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的起源范文
时间:2023-12-13 17:52: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传播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心理契约的概念
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一词最早是由Argyris在其所著的《理解组织行为》此书中提出,用来描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隐性和非正式的默契关系。学者Levinson认为心理契约是一种这样的状态,虽然没有经雇员和雇主说出或者写在纸上成明文规定,即所谓的非合同、隐性的,但双方都对对方抱有各种期望。之后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施恩(E.H.Schein)的观点“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欲望有所获取之间,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获而提供的一种配合。”这种心理契约同样拥有一般契约或者承诺的性质和作用。企业清楚地了解每个员工的需求与发展愿望,并尽量予以满足;而员工也为企业的发展全力奉献,因为他们相信企业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愿望。应用于当代商业管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企业的成长与员工的发展虽然没有通过一纸契约载明,但企业与员工却依然能找到决策的各自“焦点”,如同一纸契约那样加以规范。即企业能清楚每个员工的发展期望,并满足之;每一位员工也为企业的发展全力奉献,因为他们相信企业能实现他们的期望。一般而言,心理契约包含以下七个方面的期望:良好的工作环境,任务与职业取向的吻合,安全与归属感,报酬,价值认同,培训与发展的机会,晋升。心理契约与劳务合同不同,有主观性、责任性、动态性、相互性等显著特点。
二、船舶行业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分析
船舶行业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特点和发展形势受诸多因素影响,但和其他商业部门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内容有许多相同性质,主要影响因素都是在职时间、工作条件,且工作条件随时间而发生动态变化,所以船舶行业管理策略应重点关注如何满足知识型员工对工作条件和要求的问题上。知识型员工和企业部门的现实因素影响着心理契约的结构特征和发展形势,在其形成过程中又受到企业组织环境、管理策略、执行能力、反馈处理能力、雇佣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并对员工归属感、忠诚度、工作满意度等结果产生影响。
三、船舶行业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特征
船舶行业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它具有主观性、个体性、动态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且受个体、组织、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使得其结构特征较为多变,具体内容也包含许多方面,难以简单描述。因此,很多学者在分析总结心理契约的实例基础上将心理契约概括为两个维度,即交易维度(Transaction T)和关系维度(Relationship R)。伴随经济、文化的发展,后期又出现了发展维度(Development D)这一新因素。交易维度(Transaction T)指与物质交换有关的项目,主要包括高额报酬、绩效奖励、提升和发展等契约项目;发展(Development D)指企业给员工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相应的指导培训的责任,主要包括长期的工作保证、积极有效的职业培训以及平等的发展空间等;关系维度(Relationship R)指充分发展组织与个人的情感关系,组织部仅仅在经济方面给与相信的报酬,还应在生活中给予关心,平等对待每一位员工,以人为本,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
船舶行业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是随在职时间动态变化的,因而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知识型员工。根据在职时间长短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的员工:第一种是大学刚毕业或者毕业就职1-2年的知识型员工,这些新职员刚进入企业对周围环境感到陌生,归属感和工作安全感淡薄,急于寻求机遇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因此易于脱离组织,在职情况极不稳定,交易维度与发展维度较高,称之为T-D型;第二种类型是工作3-8年的员工,这类员工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历,熟练掌握了所在岗位的技能,有一些还进入管理层,他们对自身条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明确自己的职业理想,更加希望得到组织的认可,心理契约处于过渡期,交易维度、发展维度和关系维度都很高,称之为T-D-R型;第三类知识型员工一般是在职工作8年以上,已经和组织融为一体,对所在岗位和组织比较熟悉和习惯,和组织的情感关系也很深厚,工作安全感强烈,比年轻员工更具有组织性和刻苦工作的精神,因而比较稳定,发展维度和关系维度所占比重较大,故称之为D-R型。
四、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的违背、破裂过程及影响因素
一般知识型员工心里契约的违背和破裂过程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识型员工因经济交易与组织发生雇员、雇主关系,知识型员工凭借自身的技术水平、学历水平、工作能力、脑力或体力输出等因素获得企业的认同,并得到企业给予知识型员工一定的承诺,这些承诺包括高额报酬、绩效奖励、提升和发展等与物质交换有关的契约项目,以及长期工作保障、职业发展、培训等与社会情感交换有关的契约项目。员工与组织的心理契约由此而初步形成。第二阶段,知识型员工进入企业后逐渐与组织接触,在重复多次接触企业中的各个部门、领导层、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时心理契约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对组织有了一定的评价能力。但当员工在深入了解组织后发现组织在对知识型员工的承诺中掺杂有一部分欺骗行为时,开始明确企业并没有有效履行第一阶段所构建的初期心理契约内容,没有完全尽到企业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时,归属感和忠诚度会显著降低,工作安全感也大大减少,此时知识型员工就开始对已经与组织建立的心理契约产生怀疑或者否定,此时心理契约开始出现显性或隐性裂纹,工作情绪、工作效率、工作业绩等因素会受到消极影响。随着知识型员工在职时间的增加,如果所遇到的承诺欺骗多次出现、心理契约逐步破裂,这种情况下心理契约已经十分危急,濒临破坏。第三阶段,当组织在心理契约破坏之前没有进行修复,心理契约处于危险时期时,知识型员工发现另一组织有意愿履行与之建立的新的承诺,并能够在物质和情感方面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帮助时,船舶行业知识型员工就会选择断绝与原来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从而与另一组织形成一个新的心理契约,此时原来的心理契约已完全违背破裂。
五、基于心理契约的船舶行业知识型员工激励策略
企业在制定船舶行业知识型员工激励策略时要考虑周全,制定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积极策略,这里我们以新入职知识型员工(T-D型)心理契约为例来阐述激励策略。
1.给予企业真实信息,减少失信率
对于新入职知识型员工(T-D型)来说,是雇员与企业心理契约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企业给予知识型员工工作时的很大一部分承诺,但在人才招聘时,有很多企业为了得到更多优秀的人才,不惜夸大自己企业的一些现实情况、劳务报酬、发展空间、培训指导、员工职责等,并且有意隐瞒企业的不利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了知识型员工,对员工造成隐性情感伤害,同时也对心理契约日后的破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因小失大的不合理行为。当员工进入企业之后,组织无法履行招聘时的承诺,知识型员工会对组织产生背信弃义的消极情感。因此企业管理层和人事部应该将企业的真实信息传递给知识型员工,降低员工对企业的预期,但却能有效减少双方之间的心理契约破裂。
2.以人为本,建立柔性管理机制
以人为本主要指现代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应建立在注重人的能力充分发挥这一基石之上,构建以维护双方所建立起的心理契约为共同愿景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应该在员工管理方面建立一套柔性管理机制。柔性管理主要不是依靠外力(组织的命令、物质上的强制趋势等),而是依靠人性解放、人人平等、民主管理等内在因素,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使他们在无外在压力的强迫下仍能够积极主动地,发自内心的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做贡献。所以船舶行业管理者应该想办法激发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看重的是职工的主动精神和自我管理,变被动为主动,为企业和个人的共同愿景艰苦奋斗。
3.加强组织与员工的沟通交流,维护情感因素
如果在心理契约破灭之前,组织能够及时有效地对心理契约进行修复和弥补的话,就很可能将想要离职的知识型人才挽回。在这里,最有效的修复方法就是加强组织与员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同时组织还应在员工生活、情感方面给予适当的关心、理解。因为心理契约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知识型员工往往会因为所收集到的一些偏差信息而对组织产生误解和排斥,同时受到自身价值观、态度、感受、情绪等因素作用,而将偏差进一步放大,从而感觉到不安全感,忽略感。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应该主动与知识型员工进行沟通和交流,关心理解员工的想法,将真实信息传递给员工,引导员工理解组织的策略方针,使员工主动的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态度,这样才能加强企业与员工的相互信任,巩固双方的社会情感。
4.合理有效的薪酬、绩效激励政策,给予心理认可
篇2
关键词:新闻 历史起点 逻辑起点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新闻理论研究多年来难有突破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在关于新闻的一些基本理论的认识方面,我们仍然摆脱不了“转圈子”式的轮回。这就使得我们所建构的新闻理论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切性(uncertainty)。约翰・洛克将确切性(certainty)看作探讨知识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我们的新闻理论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切性(uncertainty)的知识。这些不具有确切性的知识如同浮萍,随波逐流,难以把握;它使理论的前瞻性、指导性逐渐丧失,新闻理论对于实践的影响和作用日渐苍白和孱弱,甚至引发了对其存在价值的怀疑。
