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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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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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数学，其文化应该怎么理解？简单地说，我们认为一切与数学相关的文化都可以看做是数学的文化。数学的理论可以教育人，数学的思想、精神等当然也可以体现数学的教育价值。因此，将数学文化引入高等数学的课题是有必要的。下面主要从士官类院校引入数学文化的原因与教学实践的探索过程两方面来讨论。

一、士官类院校引入数学文化的原因

1.由士官学校的自身因素决定

随着学校的转型，学校培养学员的目的已经改变，由学历教育重知识的积累转到了高职教育重知识的应用。“必须、够用”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士官学校的学员，在课内和课外急需获取的，不单单是基础知识，更高的层次是培养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和良好的品质。数学的思想、精神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是士官院校达到培养目标的一个有效途径。

2.由学员的自身特点决定

与学历教育相比，目前士官学校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生源不同。学员普遍的特点是：自律性差，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文化课很差，内心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心态浮躁。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思想活跃，动手能力强。在面对这样的学生时，如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呢？从课堂的实践来看，引入数学文化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想法。

3.由高等数学的学科特点决定

高等数学是士官学校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是后续课程的支撑。但是，数学抽象的特点为教学设置了重重困难。其实，数学与天文学、物理学、哲学等学科是相辅相成的。适当地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可以激发学员学习的热情和探索自然的欲望，使学员能随心所欲地学习。

二、教学实践的探索

1.高等数学的整体性把握

参考数学的发展历史，数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需要，社会发展与进步贯穿于高等数学发展的始终。我们抓住了社会发展与进步这一中心线，就相当于抓住了高等数学的本质与精髓。高等数学的各知识点围绕着“社会发展与进步”这颗大树生根发芽，不断体现出人类的智慧。

学习高等数学，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搞清楚高等数学各个知识点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是什么，其产生的背景与具体原因如何？这些就是教员应该做的事情。学员对数学的理解不能停留在逻辑符号上，而是要看清楚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实例。我们以微积分的产生为例，思考高等数学应该到底怎么学。17世纪上半叶到世纪末，在自然科学、天文学和力学领域出现了很多用当时的知识无法解释的疑问。伴随着天文学对行星观察的兴起，望远镜的设计尤为重要。实际中，望远镜的光程设计需要确定透镜曲面曲线的切线，求行星轨道的近日点、远日点等涉及求最大值、最小值，军事上对炮弹的最大射程的分析等问题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对于上述问题，只用先前静态的初等数学是无法求解的。为了回答这些疑问，一门全新的学科――微积分学应运而生。

2.强调高等数学实际应用的思想

高等数学是实际应用的产物，在教学中，我们要把握好这一点，让学员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实际应用的思想给学员的学习和教员的教学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如定积分的微元法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其实质是对定积分概念的简化。选择什么样的实例，是对教员备课的一种挑战。教学中，微元法主要介绍了两方面的应用：几何上求面积和物理上求压力。对应的实例选择的是：丈量土地的面积和计算水下船舷受到的压力。

（1）丈量土地的面积

丈量土地面积在生活中非常常见，依据初等数学的知识，规则图形（矩形、三角形等）的面积很容易求出。而土地的形状不规则者居多，先前的方法已不适用。结合微元法的思想，把不规则形状的土地抽象成二维图形，其面积的计算就迎刃而解了。

（2）水下船舷受到的压力

建造船只的过程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计算船舷在水中受到的压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实情况下，船舷在水中都有一定的倾斜度，我们先简化这个模型，认为船舷是垂直于水面的，此时简化后的模型与物理上使用微元法计算液体的静压力就对应起来，问题得以解决。

3.激发学员的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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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人合一以道驭术经世致用止于至善

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著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

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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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存在，为地球带来了光和热，为地球上各种生命的孕育和演化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人类使用的大部分能源都来自太阳。人类自诞生伊始，就充满了对太阳的敬畏。从古希腊神话到古玛雅守护神，都少不了太阳神的踪迹；而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等等也与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太阳，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确实是一个必不可少、赖以生存，同时又美丽而神秘的天体。然而在茫茫宇宙中，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平庸无奇、微不足道的小家伙，仅仅是宇宙中多得数不胜数的恒星中的普通一员，它大约50亿岁，是一颗“人到中年”的恒星。

由于它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与我们的生活关系又是这样密切，所以人类对于太阳的观察和探索在很早就开始了。在我国，最晚从汉代起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在成功自制了望远镜后，也将它对准了太阳，观察了太阳黑子。随着天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这颗给予我们光和热的天体，期望能更多地认识和了解它。

恒星太阳

恒星太阳是一个在自身引力作用下收缩、聚合在一起的炽热气体球，距今大约已有50亿年的历史。主要由约90%的氢和约10%的氦组成，碳、氮、氧等元素仅占0.1%左右。由于有着极高的温度，太阳上的气体都被高度地离子化了。有了离子就会存在电荷，电荷运动就会产生磁场，而磁场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电荷，从而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太阳磁场。这些带电粒子在太阳内部的磁场中沸腾、翻滚，并随着太阳的对流运动来到太阳表面，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最终喷薄而出，形成各种美丽壮观而又会对周围空间产生重大影响的太阳活动现象。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观测手段的不断提高，人们首先逐渐明晰了太阳的结构。如果有一个带电粒子产生于太阳的最内部，而要运动到太阳的最外部，那么它可要经历重重考验了。首先它必须克服太阳内部的强大引力，冲出日核，然后在太阳的中间层摸爬滚打，到达对流层，在这里几经沉浮后，来到光球层，在让我们目睹了它的身姿后，再次娇羞地隐匿到色球层，最终身不由己地随着开放的磁场进入日冕及以外部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它可以先享受从日核内部到色球底部的不断“凉快”的过程，然而进入色球后，它就必须再次忍受高温了，而且越向外运动到接近日冕层，温度就越高，这也是真正的“烈火焚身”了。

异彩纷呈的太阳活动

由于有着复杂的内部过程，太阳上呈现出多彩多样的活动现象。

《汉书·五行志》中说道，“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便是古人对太阳黑子的描述。黑子是太阳光球表面（即我们平时肉眼可见的太阳表面）上最容易辨认的现象，由于它的温度低于光球表面，所以看上去为黑色的斑点。但事实上，即便是黑子，温度也在上千摄氏度。黑子大多成对、成群出现，而太阳活动区中往往存在大的黑子群。故而太阳活动的程度就能以黑子群的数量来体现。近现代的天文学研究发现，太阳黑子呈现出约11年的周期，即从黑子数很少甚至为零发展到黑子数顶峰，然后数量又逐渐减少至可能为零，这一过程大致经历11年左右。现在的天文学家们就是以此来确定太阳活动的周期的。

在每一个太阳活动周里，并不是只会出现黑子和黑子群，耀斑、日珥、日冕物质抛射等现象也是太阳活动大合唱中的一员。

耀斑是太阳表面爆发的剧烈活动之一。它表现为太阳大气局部区域突然短暂增亮的现象，并且常伴有大量带电粒子的喷射以及电磁辐射，按照级别从小到大依次分为A、B、C、M和X级。耀斑的爆发经常还伴随有日冕物质抛射，这表现为短时间内由太阳日冕快速地向外抛射出大量等离子体物质，这些等离子体中携带有大量的带电粒子，若传播到地球附近，则会对地球周围的空间环境乃至人类的活动产生一定影响。与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有关的另外一种太阳活动现象称为日珥，这是突出在日面边缘外的太阳物质，在日面上，它由于吸收了光球的辐射而表现为暗条。日珥也会爆发，届时，一部分物质会被抛射出去，而其余的物质则会落回到色球表面。除了这些太阳活动，太阳表面上还存在着光斑、谱斑以及各种大、小尺度的太阳活动现象，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太阳活动周内丰富多彩的活动现象。

新的太阳峰年要来了吗

太阳活动有约11年的周期，目前，有科学记载以来的第23太阳活动周已于2009年成为历史，而第24活动周已经悄然向我们走来。回顾2009年以来的太阳活动，在经历了两个周期之间的平静后，这颗炽热的气体球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在2009年全年里，大概只有在100天左右的时间里，太阳表面存在黑子。而且在这一年里，太阳表面的耀斑也主要以B级为主，较低的A级和较高的C级都很少，而更高的M级和X级耀斑则一个都没有。而到了2010年，太阳表面上出现黑子的天数比2009年翻了一番，达到了200天左右。太阳上的耀斑仍是以B级为主，但A级耀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C级耀斑数目的增加。此外，这一年出现了23个M级耀斑，最大的为2月12日的M8.3级耀斑。2010年太阳活动水平整体开始升高，但仍未出现X级耀斑。

