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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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绩效；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173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6―0077-04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横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视角，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由于其理论范式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形态有不谋而合之处，因此，该理论在国内一经推广，便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本文运用这一理论视角及其内涵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绩效问题进行探讨，力求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与建议。

一、理论回顾

社会资本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其形成统一定义。但从其基本内涵来看，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指行动主体通过关系网络乃至整个社会结构来获得资源的能力，它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是无形的，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进而提高社会效率和社会整合度。还有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指代的是社会主体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特征，其实质上包含着三大要素，即社会信任、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前者能降低社会交易费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增加社会收益；而后者若处理不当则会严重阻碍个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资本类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即农村居民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关系网络，组织以及体现于其中的信任、互惠、宽容、同情、团结等要素。其亦有积极跟消极之分，然如何在有效利用原有农村积极社会资本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因势利导，对消极社会资本加以转化，使之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对“三农”问题寓意深刻。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目前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呈低绩效的态势发展，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原因外，也有许多是基于农民间传统的消极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结果。这至少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观很难使农民在互动中对生活圈外的陌生人产生稳固的信任感；二是非正式的社会联结机制缺乏对组织主体日常行为的规范及对失范行为的惩戒，农民间的不信任感普遍存在，造成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下、合作意识匮乏、自治能力弱化，使之无法适应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生产组织活动；三是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同质化极高，“强关系”比重远远大于“弱关系”，导致信息匮乏，信息滞后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绩效提升的重要阻力。上述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绩效。

二、转换信任类型提高组织发展绩效

社会信任在社会资本的流通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社会资本所涵盖内容中的“软件”部分，同时也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展开内部与外部合作的心理基础。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或社会上某个特定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而马克斯。韦伯则将信任类型划分为特殊型信任和普遍型信任两种，前者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准而建立，通过私人关系、家庭及宗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以共同信仰为基础，通过预警性或惩戒性机制及正式的规范制度来降低社会环境与系统的复杂性。

在我国，传统农村社区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的载体，它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将全体居民紧密联结起来。他们在持续而频繁的互动与交往中享有共同的自然资源、形成相似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进而达成相互的信任和理解。由此可见，传统农村的信任模式属于特殊型信任，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排斥生活圈外的一切事物，只信赖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虽然这种信任是强烈而稳固的，但其仅限于组织内少部分具有亲属连带关系的成员的团结与整合。从组织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基于初级群体关系而生成的特殊信任观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只能算得上是低信任程度的社会形态，此类信任关系难以维持组织的高效运转。而基于农村社区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兼具的特殊性，要在组织内完全建立起以纯理性为导向的普遍型信任是观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传统感性与现性的交汇过程中，必须将二者进行有效的中和，只有在充分利用传统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合作优势，并使之更加完善的基础上，引进以契约为主的现代业缘合作形式，并使之得到农民的心理认同与自觉内化，方能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朝上水平的方向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福山先生所言的高信任程度的社会形态的标准。福山先生认为，一个具有高度信任的群体，整个社团联系便利，道德水准较高，可以降低经济交易成本有力的生产资源，同时也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在此需指出的是，对合作经济组织现存的信任类型的转换，应做到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注重推广教育、大力宣传以及广树典型、勤抓示范，规范组织内部制度，努力培养具有声望的乡村精英，并通过他们带领组织其他成员超越血缘、地缘范围建立起信任，且把它扩大，从一个家庭扩大到全村、全县甚至其他交易伙伴等，并在社会上形成规范，使组织就逐步走向高信任，这是一个不断增加、积累的过程。这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才会有自然成长的基础条件，才会有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提升组织化程度以提高组织发展绩效

传统农村社区可被视为具有特殊地理性及历史性的亚文化圈，在其内部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能使农民黏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这是一种建立在某种共同情感、价值观、道德信仰基础上的，以相互吸引和结合为特征的非正式社会联结状态。通过这种关系，能形成一种互惠机制，进而在整个农村社区内部产生普遍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但由于它不具备正式制度层面的合法性，缺乏强制力的约制，因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与此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日渐渗透，农村社区的边界日趋开放，市场力量开始逐步取代原来农村社区所发挥的功能，传统农村社区中的认同感由于外部异质性资源的介入而不断地减弱。原有的关于合作的内生规则，包括道德舆论约束，对农户不再那么有效。对传统道德观的颠覆和漠视，使得失范行为增加，个人利益、短期利益为先，而集体意识淡薄。这一系列源自于组织成员“团体道德缺乏”状态而引发的组织化危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绩效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向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它不仅能发挥纽带作用，将彼此已经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同时也能发挥桥梁的功效，使彼此间处于陌生状态的人群和组织相互联系，积极合作”]。 通常情况下，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拥有合法的章程及规范的运作体系，农户通过加入其中可获得合作规范和信任保证；同时，通过对组织的认同而与陌生人建立合作关系，进而在协商的互利互惠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资源共享，从而增加自身的资源储备量，增强竞争力。在这里，合作经济组织不仅能够保障全体成员的利益、约束成员间的行为，同时，还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提高组织化程度。从相关学者对信息不对称及缓减信息传播中的内耗问题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农民增收过程中，组织化程度高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对人际关系的正式化与扩大化可以形成一种“过滤”机制，使相似信息的供求主体得以集聚，降低农民在经济交往中进行信息筛选的困难，从而使信息获得的成本相应减少。组织成员间及组织间的有效互动将使大量而具有时效性的生产、销售等方面的供求信息得以及时在农户和组织之间传递，并可以依此自发调整耕种养殖结构，适应市场发展需要，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由此可见，着力使组织制度规范化，组织结构体系化，组织功能多样化，是提高组织发展绩效，增强组织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四、优化关系网络结构提高组织发展绩效

