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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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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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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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过失犯罪的概念

过失犯罪是与故意犯罪相对应的一种犯罪类型。两者区别的关键，即在于行为人对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之心理态度的不同。因而界定过失犯罪的概念，首先就必须对犯罪过失和犯罪故意的区别进行分析。

就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标准而言，国外刑法理论界曾经有过认识说、希望说、动机说、盖然性说和容忍说诸种见解[①].但由于无认识说将过于自信过失纳之于故意的范围之内，希望说将间接故意拒之于故意的范围之外，盖然性说中的危害结果发生可能性大小的难以判定性，因而这几种学说目前已为多数学者所不采；惟有主张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相结合的动机说和容忍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目前中国刑法和刑法理论主张容忍说。在具体区分过失与故意的界限时，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应分别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在认识因素上，故意是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过失是应认识而未认识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或者虽已经认识而同时又否定了这种认识；在意志因素上，故意是行为人对发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态度，过失是行为人根本不希望自己行为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态度。但是，目前也有学者认为，区分过失和故意，无须究明行为人对发生的危害结果的意志态度问题，仅从认识因素上就足以将过失和故意区分开来了。故意是行为人对事实的存在或发生有认识，而过失是行为人对事实的存在或发生无认识[②].

我们认为，从理论上看，该观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过失和故意应受责难的根据，也可能将过失和故意区分开来，但从充分说明过失和故意的区别和应受责难的程度上看，仅从认识程度上考虑恐怕还不够彻底。因为，向来考察一个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根据须从人的知、情、意方面来说明。就行为人实施了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而言，明知该行为会造成危害结果还要实施，就表明行为人具有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的意志；虽然应认识该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未认识，仍实施了该行为，就表明行为人假如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话，就不会实施该行为，因而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根本不希望、排斥的态度（当然，过失中的意志态度并不在于说明过失应受责难的根据，而在于说明何以过失应较故意受更轻的责难）。只有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才足以说明过失和故意应受责难的根据和程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在心理层面上，区分过失和故意时应同时考虑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并认为过失在认识特征上表现为不注意[③]，在意志特征上表现为不希望、排斥危害结果发生的意志态度，只是该意志须借助于不注意来把握；故意在认识特征上表现为有认识，在意志特征上表现为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其次，要在心理层面完整地揭示过失的含义，还必须对过失和无罪过心理的区别进行分析。两者都是对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不注意，都是根本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后者中的行为人是根本不具有注意的能力，因此，无论从伦理、道义还是法律上都不能责难行为人。而前者中行为人则具有注意的能力而竟然不注意，因此，要对其进行责难，就具有了伦理和道义上的合理根据。

这样，对过失的心理层面上的含义，就可以说明为是一种虽非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具有注意能力而不注意的心理态度。只是，要对行为人的过失心理进行法律上的责难，还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即行为人可期待地[④]违反了注意的义务。因此，犯罪过失的概念可以界定为“虽非故意，但有注意义务也有注意能力而可期待地不注意的心理态度”。相应地，过失犯罪的概念就可表述为“虽非故意，但有注意义务也有注意能力而可期待地不注意，致使自己的行为造成刑法规定的危害结果而构成的犯罪。”

二、过失犯罪的构成

认定犯罪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格或者标准。就中国刑法认定犯罪构成的规格而言，尽管目前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修改或者完善，但通说认为目前中国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说大体上是科学的，是适合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犯罪的需要的。我们也持这种见解。因此，我们认为，构成过失犯罪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第一，犯罪主体要件，即已满16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在少数过失犯罪中，单位也可以成为其主体。第二，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是出于过失的心理。第三，犯罪客观方面要件，即行为人实施了违背刑事义务的行为，并造成了刑法所禁止发生的危害结果。第四，犯罪客体要件，即过失行为因造成了某种严重的危害结果而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对于过失犯罪的主体要件和客体要件，在过失犯罪理论中并没有予以特别研讨的必要，因此，下面仅对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略作探讨。

（一）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

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当然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通常把人对事物的心理态度从认识和意志两个方面来把握。就过失而言，其在认识层面上，表现为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在行为时不注意；在意志层面上，由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之危害结果的不注意，因此好象也谈不到意志态度的问题，但从与故意的意志态度相区分的角度上看，就能够得出在过失犯罪中行为人于行为时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根本不希望发生的结论。只是这种意志态度，仅仅能够说明何以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受到比故意犯罪行为人轻得多的惩罚，并不能够说明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受惩罚的根据。因此，为了能够说明过失犯罪人应受惩罚的合理根据，就必须也只能关注其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的不注意。对行为人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追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种：一是行为人没有注意能力。因此，无论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不能将发生的危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二是行为人本来是具有注意能力的，只是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注意能力。因此，一般来说，由于行为人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注意能力（或者预见能力，或者避免能力），致使发生了危害结果，就值得责难了。但这只能说对行为人的责难具有了事实的、伦理或道义上的根据，还不能肯定就必须对行为人进行责难。要对实施某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进行责难，还必须肯定行为人本来担负着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如果法律并未要求行为人必须履行某种注意义务，那么行为人没有充分发挥自己本来具有的注意能力时，就不能让行为人受到法律的责难。这样看来，一般情况下，只要肯定行为人负有某种注意义务，本来具有履行义务的注意能力而由于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注意能力，就可以将其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不过，应当注意的是，目前在不少国家，都主张用期待可能性来解决罪过的构成问题。因为，虽然行为人对发生的危害结果具有故意和过失，但是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存在着一些因素，致使在客观上法律不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的行为时，也阻却故意或过失。中国虽然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问题，理论上在以前也很少探讨，但目前已有学者主张中国应参考、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决诸如故意和过失等问题。我们认为，尽管目前在中国刑法上对期待可能性问题没有涉及，但在现实中也客观上存在着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决的问题，如有些防卫人在惊恐、紧张状态之下实施反击行为，造成了过当的结果的情况即是，如果坚持通行的具有注意能力的人违反了注意义务即构成过失的观点，防卫人就可能要承担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这样显然对防卫人过于苛刻。因此，我们也主张，在过失的构成中，容进期待可能性的要素。这样，就应当将过失作为“本来具有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的人可期待地违反了注意义务”来把握。1499，806

（二）过失犯罪的客观要件

将过失犯罪的客观要件理解为行为人违反刑事义务，实施了某种行为，造成刑法禁止发生的危害结果，应当说是理论上的通行见解。这样，实施了违反刑事义务的行为、发生了危害结果、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是过失犯罪客观要件中的构成要素。对于后两者，可与以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故意犯罪作同样的把握。因此，这里值得研究的是违反刑事义务的行为特性。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从过失行为的客观性上看，行为人违反的刑事义务，无外乎是法律要求其履行的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那么，该义务和注意义务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从严格维持过失犯罪理论上的构成要件来说，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是法律要求于行为人在客观上必须保持某种不作为或实施某种作为的义务，注意义务是法律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义务。因此，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但即使如此，两者也不是毫无关系的，而是应该也能够统一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之中。即两者分别从客观行为方式和主观心理态度上来说明行为人担负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因此，我们主张，从方便实务中过失犯罪认定的程序上讲，应当将注意义务作涵盖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的义务来把握，即注意义务包括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基于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而考虑究竟采取何种措施（作为或不作为）才能够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和基于该种考虑而在客观上采取措施（作为和不作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

第二，过失行为是否必须是具有某种危险性的行为？从危害结果已经发生的角度看，过失行为当然应当是具有某种发生危害结果危险性的行为。但就行为本身而言，有时候对某种行为是否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性并非能够很容易地判定，尚须结合行为实施当时的时间、地点、天气等诸多因素进行衡量。但也可以说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的要素，因此，在实务中，并没有特别判定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的必要。

第三，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的认定。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当然是指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通常并不难认定。但在下面两种情况的过失犯罪中，其实行行为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应当注意：一是行为人具备从事某种危险性行为的资格或能力而从事该种危险行为，如拿到汽车驾驶执照的人从事驾驶汽车这种带有危险性的行为即是。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具有过失仅限于行为人违反了应当谨慎从事危险性行为的义务，如汽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交通运输管理的法规或习惯、常理而安全行车的义务。因此，该种情况中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就是违反了有关安全从事危险行为的义务的行为。二是行为人本来不具备某种资格或特殊技能，而竟然从事了需要具备该种资格或特殊技能才可从事的带有危险性的行为，并由此造成了危害结果。对此，学者们通常认为应对行为人以过失犯罪处罚[⑤].在该种情况中，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并不是行为人违反了安全从事危险行为的义务的行为，而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等禁止不具有特定资格或技能而从事需要该种资格或技能才可从事某种危险行为的义务的行为。如不具有驾驶员资格的人竟然从事了驾驶汽车的行为即是。

三、注意能力的概念与判定标准

（一）注意能力的概念

什么是注意能力？中国有学者认为，注意能力是指个体对特定客体引起、保持和集中注意的一种个体能力，它是在个体生理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和实践活动的熏陶和锻炼而形成的[⑥].但是，这种仅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表述尽管对研究注意能力问题有一定的意义，但过于抽象，缺乏对注意能力内在涵义的揭示，无法对犯罪过失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内容作出明确的说明，因此仅为个别学者的观点。目前在中国刑法理论界，学者们界定注意能力时，往往侧重于揭示其内在涵义，但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一种观点认为，注意能力就是认识能力[⑦].甚至有学者认为注意能力、认识能力、注意可能性和认识可能性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只是称谓不同而已[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论述到，无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都离不开注意能力。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中，行为人具有注意能力但根本没有发挥这种注意能力，以至于对危害结果没有预见。在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中，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似乎与注意能力无关，但实际上行为人并没有确切地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内在机制，以至于轻率地作出危害结果不会发生的错误判断，这里存在一个注意能力没有正确、充分地得以发挥的问题[⑨].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完全在主观范畴内来理解注意能力的内涵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注意能力不同于认识能力，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刑法学上“注意”一词的涵义，不仅包括内部的注意，即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一定对象，而且包括外部的注意，即在内部的注意的基础上为一定行动，以避免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结果发生。因此，刑法学上注意能力的概念，其内涵不仅应包括内部的注意能力，即认识、预见危害社会结果可能发生的能力，而且还应包括外部的注意能力，即在认识、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以避免结果发生的能力。刑法学上的注意能力，就是这种认识能力和避免能力的统一[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实际上对注意能力内涵的理解已超出了它应存在的主观范畴的范围。

对于第一种观点，如果从把注意能力纯粹当作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来看待的话，这种观点界定注意能力的思路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但是有学者认为这种界定有些失之过窄，而且这种观点把认识能力与注意能力等而为一同时贯彻到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中，没有区分出疏忽大意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与过于自信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的内在差异，因而不够妥当[11].我们认为，从单纯能够成立犯罪过失的角度来看，对于疏忽大意过失行为人而言，只要其具有对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认识能力就已足矣；而对于过于自信过失行为人而言，虽然其曾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他没有充分发挥本来具有的能够认识到其赖以轻信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有利条件实际上并不足以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进而行为人实际上还存在着这样的能力，即能够认识到究竟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这也是成立过于自信过失对认识能力的要求。对于这种认识能力，第一种观点并没有明确地揭示出来，因此前述学者指责其界定的注意能力失之过窄，并非没有道理。但对于这种观点把认识能力与注意能力等而为一同时贯彻到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中，没有区分出疏忽大意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与过于自信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的内在差异的批评，我们认为并不见得妥当。因为第一种观点虽然没有完全揭示出疏忽大意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与过于自信过失中行为人的注意能力的内在差异，但不能说其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差异，这一点从前面对观点的介绍就可以看得出来。再者，如果把注意能力纯粹当作主观上的范畴看待的话，这种能力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进而对究竟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之能力，在此一点上，将注意能力等同于认识能力是完全可以的。

