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理学的基本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北师大版《数学》二年级上册“花园”教材73～74页。

教材分析：

“花园”这节课的教学内容是在学生充分学习了“倍的认识”，这一基础上进行的教学内容，是对“倍”的概念的进一步认识和运用。

回顾学生前期学过的“乘法的认识”和“分一分与除法”不难发现其中都含有与“倍”有关的内容。如学生眼中的5个8也就是8的5倍；15里面有3个5，也就是15是5的3倍等，在本节课的教学中，主要是与“倍”有关的实际问题中的解决策略。因此，本节课的设计，我尝试把概念的本质内化，借助几何直观分析，再到语言逻辑思维，搞表楚求倍数问题，除法“倍”问题和乘法“倍”问题的区别与联系。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情分析：

本校是市级示范校，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县域。因此处于城乡结合区，大部分学生学习素养较好。具有一定的教学语言表达能力，本节课的教学对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及数学语言的逻辑表述能力要求较高，学生对概念的认识，有的还只留于口头表述，没有深刻理解到它的内涵。因此要考虑学生思维的差异，尽可能使他们互相启发，共同提高。

学习难点：

基于教材分析和学生学习现状，如何使“花园”这节课的教学唤醒学生沉睡的已有知识，与今天的内容构建有效连接，利用已有的概念知识来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能的过程中促使学生概念的内化。从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是教学中的突破点，也是教学中的难点。

教学目标：

（1）通过对“前期”所学知识的回顾与问题的解决，进一步理解“倍”的含义。

（2）通过解决与“倍”有关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3）体会生活中处处有“倍”的数量关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过程：

一、谈话、揭示课题

上节课，我们已经对“倍”有了充分的认识，了解到“倍”的含义，今天，我们来利用“倍”的含义，解决生活中与“倍”有关的数学问题。

二、回顾与再现

画一画；说一说；算一算；师小结归纳

①

列式：

圈一圈，是的（ ）倍

② ，画，是的3倍

列式：

③，画是的3倍

列式：

设计意图：此环节的设计，通过借助学生的动手操作，借助有观图意，让学生说一说要圈的、要画的是什么？是怎样想的？结果是什么？怎样列式？把学生的思维过程用数学的语言进行合理的表述，既是对所学知识的巩固更是对学生掌握“倍”这一概念的内涵的深化，概念是思维的细胞，而只有说得清楚才能是对想的清楚的最有效的巩固。

三、玩中学

出示挂图：

（1）看一看。请你仔细观察图，你能获得那些教学信息。

（2）画一画。请用自己喜欢的图来表示数量之间的倍数关系。

（3）算一算。提出乘法或除法的数学问题并自己尝试解决。

（4）说一说。小组内交流，个别代表展示。

（5）师归纳小结。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的设计意在引导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收集数学信息，利用所学知识对收集的数学信息进行整合处理。并在此过程中提出问题，选择适当的算式列式计算。促使学生对“倍”这一概念的进一步内化，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做中得

（1）圈一圈并列式

的个数是 的（ ）倍

列式： =

（2）估一估，量一画，算一算：

红绳 --------------- 黑绳 -----

红绳的长度是黑绳的（ ）倍

列式： =

（3）算一算，猜猜我是谁：

①我是9的6倍是；②我是3的5倍；③我的6倍是30；④我比2的4倍多3。

设计意图：变换多种形式的练习，进一步体会理解倍数关系的练习题，从直观到抽象进一步体会“倍”的含义，在解决问题中能灵活应用，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篇2

从人才培养角度更新教材编写理念

（一）法学人才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法学理论素质

法理学是研究法律的整体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的一门法学分支学科，是法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学习法理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提供法学领域内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同时，它提供对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学的理论基础的反思。也就是说，法理学是整个法律大厦建构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这个理论基础的存在，整个大厦才是基础牢固的。而部门法学则是法律大厦的每个部分的理论基础。法理学所建构的理论基础是通过基本的概念、基本的原理和基本的知识建构起来的，往往人们就认为这些理论属于牢不可破的知识，在知识的学习中采取记忆式的方法来学习。但实际上，法理学虽然是法学的基础理论，但其知识并非像自然科学基础知识那样具有高度的确定性，而是其永远处于一种开放式发展状态中的知识。在法理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也最具有争议性。比如，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从古到今，无数法学家的探讨却从来没有得出过一个被世人所公认的概念。而这种最基本的理论分歧而带来了众多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法学理论在无数的争议中被推进，加深了人们对理论问题的认识。当人们形成了新的理论共识之后，一场新的制度更新也即将到来。把法学理论凝固化、确定化的做法是违背法学理论学习规律的做法，灌输式的教学和记忆式的学习并不能增进学生对理论问题的认识，同时也阻碍了法理思维和法理能力的形成。法学人才既包括法律实务人才，也包括法学理论人才。无论属于哪一种，法学理论的素质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学理论人才自不待言，法律实务人才在处理具体的法律事务的时候，一旦遇到疑难问题，通常都需要求助于理论。这种疑难问题的发生往往可能来自重大理论问题的困境。如二战后纳粹战犯的审理带来的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思，如果不解决理论问题，就无法在实际的法律实务活动中带来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而理论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是求助于现成的知识，而是需要开动法理思维，针对具体问题分析，得出法理结论。法学人才所具有的法学理论知识并不是固化的知识，而应当是思维着的“活”的知识和理论，其中包含着能够发现理论问题，并解决理论问题的能力。既有知识的学习虽然是必要的，但比它更重要的是获得法学理论思维的能力。因此，大学法理学课程无论从教学还是教材方面都必须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角度进行反思，以培养具有真正理论思维能力的人才为最终目标。

（二）法理学教材编写理念的转向

在大学法理学教学中，经常可以听到学生对法理学课程的抱怨，他们认为法理学脱离实际，太抽象、太枯燥。大多数学生学习法理学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自身并没有兴趣可言。而学好法理学在他们看来无非就是进行一些教材知识的记忆，这样就能够在考试中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对于这种现象，从法理学教学到整个教材的编写都必须做出深刻的反思。长期以来的填鸭式的教学活动和灌输式的教材内容，都应当为此负责。基于教材对教学活动的引导，必须强调从教材编写理念开始就需要发生一场转变。这场转变应包含如下内容：一是从传授知识到启发思考的转变。在法理学教材编写的发展历程中，法理学教材曾经承担了将政治化的法理学从政治学科中解脱出来的任务，学科体系建构曾是教材承担的重任。完备性的法理学基础知识的传授因此成为教材重点要实现的目标。但对知识传授的过度关注，忽略了对学生法理学思考的启发。在法理学教材中常常会通过权威性知识的介绍，而对某些法理问题的结论盖棺论定，阻碍了学生问题意识的产生。而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随后的思考，而没有思考就没有真正的知识。从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出发，如何启发学生的法理思考，必须成为教材编写需要注重的重要问题。二是从知识记忆到能力获得的转变。在法理学教材编写中，常常会把一些知识固态化来予以传授。学生在考试中，如果不按照这种标准化的方式来答题，就不能得高分。而不同学校的教材当它们在表达某种知识有不同的时候，学生在哪个学校考试，就必须按哪个学校的教材来回答问题，否则就会丢分。这无形中就鼓励了学生学习中的死记硬背。问题的源头就在于教材从来都给出非常确定的答案，从而误导了考试的内容。死记硬背式的学习虽然可以获得一些知识，但这些知识是“死”的知识，一旦进入实务环节，就只能生搬硬套，其法理思维的能力并不具备。记忆一些死的知识，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就会遗忘，而真正的法理思维能力却可以受益终生。三是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探索的转变。现有的法理学教材大多属于灌输式教材，在“正确性”知识的灌输中，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能主动地探索。由于被动地灌输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学生自然就会感到失去学习和思考问题的兴趣，最终也会导致无法吸收到真正的“活”的法理学知识。强调法理学教材要引导学生的自主探索，其目的在于使法理学知识成为学生自己探索而来的“活”的知识，学生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不仅知识的掌握是牢固的，而且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收集资料、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四是从求同思维到求异思维的转变。求同思维能够求得共识，但无法激发创新；而求异思维尽管可能引发分歧，但却可以激发新的思路的产生。一切新的发明创造的产生都是以求异思维为基础的。法理学成果的产生并不是在前人研究成果上的重复，而是站在前人肩上的创新。而这种创新的出现，是离不开求异思维的。在大学法理学学习中，一旦抹杀了学生的求异思维，也就阻断了学生知识创新的念头，甚至可以扼杀了一位未来可能对中国法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法学家。法理学教材必须对学生的求异思维进行鼓励，鼓励学生对权威性知识的质疑。这就要求法理学教材对一种知识，不能只发出一种声音，而应当引导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应当让学生认识到即使是权威性知识，也不是不容讨论的。

篇3

法理学的学科特色及本科教学环境与要求解决上述问题，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效率、目标、乐趣法理学本科教学应当注重效率。学时紧张几乎是国内各个法学院的共同问题，教改可以做些微调，但论证耗时、协调关系复杂，远水不解近渴；更重要的是，即使增加学时，以法理学对时间消耗的大胃口，可能也只是缓解。效率是本科法理学教学必须重视的。这决定了：在课堂教学中，取舍比覆盖重要；启发比包办重要；慢比快重要。

1.效率要求课堂讲授有重点有取舍。

(1)教学体系安排中的取舍。法理学教材内容繁多，以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为例，全书分为六编：导论、本体篇、发展篇、运行篇、价值篇、法与社会篇。全部讲授的话，教学时间不足难以展开，初学者也无法完全接受。教师上课并不需要对教材内容一一覆盖，可根据经验形成教学侧重点。以笔者的经验，对大一新生而言，从体系上讲，基础内容是应当保留的，如本体篇、运行篇等：抽象、思辨性内容则可适当舍弃，如价值篇、社会篇。当然，这种取舍弃并不是说思辨性内容不重要，那恰恰是法理学的精髓。舍弃是因为面对从未接触法学又毫无社会经验阅历的初入门者，担心欲速则不达。当然，如果法理学可以分为两个学期上的话，思辨性的内容自然可以在第二学期系统讲述。

