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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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市场新会计准则良性互动国际趋同决策有用观

今年2月15日，通过会计准则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式对外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初步完成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任务，实现了我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从此我国会计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会计准则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用途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企业会计准则的变革提出了新的需求，即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为资本市场服务，为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服务．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在规范基础上的发展，而规范市场的基础在于信息披露、尤其是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由高质量的企业会计准则来实现的．

1、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会计准则提出了新的需求

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会计准则变革的内在动力，是会计信息使用者及其用途发生根本变化的主要原因．作为世界上会计准则最健全最完善的美国，其公认会计准则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顺应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是在为资本市场服务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上市公司已经超过了1300多家，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对我国会计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成为了会计准则变革的迫切要求．

2、资本市场健康运转离不开会计准则的参与

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良好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健全完善的企业会计准则又是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得到充分披露的重要保障．会计准则作为一种机制，它直接导致了充分披露，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和信息含量，它能够将相关的信息从公司内部传递给外部，这不仅有助于投资者做出更好的决策，更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有效运作．

二、国际趋同与创新发展相协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

新企业会计准则在坚持中国特色，适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了与国际财务会计准则的趋同，建立了一个国人认可和国际认同的准则趋同平台．新企业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突出了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决策有用观，同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减值处理原则，所有这些充分考虑了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和会计环境，对有效的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深远．

1．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有效的提高了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质量

我国新会计准则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最大的创新就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近年来，国际会计准则及美国等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会计准则，先后将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甚至是首选的计量属性加以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随着近几年我国市场经济合资本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和创新手段的出现,为公允价值的运用创造了现实的“土壤”.

2．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决策有用观＂，保障了资本市场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新会计准则在基本准则中明确的指出，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之一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有助于财务会计报表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决策有用观＂的思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相关真实、可靠、公允的会计信息，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新理念．

3、具有中国特色的＂减值准备＂观，缩小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和操作的空间

新准则的实施，将可以有效的遏制利用减值准备作为＂秘密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况，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小，利用计提手法调节利润将越来越难，将使给投资者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可靠、客观．

三、新会计准则对我国资本市场参与群体的影响分析

新会计准则适应了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在会计目标方面，从满足政府为主实现了以满足投资者为主；在会计信息透明度方面，从强调内部使用转为公开披露；在会计选择方面，从政府宏观选择需要为主向企业微观选择转变，所有这些创新和变革，将有利于提高我国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会计信息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为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会计信息披露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新会计准则的和执行,将会给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带来深远影响

首先，新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新会计准则系不仅从技术的角度对原有的财务报告模式进行了修正，更重要的是从财务报告准则体系的视角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新会计准则重新定义了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会计要素的内涵和确认条件，突出强调了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同时，在坚持历史成本的基础上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不仅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更有利于充分揭示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及正确衡量经营业绩．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以会计信息的高透明度为基础的，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是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为目标的．新会计准则有效的借鉴了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明确了高质量会计信息应具备的要求，构建了完善的报告体系，解决了会计信息在信息结构与信息量上的不对称，新会计准则的这些创新为我国上市公司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做好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2.新会计准则的和执行对我国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影响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资本的重要来源，没有投资者的资本供给，资本市场将成为无水之鱼不能运转。只有充分保障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使投资者在资本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才能使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快速的发展。新会计准则的推出和执行，可以确定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保护自身利益创造良好的条件．

新会计准则以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和供给为中心，要求在反映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同时，应该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新的会计准则不只着眼于历史，更着眼于未来――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不只着眼于可靠性，更着眼于相关性――为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不仅着眼于确认与计量，更着眼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消除会计信息不对称而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的误导，避免投资者经济利益的损失，树立投资者投资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最终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3.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和执行，监管层面临的挑战

在资本市场运行中，离不开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和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只有在会计准则的规范下和监管者的监控下，资本市场才能够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新会计准则的和实施，是我国政府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作出的历史性变革，是加强国家经济管理的需要．

新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进行必要的调节和监控是我国政府履行公共责任的重要表现．因此，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有利于国家统一企业会计标准，增强个企业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比性，同时，也给我国政府和资本市场监管层提供了更加有力、更加科学的评判标准，有利于提高其对我国资本市场进行管理和调控的能力．

四、结论

新会计准则的和推行将会提高我国资本市场中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树立投资者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积极稳定的发展发展．同时，会计准则毕竟只是对生产会计信息的一个规范，它只能解决我国资本市场中＂该如何办＂的问题，需要我们在规范制度的同时，加强准则的执行力度，提高投资者识别会计信息的能力，，最终促进我国会计准则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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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从审计与会计工作的实践角度来看，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以及该制度能否得到完善的实施，能够对会计信息的质量带来直接影响，也就是说，一套完善的审计制度可以保障会计信息的质量，而反过来会计信息的质量高也可以为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带来积极的帮助［1］。在我国目前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还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这就让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1研究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背景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是进行融合筹备资金的主要交易平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资本市场通过市场定的机制对社会上闲置的资金进行收集融合，然后将这些资金流入到发展良好的公司中去，从而为公司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机制会增强市场上资金的流动率同时实现对资金的高价值利用。健康的资本市场体制不仅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还能对金融风险进行一定的规避。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它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标准的投资方向和高价值的决策向导，优化社会上闲置资金的配置率和利用率，使资本流向发挥更高的价值。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能真正体现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果，从而帮助企业经营者站在宏观的角度对企业经营现状进行一目了然的分析，然后根据现状对企业发展进行相关决策和方案的制定。可想而知，如果会计信息出现质量不佳的问题，必定会对企业的发展和建立健全的资本市场机制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建立在完善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之上的，两者“互惠互利”，共同为建立完善资本市场体制做着巨大贡献。西方先进国家就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进行了长达多年的研究和分析，已经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我国由于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未能对内部控制审计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针对这种现状，本文就内部控制审计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质量的影响进行综合的阐述。

2研究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质量影响的意义所在

研究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质量影响不仅能促进内部控制理论与会计理论相结合同时还能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稳定和促进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上述文中也提及内部控制对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生产发展和资本市场建立的巨大影响，但是如果将内部控制与会计理论进行结合，在此前提下给出的会计信息质量将会更高，研究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质量的影响可以对内部控制与会计理论相结合推向一个新的进程。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直接对其企业的发展和市场资本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研究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质量影响可以将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提高，优化市场闲置资金的配制，维护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从而促进我国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优化。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讲，研究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质量影响不仅具有值得借鉴的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3审计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的关系

3．1审计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具有统一性

根据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结果对于公司的总体财务报告能够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尤其是当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受到了更高的关注，企业的审计质量也相应地得到学界以及实务界的高度重视，二者之间的关系趋向于越来越紧密［2］。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计的信息质量与审计质量二者之间实际并不存在着直接联系，但是，会计审计内容往往关联到财务报表所必须依赖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还有会计记账所必须参照的记账凭证以及企业经济业务活动记录。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具有较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和具有较高质量的审计之间实际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当质量不高的会计信息和质量不高的审计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够让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受到极大的关注，甚至会遭到信息决策者以及投资者的深度质疑，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与经营活动的开展都会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若在另一种组合形式中，质量较高的会计信息和质量较低的审计就会共同拉动会计信息朝着低质量方向进行转移。这是由于部分公司为了保全自身利益，会采取将经济业务虚构化等方式粉饰报表，让原有的财务活动不能得到维持。所以说，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审计质量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统一关系，若要想将两者进行硬性的分离将极其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审计质量是彼此重叠、彼此关联的。

3．2审计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也存在冲突性

部分公司出于对自身某种利益的诉求，其提供的财务报告不能将投资者的综合信息需求作为披露财务信息的一个直接标准［3］。这种行为会造成会计信息的质量不高，披露工作不具体且不真实，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其利益诉求也不能得到保障。这种情况也是我国当前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的质量同审计质量存在冲突的具体表现。一般情况下，如果非标的意见比较多，那么就说明当前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也处于较低水平。但是仅仅依据这个现象并不能完全说明审计的质量高低。在财务重述的情况没有发生时，若审计师在工作中能够严格的依据审计准则来完成审计，那么提出任何类别的审计意见都将是无关轻重的。不过，会计信息的质量优劣会与会计信息及其准则的符合情况直接挂钩。也就是说，若财务审核人员能够根据审计准则展开审计，并给出了标准且无保留意见的一份审计报告结果，那么就能够确定会计信息已经得到了公允［4］。

4内部控制审计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4．1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评价产生影响

企业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二者之间存在很多关联之处。尤其是当前我国内部的控制审计缺失、会计信息披露缺乏规范性以及对于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度不高的市场大背景下，企业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被视为一种关键性的外部监督工具。通过对审计对象给予合规性且公允性的审计，并借助一种统一的评价体系能够让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变得更加真实有效。一般内部控制比较完善的优质企业，为了将自身与市场上的劣质企业区分开来，往往会主动地借助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来传递企业管理的高水平与高质量，从而获得资本市场以及相关投资者的普遍认可，在竞争中脱颖而出［5］。

