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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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交换劳动力的场所，即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与生产经营中使用劳动力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换的场所，是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劳动力市场交换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和货币的交换。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再加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本身表现出其特殊性。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 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 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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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力产权；劳动力市场；制度经济学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7. 029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7- 0053- 01

1 选题背景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且工资具有无限弹性，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就业的均衡。而新古典学派则承认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及劳动投入要素的不可替代性，但是仍强调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但在实际中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并不是同质的，而且即便是有相同特征的劳动力，也不能自由地相互置换。而新古典理论不能合理地解释同质工人的报酬差别，制度学派则提出了普遍接受的观点：制度性因素（市场规则及工会条约等）和社会性因素（阶级和歧视等）会形成不同的非竞争性群体，进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不同。

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简介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罗纳德·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3个最主要内容是：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这也为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法和范式。

2．1 交易费用理论评析

交易费用的思想产生于科斯认为“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且交易过程所发生的费用要考虑在内”。而后康芒斯则提出：“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诺思则指出交易费用包括：“衡量交换之物的价值，保护权利的成本，以及监管与实施的契约的成本。”随后其他制度经济学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交易费用进行了研究。

2．2 产权理论评析

产权理论是建立在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上的，因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初始产权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产权制度会获得不同的产出，这正是科斯定理的基本内容。研究劳动力市场的产权主要是从产权理论中的权能结构以及产权安排的角度来分析的。

2．3 制度变迁理论评析

追求低交易成本的动力使得制度会发生变迁。诺思指出：制度均衡是在谈判给定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过投入资源来重构合约而获益。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在非均衡状态下发生的制度安排的变化，以期在此过程中寻求交易费用最小化。

3 劳动力产权的含义和特点

3．1 劳动力产权的含义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主要有3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人力资本产权问题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第二种看法认为，劳动力产权指的是劳动者的行为权，包括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权利、劳动力自主支配权以及一部分剩余索取权。

第三种看法认为，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力所有权。李建民（1999）认为“人力资本产权是存在于人体内，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乃至健康水平等的所有权”。

3．2 劳动力产权的特点

第一，劳动力产权必须与劳动力的载体相联系。由于劳动者的先天身体条件与后天技能培训都限制着劳动力价值的发挥，而且劳动力的使用要与人的生命周期相结合，因此劳动力的产权必须归劳动者所有。

第二，劳动力产权必须与产权的交易相联系。因为劳动者具有劳动力的产权，所以在交易中可以要求经济回报，以进一步保存并提升劳动力的价值。

第三，劳动力产权的自主性。劳动力是以劳动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劳动力的使用不符合其载体的意志时，部分劳动力产权将消失，而消失的部分不能在其他载体中得到补偿。

4 劳动力市场综述

劳动力市场是受经济及非经济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市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对劳动力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在竞争的条件下产生限制；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受制度因素（劳动合同、法律等）和社会因素（阶级、政治等）等方面影响，造成同质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不同的回报。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既有与其他要素市场相同的地方，也有其特殊之处，即劳动力市场需要清晰的产权界定。

劳动力市场归根到底就是劳动力交易活动的市场，由于当前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主要从劳动力所有权及对企业的索取权入手，这就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则掌握在劳动者与雇佣者手中。这两种权利落到实处，都是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体现并受到其权利承载体的限制。因此，建立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合理提高劳动力的积极性，加强对劳动力的激励，提升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程度，并在这个交易过程中不断寻求劳动力市场的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1］姚先国，黎煦．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1）：78-83．

［2］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

［3］［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4］［美］西奥多·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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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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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发〔**〕36号文件、省政府冀政〔**〕1号文件、市政府邢政〔**〕3号文件精神，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完善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有效地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和农村经济发展。现将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现状及重要性

劳动力市场是整合劳动力资源统筹城乡就业，为求职人员提供就业指导、洽谈和培训，提高其技能的主要载体。目前，全市21个县（市、区）有劳动力市场的18个，没有劳动力市场的3个。在现有的18个劳动力市场中，有14个县（市、区）劳动力市场面积不足200平方米，最小的仅有50平方米，而且狭小、简陋，无信息网络，设施陈旧落后，服务功能缺失，无法开展就业洽谈、培训等活动。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目前难以为大批农民工转移就业提供信息和就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了尽快改变目前县（市、区）劳动力市场的状况，适应当前形势发展和工作需求，各级政府要加深对劳动力市场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建设好劳动力市场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培训和提高农民工技能和素质，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目标

