解学生群体的社会、文化、家庭背景，把课件设计和他们的经验结合起来，设计出他们感兴趣的教学课件，这也容易引发他们的情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比如：在制作“普通话”教学课件中，可以在制作前期到街头巷尾了解当地市民的方言，并录音制成音频文件，插入到课件中，与标准普通话进行对比教学。
（4）增加重点教学内容的课件播放频率。对于重要的教学内容，教师应设计好课件的出现次数，无论是预习、初学，还是阶段性复习、总复习，如果每次出现都能引起学生的注意，那么就可以增强教学内容的记忆效果。
（5）突出多媒体课件的色泽，增强课件的艺术感染力。颜色的合理运用与搭配能够诱发人的情感，使人有美的享受，这无疑会更加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多媒体课件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记忆心理
“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辞海》）。多媒体课件教学是一种直接介绍，它不但要引起学生的注意，让学生在看了、听了之后，如果能够在头脑中形成记忆印痕，还能够完成由瞬时记忆到短时记忆，再到长时记忆的转化，那么才可以说多媒体课件发挥出了巨大的优势。
在心理学中，记忆的关键在于把抽象无序的内容转变成形象有序的过程。因此，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可以重点抓住以下三个要素：
（1）动态：将静态的事物动态化。一般情况下，动态的事物要比静态的事物更吸引人的目光和关注。
（2）夸张：在进行多媒体课件制作之前，为了使教学内容更容易被学生记住，联想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联想的时候应该尽量将事物的本质无限夸大或无尽缩小，以形成与事物本身非常明显的区别，这样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
（3）奇异：在课件的制作中，尽量使联想的奇特景象违背逻辑，超脱现实，这样容易给右脑以强烈的刺激，使记忆深刻。
比如要记忆中国古代唐朝之后“五代十国”中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应该如何按照设计心理学的规律来制作多媒体课件呢？
首先将“后”字去掉，变成“梁唐晋汉周”，再用谐音法把“唐、晋、周”转换成“糖（唐）、金（晋）、粥（周）”。
其次，课件中可以制作如下的画面：一个古代的房间，顶部有一根横梁（闪烁，出现“梁”字）；横梁上挂着很多糖果（闪烁，出现“唐”字）；糖果掉落地面变成了一堆黄金（闪烁，出现“晋”字）；一个大汉走了进来（闪烁，出现“汉”字）；捡起一块黄金，来到一个饭馆，买了三碗粥（闪烁，出现“周”字）喝。
（动画课件见http：///play.asp？vodid=168767&e=3）
3.多媒体课件设计要符合学生的需求心理
根据马斯洛的人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学习是一种是非自然、养成的需要，它属于为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而产生的高级需要，多媒体课件应该满足学生的这种高级学习需要。比如，因学生的学习程度不同，设计阶梯层次的多模块内容；因个人感知通道敏感度的不同，设计多种信息素材；因学习效率的差异，设计习题和扩展知识；因年龄阶段的不同，设计应注重画面布局和色彩搭配；因学生的需要是可以引导和调节的，设计应具备诱导性；因学生理解能力不同，设计应具有启发性；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设计应具有时代性等。
4.多媒体课件设计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动机
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认知内驱力，表现为发自内心的主动学习；二是自我提高内驱力，表现为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而学习；三是附属内驱力，表现为为了他人夸赞而学习。第一类是由人的兴趣爱好引起的内部动机；后两类是由人的高级需要引起的外在学习动机。设计和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时，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类外部学习动机。
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学习行为的产生符合“刺激-反应-提示-强化-再反应”的模式。这一模式表明，学生的外部学习动机由刺激物、提示物、反应、强化物等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要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必须在刺激物、提示物、强化物上下功夫。它给多媒体课件设计和制作的启示主要表现在：
（1）多媒体课件设计须重视初始刺激。外部刺激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便于回忆。强化刺激的手段包括新颖的课题、别致的界面、独特的布局、动听的音效、精美的动画、高清的视频等。通过多种手段，让学生第一眼看到课件时，就产生继续学习的欲望。
（2）多媒体课件设计须重视提示。包括课件的章节段符号、链接、指示标志、页面说明、使用说明、制作信息等内容，方便学生快速掌握学习内容的结构，提高学习
效率。
（3）多媒体课件设计须注重强化。习题作业部分的设计，可以使用强调性图象、动画、声音和视频，甚至可以加入多媒体游戏，来凸显答案的正误，以加深记忆印象。
四、结语
课件为学生而设计，是贯穿“以学生为本”设计的核心理念。而设计心理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人的心理的理论体系，为多媒体课件设计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使“以学生为本”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相信随着信息技术教学的快速发展与完善，设计心理学在多媒体课件设计中的应用会更加广泛和深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唐纳德・A・诺曼.设计心理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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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中学物理；复习与记忆方法
现代心理学表明：人的记忆分识记、保持、再认和重现四个过程。其中识记和保持是再认和重现的前提和保证，再认和重现是识记和保持的结果和证明。识记是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认识阶段，保持是复习巩固阶段，它们在学习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多物理教师比较重视识记过程――新课的教法研究和改革，忽视了保持过程――复习课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忽视记忆方法指导。这也是物理科教学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生的学习是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的。有了记忆才能不断巩固知识，培养兴趣，牢固掌握，灵活运用知识。教师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概念、定律和理论，就学生的认识来说，只完成了部分任务：从具体到抽象的飞跃。虽然把学生的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但它还是抽象的，也就是说，这时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还是不深入、不全面的，甚至还会产生模糊的或错误的理解。在教学中有必要使他们的抽象思维继续发展到具体思维，帮助他们完成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要通过有针对性的练习、实验等复习活动来澄清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混淆，消除疑团或错误的理解，去探索或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物理现象，使他们的认识发展得更全面、更深刻，这就是复习的重要意义。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记”是外界信息在大脑中贮存、编码的过程，“忆”是头脑中提取信息的过程。记忆的大敌是遗忘，而遗忘又是人们的正常心理现象，可以说每个人都有遗忘。与遗忘做斗争便成为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措施。著名的艾宾杰斯遗忘曲线告诉人们：遗忘具有“先多后少，先快后慢”的规律，掌握了这个不均衡发展的规律，就能摆脱学习上迷迷惘惘的初级阶段。将知识有效地储存在脑海里，经久不忘。为此，要求学生在学习的当天和第二天及时复习两次，三天后复习第三次，一周后复习第四次，这就是复习的即时性。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要强化知识在大脑中的印迹，必须采取多次复习，这是复习的反复性。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应遵循先密后疏的规律，当复习到十次以上，记忆的对象就很难忘却了。为此，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多种复习机会，特别是课前、课后、单元、全章、期中、期末、毕业会考、升学考试等抓住学生积极迎考的心理，反复进行强化，调动多种感觉器官和分析器官协调活动，使大脑皮层增加重现的可能性，这就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练”的道理。
如何提高学生的记忆？用心理学的观点分析，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暂时联系的原理，使识记的对象与主体已形成的经验结构间建立最充分的联系，借以强化识记的效果。针对中学物理教学内容以及中学生学习的心理，我认为具体来说，可提倡下列几种记忆的方法：
1.因果法。要弄清物理概念、规律的来龙去脉，内涵与外延才能实现有意记忆，如压强这个概念，从滑雪和步行陷与不陷的不同遭遇入手。经过压力和受力面积的分析研究，得出概念和定义式、单位，再进一步扩展到大气压、液体内部的压强的应用。这样，因果关系明确，条理清楚，记忆就不会混乱。
2.表象法。利用人们极为熟悉的事例在头脑中的形象性和概括性而引起记忆的方法。比如利用比较“一斤棉花、一斤铁”“大小、形状相同的铜勺和铝勺”来说明密度的两个要索，又将抽象的概念转为具体，使记忆有所依托。往往可达到“一拍即印，一印即牢”的效果。
3.图象法。利用图表述物理的规律直观、一目了然，能有机地将“形”与“理”结合起来，减少记忆的复杂性。例如，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归纳如右图。
见图想规律，讲规律出现图，就能深刻记忆在头脑中。
4.公式法。利用公式的含义进行逻辑记忆的方法，如定义式的三角形。
即所谓“看公式，记概念，易记又方便”。
5.口诀法。把物理知识编成口诀，顺口溜，简单易记，饶有兴趣，记忆效果好。如托盘天平的使用步骤和注意事项可编成口诀：“一放平，二调零，三调横梁成水平。”“指针偏哪，哪边重，螺母反向高处动。”“称物体先估量，左物右码（方）便自己，镊夹砝码需心细，加减对应盘高低”，等等。
6.比较类比法。通过比较两个或两类物理量的某些相同的物理意义，把它们综合起来记忆，会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果，如惯性和惯性定律进行比较记忆，弄清性质和规律的区别，就能从思维的深层次去排除错误的观念。
7.思路法。即拓宽加深课本的应用领域，形成一定的解题策略，规范思维过程，加强记忆。如初中光学作图分类：根据光的传播规律画光路图：（1）直线传播、小孔成像。（2）反射定律：入射线、反射线、镜面三者知二求一，关键是确定法线。（3）折射定律：特点是空气中的“角”大。
8.结构法。依知识的内在结构联系进行讲解编成“知识网”。将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类物理知识相互联系综合归纳成一有机的知识整体，让知识的要点、各种现象、各个概念以及规律之间的关系，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从而达到整体记忆之效果，如初中物理第五、六章主要内容（见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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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广告
自有了商品，商品的品牌建设也在不经意间悄然而生。早期的品牌并未形成规模或者体系，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实物陈列、口头叫卖等广告的初期形式，随着文字的产生，旗帜、招牌等宣传形式开始盛行。这时，品牌的雏形已经出现，比如今天的各种老字号品牌，如瑞蚨祥、同仁堂等等已经形成成熟品牌的商家，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中保留下来的品牌的代表。时至时期，近代报纸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广告，从此，品牌营销也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由此可见，广告在品牌建设当中始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意义，是品牌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到了近现代，甚至出现了广告的力量超出商品本身价值的非正常现象，也出现了不少昙花一现的产品和品牌。从90年代以来历届央视广告招标大战中的“标王”沉浮记录中窥得一斑：孔府宴酒命运多舛，最终被零价转让给山东联大集团；秦池在1996年竞得央视黄金段“标王”，销量一度猛增，而今只能维持生产；爱多VCD来去匆匆，被汕头南安拍下；步步高VCD由于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广告策略改变为“能够不投尽量不投”；熊猫手机最终掉进了债务的无底洞。
二、广告心理学
随着大众消费的理性回归，一支广告打响一个产品的故事越来越难以为续，广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品牌建设却因此进入了一个更为科学、系统、完善的研究领域，也由此出现了对广告各个方面的研究，其中广告心理学就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广告心理学作为应用心理学在广告学方面的一个分支，研究广告对于潜在消费者的作用和普遍意义上的购买决策的动机，常被视为研究广告效果提升的市场调研的一个分支领域。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消费者对漫天的广告已经有了日趋理性的区别和选择，如何抓住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做出促进消费的广告是当代策划人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把广告心理学与消费者心理学交织在一起，来达到广告宣传的最好效果。一般广告心理学几乎涉及心理学的所有研究专题，如注意、知觉、联想、理解、记忆乃至情绪、动机、需要、个性等。