比如,对于“新闻”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们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有人简单地统计了一下,发现关于新闻的定义居然不下几十个,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定义。无论是“事实报道”说还是“消息”说,或者“事实”说、“信息”说、“事实信息”说,这些观点虽然各自有着自己的特色,但都没能给我们带来关于新闻本质问题的认识上的突破,新闻理论的“不确切性”也依然存在。
通过对众多新闻理论研究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发现,这种“不确切性”的存在是和我们没有找到稳定适当的“坐标”密切相关的。许多新闻理论在建构的过程中要么将这两个起点选择的标准设置得过于宽泛(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起点问题),结果往往不能满足理论严谨性的要求;要么对标准的设立又过于苛刻(甚至加上很多仅仅有利于得出个人结论的限制),使得理论探讨丧失了必要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新闻理论的建构。因此,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重新思考新闻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问题。
“参照系”或者“坐标系”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条件。如果没有恰当坐标系作参考,我们就难以准确描述对象的位置,难以充分(系统、全面)观照对象,当然也就难以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分析其本质。从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原则出发,这个坐标系的建立需要我们在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两个方面做出认真、深刻的界定。逻辑起点决定着思维的方向,而历史起点的确定则可以帮助我们划定可靠的范畴。有了这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就可以为新闻理论的研究建立可靠的坐标系。而这也正是多年来新闻理论研究所迫切需要的。从有利于“科学新闻理论”(童兵)建构的要求出发,这个参照系必须满足两点要求:1,它要能够给理论建构提供足够宽阔的空间(自由度);2,它同时又必须能够给新闻现象划分出恰当的边界(严谨度)。因此,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建构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必须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对于新闻理论建构的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于新闻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问题虽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却一直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翻阅新闻理论研究的文献,这方面的探讨并不丰富。这可以有两种解读:1,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这个问题已经无需多论。但从国内新闻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多的还是第一种情况。因为制约我们新闻理论建设取得突破的正是两个起点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国学界围绕新闻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过讨论。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曾提出,“作为科学的新闻学必须回答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产生沟通信息活动的道理”的问题。为了阐明新闻的真正含义,他还提出了两个“新闻”概念。一个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活动,不计传播的方式;另一个专指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所传播的“新闻”。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思路实际上已经触及新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样难得的思想观点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而是迅速被一些情绪化、功利化、教条化的认识所掩盖。此后虽然也有零星的文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只是凤毛麟角,也没能引起重视。这使得我们今天重新来思考新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问题显得相当重要和必要。
理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条件之下,而理论的突破往往起始于对其存在条件的重新思考。要探寻事物的本来面貌,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它的历史源头――它所发生、存在、发展的广阔历史空间中;我们需要超越现实的诸多限制,将它还原到本来的状态中加以观察、分析和思考;我们必须剥离覆盖在其表面的种种修饰、限制和伪装,迫近它的核心。
一、“新闻”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构建一门学科理论的基础和前提,逻辑起点直接影响理论的进展和方向。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逻辑结构,因而也必然有一个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并起制约作用。简单地说。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理论建设的根基。逻辑起点飘移不定,理论大厦必然难以稳固;逻辑起点存在偏差,理论体系必然倾斜。
黑格尔给出逻辑起点三个方面的规定性:1,逻辑起点应该是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它“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理论体系的概念推演过程,就是不断地丰富开端的规定性的过程。2,逻辑起点应该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根据、基础,而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萌芽中。”概念的逻辑推演和展开,就是把蕴涵于开端中的内容充分展示发展起来。3,总的来说,逻辑的起点与对象的历史上的最初的东西相符合。“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
那么“新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
首先,“新闻”发生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或者说,它首先是实践中的产物,而不是抽象的观念中的产物。这是我们在研究新闻理论时必须首先清楚明了的基本认识。有两种“新闻”的概念,一种是实践中发生的各种新闻现象,一种是我们理论观念中的“新闻”的概念。新闻现象的产生远远早于新闻观念的诞生,这是两者的逻辑次序。社会上为什么会发生“新闻”这一现象?很显然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包括生产、斗争、娱乐等等各种需要。既然产生于实践,我们就必须到实践(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寻找它的源头。而不是只在大脑中进行哲学式的思辨。
其次,从宏观的理论建构上看,“新闻”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我们既要从微观的(比如:一些具体的新闻)角度进行考察,更要从宏观的层面(比如:社会发展需要的整体层面)加以思考;我们既要分析“新闻”的个体,更要分析“新闻”的整体――古往今来一切被归人“新闻”范畴的那些社会现象。“新闻”不是某个时期、某个时代特有的产物,而是一切时期、一切时代共有的事物。它是源于人
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信息交流行为。因此,我们要从历史的长轴出发,从人类社会需要的横断面人手来确定“新闻”的方位。
第三,“新闻”是具有自我规定性的存在,“新闻”是那种可以成为“新闻”的东西。这种自我规定性是“新闻”成为“新闻”而不是其他(如信息、事实等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它脱离时代、价值观等外在因素制约的重要保证。从存在状态上看,“新闻”是由形式(符号特征)和内容(信息所指)共同组成的完整构造。至于“新闻”在交流时所使用的传输工具媒介),那并不属于“新闻”自身规定性的范畴。换句话说,“新闻”和它赖以传播的工具不是彼此不可分离的。“它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黑格尔)。媒介不是新闻的本质特性。用埃默里的话说,“并不是报纸创造了新闻,而是新闻创造了报纸”。
总结起来说,“新闻”是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社会信息交流现象。社会上先有“新闻”现象,然后才有“新闻”的概念。而“新闻”自身有着独特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把它和一般的信息、事实区分开来,同时也把它与传输工具――媒介割离开来。这就是“新闻”的逻辑起点。
二、“新闻”的历史起点
理论是对现象普遍特征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现象则存在于其发生、发展的广阔历史空间中。因此,要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我们必须深入到它所存在的历史长河中去,追溯到它的源头。这样我们才能在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上把握对象的全貌,从而避免盲人摸象式的以偏概全。造成差错或者谬误。可见,现象的取舍范围对于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历史起点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
所谓历史起点,简单地说,就是该事物何时开始出现的问题。历史起点的选择为研究该事物提供事实选择的范畴。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联系非常紧密的问题。历史起点的选择并不纯粹或者简单的是一个时间划分的问题,它实际上也反映了研究者对对象在研究的基本逻辑取向上的抉择。或者更进一步说,逻辑起点的选择制约着历史起点的选择。
那么,新闻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清楚一点:历史起点问题并不是对新闻的某种定性。这里所说的“起点”是纯粹从技术层面上的一种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新闻”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段表现出结构性的变化。这样做的目的要为理论研究提供取材的方便,而不是为理论建构设立某种基调。
传统的理论研究更多地从新闻起源的角度进行思考,由此产生了不少的说法。比如,有的从人的本能――好奇和知晓欲――出发来回答,代表人物有德国的Groch、美国的约斯特、日本的衫村广太郎、中国的任白涛;有的从人的本能出发,提出新闻起源的“本能说”(或者“本性说”);也有从人的起源思考起,进而提出劳动起源说。
有两个因素导致关于新闻起源问题的研究一直众说纷纭,争议颇多。一是关于新闻起源的探讨因为缺乏直接的一手证据而往往更多的是以逻辑推想的方式进行,尤其是对于史前景象的描绘,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往往显得浪漫有余,力量不足。二是上述观点因为过多地和意识形态分歧纠缠在一起而难以避免受到争议的牵连。总的说来,很多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容易陷入观念先行的研究思路,这对研究的走向和结果会产生很多干扰,使得理论在深入研究之前就先被打上某种倾向的印记――尽管研究者可能并非有意为之。
