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产业化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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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路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公路经济

一、引言

在我国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基础交通设施水平对于整个农业产业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一些相对偏僻的地区，道路交通设施是农村地区与外界环境联系的重要条件，也是各项产业力量发展的有效推动力。公路经济的发展，从另一层面来说，也带动了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实现了对农业产品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下文对于公路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并且探讨了公路经济发展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几个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公路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联系

当前我国社会城市化建设进程虽然已经在快速的进行当中，但是整体城市化水平依然较低，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依然在我国整体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前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整体产业化水平相对落后，并且分散经营的模式也难以实现对农产品和农业资源的高效开发。在一些地区相对偏远的农村，各个层级的市场之间沟通存在较大的困难，买卖行为相对脱节，对于产业化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在我国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趋势的大潮下，优质的交通运输条件，可以为农民解决上述诸多问题，提高农产品与农业资源的开发效率，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差距，更好地促进当地农业实现产业化发展。

三、公路经济发展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动作用

1.公路经济的发展对于当地农业市场有着良好的推动意义

公路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村地区的交通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带动了诸多农业产品流通渠道的增加。以往传统独家、小户经营模式逐渐产生了变化，个体经营、集体经营、国家经营等不同经营模式，对于农村地区的农业市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农村地区市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个企业也逐渐进驻到了农村地区，并且更好地带动了整体农村地区产业环境的发展和完善。跨区域生产的模式，是现代众多企业对于自身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进行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选择。另外，公路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区域市场的形成，提高了当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打造全国性的地方特色市场。

2.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水平大幅度提高

物流运输水平的提高，是公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最显著的优势和体现。农业生产属于第一产业，其生产对象是农副产品。高水平的物流运输，可以有效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并且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我国农业生产与经营组织较多，整体农业生产相对混乱，并且很多不良竞争也不利于农产品市场的有序发展，农民在进入市场中，其缺乏有效的规范管理。作为市场交易中弱势的一方，农民难以对自身的经济利益进行保障。公路经济的发展，促使地方的物流运输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对于地方农业产业中的空缺进行了弥补，并且通过对产业组织的合理构建，实现了市场、农民、物流公司的产业链组合。农民只需要结合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生产，再联系物流公司进行运输，就可以实现整个交易过程。物流运输过程通过构建一套完善的物流载体，让农民交易成本和交易难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且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这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障农民切身利益是非常必要的。

3.农业产业结构得到有效的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随着公路经济的发展也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并且其产业结构的特点也随着地方经济特点逐渐凸显。公路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地方交通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拓展了地方经济要素中转换与聚集扩散的功能，这是地方经济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于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分解、碰撞、流动与重组，结合经济手段进行疏导和条件，可以有效地提高地方产业的合理性。首先，公路经济发展使得农村工业发展得到了落实。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工业化生产是农业生产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农业产业的发展要将社会资源、市场等进行合理的协调，并且结合良好的道路交通条件，提高当地农业产业生产的聚集度。在农业生产聚集度达到一定规模后，不同的企业才可以在当地实现集中的投入建设，从而发挥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让当地的经济效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其次，公路经济的发展，通过交通优势使得地方专业化生产水平得到了有效的体现，并且促进了地方经济产业化的发展，并且带动了其他产业的成熟，促使更多资源流向当地地区的其产业当中。最后，公路经济的发展，可以对于当地农业经济产业结构进行更加科学的调整，将以往产业结构中不合理的内容进行合理化调整，打破以往经济发展中的局限，丰富产业结构类型，促进当地地区工业、农业、商业等产业的全面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公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公路经济发展对于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动作用。在进行基础交通设施建设与规划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加强投入，并且积极地进行管理，提高我国道路交通网络的整体运输能力，进而更好地帮助农业产业化实现长期、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程达文，赵琳，常晓靓.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的制约分析[J].知识经济，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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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发展的失衡，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格局。农业产业化可以促进城乡间的经济交融，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因此，研究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和城乡的非均衡发展，而且这种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改变城乡二元格局，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通过贸工农一体化和产经销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可以促进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促进城乡间经济交融，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一　城乡一体化概述

1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在这里，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资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与作用。城乡一体化并不等于城乡一致和城乡差别的消失，更不意味着非均质社会空间演变为一种彻底的均质空间。它强调城乡间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的交流、融合、贯通，但并不排斥差别，相反这种差别，是城乡之间合作、互通和城市化的基本动力，而且在科学合理的配置安排下可以转化为各自特色，促进协调发展。

2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形成

城乡一体化是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而提出的。二元结构在经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并非我国特有，但是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产生的城乡户籍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城乡产业的发展和资源的流动，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相对于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

我国特有的城乡隔离制度和经济二元结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前，农业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的弱质产业，农村已经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市民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时期。因此，重新认识和调整城乡关系，使两者由对立、分离逐步走向协调、融合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乡一体化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国城乡一体化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包括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的模式，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北京“工农协作、城乡结合”模式，苏南以乡镇企业为连接点、以农业产业化为纽带的城乡互动发展模式以及以龙头企业带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等。

二 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1农业产业化的内容及其特征

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农业产业化的特征概括起来有：农业产业化以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为首要问题，以市场化农业为经营对象，以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为表现形式，以集约化生产为其内在要求，以社会化服务为根本保障。

2农业产业化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1)农业产业化缓解二元结构矛盾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计算公式来看，理论上讲，有两条路径可以实现对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改善：第一，“非农产业GDP比重的缩小、农业GDP比重的扩大”有助于改善二元结构强度；第二，农业人口比重减少、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也有助于改善二元结构强度。

农业产业化则是一条较为有效的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强度的路径：农业产业化实行农企合作，通过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机制，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和商品化，从而使大量从传统农业中“涌流”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消化在现代农业内部和转移到其它产业中。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传统农业的人口比重，增加了非传统农业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又可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提高农业产业在国家GDP中的比重，从而改善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关系。

(2)农业产业化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农业产业化可以使农产品走向市场，提高商品化率和转化增值率，催生和扩大市场农业份额，使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与市场有效对接，在城乡之间实现市场化最优配置，提高市场化水平。通过农工商联合公司、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协会等组织形式，形成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龙头企业一头联系国内外市场，一头联系生产基地和千家万户的农民，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环环相扣，为农民走向市场牵线搭桥)。

(3)农业产业化可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使产供销有机结合，农民可以分享一部分加工增值和经销利润；通过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使农民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同时降低了农户的市场风险；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了就业岗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了条件。近些年来，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使我国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了3000多元。

三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对策

我国农业产业化虽然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但目前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许多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经营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有待于创新，龙头企业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壮大，中介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市场流通还不顺畅，相关产权界定仍不明确，政府职能发挥还不到位，社会服务有待进一步提高。鉴于此，对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出以下对策：

城乡差别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产业差别，现在以农业与非农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差异即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作为指标来考察城乡产业差别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1创新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

按照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进行有效的农业产业组织创新是提高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按照参与主体划分主要有：专业市场＋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几种，利益联结机制主要有买断式、合作式(包括股份合作式)、合同式、利润返还等。各种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对于不同的地区，有着各自的适用性，因

此，各地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和区位条件对产业化组织模式进行创新。在模式的创新选择上，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本着将分散农户组织起来的思想，改变一家一户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引导农户规模生产；在利益机制的选择上，要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旨在通过创新机制调动各利益主体合作的积极性。

2发展壮大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产业化经营系统的组织者、生产中心、加工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技术创新主体和市场开拓者，所以，龙头企业的竞争优势和辐射带动能力如何，决定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直接影响农户与市场联结的广度和深度，并反映了一个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区域经济的水平。

(1)扩大龙头企业的经营规模

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弱，辐射面狭窄，带动能力不强，缺乏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龙头企业的弱小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因此，加快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成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当务之急。要根据区域优势重点发展壮大一批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通过狠抓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建设，开展招商引资，落实各级扶持政策等措施，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带动龙头企业积极上项目，发展精深加工，创建知名品牌，增加企业效益。在建项目的同时要谨防主导产业趋同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要打破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界限，积聚优质资产，实现强强联合，扶持龙头企业向规模化、集团化发展。

(2)加强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

“三聚氰胺”事件给我国的奶产品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少龙头企业面临危机。因此在龙头企业的建立过程中，建立健全企业的质量标准体系，严格按市场准入的要求提高产品质量，就成为关系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提高质量，不但要加强企业内部生产加工过程的监督和检测，建设自身质量标准体系，注重产品的包装和标识，还要对生产基地和农户提出要求，帮助其建立起必要的检测手段和制度。另一方面，龙头企业还要注重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开发和创新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带动农户能力的大小，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龙头企业要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断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大力提高其产品的科技含量。

