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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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

新闻传播学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新闻传播学要求本专业硕士具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础、独立的思考能力。世界上最早开办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课程的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专业涉及新闻的各个领域，毕业生在美国乃至世界各主流媒体十分活跃。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本身起步较晚，无论是学科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是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制一般为学分制，学时为三年，前两年是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时间，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通常可以修完绝大部分学分；第三年用来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以及求职。毕业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开始于1978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招收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自己培养的高层次的新闻教育人才。经过几代新闻人数十年的努力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逐渐规范化。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多元化。近年来，跨专业报考新闻传播学硕士的人数比例逐年上升。跨专业学生在接收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将这些理论方法与自己本科专业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行深入的辩证思考与分析。在学科交汇处提出新的理论设想，进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科融合发展。当前，业界需要这样既具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拥有其他领域专业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人才。结合近几年状况来看，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也开始选择读研深造，他们的加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战案例资料。

（二）课程设置重应用性

由于基本专业的特殊性，新闻传播学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实用性、应用性。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起本科阶段来更加注重的是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并且在进行了系统的概论学习后，细化专业学习。应用型课程的设置将当下新兴的科学传播技术和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引入课堂，弥补研究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短板，以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贴近实际生活，实现学术成果对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新闻传播理论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的新闻业务中。这也能使研究生毕业后更快速地融入专业工作，使研究生教育与时俱进。

（三）注重思维及能力培养

与新闻传播学本科生相比，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强化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塑造，通过研究和讨论，引导学生对理论进行思考，结合新闻业务案例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建立逻辑思维能力，辩证地理解新闻传播理论，进一步研究新闻业务，发展学科理论学说。研究生教育需要从学术层面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深刻理解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对学说进行发展或批判。研究生教育精且细，才能形成理论架构的系统搭建，逻辑思维的准确塑造，科研能力的着力培养。在不断训练的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是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三、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一）促进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

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均起步较晚，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基本是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实际的新闻传播事件进行的，主要是对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发展的探索。其研究实用性质较强，相应的理论色彩就比较弱。传播学引入新闻学界后，经过一代专家学者的探索，将二者磨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彼此交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批判思想已经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更加强调学科的融合，将二者的思想理念与研究方法融汇，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探索新闻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就是在着力培养一群从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人才，培养其科研能力，鼓励热心学术的学子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储备人才。

（二）提升新闻传媒行业的竞争力

从新闻传播业界的角度看，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大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新闻传播学术理论转换为新闻传媒行业的生产力，促进我国新闻传媒传播能力的提升，扩大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范围，提升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力，提高我国的国内外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现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新媒体的出现、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大给新闻传播力的提升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形势多变的环境下加强我国的新闻传播力，需要学界的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反复地进行研究，探讨出最好的方案、办法。

（三）符合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本科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持续增长，而本科文凭的竞争力却未曾增长。这使得本科毕业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发处于劣势地位。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硕士研究生在就业时相较于本科生会更有自信心、更有竞争力，部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对高学历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西部地区、基层单位，研究生的优势较大。在工作中，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所接收的教育和培养出的思维能力能促使其在事务处理上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周到、处理得更妥帖，这种能力使研究生在工作发展上有着足够的后劲。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行业，甚至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都十分重要。国家传媒影响力的拓展、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本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高等教育，需要高校和专家学者们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予以重视，完善学科教育体系，丰富研究生教育内容，鼓励学生刻苦钻研学术，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作者:周婉馨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4（4）：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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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关键词：解释学  新闻文本  作者消隐  传者本位

论文摘要：解释学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 哲学 思潮，解释学意识正在广泛地渗透到各冬文学科的研究中，将解释学方法运用于新闻文本的解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创造性的启示和发现。从解释学视角考察新闻文本的特征，其鲜明的“作者消隐”特征和“受众指向”为读者独立的、多元的解读文本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但是透过受众多元解读的表象，新闻文本的实质却是一种传播者本位的活动，受众本位没有实现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当今社会是一个由众多文本构成的社会，人们每日生产并消费着大量的文化文本，这使得文本的解释和解读变得非常重要。伽达默尔在1960年推出了巨著《真理与方法》使得解释学不仅成为一股热潮，而且使“解释学意识”成为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学者张汝伦称之为“人类哲学思想在本世纪发生的‘解释学’转折”[。解释学作为理解和解释“文本”(text)的意义的理论或哲学，其涵盖范围相当广泛。“这里所说的‘文本’，可以一般地解释为一切以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表达的人类语义交往的形式。而‘意义’是一个抽象而难以明确统一定义的概念，它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 、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种种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 历史 关系、心理关系和实践关系。”[](～。’通过对文本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的对照考察，以求获得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这一理念使解释学成为一种致力于对文本的“意义”的进行理解和解释的理论体系。

信息社会中的新闻文本传播范围广、受众数量多、对社会影响也很大。解释学的兴起与 发展 为新闻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必要的方法和指导，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说“哪里有误读，哪里就有解释学”。因此，将解释学方法运用于新闻文本的解读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创造性的思路。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新闻文本，其文本特征非常突出。

一、新闻文本的“作者消隐”

借鉴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中以作品为中心构建的文学研究系统，我们发现所有的文本系统都是由世界(宇宙)、作品、作者、读者四个要素构成的，解释学以前的中西文学研究和社会文本研究都比较关注的是作者这一要素。解释学的兴起，一改以往的“作者中心论”，大大提升了系统中文本和读者的地位，解释学中出现的这种对作者研究的疏理倾向，和新闻文本对作者的天然排斥有着某种一致性。

纵观中西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新闻事业一度被称为宣传并成为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党派、阶级的重要斗争手段，但是在新闻文本的写作和接受中，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即新闻文本很少甚至在以各种方式抗拒作者的出现。因此，大多数的新闻读者或受众可能会记得许多新闻文本中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但是很少会有人记得写就这些新闻文本的记者的名字。这和我们面对文学作品时首先要找寻的作品归属有着天壤之别，茅盾的《子夜》、鲁迅的《野草》、韩寒的《三重门》，我们习惯于在作品之前或之后带上作者的名字，文学作品似乎有着和作者天然的联系，每一部文学作品都铭刻着作者的印记。和文学文本不同的是：新闻文本常常运用各种方法企图消隐作者的存在，大多数通讯社的稿件只显示通讯社的名称，而略去记者的名字，这代表着新闻文本在写作中遵循着特殊的原则——客观性原则。“新闻作品的客观性”经过历史的选择和学界的讨论后无疑已成为新闻写作的典范要求。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谈到客观的新闻报道的写作时称其为“白色的写作”或“零度的写作”，其目的也是要标示出新闻这一特殊文本对写作者身份和意志的消解。直到现在，所有新闻写作仍然将客观性和“作者的消失”作为最佳新闻文本的必备条件。大多数新闻写作的教科书会反复的告诫初学者要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和修饰性成分；要报道而不要推论和判断。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形容词和修饰性成分、推论和判断都会暴露作者的隐身之处。时至今日，大多数的业内、业外人士都认识到绝对客观的不可能，但是所有新闻文本的写作者依然会恪守客观报道的理念，有意识地去避免推论和判断带来的偏见。下面这则电讯稿堪称新闻文本的典范之作：

