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室效应的研究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温室效应的研究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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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气候变化，湿地，温室气体，水文条件，生物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S3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湿地和全球气候变化概况

我国湿地面积大约有7.0×107hm2，占国土面积的2.6%。全球湿地面积约为5.7亿hm2，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其中湖泊为2%，酸沼为30%，碱沼为26%，森林沼泽为20%，洪泛平原为15%。红树林覆盖了约2400万hm2的沿海地区。

湿地是一个生产力巨大的生态系统。湿地由于介于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之间，特有的边际效应使得其中的物种种类和数量都是其他生态系统所无法比拟的。而且湿地还是有些动植物特有的栖息场所，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巨大作用。湿地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一定空间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功能。并且这种相互作用可以达到某种功能上的稳定，而这种相对稳定则来源与生态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即对外部环境压力的适应。

由于大气中CO2及其它温室气体(CH4等)浓度的增加而导致全球变暖已成不争的事实。在对温室气体不采取减排措施的情况下，未来几十年内全球平均气温将每10年升高0.2℃，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升高1~3.5℃，海平面相应将上升约15~95cm。我国在自然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共同影响下，预计2013~2022年，全国平均气温将增加0.45℃，降水增加3%；而2033~ 2042年气温将增加0.75℃，降水则减少5%。

2全球气候变化对湿地的影响

2.1对湿地水文条件的影响

不断变暖的气候将导致大气降水的形式和量的变化，而这将通过改变湿地水文过程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从而显著地改变湿地的生态功能。气候的变化通过改变湿地的水文特征来影响湿地整个生态系统。

除了地貌外，降雨和蒸散作用也影响景观单元中地表径流和地下水补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降雨入渗和地下水的直接蒸发对与地表水体相连的景观部分有动态影响，包括湿地形成的位置。水位通常与地表水体和湿地的岸线相交，以致该点没有不饱和区的存在。

2.2对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对海岸湿地，海平面的上升会增加其被淹没的频率与深度，从而改变其生态学过程。海平面升高所加大的冲蚀和淹没会失滩地，这些湿地的失去和功能的变化无疑会削弱其作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价值，同时这些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也会减少，给湿地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威胁。

湿地对沿海地区的生态和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的生产率等于或超过任何自然或农业系统。湿地生态系统不仅具有很强的生产力，同时，湿地具有特殊的储水性能，地蓄水空间巨大，可以储存过量洪水，起着降低洪峰高度的功能。在雨水丰沛期，面积广阔的洪泛湿地接纳雨水并渗入地下含水层，恢复地下水的供给能力。湿地的特殊结构可以使水中悬浮物、有毒物、营养物通过沉降、吸咐、降解等方式，得到净化。湿地植物拦蓄、吸附减缓水流速度，使得湿地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把上游的水过滤了一遍。

由此可见，湿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单元，特殊的边际效应使得生物多样性超过任何生态系统，所以由于全球气候上升所带来的影响是超过其他生态系统的，由于升温所造成的降雨量下降，蒸发量提高，在减少湿地水容积的同时影响沉积和营养物的输送、并增大沿岸洪涝灾害的频率。在这样的生境中，生物的生存无疑是困难了许多，这样肯定减少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3湿地对全球变化的影响

3.1湿地中的CO2

湿地生态系统由于地表经常性积水，土壤通气性差，地温低且变幅小，造成好气性细菌数量的降低，而嫌气性细菌较发育。植物残体分解缓慢，形成有机物质的不断积累。不同类型的湿地碳累积或分解的速率不同，碳密度相差很大。影响湿地中碳的形成的有植被(有机质输入量、物质组成)，气候因子(温度、湿度)，土壤性质(结构、粘粒含量、矿化度、酸度等)，以及其它因素如施肥、灌溉。所以湿地生态系统中关于碳的准确计算还有待研究。

关于碳在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可以以下图为例：

图1天然湿地碳循环示意图

由图可知，湿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基本模式是：大气中的CO2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形成有机物；植物死亡后的残体经腐殖化作用和泥炭化作用形成腐殖质和泥炭；土壤有机质经微生物矿化分解产生CO2，在厌氧环境下产生CH4释放到大气中。在经常性积水条件下，湿地是CO2的汇。假如能够通过控制湿地的条件，使大规模的湿地生态系统一直保持在“汇”的状态，那么这中情况下的湿地生态系统则能够很好的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通过对碳源的控制来延缓升温的趋势。

3.2湿地中的CH4和N2O

CH4和N2O也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CH4 从湿地中的排放是发生在土壤中的一系列生物和物理过程的结果。在厌氧环境条件下，CH4通过甲烷产生菌的作用而产生；在氧化条件下，CH4通过甲烷营养菌的作用而被氧化和迁移。

大气中绝大多数N2O来源于生态系统N循环中的硝化和反硝化过程。高温、湿润、高碳氮含量的土壤是N2O产生的最佳环境。而湿地恰好满足N2O产生的理想条件，因此，湿地生态系统是N2O的重要“源”。

受植物生长状态、根层深度及植物传导气体的效率的影响。根际氧化作用仅发生在生长季，植物对气体的传导效率影响根际 CH4 的氧化作用和排放通量。水位下降时，由于氧化层增大，土壤中氧化作用增强，导致 CH4 排放量减少，同时水位降低，根际氧化作用减弱。在植物生长季，水位降低 15cm，将导致土壤中 CH4 氧化作用增 25％。

4总结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球气候的变化会导致湿地水文条件的改变，同时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而水文条件的改变又可能诱发湿地中的温室气体CO2、CH4等的加速释放，失去了“汇”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温室气体的“源”，并且，由湿地中释放温室气体的潜力是其他任何生态系统都无法比拟的。

湿地生态系统和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关系，两者都不是孤单地存在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方，我们要缓解全球气候变化，不仅要着眼与温室效应或其他气候原因，同样要考虑到全球的像湿地生态系统一样的各种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起到的正面或反面作用。同理，在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管理中，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湿地这一特殊生态系统对整个全球系统的影响和贡献。

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编译.湿地公约履约指南(A).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2】国家环境保护局主持.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编.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8.

【3】彭少麟,李勤奋,任 海.全球气候变化对野生动物的影响[J].生态学报.2002.7.1153～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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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足迹；棉纺织企业；现状

1 引言

“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低碳生活”已被人们熟知，但是其基本的量化参数，即碳的排放量和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知之甚少。碳足迹是衡量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表征了人类生产与消费行为引起的直接与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近几年中，随着国际相关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大力推行，碳足迹开始在工业节能减排、产品生态标识等领域广泛应用。

我国棉纺织行业受到国内纺织工业整体较低水平的限制，整个行业并不能够完全摆脱高能耗、高排放及劳动密集型的落后状态。棉纺织行业的碳排放和碳足迹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对政府而言，可以使政府能够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监测高碳排放环节，有助于政府制定棉纺织工业节能减排政策，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节能减排政策实施的效率，为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持；其次，对于企业而言，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核算生产阶段碳排放的自检方法；最后，国际上碳足迹认证正成为一种潮流，我国的棉纺织行业要在碳认证上取得主动权，必须要在自身行业碳排放研究工作上迎头赶上。

2 碳足迹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2.1 碳足迹的定义

碳足迹首先是由英国[1]提出，具体通过测量碳消耗产生过程中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元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评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碳足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产品生命周期或产业周期内直接与间接的碳排放量的一种方法。

“碳足迹”主要是指人类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所排放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体总况，反映的是评价对象所释放的温室气体数量（以二氧化碳当量作为计算单位）以及对气候的影响。目前国际上对于碳足迹的定义尚未有统一的表述，各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对碳足迹的定义见表 1。

其中，以英国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所提出的定义较为全面、较为准确。在定义中，对碳足迹的描述不仅包括了CO2，还包括了其他 5 种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包括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氢氟碳化合物（HFC）、全氟化合物（PFC）和六氟化硫（SF6）的系列气体]，这些温室气体的碳足迹都通过CO2当量来进行计算。整个产品的碳足迹通过全球变暖潜值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即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排放在给定时期内（比如100 年），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与CO2的相对比值来量化[1]。

2.2 碳足迹的计算方法及比较

环境毒理学与化学学会(SETAC)欧洲生命周期评价(LCA)指导委员会于2008年讨论了对于碳足迹衡量方法的需求及相关标准，认为根据ISO 14040系列标准，现行的LCA方法完全可以计算与产品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碳足迹可视为LCA中关于全球变暖潜力(GWP)的评价结果。目前主要使用的碳足迹计算方法可以分为：流程分析法(Process Analysis, PA)和输入输出分析法(Economic Input2Output, EIO)。

2.2.1 流程分析法

从产品端头向源头追溯，连接与产品相关的各个单元过程(包括资源、能源的开采与生产、运输、产品制造等)，建立完整的生命周期流程图，再收集流程图中各过程单元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并进行定量的描述，最终将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统一使用CO2作为当量表征。不同温室气体之间的转换可参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组织的温室效应当量因子[3]，见表2。完整的流程分析方法计算较为精确，多用于评估产品或企业的碳足迹；而简化的流程分析法的操作性较好，多用于评估个人或是家庭的碳足迹情况。

2.2.2 输入输出分析法

与PA相反，EIO从源头(原材料开采、农作物种植等)开始向后延伸，直至最终废弃。评价中使用国家层面各个部门(采矿、运输、产品制造、销售等等)的平均数据，并通过将产品相关部门间的供应链强度相乘来计算整个系统的碳足迹。该方法数据收集简单，在分析宏观碳足迹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主要用于城市或国家层面的碳足迹计算。

3 棉纺织行业的碳足迹研究

3.1 棉纺织行业实施碳足迹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9年的30.5亿吨标准煤。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60亿吨，占全球约四分之一。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与美国并驾齐驱。2010年5月2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各地下达了2010年18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其中涉及纺织服装业的内容主要有，印染产业淘汰31.3亿m相关产能，化纤产业淘汰55.8万t相关产能。2010年8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社会公告制革、印染、化纤等3个行业中遭到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其中涉及到印染企业201家[4]。2010年12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其中涉及纺织行业的有35项。政府对纺织行业节能减排的规划从宏观到具体，并在年底以专文的形式对减排的具体工作做出了指导。棉纺织行业作为碳排放大户，有必要切实注重棉纺织品生产的每道工序的低碳排放，运用LCA技术，从获取原材料、生产、使用到最后的处置阶段，计算棉纺织品的碳足迹；根据每段工序的碳足迹值，提出降低排放的建议和措施；据调查，发达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会要求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印染等企业在产品上贴有碳标签，以明确说明产品在整个生产周期内的碳排放，以此来判断产品是否符合生态要求，是否符合低碳经济时代的环境要求。

3.2 棉纺织行业的碳足迹研究现状

3.2.1 棉纺织行业碳足迹调查

近年来国内外逐步开展了对碳足迹的研究。如Sovacool 等[5]对全球12个大都市区的碳足迹进行了评价分析，并提出了减少碳足迹的政策建议。碳足迹是在生态足迹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在大部分研究中被用来表征碳排放量 [6-8] 。在纺织企业里面，旭荣集团和海东青集团已经开始在做碳足迹研究这项工作。在检验机构里面，SGS和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也已经在进行纺织品碳足迹、碳标签认证这一方面的研究。