3完善中介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分散状态下的小农户相对于市场的瞬息变化属于弱势群体，难以规避和化解市场风险。要加快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建立市场信息、良种策育、疫病防治、技术推广等专业协会，支持农牧民经纪人队伍建设。政府部门要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主动“让渡”应该由市场中介完成的事。中介组织也要提高服务水平，增强对农户组织的吸纳力，为农户走向市场和龙头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组织支持。政府要帮助引导中介组织建立一套权利制衡的管理机制，形成规范化的运作制度，使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形成的中介组织在沟通市场与农户间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实现一体化经营。

4深化城乡流通体制改革

坚持放开农产品价格和购销的改革方向，不能因为市场上产品价格的正常波动而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针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加快农产品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完善农产品保护价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城乡流通环节和流通渠道，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保证城乡物资交流渠道的通畅。城市流通部门应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为今后的工作重点，组织和协调好龙头企业与城乡之间的关系，把工业品带下乡，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产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要改变过去城市流通部门只面对城市市场的单向流通形式，将更多的商品、技术扩展到农村。

5建立城乡统一的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改革是活化生产要素，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体制的关键工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有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企业经营机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加快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通过推行股份合作制和租赁、兼并、拍卖等改革措施，达到明晰产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目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搞活土地经营机制，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建立上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允许农户依法有偿转让上地使用权，鼓励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的办法，兴办股份合作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6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服务

政府在转变职能、加强公共服务方面要做到：一是搞好信息服务，建立农产品价格和需求信息网，方便农民免费查阅。二是建设好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民借贷提供方便。三是完善市、县、乡镇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和网络，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技能培训中心，搭建起劳动力统筹就业的平台，提高农民整休素质和就业能力，维护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合法权益。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对农村“村村通”、供水改水、通电、通广播电视、合作医疗等市场失效的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农村低保和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供保障。五是建立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着力解决产业化的共性问题，努力突破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加快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更，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4)

[2] 陈雯，“城乡一体化”内涵的探讨[J]，现代经济探讨，2003(5)

[3] 宋英杰，陈银春，农业产业化经营概述[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4] 黄蕾，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基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比较[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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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正在向规模化、机械化、绿色有机、多功能化、低碳化方向发展，这也是国际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原有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带来的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现实需求，“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因此，需要在农业流通方式、科技推广、品牌营销、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组织和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综合服务体系。但是，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由专业经济部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其他服务实体组成的综合服务网络，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提供服务，是提升农业竞争能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现农业的低碳化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系统。从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环境来看，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单纯依赖农业与农村自身的力量来建立一个农业产业化综合服务体系面临着大量现实问题。

据我们对哈尔滨农户农业合作服务和经营需求做过实地调研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户对农资供应（化肥、农药、良种、农机具）、病虫防治、新（品种）技术应用、农产品收获（割）、产品销售等方面的统一服务具有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农户对农业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从简单的统一服务向内容全面、形式多样、层次拓展的综合转变，即包括资金融通、农资租赁、灾情预报、农业保险、农业经纪、农产品加工、农业休闲、检验检测、销售网络建立及产品品牌宣传等内容的综合服务。农户对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的需求十分强烈,但现有的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不了农户的需求。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必须更好发挥大城市服务功能，带动农村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实现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高度融合，推动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建设。因此，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推动“服务下乡”。哈尔滨作为我国副省级城市中农业增加值最大的城市，在推动服务下乡、建设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有积极的推广和示范意义。

二、哈尔滨推动服务下乡与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各地在建设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方面，大多数都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在农村建立一套服务体系，服务供应商在农村建立大量实体机构。第二种是龙头企业提供的相关服务。通过对哈尔滨进行调研发现，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推动服务下乡，使农村获得城市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专业化服务，是建立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与农产品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一）哈尔滨推动服务下乡的主要方式

哈尔滨通过运用“政府推动、市场牵动、龙头带动”为手段，实现以“城市延伸、农村靠拢、专业组织衔接”的农业与城市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方式，大力推动城市服务下乡，利用城市服务资源建立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一方面，通过服务业引导资金支持、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普遍服务制度等多方面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城市物流、金融、营销、品牌、渠道、研发、咨询等专业服务业下乡；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创造对城市服务业的需求，吸引城市资本、技术、人才与服务下乡。通过构建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产业链的延长，使农民分享二三产业利润，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推动。以政策措施形成“推力”，积极推动城市服务提供商向农村提供金融、物流、营销、信息、研发等方面的专业服务。

市场牵引。通过鼓励农民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购买专业化服务，形成对专业化服务的“拉力”；同时，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通过培训提升农民素质，使农村能够利用专业化服务，提高专业化服务的效能，扩大服务需求。

对龙头企业进行积极扶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龙头企业作为城市专业化服务企业和农村的纽带，积极将农业相关服务外置化，以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

对广大农民及其所组成的“专业合作社”、“产品协会”提供各方面的帮助，使其成为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中的市场主体。

（二）哈尔滨以服务下乡支撑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的主要经验

1、以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为核心，以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为基础，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

根据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确权确地”、“确权确利”模式和土地确权与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的“确权确股”模式。在各区县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交易中心等土地经营权交易服务机构，为土地经营权交易提供登记、评估、交易、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土地股份合作试点，促进农村土地向合作社集中。推广农民自发组织专业合作社的典型经验，进一步探索“土地变股权、农户当股东、收益靠分红”的土地经营模式，促进土地集中开发和适度规模经营。实施村企共建，促进农村土地向产业化生产基地集中。推广农业生产经营企业与农民共同组建专业合作社的典型经验，探索“龙头企业带动，村企合作经营”的土地经营模式，加快土地向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公司等市场主体集中，连片开发高效规模农业。在实现规模化生产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土地规模经营不一定要通过流转集中，也可以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土地还是农户的，但是生产和经营可以通过组织化实现规模化经营。

2、以产业资本为纽带，以金融资本为核心，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化生产单位为载体，大力推动资本下乡

在金融资本方面，哈尔滨是全国第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为农金融服务体系的城市。在政府建立的担保体系配合下，市政府控股的哈尔滨银行成为全国开展农户贷款业务最早、涉及范围最广的城市商业银行，该银行长期坚持“普惠金融，和谐共富”，自2004年以来，在黑龙江农村地区广泛开展涉农贷款业务。截止2010年4月26日，该行累计投放农户贷款82万户 237亿元，其中农场地区12万户79亿元，农村地区70万户158亿元；贷款余额25万户86亿元。帮助农户实现增收20亿元，农户满意率达到99.5%。真正实现了金融资源的下乡。全市积极进行金融体制创新，目前已筛选了10个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规范且有一定积极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兴办资金互助社试点，拟由政府对每个合作社提供10万元有偿性引导资金，进行成员资金互助融通，助推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壮大。

3、通过吸引城市商业企业对农村进行设点，大力推动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实现产销对接

通过创新工作思路，努力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商品双向流通。一方面，着力培育建设大型专业农产品和农资批发市场，拥有两个农业部确定的全国定点市场，其中哈达果蔬批发市场全年成交额近30亿元，辐射整个东北地区；先锋农资大市场是东三省及内蒙范围内最大的农药化肥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超过10亿元。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专业合作社与大型连锁超市、大型龙头企业的产销对接，全市的大米、蜂蜜、木耳等特色产品通过配送中心成功进入北京、上海的大型超市。此外，全市还大力推进基层农产品流通网点建设，农家店在全市乡村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4、积极创新产业模式，吸引服务下乡

现有的农业分散经营模式很难吸引服务下乡，因此，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等新型业态。在城市区域内有条件发展都市农业的地区，则有条件将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有机融合，依托科技园区、市民农园、观光农园等形式，打造集农产品生产与观光、 休闲、度假及生态环保于一体的新型产业，从而达到城乡一体、农业持续发展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哈尔滨充分利用其“大城市、大农村”等特点，在其近郊区建立了休闲渔业、农业观光园、农业科技园、农业生态园、市民农园等一系列多功能农业，积极吸引城市各种服务资源下乡。

5、培育了一大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龙头企业通过与城市服务企业进行合作，对区域农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并使城市服务资源下乡的积极性大幅度提升

近几年来，哈尔滨市通过培育北菌集团、中粮美裕等龙头企业，这些龙头企业对区域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6、由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实现信息服务全面下乡

由政府主导投资的黑龙江农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建立了一个实时、动态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使农村土地流转、农村二手货交易、农产品网上交易、农资网络团购等涉农业务得以通过网络实现，提高了农业的信息服务水平。该公司已在全市大部分行政村设立了信息终端，聘请了信息员，真正实现了将信息服务直接送到农民手中。而且，该公司通过与中国农业银行进行合作，拟将农旺网打造为一个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使农民能够通过该平台享受到更为全面的现代金融服务。中国大米网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大米电子商务的网络运营公司，建立了一个立足哈尔滨、面向全国大米网络交易平台，是全国首家专业面向大米B2B交易的网络服务商，为哈尔滨市农民实现大米的虚拟交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政府方面，2002年7月开通了哈尔滨农业信息网，实现了市、县、乡、村互联互通，农业信息化开始实现进村入户。