对于第二种观点，其界定的注意能力实际上已超出了犯罪主观方面的范围，该观点主张注意能力不仅是主观上认识、预见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而且也是行为人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在认识、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如果把注意能力纯粹当作犯罪主观方面的范畴，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观点当然存在着将注意能力的范围界定得过宽的不妥，但是全面地衡量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说其虽未明确但却实际上已经不再象第一种观点那样仅仅局限于认识、预见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能力上，而是进而把行为人具有的认识究竟采取怎样的措施方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也一并涵括于注意能力之中。自此方面而言，我们认为，该种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将注意能力完全当作主观的范畴来看待，还是象第二种观点一样将其作超出主观方面范围的范畴来看待？如果是前者，当然就能够符合从主观方面探讨犯罪过失构成的目的，这同时也是绝大多数学者的见解；但是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在客观上毕竟还存在着必须解决行为人实际上是否具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的问题，仅仅为了犯罪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区分的严格性，就把同属于行为人自身所具有的紧密相连的两种能力硬生生地分开，这样做合适吗？这样做有利于过失犯罪的认定吗？有没有把问题复杂化而不利于实践操作的倾向？如果是后者，当然存在着一种注意能力是主观特征，另一种注意能力却具有行为特征的不够妥当的问题[12]，但是它却使两种本来就具有不可分割关系的注意能力得以妥当的配合，便利司法实践中对过失犯罪的认定（对于这一问题，由于涉及到是否也要把注意义务视为主观的范畴的辨析，故留待后面探讨。）。总之，两者各有所长，各有其短。但从研究注意能力的终极目的考虑，我们认为，不妨取后者而舍前者，即应将注意能力表述为：行为人所具有的认识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能力，认识自己究竟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和基于上述认识而采取措施，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

（二）注意能力的判定标准

在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判定注意能力的标准，是完全采用主观说的标准的[13].中国大陆刑法理论在判断行为人有无注意能力的标准上，则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从目前的状况看，在如何判断注意能力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客观说。认为判断行为人能不能预见，应以一般人的一般水平来衡量。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预见这个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行为人也就应当预见，如果一般人在当时不能预见，被告也就不应预见。至于一般人的水平，则由审判人员依自己的社会经验来判断。该说在中国大陆目前仍有个别学者主张，但对一般意义上的客观说已经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张该说的学者认为，应当对客观说具体表述为：特定一类人在这种场合下能够预见，行为人属于这种特定人员，因此应当预见。并认为客观标准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依据职业，如汽车司机类，危险品保管类等，没有工作属类的则根据其年龄状况、文化知识水平、社会角色、生活经验等因素予以划定，如家庭妇女类、待业青年类等[14].

第二种观点是主观说。认为判断能否预见，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要考虑到行为人的年龄、知识、智力发育、工作经验以及所担负的职务、技术熟练程度等因素，又要考虑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将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地加以考虑，进行科学分析，作出符合行为人实际情况的判断[15].

第三种观点是折衷说。认为原则上可以采取主观说，因为，能不能预见，属于人的认识因素，而各个人的认识是不能脱离开各个人的具体情况的，所以不能提出过高的他无能力达到的标准来要求他，这样做比较切合实际。但又认为，强调主观标准，并不是否定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还要适当考虑客观标准。因此，这种观点实际上说，在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时，应以主观标准为主，结合考虑客观标准[16].

我们认为，自近代以来，刑法一直倡导的是罪责自负、主客观相一致兼顾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理念。而客观说的主张则与此格格不入。它以社会一般人的注意能力来取代行为人个人的注意能力，其造成的结果：一是行为人刚好具有一般人的注意能力。在此情况下，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其过失责任，与上述理念都是一致的。二是行为人本不具有一般人所具有的注意能力却被推定具有了一般人所具有的注意能力，而被以过失追究了刑事责任，显然与主客观相一致的理念相背离，是一种客观归罪，而且也使刑法失去了保障人权的机能；三是行为人本来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注意能力却被推定为象一般人一样不具有注意能力，而逃脱了刑事责任的追究，放纵了犯罪，也使刑法失去了保护社会的机能。因此，客观说应当被彻底否定。而主观说则刚好克服了客观说的不足，与刑法的上述理念完全吻合，因此，应当得到坚持。只是，主观说毕竟关注的是行为人个人的情况，判断的标准不具有类型性，在司法实务中单纯实行主观说来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能力，得出的结论恐怕还不够可靠。而折衷说坚持以主观说为根基，同时将以客观说得出的结论与以主观说得出的结论进行相互的反复比较、印证，就为主观说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提供了保障。因此可以说，折衷说完全克服了客观说和主观说的不足，而兼具了两者的长处，应当是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能力的正确见解。

为了彻底理清判定注意能力的标准问题，还应当说明一个问题，即判定业务注意能力和普通注意能力的标准是否应有所不同？虽然业务上的过失犯罪违反的多是明文规定的注意义务，但也有违反业务活动中的习惯或常理上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情况的存在。因此，对上述问题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对于违反明文规定的业务上的注意义务的情况，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过失犯罪，通常只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应知事实上有明文规定的注意义务存在，就可以判定行为人具有业务上的注意能力。这种推定机能是很强的。但不能因为业务上的注意义务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及容易认定，对判定业务上的注意能力具有很强的推定机能，就认为判定业务上注意能力的的标准是客观标准。事实上，从坚持刑法的罪责自负、主客观相一致兼顾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机能的理念考虑，仍然应该坚持在判定业务的注意能力上采用折衷说的标准，只不过，在这里不需要撇开业务上的注意义务而专门对行为人的注意能力进行判定而已。第二，对于违反业务习惯或常理上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的情况，由于是否有该种注意义务的存在，本身还需要通过对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能力的考察来确定[17]（当然，如果认定行为人不具有注意能力，就可排除其构成过失的可能，因此，不需要再判断其是否具有注意义务。），因此，无法直接通过行为人对该种义务存在情况的认知来判定行为人的注意能力。这样，此种情况下，解决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的关键，就是判定其是否具有注意能力，而对行为人注意能力的判定，仍然是折衷说的标准。总之，我们认为，判定业务注意能力的标准和判定普通注意能力的标准，应是同一标准。

四、注意义务的概念、内容与判定标准

（一）注意义务的概念

篇3

【关键词】人格刑法;　犯罪人格　;缺陷人格;　人格;　危险

人格心理学中的人格概念

目前在心理学界对人格的探索已相当深入和广泛，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一个为所有心理学工作者共同接受的人格定义，但从众多的人格定义中可以看出共同的倾向：第一，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价值观、气质和体质等各方面整合的心理组织，人格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二，研究者认为人格是内部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人格表现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及倾向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即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具有连贯性或者说是风格或性质的相似性。正是这一稳定性使得可以通过个体的人格预测人的思想和行为。第三，黄希庭认为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和行为倾向各方面综合作用形成独一无二整体的心身组织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这并不排除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共同性。正是人格的稳定性使得人格得以测量，正是人格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预测性使得有了人格测量的必要。目前，人格心理学已经发展一套完备的方法对人格进行测量。刑法中人格测量与评估恰恰是为了对犯罪人的再次犯罪可能性进行预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再次危害。

刑法中的人格概念

刑法中的人格和人身危险性的关系。“人身危险性”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然而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明确将人身危险性判断运用到定罪、量刑、行刑的过程中却不多见。目前，在司法过程中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往往依赖经验判断，经验判断与规范刑法学的要求不相符，所以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瓶颈就是如何科学评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人身危险性的理论难于付诸实践，于是有学者提出将人格概念纳入刑法视野②。人身危险性这一提法始于刑事人类学派，最早主张定罪量刑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的学者是龙勃罗梭，龙勃罗梭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危险性这个概念，但他认为由生物学因素导致的生理上的异常进而产生的犯罪倾向是人的危险性所在。相反，加罗法洛认为犯罪人以道德情感缺乏为主要标志的心理异常是构成其危险性的主要原因。危险状态一词最早是由加罗法洛在《危险状态的标准》一书中提出的，将其定义为“某些人变化无常的、内心所固有的犯罪倾向”③。菲利则认为犯罪人的生理因素、自然因素及社会因素三方面的综合作用构成主体的“危险性”④。李斯特作为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强调社会的危险性还强调个人的危险性⑤。作为李斯特的学生牧野英一认为犯罪行为是“恶性的征表”，应当重视犯罪主体的心理状态⑥。曾经人身危险性的理论被法西斯恶意利用致使侵犯人权，最终使人身危险性理论一度成了禁忌性的话题，引起了学者的批判和反思。而后，作为激进的社会防卫论代表人物格拉马蒂卡提出社会防卫更重要、更本质的目的是改善的人，主张用“性”概念来代替“犯罪”概念，摒弃犯罪和刑罚⑦。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理论重新审视并提出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不仅要考虑客观的犯罪行为，还要根据与人格相关的主要因素。安赛尔认为行刑过程是为了让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人格调查是必不可少的，人格调查不仅调查犯罪行为外部的诸特征和有关前科资料，而且还应该组织专家对被告人的生物学体质、心理学反应、生育遗传史及社会等问题展开调查⑧。总之，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没有完全否定，他认为人身危险性与道义责任论二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在“行为人格”上统一，两者都是人格的表现，与行为紧密相连，二者可以共同作为刑罚的依据，安赛尔发展了人身危险性理论。随着刑法观不断演进，出现了以团藤重光为代表的人格行为论者，他认为行为是人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基于行为人的主体性态度所实施的。团藤重光强调责任的基础不仅仅是具体行动，而且是行为者内在的人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人格责任论的观点⑨。在团藤重光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大塚仁采纳了人格责任论，并受人格责任论的启发，将这一理论发展深化构建了人格刑法学。作为一种新的刑法学说，其中的人格责任是人格刑法学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石⑩。通过对行为人刑法到人格刑法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发现人身危险性这一概念和人格的关系密切，由最初的危险状态、危险性到个人的危险性、恶性逐步演化为性、主观危险性，最后提出人格的概念。由此可见，刑法中人格的概念是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使用人格概念来诠释人身危险性既有理论基础又切实可行。刑法中人格的内涵。刑法学界人格一词的涵义是建立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当前关于人身危险性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对社会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就是人身危险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的统一构成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身危险性指的是犯罪人存在的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即再犯罪的可能性。刑法中人格的内涵与人身危险性的涵义一脉相承，故刑法中的人格内涵不同于心理学中关于人格的内涵，心理学中的人格比刑法中的人格外延广泛。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中最具整合性的领域，它关注整体的人，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研究人：“第一，人类本性的层面；第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层面；第三，个人唯一性的层面。”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不是刑法所关注的，刑法所关注的只是犯罪人群的人格特征。心理学研究的第三个层面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而刑法作为部门法，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权威性、高度统一性、普遍适用性，所以刑法中的人格不关注个体的唯一性、独特性。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二个层面着重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和异同点及某一群体成员的共同人格特征和不同群体成员间的差异性，这一层面的研究能够满足刑法的需要。根据人格刑法观，在定罪量刑阶段就要考虑犯罪人的人格，在行为人做出刑法所规定的行为后综合行为人的人格做出行为人是否是犯罪人的判定活动。因此，刑法中的人格强调的是有社会危险性、倾向于再犯的一种人格类型。早期在系统的介绍人格刑法的过程中将这种人格类型界定为犯罪人格。