棉纺织行业协会通过对2010年经济效益指标排名前100名（主营业务收入）棉纺织企业节能减排相关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其工业用电量同比增加了6%，扩大产能是用电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2010年纱线平均号数为20.03tex，平均号数同比降低0.32%，没有明显变化。吨纱用电量2010年为2585千瓦时/吨，同比略有上升，只有0.89%。吨纱线综合能耗同比下降3.38%。通过“2011棉纺节电会”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100家国内棉纺织企业中，对碳足迹不了解的57家，了解碳足迹但没有进行实施的30家，了解碳足迹且进行实施的13家。可见棉纺织企业对于碳足迹实施的意识十分薄弱，节能减排工作落实不到位，任务十分艰巨。

目前，有关棉纺织行业碳标签的研究报告很少，棉纺织企业对这方面的意识还比较淡薄，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现阶段提出计算棉纺织品碳足迹并给予实践的棉纺织企业则相对更少，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也比较缺乏。目前国家也尚未出台针对棉纺织企业的温室气体减排要求。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很多棉纺织企业开始有意识地实施节能减排，但是就目前来看，棉纺织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不容乐观。棉纺织品生产过程碳足迹计算还缺少实际模型，一些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节能减排空间，节能减排任务依旧艰巨。

3.2.2 棉纺织行业碳足迹讨论

在现阶段的纺织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的调查中，分析发现一些需要明确思考的问题。（1）由于碳足迹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导致计算过程中的边界难以确定。例如天然植物性纤维原料在生长过程中的碳足迹涉及到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如植物自身生长代谢等），而且农业阶段碳足迹的可控性效果欠佳，基本处于粗放式经营状态，因此较难确定农业阶段的碳足迹。（2）不同的碳足迹理论对数据的使用与否具有不同的选择。例如我国天然植物性纤维的种植较难以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和降低农业生长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3）特殊数据计算统计的标准及可靠性是目前的难点。例如纺织品的使用频率和方法以及洗涤方式情况较多，现阶段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计算使用阶段及回收阶段碳足迹的方法。（4）从原料种植到工业生产，再到产品使用阶段乃至产品最终废弃阶段的整个周期较长，最终产品碳足迹的计算精确度难以保证。（5）从纺织原材料的生产加工直到成衣制造都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产品的质量评价指标的基准点不确定，易让碳足迹的评价建立在不健康的竞争基础之上。

现阶段可以尝试将核算重点放在产业周期上，研究范围界定为从纺织原材料进厂直到最终成品出厂的整个工业生产过程。这样就可以解决产品生产周期长、农业阶段和使用阶段碳足迹核算困难等问题。参照产品碳足迹的概念，尝试定义产业周期碳足迹：纺织品在生产加工阶段，从原材料进厂之后直到最终成品出厂之前所涉及到的所有直接与间接碳排放量。纺织品产业周期碳足迹的计算采用过程分析法，计算过程如下：（1）绘制产品工业生产阶段的工序流程图，范围包括从原材料进入工厂到成品出厂，如图1为棉纺工业生产阶段的工序流程图；（2）确定边界，在此过程中应当及时更新信息并修正过程图；（3）收集产品工业生产阶段的材料数量、活动和排放系数的资料；（4）计算产品碳足迹，计算过程应尽量合理分配公共管理部分的碳足迹；（5）评估碳足迹计算的精确度。计算纺织品产业周期碳足迹同时能够有效地确定出工业生产阶段碳排量较高的环节，引导相关部门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

4 结语

碳足迹对减少碳排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政府、企业而言，确定碳足迹是减少碳排放的第一步，有助于企业真正了解产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了解自己在产品生命周期中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由此采取可行的措施减少供应链中的碳排放，以利于制定有效的减少碳排放的方案。在方案制定过程中，根据碳足迹的分析结果，还可以预测采用的减排措施对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影响，从而实现对不同减排措施的择优与改进。企业还可以通过碳足迹的计算宣传自己的碳减排行动。企业通过碳足迹分析向消费者提品碳足迹信息，让消费者对产品生产的环境影响有一个量化认识，继而引导其消费决策。

在遏制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以及低碳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开展棉纺织企业的产品碳足迹以及碳标签的研究势在必行。碳足迹作为衡量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的工具，可以有效地为棉纺织企业提供节能减排的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大国，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开展碳足迹、碳标签的研究，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碳壁垒，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ETAP. The Carbon Trust Helps UK Businesses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R]. 2007.

[2]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14040: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Life Cycle Assessment-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M].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1997.

[3]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2006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M]. Geneva: IPCC, 2006.

[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0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公告[EB/OL].2010 C 08 C 08.

[5]Sovacool B K, Brown M A. Twelve Metropolitan Carbon Footprints: A Preliminary Comparative Global Assessment [J]. Energy Policy (2009), doi: 10. 1016/ j. enpol. 2009. 10. 001.

[6]Weidman T, Minx J. A Definition of Carbon Footprint [EB/ OL]. 2007. Http:/ / .uk/ docs/ ISA2UK Report 07 - 01 carbon footprint. PDF.

[7]BP. What is a Carbon Footprint [EB/ OL].Http: / / Bp. com/live assets/ bp internet/ globalbp/ STAGING/ global assets/ downloads/ A/ABP ADV what on earth is a carbon footprint.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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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能源指标；天然气；生态防护

1 城市生态规划发展的历史背景

生态城市是人类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探索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模式的一种理想形态。

国外对生态城市的探索起源较早，虽然我国国内的生态学思想也有较长历史，但对于生态城市的研究与实践于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兴起，生态城市理论在我国城市发展建设中方得以推广和应用 [1]。

全球城市化的迅速扩张导致能源大量消耗，同时引发温室效应等一系列大气污染问题。以能源系统作为导向进行城市生态规划，彻底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才能从根部解决城市化的需要与脆弱生态环境间的矛盾。

2 能源结构调整方案

2.1 能源系统指标分析

目前天然气和太阳能是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的热门能源，此两者结合形成了五种能源系统。这些系统较复杂，涉及到不同方面的能源指标（其分类见表2.1），不便于相互比较，故针对实际情况采用ASPID法为所有标准分配权重系数，转换成一个模糊数学集合的归一化指标，即EISD（可持续发展能源指标）和GIS（可持续性一般指标）[2]。

由上表可知，各分项指标都进行了预先定义，其中经济指标优先考虑能源成本，社会指标优先考虑每户所占可再生能源份额，生态指标优先考虑能源生产过程中CO2和NOx排放量。

我国城市生态规划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其生态建设成本较高，因此确定能源结构调整方案，经济指标所占权重系数较高，同时保有社会指标与生态指标相同权重系数，这样计算得出的选择名单上有仅常规天然气和仅非常规天然气两种能源系统。为进一步筛选出最佳方案，还需进行可行性分析。

2.2 可行性分析

2.2.1 仅常规天然气能源系统

常规天然气是一种洁净的优质能源，具有热值高、无二次污染等特点；我国常规天然气总资源量约为38万亿m3，已探明储量占总资源量9%左右；我国常规天然气利用技术正逐步走向成熟，逐步形成统一的全国天然气骨干管网。

常规天然气在我国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将不断提高，把发展常规天然气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改变我国“多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2.2 仅非常规天然气能源系统

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主要成分80%—99%为甲烷气体，具有洁净、低污染特性；我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约为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的5.01倍，但开发难度较大；生物天然气—沼气将污染物资源化，形成生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能源效益十分显著。

目前我国仅依赖非常规天然气主导能源结构是不切实际的，在形成完整、成熟技术体系，进入规模开发阶段后，非常规天然气方能改变我国能源格局。

结合两者的可行性分析，最终确定能源结构调整方案以常规天然气为重心，再辅以其它可再生能源为城市生态循环护航，与我国低碳能源中期目标的战略核心完全吻合。

3 天然气利用中的生态防护

天然气利用中的生态防护主要从生产、施工、运营此三个时期入手。

3.1 生产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践生态文明是天然气产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具体对策如下：

①提高天然气勘探开采技术，从源头控制不利影响。

②生产中提高天然气净化处理能力，减轻环境污染。

③天然气开采和净化处理中，建立环保机制。

3.2 施工期

施工期人员、机械活动最频繁，对周围环境影响最大。因此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应作为环评工作的重点，进行全面分析后采取相应措施保护。

在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阶段，根据国家、地方和行业有关标准、规范和政策合理布置管线走向；严格控制农田、林地施工场地的范围，减少耕地、林地占用面积；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宽度，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限值，以减少裸地和土方暴露面积[3]。

3.3 运营期

运营后沿线工程扰动区域内的原有人工植被及自然植被逐渐恢复，对沿线区域景观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有效保护措施如下：

①根据站场布置可采取压缩机房尽量采用隔声门窗，管道和阀门用软性材料包扎等降噪措施。

②建立风险管理体系，明确管理组织结构、任务和职责，制定规范化的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预案，并建立管道系统资料档案[4]。

总之任何事物均相辅形成，若采取粗放型天然气利用方式，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将直接威胁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制定合理的生态防护规范，适时开展生态恢复和环境建设，对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安全具有双重意义。

4 结语

“十二五”期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有望继续快速增长，天然气将是21世纪消费量增长最快的能源。在其迅猛发展之时，以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天然气工业建设，培育和完善天然气市场，从而实现天然气资源的可持续协调开发利用，达到经济、环境效益共赢局面。天然气在国家能源结构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为节能减排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小波 等.城市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5-14.