三、问题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目前，制约哈尔滨服务下乡的因素包括社会化服务水平低、农户小规模经营、农产品信息和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业标准化水平低、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力度还有待加强等，而经营规模偏小、组织化程度不高及城市农业整体功能偏弱是主因，并与农业生产组织化的创新不足紧密关联。从发展来看，哈尔滨还需要从以下方面推动服务下乡工作:

（一）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推进农产品标识和质量可追溯制度建设

标准化生产是引进金融、营销、品牌、科技等城市相关服务资源的关键，而在这方面，政府还应加大支持力度，创造服务下乡的良好环境。在专业合作组织中广泛实现农产品产地证明，继续选择有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的、终端市场较稳定的“三品”生产基地作为农产品质量追溯试点，在试点基地建立农户编码系统和投入品记录卡制度，逐步做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高度重视品牌效应，继续深入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名牌农产品品牌认证、登记和评选工作。制定颁布《哈尔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细化国家法律的内容，保证我市对农产品质量的行政监管有法可依。以政府资金支持，在农产品监测体系中积极引入物联网等新技术。

（二）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一方面，通过建立农产品标准、规范农产品流通渠道、扩大专业合作社规模、促进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等措施，打通农产品流通到城市的各个环节。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仓储、配送等生产外包，在增加配送品种、扩大配送范围的同时，提高配送效率。鼓励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通过强强联合，建立独立的、辐射力强的市场网络。另一方面，大力促进邮政、供销社、农机公司等销售网点的改造和整合，推进涉农商品和服务的一站式网点建设。

（三）出台如同家电下乡等一样的支持服务下乡的补贴政策

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以及农村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所存在的差异，使城市服务下乡的成本一般会高于城市相同的服务。因此，为了促进城市服务下乡，有必要建立市场化的补贴机制。主要包括：对品牌运作、信息服务、科技研发、农产品物流等服务机构在农村设立网点的，对服务提供商进行补贴；对农户与服务商签订合同购买相关服务的，对农户进行限额比例补贴；中央财政建立农业服务扶持基金，按照产业链方式对农业上下游服务进行扶持。

（四）对金融服务等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行业实行强制性普遍服务制度

在我国，银行、保险服务等行业需要经过政府许可方可进行。为了避免这些服务行业只在收益较高的城市提供服务，可强制其承担普遍义务。普遍服务义务的承担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承诺网点、资源等在支持农业方面的比例，另一种是缴纳普遍服务基金。而政府在收取普遍服务基金后，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在农村为农业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进行补贴。

（五）积极推进农业科技研发推广投入体制创新，促进科技资源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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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农村城镇化；农村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029-1

1 农村产业化需要农村城镇化

1.1 农村城镇化带来要素集聚，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契机

农村城镇化是指各种要素不断在农村城镇中积聚，农村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城镇数量、规模的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农村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化具有扩张功能，城镇化的发展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劳动力、工业、技术、科技、信息、市场、交通通讯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发展条件。

1.2 农村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化扩张功能的具体表现

在劳动力方面，城镇化承接了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为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在市场方面，伴随着由村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农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土地城镇化，楼房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投资，这些都为农村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在人才技术方面，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公共服务的不断提高，更好的生活环境可以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留住更多的人才技术要素，从而为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活力，现代经营管理的引入，有利于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深化生产结构，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专业化龙头企业，实现由简单的初级生产向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转变，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利益。

2 农村城镇化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

2.1 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农业产业化结束了长期以来低效的散户经营模式，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减少了农户个体经营的风险，使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品质显著提高，将为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供给。其次，农村市场规模巨大，农业产业化使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明显加大；同时，农业产业化使农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从而刺激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最后，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吸纳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农业领域的同时，也加快了农业要素或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和城镇的转移。

2.2 农业产业化有利于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

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三个问题，即：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求，土地问题，农民转市民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力量，它有效地解决了农产品产量与农村劳动力“两个充裕”并存，农业生产劳动率和农产品转化加工率“两个过低”并存的问题，从而提高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给；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建立健全，大量的农村富足劳动力会涌向城镇，只有在发展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产业，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才能有效避免拉美国家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化问题，才能减少有城无市，盲目扩张导致的资源浪费的现象。

3 农村的发展需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

3.1 农村发展需要两化的原因

我国农村当前出现以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耕模式。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的减少，以及青壮年农民向大城市的涌入，二代农民竞相在城区购置房产，空巢村、土地抛荒的现象大量出现。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城镇化和产业化是未来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人口积聚和产业集聚的协同推进是转变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

3.2 农村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我国未来几年的核心发展动力。农村城镇化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的普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二元化问题的改善和进步，促进农业经济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型优化，实现农业经济的新突破。

3.3 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利用家庭农场、股份合作、专业合作等集约化经营模式，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对市场的适应性，削弱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等对农业生产的不良冲击，又可以有效拉长农村产业链条，增加农业附加值，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增强了城镇的拉力，推动农民转市民的进程，也为进一步完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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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融资意愿行为的企业自身影响因素分析从影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意愿行为的企业自身因素看，当问及“企业在向银行融资过程中得不到需求资金的企业自身主要原因”时，被调查的96家企业中，认为企业抵押不足的占65．63%;缺乏有效担保的占40．63%;企业规模小及抗风险能力弱的占31．25;贷款附加成本较高的占37．5%(表1)。(二)融资意愿行为的企业外部影响因素分析在调查、访谈过程中，当被问及“造成企业融资难的外部主要原因”时，在市场环境、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环境、社会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信用文化环境等六因素中，市场环境因素作为第一选择的占34．38%;金融环境因素作为第一选择的占21．87%;社会信用文化环境作为第一选择的占21．87%。在第二选择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金融环境因素及政府政策环境因素，比例分别为43．75%、28．13%;在第三选择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市场环境因素及金融环境因素，比例分别为25%、21．87%;在第四选择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经济环境因素及政府政策环境因素，比例分别为28．13%、18．75%(表2)。这充分说明影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意愿的主要外部因素为市场环境因素、金融环境因素、政府政策环境因素及信用文化环境因素。在其他因素都考虑完之后，社会法律环境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也有相当的影响。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需求行为实证分析

(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需求动机分析(1)融资需求动机程度分析。根据行为科学理论，需要是行为产生的根本基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资金的需要必将产生融资动机，而融资动机又必将引发融资行为，行为的方向与目标就是满足企业的发展资金需要。根据问卷调查及实地访谈显示，同其他地区及其他中小企业一样，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及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当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正加速发展。在加速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制约因素，如资金、人才、管理、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其中首要制约因素还是资金因素。在被调查的9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当被问及“当前企业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是什么”时，有51家龙头企业选择是资金因素，占总数的54%;有21家企业选择是管理因素，占总数的22%。因此，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发展壮大，首先要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与管理问题，尤其是资金问题，这也成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需求的主要动机。(2)融资需求预期用途分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需求的预期用途主要包括:用于企业扩大生产、用于企业更新技术、用于企业维持正常生产资金需要、用于企业归还拖欠货款、用于企业进出口资金需要等方面。在被问及“企业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以下哪些方面”时，在第一选择中，选择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用途的占绝大多数，占总数的87．5%。在第二选择中，选择用于企业更新技术的最多，占总数的68．75%;其次是用于企业维持正常生产，占总数的18．75%，也有少量企业是用于归还拖欠货款及进出口资金需要的。在第三选择中，选择用于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的占多数，有53．12%;其次是用于企业归还拖欠货款，占34．38%。在第四选择中，选择用于归还拖欠货款的企业较多，占总数的62．5%。这说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的首要预期用途是用于扩大生产;其次是用于企业技术更新改造;再次是用于维持正常生产;最后是用于归还拖欠货款。另外，还有少量企业是用于进出口资金需要(表3)。(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需求规模分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需求规模，亦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想要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获得的资金总量。通过对96家企业的调查访谈发现，虽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需求较为普遍，但融资需求规模都较小。融资规模在500万元及以下的占绝大多数，总共有85家企业，占总数的88%;融资规模在200万元及以下的共有63家企业，占总数的65%。(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需求期限分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需求期限，表现为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间的长短，以及企业民间融资期限的长短。通过对企业的调查访谈发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其申请期限普遍较短。在被调查的9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总共有60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期限在1年以内，占总数的62．5%;另外有30家企业选择的申请期限为1～3年，占总数的31．25%;申请贷款期限在3年以上的只有6家企业，只占总数的6．25%。企业在向民间融资时，其融资期限偏向于选择较长时间。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存在民间融资行为的企业有33家，其中融资期限选择12个月以上的共有21家，占存在民间融资行为企业的64%;融资期限在12个月以下的只占36%。当然，通过访谈得知，存在民间融资的企业，其融资期限一般也不会超过3年。一方面说明，大多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都跟季节性因素有关，基本都是解决产品生产的季节性及周期性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风险的需要，很难进行期限较长的融资。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渠道选择行为实证分析

