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历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市场的历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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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指期货 必要性 影响 风险管理 政策建议

一、股指期货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

对于海外股指期货及其现货市场的比较研究表明,股指期货的开设有利于促进市场运行效率和信息效率的提高,从而在总体上提高现货市场的效率,完善证券市场结构,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股指期货的推出可以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培育市场交易主体,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二、股指期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1.我国推出股指期货对资本市场的积极影响

(1)有助于优化投资者结构。股指期货作为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品,虽然并不阻隔散户的投资和参与,然而无论从投机买卖还是套期保值的角度来说,机构投资者都具备小散户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股指期货推出后,也将提高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层次。

(2)满足投资者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由于我国股市还不够成熟,股价和大盘走势上下震荡剧烈,信息披露仍不够规范,各类信息对市场的冲击与影响颇大。

(3)有利于创造性地培育机构投资者,促进股市规范发展。我国目前正积极推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和创新,投资基金、保险基金、三类 企业 相继进入股票市场,开设股指期货将为其提供低成本的避险渠道和资产组合调整手段,便于其进行多元化的长期投资,从而真正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4)将会促使股指期货和股票现货两个市场活跃度的同时提高。这是因为开展股指期货交易后,利用股指和股票两个市场进行套利是一种低风险的操作,因此将会吸引大量套利资金进入;同时,由于有了股指对股票的避险作用,使众多的大机构更加大胆地建立股票头寸。

(5)股指期货的推出给投资者提供了在牛市、熊市两种状况下均能盈利的机会。

2.股指期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消极影响

(1)导致资金的挤出效应。股指期货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品种,其推出必然会引起市场资金分流。

(2)机构投资者规模小,股指期货可能引发过度的投机行为。由于股指期货存在着杠杆效应,交易者只需支付期货合约价值一定比例的保证金(通常为5%～10%)即可进行交易,极容易引发众多投机者利用股指期货作为工具进行投资操作。

(3)对股指期货的风险监管缺乏经验。由于股指期货在我国是一个新的品种,同时它又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在运作中由于管理法规和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可能产生流动性风险、结算风险、交割风险等。在股指期货市场发展初期,这种不健全的机制会产生相应风险,导致股指期货功能难以正常发挥。

三、我国 发展 股指期货的风险管理措施

1.选择合适的标的指数。股指期货合约设计必须选择适当的指数。股票指数要成为股指期货的标,必须注意要有一定的市值覆盖率,而且个别成分股所占比重不能过大。

2.防范信息操纵。信息操纵是操纵者操纵市场的一种重要手段。如何杜绝虚假的市场信息干扰投资者,也是监管部门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另外,完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3.交易所加强对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交易所应采取各类风险控制措施以实现股指期货的风险管理,包括:分级结算制度,涨跌停板制度,限仓制度,大户报告制度等等。

4.联合监管。对于股指期货而言,加强与现货市场的协调监管也很有必要。因为要操纵指数必须通过现货市场来进行。

5.完善机构内控机制。从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我国中航油石油期权的亏损,到法国兴业银行的欺诈案,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机构应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

四、一些政策建议

1.交易所对股指期货市场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1)实行会员资格审批制度。所有机构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批,获得证监会颁布的股指期货经营许可证才能成为股指期货的会员。

(2)建立保证金制度、强行平仓制度、限仓制度、涨跌停版制度和风险准备金制度等。

(3)建立稽查制度。风险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需要交易所实行严格的稽查制度,稽查的对象主要是会员。

2.投资者的风险监管。

(1)选择经营规范的经纪公司。投资者在进入市场之前,应选择一个具有合法资格、信誉好、资金安全、运作规范和收费比较合理的经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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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个轮回，连续五届，我们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与所有合作者一起，秉承“以媒体的力量，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一宗旨，坚定前行。

2012年，我们发起了“中国证券投资放心工程”，在资本市场传递“放心文化”，并将中国投资者大会确定为放心工程的年度盛会;

2013年，我们呼吁“重塑理念，重启股市”，推动中国股市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转变，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

2014年，我们提出“改革、机遇、红利”，向改革要红利;

2015年，我们共同探讨“元年：中国资本新时代”;

今天，我们以“小资本，大时代”为主题，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

中国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轻骑兵”，其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大约分别占中国经济总量的60%、57%和40%，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微企业的生存状态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2011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低速增长与结构转型相结合的新历史时期后，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群体也是最脆弱的群体，广大小微企业受用工成本大幅上升、原材料成本明显上涨、资金链紧张等困扰，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其中融资困难始终是困扰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稳定就业、鼓励创业的重要内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事实上，2015年也是证券资讯频道非常重要的创新年，是证券资讯频道在传媒与金融之间再次跨界与创新的一年。CCTV证券资讯频道发起的“中国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将在这里正式与大家见面。这意味着证券资讯频道从原先单一的关注二级市场交易增加到关注和报道一、二级市场投资，频道的衍生业务也从二级市场资讯服务增加到一级市场投融资服务，助力中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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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资本；财务治理；交易成本；契约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6―0052―04

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代非主流经济学的代表，是过去30多年非主流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它由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组成，其中交易成本理论和理论构成企业契约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于制度和结构本身，分析制度结构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对人的行为施加约束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公司财务治理属于制度财务学研究范畴，它是从财务的社会属性(产权契约关系)出发，以财权流为主要逻辑线索，研究如何通过财权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形成一组联系各利益主体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以期达到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根本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财务治理是一个关于财权配置的合约安排。资本结构是财务治理的基础，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是财务治理结构的内核。在风险资本市场，由于人力资本在企业组织租金创造中的作用不断上升，使得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财务治理制度安排中处于一种十分重要的地位，进而使得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与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相比有显著的区别。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企业内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进行剖析，以期为风险投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基础。

一、现代企业理论视角下的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的本质考察

风险资本市场是包括风险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在内的各类要素所有者之间自由、自愿进行产权交易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契约集。上述各个要素所有者进入契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报酬。一个最小化交易成本的风险投资契约必须能够为上述相关要素所有者带来具有吸引力的报酬，以吸引他们将要素中的某些产权让渡出来，并由一种特殊的契约链将这些要素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参与市场竞争。为此，各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如何界定、如何定价、如何保护等就成为风险资本市场企业制度选择的关键问题。

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是一系列关于财权如何在要素所有者之间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制度选择的焦点。企业财权是一系列有关如何支配企业财务资源的权利束，最核心的包括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实质上是如何在风险资本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这三类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是为了降低三者之间的产权交易成本而从财务角度设计的一种制度装置。与其他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不同的是，在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中，集中了风险资本投资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二重身份的风险投资家成为最重要的财务治理主体，无论是剩余财务索取权还是剩余财务控制权都极大地向其倾斜，这是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最突出的特点。具体来说，在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的融资契约中，契约赋予作为人的风险投资家拥有比一般公司制企业中的人更大的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在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融资契约中，契约内涵了企业财务控制权相机转移功能，赋予作为委托人的风险投资家拥有比一般公司制企业中的委托人更大的财务控制权。

二、创业投资基金财务治理机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风险资本市场上，除了少数投资者如天使投资者，采用直接向风险企业投资的方式外，大部分投资者采用间接的方式即通过成立风险投资基金的方式向风险企业进行投资，并且风险投资常常采用有限合伙制这一企业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的财务治理架构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通常只提供占总额1％的出资承担无限责任，获取大约20％的利润；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提供占出资总额99％的资金，获取80％的收益，承担有限责任，并由风险资本家行使主要的投资权利。与投资者直接从事风险投资相比，投资者通过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投资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形成了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的“委托一”关系，风险投资家获取远远超过其出资比例的利润分成和运作风险投资基金的权利，增加了成本。既然如此，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为什么会成为风险投资的主要组织形式呢?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在他1973年出版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给出了协议中权利安排应遵循的一般性规范：“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该赋予那些最珍视他们的人”。这一结论被称为“波斯纳定理”。科斯在《生产的制度结构》一文中曾表述过相同的思想，他指出契约安排的理想状态显然是权利应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具生产性地使用权利并且有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具体来说，在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财务治理框架下，剩余财务收益权和剩余财务索取权向风险投资家一方倾斜是以下条件为前提的：(1)风险约束。风险投资的经营风险是以非均衡方式配置在投资者之间：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虽然出资额只占1％，但要以其财产为限承担无限责任。因此，一旦风险投资运作失败，不仅风险投资家的出资不能收回，甚至会对风险投资家个人财产构成威胁，这种非均衡的风险配置方式有利于抑制风险投资家滥用财务控制权的行为。(2)声誉约束。风险投资家与风险投资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重复博弈。声誉模型认为，当博弈重复次数足够多时，参与人就倾向选择合作行为。在风险投资的委托一活动中，风险投资者为了赢得风险资本投资者的信任，进而能够在以后的融资活动中从风险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风险投资家倾向于最大化投资者效用的行为。(3)最关键的一点是风险投资家的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了风险投资基金中剩余财务收益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向风险投资家一方倾斜。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无非是这种组织能够创造大于每个投资者单独进行投资时的收入。在风险投资