随着时间的推移，2011年的太阳更加活跃起来，全年只有2天没有黑子出现。M级耀斑增加到了111个，并且于2月15日出现了第24太阳活动周的第一个X级耀斑，为X2.2级。此后的时间里，太阳上又爆发了8次X级耀斑，最大的达到了X6.9级，这已经是相当强的太阳爆发活动了。

进入坊问传言的世界末日年2012年，太阳似乎朝着更活跃的活动发展方向狂飙不止。在北京时间2012年1月23日11时59分，太阳表面活动区NOAA11402中爆发了一次M8.9级耀斑，这是2012年以来发生的最大耀斑，该耀斑随后引起了地球附近质子流量明显增强，达到了发生质子事件的标准。此外，该活动区和活动区NOAA 11401里共爆发了多次M级耀斑和1个X级耀斑，其中一个与耀斑有关系的日冕物质抛射还到达了地球，引起了地球磁场的扰动。在较低纬度的地区甚至都可以看到平常只有极区才可见到的极光。由于担心地球磁场的扰动可能会影响到卫星通讯，有的航空公司还选择更改了部分航班的航道。截至作者撰稿时，短短的四个月里，太阳上已爆发了24个M级耀斑和4个X级耀斑，最大级别为X5，4级，与2011年同期相比，算是“超额”完成了爆发“任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太阳应该会毫无疑问地朝着更活跃的阶段迈进，而我们所处的2012年究竟会不会是太阳活动的峰年呢？或者像有的学者认为的，2013年或者2014年才是真正的太阳活动峰年？科学界目前仍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另一方面，虽然太阳活动极大年会给人类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决不会是传言中的世界末日，大家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人类历史上由于太阳活动造成的巨大损失，也不过如1989年的太阳“风暴”事件，但它也只是造成了北美局域停电，有一些卫星失控等后果，对人类的基本生存并未造成任何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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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分形理论是现代重要的非线性科学理论之一，其主要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存在的非规则而具有自相似特性的几何形态。本文对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分形理论与有效市场理论的区别做了简单介绍，对分形理论的研究现状做了系统归纳，并对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做了展望。

关键词：分形理论 线性科学 非线性科学 资本市场

引言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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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发展几千年的中医学，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历代留下的诸多医学典籍，更是先民、医者们的伟大智慧结晶。其中以下几本著作，对后世影响极为重大深远，是中医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

《黄帝内经》

据考证，《黄帝内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不是一人所作，而是集合了多人的力量，花费几十年时间才完成的经典。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是上古乃至太古时代民族智慧在医学和养生学方面的总结和体现，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集医理、医论、医方于一体，以黄帝和上古著名医学先知歧伯等人相互问答医学知识的形式，阐述了重要的医学理论。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各九卷，每卷九篇，共162篇，从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腧穴、诊法、治则等方面对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全面论述，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整体理论建立于“阴阳五行”和“整体观念”两大基本内容上。注重整体观念，言明自然界本身存在各种阴阳转化的关系、生克制化的关系，自然界就是一个整体；人身各部分与自然界紧密相关，人与自然同样也是一个整体；而人体自身各脏腑气血相互关联，牵一发而动全局，也是一个整体。而自然界和人体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归到阴阳合五行的体系当中，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阴阳平衡的人体就处在健康情况，一旦失去平衡，就会受到疾病的侵袭，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了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与治疗，尤其强调了精神与社会因素对人体及疾病的影响及疾病的预防。其后几千年来，后人显著的临床疗效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黄帝内经》的思维方式、哲学观进行了无数次验证，充分证实了其理论体系的高度和实用价值。

纵观全书，《黄帝内经》涉及地理、养生学、哲学、天文学、心理学、季候学、风水、历法、阴阳五行等各个门类，不但清晰描述了人体的解剖结构及全身经络的运行情况，而且对人体生理、医学病理、医学地理、医学物候等内容的论述，比西方近现代才兴起的学科更为精深全面，实在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奇书。更神奇的是，据考证，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气氛活跃，很多有所见解的人都纷纷著书立说。在医学界，医理精深的医学家们共同著成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七篇著作，构建了完善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历史的遗失，使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有《黄帝内经》，很难想象，如此煌煌巨著只是当时同等水平的医学理论著作七分之一，中医学的博大精深，令人追思浩叹。

《神农本草经》

和《黄帝内经》一样，《神农本草经》也非一人一时之作，是战国及秦汉医药学家对药学资料不断搜集整理，在东汉时候集结而成的典籍。

《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典籍，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材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涉及病证近两百种，包括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它根据功用毒性的不同，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者，无毒，滋补营养，既能祛病，又可久服以强身延年；中品者，无毒或有小毒，多数也是具补养和祛病双重功效，但不需久服；下品者，有毒或药性猛烈，主要用来祛除病邪，不利人体正气，使用时一般中病即止，不应过量使用，此是中国药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法。

《神农本草经》还依据君臣佐方原则来表明药物的主次关系和配伍法则；同时指出寒、热、温、凉四气，以及酸、苦、甘、辛、咸五味是药物的基本性情，要针对疾病的寒、热、湿、燥不同性质来选择用药；另外，提出“七情和合”原则来阐明药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伤寒杂病论》

《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而汉末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和流传，则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把《黄帝内经》的理论与临床结合起来，开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先河。

中医学之所以形成现有的理论体系和疾病诊疗程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伤寒杂病论》所奠定的辩证论治基础。“辩证论治”是《伤寒杂病论》的精髓：它主张根据病变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标本等不同病机、病情、病势，决定治疗原则。书中概括了中医的四诊、八纲、八法，理法与方药齐备。所载疾病包括内科、妇科、外科等四十多种，详细准确地论述了其病因、病机、诊断、治疗；所载药方共有269首，大体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千金方》

《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时孙思邈所著。其中《千金要方》作于孙思邈70岁高龄之

时，而为补充《千金要方》而编集的《千金翼方》则成书于30年之后，即孙思邈百岁之时！成书后的第二年，孙思邈便与世长辞了。两书乃是“药王”毕生心血的印证。

《千金要方》共30卷，主要对临床各科的诊治、食疗、预防、卫生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千金翼方》同样也是30卷，对内、外各科病症的诊治在《千金要方》的基础上进行增补，详细论述了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疮痈等内容。

孙思邈尤为重视妇女、儿童的疾病，是最早提出将妇科独列一科的医家，在书中也将“妇人方”一卷置于篇首，以示重视；对儿童的疾病诊治和哺养之道也进行了详尽论述，是唐代对儿科贡献最为突出的医家。

在方剂学方面，《千金方》首创了复方，也就是将《伤寒杂病论》中的经方两种有机组合在一起使用；在内科病方面，《千金方》也有很多创新；在外科方面，首创的葱管导尿术和灸法治痈疽等疗法被后人大量采用；在针灸方面，《千金方》独创了“阿是穴”疗法，即找到病人感觉最痛苦的部位施针，这种富有疗效的方法沿用至今；在药物学方面，《千金方》创立了根据药物的治疗功效对药物进行分类的分类法，至今仍是最常用，也是对临床医生来说，最方便的一种分类法。也因为对药物学的突出贡献，孙思邈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的“药王”。

高寿的孙思邈，对养生尤为重视，也深谱其道，《千金方》中也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对我们今日的日常保健，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草纲目》

篇7

论文摘要：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活跃期，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雏形。它深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其核心;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活跃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诞生了众多学术流派。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正是在这片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孕育发展的。基于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学者们提出了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形成了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纵观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雏形。研究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对我们认识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现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古希腊神话呈现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端倪

古希腊神话折射了当时人们朴实的宇宙观、自然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马克思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古希腊罗马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把对自然征服的渴望寄托于想象。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就是由想象创造出来的征服自然的化身。人们借助神话中神和英雄的力量达到征服自然的愿望。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是征服自然的杰出代表，这些神话故事反映的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征服自然的事迹。