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新三化的要求，实施规划和建设。各县（市、区）既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又要坚持高标准，努力实现服务功能基本完善，达到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一体化。

各县（市、区）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目标：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全市21个县（市、区）新建和改建的劳动力市场面积分别达到500平方米左右；信息系统建设**年底前实现与市劳动保障中心联网；2008年底前实现市、县、乡三级联网，基本达到“一点登陆”全程查询，全方位为城乡劳动力提供便捷的就业服务。

三、加大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投入，重点抓好信息系统建设

各级政府在重点抓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同时，增加对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的投入，拓宽再就业资金的筹集渠道，按照省财政厅、省劳动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冀财社〔**〕8号）的规定和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确保就业再就业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可将结余部分适当用于劳动力市场建设，市政府将适当给予补贴，县（市、区）政府要列入重点，在政策上、资金上加大扶持力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要列出专项资金予以扶持，本着政府出一点，劳动部门筹一点，再就业资金挤一点的原则，拓宽筹资渠道，千方百计筹集到位。要加大“五保合一”数据整合和劳动力开发资源管理软件资金投入的力度，使县（市、区）劳动保障工作与市劳动保障中心对接，建设好数据库实现市区与县（市、区）协调一致共同发展，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达到为职工记录一生、管理一生、服务一生的目的。

四、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

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龙头和辐射作用促进和带动社会就业服务组织发展，动员全社会力量为促进就业提供服务。发展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推进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向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劳务派遣组织转型。支持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依法建立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提供适应不同群体特点的公益性就业服务。发挥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劳务派遣组织、职业咨询服务组织、劳动保障事务组织、社区就业服务组织的作用，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有效服务。各级劳动保障、工商、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对各类职业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和定期清理整顿工作，指导督促职业中介机构明示合法证照、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倡导诚信服务，开展无虚假信息、争创文明职业中介活动。

五、提高劳动力市场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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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薪酬；劳动力市场；职位评价；市场定价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而言，企业人力资源活动的成功要么取决于薪酬政策或实践，要么与薪酬政策或实践相关。首先，企业能否吸引和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与它所提供的薪酬直接相关。其次，薪酬还会影响企业激励和留住核心员工、关键员工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薪酬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契约通过员工对于薪酬状况的感知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

综观以往薪酬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出发，强调薪酬在企业内部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暴露出弊端，正面临着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所替代的新挑战。相应地，薪酬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先前的只注重组织内部标准转向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以及薪酬的外部竞争力问题。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评述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流动与配置。美国经济学家Doeringer和ore第一次明确总结和概括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们定义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行政性的单，例如一个制造企业，在那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性规则和程序来管理的。”这些行政性的规则和程序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包括工作安全性，晋升和职业流动机会，公平待遇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源大部分是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配置的，在美国，拥有目前工作已超过25年时间的职工约占全部员工的25％；在法国、德国和日本，劳动力拥有稳定工作的倾向更加明显。

从薪酬视角来看，内部劳动力市场强调不同工作薪酬支付的内部公平性和一致性，而不关心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类似工作的工资率比较是否具有公平性。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薪酬体系设计的主要方法是职位评价。职位评价是指对不同职位的价值及其在企业内的重要性高低进行评价和比较，然后再以评价结果为主要参照确定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所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体系是以职位为中心构建的。在这种薪酬体系里，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职位，而不是员工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在做职位评价的时候，企业只需要考虑职位的内在特征以及职责，而排除对外部因素的考虑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当地的工资率和地理位置等。职位评价方法在以制造业等集约化生产为特点的工业化时期被广泛的采用。

二、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在美国，雇主开始通过裁员解雇工人，并且日益增加使用多种灵活化的短期雇用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承包就业和派遣就业等。其次，这种短期雇用形式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呈现出很快的增长势头，如l985—1995年间，欧盟临时就业增长了2．5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快的西班牙增长了约20％。目前，其临时就业占就业总量的30％。《经济学家》(2000)作了如下评论：“雇主和工人之间那种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撕碎，现在还不清楚取代它的是什么，但这意味着先前的职业生涯模型，即一名员工在一家公司沿着工作阶梯晋升将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嘴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变革，例如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从工业化向知识经济的转化；也有微观层面组织发生的技术、生产方法的变革以及市场对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渗透。