本文认为,在理论建构之初就进行定性,这种做法的技术风险是很高的。一旦差错,它将会引领研究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我们决定放弃这种做法,转而采取一种更为稳健的研究思路。我始终主张,我们应该给与理论研究应有的自由(当然也应该有度),这才是获得真知的正确做法。接近事物本质的办法绝对不是给它加上一层层外衣,相反。我们要做的是不断简化它的外在包装,使它的真实面貌袒露出来。
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在研究策略上加以调整――我们不妨先跳出关于新闻起源问题的争论,抛除先验的倾向性。实际上,新闻起源问题并不是新闻的逻辑起点或历史起点的问錾,而是之后的问题。如果我们换用一种更为客观、中立方式来思考,也许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根据已有的材料,我们可以把“新闻”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大致分为三种状况:原始形态的新闻、日常状态的新闻和制度化,媒介化的新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视线集中在新闻现象本身而不是其他。我相信,这对于我们确定“新闻”的历史起点工作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谓原始状态的新闻。指的是在“新闻”概念或者“新闻”形成之前的新闻。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新闻的概念出现之前,新闻现象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判断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原始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当中就参杂着“新闻”一类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这一类现象也许不称之为“新闻”,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一个名称。在这个时期,新闻和其他信息交流活动往往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而社会的需求也没有发展到专门化的阶段。因此,究竟是新闻还是别的什么,对于那个时期的人类来说并不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新闻“包装”最少的时期,因此也是最接近本质的时期。但是这个阶段的研究困难也最大,因为几乎无法进行直接的研究,只能进行间接地研究。
日常状态的新闻是区别于专门机构采制、传播的媒介新闻而一直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新闻交流现象。新闻的单独出现或者独立存在首先是人类传播的丰富性和需求的多样性导致的。从一堆分不清眉目的信息当中辨认出一部分属于新闻,这反映了人类需求的细化,也反映了信息交流的进步。即便在大众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日常新闻仍然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它之所以能够一直存在下去,无疑是人类的需要使然。我们可以从大量文献材料中发现这一点,同时,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也时刻具备着体现这种日常新闻的机会。这是我们研究新闻本质以及其基本规律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我们不应加以忽视。
我把那种借由今天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传播进行交流的新闻称为“制度化新闻”。这是因为,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现象带有自身的特点,是在一定的操作制度下完成的作业。比如: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采制和传播;有相对稳定的传播(出版或播放)周期规律;有一定的技术条件支撑(印刷、录制、播放等);等等。这和前两个阶段的新闻活动相比,至少显示出两点不同:一是专业,新闻已经成为一门职业,不再是早期那种相对随意的行为;二是高效――能够在瞬间将新闻传播给广大空间的广大人群。为此,现代大众传媒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媒介甚至超越新闻本身而被格外重视的原因之一。
这样,如何选择“新闻”的历史起点就变成选择何种状态的“新闻”的问题。换言之,在建构新闻理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你所说的“新闻”究竟是哪一种“新闻”。
篇3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新闻传播;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70-02
20世纪80年代,一种起源于美国的新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开始被引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这种教学方法起源于19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在工商管理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蔓延渗透至多个学科,“是以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前沿性的案例为教材,在教师指导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1]时至今日,案例教学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种广泛普及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模式,其在新闻传播学教学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高校教师,笔者一直在课堂教学中探讨并尝试此种教学方法,感受颇深,现就如何将案例教学引入新闻传播教学课堂谈一谈浅见。
一、案例教学的特点及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有学者曾经总结说:“当前多数传媒教育的教学模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以传授已有的知识为主要教学目标、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教学手段、以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来源、以老师为主要教学主体、以笔试为主要教学考核方式。”[2]与之比较,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区别主要在于:首先,教学内容来源不同。传统教学方法以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来源;案例教学则主要使用的是案例材料,案例是适应特定的教学目的而编写的。其次,教学主体不同。传统教学主要是以教师为教学主体,形成单向性的课堂传播。案例教学则是学习者在教师指导下的团体讨论和辩论,是双向性的传播。第三,教学目的不同。传统教学方法的目的主要是向学习者传授知识;案例教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第四,教学手段不同。传统教学以教师单方面授课为主要教学手段,而在案例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对这一过程的主动参与。从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路径来看,是一个由“术”到“学”再指导“术”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决定了新闻传播学专业自身尤其重视实践的特点。由这一特点出发,案例教学法引入新闻传播学教学,可谓开辟了新闻传播教育的一条全新路径,能够有效改变传统教学中强调死记硬背、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弊端,适应当今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案例教学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新闻传播教学的课堂教学中,不过从具体实践情况来看,对案例教学的运用无论是观念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一些误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还远远未能引起新闻传播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在已采用所谓“案例教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实践中,却在教学过程与方法、案例选择与使用、教学效果评估等多个层面,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譬如,有的新闻传播教育者将“案例”误读为“事例”,认为案例教学就是在课堂上运用相关事例对原理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实际上,“案例与事例的最大区别在于案例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案例涉及相关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则案例的内容比起事例来要丰富得多,也更加翔实。”[3]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围绕原理多列举几个事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从教学的结构上看,案例教学法必须具备以下要素:案例的标题、案例开场白、案例的背景介绍、案例事件中的主要决策者、有待决策的问题、教学注释;而从实施程序来看,案例教学应遵循如下步骤:阅读分析案例―――小组讨论―――全班讨论―――总结评述。显然,在课堂上举例与案例教学实则有着霄壤之别。”[4]此外,运用中存在的误区还有:由于案例选择不当,使得讨论流于形式,妨碍学生对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组织讨论的过程中,如果教师引导话题和激发灵感的能力不足,也可能使课堂讨论偏离原定目的或导致冷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部分学生对课堂讨论无法产生兴趣,认为无用的讨论占据了过多的课堂时间,而老师讲的太少,由此心生不满和抱怨,这就远离案例教学法的初衷了。
二、案例教学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新闻传播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要为新闻和传播行业培养决策型和应用型人才,在培养方式上绝对不能拘泥于传统教学方式。在传统的课堂里,教师居于主导地位,讨论的主题、内容、方式及手段都由教师决定,学生处于消极和受支配的地位,被动接受教师“真理”的灌输,处于一种单向性的传播环境之中,不利于学生培养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能力。而在采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的主要角色是提供案例材料和组织讨论,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共同控制论题选择和讨论过程,形成双向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对话题的关注和兴趣,而对话题的不同理解和思考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能帮助学生拓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为了实现这一教学效果,高校教育者们进行了无数的实践和探讨,下文笔者就案例教学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结合其他学者观点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案例教学的主要运用形式如下。