1.赞扬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精神

征服自然造福人类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准则之一。这一准则最初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提坦神普罗密修斯盗取火种送给人类的传说中。普罗密修斯为了帮助人类征服自然，违抗了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给人类，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种。这引起了宙斯的愤怒，于是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和强力神克刺托斯以及暴力神比亚将普罗密修斯钉在高加索山的峭岩上，让鸳鹰每天啄他的肝脏，直到后来被大英雄赫刺克勒斯解救出来，才重获自由。普罗密修斯在明知盗取火种会触犯禁令的情况下，仍不顾个人安危，要为人类送去福社的行为，正是古希腊人对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精神的颂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火”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代表了一种知识技术，学会了使用火，就学会了改造自然的重要技艺。普罗密修斯盗火的行为，正是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最初体现。

2.歌颂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道德品质

古希腊神话中很多故事都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科技道德品质。赫刺克勒斯的传说便是典型代表。赫拉克勒斯在婴儿时代就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当两条毒蛇爬向他母亲阿尔克墨涅时，“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条蛇的脖子，用力一捏，就把它们捏死”。在他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抵制住了“堕落的享受”女神的引诱，接受了“美德”女神的劝诫，“他决定走‘美德’的路，而且不久就有一个使他为善的机会”，只身去喀泰戎山猎杀凶猛的狮子。为了给人类带去幸福，他接受了国王欧律斯透斯的苦差，要完成困难重重的12件大事。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做到了，最终升格为神。赫刺克勒斯在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含义深刻，他的事迹是古希腊人同大自然不懈抗争的一个缩影。他勇敢机智、坚毅不屈，为了人类的幸福，勇于献身。这些勇敢的行为体现了当时古希腊人在改造自然中高尚的科技道德品质。

3.体现出征服自然团结协作的优秀思想

团结协作是科技道德规范之一。这一规范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充分体现。比如伊阿宋为了恢复他的王位继承权，被他的叔叔拍利阿斯要求去取金羊毛。获取金羊毛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伊阿宋在造船手阿耳戈斯的帮助下造了一艘叫做“阿耳戈”的大船，然后邀请了希腊著名的英雄来参加这次盛举。这些英雄们为一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帮助，团结协作，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在美狄亚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金羊毛。又比如，在墨勒阿革洛斯猎取卡吕东大野猪的故事中，他召集了众多的英雄来完成此事。在整个打猎过程中，“有些人布置网罗，有些人放出猎犬，别的人又寻觅野猪的脚迹”。不管是著名英雄，还是普通猎手，人们各有分工、彼此配合，为人类除去了大害。由此看出，古希腊人在同自然斗争中，是十分推崇团结协作精神的，不管你是多么杰出的英雄人物，都要在团结协作的前提下才能退到征服自然的目标。

4.倡导征服自然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也是科技伦理思想的重要准则。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已经朴素地反映了这一科技道德思想。在拍耳修斯的故事中，他奉父命去割下众怪之父福耳库斯的第三个女儿墨杜莎的头。墨杜莎是一个头上盘着许多毒蛇的怪物，谁看见她，就会立刻变成石头。拍耳修斯从赫耳墨斯那里借得了青铜眉碗当他来到墨杜莎熟睡的地方时，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发挥创造精神想到了一条妙计。他背对墨杜莎站着，将青铜盾举起，从发光的盾牌中看见了墨杜莎的形象，于是趁机割下了墨杜莎的头。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能够勇于创新。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技术具有直观性、经验性、猜测性的特点。当时的哲学家探讨有关科技道德的问题，只能出于对自然界直观的、经验的认识，那时的科技伦理思想，更多的是散见于当时哲学家、科学家的各种论述中。

1.数是道德的根源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一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既然数创造出了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万物，因而道德也是由数创造出来的。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关于数的哲学体系中，数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代表万事万物的本质。数被抽象成脱离客观事物并先于客观事物的存在，一切客观和非客观的东西都是由数而生。因此，道德也必然以数为基础，在本质上是数的派生物。正如徐少锦先生所说:“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建立在对数的神秘理解基础之上。他把数与道德联系起来，企图从数学知识中引出道德知识，用数学说明道德。”毕达哥拉斯把道德归属于数，蕴含着以数为代表的科学知识派生出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

2.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比毕达哥拉斯前进了一步，提出“美德即知识”。他说:“我们不是说美德是一种善吗……但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他认为美德和知识是一致的。他说:“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有具有知识，才具有道德，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是以是否有知识作为依据的。他所指的知识既包括道德知识，又包括自然知识。罗国杰先生认为:“他把科学的真知和道德的真知看作一回事—都是知识”。苏格拉底所指的正义和道德行为的内涵，已经由对人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要求扩展到了泛指一切事物美好的本性。正义的事和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善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美好，选择去做它，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些知识，就不能去做正义的和道德的事。一切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技术、经验都可以称为技术知识。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不会认识到善，更不会用善的知识去为人类造福。因而知识是与善联系起来的。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提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他肯定了知识的道德功能，认为愚昧的人没有道德，只有具有知识的人才有道德，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美德从知识中来，知识与美德具有同一性。苏格拉底看到了知识对道德的作用，但也片面地夸大了这种作用，这是不足取的。

3.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与发展。柏拉图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善的理念是一切的基础。他说:“这个给予认识的对象以真理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是好东西，但它却是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科学是对真理的理性认识，也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科学和真理是从属于善的理念的，善的理念比科学和真理更有价值。他强调:“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多次，说善的范型是最高的知识，所有别的东西，唯有利用善的范型，才能变为有用和有益的……没有善的范型，则其他任何的知识或财产，都于我们毫无益处……如果我们没有美和善的知识，一切其他事物的知识有任何的价值吗?一定没有。”从柏拉图关于科学、真理和善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没有善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没有任何价值。

4.自然是决定人快乐和幸福的根源

德漠克利特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德漠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认为灵魂和精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他从唯物主义的路线出发，解释自然规律与人生伦理的统一。他认为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他说:“太阳和月亮是由同样的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是光滑的和圆的，灵魂也是由这种原子构成……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德漠克利特从原子论出发为自然观和伦理观找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他认为宇宙是和谐的，是因为构成宇宙的原子分布是平衡的。伊壁鸿鲁继承了德漠克利特的思想。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性质，而是生活在对那些关于宇宙的寓言所说的事的恐惧之中，对于这个人来说，排除对所谓最主要的事物的畏惧，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没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就不能享受无疵的快乐。”他明确指明了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就认识不到宇宙的性质，认识不到自然规律，因而无法从宇宙的变化规律中体会到人生的快乐。这就是说人应该去积极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规律，获取人生的快乐。

卢克莱修进一步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说:“是一个希腊人(指伊壁鸡鲁)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他认为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他在《物性论》里论述了物的存在本性与道德的关系，认为物质是永恒变化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说:“竟然看不见自然为她自己并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离开肉体，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觉，无忧无虑。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有形的生命所需要的东西根本很少，只是那些能把痛苦去掉，又能撒下一些欢乐的东西。”这就是说自然只是为了人们精神愉悦，而并不要求别的东西，如果人们追随自然的本性，就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财富。人们之所以出现道德缺失行为，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没有从构成万事万物的原子运动中理解幸福的含义，自然规律与人的道德相互联系，人们只有理解自然万物的运动规律，才可能实现精神的愉快，获取人生幸福。

5.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不同意柏拉图把善当作是科学技术的来源的观点，而认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他说:“每种技艺，每种学科，以及每种经过考虑的行为或志趣，都是以某种善为其目的。”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的行为的目的来阐述他的这一观点的。他说:“由于行为，技艺、科学的种类繁多，所以它们的目的也种类繁多。”这里，人的行为不仅指一般的人类行为，而且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他认为这些行为产生了种类繁多的技艺、科学，而这些技艺和科学通过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又表现出种类繁多的目的。技艺、科学的目的与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追求善的。这就是说这些种类繁多的技艺、利学的目的也是直求善的。

6.重视科技道德修养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技道德修养。德漠克利特提倡勤奋好学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大部分天性不能干的人，由于练习而变成能干”。他认为要敢于说真话，提倡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而且这对他们也是更有利的”。他甚至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刻苦钻研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一个坦诚的人，一个爱真理的人，他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是真实的，而在差距悬殊的事情中就更为真实了;他唾弃虚假，不但因为它是可耻的，并且因为它本身。”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爱真理”、“真实”、“唾弃虚假”，即是说人应该热爱真理，应该求真务实，不应该弄虚作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面对攻进城里的罗马士兵利剑仍然进行数学研究，将生死置之度外毫无惧色，不幸被杀害，体现了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崇高品德。这种献身科学的科技道德精神，是他良好的科技道德修养的表现。卢克莱修也强调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还必须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和面貌。”这里说的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指的是科学家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要有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