(2)课堂讲授中的取舍。与体系上的取舍正相反。课堂讲授重点应围绕思辨性内容。基础知识在教学框架上是重点，但讲授的时间应当多花在思辨上。可将价值篇、社会篇的内容零散运用于课堂讲授中，使初学者不用面对复杂的抽象体系，也能管窥其中奥妙。同时，也能使课堂更具备“法理”气息。

2.效率要求课堂教学重启发。具体知识性内容课堂上点到即可，学生们课前必须做功课，预习知识性内容。教师在课堂上更需要做的是把知识性内容有选择地展开，注意介绍相关学术成果；并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3.效率要求课堂讲授“慢”。从效率上讲，课堂教学应当“慢”，而不是“快”。效率并非要求教师快马加鞭甚至语调加速，那必定影响教学效果，没有效果也就没有效率。唯有“慢”才能将宏大、抽象的问题讲清楚；才能把看似“无用”的知识讲“有用”；才能气定神闲、工笔细描，传达思辨之妙。“慢”要求将一个具体问题讲透彻，可以不厌其烦地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再将具体问题抽象化。在有所取舍、以启发为目的的前提下，“慢”与有限的学时也并不冲突。

(二)目标

好的教学首先要有明确、适当的培养目标。结合法理学学科特色，培养目标应包括：

1.要求学生掌握课程中的知识性内容，这是法理学教学的基础。法理学教程里的知识性内容，如基本概念、原则是法学入门的基础，应要求学生掌握。

2.进行思想启蒙，这是法理学教学必不可少的目标。“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应当是简单地解读教科书，而应当是在法治理念和法学原理上多下功夫”。这至少包括：

(1)哲学思想的启蒙。在教学中，可适当介绍一些东西方经典哲学思想，这对学生深刻把握法律思想和原理有很大助益；也有利于引导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2)法律思想的启蒙。溯源法律思想史是必要的，这是法理学入门的必经之路。如果没有这种启蒙，无论告诉学生那种法律理念或原理，都可能成为纯粹的思想灌输，而难以培养有思维能力的法律人。深厚的内功是思维的基础，也是法理学的基础。

(3)法治思想的启蒙。“我们培养的高校毕业生，包括已经从事法律实务的毕业生，常常表现出法治理念的缺失和对一些发法学基本原理的曲解，与大学的教育方式不无联系。法学教育应当重视法治思想的启蒙，而不仅仅注重作为技术的法律。

3.思维方式的培养，是法理学教学最重要的目标。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应当是方法的传授，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单纯的知识不再稀缺，知识的神秘性被打破，创造性、思维能力更凸显价值，传统教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思维方式的培养对法理学教学来说尤为重要。首先，要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鉴于目前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模式，本科生的思考能力着实堪忧，作为法学入门向导，本科法理学教学不得不加强这方面的引导：这包括：

(1)必须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不盲信偏听；

(2)必须强调客观思考的重要性，思考者本身所具有主观性可能会影响结论的真实，只有尽可能摒除主观性，才可能获得可靠结论；

(3)必须强调学术的诚意；

(4)必须强调逻辑的重要性；

(5)必须强调“体验”的重要性。知识来源于传承，也来源于体验，否则难以摆脱盲目的窠臼。其次，要培养学生专业思维方式。法学方法论的介绍在专业思维培养方面极为重要。方法论可能繁复深奥，本科教学中，可以去繁就简，对其做简略、通俗介绍。应尝试引导学生多做这方面的阅读。没有广泛阅读，不可能学好法理学，特别是阅读经典著作，必不可少。阅读面不限法学，可以非常广泛，哲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等均可涉猎。

(三)兴趣

要消除初学者对抽象、枯燥理论的恐惧感和茫然，必须提升学生兴趣。这需要：

1.深入浅出，将复杂道理讲得简单明了。深入浅出更需要教师有深厚的学术底蕴，也要求教师对教学对象的知识结构、理解能力、兴趣爱好有恰当评估。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抽象理论具体化。教学中应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增加对社会现实问题或案例的分析。可选择有针对性、启发性、代表性的案例或社会热点问题，运用专业理论进行分析，使抽象理论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中变得容易触摸和接近，对学生也更有吸引力。

篇4

【关 键 词】法理学/法律推理/人工智能

【正 文】

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历史

机先驱思想家莱布尼兹曾这样不无浪漫地谈到推理与计算的关系：“我们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使所有推理的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个家同两个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把笔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盘面前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地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注：转引自肖尔兹著：《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页。）

如果连抽象的哲学推理都能转变为计算来解决，法律推理的定量化也许还要相对简单一些。尽管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技术可行性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惊叹。从诞生至今的短短45年内，人工智能从一般问题的研究向特殊领域不断深入。1956年纽厄尔和西蒙教授的“逻辑理论家”程序，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第二章52个定理中的38个定理。塞缪尔的课题组利用对策论和启发式探索技术开发的具有自能力的跳棋程序，在1959年击败了其设计者，1962年击败了州跳棋冠军，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使世界头号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俯首称臣。

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博弈、难题求解和智能机器人；70年代开始研究语言理解和专家系统。1971年费根鲍姆教授等人研制出“化学家系统”之后，“计算机数学家”、“计算机医生”等系统相继诞生。在其他领域专家系统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鼓舞下，一些律师提出了研制“法律诊断”系统和律师系统的可能性。（注：Simon Chalton，Legal Diagnostics，Computers and Law，No.25，August 1980.pp.13-15.Bryan Niblett，Expert Systems for Lawyers，Computers and Law，No.29，August 1981.p.2.）

1970年Buchanan & Headrick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拉开了对法律推理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序幕。文章认为，理解、模拟法律论证或法律推理，需要在许多知识领域进行艰难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如何描述案件、规则和论证等几种知识类型，即如何描述法律知识，其中处理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是主要难题。其次，要了解如何运用各种知识进行推理，包括分别运用规则、判例和假设的推理，以及混合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推理。再次，要了解审判实践中法律推理运用的实际过程，如审判程序的运行，规则的适用，事实的辩论等等。最后，如何将它们最终运用于编制能执行法律推理和辩论任务的计算机程序，区别和不同的案件，预测并规避对手的辩护策略，建立巧妙的假设等等。（注：Buchanan & Headrick，Some Speculation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23 StanfordLaw Review(1970).pp.40-62.）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沿着两条途径前进：一是基于规则模拟归纳推理，70年代初由Walter G.Popp和Bernhard Schlink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二是模拟法律分析，寻求在模型与以前贮存的基础数据之间建立实际联系，并仅依这种关联的相似性而得出结论。Jeffrey Meld-man 1977年开发了计算机辅助法律分析系统，它以律师推理为模拟对象，试图识别与案件事实模型相似的其他案件。考虑到律师分析案件既用归纳推理又用演绎推理，程序对两者都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且包括了各种水平的分析推理方法。

专家系统在法律中的第一次实际应用，是D.沃特曼和M.皮特森1981年开发的法律判决辅助系统(LDS)。研究者探索将其当作法律适用的实践工具，对美国民法制度的某个方面进行检测，运用严格责任、相对疏忽和损害赔偿等模型，计算出责任案件的赔偿价值，并论证了如何模拟法律专家意见的方法论问题。（注：'Models of LegalDecisionmaking Report'，R-2717-ICJ(1981).）

我国专家系统的研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注： 钱学森教授：《论法治系统工程的任务与》（《管理》1981年第4期）、《主义和法治学与技术》（《法制建设》1984年第3期）、《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和法制建设》（《政法论坛》）1985年第3期）等文章，为我国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发起了思想解放和奠基作用。）1986年由朱华荣、肖开权主持的《量刑综合平衡与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研究》被确定为国家社科“七五”研究课题，它在建立盗窃罪量刑数学模型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法律数据库开发方面，1993年中山大学学生胡钊、周宗毅、汪宏杰等人合作研制了《LOA律师办公自动化系统》。（注：杨建广、骆梅芬编著：《法治系统工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349页。）1993年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主持开发了《实用刑法专家系统》。（注：赵廷光等著：《实用刑法专家系统用户手册》，北京新概念软件研究所1993年版。）它由咨询检索系统、辅助定性系统和辅助量刑系统组成，具有检索刑法知识和对刑事个案进行推理判断的功能。

专家系统与以往的“通用难题求解”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它要解决复杂的实际，而不是规则简单的游戏或数学定理证明问题；(2)它面向更加专门的领域，而不是单纯的原理性探索；(3)它主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域，选择合理的方法来表达和运用特殊的知识，而不强调与问题的特殊性无关的普适性推理和搜索策略。

法律专家系统在法规和判例的辅助检索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了律师一部分脑力劳动。但绝大多数专家系统只能做法律数据的检索工作，缺乏应有的推理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进入了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开发时期。知识工程是指以知识为处理对象，以能在机上表达和运用知识的技术为主要手段，研究知识型系统的设计、构造和维护的一门更加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注：《大百科全书·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页。）知识工程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几个推理定律再加上强大的计算机就会产生专家功能的信念。以知识工程为技术手段的法律系统研制，如果能在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等方面获得突破，将会使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源于两种动力。其一是法律实践自身的要求。随着社会生活和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实践需要新的思维工具，否则，法律家（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将无法承受法律日积月累和法律案件不断增多的重负。其二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以模拟人的全部思维活动为目标，但又必须以具体思维活动一城一池的攻克为过程。它需要通过对不同思维领域的征服，来证明知识的每个领域都可以精确描述并制造出类似人类智能的机器。此外，人工智能选择法律领域寻求突破，还有下述原因：(1)尽管法律推理十分复杂，但它有相对稳定的对象（案件）、相对明确的前提（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及严格的程序规则，且须得出确定的判决结论。这为人工智能模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法律推理特别是抗辩制审判中的司法推理，以明确的规则、理性的标准、充分的辩论，为观察思维活动的轨迹提供了可以记录和回放的样本。(3)法律知识长期的积累、完备的档案，为模拟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提供了丰富、准确的资料。(4)法律活动所特有的自我意识、自我批评精神，对法律程序和假设进行检验的传统，为模拟法律推理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条件。