[2] Jovanovic.M， Turanjanin.V， Bakic.V， Pezo.M， Vucicevic.B. Sustainability estimation of energy system options that use gas and renewable resources for domestic hot water production [J].Energy，2011，36（4）：2169-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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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企业成本;降低成本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8-0127-0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带来的各种恶果以及环境的恶化对人们的警示，各国已纷纷开展各种关于解决气候问题的联合会议，在2003年2月24日，英国颁布了《能源白皮书》，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的国家。伴随着这一概念的深化，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低碳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形态总称都在慢慢地深入人们的生活。2009年11月，总理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在2020年降低碳强度的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国务院2011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节能减排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部署“十二五”节能减排的工作中，总理再次强调要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企业节能减排的责任。尽快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这就意味着企业需要面临着更多降低碳排放的压力。面对这样的环境现状以及国家政策，如何在这种低碳经济条件下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便是企业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

1 低碳经济下降低企业成本的现实意义

1.1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下的企业必须勇于迎接挑战并抓住机遇，顺应局势，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目前低碳经济不仅是一个市场问题，而且更是各个国家的政策取向问题。涉及到企业生存发展的问题，只有走节能环保，低碳发展的路子，并且努力降低成本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1.2 提高企业竞争力

当企业的成本控制得当，企业利润就有可能会增加。利润增加，企业才能利用资金进行再投资、再生产，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这样在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就能更好创新出适合企业发展的低碳经济战略从而更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利润。

1.3 增加企业赢余

普林斯顿研究报告分析低碳经济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能够显著地增加产量、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可靠性、改善产品质量、改善工作环境并鼓舞员工士气，在新增就业方面具有出色的潜力，其增长速度也大于其他经济形态，来自地方政府的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更是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说明低碳经济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如果企业同时能降低成本便可以获得更多赢余。

2 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成本问题

2.1 企业短期成本增加

低碳经济的核心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以及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去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项目的技术水平、碳排放等标准对低碳经济中的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会使企业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增加。例如我国制造业本身对电力需求较大，在现行主要以煤电为能源的前提下，增加电量就是增加碳的排放。因此要减少碳排放，就要通过引进处理碳排放的先进技术以及替代煤电的新能源。另外，企业可以对其生产工艺、产品性能或技术进行改造，然而这必然会增加企业在低碳技术以及减排过程中的前期生产成本。如按照国家现行政策对烟气进行脱硫处理以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以华电国际为例，火电发电总装机容量约为3000万千瓦，每年消耗煤炭的数量约为8000万吨，企业在脱硫方面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并且每年都在提高。然而，企业用在脱硫设施装备建设上的投入就达到了百亿，后期运营也同样需要投入。目前我国的碳收集技术还不成熟，成本也很昂贵。

2.2 低碳产品能源成本上升

低碳经济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传统能源的高效减排、清洁能源的利用以及“碳排放权”市场的建立将成为革新重点。在现有技术的条件下，传统能源的高效减排以及清洁能源的利用必然会带来能源整体成本的上升，因为风能、生物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的投放成本较传统能源要高，而高效减排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必然会分摊到传统能源产品成本中去。更为重要的是，“碳排放权”市场的建立意味着传统能源类企业将面临高昂的成本，行业壁垒明显提高。能源成本的上升必然会传导到能源品价格中去，而能源品价格的重估也会提高相关企业的价值：对于清洁能源的提供者，主要体现在清洁能源价格提升、传统能源竞争力削弱后带来的行业盈利状况的长期改善。

2.3 企业环境成本增加

低碳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会对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原材料实施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并且国家会不断扩大企业环保责任的范围，对企业的环保责任从追究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废弃物排放扩大到产品的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整个过程。另外，低碳经济中随着人们对于环境的越来越重视，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财务状况的影响也将成为评价企业价值的重要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提高自身价值及其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成本治理对于环境产生的影响。

3 低碳经济下降低成本的思路

3.1 制定低碳战略

在关于低碳经济的企业碳排放成本的研究模型中得出在长期决策模型中，企业更需要考虑外部因素，在宏观的低碳趋势下，应尽早制定本企业的低碳战略，为今后的低碳优势做好长期规划的结论。虽然在初期会使企业研发成本的增加，但在后期应能够更加节能，清洁生产，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物。这些不仅会使企业成本降低，而且能够为企业树立一个更好的形象，并且在低碳生活成为一个必然的时代，人们消费逐渐由低碳物品替代的过程中可以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因此，企业应该大力发展低碳技术能力，能源利用能力，原材料采购与产品回收能力以及企业废气废渣处理能力。将这些划入到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中，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现状，寻求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和平衡，从而最终实现企业的低碳化发展。

3.2 提高利用效率

对于企业生产过程中能源应实现重复循环利用，将企业建立成为一个从消耗能源产生的污染再次作为另一种能源进行利用。如沼气池的建立。另外对于新能源，应当提高它的利用效率赢得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同时转变企业内部人员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意识从而在根本上转变生产、消费和生存观念，提高企业内部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研发节能降耗技术，建设有效的能源新技术研发与供给机制。其中可以加强碳滤技术的研发并通过低碳技术、制度创新和能源技术创新以及能效管理来优化能源结构、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资金运作水平，通过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等措施减少资金占用，优化资金结构，合理分配资金，加速资金周转，降低筹资成本以此提高企业成本的利用效率。

3.3 深化企业创新

企业应当高度重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及财务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对相关企业进行整合，可以使企业发挥“专业集成、投资集中、资源集约、效益集聚”的整体优势。其次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突破是不可能的。要掌握节能减排的关键技术，降本增效，具备核心竞争力。要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碳交易规则，在国际、国内低碳经济中获得平等地位。在管理创新方面要注重对人力资本的管理。

总之，低碳经济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个机遇，要想它成为企业的机遇，就应该未雨绸缪，将其纳入企业的整体规划中，寻找产业先机，关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研究出适合企业自身情况的成本战略，从而实现低碳与企业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洁.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企业战略成本管理［J］.财务与金融，2010，(4).

［2］张建.低碳经济试点企业成本问题研究［J］.工作研究，2011，(5).

篇5

中学地理课堂教学中学生缺乏主动提问的原因，无外乎以下五个方面：①不屑提问；②不敢提问；③不知提问；④不会提问；⑤不能提问。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调整教学策略，改革教学方法。

一、营造民主平等的地理课堂氛围，让学生敢问

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地理问题意识产生的前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才能放下思想包袱，冲破心理枷锁，自由联想，畅所欲言。

（1）教师要淡化权威与专制意识，增强民主与平等观念。应试教育背景下，教师的核心地位非常明显，学生的自主性难以真正体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思维发展。著名教育家赞可夫曾说过：“学生积极的情感，欢快的情绪，能使学生精神振奋，思维活跃，容易形成新的联想。而消极的情绪则会抑制学生的智力活动。”随着地理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教师在课堂中的所谓权威观念必须改变，教师要营造一种师生间民主、平等、自由、和谐的地理课堂学习氛围，使学生敢于提问。只有这样，学生的地理问题意识才会养成，创造性思维火花才会迸发。

（2）教师要保护学生质疑的积极性，启发、鼓励和尊重学生提问。地理知识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肯定会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产生多个“为什么”。这时，教师要特别注意保护学生质疑的积极性，细心挖掘学生微小的质疑亮点，并使其闪烁发光。不要因为学生的某些问题很肤浅，甚至有些不着边际，就置之不理，甚至讽刺挖苦，从而影响学生质疑的积极性。如在讲“近日点和远日点”内容时，若学生提出“为何在近日点时是冬季，远日点时反而是夏季？”等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时，教师在认真解答学生疑惑的同时，要肯定学生敢于发现问题，大胆提出问题的精神。

（3）教师在课堂教学设计上尽量避免一言堂。“教师说，学生听”、“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早已被证实是低效的，现代教育呼唤教师要改变姿态，学会倾听。因此，教师应重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多给学生一些思考地理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独立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例如，当学生在地图上发现并提出“为何在南回归线附近的马达加斯加岛东部、巴西东南沿海等地也会出现热带雨林气候”时，教师不应该马上给学生答案，而要引导学生结合已有的地理知识，从多个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给学生留下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使其养成独立提出和探究问题的习惯。

二、交给提出地理问题的一般方法，让学生会问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生只有掌握了发现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才能从平常中看出异常，从普遍中发现特殊，从而不断发现和提出地理问题。

（1）掌握提出问题的一般方法。若碰到某个地理现象，一般可以从下面四方面入手：在哪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沙尘暴，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沙尘暴一般发生在哪里，在哪些季节较为频发？沙尘暴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沙尘暴？沙尘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怎样治理沙尘暴？

（2）及时点评学生提出的问题。由于地理知识基础和地理学习能力的差异，学生提出的地理问题也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教师在充分肯定学生提问积极性的同时，对学生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剖和引导，让学生逐渐掌握提出有效地理问题的方法。

（3）成立学习小组，鼓励学生相互提问。有些学生不愿在全班同学面前提问，但在相互了解的同组同学里就比较放松。教师可以利用学生这样的心理特点，先让学生在小组里面提出问题，若学生养成了在小组里面提问题的习惯，那么他就逐渐会在全班同学和教师面前提出问题。

三、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浓厚兴趣，让学生想问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不断探求地理知识的原动力。教师在教学时要通过多种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并且利用学生的兴趣、好奇心，引导学生去思考、探索、提问和创造。

（1）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提出问题。高中地理涉及很多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假如教师简单地让学生记忆这些地理概念、原理，学生一般难以彻底理解，教学效果不好。这时教师要提供有效素材，创设情境，让学生产生疑问，从而深入理解这些问题。如对“正午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原理，教师可借助多媒体动画演示帮助学生理解，这时学生可能会提出问题：“黄赤交角变化，对某地正午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有没有影响？”“假如黄赤交角为零，还有没有正午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学生能够真正理解正午太阳高度周年变化的实质。

（2）观察现象，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地理知识与生活关系密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从学生的已有经验出发，紧密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介绍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地理知识，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学习地理，并发现地理问题。例如，在讲解地转偏向力时，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水槽排水时的漩涡方向，就会有学生提出“水槽排水时为什么会产生漩涡？全球各地漩涡方向都一样吗？”再如，介绍“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时，教师同样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利弊关系”等问题。在学习地理过程中，学生如能经常在老师引导下尝试应用地理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就必然渴望提出更多关于生活中的地理问题。所以，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经常与生活实际相联系，激发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地理现象的热情，鼓励学生提出地理问题。

（3）暴露矛盾，激发学生提出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往往对冲突的地方感兴趣。学生假若能够发现矛盾，就有可能产生问题，也就能够激起探索求知的欲望。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设计时要有意设置障碍、露出破绽，激发学生学习。如在讲世界气候类型时，教师给出“南美洲赤道附近的科隆群岛企鹅分布”的材料，然后引导学生关注“企鹅一般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地区，为什么在南美洲赤道附近的科隆群岛上还有企鹅分布？”，让学生产生“原有的企鹅分布地区”与“现实企鹅分布地区”的矛盾，激发学生学习欲望。学生可能产生“赤道附近的科隆群岛为什么有企鹅生存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是怎样形成的？”等提问；再如，讲到世界人口问题时，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些欧美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比较材料，激发学生提问，借以达到能够全面理解人口问题的实质。

篇6

【关键词】审美教育；现代性；素质教育；该亚定则；心理疾患疗治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正在探索现代性的问题，而且还在探索二战之后信息产业发展的形势下，思想文化领域的后现代特点。我国新时期以来，国家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取得辉煌成就，各个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育学科应与时俱进，主动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因此，当前美育学科不仅应很好地继承历史上的成果，而且更应面向现实，很好地研究美育现代性问题。