活动中，最关键的资产不是物质资产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组织租金(organizational rent)或组织盈余创造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surplus)。与普通的风险投资者相比，风险投资家享有有关风险投资方面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优势，具体包括识别风险投资项目、评价风险企业家团队、向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等方面的特长，这是风险投资家获取超额剩余财务收益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的基础。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家提供的劳动难以直接定价，使得企业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在风险投资家与风险投资者之间分配时更多地向前者倾斜，以降低二者之间的产权交易成本。

三、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的企业契约理论分析

风险企业的财务治理机制主要涉及如何在以风险投资家为代表的出资者即委托人和以风险企业家为代表的人之间合理配置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如前文所述，与其他企业相比，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最突出的特点是风险企业的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向以风险投资家为代表的出资者倾斜。当风险资本进入风险企业时，风险企业不仅要出让一部分剩余财务索取权，同时要出让一部分相对于风险资本出资比例更高的剩余财务控制权，而作为人的风险企业家在风险企业拥有的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受严格限制，其所拥有的索取权与控制权则不及风险投资基金中的人――风险投资家。

风险企业的财务治理主要涉及两类治理主体，即作为委托人的风险资本家和作为人的风险企业家。由于新生的风险企业不确定性高，面对的管理问题、技术问题和市场问题更加复杂，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委托关系中信息不对称性更强。因此，风险企业的财务治理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背景下，在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合理划分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从总体上讲，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呈现出明显的状态依存性：在风险企业早期，利润很低甚至不盈利，风险资本家掌握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随着风险企业的发展，财务状况的改善，企业财务控制权逐渐向作为创业者的风险企业家一方转移。换言之，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是一种典型的状态依存权。风险企业财务控制权具有相机转移的特征。风险资本家的相机治理是风险企业财务治理的核心。所谓相机治理指的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作出治理安排，平时风险资本家主要为企业提供管理、财务、市场营销方面的支持性顾问服务，并通过董事会等机制了解和跟踪企业经营状况，一旦企业陷入困境，风险资本家才会采取非常措施，调整企业发展策略，更换管理人员，甚至将企业清算和转让等。风险企业通常采用可转换优先股融资方式吸收风险资本。不同的金融工具代表不同的融资方式和不同的资本结构，从而也意味着不同的财务治理结构。由于风险资本家持有的优先股享有投票权，所以，风险资本家保持了对企业的控制权，这是风险企业财务治理特有的现象。分阶段融资即风险资本家采用分阶段投资的方式，其财务治理作用表现在它可以使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的前景和企业家表现进行周期性、阶段性的重新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选择是否注入资金，从而减少错误决策，控制投资风险。

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的配置决定了企业相关利益主体在财务治理中的地位，是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的关键内容。风险企业财务控制权的配置主要是由风险资本家人力资本的特点、风险企业的特点以及风险企业家特点决定的。就风险投资家而言，其掌握的财务控制权主要属于财务决策控制权。风险资本家的财务控制权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因为风险资本家是特殊的企业家，对风险企业而言，风险资本家不仅向风险企业提供风险资本，还提供自身的人力资本，后者表现为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包括推荐管理人员、引进外部资金、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将风险企业带入资本市场，如向风险企业提供IPO服务等。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的风险资本家参与风险企业内部财务治理，分享剩余财务控制权是为了对以风险企业家为代表的内部人行为实施监督、约束和激励，以更好地控制和规避各种风险。风险投资家面临的风险包括：(1)道德风险。Aghion&Bolton(1992)认为，与单纯追求资本报酬最大化目标的投资者不同，缺乏初始财富的风险企业家不仅追求货币收入，而且还要追求不可让渡的私人收益，比如在职消费、闲暇时间等，结果风险企业家就有偷懒，或者采取一些不利于风险投资者利益的行动。(2)与风险企业早期创业活动相联系的一些特殊投资风险。主要包括：首先，风险企业家创意的真实性。风险投资家在向风险企业家投资的活动中，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那些在事前被认为很有价值的创意，在事后可能证明没有价值。在风险投资家看来，风险企业家吸引风险资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发现并掌握了某种潜在的市场获利的信息或知识，如某种新的市场需求，某种有市场前景的关键性技术。然而，这种潜在的获利机会或创新所包含的经济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风险资本家将资金投入风险企业后，往往形成专用性很强的物质资产，被锁定在风险企业，一旦项目被确认没有经济价值时，风险资本家的投资就会变成沉淀成本而蒙受相应的损失。其次，风险企业家组织能力的不足。在风险企业家实施创意之前，其所拥有的某种获利机会或创新所包含的经济价值还处于潜伏状态，只有当风险投资家将企业带入顺利地运作之后，上述获利机会或创新才会恰当地物化在企业当中。换言之，风险企业家或企业家团队所具有的领导才能或者企业家能力是决定潜在的获利机会或创新能否成功转化为现实企业的关键。而风险企业家能力往往是其私人信息，对于那些初次创业的风险企业家而言甚至连他本人难以对其能力作出客观的评价。

综上所述，在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中，可转换优先股和分阶段融资既是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融资契约中的重要融资方式，又是风险企业重要的财务治理工具。虽然在创业过程中，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的权利多以股权形式存在，但是，作为外部投资者的风险资本家获得了某种优于风险企业家的控制权。显然，这种现象有悖于“一股一票”的投票规则。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风险投资者除了面临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道德风险”以外，更重要的还面临一些特殊的风险，包括风险企业家创意的不真实，企业家能力的不足。在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产权交易中，以可转换优先股和分阶段融资为主要内容的融资契约赋予了企业财务控制权相机转移功能，进而极大地降低了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产权交易成本，这是提高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

四、我国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

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环境不同，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受产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风险企业的财务治理机制存在以下主要缺陷：(1)企业家和关键技术人员的地位没有在企业所有权中得到反映。(2)产权不清晰。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许多高科技企业存在产权不清尤其是在民营科技型企业中更为突出。(3)内部人控制严重。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是在政策、法律不健全的条件下依靠自我创业发展起来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以创业者为核心的企业管理层为此付出极大努力，成为创业企业最核心的要素所有者，由此形成了以创业者为核心的企业管理层在企业内部的绝对权威和对企业控制权。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权利的盲目崇拜，使得企业创业人员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赋予极高的私人价值，从根本上排斥外部人对企业控制权的渗透，这也就限制外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如风险资本进入企业产权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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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EG理论 资本市场有效性 净利润增长率

一、绪论

股票投资通常分为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技术分析通过趋势，形态，K线等分析方法。基本分析主要通过研究股票的盈利性等方面，综合判断一个公司的综合状况从而确定是否进行长期投资。此外，著名投资大师彼得林奇在《战胜华尔街》一书中提到PEG（市盈率相对盈率增长指标）理论，并将PEG指标作为投资股票的重要指标在其研究中得以成功应用。在国内，该理论尚未得到十足的认证。

在国内价值投资的概念以及关于价值投资最有效的方法没有得到普遍的关注。由彼得林奇提出的PEG理论和欧奈尔提出的长期投资的方法也在中国股市尚未得到大众股民的普遍关注。现状如此，但随着资本制度的日趋完善以及中国审计质量的逐渐提高，国家政策法规的监管日趋严格以及群众普遍意识的提高，中国股市的价值投资将会越来越得到投资者的关注和重视。

二、相关概念

（一）PEG概念及理论模型

PEG理论首次提出时由英国著名投资大师Jim Slater（1992）在他的著作《The Zulu Principle》中。首次为投资者所推崇是在2000年美国著名投资大师彼得林奇所著书《战胜华尔街》中，PEG方法是其选择股票的主要方法，PEG理论是综合衡量了股票成长性与盈利性的指标。能够反映公司未来盈利的预期。当然，它也有其局限性。PEG=PE/G，即PEG等于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长率。在其后，Peter D.Easton完善了PEG在学术上未经推到的遗憾，在学术上对PEG给出严密推理，并与彼得林奇在实践中的结果完全吻合。

