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意识范文
时间：2023-12-13 17:54:0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意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2015年桦甸市农业发展情况
粮食生产。桦甸市农作物种植面积为174319公顷，其中：粮食作物168200公顷，总产量达到150.00万吨，实现产值33.14亿元;畜牧业。全市生猪、肉牛、禽类出栏量分别达到 59.65万头、13.23万头和395万只。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 9.54万吨、2.14万吨、720吨。全市畜牧业实现产值23.30亿元;园艺特产业。园艺特产业实现产值(包括甜糯玉米)15.36亿元;林业产业。实现总产值1.54亿元;水产(渔)业。水产养殖面积达到了4715公顷，渔产量达到3820吨，实现产值0.27亿元，其中：养殖产量为3069吨，实现产值0.18亿元;农产品加工业。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215户，其中：年销售收入2000万以上的规模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97户，农产品加工业实现销售收入89亿元;休闲农业。全市休闲农业企业共有34户，年总收入0.22亿元，从业人数442人。
2存在问题
2.1粮食生产方面
一是中低产田成为影响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的重要因素。桦甸市中低产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60%左右，改造任务十分艰巨;二是粮食生产成本普遍上扬，特别是化肥价格上涨较快，导致种粮收益不断下滑;三是农业科技队伍青黄不接。
2.2畜牧业发展方面
一是畜牧业正处于由传统分户散养向标准化适度规模养殖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需求剧增与现有技术管理水平滞后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二是现有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档次低，缺乏精深加工，畜禽产品仍以活畜禽外销为主，市场竞争力不强;三是产业发展保障机制不完善。加工企业与养殖户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联结，市场预测预警机制滞后，畜产品市场调控手段乏力，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仍然脆弱;四是养殖业融资难、贷款难现象普遍，制约了畜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2.3园艺特产业方面
一是产业总体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步伐仍需进一步加快;二是原料短缺、用地紧张问题突出，木耳生产原料供应不足、伐林栽参用地审批等瓶颈问题严重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缺少深加工企业，如食用菌(木耳)始终以干制包装为主，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
2.4水产(渔)业发展方面
一是由于受到辽宁、天津等地的低价鱼冲击，再加上鱼饲料价格的不断上涨，成鱼精养呈现下滑趋势;二是水产养殖品种单一，养殖户对名特优新品种缺乏认识，名特优新品种难以形成规模;三是受资金问题制约，大、中型水库投放苗种数量不足，渔业发展后续乏力。
2.5农产品加工业方面
一是项目建设水平不高。多数加工企业建设规模小，加工能力有限，项目建设存在起点较低、重复建设的问题。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方式不紧密，企业抗风险能力不强;二是精深加工不足，产业链条短。初级加工多，精深加工少，产品附加值低;三是融资渠道不畅，资金不足。主要表现为企业资金需求高峰和银行担保贷款方式之间存在矛盾，抵押担保的验资、评估手续繁杂，银行结算期导致企业无法有效利用贷款。
2.6休闲农业方面
一是缺乏产业整体规划，从业企业基本上是自发式发展，布局分散，各自为战，与市场需求不能有效对接，难以形成竞争优势;二是承载能力不强。桦甸市休闲农业发展尚处于起步期，存在着建设规模小、项目内涵单调、配套服务不全、接待能力不足的共性问题;三是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休闲农业产业周期长，形成规模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的滚动投入，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及资金支持。
3特色农业发展目标
按照“六型”农业发展总体要求，以结构调整为主线，重点发展“十大”特色产业以品牌创建为抓手，全面提升农特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以龙头企业和规模大户为支撑，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模式，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产业集群式发展、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形成特色鲜明、效益显著和质量安全的特色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民生改善目标。到2017年实现：粮食生产。种植面积16万公顷，总产量达到155万吨，产值35.35亿元，增加农民收入1.11亿元。畜牧业。实现总产值30.18亿元，增加农民收入4.78亿元;园艺特产业。实现总产值17.36亿元(包括甜粘玉米产业)，增加农民收入1.48亿元;林业。实现总产值2.50亿元，增加农民收入0.53亿元;水产(渔)业。鱼产量达到3950吨，实现总产值0.36亿元，增加农民收入0.042亿元。农产品加工业。实现销售收入109.36亿元，增加农民收入2.97亿元;休闲农业。固定资产投资1.80亿元，实现产值0.41亿元，从业人数达到820人，增加农民收入205.57万元。
4发展效益农业的保障措施
4.1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坚持把高产创建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的实施作为促进效益农业发展的重大举措。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启动基层站(所)条件建设，切实增强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同时，改进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手段，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等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技术服务。
4.2加强农村人才培养
切实加强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懂生产、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4.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突出抓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机装备和作业水平。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抓好清洁能源建设。
篇2
2006年，农行北京分行认真贯彻落实总行工作会议精神和分行党委工作部署，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各项业务快速发展。据统计，2006年北京分行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340亿元，余额达1907亿元，存款增幅高于北京市金融机构平均水平5．9个百分点，是近年来农行北京分行市场份额上升最快的一年，发放各项贷款余额956亿元，比年初增加92亿元，人民币优良客户贷款余额占比已提高到54％。存量资产质量不断改善，资产质量、经营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实现经营利润26．89亿元，同比增加6．45亿元。
在过去的一年里，农行北京分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加快有效发展，表现在：业务多元化发展成效初；完善了高管人员、窗口柜员、分行机关员工的工资分配办法，为实施科学决策和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奠定了基础；积极开展合规文化建设活动，全面提升了网点综合管理水平。此外，农行北京分行基础建设步伐稳健，发展后劲得到了增强。全年新开工网点建设和改造项目37个，在地铁沿线布放ATM机24台和自助缴费机15台，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目前，农行北京分行着力打造大堂经理、个人客户经理和个人理财经理队伍，现已配置大堂经理200余名、个人客户经理50名，且有58人取得金融理财师资格证书；全年共为柜台一线员工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班831期，培训达30231人次。一支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个人金融专业化团队逐步得到建立。
农行北京分行注重发展管理建设风险管理体系 陈德立 宋扬清
近日，记者从北京分行2007年工作会议上获悉，该行积极贯彻总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突出发展和管理两大重点，坚持“业务发展第一，基础管理优先”原则，继续深入推进“五大工程”建设，全力迎接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同时，该行还紧紧抓住农行股改契机，加快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机制，着力提高风险专业化管理水平。
2007年是农行股改的关键一年，北京分行结合自身实际，牢牢把握有效发展这一主题．继续围绕“三大目标”客户，发扬“保抢挖”精神，加大客户营销力度，争取在培育市场特色、增强产品竞争力、推进经营转型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具体措施有如下五点：一是全力抓好负债业务，夯实有效发展基础；二是把握宏观调控政策，推进信贷结构优化；三是以理财业务为重点，推动个人金融业务发展提速；四是切实抓好新业务，努力构建多元收入结构；五是狠抓营销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工作成效。
篇3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迅速发展、方兴未艾。
目前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数量相对较少、覆盖面低,规模不大、入社农户占乡村总户数的比例较小,表明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