1.列举案例。列举案例是指在授课中,为了说明某一个理论、观点或实践问题,列举一个或一组案例。列举案例的目的在于说明问题或注释理论[5]。但如前文所述,案例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并不等同于举例说明,两者在教学材料、教学主体、教学目的和手段方面有着绝对的差异,当然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教学的主体差异。案例教学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举例是为了引发学生的讨论和思考,使学生在领会了原理和观点或实践问题的内涵后能够举一反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处于辅助者的地位,是双向的沟通与交流。而举例则完全是教师单方面的教学行为,是单向的传播。
2.讨论案例。讨论案例是指对某一内容(原理、方法)进行讲授后,为了加强学习印象,巩固学习效果而组织学生对某一案例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论证其独具特色的判断和观点,同时,还要接受他人的疑问抑或反驳,进而在辩论中进行反思。比如,围绕一个新闻事件提供多个新闻点,让学生就何者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事实自由地发表观点,同时接受他人的质询和反驳,教师适时对不同意见进行评析,以此提升学生的新闻敏感,并进一步加深对原理的认知,锻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模拟案例。模拟案例是指结合上课内容,要求学生对新闻事件中的情境进行模拟并进行角色扮演。如要求学生针对社会热点事件或人物拟定采访方案,确定采访对象、拟定采访提纲和采访步骤,在条件具备情况下予以实施。“实战”的感觉能够有效刺激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能有效地使理论和实践形成对接,使学生对新闻采访过程形成直观、感性的认知,同时对新闻采访实践中需注意的种种细节问题乃至团队的配合和协作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加强了教学与实践的联系。
4.讲评案例。这里的讲评案例是指将学生自己的新闻实践经历、实践作品作为案例来“品读”。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相当注重实践的学科,而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一定会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问题,教师应当就这些问题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并提供适当的评析,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这些问题,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考能力。比如:2011年9月少数民族运动会在贵阳召开之际,笔者安排学生就活动举办期间(包括会前、会中、会后)贵阳城市环境面貌进行外出采访,学生实践过程中陆续反馈出一些问题,如因背景资料准备不充分导致切入角度不精准、采访对象选择不合适导致获得素材无法使用、拟定问题不具体以致采访对象无法回答等,当教师对这些问题进行讲评时,由于是自己的亲身实践,学生的兴趣会更浓厚、体会更深刻、理解也更透彻,得到的启发自然也就更多。
三、案例教学法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结合笔者自身教学经验,认为在实践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精选教学案例。精心选择好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先决条件。恰到好处的案例会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学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恰当的案例则可能使教学误入歧途。“在案例教学法中,‘案例’成为师生的中心议题,它强调从案例中提炼理论,继而又重归实践,成为实践的向导。”[6]在案例的选择上,应当从经典型、前沿性和争议性几个方面把握。所谓经典性案例是指那些历久弥新,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新闻传播学基本规律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前沿性案例强调的是紧扣时代主题,体现时代精神,涉及最前沿的社会问题。如网络舆论、、危机公关等。争议性案例则指通过提供争议性的话题,以营造开放性的讨论范围,而不是提供一个封闭性的结论。如网络红人们的出位炒作、香港撞船事件等,都可以作为教学案例引入课堂。同时,还应当注意案例选择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避免偏离教学内容和目的。
2.精心组织讨论。课堂分析讨论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关键。在安排案例讨论之前,教师应做好相关准备,包括吃透案例;做好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安排;提前考虑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想好应对措施;如有需要,还需结合教学内容和所选案例设计具启发性的思考问题,以便在出现意外情况,如冷场时,可以有效引导学生,激发学生灵感。同时,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鼓励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对不同意见或争议适时点评和引导,对学生正确的观点和新颖的看法应给予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并进一步启发他们做更深入的思考。
3.耐心倾听,正面评价。在学生思考、讨论案例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倾听和观察,从学生的言行中捕捉信息,及时有效地引导学生的讨论向有意义的方向延伸。同时,教师还需对课堂讨论进行及时的总结和评价,一方面对案例本身进行总结性发言,指出分析案例的重点、难点、关键所在,通过案例分析学生应获得哪些方面的知识能力。另一方面还需对学生的表现给予正面评价。所谓正面评价即一般对学生案例分析、讨论表现不做优劣评价,以鼓励表扬为主,着重考量学生分析案例,思考问题的方法、角度;思路是否清晰;是否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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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方式
(1)校报。校报作为高校的新闻传播方式之一,具有较长的历史。校报内容多为当前国家的一些新闻热点、各专业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以及学生发表的文章等。但校报的发行周期为一周一到两次,并且受到版面的限制,所涉及的内容也较少,容易使新闻变成“旧闻”。
(2)校园广播站。校园广播与校报相比,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校园广播以播放歌曲、校内通告和新闻为主要内容,还可以为自己的室友和老师送上生日或节日祝福,成为高校内比较受欢迎的新闻传播方式之一。但目前高校的广播站的播放设施较为陈旧,缺乏相关专业的学生对广播内容进行编排,使校园广播这种新闻传播方式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3)校园贴吧。校园贴吧这种新闻传播方式起源于网络发展的初期,贴吧内容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讨论平台,学生可以借助校园贴吧这个平台对校园内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是网络环境下新型新闻传播媒介的雏形。贴吧的吧主通常为学校学生,因此缺少时间对贴吧进行管理,造成校园贴吧内容混乱,没有对高校的新闻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4)校园网。校园网的含义不是高校局域网络,而是为了介绍高校的基本信息,由高校自主建设运营的网站。校园网的主要内容为高校建设的历史沿革,校内专业研究进展、高校间的信息交流以及高校内部的师资力量等。但高校的校园网缺乏对其内容的更新,致使校园网内容过于陈旧、老套,丧失了校园网建设的初衷。
二、“微时代”下高校新闻传播的措施
“微时代”下的高校新闻传播,要符合信息时代的主题,采用新媒体传播方式来体现新闻的时效特征,使高校的新闻传播步入新的平台。
(1)确定高校新闻传播内容。高校新闻的传播内容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扩大学生的专业了解范围,也要使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得到有效提高。高校新闻的传播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以时政新闻、科教新闻、社会新闻、国际新闻为主。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时政新闻的选取工作。对于科教新闻的选择,要以高校内部专业情况为主。例如,在医学院校内选取的新闻,要以当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医学发展前景和当今新型的医疗器械和治疗手段为主要选取方向;在工科院校内部则要以我国的工业发展前景、新兴的技术及设备为主。社会新闻为当前热门的社会话题。第二,以校内新闻为辅。校内新闻主要包括校园公告、校内专业信息等。例如,在考研期间,可以开设考研板块,新闻的主要内容为政治、英语和相关专业课的学习方法,并向学生介绍院内专业发展情况和师资水平,方便学生对专业进行填报。负责高校内新闻传播工作的教师与学生,在确定高校新闻的基础上,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避免虚假新闻在高校内部传播。
(2)利用“微时代”新媒体传播方式,实现校内资源整合。在当前的大学生群体中,手机使用比率高达90%以上,刷微博、刷朋友圈、聊微信、聊QQ成为大学生的主要网络活动之一。这些新媒体为高校新闻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以微信为例,学校可以建设属于自己的公共账号,让学生进行关注。学校将整理好的新闻放入公共账号内部,学生们可以通过浏览公共账号,及时掌握国家的新闻及校内新闻。微信可以实现图片与文字的同时,彩色诙谐的图片结合当前的新闻报道,不仅可以体现新闻的时效性特点,又能提高新闻的感染性。高校内部要有专人来负责公共账号的信息和日常的维护工作,公共账号的负责人员可以通过微信的点赞、评论和分享功能掌握学生对于新闻的兴趣走向,更好地开展新闻信息的选取工作,使高校公共账号发挥其价值作用。除了微信外,微博也是当前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高校也可以开设微博账号,做到新闻信息的及时。由于学生的碎片时间较多,高校要通过微博和微信这两种新媒体,将学生的碎片时间进行收集,带动“微时代”下高校新闻传播的建设与发展。
微信与微博这两种当前最流行的沟通与传播方式,既能够实现交流的公开性也能够实现沟通的私密性。公开性指的是学生和教师可以通过“评论”来发表自己对于新闻的看法与意见。私密性指的是可以通过私信和私人聊天的方式,实现点对点的沟通方式。传统的高校新闻传播方式,都是从校内领导到校内师生,为单向的新闻传播方式。“微时代”新媒体的来临可以有效实现领导——师生和师生——领导的双向新闻传播方式,提高师生互动,增加师生关系,让学校能够及时听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借此体现高校新闻传播的人文特征。
三、结语
篇5
“说新闻” 是一种新的传播新闻的方式,是新闻播音的创新,是新闻口语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那么何谓“说新闻”,它缘何而来?