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同时也是新经济下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任何经济组织或个人都具有与外界一定的“社会关系”与“联结”，都“内嵌于”一个由多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复杂的、多维度的、交叉重叠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处理人际间关系为主，强调伦理本位与和谐共生的文明。。而先生在他的《差序格局》一文中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进一步概括为以“己”为核心、按亲属关系远近依次外推的“差序格局”社会，中国人处事的方式会因血缘上的疏亲、交往上的生熟而明显有别。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尤其是农村。格兰诺维特则认为关系可被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类型，并认为这两种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所谓“强关系”，在农村社会中主要是以血统姻亲等初级群体为基础。反之，“弱关系”则是指向在理性权衡的基础上为私利而建构的关系。从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构成看，多以“强关系”为主，组织中的农户大多居住于同一村域范围内，之间存续着持续而频繁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虽然能够为农户提供有力的财力和情感支持，但其同质性较强，传递信息的数量、时效性、准确性与深广度不如具有异质性的“弱关系”。因此，就需要组织在注重疏通内部关系的同时，加强与外部市场经常性的人际联系与信息沟通，积极地吸收外部资源，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适组织结构规范体系，理顺组织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外部其他各组织间的网络关系，以促使组织在全面的市场信息指导下规避风险，健康运作。

综观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突破原有的单一的社区界限，向外发展横向及纵向联合，建立合作组织联盟，形成规模效应及一体化模式，才能有效应对来自全球市场的挑战。组织间通过建立“弱关系”，可以相互学习新的技术和知识，加强交流和合作，从而摸索出有利于提升组织绩效水平的双赢的营运模式。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间知识的学习和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在这种开放式的网络体系中，不存在等级关系，网络成员地位平等、共同参与，通过频繁互动和便利有效的交流，完成信息、知识和资源的交换与共享，更好地实现了有效的学习和创新。从资源异质性的角度来看，组织应致力于高素质人才的引进，通过他们为组织带来更广阔的资源网络。同时，要规范管理模式，杜绝家族治理、熟人治理，体现公平、公正，在组织内部营造竞争上岗的氛围。实践表明，组织用人制度的好坏，管理层质素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组织的发展走向。其原因在于，具备高素质的管理层及领导层能够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调动各方力量服务于组织，他们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及快速的行动反应能力，在充分了解市场信息的条件下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从而使组织的发展适应市场的动向，在竞争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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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小农经济特征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044

这几年社会上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案例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导致家破人亡的惨剧，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业在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家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用全世界不到8%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农业的巨大成就，为什么现在的农业从提供双重正外部性的产业逐渐沦为制造污染和食品安全恶化的双重负外部性产业呢？

促使笔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原因来自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今年国庆节回老家去看望舅舅，在临走老人家给两箱“赵州雪花梨”时特别说明这两箱梨是自己从没有喷洒农药的树上采摘下来的可以放心吃。第二件是，弟弟在县城里面搞蔬菜批发生意，这次回老家兄弟两人在茶余饭后聊了很多关于蔬菜喷洒农药用于促进生长和保鲜的事情，通过弟弟的亲口讲述笔者才真正地了解到蔬菜行业有那么多所谓的“商业秘密”其实背后就是违规使用农药和违禁药物的事实。

笔者从经济制度的角度分析一下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到解决问题的措施。从当前农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我国农业基本上处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过渡之中，问题大都是在这个背景下逐渐暴露出来的。

1小农经济“自足自给”食品安全反而有保障

小农经济，属于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中国农业社会长期具有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小块的土地上进行不计成本的大量劳动投入；二是劳动的目的不是在利润的导向下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而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这些特征在小农经济下中国农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农业剩余非常少几乎不进行商业交换。由于生产出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自己的消费，而不太在乎产品的数量和品相，只要自己能吃即可，所以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有保障。

2小农经济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农业“外部性”集中爆发传统小农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使其机会成本趋向于零，但是在全面转向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传统的小农经济特征逐渐演变成在利益的导向下开始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而且由于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造成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这不仅与资源硬约束造成的经营规模小的矛盾；而且严重的结果是本应该体现农业的“正外部性”逐渐减弱而其“负外部性”却集中爆发，后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农业立体交叉污染越来越严重；二是农产品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

3中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西方小农经济”假说难以形成效果如何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解决农业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是舒尔茨关于小农经济的“理性小农”理论假设，还是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的“自给小农”理论假设，都难以支持我国在农业现代化目标导向之下形成的追求农业产业化的政策体系。这些理论都没有把农业现代化造成的最大的外部性――农业立体交叉污染越来越严重和农产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纳入其分析的框架。

西方环保经济学者阿瑟・庇古等人立足于理性假设提出利用经济杠杆对污染状况进行调节，对污染可以重税或者政府拍卖污染许可证；或者建立以“条形码制度为核心的产品追溯制度等政策，对于企业和大农场这种符合现代规范经营主体也许是有效的；但是当造成农业立体交叉污染和农产品不安全的是中国23亿分散的小农户时，这些政策由于交易成本大到无法计算，导致了这些政策在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中不可能发挥作用。