（二）资本市场有效性

有效市场理论即有效市场假说由著名经济学家法玛于1970年研究提出：若在一个证券市场中，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那么就称这样的市场为有效市场。后有许多知名学者对有效市场理论进行延伸与进一步证明。

依据法玛的研究，有效市场假说有三种形式：弱式有效市场假说，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说和强式有效市场假说。在弱式有效市场下，不能通过技术分析获得超额收益；在半强式有效市场下，不能通过基本面获得超额收益；在强式有效市场下不能通过任何一种投资分析获得投资超额收益。

三、数据研究及结论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论证PEG理论的方法与以往其他学者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本研究着眼于PEG指标的重要影响因素净利润增长率入手。PEG（市盈率增长率）等于市盈率除以利润增长率。因此，PEG指标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利润增长率。因为市盈率的高低并不足以反映正确的投资决策。研究方法为不同区间数据分析法。通过提取满足自变量即净年利润与第一季度同比利润率持续增长的股票，比较其相应阶段股票收益情况与该时间段对应股票市场收益情况。此外，在筛选出满足净利润增长条件的股票的基础上通过计算PEG指标进一步筛选出PEG小于等于1的股票，比较其考察期间股票池个股回报率与市场回报率的情况，从而得出结论。

（二）操作步骤

一是从国泰安数据库中选择2003～2013年度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代码”；“市场类型”；衡量公司利润的指标“每股收益”；衡量单只股票收益情况“年个股回报率”；衡量市场平均收益情况“年市场回报率”等指标。年市场回报率指标是指国泰安数据库中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市场回报率（等权平均法），其中包括上证A股年市场回报率，上证B股年市场回报率，深证A股年市场回报率，深证B股年市场回报率。

二是对2003～2013年度所有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处理：剔除银行业数据。

三是分别筛选出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的前三年年每股收益增长率，当年第一季度同比前一年的每股收益增长率均保持在20%以上的股票。

四是筛选出满足以上每股收益增长率条件的股票并查找这些股票对应的市场分类，股票池中股票在研究年的年个股回报率。

五是按照年份，市场类型分类；并计算研究年份股票池中个股年回报率与所属的股票市场在当年的年市场回报率差额；计算各市场筛选出的股票池平均年个股回报率，并与对应的股票市场的年市场回报率比较。

（三）数据分析

由图可知上证B股中有三年没有满足每股收益增长率的股票。在其余五年里，绝大多数股票个股回报率高于市场回报率。

（四）结论

由此可见，在前三年的每股收益增长率及当年第一季度同比每股收益增长率维持在20%以上时，大部分股票的年个股回报率高于年市场回报率，只有少数股票当每股收益率满足增长率条件时，其年个股回报率低于年市场回报率。

参考文献

[1]樊越.PE，PEG指标在选股中的有效性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0（20）.

[2]彼得林奇.成功投资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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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合约本身的特征

科斯企业理论的重点是解释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为什么还存在着企业。科斯（1937）的发现是，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而“企业”组织正由于节约交易费用而存在。企业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是因为“在企业内，市场交易被取消”，组合在企业内的各生产要素，不必彼此签订一系列买卖合约，原来用于签订和执行这些市场合约的费用，因此被节约了。所以，科斯说，“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1937，中译本第4页）。不过，企业可不是以一个非市场的合约替代了市场价格机制，在科斯看来，企业内部的“命令”和“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无非是“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的结果。“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利范围。只有在限定的范围内，他才能指挥其他生产要素”（科斯，1937：6页）。这就是说，科斯并没有把企业看成一个非契约机构对市场契约的替代。相反，企业不过是以一个市场契约替代了一系列市场契约而已。这个契约，我在下文将称之为市场的企业合约，由投入企业的各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同意”而订立，其本质正在于界定企业家权威的由来和范围。换句话说，企业家在企业内的权威、命令和计划等等这一切骤然看来“反自由市场交易”的东西，本身就是由另一类市场合约——市场的企业合约——授予并限定的。这是企业家权威不同于帝王权威、农奴主权威和中央计划当局权威的地方。结论是，企业以一个市场的企业契约替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

科斯没有侧重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企业不过是以一类市场契约替代了另一类市场契约，那么这两类市场契约有些什么不同呢？张五常（Chueng，1983）指出，企业“这个契约”，发生在要素市场上；而价格机制的“那一系列契约”，则是产品市场上的交易。因此，企业无非是以要素市场的交易合约替代了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张五常的上述阐述，被认为是对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①不过，在我读来，关于企业是要素市场上一个（或一组）交易合约的思想，在科斯1937年的论文里就清楚地表达过了。在我们上面的引文中，科斯不是已经讲到，“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之间的“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吗？这难道不是表明科斯已经把企业看成是要素市场上的一个合约吗？其实，在这一点上，张五常与科斯毫无不同。

张五常真正不同于科斯的地方，是他认为要素市场上的合约，即企业合约，与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市场交易的时间间隔性、交易费用不为零、以及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等，在产品市场和在要素市场上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两类合约在程度和具体安排上的区别，并不足以把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区分开来。张五常提出的问题实质是：如果你不会因为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双袜子，你就被看成你同这家百货公司同属一个企业，那么为什么你聘用了一个工人或一个工程师，你就与这个工人或工程师被看成构成了一个企业呢？在他看来，买袜子的合约，与企业家聘用工人或购买原料的合约都是市场合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张五常由此得出结论是：由于企业的合约本质，使我们“不知企业为何物”！②

科斯明确表达他不向意这个结论，他认为企业除了是要素及其所有者间的合约之外，本身还有其他特别之处。其实，在1937年的论文里，科斯就已经写道：“由于预测的困难，有关物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越长，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买方也越不愿意明确规定出要求对方干些什么。”“契约中的所有陈述是要求供给者供给物品和劳务的范围，而要求供给者所做的细节在契约中没有阐述，是以后由购买者决定的。当资源的流向（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变得以这种方式依赖于买方时，我称之为‘企业’的那种关系就流行起来了”（科斯，1937：6—7页）。这里，科斯论证，由于把要素组合起来投入企业契约的期限通常很长，由于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不便（或不能）在订约前把要素买卖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所以，对科斯而言，企业合约的特征，是在合约中只陈述要素供给的范围，而将如何完成这种供给的细节作为购买者（企业家）可在签约“以后”行使的权利。换句话说，企业合约是权利义务条款没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买方有权在合约过程中追加规定的一种特别合约。

科斯定义的这种企业合约，显然有别于一般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在产品市场上，顾客付钱购买袜子后，交易就结束了。她不能再要求过问交易对方袜子生产的任何细节。她可以事后退货，但那意味着退出交易，而不是表明可以控制细节；她也可以事先定做，但“定做权”只允许顾客在事前给出各种要求的细节，并以此为据在交货时查验、调试和修改。顾客的定做权不意味干预生产过程细节的权利。只有当一位客人事先说不清楚她所要袜子的花色，又非要过把瘾，“事先只说个大概，然后由她指挥袜子的生产，直到满意为止，”那她不但要大大破费一番，而且必须在买袜子的同时，购买缝纫工人的劳动，并且事先只与这位工人讲定工作条件和薪酬，而保留对加工细节的控制和指挥。不过，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已经在签一个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合约了。现在我们要问，科斯抓住的企业合约的上述根本特征，因何而来？

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

企业合约不同于一般市场交易的关键，首先是在企业合约中包含了劳务的利用。这一点，科斯本人在他1937年的论文里对此有过非常简洁的交待。他说，就企业合约的特点而言，“购买劳务——劳动——的情形显然比购买物品的情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购买物品时，主要项目能够预先说明而其中细节以后再决定的意义并不大”（科斯，第7页）。反过来讲，恰恰是由于企业必须购买劳务，而劳务买卖“事前只说明大概、以后决定细节”的意义特别重大，才使企业合约区别于其他市场合约。