二、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价值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方法论启示。P.Wahlgren说：“人工智能方法的研究可以支持和深化在创造性方法上的法反思。这个信仰反映了法理学可以被视为旨在于开发法律和法律推理之方法的活动。从法理学的观点看，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方法论的潜在作用，从而有助于开展从法理学观点所提出的解决方法的讨论，而不仅仅是探讨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有关的非常细致的技术方面。”（注：P.Wahlgren，Automation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在模拟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法学家通过与工人智能专家的密切合作，可以从其对法律推理的独特理解中获得有关方法论方面的启示。例如，由于很少有两个案件完全相似，在判例法实践中，总有某些不相似的方面需要法律家运用假设来分析已有判例与现实案件的相关性程度。但法学家们在假设的性质问题上常常莫衷一是。然而HYPO的设计者，在无真实判例或真实判例不能充分解释现实案件的情况下，以假设的反例来反驳对方的观点，用补充、删减和改变事实的机械论方法来生成假设。这种用人工智能方法来处理假设的办法，就使复杂问题变得十分简单：假设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论证产生于一个经过修正的老的论证的过程。总之，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帮助法学家跳出法理学方法的思维定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法学问题，从而为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是提供了思想实验手段。西蒙认为，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思维在头脑中是怎样由生理作用完成的，“但我们知道这些处理在数字机中是由电子作用完成的。给计算机编程序使之思维，已经证明有可能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1985年第5期。）童天湘先生认为：“通过编制有关思维活动的程序，就会加深对思维活动具体细节的了解，并将这种程序送进计算机运行，检验其正确性。这是一种思想实验，有助于我们研究人脑思维的机理。”（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人工智能系统研究的直接目标是使计算机能够获取、表达和法律知识，软件工程师为模拟法律推理而编制程序，必须先对人的推理过程作出基于人工智能和的独特解释。人工智能以功能模拟开路，在未搞清法律家的推理结构之前，首先从功能上对法律证成、法律检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等法律推理的要素和活动进行数理，将法、诉讼法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模型化，以实现法律推理知识的机器表达或再现，从而为认识法律推理的过程和提供了一种实验手段。法学家则可以将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推理过程、方法和结论与人类法律推理活动相对照，为法律推理的法理学研究所借鉴。因此，用人工智能方法模拟法律推理，深化了人们对法律推理性质、要素和过程的认识，使法学家得以借助人工智能的敏锐透镜去考察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ryan Niblett教授说：“一个成功的专家系统很可能比其他的途径对法理学作出更多的（理论）贡献。”（注：Bryan Niblett，ExpertSystems for Lawyers，Computers and Law，No.29，August 1981.note14，p.3.）

三是辅助司法审判。按照格雷的观点，法律专家系统首先在英美判例法国家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浩如烟海的判例案卷如果没有计算机编纂、分类、查询，这种法律制度简直就无法运转了。（注：Pamela N.Gray Brookfield，Artificial Legal Intelligence，VT:DartmouthPublishing Co.，1997.p.402.）其实不仅是判例法，制定法制度下的律师和法官往往也要为检索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由于人脑的知识和记忆能力有限，还存在着检索不全面、记忆不准确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强大的记忆和检索功能，可以弥补人类智能的某些局限性，帮助律师和法官从事相对简单的法律检索工作，从而极大地解放律师和法官的脑力劳动，使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更加复杂的法律推理活动。

四是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推理虽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但法官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个体，所以在执行统一标准时会产生一些差异的结果。司法解释所具有的建构性、辩证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如果换了钢铁之躯的机器，这种由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差异性就有可能加以避免。这当然不是说让计算机完全取代法官，而是说，由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推理标准和评价标准，从而可以辅助法官取得具有一贯性的判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物质欲望和感情生活，可以比人更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正像计算机录取增强了高考招生的公正性、电子监视器提高了纠正行车违章的公正性一样，智能法律系统在庭审中的运用有可能减少某些徇私舞弊现象。

五是辅助法律和培训。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凝聚了法律家的专门知识和法官群体的审判经验，如果通过软件系统或计算机实现专家经验和知识的共享，便可在法律教育和培训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例如，(1)在法学院教学中发挥模拟法庭的作用，可以帮助法律专业学生巩固自己所学知识，并将法律知识应用于模拟的审判实践，从而较快地提高解决法律实践问题的能力。(2)帮助新律师和新法官全面掌握法律知识，迅速获得判案经验，在审判过程的跟踪检测和判决结论的动态校正中增长知识和才干，较快地接近或达到专家水平。(3)可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律师和法官及时获得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建议，弥补因知识结构差异和判案经验多寡而可能出现的失误。(4)可以为大众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

六是辅助立法活动。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对辅助司法审判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完善立法也具有实用价值。（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of Legal 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例如，伦敦大学Imperial学院的逻辑程序组将1981年英国国籍法的形式化，帮助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在预见性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法律漏洞。（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The Yale LawJournal.(Vol.99:1957-1981).）立法辅助系统如能于法律起草和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有可能事先发现一些立法漏洞，避免一个法律内部各种规则之间以及新法律与现有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

三、法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中的作用

1.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想来源

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之法理学思想来源的追踪，不是对法理学与人工智能的联系作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旨在揭示法理学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所产生的一些直接。

第一，法律形式主义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19世纪的法律形式主义强调法律推理的形式方面，认为将法律化成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以J·奥斯汀为代表的英国法学的传统，主张“法律推理应该依据客观事实、明确的规则以及逻辑去解决一切为法律所要求的具体行为。假如法律能如此运作，那么无论谁作裁决，法律推理都会导向同样的裁决。”（注：（美）史蒂文·J·伯顿著：《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页。）换言之，机器只要遵守法律推理的逻辑，也可以得出和法官一样的判决结果。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与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注：朱景文主编：《对西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92页。）如果法官违反三段论推理的逻辑，就会破坏法治。这种机械论的法律推理观，反映了分析法学要求法官不以个人价值观干扰法律推理活动的主张。但是，它同时具有忽视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僵化的缺陷。所以，自由法学家比埃利希将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推理说称为“自动售货机”理论。然而，从人工智能就是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的意义上说，法律形式主义对法律推理所作的机械论解释，恰恰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的实际过程来看，在其起步阶段，人工智能专家正是根据法律形式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前提，首先选择三段论演绎推理进行模拟，由Walter G.Popp和Bernhard Schlink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推理大小前提的法律和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被机以“如果A和B，那么C”的方式加以描述，使机器法律推理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

第二，法律现实主义推动智能模拟深入到主体的思维结构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推理主体的性。法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其所从事的法律活动不可能不受到其社会体验和思维结构的影响。法官在实际的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机械地遵循规则，特别是在遇到复杂案件时，往往需要作出某种价值选择。而一旦面对价值，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决定论便立刻陷入困境，显出其僵化性的致命弱点。法律现实主义对其僵化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霍姆斯法官明确提出“法律的生命并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注：（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78页。）的格言。这里所谓逻辑，就是指法律形式主义的三段论演绎逻辑；所谓经验，则包括一定的道德和理论、公共政策及直觉知识，甚至法官的偏见。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强调，促使人工智能研究从模拟法律推理的外在逻辑形式进一步转向探求法官的内在思维结构。人们开始考虑，如果思维结构对法官的推理活动具有定向作用，那么，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若要达到法官水平，就应该通过建立思维结构模型来设计机器的运行结构。TAXMAN的设计就借鉴了这一思想，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协调程序、说明程序分别对网络结构中的输入和输出信息进行动态结构调整，从而适应了知识整合的需要。大规模知识系统的KBS(Knowledge Based System)开发也注意了思维结构的整合作用，许多具有内在联系的小规模KBS子系统，在分别模拟法律推理要素功能（证成、法律查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评价、理由阐述）的基础上，又通过联想程序被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具有法律推理整体功能的概念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

第三，“开放结构”的概念打开了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拟的思路。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疑难案件的存在。疑难案件的特征表现为法律规则和案件之间不存在单一的逻辑对应关系。有时候从一个法律规则可以推出几种不同的结论，它们往往没有明显的对错之分；有时一个案件面对着几个相似的法律规则。在这些情况下，形式主义推理说都一筹莫展。但是，法律现实主义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它否认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法律规则的存在，试图用“行动中的法律”完全代替法学“本本中的法律”。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是使法律推理摆脱机械论束缚所走出的必要一步，然而，法律如果真像现实主义法学所说的那样仅仅存在于具体判决之中，法律推理如果可以不遵循任何标准或因人而异，那么，受到挑战的就不仅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且还会殃及法治要求实现规则统治之根本原则，并动摇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存在的基础。哈特在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的争论中采取了一种折中立场，他既承认逻辑的局限性又强调其重要性；既拒斥法官完全按自己的预感来随意判案的见解，又承认直觉的存在。这种折中立场在哈特“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律概念既有“意义核心”又有“开放结构”，逻辑推理可以帮助法官发现的阳面，而根据政策、价值和后果对规则进行解释则有助于发现问题的阴面。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使基于规则的法律推理模拟在受到概念封闭性的限制而对疑难案件无能为力时，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型，通过逻辑程序工具和联想技术而建立起来。Gardner博士就疑难案件提出两种解决策略：一是将简易问题从疑难问题中筛选出来，运用基于规则的技术来解决；二是将疑难问题同“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联系在一起，先用非范例知识如规则、控辩双方的陈述、常识来获得初步答案，再运用范例来澄清案件、检查答案的正确性。