4．2对会计信息的质量控制产生影响

通常，企业会通过建设与完善内部的控制审计制度来减少或避免外部审计师出具的消极审计意见为企业发展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这对于企业管理层原本对信息披露所具有的主观影响带来了有效的控制作用，还可以从根本上来提高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当下在国内，资本市场的大环境与国外社会存在很大差异，国内的资本市场在运行上不够健全，对投资者的保护度也非常低，企业管理者往往面临只是很小的诉讼风险。久而久之，企业管理层就会挑选对企业有利的信息来进行披露，这种做法大大破坏了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导致市场难以真正确定企业所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的真实度。

4．3对会计信息的质量环境产生影响

要想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首先需要改善的是内部控制的大环境，构建企业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这里说的内部控制环境其实指的就是管理者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对控制工作展开有利的氛围，这主要归属于企业文化层次，通过影响企业员工之间的思想与行为，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意识与水平。更为关键的是，内部控制环境能够对企业员工产生影响，提高员工的主体性与自觉性，甚至还会扩展到内部控制因素上面去［6］。

4．4对会计信息的质量完备性产生影响

建设一套完善且高效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这套控制系统的控制作用主要就是将输出的信息返回来影响到信息的具体输入方面，继而在对信息的二次输出产生作用。其中，会计信息就是会计体系的输出部分，相应的也是企业内部控制中的输入部分，根据控制系统的各种信息反馈，就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由此看来，企业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与会计信息的质量具有显著联系，会计信息若是离开了企业控制系统将难以发挥出作用。

5结语

会计信息是一种性质非常特殊的企业附属产品，在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中，会计信息的质量是契约的核心内容与关键所在，会计信息在沟通委托人与人的环节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了一部分企业对于财务进行舞弊的案件，敲醒了人们的警钟，让人们得以意识到只注重企业财务报告本身是否可靠，而没有完成契约执行时的实际效果监督是不可行的。所以，企业需要运用囊括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在内的多种控制手段，才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屈颖．基于内部控制的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升路径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9（4）：195，197．

［2］卫真．关于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思考———基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的视角［J］．山西财税，2018（11）：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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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审计师 选择问题

一、引言

在新兴资本市场上，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导致大股东强控制能力，大股东能够控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担保等手段实现掏空，企业内部没有董事会约束，外部没有接管市场，小股东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这种侵害在大股东利用所控制的企业再控制下级子公司时最终控股大股东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不一致时更为严重。理性的小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预期到最终控股大股东的行为可能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会选择折价购买或不购买该公司股票，导致公司价值降低和增加融资成本，最终降低了大股东 价值。大股东（企业管理当局）有动机引进监督或保证机制来缓解问题，使投资者合理确信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保护（Jensen and Meckling，1976）。Fan 和Wong（2005）也认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问题通过董事会和接管等机制难以得到减缓，审计可以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审计师之间的声誉不同，程度不同的企业如何选择审计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四大”享有国际声誉，一般认为比国内审计师具有更高的独立性，Teoh和Wong（1993）发现了四大比非四大提供了更高审计质量的证据。在国内，王鹏、王咏梅（2006）也发现， 中国资本市场更认同“ 四大”的审计质量。在弱的法律环境下企业一般需求低质量审计；在一个非常弱的法律环境里，选择何种审计师甚至无关紧要（Francis et al.，2002） 。DeFond， Wong 和Li（1999）运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审计师独立性增强后许多上市公司转向聘请质量较低的审计师。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在弱的法律环境下，审计师扮演着公司治理的角色，通过运用39个国家的样本数据，Choi和Wong（2004）发现，相对没有发行权益证券的公司，发行权益证券的公司要求更高的审计质量，这种增加在弱法律保护环境的国家比在强法律保护环境的国家更为明显。本文运用A股资本市场2007年至20009年的数据对我国A股资本市场上的大股东与小股东的问题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越有动机聘请的“四大”，大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越不倾向于聘请“四大”。本文采用了去掉自变量极端值，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二步回归，将样本进行分组等三种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审计需求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外文献 Backman （1999）的研究表明，在东亚转型经济中，企业的冲突并不能引发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控股股东缺乏雇用高质量审计的动机，他们甚至会雇用低质量审计以降低外部监督作用；并将这种需求不足归因于弱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以及家族企业中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和政治“寻租”行为。DeFond， Wong 和Li（1999）运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发现审计师独立性增后许多上市公司转向聘请质量较低的审计师。李明辉（2006）以2002 年7 月1 日至2004 年6 月30 日这一期间沪深两市179 家IPO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建立在英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对我国审计师选择行为的解释力并不充分。在公司规模、成长性、财务杠杆、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独立性等反映公司冲突的变量中，仅公司规模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进行审计有显著正向关系，管理层持股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审计则呈倒U 形关系，没有发现成长性、财务杠杆与审计师选择存在显著关系的证据。然而，也有较多的国外研究文献发现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相关。DeFond （1992） 指出，冲突的程度决定了对审计的需求程度。冲突的程度越高，人降低成本的动力也就越强，公司对高审计质量的需求就越大。在研究了131个审计师变更的案例后，作者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负债水平的变化与审计质量的变化相关。CHOW（1982）认为公司聘请外部审计师的动机是帮助控制公司管理层、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用1926年165个NYSE和OTC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负债率、公司规模和债务金额与公司自愿聘任审计师的动机正相关。

（ 二 ）国内文献 国内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相关的证据。孙铮等（2004）研究表明，国有股、法人股及境内个人股股东促进上市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的动力较小，境外法人股及境外个人股股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会很积极地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促使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去选择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且境外个人股股东更有获得高质量的财务信息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影响更大。高强等（2007）研究发现，大股东占款问题越严重的公司， 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 以发挥外部审计监督的治理作用。王艳艳等（2006）选定2001年至2003 年间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因变量为虚拟变量，代表高质量审计需求， 各企业当年被审计的事务所是“四大”（包括原“五大”） 或非“四大”时取值为1 ，否则为0。用管理费用与总资产的比例衡量成本，选用企业股权集中度表示大股东与小投资者之间的冲突。研究发现，冲突严重的企业有动机选择高质量审计，向市场传递信号，以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并且在我国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随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审计质量需求增加会加剧，支持了审计需求的壕沟效应。另一方面，在我国，高质量审计确实能够有效制约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成本；同时市场也能够识别企业的选择行为，并对此作出积极反应，高质量审计能够提高盈余的信息含量，降低成本。曾颖、叶康涛（2005） 研究了大股东持股比例、负债与独立审计师需求间的相关性，认为成本高、负债率高的公司对高质量审计师需求更高，且第一大股东持股与独立审计需求呈倒“U”型关系。独立审计师选择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控制力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独立审计师。王鹏、周黎安（2006）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根据2001年至2004年的中国市场数据，研究了外部审计选择与中国上市内部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产生的成本越严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这种关系受到地区市场化水平、“四大”所在位置以及再融资需求的影响，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四大”所在的地区以及上市公司有再 融资需求时，“四大”所在位以及再融资藉求的影响， 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四大”所在的地区以及上市公司有再融资需求时，上市公司的成本和选择“四大”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通过二阶段回归，我们发现选择“ 四大”能提高公司绩效以及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大股东控制权增加会导致大股东掏空企业的能力增加，并且与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越严重。而更高的现金流权会导致大股东的掏空成本更高，因而会与小股东的协同效应更大，与小股东之间的问题得以减缓。Fan 和Wong（2005）认为，在新兴市场上，只要审计师的行为被监督，审计师选择就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刘峰等（2008）通过对2001年至2005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报备资料的深入研究分析发现：审计师挡住了至少313 家公司的配股企图，减少股市“圈钱” 约1300 亿元；制止至少182 家公司虚增利润、甩掉ST、PT 帽子的企图；将700 多家客户的违规行为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方式公诸于众，体现了审计师对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所做的鲜为人知的重大贡献。王鹏、王咏梅（2006）也发现，中国资本市场更认同“四大”的审计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大小股东之间问题严重程度与聘请“四大”的动机成正比

（ 二 ）模型建立本文根据假设的实际情况，设立以下模型：

AUDITORit=a0+a1Vit+a2Cit+a3SIZEit+a4LEVit+a5ROAit+a6ZFPGit+a7YEAR1+a8YEAR2+a9INDU1+a10INDU2+a11INDU3+a12INDU4+eit