这种变革已经导致组织和个人更加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现在，组织开始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从外部雇用那些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从工作阶梯的进入口雇用新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再从内部晋升。组织为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组织的扁平化，即缩减组织的管理层次，使组织从原来的众多级别变成少数的几个级别。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组织日益增加使用了临时雇用而不长期雇用。与此同时，组织也逐渐放弃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以职位为中心的薪酬体系，而用密切的与变化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相联的工资结构取代它。薪酬体系设计的基础已经由职位逐步转向人的技能和能力，这意味着组织现在是在向人而不是职位支付薪酬。薪酬与技能和能力的高度关联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技能，而且也消除了员工在不同职位间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障碍，使组织结构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和重组成为可能。

目前，在咨询专家和HR人事专员之间，职位评价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方法已经取代它。越来越多的组织利用外部市场直接为职位定工资，这种方法被称为薪酬的市场定价法。美国咨询公司HayGr0up在2003年发起了一次面向大企业人事专员的大规模市场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59％的企业只依赖市场定价为所有的职位定薪水，而较少考虑内部公平性；与之相反，只有2％的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的时候使用内部职位评价方法；而17％的企业采用的则是内部职位评价和市场定价的组合方法。薪酬体系设计已经从强调内部公平转向强调外部竞争力以及从以职位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先前，针对职位而不是个体决定工资率首要强调职位评价，今天，为个体决定薪酬需要基于市场考虑以及他们贡献于组织的技能、知识和人力资本。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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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招工难来得如此迅速

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折，来认识何以从就业难到招工难的转变如此迅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双重特征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进而，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次，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更加关注经常性发生的周期性失业现象。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表现。

从一般经验和中国特殊性看，应对这种类型的失业有两条途径。第一，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熨平经济周期。为此，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业风险。第二，通过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周期性失业的放大效应。为此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按属地原则均等供给的进程，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就业扶助等公共服务范围，降低他们面对就业冲击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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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分割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大学生择业面临着较大的职业选择风险。在职业风险约束下，部分大学生选择等待性或自愿性失业以暂时规避职业选择带来的风险，其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个人职业价值最大化。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并不完善—信息不完全，市场呈明显的分割状态，加剧了大学生职业选择的风险性。转型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呈多元分割状态，许经勇和曾芬任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表现为三个方面:城乡分割、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差别、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许经勇、曾芬任，2000)0李健民(2002)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多重分割交织在一起，即城乡分割、地区分割、部门分割、正式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本文借鉴赖德胜的提法，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可以分割为城镇和农村两个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生产部门主要是乡镇企业，包括农村集体企业(乡镇、村及村以下办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包括合伙企业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两大类)。在城镇劳动力市场内部，又可分为两大块:一是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工资水平较高，且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较高的工作稳定性。二是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比较复杂，既包括外企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一部门工资相对较高，待遇比较好，但职业风险比较大，还包括一些小型企业和社区服务部门，这些部门工资较低，待遇比较差，没有社会保障，工作亦不稳定，属于非正规就业部门。由此，我国分割劳动力市场具体可以体现为城乡之间及城市内部行业之间的分割。

为了弄清分割劳动力市场上，在职业风险约束下，大学生职业选择的行为特点及其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影响。本文以武汉市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为例，对大学生择业行为进行了调查。选取好、中等偏上、中等、中等偏下各4所高校，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55份，涵盖教育学、外语、社会学、计算机、经济学、广告、化学、机械等多个专业。

二、分割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大学生职业选择现状

1.职业价值判断标准

作为一个理性个体，大学毕业生择业的最大愿望是实现职业价值最大化。从大学毕业生择业行为看，其择业标准依赖于对职业价值的判断。以往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从工资收入、个人兴趣爱好、福利待遇、生活环境、工作稳定性和发展前景及职业地位和声望等方面进行考察。从个体收益的角度看，可以将这些因素归纳为物质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个人收入效应和职业效应两个方面，其中收入效应，指的是经济利益，包括直接经济收入和间接影响收入的其他利益。职业效应，是指某一种职业为就业者带来除经济收益外的其他利益，比如地位、声誉、精神享受等。