一、“说新闻”的起源
(一)“说新闻”的内涵
“说”新闻,是指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用讲话的语体对新闻节目进行传播的口语化表述方式,它有别于过去新闻播音员的播报新闻。这种方式的要素和特征是:主持人应通过“说”的形式对所传达的信息做出评论、解释或说明。主持人在荧屏上、镜头前的播报就如同和平时说话一样,交流感很强,不是简单的播新闻。
(二)“说新闻”的产生
当今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元化,选择性极强,媒体作为提供信息的主渠道,都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新闻节目更是各家媒体的首要战地。“说新闻”更加注重受众意识,它的出现及拓展,无疑使电视新闻多了一份竞争力,“说新闻”以快节奏、多变化的特点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电视传播态势的变化,新闻类节目的不断变革,对新闻播报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单一的播新闻的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新闻节目内容的多样化,新闻受众追求播报形式的亲切、自然、平和。
于是观众开始对“播报新闻”进行了重新审视,希望能够出现一种具平民性、开放性的新闻播讲方式,“说新闻”便应运而生。“说新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新闻类节目个性化的需求,于是在出现鲁豫“说”新闻后,又有了阿六头“说”新闻,窦文涛则是用评话方式“侃”新闻。
(三)“说新闻”的形成
我国“说新闻”的第一人是凤凰卫视的陈鲁豫。她是第一个在国内用“说”这种平实的语言,来讲述新闻的人。她主持的“凤凰早班车”改变了观众对于新闻播音的传统印象,主持人极具亲和力的风格和伴随性的语言形态,使“说新闻”引起了观众很大的兴趣,从而改变了传统“播”新闻的播音样态。比较有代表性的栏目还有中央电视台“马斌读报”、黑龙江电视台的“新闻夜航”、浙江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等。
近几年,“说新闻”更在各地的电视新闻节目中纷纷出现,“说者”有记者、也有播音员,说的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在专业电视的评奖活动中,“说新闻”被定位为新闻类节目主持人的参评节目。“说新闻” 犹如一阵清风,让沉寂了多年的新闻播报方式有了新的形态。
说新闻是时代的必然。改革开放,人民物质文化的极大满足,给人们带来了种种巨大的变化,新闻表达的内容及方式更加多样与鲜活。从国际要闻到百姓生活,从名人轶事到市井百态,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百姓生活,说百姓关心的事成为现今大众传媒的要求。
二、如何“说新闻”
(一)要想说好新闻,首先就要明确“说”与“播”的区别
所谓“说”,首先它是人际交流中的语言传播样式,随着多种电视节目的需要而逐渐渗透到大众传播领域。表现为语言口语化、样态不受限制、语体结构松散、对语境依赖性强。播报,是一种广而告之的传播方式,讲求距离感产生的权威性。在大众传播领域与“播”者相比,“说”者个性鲜明,与受众心理距离贴近、平等,交流感强,保持了在人际交流领域中的传播优势。
播音员、主持人播报新闻突出的是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不要强调"我"。“说新闻”强调的是主持人和观众两个人之间的小范围人际交流,突出的是“我”。其中表现得更多的是新闻主播的个性色彩。
(二)“说者”如何说好新闻
“说新闻”是新闻播音自身改革的需要。新闻播音的创新也体现在风格化上,但同时要兼顾的新闻播音的正统表达方式,这就是“呼吸无声、字正腔圆、节奏明快、语尾不缀、语势平稳、感而不入、基调各异、分寸恰切、新鲜感强、语言流畅。”“在新闻规范播音的基础上,在“严谨生动、亲切朴实、刚柔相济”的总体风格中,充分展现新闻播音创作主体的艺术个性,通过主持人独特的人生感悟和美学理想表达方式,努力把新闻原则的刚性与语言表达的弹性融为一体。”
要“说”好新闻,播音员、主持人除了应具备“播”新闻的业务能力外,还应在其他能力方面大力拓展。“说新闻”的“说”从生活中提炼,是主持人和观众一对一的谈话,保留发展了在人际交流中的传播优势,使之与大众传播语言的通俗性、规范性、艺术性、审美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并区别于播音腔。
三、播音员、主持人“说新闻”出现的误区及解决方法
1.“说新闻”过于突显主播的个性化,导致了超越了当前观众的需求。 “说新闻”在寻找新形式的突破口时选择了“主播个性色彩的突出以及播讲方式生活化、口语化”。但是新闻工作者不能忘记自己传媒人的身份,同时也是广大受众的朋友,“说新闻”的语言样式属于口语――被加过工的精制口语。它的特点铸就了它的优劣,它在那些反映百姓生活动态的社会新闻中显露出优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对重大题材和主流新闻格式的不适应性。
2.有些播音员、主持人以为“说新闻”就是在原来的稿子中加些口语的“呢”、“了”、“嘛”、“的”、“那么”、“就是”等语气词。其实不然,有的节目是需要将原来的新闻稿按照口语化的一般要求重新改写,甚至还得按照某一个主持人的说话风格习惯重新改写。有的是在阅读分析了多少份不同媒体来源的新闻后,另行确定自己的介绍内容和方法.。我们之所以将“说新闻”的说字加上引号,是因为这里的“说”不是指用我们生活中的“大白话”去“说”,也不仅仅是在语流中加入“呢、了、嘛、的、那么、就是,’’等语气词。这种“说”的语体是介于通俗和书面之间的“书卷口语体”,也可以称之为“精粹口语”。它是在提供有效信息量的前提下,在有声语言传播特性的制约下,摒弃日常口语的冗余性、随意性等缺陷,保有口语简洁性、通俗性、灵活性、生动性的特点,同时兼有书面语规范性、有序性、集中性的长处。
“说新闻”与“播报新闻”是新闻类节目播讲方式的不同分支,各有所长,又各有其局限。新闻类节目的播讲方式应该最终实现说播结合,针对不同类型的新闻采取不同的播讲方式,满足观众对播讲方式多样化的要求,让“播”与“说”在各自的范畴之内发挥最大的作用,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代欢.作秀战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2月.