其中，AUDITORit：i公司第 t 年选择的审计师，当审计师为四大时取1，审计师为非四大时取0；Vit：i公司第t年最终大股东的控制权比例；Cit：i公司第t年最终大股东的控制权比例；SIZEit：i公司第t 年资产规模的对数；LEVit：i公司第t年长期债务占总资产的比重；ROAit i公司第t 年总资产报酬率；ZFPGit：i公司第t 年是否增发配股，如无发生则为0，发生多于1次则为1；YEAR1:当样本公司为2007年时取1；YEAR2：当样本公司为2008年时取1；INDU1：CSMAR库对上市公司行业分为6类：金融0001、公用事业0002、房地产0003、综合0004、工业0005、商业0006。本文剔出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公司位于公用事业行业时取1；INDU2：当公司为房地产行业取1；INDU3：当公司为综合行业时取1；INDU4：当公司为工业行业时取1。

（ 三 ）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A股市场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上市公司2007年开始执行新的会计准则，2009年为最近可获得的数据。数据来源于CSMAR，在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上市的公司及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共得到4182个样本。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上市公司选择“四大”的平均数为0.0624，即在资本市场上，平均只有6.24%的公司选择“四大”。最终控股大股东的控制权最小为1.49%，最大为100%，平均为37.8825%。现金流权最小为0.24%，最大为100%，平均为31.5526%。从平均数来看，大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相差并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再控制另一家上市公司的情况并不是很多。从（表2）Person 相关系数来看，审计师选择与最终控股大股东控制权比例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审计师选择与大股东现金流权比例显著负相关，不支持本文的假设，但结果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及控制变量之间Person相关系数较小。整体而言，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 二 ）回归结果模型回归的2Log Likelihood为1268.477，Na-

gelkerke R2为40.5%。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现金流权比例系数为-0.036，与因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支持了现金流权比例高的企业不倾向于聘请“四大”，控制权比例系数为0.038，与因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支持了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聘请“四大”，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ZFPG的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当年增发配股的企业越不倾向于聘请“四大”，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审计师在中国资本市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 三 ）稳健性检验去掉自变量V的最大1%样本和最小1%样本，回归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相似。C的系数为-0.035，在1%的水平上显著，V的系数为0.03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文章简洁，本文没有详细报告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假设。本文选用的工具变量为公司成立年数，上市年数，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收入增长率。公司规模用年末资产规模的对数表示，收入增长率为当年增加的收入除以上年收入。首先本文对V用C和上述工具变量回归，根据回归方程估计得到V的估计值VIN， 再用C对V和上述工具变量回归，根据回归方程得到C的估计值CIN，将VIN和CIN代入模型，2sls 回归的结果如下（表4）。从上述回归结果看，CIN系数为-0.055，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VIN系数为0.041，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在引入工具变量后，大股东现金流权比例仍然与因变量显著负相关，控制权比例仍然与因变量显著正相关，2SLS检验进一步支持了原假设。本文按照V〈50%，v>=50%分组进行回归 得到表5。其中，大股东控制权比例V小于50%的样本3136个，大于或等于50%的样本1046个。根据（表5）显示，在V〈50%的组中，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相似。C的系数为-0.035，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V的系数为0.048，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在V〉=50%的组中，C的系数为-0.031，在5%的水平上显著，V的系数为-0.0140，但不显著。分组检验从总体上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五、结论

本文选取了A股市场2007年至2009年A股上市公司的4182个样本，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大小股东问题与审计师选择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越有动机聘请的“四大”，大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越不倾向于聘请“四大”。研究支持了大小股东之间的问题严重程度与聘请“四大”的动机成正比的假设。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本文的检验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审计师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且这种作用已经得到市场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李树华：《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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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铮、曹宇：《股权结构与审计需求》，《审计研究》2004年第3 期。

［4］王艳艳、陈汉文、于李胜：《冲突与高质量审计需求―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经济科学》2006年第2期。

［5］王鹏、黎安：《中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选择及其治理效应》，《中国会计评论》2006年第2期。

［6］吴溪：《我国证券市场审计师变更的若干特征分析》，《中国注册会计》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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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eFond M 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anges in Client Firm Agency Cost s and Auditor Switching . Auditing ，1992.

［10］DeAngelo L.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11］Fan ， Joseph P. H. ， and T. J . Wong ，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2.

篇4

一、新会计准则体系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收益观的转变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新会计准则改革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实现了企业收益计量观的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的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的转变。企业收益观的转变的实质是企业业绩评价观的转变。因为收入-费用观认为企业收益等于当期收入和成本费用的配比，强调的是一种“当期营业观”，而资产-负债观认为企业的收益等于企业期末净资产相对期初净资产的变化，强调的是“全面收益观”。资产-负债观相对于收入-费用观的优势在于它以资产负债表为企业业绩评价的核心，强调企业资产和负债计量的真实性，利润表是企业收益计量的结果。而收入-费用观则恰恰相反，它认为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是“收益”计量的结果，并不强调资产负债计量的实际经济意义。

企业业绩评价观的转变对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是因为：

1.资产-负债收益观有益于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过去以收入-费用收益计量观计量的收益实际上是一种“会计收益”，会计收益强调收益计量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通常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会计收益要求用以现时价格计量的收入和以历史成本计量的成本费用进行配比，这样一来，如果物价水平上涨，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就得不到充分的补偿，企业的资产难以实现“资本保全”，就会导致“虚盈实亏”的现象发生。这时候企业的利润分配实际上是一种透支未来的“过度分配”、“超前分配”行为，企业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资产-负债收益计量观认为，只有企业期末的净资产超过期初净资产时才算取得了收益，资产-负债收益计量观以资本保全理论为基础，强调的是一种“全面收益观”。“全面收益观”改变了收入-费用计量观下的“收入实现原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既保证了企业资产负债计量的真实性，又实现了收益计量的完整性，有益于企业净资产的保值增值。

2.资产-负债收益观有益于规范企业财务和经营行为。在收入-费用收益计量观下，成本和费用的计量为了满足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必然要进行跨期的摊销、递延和预提，这种跨期的摊销和预提很大程度上具有武断性，这样一方面会造成一些不符合资产负债定义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比如“待摊费用”、“递延借（贷）项”、“预提费用”等；另一方面又为企业进行会计盈余管理制造了可乘之机。比如我国资本市场上曾出现的大量财务造假案例就是最好的明证。在收入-费用收益计量观下，企业业绩评价的着眼点在于企业某一期间的净利润。这样就会导致企业追逐短期利润的获取，而忽视企业长远目标的实现。与收入-费用观相比，资产-负债观以资产负债表为核心，着眼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强调资产和负债计量的经济内涵，以净资产的增加来确认收益，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操纵收益等行为的发生。资产-负债观理念的确立要求企业管理层更加强调资产负债表对财务状况真实公允的反映；更加关注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资本结构的优化；更强调企业的盈利模式的改善和资产营运效率的提高；更加关注企业面临的机会和风险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以往的经营业绩。因此，资产-负债观理念的确立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新准则体系体现有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会计政策

随着企业收益计量观的转变，企业会计准则所体现的会计政策处处体现了资产-负债观的基本要求，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为了体现资产-负债收益计量观，新会计准则在所得税会计处理上进行了较大改革，由过去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转变成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要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这一改革使得企业所得税费用的计算更为科学、准确，也使得资产负债表上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更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

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核心竞争能力的大小。在新形势下，我国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企业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因此，加大研发的投入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规定企业的研发活动应该划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阶段的费用开支记入当期损益，而在开发阶段的开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资本化。这一政策将大大改善那些高科技企业或者研发投入较大的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业绩水平，尤其是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资信状况，为这些企业进行融资和再融资提供便利，从而激励这些企业加大对科技和研发活动的投入，促进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中鼓励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理念。

再比如，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准确计提资产的减值损失，这将有利于企业准确计量资产的价值，有效防止资产价值的虚增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如实反映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从而可以避免企业由于资产的虚增带来的利润的虚高和利润的超前、过度分配，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准确、及时、足额地确认企业的预计负债，全面反映企业的现实义务，不低估负债和损失，这必将促进企业改善资产和负债的管理水平，避免只顾眼前利益和收益的提前分配，提高财务和经营决策水平。

二、新会计准则体系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准则体系有利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取决于证券市场价格的信息含量。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对交易产品进行有效定价的基础，是合理引导资金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保护产权的重要因素。新会计准则以强调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供给与需求为核心，要求财务报告应当向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这将有助于提高证券投资和信贷决策的有效性，降低投融资成本，提高资本市场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上，新会计准则在基本准则中明确界定了高质量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和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本原则。比如在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上，新会计准则在强调会计信息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和可比性的同时，不再强调的可靠性质量特征；在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本原则上，新会计准则将权责发生制不再作为基本原则，而是将其作为会计的基本假设之一，在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同时弱化了谨慎性原则、配比原则、历史成本原则等等。另外在会计计量的属性上，新会计准则改变了过去历史成本属性一统天下的局面，适度引入了公允价值、重置成本、现值等计量属性。新会计计量属性的引入使会计信息更能够反映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是提高会计信息决策相关性的重要保证。

