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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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意义

篇1

一、风险投资的概念及风险投资对经济的作用

风险投资包括一般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或机构和风险投资家或机构与风险家或企业之间的合同投资安排。西方发达国家对风险投资并无行业的限制。正因为如此，为风险投资下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并不是十分可行的。美国风险投资协会认为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在加入些内函后，刘少波认为风险投资是指通过一定的机构和一定的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所筹资本投入其有高度不确定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所投资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通过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的一种投资体系[3].我认为更好地理解风险投资的方法是深入了解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和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合同关系。由于其它作者已对这些合同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4]，本文不再重复讨论这些风险投资中的合同关系。

经济学家非常重视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效益。诺斯认为适应效益是影响经济随时间变迁方式的规则。适应效益也关注一个社会愿意学习和掌握知识，鼓励创新，承受风险和从事各种创造活动以及随时间的发展而消除社会中的问题和瓶颈的能力[5].很显然促成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会提高适应效益。风险资本家专注予引导变化的企业家。很多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在成熟的企业之外或现有的行业之外进行的[6].作为风险承受者和催化者去支持创新试验，风险投资家在创造财富和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了独特的作用[7].

在美国，风险投资家在不同程度上支助过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超级微器件公司、莲花公司、戴尔公司、思科公司、康柏公司、数字设备公司、网景公司、雅虎公司等。如今这些企业都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高新技术公司。

美国促进风险资本市场方面的成功已引起了世界其它国家的广泛关注和争相仿效。在日本，政府官员和其它人士要求创立更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呼声日益高涨[8].现在，风险投资已遍布北美、欧洲和亚洲[9].更好地了解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本质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美国、日本和德国的风险资本市场

跟日本和德国相比，美国的风险资本市场更为发达。到1994年底为止，美国591个风险基金共投资了340亿美元[10].相比，德国只有85个风险投资机构。这85个风险资本机构总共只投资了55亿美元[11].到1993年底，日本的120个风险投资机构共投资了约100亿美元[12].

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本构成也与日本和德国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本构成有巨大的差异。1994年，在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中养老金占了46%，捐赠基金占了21%，银行和保险公司占9%，个人和家庭占了9%，其它公司占9%，其它占2%[13].同年，在德国的风险投资机构资本构成中银行占了55%，保险公司占12%，其它公司占8%，个人和家庭占8%，政府机构占7%，其它来源为10%[14].1993-1994期间，在日本的风险投资机构资本构成中，银行占了24%，其它公司为33%，保险公司占15%[15].

由于德国和日本的风险投资机构和银行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两个国家的风险投资也比美国的风险投资保守得多。在美国，风险资本主要流向高新技术产业。1994年，美国的风险资本主要投向软件业，占20.75%，药品和医疗保健业为14.4%，消费者相关产业占10.5%，电话和数据通迅占10%和生物技术为9.2%[16].同年，在德国新的风险投资中，只有11%的资金投向了高技术行业[17].在相同年份，日本的风险资金主要流向制造业，批发及零售业，和服务业[18].

风险投资的保守性在日本体现得非常显著。首先，日本风险机构不在所司中拥有很大的股份比例。一份日本公平委员会对72家风险机构所作的调查显示了38%的风险机构在所投企业中的股份不多于10%[19].51%的风险机构只在1家到10家的所投企业中拥有超过10%的股份。其次，日本风险机构更多的是向风险企业提供贷款。到1993年时，风险机构58%的资金贷款给了715家企业，只有42%的资金用于股权投资[20].再有，只有16%的日本风险资本投向创业期的企业。日本风险资本主要流向中期较为成熟的企业[21].相比，美国大约37%的风险资金投向种子期，创业期和其它早期阶段的企业[22].

跟日本和德国以银行为融资主要工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融资中起了更大的作用。这就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了良好的机制。在1991到1996年期间，美国有1059个风险企业实现了初始公开上市（IPO）。另外有466个风险企业被购买[23].按德国1995年的资料，风险资本在264个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以不同形式退出了这些企业。在其中的166个企业中，风险资本是以被风险企业家回购的方式退出的[24].风险资本在另外的74个风险企业的退出是通过售卖风险企业而实现的。风险资本只在12个风险企业是以初始公开上市的形式退出的[25].在这12个公开上市风险企业中，只有一个是在本国实现的。

跟日本相比，美国的纳斯达克柜台市场是日本同类市场的九倍大[26].在1995年，日本的初始公开上市数量只为美国的四分之一[27].再有，在美国从公司组建到初始公开上市大约只需4-7年。而这一过程在日本通常要20-29年[28].尽管这一过程的时间有数据上的不一致性，但较为乐观的估计也有17年左右[29].还有，在日本92%在柜台市场上交易的公司组建年份为15年或以上。只有1%的公司的组建年份少于10年。然而在美国，42%在纳斯达克交易的公司的组建年份少于10年[30].

三、退出机制

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风险资本市场的比较可以看出，完善的资本市场更利于风险投资。完善的资本市场也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了更佳的渠道。那么风险资本为何要从风险企业撤出资本呢？风险资本从风险企业的退出是由风险投资家的特殊能力所决定的。风险资本家不但向风险企业投入资金，他们还给予风险企业管理上的支持，对风险企业进行监督[31]，和向第三者提供声誉资本[32].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提供的非资本对早期创业公司更为重要。当风险企业的管理队伍的经验增长，技能提高和建立了自已的声誉时，风险投资家提供的非资本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33].这就要求当风险企业成功后，风险投资家的非资本被用于其它的早期创业公司。但由于风险投资家的非资本是和他们的资本投资紧密相连的，这也要求风险投资家们要把他们控制的资本从已经成功的风险企业中撤出。只有这样，风险投资家才能周而复始地提供他们的资本性和非资本[34].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取得最大的回报。

一般而言，风险资本可以用四种不同的方法从所投资的风险企业中退出。这些方法包括破产清算，风险企业家回购，出售风险企业和公开上市。

在风险资本市场上，风险企业的失败是司空见惯的。对不成功的风险企业，破产清算是风险资本退出的惟一途径。在通常情况下，股东在破产企业中是分不到资产的。由于风险企业中的无形资产以风险企业家的技能和知识为主，股东更不太可能分到剩余资产。但是，也正因为风险企业中的无形资产和企业特定资产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风险企业很难从银行或其它债权人那里借到贷款。威廉姆森认为债股的杠杆率应该和资产的清算价值成正相关关系[35].对债权人而言，高的清算价值意味着债务人不能还债的风险后果相对不严重些。而高的清算价值又跟债务企业的有形资产成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有形的资产通常更容易售出。雪来佛和唯许尼认为拥有企业特定资产多的企业不容易获得借款[36].这是因为企业特定资产降低了清算价值。对研究和发展费用很高的风险企业而言，他们的资产往往是企业特定资产。这也说明风险企业不太容易筹得贷款。曼而诗认为如果企业的价值主要决定于投资在将来可能获得发展的可选择项目上，这样的企业也不容易获得贷款[37].这是因为事后的资产替代将使债权人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坏。如果企业成功了，债权人也只能获得固定的收益。但是当债务企业失败时，债权人将损失很大。风险与期待回报的不对称决定了债权人不愿意贷款给风险很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即使债权人可以商定很高的利率，但高利率会造成企业缺乏现金而影响其发展和加剧转移风险问题[38].以上的原因说明了种子期或初创期的风险企业难以从风险投资家外得到大量贷款。由于风险投资家通过各种合同安排能监督风险企业和参与管理决策，又由于风险投资者以可转换的优先股或债券参与融资，风险投资者有时还是可以在清算中取得一些剩余资产的。另外也是由于风险投资家常常要求风险企业家在风险企业中作一定的投资以使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利益更趋一致化。

跟破产清算相比，风险投资者会在风险企业家回购的退出机制中获得更高的回报。在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家签订融资和管理协议时，风险企业家常常要求加入股份回购的条款。这样在风险企业成功后，风险企业家可以用约定的价格购回风险投资者手中的股份。这样的条款往往符合使双方当事人取得比事前更好的帕累托效益。对风险投资家来说，他们追求的是投资回报的最大化。由于风险投资家在投资活动中积累了融资和提供管理意见的经验，他们的相对优势会随风险企业的成熟而减少[39].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家把资金从成功企业中撤出而再投资于有巨大发展前景的企业。风险企业家愿意在企业成功时购回风险投资者的股份以便控制他们创业成功的企业。风险资本事后的退出机制也为事前风险企业家愿意让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拥有股权与股份不相称的巨大决策权提供了方便。回购的退出机制尽管有很多的优点，但它不太适合非常成功的企业。从风险投资者手中购回非常成功的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股份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大多数的风险企业家可能没有这样的财力去回购风险投资者的股份。

出售风险企业是另一种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出售风险企业可能是最有效益的退出机制。例如，有的创新也许在小企业里进行更好，而生产和销售则在大企业里进行更好。密尔好特认为在大企业中从事创新不利于适应效益的发挥和利用[40].这是因为大企业中的创新活动跟现有工业，市场和企业文化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跟现有工业，市场和企业文化的紧密联系不利于适应效益的发挥。但是，一旦创新成果在小企业中成型后，生产和销售活动有时在大企业中进行更为有利。现成的大企业具有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规模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售初创期的风险企业给现成的大企业会产生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s）。由协同效应产生的部分收益将由初创期的风险企业以相对高的出售价格的形式来实现[41].

尽管出售风险企业有时有一定的优点，但是，对风险企业家而言，出售风险企业则意味着他们失去对自已成功创办的风险企业的控制。对许多愿意冒很大风险的企业家而言，获得对成功后企业的控制是他们在取得风险投资融资时自愿出让给风险投资家控制和监督权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对于风险投资家和风险出资者而言，从出售风险企业给第三者中取得的收益远小于通过初始公开上市而获得的收益。美国的经验调查表明，清算风险企业给风险投资者造成80%的投资损失；出售风险企业给风险投资者带来了年均15.4%的投资回报；风险企业通过初始上市则给风险投资者赢得了年均59.5%的投资回报[42].所以，无论对风险企业家或对风险投资者而言，出售风险企业不是最佳的选择。

在风险资本的各种退出机制中，初始公开上市无论对风险企业家还是对风险投资家和出资者都是最巨吸引力的。对风险投资者而言，始初公开上市的退出机制给了他们最大的投资回报。从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的合同关系方面看，风险投资家从所投资企业撤出资本以便让风险投资者投向别的风险企业或别的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43].第一，风险出资者需要用一定的方法去衡量不同的风险投资家的技能来决定把新的资金投向那些风险投资家。退出机制提供了最好的比较方法。初始公开上市也为风险投资资金投向好的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二，风险投资者需要比较风险投资和其它投资的回报以选择是否投资于风险资本市场[44].

对风险投资家来说，能否把风险企业推向初始公开上市是跟他们今后能否控制更多的资金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在风险投资中存在规模经济[45]，管理的基金数量对风险投资家非常重要。投资组合以分散风险也要求风险投资家控制足够的资本。经验调查表明，在宏观上初始公开上市的风险企业数量和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存在正相关关系[46].如果某年风险企业上市的数量多，则下一年新的风险资本增加也多。在微观上也是如此。如果某个风险基金不能把风险企业带入初始公开上市阶段，则该基金不容易获得新的风险资本来源。哈默 — 云波特（Hummer-Winblad）是一个很好的例子[47].哈默 — 云波特在1989年组建了第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尽管该机构在1992年用了近半年左右的时间做市场推销第二个基金，但由于该机构并无成功地把风险企业带入初始公开上市市场的纪录而使筹措资金非常艰难。然而，当该机构在1993年成功地把Powersoft带上初始公开上市市场后，哈默 — 云波特只在几个月内就筹到了一个6千万美元的基金。

最后，对风险企业家而言，风险企业的上市不但使他们的股价猛涨而且使他们重新取得对风险公司的控制权。通常，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在风险企业初始公开上市后消失[48].这种在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把控制权在风险企业成功后交回风险企业家的隐性自动实施合同使得双方在风险企业初始获得融资时出让许多控制权给风险投资家的谈判变得容易。如果风险企业家对成功后的企业的控制权并不非常看重，那么人们会很难想象他们为甚么冒着很高的风险企业失败的风险和由于初始出让控制权与风险投资家而承担被从风险企业管理阶层革职的风险。

初始公开上市对风险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充分说明了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对发展风险资本市场是至关重要的。而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又要求政府在制度安排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在下节论述政府在制度安排方面的作用。

四、政府在制度安排方面的作用

在任何经济系统里，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建立在数以万计的合同安排上的。无论怎样的经济计划和政策都不可能替代或改变当事人合同中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显而易见，人们是无法直接控制整个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的。充其量人们只能对整个经济活动的最终状态表示不同的偏好。而要达到编好的结果状态则必须改变制度的安排。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曾选择过多种不同的模式。我国过去选择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历史的实践证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主要有两大缺陷。第一，计划经济模式只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保持在非常原始的状态。这种模式的敝端是计划的制定者并不能有效地协调好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信息[49].第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难以产生较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传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里，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处分是主要由国有企业和部分以集体企业实行的。由于国有企业不可能比私营或民营企业有更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50]，所以政府不应去组织国有企业从事一般消费品的生产。

同样的政府直接参与商品生产活动中的融资安排也是事倍功半的。我国的社会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市场经济很成熟的经济里，政府在小企业的融资市场上和风险资本市场上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活动也收效很差。美国和南韩的经验很能说明问题。

在1958年美国建立了小商业投资计划。小商业投资计划允许合格的个人，企业和银行建立给小企业提供长期股债资本的投资公司[51].小商业投资公司有资格向联邦基金取得小商业管理局担保的低息贷款。每个小商业投资公司可以借得4倍于股份资本的借款，但是最高的借款额被限制在9千万美元[52].小商业投资公司计划在美国近几年的风险资本投资中占了15%的份额。到1995年，小商业投资公司向1168个小企业提供了大约11亿美元的资本。在这11亿美元的资本中有1.3亿美元借款提供给了394个小企业，而另外的9.7亿美元分别以股本或股债形式投向了774个小企业[53].