第四，目的法学促进了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目的法学是指一种所谓直接实现目的之“后法治”理想。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把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他们认为，以法治为标志的自治型法，过分强调手段或程序的正当性，有把手段当作目的的倾向。这说明法治社会并没有反映人类关于美好社会的最高理想，因为实质正义不是经过人们直接追求而实现的，而是通过追求形式正义而间接获得的。因此他们提出以回应型法取代自治型法的主张。在回应型法中，“目的为评判既定的做法设立了标准，从而也就开辟了变化的途径。同时，如果认真地对待目的，它们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减轻制度屈从的危险。反之，缺少目的既是僵硬的根源，又是机会主义的根源。”（注：（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美国批判法学家昂格尔对形式主义法律推理和目的型法律推理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前者要求使用明确、固定的规则，无视社会现实生活中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不能适应复杂情况和变化，追求形式正义；后者则要求放松对法律推理标准的严格限制，允许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抽象标准，迫使人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追求实质正义。与此相应，佩雷尔曼提出了新修辞学(New Rhetoric)的法律。他认为，形式逻辑只是根据演绎法或归纳法对问题加以说明或论证的技术，属于手段的逻辑；新修辞学要填补形式逻辑的不足，是关于目的的辩证逻辑，可以帮助法官论证其决定和选择，因而是进行价值判断的逻辑。他认为，在司法三段论思想支配下，法学的任务是将全部法律系统化并作为阐释法律的大前提，“明确性、一致性和完备性”就成为对法律的三个要求。而新修辞学的基本思想是价值判断的多元论，法官必须在某种价值判断的指示下履行义务，必须考虑哪些价值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公平的”。这些价值构成了判决的正当理由。（注：沈宗灵著：《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446页。）制造人工智能法律系统最终需要解决价值推理的模拟问题，否则，就难以实现为判决提供正当理由的要求。为此，P.Wahlgren提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5种知识表达途径中，明确地包括了以道义为基础的法律推理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 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引入道义逻辑，或者说在机器中采用基于某种道义逻辑的推理程序，强调目的价值，也许是制造智能法律系统的关键。不过，即使把道义逻辑硬塞给机，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生理需要，也很难产生价值观念和主观体验，没办法解决主观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波斯纳曾以法律家有七情六欲为由对法律家对法律的机械忠诚表示了强烈怀疑，并辩证地将其视为法律的动力之一。只有人才能够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够发现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价值。因此，关于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模拟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2.法对人工智能系统研制的指导作用

Gold and Susskind指出：“不争的事实是，所有的专家系统必须适应一些法理学理论，因为一切法律专家系统都需要提出关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性质的假设。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切专家系统都必须体现一种结构理论和法律的个性，一种法律规范理论，一种描述法律的理论，一种法律推理理论”。（注：Gold and Susskind，ExpertSystems in Law:A Jurisprudential and Formal SpecificationApproach，pp.307-309.）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不仅需要以法理学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为知识基础，还需要从法理学获得关于法律推理的完整理论，如法律推理实践和理论的，法律推理的标准、主体、过程、等等。人工智能对法律推理的模拟，主要是对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知识进行人工智能方法的描述，建立数学模型并编制机程序，从而在智能机器上再现人类法律推理功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专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吸收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学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成果。

随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从低级向高级目标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认识不足已成为人工智能模拟的严重障碍。P.Wahlgren指出，“许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开发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许多潜在的法理学原则没有在系统开发的开始阶段被遵守或给予有效的注意。”“法理学对法律推理和方法论的关注已经有几百年，而人工智能的诞生只是本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情，这个事实是人工智能通过考察法理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一个有效动机。”（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因此，研究法律推理自动化的目标，“一方面是用人工智能（通过把计算机的应用与模型相结合）来支撑法律推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应用法理学理论来解决作为法律推理支撑系统的以及一般的人工智能问题。”（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在前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充当法律推理研究的思想实验手段以及辅助司法审判的问题。后一方面，则是法律推理的法律学研究成果直接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所应用的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法理学在真实和假设案例的推理和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已为几种人工智能法律装置借鉴而成为其设计工作的理论基础。在运用模糊或开放结构概念的法律推理研究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法律解释的形式化等问题上，法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已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所借鉴。

四、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的难点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果，但它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构成了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的目标。

第一，关于法律解释的模拟。在法理学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法律解释的研究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起着关键作用。法律知识表达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解释。法律规范在一个法律论点上的效力，是由法律家按忠实原意和适合当时案件的原则通过法律解释予以确认的，其中包含着人类特有的价值和目的考虑，反映了法律家的知识表达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德沃金将解释过程看作是一种结合了法律知识、信息和思维方法而形成的，能够应变的思维策略。（注：Dworkin，Taking Rights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p.75.）的法律专家系统并未以知识表达为目的来解释法律，而是将法律整齐地“码放”在计算机记忆系统中仅供一般检索之用。然而，在法律知识工程系统中，法律知识必须被解释，以满足自动推理对法律知识进行重新建构的需要。麦卡锡说：“在开发智能信息系统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任务既不是文件的重建也不是专家意见的重建，而是建立有关法律领域的概念模型。”（注：McCarty，Intelligent legalinformation systems:problems and prospects，op.cit.supra，note25，p.126.）建立法律概念模型必须以法律家对某一法律概念的共识为基础，但不同的法律家对同一法律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解释策略。凯尔森甚至说：即使在国内法领域也难以形成一个“能够用来叙述一定法律共同体的实在法的基本概念”。（注：（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尽管如此，法理学还是为法律概念模型的重建提供了一些方法。例如，德沃金认为，法官在“解释”阶段，要通过推理论证，为自己在“前解释”阶段所确定的大多数法官对模糊法律规范的“一致看法”提供“一些总的理由”。获取这些总的理由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原则，用自我建立的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这种法律原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证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其次，再以法律原则为依据反向推出具体的法律结论，即用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某一法律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再用该法律原则来解释某一法律概念。TAXMAN等系统装置已吸收了这种方法，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使计算机根据案件事实来执行某条法律规则，并在新案件事实输入时对法律规则作出新的解释后才加以调用。不过，法律知识表达的进展还依赖于法律解释研究取得更多的突破。

第二，关于启发式程序。的专家系统如果不能与启发式程序接口，不能运用判断性知识进行推理，只通过规则反馈来提供简单解释，就谈不上真正的智能性。启发式程序要解决智能机器如何模拟法律家推理的直觉性、经验性以及推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即人可以有效地处理错误的或不完全的数据，在必要时作出猜测和假设，从而使问题的解决具有灵活性。在这方面，Gardner的混合推理模型，Edwina L.Rissland运用联想程序对规则和判例推理的结果作集合处理的思路，以及Massachusetts大学研制的CABARET（基于判例的推理工具），在将启发式程序于系统开发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法律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人工智能模拟法律推理的一个难题。选择哪一个答案，往往取决于法律推理的目的标准和推理主体的立场和价值观念。但智能机器没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立场。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划定了机器法律推理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

第三，关于法律语言理解。在设计基于规则的程序时，设计者必须假定整套规则没有意义不明和冲突，程序必须消灭这些问题而使规则呈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就是说，尽管人们对法律概念的含义可以争论不休，但输入机器的法律语言却不能互相矛盾。机器语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LDS基于规则来模拟严格责任并实际损害时，表现出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使用不精确的自然语言进行推理。然而，在实际的法律推理过程中，法律家对某个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都可根据上下文关系作多种解释，而且辩论双方总是寻求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智能法律专家系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语言理解工作的突破。牛津大学的一个程序组正在研究法律自然语言的理解问题，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难。原因是连法学家们自己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专业术语规范。所以Edwina L.Rissland认为，常识知识、意图和信仰类知识的模拟化，以及自然语言理解的模拟问题，迄今为止可能是人工智能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对于语言模拟来说，像交际短语和短语概括的有限能力可能会在较窄的语境条件下取得成果，完全的功能模拟、一般“解决问题”能力的模拟则距离非常遥远，而像书面上诉意见的理解则是永远的终极幻想。（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 of Legal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

五、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策略和应用前景

我们能够制造出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可以证明它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从检验标准上看，这主要是法律知识在机器中再现的判定问题。根据“图灵试验”原理，我们可将该检验标准概括如下：设两间隔开的屋子，一间坐着一位法律家，另一间“坐着”一台智能机器。一个人（也是法律家）向法律家和机器提出同样的法律问题，如果提问者不能从二者的回答中区分出谁是法律家、谁是机器，就不能怀疑机器具有法律知识表达的能力。

依“图灵试验”制定的智能法律系统检验标准，所看重的是功能。只要机器和法律家解决同样法律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相同，就不再苛求哪个是钢铁结构、哪个是血肉之躯。人工智能立足的基础，就是相同的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来实现之功能模拟。

从功能模拟的观点来确定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策略，可作以下考虑：

第一，扩大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主体。现有人工法律系统的幼稚，暴露了仅仅依靠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从事系统研发工作的局限性。因此，应该确立以法律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三结合的研发群体。在系统研发初期，可组成由法学家、逻辑与认知专家、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为主体的课题组，制定系统研发的整体战略和分阶段实施的研发规划。在系统研发中期，应通过等手段充分吸收初级产品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的意见，使研发工作在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形成反馈，将开发精英与广大用户的智慧结合起来，互相启发、群策群力，推动系统迅速升级。

第二，确定与相结合、以应用为主导的研发策略。国外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领域，还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应用。但是，任何智能系统包括相对简单的软件系统，如果不经过用户的长期使用和反馈，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成熟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不能将初期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化为产品，我们也难以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必须走产研结合的道路，坚持以应用开路，使智能法律系统尽快走出实验室，同时以研究为先导，促进不断更新升级。

第三，系统研发目标与初级产品功能定位。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目标是制造出能够满足多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立法者、法学家）多种需要的机型。初级产品的定位应考虑到，人的推理功能特别是价值推理的功能远远超过机器，但人的记忆功能、检索速度和准确性又远不如机器。同时还应该考虑到，我国目前有12万律师，23万检察官和21万法官，每年1.2万法学院本科毕业生，他们对法律知识的获取、表达和应用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初级产品的标准可适当降低，先研制推理功能薄弱、检索功能强大的法律专家系统。可与机厂商合作生产具有强大数据库功能的硬件，并确保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的网上及时更新；同时编制以案件为引导的高速检索软件。系统开发的先期目标应确定为：(1)替律师起草仅供的起诉书和辩护词；(2)替法官起草仅供参考的判决书；(3)为法学院学生提供模拟法庭审判的通用系统软件，以辅助学生在起诉、辩护和审判等诉讼的不同阶段巩固所学知识、获得审判经验。上述软件旨在提供一个初级平台，先解决有无和急需，再不断收集用户反馈意见，逐步改进完善。