三、广告心理策略
（一）广告心理策略之一———感官刺激
从广告出现到今天，最重要的宣传途径就是感官宣传。我们都知道，要想使信息进入“大脑皮层”，即产生记忆，就必须将其重复至少七次。所以在品牌构建上，策划者会采取增加出现次数，提高出现频率来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记忆。门店的牌匾、酒家的旗帜、卖家的吆喝等等，都是从感官上重复吸引消费者。时至今日，我们平时看的报纸、电视、柜台、展厅，甚至街头的小广告、小店门口震耳欲聋的音响等等，也都异曲同工。这些视觉和听觉上的不断刺激旨在吸引消费者注意，提高购买机会。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广告无处不在的环境下，消费者对广告的认知程度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不再被单纯的重复性广告所打动，所以要打造一个有销售力的广告，策划人或设计师首先想到的是创新，也就是与众不同，这样才能让品牌在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利于记忆。我们所熟知的脑白金动画版广告算是业内外争议比较大的一支广告，有人戏称之为“土广告打下大市场”。脑白金的市场定位是“健康礼品”，最经典的广告同时也是播放时间最长的广告就是三维老头的动画版，广告词也较为单一：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但是就是这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土广告愣是创造了月销售一个亿的奇迹。在这个案例中，脑白金的市场定位和线下的操作固然重要，但是却是这支“今年过节不收礼”的广告让全国人民认识了脑白金。策划者把创新和重复糅合在一起：一成不变的广告词和两位主角———三维的老头老太太，不断变换的谱曲和两位主角的衣着和动作，就在这些广告不断重复的播放、强化记忆的时候，脑白金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一支成功的“土广告”。
（二）广告心理策略之二———共情
共情，也称为神入、同理心，又译作移情、同感、同理心、投情等。在广告传播过程中，策划人也利用“共情”的原理，用消费者的眼光看世界，找出消费者最迫切需求的东西与自己的产品结合起来，力求与消费者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达成一种共鸣，让消费者看到广告之后对品牌产生好感，并对比切身感受而产生购买欲望。在药品广告中，康泰克的广告充分表达了对患者的理解和支持，针对感冒中经常出现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等症状，打出了“不给感冒留机会”这种积极向上，充满信心，具有极强感染力的广告语，并奠定了品牌基础和市场基础；而白加黑则用“白天吃白片，不瞌睡，夜晚吃黑片，睡的香”一个卖点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冲击。仅半年就分割了全国15%的感冒药市场，在几乎是合资品牌垄断的感冒药市场上取得了一席之地。两支主打方向不同的广告，都抓住了患者所亟待解决的感冒问题，从而打造了两支具有销售力和影响力的广告，并为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打下坚实基础。在各种宣传手段中，平面软文也是共情在广告宣传上的体现。软文宣传较之于视频广告其视觉冲击力差，但是软文却更容易发挥“润物细无声”的特点，以内容来打动消费者。仍以脑白金为例，脑白金在市场预热阶段就是以软文为突破口，用“世纪末的重大发现”、“美国人疯了”、“人类可以长生不老”等抓人眼球的软文以新闻形式在报纸上，抓住中老年人渴望健康长寿的心理，引起了消费者极大的兴趣，于是市场预热后，报纸上一出现脑白金的咨询电话，进线量猛增，为以后的热销局面奠定了深厚的市场基础。
（三）广告心理策略之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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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 斯德哥尔摩 心理 讯问
职务犯罪讯问中对犯罪嫌疑人心理状态的把握和控制，能够对案件的侦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有效的应用心理学的理论来判定和处理案件，能够帮助打破办理案件中的僵局。斯德哥尔摩现象作为一种心理学的现象，表现为可以促成某种特殊心理状态的形成，并表现出特殊的认同心理。通过侦查人员对该行为的强化，充分应用侦查中的力量对比关系，使犯罪嫌疑人处于特定的情境之下，可以营造出斯德哥尔摩现象，进而突出讯问的效果。
一、斯德哥尔摩现象的由来和本质
（一）斯德哥尔摩现象的由来
斯德哥尔摩现象是心理学上的概念，也被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在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时挟持了4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数天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4名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并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他们都表示不痛恨这些绑匪，对这些绑匪没有伤害他们，并照顾他们表示感激，反而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这两名绑匪劫持人质达6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被挟持银行职员的生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变化下，这4名人质拒绝政府对他们的营救。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现象”的由来。而且这种心理现象存在于各种不同领域的社会活动。
（二）斯德哥尔摩现象产生的本质
对于斯德哥尔摩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存在特殊紧迫的加害行为，在严重的侵害下才会发生。心理学家对斯德哥尔摩现象的解释是：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被控制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就不胜感激。他们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这种现象就表现为当存在暴力威胁、权力失衡、高度紧张等情况时，为了基本的生存极度依赖掌握者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会发生斯德哥尔摩现象。而这些特征其实本质上都来源于“不平等的力量对比关系”。
二、职务犯罪讯问中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条件
（一）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条件
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四个条件：（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这这些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
（二）职务犯罪讯问中具备斯德哥尔摩现象产生的条件
在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和讯问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以上的四个条件。
首先，侦查人员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代表，与犯罪嫌疑人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非常悬殊，侦查人员以法治和强制措施为保障，而犯罪嫌疑人是涉嫌违法犯罪的个体，这就是力量失衡的状态。具体而言：
1.犯罪嫌疑人接受侦查机关调查或羁押，对其人身自由等权利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特别对于有罪者，坦白还是抗拒直接影响了有罪者接下来的基本人权，这就是“现实的威胁”。
2.当前在办案过程中，各项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制度都在不断健全，侦查人员的文明执法及各种对待犯罪嫌疑人友善和人性化的举动，在被讯问者和被羁押者看来都是侦查人员现实和具体的个人行为，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个别的恩惠”。
3.无论讯问还是羁押对犯罪嫌疑人接受外界的信息都会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获取的外界信息是片面甚至歪曲的，也就形成了对信息来源的控制。
4.“选择的唯一性”因素在讯问程序中并非那么明显。因为，犯罪嫌疑人有自主性可以选择和侦查人员合作和不合作。但对于一个确实有罪行的犯罪嫌疑人，无论他是供述还是百般开脱，他的目的都是尽快改变目前的力量失衡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选择也是唯一的，即犯罪嫌疑人必须要采取某种方式的让步来缓解双方的关系，使当前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趋于平缓，以求得内心的暂时平静和降低不安和紧张程度。这就是讯问过程中能够发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条件基础。
三、职务犯罪讯问中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应用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口供依赖度较高，当前在法律授权不足，技术手段和措施缺乏的情况下，讯问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同时犯罪嫌疑人自身权利保护意识、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而对于侦查机关的限制则越来越严格，这就要求侦查工作在立足现有法律的基础上，有效应用讯问心理学方面的技能，以提高案件的侦办效率。
（一）讯问中斯德哥尔摩现象情境的营造和维系，需要加强以下条件：
1.强化双方力量对比失衡。职务犯罪的嫌疑人多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这类人往往比常人更为自信和高傲。在讯问开始前，其大多认为本身资历和地位均远在讯问人员之上，甚至对讯问人员有不屑和不满的情绪。如果不改变他对这种力量对比的错误认识，接下来的讯问工作就会很不顺利，甚至无法开展。因此，侦查人员在与犯罪嫌疑人开始谈话时，要首先灌输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强化双方此时的身份区别。要让犯罪嫌疑人暂时忘记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例如称呼时直呼其名而不加任何职务职位名词，使其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明确讯问人员代表着国家和法律，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会全力以赴追究任何危害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强调职务犯罪嫌疑人是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少数人，是孤立无援的，抗拒讯问就是鸡蛋碰石头。改变其对力量对比的认识，并使其认同代表国家权力的讯问人员在力量上远远高于存在犯罪行为的自己，仅凭一人之力是无法抗衡的，并在不断强化这种意识的过程中，自觉地放大差距，不断提高讯问人员的地位，贬低自己的地位，这是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根本基础。
2.适时适当的人性化关怀。按照心理学的需求理论分析，职务犯罪嫌疑人对于尊重的需求与自由是相当的。特别是职务犯罪嫌疑人多数是国家干部，为社会和人民也做出过一定贡献，其在力量对比发生剧烈转变的情况下，对于讯问人员对其功绩肯定的渴望会更为突出和强烈。因此，讯问人员此时应该适时、适当地给予嫌疑人一些肯定，包括对其配合态度的肯定、对其之前取得成绩的肯定。适时，是指一定要在彻底转变力量对比关系后，在其完全认同自己在力量上处于绝对弱势，并表现出软弱和让步以及情绪沮丧的情况。适当，是指这种肯定要仅限于调动嫌疑人的情绪，使其主动愿意和讯问人员交流，如果过度地肯定，可能会造成力量对比差距的降低，甚至鼓励其重新目空一切。此外，对于嫌疑人的家庭成员也可以进行简单的提及，以便建立讯问人员和嫌疑人之问沟通的情感渠道。在嫌疑人处于“低级地位”的情况下，这些善意的行为，会使嫌疑人认同讯问人员的品质进而认同讯问人员的工作和观点。
3.信息给予限制。对于职务犯罪的嫌疑人要限制外界传递的信息量。在进入讯问程序后，犯罪嫌疑人所处的环境要相对固定，以免环境的变动引起其心理上的波动。同时，要减少与其他人员接触，对于不直接参加讯问的人员尽量避免见面，更不得与其有言语接触。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促成嫌疑人对讯问人员的信赖，可以由讯问人员故意间接透露一些案件的信息片段。
4.提出解决方法。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会面临“人质情境”，其在讯问过程中是会不断地衡量坦白和抗拒之间的利弊。讯问人员要设法改变嫌疑人的思想，使犯罪嫌疑人相信如实供述可以让当前悬殊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以降低讯问紧张程度。
（二）职务犯罪侦查中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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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对于促进人际和谐，推动社会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具备和谐精神的人。个体亲社会行为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成功与否。当代中国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因此，关注亲社会行为的培养，就是在关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亲社会行为;类型;测量;特征