(二)我们国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
1、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更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在各个省内,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河北省石家庄等6市共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1,781个,占全省总数的80%,而全省有20%-40%的县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方面还是空白。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情况与地区的农业人口数量以及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较多。
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明显。西部地区的组织数量、平均成员数和农民参加比例都是最低的,这符合一般预期;但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其平均成员数量和农民参加比例反而低于中部地区。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一)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和市场风险,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农业生产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协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因而属于典型的高风险、低回报行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单个资源在合作制度框架内的整合,使农民可以更好地应对由农业生产的生物特性,如气候的变异、产品质量的波动以及地域分散性所导致的风险,从而确保农产品的稳定供给。同时,若分散的农户各自设法进入市场,每个农户均需支付可观的搜寻、加工、整理市场信息以及与交易方协商、谈判和敦促履约的费用,而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框架中,农户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建立了清晰稳定的合作关系,将那些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分工活动卷入组织内部分工,由此实现市场内部化,不仅节约了交易费用,而且提高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有效的解决了“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
(二)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农民的“无组织”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能够优化组织内的资源配置,培育新的市场主体,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促进农民合理分工,发展专业化生产。其次,它可以使农民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再次,它可以增加农民与政府对话的渠道。
(三)是构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来在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商品生产条件下需要农民直接承担的农业生产环节逐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农业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而又独立存在的社会化服务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货币关系为纽带,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提供服务,从本质上说,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生产过程分工与协作的必然结果。目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同农业生产结成了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体系的有机整体,成为了推动农业生产走向现代化、商品化、专业化的基本保障力量,对于新技术的推广、生产资料的供应、产品的运输、储存等生产经营环节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是国家对农村政策保护体系的重要组织保障和基础。
党和政府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很多政策措施都难以落实或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目前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过于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农民缺乏与相关政策有效对接的渠道。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政策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户”的模式,它可以为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指导和补贴提供组织载体,承担起宏观经济政策着眼点和落脚点的任务,提高财政资金及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农民还可以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及时反映给政府,从而大大提高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调控的针对性。
(五)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的载体。
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民提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经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服务,而且它还通过兴办经济实体,直接成为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载体。
(六)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农村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蕴涵着巨大的生产力,但因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分散的家庭经营人为地将它们割裂开来,难以形成生产要素的聚合和优化配置,有的有劳动力缺乏信息,有的有信息缺乏资金,有的有技术缺乏土地,还有的善种养不善经营。这些潜在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往往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对更大范围的生产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并使各种社会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取所长,相得益彰。
(七)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合作经济组织各类灵活多样的培训,已成为中国农村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对22个省的统计,近年来,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共举办技术培训班40多万期,参加培训的成员和群众达4288万人。通过培训,大多数人都掌握了一两门实用技术,许多农户成为科技示范户,许多农民获得农民技术员等各类农民技术职称。特别是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实用人才。
三、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大力发展农民经济组织。
(一)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原则。
家庭经营是世界众多国家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经济制度,也将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制度。一方面,家庭经营作为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制度,是农业自然选择和自发演进的结果,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另一方面,家庭作为一个产权共同体,内部合理的分工、协作及较低的监督成本,使家庭经营在资源配置、劳动控制、外部收益内部化、激励与约束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利于实现家庭成员收益的最大化。另外,由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所决定,合作经济不是代替或排斥农业的家庭经营,相反,农业的家庭经营是合作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换言之,如果没有农业的家庭经营,也就不会有合作经济。
(二)坚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原则。
农业的家庭经营使农民家庭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此基础上,家庭的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都是以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为出发点的,这无可厚非,但个体理性并不直接产生集体理性,在某些情况下,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个体理性无法实现。农民组建或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目的就在于降低甚至消除由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尽管其行为的出发点是集体理性和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其结果必须以遵循个体理性为条件。如果合作的结果不能带来合作者个体利益的增进,那么,受个体理性支配的个体就会拒绝加入或者选择退出。因此,是否能够实现农民家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协调统一,是判断一个合作经济组织是否有效率的基本标准。