科斯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单单劳力的利用和买卖，需要如此特别的契约。30年代科斯前后的经济学家，对此似乎也没有做过较为透彻的说明。这也难怪，因为在本世纪60年代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之前，经济学对劳务要素的研究，好象从来要比对土地和非人力资本的研究要薄弱。当代人力资本理论探究了经济增长中何以总产出的增长比要素投入的增长更快的根源，发现健康、教育、培训和更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等要素，成为现代收入增长的日益重要的源泉（Schultz，1961）。不过，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文献，也不过是将对（非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原理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而已。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增长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是从市场合约的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不能不注意到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重要特点。如罗森（Rosen，1985）所说，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在我看来，这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所有权。任何其它经济资源包括各种非人力资本和土地的所在权，既可以属于个人，也可以属于家庭、社区、其他共同体或国家，还可以不属于任何人或人的群体。但是，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不但必须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①罗森在解释人力资本只能属于个人的产权特性时，用了一个限制条件——“在自由社会里”。他的意思是，只有在不允许将人为奴的法律条件下，人力资本属于个人才是真实的。但是读了巴泽尔（Barzel，1977）关于奴隶经济的研究后，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撤去“自由社会”的局限条件，人力资本只属于个人的命题仍然成立。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全部产出。但是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full-fledged property）②，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要在强制条件下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即使支付极其高昂的“监控（supervision）和管制（policing）成本”，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费用，一部分奴隶主不但必须善待奴隶（如福格尔发现的那样，见Fogel，1972），而且只好实行定额制（quota），即允许奴隶在超额后拥有“自己的”私产，以致一些能干的奴隶积累了财富，直到最后买下了他（她）自己，成为自由民。这是不是说，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甚至奴隶制的法权结构都无法做到无视其存在呢？

违背市场自由交易法则的法权和其他制度安排，当然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产权在德姆塞兹意义上的“残缺”。象其他任何资产一样，在完整的人力资本的利用、合约选择、收益和转让等等的权利束中，有一部分权利可能被限制或删除。此时，即便人力资本在法权上明确归属于个人，其产权强度也会遭到损害。就此而言，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景况相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的特性，使之可以在产权残缺发生时，以迥然不同于非人力资本的方式，来作回应。人力资本是巴赛尔所说的“主动资产”，它的所有者——个人——完全控制着资产的开发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束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以致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更特别的是，这部分被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作同样的开发利用。一块被没收的土地，可以立即转移到新主人手里而保持同样的面积和土壤肥力；但是一个被“没收”的人，即便交到奴隶主手里，他还可能不听使唤、“又懒又笨”“甚至宁死不从。简言之，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

如果对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上述特点一无所知，要理解现代经济学中非常热门的“激励”理论就困难重重了。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无须激励，银行贷款也无须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道理就在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一方面，人力资产天然归属个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这两条相结合，就是奴隶制下仅仅为了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务也不能只靠棍棒和鞭子，何况自由市场合约条件下的种种复杂的劳务利用合约！激励的对象是人，更准确地说，是个人，因为个人才是人力资本的具有技术不可分性的所有者和控制者。激励（包括负激励）的内容，就是把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市值信号（现时的或预期的），传导给有关的个人，由他或她决策在何种范围内、以多大的强度来利用其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方向和强度。激励机制的普遍性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利用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日益居于中心地位。①

三、企业里的人力资本

在一般的产品市场交易中，无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的人力资本就已经很重要了。即便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下，供求双方的产品和劳务交易中就已经包含了或多或少的人力资本。价格机制不单单配置物质性的经济资源，它同时也激励着生产者消费者双方人力资本的利用。买什么、买多少和卖什么、卖多少，都离不开双方当事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知识和判断。这些人力资本如何调用，全凭市场信号的激励。所谓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不能少了一个由当事人在价格信号下作决策的关键环节。道理很简单，市场交易需要的人力资本只归属个人，除了相对价格变动引起相对利益变化的激励，当事人既不会“进入（买和卖）”，也不会“退出（不买和不卖）”。用其他方法来“配置”，千千万万当事人不配合，当然麻烦一大堆。

但是，人力资本产权特性在企业合约的场合才得到突出的表现。企业合约把隐藏在一般市场交易商品和劳务之中的人力资本分解了出来，并把人力资本本身当作可为企业购买的独立要素。我们已经知道，加入企业合约的至少有一方是人力要素及其所有权。最简单的如“古典企业”，就是企业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务要素的所有者——工人——达成的一个企业契约。这里投入企业的劳务，还不就是工人人力资本（体力、基本技能和努力）的发挥和利用？劳务天然属于工人个人，这个铁则在古典企业里同样存在。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资本家——除了找寻激励之道，别无良策可让工人尽心尽力。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强调的企业内的“计量和监督（measuring and monitoring）”，意义在于识别出个别工人对企业生产的贡献，从而奠定“激励性报酬安排”的基础。“计量和监督”，可不是“压榨工人”的意思。①工人的劳动努力，象任何其他人力资本的利用一样，可“激励”而不可“压榨”。资本家滥用权力的事情虽然象任何权力都会被滥用一样史不绝书，但资本权力的滥用，除了激起工人的集体行动（罢工、游行和工人运动），从来达不到充分利用工人劳动能力的效果。另一方面，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只以反制资本家滥用权力为限。在多数情况下，工人接受劳务市场上的交易，并对“激励性合约”能够作出积极回应。

计量和监督，就是另一类人力资本，即通常被叫做经理的管理知识和才能在企业里的应用。同样，所谓“企业家才能”，即对付市场的不确定性，作出企业“做什么和怎么做”的经营决策，不过就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企业里的运用罢了。因此可以更完整一点说，任何企业合约都离不开工人的劳动、经理的管理知识和能力以及企业家的经营决策。这三种人力资本，象任何其他经济资源一样，在生产中的功用不同，也会因为相对稀缺性的不同而市价迥异。但是，这些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却共同地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不同：第一，人力资本天然只能属于个人；第二，人力资本的运用只可“激励”而无法“挤榨”。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这样一个团队生产里，不可没有对所有个别成员劳动贡献的计量、监督和管理。②阿—德主张“以剩余索取权来激励企业监管者”，仅仅是因为“监管监管者”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奈特（Knight，1921）强调以“利润”回报企业家才能的合理性，道理也在于企业家面对的是无概率可寻的市场不确定性，根本无人可知企业家是否尽心尽力在做经营决策。

企业，无非是上述各种人力资本与其他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市场合约。市场的企业合约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在企业合约中包含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直接利用这些经济资源时无法采用“事前全部讲清楚”的合约模式。在利用工人劳动的场合，即使是那种简单到可以把全部细节在事前就交待清楚的劳动，劳务合同执行起来还是可能出问题。因为单个工人在团队生产中提供的劳动努力，要受到其他成员劳动努力的影响。要维护并激发全体成员的劳动努力，离开“计量、监督和其他激励”就无计可施。在利用经理劳动的场合，要事前讲清楚企业管理的全部细节即使在技术上可能，也会因为信息成本太高而在经济上不合算。聘任企业经理的合同在事前真正可以写入的，实际上要经理相机处理事前不可完全预测的事务的责任，以及经理的努力所应该达到的目标。经理努力的供给，是由激励机制的安排和执行决定的。“激励”不足，你到处看到“管理不善”迹象就不必奇怪了。至于要利用企业家才能，事前恐怕连“大概”的内容也写不出来。因为“发现市场”和“在一切方向上的创新”这样的事，毕竟谁也不能在事前加以“规划”或“计划”。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甚至在事后都难以监督和计量。除了用类似“分成租合约（sharecropping contract）这样的制度安排，即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企业家才能是无法被“激励”出来的。企业家才能属于个人，如果“激励”不足，这种才能就好象“天生匮乏”一样供给不足。经营败笔随处可见，“企业”就不如拆成多个小个体户到市场上分头练还更划算些。总之，当不同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可以独立买卖的生产要素进入企业时，有一些共同的产权特征。企业合约作为一个特别的市场合约，其特别之处——合约里多少保留一些事前说不清楚的内容而由激励机制来调度——可以由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得到说明。

四、企业合约和企业所有权

上文达到的理解，即企业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特别市场契约，还牵连到一些有关企业产权的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企业作为一个市场契约已经包括着多个要素及其所有者，那么企业本身还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所有权即企业的所有权？第二，“资本雇佣劳动”是不是市场的企业合约的永恒内容？第三，所谓的“经理革命”真的弱化了所有权吗？本节简要讨论这些互相有些连带的问题。

企业是一个市场契约的思想，应该已经明明白白地包括了“企业不可能只有一个所有权”的意思。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资源所有权，何来“市场合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如何通过产权的交易来合作利用各自的资源，这就是一个契约的内容了。因此，一个契约一定包括多个所有权，应当是清楚明了的事情，在经验里，一份契约总有多个同样的文本。每个契约文本除了其作为法律依据的功能之外，本身也可以有独立的市值，如作为抵押的凭据。但是，同一个契约各个文本的市值，可能极其不同，取决于各持有方在契约中的产权地位。比如一份租地合约，租佃双方在理论上都可以将其“上市抵押”，只是在出租方能够押出100元的地方，佃入方可能只能押出10元。这清楚地表明每个市场契约都会有多个所有权。市场契约是多个所有权之间为让渡各自产权而彼此作出的保证兑现的承诺。没有人会问，“这个契约属于谁”，因为契约既不属于任何单方的所有权，也不是由各参与方“共同拥有”。