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包括内源性融资及外源性融资，内源性融资主要集中在将未分配利润、公积金、公益金等作为进一步融资，以及向企业员工集资等;外源性融资方式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此外，根据融资是否通过第三方中介，企业外源性融资又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研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渠道选择行为，目的是分析当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如何选择融资渠道的，以便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渠道选择情况分析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渠道选择上看，绝大多数是内源性融资及外源性融资两者兼有，占总数的81%;有小部分企业单独具有内源性融资，占总数的19%。单独选择外源性融资渠道的企业基本没有，但当问及在内源性融资及外源性融资当中进行选择时，企业还是更偏向于外源性融资，说明大多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具有外源性融资偏好。(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具体方式选择情况分析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具体方式选择上看，当被问及“当前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有哪些”时，更多的企业选择所有者投入、银行借贷、未分配利润、农村信用社及其他、民间借贷、员工集资等，其中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为所有者投入和银行借贷。在被调查的96家企业中，选择所有者投入及银行借贷作为融资方式的企业分别为84家及69家，分别占总数的87．5%及71．88%。使用未分配利润作为融资方式的企业占总数的比重为15．62%，与农村信用社及其他这一方式持平。数据显示，基本没有企业选择发行股票及发行债券融资。这说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方式还是有限的，应创造条件进一步拓展多种融资方式。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信用担保行为实证分析

(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担保需求行为分析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融资担保需求看，绝大多数认为融资担保是企业融资难的主要问题。当被问及“企业是否认为担保问题是企业融资难的主要问题”时，在被调查的96家企业中，有75家认为是，占企业总数的78%。只可惜这种认识没有转化为企业的行动，当被问及“企业近2年内是否尝试通过担保机构进行贷款”时，有75%的企业回答没有尝试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面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担保机构偏少，且担保业务范围不广。(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担保认知与评价行为分析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融资担保认知看，绝大多数企业都知晓当地已建立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所以当被问及“企业是否知道当地建立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时，在被调查的96家企业中有87家企业知道，占总数的91%。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融资担保的评价看，企业对信用担保机构可以缓解融资难问题的评价较低。当被问及“信用担保机构对缓解融资难问题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时，绝大多数龙头企业认为作用不大，评价为“一般”及“没有作用”的占总数的75%，其比重分别为59．38%及15．62%;评价作用“非常大”的只占18．75%(表5)。这说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担保机构成立之后，虽然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有不少应改进的地方。

简要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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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业科学技术；培训需求意愿；合作社；有序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6.2；G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72-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论述，是新时期“三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维护农民平等权益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巨大推动作用。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途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主导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起来的[1]。“十二五”期间国家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鼓励和支持优势产区集中发展大宗农产品，并通过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使农业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与农业产业化水平相适应。陕西秦岭是世界猕猴桃的原产地和最适宜栽植区之一，具有发展猕猴桃产业的独特资源优势。陕西省的猕猴桃种植已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不仅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随着国际国内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增加和猕猴桃价格的日益上涨，其种植面积连年增长。2011 年陕西猕猴桃种植面积90.9万亩，产量62.9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5%和60%，猕猴桃产区果农人均猕猴桃纯收入高达7 000 元。2012年，猕猴桃面积超过100万亩，总产达80万吨，分别占到全国的55%和70%，两项指标均占全球的1/3以上。猕猴桃产业已经成为秦岭北麓眉县、周至等县域发展的主导产业[2]。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基础上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过农民科技培训，推广与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支撑力量。为了使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开展的农业科技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弄清楚农民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是指随着科技进步以及农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与有关利益各方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自愿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联合从而实现一体化经营的过程[3]。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农民科技培训是实现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连接的纽带。

国外关于农民培训的研究大都是与科学技术、农业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相结合。David J.Spielman[4]从区域农业发展体系的视角认为农民培训不仅仅可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而且在传递和接受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组织文化和行为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Achim Spiller，Julian Voss[5]对德国农民的培训需求进行评价，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农民对于教育培训的花费、机会成本、对供给的评价等因素影响农民培训的市场需求。国内自1999 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后，对农民培训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其中针对农民科技培训意愿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农户的培训需求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收入水平等，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政府偏好以及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多因素的影响[6，7]。刘芳[8]运用PASW Modeler数据挖掘，从农民的需求情况、参与情况、认知情况等方面得出农民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启云[9]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基于农户视角以辽宁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行为习惯等影响农民农业科技培训的意愿。此外，杨锦绣等[10]从政府和农民两个层面剖析农民培训的供需均衡，建议政府依据经济规律配置培训要素。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关于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的个体特征；二是农民的家庭特征；三是农户行为选择因素。而从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研究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文献却鲜见，忽略了现今的农业科技培训是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农业科技培训的途径展开理论分析，采用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农业科技培训的调查数据，构建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下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以期对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稍有弥补，并为农民培训在我国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理论框架

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业科技培训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在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实践基础上，“合作社（公司）+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模式[1113]。可见，农民合作社有联结农户和市场的纽带作用，是产业化发展的中介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过程就是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过程[14]。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示，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而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的合作社的发展为农业科技培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15]。二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以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效推广、应用以及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为支撑的。相对于工业技术，农业科技的见效周期长。无论是优良品种的选育、新栽培技术的推广还是新的肥料、农药、生长激素的使用都需要较长的周期[16]；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农业科技的外部性特征也使其具有了公共产品属性[17]。因此，政府公共部门的参与、介入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制度安排[18]。农业产业化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方式要求农民须集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成为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产业化高素质劳动力。在改造传统农业的同时改变农民旧的理念，使其能够主动接受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和应用。

依据Schultz和Popkin“理性小农”假设（舒尔茨-波普金命题）：小农或农户是有理性动机的行为个体，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19]。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廉价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创造外部条件。一旦合理成本下的投入能够确保在现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利润，农户便会积极选择符合成本约束下各类现代技术要素的投入[20]。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1.合作社在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实现资金、技术、信息等互助合作的过程，使农户逐渐体会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造。合作社社员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够主动求助合作社的农户，会表现出更主动的科技培训意愿。

2.农户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农户采用农业新设备、新品种、新技术的态度越积极，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越高。

3.政府对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的公共政策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国家的惠农政策比如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科技入户工程、良种直补等能够有力地推动农民参与农业科技培训的积极性。公共政策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意愿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7月和8月对陕西省眉县和周至县四个村的实地调查。其中，周至县是我国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惟一的猕猴桃标准化管理示范县，被称为“猕猴桃之乡”。眉县不仅产业规模大、种植户多，而且是最早与农业高等院校合作开展猕猴桃科学研究和相关农业科技培训的县域。2005年眉县人民政府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猕猴桃科技入户工程”，此项培训充分利用当地产业资源，依托大学科研优势，整合各类教育资源集多方之合力。2012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约100万亩，其中眉县和周至县达64万亩，占到了60%以上。因此本文选择上述两县为调研地点，在全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入户问卷调查的形式，抽样方法是多级整群抽样。首先，在眉县和周至县各选取2个乡（镇）；然后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眉县是金渠镇（红星村和第二坡）和首善镇（第五村和红东村），周至县是哑柏镇（庄头村和吕家堡）和竹峪乡（凤凰岭和丹阳村），经实地走访，以上8个村都以猕猴桃种植为主导产业；最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村选取125户农户开展调查。此次调查共1 000户农户填写了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948份，有效率为94.8%。

（二）样本基本情况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见表1），大多数样本农户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下（占86.9%），其中41岁至50岁区间内的农户所占比例最多。样本农户中男性居多，基本为已婚（占92%）。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83.9%，大专及以上仅有33人（占3.3%）。样本农户的年人均收入5 000元以上占74.8%，8 000元以上的占到了52.2%。以上特征符合本研究的需要，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

（二）变量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将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因素分为农民合作社、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态度、政府农业政策三类。考虑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变量的名称、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在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各影响因素和变量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TATA10.0软件进行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通过模型（1）-模型（4）可以得出：控制变量中年龄、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的稳定因子；本文所重点研究的三类解释变量的分析结论如下：

1.合作社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是否参加了合作社与其培训意愿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原因可能是此次调查中仅有14.8%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大多数农户表示还不了解合作社的具体职能。农户寻求合作社的科技支持与培训意愿在模型（1）、模型（4）中呈5%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正相关。如表4所示，社员中能够主动去寻求合作社农业科技支持的农户，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明显高于其他。

2.农户对农业科技态度。农户采用新技术、新品种的态度与其培训意愿在10%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农户对新技术、新品种的接受程度影响其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农业科技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与农民培训意愿在统计上呈正相关，且显著性很强。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认为科技培训对农业增产增收效果为“基本没作用”、“有点作用”、“有作用”和“十分有作用”的样本农户比例为2.8%、12.1%、60.0%和25.1%，表明农业科技对增加产出和提高收益的作用越明显农户的培训需求越高。

3.政府农业政策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对政府惠农政策的认可度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其培训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对国家惠农政策认可度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样本农户比例是0.3%、0.7%、10.0%、42.5%和46.5%，呈逐级递增的态势。对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满意度与农户培训需求意愿在模型（2）中呈5%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重视程度和服务水平影响农户的培训需求意愿；但在模型（4）中显著性水平不强。