三、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是依据当时的生产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质朴认识，围绕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展开论述的。每一个流派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都有自己的见解，无论是从探究科学技术与道德的根源上，还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上，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1.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贯穿这一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始终

纵观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探讨贯穿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最早认识到科学技术与道德有联系的是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他看到了科学技术中蕴含的善的意义。在泰勒斯的雕像上刻有这样的铭文:“去寻求一种唯一的智慧。去选择一种唯一的善”。这里“寻求智慧”与“选择善”是统一的，“寻求智慧”也就是寻求知识，包括寻求科学技术知识。这即是说寻求科学技术知识与选择善是一致的。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德漠克利特的“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伊壁鸿鲁的“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和卢克莱修的“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等观点，说明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至始至终都在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2.从不同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都以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1)从根源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从数是道德的根源上说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该学派认为宇宙万物由数构成，由此推论道德也是从数中产生的。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数”是潜在的科学技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和谐的数目，数目本身就包括了各种各样和谐的特性，它派生了道德。柏拉图是从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上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善的理念是超脱一切客观现实和主观意识之外的世界的本原，是知识和真理产生的原因。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派生出科学技术知识。他说:“科学和真理可以认为像善，但还不就是善;善比科学和真理有一个更高尚更荣誉的地位……善必定是不可思议的美，它是科学和真理的作者”。柏拉图将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都归结为一个虚幻的善的理念，这是错误的。

德漠克利特是从原子的运动变化是道德的来源上解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灵魂、精神、意识和道德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伊壁鸿鲁是从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上阐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没有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享受无暇的快乐。

卢克莱修继承和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是从自然运动规律的角度出发阐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探讨了自然的本性与道德的关系，从自然运动变化的科学规律中看到了道德的意义。

(2)从目的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从思考科学技术追求的目的出发，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观点，第一次将科学技术和善的关系问题从目的论的角度上明确提出来，这是认识上的飞跃。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的角度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前进了一步。以往人们即使提出二者具有某种联系，但论述得较为粗浅。“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就较“数是道德的根源”以及“美德即知识”更加明确，更加理论化。因为不管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还是苏格拉底的“知识”的论述，都是潜在地指科学技术，但还不明确，不具有确定性。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使这一理论规范化、系统化了。

亚里士多德还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有一个超脱一切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善，它派生一切。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善，这个善是客观的，并非抽象的。他说:“善对于每一种事业或每一种技术看来都是不同的。战术的善不同于医术的善，其他各种技术也莫不如此。”他提到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合理性。他还将善和幸福联系起来，认为“行为善的顶点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他将幸福作为“行为善”的归宿，即在改造自然的科技实践中去追求善，才能达到幸福。这就抛弃了过去那种形而上地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四、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和作用

从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开始，后经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再到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多后世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雏形。

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认为，智慧能使人脱离愚昧无知，能使人行善避恶，知识和道德是统一的。他说:“道德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目的，是一切科学之王，因为只有它教导精神善良。”他明确提出道德是一切科学的目的，即是说科学技术是追求善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思想。他进一步指出:“理性是正确意志的指南，并使意志得救。为了行善，要了解它;为了避免作恶，要识别它……没有比研究智慧更值得的了，因为智慧能驱除愚昧无知。”由此看出，他强调理性的重要。愚昧无知的人没有理性，认识不到善，因而无法做善的事情，理性的人才有智慧，才能做善的事情。罗吉尔·培根将知识与行善作恶联系起来，探讨了善与知识的关系，也可说是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观点的传承。

波兰科学家哥白尼自幼攻读古希腊经典著作，深受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他认为:“虽然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都是诱导人们的心灵戒除邪恶，并把它引向更美好的事物，天文学能够更充分地完成这一使命。这门学科还能提供非凡的心灵欢乐。”哥白尼强调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心灵摆脱邪恶并且趋向善良，肯定了一切高尚学术的道德作用。他认为天文学是最有道德价值的，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是善的。天文学能提供非凡的心灵快乐，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是追求善的。哥白尼的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深受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他阅读了许多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莱修等人的哲学著作。他说:“在我每天晚上向我妹妹念的读物里面，有些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卢克莱修这本书对于每个还没有被我们时代的精神所完全征服的人，对于每个能够从旁观的角度去观察当代和评价当代人的精神成就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迷人的作用。”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技术应该造福于人类，不能为人类带来灾祸。他强调:“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认为，只懂得科学技术的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将为人类带来福社这一伦理原则融人到科学技术的应用中，科学技术应当将有益于人类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关心人本身、为人类造福，这是善的行为，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应该追求善的目的。他指出:“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用它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危害，晚年积极奔走，为不滥用科学技术大声呼喊。如在对待原子弹问题上，他发表了著名的呼吁制止核战争、谋求世界和平的《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这些观点和事例反映出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科技伦理思想具有一致性，都认为科学技术应该以善为目的。

篇8

关键词： 科学哲学 西方城市规划 思想演变

Abstract: Urban planning is a sophisticated and comprehensive social and technical process. As one of the domin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science philosoph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philosophy，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urban planning ideology at the embryonic stage of the urban planning as a subject in ancient Greece and the modern time.

Key words: ideology of science philosophy; Western urban planning; evolution of ideology

一、 引言

科学与哲学，远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科学哲学创立于20世纪初，它的两端连接着科学和哲学，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领域。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相类似的，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末工业革命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才兴起的。而城市规划活动及其理论思想，则是伴随着城市的形成、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本身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社会与技术过程，主导其思想演变的除却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外，作为哲学一个影响深远的分支，科学哲学也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

如前所述，科学哲学萌芽于古希腊时期，真正创立于20世纪初，这两个时期也是城市规划思想起源和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相比，古罗马的哲学和社会思想总体上处于一种全面的庸俗化状态，虽然在技术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是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取得的建树很少，其城市规划思想主要也是为实用主义和歌颂皇权、炫耀财富、表彰功绩服务的。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世俗和精神世界全面占领，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学术自由，经院哲学方法上的基本取向是反经验的，科学没有存在的基础，也没有生存的理由和空间，科学方法论的讨论基本上被忽视了。中世纪时期的思想基本上对哲学与科学贡献并不多，其城市规划思想以体现宗教图景和自然秩序为主。因此，本文试图从科学哲学这一视角，着重分析从古希腊时期和近代在学科的萌芽和起源时期，科学哲学的发展对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影响。

二、 古希腊时期哲学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启发

古希腊是科学思想的摇篮，近代科学的各个学科，几乎都能在古希腊的科学里找到其思想源头。科学史上的古希腊，不仅指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而是包括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世纪，跨越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马其顿帝国、古罗马的近8个世纪的时间［1］。

古希腊人对宇宙万物充满着好奇，其思考的对象已触及世界的起源、理性的作用、方法论等方面。古希腊哲学一方面是一种以理性为取向的自然哲学，承认世界运动是有规律的，整个宇宙万物之间是和谐有序的。其中代表的思想有以泰勒士（Thales）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和以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柏拉图（Plato）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所谓实体主义是相对于形式主义而言的，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追问事物的本性。实体主义者把本性问题转换成事物的实体构成问题，形式主义者则把问题转换成事物的构成形式问题。而另一方面，怀疑论者们又认识到知识和理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提倡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这种种的哲学思考和探索，都对古希腊的城市规划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

（一）《理想国》与泰勒斯和德谟克利特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自然哲学

泰勒斯首先认识到宇宙的和谐性。他提出“万物源于水”的命题，认为宇宙万物起源于水，又复归于水，因此世界是统一的。［2］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则提出原子和虚空的概念，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自身也会发生变化的水、土、气、火等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是自身不变的物质元素，即原子。原子是最小的、不可见的、不能再分的物质微粒，而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由于原子的大小、形态、次序、位置不同，原子彼此的碰撞结合成世界万物。［3］