但是在企业合约的场合，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去想“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哪一方”这样的悖论性问题。一般说来，普遍的结论是“企业由其资本所有者拥有”。但是，企业里难道只有一个资本（及其所有权）吗？在古典企业里，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同时又兼任企业的管理者和企业家。这种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合为一身的现象，造成了经济学上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资本家，即是这种笼统的古典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在古典企业里一身多任，他并不需要作为财务资本家的自己与作为经理和企业家的自己签订契约。这就足以构成“资本家拥有古典企业”命题的认识论起源。人们常讲的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的相对稀缺”，现在看来，那不过是对企业财务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加区分的一种模糊判断而已。其实，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布劳代尔指出的那样，在以往任何一个经济时代都有“一些钱财找不到投入的场所”（Bruadel，1977：35页）。换言之，即使在古代，真正稀缺的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而不是财务资本。不过，在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一身二任”的时代，看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企业家稀缺的结果是创新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结构单一。在这样的经济里，就业的容纳能力不可能强，所以看上去人力资源“过剩”，工人的体力和技能一钱不值。在古典时代，“资本”的相对稀缺和人力的相对过剩，使“资本”不但“雇佣”劳动（马克思），而且“支配”劳动（奈特）。如果财务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和管理职能这些人力资本永远合为一体，那么“资本雇佣劳动”如同“企业属于资本家”一样，可能就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了。人们有理由不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在“雇佣”劳动。人们也有理由想当然，似乎纯粹的物质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就有权力“支配”劳动——工人人力资本的应用。这使我们看到，所谓“资本雇佣劳动”，不过是“企业属于（财务）资本家所有”命题的一个翻版而已。

但是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的发展，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才能这些人力资本从一体的“资本”里分立了出来。市场范围的扩张、交易从内容到形式的复杂、企业组织的成长，使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的人力资本的独立不但势在必行，而且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这无非是分工法则在经济组织变化中的体现。古典“资本家”逐渐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单纯的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企业家（管理者）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这个过程里，单纯的非人力资本日益显示出它们“消极货币”的本性。其实，早在古典企业里，非人力资本就是一堆消极货币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消极货币的所有者本身又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人们难以觉察而已。例如，即使在卓别林传神地表演过的“机器流水线支配工人”的场合，机器和设备也并不知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那是由企业家才能，即冒险地“预测市场”来决定的。经营决策错了，工厂要关门，多少机器流水线也只好停摆，上哪儿去“支配工人”？因此即便是在古典企业里，与其说是物质资本家在“雇佣”劳动，不如说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家（奈特讲过的“能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冒险家”）在非人力资本的影子里扮演关键角色罢了。这说明，“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是由含糊的资本概念支持着的。①

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发展，不但使企业家（管理）人力资本从企业资本的影子里走了出来，而且径直走向大企业的舞台中心。1930年代中，伯勒和米斯观测到在200家美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里，经理已经在公司股权极其分散的条件下控制了这些企业资产的大部分（Berle and Means，1933）。他们称此为美国企业制度史上的一场“经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这场革命造就了一种“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经济权势”，“那些提供资财的人被赋予‘所有者’的地位，从而使新王子们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势”。伯勒和米斯的观察堪称一流，但他们的概括和理解却是错的。他们的鼻子已经碰到企业家（管理）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却无以名之，不但模模糊糊称其为“经济权势”或“新王子们”，而且把走到大企业舞台中心的经理们，看成是其老板（即“提供资财的人”）权力的僭越者。他们把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与企业资财资本所有权的分离，理解成“控制权（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本世纪60年代以后，“伯勒—米斯假设”大行其道，许多人甚至把股权分散的大公司看成“所有权已经淡化”的经济组织。①

“伯勒—米斯假设”在理论上的误差直到1983年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的才得到纠正。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指出，大企业的股东拥有对自己财务资本的完全产权和控制权，他们通过股票的买卖行使其产权；经理拥有对自己管理知识的完全产权和支配权，他们在高级劳务市场上买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股份公司并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是财务资本和经理知识能力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合约（Stigle and Friedman，1983）。这在理论上第一次把人力资本及其产权引进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

推广运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股份公司引起企业产权结构的真正重大的变化，是人力资本在现代企业里的相对地位急剧上升，以及纯粹的财务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当代企业最展开的形式上，人力资本的专门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力资本的各种发挥和利用——一般劳务、专业技能、管理（计量和监督）、各种企业家才能——都变成独立可交易的要素进入企业合约。由此而来的，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企业契约变得极为精巧和复杂。另一方面，各种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在契约里的竞争与合作，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超越“古典企业”时代的新组合和新形式。如何充分动员企业里各种人力资本，即发展“激励性契约”（incentive contracts），成为有效利用企业财务资本的前提，也因此日益成为当代保持企业竞争力和生产力的中心问题。现在才看得清楚，不是“消极货币”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存在，才使个人、经理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有碗饭吃”，而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的人力资本——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扩张。这个局面底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资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②问题是，企业里人力资本市值的相对上升，可不是通过“剥夺”企业财务资本的产权而实现的；而财务资本的相对市值下降，也不是什么“所有权弱化”的结果。企业的不同资本的相对市价的变化，是由一切进入企业合约的要素的市场竞争来决定的。没有发达的劳务市场、经理市场、企业家市场和财务资本市场，没有这一系列市场的通畅和联成一体，哪里可以“创新”出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来？市场的企业合约只有在市场（即产权交易）中才能找到其经济有效性的边界，这在现代和“古代”并没有什么两样。现代企业，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不过是一组更为复杂的“市场的企业契约”罢了。其中，企业合约的特性更加显著了，因为具有独特产权形式的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的组织中，占据着在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重要地位。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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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管理;资本市场;资金价值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089-02

一､资本市场对公司财务管理的制约作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资本市场是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市场经济一种内在的原动力｡资本市场上流动的资金是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没有足够的资金,公司的生存､发展就没有保障,因此,公司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其财务管理活动同理财环境――资本市场形成了一种鱼水关系,如果把财务管理比作鱼,那么资本市场就是水,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成了公司财务管理的主要特征｡能否及时､足额地筹措资金,积极有效地投放使用资金,已成为公司发展的头等大事｡

1.资金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资金是公司经济运行的血液,是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没有足够的资金,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就没有保障,公司资金如同人体的血液,循环正常,人体才能行动自如,精力旺盛,公司资金周转顺畅,公司才能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公司没有资金,也就无从求利,血液缺乏,人体就会死亡,资金短缺,公司就会倒闭｡公司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资金的循环与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资金筹集､资金运用､资金耗费､收益实现与分配等四个环节,而其中资金的筹集则是公司再生产能否正常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在经济生活中,由于资金周转不畅而倒闭破产的公司也不在少数,比如,在不到20年里迅速成长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强的新疆德隆集团,于2004年宣告破产｡德隆倒闭的直接原因就是没有平衡好资金计划,导致资金链断裂｡由于德隆产业投资回报周期长短搭配不当,持续的并购和后续管理费用都只能靠融资解决,最终带给德隆的是巨大的资金压力｡德隆的实业多以传统产业为主,资金回收缓慢,而德隆的融资都是短期的,这样的短贷长投,导致德隆的现金只能是入不敷出,资金链断裂是其管理模式的必然结果,外部金融环境的变化只是问题演变为危机的导火索而已｡

2.资本市场是公司融通资金的主渠道

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没有完备的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有运转正常的市场体系｡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筹资､投资活动,必须运用资本市场来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及协调供求关系,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及运作规则,时时在左右公司的理财活动｡资本市场为公司各种长､短期资金的相互转化提供了媒介和场所,在资本市场中,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将暂时闲置的现金购买股票､债券,在需要现金时,也可以将股票､债券在资本市场上出售,收回投资以取得现金,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贴现远期票据,满足公司对短期资金的需要｡资本市场这种转化功能,起到了调剂资金余缺,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并且资本市场通过多种金融工具,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机会,以适应不同的筹资与投资需求｡