五、简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时代背景，通过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94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利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是：合作社在农业生产、组织以及市场销售等产业链各环节所提供的科技信息支持提高了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能够主动采用农业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品种的农户，其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越高；农业科技在农业增产增收方面的效果越明显，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越强。农户对惠农政策的认可度正向显著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的意愿；对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满意度在模型（2）中正向显著影响培训需求，在模型（4）中显著性水平不强，其原因尚不明确。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不仅包括以往学者所研究的性别、年龄、身份特征、受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和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数量、种植成本等家庭资本特征；在以产业需求为主导的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合作社、农户对农业科技的态度和政府惠农政策也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显著因素。由此，本文建议如下：通过合作社在农业科技信息传递以及联结农户分散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纽带作用，释放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需求；强化合作社在提供农业科技支持和社员培训方面的功能。围绕区域主导产业探索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与示范的方式方法[21]，使农民亲身体会到农业科技和现代生产要素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长期稳定的制度支持是农民科技培训工作的保障机制，将“猕猴桃科技入户工程”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惠农措施相互衔接，形成规范化的惠农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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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怀化市农副产品商贸物流项目的新发展

列入52013年怀化市重点建设项目责任表6的商贸物流项目共计30个,总投资206亿元。30个项目中,怀化国际生态农产品博览中心暨现代商贸物流园等23个项目为2012年续建重点项目,怀化市农资物流中心等7个项目为今年新增项目。其中佳惠物流配送中心项目一期1万吨冷库、3万平方米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竣工投入营运;怀化市现代农机物流中心主体建筑已完工,计划8月建成开业;怀化市农资物流中心也正在积极挂牌、报批阶段。

2.怀化市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一体化的限制因素

(1)农产品加工部门的分散性怀化市的竹木、粮食、蔬果、禽畜等农产品加工业必需的生产原料多分散在各个县市及下属区域的农户手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采购生产原料、销售产成品,面向的对象也是农户或小微经营组织,采取的方式也就自然较为分散;由于采购地区的经济欠发达,第三方物流公司的网点有限,参与度也较低,所以难以形成集中统一的物流系统,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需求也很难得到满足。采购、销售方式的分散性带来了许多制约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如生产要素供应不稳定,生产周期长,设施利用率低;农产品销售信息与配送的时间差导致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流通渠道不畅,物流成本高且效率低。这些不利因素既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更是我国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急需要攻克的难点。而突破这一/瓶颈0的关键就在于重新整合现在这种分散型的农产品物流模式,建立起一套全新的采购、储存和销售的物流一体化模式。(2)农产品加工企业缺乏一体化的物流供应链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农产品加工原料供应商、农产品加工生产商与批发零售商的关系尤为重要。如,湖南省政府大力推进的/湘品出湘0工程中,湘商购就是集合了/实体销售、电子商务、物流配送0三位一体的购销平台。从生产的供应到销售的供应,/供应)生产)批发零售)消费0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这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完整的物流供应链为其提供流通保障。然而在供应与生产环节上,上游分散的农村原料资源缺乏物流上的统一整合链接,使其能更为集中、多元的直接供应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而在批发零售与消费环节上,湘商购这一购销平台的市场一旦打开,其物流配送不可能凭空而出,必然需要各区域的物流配套建设在物流供应链上能与其形成一个对接力量,保证期畅通高效的物流配送能力。怀化市基于其丰富的/湘0字号农副产品,成为这一大的物流供应链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如何将新建设起来的各大物流中心充分利用起来,将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品仓储更为高效地集中到信息技术更发达的物流中心来,成为新阶段怀化市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升级的新任务。(3)城乡物流配置脱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处于特殊的初级阶段,发展偏向主要是东部优先、城市优先,导致农村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完善,而这其中处于服务地位的农产品物流就更是如此。虽然依赖于怀化市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第三方物流在近年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却仅限于经济较发达的城区,在农产品加工业广大的原料供应地)))农村,却缺乏足够的服务网点及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具有针对性的物流服务产品。

二、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一体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1.确定责任主体,改善宏观调控

怀化市农产品物流一体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明确政府管理职责。目前,怀化市的农业产品物流管理工作,发改委、经委以及商务、交通、农业等部门均有涉及,这种多头领导的情况下,不同主体自成体系,责任明确程度低。这无疑更易加大物流成本,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整体上影响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工作的推进。所以,应当通过确立责任主体,改善宏观调控,构建怀化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总体物流规划方案和实施办法,加强怀化地区农产品物流一体化在组织上的管理效力。物流一体化是一套综合的管理体系,怀化市的主要运输方式以及各县域间运输的规划协调、仓储、配送等都是物流一体化管理及其政策设计所需涵盖的内容,每一个环节活动的精心设计才可能使得农产品物流得到有效整合。另外,就怀化市的建设现代商贸物流中心这一发展战略,在政府管理机构当中增设专门负责物流产业发展的部门也显得尤为必要。同时,根据地方特色,针对农产品加工业这一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立一个具全面、系统、统一化和一体化管理思想的专门性物流机构,引导各企、各部门的协调合作,亦能促进怀化市农产品物流乃至整个物流产业的集中管理、规模发展。与此同时,相关政策及具体细则的出台,农业物流组织行为的规范也不可忽视。怀化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总体物流规划方案和实施办法的研究制定,也是物流一体化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也是农产品物流宏观调控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国外也有许多先进的发展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日本,就拿国土交通省来说,制定货物流通基本政策规划并推进其顺利实施、环境负荷问题考量、安全强化等等提高物流业效率的宏观调控工作都由它下属的物流主管机构负责。另外,日本的相关法律体系也较为完善,有专门的5仓库业法6、5集散中心法6和5民活法6共同为其物流业的运作提供规范依据。而具体的监管部门则是国土交通省下的综合政策局货物流通设施部门和复合货物流通部门,这两个部门依据上述法律对仓储业的日常运营、运输车辆及货物的集散等方面进行严格的监督把关。这样法律、机构双管齐下,有效整合与控制物流业的业务活动[1]。以上类似的做法能为建设我国的相关政策和机构提供参考依据,协助包括农产品加工业在内的工业企业物流一体化的发展。

2.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内部一体化的构建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首先要应当引导、敦促农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内部组织较为简陋的中小微企业,尽快完善物流部的组织设定,并参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农产品加工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半成品及成品仓储、加工物料管理、装配、分销等所有环节的物流活动,对其进行全面的负责与管理。用整合企业所有与物流相关的生产活动替代传统单一的物流管理方式,强调整体物流系统的优化,而不是特定流通环节的单一优化,这一创新型发展已经成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未来的战略性问题[2]。就农产品加工企业内部而言,物流部门应当加强与生产部门、营销部门及其他管理部门的联系配合,强调企业内部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求将各部门的工作目标能统一到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总目标的实现上来。实物配送、生产支持和采购业务的计划、分配以及控制过程都是物流系统管理中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这其中物资管理、产品分销等活动的纳入,是对传统物流管理的有效补充,是实现采购、生产、分销三个完整划一的物流环节的体现。除了农产品加工原料采购及产成品分销等传统物流管理的基本职能,物流一体化管理还参与生产计划、销售预测、在制品物资管理和顾客服务等原来只由市场营销部门和生产部门负责的职能。

3.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外部一体化的构建

外部一体化即供应链的一体化。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与上游原料供应企业形成供应链的有效对接,也可以联合下游的农副产品批发零售商,形成产、供、销物流一体化[3]。既是与全省农副产品/走出去0规划的物流对接的迫切需要,更能为本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生产中提供更高效的物流动力。总之,农产品加工业在供销的各环节中必须在各企业物流活动的分散状态中找到联系合作的方式,在上下游(原料提供与成品消费)间找到供应链联盟的有效对接点。所以从上可知,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一体化体系的构建并不是要另起炉灶,摒弃掉原有的物流系统,而是要充分利用、全面整合系统中已有的物流资源,在不断的改造、补充和升级中,完善起一个全新的、适应实体经济发展和物流产业自身进步的物流一体化体系。因此,怀化市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一体化体系的构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职能,一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协调达到整合现有资源,促使农产品物流企业成为怀化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型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以先进的物流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在现有农产品物流资源的基础上巩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综合信息平台的共享功能,增加物流一体化实体建设所需的合作机会。在这其中,就拉通信息网络这一方面来说,在怀化地区内,以怀化市为综合交通枢纽,基本形成了联通湘鄂渝黔贵五省的开放型运输主网络,在这些网络途经的县市内应加强相应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信息化中心建设,逐渐形成全区域内物流信息的整合及一体化管理。在此基础上重点完善各县域间及其与怀化市高速公路的联通,另外加快农村的水泥(沥青)路面建设步伐,尽快实现村与村、县与县之间公路的优化升级,并在这其中丰富物流信息化仓储的网点,为怀化市农产品的运输外销交流提供更大的便利和机遇。