(路透社达拉斯1963年11月22et电)急电：肯尼迪总统今天在这里遭到刺客枪击身死。

总统与夫人同乘一辆车中，刺客发三弹，命中总统头部。

总统被紧急送入 医院 ，并经输血，但不久身死。’

官方消息说，总统下午l时逝世。

副总统约翰逊将继任总统。

这篇报道可以充分体现新闻文本的特点：只标明了通讯社的名称而缺失作者；文本以陈述事实为主，没有判断与推理；强调对动词的使用，力避形容词、副词等修饰性成分；叙述简洁明快，直接将读者的目光拉到新闻文本所报道的信息之上，极力想创造信息的自动呈现的动态效果。这样一种写作模式使新闻文本从最初就呈现出文本与受众的自然交流和沟通的特性，通过隐藏作者而突出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文本和受众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了信息自然流动的幻觉。

二、新闻文本的“受众指向”

伽达默尔运用“游戏”概念，从本体论角度阐发了他的 艺术 本体观念。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游戏，而游戏通常由游戏者和观者组成一个整体，但最根本的是由观者去感受。“游戏的真正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是游戏本身在游戏。……作品的真正主体不是作者而是作品本身……” “游戏和作品的自我表现都需要观众，只有在观看中这种自我表现才能实现并持存下去”。“对作品的存在而言，作者的创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的理解，读者的理解使作品变成现实”。

在传统的新闻文本写作中，尤其是政党报纸唱主角的“黑暗时代”，新闻以传者为中心，甚至简化为一种宣传，直到现在，每当国家有大的事情发生或者 政治 上出现不稳定因素时，传者意志也依然会突然被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境地。政府、 企业 、或掌权者为自己之利益所作的一些议程设置，更是传播者(广义的新闻文本的写作者)的意志体现。大众传播效果理论中魔弹论是对这种现象的很好注解：面对新闻媒介的信息洪流，受众就像是没有任何抵抗力和自由意志的靶子，会在媒介的射击中应声倒下。但是随着受众研究的展开，魔弹论过分夸大传播者意志的神话不攻自破。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众的参与以及其对新闻文本的解读日益得到凸显。人们开始注意到所有的新闻文本都具有一定的指向性，这种指向主要是对读者的呼唤。新闻文本作为时效性极强的“易碎品”，一旦错过读者的注视就会变成永远的零符号，没有文学史上被忽略作品被重评为经典的幸运，因此其对受众参与的渴望也就更为强烈。这使得当前的新闻文本的从酝酿到生产始终都有明确的“受众指向”。对受众参与的重视直接促成了大众传播理论修正：在解释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时添加了一个今天看来不可或缺的要素——受众反馈。这一双向传播链的完成不仅指出的新闻文本的有着潜在的指向对象，而且把受众的反馈视为传播过程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一要素的发现为后来新闻传播研究从传者本位到受众意识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理论根基。伽达默尔说“游戏也是一种交往活动”，“游戏始终要求别人同戏”[j(p37)。在注意力 经济 时代，新闻文本永远在期待读者的关注和阅读与参与。

解释学对新闻文本解读的更深的启发在于，新闻文本在制作过程中已经开始考虑到受众的解读问题。随着媒介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各类媒体对于兼具消费者特征的受众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已经从对新闻文本解读的重视，延伸到新闻文本的选材、立意等各个方面。比如新闻界对所谓“强点信息”(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的关注，我们完全可以视之为受众兴趣的延伸。当前许多都市类报纸采用各种手段调动受众参与的积极性，一些受众甚至直接参与了新闻文本的生产。比如《商报》的“爆料新闻”有的是由读者直接提供新索、有的干脆就是读者自己的讲述；《湖南卫视新闻》中的部分新闻也是由热心观众提供。从意义上讲，新闻不仅延承了解释学对文本和读系的重视，而且将受众参与提升到了前所未有度；而新闻文本的最终的评价标准所依赖的报行量和电视的收视率更是对受众参与的肯定。学的视角不仅让我们注意到了传播过程中受众性，而且为传播理论从传者本位到受众意识的提供了很好的原因注解。

三、新闻文本解读的多元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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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培养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

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

人文精神的内涵在于：一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追求”，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性的相容性，关怀的中心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身心全面价值的体现；二是人文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物”，其核心是贯穿于人们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人文模式、审美情趣，亦即人文精神，认为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灵魂与生命；三是人文精神是把人的文化生命和人的文化世界的肯定贯注于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强调人的文化生命的弘扬和人的文化世界的开拓，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四是人文精神是人类不断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提升自己，自己从“自在的”状态过度到“自为”的状态的一种本事；五是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的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它包括对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等。

而任何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历史知识，使受教育者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的教育。因而真正的新闻史教育，应当以新闻事业所关乎的人为中心，把握人对于新闻事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追问新闻事业的发展背景对于人的意义与价值，辨析以人为主体的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并最终学会观照当下现实。

（二）把握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提高理论素养

新闻理论素养的内在要求其实是加强人文素质与人文素养的融合。科学素质的基本内涵可以分为两层来理解：一是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术、能力，提高媒介素养，即获取信息、解读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也包括社会交往能力、新闻敏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网络操作能力等。二是养成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即求真、创新、怀疑和坚持，包括启蒙精神、怀疑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媒介素养就是以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它是批判性思维与媒介文本解读的结合。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任何理论都是从事实中总结得出。而历史是每一个事实的积淀。尊重新闻历史，才能更好的理解新闻理论，提高个人理论素养。

二、 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误区

（一）当前新闻史教育缺乏横向拓展

长期以来，新闻史被视为枯燥乏味，基本上是人物、事件、时间的简单罗列。这实质上是教师将新闻史视为孤立的个体，只重视历史知识的简单传授，自然谈不上教学效果。在教学中，横向比较就是运用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和方法，通过横向联系形成整体，将某一历史时段新闻业发展的“点”提升到人类社会新闻业发展的“面”上去考察，将某时期的新闻史实与其他方面史实相联系，探讨新闻的共性、个性。从构建“大新闻传播史” 的观念看， 新闻传播史的任何一个片段都可算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

横向比较观照也不应拘泥于一国的时空范围。比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20 世纪初大众化报业和黄色新闻时，可以首先分析其社会背景、特征，启发学生是否有类似的报业现象可进行比较，再让学生审视当前我国都市报大战：新闻炒作，恶性竞争，同质化等现象。