（二）新准则体系有助于投资者进行可持续投资

新会计准则在着重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同时，更强调对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从而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对于财务报告目标的确立是新会计准则体系区别于以往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重要标志。新会计准则将财务报告的目标定位为：在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同时，应当有助于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等会计新信息使用者的投资决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会计准则强调向投资者提供更加透明、更加价值相关的信息，突出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原则。比如新会计准则要求将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套期保值等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这就更加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程度，为投资者充分准确评价企业的投资价值提供了可靠依据。再比如，在公允价值的运用方面，新会计准则采取了适度和谨慎的原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许多资产还没完全形成活跃市场，如果不加限制地引入公允价值，就会出现过去我国证券市场上常见的人为操纵利润的现象，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

企业会计准则还对现行的财务报告披露要求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改进，建立了更为完整和科学的财务报告体系和财务报告列报要求，突破了传统的单一会计报表的概念，对于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要求更充分、更详细、更及时。合并报表理论实现了从母公司理论向经济实体理论的转变，要求企业将所有控制的子公司都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等。

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披露时间、空间、范围、内容等的全面系统规定，使企业财务报告的内涵和外延大大延伸，从而可以大大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有效维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体现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基本理念。因为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繁荣和发展的基石，只有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了很好保护，才能提高投资者向资本市场进行可持续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新准则体系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方向就是要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内涵应该包括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国际化和资本市场融资主体的国际化两个方面。投资主体的国际化就是要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外国成熟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融资主体的国际化也就是外国公司或机构也可以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我国的会计标准必须实现与国际趋同，即让国外投资者能够看懂中国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让国内投资者能够看懂国外公司的财务报告。至少在当前，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有利于我国企业实现海外上市，降低海外融资成本，实现“走出去”的国际化经营战略。

新会计准则体系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IFRS）不仅整体框架保持了一致，而且在大多数准则项目上做到了相互对应。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征求意见稿完成之际，财政部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签署了联合声明，确认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了实质性趋同。这表明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除了在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等极少数问题上存在差异外，基本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这就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战略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三、新会计准则体系有利于保障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近些年我国连续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仅2005年一年，就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1起。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反倾销诉讼中，因败诉遭受的损失已超过96.6亿美元。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一直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具备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规范，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必须执行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否则再受到反倾销调查时，就会被采用替代国标准，比如用新加坡、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企业生产成本资料作为替代标准。这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企业会计准则按照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成本补偿制度，改进了成本核算项目和方法。比如重新规范职工薪酬的核算范围和分摊方法，要求企业及时计提员工辞退福利，将以股份支付给员工的报酬按公允价值摊入各期成本费用。值得一提的是，新会计准则要求特殊行业企业预计用于环境恢复的弃置费用计入资产成本中。

由此可见，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全面实施，一方面必将改变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现状，极大地推进我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工作，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应对国际反倾销调查，减少对外贸易过程中的损失，促进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将企业担负的社会责任引入会计系统中，将有利于科学、合理、全面地反映成本信息，完善成本补偿制度，在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又很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

篇5

关键词：不完全信息 银行信贷 信贷配给

我国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现状

银行信贷资金供给会对一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由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前几年在国家的行政干预下将大量款贷给国有企业，导致不良贷款率较高，因此最近几年商业银行加大了风险管理力度，惜贷行为较为突出。2004年第一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8351亿元，同比增多247亿元；而同期人民币存款增加1.25万亿元，同比多增1128亿元。3月份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7.9万亿元，而同期本外币存款余额有23.3万亿元。可见，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银行存款数额都远远大于贷款数额。第二，目前银行“惜贷”主要是惜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而对国有企业却照贷不误。尽管银行的内部管理体制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仍摆脱不了政府的干预，其信贷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断投向国有企业。有些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并不好，因此影响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效率。例如1998年，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主要表现为：我国银行的资金配置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其中国有企业得到银行贷款39202.6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60613.2亿元的较大比重，而非国有企业包括很多中小企业从银行那里得到的贷款却很少。银行信贷的结构与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现象：20世纪末，我国中小型企业已经占企业总数99.68%，工业总产值占61.6%，从业人员占72.9%，中小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多中小企业还是高科技企业，有力支持了国家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20世纪90年代我国工业新增产值76.6%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一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正处于成长期，自身资金积累的并不多，急需银行贷款的支持，而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很多效益不佳甚至濒临亏损的国有大型企业却能轻而易举的从银行贷到款项。银行信贷的倾斜严重背离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银行信贷结构失衡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对完善和有效率的市场体系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信息是对称的。事实上，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产品的生产者拥有比消费者更多的关于该产品的信息。商品市场是这样的，银行信贷市场同样如此。本文在分析银行信贷市场时，假定利率是自由浮动的。

面对信贷市场，我们通常认为有两种类型的银行贷款――高质量贷款和低质量贷款，首先假定借贷双方都知道贷款的质量，并且认为高低质量的贷款各占50%，这样就会像图A和B那样显示两个不同类型的市场。在A图中，DH是信誉较好的借款者对贷款的需求曲线，SH是高质量贷款的供给曲线。同样，在B图中，DL和SL分别是低质量贷款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DH曲线均低于DL曲线，这是因为对于信誉较好的借款者来说，较高的贷款利率不能接受，所以在同样的利率条件下，其贷款需求必然比信誉较差的借款者要少。同样，SH要低于SL，因为银行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贷款。如图所示，高质量贷款的市场利率是I1，低质量贷款的市场利率为I2，I2>I1，两种类型的贷款均衡数量都是Q1。由此可见，在信贷市场信息对称时，银行能够清楚地了解企业的信用状况，并根据贷款的风险水平来确定利率，信用状况较差的企业尽管借款利率提高了，但仍然能够从银行借到款。

实际上，银行的贷款者对企业贷款的质量并不像企业这么了解，企业在借款时也会想方设法隐瞒自身的经营状况，以有利于借到款。起初，银行可能会想，他们贷出去的款是高质量的可能性为50%，因为在信息是对称的情况下，每种贷款的均衡数量都是Q1。因此，在发放贷款时，银行预期该笔贷款的质量中等。（当然，贷款一段时间以后，银行会知道该笔贷款的质量）在A图中，对中等质量的贷款供给用SM表示，它低于SL但高于SH，就如数字显示的，现在将较少的高质量贷款Q2和较多的低质量贷款Q3贷出。当银行明白，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都是是低质量贷款时，他们的供给就会发生变化，如图A所示，新的供给曲线可能不断向上移动，使贷款的组合进一步转向低质量。供给曲线的移动会持续下去，直到银行贷款全是低质量贷款为止。此时，贷款利率太高，使得信誉较好的借款者不愿意通过银行贷款，因此银行可以正确的假定，他们贷出去的款都是低质量的，而供给曲线就是SL。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极端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高质量贷款的比例会比银行在贷款前就预计到的要少。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低质量的贷款会充斥信贷市场。

所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预计贷款大多数为低质量贷款，银行可能会提高利率来补偿风险。但是，提高利率又会导致企业贷款出现“逆向选择”，信誉好的企业会因为贷款成本提高而改用其他途径筹集资金，这样会导致信贷市场上剩下的都是信誉不好的企业，从而导致低质量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越来越大。而且，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利率不能自由浮动，因此银行就更不可能通过利率手段使信贷市场“出清”。面对信息不对称，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实行了“信贷配给”，使得信贷市场上贷款供给远远小于贷款需求。我国的中小企业大多数处于成长阶段，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还不是很强，加上很多中小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由此可见，中小企业贷款难也就不足为怪了。

解决中小企业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对策

麦尔斯（myers）和马吉劳夫（majlus）考察了非对称信息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建立了“融资顺序理论”，认为债务融资所占企业融资总额比重越高，则企业的质量较高，信誉较好；反之，企业的质量比较低。因为企业的债务融资需要到期还本付息，而股权融资只是根据企业的利润进行分红，没有偿还债务的压力。对于低质量企业来说，债务融资压力较大，股权融资压力较小；而对于高质量企业来说，会首选债务融资，因为债务融资只需还本付息就行了，而股权融资却要根据利润进行分红，利润越高，分红的数额就越大。但是，以上理论不太适用于我国，因为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有很大的障碍。既然这样，只能寻求其他途径解决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设立专门负责中小企业贷款的中小银行

与大银行相比，中小银行更适合为中小企业融资。中小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贷款时往往有信息上的优势，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于这种优势，学者Banerjee曾经提出了“长期互动”假说，认为中小银行一般为地方性金融机构，通过长期与中小企业合作，对中小企业的了解程度逐步加深，能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在我国，应该首先在东部地区发展中小银行，然后逐步推广到中西部地区。因为我国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产生了大量的贷款需求。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显示，小企业的数量，东部、中部各占42%，而西部只占15%，产值东部占到66%，中部占26%，西部只占8%。如果东部的中小企业大量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银行首先要满足东部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在东部设立中小银行就是当务之急。