4.物流园区及农产品展销中心的构建

为方便怀化地区所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规模整合,可以首先从物流入手,在怀化市建立起一个以集中区域内各县市所有农副产品的大型信息化物流仓储库为中心的物流园区,并以此为依托,就进建立一个农产品展销中心。农产品以物流仓储及周边旅游业为依托用展销的方式进行宣传与销售,成本不高,但却能为怀化地区的农产品及旅游业创造出巨大的增值效应。同时根据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合,处于前段的供货流程更易于利用先进的技术来管控,信息化的高效也能在展销现场透明、公开的电子交易及POS收付中得以体现;而后端的物流机制与其实时联通,即时进行分拨配送作业至最终的消费市场,管理程序简洁快速。农产品展销中心将是农产品物流供应链群体充分整合的载体,各种增值服务功能与效应的发生地。农产品本身的价值、流程价值及市场价值都将集成在展销中心的综合效应当中。

5.坚持物流的信息一体化建设

在农产品加工企业生产、销售配送过程中,是否能第一时间反应即时的库存、仓储变化成了农产品物流效率的重要条件之一。而这一条件的满足就依赖于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在物流一体化中的应用,它是提高物流信息传递效率的关键,也是物流一体化的信息基础,是农业现代化、物流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怀化也已经有很多企业做出了探索性的开拓,如大三通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市公路运输管理处、怀化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怀化市林业局、怀化市商务局和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指导与帮助,针对怀化及湘、鄂、渝、黔、桂五省(市、区)周边地区交通与物流业、商贸、农贸及农村信息化的现状与特征,引进当前国内云计算和智能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先进技术与经验,分步实施建设以怀化为物流中心城市,面向武陵山区及周边的大西南智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由于农业经济本身就具有盲目性与滞后性特点,加上农村地区信息化水平普遍偏低,所以更应该通过提高涉农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从而在生产过程中,让农民、生产工人、管理者都能切实掌握互联网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通过企业投入的信息建设提高当地人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在设施与人才的双重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逐步建立起农产品加工企业及相关产业间的物流信息化平台。另外,农产品物流的实时跟踪、有效控制与全程管理机制,在不同的环节对信息也有着不同的需求,所以为了准确定位农产品信息采集与咨询的服务内容,农产品物流信息化平台应该针对不同的环节构建相应特色功能的平台。(见图1)

6.物流服务的多元化发展

资金周转慢、库存积压大、退货率高、经济效益低下,是目前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物流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产业重组,实现物流规模化经营,成了解决上述问题、突破物流产业现代化障碍的唯一途径。同时,以创新为驱动,深化体制改革,引进先进的现代物流管理理念,改造、培育起新型的一体化农产品物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自营物流,又能与第三方物流建立起普遍广泛的联盟合作,发展起真正规模化、专业化、开放化的多元物流新模式。除了模式上多元,还有物流服务产品的多元。/一县一特色0是怀化市典型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农产品加工企业也具有这个特点,如新晃县的/老蔡牛肉0、沅陵县的/碣滩茶0、芷江县的/和翔鸭业0、溆浦县的/雪峰片片桔0等等。这些产品多具有/以农为本0的产品特征,那么如何结合本地区域环境的实际需求,为农民及这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为其量身打造的相关信息与服务,就成了物流服务产品的又一创新点[5]。服务产品的多元化也必将成为农产品物流在未来发展中的新动力。

7.重视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

篇8

如何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基地，建好龙头企业的“第一车间”，形成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必须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居于主导地位，依托龙头企业建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着眼于解决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是一条有效途径。

着眼于保证龙头企业和农民双方的利益。20__年，四川省遂宁市一家公司投巨资在外地建设菌种场，但应收蘑菇大部分被其他公司抢购，该公司损失惨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订单缺乏约束，公司与农户联系松散。因此，与农户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保障原料供应，是龙头企业的当务之急，而这又需要从帮助农户解决实际困难、保证农户的利益入手。有的养殖业龙头企业组织养猪大户成立养猪合作社，坚持“统一提供良种、统一供应饲料、统一防治规程、统一猪只档案、统一收购生猪”的“五统一”，出资扶持社员修建圈舍，免费进行技术培训和防疫治病；社员出栏的优质肥猪，公司按适当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这就减轻了农户养猪的风险，也使企业与农民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保证“第一车间”按照质量标准、产品规格、时间要求为“第二车间”提供充足的农产品。近年来，遂宁市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大力实施万户无公害生猪、优质肉牛产业化、肉鸡产业化和肉鹅产业化等工程，建成一批优质农产品基地，基本满足了龙头企业的原料需求，促进了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着眼于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农产品丰收后的“卖难”问题，长期困扰着农业发展，其深层次原因是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难以与现代大市场对接。实践表明，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建立新型合作机制，解决种养、加工、营销的利益连接问题，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稳固产业链，发挥龙头企业外连市场、内连农户的链条作用，就能确保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稳定、通畅。在这种合作关系下，农民种什么、养什么，不由政府下计划，也不靠农民自己“拍脑袋”，而是由加工企业根据科学的市场调查分析来决定，然后与农户签订协议，这就使市场定位更加准确。遂宁市一些龙头企业就是通过“订单”引路，实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有效地规避了农产品“卖难”的风险。

篇9

[关键词]贫困地区;产业化扶贫;logistic分析;满意度分析;多维贫困观

作者简介 王宏杰（1973―），女，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冯海峰（1987―），男，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李东岳（1990―），男，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湖北武汉43007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贫困人口对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反应程度及扶贫政策研究”（11BZZ027）

埃里克・S・赖纳特（2007）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穷国和富国之间的经济状况显著不同，这是因为各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之所以会造成国与国之间的较大的贫富差异，主要是主导的产业是完全竞争的还是不完全竞争的，是呈现出报酬递减的趋势还是呈现报酬递增的趋势来决定。在地区层面上，这样的经济活动同样可以解释为何不同的地理区域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一般而言，农业生产领域更多的表现为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减的趋势，而工业化领域则体现的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的趋势。除此外，众多的农业经济学者就农业领域的低收入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农业领域趋于完全竞争市场，农民较难从农业生产中获得较高的利润，利润较多的为非农产业获得，仅仅进行农业生产经营难以为农民带来较高的收入。由众多的研究文献可以得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从而能够彻底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之外，即非农产业的领域来寻找更多、更好的机会。

关于非农产业带动农村居民增收的问题，Shen- ggen Fan，Linxiu Zhang和Xiaobo Zhang（2004）曾使用1953-2000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对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农村贫困的减缓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评估。研究的结果表明，减贫的收益主要源于非农领域的就业以及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的增加。

产业化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缓解贫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研究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显示，上海、浙江等富裕的省市和贵州、甘肃等较贫困的省份相比较，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的来源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村居民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即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二者之和占总收入的近90%，而二者的差异是造成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较高的上海、浙江，其人均工资性纯收入均远高于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12.72倍，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1.45倍。而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较低的贵州、甘肃和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则要低于其家庭经营纯收入，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87.93%，甘肃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84.53%，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77.36%。另外，富裕省市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自工资收入的部分要远高于较贫困的省份，如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是甘肃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6.42倍（见表1）。由此可见，富裕省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较高，而较高的工资性收入是非农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当地更多的农村居民进入非农行业就业，从而享受到非农产业的高利润的成果，能够得以脱贫致富。

在这种理论观点的支撑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积极采取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政策，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是指政府根据市场导向，选择一种有经济效益的产业，通过组织有实力的企业带动农村居民发展这种产业，为了调动企业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积极性，政府给这些有实力的企业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如为其提供扶贫贴息贷款、提供税收优惠、优化的环境支持等多方面良好的扶持措施。与此同时，企业则为农村居民提供技术与销售以及生产资料方面的帮扶，通过这种扶助方式，延长了农业生产的产业链，使得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农业产业化报酬递增带来的收入的增加，从而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脱贫致富。

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视角来看，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帮扶的效果具有持久性与长效性。农村居民脱贫致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政府的救济，政府为贫困的农村居民提供现金和食物的帮助，从而使其暂时摆脱贫困的状态，另一种方式是帮助贫困的农村居民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从而增加收入，最终达到长久的脱贫致富的目的，这是政府最希望能够解决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方式。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就是通过带动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发展农业产业，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提高农民致富的能力，这种增收的能力能够让贫困的农村居民彻底摆脱贫困，扶贫措施具有持久性和长效性。第二个特点是辐射面大。相对于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而言，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辐射面较广，无论是贫困村的贫困的农村居民还是非贫困村的贫困的农村居民均可受益。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全市35个贫困村，这些贫困村的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到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带来的实惠，但非贫困村同样存在着贫困人口，这些贫困的农村居民则难以享受到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带来的优惠条件，从而无法通过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的带动达到脱贫的目的。而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则能够辐射到这些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了一条非常适宜的脱贫道路。第三个特点是不会为各级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无论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雨露计划转移培训扶贫政策还是扶贫搬迁易地开发政策，都需要各级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较重。而农业产业化扶贫模式只需要政府更多地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通过优惠条件促进龙头企业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和快速发展，从而带动贫困的农村居民增产增收，各级政府在财政负担相对较轻的情况下缓解了贫困问题。由此可见，在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来看，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是一个极为理想的扶贫措施。