经验调查表明，小商业投资公司计划业绩很差。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表明，1986年存在的280个小商业投资公司中超过50%的公司在1993年失败了。到了1995年，其中的189个小商业投资公司进入了清算程序，5亿多小商业管理局担保的美元贷款不能偿还[54].更重要的是该报告发现了小商业投资公司的业绩和计划的担保和补贴之间的关系。小商业投资公司的失败和小商业管理局的杠杆率成正比。而小商业投资公司的投资回报和小商业管理局的杠杆率成反比。这说明了那些利用了政府担保和补贴的小商业更有可能投资于风险过大的企业（道德危机）。再有，质量差的小商业投资公司更有可能占政府的担保和补贴的便宜（逆向选择）。

美国堪萨斯州政府直接参与风险资本投资的失败也说明政府从事风险投资的敝端。堪萨斯州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石油，天然气和制造业[55].尽管堪萨斯经济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有不俗的表现，但是由于80年代中的经济衰退的打击，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86明显下降。同年州立法机构委任了红木﹙Redwood﹚和克林特﹙Krider﹚进行研究并报告。红木 — 克林特的报告于同年提交立法会。该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堪萨斯州传统上依赖的工业已经不能给该州提供在和其它州和国家的竞争的工具。他们认为堪萨斯州的二个最重要的经济目标是：（1）建立创新和基于技术的新企业；（2）为私有投资资本提供鼓励和杠杆[56].

但是要建立科技性的工业需要巨大的资本投资。红木和克林特认为堪萨斯并不具有足够的私人资本投资去建立这些新的工业。为了解决资本的缺乏他们建议堪萨斯州以风险资本的形式直接投资于高技术的创业公司[57].在1986年，该州的立法会通过了红木 — 克林特报告中的极大多数建议，并通过成立堪萨斯技术企业公司。该技术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为初创期的高技术公司提供商业支持服务和风险资本[58].在方式上，堪萨斯技术企业公司并没有从州财政得到任何基金，它的资金主要来自经济发展首创基金。而经济发展首创基金则来源于该州的和赛马会[59].到1998年，堪萨斯技术企业公司共从经济发展首创基金接受了约8千万美元的款项。从技术企业公司成立到1986年，它投资于各种项目的资金分配为：

州投资额为7.7千万美元

工业投资额为6.9千万美元

联邦投资额为7.6千万美元

风险资本投资额为5.4千万美元

机构投资额为1.2千万美元

州投资额为堪萨斯州直接供款给堪萨斯技术企业公司各种项目的资金，工业投资额，联邦投资额和风险资本额等是指为支持技术企业公司的努力而由这些主体投资的数额。如果没有州补贴高技术企业的政策，这些主体是不会投资的[60].

尽管堪萨斯州用心良苦，但它投资于初创高技术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低得惊人。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私有风险资本家获得了平均40%的年投资回报率[61].同一时间，美国一般股市的年投资回报率为12%[62].然而，堪萨斯州自从1988年开始从事投资于高技术企业以来，它的年投资回报率仅为0.94%[63].

南韩政府在1997年通过了《促进风险资本公司特别法》[64].虽然该法采纳了一系例间接补贴措施，但是该法在促进风险资本市场方面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南韩的风险资本原型出现于70年代初期。一些风险资本公司相继成立于80年代初期。风险资本的制度基础是在1986年逐步建成的[65].该年南韩通过了几个法律。这些法律包括由工商能源部实施的《促进中小型企业法》和由财经部实施的《支持新技术企业融资法》。从那时起，风险投资公司由1986年的12家增加到1995年的49家[66].从1987到1997，这些公司向1891个项目共投资了1.5万亿圆[67].到1995年为止，这些风险投资公司的资本投资中86.1%以公司贷款形式进行的。其余的为股权投资。但是股权投资的年回报率只有6.5%[68].1997年的《促进风险公司特别法》正是为了促进风险投资公司以提升南韩的高技术产业和提升南韩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通过的。

篇2

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作为电广传媒的经营管理者,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传媒业为什么会走上产业化的道路;传媒产业是否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电广传媒"是如何率先进入资本市场的;"电广传媒"未来究竟应如何继续发展壮大等。下面我将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传媒产业的发展演变历程所带来的启示

1、“传媒产业”的内涵

传媒业并非一出现时就是一种产业,其向产业化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至于传媒产业的概念,至今国内外尚无统一、公认的定义。无论是传统的宣传中心论,还是赢利中心论,都不能解释我国当前传媒产业的现状。我的看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产业具有双重性,在社会活动中既有宣传性质,又有商业色彩;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既是事业,又是产业。传媒产业的事业性表现在它是一种公益事业,其产业性表现在它是一种信息产业。

2、传媒产业的发展概况全美甚至全球富有影响力的大型传媒集团公司,这些传媒公司在不断地给人们提供精神产品和传播信息的同时,也获得了超社会平均水平的行业利润,不断地超越和发展。

电子媒体巨大的市场潜力,极大地激发了投资者对传媒业的投资热情,由此推动了媒体产业步人良性循环的轨道,加之人们对媒体产品的消费水平和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些共同促成了传媒产业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使传媒产业成为盈利最为丰富的产业。

电子媒体的兴起,带动了媒体产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促使传媒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转化,电子媒体产品的市场潜力是惊人的,它的增长速度常常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成倍递增。可以说电子媒体把整个媒体产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改革的回顾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传媒一直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经营的,它采用行政机关的管理办法,财政上靠行政拨款度日,各大小媒体均附属于各级党政机关,在宣传上必须严格统一口径,传媒的运行不遵循经济规律,不讲求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一系列的障碍,如原材料价格飚升,各类开支急剧增加,财政拨款却只能维持原有额度不变,而同期我国传媒的数量却成倍地增加,这就造成了大多数传媒的普遍亏损局面:

严峻的形势迫使各传媒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1978年<人民日报>等八家中央新闻单位试行企业化管理为契机,拉开了传媒业改革的序幕,如大力拓展媒体广告业务,努力降低成本,承包经营等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惊人的,如1997年我国媒体广告收入就达到220亿元,与1990年比较,平均增长40%。

4、传媒产业化的启示①在我国,所谓媒体产业化是指意识形态的媒体向产业经营的媒体转化的过程。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媒体自身的发展规律,产业化在中国目前传媒业中发生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媒体目前唯一可行的发展途径。

②中国传媒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发生了变化,传媒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将逐渐按照其自身属性所规定的发展规律,逐渐在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活动中采取它必然采取的生存方式。

③"相应体制改革"的滞后造成媒体经营困难,为寻求生存开始了产业化尝试,并且产业化过程中的个体并不与现存的相应体制相对抗,而是努力争取其认可。

④产业化的共同特征一是利益指向,二是淡化行政级别和事业性质,追求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

⑤中国的媒介产业化沿着信息和利益两条线索展开,利益的发展使传媒业在总体上趋于成为一个产业,而信息的发展则使传媒业以其信息特点与社会中的其他产业相区别。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传媒在运营方式上与其他国家的媒介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的产业化才成为一个突出的课题,而产业化以后的中国传媒很快就会与世界的传媒发展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开始从传统的传媒业向新的传媒业转化的进程。

一、传媒产业进入资本市场的动机与方式

传媒业经过产业化初级阶级,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必须借助资本市场来实现产业升级和规模经营。这是由传媒产业自身特点和资本市场的职能共同决定的。

就资本市场的职能来说,作为长期资金市场,以追求最大投资回报为目的,通过股票、债券、风险投资基金等多种形式实现资本与产业的结合。作为生产要素流动市场,资本市场的生产要素资本化,容易通过股权转让、收购等方式实现其流动。作为资源配置市场,资本市场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将社会资源配置到管理有素、具备成长潜力的产业中去。

就传媒产业自身特点来说,它进入资本市场的动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l、从传媒产业资产性质看,由于传媒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在信息经济领域,其资本附加值较高,但经营性资产净值不大;无形资产或各类专用资产较多,但可用于银行信贷抵押的资产不多。同时,传媒产业往往一次性投入较大,投资回报期较长,因而存在一定的资金风险,加之自有资金的不足,使得传媒产业很难从银行方面通过借贷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而资本市场提供的股票性质的资金恰恰回避了上述问题。

2、从传媒产业发展前景看,以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促使传媒产业必须对其制作手段、传输手段等进行大规模数字化改造。这些改造虽然能给传媒产业带来巨大回报,但在投入期,首先面临着资金缺口的压力。而资本市场最重要的职能是为剩余资本寻找投资机会,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资本市场希望从传媒产业的发展中得到丰厚利润,从而解决了传媒产业的融资问题。

3、从传媒产业的扩张方式看,传媒业覆盖地域宽、受众面广、经营单位分散、条块分割现象多。而传媒产业的竞争往往表现在从空间和时间上拓展市场。传统的粗放式扩张方式,耗资大,回收期长,并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只有依托资本市场,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手段,才能使传媒产业顺利实现产业扩张,走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路子。

4、从传媒产业组织方式和运作机制看,传媒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容易受到政策约束,经营模式、经营理念往往落后于市场。传媒产业进入资本市场之后,一方面获得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流动性加强,经营风险相对增加。这促使传媒产业必须探索新的组织方式和运营机制,更新管理观念,按照市场化要求运作,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尽管传媒产业化迫切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但由于传媒业的特殊性及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进入资本市场的途径仍需要进一步探索。目前的思路大致有:

①思路一:改制上市将媒体的全部资产或部分资产重组改制上市,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中视股份、东方明珠、电广实业。

②思路二:借壳上市通过收购股权或资产置换的方式,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达到间接上市的目的,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成都商报>。

③思路三:媒体资产或权益分离出来,合作经营这是指媒体部分资产、权益分离出来,与外界投资者合作经营,双方按一定比例或形式分配收益。如电视媒体将有线电视网络、栏目、广告等剥离出来,与外界投资者合作开发、经营等等。

三、"电广传媒"--传媒产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有益探索"电广传媒"的前身是湖南广播电视发展中心,成立于1994年,注册资金6934万元,是一家以影视节目制作、广告发行、信息传输服务为主的大型国有企业。截至1998年12月31日,帐面总资产11. 88亿元,1998年实现净利润为6407.9万元。"发展中心"优良的经营业绩,曾对湖南广播电视中心工程的兴建,湖南卫视上星等大型基础项目的建成提供了有力的资金和物质保障,为湖南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传媒产业的发展来看,1833年9月诞生的纽约《太阳报>成为历史第一家没有夭折的廉价报纸,其成功的关键是创办人本杰明·戴以一种全新的观念为这张报纸定位,以全新的手法来经营这家报纸,即通过"提供有利的广告媒介"这一独特的价值补偿机制(提供广告服务)来维持《太阳报>的生存,这就开创了传媒迈向产业化的先河,改变了以往"政党报纸"的倾向。

从此,广告收入成为各商业性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到19世纪以后,以报业为标志的传媒产业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但作为一种产业,远未成熟,仍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主要原因是,传媒产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传媒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媒体组织作为一种产业结构而言,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看,都比较小,在当时,即便是最着名的媒体组织,与其它产业的大公司相比,其经济实力也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传媒产业的资本集中化程度很低,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和资本扩张。

篇3

[关键词]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改革;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10-0068-05

自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筹备成立起,在人们最初怀疑的眼光中诞生的中国资本市场在20年的时间内,走完了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需要100多年走过的道路。中国资本市场在推进法制建设,实现公司制度现代化,支持上市公司做强做大,促进上市公司会计与信息披露标准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仍然年轻,仍然处于新兴加转轨的时期,仍然缺乏深度和广度。随着金融危机的复苏,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资本市场应该抓住时机,在回顾历史成就的基础上,找准未来的发展方向,构建未来的发展战略,推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一、中国资本市场的三大时代特征描述