(三)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是否能够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是判定一个合作经济组织是否是农民自己的群众性组织的一个重要标准,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其中,“民受益”是合作经济组织的目的;“民管”是实现合作经济组织“民受益”目标的手段;“民办”又是合作经济组织实行“民管”的前提条件,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衔接,是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体。
(四)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规范发展的原则。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为在合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合作经济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高标准、高起点严格以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为依据,对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加以规范。
篇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做出了科学的概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充分体现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全面发展的要求。柘荣县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兴“三农”，不断创新发展举措，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抢抓机遇、克难攻坚、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使经济发展保持平稳、协调的良好态势。2008年柘荣县农村经济的预期目标是：农业总产值5.37亿元，增长5％；农民人均纯收入4300元，比增5％；粮播面积13万亩，总产3.3万吨。而这些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迫切需要我们抓住机遇对抉择的呼唤，突破困难对决策的困挠，推动农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一、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
一是发展农业企业有利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兴办农业企业，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推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让土地流向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户和能人手中，促使和加快农村劳动力良性聚集和转移，使其一部分流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从事二、三产业；一部分直接进入当地的农业企业务工，成了拿工资的农民，更多地解放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二是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有利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企业大多是外联市场、内连农户和基地。遵循市场规律，走市场化道路，大力培育农业企业特别是农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好农业龙头企业的外连内带作用，通过众多农业龙头企业把单个农户与市场对接起来，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实行农工贸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使市场信息能够迅速反馈给农户，使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及时走向市场，实现企业农户互利双赢，能更大程度上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三是发展农业企业有利于全县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立足本县农业资源优势，发展农业企业，推进一、二、三产业互动发展，充分发挥产业联动效应，符合全县经济结构调整大万向。特别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生态观光农业企业，不仅能提高农产品的市场连结度，而且能通过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生态观光农业的发展，提升农业资源和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业和农产品竞争力，强化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地位。“围绕农业上工业。让农业长出工业”，发挥柘荣县农业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优势，加快发展农业加工企业，是加快实现城乡统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有效途径之一，既合乎“工业立县”的战略要求，也是加快推进柘荣县“闽东药城”建设的现实需要。
二、当前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培育新型农民
第一个标准就是需要有新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抓好教育和培训，不断更新知识，以适应当前农业发展的需要。还要注意引进知识，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增加新农村建设骨干，补充新鲜血液，壮大知识型农民力量。
第二个标准就是需要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新型农民。当前农业的发展只有标准，没有模式，而且农村实际的情况也千差万别，这就需要广大农民开动新脑筋，寻求新突破，采取新思路，选择新方法，实现新目标。
第三个标准就是需要具有较强民主法制和现代文明意识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应当是具有民主法制意识和现代思想观念的农民，积极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文明健康的乡风民俗，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
三、围绕“环三新作为”，打造柘荣县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发挥政府部门推动、公司(企业)带动、中介组织联动作用，建设规模示范基地，培植生产经营大户，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是继续培育壮大扶持天仁药业、闽东张一元、森荣、东艺等一批与种养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具有特色优势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二是继续实施好农业333工程，重点帮助新建、扩建10个农业规模基地，其中新建5个百亩以上规模基地，扩建5个规模种养基地。三是积极支持引导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帮助其健全制度、规范运行，发挥好带动作用。
健全农业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政策，鼓励农业企业培养、引进和聘请经营、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高级人才；把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作为柘荣企业家培训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其在农业产业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文化建设为抓手，加大对广大农民的教育力度，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文明修养和职业技能的新型农民，进一步提高柘荣县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水平。
努力打造柘荣县“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太子参是柘荣县传统种植产业，在民间广为种植，群众对传统种植技术了如指掌，已成为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构筑“闽东药城”的主导特色药业农产品。2006年10月16日，“柘荣太子参”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随着太子参种植规模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不断完善。2008年柘荣县在东源乡西源村建立了“一村一品”柘荣太子参种植示范片，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柘荣县资源优势，带动群众向标准化、专业化方面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不断增强服务功能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进一步培育柘荣县农业特色农产品，挖掘市场潜力，拓宽发展空间，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当前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企业总体规模还不大。柘荣县农业龙头企业中真正上规模、上档次的较少。大多农产品加工企业生产的也只是中低端产品，产品档次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实现工厂化、规模化生产的企业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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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贷款融资相对困难，龙头企业发展缓慢。现行的投融资体制制约了农业企业扩大生产的资金来源。民营农业龙头企业一般规模不大，农产品多为一次性收购，全年加工，资金占用量大；而农产品生产销售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农业生产风险相对较大，回报率较低。许多企业为了减少成本投入，缓解资金压力，大多采取租赁土地和厂房的形式经营。在企业申请贷款时，银行需要实物抵押，而“农作物活口”又不能抵押，使得企业特别是种养类农业企业很难实现规模扩大和技术改进。