为了很好地揭示职业选择及其风险之间的关系，从个体收益的角度出发，结合当代大学毕业生职业价值观的特点，本文选取了大学毕业生择业过程中趋同性较高的“职业收入”、“职业转换成本”、“职业声望”和“职业环境”4个因素作为大学毕业生职业价值构成的主要指标。

2.城乡分割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择业现状

体现城乡择业行为的标准主要是“是否愿意去农村、西部等基层地区就业”。统计显示，愿意去西部或农村地区就业的大学生占的比例并不高，仅占21.9，而不考虑去农村或西部等基层地区就业的比例占24.5。如果达到一定的条件，有较多的大学生会考虑去西部或农村地区就业，占到了总体比例的53.6 % 。

在影响去西部、农村、基层就业的主要因素中，各因素所占的比重依次为:没有发展前途(42.6 % )，环境不好( 39.8% )、待遇差(39.3% )，信息不灵通(32.8% )，户口障碍(27.2% )。调查结果和大学生择业特点基本符合，即“个人发展前途”或“单位发展前景”是大学生择业的第一要素，“工作环境”及“待遇”紧随其后，“户口障碍”因素所占的比例虽然不是很高，但仍是影响大学生去西部、农村及基层就业的重要因素。

3.行业性分割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择业现状

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性分割体现在不同的单位性质上，本文以“最想去的工作单位”以及“影响择业的主要因素”为选项对大学生择业行为进行了调查。

“最想去的工作单位”:包括6个二级指标，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前三个单位属于收入一般、风险较低的职业，后三者属于高收入高风险的单位，其中乡镇企业在不同的地区情况完全不同，在多数人的观念中仍然认为乡镇企业收入一般，且风险较大工作稳定性较差。从大学生择业行为看，30.3%的大学生选择了事业单位，40.1%的大学生选择了国有企业。选择党政机关和民营企业的大学生斗匕例持平，分别是14.1%和15.0，虽然党政机关工作较为稳定，但进入相对不容易，民营企业进入门槛不高，但职业风险也相对较高。外资企业职业风险较高，但收入也较高，是大学生青睐的类型之一。乡镇企业收入低，环境差，大学生对该类部门的认同比例较低，仅为2.6。

在影响择业的因素中，个人发展前景(73.0% )、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71.6% )、单位发展前景(51.1%)分别排在前三位，工作的稳定性(35.8% )、工作所在地及其环境(31.7%)、解决户口问题( 24.8%)紧随其后。

三、分割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职业选择的风险性分析

(一)分割劳动力市场职业选择面临的收入风险

1.城乡及行业收入差异与职业选择的风险性

我国城乡收入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差距几乎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按现价计算，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农民高出1578元，2004年高出6486元，2006年高出8172.5元。也就是说，在过去17年期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扩大了近10倍。

从城市内部各行业部门收入水平看，由于各部门工资决定机制的不同，其工资水平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具体可以从城市体制内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上来分别加以考查。首先，以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为代表的城市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其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制度，工作稳定，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完善。其次，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上，以外企、软件业等知识技术密集部门为代表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其管理体制中的责任、权利和利益较为明确，就业者普遍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资。而以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服务性行业为代表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不高。

我国城乡及城市内部行业间收入差异明显，己经构成了一定的劳动收入风险。对于风险厌恶型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为了分散城乡及行业部门间的劳动收入风险，大学毕业生不会选择进入农村劳动力市场或者城市体制外次要劳动力市场，而愿意进入收入水平较高，风险性较小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体制内劳动力市场。 2.职业转换成本及职业选择的风险性

职业转换成本，也称工作转换成本，是指一旦就业后想要离开原单位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

在我国乡一城职业转换中，职业接受成本和职业离开成本是次要的，主要是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很高。在农村和乡镇，大学毕业生十分稀缺，就业单位一般不会轻易让其流失，通常以漫长的工作年限和高额的违约金等显性或隐性的约束，防止人才流失。大学毕业生一旦选择农村劳动力市场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被“锁定”在农村，风险成本较高。

由表3所示，我国带户籍人口流动的比例非常低，其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升学户籍流动和从城到乡的流动等。可见，户籍制度实际上使大学毕业生一旦将户籍迁到农村、西部等基层地区，在短期内要再迁回大城市的风险相当高。