那么，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作用对象如何看待该政策呢？政策作用对象对政策效果的满意程度是衡量政策效果好坏的重要方法之一。鉴于社会中“最不利者”――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是该政策的最终作用对象，其对于该政策的效果有着最为直接的感受，因此，了解这部分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效果的看法，对于进一步完善更加有利于社会中“最不利者”状况的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深入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课题组成员对湖北省扶贫办、湖北省松滋市扶贫办以及湖北省松滋市参与了农业产业化扶贫项目的部分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从而能够更好地从政策的执行者――政府部门和政策的作用对象――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视角来分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

一、湖北省及湖北省松滋市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实施的基本情况

进入新世纪，湖北省积极贯彻执行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政策，通过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规模建设特色农业基地、扶持农村居民发展农业生产等多种措施并举来促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截至2010年，湖北省认定了农业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113家，并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来扶持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2010年，湖北省还在贫困地区建成了1800多万亩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基地，包括大别山区的板栗、茶叶、中药材生产基地，秦巴山区的魔芋、黄姜、柑橘、食用菌、核桃生产基地等，全部特色农业产业基地覆盖了80%以上的贫困乡村和农户①，形成了区域性的产业布局。

湖北省松滋市则从2006年起推行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在政策实施的初期，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模式主要是当地农村居民自行组成专业合作社，政府农业部门则对其给予有关的技术指导。随着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深入推进，松滋市农业产业化扶贫逐渐 变为政府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及农民积极参与的新模式。目前，松滋市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实施已从局部探索阶段进入到全面推广阶段，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规模不断扩大，扶贫的领域不断拓宽，成为了松滋市主导的农村扶贫政策。松滋市扶贫办的统计资料表明，2007年至2012年底，松滋市累计投入8852万元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扶贫，其中财政资金1023万元，占总的投入资金的12%，龙头企业扶贫项目贷款4520万元，占总投入资金的51%，农户小额贷款3309万元，占总投入资金的37%（见图1）。至2012年底，松滋市产业化经营组织已发展到63个（其中，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型的经营组织33个，中介组织劳动型的经营组织20个，专业市场劳动型的经营组织5个，专业市场带动型的经营组织3个，专业大户带动型的经营组织2个），经营内容主要涉及了花卉苗木、粮油、农副产品、农机具等领域。至2012年底，松滋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拥有固定资金3.23亿元，全市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实现销售收入达8.6亿元，创汇800万美元，实现利税收入400余万元，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全市1.2万个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平均每户每年增收2800多元。其中，农业龙头企业吸纳就业的农村贫困人口有3000多人，带动了农户收入增长，平均每户每年增收达3216元。通过产业化扶贫政策，松滋市有1.2万农村贫困人口得以脱贫致富。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为了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执行的效果，课题组成员于2012年10-12月对湖北省松滋市16个乡镇90个村庄252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农村居民就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252份，其中，有效份数208份，问卷有效率82.54%。调查对象中，93%的受访者享受到了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帮助。

按照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的观点及MPAT的多维贫困的观点和衡量指标，从收入、身体状况、教育文化状况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受访者的收入情况

按照中国2011年11月29日公布的人均2300元收入的贫困线标准，并结合当地具体收入实际，将受访者按收入标准进行了划分，当地家庭人均纯收入在2300-8000元之间的调查对象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见表2）。在208个调查对象中，85.58%的受访者处于贫困线以下，14.42%的受访者为中等收入者。较低的收入使得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正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17.79%的受访者表示，其家庭近五年曾出现过入不敷出的情况。

（二）受访者受教育的情况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在208个调查对象中，受教育年限在0-6年的受访者占了39.42%，受教育年限在7-9年的占60.10%，受教育年限在10年的仅占0.48%（见表3）。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由于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较难获得工作机会尤其是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在208个调查对象中，10.58%的受访者表示家中存在由于支付不起学费而辍学的情况。收入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而文化程度较低，又反过来影响了其收入的增加。

（三）受访者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

相对而言，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较差，身体的不健康使得患病的农村居民难以承受一定的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身体的不健康往往需要一定的医疗支出，在调查的208位农村居民中，有28.85%的受访者表示家中因有成员生病造成开支较多。因此，身体的不健康在收入减少甚至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反而比身体健康的人需要额外的医疗开支，从而造成家有病人的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的生活状况中。

三、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运行情况

（一）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知晓情况

为了了解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认知情况，课题组在调查中涉及了一个单项的问题，即“您是否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A、了解，B、不了解”。

表4列出了不同回答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数据显示，在所有受访的208位农村居民中，有95.19%的人认为自己“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而仅有4.81%的人认为自己“不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可见，受访的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知晓程度较高。

（二）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满意度

为了了解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满意程度，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提出了一个单项的问题，即“您对目前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是否满意：A、非常不满意，B、比较不满意，C、一般，D、比较满意，E、非常满意”。

208位受访者中，有203人对该问题进行了明确回答，另有5人未做出答复。表7-5列出了203位受访者中不同回答的人数占总受访者人数的比例。数据显示，所有做出回答的受访的农村居民中，仅有1.97%的人表示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非常满意”，有14.29%的人表示“比较满意”，17.24%的人表示“比较不满意”，0.98%的人表示“非常不满意”，而65.52%的人表示满意度“一般”（见表5）。可见受访的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满意程度并不理想。

四、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高低的因素分析

（一）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社会满足程度评估标准②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即通过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来进行分析。这里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作为因变量（Y），以性别（X1）、年龄（X2）、受教育年限（X3）、享受政策后家庭收入的增加额（X4）、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的影响（X5）、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X6）作为影响因素，建立了logistic回归评估函数Y=F（X1，X2…X6），具体的变量及变量赋值见表6。

（二）计量分析

按照设定的因变量与自变量，通过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在90%显著水平的情况下进入模型之中的变量依次为X6、X3和90%，故将变量X6、X3引入方程（见表7），由于其他变量不显著，因此没有纳入方程。

通过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得到参数检验的结果。由最大似然估计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X3（p=0.0053）、X6（p=0.0003）的回归系数在90%的水平上显著（见表8）。

（三）结果与讨论

通过进行OR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9。从该表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改善的效果两个因素与松滋市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1.受教育年限。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而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就会增加21.7%。这是因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农村人口有能力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中去，因此收入来源渠道拓宽，收入水平提高，在此情况下，其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也就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2.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改善效果。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有影响的人比认为没有影响的人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要高出1.114倍。在208位受访者中，34.54%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没有起到缓解作用，甚至有17.01%的受访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而绝大多数（62.89%）的受访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有一些作用。

五、结论

课题组对湖北省松滋市208位农村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中，93%的受访者享受到了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帮助。调查结果显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享受政策后家庭收入的增加额、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等因素中，受教育年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改善的效果两个因素与松滋市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改善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质量，为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居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增强农村居民自身实力，提高其就业竞争力，从而增加收入。

（二）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建设工作。依托贫困地区特色优势，扶持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吸收更多的贫困人口就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缩小贫困人口和富裕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

注释：

？q？张杰.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与成效.中国―东盟农村扶贫政策与实践研修班上的讲座，2011年10月13日。

？r？Qin Gao，Irwin Garfinkel，Fuhua Zhai.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POLICY IN URBAN CHINA[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55， Special Issue 1， July 2009：630-655.

Rojas， M.The complexity of well-being： A life satisfaction conception and a domains-of-life approach[J].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searching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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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Coate，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Evaluation of Policy Changes[J].PIER Working Paper 97-040，199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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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农产品贸易；产业内贸易；贸易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5.01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王娜娜，陈军.中巴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化及其产业内贸易增长的实证分析[J].克拉玛依学刊，2016（5）3-9.