中国都市报发轫于1995 年《华西都市报》，如今走过十多年的发展史，但回头看美国这段新闻史， 虽然国家不同，却是“ 历史惊人的相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的报纸将走向何处？ 可以通过组织学生阅读材料、报纸深入讨论，促进学生对当今新闻史———都市报现象进行剖析。

（二）当前新闻史教育缺乏纵向延伸

实际教学中，人们更关注现实的媒介生态环境，注重对现时舆论事件和话题的把握。新闻史教学忽视了新闻的历史传承性及新闻的历史视角，淡化历史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使学生产生为学历史而学历史的错觉。而更多的新闻史教学中并未加强纵向延伸，联系现实情境，将历史的讲述与现实重大变动结合，没有注意历史知识的现实意义。所以，新闻史教学中缺乏课程的贴近性，难以使学生对历史有深刻的感知与理解，也难以培养学生增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很难体现出新闻史的价值在于启示现在、昭示未来。

正如学者李彬所言，所谓新闻传播史不过是当代媒介世界的有机构成，一切新闻传播史的意义同样取决于当代的环境和语境。因此，现在时而非过去时才是新闻传播史的本质属性，学习与研究新闻传播史实际上都是基于现实而非思古幽情。只有从当代性的角度才能把握新闻传播史的真谛，当代性而非历史性才是新闻传播史的根本所在。

三．新闻史教育中“瓶颈效应”呼唤“东风效应”

所谓“瓶颈效应”，反映的是一定社会心理过程中各个因素、环节的相互关系。社会角色扮演者在进行某项创造活动时，在从事某一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角色行为时，要求与之相关的各因素、环节配合与协调并进，其中如果某一因素和环节跟不上，就会成为“瓶颈”卡住整个活动和某一行为的正常进行。而通过观察研究，我国当前新闻史教育滞留于“前茅塞顿开”状态，而难以在形式和内容上创新与提高。由此看来，突破当前新闻史教育中的“瓶颈状态”而使之得以提高和改进欠缺“一剂东风”。

在新闻史教育中，如何使得“东风效应”迅速到来，而冲破“瓶颈效应”，首先要调整新闻史教育自身的行为欠缺，重视教学中思维想象力的养成，着力扩大教学中的联系点，积极寻找新的“要素子系统”， 呼唤“东风效应”以消释“瓶颈效应”。

三、结束语

虽然，当前新闻史教育长期面临教师授课形式单一、呆板，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困境。但是，新闻史作为新闻学教育中不可缺失的基础课程，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或缺并且举足轻重。所以，笔者通过研究我国当前新闻史教育的缺憾和不足，提出相关策略，以力求为我国新闻史教育提供些许帮助

参考文献：

［1］李彬：《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M]北京，新闻出版社2005 年.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80 页.

［3］程曼丽：《“外国新闻事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news.xinhuanet.com/new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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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概念 分类 特征 意义

【作者信息】王世华，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主任编辑。

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评复兴直接催生了后来的网络评论热，并延续至今。时评复兴与新的媒介技术共同开启了以网络评论写作为主要景象的公民写作时代。时评复兴也将媒介评论的历史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网络评论时代”。由此，网络评论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焦点。但关于什么是网络评论，却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一、文献综述：模糊而混淆的概念

“网络评论”是一个新词，其最早见诸学术期刊大约是10年前。最近几年，随着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公民写作蓬勃兴起，“网络评论”也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新闻学术语。然而，梳理现有与“网络评论”相关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网评”“网络评论”“网络新闻评论”“网络言论”被大量学者混用，彼此并不区分。二是使用这些概念时并不给出具体的定义，仿佛这是众人皆知的，毋须说明的。三是即便给出了定义，定义也十分随意。如有学者这样定义：“网络新闻评论，即时评、政论，是网民借助网站搭建的信息传播平台，就当前某重要新闻或某新闻事件进行议论和评述的文章，每篇字数一般在五六百左右，也有超过千字的。”[1]很显然，这样的定义不够严谨。还有学者认为，“网络新闻评论一般是就某个重要新闻事实或新闻事件借助网络媒体所发表的评论”。[2]这也过于狭隘，而且未触及本质。四是“网络评论”或者“网络新闻评论”作为一种新的形态，到底包括哪些具体的体裁或形式，鲜见系统的梳理。

比较而言，以下几位学者的解读较为合理。王振业等认为：“网络新闻评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意见信息……只要其‘新闻性’‘政论性’的特征还在，‘不成文’的讨论应当和‘成文’的文章一样，纳入网络新闻评论的范畴。”[3]这个定义抓住了“意见”这个本质，同时还回答了在网络新闻评论定义上广受争议的一个问题：到底不成文的言论，诸如新闻跟帖算不算网络新闻评论？当然，这个定义也稍显狭隘，因为网络新闻评论并非都是有关政治的言论。

杨新敏等指出：“面对网络新闻评论，我们必须放开对新闻评论的限定，只要它不违背新闻评论的本质规定，它就是新闻评论，而不是别的。……我们可以给网络新闻评论作个宽泛的规范，即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对新闻事件的看法。”[4]这给了一个新思路，即以开放的思维去认识这一新概念。

胡文龙认为：“与大众传播一样，网络传播也包含事实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两个部分，网络言论指的就是网络传播中的意见性信息。”[5]这个定义显然也持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核心也有两点，一是“网络传播”，二是“意见性信息”，所指范围很广。

这三位学者跳出了狭隘的思维模式，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对网络评论的认识和理解必须打开视野。

二、网络评论的概念：狭义、中义及广义视角

1. 新闻评论的本质

美国新闻学界在报刊言论领域没有“新闻评论”一词，他们使用的相关词语是“opinion”，一般译为“言论”或“意见”。狭义的“opinion”指社论、短评、专栏评论；广义的把政治漫画、民意调查和读者评书都包括进去。[6]国内学界也注意到“新闻评论”是典型的中国式学术用语，同时开始认同“新闻评论”是与“opinion”意义最接近的词语，起码在本质上它们是一致的。那么，本质是什么呢？

新闻评论的基本功能是对新闻进行认识。而普通逻辑告诉我们“判断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工具”，因此马少华指出，“判断是新闻评论的核心价值。正是判断使新闻评论回到了认识论的层面”。[7]他将新闻评论定义为“表达作者对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的判断与思考，是人们通过媒体交流观点的工具”。[8]还有学者指出：“构成新闻评论的最根本的要素是什么？一句话，是对新闻事件表达观点。”[9]即判断一种文体是否属于新闻评论的本质依据就是看它是否有判断（事实判断或价值判断），也就是是否具有观点，或者说是否是意见信息。至于论述，这并非必要条件。因为在本质上，新闻评论重在判断而不是论述。此外，是否必须基于新闻事件，这也未必，因为对社会现象的判断也是新闻评论，这就不一定依附于具体的新闻事件，而是基于非新闻事件。当然，这里的非新闻事件一定不是什么陈年旧事，而是已经备受社会关注但当前并没有被生产为具体新闻产品的事件；或者是已经被媒体反复报道，而最近并不是新闻事件的社会现象。