根据资本市场的基本控制机制、政策取向和能力建设模式的特征,可以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由于资本市场能力建设与制度规范的渐进性,这三个阶段其实并不存在清晰的时点界限,而是存在着或短或长的过渡性与交叉期。但是为了便于经验总结,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类,其中每一阶段在市场能力建设、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的经验总结都构成后一阶段的认识、学习、试错与探索。

1.行政分权格局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年代

1978年～1992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萌生。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全从零开始。1981年后国债、企业债、金融债等债券开始出现。1986年后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进行股份制试点,半公开或公开发行股票,股票发行市场开始出现。随后债券和股票的柜台交易开始在全国出现,二级市场初步形成。1987年后证券公司先后成立。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设立,股票市场集中程度和运作效率有所提高。1990年后期货交易开始试点。这一阶段,资本市场大多处于自我演进发展状态,资本市场体系初步搭建,并以分隔的区域性试点为主,中央政府对市场发展的控制与参与较少,地方政府努力推进地方证券市场的发展,各地证券交易机构和正规的或非正规的发行与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快速发展,重扩张,轻规范,缺乏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法律规则、监管目标和监管机构。随着地方政府和市场参与者贪婪的扩张,自律组织能力缺失的逐渐显现,资本市场的无序状态愈演愈烈,这样的制度环境和能力禀赋的基础决定了中央政府的行政集中权利迅速成为填补市场缺失的约束机制与克服地方政府失灵的重要战略选择。

2.行政集中控制格局下中央政府主导的年代

1993年～1998年,全国性资本市场开始形成并初步发展。这一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控制机制出现了从地方政府主导到中央政府主导的演变。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了统一监管体制,全国性市场由此开始发展,并初步形成了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及相关制度。在市场创建初期,股票发行采取了额度指标管理的审批制度,股票发行定价也是近乎行政审批。B股市场出现及境内企业海外上市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对外开放。证券投资基金有所发展。期货市场初步发展。这一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从早期的区域性试点迅速走向全国性统一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陆续出台,市场机制初步运行,资本市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3.依靠市场参与者主导作用的后行政集中控制年代

1999年～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规范并快速发展。这一阶段在资本市场上将全面实现法制化、市场化运作,并形成相应的整体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能力结构,形成完整的市场产品链条和运作架构。1999年《证券法》的实施及2006年《证券法》和《公司法》的修订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更高程度的规范发展。2004年设立的中小企业板及2009年设立的创业板,都不断丰富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及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以2005年4月开始推进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为代表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建设使资本市场的运行更加符合市场化规律。债券市场规模有所增加,市场交易规则逐步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国际化进程有了新的进展。这一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在法制化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资本市场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建设使资

本市场的运行机制更加符合市场化规律。

二、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成就

中国资本市场自2004年开始主要的任务和功能发挥了巨大的转变。2004年1月31日,针对股市连续多年低迷及市场长期积累的股权分置的矛盾,国务院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发展资本市场提升到国家战略任务的高度,提出了九个方面的纲领性意见(简称“国九条”),为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2004年至今,中国资本市场围绕着国九条的纲领,重点开展了五项工作任务。其中包括: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提高机构投资者数量;健全资本市场的法制。截止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在这五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和成果。分析这五个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制度缺失,这五个方面的改革都是起到了回归本源的作用。

1.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是中国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所谓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股东所持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称为流通股,而公开发行前股份暂不上市交易,称为非流通股。这种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状况,为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所独有。当时沪深两个交易所2.45万亿元市值中,可流通的股票市值只有8300亿元,国有股等不可流通的股票市值达1.62万亿元。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使上市公司或大股东不关心股价的涨跌,不利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越来越影响到上市公司通过股权交易进行兼并从而达到资产市场化配置的目的,妨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此,中国证监会着手解决中国特有的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桎梏,回归资本市场的本源,这一切成为中国证券市场自成立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举措,其意义甚至不亚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创立。随着市场的逐渐认可和接受,充分说明改革的原则、措施和程序是比较稳妥的,结果和效果是良好的。

2.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清理大股东占用情况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具有发展优势的群体,是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源泉。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普遍,中国资本市场成立之初,上市公司普遍缺乏股权文化的概念,对于募集的资金缺乏争取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缺失严重阻碍了上市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侵害了上市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完整性,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和健康发展,导致部分上市公司连续亏损直至退市,没有发挥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支持与扶持功效,严重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权益。清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利于维护基本的产权制度,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社会诚信文化的建设,通过各种长效管理机制的建立,回归资本市场的本源,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图1为上市公司大股东占用资金变动情况。

3.证券公司综合治理

证券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最初的证券公司领导都是央行和各级政府派出,其领导的主要思想深受中国传统的银行体制影响,把客户保证金视同银行存款可以随意使用,这是认识根源的问题,因此,通过基本制度的建立,纠正这种认识偏差的问题也成为资本市场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2007年底,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成功结束,实现了各项主要治理目标。经过综合治理,证券公司长期积累的风险和历史遗留问题平稳化解,曾严重困扰证券行业健康发展的财务信息虚假、挪用客户资产等问题基本解决,初步建立了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各项基础制度得到了改革和完善,创新活动有序启动,行业格局开始优化。2006年以来,证券公司开始扭转了连续四年整体亏损的局面,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盈利水平放缓,2009年继续增加。截止2009年底,106家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0.41,累计实现净利润932.71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3.9%和93.5%(见图2)。

4.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数量

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壮大,应该大力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数量,优化机构投资者的结构,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对于稳定市场、提高效率将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因此大力鼓励机构投资入场,培养多元化的投资结构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任务。过去几年中,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发展,使得资本市场主流的投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投机和做庄盛行转向重视公司基本面分析和长期投资,保险、社保基金以及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逐步进入资本市场,初步改善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及各类机构投资者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5.健全资本市场的法制

中国最早的资本市场是行政规制而不是法律规制,行政规制试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之初,保证一切资源集中进行发展建设,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项机制的快速建立,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开放,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发展,法律规制的建立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将成为资本市场发展的迫切任务。因此资本市场将回归本源,逐渐完善资本市场成立之初的法律缺失,《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震惊着世界各国,通过上述五项工作重点的完成,我国资本市场逐渐回归了证券市场的本源,我们用20年的时间追赶着美国将近300年的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各项本源的功能缺失正在逐渐与世界接轨且基本完善。但未来仍然有许多任务需要完成,面对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未来发展的纷繁复杂,中国资本市场在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握住基本的发展原则。

三、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

金融业属于服务业,资本市场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实体经济的需求。从最初的初步形态、体制的建立回归到对经济的关注,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而制定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近10年,中国经济每年以近10%的速度增长,高速的经济增长背景下,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曾经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结构需要改变。金融危机后美国失业率仍维持在10%的高比例,欧洲救助金融危机后使政府发生严重的债务信用危机。在这种国际形势的背景下,中国2009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47.7%,因此依靠出口劳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不可持续,国家必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重要的做法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启动内需。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和产品结构严重老化,必须首先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含义。包括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等内容。核心思想是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此轮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应该顺应经济的发展方向,紧密配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背景,给予经济最有利的支持。

1.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成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机制

在大部分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公司外部融资主要通过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而不是贷款,在中国,目前公司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比例虽然逐年提高,但是与贷款增加额相比仍然偏低(见图3)。

根据国际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阶段段和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1995年以来,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均高速发展,大机器工业体系日趋完善,工业发展明显向重化工业倾斜,电力、钢铁、化工和机械制造业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这一阶段随着产业结构重心不断后移,产品附加价值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制造业支持经济增长。2015年开始,中国将进入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此时,农业比重将历史性地下降到10%以下,工业比重总体稳定在40%～45%之间,但其内部结构将发生剧烈转变:从“十一五”时期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向以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制造业为主导转变,同时产品结构会发生由生产资料为主向消费资料为主的转变。此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推动。因此,资本市场作为服务经济的重要部门,应该改善资金供给结构,大力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

2.完善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上市公司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截止2008年12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达到1,625家,资产规模达到48.70万亿,净资产达到7.12万亿。200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30万亿,占2008年GDP总量的37.67%,实现利润总额10,747.63亿,约占2008年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36.31%。

但是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工业结构、产品结构严重趋同,资源消耗大、利润低,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改变这一状态并购重组是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上市公司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淘汰弱势产能,将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支持促进有条件的企业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并购重组也是扬弃传统产业观念,筛选重复生产,为自主创新提供价值发现空间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七大召开以来,国家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总体要求,资本市场作为国家经济的助推器,正在大力推进基础制度建设,着力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促进上市公司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据统计,从2006年至2009年上半年,共有123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并购重组,实现了产业整合与行业升级,交易金额达到8,334亿元。完成并购重组后,上市公司净利润、总收入和总资产平均增长了1倍~3倍。通过并购重组孵化出大批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并走出国门,参与国家化的企业发展与竞争。

3.建立有利于推动自主创新企业发展的资本市场制度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自主创新能力的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标志着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开始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这充分体现了创新与科技进步对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因此资本市场应该根据服务企业的变化而变化,修改传统的制度安排,根据创新型企业的特点,制定弹性的制度体系,满足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无论是产业价值链角度、资本有机构成角度还是劳动生产率、社会需求趋势方面都充分地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过渡。因此,服务于传统产业,国有大型企业的资本市场制度应该改变。则法移,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应该随着企业的变化,了解创新企业的特点,制定出适合新兴产业、自主创新企业发展的弹性的制度体系。

2004年成立至今的中小板运行良好,2009年创业板成功推出,然而市场的建立只是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只有相应配套制度改革才能真正为这些企业服务。曾经看重固定资产的审核标准并不适合目前发展迅速的无形资产比例极高的自主创新型企业,资本市场的本质是风险的分层管理,实现风险分层管理的路径是制度的差异化建设。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场外市场的建立只是实现了风险的分层管理,而只有真正实现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弹性的制度设计才能真正满足新兴产业中自主创新企业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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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9.

Research on China's Capital Market Reform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Liu Wenju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116023,China)

篇4

一、“企业”合约本身的特征

科斯企业理论的重点是解释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为什么还存在着企业。科斯（1937）的发现是，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而“企业”组织正由于节约交易费用而存在。企业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是因为“在企业内，市场交易被取消”，组合在企业内的各生产要素，不必彼此签订一系列买卖合约，原来用于签订和执行这些市场合约的费用，因此被节约了。所以，科斯说，“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1937，中译本第4页）。不过，企业可不是以一个非市场的合约替代了市场价格机制，在科斯看来，企业内部的“命令”和“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无非是“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的结果。“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利范围。只有在限定的范围内，他才能指挥其他生产要素”（科斯，1937：6页）。这就是说，科斯并没有把企业看成一个非契约机构对市场契约的替代。相反，企业不过是以一个市场契约替代了一系列市场契约而已。这个契约，我在下文将称之为市场的企业合约，由投入企业的各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同意”而订立，其本质正在于界定企业家权威的由来和范围。换句话说，企业家在企业内的权威、命令和计划等等这一切骤然看来“反自由市场交易”的东西，本身就是由另一类市场合约——市场的企业合约——授予并限定的。这是企业家权威不同于帝王权威、农奴主权威和中央计划当局权威的地方。结论是，企业以一个市场的企业契约替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

科斯没有侧重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企业不过是以一类市场契约替代了另一类市场契约，那么这两类市场契约有些什么不同呢？张五常（Chueng，1983）指出，企业“这个契约”，发生在要素市场上；而价格机制的“那一系列契约”，则是产品市场上的交易。因此，企业无非是以要素市场的交易合约替代了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张五常的上述阐述，被认为是对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①不过，在我读来，关于企业是要素市场上一个（或一组）交易合约的思想，在科斯1937年的论文里就清楚地表达过了。在我们上面的引文中，科斯不是已经讲到，“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之间的“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吗？这难道不是表明科斯已经把企业看成是要素市场上的一个合约吗？其实，在这一点上，张五常与科斯毫无不同。

张五常真正不同于科斯的地方，是他认为要素市场上的合约，即企业合约，与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市场交易的时间间隔性、交易费用不为零、以及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等，在产品市场和在要素市场上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两类合约在程度和具体安排上的区别，并不足以把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区分开来。张五常提出的问题实质是：如果你不会因为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双袜子，你就被看成你同这家百货公司同属一个企业，那么为什么你聘用了一个工人或一个工程师，你就与这个工人或工程师被看成构成了一个企业呢？在他看来，买袜子的合约，与企业家聘用工人或购买原料的合约都是市场合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张五常由此得出结论是：由于企业的合约本质，使我们“不知企业为何物”！②