一

美育现代性的提出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情。1988年春，美国艺术资助部门公布了历时两年才完成的艺术教育状况研究报告——《走向文明：艺术教育报告》。这个报告对美国艺术教育现状作出评估，认为“今日美国的问题是缺乏基本的艺术教育”，并指出艺术教育的目标是“引导所有学生培养一种文明世界的艺术感，一种艺术过程中的创造力，一种从事艺术交流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鉴别艺术产品必不可少的评判能力。”［1］(P1-2)这是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之后，对工具理性膨胀所导致的应试教育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要求在新的时代培养学生具有一种“文明世界的艺术感”，即在当代经济与社会文明条件下所必备的审美态度和审美能力。1994年，美国众参两院通过《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把艺术增列为基础教育中的“核心学科”。同年，美国出版了在政府直接干预下由音乐、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四门艺术教育的全国性组织研制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当代教育中，把美育放在何等重要的突出位置。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面对现代化的紧迫任务，将素质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从而重视作为素质教育重要组织部分的审美教育。1997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指出：“美育，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青少年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美育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实现自身美化、完善人格塑造的重要途径。美育有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这是其它教育所无法替代的。”（注：转引自伍春霖主编《大学美育》序言第1页，高教出版社，1997）

1996年6月，我国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德智体其他各育一起提到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无论是“文明世界的艺术感”，还是“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现代社会对美育提出的要求，从而开始并逐步深化了美育现代性的实践和探索。

第一，美育现代性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已逐步进入了以信息产业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美国大体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主席1998年在北大百年校庆会上指出，“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在这样的时代特别需要创新的人才、创新的素质。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前进的不竭的动力。而在创新的素质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由此及彼、由不知到知的发散思维能力，它是科学创造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在想象力的培养中，审美教育是最主要的途径。

第二，美育现代性是当前教育现代化的需要。目前，世界范畴内正在经历着教育现代化的巨变。其主要内涵是由应试教育逐步转向素质教育。这样的转变，使美育的作用以前所未有之势凸现出来。因为，在应试教育之中，美育没有其地位。而在素质教育当中，美育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素质教育，就从文化素质教育开始，而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艺术教育。当然，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深入推进，美育的地位和作用还会进一步提升。

第三，美育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人文精神补缺的需要。我国正在实现空前规模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华民族得以振兴的重要步骤。而现代化的过程，即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这是不可超越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有其负面影响。诸如市场化所导致的市场本位、金钱拜物，工业化所导致的工具理性膨胀，城市化所导致的精神疾患蔓延等等。这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这些问题也难以避免。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而审美教育就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发扬，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种种人文精神缺失的现象起到补缺作用。

二

现代经济发展逐步呈现出以信息技术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信息产业逐步成为标志性产业。机器设备等生产工具的作用逐步被知识与信息所取代。这样的状况，常常被称作“后工业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美国大体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在知识经济时代，有知识的劳动者的地位大大突现出来。审美教育的作用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因为美育的主要功能是审美力的培养。而审美力的重要内涵则是想象力。想象力同样是科学创新中不可或缺的方面，而且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所谓想象力就是从原有形象创造出新的形象的能力，因而是一种举一反三的创造能力。这种想象力不仅在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科学研究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凭借直观形象的模拟和类推，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发散思维”能力。它可以补充事实链条中不足的和尚未发现的环节，使科学家借以提出并印证其“假设”。而且，想象力是一种幻想，而这种幻想甚至在数学研究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爱因斯坦指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2］(P284)在当前，信息科技的发展中，想象力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信息科技产业主要是软件的开发与生产及其通过信息网络的迅速传播。想象力在知识的组编中具有重要作用。利奥塔提出：“这种将零落还原为独立的知识，系统化地组接并清晰表达的能力就是想象力。想象力的主要特质就是速度。”［3］(P153)再就是知识创新的决策分析能力，也常常凭借带有直觉性的想象力。利奥塔认为：“依靠于想象力，我们可以创造新的越位，以至改变游戏规则。”［3］(P154)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话，那么作为科技创新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想象力也是一种生产力。马尔库塞由此断言：“艺术也将在物质改造中成为一种生产力。”［4］(P1021)由上述可知，审美力，不仅包括重要的文化素质，而且包括重要的科学素质。由此，美育兼具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功能，这是已被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了的。

美育同现代经济的关系还可以从技术美学的发展中看出。通过审美力的培养可以极大提高当代技术美学的水平，给现代工业化机械生产所造成的产品的单一化与粗糙化以重要的补救，从而极大提高产品的美学价值与经济价值。为了克服机械生产所带来的产品的单一化与粗糙化问题，从19世纪开始，特别到20世纪，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技术美学，又被称为工业美学、生产美学或劳动美学。它试图通过艺术与工业的结合来克服工业革命的消极后果。19世纪上半叶，美国美学家赫伯特·里德指出，一百年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控制机器。它是一个怪物，它在一端吞进原料，在另一端生产出产品，然而产品必须以它的漂亮装潢和色彩对可能的买主产生诱惑力。那个时代的资本家已认识到，艺术是商业因素。当其他方面都相同时，最艺术的产品将赢得市场。

19世纪50年代，英国出现了“工艺美术运动”，80年代，比利时出现“新艺术运动”。20世纪的1907年，德国成立了“德意志艺术工业联盟”。这个联盟联合了当时一批有名的建筑学家、实用艺术家、企业家，致力于研究工业品的设计和制造如何同艺术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增强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个联盟的活动影响很大，使一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日益受到挑战。在20世纪20年代前夕，德国在“德意志艺术工业联盟”的基础上又创立了“鲍豪斯学校”，成为世界上第一所艺术设计和工业建筑的高等学校。这个学校的宗旨是，使工业产品“尽可能美观”，“要生产出完美的产品”，要实现产品的“艺术价值”与“效能”的完全统一。“鲍豪斯学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为现代技术美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44年12月，美国创立了第一个技术美学学会的组织，并确立了大力促进工业产品的艺术设计水平，在国际市场上与先进国家展开竞争的宗旨。50年代，英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纷纷成立了技术美学委员会。1957年，国际技术美学协会也在日内瓦宣告成立。目前，技术美学已成为深受各国普遍欢迎和高度重视的一门科学，并已成为调节产品市场，扩大产品销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专门化理论科学和手段。美、日、德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之所以高度发展，这与他们对技术美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是分不开的。

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将技术美学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软件，借助计算机进行设计，做到工业和艺术的更完美的统一，生产出更多更美的产品和城市建筑物。技术美学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美育，而新的凭借电脑进行技术美学设计能力的需要更加依赖于美育。

三

现代教育面临着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应试教育是工业经济的产物，唯科学主义思潮泛滥的结果。19世纪以来，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迅速发展。这是一种唯科学主义思潮，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切真理的尺度，自然科学的知识是人类其他知识的楷模。它影响到教育，出现了蔓延于全球、影响至今的教育领域测试主义的盛行，由此产生的应试教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种测试主义应试教育代表性的理论与实践就是所谓“智商”(IQ)的测定，以“智商”为根据评价学生，选拔学生。而所谓“智商”即“智力商数”是20世纪初由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莱德·比奈(AlfredBinet)设计的，是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纸和笔回答问题，借以测试数学与语文能力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很快传到美国，并因其被用于测试一百万以上招募来的新兵而风靡一时，从而主宰了美国的教育界，由此衍生出形形的智力测验和标准化考试。甚至发展到试图为每一种可能存在的社会目标而创造测试工具。它不仅用于学生的标准化考试，而且用于评估教师、督学、士兵和警官。甚至试图仅仅依靠这种简短的问答方式，评估人的性格等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发展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测试行业，每年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科学主义泛滥的结果，在教育评估的内容上将数学与逻辑分析能力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方法上则追求所谓机械、简单、高效。由此导致极为严重的规范化的应试教育，即根据统一测试的要求，学生必须学习相同的课程，并以相同的方式传授给所有的学生。而学生在校也必须通过频繁的考试，这些考试又都在一致的条件下进行，学生及其家长都收到表明学生进步或退步的量化的成绩单。这些考试又须是全国统一规范化的，以便具有更大范围内的可比性。因此，所谓“最重要的学科”就是适合这种考试产生的学科，如数学、科学、语法、历史年代等等，而不适合这种考试方法的学科如艺术教育，品德教育等就不受重视。美国学者霍华德·加德纳(HowardGardner)认为，这种“测试主义”教育的源头是由古希腊苏格拉底开始的一味推崇“逻辑思维”和理性的传统。实际上也是西方古代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测试主义的应试教育只能培养整齐划一的大工业生产的劳动后备军，却很难培养具有鲜活创造力的人才。因此，它特别地不适合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和建设文明社会的要求。更严重的是，这种测试主义的应试教育常常会压抑和戕害人性，妨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导致严重后果，甚至造成悲剧。这种教育模式理所当然地受到世界各国明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抵制。因此，素质教育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课题。加德纳与这种测试主义的应试教育相对，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所有正常人至少拥有七种相对独立的智能形式：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定向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识智能等等。而美国行为与脑科学专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dColeman)则针对“智商”测试提出“情商”(EQ)的概念，而所谓“情商”是指一种受理性控制的情感力量。戈尔曼认为，在人的成功因素中，“智商”最多只占20%，而80%则归之于以“情商”为主的其他因素。在戈尔曼看来，这里所谓的“情商”(EQ)主要依靠情感教育加以培养，这说明，他所谓“情感教育”主要是一些情感技巧的学习与掌握，而忽视了“情感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组成部分应以培养审美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主旨。因此，戈尔曼的“情商”理论还没有完全摆脱科学主义的影响。而当代社会以”智商”为标志的测试主义弊端只有依靠我们所说的旨在培养审美世界观的“美育”才能真正加以纠正。审美教育因此被突出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更以素质教育作为基本国策。在此前提下，全国范围开展了以美育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素质教育。从此，美育由工业经济时代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被冷落的地位发展到逐步受到重视并走到教育的前沿。

四

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最基本的生存原则，也是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人与自然社会中和协调的发展。其中包含着人文关怀精神和审美的价值观念，同美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显得愈加突出。