对需要资金的公司来讲，可以根据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和资金需要的性质，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有选择性地在资金市场上筹集足够的资金，提高筹资效益；对有充足资金的公司来讲，也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等,进行长期投资,这样就可以在保证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又能获利,或者达到影响和控制其他企业,以实现公司长远发展战略的目的｡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有了相当的规模,尤其是股票市场,以2006年末为例,股票投资者达到8 100万户,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 378家,股票总市值突破9万亿大关｡根据测算,2006年我国的GDP已超过20万亿,沪深股市总市值已占当年GDP的45%,而在2005年年底,这一数据还仅有18%,与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比率还较低,我国的股市还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只会越来越强｡

二､资金价值是财务管理与资本市场联系的切入点

资金价值包括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现代财务管理要求公司建立以资金价值管理为核心的财务管理体系,价值管理既可以用来推动价值创造的观念,深入到公司各个管理层,又与公司资本提供者的目标相一致,从而也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的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资金的时间价值决定了资金的市场利率,而资金利率则被人们称作经济领域的“晴雨表”和“气象台”,在这个信息系统中,市场利率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关系最为密切,是公司选择资金来源､拟定筹资方案的依据,也是评价投资项目可行性的主要经济指标｡因为,只有当公司的投资收益高于市场利率时,公司才能收益大于成本,投资项目才是可行的｡同时,财务管理活动始终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风险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是时时存在的,风险可能带来超出预期的收益,也可能带来超出预期的损失｡如大量举债会加大公司的风险,运气好时赚得更多,但运气不好时会赔得更惨,甚至于让公司遭到灭顶之灾,甚至一些赫赫有名的跨国集团公司也往往不能幸免｡

因此,公司筹集资金､选择投资项目,要设法降低成本､优化资本结构,从而降低财务风险｡筹资､投资是财务管理的基础环节,只有以最低的资金成本,从不同的渠道筹措公司发展所需的资金,才能使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稳步发展｡财务管理部门应及时研究筹资､投资环境,把握筹资､投资最佳时机,为公司优化资金结构､缓解资金缺口､降低筹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如果筹资的成本和风险低,公司就能以较少的资金成本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能取得更多的利润｡资金成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必然结果,资金成本是由资本市场的资金价值来决定的,资金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如果公司的筹资､资金价值成本高于资金的报酬率,公司的经营就会陷入困境,投资就会失败｡

为了控制公司的财务风险,满足资金需要,公司在不同发展时期,应当权衡债务资本和股东资本的构成,从而采用不同的资金管理策略｡因为,适当利用债务资本可以降低公司资金成本,并通过财务杠杆的作用使每股盈余增加,进而使股票价格上升,但债务的过多增加也会给公司带来风险,又会使资金成本上升,导致股票下跌｡一般来说,股东资本大于借入资本较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产权比率高,是高风险､高报酬的财务结构,产权比率低,是低风险､低报酬的财务结构,公司最佳的资本结构是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在公司创立期,资金需求很大,内部积累一般满足不了资金缺口,公司的融资来源一般是风险的权益成本,可以通过发售股票的方式吸引风险投资者进行融资;而在公司成熟期,公司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现金流,资金需求降低,应大量利用负债进行筹资,以利用财务杠杆效应,进行合理避税,公司也会提高股利支付率,把富余的资金分配给股东,以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三､以资本市场价值为基础进行绩效考核

公司财务管理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前提下,公司的绩效考核基础和标准,也相应要转向以资金的价值为考核依据｡在以往的绩效考核指标中,多建立在会计利润指标上,会计利润是指公司在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主要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净收支,这是经过一定时期的总收入和与之相关的费用支出配而得来的,可简单表示为:会计利润=收益-支出｡从这一公式可以明显看出,会计利润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忽略了资金需求和资金成本｡

从资金价值的内在要求出发,资金价值管理则要求将管理与绩效考核的标准从会计利润转向以经济利润来衡量｡经济利润是公司投资成本收益超过加权平均资金成本部分的价值,或者公司未来现金流量以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折现后的现值大于零的部分｡其计算公式是:

经济利润=(投资资本收益率-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投资成本总额

篇7

关键词：偿付能力额度；保险公司；市场风险

近几年来，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资本市场日益发达，共同基金的发展使保险公司推销保险产品的竞争日渐激烈，投资报酬压力空前增大，人寿保险公司不得不在储蓄型产品如递延年金中提供更有利于客户的投资保证契约等；另一方面，保单持有人要求比较高的投资收益率，这迫使保险人不得不舍弃传统的投资方式，转向高风险的投资领域，比如股票、信托、债券等。保险资金运用模式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单一走向多样化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主要靠监管保费风险来预测保险公司潜在财务状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市场风险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研究市场风险对于保证保险公司充足的偿付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与市场价格或收益率相关的非预期变化造成损失的风险，它与信用风险（包括破产等事件造成的可能损失）、操作风险（包括操作人员或系统错误造成的可能损失）等风险不同。然而，市场风险不能和其他类型的风险完全分离，有时甚至由其他风险引起。例如，信用性事件可以导致市场价格或收益率发生变化由此引发市场风险。操作性事件也会导致市场损失。市场风险常见的类型有：股票价格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商品价格风险和欧洲偿付能力Ⅱ（Solvency Ⅱ）中市场风险的衡量方法。

二、欧盟偿付能力II中市场风险

欧盟偿付能力II（Solvency Ⅱ）较之Solvency 0和Solvency Ⅰ有了较大的改变，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基于风险的偿付能力资本要求SCR充分的考虑了各类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进行简单的相加，使得偿付能力资本要求数额的确定有理可循，有据可查。

时，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资本要求； 表示当利率下降时，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资本要求；Mkteq为应对股票价格风险保险公司所需的偿付能力资本额度；Mktprop为应对财产风险保险公司所需的偿付能力资本额度；Mktsp为应对利差风险保险公司所需的偿付能力资本额度；Mktconc为应对集中度风险保险公司所需的偿付能力资本额度；Mktfx为应对汇率风险保险公司所需的偿付能力资本额度；Mktip为应对非流动性风险溢价保险公司所需的偿付能力资本额度。

三、国内某寿险公司市场风险偿付能力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参考文献1中某公司2010年的资产负债数据，对该公司的市场风险偿付能力进行计算。根据公式（1）发现，Solvency Ⅱ计算利率风险风别要考虑利率增加与利率下降的情况。因此，需要分别计算利率增减时，资产和负债市值的变化情况。市场风险主要有股票价格风险，外汇风险，利率风险，商品价格风险组成，进行了简化处理，并没有考虑利差风险，集中度风险，非流动性溢价风险。同时，保险公司持有的不动产目前还比较少，因此也没有考虑商品价格风险。根据Solvency Ⅱ，将利率上升时的利率风险482095.86万元；利率下降时的利率风险5225415.16万元；外汇风险14794.69万元；股票价格风险1489188.03万元代入公式（1），可以求得该家保险公司的市场风险偿付能力资本要求为：

市场风险偿付能力资本要求=max（1678264.912，5435779.483）

因此，该公司对应市场风险的偿付能力资本要求为5435779.483万元。

当不使用于Solvency Ⅱ中的计算方法，而只是将这3种风险简单相加时，市场风险的偿付能力资本要求为4357738.23万元，小于使用Solvency Ⅱ计算的5435779.483万元。因此，使用Solvency Ⅱ的计算方法更能保证偿付能力的充足性。

四、市场风险对偿付能力的建议

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保险业发展较晚。因此，我国的第一代偿付能力基本上是对欧盟偿付能力0（Solvency 0）的简单套用，只是将Solvency 0中的欧元换成了人民币，同时没有考虑再保险的情况。这种借鉴办法在中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立的初期对于中国的偿付能力监管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方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欧盟的保险市场与中国的保险市场还是有区别的，长期使用这种办法将会是中国的保险市场面临巨大的危机。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

计算偿付能力资本要求的本质其实是对保险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估。也就是说，合理评估保险公司资产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投资风险，负债面临的巨灾风险，承保风险，使得保险公司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而导致破产。

目前，我国偿付能力二代正在积极准备当中，欧盟偿付能力II对于我国偿付能力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我国目前采用的偿付能力管理办法，美国的RBC最低资本额度确定办法及加拿大的最低持续资本和盈余要求（MCCSR）不同，欧盟偿付能力Ⅱ（Solvency Ⅱ）没有将市场风险中的利率风险，非流动性溢价风险，财产风险，汇率风险，股票价格风险，利差风险简单的进行相加，而是充分考虑了市场风险中各种风险之间的相关性。每个风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风险的发生必将导致其他风险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基于风险之间的相关性求出的偿付能力额度才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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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会计处理； 合并