三是目前与新农村建设要求相比，农民存在的问题。一是缺乏人才，二是缺乏知识，三是思想落后。
四是农业基础设施陈旧老化，野猪破坏严重。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柘荣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跟不上日益提高的高水平农业生产的要求。另外，柘荣县野猪猖獗，特别是边远乡村田块破坏严重，造成有种无收、农田荒芜。
(二)当前农业发展的对策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激发农民兄弟创业热情。“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全县在加快实施“闽东药城”战略的同时。要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特别是乡镇一级更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发展农业企业的战略意义，在狠抓工业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大衣业的发展。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对农民兄弟要加强激励和引导，做好“活”字文章。要利用各种载体，通过培训、讲座和组织外出参观考察等多种方式，帮助有创业基础的农业经营者“活起来”，进一步开拓视野、开阔思路、更新观念，激发创业热情，兴办农业企业。
二是做大产业基地，夯实农业企业发展基础。通过对三明市清流县淡水养殖经验的考察，我们深深感受到，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农业资源规模化。该县2006年10月引进的台资项目，利用龙津河高坑库湾、沙芜九龙湖库区5万亩大水面资源，3年内网箱养殖发展到5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柘荣县要立足县情，突出区域农业资源特点，继续加大农业333工程建设力度，用足用好已经出台的各种扶持政策，引导规模经营，务求发展实效，强化政策兑现，把太子参、茶叶、药材等特色农业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基地做大，为发展农业企业打好资源基础，并立足于区域资源优势和主导优势产业的层面上，大力引导现有的规模大户、农业企业通过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主动前伸后延产业链，做大企业规模，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
篇5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篇6
[关键词] 小农特征;小农意识;小农改造
[作者简介] 宋圭武（1964―），男，甘肃靖远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中国经 济改革问题。
[中图分类号] 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1-0016-04 [收稿日期] 2015-11-09
一、小农特征
什么是小农？恩格斯将“小农”定义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1。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认为，小农生产有别于资本主义，因为它没有剩余价值的占用和实现，也没有资本的积累。它的目的就是满足家庭生产，而不是获得利润。伯恩斯坦还指出，小农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为个体对生产资料还保有一些控制权。因此，小农生产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是：以生存为导向的驱动逻辑，对生产方式的某种控制2约翰逊（Kirsten Johnson）等强调指出，在界定小农的时候，重要的一点是明确小农有哪些共同点，即他们的一些关键特征。第一，小农生产单元总是包含着小农消费，这同时体现了经济和道义维度。第二，总是有围绕小农“剩余”的索取，这些索取往往侵害了小农的“生存权”，也是冲突、抵抗和反叛的来源。第三，小农创造了微观生态，其中所嵌入的知识是在家庭和农民社区内部产生和传播的。第四，小农具有一种弹性和抗压力，使其比历史敌对阶级存续得更加长久3。
从各国小农经济发展具体形式看，小农最核心的特征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小;二是主要从事产业以农业为主;三是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而小农的其他特征则与小农的外部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当小农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是专制主义加自然经济时，小农必然在政治上是人身依附的，在经济上必然更多是自给自足和缺乏交换的;当小农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时，小农虽然在政治上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经济上，却是依附的，本质上是依附于市场的，是受市场的剥削的。
小农与外部发展环境互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小农形态。从而有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等形态。随着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农未来的形态应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绝不是依附的。
二、小农意识及其翻版
意识总离不开生产方式这个基础。小农意识也离不开小农生产方式。笔者认为，小农最核心的意识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勤劳性。勤劳性与小农经济利润的微薄性紧密相关。由于小农经济本质是糊口经济，又加上资本稀缺，这客观需要小农更多通过投入劳动力来增加收入。二是自私性。小农的自私性既是天然的，也是后天的。由于缺乏分工，自私是天然的;由于规模小，后天也需要自私。三是局部性。所谓局部性，就是看问题没有整体观念，只看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具体表现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情况是自私性和局部性的一种结合。四是短期性。就是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这本质也与缺乏交换有关。五是依附性。由于生产规模小，小农天然是依附的。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的经济依附性更强。面对市场的巨大波动性，若失去国家保护，小农将会面临更大风险。六是面子性。爱面子是对小农的一种心理补充，同时也是应对社会交往的一种客观需要。七是保守性。小农一般面临的经济环境是收益小、风险大，长期的这种环境也容易养成一种保守人格。八是血缘性。这是由小农的生产单位是家庭所决定的。九是淳朴性。淳朴性与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密切相关。自然的淳朴性也养育了农民的淳朴性。
在小农的核心意识之外，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与小农核心意识互相影响，最终又导致了不同的小农意识表现形式。从中国历史看，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加上儒家文化，最终让中国的小农意识除了具有小农最核心的意识外，还更多具有了世俗性、等级性等意识特点。另外，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加世俗性的文化约束也让中国小农更多具有了一种双重意识人格特征。主要表现有：一是既柔弱又残暴;二是既自尊又自卑;三是既胆小又胆大;四是既迷信又自信;五是既节俭又奢华;六是既勤劳又懒惰;七是既淳朴又狡猾。
篇7
关键词：农业经济；农业转型；小农经济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业高速发展，2019年上半年，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1086.5亿美元。但是，农产品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农业发展需要创新技术的支撑，以积极应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廉价农产品带来的冲击。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才能对抗新时代农业经济发展提出的各项挑战。
二、小农经济历史发展历程
农业经济与社会观念和家庭观念等具有相互之间的联系，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济表现形式，也是几千年来我国经济最为客观的一种写照。无论是在新时代的中国还是在封建社会，农业都是百姓和农民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经济发展的模式由小农经济向大规模经济模式发展，如运用大量机械化设备开展生产活动；加大对农作物经济物品的研发、农业专项基金的发放、农业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等。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指数，其已经成为农民或者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
三、经济学视域下农业转型的挑战
（一）农业经营模式有待改善，生产的效率较低
受到小农经济理念影响，一些农民進行农业产品的交流和互通时过于重视短期利润，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热销的农产品上，并没有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等有整体上的把控，出售的一些农产品不能得到受众的认可，进而降低生产和销售的效率。并且，农业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小农经营模式缺乏灵活性，无法提升农业经营效率。
（二）各个区域应用科学技术的能力有待提升
近几年，农业生产科技成果得到了有效转化，并为各个区域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但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西部地区，他们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方面都有一定限制，想要全面实现自动化和机械化有较大难度，很难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带来新的增长点。长此以往，就会大大削弱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农民也就无法从中获取更多利润。