[2]鲁景超. 广播电视即兴口语表达. 中国
篇6
关键词:新闻客户端;使用与满足;传播途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287-01
一、新闻客户端市场广阔
1.用户潜力巨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5年2月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手机网民数量高达5.57亿,占整个网民数量的85.8%。自统计以来,手机网民占总体网民百分比从2007年24.0%,到2014年的85.8%,持续高速上扬,标志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不断地扩展,蕴含着巨大的潜力。①
2.实际占有率高。根据艾媒咨询在2014年所作的《2014年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研究报告》的第二章所指出,中国手机网民在移动端资讯获取途径上,手机新闻客户端最受青睐,以35.8%的比例位居第一。在受访问的用户中,约有98%的人表示每天至少会使用一次新闻客户端,并且有超过60%的人每次使用新闻客户端的时长都会超过15分钟。②对于大多数的手机网民来说,使用新闻客户端获取资讯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二、新闻客户端的使用理论与满足理论
1959年伊莱休.卡茨第一个正式提出,传播学研究不应当仅关注“媒体对人们做了什么”,还应该关注“人们对媒体做了什么”,即受众本位的思路。③
正如后来传播学者们所总结的,“使用与满足”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社会和心理起源引起需求,需求激发受众成员对于大众传媒和其他来源的期望,期望造成不同类型的媒介接触,最终导致需求得到满足和其他非企及性结果的过程。
(一)新闻客户端的使用理论
1.对媒介信息的使用。与传统的新闻媒介一样,新闻客户端首先是传播新闻信息的媒介。通过新闻客户端,用户能够获得以往从报纸广播电视上获得各种新闻。新闻种类上,现在的网易、搜狐、新浪、腾讯客户端与澎湃新闻都远超传统的报纸、广播的新闻种类。而在新闻数量上,实时更新的新闻客户端更是让传统的新闻媒体望尘莫及。在新闻的传播形式上,新闻客户端综合了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多种传播途径,让用户能够随心所欲的以各种形式使用新闻信息。
2.对于媒介本身的使用。使用新闻客户端,与接收以往传统媒体所不同的是用户的二元身份,即用户不仅能够通过使用新闻客户端接受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的信息,还能够发出信息,用户不仅是信息内容的消费者,同时也可能是信息内容的生产者。④用户在新闻客户端在中充当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主要有以下三个途径:(1)评论新闻,反映用户的关注度和态度;(2)用户爆料或者提问,像澎湃新闻中的爆料板块,用户提交的信息爆料和问答内容能够被其他用户当作信息来阅读和使用;(3)开设自媒体,向订阅用户提供用户自己的信息。
(二)新闻客户端的满足理论
1.信息满足感。新闻客户端作为一种新闻媒介,对于人们的首要功效在于它所带来的信息满足感。人们为了更好的认知并且适应加速发展的社会,必须时刻掌握新闻信息。新闻客户端应运而生,除了海量的新闻信息内容这个优点之外,新闻客户端实时更新的特点也符合人们及时地获得最新的新闻信息内容的需求。此外,新闻客户端的移动便携性,也能够充分利用现代人的碎片化时间,使掌握新闻信息的方式更加经济方便。
2.价值实现感。既是新闻信息的消费者,又是客户端信息内容的生产者,这种二元身份赋予用户一种使用其他传统媒介无法获得的满足感,即自我价值感的满足。用户通过评论新闻,向其他人发出自己的态度和声音,获得存在感。通过爆料或者提问,一方面能够使其他人关注到问题,并且致力于解答或者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用户也会因为为大众或者社会做出了贡献而感觉到自身价值得到了实现。通过开设自媒体,向其他人传递信息,树立传播者形象,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三、新闻客户端的发展趋势
目前国内的新闻客户端竞争的大局尚未完全形成,各个客户端虽然拥有自己不同基数的受众群,但用户粘度不高,潜在受众数量也不小,所以各个新闻客户端的竞争依旧激烈,一方面要增加自身用户的粘度,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拉拢新用户。未来新闻客户端的竞争着力点,可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新闻的监管,提升用户的良性体验;第二,算法的升级,做到真正智能的私人定制;第三,与传统媒体融合联动,扩大检索范围,提升平台公信力与影响力。唯有做到以上几点,提升良性用户体验,新闻客户端才有自己的竞争力,它们既是新闻客户端的发展要求,也是未来新闻客户端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5:2.
②艾媒咨询.2014年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研究报告[R].2014,12:part 2.
篇7
关键词 邸报;发展;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7-0055-02
1 邸报的概念
“邸报”是中国古代报纸的通称。古代报纸有多种名称, “邸报”这一名称的出现年代,据焦中栋《“邸报”名称首次出现时间新考》所得结论,“邸报”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田锡《咸平集》卷二十五《贺杀下王均表》中,时间是公元1000年。
从历代邸报的内容来看,大概包括以下几点:1)皇帝的起居言行。2)皇帝的诏令谕旨以及国家的重大决策、法令、政令等。3)有关官员升黜、任免、选拔、赏赐、褒奖、贬斥等之类的政务信息。4)大小臣工的奏章表笺。
2 邸报的发展历程
2.1 邸报的产生
关于“邸报”的起源,流传较广的有两种说法,以著名的新闻史学者方汉奇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于唐朝,孙樵的《读“开元杂报”》证实唐代确实有官方、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内容是报道朝廷政事动态、皇帝言行等;另一种说法是早在汉代时已经有了古代报纸,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戈公振为代表,主要根据是《西汉会要》第66卷“大鸿胪属官有邸郡长丞”一句注:“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由“通奏报”推论有邸报,实际上汉代的邸并无“通奏报”的功能,而且两汉严禁“探报”并视“探报”为一项严重的犯罪,因此邸报在两汉几乎没有生存的根基和环境,史籍中也未见关于汉代邸报的记载,故此说无法证实。
2.2 唐代的邸报
唐代藩镇于长安“邸”中传抄诏令、奏章等,以获取信息。孙樵②《经纬集・读开元杂报》提到他在襄樊得到数十幅的简明朝政公报的抄件,是我国最早的封建官报,称之为“开元杂报”。清末民初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中谈到“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影漫漶,不甚可辨。”③但姚福申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对这段话提出了不少质疑,比如,孙樵明明说了是“抄件”,这段话又说是雕版,而且唐代还未出现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最终得出结论,杨氏所藏的印刷品《开元杂报》只是传闻,如果确有实物,也只是古玩市场上的假古董。据笔者了解,《开元杂报》只在古籍中有记载,但并未流传于世。在我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份距今约1100多年(公元887年,即唐僖宗光启三年)的手抄邸报,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报纸,名为《进奏院状》,现存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内。进奏院状的基本内容为谕旨、奏折、官方动态等。
2.3 宋代的邸报
宋代邸报的内容:“若朝廷之号令、政事、注拟、赏罚之类,皆付之邮传,播告天下。”
宋代初期,京城地方当局各自编发进奏院状,但宋朝皇帝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对沟通中央和地方信息的进奏院进行严格控制并改组,改组后的进奏院成为了中央向地方新闻的工具,原本自行收集材料编发消息的进奏院也没有了自,所有消息都由枢密院审核编定,进奏院与进奏官只负责提供材料和发抄。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赵N在《朝野类要》一书中,将“朝报”列为文书的一个品种,并解释道:“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
天下。”④
南宋时出现了“小报”,⑤这是我国新闻史上将“新闻”一词与报业联系起来的最早记载。北宋末年一度又出现了“朝报”,它完全摆脱了朝廷的传报范围,以民间经营的面貌出现。报纸内容是根据“邸报”翻印的,并可在街头公开出售。由民间经营的“小报”,出版机构称作“局”。①
2.4 元代的邸报
新闻史学界普遍认为元代没有邸报,虽然没有邸报,但元代也有新闻传播活动,在《元史》和一些元代法律书籍中,有不少关于查禁“妖书妖言”的规定,如禁止民间刻印的“小本”卖于市。“小本有两种”,一是刊载小说戏曲唱词的,一是传播新闻信息的。后者类似宋代的小报。②“小本”在民间私自雕刻印发。它们主要来自朝廷方面的消息,许多小本还有许多学术思想、科学信息以及经济领域方面的报道,广泛传播。
2.5 明代的邸报
明代邸报记载了万历朝的实际情况。③现存的明代邸报集有《万历邸抄》和《弘光实录抄》,为研究明代历史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明代邸报的内容,比宋代更为丰富。有皇帝谕旨、宫廷消息、官员动态、军事活动以及臣僚奏疏等,还有农事、天象、灾害报道和社会新闻,如女性变男性、牲畜产怪胎等。尹韵公在《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中对明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做了详实的研究和论述。
2.6 清代的邸报
清代官方新闻传播的渠道仍是邸报,它也有多种名称,如邸抄、阁抄、京报、朝报、驿报、塘报等。抄发制度沿袭明代,即由通政使司、六科发抄,提塘官抄录转发。它的内容也是包括皇帝起居、圣令谕旨、官员觐见、典礼、官员任免等。
随着人们求知欲的增强,清朝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报房,北京的民间报房各自抄录、刊印的邸抄都称为“京报”。京报的内容基本是邸报的翻版,所以没有受到政府太大的阻挠。
2.7 邸报的消亡
文永林在《中国最早的报纸―邸报》中说:雍正年间(1723- 1735),邸报正式停止发行。④笔者对此存疑,如上文所述,乾隆年间尚有京报的传抄发行,而京报也是邸报的一种类型,何以得出雍正年间邸报停止发行的结论?笔者认为,清朝末年,中国不断遭到残酷的侵略,一些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创办报纸,以进一步侵蚀中国人的思想,比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等等,随着中国一步步沦陷,殖民主义者取得了在华从事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的权益,外国报纸开始在中国迅速发展,催生了中国近代报纸的产生,清朝末年,邸报也就随之消亡了。
3 邸报的定位
首先,报纸的要素包括新闻、言论、副刊、广告等,这些要素邸报一件也不具备,而且邸报最终走向消亡,并未步入现代化,从这一点来看,邸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其次,邸报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官方文书,更像是一种只在官员之间传播的官文书的集合。明《万历邸钞》是明万历朝邸报编录的旧抄本,其《影印说明》对邸报的定义如下:邸报,是我国古代官府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明朝另一邸报编录旧抄本《弘光实录钞》在《弘光实录钞序》中也是从“国史”的角度为之定位。而且从《万历邸钞》和《弘光实录钞》的内容来看,都与新闻的关系不大,倒是官方和政治的色彩较浓一些。因此,笔者认为邸报不是报纸,而是我国古代官文书的集合。