在城市内部行业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职业转换的接受成本是很高的，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那些交通费、邮费、电话费、报纸的广告费等。间接的成本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工作搜寻所花费的时间内一个人可能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或收入:另一方面的机会成本更加重要，这就是决定放弃当前的工作机会继续进行搜寻时所放弃的收入。职业转换成本越高，大学生可能面临的损失越大，风险性也越高。

(二)分割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效应的比较与职业选择的风险性

1.职业声望的比较及其为大学毕业生带来的效应和风险

职业声望是人们对不同职业的价值评价，从事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会因其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威望、权力和财富，故社会成员谋求职业地位较高、职业声望较好的职业是个体获得心理满足并肯定自己社会价值的必然选择。

根据现代风险观，不同职业选择为个人带来的声望及地位的“损失风险”亦不相同。在本次的调查过程中，选择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外资企业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分别占到了前三位，而选择去乡镇企业的仅占2.6%。同样地，一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去沿海地区，而愿意去农村、西部等基层地区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连1/4都不到。除了收入差距的原因之外，职业的社会声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学毕业生是我国人才层次中较高的一类，去乡镇企业或者农村、西部等基层单位工作难以让大学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社会价值的肯定，一旦选择在该类地区或行业工作将面临较高的社会声望及地位的“损失风险”。

2.职业环境的比较及其为大学毕业生带来的效应和风险

‘职业环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从其为个体所带来的效应看，它包括工作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其中工作环境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工作单位的硬件设施、环境美化以及工作地区的自然条件等;人文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公德、传统美德、礼仪、人际关系和安全环境等。

在我国，农村一直都是落后的代名词。多数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生活环境、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乃至文化氛围的建设依然较为落后。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高密度人口、建筑、财富和信息已经成为城市的基本特征。城市不仅基础设施良好，硬件设施完备，而且城市中多种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并存，文化交融速度较快，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视野更加宽阔。

城市内行业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以国企和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为代表的城市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以外企等知识技术部门为代表的城市体制外主要劳动力市场，其工作条件较为优越，企业文化氛围良好，完善的培训体系能为个人提供不断向上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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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对外改革开放到今天，国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外资企业“短、平、快”优势，使得我过经济增长迅速，国力不断增加。数据显示我国的“蓝领”和“白领”劳动成本分别是欧美国家的1/40和1/12，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在国际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优势。新时期的使命，对外开放问题日显突起。过去引进外资企业，发展策略为“短、平、快”，使用的是我国廉价劳动力;新时期引进外资企业，国家作为从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发展策略:“需要合理利用资源，因地制宜合理优化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向技术产业升级”。目前技术产业升级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有8亿人需要就业，劳动力市场存在供大于求矛盾。国家经济结构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就业吸收率，现阶段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特别是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规模不大。解决方方案:政府将外资企业由简单的加工贸易产业引导至保护环境、科技含量较高、产业不断升级的领域。区域经济引导外资企业向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将产业结构由国内外联动生产以及生产要素全球合理利用的新格局，在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上严格要求，给高素质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机会，给大学生就业市场提供更多机会。首先需要加大第一产业农业的投资，作为农业大国，国家需协调好农、林、牧、渔产业结构，提高发展速度和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二、高校提升就业目标市场培养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曾经做过建立就业选配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人能力和工作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是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效率的关键，因此，一个位置的生产力是由个人综合能力和位置特征相互作用决定的。作为个人能力很明显，它可以发现，有些人适合什么样的职位。在就业选配中，它也被认为某些类型的教育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比较优势;每个教育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一群工作领域的比较优势，只有一个教育匹配一个特定位置的特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比较优势。作为一个教育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某种职业，接受的人这种教育将会在这个行业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并因此得到更高的支付工作。根据这一理论，学校应该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找到自己的最高效率，在劳动力市场上，基于某种职业的特点来调整专业、培训目标、能力需求。

(一)细分和目标市场理论市场细分就是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购买者行为的差异性，把整体市场即全部顾客和潜在顾客，划分为若干具有某种相似特征的顾客群，以便选择确定自己的目标市场。通过市场细分，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标市场，然后满足目标市场的需要与相关产品和服务通过营销策略。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体，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就业条件;通常使用的劳工团体，都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能相互融化。因此，高等学校可以建立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基于劳动力市场目标的具体要求，以满足特定领域的劳动力市场。行为和习惯通过市场细分，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标市场，然后满足目标市场的需要与相关产品和服务通过营销策略。因此，高等学校可以建立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基于劳动力市场目标的具体要求，以满足特定领域的劳动力市场。