尽管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描述不同，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意识到，在多变的经验感觉之下，大自然其实是有着不变的性质和规律的。这种思想被广泛接受，并被运用于对社会事务的有序安排中。他们认为，在家庭、团队、政府、社会等不同层面上，不同的构成单元有不同的角色和位置，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但同时又相互依赖和协助，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统一、有序的图景。这些理念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思想基础。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著名代表作，书中以对话的形式，叙述了柏拉图对于政治制度和理想城市形态等问题的探索和设想。柏拉图强调这个“理想国（城市）”是用绝对的理性和强制的秩序建立起来的，首先，应该通过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类来重整城市秩序；其次，城市居民应分为各个阶层，即哲学家、武士、工匠、农民和奴隶。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完整性和均衡性只存在于整体之中，为了城邦应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4］这种思想对于古希腊后期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希波丹姆斯模式”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自然哲学

形式主义者力求找到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因而更加发展了抽象思维，强调了概念的重要性。毕达哥拉斯最先提出了数的形式主义，认为“数为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现。”其后，以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为首的爱利亚学派从逻辑上论证了不变的概念才是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理念论，把形式主义推向极端，同时也高扬了理性的地位，把自然之秩序、规则高悬于感性具体多变的自然事物之上。“万物皆数”的数理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不但对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被成功应用到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中。

这种哲学思想同样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中得到充分诠释。在建筑学中，不仅可以利用数学原理取得工程成就，而且在建筑形式上追寻数学比例可以求得形式美，以直达世界的本质，感受到和谐的宇宙秩序。古希腊建筑的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大多构成和谐的比例关系，直至今日，比例依然是当今建筑师处理建筑形式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希波战争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古希腊法学家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提出了一种显现强烈人工痕迹的城市规划模式，即“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得秩序和美”。［5］希波丹姆斯模式被大规模应用于希波战争后城市的建设以及古罗马大量的营寨城中。

（三）雅典卫城与普罗泰哥拉为代表的怀疑论学派

在庞大的古希腊哲学体系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毕达哥拉斯等学者在哲学方向上坚持理性主义，注重客观性，认同认识论上的可知论，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同时，有一批学者从批判的角度，坚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致力于寻找理论中的不足和不完备性，寻求理论自身的有效适用边界，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大力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6］这些学者被称之为“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的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提出了其学派最基本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万物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衡量者……在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之间恰好存在着重大差别。那些事物是什么，对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来说是不同的。” 普罗泰哥拉相信民主体制和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效用和价值的感受和标准，统一标准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7］

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古希腊诸多的城市和建筑群，都突出反映了注重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协调的思想，不追求平面视图上的平整对称，而是顺应和利用各种复杂地形以构成活泼多变的城市和建筑景观。雅典卫城就是其中的典范代表。“雅典卫城的建筑群布局以自由的、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为原则，既照顾到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又照顾到人置身其中时的动态视觉美，堪称为西方古典建筑群体组合的最高艺术典范。”［8］

三、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一）近代主要自然科学与哲学发展回顾

17~19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制度瓦解和灭亡的时期，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是西欧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起源于法国的理性与科学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精神。启蒙运动使人们相信人类凭借理性能够完善地认识整个世界。近代的自然科学家们相信，确定的知识必须是精确的、经过数学分析的，事物可以通过精确量化来达到确定性的目的。而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分析几何、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莱布尼兹（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的微积分等新数学手段的发明，也为研究复杂现象提供了精确的手段。

与此同时，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偏重于逻辑理性推演的唯理性主义成为推动近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有力武器。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只要为人类知识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即绝对正确的、不容怀疑的第一原理），然后按照演绎逻辑的规则，就可以推导出一切人类知识。这种认识论后人称之为基础论。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还强调，认知事物的基本方法是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解为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当地、圆满地解决的程度为止，然后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9］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牛顿力学的机械论自然观，其机械运动观念在几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对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性的主体思想和信仰，不断鼓舞、推动着人们对自然的无穷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18、19世纪不仅开启了一个科学方法的新时代，也使之成为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

在近代一系列的科技革命中，一场生物学的革命极大地动摇了之前人们对人与世界的认识，这就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有关进化论的思想，它指出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整个生物进化链条中的一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传统宇宙观，沉重地打击了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自我陶醉观念，使人们对世界、对人与人的制度的本质等进行了重新思考，人们开始不再把社会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10］

（二）科学哲学影响下的近代主要城市规划思想简述

上述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广泛而深远，包括催生了城市规划学科的诞生。

在17世纪西方建筑、园林和城市的建设中，强调唯理秩序的古典主义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此时的古典主义是唯理主义的直接产物。“它要求在社会生活和一切文化艺术的式样中建立起高贵的体裁和统一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不依赖于感性经验的，是理性的、绝对的、唯一的、超时空的，这种文化为较严格地创造自然或人工环境提供了依据。”［11］在唯理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西方古典主义园林呈现出一个个完整而有序的景观。而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随即从中提取了规整、平直的道路系统和圆形交叉点的美学潜力，并迅速将之运用到整个城市空间体系中。这种古典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为其后西方各国的城市建设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更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急剧城市化使城市产生了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生活质量的极度下降使人们深感不安，力图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前述的基础论和唯理性，使人们相信物质世界存在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性，不少怀有社会良知的思想家们开始构思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和城市形态。摩尔（Thomas More）、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而他们所认同的解决问题的基础和根本途径，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主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很不成熟，在当时的小范围社会实践中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其进步性对其后的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思想。

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全面探索，也促使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全面考察。19世纪90年代，霍华德受伦敦政府的委托，对当时英国的城市进行调查，并提出一整套整治方案。于是，霍华德对各种社会问题如土地所有制、税收、城市贫困、城市膨胀、生活环境恶化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只要牢牢掌握了简单的事实，社会的剧烈变革就会迅速开始。他倡导一种全面社会改革的思想，对城市的性质定位、社会构成、空间形态、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进行了全面的探索。［12］霍华德的规划思想，充分体现了19世纪末人们对于人与世界之间关系认知的改变，把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综合考虑，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取向，设想了一种先驱性的模式，将物质规划与社会规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霍华德也被誉为近代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两位大师之一。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另一位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大师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规划思想，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烙印更加明显。盖迪斯强调城市规划不仅要注重研究物质环境，更要重视研究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他提出“城市学”的概念，指出“城市改造者必须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复杂统一体，其中的各种行动和思想都是有机联系的”。除了强调城市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盖迪斯还提出了区域协同的综合观，首创了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同时，他还极度重视人文要素与地域要素在城市规划中的基础作用，他的思想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13］盖迪斯对城市问题的认识，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更飞跃了一个层次，不但为近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近代各类城市规划思想活跃，与霍华德、盖迪斯等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一些深受唯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他们基于近现代技术提出了各种被后人称之为“机械理性城市思想”的城市规划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塔（Autoro Soriay Mata）的带形城市模式和戈涅（(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市模式。这些城市规划思想，深受笛卡尔由分解到综合的机械论思想影响，强调功能分区和城市空间分布的秩序，对此后的《雅典》的城市功能分区思想奠定了基础。

四、 结语

科学哲学的萌芽、起源和演变，都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密切相关。同样，西方城市规划

思想的诞生、发展和创新，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科学条件以及哲学基础，每一种思想都有其独特鲜明的智慧特征。本文把这两门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并结合同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强化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研究，拓展其思想空间作一些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林成滔. 科学简史 ［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31

［2］［3］［9］威廉·塞西尔·丹皮尔. 科学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8，57-62，202-206

［4］柏拉图. 理想国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2-81

［5］［8］［10］［11］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13，12，84，68

篇9

[关键词]史学概论 逻辑体系 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 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从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指定参考书的“史学概论”，计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学概论》作者陈光前所预见的那样：“十亿人口的大国，才出版两三种史学概论教材，很难适应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应当多有几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开放。在科学的春天里，史学概论这一品类的鲜花，一定会争相开放。”从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历史眼光看，应该承认，这10年是史学概论繁荣的10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一大亮点。经过研究，我们将11种史学概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依次概括为综合模式、理论与方法模式、认识论模式、史学理论模式和史学学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说略去），并由此建立一个学术坐标予以比较。应该看到，11本史学概论著作出自众人之手，由于史家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职业习惯和教学研究体会，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历程，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史学概论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学术风格，各有各的逻辑体系。还要看到，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研究，不仅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时髦话题，而且也是史学概论学术史上的永恒话题。立足于当下，必须借鉴和反思历史经验。因此，比较他们在史学概论建构中逻辑体系的差异，既有利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起步阶段的时代特点、时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学总结处于学术繁荣时期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经验，规避其时代性、主体性失误，继续把中国特色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工作推向前进。