总之，新闻评论的核心价值即是判断（观点、意见信息），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进一步了解“网络新闻评论”和“网络评论”及其内涵和外延的前提。

2. 几个概念的大小问题

“网评”是“网络评论”的简称，“网络评论”应当是典型的基于互联网环境的“opinion”，也就是―“网络言论”（殷俊等学者称之为“新媒体言论”）。有学者表示，“网络新闻评论，在最宽泛意义上与‘网络言论’意义相当，指网络媒介传递的具有评论性质的言论”。[10]但笔者认为“网络言论”（或者“网络评论”）的外延要比“网络新闻评论”大得多，因为从评论的对象来看，“网络评论”并不绝对以新闻事件或现时社会现象为依托，它至少有4个层次：其一，以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命题为评说对象的思想评论、政经评论和文化评论（以下统称“政论文”），这类评论在网络上并不少，不能视为“网络新闻评论”；其二，针对新闻事件展开的评论，新闻性和时效性都很强，这是典型的“网络新闻评论”；其三，不以新闻为背景，而是以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社会现象展开的评论，新闻性和时效性有，但不强，也可视为“网络新闻评论”；其四，还有个人对某个非新闻事件、非社会现象（比如身边发生的事）的评说，新闻性和时效性均可能很弱，这不能归为“网络新闻评论”，而这种评论在网络上大量存在。故而将“网络评论”同“网络新闻评论”等同起来，十分不妥。

3. “网络新闻评论”与“网络评论”的定义

按照前文马少华的观点，新闻评论的定义有两个核心点，一是针对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二是有判断。具备这两点就算是新闻评论。当然，这里隐藏了具体的传播载体和形式，马少华并没有说明。但显然这个定义具有通用性，适用于不同媒体。报纸新闻评论的传播形式是文本，我们还可以把新闻漫画列进来；广播新闻评论的传播形式自然是声音（音频）；电视新闻评论的传播形式主要是视频。

那么“网络新闻评论”的定义只需再加一个条件――必须在网络媒体上生成或传播。由于网络媒体是融媒体，它融合了上述所有传播形式，因此，“网络新闻评论”是指在网络媒体上生成或传播的、表达作者对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的判断与思考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以及动画、漫画等。这个定义的外延够大了，但显然，“网络评论”的外延更大，它应该指在网络上生成或传播的、表达作者对新闻事件、社会现象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乃至个体身边非普遍性事情的判断与思考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以及动画、漫画等。

综上所述，“网络评论”有狭义、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网络评论”即是文本式“网络新闻评论”。中义的“网络评论”就是“网络新闻评论”，即除文本以外，还包括具有新闻性和时效性的其他新闻评论形式（比如新闻漫画、评论化图片等）。而广义的“网络评论”包括网络媒体上具有或不具有新闻性、时效性的其他所有评论形式。

上述广义上的定义，并非无根据地放大，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互联网具有跨时空的特性，具有融合多种形式进行传播的功能。一言以蔽之，网络媒体是一个融媒体，其巨大的包容性直接造就了网络评论的形态多样化。有学者表示：“网络本身就是兼容并包的，（对）网络新闻评论也不宜做过多的限定。”[11]“在这样一个全媒体、开放性、多元化的环境下，新闻评论在主体、形态、议题以及观点表达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和丰富”。[12]

三、网络评论的分类：按4个角度尝试划分

1. 按评论对象划分

（1）针对具有宏大主题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进行评说的政论文。它的新闻性和时效性均很弱，比如关于民主的讨论，从未绝于网络。与梁启超倡导的“时务文体”一样，这种文体一般立足现实宏观问题，篇幅较长，论证严密，说理清晰，探究深刻，但绝不等同于八股式学术论文。有必要进一步指明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于小众刊物，此后转移到网络空间的思潮争辩中，政论文是最主要的文体。迄今一些政论网站和主流论坛的深水区仍是政论活跃的阵地。

（2）针对具体新闻事件和现时社会现象的评论，即网络新闻评论。又主要包含以下几种：一是从传统媒体转载到网络媒体的“上网新闻评论”，常见于各门户网站的评论频道，属于精英话语体系；二是由网络媒体固定作者群或者写作班子原创的“网上新闻评论”，同样属于精英话语体系；三是广大普通网民在论坛以及博客、微博等自媒体上发表的新闻评论，既有精英言论，也有草根言论。

（3）就身边某些事件的评论，多见于社交媒体。这些数量众多的言论文字大多不能进入主流传播体系，难以形成公共议题。

2. 按信息形式划分

信息一般有6种形式：文字、声音、图像、视频、动画、符号。尽管这些形式孤立地呈现也能表达观点，但互联网的多媒体特性一般使得它们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这里以主要的表现形式来划分，包括文字评论、漫画评论、图片评论、视频评论、音频评、动画评论、符号评论。其中文字、漫画、音视频评论在历史上早已存在，这里仅对其他几种评论形式加以简要阐述。

图片评论――可被视为新闻漫画的变种。漫画需要美术专业功底，但大多数网民并不具备，于是他们利用PS技术对图片进行简单加工，辅之以简单的文字说明，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形式已经被不少网民掌握，成为一种话语表达“时尚”。由于创作者一般不具名且网络具有匿名性，在评论对象的选取上，其尺度要比文字评论和漫画评论更大。

动画评论――网络开创的新形式，它具有视频评论的动态性，只不过每一幅画面不是图像而是矢量图。但它绝不像视频评论那样采用“评谈”或“点评”形式，而是从头到尾用一组动画表达观点。当然，由于需要专业技能而且制作成本不低，所以这种评论形式并不多见，《飞碟说》算是影响力较大的典型案例。

符号评论――一个电子表情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各阶层网民即兴式的情感抒发和意见表达。符号评论具有典型的碎片化特征。尽管这种碎片式表达无法体现事件的全局和价值，但从总体上看，通过对碎片式话语的集纳整合，却可以梳理出社会舆论的大致脉络和走向。[13]

3. 按体裁划分

体裁是指作品的样式。被认可的某种作品体裁，其艺术结构一般在历史上具有某种稳定的形式。由于网络巨大的包容性，网络评论涵盖了历史上所有的评论体裁样式。这里，笔者把它们分为文本体裁和非文本体裁两大类。文本体裁又分为成文文体和不成文文体两类，前者可独立、完整地表达观点，后者独立和完整性较弱。