发展资本市场以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我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所造成的，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比如，《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规定，发行人股票上市的审批条件之一：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0万元，对于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来说难以达到此要求。因此，我国应发展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开辟新的渠道。我国的证券市场可以专门设立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筹资，降低中小企业上市的门槛，并且优先考虑那些技术含量高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建立中小企业诚信记录档案

建立诚信记录档案后，银行就可以根据企业以往的贷款记录来考察企业的信用状况以及决定是否对该企业发放贷款。假设银行会根据企业前几次的履约情况对它安排这次的贷款，如果企业有过哪怕一次的违约行为，银行这次都不会贷款给它。为了分析问题简便，假定企业每次借款去投资所得收益均为R，每次贷款应还本息为D，借款期限为一年，市场利率为m 。如果企业违约了，则银行得不到任何本息。如果企业这次违约了，那么它就不用还本付息了，得到的收益R全归自己，但是企业以后再也不能从银行贷到款了。如果企业每次都履约，那么得到的利润是R-D，以后每次都能从银行贷到款，折算成现值为 (R-D)/(1+m)+(R-D)/(1+m)2+(R-D)/(1+m)3+……，整理后得到(R-D)/m.如果R

结论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不愿对中小企业贷款，而许多中小企业正处于成长期，资金的匮乏直接制约其发展，也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已经严重背离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等措施都是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方法。另外，对于我国的商业银行来说，应该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个体经营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在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时，应该认真分析各方面的情况，以保证贷款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J].经济研究，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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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投资行为；委托

一、引言

企业资本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决策，可能因为问题和信息不对称而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从而对股东财富带来损害。为此，公司股东必须寻求有效地治理机制来缓解公司的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国外研究表明，会计信息由于具有治理和定价功能，被认为是缓解公司中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机制之一。对中国公司，会计信息是否也能发挥相应的定价和治理功能，从而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国内尚无相应的研究结论。为此，笔者研究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文献综述

委托理论认为过度投资主要源于现代公司中股东和债权人及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冲突。JENSEN（1976）等指出在股东和经理人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由于股东与债权人的收益和风险不对称使得股东/经理人有动机从事过度投资。进一步，JENSEN（1986）指出，在现实世界中，股东和经理人也存在利益冲突，当企业存在大量的自由现金流量时，经理人有可能利用自由现金流投资于负NPV项目，以追求企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各种利益。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过度投资主要源于现代资本市场中外部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司股东和公司管理者的信息不对称。MYERS（1984）指出，公司外部投资者和内部经营管理者之间存在着有关企业现有资产价值或企业投资项目预期现金流收益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时，为实施投资项目所发行的融资证券有可能在资本市场上被投资者高估或低估，从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NARAYANAN（1988）在一个不对称的信息世界里，当外部人对公司质量没有内部人信息灵通时，企业可能实施NPV 小于零的项目，生过度投资现象；同样，公司股东和公司经营管理者在公司经营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加剧公司中的委托冲突，拥有较多信息的经理人将产生建造“企业帝国”的动机，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同样会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例如，何金耿等（2001）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经理约束机制并非普遍有效，经理机会主义动机会导致企业高额利润留存，引发过度投资。潘敏等（2003）指出信息不对称，以及我国上市企业特殊股权制度安排导致了股权融资下过度投资的发生。唐雪松等（2007）认为，在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依然存在及不存在完善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经理有可能利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会计信息作为公司内部会计系统和公司外部报告系统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产品，它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表现，对缓解信息不对称以及冲突具有重要作用。会计信息在缓解信息不对称上的作用主要来自于定价功能，即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向投资者提供形成正确资产定价和投资决策的相关信息，减少由于错误的定价或投资决策带来的损失。会计信息在减缓委托冲突上的作用主要来自于会计信息的治理功能，即在公司治理机制中输入财务会计数据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降低成本。在我国，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会计信息的这种定价功能和治理功能也不断凸显。例如，汪炜等（2005）发现我国自愿信息披露水平指数较高的公司当年的权益资本成本较低。曾颖等（2006）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正是由于会计信息在缓解信息不对称及降低成本中的作用，笔者预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这是因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向公司外部投资者传递有关企业现有资产价值或企业投资项目预期现金流收益方面的信息，减少融资证券有可能在资本市场上被投资者高估或低估的可能性，从而抑制了企业投资决策中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向公司股东传递公司经营管理者在公司经营及投资绩效等方面的信息，减少拥有较多信息的经理人有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从而抑制经理人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过度投资行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还可以向公司的债权人传递公司准确的经营信息，从而约束因股东与债权人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性而导致的过度投资动机。

参 考 文 献

[1]JENSEN.M，MECKLING.W．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

-ior．Agency Cost and Capital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

-cs．1976，3（4）：30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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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营性盈余 非经营性盈余 资本市场价值定价 会计规则 会计质量

一、引言

如何对资本市场进行定价？这是自从有金融学和会计学研究以来，众多会计研究者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根据公认的观点，采用资本市场价值与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好坏呈正相关。本文试图通过使用不同模型对上市公司经营性盈余，非经营性盈余与资本市场价值的相关性，探讨我国上市公司在历经我国会计规则的变化时，资本市场价值是否会因为会计规则的变化所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经营性盈余与非经营性盈余。从不同的方法和模型来验证其它研究者们的结论。我国会计准则的变化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4年至1997年。1991年11月26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基本准则）（草案）的通知》，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1992年11月30日 正式了建国以来中国第l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并决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该规则基于历史成本，没有实质性的影响。第二阶段：1998年至2000年。从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以后，财政部即着手草拟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为保证准则质量，分别成立了国外、国内两个咨询专家组和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成了3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分四辑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并于2008年执行。该规则增加了披露的要求，允许企业自行决定是否计提减值准备以及具体的计提比例，增加了企业自由选择的空间。第三阶段：2001年至2006年。2001年财政部先后修订、颁发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该规则的重点是取消了公允价值，对于计入利润的项目进行限制。减值准备从四项增加到八项。明确了关联方非商品销售的利润计入资本公积。第四阶段：2007年至今 。2006年2月15日颁发38项具体准则形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具体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规范了中国会计实务的核算，具有重大变化。大量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基本与国际接轨，大大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考察了这些会计规则的变化如何影响公司会计信息和质量，进而影响公司的市场交易价值，前提条件是假定市场有效理论成立， 而且投资者们利用会计信息做为投资依据（其实在我国，投资者很少参照会计信息进行投资， 而且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很大），投资者能理易，市场能有效地反映集体智慧。而会计信息质量是根据Barth的模型，同时采用普遍的观点：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指会计计量和确认的及时性和稳健性。采用了营业收入与非营业收入和所有者权益如何反映出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价值。先对主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虚拟变量和交叉变量进行对比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同时对国企私企进行了探讨。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Ohlson（1995）利用净收入和资产负债与市场价值的相关性来考察会计信息的质量与资本市场价值的相关性，开创了盈余与资本市场价值研究的先河，随后很多学者接踵而至，纷纷采用此方法对会计信息和市场价值进行研究。Barth（1998）采用了与此类似的模型对美国破产公司和风险大的公司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对美国其它公司根据行业和风险进行了分析。Ball（2003）对东亚四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会计收入与资本市场价值的研究表明：影响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价值主要是由该国的政治经济和市场机制决定，而不主要是由会计规则决定。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对收入包括正常盈余与非正常盈余）与资本价值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注重会计准则的变化和会计质量与市场价值的关系。杜兴强等（2008）使用了净资产模型，盈余和应计项目度量法，以及盈余与资本市场度量法对会计规则的改变和会计质量，资本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价值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宏观政策，法制规则和市场机制等，高质量的会计规则并不一定带来高质量的会计质量和市场价值。这与Ball（2003）研究东亚四国的结论一致。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以上海和深圳二地A股1995年至2008年的年报数据交易为研究对象。这样会计规则变化的4个阶段的数据都有。并进行了如下剔除：金融类公司（153个），主要是此类公司的资本结构比较特殊；ST和PT公司，共1087个，这类公司的股票市场波动大，股票价值未必能真正反映会计信息；数据缺失，不能匹配的样本；最大值和最小值；B股，因B股是针对国外投资者。数据来源于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的年度报告。