科斯明确表达他不向意这个结论，他认为企业除了是要素及其所有者间的合约之外，本身还有其他特别之处。其实，在1937年的论文里，科斯就已经写道：“由于预测的困难，有关物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越长，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买方也越不愿意明确规定出要求对方干些什么。”“契约中的所有陈述是要求供给者供给物品和劳务的范围，而要求供给者所做的细节在契约中没有阐述，是以后由购买者决定的。当资源的流向（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变得以这种方式依赖于买方时，我称之为‘企业’的那种关系就流行起来了”（科斯，1937：6—7页）。这里，科斯论证，由于把要素组合起来投入企业契约的期限通常很长，由于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不便（或不能）在订约前把要素买卖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所以，对科斯而言，企业合约的特征，是在合约中只陈述要素供给的范围，而将如何完成这种供给的细节作为购买者（企业家）可在签约“以后”行使的权利。换句话说，企业合约是权利义务条款没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买方有权在合约过程中追加规定的一种特别合约。

科斯定义的这种企业合约，显然有别于一般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在产品市场上，顾客付钱购买袜子后，交易就结束了。她不能再要求过问交易对方袜子生产的任何细节。她可以事后退货，但那意味着退出交易，而不是表明可以控制细节；她也可以事先定做，但“定做权”只允许顾客在事前给出各种要求的细节，并以此为据在交货时查验、调试和修改。顾客的定做权不意味干预生产过程细节的权利。只有当一位客人事先说不清楚她所要袜子的花色，又非要过把瘾，“事先只说个大概，然后由她指挥袜子的生产，直到满意为止，”那她不但要大大破费一番，而且必须在买袜子的同时，购买缝纫工人的劳动，并且事先只与这位工人讲定工作条件和薪酬，而保留对加工细节的控制和指挥。不过，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已经在签一个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合约了。现在我们要问，科斯抓住的企业合约的上述根本特征，因何而来？

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

企业合约不同于一般市场交易的关键，首先是在企业合约中包含了劳务的利用。这一点，科斯本人在他1937年的论文里对此有过非常简洁的交待。他说，就企业合约的特点而言，“购买劳务——劳动——的情形显然比购买物品的情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购买物品时，主要项目能够预先说明而其中细节以后再决定的意义并不大”（科斯，第7页）。反过来讲，恰恰是由于企业必须购买劳务，而劳务买卖“事前只说明大概、以后决定细节”的意义特别重大，才使企业合约区别于其他市场合约。

科斯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单单劳力的利用和买卖，需要如此特别的契约。30年代科斯前后的经济学家，对此似乎也没有做过较为透彻的说明。这也难怪，因为在本世纪60年代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之前，经济学对劳务要素的研究，好象从来要比对土地和非人力资本的研究要薄弱。当代人力资本理论探究了经济增长中何以总产出的增长比要素投入的增长更快的根源，发现健康、教育、培训和更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等要素，成为现代收入增长的日益重要的源泉（Schultz，1961）。不过，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文献，也不过是将对（非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原理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而已。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增长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是从市场合约的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不能不注意到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重要特点。如罗森（Rosen，1985）所说，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在我看来，这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所有权。任何其它经济资源包括各种非人力资本和土地的所在权，既可以属于个人，也可以属于家庭、社区、其他共同体或国家，还可以不属于任何人或人的群体。但是，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不但必须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①罗森在解释人力资本只能属于个人的产权特性时，用了一个限制条件——“在自由社会里”。他的意思是，只有在不允许将人为奴的法律条件下，人力资本属于个人才是真实的。但是读了巴泽尔（Barzel，1977）关于奴隶经济的研究后，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撤去“自由社会”的局限条件，人力资本只属于个人的命题仍然成立。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全部产出。但是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full-fledged property）②，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要在强制条件下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即使支付极其高昂的“监控（supervision）和管制（policing）成本”，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费用，一部分奴隶主不但必须善待奴隶（如福格尔发现的那样，见Fogel，1972），而且只好实行定额制（quota），即允许奴隶在超额后拥有“自己的”私产，以致一些能干的奴隶积累了财富，直到最后买下了他（她）自己，成为自由民。这是不是说，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甚至奴隶制的法权结构都无法做到无视其存在呢？

违背市场自由交易法则的法权和其他制度安排，当然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产权在德姆塞兹意义上的“残缺”。象其他任何资产一样，在完整的人力资本的利用、合约选择、收益和转让等等的权利束中，有一部分权利可能被限制或删除。此时，即便人力资本在法权上明确归属于个人，其产权强度也会遭到损害。就此而言，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景况相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的特性，使之可以在产权残缺发生时，以迥然不同于非人力资本的方式，来作回应。人力资本是巴赛尔所说的“主动资产”，它的所有者——个人——完全控制着资产的开发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束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以致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更特别的是，这部分被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作同样的开发利用。一块被没收的土地，可以立即转移到新主人手里而保持同样的面积和土壤肥力；但是一个被“没收”的人，即便交到奴隶主手里，他还可能不听使唤、“又懒又笨”“甚至宁死不从。简言之，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

如果对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上述特点一无所知，要理解现代经济学中非常热门的“激励”理论就困难重重了。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无须激励，银行贷款也无须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道理就在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一方面，人力资产天然归属个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这两条相结合，就是奴隶制下仅仅为了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务也不能只靠棍棒和鞭子，何况自由市场合约条件下的种种复杂的劳务利用合约！激励的对象是人，更准确地说，是个人，因为个人才是人力资本的具有技术不可分性的所有者和控制者。激励（包括负激励）的内容，就是把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市值信号（现时的或预期的），传导给有关的个人，由他或她决策在何种范围内、以多大的强度来利用其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方向和强度。激励机制的普遍性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利用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日益居于中心地位。①

三、企业里的人力资本

在一般的产品市场交易中，无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的人力资本就已经很重要了。即便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下，供求双方的产品和劳务交易中就已经包含了或多或少的人力资本。价格机制不单单配置物质性的经济资源，它同时也激励着生产者消费者双方人力资本的利用。买什么、买多少和卖什么、卖多少，都离不开双方当事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知识和判断。这些人力资本如何调用，全凭市场信号的激励。所谓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不能少了一个由当事人在价格信号下作决策的关键环节。道理很简单，市场交易需要的人力资本只归属个人，除了相对价格变动引起相对利益变化的激励，当事人既不会“进入（买和卖）”，也不会“退出（不买和不卖）”。用其他方法来“配置”，千千万万当事人不配合，当然麻烦一大堆。

但是，人力资本产权特性在企业合约的场合才得到突出的表现。企业合约把隐藏在一般市场交易商品和劳务之中的人力资本分解了出来，并把人力资本本身当作可为企业购买的独立要素。我们已经知道，加入企业合约的至少有一方是人力要素及其所有权。最简单的如“古典企业”，就是企业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务要素的所有者——工人——达成的一个企业契约。这里投入企业的劳务，还不就是工人人力资本（体力、基本技能和努力）的发挥和利用？劳务天然属于工人个人，这个铁则在古典企业里同样存在。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资本家——除了找寻激励之道，别无良策可让工人尽心尽力。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强调的企业内的“计量和监督（measuring and monitoring）”，意义在于识别出个别工人对企业生产的贡献，从而奠定“激励性报酬安排”的基础。“计量和监督”，可不是“压榨工人”的意思。①工人的劳动努力，象任何其他人力资本的利用一样，可“激励”而不可“压榨”。资本家滥用权力的事情虽然象任何权力都会被滥用一样史不绝书，但资本权力的滥用，除了激起工人的集体行动（罢工、游行和工人运动），从来达不到充分利用工人劳动能力的效果。另一方面，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只以反制资本家滥用权力为限。在多数情况下，工人接受劳务市场上的交易，并对“激励性合约”能够作出积极回应。

计量和监督，就是另一类人力资本，即通常被叫做经理的管理知识和才能在企业里的应用。同样，所谓“企业家才能”，即对付市场的不确定性，作出企业“做什么和怎么做”的经营决策，不过就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企业里的运用罢了。因此可以更完整一点说，任何企业合约都离不开工人的劳动、经理的管理知识和能力以及企业家的经营决策。这三种人力资本，象任何其他经济资源一样，在生产中的功用不同，也会因为相对稀缺性的不同而市价迥异。但是，这些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却共同地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不同：第一，人力资本天然只能属于个人；第二，人力资本的运用只可“激励”而无法“挤榨”。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这样一个团队生产里，不可没有对所有个别成员劳动贡献的计量、监督和管理。②阿—德主张“以剩余索取权来激励企业监管者”，仅仅是因为“监管监管者”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奈特（Knight，1921）强调以“利润”回报企业家才能的合理性，道理也在于企业家面对的是无概率可寻的市场不确定性，根本无人可知企业家是否尽心尽力在做经营决策。

企业，无非是上述各种人力资本与其他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市场合约。市场的企业合约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在企业合约中包含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直接利用这些经济资源时无法采用“事前全部讲清楚”的合约模式。在利用工人劳动的场合，即使是那种简单到可以把全部细节在事前就交待清楚的劳动，劳务合同执行起来还是可能出问题。因为单个工人在团队生产中提供的劳动努力，要受到其他成员劳动努力的影响。要维护并激发全体成员的劳动努力，离开“计量、监督和其他激励”就无计可施。在利用经理劳动的场合，要事前讲清楚企业管理的全部细节即使在技术上可能，也会因为信息成本太高而在经济上不合算。聘任企业经理的合同在事前真正可以写入的，实际上要经理相机处理事前不可完全预测的事务的责任，以及经理的努力所应该达到的目标。经理努力的供给，是由激励机制的安排和执行决定的。“激励”不足，你到处看到“管理不善”迹象就不必奇怪了。至于要利用企业家才能，事前恐怕连“大概”的内容也写不出来。因为“发现市场”和“在一切方向上的创新”这样的事，毕竟谁也不能在事前加以“规划”或“计划”。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甚至在事后都难以监督和计量。除了用类似“分成租合约（sharecropping contract）这样的制度安排，即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企业家才能是无法被“激励”出来的。企业家才能属于个人，如果“激励”不足，这种才能就好象“天生匮乏”一样供给不足。经营败笔随处可见，“企业”就不如拆成多个小个体户到市场上分头练还更划算些。总之，当不同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可以独立买卖的生产要素进入企业时，有一些共同的产权特征。企业合约作为一个特别的市场合约，其特别之处——合约里多少保留一些事前说不清楚的内容而由激励机制来调度——可以由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得到说明。

四、企业合约和企业所有权

上文达到的理解，即企业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特别市场契约，还牵连到一些有关企业产权的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企业作为一个市场契约已经包括着多个要素及其所有者，那么企业本身还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所有权即企业的所有权？第二，“资本雇佣劳动”是不是市场的企业合约的永恒内容？第三，所谓的“经理革命”真的弱化了所有权吗？本节简要讨论这些互相有些连带的问题。

企业是一个市场契约的思想，应该已经明明白白地包括了“企业不可能只有一个所有权”的意思。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资源所有权，何来“市场合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如何通过产权的交易来合作利用各自的资源，这就是一个契约的内容了。因此，一个契约一定包括多个所有权，应当是清楚明了的事情，在经验里，一份契约总有多个同样的文本。每个契约文本除了其作为法律依据的功能之外，本身也可以有独立的市值，如作为抵押的凭据。但是，同一个契约各个文本的市值，可能极其不同，取决于各持有方在契约中的产权地位。比如一份租地合约，租佃双方在理论上都可以将其“上市抵押”，只是在出租方能够押出100元的地方，佃入方可能只能押出10元。这清楚地表明每个市场契约都会有多个所有权。市场契约是多个所有权之间为让渡各自产权而彼此作出的保证兑现的承诺。没有人会问，“这个契约属于谁”，因为契约既不属于任何单方的所有权，也不是由各参与方“共同拥有”。

但是在企业合约的场合，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去想“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哪一方”这样的悖论性问题。一般说来，普遍的结论是“企业由其资本所有者拥有”。但是，企业里难道只有一个资本（及其所有权）吗？在古典企业里，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同时又兼任企业的管理者和企业家。这种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合为一身的现象，造成了经济学上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资本家，即是这种笼统的古典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在古典企业里一身多任，他并不需要作为财务资本家的自己与作为经理和企业家的自己签订契约。这就足以构成“资本家拥有古典企业”命题的认识论起源。人们常讲的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的相对稀缺”，现在看来，那不过是对企业财务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加区分的一种模糊判断而已。其实，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布劳代尔指出的那样，在以往任何一个经济时代都有“一些钱财找不到投入的场所”（Bruadel，1977：35页）。换言之，即使在古代，真正稀缺的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而不是财务资本。不过，在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一身二任”的时代，看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企业家稀缺的结果是创新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结构单一。在这样的经济里，就业的容纳能力不可能强，所以看上去人力资源“过剩”，工人的体力和技能一钱不值。在古典时代，“资本”的相对稀缺和人力的相对过剩，使“资本”不但“雇佣”劳动（马克思），而且“支配”劳动（奈特）。如果财务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和管理职能这些人力资本永远合为一体，那么“资本雇佣劳动”如同“企业属于资本家”一样，可能就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了。人们有理由不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在“雇佣”劳动。人们也有理由想当然，似乎纯粹的物质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就有权力“支配”劳动——工人人力资本的应用。这使我们看到，所谓“资本雇佣劳动”，不过是“企业属于（财务）资本家所有”命题的一个翻版而已。