（三）很多地区没有制定营销策略，农产品无法发挥品牌效应
新时代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在优化农业结构的基础上扩大农村的需求，以为农村经济带来新的着力点。但是，很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者受到思想、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并不注重制定市场营销策略和引进相关农业推广人才。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者缺乏信息的敏感度、缺乏创新意识等，使得农业品牌效应减弱，严重影响了当地农产品经济的发展。
四、新时代农业经济发展的路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只有围绕农民收入，对传统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严格把握“三农”问题等，才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国家已经高度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完善，才可以促进新时代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对基层农技进行推广和分类的改革，这种机构的构建主要分为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即能够有偿和无偿的服务于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目前，新时代农业科技推广的体系主要分为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系统和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推广系统。为了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在加强两者之间的互动性和互融性后，才能够加强对涉农企业的扶持和担保。例如：给予涉农企业一定资金和技术支撑，特别是在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二）建立农业经济合作模式
1.支持农民开展自主经营
一方面，加强政企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发展，在坚持“三农”服务的方向后，以市场竞争为原则，将新时代农村经济转化为合作经济，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为农户获取更高的收益等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和合作的要求等，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坚持政府主导和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前提下，促进合作组织的形成，从而让农民开展自主经营，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
2.建立新型组织，经营特色产品
各区域应该建立专业化的生产实体，构建专业合作社。例如：坚持特色农业产品的生产，转变各地区农户的生产理念，再根据市场发展的情况，将种植业、加工业和服务业、养殖业等紧密联系成一个整体，构建特色的农业产品生产体系。同时，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经营。例如：以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作为龙头企业，从当前的利益出发，构建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生产和种植的积极性。另外，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需着力发展加工产业，特别是在果蔬、水产品和粮油等方面的深加工，提升农产品加工品牌后，打造出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从而发展壮大农村的产品，拓宽农民的收益渠道。
（三）走农业绿色发展道路
当前由于受到贸易壁垒的限制，我国农产品在出口方面遇到了很大挑战。因此，新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注重创新机制的构建，在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同时，满足市场对于绿色农业的需求。第一，建立绿色农业发展特区，制定绿色发展规划等，以农业经济发展为核心，引导中国农业实现绿色发展。第二，根据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资源、产业和农业废弃物资源的重复利用等方面制定生态补偿机制，为开展绿色农业经济提供制度上的支撑。第三，提高农户的生态环保和绿色农业的意识，严格把控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并成立监督小组，及时退回不合格农产品。
（四）融合“互联网+”，提升农业营销服务的质量
互联网时代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农业生产和流通迎来了新的增长点。首先，各地区应该引进和培养更多新型农民，在发展农业创客空间平台后，构建农民创业平台。例如：通过培训的方式，让广大农民学习互联网知识、农业新技术、产品营销和提升服务质量等。其次，新时代，人们的消费也不断升级，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大數据，农户要在对市场的需求严格把握后，对生产和供需等进行合理规划；客户提出相应问题后，由专人进行管理，进而形成更加专业的服务反馈机制，使得当地的农业品牌得到提升，提升客户的黏性。再次，借助新兴媒体对农产品进行宣传，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农产品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带动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一些地区借助抖音或者火山小视频等新兴媒介，让当地比较出名的明星代言和宣传当地的农产品，不仅让更多消费者了解了更多农产品，还带动了线上销售，全面提升了销售的效率和质量。
（五）构建新型服务业，支持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
新时代，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精神上的需求。即不仅注重产品的质量，还在其他方面有了一定需求。例如：各区域可以根据当地的产业推出特色产品，如食用菌、樱桃和花卉等。各区域可根据自身的产业、农业形式和当地旅游业等协同发展，借助当地的资源与旅游业相互结合，从而构成特色的农家乐，让人们在享受到农耕农作的乐趣后，还能够欣赏当地的美景，达到身心放松的目的。又如：可以举办樱桃节等农业旅游活动，吸引更多游客，从而为当地创造更多利润。
五、关于新时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
新时代，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应该以环保和绿色为原则，在开展实体经济的同时开展线上和线下的体验。并且我国发展农业经济更加注重数字化管理和网络化经营，这就需要农户大力创新，对知识进行更新，在不断学习和不断进步后，使我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目前，农业的主要矛盾和发展的主要任务等都在发生着变化，新时代推动现代化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农业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农户，使其在掌握更多新技术和新设备的知识后，创新更多新型的农业经济模式。还需要在政府或者各地级政府的支持下，努力克服脱贫攻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农业问题，帮助农户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农户开展创新经营，激发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通过民办公主和筹资筹劳等方式，让农民在参与过程中获取更多收益。
篇8
关键词：小城市建设；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基金项目：金华社科联2013年课题“小城市建设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以浙中地区为例”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Y184）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月22日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积极进行了培育小城市的探索与实践。浙江省于2010年12月在全国率先启动小城市培育试点，赋予东阳市横店镇与义乌市佛堂镇等27个试点镇与县级政府基本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小城市建设中，加快人口集聚，推进农民向市民转变，是小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外来人口大量集聚是小城市的重要特征，也是小城市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支撑。以浙中地区为例，横店镇常住人口8.34万，外来人口5.1万，外来人口已接近于本地常住人口；佛堂镇常住人口8.1万，外来人口10万，外来人口已远远超过本地常住人口。因此，推进外来人口融入小城市，既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
在小城市的外来人口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主体。因此，在小城市建设背景下，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小城市如何吸引并留住新生代农民工，对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构建城市化发展新平台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交流现状、市民化意愿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小城市建设事业背景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借鉴。
一、基本情况