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都似乎即难以支撑我国政府在当代追求现代农业的政策设计，也没有办法解释在目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我国小农经济追求农业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却造成农业成为交叉污染和提供不安全食品的行业。

4立足农业当前经济现状提出解决农业“外部性”的措施针对目前我国农业出现“负外部性特征”集中爆发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解决我国农业外部性问题必须立足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现实矛盾：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且长期存在；二是基本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这两个矛盾决定了如下社现实情况：一是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特征是弱化的，更多体现的是生活保障资料特征；二是城乡二元社会造成中国存在“两种社会，两种体制，两种政府”。所以解决我国农业问题：一要立足基本国情矛盾；二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政策。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硬性约束下，我国农村土地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更多体现的是生活保障资料，所以小农村社经济基础会长期存在下去，注定中国农村土地实现大规模企业经营和农场经营的路还很遥远。只有国家逐渐完全承担起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公共开支职能，农民才有可能逐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减少依靠土地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的预期，这是彻底解决农业“负外部特征”的内部条件。

在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体质矛盾下，农业和农村地区与工业和城市地区是分裂的，工农业两大部类交易过程中存在着结构性壁垒，只有国家彻底打破这些壁垒才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是彻底解决农业“外部负特征”的外部条件。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农业“负外部性”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要有长期的计划和措施而且主要工作应该放在农业之外。

41短期措施

第一，加强消费者的教育力度，在消费者中普及健康消费理念，大力宣传鉴别有害农产品的技能，让消费者不要只把农产品外表是否好看作为消费的依据。第二，加强农民生产者的教育力度，让广大农民认识到有害的农产品最终还会以其他形式重新回到他们手中，他们自己的身体也会受到损害。第三，在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建立严格的检验检疫机构，加大检验检疫和巡查检查力度。第四，加大对涉农安全案件的处罚力度，让知法犯法者付出巨大的违法成本。

42长期措施

第一，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把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乡镇工业，促进农业人口的非农就业，最终解决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彻底破解农业“负外部性”难题提供保障。第二，加大“新农合”等农村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彻底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发展规模化和产业化农业创造条件。第三，打破城镇和城市对农业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彻底转化为城镇人口创造政策空间。第四，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病虫害防治投入，提升农业用药的科学性和无害性。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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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商业化改革与农户资金需求高度分散之间的矛盾

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适应农户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而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求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所以，银行和农户任何一方都没有对错之分。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比较低。而任何银行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1/4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二、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

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唯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版权所有

三、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四、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

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日韩台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日韩台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唯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9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50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日韩台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均土地面积为800多亩，中国仅为4亩多，相差200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二，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这已经是被政策理论界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谈了15年的老话题。按说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当务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全球”，如果考虑到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我所做过的关于加快农村城市化一切分析，就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进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199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义的将来在21世纪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中国所能够扮演的，只能是以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最低价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话，其结果可能要求我们只能象当年搞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那样维持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保证劳动力的低成本，否则追求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就走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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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确立“双轨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大农经济；另一种是以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补贴型小农经济。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我国不可能走单纯的美国式道路；又因国力的制约，也不可能走单纯的欧洲及日本式道路。

从现实出发，我国适宜走的是一条将两种农业经营模式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稳定发展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积极促进以国有（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农业经营公司、种植专业户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大农经济）。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5亩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这一先天性资源劣势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劣势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对于保护农民财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稳定、有效抵御外来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提升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目前的这种家庭制小农经济不宜（至少不宜过快地）走市场化道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比市场化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家庭制的小农经济比较长期地保护好，任何脱离现实的、违反了农民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稳定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制止。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的这些优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以下三点：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要充分地认识到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制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而且，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家庭制小农经济建立起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营结构，而不是把家庭制小农经济主要地、过早地推向市场。

特别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因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机械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又由于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实现完全自我消费，而进入全球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自然地，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很愿意走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即使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要给农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对于欧洲一些在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们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仍比我国宽松得多）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政府的补贴要比进口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要高。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争取农民阶层的政治选票及重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让农民也能尽可能地分享到整个社会的部分利润。这种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了。

2.调整一些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构政策。

考虑到本文中提出的有关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相应地，国家目前在这些地区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收购站完全可以逐步地开始关门转产。

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政府应进一步设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篇5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转贴于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觻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蓏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鮆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①a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②b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页。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记·高祖本纪》。

②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③d 《后汉书·列女传》。

④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⑤d 《史记·商君列传》。

⑥d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d 《汉书·食货志》。

⑧d 参看《汉书》《严助传》、《主父偃传》、《严安传》、《伍被传》。

⑨d 《汉书·循吏传》。

⑩d 《汉书·循吏传》。

①①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②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e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②e 《后汉书·刘般列传》。

③e 《汉书·食货志》。

④e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⑤e 《晋书·食货志》。

①f 《汉书·昭帝纪》。

②f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③f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记·萧相国世家》。

①g 《汉书·食货志》。

②g 参看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编第4章。

③g 《汉书·食货志》。

④g 汉简所载吏卒的廪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记载最多，陈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见《居延汉简研究》第2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汉书·贡禹传》。