20世纪，在科技与工业高度发展的同时，环境的恶化愈来愈严重。人类破坏了自然环境，不顾后果地消耗地球上那些不能再生产的资源，加快了生态系统的失调和数千种具有百万年历史的物种的灭绝。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空气和环境的污染加剧，导致癌症和其他同生态破坏有关的疾病泛滥，可用土地和水资源的短缺，沙漠化和温室效应的加剧。如此等等，都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随着全球人口超60亿，并向着80亿的目标迈进，人类可用资源迅速减少，整个人类可供每个人赖以生存的生态足迹平均只有2.2公顷，而发展中国家大约只有1公顷。因此，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有一位生态学家以这样的事实告诫人类，那就是我们的近邻金星已完全处于无法控制的温室效应的状态之中，海洋全部蒸发，水蒸气在大气中分解为氧气和氢气，因此金星处于一片死寂的化学平衡之中。如果我们的地球因环境的破坏导致生命的绝迹，那么地球也有可能发生同金星相似的情况，海洋会蒸发枯竭，水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表面温度会远远高出200℃。地球也会处于一片死寂的化学平衡之中。这难道不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景象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也将以环保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对自然和环境的态度问题，即如何处理好运用科技手段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对人类生存条件的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个世界观问题。当前人类对环境的滥加开发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了天地、自然和男人、女人，又创造了伊甸园让人居住，然后将人逐出伊甸园，从此，人才真正开始在自然中生活。在这里，自然是作为人的对立面、作为上帝惩罚人的工具而出现的。由于上帝的惩罚，人被迫离开了伊甸园，人必须克服伊甸园外艰苦的自然环境才能生存下去。《圣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界定，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人必须征服自然才能继续生存。这样一种人与自然对立的基督教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了人类，成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世界观根源。而与此相反，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强烈地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世界观（环境观）的要求。著名生态学家诺贝尔生存权利奖获得者何塞·卢岑贝格在他所著的《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提出一个崭新的观点——著名的“该亚定则”。该亚是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的名字。这就要求人类把地球看作大地女神，作为一个无限美丽可爱的有生命的机体，给予应有的关怀和爱护。这是为了地球上的生命得以延续，同样也是为了人类的下一代。卢岑贝格认为，许多人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将科学本身的冷静无情同科学活动所包含的人文价值意义相混淆。科学本身是冷静无情的，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倾向，但科学活动却可以是造福人类，也可以是遗患于人类，因而具有明确的人文价值倾向。在环境的开发利用上就是如此。科学自然是一种客观规律的反映，无价值倾向，但科学一旦运用而成为技术，利用其开发自然资源就具有了利弊内涵的明确的人文价值倾向。在这里将科学与人文相对立正是基督教文化的体现，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环境观。卢岑贝格提出“该亚定则”就是要纠正这种错误的世界、环境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环境观。他的“该亚定则”实际上既是一种崭新的生态观，又是一种崭新的美学观，那就是要求以亲和的美学态度来尊重、热爱、关注大地女神一般美丽而充满生命力的地球。他写道：“我们所居住的这颗星球，在宇宙空朦辽远的地平线上显得何其渺小，现在也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视审视它。我们现在认识到，生命的演化过程实际上是一曲宏大的交响乐。它并不仅仅是生命体相互之间生存竞争的过程，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发展演变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星球——该亚形成了自身生机勃勃、顺应自然的完整体系。它与我们这个星系中已经死亡、静若顽石的其他行星完全不同，它远离统计学和化学意义上的平衡状态，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生命。”他接着说道：“这种美学意义上令人惊叹不已的观察和体悟，具有很深的宗教意味，令人油然而生一种虔敬之心。怎么还会有人公然宣称，科学是冷静的，科学不含有主观的价值判断的——即不含有意识形态的！科学本身就存在主观的价值判断。”［5］(P63)卢岑贝格说的多么好啊！他用一个“该亚定则”——带有美学内涵的生态学原则就将人同自然关系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统一了起来了。这里所说的“该亚定则”是具有深刻美学内涵的环境观，要求人类以审美的“亲和”态度对待给予我们以生命源泉的大自然。这恰是时代给审美教育提出的崭新课题，也是当代审美教育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五

世界范围，包括我国在内，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人们告别广袤的农村，进入人口集中、高楼林立的城市，从此结束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开始了竞争激烈的快节奏的同时又孤独紧张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同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出现严重问题一样，当前人类自身也出现严重的危饥，主要是精神疾患及相应出现的社会问题泛滥蔓延，呈现难以抑制之势。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卡夫勒指出：“在美国公民中，足足有四分之一的人，情绪严重地受到某种形式的打击”，“心理危机……在一个混乱分裂和对未来捉摸不定的美国社会中，到处蔓延。”［6］(P457)世界其他各国，包括我国，罹患心理疾病的人也都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4亿多人患有各种类型的心理疾病，其中五分之一为青少年。我国各类心理障碍者约1600万人。由此可见，人类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心理疾病问题也已经到了不能不给予重视和提出解决途径的时候了。因为，长期以来，人类更多地关心社会，较少地关心自然，同时更少地关心自身，特别是自身的心理与人格的健康。而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要求人们应该审美地对待自身。所谓审美的对待，就是以一种和谐发展的态度对待自身。人的和谐发展无疑包括身心两个方面。身体的健康发展主要是科学的生理观，主要属于科学主义的范围，而心理的健康发展主要是心理和人格的健全，主要属于人文主义范围。这样，审美的对待自身，做到生理和心理的和谐发展，这样一个属于美育范围的基本态度和观点就在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问题上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沟通了起来。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身，人类将会愈来愈加和谐、健康、美好。

总之，美育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时代的需要，目前我们的探索还只是初步，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但社会的需要就是学科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我们相信在新世纪人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因素的情况下，同人的素质提高紧密相关的美育现代性研究一定会得到更大的重视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艺术教育：批评的必要性［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出版社，1976.

［3］后现代状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4］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篇7

关键词：环境时代，法学，生态人模式，建构

中图分类号：D0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4－

一、法学上人的模式建构的基本原则

众所周知，人的模式本身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抽象化。它撷取人的某一方面特征，然后加以片面的深刻化。人的模式并不能包含人的所有特征，这恰恰也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所在。一般而言，社会科学总是首先设定某种目的――解释或预测某个或某类问题。正如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所言，人们所面对的自然与社会问题有两类：一类是解释或预测一个为数不多的单一事件的问题，另一类是则是解释或者预测某个种类或者类型的事件的问题。对于前一类的问题，不需要建造模式而只要运用普遍定律就可进行解释；但对于后一类问题而言，则需要通过形成某种理论模式才可以予以解决。这是因为，就所解释的事件而言，它本身并不能通过定律直接得出相关结论，而是一种需要考虑人类行动和社会情境方面才能解释和理解的问题。只有在确定了一个结果的基本程式之后，才能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因而，对科学研究而言，能否取得预期的研究目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找到一个恰当的解释模式。作为一种解释模式，人的模式虽然并不能代表人的现实的全貌，但它可以从纷繁芜杂的人性世界中择取符合该理论要求的核心要素，从而为理论奠定基调和前进的方向。正因为人的模式具有这些功能，为此有必要深刻领会其构建的基本原则，以便为理论研究打下合理性的基础。从人的模式本身特点而言，其建构的原则应包含如下三个内容：

第一，明确法的理念与价值目标。人的行为是法律调整的基点，因此不同的法律调整不同的行为。如民法调整的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的民事行为，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行政法律行为，而在当今环境时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领域，则如蔡守秋教授所言，调整的是法律关系主体的“环境行为”。但法律到底应怎样去调整这些行为呢?或者换句话说，法律到底要把这些行为引导到哪种状态或后果呢?这就需要明确特定的法理念与价值目标。不同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人的本性不同方面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从法律的视角来看，人的模式的构建，就应当撷取人的本性和所处环境二者中与该法理念与价值目标相对应的因素，从而在此基础上对该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主体之模式进行预设。这与法理上关于“法律关系”的定义不谋而合。法律关系，是“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受法律约束的社会关系”。因此，现实的法律规定、法律现象和法律案例是形成法律关系理论的渊源，是先有法律规定、法律现象和法律案例即法定关系才后有法律关系理论。因此，在当今环境时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理论研究上，首先应当对其价值取向与立法目的、理念等进行充分、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有的放矢，在此基础上撷取相对应的现实生活中人的某些特征和要素，达到现实与理论相契合的效果，进而构建人的模式。这样的理论预设才是准确的，并且才切合立法的目的。

第二，忠实于人的本性。在法学的方法上，这一原则同样必不可少。一方面，理论上人的模式的构建本身就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原型，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源流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模式是与人的实际行为背道而驰的，或者该模式的“人”需要的条件是一般的人不具备的或通过法的指引仍不可能具备的，那么这种人的模式的预设就没有实践意义，莫说对整个地球的生态，单就对人本身而言也已经失去任何指导价值。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对人的本质的把握，只有如人在其自我体验中的那样，把他作为人格的个体，相应的观点才会是不矛盾的。”

第三，对象的普遍性。布坎南等人曾经指出：“最简单的模型可能是这样一个模型，它假设，事实上，大多数个体的人的所有外部特征本质上都是相当的。”人作为一个“类”，必然有共通之处，这一判断也早已被实践所证明。在本能上，正常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如所谓的“食色，性也”；在理性上，人都具有某种水平的逻辑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联想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等；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人都处于社会之中、共同享有一个地球……诸如此类，无不说明人的许多“共性”。人的模式预设也是基于这些已被实践证明的共性之上。当今环境时代在法学上欲构建人的模式，则必须把此模式所对应的主体推广至该法调整之所有行为主体范围中，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扩展自身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对象的普遍性原则的意义。

二、生态人的内涵剖析

关于“生态人”模式的内涵，目前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如徐嵩龄先生指出，发展生态经济需要从传统社会的“经济人”向“生态人”转化，应当在理论上构建“理性生态人”，其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环境意识，具有充分的道德智慧和知识以制定符合生态学的策略，能对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事物作出符合生态学的评价，其行为的原则是：实行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坚持生态安全的原则，把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坚持总和效益原则，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坚持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主张权利、责任和义务的统一；主张人与自然“双赢”的竞争方式；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以整体主义方法考虑当事者，包括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

蔡守秋教授认为，“当代环境资源法中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行为主体是‘生态社会国家’、‘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生态人’，或者说，当代环境资源法的根本出发点是将法律主体定位为‘生态人”’，“生态人”是具有环境意识和环境法治观念，会计算环境利益，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佳化、最大化的人；或者说，生态人是在不违反环境资源法律“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追求“三种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和“三化”(一体化、最佳化、最大化)，追求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人的利益和环境的利益“三化”的人，是按照环境资源法的游戏规则从事经济、社会和环境活动的人。生态人的效率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效率、高效益，强调综合效益(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总体效益(间接和直接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眼前和长远效益、当代和后代效益的统一)和最佳效益(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先进性和可行性)的统一。

郑少华先生则将“生态人”定义为以追求生态利益为唯一目的的人，并将生态人的特征表述为：1，生态人是理性的人。由于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无论市民(商人)、公民，还是社会人，亦都为理性人，生态人也不例外，是那种面对生态危机，参悟到人与自然共存的人。2，生态人是以生态利益为目的的理性人。也就是说他不同于市民，即他并不以政治人的身份出现，其关心生态权利胜于关心政治性利益；他亦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利益。要言之，他追求生态利益，其行为规范以保护生态与维护自然平衡为己任。3，生态人是以追求生态利益为唯一目的的。这是为了便于深入研讨生态法诸现象以及生态法律规范的设计。同时，他提出“生态法人”的概念，认为生态法人是指那种持生态主义主张的环保团体。这种环保团体不同于作为社会人的环保团体，其具有如下特征：1，这种环保团体是生态法人。即在生态法上，具有法人人格。2，生态法人是生态人与自然、财产的聚合。在法人理论中，有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之分，但实际上，无论是社团法人，还是财团法人，都是人与财产的结合，而在生态法人中，则除了人与财产外，还有与自然的结合。生态法人中的自然人是作为自然的受托人而存在的。生态法人中的财产亦是以实现生态利益为目的的。

由上可见，学者们对于“生态人”内涵的定位普遍表现出较为理想化的态度，偏离了人类生态意识的总体现状，因此都不同程度地违背了人的模式预设的基本原则。如认为生态人“能对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事物作出符合生态学的评价”、“会计算环境利益，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佳化、最大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效率、高效益，强调综合效益(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总体效益(间接和直接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眼前和长远效益、当代和后代效益的统一)和最佳效益(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先进性和可行性)的统一”等明显脱离了当前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普遍态度。