犯罪人格概念的提出与争论

犯罪人格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心和争议的话题，争论的焦点包括有无“犯罪人格”和“犯罪人格”的本质特征。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犯罪人格确实存在的。张文、孙昌军、顾婷、李玫瑾等分别为犯罪人格下了定义，对上述几个定义进行分析发现性是犯罪人格的典型特征，即使在没有出现一词的定义中也均强调行为人对社会的规则和法律的无视与反抗。顾婷和李玫瑾二人在对犯罪人格定义的过程中着重强调犯罪人格的形成过程，认为犯罪人格是社会化作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化失败的结果。不同意“犯罪人格”存在说的研究者事实上是不同意“犯罪人格”这一提法，并非真正反对这一群体人格特征的存在。反对者更多地从刑法学这一规范学科的特点出发认为犯罪人格这一用词容易造成歧义，对于一个没有犯罪的人用犯罪人格来形容其自身的心理特征会产生标签效应，有侵犯人权之嫌。梅传强用“缺陷人格”代替“犯罪人格”，缺陷人格这一称谓同样强调社会化的作用，是行为人社会化失败的结果。然而，缺陷人格这一提法忽略了性这一本质的特征，在健康心理学的视角下谈缺陷人格更贴切。李玫瑾认为“犯罪人格即人在后天早年的社会化缺陷下造成的个人长期与违法生存方式相伴，或因违法犯罪而长期与监所为伍，在一种近犯罪化而非正常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较稳定的犯罪倾向和犯罪个性特征”，这一定义尤其强调犯罪人格的动态形成过程，主要从家庭抚养状况、早年经历、生活方式、违法犯罪史等方面来定义犯罪人格的，是动态性犯罪人格的定义。人格的形成与个体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在对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评估时需要考虑犯罪人动态成长过程、重大生活事件等，因此，本文沿用动态的犯罪人格的定义。

刑法中关于人格的界定

沿用动态性犯罪人格的定义同样存在局限性，犯罪人格的群体范围变得狭小了，仍有一些具有特质且再犯可能性高的人群被忽略了，如人格障碍者—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在犯罪心理学中将其称为人格。人格不同于犯罪人格之处在于人格对他人或社会的扰乱或破坏行为是没有理由的，是从小就显现的，不是因为后天的家庭变故或生活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他们情感淡漠，不具有被情感牵制或被感化的现象，类似于龙勃罗梭提出的“天生犯罪人”。在犯罪人群中也不缺乏一些有健全的家庭和生活环境的人，他们缺乏是非观念、自我为中心，缺乏生存能力，好逸恶劳，他们同样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择手段，无视社会的法律，从而做出各种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将这种人格称为缺陷人格。缺陷人格和犯罪人格的共同点是均是后天社会化失败的结果。李玫瑾将这三种人格统称为危险人格，有先天禀赋为主的危险人格，即人格，还有后天养成为主的危险人格，包括犯罪人格和缺陷人格。研究表明：“这三种类型的犯罪人占总犯罪人群的少数，再犯率高，是重点防控的对象。”因此，刑法定罪量刑中人格评估的对象应该是危险人格，而不仅仅是犯罪人格。余论在系统介绍人格刑法的过程中，研究者认为：“犯罪危险性人格就是一些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人格障碍。”因此在对犯罪危险性人格测量的过程中运用了人格障碍的量表作为量化工具。事实上，人格障碍和犯罪危险性人格是不对等的，分别来自不同学科的两个术语—人格障碍属于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从社会适应、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及统计学的角度下的定义。犯罪危险人格是犯罪心理学的术语，更多从个体能否遵守社会规范或法律制度的视角来谈的。另外，人格障碍的内涵不能揭示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本质—性，因为不是所有的人格障碍都是的。只有人格障碍最突出的特征是性，所以是犯罪心理学研究者关注最多的，而其他类型的人格障碍与犯罪没有必然的联系。进一步说，如果人格障碍者所表现出的人格特征能够代表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本质特征，那么人格刑法中的“人格”测量与评估将不再是一个瓶颈，更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争论和分歧。目前关于人格障碍的测试方法，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已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系统的测试方法。明确了人格刑法中的人格应界定为危险人格后，需要严格按照量表编制的程序和方法完成危险人格的静态的标准化的量表编制。静态化的量表可以对目标群体中的成员重复使用或对某一群体成员同时测量，可以极大程度地简化司法人员的工作量，减少司法人员的主观性。然而，使用静态的标准化的量表也会忽略犯罪人的大量的个性化的信息，甚至是很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在使用静态危险人格测量工具的同时还需要辅以个性化的调查问卷包括年龄、性别、犯罪史、结婚状态、居住状况、家庭关系等，将静态量表和动态因素协调统一起来实现对危险人格的精确评估。

作者:张丽欣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注释】

①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②翟中东：《刑法中的人格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③［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④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⑤翁腾环：《世界刑法保安处分比较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2~49页。

⑥⑧⑨宋伟卫：“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人身危险性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3页，第323页，第382页。

⑦鲜铁可：“格拉马蒂卡及其《社会防卫原理》”，《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第106~112页。

⑩［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改革与法制建设》，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540页。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郭永玉：《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胡东平：“人格导入定罪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5页。北京大学法学院编：《刑事法治的理念建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518页。

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第156页。

孙昌军，凌辉：“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第5~9页。

顾婷，孙永新，汪明亮：“犯罪人格略论”，《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74~78页。

篇4

[论文关键词]少年犯 社区矫正 对策建议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即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我国,目前接受社区矫正的少年犯主要有以下五类: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由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具体日常管理工作。

一、少年犯社区矫正的概念及特征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过去只包含了社区矫正的一些内容,例如,管制、缓刑、假释等,却没有社区矫正这一法律概念。直到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提出社区矫正这一概念,确定了它的法律地位,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对社区矫正进行界定。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学者们对此概念有不同的诠释,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分类。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们普遍接受两高两院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义: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在自己家庭生活的社区,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是: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

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者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承担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且不满十六周岁者只对《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8种罪行负刑事责任。因此,少年犯是指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的人。少年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还不成熟,他们触犯刑法与成年人不同,有自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突发犯罪。少年犯罪一般没有事前的充分考虑和酝酿过程,没有预谋,其往往是受到某种影响或刺激,一时冲动就容易突发犯罪;2.逆反对抗。少年虽年幼,但在他们心里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立,渴望获得平等的权力和尊重,然而大多数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往往忽视了少年的这种心理需求,只是一味地压制不予考虑,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对抗或报复;3.冲动好奇。少年因为年少对于社会上的事物见识不多,所以对许多事物都充满好奇心。但是由于其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常常出于好奇之心而实施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4.盲目模仿。少年尚未社会化,因此缺少是非辨别的能力无法判断其所作所为是对或错,他们的行为大多数模仿他人,少年所模仿的对象都是比他自己年龄大的,他们的模仿性特别强,如果被模仿对象的行为是不法行为,则该少年也会作出不法行为来。

综上,我们可以给少年犯社区矫正下个定义:将符合法定条件的少年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我国少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社区矫正的专门法律,更没有专门的少年犯矫正立法。自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开展至今,我国只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规定管制、缓刑及假释适用社区矫正,并没有出台专门的《社区矫正法》,仅有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4年5月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2005年1月“两院两部”联合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9月“两院两部”联合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2012年1月“两院两部”联合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值得肯定的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设立了专条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作出了特殊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这些相关部门(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发[2003]12号)规章及地方性法规规范了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流程以及部门内部日常管理,保障了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但是这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亟需对社区矫正的上位立法以及全面立法。

(一)少年犯社区矫正的立法欠缺

从我国《立法法》的精神来看,有关剥夺和限制公民自由的刑罚方法和措施,以及执行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并通过最严格的立法程序在法律中规定。然而纵观我国现行的法律,就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对少年犯社区矫正有一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不仅少而且过于原则和笼统,对于少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规定近乎空白。可见,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缺少关于少年犯社区矫正的专门立法,导致在对少年犯实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欠缺法律依据。

(二)未建立区别于成年人的少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13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在研讨少年司法制度时,呼吁加快社区矫正立法,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措施,建立适合少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西方国家都已采取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和模式,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年人的专业化管理人员。②但是,目前我国试点省市中基本上没有确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而是不加选择地与成年人混同操作,既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矫正,又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

(三)缺少专业的矫正工作者,缺少适合少年犯的矫正项目

目前,我国少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主要由司法行政人员、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组成。而我国的社会工作起步较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和专业化程度都有待提高,志愿者工作也存在着类似问题,专业素质亟待提高。其次,少年犯社区矫正的数量较少,没有形成专门针对少年犯的矫正项目,随着社区矫正的推进,这种情形已经远不能适应现今少年犯的矫正情况。目前,除有一些少年犯参加了职业技能培训,社区服务等教育外,多数少年犯没有机会参加更多的适合其特点的矫正项目。

三、对少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随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逐年上升趋势,如何开展少年犯社区矫正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基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对少年犯社区矫正进行改进:

(一)设计专门针对少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体系

首先,少年犯社区矫正的立法必须坚持在对待未成年人的问题秉承“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原则。其次,在设计专门的法律时应设计建立一个完整且能够互相配合的实施主体机制,公检法三机关应该配合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实现相互配合、相互监督、齐力共进把各项具体的实施措施真正的落实到实处。除此,还应吸收其他社会机构例如媒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等的参与,使社会各方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最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应当明确化、多样化。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节的轻重,构建一个梯形结构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区矫正项目体系:第一阶梯是教育性和非监管性的社区矫正项目;第二阶梯是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性的社区矫正项目;第三阶梯是在一定时间内限制人身自由的社区矫正项目。同时,应将对未成年人的引导、教育贯穿到其中,在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时,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这些内容。

(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应进一步丰富

在我国,社区矫正开展不久,因为种种原因,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方法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方法进行完善:

1.将心理治疗应用于社区矫正

对未成年犯进行心理治疗,必须首先要对未成年犯的病态心理进行分类。在对未成年的分类治疗中,结合相关的心理治疗理论,针对不同病态心理的未成年犯进行不同方案的心理治疗,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家庭纠正帮助服务