②h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汉书·食货志》。

①i 《盐铁论·本议》。

②i 《史记·酷吏列传》。

①j 《史记·酷吏列传》。

②j 《后汉书·马援列传》。

③j 《史记·货殖列传》。

④j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①k 《盐铁论·复古》。

②k 《汉书·货殖传》。

③k 《盐铁论·禁耕》。

①l 《汉书·食货志》。

②l 《盐铁论·散不足》。

③l 《盐铁论·散不足》。

①m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页。

②m 《史记·货殖列传》。

③m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④m 《史记·货殖列传》。

①n 《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n 《汉书·食货志》。

③n 《汉书·食货志》。

④n 《史记·货殖列传》。

⑤n 参看叶茂：《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篇6

【关键词】中国 传统社会结构 自然经济 封建礼法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农业文明社会，以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形式。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专制传统的基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也只能是君主专制制度。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在政治上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并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统治。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政治心理不可避免地带有王权主义的封闭性、专制性、趋同性和依附性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私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形态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全部政治生活的基础，给予社会政治生活进而给予政治文化以重要影响。

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占据了经济命脉，城市手工业发展的缓慢，商业也就无从发展起来，更不可能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这种传统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特征表现为乡土社会。概括为“乡土本色”，其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差序格局”，是“一根据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是“小家族”，它是一个“礼治”的社会。从总体上说，中国偏重于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层面，往往是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混融。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王权为中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大一统秩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市民和市民组织，更谈不上市民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族是除国家外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是民间社会的主体。在乡村社会里，宗族和宗法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调解人与人关系的基本法则。几千年来，人们的生活就一直遵循着这些法则，它所固化而成的“礼法”是人们的精神、行为、价值观念绝不可愉悦的界限。即使人们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工商业活动，传统的社会联系和礼法关系也会仍旧保持。韦伯曾说：“宗族关系是抑制东方城市居民追求西方意义上的自治的主要障碍”。“中国的城市之所以难以获得西方城市获得的那种自由，原因在于宗族的纽带从未断绝。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市民，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和他出生的村庄保持着所有礼仪和人际上的重要联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有独立的个人所构成的自主交往领域的形成是极其困难的。

在传统中国社会，强大的宗法关系也造就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法律制度的独特性格。传统中国政治是将宗法关系上升为国家政治法则的独特形式。用与调整家族关系的“礼”上升为国家统治的“法”，“法”即是“礼”， 家国同构，社会被压缩进国家一维之中，君主不仅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且完全取代了社会，使社会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完备精致的专制制度，系统精密的专制思想，在参与和作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主体形象的塑造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沉淀，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以专制政治制度为物质依托，以维护专制帝制和君权为核心内容。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泛政治主义传统，亦即通常所谓全能主义政治，这是指一种政治系统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的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层面和每一阶层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形态的统治下，国家政治权力压倒一切，政治权力没有时空限制，可以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政治国家为中心展开，受其支配和控制。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政治格局是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政治意识深深扎根于民众的一般意识中，对于居于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的无上尊崇和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主和各级长官的无条件忠心乃至迷信成为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要特征。这种缺乏科学、理性和独立自主性的政治趋同，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对统治者实行人身依附的生存状态即所谓的臣民文化。在臣民文化洗礼熏染下的社会心理表现为普遍的崇圣，对权力的极端崇拜、惧怕与服从，贵贱有别，狭隘顺从。在“王权”的普照之下，中国只有依附于皇权的子民。它导致的结果是“个人及群体的权利湮没于皇权之中，形成‘普遍奴隶制’即市民社会被国家所吞噬了”。这种铁板似的一元化社会结构不可能使社会力量充分发展。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千年。

在中国社会，法也被“礼”化了。这表现在中国的法律上就是中国法律以家族和阶级为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法律承认父权、夫权和家长权，确定贵族、官吏和平贱民的不同身份地位和权利。中国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伦理礼教所支配，这自汉代开始几千年无重大的、本质的变化。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质上是伦理规范，韦伯曾指出：“中国皇帝所颁布的谕令，大抵上和西方中世纪的教皇救令中所特有的训诲形式相吻合，只是没有类似的、严密的法律内容。最为知名的诸令谕，并不是法律的规范，而毋宁是法典化的伦理规范。”这种维护身份等级特权的法律与作为平等之法的民法相去甚运。在一个礼治昌行的社会，必然是身份林立等级森严的社会，因而也是民法式微的社会。缺乏这种因素的结果只能造成中国法律是刑法主治而不是私法主治，使市民社会的产生缺失了法治的保障。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版，第6，31，38，49页。

[2]马克斯q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

店，1988年版，第59页。

[3]马克斯q韦伯：《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页。

[4]许纪霖等：《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

11页。

[5]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篇7

“女人裙子越短，经济越繁荣；裙子越长，经济越萧条。”在经济繁荣时，男人压力小，荷包鼓胀，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常左顾右盼，欣赏美女。女人得到了赞许的目光，裙子就越穿越短。经济萧条时，男人压力增大，收入减少，下班后直奔回家，无心赏春悦目，美女走在大街上无人回头激赏，裙子也就越穿越长。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泰勒在1926年提出的裙摆指数（hemline　index），这种理论认为女性裙摆长度变化能够预测宏观经济的走向。

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失业率高企。人们收入大降，逛街消费大把花钱的机会聚降，宅在家里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经济萧条还导致了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也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宅男宅女群体。再加上网络兴起，电商扩军。宅在家里的人越来越多，这就让“宅经济”应运而生。

宅男宅女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少外出，尽量降低各种支出，但是他们也需要正常生活，于是电子商务这种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的新型方式，在经济如此萧条的时候却是红红火火、百花争艳。