1.引言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心理学家（Hartshorne，May&Maller，1929）就曾对儿童的分享、合作、捐赠等亲社会行为进行过初步研究。[1]直接唤起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兴趣的引发事件是美国纽约市区发生的一起一名男子攻击一名女子的凶杀案。案发期间，有38人听到或看到，但没有一个人去给予援助或报警。这一事件震惊了美国社会。由此引发了亲社会行为的一系列研究。近年来，心理学家们逐渐克服了旁观者干预的研究范式，除了对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外部情境因素进行详尽研究外，还考察了个体价值观、人格特征、态度等内部因素以及受助者的不同特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作用，并围绕亲社会行为的动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迄今为止，对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虽然己经取得了一些共同的认识，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或是研究结果尚不一致。本文归纳了一些经典的研究，望能给予对该领域有兴趣的研究者一些借鉴和参考。
2.亲社会行为的概念
1972年，Weisbegr在《社会积极形式考察》中，发明了“亲社会行为”一词来代表所有与侵犯等否定相对立的行为。[2]但该定义被后来的学者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以下列举了一些学者研究的定义：
（1）Arnoosn（2004）认为只要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利他行为。
（2）Taylor（2004）认为无论动机是什么，只要目的是帮助他人的行为就是亲社会行为。
（3）周宗奎（1987）认为亲社会行为指个体帮助或打算帮助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趋向。[3]
（4）王蕾（1994）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那些受其所在社会接受或鼓励的行为，是个体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从而获得社会规范肯定的行为，它的动机更多地体现在有益于他人。[4]
（5）白利刚（1997）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有益于他人的行为。[5]
（6）王美芳（1997认为）亲社会行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而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这是对亲社会行为最宽泛得定义），主要包括合作、分享、助人、捐献、谦让、安慰、同情等。[6]
综上所述，研究者都强调亲社会行为是有益他人的行为。
关于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区别，在分析整理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有的学者认为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完全是一回事;有的学者则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若仅从行为的结果来看，这两类行为都是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但是若对亲社会行为进行更深一层的研究，从助人者的目的和动机来看，亲社会行为的动机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是想得到回报或避免被伤害，有的则是无私的。而利他行为是出于自愿的亲社会行为，它并不企图获得任何的报酬或奖偿，它的目的是在于为他人谋利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利他者通过利他行为而感到骄傲、满足、自豪和愉快。所以，亲社会行为的概念比利他行为的概念更广，利他行为是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
3.亲社会行为的类型
由于亲社会行为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研究者们习惯把亲社会行为划分为分享、合作、助人、抚慰等多种类型（Rnoald，Jnanili，1985;Faver，Basretett，1994）。而根据不同的行为动机和后果，罗森汉等人认为，可以将亲社会行为分为两类，一种是自发的也就是说不要求回报的;另一种是常规性的，即在关信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想得到他人的回报。柯莱波斯（Kerbs，1994）等人则没有把亲社会行为做出清晰的划分。[7]
寇或通过分析得出，亲社会行为至少有如下一些特征：高社会称许性、社会互动性、自利性、利他性和互惠性。根据对北京市部分学校的青少年进行的访谈和调研，她总结出青少年群体认同的亲社会行为大致有8类：调节行为;帮助行为;分享行为;利他行为;习俗行为;包容行为;公正行为和控制行为。[8]
4.亲社会行为的测量
研究亲社会行为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观察法、问卷法和实验室情境设计法。
4.1观察法
自然观察法是在某些自然情境中观察某种特定的亲社会行为并对其发生频率等进行量化记录。对幼儿和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有时会采用这种方法。Zahn-Waxler通过对24个1～2周岁的幼儿进行9个月的观察发现：当这些儿童看到别人正在经受痛苦时，平均有三分之一的18个月以及更大些的幼儿表现出亲社会行为;18～24个月的幼儿，会尝试轻拍对方，拥抱对方给对方玩具等方法试图安慰同伴。这种方法测量的是某种具体的亲社会行为，测量具有情境特异性，测量结果适用于每个具体研究本身。
4.2问卷法
问卷法是通过自我报告、教师评定或同伴报告来判定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是迄今为止国内亲社会行为研究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方法，因为它是一种操作较为方便的技术手段。目前在亲社会行为的测量中运用较多的自陈式量表是《亲社会倾向测量》（PTM），分别测量了自我报告的公开、匿名、利他、依从、情绪性和紧急等六种亲社会行为倾向。Carlo研究发现美国大学生自我报告最多的是利他亲社会倾向，接下来依次是依从的、情绪性的、紧急的和匿名的亲社倾向，公开的亲社会倾向被报告的最少，不同性别大学生报告的六类亲社会倾向也不相同，女生呈现更多利他和依从的亲社会倾向，男生则呈现了更多公开的亲社会倾向。寇或、马艳、谭晨（2004）研究显示中国大学生自我报告的六类亲社会倾向由高到低依次为利他的、紧急的、情绪性的、依从的、匿名的和公开的。自评或他人评定是一种社会测量法，这种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应用非常的广泛，在儿童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蒋达、王散睿（2008）等人就是利用同伴评价的方法测量了大学生的外显亲社会行为，成功证明了内隐利他行为的存在。
在研究年龄较小的儿童时，由于他们没有独自完成一份量表的能力，于是有研究者就专门为他们的家长编制了一些评定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量表。例如陈欣银等人设计的家长版的儿童行为量表（CBCL），根据量表中的亲社会因子来判断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倾向。[9]
4.3情境实验法
从为证明“责任分散”的观点设计癫痫发作实验开始，心理学家设置了很多巧妙的实验情境来研究亲社会行为，例如，Latane，B.，&Dareley，J.M.，（2004）设计的紧急情况下冒烟事件情境，证明了旁观者效应;Bushman等人（2004）利用E-mail技术对旁观者效应进行了验证;Nelson等（2005）在研究中运用了公共汽车让座情景。这些情境更加真实的反映了亲社会行为的实质，为亲社会行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可靠的研究方法。
5.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其他研究
众所周知，性别，年龄，家庭状况等人口学变量都会对亲社会行为有所影响。在此，对人口学变量就不做过多说明。Feinber（2012）做了一项尴尬易感性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研究表明，具有容易尴尬这种人格特质的人，对他人会表现出较高的亲社会倾向。[10]Cascio C N（2014）以自恋水平为标准对亲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自恋水平较高的人在收到社会排斥后，很可能会产生较低的亲社会行为，甚至产生攻击。[11]Frod M B（2010）从自尊这个变量着手，发现高自尊水平的人较能适应社会的排斥，表现出较多的亲社会行为。而低自尊水平的人在受到拒绝或排斥时会更多的贬低拒绝者。[12]De Wall C N（2012）发现高自尊水平和安全依恋能缓冲社会排斥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有助于积极的亲社会行为。[13]Johnston（2010）和Saelen（2008）都从个体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为背景，试图考察在亲社会情境中，二者的关系如何。从以上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亲社会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多样化和具体化，视野也更加的宽阔。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儿童或者大学生当中。研究的外部效度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14][15]
6.研究的局限及意义
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关注个人健康与发展的今天，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缺失成为了目前社会和研究者急需关注的问题，因此，研究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20世纪70年代，社会性发展成为儿童发展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而亲社会行为一直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目前国内对亲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并且多集中在儿童阶段，对青少年、成年、老年群体的研究很少涉及。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促进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将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适应社会，成为身心俱健的社会人。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对于促进人际和谐，推动社会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我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此外近些年积极心理学的破勃发展，亲社会行为越来越受到的重视，因此这些研究符合时展的趋势，响应这当代世界进步的潮流。
在将来的研究中，不仅应该全方位的关注不同年龄段的人，而且应尽量细分到某类群体，如医生、教师、商人、学生、政客等。了解不同种类人群的亲社会行为，对于指导实践生活和工作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还可以进一步从脑机制方面探究影响人类该行为的脑区和相关工作机制，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更深层次的揭开影响人们亲社会行为的内部机理，从生理指标和行为指标两方面齐头并进，深化该领域的知识，从而更好地描述、控制并指导人们的实际行动。（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3GH067
参考文献：
[1] Iannotti.Parental Influences 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mpathy in Early Childhood.In Janssens & Gerris，Child Rearing：influence on Prosocial and Moral Development，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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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宗奎.亲社会行为归因的发展研究[J].心理科学，1990，（04）
[4] 王蕾，小学儿童向社会行为的发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4）
[5] 白利刚.亲社会行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心理学动态，1997，（01）
[6] 王美芳，庞维国.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理论模式[J].心理学动态，1997，（04）
[7] 寇或.如何评价青少年群体中的亲社会行为.教育科学，2005，21（1）：41-43
[8] Carlo，G，Roesch，S，Melby，J.The Multiplicative Relations of Parenting and Temperament to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in Adloescence.Journal of Early Adolesence，1998，18（2）：266～290
[9] 刘倩，康丽，苏杰.4岁～5岁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J].早期教育（教科研版），2013，11：36-38.