家庭纠正帮助服务是由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运用有关人员和社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对个人和家庭提供心理调整和环境改造等方面的支持与服务。其目的在于协助个人和家庭充分认识自身拥有的资源和潜能,完善人格和自我,增进其适应社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从而达到个人或家庭的良好状态。

3.少年犯互助小组的加入

未成年犯涉世不深,恶性较小,本性不坏,引导得当可以产生强大的成长力量。青少年可塑性强,喜欢模仿,易受感化,乐于接触同龄群体,将他们组成互助小组,挖掘善性,激发彼此的成长动力,正面影响会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发生。

(三)社区矫正中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应加区分

未成年人有其自身的特点,身心比较脆弱,不与成年人社区矫正加以区别,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而且系统的矫正项目并未都适用于未成年人,因缺少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矫正项目,促使很多未成年人不能参与到有效的项目改造中,极可能出现改造不出效果。虽然未成年人犯罪确实占犯罪总体的小部分,但是未成年人代表着国家的未来,承载着国家的希望,故,不以事小而不为,不能因为一时的疏忽而毁了国家的基石。

篇5

如何正确区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对行为进行正确地定性和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犯罪中止

犯罪未遂

犯罪预备

犯罪既遂 刑事责任

犯罪构成要件

犯罪的中止和未遂是两个概念，它们均属于故意犯罪的形态类型，极易混淆。如何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界似乎已成定局，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溯及理论上的争议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精神。犯罪中止、犯罪未遂作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并不具备刑法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因而如何正确区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对行为进行正确地定性和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犯罪形态

要区别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我们首先要了解犯罪的四种形态，即：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

1、犯罪预备

犯罪预备是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犯罪预备的特征：

（1）、主观上为了犯罪。“为了犯罪”是指为了自己实行犯罪和为了他人实行犯罪。

（2）、客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犯罪预备行为”包括准备实行犯罪工具与制造一切为实行犯罪的条件。

（3）、事实上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未能着手实行犯罪，包括“预备行为没有完成而不可能着手实行犯罪”和“预备行为虽已完成，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两种情况。

（4）、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行为人自动放弃预备行为或者自动不着手实行犯罪，则不成立犯罪预备，而成立犯罪中止。

我国《刑法》第22条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形。

犯罪中止具有：中止的时间性、中止的自动性、中止的客观性和中止的有效性四个特征

（1）、中止的时间性；犯罪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即：犯罪中止既可以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也可以发生在犯罪实行阶段；犯罪还没有形成结局，既不是未遂，也不是既遂。犯罪既遂后自动恢复原状的，不成立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后也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

（2）、中止的自动性；即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者可能既遂，但自愿放弃原来的犯罪犯罪意图。

（3）、中止的客观性；

（4）、中止的有效性。犯罪中止，必须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的犯罪结果，否则就不成立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的成立并不要求没有发生任何犯罪结果，而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

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3、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形。

犯罪未遂的特征：

（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犯罪行为进入了实行阶段。

（2）、犯罪未得逞。通常表现为没有发生犯罪结果，但并不是凡是发生了犯罪结果的都是犯罪已经得逞。

（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主要包括三种情况：抑止犯罪意志、抑止犯罪行为和抑止犯罪结果。

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犯罪既遂

犯罪既遂即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态，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

犯罪既遂的类型又可以分为：行为犯、结果犯和危险犯。

对故意犯罪的既遂犯，应当直接按照刑法分则所规定条文的刑罚规格量刑处罚。

需要说明的是，只有直接故意犯罪才存在上述犯罪形态，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形态，也就没必要肯定其有犯罪既遂，对它们而言，只有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

二、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

在了解了故意犯罪的四种形态之后，我们再来探讨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如何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界似乎已成定局，即判别犯罪中止或是犯罪未遂的根据是行为人是否自动停止了犯罪行为的实施。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溯及理论上的争议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精神。

1、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立法区别

在英美法系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作任何特别的考虑。在大陆法系中，对于未遂犯大多规定得减或必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中止犯，各国刑法的规定几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减轻其刑。如日本刑法第 4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①意大利刑法典第 56 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分别规定：“未遂犯处罚之程度如下，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时，未遂犯应处 12 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处罚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为，只有当以完成的行为本身构成其他犯罪时，才处以该行为规定的刑罚”，“如果自愿阻止结果的发生，仅处以犯罪未遂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一半。”②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对未遂犯，是“可以”从宽；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而未遂犯却是原则上至多得到减轻的待遇。显然，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轻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然而，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国立法者不约而同地给予中止犯如此宽宥的处罚呢？

从客观归罪到主观归罪，再到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人类在刑法思想史上经历了相似的路程。从刑罚目的论研究的角度我们不难找到答案。人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意志的绝对自由，人的认识和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制约的，人只有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才获得意志的相对自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根据本人的意志选择的，这种选择使自己处于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地位，其意志产生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与制约。所以，犯罪人应该对本人意志产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立法中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规定是出于刑罚目的论研究和对刑事政策的考虑，判别中止犯与未遂犯的关键在于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意志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表彰之处，这也是判断中止犯与未遂犯最根本的标准。运用这种标准，不仅可以解决许多在犯罪论注释层面争议不休的问题，而且简便易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例如：在一起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中受害人为了脱身向犯罪人许诺日后满足其要求的条件，犯罪人信以为真便停止犯罪，该种情形应该如何定性呢？从注释层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弃其犯罪意图时，不存在外界致使其行为无法完成的障碍，他完全可以将犯罪进行下去，这种因己意而停止犯罪的情形只是基于犯罪人一种“犯罪已不必完成”的想法而已。另一方面，犯罪人得到受害人的假意许诺后停止犯罪的情形，与犯罪人误以为有障碍（但实际上这种客观的障碍并不存在，乃是其认识上的障碍）妨碍其犯罪行为实施而致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后者以为犯罪已不能完成。但其共同点是犯罪人因为对事实认识错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放弃了犯罪行为，违背了犯罪人真实意图的，在这种情形下的行为人并没有真正放弃犯罪意图，也无悔罪的表现，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导之处，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形应该定性为犯罪未遂。又如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弃犯罪的情形，我个人认为应该将这种情形定性为犯罪未遂。因为以熟人为侵害对象会使犯罪人感到将会面临身败名裂以至锒铛入狱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放弃犯罪的行为并非出于犯罪人真诚悔悟和对法律价值的重新承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停止的犯罪行为是有悖于立法中所设立的中止制度本意的。

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相比较，前者是出于己意而停止，后者则是因障碍而停止，犯罪人所表现的主观恶性不同，人身危险性的差异也不尽相同，刑法为了更好地完成尊重人权与社会防卫的功能，必然对其规定不同的待遇。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犯应当免除处罚或减轻处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基于刑罚目的的研究，以此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或积极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完成立法本意中的规范、保护和教育的功能。

2、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心理区别

犯罪是一种由行为人心理支配的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与制约的行为活动，而《犯罪心理学》则是一门研究犯罪活动与心理学关系的学科，虽然对《犯罪心理学》仅仅是浅尝辄止，但法律工作实践使笔者认为，犯罪与心理学的关系如同疾病与发病机理。通过这门学科我们知道：失衡的心理导致犯罪。反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中止与未遂作为故意犯罪的两种形态和犯罪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唇齿相依。

在撰写这篇论文时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通过借鉴前人的经验我认为，虽然对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论断，但我本人认为：几乎所有这些论断仅仅是从表象，以各国刑法典对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所做出的定义之间的比较上，以一种类似于“数学归纳法”的模式作出论断，而忽视了犯罪作为受行为人意识支配的活动的心理基础。虽然通过对各国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立法规定可以探寻出两者不同的立法本意，但我认为：寻求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探索两者在“法的性格”上的不同，因为犯罪的产生是以行为人为基础的，行为人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时拥有的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心理状态也必然对犯罪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结果。或许这种平行于其他学者论断的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探索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新思路并不完善，但我本人更愿意以一种“投石入水观涟漪”的心态期待着这样一种新的观点能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帮助。

我国刑法第 2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 24 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因此，我认为从心理角度出发：犯罪未遂成立的前提依赖的是犯罪行为人所面对的客观因素阻碍了犯罪行为的实施，而且这种客观因素的出现和存在不能使行为人自己的心理和意识进行主动地支配，而且也不受其心理和意识地支配，这种客观的因素包括实施犯罪的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现实结果以及犯罪人实施犯罪过程中遇到的心理上对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现实结果的认识障碍、错误评价等。犯罪行为人此时的主观意识并不是一种完全主动停止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被动接受客观因素出现或者因客观因素出现后而改变其初衷的情形；但犯罪中止成立的前提依赖的却恰恰是犯罪行为人本身所拥有的主观因素，而这种主观因素是受行为人心理和意识支配的。此时的犯罪行为人是一种以主观意识支配而自主地停止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主动改变其犯意的情形。显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行为人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时拥有的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心理状态也必然对犯罪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结果”的含义。通过比较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在行为人心理上的区别，我们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中止制度设立的鼓励向善的立法本意，还能将其应用于一些不易定性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以前面所举例的故意杀人为例：受害人为了脱身向犯罪人许诺日后满足其要求的条件，犯罪人信以为真便停止犯罪。从现场的实际情况而言，犯罪行为人意志以外所不能控制的受害人的假意许诺造成的客观因素成为了致使犯罪人无法完成犯罪行为认识上的障碍，也就是说犯罪未遂所依赖的阻碍犯罪实施的客观因素的成立，另外也正是这样一种客观因素的出现从而改变了行为人原本的主观意识。所以该案应以故意杀人（未遂）来定性。再来讲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弃犯罪的情形。犯罪人本欲实施犯罪行为，但碰巧受害人正是犯罪人的熟人，这种情形是出乎犯罪人的意料的，这种客观因素的出现使得行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并且由于犯罪人感到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将会面临身败名裂以至锒铛入狱而改变了其原本要实施犯罪的主观意识。再以一起故意杀人为例：犯罪人持刀将被害人砍成重伤，犯罪人自知实现其杀死被害人的犯罪意图所必要的行为尚未实行完毕，被害人尚未死亡而且也不是必死无疑，他完全可以将杀死被害人行为实施完毕，即此时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但是，被害人这种情形若得不到及时抢救，极有可能会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在这种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行为人要成立犯罪中止，就不能仅仅停止杀人行为的继续实施，而是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主动积极的行为来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实践中，只有避免被害人死亡的发生才能认定行为人犯罪中止的成立；如果行为人只是消极地停止了犯罪行为，不去积极地避免被害人的死亡，或者自认为被害人不至于死亡而未采取抢救等避免死亡的措施，使得被害人死亡，那么行为人就不能成立犯罪中止，而是犯罪既遂。这不是对犯罪人成立犯罪中止的苛求，而是犯罪中止制度所应有的本意。如果在本案中，犯罪人将被害人砍成重伤后认为被害人必死无疑而离开现场，但却没有料到被害人因群众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活了下来。那么，依据本人的观点，该案应定性为故意杀人（未遂）罪，因为被害人没有死亡的结果并不是出于犯罪人的本意，这种结果也是行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动接受的现实。