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第一批电商企业成立，到如今电商行业一片繁荣，中国电商经历了十几年的历练。在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2年（上）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中显示，截至2012年上半年，国内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已达38780家，比2008年的10540家，增加了28240家，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则达到了3．5万亿元。

各电商在近几年间，先是跑马圈地，扩大营销范围，再创造自主品牌，从中得利，甚至将触角伸到物流等领域，以减少支出。在一番乱战，淘汰了实力弱小的企业后，电商界更显繁华。

电子商务最大的优势是价格低，因为减少了中间环节的众多费用。也因其价格优势，在经济萧条时期，发展日益迅猛。如今，你几乎可以在网络上买到任何你想要买到的商品，价格更低廉，送货到家，省时省力等等这些优势也使得宅男宅女们形成了“新小农经济”。

传统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新小农经济则是通过网络就可以满足生活需求的一种自我循环。

电子商务充分地满足了日益庞大的宅男宅女群体的各种需求，同样的货品以更便宜的价格销售，是电商最具其吸引力的一点。相对而言，实体店铺租金价格昂贵，维护费用高等问题导致其逐渐萎缩，传统商业模式遭到了巨大冲击。

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美国商业中心的商家纷纷撤店，空置率一度达到13年来最高点。闭店浪潮同样席卷马德里，曾经被认为是马德里地区位置最好的商业中心之一的Avenida　M40商业中心，在2010年年初宣布破产。

全球最大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零售集团百思买在2011年2月22日突然宣布将关闭其在中国内地的9家门店，同时关闭位于上海的零售总部。虽然百思买扬言绝不放弃中国市场，但是对于它的卷土重来，却是无人看好。

美国最大办公用品零售商史泰博在2012年9月份宣布，减少实体店铺面积，增加在线和移动部门的投资。公司计划于2012财年结束前，关闭欧洲45家店面和部分递送业务。在2015财年结束前，削减大约15％的北美店面营业面积。

全球领先的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家得宝，在成功登陆中国后，不仅没有扩张，反而逐年收缩，在今年更是传出“关闭在华所有门店，全线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但仍有传闻说，家得宝并非撤出中国，而是与京东商城合作，转战中国线上市场。家得宝方面也表示，将以专业零售店和网上销售的双重形式出现。

宅经济时代，传统商业如何应对经济萧条：一是要与时俱进，参与到电商大战中来；二是要以己之长，攻电商之短。

篇8

关键词　父家长　所有权　使用权 血缘群体私有制　拟血缘群体共有制

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中，管理的金字塔是由大大小小的血缘或拟血缘父家长们组成的——上至一国之君，中至一郡之守，下至一家之长，他们按照差序等级分别管理着大大小小的血缘或拟血缘群体。但他们是否享有西方式的自由的、独立的、完整的个体私有权，或者说，他们是所掌管的财产的所有者还是使用者，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制，主要指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是生活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又包括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关系。在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它主要体现为人们对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权。那么，我们不妨分别考察一下不同等级的父家长对于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与使用情况，看看他们所具有的究竟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

首先，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皇帝是全国最高等级的皇族血缘群体与国家拟血缘群体的父家长，具有双重父家长身份。作为国家拟血缘群体父家长，他虽号称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拥有全国土地所有权，但一方面，偌大一片江山，既不是靠他一人之力打下的，更不可能靠他一人之力来管理，所以，他必须把“王土”按军功或在国家管理中所负责任的大小，以及与他的关系的亲疏远近，分配给各级官吏共享。另一方面，由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是整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他又必须将“王土”平均分配给所有的编户齐民，以保证国家基本的税收。而作为皇族血缘群体的父家长，他更要将家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保证皇家血缘群体的消费和奢侈需求，他必须分配给他们足够的土地和财产，从而使他们成为全国最大的血缘群体私有经济集团。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王土地所有权就成了“观念形态上的天子所有权” [i]，而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则被按血缘和拟血缘差序等级层层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实际上是属于全体父家长按差序等级所共有的。而皇帝只不过作为全国父家长的总代表，凭借“观念形态上的天子所有权”，对全国土地行使着支配权和管理权，即使用权，而不具有实际上的所有权。即使对皇帝家族的私有财产，他也同样只具有有限的支配权和管理权，而不具有实际的所有权。因为按照血缘群体私有制度，他所有的儿子都是皇位和皇权的潜在继承人或皇族父家长成员，个个都具有分享皇权和皇家财产的“天赋”权利。不仅如此，基于皇族人口增长的压力和他们不断增长的奢侈需求，以及权力倾轧的需要，皇族成员们还凭借皇权，不遗余力地扩大他们的私有经济。除非危及到皇权稳固，即危及到皇族长期统治的总体利益时，皇帝通常无意也无权过问，更无权任意支配皇族成员的财产——将他们的财产随意转赐给皇族以外的人或据为己有。就连属于皇帝名下的皇宫与皇庄，以及那些看来可以恣意享用和支配的生活资料，也只是归当政的皇帝及其核心家庭享用，而非归皇帝个人所有，皇帝一旦退位，就必须将它们全部移交给下一任天子，有时甚至还包括未曾怀孕或生育过的嫔妃。如此看来，真正属于皇帝所有并可以由他自由支配的财产又有多少呢？