其中，成文文体的体裁包括（大致按见网频率多寡）时评、随笔、社论、政论、杂文、古体论说文、述评、散论以及“网络文体”（笔者注：网络文体是一种典型的网络化写作，彻底颠覆了传统新闻评论的规范，风格各异，诸如打油诗、歌曲改编以及近年流行的“凡客体”“咆哮体”等，一般带有讽刺和娱乐意味，笔者将其统称为网络文体）。

成文文体所包含的体裁样式，在历史上均出现过，但网络环境让它们出现了以下倾向：一是杂交，比如时评和随笔的杂交体在互联网言论空间随处可见（尽管随笔时评化一直存在于大众媒体，在民国时期也曾一度盛行，但网络媒体无疑极大地推动了随笔的时评化）；二是随意，比如选材更泛化，观点更随意，体例更随便等，“散论”四处可见；三是复古，尽管古体论说文这种古老的文体与互联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由于可以规避关键词屏蔽，一股复古风正风行于网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史记・王石列传》。该文不仅是批评商人王石在汶川大地震中不当言行的标志“檄文”，而且引发了一系列“史记列传体”和古文风。

至于不成文文体，很难从体裁角度分类。目前网络上流行的形式有跟帖评论、微博评论和聊天评论。

4.按创作和发表载体划分

一是“上网评论”，由传统媒体的专业团队生产，然后将作品上传到网络媒体。这是精英话语体系向网络的移植。二是“网上评论”，由网络媒体自身的评论团队生产的评论作品。三是“网友评论”，指由普通网民在论坛、博客、微博里的评论和跟帖评论。它与“网上评论”的区别在于，前者一经即是新闻产品，而后者只是个人表达；前者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而后者属于自媒体圈的非主流话语体系。当然，这三者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比如有些精彩的“网友评论”被编辑发现后，可能转化为贴上媒体标签的新闻产品。

四、网络评论的特点：难以一语概括

关于网络评论和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研究者大多基于比较视角，即与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来做比较。学者潘瑛认为，网络（新闻）评论“栏目设置更多样，形式更直观；容量大，包容性强，存留时间更长；传播和互动更及时；形式更加灵活”。还有学者认为，网络评论和传统媒体的评论相比，特点在于“准确及时，快速反应；旗帜鲜明，尖锐泼辣；交互性强，穿透力大；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等等，不一而足。[14]这些大多是挂一漏万，不够全面。

笔者的观点是从信息形式看，网络评论承载并融合了多种信息形式。从体裁看，网络评论兼容并包，不但包容了历史上所有的评论文体，而且使之糅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文无定法；从议题看，网络评论更加开放，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言论自由；从创作主体看，网络评论有着显著的去精英化特征，普通网民成为言论生产者中数量最大的群体，这宣告人人参与的群言时代来临；从表达方式看，网络评论跳出了评论规范的窠臼，突破了现有话语风格，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化、网络化乃至生活化；从时效性看，网络评论不再是“马后炮”式的言论，它实现了及时互动传播，在时间上与新闻报道呈现出交替演进状态；从传播视角看，网络评论使得评论由单一的大众传播模式向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并存的模式转变，使得受众的参与性显著增强。

五、网络评论的意义：不止于新闻传播学

网络评论不单单是一种新兴的评论形态，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甚至在社会学和政治学视野下，它的意义更为重大。网络评论至少在中国已经成为网民网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网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典型方式，正在引领网民从网民向公民转型，并必将促进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和完善。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网络媒体“把关人”的缺失、网民素质的良莠不齐以及数字鸿沟的存在，网络评论总体上还存在传播无序、言论质量不高、众声喧哗而难以达成共识等缺点，但这几乎也是网民争取更大言论自由、公民意识觉醒和公民社会成长的必然过程，决不能因此否定网络评论作为一种新的评论形态、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一种新的网络生活方式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14] 丁法章.漫谈网络新闻评论[J].新闻大学.2008（4）：92-94.

[2] 胡文雄. 网络新闻评论分析[J]. 当代传播，2005（5）：103-104.

[3] 王振业，李舒. 新闻评论与电子媒介[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223.

[4] [9] [10] [11] 杨新敏. 网络新闻评论研究[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3-4，38，67.

[5] 胡文龙.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03.

[6] 范荣康. 新闻评论分类[J]. 新闻战线，1985（1）.

[7] 马少华. 时评的历史与规范[J]. 新闻大学，2002（秋）.

[8] 马少华，刘洪珍. 新闻评论案例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篇5

一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军作为召集人，邀请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铭等专家教授，集会于上海大学乐乎楼，拟定了从7个分支学科和学术角度对20世纪新闻与传播学术进行历史性研究与描述的计划。其中包括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军主编，并作为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别为戴元光著《传播学卷》，童兵、林涵著《理论新闻学卷》，徐培汀著《新闻史学史卷》，单波著《应用新闻学卷》，邵培仁、何扬鸣、张健康著《宣传学与舆论学卷》。可以说，这既是对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全面而综合的学术大检阅，又是在一种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坚实的学术构建。

当时，作为《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系列专著，其整体的研究重点当然首先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建设上。可以说，这套专著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其中，不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每一个重要现象和事实进行微观透视，还特别对于整个20世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加以居高临下的宏观把握。如戴元光在《传播学卷》第三章阐述道：“可以说，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但这种发展成就并没有延续下来，明清已经开始衰败，到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国不得不引进西方的传播观念。虽从19世纪起，西方传播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现代传播思想仍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一些现代传播思想启蒙者屡遭磨难。在20世纪的一些年代里，中国不仅拒绝现代传播思想，甚至拒绝我们的先贤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传播哲学观。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学者们才又开始新的跋涉。”这段文字概括了中国20世纪传播学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对中国传播学的整体历史命运洞若观火。

作为一套学术史专著，这套专著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梳理和阐述，而且对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学成果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戴元光在《传播学卷》中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同时又特别提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

本套专著的主题是“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上，展望和预测下一个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和建设。童兵、林涵的《理论新闻学卷》其“结语”为“任重而道远――又一个世纪之交”，直接提出了下个世纪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徐培汀的《新闻史学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迈向21世纪的历史新闻学研究》做结。戴元光的《传播学卷》又把“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作为最后的一个专章来讨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是21世纪的根本目标，而新世纪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又必须牢牢扎根在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

二

也许正是由于著者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有着清醒的宏观把握以及其对未来建设的迫切性认识，所以，当此项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军等学者又进一步把传播学术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华民族的全部思想发展史上。2005年，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现当代卷，凡四册，洋洋194万余言。这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补学术史空白之作。

作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与传播活动和行为历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传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传播的具体活动和行为本身；而传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则是在传播基本问题上，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是如何进行“研究”以及如何进行传播的程序设计的。而所谓传播基本问题，在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中基本体现了其全部内容，那就是：“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因而，对于历代传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寻找每一时代思想家和传播大师们在这五个方面的不同思想与主张，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各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传播状况和历史走势。