但是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的发展，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才能这些人力资本从一体的“资本”里分立了出来。市场范围的扩张、交易从内容到形式的复杂、企业组织的成长，使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的人力资本的独立不但势在必行，而且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这无非是分工法则在经济组织变化中的体现。古典“资本家”逐渐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单纯的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企业家（管理者）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这个过程里，单纯的非人力资本日益显示出它们“消极货币”的本性。其实，早在古典企业里，非人力资本就是一堆消极货币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消极货币的所有者本身又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人们难以觉察而已。例如，即使在卓别林传神地表演过的“机器流水线支配工人”的场合，机器和设备也并不知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那是由企业家才能，即冒险地“预测市场”来决定的。经营决策错了，工厂要关门，多少机器流水线也只好停摆，上哪儿去“支配工人”？因此即便是在古典企业里，与其说是物质资本家在“雇佣”劳动，不如说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家（奈特讲过的“能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冒险家”）在非人力资本的影子里扮演关键角色罢了。这说明，“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是由含糊的资本概念支持着的。①

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发展，不但使企业家（管理）人力资本从企业资本的影子里走了出来，而且径直走向大企业的舞台中心。1930年代中，伯勒和米斯观测到在200家美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里，经理已经在公司股权极其分散的条件下控制了这些企业资产的大部分（Berle and Means，1933）。他们称此为美国企业制度史上的一场“经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这场革命造就了一种“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经济权势”，“那些提供资财的人被赋予‘所有者’的地位，从而使新王子们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势”。伯勒和米斯的观察堪称一流，但他们的概括和理解却是错的。他们的鼻子已经碰到企业家（管理）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却无以名之，不但模模糊糊称其为“经济权势”或“新王子们”，而且把走到大企业舞台中心的经理们，看成是其老板（即“提供资财的人”）权力的僭越者。他们把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与企业资财资本所有权的分离，理解成“控制权（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本世纪60年代以后，“伯勒—米斯假设”大行其道，许多人甚至把股权分散的大公司看成“所有权已经淡化”的经济组织。①

“伯勒—米斯假设”在理论上的误差直到1983年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的才得到纠正。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指出，大企业的股东拥有对自己财务资本的完全产权和控制权，他们通过股票的买卖行使其产权；经理拥有对自己管理知识的完全产权和支配权，他们在高级劳务市场上买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股份公司并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是财务资本和经理知识能力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合约（Stigle and Friedman，1983）。这在理论上第一次把人力资本及其产权引进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

推广运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股份公司引起企业产权结构的真正重大的变化，是人力资本在现代企业里的相对地位急剧上升，以及纯粹的财务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当代企业最展开的形式上，人力资本的专门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力资本的各种发挥和利用——一般劳务、专业技能、管理（计量和监督）、各种企业家才能——都变成独立可交易的要素进入企业合约。由此而来的，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企业契约变得极为精巧和复杂。另一方面，各种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在契约里的竞争与合作，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超越“古典企业”时代的新组合和新形式。如何充分动员企业里各种人力资本，即发展“激励性契约”（incentive contracts），成为有效利用企业财务资本的前提，也因此日益成为当代保持企业竞争力和生产力的中心问题。现在才看得清楚，不是“消极货币”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存在，才使个人、经理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有碗饭吃”，而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的人力资本——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扩张。这个局面底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资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②问题是，企业里人力资本市值的相对上升，可不是通过“剥夺”企业财务资本的产权而实现的；而财务资本的相对市值下降，也不是什么“所有权弱化”的结果。企业的不同资本的相对市价的变化，是由一切进入企业合约的要素的市场竞争来决定的。没有发达的劳务市场、经理市场、企业家市场和财务资本市场，没有这一系列市场的通畅和联成一体，哪里可以“创新”出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来？市场的企业合约只有在市场（即产权交易）中才能找到其经济有效性的边界，这在现代和“古代”并没有什么两样。现代企业，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不过是一组更为复杂的“市场的企业契约”罢了。其中，企业合约的特性更加显著了，因为具有独特产权形式的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的组织中，占据着在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重要地位。

结论

篇5

据了解，在近两年的热门影视剧，如《失恋33天》、《山楂树之恋》、《北京爱情故事》、《你是我兄弟》、《悬崖》等影视作品的背后，都有这家默默无闻的影视传媒公司的影子。它会是资本市场上又一个“华谊兄弟”吗？

今年6月，新丽传媒成为拟在上交所发行私募债的10家公司之一，承销商为中信建投，债券发行规模为1亿元。事实上，新丽传媒已在冲刺IPO过程中。资料显示，今年5月，新丽传媒已接受浙江省环保局的上市环保核查，拟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其董事长曹华益亦公开表示，年内新丽将递交上市申请。

从2006年9月正式建立（那时叫“新经典娱乐传媒”）起算，新丽传媒仅有不到六年历史。2009年，现CEO王子文投资新丽并加盟。2011年，新丽完成股改，但未透露具体投资者构成。截至目前，新丽最大的亮点是它这两年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票房与口碑皆不错的影视剧，高质量的内容出品能力，成为支撑它业务的最大支柱。新丽强大的内容能力从何而来？是外界对新丽的第一个好奇。

创作型的影视公司摆脱纯粹的投资人身份，九成项目“自主开发”——新丽方面认为，这可能是新丽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即走“内容为先”路线。这与业界很多影视公司仅作投资人或是出资成立单独的工作室的做法不太一样，新丽对项目的参与度程度极高，尤其是在题材、内容的产生和选择上。

新丽传媒董事长曹华益在媒体面前曾说：“我们是一个创作型的公司。我们会根据市场调研、预测，主动拟定题材向作者约稿。”

据新丽内部人介绍，曹董事长更像是一位编剧，他对剧本能否引起轰动的把握很准确，比如今年新丽的另一部热剧《悬崖》的剧本，就是编剧全勇先被拒绝了三次后，被曹华益相中的。而这次电影《搜索》的小说改编权，也是在曹华益的牵线下，让陈凯歌从盛大文学处购买下来的。

曹华益，其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教育背景和创办影视公司之前从事图书出版的工作背景使他手中拥有了许多作家资源，他本身也阅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对组建自己的内容团队，对剧本的把握都有着先天的优势。而与盛大文学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内容的把控。两家共同建立了盛大新丽（之前的名称是盛大新经典，2010年更名新丽后，盛大新经典也更名为盛大新丽）。新丽副总裁张文伯介绍说，这家公司旨在积累编剧资源，希望能“孵化”出好的编剧团队。他们邀请好莱坞的著名编剧，如罗伯特麦基，来华指导网罗来的编剧，并按照好莱坞的模式对不同的编剧工种分类培养。

高程度的内容参与度，势必带来成本的上升，但是，且先不论好内容有可能带来高收入，在曹华益看来，内容好还可以直接提高制作方面对名演员的议价能力——这是新丽立足内容、打内容牌的商业逻辑之一。要知道，演员片酬成本上升太猛太快，已成这几年影视圈制片方共同叫苦的一个难题。

篇6

然而另一种现象也在发生：上海的一些商业空间不但不挤兑文化艺术，甚至甘愿斥巨资盛情邀约，比如剧场――美罗城迎进“上剧场”，大宁国际商业广场有“亲子微剧场”，还有些商圈甚至自建剧场，比如喜玛拉雅中心的“大观舞台”，虹桥天地商业区的演艺中心等。这种现象既让人振奋又让人疑惑：这是升级版的“过河拆桥”的资本游戏，还是新形势下艺术的逆袭与胜利？文化与商业两大元素的有机融合又为各自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与生机？对此，本刊记者走进上海商业空间里的剧场，探讨这股潮流背后的动因与意义。

让“上剧场”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今天到了这‘客厅’，我想换一双拖鞋进来的，但他们说没有准备。下一次我该穿好睡衣和拖鞋上来。”知名演员黄磊放松地在沙发上坐着，调侃道。相比黄磊休闲风格的黑衣黑裤，一旁坐着的知名主持人何炅则显得正式得多，一套暗黄色的笔挺西装，还配上黑色的领带，他自嘲道，想着要到“上剧场”来，所以得“穿得跟个人似的”，但是来了后他发现错了，应该穿条睡衣上来。

虽然还是在剧场的舞台上，但是现在这里是“丁乃竺的会客厅”。因此，黄磊和何炅打开话匣的第一句话便是服装上的“自我检讨”，第二句话就是感叹剧场很特别，很温馨。

“这里的每个细节都是我亲自设计的。”著名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颇为自豪地说道。嘴角总是挂着微笑、一脸亲和的赖声川此时更随和了，墨绿色休闲上衣，蓝色牛仔裤，翘着二郎腿，舒适地靠在沙发上。这里如今是他的地盘――他的专属剧场。拥有“自己的剧场”这个梦盘桓在赖声川脑中三十年，2015年12月5日终于实现了。2016年1月4日，“上剧场”即将满月之际，赖声川的太太丁乃竺主持的“会客厅”策划了特别篇――缘起，暗恋桃花源。因此，已持续出演《暗恋桃花源》十年的黄磊与何炅，为了三月份在“上剧场”的演出提前来到“会客厅”。

“你往前走，对，再往前走几步。”赖声川有些得意地让站起来感受舞台的何炅走到舞台前区延展部分。这个比一般的舞台多延展出的部分，让第一排观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缩小到只有2米。

“这个距离真是到了表演会害羞的地步呢！”何炅又开启了“耍宝”模式，“有可能说台词时口水会喷到第一排观众的。”

“在‘上剧场’做这样的活动，仿佛回到1986年自己家里的客厅，那时排练室是客厅，办公室是车库。在那个环境下，我们一群人像做实验一样创作着《暗恋桃花源》，结果一做就是30年。”一袭白衣的丁乃竺回忆道，优雅地笑着，一脸的幸福。赖声川“表演工作坊”成立发展的三十年里，常年各地巡演奔走，感觉就如同游牧民族一般。终于，一个专属的剧场让他们停下来，有了一种“家”的归属感。“上剧场”从酝酿方案到破土动工直至最后建成的6年里，每一个环节，赖声川都亲自参与其中，每一稿图纸都是他自己画的。

“上剧场”有699座的观众席，以粉红、蓝色、咖啡色、绿色随机排列，一改其他剧院的统一颜色，看起来更有生活气息；情侣座的设置，也让剧场富有人情味；0.69米高的台高，让前排观众看戏时不再饱受长时间仰视的痛苦。最主要的是，整个座位席的坡度、座位排列经过精密的视线测试。“我想做一个让观众能够舒服看戏的剧场，希望坐在里面的人不会再看前排人的后脑勺。”赖声川说道。

“上剧场”的设计体现了赖声川“表坊”的理念：将大众艺术与精致文化相结合。不过，对于这个理念更完美、极致的诠释在于它落户的地点――美罗城。在美罗城商场5楼，剧场、书店、电影院、商铺非常融洽地相处于一个空间中。

“丁乃竺会客厅”结束后，赖声川在剧场外开放的“会客厅”接待了本刊记者。

“我觉得现在许多地方新建剧场还是根据十九世纪欧洲剧场的模式，那背后的概念是：‘艺术是神圣的，剧场是殿堂’，所以剧场都是单独的建筑物，要爬阶梯向上仰望才能进入。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人们的生活、戏剧的内容、‘神圣’的定义大不同于过去，所以我认为身为殿堂的剧场更应该融入生活，融入一般生活的场所。上海美罗城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地点，可以容纳这样新的概念，符合新的时代。”赖声川认真解释道。

起初，赖声川取名“上剧场”时，一些朋友并不赞同，认为太普通，有些土气。但赖声川却有自己的见解。“‘上’包含多层含义：‘上’可以指‘上海’，‘在楼上’；‘上’也是‘尚’，指‘时尚’‘上等’；‘上’还可以解读为动词，大家一起‘上剧场’去！我们希望，能把剧场融入到大家的生活，没事就上‘上剧场’。”赖声川一口气报出了众多含义。神奇的是，“上剧场”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时尚、流行了起来。