[10] Feinberg M，Wilier R，Kehner D. Flustered and faithful：Embarrassment as A Signal of Prosociality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2，102（1）：81―97.
[11] Cascio C N，Konrath S，Falk E B.Narcissists’social pain seen only in the brain fJ1.Social Cognitive and Afective Neuroseience，2014（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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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rip A M.The power of ostracism：Can personality influence reactions to social exclusion [D].Arlingto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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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恐惧/技术心理/技术哲学
【正文】
近20年，国外学者在技术恐惧的问题上有了许多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则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论著，只是在报刊上见到有关技术恐惧的消息，如因特网恐惧，核恐惧、基因食品恐惧和克隆恐惧的报道。本文力图较为系统地介绍国外学者探讨技术恐惧的状况和内容，并给出自己的评价，以期引起自然辩证法探索的关注。
一、国外技术恐惧研究概况
技术恐惧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心理反应现象。Tomothy Jay是第一个提出“技术恐惧”概念的学者，他在《Educational Technology》1981年第21期上发表了《计算机恐惧：对它怎么办》的文章(Computerphobia:What to do about It)[1]。自此，欧美国家的许多人对技术恐惧开展了多角度的探讨。
“技术恐惧”一词的英文为technophobia，是由techno-（技术、工艺）与phobia（惧怕、恐惧症）组合构成的复合词。英汉大词典将technophobia解释为“对技术对社会及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恐惧”，或等同于另一复合词technofear（fear指害怕、担忧和畏惧）。[2]与technophobia一词相近和相关联的，还有technostress（技术应激）和technoanxiety（技术焦虑）等。
技术恐惧表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营管理活动、教育、医疗部门等众多领域。研究技术恐惧的学者有心理学家、技术哲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一般公众也关心和参与技术恐惧的讨论。在internet上就有多个有关“技术恐惧”的网站(technophobia.com)，欢迎公众在网上描绘自己所经历的技术恐惧，专家们则在网上回答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美、英、法、德、日本、比利时、瑞士等国，在1997-1999期间，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各类媒体，组织关于技术恐惧的访谈节目就有近150个。这些节目内容广泛，从有关技术的各种紧张、焦虑、恐惧等心理反应的描述，到产生原因分析、咨询建议、应有策略等应有尽有。国外对技术恐惧问题的研究成果甚多，网上的有关文章有几百篇，与技术恐惧直接有关的书籍也有多本（笔者得到其中的3本原文，见参考文献[1][8][30]）。
二、技术恐惧研究的主要内容
欧美学者对“技术恐惧”问题的研究，大致涉及到技术恐惧的涵义、类型、存在的普遍程度、心理模式、产生的根源和消除措施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1.技术恐惧涵义
对技术引发恐惧的研究，是在计算机广泛应用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出现的，技术恐惧的定义多以人们对计算机产生的心理反应为内容。Jay对“计算机恐惧”界说的外延较广，包括：(1)拒绝谈论计算机，甚至拒绝想到计算机；(2)对计算机产生焦虑感或恐惧感；(3)对计算机产生敌对情绪，以致于出现攻击破坏电脑的念头。他的定义涉及行为、情绪、态度三种成分。[3]
1990年，两位对技术恐惧进行十几年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M.Weil和L.D.Rosen认为，技术恐惧是指人与计算机和与计算机相关的技术之间交互作用产生的焦虑，或对计算机及其操作及其社会冲击产生的消极态度，以及在与现实的计算机相互作用或当考虑未来可能的相互作用时产生的消极认知或内在自我批评性的看法。[4]Maurer(1983)把计算机焦虑界定为“使用计算机所唤醒的非理性恐惧感，以及由此导致在行为上避免或最少量使用计算机”，[1]Maurer和Simonson(1984)把计算机焦虑者的行为特征描述为：(1)逃避计算机和安置计算机的场所；(2)对计算机过度警惕；(3)对计算机持消极看法；(4)倾向于缩短必要的计算机使用时间。[3]
Crag Brod(1984)首先提出了技术应激(technostress)的概念，认为它是“不能以健康的方式处理新的计算机技术而引起的现代的适应疾病”，这个概念获得人们广泛认同。[1]技术应激不仅包括着计算机恐惧、计算机焦虑，还更普遍地涵盖着以机器为基础的应激问题。
2.技术恐惧类型
不同学者从各自视角研究技术恐惧，因而技术恐惧被划分为不同类别。
a，对“技术物体”的恐惧。例如有原子弹恐惧、汽车恐惧、DDT和化肥恐惧、电话恐惧、飞机恐惧、电脑恐惧、基因食品恐惧、放射物恐惧等。
b，依据技术类别划分的恐惧。例如有核技术恐惧、基因技术恐惧、克隆技术恐惧、人工智能技术恐惧、医药技术恐惧、网络技术恐惧等。
c，从主体的恐惧程度划分。Rosen和Weil从个体认知、生理变化、情绪和行为等方面反应程度的差异，把技术恐惧者划分为三种类型；感到不舒服的使用者(uncomfortable users)，认知方面的计算机恐惧者(cognitive computerphobes)和情绪焦虑的计算机恐惧者(anxious computerphobes)。[4]
3.技术恐惧的普遍性
技术恐惧问题深入社会的各个行业，在工作、家庭和生活中众多人有不同程度的技术恐惧。
1995年美国的一项关于对技术的态度和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人对待技术的态度可划分为三类：有10%-15%的人属于技术热衷者(Eager adopters)，50%-60%的人属于技术迟疑者(Hesistant"prove it")，30%-40%的人属于技术抵制者(Resisters)，技术抵制者大多是技术恐惧者。[5]
1992-1994年，Rosen和Weil在23个国家的38所大学选取3392名一年级的大学生，研究其技术熟练程度与技术恐惧的关系。技术熟练程度以技术消费品、学校计算机和拥有个人电脑的使用情况来衡量，利用计算机焦虑、认知和态度的量表来评估技术恐惧。他们把研究结果划分为无技术恐惧组、中等技术恐惧组和高技术恐惧组三种群体。研究表明，各国大学生中“高技术恐惧组”的百分比中有：新加坡18%、美国29%、德国33%、意大利38%、西班牙34%、泰国51%、墨西哥53%、波兰89%。[6]可见，技术恐惧是普遍存在的。
4.技术恐惧的心理模式
技术恐惧并不是简单的心理现象。Rosen和Weil研究了成人和青少年对各类技术产品的使用情况与技术的心理反应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技术恐惧是对技术的消极心理反应，并提出技术恐惧的构成公式：TP=0.194*J+0.566*T+0.223*XR-0.129*JR。[6]
式中TP是技术恐惧，J是技术焦虑水平，T是对技术的态度，XR是消极认知，JR是积极认知，J、T、XP和JR都是标准分，TP是由J、T、XP和JR四种成分组成，每种成分对TP产生不同影响，因此，以四项标准分乘以其权重得到的值就是TP。从该公式中看出，在组成技术恐惧的四种成分中，技术态度有最重要的影响，其次是消极认知和技术焦虑，对新技术的积极认知对技术恐具水平起反向作用。
有的学者考察了在网上初学搜寻者所体验的技术恐惧，对技术恐惧的情感变量进行了分类：(1)个人认识上的问题，如学习遇到困难时不愿坚持、避免与他人进行个人信息交流、贬低信息世界价值或对进入信息社会感到不快乐、对系统工作效率持不信任态度；不愿接受帮助，甚至当需要帮助时也是如此。(2)搜寻过程问题，如缺乏自信、缺乏上网搜寻动机，害怕思考；在线查寻时情绪过度紧张（如惊奇地跳起、或害怕、喘息 拍击而导致面部扭曲等），对查寻结果过度反应（感到泄气，谴责系统或谴责自己）；(3)有关人机相互作用中的感受问题，如由于感到有压力或威胁而讨厌读标志、指南、指示语和屏幕指示；因特别担心破坏整个系统而不敢敲击键盘；因“可到处移动的东西太多”而不愿从菜单中做选择；不关心简明精确的键盘输入。[7]
5.技术恐惧原因分析
国外学者对技术恐惧原因分析集中在如下方面：
(1)技术本身的问题
技术系统不完善。任何技术都有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周期过程，处于成熟前期的技术存在某种缺陷、不足在所难免，即使是成熟技术也会出现难以意料的问题；大型复杂技术系统的故障，可带来灾难性事件，如核泄漏导致严重核辐射污染、飞机空难等。本世纪的大型技术灾难有一百多起，每次事件都引起公众的关注，引发强烈的心理震动。历史上的火车恐惧、汽车恐惧和当前仍存在的飞机恐惧、基因药品和食品恐惧都植根于技术的安全性问题。
技术系统复杂性。机器设备或一些软件的设计不符合人的生理和心理要求。Hudiburg(1989)编制了《电脑技术小故障量表》来测量计算机技术引发的心理应激。这一量表测量人们每日所经历的计算机故障，包括计算机运行问题和信息问题。其中，涉及电脑运行的问题有七个：程序运行太慢，电脑速度太慢，电脑坏了，程序错误，非法输入信息，界面差，软件存在缺陷；涉及电脑信息问题有八个方面：缺少电脑专家，需要学习新软件，键盘打字错误，出现问题时无帮助，需要新技能，增加时间要求，增加电脑使用期望，不理解电脑说明。测量结果表明计算机技术应用中出现的故障与人的焦虑反应密切相关。[3]
(2)经济因素
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行业的劳动者来讲，随着技术进步，可能导致部分在岗人员失业。如十九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初期，棉纺织业采用机器生产，导致大批工人失业。这引发了纺织工人捣毁织机，以反抗机器生产对劳动的威胁，这一对抗机器大工业的运动形成了后来所谓反对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卢德主义(Ludditism)运动。卢德主义运动未能阻碍工业革命，却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机器使用是否会取代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导致劳动者失业，人受机器控制等。至今，这些问题也未获得满意的答案，对于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的社会经济意义问题，常常还有激烈的探讨，出现了新卢德主义(Neo-ludditism)。[8]