第四，实验室研发应确定较高的起点或跟踪战略。国外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开发已经历了如下阶段：(1)主要适用于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2)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3)运用判例和假设的推理；(4)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混合推理。我们如确定以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为初级市场产品，那么，实验室中第二代产品开发就应瞄准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同时，跟踪运用假设的推理及混合推理，吸收国外先进的KBS和HYPO的设计思想，将功能子系统开发与联想式控制系统结合。HYPO判例法推理智能装置具有如下功能：(1)评价相关判例；(2)判定何方使用判例更加贴切；(3)并区分判例；(4)建立假设并用假设来推理；(5)为一种主张引用各种类型的反例；(6)建立判例的引证概要。HYPO以商业秘密法的判例推理为模拟对象，假设了完全自动化的法律推理过程中全部要素被建立起来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HYPO忽略了许多要素的存在，如商业秘密法背后的政策考虑，法律概念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固有的模糊性，信息是否已被公开，被告是否使用了对方设计的产品，是否签署了让与协议，等等。一个系统设计的要素列表无论多长，好律师也总能再多想出一些。同样，律师对案件的分析，不可能仅限于商业秘密法判例，还可能援引侵权法或专利法的判例，这决定了起诉缘由的多种可能性。Ashley还讨论了判例法推理模拟的其他困难：判例并不是概念的肯定的或否定的样本，因此，要通过要素等简单的法律术语使模糊的法律规则得到澄清十分困难，法律原则和类推推理之间的关系还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描述。（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a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这说明，即使具有较高起点的实验室基础研究，也不宜确定过高的目标。因为，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不能脱离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水平。

第五，人－机系统解决方案。人和机器在解决法律时各有所长。人的优点是能作价值推理，使法律问题的解决适应的变化发展，从而具有灵活性。机器的长处是记忆和检索功能强，可以使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一贯性。人－机系统解决方案立足于人与机器的功能互补，目的是解放人的脑力劳动，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该方案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人为主，机器为人收集信息并作初步分析，提供决策参考。律师受理案件后，可以先用机器处理大批数据，并参考机器的起诉和辩护方案，再做更加高级的推证工作。法官接触一个新案件，或新法官刚接触审判工作，也可以先看看“机器法官”的判决建议或者审判思路，作为参考。法院的监督部门可参照机器法官的判决，对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某种监督，如二者的判决结果差别太大，可以审查一下法官的判决理由。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司法腐败。在人－机系统开发的第二阶段，会有越来越多的简单案件的判决与电脑推理结果完全相同，因此，某些简单案件可以机器为主进行审判，例如，美国小额法庭的一些案件，我国法庭可用简易程序来审理的一些案件。法官可以作为“产品检验员”监督和修订机器的判决结果。这样，法官的判案效率将大大提高，法官队伍也可借此“消肿”，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薪水，吸引高素质法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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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税法课程；特殊性；改革对策

一、财税法课程的特殊性分析

财税法是一门比较特殊的课程，其特殊性在于法学和经济学两者融为一体，而且不同质的知识特性相互渗透的深度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难以比拟的，以至于在笔者所亲历的几所各具特色又颇具代表性的高校中，财税法本科教学显示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1、财经类高校拥有得天独厚的财经类学科、教学、科研等方面比较丰富的资源。不仅有财经类师资力量、专业图书和刊物、实践场所、设施设备等都具有极强的学科专业特性，而且将财税法纳入财经专业，尤其是CPA、财税专业的课程设置及其结构体系之中，财税法课程就不得不在经济的氛围中，被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数理逻辑、数学模型、计算公式、技巧、方法等工具进行全方位的翻来覆去地梳理与解读，使初来乍到本不具有专业方向及定位的知识背景的本科生，不仅因其激情、兴趣与偏好，还与经济霸权脱离不了情感瓜葛，更源自于经济学的话语，理论与学术氛围，似乎到财经校园，时时都能呼吸到流动清新的经济气息，处处都能觉察到财富的价值形态变幻无穷的奇妙，财经类本科学生早已在一个被设计成固定模式的财经类专业知识框架体系里被熏陶，使其思维方式无不打上经济或算计的烙印。因而，财经学校之财经专业本科生在理解财税法时，其思路似行云流水般对财税法的认知也能充分扩充其价值损益的想象空间和来龙去脉。

当然，财经专业本科学生对经济的悟性和敏感，并不能掩盖其对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之技术和技巧同样深地介入财税法之中给财经专业学生造成的艰涩与困惑。即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也明显地感到财经学校财经类专业的本科生对法、法律及其规范的理解和反应就较之本校经济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迟钝，这使得他们在把握法律主体及行为的界定上比较困难，这类学生追询的问题，大都是涉及法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不过，同一所学校，经济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在财税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其进度相对明显地慢于前者，效果也明显不如前者。由此可见，财经学校内的财经专业与经济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在财税法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因为在校园踏内同一块草皮而相得益彰和发展得比较平衡，这里当然涉及到教学计划的设计与课程的科学合理安排问题。

2、政法类高校拥有法科教学与科研的最高话语权。在高校复招之初，政法类财税法意识形态化，其教材及理论体系，课程内容、设置、教学计划等基本要素与眼下的财税法理念截然不同而无法相提并论，前者更多的是人治和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后者系法治和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前者的内容被后者所替代其形式的表象也就失去了内力的支撑。为此，一方面，如今政法类高校的财税法教学应追逐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理念，将法权的人人享有和应有的公平、正义道德基础价值贯穿其中，不仅要有描述，更应该增加评价和倡言驳论。虽然，财税法只是税收、预决算等法律关系的行为规范，但解读现代法治自古罗马法漫长的进化历程所构建的实存法律的有机整体，并不能孤立地去看待某一法律规范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否则“设想美国法律实际上或者可以不受财政权衡的影响，这种设想只能使我们对权利保护的政治现实熟视无睹。尽管让人心痛，但是很现实，权利的成本意味着提取和再分配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实质上影响着我们权利的价值、范围以及可行性”。所以，尤其是法理性解读财税法需要旁征博引去揭示和充实纳税义务背后的东西――权利。

另一方面，如今政法高校之财税法课程的开设不必复言是法治经济的要求，而不可不说的是政法高校的财税法讲授仍停留在法律基本概念、原则、理论等抽象的话语上，至少于市场对税务人才的需求是格格不入的。财税法贯穿始终的计算公式、技术、技巧设计，不可能因为重复千万次公平、公正原则就能使公平赋税、纳税人的权利得以保障、税收征管等诸多问题迎刃而解。他们必须接受经济学思维方式和计算的技术技巧等方面的强化训练。否则，如果说只懂计算，不知概念，就可能是那种自己被卖了还帮别人数票子的人；那么只懂概念，不知计算，则无异于那种被“忽悠”之后还如数奉送谢意。在教学实践中，法学专业的学生对财税法中有关法的东西耳熟能详，对钻文字、概念牛角尖有浓郁的兴趣，每逢阐释、界定之内容，他们总是眼亮嘴快，津津乐道，然而一遇到实务性、操作性问题，就明显感觉到一脸茫然，思维瞬时停顿。培养这样的学生，一旦步入社会难免不背上“光说不练”、“动手能力差”之骂名。当然，这与学校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内容要求、师资的知识结构和素养是否合理和科学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学科交融，资源互补，财税法的教学才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不论是财经类大学，还是政法类大学概莫如此。

二、财税法本科教学平台的市场定位

相同的财税法教材和课程，不同的区域、学校、学科、教学资源配置、市场需求和不同制度安排下的不同专业学生对财税法课程的反应是不同的。综合分析上述元素，可以梳理出财税法需要明确的与WTO全面接轨的方向和市场经济的定位，以及因应的教学改革对策。

财税法本科教学平台定位于何方?换言之，财税法本科教学之内容虽属国内法的范畴，但他的理念却理应是以人为本的，而不应被区域和专业学科个性化所分割出现明显的差异。从资源配置上，不应存在严重的“瘸腿”现象。自我国引入和确立“公共财政理论”和“纳税人”概念，以及加入WTO时起，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遵循国际规则的法治经济之路，而不能让传统意识形态成为经济、贸易、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的桎梏。由此，在实务上应尽可能扩展眼界，多了解别国的经验和操作办法，在比较和分析研究中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理论讲授上，则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应在专业课程教学计划的结构组合上，采取兼容并包的不同理论流派并存的差额选课制度，而且还应提倡良好的学术批判精神。毕竟，理论只有在批判中，才能确立其自身的恒久价值。

纳税人的普遍性及其义务和相应的权利的法定化便注定了财税法制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广阔的未来前景。纵使不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也至少不能不为其提供全面履行纳税义务和主张相应权利所需要的精通专业知识人才的储备，而且，法治经济对这一专业人才资源的需求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而不断增强，

因而，财税法本科阶段着眼于培养社会应用型人才，其教学定位当是法治经济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的统一。

一国财税法之效力及于本国疆界之内的所有不同区域之公民，除了国家根据宏观层面的特殊情况在财税法中作出差异性制度安排之外，作为纳税人的国民对财税法的受用并不存在因文化而出现的实质性差异，故而在社会层面普遍适用且属于应用型和操作性的本科财税法，不仅应有法意和法理学的规定性，而且还要有可操作性，前者遵从税收征纳法定原则，而后者则取向于立法之规范层面上技术技巧的合理安排和运用。

不论本科生自己的偏好怎样，对财税法的感受如何，原本就不影响财税法作为普适性的法律应用于企业、集体和公民个人将产生的征纳法律关系，财税法知识结构及其深度的特殊性亦不会也不应该因难度而被削弱，尽管纳税人的义务还有待其他权利的伸张、落实和保障来支撑，但即使是这种实然性状况，也反证了财税法知识的普及程度还不足以达到或上升到具有民主国家公民纳税人意识的思想境界，而要建立良好的财税法法治秩序，作为本科段凡开设财税法课程的专业教学计划的设计，无疑都应当身体力行地承担起传播和应用财税法，服务于税收法治的重任。从实然走向应然。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国加入WTO意味着其规则对国内各主体具有约束力，国内不仅要扬长避短、强其自身、增强国力，而且还要努力提升本国国民的国民待遇，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不仅要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平等，而且应当纳入财税法教学内容，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否则，在国内的垄断或非公平竞争，何谈树立作为义务主体的纳税人意识呢?