无疑，在司法实践中以“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励之处”为标准来区别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是十分便捷有效的。但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曾说：“刑罚如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而且我国也一贯坚持“慎杀”的政策，所以当这一标准与具体行为相比较而显得模糊或行为性质模糊使得很难判断犯罪行为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励之处时，我们不妨从心理学的角度以一种新的模式去衡量，因为人们建立的概念系统的灰色永远不能穷尽生活的色彩。 注释：

①《日本刑法典》 张明楷译 1998年9月版 法律出版社

②《意大利刑法典》 黄风译 1999年3月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赵秉志：《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2、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3、高铭暄：《刑法学原理》 群众出版社 1992年版

4、聂立泽：《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生成与内涵》 《刑事法学》2003.6.2

5、张桂芳：《人民法院报》 刑事法学理论专版 2001年05月01日

6、贾 宇：《犯罪故意类型新论》 《刑事法学》2002年8月第15号

7、罗大华：《犯罪心理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8、曾粤兴：《犯罪未遂比较研究》 《刑事法学》2002年12月第53号

篇6

论文关键词 体育运动 监管改造 服刑人员

在监狱对服刑人员的管理当中，服刑人员按照规定享有通信、会见、生活娱乐、学习等权利。这些权利固然都非常关键，但其中最普遍、日常，最能被广大服刑人员所接受的应该是体育。开展体育运动，保持健康的身体水平，是服刑人员进行改造活动最重要的前提。

随着监狱设施和看押条件不断成熟，监管区内配套的体育设备也逐渐地丰富和完善了起来，组织服刑人员开展体育运动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满足，使得有秩序、有计划地组织服刑人员开展体育运动成为可能。同时，服刑人员也希望通过参加体育运动，充实自己的改造生活。

一、监狱体育运动概述

监狱体育运动就是在监狱范围内服刑人员开展的体育活动。具体来说，指的是服刑人员在监狱人民警察的组织下，利用监管区内的体育设施，有计划性、针对性地开展身体活动，进行体育锻炼，追求运动快乐和身体健康的效果，最终达到教育和改造人的监管目的。

受监狱场地和设施的限制以及兼顾安全的角度，监狱体育运动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表现在活动场地有限、活动时间固定且有限、设施较少、开展的项目有限、受众面不宽等方面。监管区无法像专业体育场地那样提供完备的体育设施，体育设施只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及极少量辅助器材等，这也使得体育运动的形式具有局限性。

二、开展监狱体育运动的意义

（一）开展监狱体育运动，是对服刑人员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一种尊重

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条件。服刑人员身体处于健康水平，是进行正常有序改造的前提，身体健康才能正常地参加监管改造活动，依法接受教育和劳动改造，才能按照监狱的作息时间，完成任务，达成改造目标。

（二）开展监狱体育运动，是依法对服刑人员管理的一种体现

对于服刑人员在监狱内开展体育运动，《监狱法》第五章第76条规定：监狱应当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运动和文化娱乐活动。在司法部颁发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五章“监区文化建设”节中第三十二条规定：监狱应当组织罪犯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等活动，加强监区文化建设，创造有益于罪犯身心健康和发展的改造环境。第三十四条规定：监狱应当根据自身情况，成立多种形式的文艺表演队、体育运动队等，组织罪犯开展文艺、体育运动。对于监狱体育运动，法规政策方面都给予了相应的规定。监狱依法开展体育运动，是依法治监、严格管理、直接管理的一种体现，彰显了法律的权威。

（三）开展监狱体育运动，是对监狱监管安全的一种促进

调查显示，身体健康的服刑人员的改造情况的稳定性要远远高于身体患病或身体健康异常的服刑人员（这类服刑人员也可以称作病残犯）。身体健康的服刑人员，在正常改造的同时，依法得到计分考核奖励，享受记功或者减刑奖励。相对而言，病残犯的改造情况的不稳定性相当凸出。这类人员受自身健康因素的影响，无法像健康的服刑人员那样正常地参加监管改造活动。尽管监管制度也根据病残犯的特殊性质，在计分考核和减刑政策上有所针对性。但总体而言，同样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改造，在刑期时间一样的情况下，身体健康的服刑人员享受的减刑幅度要比病残犯享受到的减刑幅度要长。对比之下，病残犯群体容易产生自卑和对改造不自信的心理，这类人员也是监管隐患的高危群体。开展监狱体育运动，帮助病残犯进行身体康复，使他们尽早走上正常的改造之路，也可以减少这类群体的监管隐患。

监狱在组织罪犯参加体育运动的过程，其实也是对罪犯教育的过程，是一次很好的思想品德教育，是对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的有效补足。体育的健身、娱乐、教育三大功能都对罪犯的矫正会产生积极地影响，使他们保持身体的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正常的社会化发展。

三、监狱体育运动的作用

监狱群体的特殊性，如自由限制、严格的生活“时间表”等造就了监狱独特的文化性质，监狱与任何社会群体间均存在着重大差异。因此，体育之于监狱的作用必然不同于体育之于普遍社会的作用。

（一）对犯罪心理矫治具有积极作用

开展犯罪心理矫治是监狱教育改造重要的工作之一，针对有些服刑人员性格多内向、不愿与他人交流的特点，传统的心理咨询方法较难让服刑人员彻底敞开心扉接受矫治，而借助体育运动，可以让服刑人员在较为宽松和自然的环境中，接受来自心理咨询师的干预，对其进行心理矫治。

有研究表明，服刑人员大多具有内向、低自尊、易激惹等性格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对其进行心理矫治具有一定的难度。而服刑人员通过体育运动，在与他人的正当竞争中体会到成功与失败，学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胜利，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奋斗观，获得自我价值感。同时，在有运动规则的约束下，服刑人员也能够逐步学会遵守规则，按照规则允许的方式行事，在体育运动中逐步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传统心理矫治方法所难以达到的效果。

（二）对服刑人员的情绪管理有积极作用

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必须面对枯燥单一的监狱生活和工作，天长日久，难免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且常常会有焦躁不安的情绪及相应的行为产生，遇事容易冲动，表现为与其他服刑人员甚至是民警产生冲突、矛盾等，轻则言语相撞，重则拳脚相向。对服刑人员来说，参与体育运动是一个宣泄不良情绪、缓解压力的有效途径。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个体所产生的不良情绪、个体所压抑的欲望将会选择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体育运动能给锻炼者带来舒适和流畅的感觉，有人称之为“体育运动的”。服刑人员通过运动，将自己的不良情绪转移到体育运动中并释放出来，转化为在体育运动中勇于拼搏、力争上游的精神，从而减弱了长期积蓄的负性能量。

通过体育运动，服刑人员能够逐渐找到适合情绪宣泄方式，在监狱的生活和工作中，有效的转化不良情绪所带来的影响，采用正性的方法将这些不良情绪化解，不断调节、修正自己的情绪管理模式，减少由于情绪激动所造成激情违规事件发生的几率。

（三）有效改善人际关系，增强集体归属感

在监狱生活中，服刑人员的社交范围相对单纯狭小，个体之间相对独立，犯际关系相对简单，也没有集体归属感。体育运动则是增强个体社会交往能力、改善犯际关系的有效方法之一。

体育运动，尤其是集体性项目可以较为迅速的将不甚熟悉的服刑人员的个体聚拢在一起，为了同一个运动目标而努力。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个体能够逐步克服孤独感，增强合作意识，通过关心他人、帮助同伴而获得价值感，促使犯际关系更加和谐。同时，通过体育运动，个体之间自然而然组成了团体，独立的个体萌发了集体感，在这个小团体中体会到集体的温暖，感受他人的关心，并且也学着去关心他人，学会用积极地方式去处理犯际关系中的问题，有效改善犯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四）有效预防服刑人员的心理疾病

长期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容易导致个体产生焦虑症、抑郁症等心理疾病。Ryan（1983）的调查表明，1750名心理医生中，有60%的人认为应将身体活动作为治疗焦虑症的手段；80%的人认为体育运动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手段之一。

《哈佛心理健康通讯》在总结了大量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体育锻炼对缓解抑郁、焦虑和其他慢性的心理障碍有很好的帮助。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体育锻炼有益于抑郁症和其他心理问题的具体调节作用，但是很多研究都证实了锻炼的良好作用，而且丝毫没有不利的影响。将体育运动作为预防个体心理疾病的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

篇7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为了证明这种紧张系统的存在，勒温的弟子蔡戈尼克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比较对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许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预测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应的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就不易回忆起来了；反之，不许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紧张系统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实验结果证明其预测的正确，所谓蔡戈尼克效应就是指这个结果。

奥夫西安克娜进一步研究代替满足。她也采用阻止实验，命令儿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儿童是否还想试做前一工作呢？实验证明，凡是性质相似，难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试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关于代替满足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正常儿和低能儿的人格差异。正常儿对两种类似工作所引起的两种紧张系统，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满足。8、9岁的低能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很难有代替满足。

据克普克的实验，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几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产生代替满足，还想试作的百分比为86～100。但同时，低能儿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满足。他若觉得自己不能踢球到远距离去，便满足于作踢远球的姿势。

勒温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动力说，低能儿的人格系统比同年龄的正常儿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较高。譬如就正常儿而言，a和b两个系统虽有界线，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龄的低能儿而言，这两个系统或可很为一体，代替满足为100%，或可互相隔离，代替满足为零。

儿童和成人的人格差异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释了。勒温说：“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的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同时，成人的人格却较为僵化。”譬如新生儿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体发生了反应。成人则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成人的兴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远非儿童所可及。

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说使他的拓扑心理学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学和动力场的概念。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它也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体育学、体育社会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运动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的特点，及其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这个学科进入科学的行列。1920～1940年，苏联、德国美国等国都对运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运动心理学会并召开专门会议，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也大量问世，使这门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技能学习、竞赛心理、运动对人的意义、从事运动的动机，以及运动员之间、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训练和运动心理治疗方法等等。20世纪初期，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技能学习上，包括学习的分配、保持和迁移等，而后深入到运动行为的理论方面。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逐渐形成运动行为的信息程序论，层次控制论、行为系统模式论等理论学说。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运动行为的研究更深入到运动心理学联系着技能学习与控制和技能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验室的对单个动作的研究，发展到联系运动实践、提高运动效能的研究。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有关认识，解释和主动影响运动行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运动效能的理论性研究。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

由于运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例如是否应将体育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分开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结合运动实践的需要，在各体育院校、系科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运动心理训练及心理选拔的研究，但对运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多。

音乐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声音的物理特征在人听觉上的反映，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由于它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各种理论重视科学实验的根据，从而逐渐修正了音乐上的纯理论推测和凭主观印象产生的理论，并且与音乐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

开拓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是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1863年，他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是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和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的。

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把心理学的观点渗透进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中，成为第一个把音乐心理这门学科系统化的人。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印录下来，对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他特别注重颤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认中存在的“正常错觉”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在音乐才能中，调性感、节奏感、音乐听觉的观念等是音乐才能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上的新概念给音乐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者把情绪与认识和记忆联系起来，随后又发展起来“音乐治疗”。“自控”的观点把人看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通过知觉同活动循坏的反馈作用使机体得到平衡。