新会计准则体系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新投资准则）与旧准则相比变化较大，将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主要分为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两部分。而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在两部分中都有涉及，其具体会计处理还需要比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合并准则》等具体准则，业务比较复杂。

一、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会计处理

企业合并分为控股合并、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三种。只有在控股合并方式下，才可形成合并方对被合并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在控股合并方式下，双方经济上已经实为一体。为真实反映“投资”实质，合并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应体现为享有被合并方净资产份额，而具体的计价基础，是由合并会计方法决定的。合并会计方法主要有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之分。权益结合法假设企业由合并形成的联合在合并之前已存在，因而只须按被购企业账面的资产、负债的价格进行资产负债表的合并，合并后参与合并企业的会计报表均保持原来的账面价值。购买法认为，企业合并是一个企业取得另一个企业净资产的一项交易，与企业购置普通资产的交易基本相同。在购买法下，要求合并方按与之相交换的资产或权益的价值来衡量所收到的资产或承担的负债，将公允价值体现在购买方的账户和合并后的资产负债表中。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合并准则》中，将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从其认可的合并计价基础（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以及会计处理程序来看，采用的是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共存的方法。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由于参与合并各方的股东（即最终控制方）的控制权并未发生变更，合并各方存在关联关系，在会计方法上采用权益结合法。而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各方相对独立，能够较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交换价值的“公允性”较高，因此采用了购买法进行核算。

（一）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会计处理

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进行会计处理时，根据权益结合法的思想，合并方取得的被合并方的净资产是双方交换股权的结果，属于内部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因此，直接以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由此体现进行这项投资的目的。确认时不需要考虑合并方支付的资产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也不需要考虑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因合并发生的如审计费等直接相关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承担债务方式以及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承担债务的账面价值以及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股东权益。调整时，先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对被投资单位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作为应收项目核算，不构成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为便于理解，下文均不考虑此应收项目。）

（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会计处理

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是分两步进行的。

首先，根据购买法的思想，合并方通过购买行为取得被合并方的净资产，应视同购买普通资产的外部交易，以购买时支付的实际成本作为其入账依据，且采用公允价值计价。因此，以购买方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及直接相关费用之和构成的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支付合并对价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资产处置损益计入合并当期损益。

其次，从投资的目的看，由于投资方取得此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实质是通过投资取得具有控制力的被投资方的股份，这时，取得投资的成本应是与享有被投资方净资产的份额相等。因此，在以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后，还需要进行调整。调整时，对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对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合并当期营业外收入。调整后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为取得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例1，A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和专利技术对B公司投资，取得B公司70%的股份。该土地使用权和专利技术账面价值合计为1 200万元，至购买日已合计摊销200万元，购买日时公允价值为1 250万元。A公司在合并中支付评估费等相关费用为30万元。A公司在合并日的资本公积为50万元，盈余公积为40万元，未分配利润为100万元。B公司在购买日的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为1 500万元，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 600万元。

以下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两种情况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1.假设A、B公司同属C公司的子公司，则该项合并为同一控制下的合并。

A公司直接以取得B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份额1 050万元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做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1050万元，资本公积50万元，盈余公积40万元，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10万元，投资收益 30万元，累计摊销200万元；贷：无形资产1 400万元，银行存款30万元。

2.假设A、B公司合并前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则该项合并为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

首先，A公司应以支付的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加相关税费1 280万元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支付的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50万元，作为已实现的资产处置损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做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 1 280万元，累计摊销200万元；贷：无形资产1 400万元，银行存款30万元，营业外收入50万元。

其次，做进一步调整。将初始投资成本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160万元（1 280-1 600×70%）确认为商誉。借：商誉16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160万元。

可将两步的分录结合为：借：长期股权投资1 120万元，商誉160万元，累计摊销200万元；贷：无形资产 1 400万元，银行存款30万元，营业外收入50万元。

二、企业合并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会计处理

对企业以合并外其它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以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加相关税费为基础确定。对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作为支付对价的，初始投资成本为所发行证券的公允价值，手续费等直接费用不构成投资成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这部分费用应从发行溢价收入中扣除，溢价收入不足冲减的冲减留存收益。

但当投资方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方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能力时，由于采用权益法核算，因此需要根据取得被投资方相应股权份额对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作出调整。按照新投资准则的规定，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实际上是购买的与被投资方股权份额相应的商誉。由于这部分商誉的存在无法和企业自身区别开来，不具有可辨认性，不满足资产确认条件，因此不予确认。这样，初始投资成本就包含了购买的商誉，且不需要进行摊销，保留到处置为止。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是已实现的交易中被投资方作出的让步，计入当期的营业外收入，调增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例2，A公司以一项机器设备对B公司投资，取得B公司20%的股份。A公司该项机器设备的原值是200万元，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为60万元，公允价值为150万元。A公司在合并中支付评估费等相关费用为30万元。B公司在交换日的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为700万元，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800万元。

首先，A公司应以支付的机器设备的公允价值加相关税费180万元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机器设备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10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做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180万元，累计折旧60万元；贷：固定资产200万元，银行存款30万元，营业外收入10万元。

其次，做进一步判断，将初始投资成本180万元和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160万元进行比较，差额20万元不予确认，也就不用做调整分录。假设B公司在交换日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 000万元，则需要将初始投资成本180万元和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200万元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做调整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20万元；贷：营业外收入 20万元。此时可将两步的分录结合为：借：长期股权投资200万元，累计折旧60万元；贷：固定资产 200万元，银行存款30万元，营业外收入30万元。

综上所述，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会计处理原则是由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具有的影响力而确定的。根据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影响关系，分为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以及不具有以上关系，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四种类型。对这四种类型的投资成本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对前三种，一般应以取得被投资方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作为基础来最终确认初始投资成本。对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计价基础为账面价值。

第二，对第四种类型，直接以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来确认初始投资成本。但有一点特殊，根据新投资准则规定，对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其初始投资成本是以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认。这是因为母公司还要编制合并报表，编表时需要采用权益法，为了简化母公司的工作量，才要求母公司采用成本法。而其中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仍遵从第一条，因为在合并日就需要编制合并报表。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 杨有红.并购会计处理：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J].新理财，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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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活动人员 技术市场交易额 协整关系

一、文献回顾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以及国家对科学技术及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视,我国的知识市场不断完善,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增长迅速,发明专利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专利创新结构进一步优化。近年来,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及R&D与知识创新的关系上。许多文献以专利数量来评估全国以及各省区创新产出或创新能力(如范丽娜,2005)。薛敬、修亚妹、宋建刚(2007)建立了研究与发展(R&D)投入与自有专利数关系的模型,并以1991―2004年的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分析方法,对R&D投入与自有专利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发要素的投入仅仅是国家知识创新的一个方面,创新是一个从知识创造到经济价值实现的社会系统,知识市场是知识交易的场所,知识通过市场交易才能够发挥出经济效益。目前,知识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例如,戴俊、朱小梅(2004)对企业内部知识市场及其价格体系构建进行了研究,崔鑫生(2008)对专利表征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文献综述。这些研究开始关注到区域知识市场的建设问题。专利申请而没有能够在知识市场中进行交易从而产生经济价值应该是主要原因,知识商业化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

知识市场的主体是科技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是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源头,但是,缺乏科技活动人员与知识市场关系的研究,本文将采用协整模型说明科技活动人员总量与知识市场发展的相互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1987―2007年间我国科技活动人员总量(H),技术市场成交额(M)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样本容量为21。为了消除物价影响,以变量实际值进行计量检验,将技术市场成交额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理。所有数据源于中国科学统计网站。同时在用OLS法建立模型时对数据分别取对数,我们采用了对数模型的形式。之所以选择对数形式,一是为了消除异方差,二是在于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以后,解释变量前的系数所表示的就是弹性的概念,以便于实证结果的比较。然后通过两变量(LnM,lnH)的向量自回归系统进行分析。

三、协整关系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发现,Ln(M)和Ln(H)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ln(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对Ln(H)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M)、Ln(H)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由于两个变量是同阶单整,所以协整关系检验直接用OLS法建立模型,然后对残差作平衡性检验即可。若残差是平稳的,则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否则就不存在。本文构建技术市场成交额(M)和科技活动人员总量(H)之间的实证模型为:

LN(M)=-15.54799+ 3.710685?鄢LN(H)

R2值为0.923407D.W.值为0.983785

Prob(F―statistic)为0.000000

对技术市场成交额(被解释变量)、科技活动人员总量(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经过检验,发现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是平稳的。