一、综合模式

还是在当时，就有学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学概论体系表现出突出的综合模式特征。因此，这里所说的史学概论体系综合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即史学概论=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学家所构建的史学概论体系中，有很多学者立足于教学或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采用了这种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的结构体系，但同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综合模式并不等于说就是一个“拼盘”，因为史学家在构建其结构时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体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这种综合模式来建构其史学概论的著作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应该说，这3本教材，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首批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著作，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简称葛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葛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料和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学史=历史科学概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绪论（修订时增写），总论该书的主旨问题，共7页，占全书（477页）比例为1.47%。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第1章），主要解决什么是历史科学这一问题，共55页，占全书比例为11.53%，主要包括：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辨析，历史科学在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认识经验上的主要特点，历史科学的作用，历史科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

第三，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共217页，占全书比例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史论结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与处理的知识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说明如何搜集和处理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0.48%，主要包括：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简介及其搜集、鉴别、校勘的方法，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学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论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以及欧美史学的发展情况，共11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7%，主要包括：中国史学史概述，欧美史学史概述等。

第六，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第14章，修订时增写），主要介绍国外流行的几种史学方法，共37页，占全书比例为7.76%，主要包括：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历史系统研究法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葛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重温并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强调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即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简称白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白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史学的内部问题（历史观+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史学的外部联系（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史学概论。

第一，叙论（第1章），总论该书涉及到的历史学基本问题及其编写大意，共30页，占全书（426页）比例为7.04%，包括：历史、史料、史学基本概念辨析，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该书的编写大意等。

第二。史学的内部问题（第2章至第6章），主要论述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等属于史学内部结构的问题，共199页，占全书比例为46.71%，主要包括：历史观――史学的灵魂，主要以历史观中的重要问题来贯穿论述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学的基础，回顾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论述中渗透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历史编纂――史学的成果表达，包括：史书的体裁及编和著、史书的体例、历史写作文字方面的问题。

第三，史学的外部联系，即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着重论述了史学与科学、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1.74%。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顾和评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情况和重要问题，共103页，占全书比例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学，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

第五，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第10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指明史学发展方向，共44页，占全书比例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开阔视野，治史修史，不断提高史学水平；强大史学队伍，培养史学人才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白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概述，及对中国史学史脉络的把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关注和研究，应该说起自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现在看来，其初始倡导之功，殊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编著《历史学概论》（简称田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的来说，田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学史+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概论。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第1章），重点论述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共21页，占全书（245页）比例为8.57%，主要包括：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等。

第二，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论述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162页，占全书比例为66.12%，主要包括：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这里分为两个问题：首先是两种历史观，主要论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及史论关系问题、党性与科学性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新阐述经济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的相关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其中在论述阶级分析方法时，特别提到了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辩证地看待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

第三，史学史即历史学的过去与现状（第6章），回顾和评述了中外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共46页，占全书比例为18.78%，主要包括：中国的封建史学，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和史书的体裁问题；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着重介绍了近代中国新史料的发现和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史学成就：现代史学，主要论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历史学的现状和当前的任务，包括西方史学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史学的现状与教训。

第四，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绍历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关知识。共16页，占全书比例为6.53%。主要包括：古文献资料及其相关的知识和史学与考古学（实物史料方面）。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田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阐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及研究方法，强调遵循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重点强调了阶级斗争理论与方法。应该注意的是，田本与前述葛本的逻辑主色调虽同为唯物史观，但重点和导向却是不一样的：白本重史观，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人手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田本重方法，强调运用唯物史观，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综合模式的内在逻辑虽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结构”，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内容及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体的认识差异，在用笔量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因为操作性的问题难免存在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对于这些问题，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学者毫不讳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蒋大椿在《建设历史科学概论的有益探索――评介〈历史科学概论〉和〈史学概论〉》一文中就指出，虽然“从着手建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学科来看，两书（笔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两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解决，其中“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是亟待明确的首要问题，因为“历史科学概论应是一门有自己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专门学问”。又如，1985年，姜义华在《从（史学要论）到〈史学概论〉》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书“最主要的问题看来就在于这几部著作内容稍嫌庞杂。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想集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编纂学、史学史于一身，结果，反而使史学概论自身所要专门考察的问题被排挤或淹没了”。[q除了蒋大椿、姜义华指出的问题外，这种综合模式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还显得不够紧密，尤其是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对于谋求使“史学概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学教学概要和普及历史学学科知识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模式

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体系，我们将它简称为理论和方法模式。赵吉惠是这种模式的首倡者，赵著《历史学概论》（简称赵本）是该模式的实践成果。总体看，赵氏“历史学概论”意在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概述历史学及其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因此，其逻辑结构就是：历史学基本问题+理论部分+方法部分=历史学概论。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引言），总论历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共19页，占全书（347页）比例为5.48%，主要包括：历史、历史记录、历史学、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概论等基本概念辨析及《历史学概论》一书的主旨论述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意义及史学工作者的必备品质。

第二，理论部分（第1章至第8章），着重从理论角度来梳理史学发展历程和历史观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共152页，占全书比例为43.80%，主要包括：一是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小部分：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中国历史科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关系；三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遗产的继承与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论述史学研究和编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学方法论的根本指导原则；二是搜集、整理、运用史料的方法，史学研究方法，主要论述了6种.分为5章：三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历史计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撰写史学论文的要求与方法）。

应当看到，赵本从理论与方法角度建构史学概论体系，以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论述重心，这就抓住了史学概论的核心问题，使全书各部分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相对于葛本、白本而言，赵本的逻辑体系更为严密，所囊括内容的比例也更为合理。对此，时人何振东在《从几本（史学概论）看本学科的主要内容》一文中有过论述。他认为，与葛本、白本相比，赵本“将有关历史文献、史书的体例，以及中外史学的基本知识，均归纳到《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和《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这两章中”，“叙述时进行纵横交叉，有机结合，这样就显得概而不杂，丰而有序”，这样处理就显得很好。当时对此持肯定性意见的还有徐万发，他在《史学主体与（史学概论）研究对象》一文中指出，“赵本的处理是一种大胆的探索，‘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学的整体做比较概括地论述。’它自然而然地调正了‘史料与文献学、编纂学’等学科在史学概论中的位置，又从与理论、方法相关的世界观出发，处理了史学概论与史学史的关系”，全书“自成体系，有另辟蹊径之功”。

三、认识论模式

认识论模式，即以历史研究的主体认识活动为中心来建构史学概论体系，简称认识论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从认识论角度来思考史学概论体系问题并付诸实践的，主要有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虽然如此，但还要注意的是，这两本书无论是在体系建构，还是在所囊括的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吴泽主编《史学概论》（简称吴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根据吴本“前言”和第1章“绪论”可知，作者试图以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史家主体与史学客体）关系为主线来展开论述，从而确立史学概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因而作者将由此贯穿起来的内容归纳为：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三大部分。简单地表述吴本的逻辑结构是：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从表面上看，吴本的结构与上面论述的综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内在逻辑则是不同的。具体地说，其内在逻辑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根据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定性来说，回答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什么？人类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人类社会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其基本规律和特点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涉及到历史观这个根本问题，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只有唯物史观，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史学概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作者看来，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阐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历史研究过程，不仅包括研究者根据史料来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中引出科学结论的过程，而且还包括研究者把科学结论写成史学著作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存在着分散、讹误的问题；科学结论的得出，存在着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问题；史学著作作为最终成果，存在着史学观点如何表述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必须掌握搜集、鉴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具体与抽象、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编写史学论著的方法，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学概论研究的重点。

再次，在历史研究中，史学家不仅要用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辅助历史研究，而且还要通过史学评论来了解现实对于史学的要求，通过研究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来不断丰富史学概论，因此，这些史学与其他有关科学之间的关系、史学评论、史学的产生以及当今世界上各种史学流派等问题，都可看作是历史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知识，以此来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

吴本的史学认识论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绪论（第1章），总论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18页，占全书（398页）比例为4.52%。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第3章），着重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36页，占全书比例为9.04%，主要包括：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历史上人类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的现象和本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的渐变和突变、人类历史的螺旋式发展）。

第三，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论述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共40页，占全书比例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综合研究法（将阶级分析法囊括其中），历史比较法，历史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和抽象，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历史主义原则）；二是史料和史料学，着重论述了史料学的相关问题，并介绍了处理史料的相关方法；三是历史编纂学，论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表达等史学成果表达的方法问题。