不断更新的技术会增加人的经济负担，常常使人无奈、不满和害怕。例如，一项研究认为，医药技术恐惧(medical technophobia)正是由于医学技术不断改进导致医疗费用上升引起的。[9]有人提出，医疗通货膨胀慢慢超出了分析家的期望，大多数健康政策专家相信，医学技术是引起过高的健康费用的根本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医学技术变革，代价极为昂贵，它们将引起健康费用持续攀升，甚至会使整个健康保护系统瘫痪。
(3)心理因素
恐惧是由某种物体或情景引起的一种消极心理反应。一方面，人对庞然大物、不可控之事、身外之物具有原始的敬畏感（恐惧）；另一方面，人对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问题极外敏感，如对基因食品和医药技术的安全性的关切，与人类的死亡恐惧是分不开的。此外，恐惧具有自我放大性和强烈的人际感染特征，一旦对某事或某物产生恐惧，会迅速地以非理性的方式蔓延扩展。
恐惧还来自人的心理定势影响。人们对于自己熟悉的技能，感觉得心应手，不愿放弃；而学习新技术，开始时总会遇到一定困难，工作效率不高，加上心理惰性的作用，就会使人对新技术产生抵触情绪。
人的认知风格、自我效能感、内控外控等人格特点与技术恐惧存在明显相关。立场独立认知风格、缺乏自我效能感和外控型人格的个体产生更多的技术恐惧。[1]
其他心理原因，如作为高层领导，作为受到尊敬的前辈，在新技术面前，要放下架子向下属或年轻人学习，存在丢面子的心理顾虑，也会使他们拒绝使用新技术；这一现象不仅在当今的电脑、网络技术应用中存在，早在1882年，德国就讨论过如何克服企业高层领导的电话恐惧问题。[10]
(4)大众传媒的影响
大量的小说和科幻电影所描绘的形象生动的技术统治世界的图景，也是导致公众技术恐惧的原因，大众传媒的艺术夸张对技术恐惧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60年代因科幻电影引发的技术恐惧成为70年代电影的狂潮。在这些电影中，电脑技术从极机密的政府控制下解放，又从五六十年代宇宙飞船研究中走出，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电脑化倾向增强的恐惧表现于在Westworld(1973)、Futureworld(1974)和Demon Seed(1977)等电影中。《电影如何反映技术恐惧》一文[11]认为，世界电影已不断证明来自于人类发明的公众恐惧情感。电影特别是科幻电影中的许多主题集中于真实世界的问题，如人类被“超人”超越，机器人控制甚至毁灭人类，核进攻的战争、空间探索、克隆的威胁等。Star Wars(1977)、Star Treke(1979)和The Empire Strikes Back(1980)一类的电影，出于商业目的，依赖现代特技效果创设恐怖情景，电影获得巨大的成功，同时，也煽动起公众对技术存在危险问题的极大关注。
此外，国外学者对技术伦理问题展开了许多研究，特别是人们对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恐惧，对网络犯罪、网络隐私问题、电脑依赖、网络成瘾、网络交往中出现网上自我与现实自我分裂等问题的忧虑，以及人们对“深蓝”战胜象棋大师产生的喜忧参半的复杂感情，都反映出技术恐惧产生有深刻的伦理根源。本文在此不作更具体阐述。
6，克服和消除技术恐惧的措施
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研究技术恐惧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和消除恐惧，并提出了许多消除恐惧的具体措施，概括说有：
(1)变革技术设计。技术设计者、工程师应考虑使用者的需要、兴趣等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使技术真正具有简单、方便、友好等特点，具有宜人性。
(2)改变使用技术的人。调适人的心理，使人适应技术发展。具体的做法包括增加实践机会，培养、提高与技术相关的知识、经验技能，改变消极的技术态度。对于不同群体的技术恐惧还要有具体针对性。[4]
三、国外技术恐惧研究的评价与启示
人们从多学科视野研究技术恐惧，对技术恐惧的研究也有多学科的意义。
首先，探讨技术恐惧问题有助于深化心理学特别是应用心理学的研究。对于恐惧心理的本质、根源、表现及其治疗措施的探讨，一直是心理学的重要课题。国外心理学近期不仅关注于考察同技术有关的恐惧，而且还注意探讨同技术有关的其他心理现象，如技术崇拜(technophilia)[12]、技术依赖(techno-addiction)。或许，探讨技术恐惧、技术应激、技术焦虑、技术依赖和技术崇拜等技术心理反应的表现、种类、原因、心理模式、调适策略和办法，加上有关发明创造的心理、工程设计的心理、环境建设的心理等内容，有可能演化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技术心理学。
从表层看，技术恐惧是一种消极、负性的社会心理反应，但从深层次上理解，技术恐惧关涉人的社会适应问题，即人是否要适应技术化的社会，该怎样适应变化的技术、变化的社会的问题，“人适应社会”在何种意义上是符合人性的，在何种意义上又潜伏着导致人的导化问题？因此，对技术恐惧的探讨不仅在实践上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促进心理健康，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思考心理健康的标准问题，扩展和充实健康心理学研究的领域。
其次，国外学者研究技术恐惧并不仅仅是学术兴趣，其重要目的是基于实践需要，如改进技术设计，开展出满足用户需要的好的技术产品，如在商业活动中研究消费者心理确定商品营销定位，教育中研究教师与学生技术恐惧的相关性及对学生学习、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技术恐惧确实关涉到众多的实践问题。例如，80年代对商业管理人员的一项调查表明，老的管理者反对在其办公桌出现电脑。于是，这项调查导致电脑产业把PC机市场开发定位在年轻人身上。到90年代中期，研究表明年龄已不再是拥有电脑的主要预期变量，老人使用电脑的普及程度与其他成人群体并无区别，这一现状是电脑商家不可忽视的重要商业信息。技术产品生产者和营销者要研究不同群体的技术恐惧问题，找寻克服技术恐惧的有效措施，如怎样教会老人获得电脑操作技能，这对打开市场销路有重要意义。也可以说，对技术恐惧的关注和研究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
再者，了解技术恐惧研究的情况和成果，对于我们的自然辩证法特别是技术哲学的探索也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对技术恐惧的考察可以深化关于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人性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等多角度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技术及其发展，是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必须研究的课题。国外学者对技术恐惧的研究可能引发如下四方面的思考：
1.怎样认识技术哲学家的理论与大众技术心理的关系，首先是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恐惧的关系。笔者在读海德格尔的书时开始很难理解他对现代技术的批评，看不懂，在把技术恐惧作为大众对技术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海德格尔的思想联系起来，就多少感到这位哲人的观点比较易于理解了。或许，如果我们把技术恐惧、技术焦虑、技术依赖和技术崇拜等大众化的、底层的社会心理现象，看作构成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批评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可能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和更确切地把握和评价技术哲学的各种思潮和批评。
2.怎样认识技术恐惧和技术恐惧研究的“合理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学者内部就存在对立和分歧，有人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和善恶，因此也不存在着真正的技术恐惧，所谓技术恐惧只是反映了人们害怕不正当的技术应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另有学者则认为技术本身就是有“价值负荷”的和有“两重性”的，技术价值的消极的、负性的一面就是技术恐惧的内在根据，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真正的技术恐惧，认为人们应该认真研究技术恐惧并细化为技术应激、技术焦虑、计算机焦虑，认真研究技术恐惧的表现程度、原因、本质和作用。我们对这些意见也应有所回应。
3.怎样思考究竟什么是技术。探讨技术恐惧，不仅涉及到技术的两重性，而且会涉及到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例如，既然叫“技术恐惧”，当然是人对技术的恐惧，需要进一步追问被人们所恐惧或所害怕的技术是什么或“技术是指什么？”国外学者在描述技术恐惧时常常以对机器、DDT、核武器的恐惧为据，在说明技术的中立性时用手枪既可以打坏人也可以打好人为例，那么，计算机、DDT、原子弹、手枪就是技术吗？如果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数控机床根本不是技术（不是technology），技术、技术发明、技术专利、技术进步究竟是什么？如果DDT、炸弹、原子弹、手枪就是技术，它们何以是技术？定义技术是困难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要绕开和回避界定技术也是困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
4.应当怎样对待技术或有合理的“技术态度”。关于科学，人们多讲到要有科学精神，几乎不涉及科学恐惧问题，对于技术，人们则几乎不讲有没有技术态度，而多谈论技术恐惧。那么，我们可否提出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技术和技术进步，对技术和技术变化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技术态度”的问题呢？实际上，技术恐惧或技术崇拜，热爱技术或逃避技术，是成为技术卢德者好还是成为技术嬉皮士好，是赞同技术发展还是反对技术发展，是主张技术悲观主义还是坚持技术乐观主义，都是属于技术态度。问题是我们怎样界说“技术态度”以及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合理的技术态度，包括应当怎样看待和对待技术价值、技术的两重性、技术伦理、技术风险和技术评估，这些都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可以探讨的。
参考文献
[1] Mark J.Brosnan:Technophobia-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12，12，13，16，16，13.