笔者认为，对生态人模式作上述定位，有着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与其说它们是对目前人类生态意识水平的描述，莫如说是一种展望和追求，也就违背了人的模式构建的“对象普遍性”原则。本文意义上的生态人，并非指某一地域乃至某一领域和层次的“特殊群体”，它所指称的是生活在地球上，依靠呼吸自然空气和摄取自然养料而生存的人类。至于将生态人定位为“生态法人”的观点，则更与人的模式构建相距甚远，因为它严格来讲并不是一种人的模式，而是对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团体的概念化，不应称为理论预设意义上的“模式”，不具有人的模式应有的方法论功能。

笔者认为，建构生态人的模式，必须明确该模式对于理论研究方向的重要意义，同时要清醒地把握人的模式建构的基本原则。一如上述，生态人模式是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凸现的当今环境时代在法学上提出的理论预设。因此，生态人模式的内涵必然以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为核心。所以，欲建构法学上的生态人模式，必须准确解读现实中的人，进而对人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包含的基本要素做出合理的界定。

根据当前学界对生态环境意识的不同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意识普遍被按照两种标准来划分：部分分类和层次分类。就部分分类而言，有的学者将环境意识的基本内涵划分为哲学内涵、科技知识内涵、思想内涵、伦理内涵、心理内涵；有的划分为生态价值意识、整体性意识、全球意识、危机意识、协调意识、决策意识；有的划分为生态科学意识和生态价值意识；有的划分为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生态法制观和生态审美观；有的则划分为自然本体意识、生态伦理意识、生态经济意识和环境管理意识。

就层次分类而言，有学者认为环境意识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即环境价值观念；二是人们保护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的将环境意识分为两部分，即环境心理和环境思想体系。环境心理是环境意识的低级阶段；环境思想体系是环境意识的高级阶段，在环境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有的直截了当地将环境意识分为浅层环境意识和深层环境意识，并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中国居民环境意识研究课题组认为环境意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日常生活环境意识，二是生态意识。有的将环境意识分为3个层次，可依次概括为对一般环境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对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认识和了解、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识和了解。有的对环境意识进行狭义定义和广义定义，处在不同层次，也是一种层次分类。也有将两种分类混合使用的，如姚炎祥认为，从内涵看，环境意识包括人对环境及其关系的认识以及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两个方面，基本上属于两个层次。随即将人们的环境认识分为环境观念、环境价值观念、环境道德观念等；将人们的环境保护认识分为环境法制观念、环境政策观念、环境保护的自觉参与观念。每个层次又各划分为三个部分。有的将环境意识分为三个层次，生态学概念、控制观、问题的知识是第1层次，侧重于知识的不同方面；信念、价值观、态度是第2层次；第3层次是环境行动策略。

由此可见，人的环境意识内容极为丰富，既可分为不同部分，又可分为不同层次，既有横向联系，又有纵向联系。从法学上人的模式构建原理上来看，对生态人的环境意识内涵的把握和界定，一方面必须全面体现人的环境意识的不同部分，另一方面则要求从环境意识各部分中确立一特定层次或水平作为对人的普遍环境意识水平的反应。因此，笔者拟将生态人的环境意识水平分为“环境理性水平”和“环境伦理水平”两大部分，前者是指生态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水平，后者是指生态人对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态度。再加上“人与生态的关系”作为环境要素、“人追求利益的本能”作为人性本能要素和“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律理念”作为法的目的要素，共同构成了“生态人”模式的内涵。其中，生态人的理性水平和人与生态的关系是生态人模式的基本框架；人追求利益的本能、人类的环境伦理水平和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律理念则是生态人模式进一步丰富的必备要素。下面将对这五项要素按如下顺序逐一分析：其一，人的理性水平；其二，人与生态(自然环境)的关系；其三，人追求利益的本能；其四，人类的环境伦理水平；其五，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律理念。现分述如下：

1、人的理性水平

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预设。亚历山大(Alexander，J.G..)指出，有关人的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二分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人到底是自私(理性)的还是唯意志主义(非理性)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到底是纯粹工具性(理性)的还是规范和道德(非理性)的；人到底是根据效用最大化行动(理性)还是被感情和无意识的欲望所支配(非理性)。我们认为，“人具有理性”这一论断是法学理论必然坚持的基本假设。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调整，必须以人和法的互动为基础，也就是说，人必须要有理解法律涵义的能力，“徒法不足以自行”，除了明文规定的外在法律规范，必须要有人对法律进行适用和遵守。而对法律的适用和遵守，都离不开人类理性的指引。

“生态人”也必然是有理性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现代以规制理性人为主要内容的法律的调整功能。

同时，笔者认为，生态人的理性又应当是“有限”的。意识的潜力与理性的有限是并存的，这也是法律得以存在的条件，若假设生态人的理性是无限的，则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都能最合理地处理其自身与自然间的关系，而这不仅否定了法律的调整作用，而且明显违背了现实的人类理性状况。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活动对生态的毁灭性破坏的事实说明，人类在对待与自然的关系上并不足够合理。有限理性(bundedrationaIity)的概念是阿罗提出的。用他的话来说，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诺思看来，人的有限性包括两个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另外，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生态人的有限理性，主要表现在对环境价值的计算能力上，例如对自身环境行为的“负外部性”估计不足。这样设定生态人的有限理性水平，符合人的客观普遍理性水平，使这一模式没有脱离现实；而且并不会造成对法的调整能力的削弱，因为法的调整机制正可以弥补人的理性不足导致行为偏差的缺陷。反之，若法学上人的模式预设背离现实，必然会影响到理论的失真，从而造成在实证层面上法的调整作用的缺失。

2、人与生态的关系

在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的研究范畴内准确把握人的自然属性，也是关乎生态人模式合理性的前提条件。众所周知，人类都是生活在生态环境之中的，但是，人与自然到底是何种关系?人是自然的主宰，还是人应当“敬畏自然”?抑或人与自然是另外的其它关系?……回顾工业文明以来社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自然中扮演的更多的是掠夺者的角色，表现为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利用和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而作为报复，自然环境以对人类非常不利的面貌呈现在人类面前，表现为各类资源日益紧张，大气环境质量下降，温室效应肆虐，酸雨区域扩展，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由此观之，人与环境的“互动”、“共生”关系显而易见。“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单纯是“改造和征服”的关系，应包括两个方面：开发利用关系和自然生态关系。诚然，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自然”是劳动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从“反作用”来看，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生产力。但是，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如果仅仅把“自然”做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总感到缺少了些什么，似乎未能完全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无法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金瑞林教授从两个方面谈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即人类是环境的产物，人类又是环境的改造者。由此可见，把自然当作劳动对象，说明了“人类是环境的改造者”，包含的是开发利用关系；而未能很好地体现“人类是环境的产物”这层关系。也就是说，注重了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包括两个方面：开发利用关系和自然生态关系。开发利用关系是社会现象，而自然生态关系则体现了自然规律。开发利用关系受自然生态关系的制约，同时，开发利用关系也能反作用于自然生态关系。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富有智慧和知识的普通成员，只是生态自然界的一部份。在生态自然界还生存着千百万的其它生命物种，它们与人类共同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中，共同维持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为此，人类作为生态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与其他生命物种种群共同拥有地球的，人类应当尊重其他生命物种，与生态自然和谐共处，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应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开发利用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进行综合考虑。当前，尤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不仅要讲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也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角度出发，讲人与自然的纵向关系，尤其不能忽视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在重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内涵也应当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共同持续发展的能力”。人和自然的关系其根本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人定法。人定法的任务是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更靠近自然法则。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富有智慧和知识的普通成员，只是生态自然界的一部份。在生态自然界还生存着千百万的其它生命物种，它们与人类共同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中，共同维持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为此，人类作为生态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与其他生命物种种群共同拥有地球的，人类应当尊重其他生命物种，与生态自然和谐共处，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环境作为整体拥有诸多层次的潜力和特征，它既是人类生存价值的最终体现，也是对人类价值目标与追求的根本性限制，人类的价值创造活动不能突破自然环境的许多特征所规定的根本性限定；同时还必须承认人类与其它生命物种种群存在价值权利的平等性，承认所有物种具有固有的生存权利，以支持生物圈的完整性和支持生物圈内多样化物种、景观和生境的生态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承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正如日本学者尾关周二所言：“不是只强调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也不是只强调人与自然的敌对性和异质性，而是承认在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中二者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性，并包含着相互干涉和抗争。”“生态人”就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作为身处生态环境之中，时刻受生态影响，同时其行为又极大地影响生态系统的“人”，是最切合现实的“生态人”模式。

3、人追求利益的本能

人的本能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如“七情六欲”都属于人类本能的范畴。而此处探讨的人类本能，是在法学范畴内按照理论研究需要而撷取的人的本能要素。

传统的人的模式预设，如“经济人”、“政治人”模式的理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欲望，在经济、政治活动领域中，则表现为有追求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欲望。可见，“经济人”、“政治人”模式的理论都以人的某种本能欲望作为该模式的人的行为的动因。而“社会人”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人与社会不可分割，人要实现自身的利益，必须依赖于社会，其实质就是从社会利益出发，认为人类的活动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表面上看，“社会人”模式并未强调人的本能要素，但从实质上看，该模式依然承认人的本能，并且以人的本能为处理人与周围社会关系的基础。因为在“社会人”看来，处理好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是一种手段，而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如果不承认人的本能欲望，不承认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只认同人的“社会价值”实现的外部条件，忽视其内部条件即社会对个人利益要求的满足，那么这样的“社会人”显然是脱离现实的，也必然与该模式构建者的理论初衷相悖离。在这里，“利益”正好说明了人的本能诉求。

“生态人”模式，同样应把人的本能欲望列为要素之一，因为这是任何对于人的假设所不可避免的要素，无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何种状态，如果没有对于

自身利益的追求，人就不可能生存于地球，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常识。而人类对于环境利益的追求同样是生存本能使然，这在环境法学界一直被大力提倡的环境权理论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作为尚待形成共识并进一步法定化的环境法的基本理论，环境权的确立将在环境立法、执法、环境管理和诉讼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学者对环境权的概念定义不一，如认为环境权是“公民有享受良好适宜的自然环境的权利”、“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等。应该说，尚未有一种完全成熟的环境权理论得到普遍认可，其中，环境权的主体与客体的范围尚未确定、权利内容依然存在模糊和冲突、环境权子权利体系尚未建立等是目前环境权理论的主要困境所在。尽管如此，环境权的提出和广受关注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作为全新的权利类型，环境权的出现并非偶然。我们知道，环境权理论的产生源于一场关于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是否侵犯人权的大争论之中。后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纷纷在各种政策、条例中出台有关保障公民环境权的规定。环境权的提出旨在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加以保护。作为新型的权利，环境权是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的反应，是人类对同类内部破坏环境的行为所作出的反抗的体现。因此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权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在环境时代的舞台上，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人类对生存环境誓死捍卫的决心，由此，环境权所体现的人类追求生态利益的本能表露无遗。