正因为中国的皇权是建立在血缘与拟血缘群体所有制而非个体财产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严格说来，应是指以皇帝家族为代表的整个拟血缘父家长统治集团的共同权力，而不是皇帝个人的主体权利。一方面，他上代表着人格化的天——被视之为“天子”；中代表着神格化的祖——以黄帝的继承人自居；下代表着拟血缘的父——是顶级父家长，从而具有西方君主无法比拟的，集政治、军事、经济、宗法、宗教、祭祀、占卜……等一应权力于一体的大一统集权。而且，触犯皇权就是触犯天、祖和全体父家长，便是大逆不道，因而中国皇帝也就具有了西方君主无法比拟的权威。但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皇权的所有者而仅仅是个使用者，必须遵循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从而又从根本上规定了他的权限，使他只能循规蹈矩，恭行祖制，而不可能向西方的君主那样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他至多不过是统治的一象征，没有法子真统治。两千年来，常常只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初未尝举积极统治之实。”[ii]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皇帝竟然如同中国女子的 “无才便是德”一样；大多“无为便是德”，或甚至是“无能便是德”。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除开国皇帝和少数中兴之主能凭借其雄才大略，在不违群体利益至上原则的前提下，而确实具有独断专行的专制权威外，大多数皇帝皆平庸无能。他们经常受到母后、皇族、外戚、宦官或朝臣势力的掣肘与左右，常常有如“掌管钥匙的丫头——当家作不得主”，实际上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争相把持的“国玺”。一旦违背了实权派的群体意志和利益，还会被毫不留情地以各种方式撵下天子的宝座。而且，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看，随着文官集团和官僚体制的逐渐成熟和完善，即以皇族为代表的整个拟血缘父家长统治集团的“皇权”的巩固和完善，中国皇帝个人的权利还呈逐渐萎缩趋势，以至到了明代晚期，甚至出现了万历皇帝与朝臣意见相左，相持不下，竟然罢朝20多年的咄咄怪事。

其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上的天子所有权”，决定了各级父家长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主要来源于天子的封赏或分配。加之，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模式，又决定了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生活的消费或奢侈，而不是以扩大再生产、追求利润为目的。这就不仅意味着各级父家长们生产资料的获得主要是靠政治权力而非扩大再生产，而且意味着他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也主要是为了扩大消费而不是扩大再生产。因此，辅佐皇帝管理拟血缘国家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及乡族缙绅，无论是为了维持各级群体的日常生活消费，还是为了扩大他们的消费，都必需努力谋取和扩大政治权力。为此，一方面，他们要想“升官发财”，就必须依靠家庭、家族乃至宗族血缘群体的全力扶助和同乡、同年等拟血缘群体的尽力提携，致使任何个人的努力，都被纳入扩展群体利益的范畴。所以，他们一旦得势，也必须担负起回报和维护这些血缘和拟血缘群体的重任，即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一方面，作为各血缘与拟血缘群体网络中的一员，他们不仅必须效忠以皇帝和皇族为中心的严密的政治网络，分担各级拟血缘群体的管理责任，即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在权力与权利的倾轧中，他们还必须投入大量的财产去换取上下左右的支持，相互攀结，形成一个个权与利共享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圈子”。于是乎， 身居统治地位的各级父家长们兼并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并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扩大消费和谋取更多、更大的政治权力与权利，从而造成权力与权利的恶性循环。正因如此，中国统治阶级的父家长们，不仅与皇帝一样同时兼有血缘群体父家长与拟血缘群体父家长的双重职责；而且，对于他们所掌握的财产，也同样只具有使用权，而不具有独立自主的个体所有权；其财产使用权或政治决定权，也同样由于内外亲疏、上下左右各种群体势力的掣肘和左右而相当有限。

再次，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商业始终只能作为农业的附属而存在。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古代商业贸易也很发达，但它始终没能发展成为以商业为主体的商品经济社会，从而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个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共识与相应的法律规章。因此，商业只能在官本位的政治体制中运作。如果没有政治特权的保证，即使是富可敌国的商人，偌大家产也很容易在政治强权的干预下烟消云散。于是，商人们就必需将很大一部分的商业利润用于结交权贵或购卖土地，这不仅由于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模式中，土地是利润不多但却最保险、最恒久的财产；而且，有了土地才可以聚族而居，教育子弟，读书做官，谋取权力；或广济博施，联谊乡里，结交缙绅，以成地望。可见，这种商业资本的土地回流是中国传统重农抑商国策和官本位体制的必然产物。更何况，追根溯源，中国商人或他们的祖先无不出身于小农家庭，许多行商坐贾就是为着家庭或家族的整体利益而经商的，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摆脱与土地及乡亲父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他们也多是靠着家族、宗族或其他拟血缘关系网的力量才得以发家致富的。从这个意义说，商业资本的土地回流也是对家族和乡族道义上的回报。正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自由的、完整的个体所有权；也无法摆脱政治干预，去自由地扩大再生产和自由地选择合格的家产继承人，所以，尽管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家庭资产的细分化，但最终依然难逃家产诸子均分制的宿命。