(二)营销理论1985年，美国学者杰克逊提出了营销理论。同时，芭芭拉坚持认为关系营销是与用户获取和建立密切关系的一个过程，其核心是建立一个良好的长期关系，的个人或组织直接或间接的营销关系。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高等学校触及的建立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可以被视为学校的组织或者个人的关系由于研究生工作。可以识别这种关系，加强和改善关系营销理论的应用，以促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没有困难。

(三)根据市场需求培养首先，它是必要的调查和研究劳动力市场，控制人才需求发展趋势，熟悉国家和地方发展计划。其次，有必要分析现有的教育条件和综合优势和做自我评价。第三，有必要确定教育定位、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学科发展计划根据实际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第四，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向是分析，然后目标行业或专业团体目标对应学科和专业可以证实在劳动力市场。第五，通过分析典型的任务、工作流程和行为的职业或职位所需的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职业或职位发现，然后就业能力模型可以建立学生在某一学科或专业，也可以称为特定学科或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最后，基于就业能力模型，课程体系(目标、内容和方法)可以开发和教学材料，老师也将被训练实施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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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工作流动；作用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1-004-03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产业升级使得产业所需的文化技术成分日益厚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逐步提高。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力随之显现、形成、深化。在此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流动显得尤为重要，当劳动力流动所需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流动就会受阻。二者之间实际的作用关系错综复杂，笔者引入“力”的概念来助于明晰，以“力的三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作为切人点，初探教育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一、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大小

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生产、积累和维持人力资本的方式。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而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正规教育。

劳动力流动为劳动者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更换和转换，也包括正在求职的失业者的移动。其中，宏观劳动力流动是指各地区的户籍流动抑或劳动者地区性的转移。而本文旨在研究的微观劳动力工作流动是指雇员从一个工作单位转换到另一个工作单位，或者说是雇员的雇主发生了改变。按照工作流动的性质，劳动力工作流动可以分为辞职和被解雇。正规教育（即学历）与劳动力工作流动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正规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工作稳定性，而劳动力工作在向上流动中会产生教育需求，当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工作流动就会受阻。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正规教育与工作稳定性呈正相关。大专及以上学历换过工作的比率明显低于大专以下学历，这多半也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多以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求职，故换过工作的比率更高。同时可以看出大专及以上被辞退的比率最低，行政级别及晋升比率也最高。一方面，初中以上学历主动跳槽率较高，且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主动跳槽率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学历越高，被辞退的比例越小，劳动力流动越少。文盲/半文盲主动跳槽和被辞退的比例也都较小，与其所受教育水平以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

在表2的2010年城镇失业人员比例中，明显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上学历失业人员比例呈急速下降趋势，因为我国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暂不考虑初中以下学历。

综上可见，正规教育水平越高，雇员的工作稳定性越强，雇员在劳动力工作流动中的被动性相对减弱。

二、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方向分析

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极其明显。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改善当前处境的愿望比较强烈，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更加敏感。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更明显，从迁移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二者的作用力显而易见，但作用方向还需探究。

借鉴唐纳德博格、朗格辛、罗理和穆勒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推一拉”理论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是由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正面的积极因素；另一种则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负面消极因素。据此，笔者试从推动力和拉动力两个方向分析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又分为工作和个人两个维度，整理见表3。

表3从推动力和拉动力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众多因素中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主因却占有很大比例，成为重要作用力。此外，需要补充以下三点：第一，对个人而言，教育水平较低或只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容易在经济危机或者公司效益减少时被解雇。反之，高学历可作为一种信号容易被雇主识别，从而成功转换工作单位和角色，也会得到大于或等于之前的工作报酬。第二，对子女考虑，教育具有地区差异，较低的教育条件和环境不利于子女的长期发展。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不少父母选择辞职，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佳话。由于能够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而对劳动力工作流动构成巨大拉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拉力只对部分家中有学龄子女的劳动力构成拉力。第三，对企业而言，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由于培训体系完善，对员工进行特殊培训或长期培训，员工所学的知识只能在该企业运用，这也极大降低了员工辞职率，减少劳动力的工作流动。比较而言只接受普通培训或培训不足的员工在离职人群中占较大比例。