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多在音乐知觉方面。趋向是试图将立响心理与音乐学习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探索从原始到复杂的音乐行为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幼儿甚至从婴儿的音乐行为到高度专业技艺的发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乐心理状态的种种问题。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人对声音的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以及音乐感等。

人对声音的知觉包括四个要素：音高、强弱、音色和时值。这些要素是根据人对声音的频率、振幅、波形和时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觉各与相关的物理特征相对应。但决定某种知觉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强弱的感觉虽主要来自振幅，但同时也受频率、时程、波形的影响。

听觉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听觉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音波的各个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乐经验和行为。人对声音四个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种能力发展有所偏长而成为某种类型。如音调型对音高的辨别力强，对旋律与和声感觉敏锐；力度型对强弱及重音敏感；时值型对速度、节奏、时程敏感；音色型对音质、音凋泛音的构成感觉敏锐。不同类型的人在他们欣赏、表演、创作中都会表现出他们的特长。

音乐记忆既包括一般记忆，如知觉的、认识的、情绪的和运动的各种经验；也包括音乐有的问题，如单音记忆、旋律记忆、和声记忆、乐汇掌握及理论知识与记忆的关系、几个无联系的单音先后出现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音域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音乐记忆是音乐想象的基础，丰富的音乐想象能力是音乐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纽在《大音乐家的听觉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辽兹、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听觉影像的记载。音乐家想象中的音乐世界，比现实世界里的音乐丰富很多。

音乐感是表现音乐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学家对音乐感的看法不同。雷维斯认为它是统一不变的素质，西肖尔认为它是一系列单个能力的组合；施通普夫认为它表现在对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亚西谢夫把音乐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爱好和个性的一种独特性质的结合。

音乐感在个体中的表现有早有迟，表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个体的音乐经验及经验对他的影响。对于音乐感是天生的还是从学习中获得的问题，各家主张不一。雷维斯、西肖尔倾向于来自先天的看法，但训练可以揭示出这种先天的潜在能力。

音乐感与音乐技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音乐理解及表现的深度不受乐曲所需的技术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浅易的乐曲可以表现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乐家，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发挥某种音乐技能的优越的生理条件，并且进行严格刻苦的正规锻炼后，才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个体言语交往中的编码和译码过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有密切关系，除心理学和语言学外，还有信息论、人类学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初，美国举行了几次关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讨论会，促使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相互熟悉对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4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合编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一般认为这是心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

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

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这种研究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近年来，心理学家还用一些新的语言模式来研究心理语言问题，不过它们仍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本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目前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心理学是研究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索灵魂问题，宗教心理研究的历史渊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儒家及释家的灵魂观。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学通常是作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德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的心理根源作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而德国宗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宗教感情作了论述。

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开创了独立于哲学的心理学，并通过他的《民族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阶段的假说：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阶段发展到崇拜图腾动物阶段，然后进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阶段，最后发展到人道宗教阶段。冯特本人被誉为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学》成为宗教社会心理学创建的标志。

在美国，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系统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宗教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巴克探讨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并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作了系统的研究。

霍尔和斯塔巴克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一词，还创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学杂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形成。继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强迫动作与宗教实践》，对宗教心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创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霍尔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还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勒巴的《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识》，还有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宗教心理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向深层潜意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一度除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宗教意识外，其他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访问美国后，宗教心理学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开始向无意识领域发展。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对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仪式和神话等的分析解释。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弗罗姆的《基督教义的心理分析》，则分别代表了分析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对传统精神分析宗教理论的修正，以及潜意识研究方面的成果。

战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个体宗教意识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奥尔波特倾向于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个体宗教心理，他的《个体及其宗教》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对人格同一性，特别是宗教同一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书对宗教人格的研究颇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与宗教意识经验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经验已成为当代宗教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经验的实质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宗教心理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神学家对宗教心理的关注和探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德籍美国基督教新神学家蒂利希和德国宗教哲学家布伯等人，都关心社会和心理学的关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书中，主张神是人的永恒对话者，强调通过祈祷来与神结合。蒂利希则试图以现代神学、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综合清理传统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人性和动机的研究，强调心理学的社会意义。

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较少。20世纪初，个别大学和神学院曾有外籍教师作过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讲座。早期的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撰写《迷信与心理》一书。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涉足宗教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宗教情感的特点以及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心理状态等方面。

宗教心理学研究宗教意识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专职神职人员及教会宗教团体颁布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是一种既同宗教神学有密切关联，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学的具体宗教心理学。例如，宗教神学中的佛教心理学或基督教心理学等。它们以心理学的原则来阐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义、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博依森、日本的铃木大拙等。弗莱克和卡特1981年认为，这种宗教心理学尚处于它们的“婴儿期”。

另一种是广大信众具有的心理。它是直接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其研究对象是：信仰群体或个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时内在和外显的一切独特的心理现象，各种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因素对各种独特心理现象的制约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会学侧重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的关系的综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学则着重研究宗教与心理的制约关系。它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侧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体例如，氏族、民族、阶层或宗教小群体和个体的、宗教修习、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态度、信仰动机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动和交往等。

一般说来，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多数集中在宗教意识的结构和功能、宗教经验的实质和潜意识的关系、宗教神秘经验的心理一生理基础等方面。其中，从认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经验的直觉思维模式已成为一个突破口，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强调研究宗教经验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在研究宗教经验思维进程中，开始引进计算机程序模拟。由宗教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选题，多数集中于宗教活动中的宗教崇拜行为、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大致有投射理论、惧怕死亡理论和认知需要理论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论是宗教心理学关于宗教起源的传统理论之一。认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种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盖尔1975年的研究表明，对上帝和对双亲的态度非常酷似。宗教所关心的众多认知问题，诸如苦难、生与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死亡恐惧理论成为普遍受到东西方学者强有力支持的理论。学者们分析，这可能反映教会教育的影响，同“太平世界”的传播有关。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也称法制心理学。它是介于法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个性特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等与法律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中国殷商和周朝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动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等问题。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社会、生理、精神、遗传、司法医学等方面探讨犯罪问题。当时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论精神错乱和影响心理的其他障碍》、吕卡的《自然遗传论》等。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学首先开始成熟起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学为名出版了专著，接着格罗斯，武尔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尔等人也相继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

与此同时，证人证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库里舍尔的《供词和心理学与司法审判》、波尔杜加洛夫的《论供词》等著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哈钦斯和斯莱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学》专著。

正因为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形成得比较晚，所以至今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托奇认为，法律心理学是研究审判过程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意图、动机、思维和情感的科学。塔普则指出，心理学家在法律问题上开展的研究“过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说，侧重于犯罪审判的过程和方面，却大大忽视了民事法庭、法律社会化和法律协商等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因而给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

苏联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学的组成应包括法律心理学的方法学基础、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个部分。萨薪里马尼雅恩则认为，法律心理学体系应由法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和改造心理学四个分支组成。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法律心理学研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大多数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综合西方和苏联法律心理学界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对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劳动改造心理和民事诉讼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来分，还可以细分为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诉讼参与人来分，则可细分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证人心理、辩护人心理、警官心理、检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动中各有关人员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为立法提供心理学依据。如立法的社会心理前提，法的解释、修改或废除的社会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识、能力、性格对立法的影响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如法律宣传的原则、途径和方法，法律意识的内化机制和形成过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种诉讼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如在侦查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预审过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参与人的心理；在审判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劳动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如影响和制约劳改罪犯心理活动的一般因素；不同类型罪犯在劳改中的心理特点；劳改罪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规律等。

民事诉讼心理是研究在各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等等。

法律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追踪研究法、民意测验法、数理统计法等。除了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选择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是从工程心理学或工效学发展而来的。工程心理学是研究人与工作、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即成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虽然有关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主要研究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反之，就较大。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于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是不愉快的，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人的感觉负荷量有个别差异；密度-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一般说来，拥挤不一定造成消极结果，这与一系列其他条件有关。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学校、监狱等种种拥挤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建筑结构和布局不仅影响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响外来访问的人。不同的住房设计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谊模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产生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关于居住距离对于友谊模式的影响已有过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频率高，容易建立友谊。

房间内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家具的安排也影响人际交往。社会心理学家把家具安排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亲社会空间，一类称为远社会空间。在前者的情况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车站，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希望进行亲密交往；在后者的情况下，家具成组安排，如家庭，因为在那里人们都希望进行亲密交往。

个人空间指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保持的距离。1959年霍尔把人际交往的距离划分为4种：亲呢距离，0～0.5米，如爱人之间的距离；个人距离，0.5～1.2米，如朋友之间的距离；社会距离，1.2～2米，如开会时人们之间的距离；公众距离，4.5～7.5米英尺，如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人们虽然通常并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却往往遵循这些不成文的规则。破坏这些规则，往往引起反感。

篇8

论文关键词 刑事和解 漫天要价 花钱买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现状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

通常认为，在我国最早进行刑事和解探索的为北京。早在2002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便在轻伤害案件办理中引入和解方法，开展了刑事和解改革的试点工作。2003年7月，北京市政法委下发了《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并将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经验做法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此后，各地也纷纷提出了相关的规定、做法。2007年朝阳检察院会同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启动“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项目，形成《刑事和解工作暂行规定》，刑事和解进一步规范化。至今，刑事和解改革探索之路已迎来了第十个年头， 2012版《刑事诉讼法》增加新章节“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专设刑事和解特别程序，为刑事和解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将该项制度正式纳入法制化轨道。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刑事和解自从产生之日起，就面临了众多的质疑，其中最有力的质疑无疑是如何避免被害人的漫天要价及加害人的花钱买刑问题，从而引发出了刑事和解制度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的声音。这些质疑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不能认真反思、及时作出回应，将会影响刑事和解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二、刑事和解产生质疑的原因

（一）产生“花钱买刑”质疑的原因

1.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缺乏统一的认识。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价值取向等方面法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刑事和解缘起西方国家，是恢复性司法或是恢复性司法模式中最重要的环节和形式；一些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最早产生于我国的和合思想，我国人民政权在建立之初就对刑事和解有所实践和论证，因此说刑事和解不是舶来品而是对调解或和解这一东方经验的继承发展。 当一项制度缺乏获得基本认同的理论支持时，人们难免会各抒己见，那么花钱买刑也便成为了人们对刑事和解的一种理解。

2.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刑事和解方式单一。我国现在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显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依然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而目前从立法到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和解的方式往往是经济性赔偿，结合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难免会产生不平等的结果，即有可能犯有相同罪行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为经济实力的差异而得到不同的刑罚结果。此种情况下，有人指出刑事和解制度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违背。有学者称：在和解程序中，通过赔偿来来获取减免刑罚的机会对于每一个犯罪人都是开放的，法律保障了机会平等，而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是在和解之前已经形成的基础状态，法律既不能也无力干涉。 笔者却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平等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此种观点只说明了刑事和解符合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我们应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使其不仅形式上人人平等，还要实现刑事和解的实质平等，否则将影响刑事和解制度的社会认同度。

3.刑事和解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请认为，刑事和解与“花钱买刑”的分界线在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赔礼道歉，是否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可见，此处的谅解是指被害人发自内心真实意愿的谅解，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执行率几乎为零，导致被害人最后迫于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对加害人表示谅解，从这个角度也招来了刑事和解花钱买刑之嫌。如果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便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那些因为犯罪行为而生活陷入困难的被害人生活便有了最基本的保障，也就可以更加慎重的考虑是否谅解加害人一事。