一、中巴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情况

自2007年《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实施后，两国的农产品贸易①比重日益加大，从总体上来看巴基斯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幅度要大于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农产品的幅度。图1和图2分别是中巴两国双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由于两国海关统计存在差异，所以分别绘制两国海关官方统计数据图，资料均来源于ITC数据库。

由图1和图2对中巴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如下：

中国进口巴基斯坦农产品的数量增长很快，进口额最高可达到52 986万美元，自2007年贸易协定签订以后，中国对巴基斯坦农产品的出口持续稳定增长，2011年后，才出现下降的趋势；自2007年贸易协定签订以后，巴基斯坦进口中国农产品数量也有增长，进口额最高可达到15 614万美元；2011-2014年进口农产品的数量整体有所下降，但是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数量还是很大。

二、中巴两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格局变化

如图1、图2所示，中巴两国在农产品总额存在差异，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中巴两国五大类农产品额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贸易格局变化。2003-2014年间，中国进口巴基斯坦农产品中加工品②的平均增长率最大，平均增长率达到52%，其他四类农产品平均增长率依次是大宗农产品③（40%）、初级加工品④（38%）、园艺产品⑤（37%）、水产品⑥（16%）。中国农产品出口巴基斯坦中平均增长率最大的也是加工品，平均增长率为27%，其他四类农产品平均增长率依次是大宗农产品（21%）、初级加工品（17%）、园艺产品（15%）、水产品（-7%）。以上数据说明两国贸易格局的差异很大，巴基斯坦对中国农产品将可能持续顺差且呈现扩大的趋势。

根据上述对农产品的界定，表1和表2分别列出了中国对巴基斯坦农产品出口、进口的资源禀赋特征。图3、图4、图5和图6为用折线图形式反映的分类占比情况。

结合表1和图3可以看出：2003年到2014年中，中国农产品出口巴基斯坦过程中，农产品资本密集型所占比重明显大于土地密集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出口到巴基斯坦的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呈现下降趋势。具体来看五大农产品：大宗产品整体波动不大，但最终呈现上升的趋势；初级加工产品整体波动也不大，但在2004-2006年间有大的起伏，整体平均增长率为28%，仅次于园艺产品（45%）说明初级加工品对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贡献较大；园艺产品整体波动较大，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04-2005年有较大的波动，2004年占农产品比例为62.28%，可是2005年下降了36.39%；加工产品整体波动性不大，在2004-2006年，和园艺产品、初级加工品一样有着很大的波动。与初级加工品具有相同变化方向，都是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水产品的波动性很小，所占比重未能超过3%。

结合表2和图4可以看出：2003-2014年间，中国进口巴基斯坦农产品过程中，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一直大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2010年以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比重减少超过了一半。具体来看五大农产品：大宗农产品整体波动较大，2003-2005年和2008-2012年间都呈现持续的上升趋势，2012年的增长最大，在其后两年内有较大的下降；初级加工品整体趋势是上升，波动性不大，平均占比为29.05%，最高占比发生在2007年，其占比为35.16%，最低占比是2003年，其占比为17.67%，两者相差不到9%；园艺产品和加工产品在自贸协定实施以后有所波动，其他年份没有较大波动；水产品整体波动不大，可是整体趋势是下降的，2008-2012年一直都是下降趋势，其下降速率为29.95%。

再结合表1和图5可以看出：中国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到巴基斯坦的过程中，二者都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且彼此呈现反方向关系。整体来看，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到巴基斯坦的占比呈现下降的态势。2008年的占比是最低，其值为48.38%，与最高年份相差13.11个百分点。说明巴基斯坦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改善，农产品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渐对国外高附加值农产品依赖减弱。同时也给我国一个警示，需要不断的提升我国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质量和种类，从而开拓更多的国外市场。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变化与之呈现反方向变化，其波动最大的发生在2013-2014年间。纵观整体的变化趋势，自2007自贸协定实施以后，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的农产品主要以资本密集型为主，但是下降趋势可能导致贸易绝对优势的减弱。

结合表2和图6可以看出：中国进口巴基斯坦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过程中，两者也呈现反方向的关系，但其整体波动性大于中国出口到巴基斯坦的波动性。资本密集型农产品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变化呈现反方向。2003-2012年间整体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2012-2014年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土地密集型与之反方向变化，其波动最大发生在2003-2004年。在2014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重只相差4.49%，说明两国形成了各自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形成良好的双向贸易形式，为两国进行友好贸易提供一定的保障。

自贸易协定实施以后，促进了双边贸易额的增加。总体来看，中国进口巴基斯坦的农产品主要是土地密集型，中国出口巴基斯坦的农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

三、基于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的中巴农产品贸易增长成因分析

中巴农产品贸易中，我国还是以进口大宗农产品为主，符合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可耕土地有限的基本国情。农产品贸易的良好发展，能有助于中巴两国贸易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许多学者运用产业内贸易理论来分析农产品贸易，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

李淑敏[1]（2008）研究发现我国绝大农产品贸易以垂直型为主；梁雪[2]（2009）研究指出中韩、中日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低于韩日；张晓燕[3]（2010）研究得出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增加量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张清[4]（2010）研究发现中欧贸易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居主导地位；张娜[5]（2012）分析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得出影响我国农产品产业贸易的影响因子；吴学君[6]（2012）分析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水平，得出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中产业间贸易贡献较大；赵晶[7]（2012）研究得出，我国蔬菜产业内贸易水平低，而且主要以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为主；周志鹏[8]（2013）研究发现我国茶产品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但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分析中国与巴基斯坦农产品贸易增长的相关文献很少。

两国之间贸易的不断加强，必然会影响到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分析贸易增长成因中，较为常用的是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就是站在产业贸易角度来分析贸易增长问题。一般有动态和静态的分析方法，但是较为常用的是动态指数（Brulhart指数或者Thom&McDowell指数）。

（一）Bruelhart指数（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下面将以中国进出口数据来进行计算，来看产业内贸易增长情况。如表3和图表4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引起中国出口巴基斯坦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主要贸易类型是产业间贸易。其中大宗农产品增量在2003年到2007年由产业间贸易做出的贡献逐渐减少，之后又增加；2010年以后，初级加工品增量由产业间所引起的趋势越来越大；加工产品和园艺产品增量逐渐变成由产业内贸易引起，其中2010年以后，加工产品增量以很快的速度变成由产业内贸易引起；水产品的增量没有大的波动，主要依旧是产业间贸易。2006-2007年间大宗农产品、2008-2010年间初级加工品和2011-2014年间加工产品贸易增量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的，其他年份的农产品贸易增量都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大宗产品、初级加工品、园艺产品和水产品贸易增量主要还是产业间贸易引起的。加工产品2003-2011年间贸易增量一直都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只有在2011-2014年间贸易增量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的，2014年产业内指数已经达到0.996，快接近于1状态。从表4可发现2003-2005年间、2007-2011年间和2012-2014年间贸易增量主要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说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逐渐增强，两国的产品能互相的交换，贸易摩擦不再那么尖锐。总体上看，我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增量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

四、结语

不管在什么时候，农产品都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农产品是否能够满足本国国民的需要，一方面取决于本国的农产品的产量情况，另一方面取决于从国外进口的数量。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必然导致我国是农产品消费大国。我国每年都会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农产品来满足国民的需求。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在2015年8月，中巴第二阶段自贸协定谈判中，巴基斯坦提出部分修改自贸协定，但是针对农产品这一块并没提出异议，而是希望更进一步的推进两国农产品贸易。可以看出，目前中巴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比较顺利。但是针对中巴两国农产品贸易呈现产业间贸易的情况，即在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致的情况下，两国应该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同时，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能减少双边贸易摩擦，从而促进贸易长期发展。中巴两国需要提高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强化同一产品的互补性，这将有利于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农产品的界定参照Regmi（雷格米，2005）的标准，就是把农产品贸易资源禀赋特征分为五大类。第一大类是大宗农产品：如谷物、棉花和花生等，这些农产品都是没有包装过、生产需要大量的土地和运输成本。第二大类是初级加工品：如活动物、不加糖的可可粉、精油等，这些农产品是用大宗产品进行初步加工而得到的。第三大类是园艺产品：如新鲜水果、新鲜蔬菜、植物等，可以直接使用的新鲜农产品。第四大类是加工品：肉馅、天然奶制品、辣椒粉等，经过加工的农产品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第五大类是水产品：如活鱼、龙虾、螃蟹等，主要是在水里生活的生物。为了更好的比较中巴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差异，将五大农产品又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程国强，1998）。其中将大宗农产品和初级加工品归类到土地密集型产品，园艺产品、加工品和水产品归类到资本密集型产品。

②包括HS税号：0201-0208，0210。包括HS税号：0401-0410，0710-0712，0811-0812，0814，09012，09014，1104-1107，1212，1504，1517，1601-1603，1701-1704，1806，1901-1905，2001-2009，2101-2106，2201-2209，2402-2403，3502。

③包括HS税号：09011，0902-0903，1001-1008，1201-1202，1204-1207，14042，1801，24011-24013，5201-5203，5302。

④包括HS税号：0101-0106，0209，0501-0511，0713，09019，1101-1103，11081-11082，1109，1203，1208-1209，1211，1213，1214，1301-1302，1401-1404，1501-1503，1505-1506，1507-1516，1518，1520-1522，17011，1802-1806，2301-2306，2308-2309，2905，33011-33013，33019，3501-3505，5101-5103，530。

⑤包括HS税号：0601-0604，0701-0709，0714，08011-08013，8021-08025，08029，0803-0810，08119，08131-08135，09041-09042，09041-09042，0905，09061-09062，0907，09081-09083，09091-09095，09101-09105，091091，091099，12101-12102，12123，121291-121292。

⑥Regmi等（2005）文章未包括水产品，现将其加入，指HS税号0301-0307和1604-1605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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