（二）变量定义 （1）主变量定义。第一，市场价值： Market Value（MVE）。公司市场价值是在有效市场理论成立的前提下，衡量公司的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公司的价值的变量。但市场价值还受很多市场因素的影响，如整体市场风险，宏观经济政策等，同时也受公司的规模，公司资产结构和所在行业等因素的影响。这里根据Bart模型， 采用公司年度股票市场交易得出的市值， 但考虑到公司规模的影响， 将市值除以该公司的年内平均总资产（年初总资产和年末总资产的平均），以降低公司规模的影响。第二，营业性盈余/主营业收入： Operating income/Earnging （OINCOME）。是指企业的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收入，且是重复发生的，如销售收入。这里采用公司年度报表上的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支出，同时，为降低规模效应的影响，将公司营业收入除以公司内平均总资产。第三，非营业盈余： Non Operating Income/Earning（NOINCOME）。是公司的非营业活动的收入减去非营业支出，一般情况下不会重复发生，如资产的处置等非经常性活动产生的收入。将收入分成营业和非营业，主要是基于我国公司会计盈余操作的普遍性，来考察上市公司是如何进行盈余管理的。 同样，为降低规模效应的影响，将公司非营业收入除以公司年内平均总资产。第四，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 Book Value of Equity（BVE）。同理，为降低规模效应的影响，将公司年度账面价值除以公司年内平均总资产。（2）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控制变量定义如下：公司规模： SIZE（Lnsize）。为减低公司规模效应，对公司规模取公司年初总资产的对数， 以使其回归结果较平滑。国内经济增长率：GDP（LnGDP）。股票市场受总体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以为降低次影响，加入了GDP对数作为控制变量。消费者物价指数：CPI（LnCPI）。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有一定影响，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又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所以加入此指标作为控制变量。ROE=净利润/所有者权益。ROA=净利润/总资产。（3）虚拟变量和交叉变量。对经营性盈余非经营性盈余和所有者的权利的账面价值分别设立虚拟变量， 以测量当这三者为负数时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经营性盈余的虚拟变量：如果经营性盈余为负数时， 也就是亏损时，OINCOME_Neg = 1，反之，则OINCOME_Neg=0。非经营性盈余虚拟变量：当 OINCOME

（三）模型建立 采用Barth（1998）的价值评估模型：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e（模型1）。在模型中，可选择性的加入不同的变量（具体变量的加入见表说明），使用了下面的模型：（1）加入资产规模控制变量：

模型2：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 e

（2）加入资产规模，GDP和CPI 控制变量：

模型3：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 LnGDP+ LnCPI+ e

（3）加入资产规模，ROA 和ROE后：

模型4：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 ROA+ROE+ e

（4）加入资产规模和3个虚拟变量后 （用于稳健性检验）：

模型5：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OINCOME_Neg + NOINCOME-Neg + BVE-Neg + e

（5）加入资产规模，3个交易变量和他们的交互变量 （用于稳健性检验）

模型6：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 OINCOME_Neg + NOINCOME-Neg + BVE-Neg+ OINCOME

*OINCOME_Neg + NOINCOME *NOINCOME - Neg + BVE *BVE-Neg + e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剔除PT、ST，银行金融类股和一些极端值，以及B股和1994年前的数据后，共有11591个样本。其分布如下：私企占33%， 国企占70%， 按行业分类，制造业占60%左右。如（表1）和（表2）所示。（表3）是均值、标准差最大和最小值的统计列表，从中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和ROE的波动性最大。

（二）回归分析 下面的回归结果是先用最基本的模型，也就是4大主变量――市场价值与经营性盈余，非经营性盈余和所有者权益的回归结果，然后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行回归。

（1）总体回归分析。从（表4）和（图1）可以看出，只用主变量――市场价值与经营性盈余，非经营性盈余和所有者权益回归的R平方30%，当加入规模对数控制变量后，R平方增加了8.4%， 到39%， 但加入控制变量CPI和GDP的对数后，其影响不到1%，所以在随后的实证分析中，就不再使用这2个控制变量。随后又加入控制变量ROE 和ROA，此时对R平方的提升只有2% 不到，而且还带来了多种共生性问题，使得ROA的VIF值达19.66， 而且对经营性盈余和非经营性盈余的VIF分别达到：8.11 和14.63。这是因为这2个控制变量都是由盈利作为分子，而且ROA的分母还是总资产，所以ROA与盈余的2个主变量很接近。因此在该文中的其它实证分析就较少采用此二变量。然后在加入控制变量资产规模的对数后，又加入3个虚拟变量――经营性盈余的虚拟变量OINCOME_Neg，非经营性盈余NOINCOME-Neg，所有者权益虚拟变量：BVE-Neg。其结果是对R平方提升了1.7%左右。但有个别虚拟变量不显著， 需要进一步检验。在上面的模型中，再加入交叉变量，经营性盈余*经营性盈余的虚拟变量OINCOME_Neg，非经营性盈余*非经营性盈余NOINCOME-Neg，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虚拟变量：BVE-Neg。回归结果是R平方提升了5%。总的说来，回归结果较理想，除个别情况，几乎所有的检测的P值都为0。说明这3大变量与市场价值关系很显著。经营性盈余的回归系数最大，其次是所有者权益，最后是非经营性盈余。可参见下面的分析。

（2）分年度回归分析。分年度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和（图2）。可以发现，会计信息与市场价值在不同的时间呈现波动性的相关关系，1996年的会计价值相关性最高，但此时的会计准则质量却比2001年和2006采用的公允价值的新准则的质量低。这结论与国内著名会计学者杜兴强采用P=a + b EPS + c BV + e （P 为股票价格，EPS为每股收益，BV 为每股净资产） 得出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2001年至2006年系数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会计规则采用了历史成本，而不是公允价值来计量，所造成。而2007年系数较比2008年低，可能的解释是2007年的宏观政策导致了资本市场股价较高，而2008年股价是2007年的1/3， 这样造成了资本市场价值偏低，而会计信息变动不大，相比而言，会计信息的比例就偏高。杜兴强教授（2008）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归咎于法制水平，公司治理结构和盈余操作。也与Ball对研究东亚四国得出的结论一致，那就是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市场价值不只取决会计准则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政治经济和市场环境以及会计运作机制。

（3）按会计规则变化时间段的回归分析。按会计规则变化时间段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图3）和（图4）。（图3）得出的结论与（图2）的结论一致。在会计准则质量低的1995年至1997年，其价值相关性却是最高，而相比其它时段的会计质量，1995年至1997年会计信息与市场价值的相关性却要好些，这与该阶段的会计规则质量低不一致。 除了上述所说的法制水平和市场机制等因素外，样本数量显著不对称（2001年至2006年的样本数量占55%， 而1995年至1997年的样本数量却只有8%）是否有影响，值得考虑。不过，会计准则质量被公认为高于2001年至2006年、1998年至2000年的阶段的2007年至2008年，其会计价值相关性高于这2阶段，与其会计准则质量一致。（图4）说明经营性盈余的相关性最高，其次是所有者权益。这与国内众多学者采用不同模型得出的结论一致。2001年至2006年期间回归系数偏小，这是因为该期间的会计规则采用了历史性成本计量，而不是反映市场价值的公允价值计量，使会计数据偏低所致。总的说来非经营性盈余系数最低，而且有时检验结果还不显著。1998年至2000年和2001年至2006年，这2阶段的非经营性盈余系数为负，说明该变量与资本市场价值呈负相关，这主要是新的会计规则和证券监管，使非经营性盈余的操控难度加大，尤其是2001年起，更为严格的会计规则来控制非经营性盈余操控。而2007年至2008年的数值较2001年至2006年高，可能原因是因为股票波动性大有关。

（4）按企业性质的回归分析。以总样本做为对照组，国企和私企分别与总样本，进行对比，分别观察国企或私企在这会计规则变化期间，与总样本相比，是否有着相似的影响。结果见（表7）和（表8）没有用国企和私企进行比较，以避免内生性问题，因为二者本来就不同。从（图5）可以看出，国企在会计规则变化的前3个阶段，受会计规则的影响与总样本相比，没有多大差异。但在会计规则变化的最近阶段， 也就是2007年起使用的公允价值计量法，国企的向上分散，正面影响大些，可能与其资产结构有关。（图6）把私企加入，可以得知，在前3阶段，国企和私企的受会计规则变化的影响接近，但从最近阶段来看（2007年至2008年）， 私企受会计规则的影响与总样本很类似，但与国企图形走势分散。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国企资产规模比私企大几倍，采用公允价值后，其资产规模变化更多，极为不对称所致。从国企和私企的统计数据来看，规模调整后的平均市场价值MVE：国企是2.005997，私企2.295417，国企比私企的低10%左右， 但经营性盈余： 国企0.0529125，私企是0.0412428，私企却比国企高出20%， 而国企和私企的非经营性盈余和所有者权益的差异不大，在5%以内。但如果以未进行资产调整的数据来看：国企是：平均市场价值是5.07e+09，平均经营性盈余2.08e+08，平均总资产是4.36e+09，平均所有者权益是2.06e+09， 而私企的分别是：2.45e+09， 3.86e+07，1.64e+09，7.74e+09。从中可知国企在这些指标方面是私企的倍数。其不对称性不言而喻了。