根据实证模型和残差序列平稳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科技活动人员总量对技术市场成交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M与lnH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的科技活动人员总量与技术市场成交额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第二,由回归方程可知,科技人员总量(H)每增长1%,技术市场成交额(M)将增长3.71%。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科技人员总量的增长,从事发明创造与为知识市场服务的人也增多,促进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另外,我国的知识市场发育程度还不高,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占我国人口总量比重尚低,根据规模经济递减规律可以知道,随着人力资本要素的不断投入,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长会较明显。

3、误差修正模型及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white检验发现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存在一定的异方差现象,为了得到理想的模型,寻求适当的方法予以修正。本文应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消除异方差现象,得到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M=0.068882-0.476976?鄢LN(Ht-5)-0.392202?鄢LN(Ht-6)+

T:(93.128713) (-2.185254) (-1.862937)

0.806361?鄢LN(Mt-1)+0.020635?鄢LN(Mt-7)-0.131681?鄢Et-1

(6.254672 ) (0.505247) (-2.791301)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协整关系对M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中国科技活动人数总量的均衡约束(E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M(弹性系数为-0.131681),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t-1项对应t(-2.791301)值较高,说明中国科技活动人数总量与科技知识交易额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征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H表示科技活动人员总量,M表示技术市场成交额。实证分析及结果见表1。

在滞后1期时,科技活动人员总量对于技术市场成交额在5%的显著性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说明了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总量对知识市场的发展的影响强度相对较大,一年内对其促进作用就很明显了。另一方面,在滞后3期时,对于技术市场成交额(M)的发展不是科技活动人员总量(H)的格兰杰原因假设,拒绝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也较低(LM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可能性程度虽然只有82.5%,但仍能视作为存在因果关系),这说明知识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也是科技活动人员总量变动的原因,只是没那么显著,影响强度相对较小,效果慢一些,三年后其促进作用才较明显。

四、主要结论

实证研究表明,科技活动人员总量对于知识市场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知识市场的发展对科技活动人员总量的影响强度相对较小,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尽管科技活动人员总量对知识市场发展的影响强度较大,但仍然需要一年的滞后期,主要是因为科技人员参加工作后有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一到两年后才能出创新成果。因此国家应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强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同时建立合理的福利制度,加强科技人员职业生涯规划的培训引导,让员工能专心做研究,顺利过渡到能出成果的阶段,从而促进知识市场的发展。第二,由于多数知识创新,技术发明是由各类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完成的,与市场的挂钩不强,所以要引导大学和科研院所面向产业界,积极与企业直接合作,提高知识产品的商品转化率。第三,知识市场的发展对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总量的影响不明显,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知识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要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加大企业科研力度,提高知识市场开放度,激励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入到科技活动之中。第四,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和知识产品交易的法律法规。市场是知识产品交换的平台,要对其进行规范,尊重和保护知识创新者的劳动成果,这样才有利于知识市场的更好发展。

(注:本文系广西2008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创新困境与广西知识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前期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范丽娜:中国内地专利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2] 薛敬、修亚妹、宋建刚:基于协整方法的中国R&D与技术创新实证分析[J].价值工程,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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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自觉语境中的法社会学研究

西谚有云“凡社会皆有法”。法律和社会发展之间天然就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法社会学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在法社会学发展史中，法社会学的诞生一般以1913年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出版为基本标志，反映了法学家试图借助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在学术界，法社会学或法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一般界定为：“是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也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分析法律与社会关系、探讨法律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1]因此，研究法社会学，既要洞察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也熟悉法学的发展历史。

从法学发展的历史看，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改革始于清末改制时期。由于军事外交上的屡屡失利，当时的学者们对外国学习也逐渐由坚船利炮意义上的器物层面过渡到政治议会意义上的制度层面，最终过渡到民主法治意义上的文化层面。在和西方源远流长的法治传统进行相比较时，中国自身法治传统与法治资源的贫瘠与匮乏彰显的一览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学习和对法律制度的借鉴便成为中国法学的一条不归之路。一时之间，“言必称罗马”或“言必称西方”成为中国法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西方法学理论的强势话语霸权之下，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法学，以至于除了中国法制史领域的琐碎的制度考证与繁细的文献考据之外，早已经已经不复存在了。也正是这种中国法学的消失，才导致了我们中国的法学研究却要步步以西方为师，最终导致了法学界的集体失语症现象。由此可以管窥法学界的法社会学研究，也不过是西方法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引入、介绍和传播而已，鲜有自己的理论创新。

与法学界的全盘西化不同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恢复与重建，中国社会学已经由最初的效仿西方，进入到了一个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提炼出自己的概念、命题、理论来回应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增强社会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社会学领域的“理论自觉”主张，肇始于教授晚年的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在此基础上，郑杭生教授则明确倡导“理论自觉”学说，在学术研究上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并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理论自觉的学术主张对于中国法社会学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法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法社会学既受到法学的影响，也有社会学的内容。法学界的以西为师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中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因为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单靠法律移植和制度引入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社会的[2]。要想使得法律真正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需要对中国的社会本身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应中国社会情境和文化传统的法律和制度。《法社会学教程》的出版恰恰是理论自觉主张在法社会学领域的一种体现，在其内容上，也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气息和学术自主主张。事实上，早在1996年开始，本书主编郭星华教授带领着他的法社会学研究团队就开始致力于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提炼、概括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来的。这可以看作是理论自觉学术主张在科学研究上的一种自觉体现。而《法社会学教程》的出版就是这种研究思路的一个基本体现，是这些年来在理论自觉指导下所取得研究成果的一个体系化的整理和总结。《法社会学教程》在体系安排上不仅充分梳理西方法社会学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演进脉络，而且将法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和本土经验相结合，分析转型中的中国问题，介绍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以培养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适应社会建设需要的人才，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法社会学。这不仅是法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目标，也是理论自觉学术主张的基本要求。

二、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尝试

在学科属性上，法学和社会学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本土性特征：法律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固然要反映本土的文化传统，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运行和基本规律的学科，也要反映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基本特征。与此相适应，法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具有本土性特征。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法律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也反映了一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根植于本民族的精神传统中的法律文化并不能毫无语境地适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因此，即使是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充分参考借鉴西方法律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法学以及法社会学的研究仍然要重视本国法律文化的培养和本国法律传统的影响，立足于本国的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依靠本土学者基于学术的本土性所养成的对中国问题的独特敏感性，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分析中国的社会事件，从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基于此种认识，《法社会学教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其非常鲜明的本土面向和非常强烈的实践色彩。法社会学作为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有两个研究取向，一是规范分析，法学界通常采取这种研究取向；二是实证分析，社会学界主要采取这种研究取向。法学教育界从20世纪80年代即开设“法社会学”本科教程，成果颇丰。但是，社会学教育界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关注法社会学课程的建设，且成果寥寥无几。《法社会学教程》作为社会学界唯一的一本法社会学教材，在编写体例和内容安排上都有匠心独具的一面。在第一编“理论脉络与研究方法”部分，主要从学术梳理的角度介绍了法社会学的基本概括和理论发展史。法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概念体系理和论脉络，也有其特有的基本研究方法。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厘清法社会学的基本发展历程，对于法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在第二编“法律运行与法律秩序”部分，主要介绍了法律运行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希望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通过法律运行达成社会秩序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选择。在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影响法律运行的因素很多，编者这里选取了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的若干个重要因素来综合探讨法律运行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第三编“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部分，主要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本土性、现实性问题，通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试图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复杂性，为我们全面厘清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法社会学教程》的本土性特征非常明显，是编者有意识地运用理论自觉学术主张，对法社会学研究进行高屋建瓴的指导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创建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

当今世界法社会学学说缤纷，学派繁多，观点各异，但是都以其对法社会学发展所起到的独特贡献而在法社会学上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相比较于西方成熟而繁多的法社会学流派，中国的法社会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学人为中国自己的法社会学发展做出积极的尝试和有意义的探索。《法社会学教程》就是编者为了探寻中国法社会学发展所进行的一次尝试，其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法社会学学说的发展和中国的法社会学流派的形成进行了本土性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社会科学理论都发端于西方社会，中国本土的法社会学学说几付阙如。提炼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构建中国的法社会学学派就成为法社会学者的当务之急。而要想形成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就需要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将中国的法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现代法治化建设，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颁布法律、法规，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建社会秩序的复杂过程”[3]。在中国的法社会学理论与法社会学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法社会学学说的产生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中国法社会学流派的诞生才能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