（二）产生“被害人漫天要价”质疑的原因

作为利害冲突的双方，被害人和加害人在刑事和解中都会为了是各自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做出最优选择，可以说，刑事和解的过程就是被害人与加害人博弈的过程。既然作为博弈的局中人，从一个理性的经纪人角度出发，被害人无论从心里预期还是受害的地位考虑，必然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经常出现漫天要价。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权益被侵害，其会认为自己的态度决定着加害人刑罚的轻重。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出于稳定考虑，在未得到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通常不会做出不起诉决定，因此，被害人便可能觉得自己的态度是整个刑事案件的核心，从而导致漫天要价现象的发生。

三、刑事和解制度困境之超越

（一）深入研究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欲问刑事和解之正当性，必须深度挖掘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从而才可以对花钱买刑的质疑作出最有力的回击。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研究论证：第一，犯罪的本质属性问题，传统犯罪学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侵害，犯罪的本质个人与国家的对抗，然而恢复性司法的理论提出后，个人本位犯罪论应运而生，认为犯罪是社会成员间的纠纷，因而处理犯罪行为的第一要务是补偿被害人。可见，犯罪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与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有着密切关系。第二，刑罚的功能问题，一般认为，刑法的功能体系由惩罚犯罪、预防犯罪、补偿被害人、矫正犯罪心理等组成，共同实现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和社会成员的心理平衡这一目标。 然而这几项功能的位阶排序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刑事和解的适用空间。传统理论侧重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而刑事和解主要突出补偿和矫正功能，强调恢复。

（二）构建多元化的刑事和解方式

正如前文所述，刑事和解与花钱买刑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但由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现状，使得刑事和解难逃花钱买刑之嫌。市场经济有其自由的规律，贫富差距势必会长时期存在，故我们应从改善刑事和解方式单一的角度考虑，构建多元的刑事和解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我国通常有经济赔偿、社区服务、劳务补偿、赔礼道歉等集中和解方式。其中，经济赔偿我们不应局限于一次性的金钱赔偿，可以探索多种形式，如分期赔偿、实物赔偿、有价证券赔偿等，只要双方出于真实意愿，又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既可以采取其中一种和解方式，也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方式。此外，我们还应积极探索更多的符合刑事和解价值取向的和解方式，尽量消除因经济能力的差距带来的司法适用上结果的差异。

（三）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所谓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即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受犯罪侵害而遭受损害的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物质弥补的方式。当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执行问题，只要被判刑，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通常无法实现。而若被告在形成判决结果前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被害人便能够拿到赔偿，被告人从而获得减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被告人以赔偿来要挟获得被害人谅解的现象。此种情况下，要想保证被害人的谅解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意愿，就必须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其中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一制度也是构建多元化的刑事和解方式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之一。

篇9

1．教师对培训内容的需求

在培训内容的需求方面，30．6％的教师希望在教学研究方面接受培训；34．1％的教师希望培训内容是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还有16．5％的教师在管理和评价方面有培训需求；并且78．8％的教师也希望接受学生的心理与教育方面的培训；27．1％的教师还希望接受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说明教师希望接受针对性强和教育教学中实用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在能力提高的需求方面，27．1％的教师希望培训能提高心理课程开发能力；也有55．3％的教师希望培训能提高教育教学能力；还有30．6％的教师希望培训也能提高组织活动的能力；还有75．3％的教师期望能够通过培训来提高心理咨询和辅导能力。说明教师更重视教育教学和心理咨询能力的提高。

2．教师对培训时间的需求

在培训时间上，有38．8％的教师希望在每学期开学初进行培训；11．8％的教师希望在每年的寒暑假接受培训；45．9％的教师希望在正常上班时间接受培训；3．5％的教师希望在开学初或者是正常上班时间接受培训。可见，大多数教师不希望培训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希望在工作时间进行培训。这说明教师的工作任务繁重导致的身心疲惫，更珍惜休息时间调整身心。这一方面可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使工学矛盾更为突出。

3．教师对培训形式的需求

在培训形式的需求方面，55．3％的教师希望以专家讲座、报告的形式培训；47．1％的教师还希望以与专家研讨互动、交流对话的形式培训；74．1％的教师希望通过观摩名师课堂来学习；54．1％的教师以案例评析、参与式的方式培训；7．1％的教师还希望以同行介绍经验、教学展示和共同研讨的形式培训；37．6％的教师希望能够在专家的指导下自学———反思；14．5％的教师希望以实地参观考察的方式培训；还有31．8％的教师希望还有其他的培训方式。这组数据说明，教师们接受培训的形式不拘一格，更愿意接受观摩名师课堂、案例分析和专家讲座的形式。

4．教师对培训者的需求

在培训者类型和特征的需求方面，有21．2％的教师希望只由高校教师来培训；5．9％的教师希望只由课改教师来培训；还有5．9％的教师希望只由教科研人员来培训；还有30．6％的教师希望只由教学一线的骨干教师来培训；其余36．4％的教师希望由以上这些人共同组成一个多功能的培训者团队。30．6％的教师希望培训者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专业性强；56．5％的教师希望培训者幽默风趣、感染力强、善于调动学员；41．2％的教师还希望培训者具备实践经验丰富、讲课操作性强的特征；也有51．8％的教师期望培训者的理论功底深厚、了解中小学实际、讲课深入浅出。

5．教师对培训考核的需求

在培训的考核评价方式的需求方面，14．1％的教师希望通过考试的评价方式来考核；56．5％的教师期望通过根据培训课程完成相应的作业的方式来考核；16．5％的教师期望通过提交论文或撰写培训心得的方式考核；14．1％的教师希望通过提交教学案例的方式考核；17．6％的教师希望采取建立基于培训课堂表现的纪实档案的方式培训。可见教师们不太喜欢对他们进行考试评价，而希望作业等其他方式的评价，这提示我们成人学习的特点需要在评价时进行考虑。

二、培训建议

1．对于培训的组织和实施的建议

（1）培训的管理和组织方面。

完善岗位资格制度，努力建设专业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学校工作中最具专业性的一项工作，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也更强。然而，就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来看，远远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大部分教师没有系统学习过学校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更谈不上系统学习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相关理论，缺少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深层理解，这就必然导致工作的肤浅、表面化、片面化，甚至是错误。况且有些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本身就问题重重，自己的心理都不健康，又如何来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呢？所以，我们要通过完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岗位资格制度来逐渐改变目前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的现状，淘汰那些不合格的教师，形成良性循环，用几年时间逐渐实现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提高心理教师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分层培训，形成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梯队。

长春市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距明显，针对目前现状，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分别促进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教师在现有水平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让那些专业素质好、水平高和经验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逐渐成为专业领域的专家，对其他教师的发展起带动作用，成为其他心理教师的培训者。我们要努力为他们的学习提高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参加更高水平的高级培训和高级研讨；对那些中等水平有发展潜力的心理教师参加拔高培训，使他们逐渐向高水平教师发展。为这些教师创造向优秀教师学习的机会，鼓励他们系统学习专业理论，组织他们研究实践问题，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指导；对专业发展水平较低、比较外行的教师，通过恶补专业知识，使他们的专业水平获得较快提高，通过考核逐渐淘汰不合格教师。在形成专业梯队的过程中，创造条件以高带低，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互帮互学的团队氛围。

（2）培训内容要能及时跟进教师发展的需要。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内容非常广泛，既有理论基础方面的内容，也有基本技能方面的内容，更有心理健康教育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不同的教师对培训内容有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应该针对教师的发展需要有计划地为教师设置培训课程，安排培训内容。对那些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性的内容要通过适当形式引导教师系统学习，对那些影响教师教学技能和咨询技能的实用性内容，要按专题进行学习和训练。随着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在培训内容上要及时跟进，满足教师不断发展的需求。所以，我们培训者要不断研究教师的发展需求，按需设计培训内容。

（3）在培训形式上要做到几个结合。

一是要组织集中培训和教师的自主学习结合。没有教师的自主学习，任何培训也难以收到最佳的效果。只有教师有了自主学习的动力，培训的效果才能落到实处。培训机构在集中组织教师进行培训的同时还要为教师的自主学习加以引导，使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内容联系起来，让教师的自主学习延伸培训的效果。二是要理论培训和实践培训结合。专家的讲课要密切结合教师工作实际，引导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同时，应该充分调动一线优秀心理教师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实践领域的培训者，通过现场观摩、演练进行学习。一方面通过理论提高素养、内涵；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学会操作。三是集中培训和远程网络培训结合。过多的集中培训不仅成本高，集中困难，而且会加重工学矛盾。在现代远程培训条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应更多采用远程培训的形式，关键的问题是要重视远程培训的合理安排和互动平台的互动效果，使远程培训中师生互动起来，生生互动起来，及时讨论问题，及时解决教师们在学习中的困惑。四是培训和教研、科研结合。长春市近几年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得益于引导心理教师结合教育教学工作开展课题研究。

教师的培训工作离不开教研，也离不开科研，我们培训工作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很难将其与教研科研分开，所以，我们应将培训和引导教师开展教育研究结合起来。五是多样化考核方式结合。对培训效果的考核过去常用的方法是考试。新课程改革以来，评价方式多元化已经在学生评价中得到落实，实践证明，执行考核更易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如，作业、论文、网上互动频度、提交案例、个人评价、档案袋、教学设计、所在学校工作效果评价等等。

2．对于长春地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内容的设想

根据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充分考虑长春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的构成现状和当前的专业发展水平，以教师的培训需求调研为基础，我们为今后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内容做出如下设想：

（1）教师专业基础和专业思想类课程。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要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律和方法探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管理与评价；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和途径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基本思想及其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自我成长研究。

（2）知识类课程。当代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和各年龄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教育心理学的相关专题研究，如学习心理规律和学习心理问题，人格心理学的相关问题研究和人格发展问题等；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和青少年犯罪问题防范；教师心理不适应以及心理问题的调适；认知心理学的相关问题研究；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思想及其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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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教育管理制度；教育评价

我国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面临的主要困难有：素质教育的概念没有界定，严重制约了素质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进展；教育理论界关于素质教育改革理论先行还是实践先行的争执直接影响素质教育改革的进程；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建立是一个艰巨的长期过程，社会条件准备的程度从根本上制约着素质教育改革的进度；树立社会对教育公平的信心，逐步消除社会对改革现行招考制度后能否保证考生升学机会公平的顾虑也是困扰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因素。化解这些困难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目前我国深化素质教育改革的主要对策包括加快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和进一步推动素质教育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

1素质教育理论研究问题

1．1加快素质教育实践是继续推进我国素质教育理论发展的关键

近几年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鲜有进展，相关论文和成果数量大幅减少，说明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遇到了难以通过的瓶颈，继续推进素质教育实践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哲学认为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前提和动力。素质教育理论的发展毫无疑问地需要素质教育实践提供动力，因为素质教育实践的需要才是是素质教育理论活力的源泉，离开素质教育实践需要的素质教育理论既不可能得到实践的检验，更得不到实践上的推广及进一步的深化发展，这种理论是虚无的空洞理论，当然也是没有活力和前途的理论。加快和深化素质教育实践是完善素质教育理论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我国素质教育实践的停滞是造成素质教育理论研究停滞的重要原因。