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力点分析

1 教育能够增强生产能力，提高人力资本配置能力。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直接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个体的收入，也带来了溢出的社会效益，也即教育具有很强的生产功能。因为教育、培训和劳动力流动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三个主要渠道。教育能增强人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劳动生产率越高，收入就越高。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通过分析“教育投资一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教育的经济价值。

相反，筛选理论承认教育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推动力，但否认是教育提高了生产率，认为教育和生产率之间只是一种间接关系。教育只是表示个人能力的一种工具，为雇主选择、识别高能力的雇员，便于能岗匹配，即承认教育的配置能力。所以，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能力和（或）配置能力就越强，劳动收入就越高，更有助于优化劳动力供求市场。但是这一能力的实现也是有条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和限制劳动力流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收入差距很小甚至颠倒。赖德胜也提出，教育收入功能的发挥程度是有条件的，只有具备相应的条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才能充分增加劳动收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2 教育能够提供筛选信号。首先，筛选理论认为雇主与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时，由于并不能直接了解这些人的内在能力和特点，便凭借天生的“标识”（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和后天获得的“信号”（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特别是通过受教育信息了解求职者的能力，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容易克服工作流动中的障碍。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流动性。处于由小公司组成的收入低、晋升机会少、工作不稳定、易被解雇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很难进入到由大公司、政府管理部门等组成的收入高、晋升机会多、就业稳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教育是决定求职者进入哪一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越大。瑟罗（Thurow）也认为教育并非单纯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事实上，它还为雇主提供受雇者是否具有可培训性的信号。因此，教育是一种筛选工具，它能提供有关受雇者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信息。

3 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弱化具有一定作用。雇主们希望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应该由受过足够教育、掌握足够知识技能的工人担任，因为这些工人具有可培训性。因此，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如果缺乏足够的教育知识技能，就只能待在次要劳动力市场。Bosanquet和Doering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府的人力资源政策，但教育对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一定作用，是工人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基本条件，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4 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点分析。Jacoby曾提到在20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率。加里・贝克尔也认为培训在形成人力资本中有重要作用，并把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即现在把培训根据成本收益分为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普通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对多个企业同样有用。特殊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仅对目前受雇的企业有用。

从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两个角度分析其对劳动力流动会得到不同答案。从特殊培训出发，较之次要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对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Bosanquet和Doeringer指出：企业特殊培训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都有动力建立比较稳定的雇佣关系，因为雇主提供较高成本为雇员进行特殊培训，如果此雇员离开，雇主还得再次对其他雇员进行培训，所以，雇主不希望经常性地更换雇员；而对于雇员来说，他在公司里接受的培训仅仅在这家公司有用武之地，所以，雇员也不愿经常性地更换工作。因此，特殊培训会抑制工作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培训增加了雇员的通用人力资本，雇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工作流动。

四、启示

1 以青年教育为核心带动劳动力生产水平整体发展。正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相对复杂，对个体、企业、国家作用力的大小有别，关键点在于加强对青年的教育。青年是企业未来的脊梁，寄托着国家的希望，青年个体素质的整体提高将带动科技创新及高新产业的发展。在微观上促进就业；在中观上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在宏观上拉动经济水平，提升产业发展。欧盟负责就业事务的委员明确指出，欧盟一半失业者因缺乏专业技能而不能适应目前劳动市场的需求。“欧洲工业圆桌会议”发表的报告也明确表示，现在“雇主需要的是独立自主、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的人”。为此，欧洲卢森堡就业问题特别首脑会议曾决定五年内把25岁以下青年失业人员的培训率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对青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此作为核心带动劳动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不失为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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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分割；蚁族；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历年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数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从2003年的187. 7 万急增到 2011 年的660万。然而，未就业毕业生也从2003年的56. 3万人，跃升到2011年的约 204万人，这意味每年约30%的毕业生面临就业困境。同时，高校毕业生群体表现出就业偏好的一致性加剧了供需矛盾，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而西部、农村地区则少人问津。“无业可就”“有业不就”共存。