2013年10～11月期间，课题组成员对浙中地区东阳市横店镇、义乌市佛堂镇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研，调查对象为1980年以后在农村出生长大、目前在小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25份，收回有效问卷264份，有效回收率为81.2%。在调研的264个样本中，男性168人，占63.6%，女性96人，占36.4%；未婚184人，69.7%，已婚76人，占28.8%。在从事的行业方面，制造业从业人数比例为79.5%，其余依次为服务业（16.3%）、建筑业及其他（4.2%）。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源地来看，主要集中在江西（17.8%）、贵州（12.9%）、湖北（12.1%）、安徽（11.7%）等省，来自这四个省份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占调查总数的54.5%。这四个省份中，除了贵州与浙江的距离较远外，江西、安徽、湖北均为浙江的邻近省份，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务工地时，会倾向于选择距离家乡较近的城市。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一）新生代农民工总体较适应目前的城市生活。对“是否喜欢所在的城市”问题的调查显示，参与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03人喜欢所在城市，占39%，135人表示对城市的感觉一般，26人表示不喜欢所在城市，占9.8%。当问及“是否适应目前的城市生活”时，118人表示适应了目前的城市生活，占调查总数的44.7%，126人认为一般，占47.7%，另有20人表示不适应城市生活，占7.6%。
（二）近40%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留在小城市发展。调查数据表明，愿意与当地居民交往的新生代农民工有191人，占72.3%，表示不愿意交往的为73人，占27.7%，这反映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得到城市居民的接纳。“对未来的打算”的调查显示，99人选择“留在目前所在城市”，占调查总人数的37.5%；48人选择“到其他城市”，占18.2%；117人希望将来回老家，占44.3%。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一）有利因素
1、由于学历与收入的相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有所提升。本次调查数据表明，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72人，占调查总数的65.1%，其中大专及以上98人，占37.1%。新生代农民工学历层次的提高，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在获取信息、社会交往等方面更具竞争力，并更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在收入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主要集中在1，500～2，500元和2，500～3，500元，比例分别为47%和38.3%。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对提高，表明其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增强。
2、就业途径多样化。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的途径较多样化，包括亲戚朋友介绍（40.5%）、自己去用人单位找（21.3%）、人才市场（21%）、媒体上的招聘广告（12.7%）及政府部门（4.5%）。调查数据说明，亲戚朋友介绍仍是新生代农民就业的最主要途径，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更为主动，对亲戚朋友的依赖性减弱，借助中介力量寻找就业机会的能力有所提高。
3、业余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接近。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生活较丰富，72.3%选择上网，52.3%选择逛街，43.6%选择和老乡、朋友聚会，其余依次为运动（22%）、看书（20.1%）、打牌（20.1%）、参加社区活动（5.3%）。在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较适应城市生活，是逐步市民化的表现。
（二）不利因素
1、交往对象以“三同”，即“同乡、同学、同事”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平时交往的对象中，同乡、同事所占比例最高，分别占52.7%、51.5%，其次为同学、亲戚，分别为26.5%、22.7%，与当地居民交往最少，比例为5.7%。说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职业的特点，以及在经济地位、住房等方面与当地居民的差异，他们与有相同背景的同乡、同学、同事等来往更多，与当地居民很难形成互动与交流，反映出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仍是新生代农民主要的人际关系。这显然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2、收入、社会保障、自身发展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对“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问题的调查显示，48.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融入城市的最主要障碍是收入，其余依次为：缺乏社会保障（43.6%），自身发展问题（30.7%），没有城镇户口（27.6%），存在语言、生活习惯、文化等差异（27.3%），对所在城市缺乏归属感（23.1%），政府政策问题（17.4%），子女教育问题（12.5%），当地居民的接纳程度（7.2%）。
四、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就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小城市应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小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1、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对小城市来说，吸引并留住农民工的前提条件是提升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力，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保证稳定的经济收入。因此，小城市应结合自身实际，挖掘优势，注重特色产业发展，完善产业发展平台，加快相关产业向园区和功能区集聚发展，提升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带动作用。
2、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机制尚不健全，整体服务水平难以满足需求。因此，小城市要切实强化公共服务，加快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完善养老、失业、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小城市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使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险、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小城市居民同等待遇。
（二）构建教育培训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目前，政府与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不利于他们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不利于素质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有着对接受教育与培训的强烈需求，他们迫切希望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小城市应建立与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采用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结合的方式，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纳入职业教育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增强其就业能力。
（三）完善社区工作，营造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良好氛围。社区是居民生活居住的基本单位。加强与改善小城市社区工作，有利于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成员意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社区要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等基础设施，搭建活动平台，开展多种形成的社区文化娱乐等活动，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区生活方式，积极促进城市社区老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等“新市民”的文化和生活融合，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
（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接纳度。社会接纳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步骤。调查显示，社会融合的第一个层次是环境认同，即感受到自己得到了新环境的接纳，并为身处其中而欢欣满足。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落差反映在他们对差异的感知上。许多城市居民肯定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但同时也有不少居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负担。因此，媒体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城市居民改变观念，改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给新生代农民工真正的人文关怀，逐步实现普遍社会接纳，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主要参考文献：
[1]张超，王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困境——基于全国22省市1554份调查问卷[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3.19.