最后，是那些无权无势的父家长们。他们通常只有在开国之初或国家经济政策有重大调整时，才能作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分得一点仅够生存和交纳赋税的土地。能分得这点土地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而处于整个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他们，还必须为这点可怜的“恩泽”承担国家赋税和劳役重负。即使通过全家人的勤劳节俭而发家致富，若不想方设法跻身于林语堂所谓的“衙门阶级”[iii]，从而为自家的财产获得政治保险，则不仅很难有继续扩大积累的可能，而且，还必定成为其他群体觊觎和兼并的对象。为此，他们通常尽量避免分家，并要求“子妇无私蓄，无私藏”[iv]，以保证父家长财力与权力的集中。但这也就使每个儿子都成为家产的潜在拥有者和当然继承者，从而，也就约定俗成地形成了家产诸子均分的习惯法。于是，为了保证整个家族的生存与繁衍，任何一个父家长都无权把家产擅自赠给或传给血缘群体以外的人。任何不以血缘群体利益为重的行为也会受到家人或族人的抵制。在宗族势力发达的时代和地区，核心家庭父家长的权利还必须受到家族、宗族父家长权利的制约。可见，无论哪一级的血缘群体父家长们，都不可能拥有西方式的独立的、自由的、完整的个体财产私有权，而只拥有对家产或族产的使用权。

总之，中国是由大大小小血缘群体的家与形形拟血缘群体的“家”，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宗法原则，所构成的独特的家国同构国家。每个人都是血缘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又是若干拟血缘群体中的一员。因而，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并按照中国独特的公私杂糅（即对内为公，对外为私）的群体利益至上原则和利益共享的所有制原则，承担着多重的义务和相应地享有多重的权利。上至一国之君，下至一家之长的各级父家长们，便是这一独特结构的实际统治者。每个核心家庭的父家长都是核心家庭的统治者；但在他所属的高一级的血缘群体——家族、宗族或形形的拟血缘群体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则又都是被统治者。因而，所有父家长都兼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或主子与奴才的双重身份，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概莫能外——他们在代表或象征着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祖制”面前，同样也只是不得不俯首帖耳的“被统治者”。正是这种独特而又复杂的所有制度和公私观念，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对于他们所掌管的财产，只具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各级父家长们的专制集权与个人权威也往往主要体现在使用权方面，而且相当有限。也就是说，在中国，君权也好，父权也罢，都不过是血缘或拟血缘群体所赋予的、旨在维护或平衡群体利益的某种权威的象征，而非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凭借经济、军事、政治实力而建立的个人权威。因而，正如那些将身家性命、家庭荣辱和光宗耀祖的期望完全依附于皇帝的臣子们，不会容忍皇帝随心所欲地膨胀私欲，总是处心积虑地对皇帝的使用权进行限制、监控或加以利用一样；各级父家长们的权力与权利，也必然会受到他们的“子民”根据群体利益至上原则而进行的制约、监控或利用。也正因双方都没有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主体权利意识，所以，二者的关系，也绝不可能是完全对立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互动共生关系。就统治者而言，其专制集权的得与失，主要取决于“民心”所向；就被统治者而言，他们虽从不知道凭借契约或法律的手段直接争取或维护其主体权利，但他们可以通劝谏乃至群起而攻之的方法，最终限制或取消不合格的父家长的权利。说到底，正是由他们组成的各级血缘与拟血缘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才是对各级父家长管理全权的最终制约力量。因此，双方合作得好，便是所谓“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若合作得不好，则必定是离心离德，内外交困乃至诸侯蜂起或游牧民族趁虚而入的乱世，接下去便 往往是“改朝换代”——换一批人，再从头做起。但对血缘群体而言，因为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所以，合作得好便“家和万事兴”；否则，便往往只能是分崩离析，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了。

注释：

[i] 冯尔康：《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冯尔康、常建华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9页，台湾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

[ii]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58页，学林出版社，1987。

篇9

一、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

[核心梳理]

（一）商周时期政治制度

1.分封制：含义：分封制又称封邦建国，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

目的：扩大周朝的统治范围，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内容：三种对象；三种权利；三种义务。

作用：前期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扩大了统治区域，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但是随着诸侯国势力壮大，兼并战争开始了削弱了周王室的地位，分封制遭到了破坏。

2.宗法制：目的：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等方面的矛盾。

含义：用父系血缘的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分配政治权利，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

实质：按血缘关系分配政治权力，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

最大特点：嫡长子继承制。

影响：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关系：二者互为表里，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内核和纽带，维护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是按照宗法制的等级秩序严格进行的。

3.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神权与王权相结合；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最基本的特点）

[思维点拨]

易错点：

1.大宗和小宗不是绝对而言的，而是相对而言的。

2.“封建制度”是奴隶社会解体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封邦建国”指分封制。

（二）春秋时期的政治

东周建立：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分封制崩溃；诸侯争霸，兼并战争。

战国：改革（商鞅变法）、战争、秦灭六国。

阶段特征：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民族融合加速，华夏族逐步形成。

商鞅变法

指导思想：法家理论。

宗旨（目的）：富国强兵。

性质：最彻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性质的变法运动。

特点：“农战”和“法治”。

内容：经济：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

政治：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实行什伍连坐制度；制定秦律。

军事：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

文化：焚烧诗书；改革旧俗。

历史作用：推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统一奠定了基础；其极端专制的高压政策也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启示：改革是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要与时俱进；改革必须坚持不懈；改革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强化法治。

成功的原因：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措施全面彻底；秦孝公的鼎力支持。

二、先秦时期经济结构与特点

[核心梳理]

（一）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的经济

1.农业：①耕作方式：原始社会：刀耕火种；夏商周时期：耜耕或“石器锄耕”。

②土地制度：土地公有制：原始社会时期。井田制：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度，受田者对土地有权世代享用，但无权转让与买卖，且需向国王交纳贡赋。