五、结论

我国会计规则历经多年的变更和改革，会计规则作为一种法规也越来越完善，这无疑对会计的规范，会计质量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加之证券市场也越来越规范化，可以期盼的是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价值的相关性会越来越大。通过对经营性盈余和非经营性盈余与资本市场价值的相关性研究，从不同行业、不同会计年度、和国企私企角度，证实了此点。但是如果一厢情愿的认为只要采用了较高质量的会计规则，那资本市场价值和会计质量就会自动提高，其良好的愿望只能是以失望而告终。市场经济、完善的会计实务运作和监督执行机制，才是切实保障会计规则得以有效的执行，也才能迎来高质量的会计质量曙光。这就是Ball对东亚四国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我国众多学者研究后得出的宝贵经验。如杜兴强，刘峰，蒋义宏等在研究会计信息与市场价值的相关性后提出的加强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公司管理机制和会计监督机制。同时，除了加强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外，还应提升职业道德水平和诚信制度。强化会计工作者的独立性，加大惩罚力度也是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市场价值的重要机制。最后，值得思考的是，所有用会计信息质量来衡量资本市场价值或Vice Versa是基于这一假设：投资者利用会计信息进行投资策略，而且是理性和有效的市场。但是在我国，一是市场受政府宏观政策影响极大，二是投资者普遍存在投机，他们以所谓的技术指标，也就是图形作为投资的依据，而不是使用公司的基本面，也就是会计信息进行投资选择。很多人连公司做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背景下，使用会计信息来衡量资本市场价值或有多少意义？相关性有多大？可靠性如何？而那些所有的资本市场价值与会计信息相关的所有模型都是基于市场经济、理性投资、成熟的资本市场，以及私有经济、健全的法制法规与有效的监督机制、政府较少的干预。利用这些模型是否适合我国的特定环境?

参考文献：

［1］蒋义宏、王丽琨：《非经常性损益缘何发生？――来自亏损上市公司年报的证据》，《证券市场导报》2003年。

［2］杜兴强、赵景文：《财务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刘峰、周福源：《国际四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Hamilton Lawrence著、郭志刚等译： 《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Johnston J.著、唐齐鸣等译：《计量经济学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7］陆正飞、姜国华、张然： 《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Barth M and Beaver W.. Relative valuation roles of equity book value and net income as a function of financial healt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8.

［9］Ball R and Brown P..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8.

［10］Ball Retall. Incentives Vs standards：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income in four eastern Asian countri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3.

［11］Sloan Richard and Dechow P.. Do stock prices fully reflect information in accruals and cash flows about future earnings? The Accounting View， 1995.

篇8

1.会计信息供给的非均衡性

(1)会计信息公开披露的竞争劣势成本造成会计信息生产不足

企业公开披露其会计信息时所提到的本企业生产机会可能会作为信息，传递给另一个企业，使另一企业能进行同类产品的生产，或能学到改善经营管理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公开披露其会计信息不仅要承担信息生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竞争劣势成本。由于竞争劣势成本的存在，企业管理当局在对信息披露进行决策时，要在是让资本市场准确地评估企业的股票价值而扩大披露，还是为使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最大化而减少披露之间作出权衡。依照成本效益原则，只有信息披露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其边际成本时，企业才会自愿披露更多的会计信息。然而，实务操作中，由于部分披露成本和收益的不可计量性，企业很难把握披露信息数量的最佳点，在此情景下，企业通常不愿过多地披露会计信息，以避免过高的竞争劣势成本。

(2)会计信息的外部性造成会计信息生产不足

根据市场机制理论，会计信息的供给是由股东、债权人、政府、潜在投资者及公司管理当局的决策需求决定的，但它作为会计信息市场中的产品又具有其特殊性，它与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不同，具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会计信息一旦披露出来，由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性，根本无法阻止和排除那些没有分担任何成本的信息使用者对其进行消费，信息披露成本不能得到公平分担，致使企业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发生背离，必然产生所谓的“搭便车”行为。“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将导致企业在决定信息披露量时不会考虑非购买者的特定信息需求，使得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原则面临严峻的挑战，产生会计信息供给（或者说生产）的不足。

2.会计信息需求的非均衡性

(1)会计信息需求的多样性

会计信息的需求方相对于供给方来说其组成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其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多样性。然而，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会计信息的供给者不可能充分满足每一个需求者的全面的需求，只能满足大多数信息需求者的主要的信息需求。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形成了单一供给对应多种需求的局面，导致信息需求者的部分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满足。

(2)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导致投资者缺乏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

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大多数中小股民的投资是一种投机行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大多数股民作出投资决策不是根据企业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而是根据大量的非会计信息和内部信息（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小道消息）作出投资决策。大量股民不看会计报告或是根本读不懂会计报告。需求者更关心股票市场上的非会计信息，而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没有需求的动力，甚至有些投资者对虚假的会计信息具有强烈的需求，这就无法激励企业披露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3)会计信息需求群体尚未真正形成，需求缺乏动力

投资者或其他使用者是否成为真正的会计信息需求者，取决于三个条件:使用者对会计信息需求内在动力的大小；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成熟程度；使用者群体影响力的大小。满足这些条件，真正的会计信息需求者才能产生，并会提出改进、规范会计信息的请求。然而，由于国家所有者的非人格化、资本市场的不够完善、股票投资以个人为主并以投机为主要目的以及投资者素质普遍不高等原因，会计信息需求群体目前并未真正形成，导致会计信息需求缺乏动力，制约信息供给水平的提高。

3.会计信息供求的非均衡性

从会计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会计信息需求水平的提高是会计信息创新与发展的动力。然而，我国目前会计信息需求群体尚未形成，投资者职业水平不高，信息使用者力量较弱，难以提出改进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会计信息需求不能有效地反作用于会计信息的供给。同时，会计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供给方不能从会计信息的供给中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甚至不能补偿信息披露的成本。会计信息与一般商品不同，一般商品的供给者从商品的供给中可以得到经济利益，所以，会计信息供给缺乏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的主动性。由此导致会计信息供求的非均衡性。

二、协调会计信息供求平衡的思路

会计信息披露的结果是政府干预下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会计信息有效性欠佳的情况下，究竟是强调供给还是需求？这关系到改革策略的选择问题。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进程看，会计信息需求者的成熟程度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认为应强调会计信息有效需求，打造有效会计信息需求主体，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乏力，给会计信息供给以压力，又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发展机构投资者，让其成为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主体

在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与吸收上，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是不同的，机构投资者更注重投资而不是投机，因此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度更高，而且对会计信息的解读、反馈能力更强。西方等资本市场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当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主力”，才能形成有效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主体。

2.建立专业信息服务中介机构

由于我国会计信息的需求方人数众多、结构复杂，而且总体水平不高，对会计信息的使用还很不充分，这就更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信息服务中介机构来帮助需求者分析使用会计信息，使信息使用者在充分领会会计信息意义的基础上作出有效决策。在信息价值大于信息搜寻成本时，投资者愿意购买专业信息中介机构所提供的专业化信息。当专业信息中介机构具有足够的竞争性时，则投资者便可用较低的成本来取得与财务报告有关的信息，同时所取得信息的质量亦较高，股价所反映的信息集合的质量亦会较高。因此资本市场就需要专业信息中介机构来提高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质量，并用来作为外部的监督力量进一步促进公司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参考文献:

[1]李心合:会计信息供求矛盾及其协调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1999，（11）

[2]邓小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动机的经济分析[J].学术交流,1999，（1）

[3]蒋昕:浅析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J].财会研究,1998,（6）

[4]晓远:试论会计信息披露的供给理论[J].会计研究,1998,（6）

[5]蒋昕:浅析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J].财会研究,1998,（9）

篇9

一、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概念

众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系族企业的涵义，借鉴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本文将系族企业概括为：企业集团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基于多元化经营，系族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或交叉持股等方式，拥有高度集中的现金流控制权，从而达到对企业集团的控制和管理。

西方学者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学者Alchian（1969）等人认为内部资本市场在融资、资源配置、信息获取等方面较之外部资本市场有相对优势。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也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内部资本市场，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性、有效性以及效率配置的影响因素。学术界尚未对内部资本市场进行权威的定义，本文总结出一些公认的观点：（1）多元化经营与组织结构是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基础；（2）集团多部门间进行资金流动和资源配置，集中现金流量投向高收益的项目。

二、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优势

1.缓解外部融资约束。资金的运作是企业发展的命脉，由于外部资本市场与企业之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问题的弊端，企业在进行外部融资时会产生较高的融资成本或难以及时筹集到所需资金。而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集团多部门间的资金流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