[2]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建设；消极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和主要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
1.小农经济
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小农经济的主要含义就是一种高度依赖自然时令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制约下,人们世代往往生活在一个地方,很少迁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中国的家族制度。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显然，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中国古代不可能形成相对成熟的私有财产关系与个人权利观念，更无法形成发达而且独立的私法体系。
2.宗法社会
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公社作为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所维持的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生活。后来,当文明开始产生的时候,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中国并没有出现世界文明的多数地区以血缘氏族组织的瓦解为文明产生的代价的情况。不仅如此,原有的血缘关系非但没有被抛弃或削弱,反而得到保留和强化。虽然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衰落了,但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宗法家族社会并没有随之消失。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社会性质,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是建立在亲密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制度的本质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
3.专制王权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直至清朝末期，在政体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君主专制。君主拥有的世袭的皇权，“口含天宪”。汉代大儒董仲舒有云:“古之造文者三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田、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之。”因为在儒家传统伦理文化中,对通天地人于一身的“王”而言,对其进行制约非但不合理,而且有悖于道德伦常。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对君力的任何限制、毁损,都是对上天的大不敬。
4.伦理道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产生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是传统伦理统领下的法律文化。伦理道德不仅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伴相随,而且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居于支配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价值取向上,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取得了对法律的支配地位,成为法律的最后根据；而在内容上,伦理道德也与法律浑然一体,伦理道德即是法律,法律即是伦理道德。在这里,法律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可以被用来全面执行道德准则的工具而已。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
1.在法律观念文化上，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而“礼”作为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被奉为治国之道。其中，古代中国过分地强调刑法与刑罚的作用，而忽视了法的预防功能。而且将法让位于伦理道德，使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以至于道德成为社会的主要调整性手段，法律只是对道德起辅的作用。
2.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强调国家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权大于法，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其表现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长官兼有司法职权，司法与行政合一；最后，在法律结构体系上，表现为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的单一的、封闭的法律体系。
3.在法律心理文化上，息事宁人，平争止讼的法律心理普遍。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和谐，从而带来无讼的法律心理。另一方面，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人的社会义务，而忽视个人的权利；重视集体、大局的利益，使得个体成员的诉讼必然会受到社会、家族和家庭观念的抑制。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经济的高度发达、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和宗法制的社会组织结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极端国家主义的公法文化和私法规范极端落后的特征，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
（一）等级特权观念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重礼轻法”是儒家法文化的核心，而“礼”是重尊卑贵贱的。儒家认为社会的安定来自于秩序，社会需要划分等级以形成秩序。而这种秩序要以“礼”为规范，以刑为强制手段来达成。等级制度在法律领域的反映是法律规范的宗法等级化、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之间的不平等、官僚贵族拥有法律特权。“尊卑上下”的等级特权观念是一种是腐朽落后的伦理观念。这种不平等的等级法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精神截然对立的。等级特权观念经过长期的积淀已形成为一种顽固的传统力量,至今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将会长期影响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官本位”是与等级思想相伴而生的。当前，中国人的意识里“官本位”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法律只是权力统治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大于法”是一种我们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
（二）“重德轻刑”的思想
儒家自孔孟始，就推崇“仁政”，“礼”被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统治方法，它的地位和作用远在法律之上，甚至常常以“礼治”代替“法治”。在立法模式上，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民刑合一”模式，在礼德和法刑的关系上，礼德为本，法刑为末;礼德为长久之术，而法刑为一时之用，礼、法、德、刑的价值关系即是“德主刑辅”。但重德必重教化。在孺家看来，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可以起到严刑峻罚所不能起的作用。但德主刑辅的说教却往往产生轻视法律的副作用。依靠人的善良自觉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立法者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美好情结，但这是道德型人格，与法律型人格的目标相去甚远。
（三）“重义轻利”和“义务本位”观
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柯更反对“革革为利”。其目的都在于防止剥削者内部互相争夺，特别是防止劳动人民为捍卫自己的劳动所得或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反抗剥削者。“重义”，就会因受义影响而淡化法的作用，进而形成一种“义务本位”；“轻利”，就会使人们漠视甚至放弃自己的权利”。这种义务本位，强调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在法律条文上多禁止性规范，而少权利性规范，忽略人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利益。义务本位无法激起个体守法和护法的主动意愿。其后果，就是压抑了人们的权利观念，有碍法律思想的发展。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唤起人们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人们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中心位置。
（四）人性哲学中的“人性善”主张
依中国儒家文化,实现和支配这个世界的基本力量是道德,凭借道德的自律可以达到个体和群体的和谐。儒家人生哲学从人性善的角度,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有别于禽兽的天生秉性,只要本心“善”,扩充便可以“人人皆可为尧舜”。因此,通过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这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即强调人的内心修养,依靠人的善良自觉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西方的现代法治所建立的基础是西方历史上影响甚深的“性恶论”。是基于对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感觉到无能这一事实的确认,是基于对人性的有限性、不确定性、人性的阴暗面的深刻认识之上的,因此,社会全体成员都应当受法律的约束,这是现代法治的一条基本原则。从这一维度来看,传统文化难以提供一个以法治为主的土壤。
（五）息事宁人、厌诉传统
“无讼”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儒家认为，法律制度不是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是令人遗憾的必需物。因为法律由强权支撑，代表着暴力，因此在儒家眼中是不洁的。而和谐作为儒家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秩序，“好讼”无疑是对这种社会秩序的破坏。倘若民风淳厚，人人揖让有序，法律自可以束之高阁。反过来看，争讼成风必然是人心不古的征兆。所以，诉诸司法制度的行为是受到人们普遍鄙视的。在儒家学说和理论的倡导下，厌诉成为中华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厌讼造成后果首先是个体缺乏直面权利的勇气而至人格的对内畏缩和坍塌，崇尚道义贬斥利益的谦让、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生活方式已然成为传统社会生活的常态，个体在秩序社会中争取权利和利益的人格受到压抑和克制。其次，由于对于权利的压制和忍让导致中国传统社会保护个体权利和尊严的法律价值的停滞不前。最后法律权威对个体的积极影响也由于长期缺乏社会大众的广泛生活实践体验而长期软弱无力。
参考文献：
[1]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13).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5]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篇10
一、教学流程的“翻转”及教学方法的改变
翻转课堂的实质就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所以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在课前做了诸多准备，以落实学生在课前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并对所学内容有初步思考。
（一）微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视频的应用，使新技术在课堂上发挥正能量，真正体现新技术的优势和对学习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节课微视频的时间是15分钟，其设计思路和特点如下：
1.设计思路
微视频讲述古代中国的两个政策，即重农抑商和海禁，两者实行的原因、内容和影响，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影响。在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只能是缓慢发展，三个知识点之间实际是因果关系。笔者以此逻辑关系勾勒微视频的线索，使课本中的主干知识予以精练地呈现，为接下来课堂开展有效教学奠定基础。
2.设计特点
在讲述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对课本三个知识点、逻辑关系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
微视频最后提出了几个颇有思维含量的问题：重农抑商和海禁之间有何联系？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比明清时期，东西方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由此导致命运的天壤之别，你有怎样的收获和启示？将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让他们课前思考，为之后课堂上讨论的展开、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础。