从12月5日起至2016年2月底，上剧场的开幕季演出轮番上演“表坊”的经典作品《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一夫二主》《叽咕男女变形记》《爱朦胧，人朦胧》《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等，平均票价维持在300元以下、200元左右。有了自己的剧场，赖声川终于可以随心所欲、游刃有余地创作排练了。他给记者讲了这么个“笑话”：“几天前，做《叽咕男女变形记》的合成时，一看时间，晚上12点了，我心想：‘完蛋了，管方要来赶我们了！’在《暗恋桃花源》里就有剧场管理员的角色，不管你是谁，一到时间就把你们赶走了。后来我一想，天哪，现在管方就是我啊。”提起这个细节时，赖声川乐得合不拢嘴，笑着继续说道，“当然后来也就结束了，我要照顾我所有的同事们，不能让大家工作得太晚。但是至少不会再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吼大叫‘关门啦’‘三分钟之内断电啊’。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把戏磨得更细，把灯光等所有的环节都调到非常好的状态。”

几乎与“上剧场”同步推出的“丁乃竺会客厅”表明：剧场不止可以看戏。赖声川兴奋地说道：“太多事情可以做啦，比如举办学术讲座、研讨会，或者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艺术家来创作一些作品，或者让上海的一些白领话剧社来剧场玩玩。我们还希望与学校联系，为学生做一些专场演出。艺术是不分什么阶层的，真的是属于所有人的。”

聊天时，赖声川特别回忆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他留学美国时，纽约著名的实验剧团“LaMama”举办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天天有演出，赖声川就打了个电话过去订票子。“‘LaMama’的艺术总监叫Ellen Stewart，一个很有名的黑人女人，是剧场的一个腕儿。那天接电话的就是她本人，我敢保证。她一听我想订票，就说，你来啊，几点到，你就有票。那天我去了，看到了好多明星，他们就是从这个剧场里出来的，剧团十周年了，他们就回来，要么在台上，要么做观众，这让我看了很感动。”当赖声川回忆起这段故事时，我的脑海里不由地同步浮现出赖声川接“上剧场”电话的情形。这时，赖声川解释道，“这不是说，我就会在这里接电话啊。不过，我有事没事都会来‘上剧场’。大家会经常在美罗城看到我。”与一些非常自我的艺术家不同，“表坊”从创立初就非常关注观众。赖声川表示，会在演出中，不断观察剧场跟城市互动的情况。采访结束时，他一脸认真地恳请记者，把平时所了解到的观众的反馈都告诉他。

剧场与商圈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的改变。剧场进驻商城也意味着剧场进驻生活。生活跟戏剧更为紧密的结合，能让剧场更加近距离地直面观众，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可以像上街、上饭馆那样上剧场，由此让上剧场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

商场里的戏剧“专卖店”

在上海闸北区大宁国际商业广场5座Hub Novo3楼有个亲子微剧场“小不点看大视界”，它既没有赖声川导演这样颇有号召力的人物，也没有声势浩大的宣传，但是因为它的精准定位和国际范儿的内容，正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熟知，同时吸引了曾“徒手”打造爱丁堡儿童戏剧节的全球儿童剧界传奇人物Tony Reekie担任“小不点看大视界”国际部总监，苏格兰舞蹈家Janis Claxton来到这里义务进行艺术教育。

从2015年5月开始至今，“小不点大视界”已经引进了8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优秀儿童剧。这8部戏是从近200部戏中选出来的。2016年，将引进15部国外好剧共380场演出，包括英国的亲子环球热舞派对《跳舞吧！宝贝》、西班牙多媒体动画互动剧《猫飞狗跳》、法国装置动画音乐剧《水孩子》等，这些剧都具有近距离演出和互动性极强的特点。

放眼全国，还没有哪家剧场能像“小不点大视界”亲子微剧场一样自创如此小规模的家庭观剧模式。这样专业的微剧场定是一个专业团队创立策划的吧？非也。“小不点大视界”的艺术总监陈忌谮是位文艺辣妈。她曾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工作，充当国际节目买手，满世界溜达着“挑戏”，一年下来，她总共要看200多场戏。有孩子后，她却出人意料地辞去工作，专心在家带娃。然而随后她发现，经常与女儿无处可去，“陪伴质量极差”。她也带女儿去看戏，但是女儿遗传了妈妈的基因，从小“挑戏”挑得厉害，但凡说教太多、场景不喜欢的戏，立马吵着要退场，很少有让她能专心致志看完全场的戏。于是，陈忌谮决定带着当时才两岁不到的女儿“满世界找戏看”。很多朋友知道了，希望她把好戏带到国内。于是，陈忌谮开始当起国外优秀儿童剧的“搬运工”。

“2014年，我们是打游击战的，租各个地方的剧场演。第一次是参与乌镇戏剧节在乌镇的国乐剧场演。2014年底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做了首届家庭微剧场体验季，当时我们引进来自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的三台戏，口碑非常好，特别火爆。然后，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不少人主动为我们做推广，还有朋友的朋友过来说，你们要不要个剧场，我们有个场地。”于是，陈忌谮被带到了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当时5座Hub Novo的三楼还没有设计好，完全是毛坯状态，“当时觉得商场里做剧场这件事情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们找了专业人士过来看，他们觉得挺好的，然后开始设计。当时我们请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来帮我们把脉。整个剧场的设计，包括设备的配备、隔音，都是非常专业的，是按照国际标准来建的。”

本刊记者去“小不点大视界”采访时，正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经过各种服装、鞋子等专卖区来到三楼，亲子微剧场就在一角，与其他商品区并没有隔离，自然衔接得仿佛只是另一家专卖店。那时，剧场刚演出完毕，散场的孩子们，有些在敞开的剧后空间玩，有些在与外国表演艺术家合影。

“整个剧后空间，我们都精心布置过了，有专门的背景板，上面的图案根据当时所演的剧目而变化。还有帐篷，孩子们可以坐在里面看看书。我们是希望能布置出一个让孩子有归属感的地方，让他们觉得是另外一个家。”陈忌谮说道。

“小不点大视界”号称“微剧场”，的确名副其实。小小的空间，最多只能容纳150个人。在微剧场，本刊记者碰到一位妈妈就一场演出想要多买两张票，但是陈忌谮无奈地表示，人数满了，无法帮忙。其实一个剧场多挤进两个人并不难，但是陈忌谮不想为了多挣两张票钱而影响其他观众的观演体验。

高质量的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几乎场场爆满，但是同时几乎场场不赚钱。由于每场观众人数有限，演出获得的收入无法与高昂的引进、运作成本相抵。

看到剧场外宽敞的空间，我问陈忌谮，为何不把剧场做得再大一点呢？“我们是特意做成小的空间，如果想做一个赚钱的剧场，不会那么小。其实国外有很多特别好的小型剧目、小型的剧场，因为他们研究发现，0到10岁的小小朋友不适合大剧场，离得太远会走神，你只有把他们完全包在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孩子们才会专注、投入。我们体验过国外那些小剧场的剧，一伸手，可以碰到艺术家，可以感受到艺术家的表情、情绪，甚至艺术家的呼吸。那种气场，给小朋友的感染力，大剧场是无法比拟的。因此，我们坚持做跟国际接轨的微型剧场，一定要限定人数，这样才能把所有的优势发挥出来。像英国谐趣纸偶剧《纸美人》，整个观演空间，所有的小朋友是坐在纸板屋里看戏的，全场只能容纳50个人，所以体验非常丰富。”

从2015年5月份开张到现在，“小不点大视界”已经有了一大批忠实粉丝。陈忌谮也感受到所处位置的优势。“对我们来说，其实剧场独立存在并不方便。作为父母，带小孩去一个剧场看个戏外，往往还希望有其他的选择，比如饭店啊，咖啡馆啊，最好还有给小朋友玩的地方，这样就不用舟车劳顿，看完戏就走。所以配套设施对剧场很重要，那么商场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的“小不点大视界”亲子微剧场，票房难抵成本。以后会不会提高票价或开连锁剧场？陈忌谮表示，目前维持原状，希望能够自创一个商业模式，先做口碑，积累大批忠实的观众，然后进行各种尝试与合作，比如定制研发艺术工作坊，吸引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创作儿童剧，做国外优秀儿童剧的中国版等，以开启一种新的剧场模式。

高端商圈的剧场新潮正在掀起

上剧场、“小不点大视界”亲子微剧场属于商场盛情邀约进驻的剧场，可见商场的眼界。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商圈在筹建时，自建了剧场，更显魄力，比如喜玛拉雅中心的大观舞台，虹桥天地商业片区的演艺中心。

虹桥天地演艺中心的位置很特别，它毗邻虹桥火车站。整个商业片区在设计和规划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周边人群及长三角区域对于文化艺术消费的需要。作为国内首个位于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内的专业演出建筑，虹桥天地演艺中心成为虹桥天地“一站式新生活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演艺中心的整体建筑是由著名国际设计师本杰明・伍德担纲设计的，优雅灵动，气势恢宏，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可容纳上千人，多功能空间可以灵活转换成不同形态的观演组合，满足各类文化演出活动的需要。

作为西上海文化地标，虹桥天地演艺中心不断引进国内外各大文化演出活动，如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西班牙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加拿大与德国联合制作的多媒体形体剧《反转地心引力》、来自英国壁虎剧团的形体剧场作品《迷失》等。由此上海的观众不用千里迢迢飞去爱丁堡追戏了，而上海周边城市的观众因为虹桥演艺中心紧贴虹桥火车站，也可以与上海观众同享福。苏州到上海虹桥火车站最短只需25分钟，杭州到上海45分钟，南京到上海67分钟，那些地方的观众坐高铁过来，出了火车站、走过人行天桥，就可直接进入剧场，看完戏后可以轻轻松松地于当晚回到家。虹桥演艺中心让跨城轻松观赏世界好戏成为了可能。

目前虹桥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最大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将近2亿的年吞吐量，因此虹桥天地演艺中心也拥有着巨大的潜在观众群。

相较于虹桥天地演艺中心的“高大上”，杨浦区中原城市广场艺展中心更显亲民。艺展中心是一栋独立的矮楼，室内布置比较典雅，周围一圈是实木家具，摆设成一个个书房的样子，中间是剧场，前区有个小舞台，下面整齐地摆放着八仙桌与长板凳，这个空间里的活动很丰富：早上是评书、戏曲沙龙，下午周边居民自娱自乐，晚上是相声。

“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民俗文化有关系。以前老人听戏，门口拎着个板凳就去旁边的茶馆喝茶、听滑稽戏、听相声了，不像现在还要乘地铁倒腾去看戏。以前商场里、茶馆里的舞台都不大，甚至只有十来个平方，也不用话筒。演员们在各个场地穿堂走穴，很热闹。”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中原城市广场文化顾问郑树林说道。感怀于以前的生活状态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喜爱，郑树林把很多传统的因素引入艺展中心。“社区文化中心是公益性的，商场是商业的，我就想找一个切入点，把艺展中心做成半公益性质的演艺空间。周边社区居民们可以花个十来块钱的茶水费在这里听评弹、沪剧、淮剧、豫剧等。商家搞促销活动时，也可以把戏票作为商场消费的奖励。”

最近，田耘社的相声演员们每周日晚开始在艺演中心演出。商场外大大的宣传海报贴出，不少周边的居民晚饭后全家一起来看演出，杨浦高校区的大学相声社的社员也闻讯而来。

2016年1月1日下午，田耘社创办人赵松涛与他的团队演了下午场。“我们上午就来了，在外面的露天广场上设两个点，开始讲相声，当听众们围过来听的时候，我就边讲边往艺演中心这儿引，告诉他们下面还有两个小时演出。在我们表演时，观众也可以上来说，加强与观众的互动。”赵松涛说道。他认为在商圈里的演艺空间演出，能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设白天场，商场里的消费者逛累了，就可以在一旁的剧场里喝杯茶、休息一下，尤其是那些陪太太逛街的先生们，可以在这里打发时间。赵松涛开玩笑说：“可以在剧场外贴个纸条‘老公最佳寄存处’”。

“从目前文化消费者群体看，工作环境空间与居家环境空间之间的休闲文化体验空间越来越受到青睐，被誉为第三生活空间，而高端街区的大型购物中心一站式娱乐化已成为重要趋势，因为人们越来越青睐购物、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商区的消费模式。精心打造封闭与开放相结合的高端商区式文化品牌，是未来高端街区聚集人气的亮点之一，这也是‘体验经济时代’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主要原因。”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余说道。他指出：“从上海剧场群建设的趋向看，大型购物中心和高端街区的剧场新潮正在掀起，十三五规划中，未来黄浦区商街一公里就有一个剧场，徐汇南滨江的剧场群、长宁天山商业街的剧场群都将使剧场演艺成为商场商街的文化亮点。”

注入文化品牌成为商场创新转型的利器

“别看剧场外表很朴素，其实里面的配置是一驾‘宝马’。”赖声川忍不住自夸道。“上剧场”占地约2530平方米，包含一个剧场与一个排练厅。为建这个剧场，美罗城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历时六年筹建，全额投资约1亿元人民币。