同时，2009年由北京大学廉思提出的“蚁族”概念，因准确形象的概括了高校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特点而备受关注。“蚁族”现象不仅揭示出弱势大学毕业生在大都市的艰辛状况，更引起“读书无用论”的热烈讨论，严重打击了低收入家庭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积极性。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以“蚁族”现象为切入点，研究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方向和求职意愿，为缓解“蚁族”现象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对策措施。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状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职位特征可以概括为经济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有保障、有足够的晋升机会、劳资权利平等及依靠规章制度管理；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职务特征为：经济待遇低、工作环境差、晋升机会少、就业不稳定、管理不规范。与西方国家表现出的功能性分割劳动力市场对比，我国存在更为突出和复杂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不单是功能性分割更是制度性分割，制度性分割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在转型时期表现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无法发挥对劳动资源自由配置的作用。可见，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是导致“蚁族”现象产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环境下的“蚁族”现象分析：

1、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蚁族”现象：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到经济发达的大都市与东部沿海地区就业，也由此出现“蚁族”现象，“蚁族”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月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具有较高智商、弱小、群居，往往居在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看，这个群体的收入偏低，是因为被挤出了以拥有一定学历的户籍人口为主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同时欠缺政府支持和家庭资助，必须自行承担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这群在毕业时未就业，然后“勉强就业”的大学生，其收入仅足以支持在城中村租个小房间。

2、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蚁族”现象的影响：第一、从城乡选择来看，我国大学生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分布极不均衡，比例较低，还未达到过剩的程度。一旦大学生选择到农村、乡镇就业完全可以占据农村、乡镇劳动力的高端市场，但他们宁可忍受极大的生活、心理压力，以延长工作搜寻时间、降低工作收入、降低生活要求为代价选择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2012年第十届中国最佳雇主榜单及调查报告显示，仅有4%城的大学生选择在非城镇和其他地区就业。城乡收入的差距固然是做出决策的重要经济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导致城乡之间高昂的工作转换成本。在制度的束缚下，一旦进入城镇或者农村就业，其人事档案、户籍关系就将在一定程度上固化，想回到主要劳动力市场就将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同时，农村及乡镇单位也会以较长的服务年限、高额的违约金等约束条件限制其流动。

第二、从区域分布来看，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显示：80%的大学生选择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其中接近25%的毕业生前往京津沪三地，相对而言，选择到中部或者西部地区的学生不足10%。《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更是将“高等教育人口流动分析”列为了年度专题报告之一，从数据上看，东部和沿海地区对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人才吸引力指数为67.3%，对高职高专毕业生的人才吸引力指数为67.1%，两倍于中西部的人才吸引力指数。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环境下，制度因素使大学生从“次要劳动力市场”到“主要劳动力”的过程中存在障碍。使他们偏向于“一次就业定终身”，新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将目光聚焦在一线城市，虽然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日益增高的生活成本、拥堵的交通等不利因素，但大学毕业生选择当“蚁族”是基于获得潜在的经济收益和各种非经济收益而选择大城市的结果，一线城市职业发展的广阔机遇、工资福利待遇高、工作环境好、更加公平的规则、生活质量高等因素显然对求职者更具有吸引力。

四、缓解“蚁族”现象的对策：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大环境、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我国“蚁族”现象的根源，尽管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环境下“蚁族”现象具有一定的自愿性及必然性，但折射出的收入偏低，教育投资回报率不高，也经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人力资本的区域和城乡的进一步不平衡，减弱了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扩大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所以有必要缓解“蚁族”现象 。

第一，促进经济发展，扩展主要劳动力市场范围，打破行业垄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就业的层次和水平，才以创造更多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扩大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量，这是缓解“蚁族”现象的根本途径。

第二，加强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应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控制大学毕业生供给，同时提升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当前我国教育不均衡、机会不均等现象十分突出，大城市拥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和更低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因此，国家教育财政投资需要向落后地区和中小城镇倾斜，以促进教育的地区均衡发展，缩小大学录取分数线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别，也必将削弱大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

第三，切实转变过分重视大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模式，走兼顾大中小城市、打造城市群的发展新模式，缩小大城市与中小城镇的经济水平和收入差距，吸引“蚁族”选择到中小城镇就业。

第四，完善国民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使人们能便捷地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政府部门应持续关注加大投入，改善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环境，保证他们也能享受完善的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共服务，这样也能引得部分“蚁族”选择回流到次要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1]廉思.高校毕业生“蚁族”调查[J].中国经济报告，2010（3）

[2]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5） .

[3]赖得胜，孟大虎 .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