诚然，人的欲望复杂多样，既包括生态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等各类利益，而“生态人”模式作为一种假设，不必将人的所有欲望内容一一列明，但也不必一厢情愿地认为“生态人”只追求生态利益，这是不切实际的臆测，同时也不是对协调人与自然问关系的法律理念和立法目的的正确解读。笔者认为，“生态人”不仅仅追求生态利益，也追求其它利益，但生态利益是“生态人”追求其它利益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生态人既受益于经济系统，又受益于生态系统，更受益于二者的协调。他们不仅珍视个体的生命，而且还关心种群的延续；对于他们来说，货币是价值，生态环境也是价值；当代人的福利要保障，后代人的福利也不可忽视。因此他们在做出一项选择或决策时，可以通过内外因素的指引，懂得权衡各子系统收益与损失，以整个生态经济系统长期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所以，法学上的“生态人”对于处理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着最基本的本能。

4、人的环境伦理水平

环境伦理是指人的关于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伦理观。如吕忠梅教授认为：“环境伦理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和善意和解的紧密相关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江山教授则称之为人际伦理，是人跟人之间的人域伦理相对的。”根据E・温克勒教授的总结，当前环境伦理的主要观点和流派有：(1)泛人道主义，该观点认为，权利概念不应扩展到动物，但肯定了后代的权利。既然未来人类也和我们一样具有享受优良环境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有为后代保全环境的义务。泛人道主义把人类同其他动物、自然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美德视为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只有人类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地位；(2)感知主义，该观点把具有道德地位的范围从人类扩充到了动物，认为所有完全感知的生命都应包括在内，但把无感知能力的生命和非生命排除在外，如树木就不能具有道德地位；(3)生机主义，该观点认为，每一个体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自然生态系统实际上是一张各环节各因素相互联系的网，其中每一环节要产生出健康有效的生物作用，都依赖于其他环节健康有效的生物作用。因此，应当把每一个生命利益的实现都看成是有内在价值的；(4)整体主义，该观点认为，整个自然界，包括非生命体都具有内在价值。应该超越动物个体和植物个体层次，把包含石头、水等无机物的生态系统整体作为道德关怀的直接对象。

显然，这里所预设的“生态人”，其环境伦理水平必须以现实的人类环境伦理总体水平为依据。而当前的客观事实是，人类的环境伦理水平参差不齐，没有绝对的占“主流”的环境伦理观。这与地区间民族精神、风俗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也决定了我们不应随意抽取其中任何一种层次的环境伦理水平作为“生态人”模式的要素，因为这样做必将降低作为法学理论基础的人的假设的真实度和可信度。

必须承认，当前人类的环境伦理水平确实因种种原因而相差甚巨，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基于人类与自然的天然共生关系，以及环境危机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人类的环境伦理终将趋于一致，这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激化投射在意识层面的必然转变结果。这一客观趋势对于生态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环境伦理水平是不断变化的，并将依循从“人际伦理”走向“种际伦理”的路径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将“生态人”的环境伦理水平作如下界定：生态人是具有“生态主义潜能”的人，也就是具有对自然法则充分尊重、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的潜能的人。在“生态主义潜能”这一天然禀赋的基础上，生态人将随着法律与其它社会行为规则的变化而发生伦理观上的转变及进步。

这种“生态主义潜能”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基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客观现实，因而具有必然性。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人类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同时，人普遍具有追求环境利益的本能，并且拥有追求环境利益的理性能力。由此不难看出，从理论上而言，每个人都具有追求环境利益最大化的天然潜力，这种潜力体现在生态伦理上，则是对自然法则充分尊重、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的潜能，此即本文所称的“生态主义潜能”。同时，我们认为，如果不承认人的“生态主义潜能”，则法律对人的环境行为的规制必然受到极大的阻碍。原因在于，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最终必须与自然法则相契合，这就要求法对人的环境行为的规制必须以顺应自然规律为根本原则，因此，人的环境意识必须不断提升，才可能适应法律发展的趋势。“生态主义潜能”恰好为人的环境意识的擢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由此可见，“生态主义潜能”是生态人模式必须具备的根本要素之一。

生态人模式所具有的生态主义潜能，是在“人作为生态系统一部分、人必须在环境与资源固有容量的基础上按照生态规律既定的限度内行事”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的理解。基于这一点，生态人模式理论将生态人的潜在伦理观提升至对所有物种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的认同。这就决定了有关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需以生态伦理观作为核心理论指导。“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虽有实证主义法学家主张“恶法亦法”，同时伦理与法在内容、标准和功能上的确存在区别，但伦理对法的创制的指导作用和对法的实施的保障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且生态伦理对于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原因之一是，人类的生态伦理参差不齐，而当前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

(主要是环境法)理论，无论是主张事前预防还是事后处罚，都只以强制为手段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规制，缺乏伦理学的支撑。正如前文所述，法的强制性需以法的凝聚力为根基，如果法对公民环境行为的强制缺乏凝聚力，或日法对人的环境行为的调整完全依靠形式上的强制而缺乏伦理层面的凝聚力，那么该法必然不会长久。因此，生态伦理学相关理论的引入和借鉴是指导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的创制和保障该法的实施所必须的。只有重视环境伦理学在指导人处理其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方式上的重要功能，才能使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学研究获得实现社会功能所必需的重要理论支持。

另一个原因是，人类的“有限理性”对生态规律的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均存在不足，此时对行为的规制除了依靠已有的科学知识背景，还要在人类理性未及的“盲区”设定基本的行为准则。此时伦理的指导作用就极为明显。“(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这一法律形态脱胎于传统的人域法(即只关注人与人关系的传统法)，担负着向人际同构法(即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过渡的使命。有明显不同于‘法律’的地方，就是其中的伦理成分特重。特别在生态要素、物种之毁灭的不可逆转性和人类对生态体系的完整性、神秘性、全息意义的理知及平衡能力存有绝对大量的不可知的‘灰色区域’的前提下，伦理关照的强制力度将会愈益加大。否则，后果势难预料。”必须强调的是，伦理的引进并不表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无奈。实际上此时的伦理指导依然立基于一定的生态规律。如“节制”作为生态伦理的一项基本要求，其即以“负载有额”和“忍受阈限”等客观生态规律知识为基础。同时生态伦理学看起来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实际上它需要以一定的精确的科学知识为前提。没有充分的科学知识而贸然选择生态伦理学立场只能是盲目的。

以“生态人”模式为预设的法，要求人既要顺应自然规律行事，又要有最基本的环境伦理观。诚然，对人的普遍环境伦理观进行界定并非明智之举，但法律必须对人的环境伦理观设定相当的底线标准，而该具体标准的设定正是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学理论的重要任务，而作为其理论预设，生态人模式无疑为该法所独具的浓重生态伦理色彩奠定了基调。

对于何谓生态意识的“底线”和基准，则应以大众生态意识水平来加以界定。然而“大众生态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抽象，因此实际上对大众生态意识的界定也只是生态人模式预设的一部分，虽然有学者就我国当前公众的环境知识、环境保护态度、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环境价值观念等环境意识具体项目作过实际调查，并据以得出一系列具体数据，但我国环境意识调查还处在初级阶段，在调查设计、样本的选择、实施方法、结果分析和成果应用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其中，调查方法多以问卷调查法为主，丧失对环境意识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和机会，难以了解到社会生动具体的信息，以及社会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层背景，对社会现象的变化过程和复杂的实际情况难以描述，对于被调查的对象有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要求，而且由于被试者面对的是问卷，无法进行思想与感情上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影响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不注重环境意识调查研究的持续性与互补性，因此得不到足够和有效的信息支持；地区间环境意识调查研究缺乏横向比较，导致区域环境意识调查研究的严重失衡。因此，对大众环境意识的调查只能作为生态人环境意识底线的参考，具体的标准需要在更广泛、深入、细致考察的基础上加以设定。

实际上，国内已有学者对大众环境意识的“底线”定立理论标准。如徐嵩龄先生曾提出“生态意识的最低纲领”的四个方面：第一，废弃物的无害化和最小量化排放。即努力使人类的生产废弃物与生活废弃物尽可能做到无害化排放与最小量化排放。为此，现在世界环境界普遍倡导清洁生产工艺与清洁产品，并对市场商品实施生态标志或绿色标志管理。国际标准组织于1995年颁布了用于产品的环境质量管理的ISO14000系统。第二，物质的全过程管理(life-cyclema-nagement)。即不仅要管理好物质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而且要对物质作为产品投入市场后的命运加以管理，更要对生产过程排放的废弃物加以管理。这里，要考虑循环使用的途径，要考虑加以处理后改作他用的途径，还要考虑对暂时无法利用的废弃物进行稳定地存放或无害化排放的途径。第三，资源节约。即使所耗用的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既要节约生物资源又要节约非生物资源，既要对供生产使用的资源加以节约，又要对供生活使用的资源加以节约。这里的节约，不仅是技术工艺或管理措施意义上的，更是在经济结构、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意义上的。后者在生态意识中是具有革命性的。第四，自然保护与生态恢复。即对一切自然景观与生物物种加以保护，或是原封不动地保护(preservation)，或是在开发利用中加以保护(conservation)；并且，对一切被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或经过野化，使其重现原貌，或经过重新设计，再建一个新的适应于现时条件与未来需求的生态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教授曾提出衡量人类的生态实践是否道德的两条基本标准：(1)人类对待生物的行为以维护物种的存在为标准；危害物种生存的行为是不道德的。(2)人类对待生态系统的行为以维护基本生态过程，保护生物圈稳态机制，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标准；为此，人类有责任完善生态系统，保护和增进它维持生命的能力，任何破坏和损害生物圈整体性和生产力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在这两条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其分别就“政治生态伦理”、“环境生态伦理”、“森林生态伦理”、“土地生态伦理”、“资源生态伦理”、“消费生态伦理”、“企业生态伦理”、“人口生态伦理”、“科学生态伦理”、“战争生态伦理”等细分范畴探讨人类具体的、可资操作的生态伦理标准。

这些标准的设定无疑是建立在对现实状况相当程度掌握的基础上，但其又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脱现实、立足生态整体价值所提出的对大众环境意识以及环境行为的要求。总而言之，对于大众环境意识的基本标准的界定，是协调入与自然的法学肩负的职责，除涉及到上述具体社会调查工作外，还要求对其它学科如管理学、生态学等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的借鉴和运用。而生态人模式理论对环境意识底线标准的界定，将是进一步确立大众环境意识以及环境行为底线标准的坚实平台。

5、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律理念

所谓的理念，就是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普遍范例。法的理念就是法的极致状态、完美状态，体现为理想的、应然的法。考察法的理念，必须对自然的属性作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并比较完整地将自然的属性与法的理念联系起来推敲、思考。笔者认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其基本理念应蕴含如下内容：可持续发展理念、环境秩序理念、环境安全理念和环境正义理念。上述理念可概括为：人类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法律的规制，实现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与其环境之间和谐、有序状态，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处于良好的或不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的状态，保障一切自然事物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