三、财税法本科教学改革的对策

综观财税法本科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培养既有一定财税法学理论功底，又侧重于娴熟自如地运用财税法技术技巧的实务人才，财税法本科教学改革应有以下对策。

1、财税法所涵盖的知识结构。财税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及法律渊源意义上的界定、概念、规范、解释等抽象的知识及体系结构，而且税作为国家向企业、集体或个人征收的货币或实物，其表现形态并不像一般人们所理解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体，而是要在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化形态中去作纷繁复杂的甄别与计算才能得出赋税的量化指标，这个量化指标无疑是本科法学专业学生倍感困扰之所在。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财经专业的学生在税法法理学的知识结构中没有迷惑或偏好劣势，只是因为法律的规范性较为客观和稳定，而不显得不可捉摸而已，因而财税法本科教学照本宣科是对学生隐性知识结构失衡缺乏认知的表现，这意味着财税法本科教学的起点，就应针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学科环境形成的不同偏好或差异性取长补短，强化应对其环境可能存在的“软肋”的教学计划设计，适当增加其辅助课程、课时、教学和实践环节，以达致“扭亏为盈”的知识结构的平衡。

2、财税法课程的教学长期陷入困境。皆因财税法自身独特而又要求较高水准的法学和经济学知识结构，而国内长期缺乏基于财税法专业人才及师资的培养所致。实际上，不论是财经类大学的财经专业，还是政法类大学的财会专业，或是综合性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专业，都存在着缺乏法理学及部门法学方面的专门训练的思维单一的问题；相反，不论是政法类大学的法律专业，还是财经类大学的法律专业，或是综合性大学的法律专业，同样免不了存在经济学及财税知识的短缺问题。现有的财税法师资均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施以“恶补”之后转化而成的，即使如此，实践中也很难否定有带着“一条腿”上讲坛的。因此，财税法师资的培养，不仅应从高校中自身培养财税法专业的知识结构兼具的专门人才，而且还应当引入相关实务部门培训师资(高级人才)的议事计划，以矫正现有财税法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最终使财税法师资队伍形成一支知识兼备、年龄、层次结构合理的独立的力量，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篇6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wWw.133229.COm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

，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richardaposner：theeconomicapproachtolaw，第21页[5]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篇7

此书作者迈尔文·艾隆·艾森伯格，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科莱特法律教授，多年来著述颇丰，撰写有数本关于合同法和公司法及其他商业组织方面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H·杰斐逊·鲍威尔教授评论他“在学术上抱负远大，甚有影响，在诸如我们社会当中法院恰当的社会职能等领域涉猎广泛。”

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88年8月首次出版，1991年6月再版，它“是关于普通法的内在理性的重要著作”（H·杰斐逊·鲍威尔《圣母学院法律评论》）。“对普通法本质的严肃探讨向来意义重大，迈尔文·艾森伯格的《普通法的本质》一书于此学术之急务厥功甚伟。……艾森伯格所著不仅对我们理解普通法大有助益，而且连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也一并囊括在内。”（弗雷德里克·绍尔在《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阅读之后，我认为这本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1、可读性强。

《普通法的本质》一书中引证了许多经典案例，如涉及“本质危险”概念的系列判例：Donoghue v. Stevenson案（不透明的姜啤酒瓶中有一条腐烂的小蛇），Loop v. Litchfield案（圆形锯床的飞轮伤人案），Devlin v. Smith案（脚手架案），Statler v. George A. Ray Manufacturing Co.案（大咖啡壶案），这些案例在许多著作中被提到，如艾德华??列维著的《法律推理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Reasoning）及其他一些涉及法律推理的国内外著作。

作者从事了多年合同法和公司及其他商业组织法的教学和实务，对案例和学理融会贯通，理论升华的过程中信手拈来相关的判例，并不时对普通法的一些基本概念、具体制度、法律原则或判例中所确立的规则加以诠释。比如在法律推理模式一章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先例推理、原则推理、类推推理、专业文献中确立规则的推理和假设推理等推理方法，艾森伯格教授将这些推理方法的理论基础、具体方法、典型案例及学术争议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此书涉及的领域广泛，研究合同法、侵权法和产品质量法、医疗关系等领域的法学同仁都可将此书作为参考资料之一。

2、对术语的把握到位。

本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翻译过一些资料，感觉到在学习国外先进的法学经验时，对法律术语的准确理解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找到相对应的中文词汇尤为重要。在《法律翻译—— 从实践出发》一书中，严元浩先生（现为香港律政司法律草拟科主管）深有感触的谈到：“英语法律词汇由于源于英语法律制度，并反映制度演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通常难以议成中文。法律词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英语法律过去的演变是在哲学、道德、伦理、文字及文化价值之间的互动下产生的，所以未必能够找到中文词汇可以准确及全面地带出英语词汇所包含的同一意念。”

在习读《普通法的本质》原作时，其中的一些概念就让我绞尽脑汁，如proposition一词，是对应中文的“主张”，“建议”，还是“提议”，自己就是拿不准。我也曾借参加英国法律培训的机会向英国的法官和律师请教过，他们给出的解释虽然能揭开这个词的英文涵义和指代义，但我仍找不到贴切的中文词汇与之相对应。中文译者们参考德沃金《法律帝国》一书将其翻译成“命题”，我认为很好的将proposition的涵义表述出来，并较好的体现出其学术性和专业性，这种译法使我茅塞顿开。

3、对国内法学界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法学界中，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法理学、特别是法学方法论分支学科和领域，对普通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如关于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的问题，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的公法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的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等已进行了很多的探索，译注有列维的《法律推理引论》、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等，专著有张保生的《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张志铭的《法律解释操作分析》等，期刊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等，而《普通法的本质》这一译注的面世也将为法学界提供一本重要的参考资料。

另外，此书中对法院的社会职能，道德规范、政策、社会经验在法律实践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看法，也不失为这些领域研究的资料之一。

篇8

关键词：自然法；法实证主义；法的道德性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075-02

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理论，为人们在现代进行一场把法律从道德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许多思想家如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和洛克等人，都将法理学与道德神学理论区分开来，并力图探究出法律所特有的性质。托马修斯和康德在把那些尚未被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的道德原则归入个人良知的范畴时，的确表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趋势[1]393。19世纪的实证主义法学也试图沿着自然法理论的趋势使之达到完善，实证主义者强调法与道德的分离。就这一历史发展来看，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般水火不容。

明显的分歧出现在二战以后，经历了战火的人们开始重新考量法的价值、法的要素以及法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复兴后的自然法在此刻显示出其较为强大的生命力，在“恶法”问题上，它得到了广泛的拥护。与此相对的是，一直风光的法实证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和非难。在法与道德的分离与否的问题上，哈特与富勒做出了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的一次正面交锋。

哈特之所以主张法实证主义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认识法律，将法律规则与其他规则区分开来，与此同时也是避免以道德的名义强迫法律执行某种道德从而形成某种暴虐，这与富勒的法自身道德性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合[2]。哈特认为，道德究竟是种普遍性的永恒不变的存在还是反映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价值追求这一问题没有确切的回答，也正是这一问题的不确切性使得他认为，尽管法律与道德之间有具体关系，但是，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法律与道德关系就是指法律如若不符合道德的要求那么法律便不是法律的话，哈特绝不会承认这种必然联系[3]74。

但是，哈特同意“柔性的”或者说“弱势的”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主张法律实际上反映了道德的内容。他提出了著名的“最低限度自然法”理论，通过“最低限度自然法”来支撑其理论体系[4]。最低限度的自然法与古典自然法在内容上大体相当，但是他不认为这些内容是通过人类理性所发现或者设计的，他认为这是经验中已经存在的，而不是通过“无知之幕”背后的社会契约所制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实证主义者与古典自然法学说的决裂。

新自然法的兴起虽然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与古典自然法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它折射出的依旧是古典自然法的影子。在其论断中，我们不难发现，道德与法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是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它们二元存在又紧密相连，二者之间存在着上位与下位的关系，当法严重违反了道德性原则的时候，法便不再是法或者说法便不再适用。

富勒所提出的义务性道德与愿望性道德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它脱胎于古典自然法的二元论。在我看来，这些现象表明，不论是古典还是现代的自然法学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试图在已有的规范体系中寻求规范以外的另一套保障，以求在现有规范体系失灵或者严重违反正义公平人道等等价值导向的情况下可以有根据地将其或者排除。所谓“二元论”或许可以称之为“双重保障”[5]。

富勒先生的论断中，“法律自身的道德”是值得关注的说法。富勒先生在此的贡献就在于他脱离了自然法传统的对法律的具体道德内容的要求，而提出了法律自身道德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非是法律与外在的某种类似规则的外部关系，而是法律自身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本身就是道德的，只是一般的规则，比之于具体命令，它之所以成为法律，就在于它具备了道德性。

可以说，富勒先生的“内在道德”与其“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的论断是他对于传统自然法的一个超越，也是其在论战中的亮点。

正如哈特先生与富勒先生在各自的著述中所做的那样，在探讨一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就我们将要涉及的概念进行一个界定。在这一问题中，不论是道德的概念还是法律的概念，二位大师都有所界定。在此，我认为需要再次明确的是，这里的“道德”并非仅仅涉及我们所了解到的一系列的社会评判体系或者说“社会控制力量”，倘或如此，我们大可以认为：“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命令，然而它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重叠”[1]399，这样一种做法，就显得太过技术化，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就没有再多加探讨的余地了。

通过对哈特先生和富勒先生著述的阅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印象：这里所探讨的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或者说是一种要素，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而非我们惯常感知的形态。而这种形而上的存在我认为是我们人类的杰作，它是否属于逻辑过剩的范畴我表示怀疑。

当我产生这种怀疑的时候，“告密者”的案件又让我们进入了现实之门。“恶法非法”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对价值冲突这一问题采取的最为漠视的解决之法，强世功先生称之为“鸵鸟对策”，十分形象。哈特先生给出的牺牲法之溯及力的做法则显得冷静而坦率。这种实践意义上的问题解决又让我们不得不再次重新看到法与道德的这种“形而上”的关系之争。