场地不用太大，要在市中心，最好能有地铁――美罗城符合赖声川心目中建专属剧场的要求，但这三点并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认为，我要建一个剧场应该不难，确实是有很多机会来找我，但是其实真的很难。几年来，在各地碰到各种项目，最后都是房地产项目，希望把我们拉进去的目的是为了卖房子，他才不在乎剧场艺术。所以，合作者的理念、目标与我的合不合，很重要，如果没有调整好，我们的这个剧场也活不长，所以还是美罗城有这个眼界。”赖声川感叹道。他透露，美罗城给他很大的自由度，甚至让步于艺术。一个有限的空间，观众座位越多，就越容易盈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考虑到观演感受，让最后一排观众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上人的表情，最终“上剧场”的座位控制在700人以内。“美罗城对我们很尊重，演什么剧目，票价是多少，全部我们来定。甚至要求我们进驻以后，坚持演表演工作坊的作品。”

美罗城总经理徐春华表示：“美罗城的前身是徐汇剧院，多年来我们一直想还徐汇一个剧场。”当然，残酷的资本世界，光谈艺术理想是不够的，“上剧场”不只是圆了美罗城的剧场梦，更是一次完美的商业和剧场的结合。

徐春华说：“商场里面做剧场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商场对剧场有足够的人流支撑；第二，我们的消费人群和赖声川话剧观众是吻合的，这方面，我们在3000名白领当中做过很详细的调研；第三，现在的大环境是实体商业必须转型，而美罗城吃喝玩乐有体量有互动已经做到一定规模，现在引文化品牌进来和商业结合是必然，因为观众对实体商店的消费诉求必然是物质和精神兼备的。”

几乎是一夜之间，“上剧场”成为美罗城最耀眼的广告，商场外部玻璃球上滚动着醒目的“上剧场”的霓虹灯广告，商场内所有扶梯都贴上了“赖声川专属剧场”的纸条，中空大厅顶层也挂起了“上剧场”的装饰，就连遍布各处的商品促销单上，都写着与“上剧场”挂钩的促销。

斥巨资“为他人做嫁衣裳”、彰显他人品牌，这种“喧宾夺主”的宣传手段看起来并不聪明，但其实自有其高明之处。

近年来，各种商圈、商厦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富丽堂皇，然而走到内部，大同小异。此外，如今的居民区，三公里内都建有一座大型商场，市中心的商场不再具有以往那样的吸引力。雷同的品牌店、餐饮业，尽管各个商场的名字那么的不同，但是内部还是一个模板，因此“上剧场”成为了美罗城最与众不同之处，而且是竞争者无法拷贝的唯一。它吸引的不仅是上海的消费者，还有奔着“上剧场”来的外地消费者，由此“美罗城”的品牌能重新丰富起来，并流传于全国各地。

“现在大部分商场70%-80%都是一样的，还有20%左右是不一样的，这20%就是开发商用心投入的一部分。怎么把内容做足，这也是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一直在思考的。”大宁国际商业广场Hub Novo市场部高级经理Elaine说道。

目前，商业地产行业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不仅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同行竞争者，还要面对蓬勃发展的网络电商构成的巨大冲击。在严峻的市场大环境下，商场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寻找到差异化的创新转型之路。Elaine表示，现在商场的侧重点：一个是体验式的消费，一个是线上的辅助，使线上线下结合得更好。“现在中等收入人群在不断扩大，正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消费，文化旅游是一部分，商场消费也是一部分。如今真正让客人愿意来的，是你的活动，你的服务，和商家的交流。”

体验式的消费方式有很多种，那么，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为何选择亲子微剧场这种形式呢？

“从商场来说，家庭式的消费占了很大比例。我们想让孩子在商场里获得的体验感更强一点，而‘小不点大视界’亲子微剧场是想让孩子看到更好的戏，我们的理念非常相似，因此也就不谋而合了。微剧场这样的形式开出来后，市场的认同感还是很好的。”Elaine说道。

陈忌谮也表示，跟大宁的团队合作很愉快。“他们很踏实，很用心，对我们很尊重，没有像很多商业机构一样要求我们盈利多少，只是希望我们能做好，这一点太重要了。我们与商场不是简单的付钱租场地的模式，而是共同投入共同分成，是内部两个团队的整合。”

以前很多商区里的演艺空间大都是艺术家个人做的，现在是资本方引入或者自己构建，这一点在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黄昌勇看来，有着质的变化。“资本方不仅认识到了文化品牌对商业的重要性，同时意识到文化艺术本身的商业价值。在商业空间里面融入艺术空间的方式之前就已经有了，像商场里的电影院，大家都熟视无睹了，近些年很多美术大展也被引入商场。这里面民间资本对商业空间的关注和实践带有很强的商业性，本质上往往还是追逐利益的。”黄昌勇认为，相对于比较成熟的电影院、美术展区，做剧场的风险很大。“这里面也有一个资本非理性集聚的问题。电影是可以均衡布置的，但是戏剧不同，一定是集聚的，所以不是任何一个商场都可以搞个剧场，而且商业空间的剧场一般要在市中心。商场里建剧场，特别是建专业的剧场要谨慎，要考量市场、观众，要有专业队伍的指导、运作，否则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张余也指出，虽然今后在高端商街商厦里建剧场是将来的方向，但并不是造完一个剧场就好了，接下来关键是如何填内容，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张余建议剧场的设计也要像专卖店，“就像去伦敦西区，你知道看《妈妈咪呀》，看《悲惨世界》去哪两个剧场。我们现在做的星光悬疑剧场，也是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新剧场的建立一定要有清晰的艺术定位，有自身的特色。此外，现在的剧目演出一般不会超过三个月，今后驻场演出剧目越多，复演的剧目越多，这个剧场的生产力和良性循环也就越好。”

“商业与文化相结合”的商业模式为传统商业地产项目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开拓新的思路，带来新的启示：摒弃同质化，寻求个性化，注入文化品牌，提升文化含量，增进体验消费。文化元素中，剧场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化资源。剧场的引入能促进商业的繁荣，但是前提是尊重戏剧艺术的规律。

艺术如何借资本之力华丽转身？

在全国范围内，一些城市的商业空间内也开始出现剧场，但大都是个案。为何在上海形成一种现象？这跟目前上海较成熟的演艺市场以及历史上已有的积淀有关。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新世界、永安百货等很多商厦都有自己的小舞台，至今延续下来的永安百货二楼的萨克斯表演是南京路上一道固定的独特风景。

2000年夏天，上海出现过今天看来都很超前的“真汉咖啡剧场”，将商业空间与艺术空间完全融合在一起。“真汉咖啡剧场”整体装饰风格以美式酒吧为主，吊顶主体结构以钢式为主，处处显出硬朗的风格，很有力量感。“真汉”基本分为四个功能区：中央演出区，酒吧区，观众区和VIP区。白天，“真汉”是咖啡馆，晚上7点半到9点是剧场，置身其中的观众可以边品咖啡边赏戏，不用像在传统剧场那样正襟危坐，晚上9点以后“真汉”则是酒吧。

“当时中国戏剧发展那么广泛，各种样式都有了，唯独‘咖啡戏剧’这样一种风格流派、演剧方式，中国没有。”资深戏剧人王景国回忆道。当时在美国纽约旅居多年的他受到外百老汇剧场的影响，回国后和戏剧人张献、李容一起创办了“真汉咖啡剧场”。

无论是学术性很强的女性版《等待戈多》《我爱抬杠》等，还是比较小资的、反映现代都市人情感困惑的《欲望X》、《情人》和《与陌生男人喝酒》等，都赢得了各自的观众。“真汉”剧场成功了，然而酒吧却经营不善。2002年8月，真汉咖啡剧场因无力支付高昂的物业租金与剧场运营费用而关门歇业。

今天，剧场进驻商场成为一个新现象。但是事实上，2003年时，上海现代人剧社就曾带着时尚话剧走进时尚商厦，在金茂大厦开辟的小剧场、在南京西路中信泰富的时尚沙龙尝试演出了时尚话剧《单身公寓》《白领心事》《香水》《霸王别姬》等，赢得了白领观众的喜爱。

“场地都是时尚商厦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当时时尚话剧刚刚兴起，商厦希望将之作为一个亮点。作为演出方，我们则希望打破剧场内台上台下的限制，同时赢得更多观众。”张余说道。

“艺术的欣赏方式、艺术活动的运作方式的路径一直在演变，艺术更多地跟商业进行结合，可能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包亚明指出。他认为，商业因素介入文化行业是好事，对观众来说，有更多选择的空间，对艺术来说，能够培养更多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为艺术的生产提供新的空间。“至少打开了各种实验的可能性，如果只有单一的力量，艺术家可能也没有能力去做各种尝试。同时，艺术发展需要充分的竞争，而不是趋向垄断，由一小部分人来判定这个戏能否上演，这并不利于真正的艺术推广，还不如放到市场里去，让商业的力量来经营，你可以承受就买票，你若嫌票价贵，可以不看。此外在商场里，商家可以采用很多手段，比如看戏后在商场吃饭能打折，如果是一个纯剧场的话，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余地去周旋。”

以前电影院都是单厅的，但观众不愿意等，想马上看，于是现在的电影院都是多厅的。“这是消费的方式影响了艺术空间运作的方式，也许以后商业空间里的剧场也会有几个厅，一天会演很多场次，或者剧场是多功能的，可以派各种用场。所以我觉得应该允许市场的力量，去发现它的观众，发现新的运作方式。”包亚明说道。

如今，国内的民营剧团大都处于“游牧民族”的状态，在不同的剧场游走，甚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赖声川专属剧场的建立，或许能为民营剧团的发展和转变提供新思路。

“这几十年来，各地大部分兴建的剧场都是以‘综合’型为主，就是希望能兼任歌剧、芭蕾舞、话剧、歌舞剧、戏曲，甚至音乐会等所有形式的演出场所。这是一种雄心壮志，但说实话，能为所有形式服务，就难满足所有形式的需求。上剧场的设计完全是为舞台剧设计的，相信各位朋友来看戏的时候立刻会感受到，这是一个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观赏经验，戏剧的能量从来没有离你这么近过。” 赖声川说道。由于专属剧场的建立，赖声川关于剧场的理念实体化了，这也许也会给整个剧场形态带来影响。

“新的剧场比如‘上剧场’在上海的建立，对表演工作人员，艺术文化管理人员有了大量的需求，这使得上海人才紧缺的问题马上凸现出来，于是就会引进人才，慢慢上海就会自己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所以这个带动作用肯定是很大的。”黄昌勇谈起了剧场新形态出现后的连锁效应。

以往，艺术家被商业无情地驱逐，如今，资本反而回过头来主动拥抱艺术。对于这份突如其来的热情，艺术家不用害怕，应坦然面对，同时也不能过分欣喜，从而失去对资本逐利本质的警惕。

“现在我们谈艺术不太可能完全放在象牙塔里，除非拿到政府资助的项目。艺术家也要生存，很难回到很纯粹的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环境。”包亚明说道，“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都是正面的，可能也有负面的东西。对于艺术家而言，需要知道怎样在这个环境里进行一种协谈，怎样能够最大地保住自己的艺术追求。”

张余指出，资本愿意投入剧场，这本身就是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表现，但也要注意资本是把双刃剑，“为避免商业规律和演出规律间出现硬伤，主要投资人和制作人之间要把握住分寸。”

王景国也认为，有社会需求乃至商业需求，这是一个好事。“当时我们开‘真汉咖啡剧场’碰到了很多问题，换到今天，这些几乎都不是问题，因为政治上、文化上的限制越来越少，同时对文化有了越来越多关注与支持。”与此同时，王景国提醒道，还是要注重戏剧的学术性，否则在商业戏剧的大潮中，学术会被淹没掉。也正是因为心中所坚守的学术理想，王景国贴钱创立了“下河迷仓”，主要接纳实验戏剧的演出，只对业余剧团开放。剧团可免费使用场地排练、演出，观众免费观看演出。“下河迷仓”是上海青年艺术家们心中的一块创作净土。只可惜，运作了多年后，“下河迷仓”因为模式老化，经济压力等问题而关闭，让一批艺术家扼腕叹息。不过，最近王景国告诉本刊记者，他希望接下来能再创立一个新的空间，融合“真汉咖啡剧场”和“下河迷仓”两种样态。“在这里，我们继续支持年轻人的实验创作，先打草稿，一直打到可以面对观众，然后进入正常的艺术消费领域。”

有理想的艺术经营者会竭尽全力用资本去滋养艺术，但这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介入艺术的商家，其根本目的还是商业的繁荣。在网络电商的冲击下，同质化竞争的压力下，商业自身已遇到发展瓶颈，若它引入艺术后故伎重演，再次“过河拆桥”，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商业与艺术要获得双赢，必须找到最佳契合点，资本方更要有长远的目光。