2.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质量。外部资本市场必须付出较大的代价来获取企业内部信息，融资存在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使企业必须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以及融资风险。而内部资本市场中，各部门间获取信息在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方面均占优势。

3.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优势，企业内部信息披露相对完整，企业能够根据高质量的信息在投资项目中进行优化选择，将资源再配置到投资收益较高的项目中，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分散企业的投资风险。

4.健全监督激励机制。外部出资者只能取得相应于资本成本的收益，而内部资本市场中，集团总部拥有资金的剩余控制权，集团总部有更大的激励去识别和监督旗下的成员企业。同时，成员企业为获得更多的资本激励和工作绩效，会增强其工作能力。

三、内部资本市场机制运行存在的问题

1.过度投资和部门补贴。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有利于资金在企业的自由调配，投资项目更容易得到资金上的支持，对利益的追求驱使高层管理者还未冷静分析便仓促下手，过度投资。原则上，企业应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边际效益较高的项目中，然而在实际运营中，会因为关联方、人情社会等因素投资于收益较差的部门，这种部门补贴行为会造成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损害公司整体价值。

2.操纵利润和粉饰报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实际控制人会将投资收益高的项目业绩填补投资亏损的项目，以达到粉饰财务报表的目的。实际控制人在项目间操纵利润、粉饰财务数据的行为会严重影响企业财务信息的失真度，投资者、相关权益方也难以依据真实、准确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影响投资决策。

3.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异化。在内部资本市场中，实际控制人会利用其控制权优势进行一些非公允性关联交易，扭曲了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能，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进行利益输送，影响集团企业的整体价值。主要包括：（1）大股东掠夺中小股东的利益；（2）掏空上市公司资产。

四、内部资本市场的治理对策

1.建立内部金融中介机构。原则上，资金在内部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调配，能够促进融资的便捷。但权利的高度集中容易导致一系列以损害公司整体价值为代价的利己行为。随着系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内部组织结构层级的增多，可以建立内部金融机构来分散和避免控制权的过度集中。一方面，资金在企业内部进行合理分配，提高资本配置效益；另一方面，内部金融机构与外部资本市场的有效衔接能够提高企业融资效率。

2.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治理结构。内控制度是否有效运行和内部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系族控制人对项目做出的投资决策是依据组织内部结构信息的，设置内部组织结构监督激励机制，严格履行股权激励和薪资激励相结合的方式，相互制衡和约束，增加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企业操纵利润、粉饰财务报表的行为。

3.规范控股股东的责任义务。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牺牲企业的权益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象已屡见不鲜，企业应严格明确股东的责任和义务，对投资决策、整体效益、交易风险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其他股东以及相关权益方保持诚信、对投融资相关业务保持谨慎的态度，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内部资本市场功能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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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低外资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关键领域外资准入门槛、减少市场准入限制

2021年10月，商务部先后《“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和《“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提出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重点领域相关业务开放，稳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放开优质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条件，放宽外商投资法律、运输等行业业务范围、人员资质等要求，减少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体育娱乐等领域准入许可事项，结合负面清单调整涉及市场准入、投资经营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各类行政审批。《“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还提出，健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制造业、金融业等细分领域相关部委亦出台专项政策促进产业发展。其中，工信部等10部委在2022年1月14日出台的《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和中西部地区；银保监会在2021年12月3日出台《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明确保险中介市场对外开放有关措施的通知》，大幅取消外资保险经纪准入限制。

（二）强调自贸平台作用：强调发挥自贸区平台试

点开放以及贸易联动投资合作的功能“十三五”期间，中国自贸试验区数量从4个增至21个，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了173项制度创新成果，试点开放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实践中，自贸区也发挥着贸易联动投资合作的积极功能，2020年自贸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全国占比达到17.9%。2021年12月发改委、商务部《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将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至31条、27条，全面开放外资车企股比限制，实现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2022年1月1日RCEP生效，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正式落成。为高质量实施RCEP，1月26日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RCEP意见》），提出推动完善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负面清单，落实好“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重点领域开放部署。

（三）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推动资本市场

互联互通机制建设，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2021年下半年以来，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建设明显提速，9月24日，债券“南向通”正式启动；10月19日，“跨境理财通”双向开通。跨境金融投资范围双向拓宽，2021年10月13日，QFII投资范围扩大至商品期货、商品期权、股指期权；2022年2月11日，存托凭证适用范围放宽并建立市场化询价机制。同期外汇管理改革亦持续推进。2021年9月，横琴方案提出探索跨境资本自由流入流出、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简化汇兑管理改革，12月29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试点办法》落地，“低门槛、无限制、投向广”的政策优势突出，便利境外投资者通过QFLP渠道投资内地企业。2022年年初，外管局在广州南沙等4地设立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开展QFLP、QDLP及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拓宽自贸区内企业跨境投融资渠道、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四）鼓励机构金融创新：为金融机构跨境业务创

新特别是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提供更多政策支持2022年1月26日的《RCEP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提高人民币结算对贸易投资发展的支持作用。中国与多个RCEP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更紧密区域经贸合作对人民币使用有更大潜在需求，客观要求金融机构与时俱进提供配套人民币产品。1月29日，人民银行、外管局联合境外贷款新规，首次针对境内外贷款业务构建统一政策管理框架，同时大幅放宽参与境外贷款的银行范围，由原来的“走出去”项目拓展至所有境外非金融企业，体现了鼓励境外放款（尤其是本币）和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监管思路。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持续加快背景下，新规的出台为金融机构更深入服务中外工商企业跨境金融需求提供了更多便利，也为新时期中资金融业国际化经营拓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除了中央层面的政策创新外，多个省市纷纷提出吸引外资的具体举措。2021年10月深圳印发奖励办法吸引跨国公司设立总部，最高可获600万人民币；2021年12月北京出台25条措施稳外资，提出深化重点领域开放、打造总部经济、投融资便利化、税收优惠、优化外商生活服务等一揽子措施促进外商投资；2022年2月浙江提出利用外资实现新增长，制定“十四五期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000亿美元”的引资目标；2022年3月，全国首个聚焦外商投资权益保护的地方条例——《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进一步完善了广东扩大对外开放的法律框架。

二、政策展望：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发挥开放平台试点职能、完善深层次制度环境，仍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逻辑

展望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继续深入推动投资领域开放仍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容，渐进有序预料将持续是政策优化调整的一贯原则和核心趋向。

（一）开放范围层面：实体经济领域侧重引导外资流向，持续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1.实体经济领域侧重引导外资流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外资区域分布中国已连续五年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引导外资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行业上，扩大鼓励类投资项目、缩减负面清单仍是稳外资工作的重要抓手，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均是重点引资方向。地域上，2021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4.6%、20.5%和14.2%，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引资潜力和空间较大，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持续推进、RCEP生效，中西部地区有望发挥政策及区位优势，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打造引资的新增长极。2.资本市场领域持续推动双向开放，香港与内地互联互通机制建设仍是重要内容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复苏、人民币资产价值凸显，2021年外资净流入3846亿元、创近5年新高，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规模亦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稳步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双向开放成为热议话题，加快推进与国际资本市场通行规则的连接，建立融资功能完善、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的资本市场生态，是未来推进制度型双向开放的重要工作方向。据统计，境外投资者持有内地股票超七成通过沪深港通购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资金进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通道，沪深港通扩容亦有望与中概股回归形成良性互动。

（二）开放节奏层面，充分重视和利用自贸区、自贸港等开放平台的试点开放功能

自贸区港有着贸易自由、货物存储自由、货币流通自由、人员进出自由等特征，天然的政策和区位优势下贸易开放与吸引外资互促发展，2021年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增长19%、海南自贸港引资实现翻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示范地区服务业引资占全国的33.4%，各类高水平开放平台已成为引外资高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自由开放为总基调，开展差别化探索、发挥对外开放“试验田”作用，推动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教育、数字经济等行业的开放，将成为各类开放平台的政策发力方向。此外，前海方案正式，也为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拓宽了先行先试的政策空间。

（三）制度保障层面，继续全方位优化完善关键领

域的制度环境是新时期扩大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以提供土地、税赋优惠为主的简单直接型引资，在改革开放超过40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攻坚期，深度优化关键领域的制度环境，引导外资投入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方向融合、提升外资在优化完善“双循环”体系中发挥更深层次的作用，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实践中的重点领域，比如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短期内稳定汇率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中长期持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汇率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简化外资进入程序和手续，扩大QFLP、QDLP、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等试点规模和范围，以高水平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资金流动。加强外商投资企业保护，通过立法保护企业权益、落实国民待遇等手段营造良好的引资环境，稳定外资企业预期，吸引优质跨国公司加大对中国投资，激发新的发展活力。

三、区域商业银行的可能业务创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