有人认为哈特与富勒的争论可以说是方法论之争，而没有涉及这两个概念的“事实”，是一种形式层面上的分离与结合。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只需要给出富勒先生的“法内在道德”就可以予以反驳。我认为，他们是站在一种对待“工程”的角度上来看待法与道德的问题，或者说，他们认为法也好道德也好，之所以对其研究，原因就在于这是建造“法工程”的需要。这么说或许词不达意，却是我较为直接的想法与感受。

如果一定要做出选择，我会选择将道德置于法律工程中予以关注。这么说并不是为道德忠于法律而摇旗呐喊，也不是为了对道德与法律分离做批判。

在讨论法与法的道德性问题上，我并没有将道德作为一种独立的规范体系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要件，或者说一个侧面将其与法律复合。我并不坚持法具有其内在道德性，也并非十分理解富勒先生为何如此郑重地指出道德使得法律成为可能。基于对人类发展历史的基本认知，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得知，道德作为一种伦理性的存在，其产生早于法律，我们所探讨的道德的价值相对于后来产生的法的价值也是更早的人类社会产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一种既存的事物，它对后来的新生产物的塑形与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历史的发展就注定了道德之于法律不能完全撇清关系。实际上哈特先生所代表的实证主义者以及富勒先生所处的新自然法阵营都没有忽视过法的实质性问题，二位的著述中也都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法的基本概念和法的要素。

我们谁也不能否认，道德之于法律的确有其重要影响，哈特先生与富勒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可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应该将道德置于法律这样一个“工程”以内给予关注，还是将其另立成新的“工程”加以对照。自然法人选择了前者，实证主义者另立了工程。我们有时基于通常的认知而对“法与道德分离”加以批判或者赞同，往往会因为想当然而产生混淆，并且基于这种混淆做出阐述进而引起更多的混乱。哈特先生在其论文中开篇便要力图阐释的实证主义传统理论的独立性便是为了排除这种混乱而做的努力。

我希望通过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来说明我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民法的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法国的“三要件说”以及德国的“四要件说”，这两种学说的主要差异就在于严谨考究的德国人认为这种构成要件一定要包括“违法性”在内，否则便不能构成侵权行为。但是实际上，法国与德国的民法学者都一致认为侵权行为必须违法才能构成，法国人之所以不将其作为一个要件立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要件早已蕴含在其他的三个要件中，德国人则为了逻辑和结构的需要，而将其单独列出不予内涵。

在弄清了实证主义者和自然法主义者的大致论断后，我觉得可以简而化之地将实证主义者类比为“四要件说”，而将自然法主义者类比为“三要件说”，既然二者在一些共性问题上都有共识，何必为了一些要件的是否独立而争执不下？道德性本身就是法律的一个侧面或者说一个要件，其与法律是否需要分离的问题核心在于是否要另立出这一要件。

最后，如果我们基于这样一种“工程”的过程来看这场学术争论，其结果已经不再重要。人们可能会为哈特“向最低限度自然法屈服”而带来的自然法的“胜利”而欢呼，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为实证主义再也“不必将其发展依附于对于自然法的批判”而暗自欣然。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的论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篇9

关键词：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司法考试；民法教学；改革

从2008年开始，在校本科生也可以参加司法考试。在校期间通过司法考试的本科生就等于拿到了就业的“敲门砖”。因此，司法考试通过率影响就业率，就业率影响高校的办学声誉乃至招生指标。学界关于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作用和影响褒贬不一、喜忧参半。

作为地方院校，如何在高校林立、法学专业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情况下，求得生存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是每一个地方院校法学专业努力探讨的问题。与名牌高校以及专业性政法院校相比，地方院校法学专业在办学条件、人才培养以及生源素质等方面，无疑都处于劣势；如果一味地效仿重点大学的做法，就会缺乏特色和个性，以致使学生丧失了应有的社会竞争力。因此，地方高校必须根据自身的定位和发展目标，注重学生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为学生未来长期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更是一种以能力为本的教育，培养、训练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学生适应当前与未来产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创新性能力，为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做好充分的准备；充分发挥地区优势，突出为地方服务，开辟自己的发展空间；应区别于重点大学，改变过分注重法律学术教育、过于注重法律学术训练，忽略法律职业训练的状况，应踏踏实实地立足地方，服务地方。如果能培养更多的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毕业生，必将对地方的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对学生的及时就业大有益处。

一、民法学课程在法学本科教育和司法考试中的地位

民法学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在法律科学中，民法学是历史最悠久的法学学科，其他法学学科大多借鉴民法学的理论成果，民法学的理论成果是法理学的最重要源泉。在法学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中，民法学是最基础的专业课程。该课程以民法基本原则为基础，以民法基本制度为中心，以培养运用民法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重点，为学生大学毕业后所从事的法律实务工作或者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

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所谓“得民法者，得司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法卷在整场考试中的重要性。民法的内容博大精深，在司法考试中民法的试题又往往不是考察一个知识点，而是注重对考生的民法知识的综合、体系化的考察，尤其是案例分析题，涉及不同的知识点的综合运用。因此，首先应当对民法的体系有较全面的把握，理解民法的各项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联系，尤其是民法总则对民法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指导作用以及物权制度与债权制度之间的联系；其次，应当准确掌握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能够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对各类民事行为的性质及其所形成的关系进行准确的分析；最后，通过以上内容的全面掌握，应当学会综合运用民法的具体规定和基本理论对于民事案例进行分析并能够得出有依据的结论。

二、民法学在法学教育中和司法考试中的区别

司法考试是国家选拔法律专业人才的一个基本途径，鉴于我国目前法律专业人才还相对匱乏的情况，司法考试较为重视考察考生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考生的法律理论的要求尚不太高。这不仅体现在司法考试的重点是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而且在考题的设计上注重的是考生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因此，许多考生把复习的重点放在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记忆上，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有一本法律汇编就可以应付司法考试了。但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准备司法考试，尤其是司法考试的民法部分，是极端错误的。

民法作为实体法，当然具有实用性，实践中的各种民事关系的规制都要依靠民法。司法考试试题中无论是选择题还是案例分析题，大都是根据实际生活的实例提炼出来的，这就需要考生熟悉和理解法律条文以及司法解释，学会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或者分析一个具体案例时能够以法律条文以及司法解释为依据。这里还要特別指出的是，有些单行法的法律条文比较原则、粗放，而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则相对比较具体、细微，因此司法考试的许多题目都是针对民事司法解释的。准确理解这些司法解释，适当地对其基本、重要的内容进行记忆，都是非常必要的。

民法作为实体法，又具有强烈的理论性。民法规则不是一些简单的实用规则，每一规则的背后都有着深邃的理论基础。如民事主体、民事法律行为、、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这些基本理论，不仅对民法的制定有指导作用，而且对民法规则的准确理解和适用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考试中，不仅许多试题是直接根据民法的法理进行命题，而且在选择题的选项、案例分析题的设问的设计上很多都是以民法法理为依据的。民法的基本理论是考生选定正确选项、排除干扰选项以及正确、简洁地分析案例的基础。因此，对于民法部分的考前准备，仅仅有对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的字面理解、泛泛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民法的基本理论有一个全面、充分的掌握，在熟悉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明了其背后隐含的法理。这两者都要兼顾，偏执任何一方都不能取得好的成绩。

在正确处理理论与实务的关系问题上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受过法律本科教育的考生来讲，其对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制度的掌握基础较好，可以将复习的精力主要放在对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的熟悉上。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法律本科教育的考生而言，即使其以后取得了法律的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在准备司法考试的民法部分时，也应当以较多的时间加强对民法的基本理论的复习。

三、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　国家司法考试引领着大学法学教育克服其理论脱离实践的缺点

纵观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体制，会发现其内容设计与表现形式等方面都长期存在与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之目标相脱节之处，法学教育本身远远落后于法律职业的时代要求，也与司法考试的要求多有不协调乃至格格不入之处。大学法学院所传授的知识与法律职业的需求相脱节，法律职业所需要的执业技能也成为法学院忽视的对象。就目前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内容而言：存在侧重于抽象理论知识灌输而轻司法实务知识讲授的明显倾向。我国法学教育偏偏过于忽视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尽管近年来的多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得状况有所改变，但本科法学课堂教育流于纯粹理论知识的灌输

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法律实务知识以及实务操作技能方面的能力培养在多数大学法学课堂教育中仍付之阙如。长此以往，以至于“受过法律训练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去找法律，不知道法学词典和法律百科全书。不知道某门学科重要的前辈法学家的著作，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如何形成共同的法言法语?”更有实务界人士尖锐地抱怨：“现在的法科毕业生多是次品。”而在司法考试的指引下，法学教育要逐渐克服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在民法学课程中，体现更为明显。结合真实的案例，分析案件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传授学生如何分析案情，如何运用民法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如何做出正确的裁决，无疑是学生学习法学的良好方法之一；民法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设置法律咨询，进行社会调查，实施法律援助，都是学以致用，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2　国家司法考试引领着大学法学教育教学内容的完善和教学方法的改进

如前文所述，司法考试的考点，重心在于现行法律制度与民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在这个考察目标之上，大学民法教学的目标与之有相互重合之处。这种重合，构成了大学民法教学有可能作出适应于司法考试之要求的基础。

司法考试的实行是一个制度事实，它对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带来了契机。面对统一司法考试的挑战，法学教育必须及时应对，实现大学法学本科教育的结构重整，主要包括课程结构和教学方法两方面。首先要解决课程结构的问题，只有在正确的课程结构的引导下，从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方面人手，全面调整法学本科教育观念，才能实现法学本科教育的突破。