虽然邸报并非报纸,但是它在古代也起到了一定的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用现代报纸的标准去衡量古代邸报也略显严苛。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邸报对现代报纸的铺垫和催促作用不容忽视,如今尚残存的一些邸报资料也成为了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政治、社会状况的重要档案资料。
4 邸报的价值
用现代报纸的标准去衡量邸报,固然是有很大的差距,但这种比较多少会有一些强求古人的意思。从现存邸报的内容来看,它不但有很大的信息传播价值,邸报中的内容也是重要的历史档案,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行政管理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4.1 信息传播价值
新闻理论认为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由此可见邸报在新闻传播方面的价值。邸报的读者虽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但是它满足了历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官员的求知欲,使他们及时了解朝廷动态和皇帝旨意,对于封建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重大作用。邸报可以说是政府公报的前身。
4.2 文书档案价值
从档案学的角度来研究邸报得出结论,邸报实质是封建帝王的起居注、时政记以及大臣的奏折、朝廷法令的转抄本, 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皇家档案。这些档案在转抄的过程中规定,不许随意篡改,有学者认为邸报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资料”或“政情通报”⑤。由此可见,邸报具有很重要的文书档案价值。
4.3 历史文化价值
经过几个朝代的发展,邸报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明代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新闻。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当时人”记的“当时事”是对历史客观、真实的记录对于我们研究新闻史和历史具有拾遗补阙的珍贵价值。
邸报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情况,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顺治朝在拟修明史预备史料时,发现《熹宗实录》中天启四年十二卷和天启七年六月一卷渺无踪影,只好从《天启四年邸钞》中摘抄,以补所缺。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在重写《国榷》(原书稿被盗)崇祯朝部分时从梅村(吴伟业的号)那里借得邸报若干,“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以补史实。并对《国榷》多所裁订。可见邸报对修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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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在一定得情况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长处,但是却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单独另辟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各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单独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新闻历史,人为孤立了存在着的必然的社会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很难解释外国新闻历史中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立体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得研究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人犯错,比如当研究墨西哥新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关注该地区报纸行业的诞生以及其有关影响,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时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报业出现的情况,以及这些决定他出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会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不同但相同的新闻业务。
其次,研究视野相当狭隘。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社会,比新闻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要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不定因素。而这些条件,在一个新闻著作中,往往呈现出必然性,可预计性,这使得原有的社会面貌和所描写的世界面貌脱节。
再者,作为研究外国新闻历史,往往对单一历史研究,很难把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为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贡献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者地位,不仅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将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难说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统筹模式的新闻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闻史体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世界一体化持续加强,世界历史正在形成。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统一的全球市场出现,世界历史即告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济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也在迅速地进步发展,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都在日趋缩小,整个世界不断得到一体化。诸多通史著作出现,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闻史的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世界新闻史体系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新闻史应该涵盖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世界新闻史应该古今贯通,必须把新闻历史研究与先是新闻传播的发展紧密结合,展现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脉络。
篇9
11月5日,“元芳,你怎么看?”这句已被广泛使用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的追问台词,成为《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我们这十年”版块专栏文章的开题首问。
更早时,人民网新浪微博就因为发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声音引发网友纷纷“关注”,最近其在尖锐犀利的同时更加重了娱乐范儿的表述。
最近,引发全民热议的是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句“你幸福吗?”的街头采访引出“我姓曾”“跟你说话的时候,队被人插了”等各种“神回复”。有趣的是,此次央视并没有选择回避,而是让其出现在节目之中,爆炸性反馈可想而知。
在国内收视观众最多、传播价值最高的时段播出这样的段落,让观众对《新闻联播》“刮目相看”。“幸福”的背后是央视新闻理念的变革,一线记者的原生态记录是基础,审片人的动作和趣味才是节目能否“往前冲一点”的根本,据说此次能够放行是因为得到了央视高层的表态:“挺好,很真实。”
互联网从来不乏造词的热情,每年都有网络热词排行榜,尽管这些热词生动活泼又恰如其分,但一直以来其传播载体也仅限于网络媒体,其他媒体鲜见,官媒对其更不感冒。
如今,从《人民日报》到央视,都在积极汲取民间智慧,大胆革新自身语态,反映出新媒体话语权的壮大,以及媒体生态、传播方式的转变。语态变化的背后是官方对普通公民表达民意的尊重,是市民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重组。
屌丝一词最初起源于百度“雷霆三巨头吧”对“李毅吧”会员的恶搞称谓,屌丝寓意穷、丑、矮、搓、撸、呆、胖,与高富帅、白富美什么的形成鲜明对比。后有网媒专门对屌丝文化加以阐释,终使其发扬光大,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自嘲,甚至被视作网络亚文化的崛起,亦有一些“白骨精”主动归类屌丝,以求自我设障,排解压力。
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有些“低俗”的字眼能够迅速流行,并被“正统”所接纳,可见世俗文化之强大。你说《江南style》有多高雅多有内涵?可它就是能风靡全球让人欢乐。所以说,屌丝的“逆袭”并不是意味着屌丝战胜了官方,也不代表官媒“刻意”放下身段,只是时展促使官民互动途径不得不做出的一种改变——官媒采用比较潮的网络词汇,既可贴近大众的表达诉求,也可摆脱高高在上、刻板八股的惯常印象,体现出其本应具有的现代公民意识,这种转变或可扩大受众数量,并实现有效传播。
篇10
【关键词】施拉姆 传播学 四大奠基人
一、对“四大奠基人”的异议
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卢因被施拉姆确定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在学界已经是一个常识。国内的传播学教科书称,“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1。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等书中也都有引用。
罗杰斯在其《传播学史》中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神话”。虽然他们“的确在开创传播学领域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创始人,其中有几个人就构成传播学来说,具有与这4个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响”。罗杰斯列举了施拉姆、帕克、阿多诺、香农、维纳和默顿等人,而且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帕罗阿尔托学派等促成传播学方面重要进步的学术团体“都是被有关四个奠基人的神话所忽略的理论团体”,这“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严重的简单化的做法。”2
而黄旦认为罗杰斯在他的《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一书中,清楚地勾勒出了美国传播研究从来源到制度化的发展图,但惟一的美中不足的是“上面没有李普曼”,他希望将李普曼“置于芝加哥学派和四个先驱者之间,构成芝加哥学派、李普曼到拉斯维尔等的历史链条”3,“芝加哥学派或者霍克海默们也未必就辱没了门庭”,至少芝加哥学派无论如何是够格的。4