就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而言，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甚至历经劫难而繁衍不断，其中科学的传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断更新的传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本书“主编絮语”中所说：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虽然在古代专制主义的制约之下，我国传播业比西方国家的发展要缓慢一些，但几千年来，中国传播业仍作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我国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被笼罩在皇权统治之下，但传播思想仍屡屡萌发。尤其是各个时代的传播思想家启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虽然也有些传播理念和思想主张还是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统治者甚至是专制主义文化精神的，但是，作为整体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环节，那些传播主张仍然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精神。同样为我们的传播思想史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文化资源。

显然，中国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极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学科建设工程。尤其是作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需要拓展本学科的学术空间，而且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把握与审视。如前所述，传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为传播行为之主导乃至主宰的传播思想，无疑也就主导或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生命线。所以，关于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对于中华文化发展命脉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视。因此，在本书中，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孤立地研究传播问题上的某些具体主张，而总是将一定时代的传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传播理念置放在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有机地考辨。

比如，孔子的“仁学”是儒家传播思想的最具核心意义的观念，书中也对“仁学”的方方面面进行传播思想的解释，其别强调：“按照孔子的解说，‘仁’的含义非常丰富，所有殷商、西周以来作为统治阶层的道德观念，大致都被包容在内。我们从孔子传播思想分析，‘仁’贯穿于礼仪传播的一切过程和形式，‘仁’包括着宗法传播的孝道和忠义，也包摄着知识传播的智和为人处世的六种表德。总之，‘仁’就是‘人’，就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感关系。”（余志鸿著：《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第153～154页）如此理解孔子的“仁学”，既从传播思想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大的“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感关系”问题，又从整个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取了“仁”的历史根源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篇6

【关键词】新闻时评;历史沿革;本体研究

一、新闻时评定义的困惑

(一)“能指”与“所指”的距离

时评,按“顾名思义”的逻辑可以解释为“时事评论”或“时政评论”。但“时事评论”与“时政评论”二者本身存在概念上的区别与指向上的分歧。 “新闻时评”作为一个语言符号,本身包含了“能指”(符号的物质形式,即声音和形象)和“所指”(指说对象、概念)两部分。符号的声音和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联系。对于符号的意义的“阐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对“新闻时评”意义的考察要考虑其诞生的历史环境和在发展中意义的不断叠加。字面理解,未必可以概括其内涵、指向其概念。

(二)时评复兴的继承与创新

1903年初,“时评”作为栏目名称,已在多家中国旅日留学生刊物中被使用。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将“时评”作为表达政愿的工具,寄予一代人的强国理想。中国时评传统经历了长久断裂,于20世纪90年代复兴,并在新世纪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所谓复兴,既有回归与继承,又存在与时俱进的创新。所以,对新闻时评概念的确定,既包含对其历史积淀、传承精神的合理内核的把握,又要包含其在新时代意义的体现,二者的统一是达成共识的难处之在。

(三)新闻时评日新月异的发展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新闻时评的媒体实践呈现日新月异的态势。报纸是新闻时评最早的发源地,时评已经成为体现报纸思想独立性与深刻性的重要标尺。电视新闻时评方兴未艾。电视读报类节目的兴起,使时评成为媒介融合的中介。而互联网络的开放性与互动性使时评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专利,各种网络时评构建起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各种形式新闻时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新闻时评定义很难适应,对现实的理论概括相对滞后。

在1994年对于新闻时评的定义的大讨论后,很难见到对新闻定义的概括,一些零星的对新闻时评本体的研究也很难触及实质、指导实践。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许多学者放弃了对新闻本体的研究,而转向业务本身。

二、新闻时评的发展沿革

中国的新闻时评,诞生于20世纪初期,最早作为栏目名称出现,逐渐发展成为政论的重要载体。“时评”是早期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报刊的刺激下,融入了传统精神与历史责任的开创,自诞生就到达了相当的高度,在“文人论政”的思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时评”传统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断裂。进入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复兴,成为各种媒体的重要阵地。直至今日,新闻时评的热潮仍在延续,并体现出日益蓬勃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一)时评溯源:中国近代报刊诞生以来的点点星光

有人认为时评的发端源于西方,伴随着近代报纸由西方人“传入”中国。英国的丹尼尔・笛福,早在18世纪中叶就“以极其动人和极有说服力的文笔探讨各类问题”1,享有“社论之父”的美誉。但是中国的时评与西方社论、政论具有明显的区别。“时评”一词是典型的本土原生词汇,在西方找不到完全相同的词源。时评的诞生,与中国传统精神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具有重要联系,包含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政治情怀。

(二 )“时评”栏目的诞生

“时评”二字最早作为报刊栏目名称出现。 1903年初,在日本已出版一年的《新民丛报》进行改版,增设了占全册页数四分之一的“批评门”,包括“政界时评”、“教育时评”、“学界时评”、“群俗时评”、“人物时评”、“杂评”和“评论之评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时评群落,往往每期有十数篇之多。2此后,“时评”作为一个确定的栏目名称,迅速被多个报刊使用。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有:“狄氏灰心武力运动,乃创办《时报》,为文字上之鼓吹。延陈冷为主笔,独创体裁,不随流俗。如首立时评一栏,分版论断,扼其机枢。”3据此,许多人把《时报》看作是时评的开创。更有“所谓时评,指《时报》的评论而言,后来各报纷纷仿效,那是作为时局的评论而言了。"4的说法。1907年创刊的《时报》,的确使时评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 “时评”作为栏目名称出现却可以追溯到1903年。

(三) 新闻时评发展的三次

1、 晚清末年:早期知识分子的言论救国

中国的政论传统与近代报纸这种新的传播媒体相遇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晚清知识分子,看到了报刊在传播政治观点上的巨大作用,从而将政论逐渐改造成适于报刊发表的形式开创了“时评”。以《时报》、《新民丛报》、《民报》为代表的一大批报纸,将时评推上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言论救国理想的实践和担当。

2、 民国时期:“文人论政”的高度实践

“文人论政”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断不朽传奇,新闻“时评”是文人论政的重要载体。《大公报》被看作“文人论政”的最高峰,其 “星期社评”具有典型的“时评”特征。民国时期,一大批文人深受西方新闻理念的影响,通过报刊积极发表对国家、民族、社会的意见。新闻时评本身的灵活性、批评性、时政性成为了文人论政思潮的重要载体。“文人论政”,是中国言论高度开放与自由的一个时期,成为了新闻时评发展的第二次。

3、20世纪90年代至今:时评的复兴热潮

1998年11月,中国青年报“冰点”专题版推出了新栏目“冰点时评”,这是中国新时代时评复兴的标志。所谓“复兴”是在经历了建国、后的断裂,对中国20世纪初的“时评”传统重新予以继承,并在继承中赋予其新的时代特色和精神。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的转身是时评复兴的政治原因。传统的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转向多元化,媒体由宣传工具逐渐向传播职能回归,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发表意见的空间逐渐开放。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形成,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媒体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公民表达自我意见成为了内在要求与现实可能。