[2]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Vol.2.3575-3576.
[3] Assessing and Managing Technostress.www 2.una.edu/psychology/alatalk.htm
[4] [19]M.Weil & L.D.Rosen:Technostress.New York:1997.17-20.
[5] M.Weil，.& L.D.Rosen:A Study of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and Technophobia in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23 Countrie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1995.V.11，N.1.95-133.
[6] M.Weil，& L D.Rosen:Adult and Teenage Use of Consumer，Business，and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Potholes on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Summer 1995，V.29，N.1.55-58.
[7] Diane Nahl:An Integrat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Behavior:Taxonomic，psychodynamic，Ethnomethodological.Spring 1996.
[8] Neo-Ludditism-Ludditism today In Retrospect.publish.uwo.ca/nallenl/nlud.htm
[9] Medical Technophobia.devicelink.com/mddi/archive/97/07/001.html
[10] 〔美〕王嘉廉著、林佩琳译：电脑时代的恐惧与压力(Techno Vision)，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11。
[11] Nancy Bourke:How Technophobia has been reflected in film.http//loyola.edu/dept/philosophy/techne/film.htm
篇9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学校教育途径以外，家庭、社区、社会环境等都会对学生的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很多学生的心理问题根源于家庭与社会，因此靠学校教育单方面力量很难有效地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因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取得家庭、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建立以学校为中心，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系统，形成有利于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大环境大系统。
社区是学生成长、感受社会生活、发展社会性的重要站点。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离不开社区的支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更离不开与社区的互动。同时，社区又是学校教育的依托，学校教育离不开社区的影响和支持。社区不仅有社区组织、社区教育，而且还有自己独特的社区文化、社区性格。在这里，我们重点探讨社区组织、社区教育中可以利用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社区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主要包括两个形式：一是专业意义上的资源，包括专业人才、专业机构、专业设施等；二是非专业意义上的资源，包括少年宫、科技馆、图书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素质教育基地以及社会文化设施。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将心理健康教育融于其中，可以使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和认识社会，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第一种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一、心理健康教育社区资源
越秀区是广州市的中心城区，是广州市政治、经济、文化、商贸、旅游、金融、信息中心，也是教育、医疗、服务业发展领先的地区，全区占地面积33.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4万人，共有18个街道。越秀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区内有12所百年老校，名校名园众多，教育普及程度高，基础教育优势显著。
（一）街道、社区
越秀区共有18个街道，街道设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中心一般设有青少年培训部，由青少年培训部负责开展社区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长堤真光中学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人民街位于广州市的老城区，属于成熟社区。人民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设有青少年培训部，青少年培训部有部长1人，社工4人。青少年培训部具体开展的工作有：对社区内的部分青少年进行心理测试，重点是人格分析；对有心理障碍的青少年进行个体心理辅导、一对一个案服务（包括家庭）；对具有同质心理问题的青少年进行小团体辅导，开展拓展训练等；在社区内进行普遍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如墙报、宣传单、讲座等。
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所在的环市东路华侨新村，归属于华乐街道，是广州市金融中心地区。华乐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了许多心理教育资源，包括青少年服务和家庭服务。青少年服务旨在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支援、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帮助青少年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了解自我，发展个人全能和获得全面发展；帮助在行为情绪、家庭朋友关系，或适应学校社会生活方面有困难的青少年；增进社区对青少年的理解和鼓励；发挥社区功能，协助青少年顺利成长。主要活动如下：青春健康教育服务；“相聚四点半”课业辅导，行为矫治服务；个人成长潜能发展，青少年危机介入，青少年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等。
瑶台小学处于城中村的矿泉街，矿泉街本地人口三万多人，外来人口近12万人。2011年成立了矿泉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对象是矿泉街辖区范围内的居民。矿泉街辖区内有14个社区居委会，中心服务拓展按照“中心运作，资源整合，圈层推进”的原则，整合社区资源，采取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等方法，结合社区培训、社区教育、社区宣传和策划，为矿泉街社区居民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越秀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最成功的是大塘街。大塘社区设有专门的心理咨询、沙盘游戏、社工活动室，为社区居民，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全面的心理咨询、沙盘游戏、社会交往活动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提供服务的队伍主要由政府购买服务的专业社工机构组成，加上区内学校或辖区内具有专业资格的教师义工和居民义工组成。因为该服务的主力是专业的社工，所以这支队伍专业性强，加上该组织的社工拥有社区服务的长期经验，所以活动策划细致、有条理，活动呈现多元化、趣味化，工作制度十分完善，社工、义工分工明确、各施其职，服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为了市内的示范单位。
调查的45所中小学中，利用街道社区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开展活动的有40%左右。
（二）高校、科研院所
越秀区作为广州市的中心城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工业大学、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等高校及科研机构，以及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脑科医院等医疗机构都与越秀区有密切的联系。
中小学与高校、科研机构、专业医院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家资源。所调查的学校几乎都聘请过有关专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在提高全体教师专业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大学的心理专业实习生资源。越秀区交通方便，有很多名校，因此各大学心理系学生非常乐意到越秀区各中小学校实习。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就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实习基地建在越秀区。实习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小学校带来了专业支持和人员方面的支援。三是大学的社工系学生和大学生社工。很多学校都通过社工系学生开展团体活动，这是当前我区比较活跃的专业社工队伍。四是转介。学校把心理辅导中发现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的个案转介到相关的专业机构和专家，为学校心理辅导提供了后续的支持。
由于中小学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专业医院合作是属于点对点的联系，所以合作比较畅通，合作面比较广，效果也非常好。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的合作是在主管领导牵头和推动下实现的，体现了当前我国学校机制下常见的合作动力。
在调查的45所中小学中，能利用高校、科研机构、专业医院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开展活动的学校为100%。
二、学校与社区合作的可能性
（一）从工作目标上来看，学校与社区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
大东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2014年健康教育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进一步指导社区的健康教育工作，以达到营造健康的环境、培育健康的理念、优化健康的设施、完善健康的服务、拥有健康人群的目的，使辖区居民掌握有关的健康知识和卫生保健常识，增强创建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形成健康行为，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不难看出，社区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向是大体一致的，这为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二）学校的心理教师与社区社工的工作有联系也有区别
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用专业知识与方法帮助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群体和社区，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并预防问题的发生，恢复改善其功能，使其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服务活动。学校社会工作是指把社会工作原则方法与技术运用到学校环境中，促成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协调合作，协助学校形成“教”与“学”的良好环境，引导学生寻求个别化和生活化的教育，建立社会化人格，习得适应现在与未来生活的能力。
学校心理工作与社会工作都是预防性、发展性和补救性的服务。预防功能在学校心理健康建设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心理辅导更多地体现了心理学的色彩，而社会工作则不仅体现了心理学的色彩，还体现了社会学的色彩，这可以说是两者的根本性区别。正是这一根本性的区别直接导致了两者在其他方面的诸多不同。
从工作对象来看，驻校社工与心理教师在学校中都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服务，但驻校社工更多倾向于服务家庭与学校。社区是学校教职工工作生活和学生学习生活的外部环境，而家庭和校园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体环境。家庭的氛围、社区的环境对学校教育活动的正常开展以及学生的健康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不可低估的。驻校社工要关注社区及家庭的现状和变化，保持学生、学校和社区的和谐发展，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创造条件。
从工作形式来看，学校社会工作与心理辅导有诸多不同之处。驻校社工的大部分工作是通过开展群体互动活动（如发展性小组、游园会、社会现状研讨会等）来实现的，而心理教师的绝大部分时间是放在心理辅导课的开展与学生的个别辅导上。由于学校工作事务繁忙，以一个人的力量开展各项宣传、普及等规模性的活动比较困难。
从在学校中的角色来看，驻校社工与心理教师都是服务者的角色，在这点上二者是完全相同的。但对心理教师而言，咨访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发展都局限在心理咨询室中，而社会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则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在学校以外的范围接触当事人。青少年失足、家庭暴力等问题不只是当事人的个人问题，而是已关系到社会规范的维护和社会的稳定。