2.手工业：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由官府垄断。

冶铜业：原始社会晚期：掌握了冶铜技术；商周：青铜时代；冶铁：西周晚期：已能制造铁器。

陶瓷业：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手工业的最重要成就（彩陶、黑陶、白陶）；商代烧制出原始瓷器。

纺织业：距今五六千年前出现。

商业：出现职业商人和货币；西周实行“工商食官”。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

阶段特征：井田制逐渐崩溃，封建生产关系萌生并逐步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生产力：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1.农业进步：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出现了许多私田（根本原因）；税制改革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向私有转化。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

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主要形式：地主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国家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形成方式：战国各国变法，以法律形式确立。）

主要经济形态：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后开始瓦解，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明清以后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

特点：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中国古代农业政策：“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强调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目的：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战国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历代封建王朝继承并发展。

[思维点拨]

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中的“足”并非富足，而指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很少进行商品交换。

2.手工业：

冶金业：以冶铁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产生。

春秋：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冶炼生铁和钢―块炼钢）

战国时期：铁器大量出土，炼钢出现淬火技术。

3.商业：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私商成为商人主体，各国纷纷铸造货币，大都会出现。

三、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

（一）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

商：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

（二）春秋战国时期

1.思想：（1）“百家争鸣”局面，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背景：①经济；②政治；③阶级关系；④思想文化。

主要流派及主张：儒家；墨家；道家；法家。

意义：“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2）早期儒学和孔子的评价

春秋时期：孔子：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者和保护者。（六经）

主要思想：教育：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和“礼”，主张“为政以德”，包含民本思想；天命观，对鬼神敬而远之。

战国时期：孟子：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圣。

主要思想：政治：“仁政”思想（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本：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伦理观：“性本善”。

荀子：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主要思想主张：民本：君舟民水；伦理观：“性恶论”，主张礼法并施。

哲学思想：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唯物主义思想家）

2.文学《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成熟诗歌形成的重要标志，收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

内容：分为风（精华）、雅、颂三部分。

地位：《诗经》的创作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基础。

篇10

关键词：家庭 法制 教育

中图分类号：G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2-0069-01

在古代，教化子女是一项重要的家庭事务。为使家族世代繁荣昌盛，古人可谓煞费苦心。留下了许多经典家训，诸如《增广贤文》《颜氏家训》以及近代的《傅雷家书》等，这些体现了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剖析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与现代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背景及特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论析当代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一、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教育子女的重担主要落到了家庭。在长期的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中，人们通过不断摸索积累了丰硕的家庭教育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道德教育文化。孔子在《论语》中记载“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司马光在《温公家范》中则指出“远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要义；远耻辱，是贫家教子第一义；至于科第文章，剖民儿郎自家本事”。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我国古代关于“家训”“家范”一类的著述，公开印刷发行的就有120多种，那些家族谱牒中记载的相关家庭道德教育，更是不胜枚举。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之所以受到上至统治阶级、下到平民百姓的重视，是因为它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体现出家国一体

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注重“小家”与“大家”的结合。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大环境相结合，不仅涵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了家庭成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拉近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统一。如先秦儒家推行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的思想，发展到后期出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论断。宋代更有“民胞物与”“仁者与物浑然同体”的学说。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认为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把家庭道德教育中的孝悌思想带入到社会中，使其得以推广，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认为“孝”是“德之本”“人伦之始”。它不仅指孝敬父母长辈，还上升到了“以孝治天下”的高度，甚至成为古代君主治理天下的重要凭证和基础。《大学》中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放在首位，因为它是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熏陶出一个人的优秀品质。“齐家”则是建立在修身的基础之上。同时“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只有具备了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才学，才可以在社会上大展拳脚，在治国平天下的进程中一展所学，建功立业。

（二）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体现出与宗教相结合

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在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中还夹杂着一丝宗教思想的痕迹，如“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子”，郭巨因为家里贫穷，为赡养年迈的母亲，他将自己的小孩子埋在土里。在挖土的时候，竟然挖到了金子……这个传说明显带有佛教的因果循环的思想。宗教思想在反映某种现象的时候非常形象化。因此，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的来说，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在家国一体的大环境下有着巨大的优势，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

二、当代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只能由家庭承担。由于物质的匮乏、娱乐项目的缺失，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只能是读书学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诱惑也在增加，青少年整体素质教育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归结起来主要受以下两大原因影响。

（一）诱惑陡增的外部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产业的繁荣，诸如夜店、酒吧、游乐场等娱乐场所遍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青少年一方面年龄尚小、见识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对新鲜事物充满新鲜，稍有放松管束便容易受外界不利因素影响而失足。

（二）失于管教的家庭氛围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良好的家庭氛围是孩子成长的肥沃土壤，而贫瘠的土壤是不可能结出好果实的。据调查，对吉林省190名`法犯罪学生的了解发现，近60%的学生犯罪是受其父母的影响。父母的一些不良行为，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样，在河北省对100名犯罪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有将近25%的学生家长有着犯罪前科或是犯罪倾向。由此可见，“问题父母”导致“问题少年”，家庭道德教育至关重要。

通过古今家庭道德教育的状况可以看出，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结构，家庭法制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大的作用。良好的道德法制教育，会培养出遵规守纪、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倾向，是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黄教珍，唐斌.社会学视角中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J].江西社会科学， 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