三、定义新闻时评

新闻时评的评论内容或者说评论对象,既包括时政,即重大的政治性议题,也包括一些非政治性的社会议题,但其指向性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问题;新闻时评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其时效性一方面表现在多根据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予以评论,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其对当下性的关注。从创作对象来看,新闻时评的作者既有评论员、又有专家学者,更不乏普通民众,每一个公民都可能成为新闻时评的作者,创作者的开放性是新闻时评的重要特征。

概括来说,新闻时评是公民对当下发生的重大社会现象或问题,简明扼要的发表观点与意见的一种新闻评论文体。

【参考文献】

篇7

南唐诗人李中有“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其古义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信息”概念勃兴，如1872年《申报》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此时，信息的近代含义仍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意义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Hartley在《信息传输》中提出，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Weaver将信息论引入传播学，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并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观点的是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公理。

信息概念的引入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然而，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信息概念也发生了意义偏转。

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中所说，香农信息论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而我国本土文化中的信息侧重于消息、音讯，是指向内容的概念，有更多人文色彩，这或多或少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其内涵接近于事实，这就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

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处于新闻无学到有学的艰难转型中，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具有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

第三，20世纪90年代，“信息”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人们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主要任务，向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这一认识直接关系着我国“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20世纪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这是种不确切的提法，其实质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提法体现了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中国新闻学研究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这种做法参照了信息论的信息计量，但却并不可取，因为信息论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

虽然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一番局面，新闻媒介努力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进一步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但随着信息泛滥的态势，其弊端逐渐显露。现代人陷入对潮水般信息的依赖，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又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最终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钝化了人类的感知能力，并且，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即交流。

此外，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认识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甚至被指为是其产生的理论根源。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与公共利益有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

篇8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篇9

关键词：可供性；新闻生产；关系与互动；媒介与技术；物质性

“可供性”是最先诞生并应用于生态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概念，是一种强调“关系”与“互动”的理论，揭示“环境”与“行为”的协调关系。智能技术应用下的新兴融合新闻形态给新闻消费的社会形式与社会功能带来了深刻变化，学界的研究存在着“过度社会化（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化不足（技术决定论）”的两极对立，如何把行动的物质性与行动的社会性整合起来呢？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创新视角引入研究中。

一、可供性理论内涵与应用梳理

“可供性”最初是由生态心理学界著名学者吉布森提出，用于解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往我们看待周边的事物，总认为事物是独立存在的，这其实是一种割裂的视角，“可供性”告诉人们人与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实践的达成是建立在人与物的互动过程中的。

（一）可供性———强调“关系”与“互动”的生态心理学理论

吉布森认为动物具有选择性地感知环境中信息的能力，因为这些信息与动物的生存密切相关。生物感知环境不是通过它的本质，而是通过它能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此外，相同的物体对于不同的认知对象会提供不同的行动可能性，例如一棵树对于猴子而言就是躲避捕食者的避难所，而对于长颈鹿而言则主要是食物的来源。可供性理论的具体意指引发了后续生态心理学领域的广泛争议。Turvey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将可供性理解为一种环境的倾向性属性。有学者对Turvey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可供性是动物—环境系统的属性，它并不涉及具体的行为。可供性是行动的机会，立足“关系”的理解认为可供性根本就不是一种属性，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学者孙凝翔、韩松（2020）认为，吉布森的“可供性”是针对唯意志论和决定论对立的二元论的立场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角，既维护主体之能动性使之摆脱控制，又严格拒绝知觉中的任何建构性。可供性理论采用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视角，提供了一种辩证但又不失敏锐度的认知工具，它在功能主义、个体能动与建构主义之间构建起一个关系性框架，关注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实践过程。

（二）可供性在其他研究领域中的使用

1.设计学研究美国认知科学及人机交互学者诺曼将可供性概念引入设计学领域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探讨日常用品的设计功能如何影响用户的使用行为，在技术设计和人机交互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诺曼认为在设计学领域，人们以设计的方式来塑造物体和环境的可供性，区分了“通过设计提供的行动可能”与“用户感知到的可供性”，认为设计师就是要确保设计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是容易被感知的。此外，学者Gaver提出用可供性的概念代替认知方法，认为可供性这一概念提供了知觉和行动之间的直接联系。他将可供性应用于人机交互的界面设计中，关注技术与用户之间的基本交互，并认为一些隐藏的或错误的可供性会给用户使用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一概念对于改进设计、提升产品的交互体验具有重要意义。2.信息技术系统研究可供性理论对于解释人和环境之间的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组织与技术、信息研究等领域中也应用到了可供性理论。有学者认为从现实主义或本质主义的角度看待可供性理论或对其进行关系性的解释，对于定义技术有着重要的影响。学者Faraj和Azad将可供性定义为“关系结构”，强调关系的多样性，认为它不是技术或者人的单一属性或功能。学者Fayard提出物质和社会两个维度的解释，同时承认可供性的倾向性和关系性，并且采取一个综合性视角来解释物质环境如何塑造实践，而不是决定实践。受到可供性理论的启发，学者逐渐意识到重点关注涉及技术的实践和行动的重要性，而不是孤立地关注技术，因此比起技术应用带来的可能性，人们更应该关注实践的可供性，例如交流、协作或非正式的互动。3.传播学研究随着社交媒体在全球的兴起和流行，“可供性”这一概念逐渐被传播学学者和媒介研究学者所关注，成为理解、分析媒体、技术与用户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概念，由此产生了可供性与社交媒体、互联网平台、智能技术等相结合的研究。学者Schrock认为可供性理论为研究移动媒体类技术如何实现常规化应用并影响人类的交流模式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传播可供性”的概念，以交流为中心，提出了移动媒体的四种可供性：便携性、可用性、可定位性和多媒体性。Rice、Evans、Pearce（2017）提出“媒介可供性”。潘忠党教授最早将可供性理论引入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并提出了分析媒介可供性的三个维度，分别是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有学者在反思和总结传播学界对可供性理论的使用后指出，不少研究对此概念的溯源或甄别不够，导致概念的混用或乱用，而可供性概念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技术特性概念化所固有的现实主义为技术决定论者和建构主义者关于技术和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辩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二、新闻生产的逻辑变化：扩展主体范畴，关注多重互动