状态，不受外来力量的突发破坏，衡平代际人类的权利及其利益，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关于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理念与立法目标表明，维持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维护人类的利益。人类的需要和利益(应该说是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具体的“人”总是有目标偏好和时间偏好的，往往表现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人类要求保护的是更有利于自已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促进相对于人的生态平衡(归根到底，也只有人能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类利益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征服者的姿态，遏制物质享乐主义的蔓延，补救已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建立与环境相协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明确这一点，是构建生态人模式的基本前提。

由上可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其假设的“人”，是能够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维持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与其环境之间和谐、有序状态，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处于良好的或不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的状态，保障一切自然事物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不受外来力量的突发破坏，衡平代际人类的权利及其利益，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人”。这是法作为当代一种社会环境保护理念的外化形式，对一般的人提出的要求。至于这种要求能不能付诸实践，则与该要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休戚相关。而这就进一步要求对预设的“生态人”的其他本性要素进行反思、审视、检验，综合生态人模式的各要素，并使各要素和谐共存，在逻辑上和实证上经得起推敲与考验，这样才能使生态人的基本假设发挥其应有的理论预设作用。

三、生态人的社会表现形态考察

如上所述，法学上的生态人模式是对普遍的人类外在特征的一般化，其具有理论上的抽象性，这是作为理论预设的基础性作用所要求的。而为了使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学具备实践指导意义，有必要在理论抽象的基础上对生态人模式的社会表现形态作更细致具体的分类和厘清。其中，对生态人的不同表现形态和生态人环境意识的层次的深入全面理解则是重要的环节。一般来讲，作为普遍的人的抽象，生态人必然表现为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中的自然人，而正是社会阶层的存在，导致了生态人在社会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对生态人表现形态的考察，可进一步分解为对社会阶层的分析以及对人的环境意识层次的分析。现结合有关资料进行考察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与建国初期相比，目前中国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中国的群体可划分为如下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

有学者提出应从社会阶层入手考察我国公民整体环境意识水平，并认为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首先需要的不是环境伦理观的各种“高级形态”，而是环境伦理观的启蒙形态――环境意识(environmentalawareness)。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是一个环境意识十分薄弱的国家。然而，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和资源态势，因缺乏环境意识而导致的环境问题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多。针对我国社会中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主要群体，对于中国社会环境意识的评估，不妨根据其社会功能、社会和社会性言论针对三类群体进行：其一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具有思想和知识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其二是国家行政人员，他们是具有行政管理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其三是城市社群，他们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有着示范性和代表性。

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中都应是最具环境意识的群体。环境意识作为一种良知，是以相当的科学知识背景和伦理道德背景为前提的。然而，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在环境意识上的差异相当突出。其一是与研究领域在环境因果链中的位置有关。一般来说，处于因果链上游(如经济学、技术科学等)的知识分子的环境意识低于处于因果链下游(如生命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的知识分子的环境意识。其二是与研究领域的伦理认知有关。一般来说，由于一些人文学科如哲学、伦理学、文学、史学，弥漫着道德氛围，这是与环境意识中的伦理成分一脉相通的。在我国，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是环境意识上觉悟最早，呼吁最大，最能身体力行。他们的环境意识一般高于非人文学科知识分子。

国家行政人员由于他们在国家管理中的支配性地位，因而他们的环境意识最具有实践影响力。我国行政人员的环境意识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部门因素；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个人素质。我国行政人员环境意识的一般状况是：非资源环境部门的公务员的环境意识低于资源环境部门公务员的环境意识；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的环境意识高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城市地区高于乡镇与农业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乡镇高于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乡镇；中央政府的环境意识高于省市政府的环境意识；后者又高于县、市、乡、镇级政府的环境意识。然而，对部门因素、地区发展水平、个人素质等在我国行政人员环境意识中的正面效应一定不能高估。在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追逐短期“政绩”，以及腐败行为等，极大地侵蚀着他们理应具有的环境意识。

城市在发展中国家中永远起着社会发展的示范作用。在环境意识上也是如此。中国城市社群，除前述知识群体和国家行政人员群体外，还包括产业群体、商业群体、传媒群体，以及居民社区。城市产业群体由于受环境法规的约束，大体具有基本的环境意识，然而，体现于口头的环境意识与体现于行动的环境意识往往有较大距离。城市商业活动，尤其是个体性商业活动，是最缺乏环境意识的，反环境的商业行为比比皆是。城市媒体的环境意识呈现出复杂状况，大体可以认为：职业道德良好的传媒优于职业道德低下的传媒，高层次传媒优于低层次传媒，主体传媒优于流行传媒，严肃传媒优于商业性传媒。城市居民社区的环境意识，受居民个体职业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受社区公共规则的影响，受周围居民群体行为的影响。由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公共规则极少，更远非规范，所以，居民社区的环境意识总体上是不高的。

有学者从影响人类环境意识的主要因素着手，依据各因素中人群表现出的不同水平作出层次划分。如喻少如认为基于社会分层和环境意识相关性的研究目的，可将一些影响居民环境意识的变量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即社会分层是依据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不同而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划分。经济状况、学历和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确认了这些变量与环境意识的相关性之后，就可以辨证施治。在这一分层思想指导下，通过社会调查，其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贫困是环境生态建设的最大敌人，环境保护的水平和力度最终依赖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第二，个体和社会全体成员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控制污染、保护生态的重要智力因素；第三，由于职业因素的影响，各阶层的环境意识往往有

失中立和客观。如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共事业管理者环境意识的折衷性、科学文化艺术工作者环境意识的超然性、普通职业者环境意识的利益相关性等。这就要求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具有针对性。

有学者将环境意识在阶层的反映定义为“环境意识表现形态”。根据世界环境保护运动中出现的不同代表性群体的社会性言论、行为及其社会功能，并参照意识形式与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将环境意识划分为环境意识的学术形态、政府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大众形态、未来形态；它们的代表人群分别是知识分子、国家行政人员、城市居民、中小学生。

在环境意识的几种形态中，学术形态的作用比较明确，它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往往在人与环境关系中起着先导作用，国外有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中国也有的《新人口论》。未来形态的作用也比较固定。因此，环境意识不同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是探讨政府形态和大众形态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环境意识的政府形态引导和影响大众形态是显而易见的，这与中国的国情、传统、国家体制、国际背景等都有关系。如果以国际上环境意识的大众形态形成的三个标志来衡量的话，我国环境意识的大众形态还处在形成的初期，并受到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其进一步指出，大众形态，主要是以群体环境意识出现，是环境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导致人与环境关系矛盾、对立的逆环境意识，他们会在先进人地观的感召下通过组织环境保护运动、民众舆论、社会呼吁等方式表示反对，并最终影响政府形态。可以说，大众形态是环境意识实践的主体，个体、群体先进的环境意识只有被他们所接受，才能变为社会的环境意识。因此，环境意识的大众形态是决定社会环境意识形态走向的核心形态。

有的学者注意到我国农村在国家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认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的主体之一，过度放牧、过度砍伐、过度捕捞、无节制的开采、排污等行为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没有中国农民的环境意识的提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对农民的环境意识作了专门考察。通过对某村农民对环境的态度、对环境问题的归因和对待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等调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农民的环境意识薄弱，缺乏保护环境的动力；2，土地制度影响农民的环境行为，应借助制度创新使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建立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解决农民生产的短期行为；3，应通过环境教育帮助农民掌握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提高农民的环境责任感和环境伦理道德水平，提高农民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能力。

“生态人”作为人的模式预设，为获得预期的方法论功能，其环境意识内涵的界定就不应忽略不同群体的人环境意识差异巨大的事实。但“生态人”的生态主义潜能并不因此而被否定。事实上，生态主义潜能作为人内在的环境意识发展的潜力储备，正是为不同层次的环境意识提供了可资擢升的空间。只是作为必须以规范性制度为外在形态的法是对具体的人的行为进行调控，因此在理论上生态人应进一步细分为不同层次的表现形态，为法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最接近真实的人的模式。

从上述有关环境意识形态的调查分析可见，人的环境意识因群体的不同而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其中社会经济水平、城乡差别、行政管理权、年龄、教育程度、科学知识、职业等因素都影响着环境意识的层次和水平。笔者赞同以学术形态、政府形态和大众形态作为生态人的具体表现形态。因为这一划分一方面全面体现了我国社会群体依据环境意识所作的划分，另一方面又暗含了对环境意识层次的划分。学术形态是社会群体中环境意识最高的生态人形态，对社会环境意识的擢升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政府形态是生态人中的环境管理者，其在社会中起到宣传生态主义理念、管理和监督环境行为的作用，同时也要受大众形态生态人的监督。大众形态是生态人的核心形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正是以大众形态的生态人的环境意识为底线和基准，即假设所有人都能达到大众生态人的环境意识水平，以此来展开相关制度的建构。

四、生态人模式的基本特质与社会表现形态的概括

根据上述关于“生态人”内涵的剖析，可以从中描绘出法学上的“生态人”模式的基本特质与形象：

法不仅仅将其调整的人预设为“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或者其他传统的抽象的人，还将其调整的人预设为普遍意义上的具有环境法律行为能力的人，我们称之为“生态人”。

“生态人”是对现实生活中形形的人所共同具备的生态要素的抽象。“生态人”指的是所有生活在生态系统中，其活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具有追求生态利益的本能，并且拥有追求生态利益的有限理性能力的自然人。他们具有追求生态利益最大化的天然潜力，这种潜力体现在生态伦理上，则是对自然法则充分尊重、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而不懈追求的潜能，可称之为“生态主义潜能”。这种“生态主义潜能”表现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人，他们既受益于经济系统，又受益于生态系统，更受益于二者的协调。他们有着追求生态利益的本能，同时并不排斥对于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追求。但在追求这些利益时，在他们固有的生态伦理不足以及有限理性阻碍其生态主义潜能的发挥时，会遵循法的指引，对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环境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生态人不仅珍视个体的生命，而且还关心种群的延续；对于他们来说，货币是价值，生态环境也是价值；当代人的福利要保障，后代人的福利也不可忽视。因此他们在做出一项选择或决策时，会权衡各子系统收益与损失，以整个生态经济系统长期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其不仅仅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还给后代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实现代际之间的资源配置，而且其还会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而约束或减少当前的消费。

生态人的社会表现形态可概括为：生活在地球生态环境中的人都是法律欲加以调整的“生态人”。生态人在社会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可概括为学术形态、政府形态和大众形态，学术形态是社会群体中环境意识最高的生态人形态，对社会环境意识的擢升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政府形态是生态人中的环境管理者，其在社会中起到宣传生态主义理念、管理和监督环境行为的作用，同时也要受大众形态生态人的监督。大众形态是生态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导致人与环境关系矛盾、对立的逆环境意识，他们会在先进人地观的感召下通过组织环境保护运动、民众舆论、社会呼吁等方式表示反对，并最终影响政府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