由此可以看出，社工与学校心理教师的角色有相同，也有补充，社工与心理教师在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中可以发挥各自独特的重要作用。
三、学校与社区的合作方式
与街道合作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合作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学校与社区签订社工驻校协议
这是一种深度的合作方式。以第40中学为例，所在街道是大东街，大东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青少年部的社工是社会工作专业、应用心理学专业出身，具有相应的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专业素养，有能力开展驻校社工工作，因此与第40中学签订了社工驻校协议。
社工每周固定半个工作日在40中校内工作，具体工作范围见表1。
学校与社区签订社工驻校协议的合作形式，是一种计划性强，利于统筹兼顾，能够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有关工作的合作方式。合作协议的制定有两个方面的推动因素：一是学校领导的重视，第40中学申报了与社区合作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广州市市级课题，在实践中把握机会，积极推动合作；二是大东街街道青少年部主动推进工作，积极联络，共同促成了本次合作。
（二）积极合作无协议
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与华乐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紧密合作，形成了良性互动。主要合作活动如下。
1.“金色童年”活动：针对小学部三年级在学习行为上需要帮扶的学生进行辅导，总人数10人，于每周五下午进行。
2.四点学堂：针对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学生，总人数25人，于每周一、二、三、五放学后进行，前三天进行课业辅导，周五进行团康活动。
3.新生入学适应：针对七年级学生，活动形式为团体辅导活动，目的是增进同班同学间的相互了解，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班集体。
4.初三考前辅导：针对九年级学生，活动形式为团体辅导，目的是减轻压力，调节情绪。
5.学生干部培训：针对团队学生干部，活动形式是团体辅导活动，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和领
导力。
这种合作方式在当前来看效果非常好，但从长远来看，不能保证能有计划、长远地推进工作，工作有可能停留在表面，不利于深入开展。如果街道的领导或学校的主管领导变动，合作就有可能会被搁置。
（三）有一定的合作无协议
大部分学校与社区的合作属于这一形式。以瑶台小学为例，2011年矿泉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工主动联系学校心理健康科组，商议后决定由服务中心的社工和学校心理健康科组共同为学生提供团体心理辅导，每学期两次，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主题。
东风西路小学属于六榕社区，隔周周五，六榕社区会派两个志愿者到校开手工兴趣班的课。六榕社区对全校的七个特困生定期进行学习或心理上的辅导。
这种合作形式基本上都属于社区主动联系，学校也有配合。但合作不属于学校层面，因而不能调动社区方面的积极性。
（四）没有合作
目前不少学校属于这一类情况。分析原因，或社区和学校都没有合作意向，或有意向但没有合作的行动。
四、原因分析
分析越秀区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况，中学部分都配备了专职的心理教师，这些心理教师都是心理或相关专业科班出身，都具有系统的心理教育的理论和专业知识，在学校能够顺利开展心理辅导课和心理咨询室的有关工作，并对全校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能够引领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课题研究，但由于工作繁重，大型的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培训等，难以由一个心理教师来完成。因此需要更多专业力量参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小学部分，心理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大部分教师都不是心理专业出身，都是后来通过自学和培训获得的专业知识。在学校工作中，由于身兼多职，心理教师基本上很难应付学校的各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专业上，大部分教师对于心理辅导课只是掌握了一般理念，心理辅导多未达到专业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非常希望有专业力量的介入，以便帮助学校开展相关工作。
从越秀区的情况来看，可以说社区资源非常丰富。社工不仅可以由社区街道提供，社区周边的高校也有很多的社工团体。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社区街道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资金和人才上都具有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街道以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储备了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力量。社区的工作目标就是为社区的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促进居民的健康，提高居民的健康保健意识，为居民提供安全的、健康的社区环境。在这样的现状和工作目标之下，学校和社区的合作本应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是，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两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薄弱。长期以来，学校管理和建设都是以学校内部力量为主，没有形成借力的观念。同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机制，在怕麻烦、怕担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下，不能主动联络社会资源开展相应的工作。从社区的角度来看，尽管对社区居民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其重要的工作目标，社区也有雄厚的资金和人才资源，但由于没有和学校合作的经验，不知道如何打开合作的局面，同时也不清楚学校是否需要相关资源，因此不能进入学校开展相应的工作、发挥作用。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街道和学校在管理上不属于一个系统，缺少资源上的整合统筹，没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很难有合作。学校需要社会资源，需要社区的力量开展工作，并且社区也有这样的实力和基础，但是两者并没有搭建起桥梁，十分遗憾。
五、经验借鉴
广东省毗邻香港，在教育理念上比内地更多地受到香港的影响，同时更容易接受先进的理念和做法。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广州市大部分学校教师基本上都有获得香港专家的培训，或去香港参观学习的机会。社工在广州地区比较常见也与这一因素不无关系。香港的中小学校心理辅导开展比较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心理辅导在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来，在实践中已形成了几种模式，其中社区-学校模式是香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特色。
他们认为，学生产生困扰的主要原因是社区与学校相脱离，社区居民不了解子女在校表现，不支持学校的工作，而学校教师对学生所处的社区背景缺乏了解。所以强调学校社工应采取社区取向，设法促进学校与社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通力合作从而解决学生的困扰。社工在帮助适应欠佳的学生时，应考虑学生产生困扰的社区因素，并密切联系学生家长与社区人士，支持学校的教育方案，从而促进学生发展。此模式要求学校辅导密切联系家庭及社会机构，相互沟通、相互支持，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补充学校辅导力量。
社区学校模式的基本特色是把辅导看作是一种对人的成长有全面影响的全面性辅导，充分利用校内和校外的辅导资源，创设一个适合青少年成长的良好环境，强调学校社会工作者要促进学校、家庭与社区三者之间的联系，使三者采取一致的辅导步伐。笔者去过香港中小学，参加过省港心理辅导交流活动，在活动中学校对学生的团体心理辅导基本上都利用了社工的力量，由社工负责开展学习、人际关系、情绪等方面的心理辅导工作。
美国的学校心理服务在这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按照雇佣关系的不同，美国学校心理服务模式可以分为四种：1.以学校为本的服务，主要是指在学校情景下由学区雇佣心理学专业人员为学校提供服务；2.与学校有关的服务，指在接近学校的环境下，由非学区聘用的心理学专业人员提供服务，费用由非学校基金支付；3.与社区有关的服务，是指学校与社区联合起来，聘用学校人员，由学校基金支付；4.以社区为本的服务，是指社区资助，社区聘用向他们负责的社工提供服务，费用由非学校基金支付。可以看出，在美国的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中，社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校与社区相互补充，共同保障社区居民及学校学生获得优质的心理健康服务。
六、几点建议
香港、美国的先进经验给了我们有价值的启发。从越秀区学校成功的合作经验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形成机制，整合资源
像香港一样，需要的时候一个电话就可以联系社工，能够长期稳定地与社区合作，同时社工也把学校工作当作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合作机制，社区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把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引入学校，这个机制必须要有机构来保障。这一机构应该由一个能协调教育部门和街道的管理部门协调管理，并由这个机构制定学校与社区合作的方案和细则，并进行监督、指导。
（二）形成经验，推广普及
在学校和社区的合作方面，个别学校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通过学习、交流等活动，把社区和学校的管理人员集合起来，进行观念的疏导和方法的指导，在学习的基础上提出要求，调动积极性，积极推动合作。
（三）形成课题，项目推进
现在越秀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得好的学校，比如第40中学、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等都有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课题，课题研究能够引起学校的重视，引导更多教师参与，调动各方面力量。社区方面，项目可以推动主动开展与学校的合作，使合作深入、持久地开展。
（四）延伸教育，服务社区
学校是教育的组织，是社区的教育、文化中心。学校应发挥专业优势，把教育延伸到社区，为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在开发和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同时，也把学校教育资源向社区开放，实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形成良性互动。这些工作虽然给学校增加了一定的财力、时间支出，带来管理上的某些不便，但它也能树立学校在社区中的良好形象，促进社区居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从而优化学校教育。
篇10
关键词 个人主动性；员工行为；绩效
分类号 B849：C93
在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中，大量的研究认为工作特征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在这类文献中，工作特征都是作为外生的原因变量，而个体则必须进行自我调整来适应其工作。Hackman和Oldham(1976)认为个体的动机受工作特征的影响，而工作特征并不受个体行为的影响。但随着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及人本理念在管理中的地位上升，组织越来越需要员工发挥创造性，员工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灵活，工作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得到了审视。Bandura(1997)提出的相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直接驳斥了工作决定论，认为“人们既是社会系统的产物也是生产者”。其他学者则从不同的侧面阐释了个体和工作之间的关系。Motrison(1993)从员工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的角度，强调“新来员工在组织中的社会化过程不仅受到组织主动性的影响，还受到员工自身主动性的影响”。更多学者直接研究了个体的积极行为对个体绩效和组织绩效的影响，并形成了各自的研究领域，如：Ashford和Tsui(1991)提出的积极反馈寻求行为，Hacker(1972)提出的员工任务修订、Van Dyne和LePine(1998)提出的进柬(voice)行为、Mordson和Phelps(1999)提出的掌控(take charge)行为、Parker(1998)提出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role breath self-efficacy)。学者们提出的概念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在关注员工的个人主动性。Frese和Fay(2001)考虑到2l世纪的工作本质，指出个人主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基于这种趋势，Frese教授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个人主动性(personal initiative)的概念，之后系统地发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测量方法，研究了组织中该概念的前因或结果变量及其关系，并检验了个人主动性对各种重要组织变量的预测效度。Frese、Garst和Fay(2007)最近发表于《应用心理学杂志》的研究中，采用相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和职业社会化的视角研究了工作特征(工作的控制和复杂度)通过控制定向(control orientation)(是一个二阶因素包括控制愿望、感知到的控制机会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个人主动性的影响，进而探讨了个人主动性对工作特征改变的相互效应。