第四，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外史学的发展情况，主要包括：对史学的伟大变革（第2章），重点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国内外近现代史学流派述评（第9章），主要述评了梁启超、顾颉刚等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等国外近现代史学流派；二是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主要论述了史学和哲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三是史学评论（第8章），主要论述了史学评论的性质、标准、作用问题。

第五，史学发展和史学工作者的修养（第10章），立足现实变化对史学发展的新要求，论述了史学工作者的修养问题，共14页，占全书比例为3.52%。

从总体上看，吴本建构史学概论体系是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思考的，他们看到了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但是从其逻辑进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内容来看，他们并没有紧紧抓住历史认识论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论述，只能说是初步体现了作者试图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与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吴本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所构建的“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的逻辑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对此，研究者肖马曾经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吴本的“第一个特点是系统性、逻辑性强。全书共分十章，无论横观、纵观，在内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机联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和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简称姜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其实，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义华就对史学概论体系进行了思考，并撰文论述了他对于史学概论体系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后来大体上体现在他与瞿林东等学者合著的《史学导论》之中。

姜义华在《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论史学概论的核心与时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现代思维科学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丰硕成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构建史学概论体系。他结合现代思维科学的成就，认为“历史研究活动，是一种三级思维活动”，即“历史研究活动乃是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经由中介质（历史资料）与认识客体（历史实际）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的获得，大体上得经历‘感性’、‘知性’、‘理性’这样几个必要的阶段”，同时，历史认识活动的这些特性，还决定了历史著作的编纂不可能直接反映历史实际及历史认识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必须在的指导下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这些观点，在《史学导论》一书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结合这篇文章，有利于我们理解姜本的逻辑结构。

第一，史学导论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引言），论述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3页，占全书（349页）比例为0.86%。

第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功能与科学地位（绪论），共8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1%，主要包括：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学的形成，意在论述中外史学由传说到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论述了历史学在人类认识活动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历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鉴于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就表现为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第三，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过程进行总体分析，共63页，占全书比例为18.05%，主要包括：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即主要论述了历史认识的三级能动统一结构和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与理性认知过程的问题；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同，即主要论述了历史思维中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和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的问题：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即主要论述历史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上的检验问题。

第四，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论述了一些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共57页，占全书比例为16.33%，主要包括：历史事实还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与抉择的方法和史实编次与排列的方法：历史过程分析与解释的方法，主要论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整体研究（系统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及历史心理研究方法；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五。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顾古今中外史学家对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即历史本质追寻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共45页，占全书比例为12.90%。

第六.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第4章），意在论述历史学著作及其内容、形式和要求的问题.共52页，占全书比例为14.90%，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性与多样性，主要论述历史撰述和历史编撰构架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问题；历史撰述的根本原则与不同要求，主要论述历史撰述中的客观主义、先验主义倾向与信史原则的问题、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的问题和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的问题。

第七，历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第5章），意在论述历史学家的相关问题，共48页，占全书比例为13.7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素养，主要论述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献身精神方面的问题；历史学家的个体与群体研究；历史科学的时代使命。

综上，虽然姜本与姜义华最初在论文中表露的设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体现的史学概论体系的主旨与姜义华早先的设想还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著者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力图以历史认识论为主线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而且还通过这一逻辑关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了较强的逻辑联系，使全书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还要指出的是，后来姜本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进行了修订，但是，对比三个版本来看，全书的史学概论体系框架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正如赵梅春在评论2003年的修订本时所指出的，“全书各章以历史认识活动为主线，将历史认识、史学方法、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几个必要环节并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应该说，赵文的评论比较如实地勾勒出姜本的亮点和特色。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国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是一条原则和常识，因此，姜著同类似著作的明显差异是，不再在唯物史观问题上大费笔墨。

四、史学理论体系模式

所谓历史学理论体系模式，是指部分学者从历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角度出发，把史学概论作为建构历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有历史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设想，但在当时将其付诸实践的却只有李振宏所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史学理论探索勇气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发表的《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一文基础上，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进一步提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者构成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观点，即史学理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史学本体论，是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本体论反思的理论产物，它把人们的史学研究实践作为一种‘存在’去研究，弄清这一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从本体论的角度回答‘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规定整个史学认识活动的方向和任务，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起指导作用；历史认识论，是对史学研究成果作知识性反思的理论产物，它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即要研究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论，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是对史学研究的思维活动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的研究，它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途径的合理性、科学性问题，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构成的结构体系，安排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逻辑体系。

第一，绪论，总论该书的写作主旨，共8页，占全书（447页）比例为1.79%。

第二，史学本体论（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意在对史学本体进行整体性和理论性认识，共144页，占全书比例为32.21%，主要包括：历史是什么，主要论述了历史的定义、人类历史活动的特征、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争议等问题；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主要介绍了通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评论等等历史学内部各学科的情况，并进一步论述了诸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历史科学与一般社会科学，着重论述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目录学的关系问题，意在加以借鉴；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品格，即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基础，即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完善及其原理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历史认识论（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论述了历史认识的相关问题，意在加强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主体问题的重视，共116页，占全书比例为25.9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主要论述了主体意识的结构、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渗透、主体意识的社会性、增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等问题；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主要从历史认识角度论述了历史存在、历史客体、史料客体的相关问题及后二者对主体的影响；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着重论述了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历史再认识及其推动因素；历史认识的检验。

第四，史学方法论（第13章至第20章），主要论述了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问题，意在为取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共179页，占全书比例为40.05%，主要包括：相互作用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史料的理论与方法。

篇10

关键词：教学 时空 共时性 历时性

审视时空是在哲学境域下历史长河中人们不可回避的思考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人们从时空观的哲学角度去思考教学则是由来已久，这已不再是一个新的角度或问题，有新意的是时空观在发展，时空观下的教学思考也在发展。时态是语言学上用来表示各种时间条件下的行为、动作、状态、方式等的术语和概念，自索绪尔提出从共时态与历时态去分析语言新维度，语言学得到了新的思维方式、发展方向和空间拓展，后期的语言学家大都从该角度或在此基础上对语言进行阐释和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各个学科相互交叉和融合越来越紧密，跨学科研究成了大势所趋，在此大背景下，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历时性与共时性对教育学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就是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野下对教学进行一些思考。

一、教学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解读

教学到底是什么？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它的回答也自然是丰富多样、各不相同。目前我国教育工作者对教学的定义有代表性的大概有几个：有的学者把教学定义为，“所谓教学，乃是教师教、学生学的统一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身心获得一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1]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我们一般教育工作者来说，教学就是指教的人指导学的人进行学习的活动。进一步说，指的是教和学相结合或相统一的活动。”[2]有的学者认为，“教学是为了实现教育目的、以课程内容为中介而进行的教和学相统一的共同活动。”[3]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教学本质上是师生之间以对话、交流、合作为基础进行文化知识传承和创新的特殊交往活动。”[4]由上可知，虽然我国教育工作者对教学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师生关系和教学是一种活动两个方面，师生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这种教学的活动本质上也是种特殊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活动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也就是说教学活动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教学活动存在一定的时空中是绝对的、普遍的，实际的、不同层次的、不同情况下的教学活动在一定的时空中又是特殊的、相对的，我们也就得知时空是教学必不可少的基本特征和条件。那么什么是时空呢？

时空是人类在认识自己之前就开始探讨的一个经验话题或理论问题，亦或是一个科学命题或哲学概念。神话时代人们对大河山川、鬼神妖魔、长生久存等的敬畏和向往，就是对时空进行的最基本和浅层次的思考。步入哲学时代，人们思考世界由什么组成和表达时间的问题，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水或火或气或数或原子组成的，中国的阴阳学说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都是对世界空间的思考，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孔子也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时间的思考。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人类开始理性地、客观地拷问时空，对时间流动的无限连续性、一维性、不可逆性、均质性和空间的无限广延性、三维性、同一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揭示，强调了时空的客观性。近现代以来，人们认识到理性对人性的钳制和束缚，以及对人性的沦落和社会的戕害的现实，于是许多哲人开始重新审视理性、审视自己，在这个背景下，对时空的思考也就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进行。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本质上是纯粹的时间之流，这种不断运动变化的“流”是一种“绵延”，绵延是真正的时间，且运动变化与空间无关，“物体由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的过程是空间所捉摸不住的，它是一种在绵延中开展的过程……运动是一种心理上的综合，是一种心理的、因而不占空间的过程”[5]。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从意识领域提出内在性时间，他认为，“内在性时间是由原初地获得印象的行为、回忆和展望的行为构成的。”“客观的时空中存在的物的概念是由意识活动构成的。”[6]也就是他把时空看成是意识的存在。而马克思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7]这体现了时空观的主体性、革命性和辩证性。由上述时空观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知时空观经历了自然经验的时空观、客观理性的时空观、主观超越的时空观和科学辩证的时空观四个阶段。时空对教学而言是一个相对宏观的背景和条件，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教学并不能更深层次纵向的和横向的把握理解，这就需要更中观和微观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来介入研究。