篇7

关键词：成本管理；措施建议

一、设立健全的成本管理组织机构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完善的成本管理组织机构，由上至下包括成本管理委员会、成本管理办公室及基层成本管理组，这些组织机构能否高效运作决定了成本管理的效能。成本管理委员会是实施全面成本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总会计师负责，企管、计划、生产运行等经营职能科室组成，其职责是：制定成本管理的总体政策，确定成本管理目标，审议成本分析报告，进行成本重大决策；成本管理办公室具体执行成本管理委员会的任务，由各部门负责人和企业管理科组成，其职责是：制定企业成本管理的具体制度和规定，指导、审查企业各部门编制成本预算方案并编制企业的总预算，监督企业成本控制的执行，对成本控制执行结果进行考核和评价；基层成本管理组由各部门和车间的成本管理员组成，其职责是：负责本部门成本预算的编制、实施、控制和总结。健全的成本管理组织机构必须与企业组织机构相适应，与企业业务特点和规模相协调；必须明确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必须有利于提高成本管理效能，促进成本控制有效实施。

二、抓好成本考核的基础工作

抓成本管理，首先要从基础工作抓起，扎实的基础工作是顺利开展成本管理的前提。成本管理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原始记录、统计报表、技术经济情报以及数据管理和资料贮存等管理工作。企业应当加强成本管理的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的统一管理，责成企业管理部门主管这项工作，统一规定成本管理的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的格式、内容和计算方法以及填写、签署、报送和存档等管理办法。企业应当做好经济数据的收集、整理、汇总工作，根据企业成本管理的实际需要组织情报收集、明确情报重点、进行数据加工，为企业开展成本管理提供相关的经济数据。企业应当建立电子计算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对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商品销售等数据进行收集、存贮和检索，把数据变为信息。信息工作涉及企业所有科室和车间，各部门应加强审核，认真、负责地完成各项成本管理的数据记录。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企业成本管理基础工作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企业成本管理水平的高低。有些企业成本管理混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成本管理基础工作没有做好。一旦重视了这项工作，就可以很快扭转被动局面，所以有人比喻企业成本管理好像一棵大树，基础工作是树根，只有根深才能叶茂。

三、材料采购是成本管理的源头

采购成本作为企业最大费用构成部分，在整个制造成本中始终占据主要位置。可以说。采购行为提前决定了企业最终产品的成本，是成本管理的源头。业应当成立以厂长为主任，副厂长、总会计师为副主任，企管、招标、纪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采购招标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供应市场调研分析，供应商审核与选择，控制材料采购数量和质量。招标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信息询价小组，广泛收集各种材料的市场信息，综合测评材料市场产量、质量和价格，给竞标、提供采购可比价；招标委员会中还要设立材料成本分析小组，对所采购的材料成本开展分析，提出材料采购参考价，作为竞标的重要指标。企业招标委员会通过网站、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等发出招标公告，加大采购材料内容的公开力度。在公正、公开的方式下，通过现场竞争、事后评审办法，择优选用供应商。评审必须充分考虑供应商的资质、信誉和财务状况，材料的数量、质量和价格以及供货时间等因素。实践证明，企业实行材料公开竞标采购，既保证了采购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又杜绝了因回扣导致的腐败行为，可大大降低材料采购成本。

四、成本责任是成本管理的重点

篇8

关键词：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因果关系

abstract: we analysize china's stock market and bond market correlation us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and granger causal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state bond index and stock index exist correlation, stock index exists un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ity relationship on bond index; state bond yields and stock yields exist weak correlation, but granger causality relationship does not exist. accordingly, we putforward some proposals on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key words: bond market; stock market; correlation analysi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ausality relationship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证券市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筹资者和投资者进行交易的最重要场所。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规模决定筹资量的大小。在整个社会资金供给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如果股市行情看涨，股票市场收益率提高，资金在利润的引导下必定从债券市场转向股票市场。反之亦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翘翘板效应”。当前，我国正处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变革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否存在“翘翘板效应”以及该效应的大小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们选取2003年2月4日至2006年2月17日的上证综合指数（sz）和上证国债指数（gz）作为样本数据，主要采用相关系数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研究。

1 上证综指和国债指数相关性分析

1．1 上证综指和国债指数相关系数分析

sz和gz的相关系数分析表表1域

篇9

论文关键词：天津滨海,资本市场

一、引言

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对资本的合理配置，达到资本合理流动的目的，实现资本在数量和结构上的供求均衡。资本市场具有多层次的结构。金融功能观的理论将资本市场分为：(1)主板市场,即证券交易所市场，指在有组织交易所进行集中竞价交易的市场,主要为大型、成熟企业的融资和转让提供服务；(2)二板市场，即创业板市场，指与主板市场相对应,在主板之外为产业化阶段初期的中小企业及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的股票市场,此市场还可以解决这些企业的资产价值(包括知识产权)评价，风险分散和创业投资的股权交易问题；(3)三板市场(场外市场),包括柜台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主要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处于初级阶段中后期和幼稚阶段初期的中小企业在筹集资本性资金方面的问题,以及这些企业的资产价值(包括知识产权)评价、风险分散和风险投资的股权交易问题。

近年来全球衍生品市场扩张迅猛。在过去的8年中利率远期和期权产品发展突飞猛进。2007年OTC衍生品交易名义价值达到600万亿美元的峰值。衍生品市场主要分为五种相关资产，利率衍生品、外汇衍生品、信用衍生品、资产衍生品、商品衍生品。过去人们认为只有金融机构操作使用衍生品。ISDA研究表明，世界500强公司中有94%都在使用金融衍生品来管理企业，应对宏观经济存在的风险。外汇和利率衍生品是这些公司极其重要的工具。OTC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有效地筹借资金、交叉货币利率、对冲和套期保值、转移信用风险。当前，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普遍使用各种衍生品应对利率和汇率的波动、特殊行业的信用风险、资产的价格风险。根据BIS（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公布的自1998年至2009年G10中央银行统计的OTC金融衍生工具，外汇的远期、互换、期权及商品衍生工具的未平仓合约名义价值（下图1为OTC市场合约的名义价值），到2009年12月，OTC市场未平仓合约的名义价值（notionalamountoutstanding）已经达到6146736亿美元。其中，40%的市场的交易发生在美国，另外40%在欧洲（主要是伦敦和法兰克福），其余20%在亚洲（主要是东京）。利率产品是最主要的OTC衍生品，占75%；其次是外汇产品占12%。市场上增长最快的是信用衍生品，占到600亿美元。市场仍旧被几个大型金融机构和内部交易者（inter-dealer）支配。金融危机中，一个公司的违约迅速蔓延到整个金融系统，暴露了OTC场外交易市场存在的许多市场机构缺陷。

图1：OTC金融衍生工具的名义价值

根据BIS公布数据制图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交易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提高自身管理能力、精确定价策略、成为世界资金流通的媒介，其中大部分的利润来源于发展和深化OTC衍生品的交易。活跃在市场上的国际金融机构，大部分已获取得了OTC金融衍生活动的交易费用和利润，增加了自身收益。涉及OTC市场的主要金融机构如表1所示。

表1：2000年OTC居前10位的衍生品交易商

衍生品交易商

排位

CME

LIFFE

EUREX

HKFE

TSE

TIFFE

花旗集团citigroup

√

高盛goldman sachs

√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

√

华宝银行Warburg Dillon Read

√

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

J.P摩根J.P.Morgan

√

大通曼哈顿公司Chase Manhattan corp

√

波士頓金融公司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

篇10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宠物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们饲养宠物已经由单纯的赏玩而转变成人们精神的一种寄托，宠物的角色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伴侣，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过去养宠物以老年人为主，但随着社会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文明理念的形成，养宠物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不但老年人养宠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刚刚过去的2015年，宠物市场似乎并没有受到资本寒冬的影响，而是一派高速发展的繁荣景象。2013年宠物行业的规模已经接近300亿元，2015年规模已达到500亿元，同时保持着30%以上的高速增长。按目前的市场规模估算，预计未来的宠物市场规模可达千亿。

中国宠物市场潜力处于爆发夜的前夕

中国人口虽然在政策出台的管控下，但人口依然很庞大。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宽，人口红利也将促进宠物市场的繁荣。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宠物消费正呈大幅上涨趋势，据美国宠物协会调查，全美国现有4314万人养狗，家养狗的总数为6153万头；在全美1亿2百户家庭中，3100万户人家至少拥有1只或1只以上的猫，家养猫的总数为7489万只。

目前，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快速进入。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由于老人们闲暇时间较多，从而导致宠物拥有量越来越多，从老龄化比较显著的国家城市拥有犬只的家庭占总数的比例看来，美国这一比例约为55.96%，日本约为29.4%。而我国目前北京为7.59%，上海为4.60%，全国仅为1.7%，未来我国宠物的数量将会大幅增长。而这种趋势正在明显加强，据作者观察，2015年中国宠物市场的消费指数比过去数十年的消费指数还高，2016年属于中国宠物市场爆发夜的前夕。

中国宠物市场潜力很大，

属于爆发夜的前夕。这对想进入宠物行业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至少目前没有具体的公司来掌控中国宠物市场这张王牌。

“宠物市场”的创新热潮继续高涨，迅速席卷宠物生活领域的各个角落。目前在宠物市场上已经出现‘互联网+社区+专业+服务’的全新宠物服务模式。有人爆料称，凡跃集团欲推出“有宠项目”，如果说法属实，从某一方面也印证了宠物市场确实有着臣大潜力。

宠物移动电商平台优势明显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在巨变。很多产品借助互联网的平台，短期内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80后，90后逐渐成为养宠物群体的主流，养宠物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伙伴更是家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展示自己的爱宠。不仅仅认识更多的宠友，而有可以获得更多的科学的帮助。当然，这都是以宠物为基础的建立起来的社交起源。

当前，不但宠物市场良莠不齐，宠友自身的宠物知识也不高。这就更需要一个专门的正规的高品质的公司来运作宠物市场。宠物市场需要电商平台规范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目前宠物市场消费越来越高，这个趋势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也最为明显。

宠物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这块蛋糕正在被逐渐做强做大。“北京顽皮文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金宇，在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就共同开发中国宠物专用车辆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透露，他们要做一个宠物移动服务平台――‘顽宠’，用三台宠物专用车辆：宠物医疗服务车、宠物美容服务牟和宠物急救服务车辆，走进社区，服务与与日剧增的宠物主人。”

目前国内的宠物服务模式存在重重弊端：宠物医院的存在虽然方便了宠物医疗，但对于宠物主人来说则颇为耗时耗力；上门服务的传统模式固然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却会带来交叉感染、卫生清理等问题。而“顽宠”提供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通过将宠物服务带入社区，让用户下楼即能享受到优质服务。“

而”北京顽皮文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移动宠物服务平台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宠物市场杰出的服务平台。

从宠物行业滋生出来的宠物美容、宠物医院、宠物食品等多个产业链

宠物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玩偶，而更多的被当做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从宠物行业滋生出来的产业链，宠物美容、宠物医院、宠物食品等多个产业。

宠物的卫生肯定需要花费时间和成本去集中清理，如果单纯的上门服务，这也给从业者带来很大麻烦。并且卫生也不一定做得很好，在社区设立专门服务点，则可以做到专业化处理。

宠物的健康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而与此对应的配套服务：宠物美容则有着很大的必要性。宠物的美，代表着家庭美，家庭的和谐，养宠物的人对宠物的美容则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达不到何天美容，至少每个月几次，都是太正常不过的程序。

按照张金宇的话说，“宠物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伴侣、亲人的角色，人们越来越重视宠物的生活品质，由此也‘养’出了一个销售规模高达百亿元的大市场。

宠物受到各个阶层群体的喜爱，中国宠物市场潜力蓄势待发

养宠物，谈宠物，成为不少老人和年轻情侣的日常话题。而本文作者也在多处校园，看到有教师和学生养宠物的现象。这不仅说明了一个问题：宠物不仅仅是老人，年轻情侣和孩子们伙伴，它们也走进校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没有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人们随时随地可以从网上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在宠物移动电商平台，却实实在在的可以购买到宠物，送“宠物”上门的服务。这是多么的便利啊，昨天深圳龙华新区一位老人告诉作者。

在地铁洪山站附近，笔者注意到有不少遛狗的人。通过采访中，更加透明了“目前中国宠物市场正在迅速崛起”的这样一事实。并且很多人表明，家庭中不止一个宠物，两三个宠物的不在少数。这是无法阻挡的一个趋势。

养宠物越来越多阶层，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中国宠物市场目前崛起的最有利的基础条件之一。至少从人口红利方面说起，就是很大的一个优势。通过电商平台O2O的介入能够优化这个行业的生态，让宠物行业变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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