以生动的语言将枯燥的课本内容进行有趣呈现，调动学生继续微视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能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恰当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全面的评析，关键在于学生通过学习，对相关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对历史发展逻辑的分析、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对核心知识扎实而深湛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实践性研究课题。对此，微视频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二）预习学案的编写
学生的学习有学案的引领，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视频的使用，使学生对课本中的主干知识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本课的学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学习目标：
①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
②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
③提高对外开放意识、树立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学习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养学生历史分析能力。
学习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能够基于这一点去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农抑商、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认识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自主预习：
①重农抑商。阅读“重农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义、目的和影响；
②海禁政策。阅读“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表现及影响；
③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阅读这一子目，找出它的产生及缓慢发展的原因。
此外，还有知识体系构建、课后反思、针对性训练等。
（三）学生问题的收集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的，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对学生所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效筛选，挑出有足够思维含量且和课文主题相贴切的问题。例如在本节课的课前问题收集中，学生一共提出了22个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课堂上逐一解决根本来不及，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根本就是无效问题，偏离着教学的主线，属于学生的突发奇想。如有学生提出古代商人屡受压迫为何不奋起反抗？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均与本课主题脱节，属于无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下一番功夫，对这些问题进行取舍、整合，以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有效。笔者在课前将这些问题予以整理，留下了6个在课堂上展开讨论。
①中国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
②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
③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
④为什么明清两朝统治者无法考虑到闭关锁国的弊端？
⑤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
⑥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是如何体现的？
这6个问题涵盖了课文中的三个主要知识点，其中涉及重农抑商政策的问题有3个，海禁政策的有2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1个。同时，这些问题也比较有深度，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课堂讨论的展开。
二、课堂教学的互动化
（一）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
从翻转课堂的流程看，先是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进行预习，然后课堂上进行探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小组合作。从教师角度来看，教师就是布置好任务，然后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合作探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教师只是一个任务的安排者，学生才是任务的研究者、执行者。为此，笔者在课堂上将全班学生分为9个小组，每组6人，由组员推举组长，负责问题讨论的记录和整理，每个问题由一至两个小组负责讨论，形成书面观点，同学间亦可以相互辩驳。
学生是翻转课堂中的主体。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学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跃性都大大超出了笔者的想象。如在讨论“重农抑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学生就曾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并引用《论语》中的话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说明传统文化中的抑商观念；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存在“安土重迁”意识，这种意识也对重农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这些观点都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又如在讨论“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时，发言的学生就提到“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状态的产物，只是个体的存在，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的产物，它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形成（如股票、证券）、抗灾能力的增强、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学生能有如此的认识，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真正体会到了：相信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讨论的空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二）教师当好新角色――导师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多的是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者。在这里，我们是在引导学生学习，而不是指令的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真正理解课程的内容。当我们在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掌握概念，他们会以最好的行动来回应。在学生讨论发言的过程中，笔者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出现，在他们讨论中出现困惑或分歧时予以适度的点拨。如课上对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的比较，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学生在讨论和发言之后，针对这两个概念，笔者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入手，来看两者的区别：“小农经济是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动和自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了一种商品，生产社会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概念才会出现。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从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经过笔者的一番解说和提升，使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又如对于“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到位的，有学生仅仅将闭关锁国归结于君主个人素质的高低，这既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同时也偏离了问题本身。为此，笔者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出发，论证进入工业时代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使学生获得更为深入的认知。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绝不是视频取代老师，学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探讨问题的引领和提升也是非常关键的。
三、课后反思与教学感悟
这节课做为翻转课堂的首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笔者课后反思起来，还是有诸多不足之处。在此，也一并进行了归纳整理。
（一）预习学案的设计可以更厚重些
预习学案的设计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问题的设计较为浅显，应有的深度感也不够。如在对重农抑商、海禁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个知识点的梳理时，以填空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整理就显得思维含量不足，学生很容易在课文中找到答案，没有真正把导学的意图体现出来，而最后留下的问题也较为简单。
学习思考1：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学习思考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原因和危害。
这两个问题的设计不足以引起学生深入的思考，而只是对课本内容的重现。
（二）课堂师生的互动可以更积极些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讨论的进行，课堂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场所，对话便成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因为对话既表现为师生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也表现为师生间诚挚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笔者的这节课应该说有了些翻转课的痕迹，但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给学生表达的机会时，笔者还是受到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思维的影响，在某些点上教师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学生针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有学生提到他个人认为“商业是无用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只是进行交换，赚取中间利润而已，于国于民作用不大，国家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就足够了”时，笔者打断了学生的话语，也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辩驳，而是将他的观点概括为过于绝对化，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学生在这里其实是对商业存在的必然性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通过讨论达到解疑、释惑这一环节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这节课可以看出，教师控制课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教学思维依然存在。在课堂中，可以更放开些，让学生充分表达观点，让师生充分互动，在辩驳、讨论声中将智慧和启迪内化心间，这才是翻转课堂应该达成的教学目标。
（三）问题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从课堂操作层面来看，本节课所选取的6个问题，依然不够精练，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班讨论的意义不大。如第2个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和第3个问题“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在课本中有较为明显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决。问题太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课堂收尾环节的缺失。收尾的缺失，一方面总是在完整性和对课文内容的总结方面有些缺憾；另一方面导致对第5、第6两个非常有价值问题讨论的时间明显不足。如果将这两个问题去掉，集中精力讨论4个问题，那么在时间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将大为改善。
（四）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