历时性与共时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成是横向与纵向、静态或动态的。最初这两个概念的划分和使用出现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中，“为了深入研究语言系统，划定研究范围，限制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描写语言系统的有效方法，划分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索绪尔机智地提出这一划分原则，可以说是对语言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次革新。”[8]什么是历时性与共时性呢？索绪尔认为：“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9]。索绪尔在此书中还从语言交往需要的价值角度区分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概念，在不变性和稳定性方面更多体现的是共时性的，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片段内，在演变性和发展性方面更多体现的是历时性的，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绵延和统一。换句话说，“既然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它就可以作为不变的、固定的符号系统存在于某一时间片段中，另一方面，既然语言具有可变性的特性，它就可以在前后相继的时间片段中不断变化。”[10]

二、教学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

教学活动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绝对的、普遍的，实际的、不同层次的、不同情况下的教学活动在一定的时空中又是特殊的、相对的，时空是教学必不可少的基本特征和条件，教学是时空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存在，不同的时空观背景下的教学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这就是教学与时空的基本关系，这里不再过多赘述，下面我们讨论时空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

对时空和历时性与共时性关系的分析，我们从共同点和异同点比较的方法揭示。首先，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一种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各自组成部分都有对立和交叉，时间和空间之间彼此对应和交叉，历时性与共时性之间也是彼此交叉和融合；都强调时间的作用和意义，时空中包含时间的概念，历时性与共时性更是以时间为参照而对时态做出的划分；都重视人的作用，时空对于存在的人才有实在意义，历时性与共时性最初用在语言学领域，没有人也就无所谓语言。

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时空一般是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去说，历时性与共时性一般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说；时空更多的是宏观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更多的是中观和微观的；时空是由时间和空间两部分组成，而历时性与共时性更多的是以时间为参照的，忽略空间因素的；时空在某种程度上是机械的、自发的和自在的，注重的是科学性和客观性，而历时性与共时性是超越自在的、自觉的和灵活的，强调意义和价值的；时空中的时间更多强调时间的序列性和发展性，历时性与共时性意义上的时间更多强调的是某一事件的演化；时空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对事物或事件全局和整体的把握，历时性与共时性则是更习惯于从结构、系统、要素、演变的角度对事物或事件的分析。

简要分析了时空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异同和关系，认识到时空和历时性与共时性不是一回事，但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加上从时空的视野下分析教育教学已是不觉鲜矣，这为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分析思考教学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既然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教学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是什么。

教学蕴含着历时性与共时性，历时性与共时性共存于教学中。《学记》中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些从教学组织形式共时性地存在于地方到国家的不同层级之中，从教学的目标和任务的角度历时性地存在于时间的发展中。古希腊时期，教学内容以“文法、修辞学、辩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七艺为主，而到了古罗马则强调雄辩术内容的学习。在我国宋朝朱熹之后，教学内容主要以“四书五经”为主，而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教学内容则全面化，不再只是儒家传统的知识。这些是共时性中教学主要内容在一个时代的代表性表现和历时性中的不同时代教学主要内容的代表性表现。

历时性与共时性有助于丰富教学理论和充实教学实践。“教学意味着使青年人能了解到人类最优秀的遗产。但是，大部分遗产使用语言表达，只有当这些语言在一个教师和社会的实践及其结构中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一遗产才是有效的。思想只有活生生地物质化的时候才能影响人；永远仅停留在字里行间的思想只能改变语言本身。”[11]这就要求人们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维度去分析教学理论，从教学理论中抽离可行的教学实践实现和发展教学。对概念的分析是分析哲学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而概念的分析又需要从概念含义的古今发展的历时性维度，又要从概念在同一时代下不同语境中的共时性维度去分析，对于教学的影响就是指导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哲学方向分析教学中需要界定的概念，这一点尤其是对我国论文的撰写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历时性与共时性已经渗透到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中，这些学科又与教学越来越紧密，历时性与共时性对教学的影响和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和重要。

三、对教学发展的启示

教学发展是教学活动在一定时空下遵循一定的发展进化规律的运行和演化历程，人是教学发展的根本，时空是教学发展存在的条件。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文化也在创造着人，教学活动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止是共时的、静态的和横向的，也是历时的、动态的和纵向的。文化的承载是靠符号系统支撑的，人是符号化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存在。“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秘诀，进一步的发展就有了保证。”[12]包括教学活动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都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发展。对于教学发展，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去思考和认识会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1.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教学发展是以人为中心和主线的

首先，人是历时性与共时性教学的主体和根本，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教学是站在人的角度去分析、揭示、研究和总结某一时间段或持续的时间之流中的教学现象、问题、发展和规律。教学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是人以符号为载体对教学开创、传承、继承、创新和发展的。离开了人，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历时性与共时性也就成了无根之木。其次，无论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教学还是教学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和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根本又是为了人的发展。同样，人和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历时性与共时性教学的丰富和发展，也推动了教学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再次，人类总是调控着历时性与共时性教学，教学历时性的演进和共时性的存在是不平衡的，不同的时间段和同一时间内不同地域的教学状态是有差异的，教学发展有缓慢之分的，而人类总是能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借鉴和思考来平衡教学的发展，也就是人类在不断地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发展教学。

2.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教学发展是以文化为载体的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构建起来的人之形象。”[13]人是文化支撑的生存者，又是文化创生的自在物。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存在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时空之网中，在这张网任何一个交点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的足迹，人类社会发展也有较长的时间历史，产生了不计其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遗迹和精神，那么这么丰富多彩的文化靠什么去认识和继承发展？教学是毋庸置疑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主要是靠教学来完成的。无论是共时性地还是历时性地看待教学，我们看到最多的总是众多符号系统之间的交流和活动，教学无非是文字语言、情感语言、心理语言、人类创生的自然语言等众多符号系统交流的综合，通过众多文化符号系统的交流，人类各方面的能力得以较快发展，历史得以飞快进步。从历时性的维度看，人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近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教学起了主要推动作用。从共时性的维度看，发达国家的教学和发展中国家的教学是有很大差别的，教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起着主要作用的。

3.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教学发展是教学实践创新和理论丰富的过程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长期实践得到许多有用的成长和生存的经验和知识，而这些优秀的知识精华需要传递给下一代来使他们顺利生存和发展，这才有了教学产生的必要。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积累的知识也就越来越多，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教学方式的知识传递，教学工作者等一些人就开始总结和思考有效教学的途径和方法并将之提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就有了教学理论的出现。教学理论用来指导教学实践，教学实践又来弥补和丰富教学理论，如此反复地推动着教学的发展。共时性的教学实践是历时性的教学理论的产生条件和来源，历时性的教学理论又指导着共时性的教学实践；共时性的教学理论是历时性的教学实践的基础，历时性的教学实践是共时性的教学理论的积累和沉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教学理论产生和丰富是为了更好地教学实践，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教学实践是教学理论产生和丰富的基础。总之，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教学发展是实践创新和理论丰富的过程。

4.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教学发展是教学改革的参考依据和方向指导

从共时性的维度看，分析教学的结构、系统、要素、条件等，对于我们理解教学的内在演进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历时性的维度看，分析不同时间段的教学问题、现象、事件等，有助于我们对教学的演进和发展做出更深刻的分析。而做这些事情根本是为了教学的继往开来，是为了更好地为教学改革寻找依据和方向。例如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维度分析教学时空发展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教学时间的僵化、刻板化，教学空间的单一化。那么教学改革应压缩时间，使时间更富有弹性化，拓展教学空间，使教学空间更加层次化和多维化。教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有一定规律性和逻辑性，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分析教学有助于我们认识教学的逻辑性和揭示教学规律，制定行之有效的教学目标，确立和实行切实可靠和符合人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教学改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平衡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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