学者胡翼青则认为,施拉姆之所以对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作用熟视无睹,与其说是施拉姆与芝加哥学派“一种理论上的分歧,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因为“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都参与到二战为美军宣传服务的研究中来,成为美国政府的‘御用’学者”,代替了“以社会传播为主导”芝加哥学派成为研究主流。5
二、传播学诞生的时代背景
罗杰斯在批评施拉姆的同时也指出:“施拉姆很少提到已经身处传播学领域的那些传播学者,他更愿意通过声称现存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径,来赋予传播学以合法性。在政治上,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因此,人们能够理解施拉姆为什么会构建出四个奠基人的神话:它与传播学出身名门的想法是相一致的。”6
也就是说,施拉姆想通过“挂靠”当时流行的学科并与其著名人物“攀亲”的方式来使传播学获得纯正的血统,为传播学在美国的生存打下基础。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策略,不光是施拉姆和传播学,对一些晚近形成的社会学科的创建人来说,要想使这门学科生存下来,都是要苦心积虑想点策略的。
1、“老爸”布莱尔与新闻学的创立
“老爸”布莱尔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他以威斯康辛大学为基地,使新闻学最终在美国大学被广泛接受。
布莱尔的策略核心是强调新闻学的学术性,他通过对研究的日益强调“来改造新闻学院的途径,帮助新闻学院生存下来”。“在将新闻学推进为一个合法的大学学科方面”,他坚持“将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一种职业教育来教授。”7
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将新闻学与其它现存成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结合,因此布莱尔的新闻学观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个4年期的大学生课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闻课程、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组成。”8而新闻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同样要求学生在学习历史、经济、政府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和文学的同时兼修新闻学才能授予。“布莱尔和他的弟子们相信,新闻学为了要在研究性的大学里生存下去,需要社会科学的基础。”9
2、施拉姆与传播学的创立
“所有创建一个新的科学领域的个人都必须对这个领域持有某种观念。施拉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形成了他的观念。他返回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着手开创他的传播学观。”10而这个开端基本上采用了布莱尔在开创新闻学教育上的策略。
罗杰斯用“层复一层的聚集物”的隐喻“来理解从布莱尔到施拉姆的学术联系”。从“一个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到“一个传播学的奠基人”的主要纽带是布莱尔的弟子们,主要有R・纳夫奇格、R・凯西、F・赛博特和C・布什。其中纳夫奇格和凯西是施拉姆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同事(1942),赛博特是其在伊利诺伊的同事(1947―1955),而布什是其在斯坦福的同事 (1955―1961)。
“他1942年为衣阿华新闻学院设计的蓝图提出一种本科生的新闻课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闻技能课程与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组成,这正是‘老爸’布莱尔曾经提倡过的比例,尽管施拉姆没有将布莱尔引为这一比例的出处。”11
施拉姆的具体做法是:
(1)强调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施拉姆有宽阔的眼界,能够向上看到处于高位的大师。他与这些著名的学者打成一片,并鼓励他的学生也这么做。他在衣阿华、伊利诺伊和斯坦福的传播学博士课程都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着牢固的跨学科联系。它们起先都是在大学的研究生院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并要求博士生注册学习由著名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开设的课程。”12
(2)使传播学与现存的学科结构相适应。施拉姆在衣阿华设立的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就是在新闻学院,“至少在最初年代,传播学往往影响现存的新闻学院,而不是被贯彻到新创建的传播系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几百个大学传播学系在美国已经被创建起来。大部分都是从现存的言语学系、新闻学系、图书馆学系和其他强调某种专业的或人文的传播研究的大学单位中崛起,其他的则是新创建的。”13“截止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约有1500所传播学院或传播系。”14
很明显,施拉姆采取的是一种低调的迎合策略,而不是直接而激进地自立门户。结合美国大学的特性,他这么做实在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最有名望的美国大学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进的教育创新思想,包括开创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这些排在首位的大学的一般态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学术风险――像传播学、种族研究、环境研究和女权主义研究,或更早时代的社会学新领域――而危及它们已有的名望”。“除斯坦福大学外,那些名牌大学没有一所大学接受传播学。”15
三、“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对于施拉姆来说,“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在流派纷呈的研究中,施拉姆抓住了当时位于研究舞台中心的“拉斯维尔们”,当然这与传播学领域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有关,即便是个人主观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施拉姆是1942年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工作时形成了其传播学观的。“战争努力要求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传播问题为中心。”16这些问题即包括“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并决定统计局能够使用什么样的传播渠道来影响其意图中的受众。他们试图通过调查来评估他们的传播行为对于公众的效果”。17
而当时的“拉斯维尔们”所做的工作,黄旦老师曾总结如下:18
很明显,施拉姆选择他们四个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个人声望和学科经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视野、方法和内容都非常相似: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测定效果。
“他有强烈的想象力,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已经积累起来的大众传播和说服研究的零散物中看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施拉姆的传播学观有意识利用了美国一流大学的著名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以便使他努力创建的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可信度”20,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效果研究。
胡翼青认为,“它的这种取向便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误导。作为传播学的开创者介入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无端地从一开始就片面勾画传播学许多可能的发展方向”,“束缚了传播学的全面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学科危机。”连施拉姆也曾坦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学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而这个责任,施拉姆本人“难辞其咎”,“因为他创造的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关闭了传播学发展的多元通道。”21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脱离了当时的时代环境,“一个命题的起源在一切情况下都与其真理性无关。而和其产生的社会、历史结构相关”22。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研究陷入迷茫,传播学研究领域亟待拓宽,这是一个发展的自然过程。毕竟传播学诞生仅半个多世纪,一方面因为传播学自身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因为新媒介的发展,带来托马斯・库恩所谓“范式的转换”。同时,社会科学领域向来是没有中心的,理论的兴衰,研究的重点、范式的确定都随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新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旧的问题不断被搁置。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言,“当代的知识界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呈现为相互敌对的派别和相互冲突的学说的战场”。23
涂尔干说过,“当一门科学在初创的时候,为了使它能够成立,就必须参照仅有的已有模式,即参照已经形成的科学”,“但是,一门科学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让人视为达到了最后的独立”。24■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P260―261
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E・M・罗杰斯,殷晓蓉 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4、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
5、21、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07年4月
22、23、卡尔・曼海姆,黎鸣、李书崇 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
24、涂尔干,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P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