1．2发展素质教育理论的重点和突破口

1．2．1加快制订素质教育评价体系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践面临很多和很大困难的条件下，我国应把推进素质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放在完善和推广素质教育评价体系上，同时积极实践相关研究成果。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并最终实现素质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平衡发展。

素质教育评价体系建设的不足已经事实上成为了制约我国素质教育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直接因素与焦点问题。目前我国素质教育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与教育评价体系的建设与实践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完善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重点和难点是保持评价维度与素质教育功能的内在一致性，关键是厘清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评价体系的根本区别。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关注点是学生完善人格的形成、科学精神的培养、良好思维与行为习惯的养成、各种潜质特质的发掘与发展和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等各种素质的发展情况。对学生知识掌握水平的评价只是素质教育评价体系中一个一般的评价内容。

为此，还要科学对待实际上国内一直就存在着的全面肯定基础教育和认为素质教育改革将导致学生成绩大幅下滑的言论。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在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的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是取得了突破性和历史性的成就。其次，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让我们的孩子付出了巨大代价。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学生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身体素质严重滑坡，人格和情感发育不健全，自主意识和独立处理问题能力严重缺乏，自信心、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严重不足，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完善，学习兴趣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评价体系普遍存在的重知识教学轻素质发展有直接联系。因此，全面加快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广素质教育评价体系是极其紧迫的事情。

1．2．2加强有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理论的研究

身体健康发育的重要性是路人皆知，中央政府对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体育锻炼问题高度重视，曾先后出台多个相关文件、通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此更是高度重视，有的地方甚至对学生在校期间的体育课时与活动时间数量作出了具体安排。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课内外的锻炼与活动时间，但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学生的身体素质仍然不断滑坡。

比学生身体状况滑坡更糟糕的是学生心理发育上存在的问题，这个情况存在于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当然类似的问题在国外的教育领域也普遍存在。造成学生心理不健康的主要原因是个体的社会化及个性化过程不及时、不彻底和不协调。

表现为自我意识和社会融人水平低、合作意识与能力差，独立意识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进取心和意志力不强，精神不够专注，自信心和抗挫折能力差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导致学生成为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一代国家建设者。同时这些问题也会严重抑制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是与我们目前大力倡，导的创新教育互相抵触的。

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加人心理和人格教育课程已是十分迫切的事情。有研究表明：学生自残、学校暴力事件的发生以及学生违法犯罪的日趋严重，甚至有些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活动都和学校的心理教育与干预不及时有关。现代犯罪心理学也表明及时的心理干预，可以使多数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甚至不少严重的恶性犯罪行为得以避免。

可以看出学校科学适时开展人格和心理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特别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人格决定着人们观察、认识、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的认知起点、基本方式、方法和结果。

素质教育理论必须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指明出路和找到解决办法，把教育实践中不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的教育教学行为找出来并加以纠正。同时，素质教育理论还应当包含完整的学生心理和人格教育理论及相关的教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最近，国家成立了与素质教育研究有关的国家级的调查研究课题组，目的是就素质教育改革问题展开全面的调查研究，有些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已经相继发表。虽然素质教育改革是庞大的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和层次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依靠一两个调查研究成果来完成，但从中可以看出国家继续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的决心，也说明我国关于素质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还大有可为。

2素质教育实践问题

我国的素质教育改革是一个以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改革为基础，以教育思想和教育教学模式系统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系统工程。素质教育改革的过程将是渐进的长期过程，当前我国应积极推进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加快推进中小学实施小班化教学和加强农村师资建设、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性恢复和稳步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素质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支持。

2．1积极促进学生身体和心理健康成长

首先，各级各类学校都要确保足课时开设体育课和活动课。基础和中等教育阶段必须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时限制学生在校和课外作业时间。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学校内学生活动场所严重不足，乡村学校体育课师资和学生活动器材严重匮乏。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奖惩办法，加大对学校执行相关文件情况的监督与引导力度，确保学生在校的体育课和锻炼活动时间另外政府要不断加大相应的财政投入力度，积极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扩大学生的活动空间与场地。

其次，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都要逐渐设立心理咨询室。通过开设心理课程、讲座等形式把心理学和心理危机自助知识授给学生。要从基础教育阶段起给每个学生建立心理健康和发育状况档案。教育机构还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辅导，及时干预和化解学生的各种心理危机。

再次，重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人格教育是伴随人终生的事情，但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的人格教育显得特别重要。人格塑造是我国教育的软肋，我国的学校教育未能充分重视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而且教育教学过程中还大量存在忽视乃至冒犯学生人格的不良教育教学行为。为此我国应倡导民主的、师生平等互动的和尊重学生情感体验与健康发育的教育教学模式，以丰富学生的人性和培植学生人文精神为重心健全学生人格。

2．2用素质教育评价体系评价素质教育

用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评价素质教育是当前我国素质教育改革试点普遍存在的问题，评价的直接结果是学生学习成绩的急剧下滑。这就是不少人讲的实施素质教育学生就完了，课堂教学也完了的证据，也正是我国素质教育改革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用应试教育的标准衡量素质教育的成果，其结果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以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评价素质教育的情况确实正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素质教育改革的步伐。

也正因如此不少实施素质教育改革的学校和地方纷纷宣称素质教育改革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并以此换得社会各界对素质教育改革的支持。我们知道，通过素质教育提高学生成绩不会立竿见影，有的成绩是要跨过一定教育阶段后才能表现出来的。短期的结果反而可能是学生在知识性的测试中成绩有所下滑。可见，推行素质教育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它要求素质教育教学改革和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推广必须同时进行，真正做到用素质教育评价体系评价素质教育效果，否则，改革将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素质教育的另一个结果是学生各种能力，特别是创新习惯和创新能力的形成。我十分赞成创新是一种习惯的看法，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它明白无误的讲出了创新的心理基础。任何创新都一定是开放的和自由的心理活动的结果，都是以一定的创新心理机制和心理创新过程为前提取得的。素质教育本身就是建立在学生心理自由和不断创新基础上的教育过程，素质教育评价体系可以保证这个教育过程的顺利实施。

2．3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主要办法和思路是推进中小学实施小班化教学，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通过管理体制的变革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恢复等。

2．4几个具体问题

2．4．1知识教学和素质教育的基本关系

素质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样必须向学生传授一定的知识，当然这些知识技能既包括基本的生产、生活知识与技能，也包括进一步学习的知识、技能，还要包括科学精神的培养和开展研究的知识与技能。

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是，素质教育关注的中心是学生素质的形成与培养，知识的传授仅仅是素质教育的一个内容。素质教育理论相信，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有效途径，在基础教育阶段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进行以完整学科知识传授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素质教育模式下基础教育阶段的知识教学是零散和成点式分布的，主要是作为手段为发展学生素质服务的。有些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活动甚至连固定的教材也没有，教师要根据需要和教学情景创造性的发现并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开展教学活动。但一些基础的学科知识教学应该是给予保证的，这是我国传统教学的优势。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工作重点和中心要尽快转移到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上来，合理安排纯粹知识性的教学活动。

与基础教育不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以知识传授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活动还应该加强。原因是：基础和中等教育阶段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教育提供了可能与保证；掌握一定的人文基础知识和系统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已经成为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当然，高等教育阶段是以发展性的知识传授和以学生思维训练与技能的形成为中心的，大量陈述性的学科专业知识主要靠学生的自学来完成。高等教育还要通过专业的教育塑造学生崇尚与追求科学和真理的精神，通过严格的训练形成学生科学思维的习惯和规范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2．4．2高考制度改革

目前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热门话题，也是影响我国素质教育的焦点问题之一。事实上，近10年来我国的高考制度一直处于各种改革实验之中，只不过改革没有取得让各方面满意的效果罢了。高考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各方面给高考附加的社会功能太多，干涉高考的社会因素太多。

高考是高等学校选拔合适人才来校接受教育的考试，也可以说是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的入学资格考试，高考的基本功能是高等选拔适合本校教育的学生。因此，一般情况下高考是高等学校和学生互相选择的活动，主要是高等学校和学生双方的事情，只要高校的招生行为在合法的范围内，其他单位和个人就不能轻易干涉。高校招生考试的科学做法应该主要由各高等学校组织命题、考试和录取学生。过多的社会功能同高考挂钩和其他因素对高考的过度介入是违背教育基本规律的，结果必然是高考功能被扭曲，整个教育畸形发展，最终影响正常教育功能的顺利实现。

不难看出，目前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恢复高考的主要功能，真正全面赋予各个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真正全面实现高校的自主招生。从我国教育发展和管理模式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很难在短时间内真正全面实现高校自主招生。虽然我国高考改革需要一个过程，但高考改革的基本方向一定是逐步淡化全国统一高考和逐步增加各招生学校入学测试的比重。我国改革完成后的具体高考形式难以预见，但大致不外以下几种：一是取消全国统一高招考试，完全由各高等学校自主招生，这就是当前出现的取消高考论；二是设立高中毕业生综合水平或学业水平测试等国家考试，各高校在参考国家考试成绩的基础上，结合高等学校独立组织的有关测试的成绩，并参考学生中学阶段学习和参加社会实践情况，自主录取符合条件的学生；三是分类(分)设立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各高校在组织相关学生参加本校进行的综合素质测试的基础上录取符合条件的学生；四是特殊人才招生等。

2．4．3关于目前高考公平与否等问题

第一，目前高考是形式公平，实际结果严重不公平。可以举例说明这个问题，例如仅用身高一个标准选拔篮球运动员，在形式上很公平，但结果严重失公。与此类似，仅用对一种素质发展水平的测试成绩为标准选拔多元化发展的人才，根本谈不上什么公平。

第二，实行高校自主招生后，考试费用增加问题可以有多种途径解决。建国前我国高校都是自主招生，费用没有成为问题。更早的封建科举考试的费用也没有阻挡住赶考者赴考的行程。当然现在高校自主招生后的费用也不会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真正障碍。可以考虑由国家财政补贴学校方增加的相关费用；学生考试费用主要由学生负担；国家要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的考试费用给予适当补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的。

第三，诚信问题要靠制度创新和法制手段解决。首先要对建设诚信高招充满信心，我们有建国前高校招生的成功经验和发达国家著名高等学府好的招生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理由搞不好高校公平开展招生的工作。做好这一工作的关键是用法律和制度建设的办法建立诚信的政府与社会，有效及时地惩处国家工作人员说谎和干涉高招工作的行为。做好这一工作的基础是恢复高校的人事自主权，通过取消职称评定等办法解除知识分子对政府和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恢复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与应有的社会地位。做好这一工作的重要条件是加快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步伐，完善高校产业化运作模式，恢复高校自身造血与吸引优秀人才(包括优秀学生)的能力。还要完善高校的学术组织，提高学术组织在学校治理过程中的地位，真正实行教授治校等。

2．4．4我国的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