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逻辑和规则发生了变化，不仅要考察新闻的生产、传播、流通和消费过程，更要把握其所处的网络结构以及其中的各个主体节点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强调“关系”与“互动”的可供性理论应用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可以开辟更多的研究视角，为理解新闻生产中不同场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与意义提供理论支撑。互联网时代，传统新闻媒体的融合转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工作的时空节奏问题、常规选题的变化、内容与形式的不同侧重、常规消息来源的变化、模糊了新闻与事实关系的议题内爆等。作为新闻生产融合转型典型的中央厨房以及绝大多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生产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可供性理论启发学者采用田野调查法，深入融合新闻生产机构进行长期而全面的观察与深描，探究传统的生产理念、习惯和规则如何做出相应的调试和改变，而这样的改变又反过来对技术应用和新闻生产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此外，新闻用户、新闻工作者、自媒体从业者、技术人员、广告商、平台等都应当是独立的多元行动者，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国家、市场和技术如何对媒体融合与新闻创新产生影响？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应用如何导致传播秩序的变化？他们与其他主体之间如何进行互动、如何相互影响并带来最终的结果？如何建构新闻的真实性和透明性？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结合可供性理论进行探索的话题。

三、融合新闻的物质性讨论：促进理论创新，追问历史形态

詹姆斯·凯瑞的传递观和仪式观注重传播过程中信息和符号的意义与价值，忽视了媒介的物质性。在近来的研究中，媒介物质性重新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学者孙萍（2020）在研究中指出，近些年社会建构思潮和智能技术不断勃兴，媒介的虚拟表征与意涵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但关于物质性的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而强调“关系”的可供性理论正是一种打破二元对立的理论视角。学者陈昌凤、仇筠茜（2018）也曾在研究中指出可供性理论有助于将技术、人及间性都纳入研究考量，打造出多元认同的意义空间。借助可供性理论关于融合新闻中物质性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在技术、身体、空间等方面回应媒介化的现实建构问题，以促进更多的理论创新。此外，可供性的框架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追溯途径，研究者可以不再把技术呈现形式上的每一次转变都看作是对以往的根本性突破，任何一种技术形态都应该是历史性的，可以通过对人们的媒介实践和使用习惯跨时间段的追踪，打破宏大历史观之下的“新—旧”对立的格局。这有利于进一步印证可供性如何体现并融入技术，有利于理解新兴智能技术如何应用于融合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四、新闻用户的个体价值：应对异化挑战，回归人本主义

在可供性看来，技术的应用为个体提供了“行动的可能”，个体能动的实践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当下移动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传播的全流程，融合了多种媒介形态的“新新闻”形式，为用户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行动的可能”，新闻用户得以突破过去新闻消费的时间、空间约束，获取新闻成为一种随时随地发生的实践，甚至在不断延伸感知的范畴和边界，以追求更好的感官体验。不过，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有代价的，每一次技术的进化都会提出新的问题，技术的进步同时包含了善与恶。技术由人创造，应当为人服务和存在，人们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技术及其引导下的实践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强调动态互动性过程的可供性理论提供了一个思维视角，它关联用户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协作。从可供性的角度来看，用户不仅是内容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的供给者。环境为人们提供可供性，人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一种想要的生活方式。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对于了解技术的运作逻辑、技术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个体能够发挥的作用价值以及回归人本主义的终极目标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JanesJ.Gibson.TheEcologicalApproachtoVisualPerception[M].London:PsychologyPress,1986.

2.FayardAL,WeeksJ.Affordancesforpractice[J].Information&Organization,2014(4):236-249.

3.孙凝翔,韩松.“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J].国际新闻界,2020(09):122-141.

4.DonaldA.Norman.Affordance,conventions,anddesign[J].interactions,1999(3):38-43.

篇10

关键词：俄语新闻 翻译 意译法

中图分类号：H35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2-0076-01

一、俄语新闻

新闻，也叫消息，是通过报纸、广播等途径传播信息的一种称谓。是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的一种媒体。新闻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新闻的结构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新闻标题、导语、主体、背景和结语。

新闻按照新闻事实发生的地域和范围来看，分为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按照新闻性质划分有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科教新闻、军事新闻、社会新闻、文艺新闻、体育新闻和会议新闻等；按照新闻题材来划分，可分为典型报道、综合报道、评述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等。

翻译实例均来自俄罗斯新闻网站，具有时效性，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医疗、生活等角度进行实时报道。以国际和平和发展为大背景，国家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国际时事新闻的传播与时事新闻翻译密不可分：国际时事的汉译有助于中国及时快速地了解国际社会形势，而国内时事新闻的外译有助于使世界了解中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总之，新闻在社会和人们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人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新闻，我相信新闻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对翻译的不同定义

研究翻译，对“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从表达形式方面来看，翻译分为口译和笔译。口译活动的历史早于笔译。从操作者来看，翻译分为“人类翻译”和“机器翻译”。从翻译领域来看，分为“文学翻译”和“技术翻译”。从程度来看，翻译活动尤其是笔译除了逐字、逐句、逐章节的全译之外，还存在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译评、改写等多种形式。[1]

“翻译”一词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里相当特殊，它既可以指翻译活动主体，即翻译者，也可以指翻译的行为和过程，还可以指翻译的结果即译文。在新闻翻译理论、新闻翻译原则、新闻翻译批评、新闻文体特点及其方法上都有涉足。

三、意译法

意译（归化法）指忠实原文的内容，不拘泥于原文结构形式与修辞手法的翻译方法。根据原文的大意进行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意译更能体现出本民族的语言特征。举例说明：

（1）Они， конечно， герои дня， на них направлены объективы фото- и видеокамер. В списке награжденных слесарь， лесничий， врач， политик и режиссёр.

译文：当然，他们是今天的英雄。照相机和摄影设备对准了他们。这五名英雄中有钳工、护林员、医生、政治家还有导演。解析：“герои дня” 原意为英雄和今天，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所以根据上下文语义，以通顺为主旨。借助意译法将两个词译为句子。

（2）Правда， предпочёл отметить юбилей со сторонниками в Пенсильвании， подальше отВашингтона， обозвав его болотом.

译文：的确，他更喜欢同自己的拥护者在距离华盛顿不远的宾夕法尼亚州庆祝他的周年纪念，而不是所谓的华盛顿泥潭。

解析：“болотом”本意为沼泽，在政治用语方面需要谨慎、准确，并且充分表现出原语的语言色彩。

（3）Главным в послании стал анализ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черкнул： причина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кризисных явлений ― не внешнее давление， а проблемы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характера.

译文：俄罗斯经济状况分析成为国情咨文的主题。总统强调：大部分危机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外部压力，而是内部经济问题。解析：“характер”本意为个性、性情、特征、面貌、毅力、典型人物等，具有多意义，根据上下文，并未提到性格等含义，而是一直谈到的经济问题，所以直接将这个词引申意义译出来，使读者更加明确整句话的意义。

四、结语

论文还存在欠缺，例如：翻译理论知识掌握得不够系统，领悟得不够透彻，存在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无法做到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用实践去印证理论。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尽管也可进行甚至可能成功，但译文会因理论缺失而缺乏厚重感和应有的内涵，虽能达意但不能传神。意译法作为翻译理论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促进翻译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