个人主动性概念的提出不但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有现实的实践背景。Hacker(1992)指出德国的工业和组织心理学的起点是工作行动(action)，而非能力和动机。Frese和Zapf(1994)则认为行动是目标导向行为，是由目标、信息整合、计划和反馈以独特的方式组织的，是由意识或者习惯控制的。在目标设定和计划实施上，个体具有差异性，会形成个体独特的行动风格。另外，当时东西德刚统一不久，在东德开厂的西德管理者经常会抱怨东德的员工缺少主动性。这激发了以Frese为首的专家小组的兴趣，他们展开了深入研究。在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主动性的概念，发现与西德相比，东德员工的个人主动性水平较低，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部工作有更高的控制程度和复杂程度。当他们在东德继续实施大样本的纵向研究时，发现个人主动性的问题不只是东德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问题，并预见性地提出所有要求加强员工工作积极性的社会都会对个人主动性感兴趣。
1 个人主动性的内涵
Frese教授提出的个人主动性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员工工作行为模式，是员工有效应对未来工作模糊性的途径，也是组织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Fay和Frese(2001)指出个人主动性就是个体采取积极和自发的方式，通过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去完成工作任务并实现目标的行为方式，包含自发(self-starting)、率先行动(proactive)和克服困难(overcoming-barriers)三个方面。“自发”意味着个体在没有被告诉、没有得到明确的指导或没有明确的角色要求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些事情，其追求的是自我设置的目标而不是分配的目标。“率先行动”的个体会从长远的视角关注事情，并事先采取一定的行动，而不是等到必须对需求做出反应的时候才采取行动，能够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做一些预先的准备。“克服困难”则是指个体在工作行动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应对障碍，排除干扰，与困难作斗争，这是个人主动性的必备品质。通常，个人主动性的发挥就意味着会改变某些事物，如：增加了某些程序或修改了某些任务，而这些改变通常一开始都不会实施得很完美，经常会遇到挫折和失败。同时，周围的同事也可能并不喜欢去适应新的东西和被强迫放弃他们的习惯。另外，很多上司也并不喜欢自己的下属超越他们的工作界限。所有这些都是个体展现个人主动性的障碍和困难，这就需要个体不断克服困难、坚持到底。其实，个人主动性的这三个方面彼此之间是互相强化的，会同时出现，它是一个三维一体的概念，既包括结果性因素又包括驱动性因素。
2 个人主动性的测量
虽然个人主动性的内涵是在工业组织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从其本质来看，个人主动性是一个普适性很强的概念，反映的是个体在各种领域中表现出来的行动风格。同时，为了研究个人主动对个体或组织的广泛性影响，Frese教授在一系列研究中，结合研究背景，开发了多种测量工具并报告了相关的信效度系数，主要包括两种形式：行为访谈测量和自我报告式测量。在个人主动性的行为访谈测量法中，研究者从生活的各个方面紧扣个人主动性的本质，对个人主动性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测量。这种间接测量的方法一方面有利于克服自我报告式测量的社会称许性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欧洲学者所提倡的“质性”研究方法，强调从对被研究者的观察与访谈中，了解被研究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意义。因此，Frese(1997)非常提倡采用行为访谈法对个人主动性进行测量。但考虑到研究的便捷
性，他们也开发了一个自我报告的5点量表。具体的测量工具、程序与内容和评定方法如表1所示。
3 个人主动性的主要前因变量
Frese和Fay(1993)系统地阐释了个人主动性的主要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他们将影响个人主动性的主要因素分为最接近的(proximal)和最深远的(distal)因素。最深远的因素包括人格和知识、技能、能力，而最接近的因素指的是倾向性(orientations)，并认为最接近的因素――倾向性――应该比最深远的因素更能预测个人主动性。而最深远的因素将通过最接近的因素对个人主动性产生影响。除此之外，Frese将环境支持作为最深远因素和最接近因素的混合物，研究了它与个人主动性之间的关系。
3.1最接近的因素――倾向性
Eagly和Chaiken(1993)指出倾向性包括情感、意动的和认知成分。当个体感知到展现出个人主动性是可能的并且能够应对潜在的消极结果这种倾向性时，将能够激发出个人主动。因此。影响个人主动性的倾向性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个体的控制倾向和应对个人主动性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主要是改变、压力和错误)倾向。
3.1.1个体的控制倾向
个体要展现个人主动性要有控制环境和行动的期望，能够将控制作为对自己行动的激励。其中，控制评价(control appraisal)、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控制和责任心(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 aspiration)就能够很好地预测个体在控制环境和行动的期望上的表现。Folkman(1984)指出控制评价是个体对自己能够影响工作中的决策，进而影响工作结果的信心程度，例如：如果个体能够影响上级的决策，就可能改变工作中的事情。自我效能感是Bandura提出的，是指个体对能够有效地做好一件事的期望和自信，因此能够反映个体对自身行动的控制。Frese等人(1994)在“无助模型”(helplessness model)中对控制与责任心的关系做了很好的阐释，无助会导致消极的激励后果，因为当生物体不期盼任何积极结果时它会停止尝试控制环境。因此，如果个体想控制就需要接受责任。控制倾向可能会以以下方式影响个人主动性：有高度控制倾向的个体通常会有较强的责任心，即使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轻易放弃，而是寻找更多的机会去行动；并且他们对成功抱有更高的希望，因此在目标设置和计划上都会有长远的考虑，同时会积极地寻求反馈信息，以更好地展现主动性。Staikovic和Luthans(1998)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和绩效及个人主动性都积极相关。Frese等(2000)对东德的纵向调查研究表明这三个控制倾向持久地影响个人主动性。
3.1.2个体应对个人主动性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的倾向性
个体的行动动机通常会受到消极结果的影响。个体在展现个人主动性时所可能带来的消极结果包括：变化、压力和错误。因为当采取主动行动时，个体往往离开了常规的工作并且带来工作环境的改变，这就增加了犯错误的可能性。同时，这些改变和非常规的行动都将增加工作的复杂性，进而给个体带来压力。所以，个体在展现个人主动性之前都会对这些可能的消极结果进行充分考虑。如果个体将变化看作是消极的、害怕错误、不确信能否积极面对压力，那他展现个人主动的可能性就很小。Frese等人的系列研究表明积极应对变化、压力和错误的倾向性能够减少展现个人主动性的障碍。
可见，个体要展现出个人主动性，必须同时具备双重因素：控制倾向是激励因素；而能够应对各种负面效应则是保健因素。只有在具备应对各种负面效应的基础上，控制倾向对个人主动性的激励作用才更加明显。
3.2最深远的因素――人格和知识、技能、能力
3.2.1人格因素
人格因素通常很少变化，因此它们经常被作为影响行为的最根本因素进行探讨。Frese着重讨论了成就需要、认知需要和率先行动人格(proaefive personality)对个人主动性的影响，发现它们都是个人主动性的重要预测源。
McCtelland(1987)指出有着高成就需要的个体会有高水平的期望，在应对任务时有强烈的成功倾向，关注个体改善，并且对绩效反馈感兴趣。但成就需要和个人主动性在概念上还是存在一些区别。尽管成就需要倾向于努力工作和克服困难，但是它并没有指出个体的行动是自发的，所以Fmsc等人认为成就需要是个人主动性的重要前因变量，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低相关，r=0.20(p
Fay等人(1998)发现认知需要和个人主动性存在正相关。Cacioppo和Petty(1982)提出了认知需要的概念，指的是“个体参加和享受思考的倾向性”。如前所述，个人主动性会经常带来新的、非结构性的和困难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详尽地参与认知活动就显得非常重要，而有着高认知需要的人更具各处理变化、非常规活动和错误的特质。所以，认知需要也是预测个体主动性水平的一个人格因素。
Crant(1995)提出了率先行动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认为一个有着高度率先行动人格的个体是“相对不受环境压力的限制并且能够影响环境的变化；能够识别机会并且付诸行动；展现出主动性，采取行动，并且一直坚持直到取得有意义的改变”。率先行动人格和个人主动性在概念上很相近。但不同于Crant，Frese教授从一开始就将个人主动性定义为一种行为，认为Crant提出的率先行动人格只是个人主动的一个重要预测源。因此，Fmse也发展了一个量表来测量个人主动性人格。Frese(1997)的研究结果显示，个人主动性的问卷调查和行为测量呈低度到中度相关(0.11到0.29)。所以有必要将率先行动人格和个体主动行为区分开来，个人主动性的行为测量相比于人格测量与组织绩效及其它有意义的变量的相关更高。
3.2.2知识、技能、能力
如果个体擅长于他们的工作并且能够很快地学习，在专业领域内就会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就能更好地发展个人主动性。因此，知识、技能和能力也是个人主动性的预测源。Fay和Frese(2001)对东德的一个纵向研究表明：认知能力的确会影响个人主动性。另外，Frese和HiUigloh(1994)的研究也表明，任职资格(工作知识和技能的总体测量)和个人主动性也积极相关。知识、技能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最根本的角色，对个人主动性有最深远的影响，而倾向性在这个过程中则扮演着中介变量的角色。知识、技能和能力能够给个体提供胜任经验，从而帮助个体在工作中发展更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和更高的控制赞赏(Rotter&Chance，
1972)使个体更容易处理那些潜在的变化、错误和压力，以更好地展现出个人主动性，因此，它们也是个人主动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上述因素都是影响个人主动性的最深远因素，表明员工唯有具备上述人格特质和相应领域的知识、技能、能力才可能展现出个人主动性。因此，人力资源实践中就要努力甄选出相应人格特质的个体，同时通过培训提高个体在工作领域内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以提高组织内员工的个人主动性。
3.3环境支持
Frese教授将环境支持作为最深远因素和最接近因素的混合物，研究它对个人主动性的影响。环境支持指的是那些能使个体更容易展现个人主动性的客观存在的工作和组织条件，主要是工作的控制程度和复杂程度，它们既会直接影响也会通过其他变量间接影响个人主动性。Frese等人(2000)在一个四阶段(four-wave)的纵向研究的结果表明。工作中的控制程度和复杂程度会影响控制期望、控制赞赏和工作自我效能感这三个倾向性，从而导致更高的个人主动性。
反过来，个人主动性的展现应该也会影响工作特征，因为个人主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改变环境。Frese、Garst和Fay(2001)在东德这个过渡经济背景下，在一个有着4次测量时间段(4measurement waves)(N=248)的纵向研究中应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验证了工作特征通过控制倾向对个人主动性的影响有一个同步效应(synchronous effect)，即控制倾向和个人主动性对工作特征接下来的变化也有影响。这也从实证上支持了Bandura提出的相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人们既是社会系统的产物也是生产者”。
和其他员工行为一样，个人主动性既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受工作环境的影响。但有别于其他研究。研究者在“质”的研究方法精神下，强调“无预设的”的知识观，更好地研究了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研究系统地展现了个人主动性的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个人主动性的形成过程。
4 个人主动性的主要结果变量
个人主动性被期许为个人和组织应对激烈竞争的有效行为模式，是组织未来关注的重要领域。由此，研究者们便在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不同的生活领域，分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对个人主动性的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至少表明，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个人主动性都显得非常重要。
个人主动性有助于提高个体在很多方面的表现。比如：Frese等人(1999)的研究发现那些拥有高度个人主动性的未就业个体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F=8.74，p
个人主动性有助于提高组织绩效。首先，企业主的个人主动性水平和企业成功之间存在积极的相关。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一系列研究支持了这种假设。Zempel(1999)在东德的所有样本中，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在0.27-0.44(p
可见，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组织层面，在不同文化、领域背景下，个人主动性都展现出积极的效应。这也印证了学者们的预测，未来的工作更需要个体展现出更多的主动性，而个人主动性也必将成为组织未来关注的重要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