(二)负面影响

1　“应试考试”教育冲击法学本科教育

在校的法学专业本科生，可以参加司法考试，其考试时间是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而在这之前，为了准备复习司法考试。有的学生甚至从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考试，另外，再结合各个地方院校课程设置，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主要是公共课的学习时间，进入大学二年级、三年级才进入法学的专业课程的开设和学习，这无疑是重要的宝贵的学习阶段，对于培养学生法学的学习习惯和法学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慢慢积累的法律素养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时为了准备考试，学生把主要的注意力和精力都转移到了考试上面，为了应试，反而忽略了法学基本理论的内涵，缺乏理论的系统、深入理解和掌握。针对民法学这门课程而言，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法理论博大精深，其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在加之，我国民法的有些理论吸收了其他法系的内容，但在我国适用时又有所修改，其中原因，如果不结合历史背景和制度根源，是不能够透彻了解的，但是学生急于应对考试。学习的重点、难点即以司法考试的真题为指挥棒，偏离了民法学习的方向，进而直接影响法学的本科教育。

2　影响学生的就业

司法考试对于法学本科教育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在某网络进行的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调查问卷中显示：问题1：司法考试通过率的高低是否证明大学法学本科教育质量的高低，回答“是”的占55.1％；问题2：通过司法考试与否，对法学专业本科生的就业情况，回答“影响很大”的占72.9％；问题3：司法考试通过率高低对大学法学专业的声誉，回答“影响很大”的占71.4％；问题4：衡量高校法学本科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客观指标，回答“司法考试通过率”的占68.1％，回答“研究生考试升学率”的占31.8％；问题5：法学本科教育最主要应该培养学生什么能力，回答“法律应用能力”的占76.3％，回答“理论研究能力”的占23.6％；问题6：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应否考虑司法考试因素，回答“应考虑”的占79.5％。从这份调查数据中，我们已经清晰看出，司法考试对于法学本科教育带来的强烈冲击，我们不仅不能回避，更应积极地应对。

四、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民法学的教学改革

(一)新形势下民法学课程的新特点

1　民法领域新法不断出台加重教学任务

民法学本身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传统理论的讲授就已经占据了大量课时，一般要进行两个学期的讲授才能完成民法的课程。这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于刚刚接触法学不久的学生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加之近几年《物权法》、《侵权法(草案)》等民法领域的重要法律相继出台，《专利法》大幅修改，这些内容都成为司法考试中的新增重点、难点，所占分值都很大，这种情势也给民法教学带来了挑战。怎样调整教学计划，将新增内容融人到民法教学当中，使学生能够充分理解消化，进而有助于其在司法考试中运用这些理论，同时又兼顾传统民法理论的传承是所有民法学教师共同面，临的问题。

2　民法学的教学体系及模式需推陈出新

民法的“博大精深”就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民法理论的学习也罢，民法理论的考试也罢，其实都离不开构成其完美体系的那些基本要素，即通常我们所谓的理论要点。在司法考试中，往往功利性很强，仅仅将当年的考试作为重点来讲授和学习就会违背民法的精神，这样不仅不利于学生对民法学的整体掌握，也不利于他们对实务的处理。从近几年的司法考试中可以看出，对考生理论素养的考察越来越多，因此法学本科的教育必须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不能像司法考试培训那样偏重重点，而耍体系完整。传统的法学院往往在教学模式上也很传统，虽然借助现代教学辅助手段，但是仍然显得陈旧。

(二)司法考试背景下地方院系民法学教学的改革

地方院校，应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特色的法学专业发展目标，虽然说，司法考试不能作为衡量法学教育的唯一指标，但是它确是目前可以直接量化的参考指标，进而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就业率，学校的声誉和学校的发展。所以地方院校，不能忽视司法考试的导向作用。另外，高校本科法学教育不能唯“司法考试”是瞻，一方面，民法教学在司法考试面前必须保持其独立性，不能围绕着司法考试转，使民法课堂变成司法考试培训班；在国家司法考试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法学本科教育改革要坚持自身固有的学科要求和特定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完全地附和国家司法考试，因为这两者的目标和功能存在不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着重考虑到学生对司法考试的实际需要，抓住国家司法考试带来的积极影响而加快自身改革，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

由此出发，大学民法教学，尤其是大学民法本科教学，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乃至改革，以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

1　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改革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法律，法律问题，法律分析和辩正的学习成为法律课的核心。因此，法学教学改革后集中于学生洞察力的增强，提高学生自身理解和分析法律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律在民主现代社会里作为管理工具的作用。在现行的法学教育方法中，老师是教育的组织者，学生是被动接受的对象，老师的观点是唯一的正确标准。学生很少会形成自己的观点，他们习惯于服从老师讲述的答案，而不去考虑标准的多样性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变化性；他们习惯于被动的思考而不是主动的思考，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而不会想到所谓的“标准答案”并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优秀的教学方法，如诊所式法律教育，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老师讲述的案例，要求学生将案件事实始终结合有关法律条文和原理来寻找答案。为了使学生真正能够开动脑筋发挥主角的作用，老师也要采用启发式、引导式、提问式的方法组织教学而不能简单地给学生一个标准答案，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进学生创造性法律思维与能力的培养，使学生不但掌握从法律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和特有的法律推理技巧。而且还养成及时吸收新知识的灵活反应能力、获取新知识的大胆探索的能力和创造性、多思路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应对将来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2　强化对民法概念、原理、制度的精确性讲解

传统的大学民法教学，以民法的概念、原理和制度作为基本的教学内容，司法考试的民法部分试题，同样也是以此作为考察的对象。因此，对于民法的概念、原理和制度而言，大学民法教学与司法考试在对象上，是相互重合的。然而，作为一种“考试”，由此性质所决定，司法考试对于民法概念、原理和制度的考察，更侧重于对考生知识掌握上的精确性要求。为了实现这一考察目标，司法考试的题目往往大量使用相近概念、原理的辨析、法律条文的“关键词”考察等方式，尽可能做到考察对象的细致化与精确化。

3　注重对司法解释的讲解

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司法解释居于重要地位。与民事法律相比较，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内容更为具体、细致，操作性更强，因而也更为司法考试所关注。对于大学本科民法教学来讲，如果培养学生的民法实务能力，仍然是教学工作的目标之一，那么对于司法解释内容的介绍及其适用方式的讲解，就应当成为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在现行大学教学体制下，教师的授课内容，基本上以教材为基础；而由于篇幅和体例的约束，大学本科教材在阐释概念、原理、理论和学说之外，对于“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部分，往往仅列举最为基础性的法律规定，而对于以此为基础而详尽展开的司法解释的内容，则无力涉及。因此，在以教材为蓝本而设计的本科教学内容，对于我国民法规定的介绍，通常也局限在基础性法律规定的层面上，而鲜有提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不仅在于系统学过民法的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在应对司法考试时，对于考试中所涉及的大量司法解释的内容仍然感到陌生，而且在他们专业实习之中和就业之后，在知识储备上也无法直接胜任法律实务工作的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社会的发展要求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也要随之不断提高，其中当然包括法学本科教育。厘清司法考试对于法学本科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客观应对，在坚持改革基础上，努力实现法学本科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周详、齐文远，法学教育以司法考试为导向的合理性一一以司法考试刑法卷为例[J]，法学，2009，(4)，

[2]谭世贵，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改革与协调[J]，法治论坛，2008，(2)。

[3]李晓春，地方院校本科法学教育若干问题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5)：105—108

[4]潘剑锋，论司法考试与大学本科法学教育的关系[j]，法学评论，2003，(2)，

[5]潘剑锋，陈杭乎，再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关系[J]，法律适用，2008，(1)，

篇10

关键词：法律运行观念法模式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法律失去运动，社会将会怎样？

“法律贵在运行，否则不如无法，这是法制的一条公理。法律无法运行那么即使它自身具有信用性，是善良的法律，在实践中也只能获得无信的名声。”法律的目的不是存在，而是发挥作用,法律发挥作用的过程也就是法律的运行过程，或者说是法律运动的过程。法律的运动过程一般是：社会生活的发展促使国家的管理者来制订相关的法律；国家机关通过立法程序直接制定或认可习惯规范而形成法律；经国家的权威颁布后，社会公民就按照法律的规定做事；国家管理者运用制裁方式来维护法律的权威以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这样，法律就按照立法者的意图运行。在我们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法律运行实际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国家按照“社会需求”“生产”法律，第二个过程是法律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人参与社会实际的活动中构成实际的法律秩序。在我们描述的法律运行过程中，如果国家颁布的所有法律均合乎善（good）的原则，同时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遵守的话，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全的法治社会。满足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而公民所遵从的法律又是制订良好的法律。

虽然理想的法律运行状态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通过研究法律运行的规律，寻求适当的方式来改善、控制法律运行，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却是有可能的。此种研究中我们根据法律运行中基本要素的逻辑关系构筑法律运行的框架结构，运用此种基本框架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一、基本概念界定。

在讨论法律运行时，首先界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运行。关于法律运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把它理解为法律实施；二是把法律运行理解为包含法律实施和立法。我们认为就语言的角度考虑第一种用法就是不科学的。运行一般指事物的一种不断往复的运动过程，在这种运动中，事物不断发展。而法律实施仅仅指的是法律从颁布到实施的过程，包含执法和法律的适用以及公民对法律的遵守。法律实施不能反映法律运行的全部。法律运行不但包括法律的实施，而且包括法律的制定过程。因为只有法律从制定到实施，从实施到制定，两个方面都包含，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只有法律往复的循环运动才可以说是法律的运行。

第二个问题是法律运行讨论中用到的特定用语。这些词语涉及到，我对法律运行状态的基本认识，所以这里先做一个交代。首先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法律能不能直接决定人的行为。第二个，法律的制定是不是由立法者主观决定的，有没有其他的动力在主导立法者的意识。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明确回答不能。原因在于，任何社会，法律实际都不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它必须借助于人。法律要得到人的遵守，必须有人的主观意识的间接作用，法律的作用才可能发挥。那么促使人去做合乎法律规定的行为是什么呢？是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我把它叫做观念法。这种观念法不同于法律观念，它除去无法律行为人以外任何人都有的一种指导人为法律行为（合法）的观念。这种观念必须是表现为主体认为是法律规则的东西。对第二个问题我们也很清楚，立法者仅仅是表述法律，法律绝不是由立法人员主观决定的。主导他们立法意图的是社会经济基础的需要，直接地说是社会的人对法律的设立和变革的要求。我把这种社会上人对法律设立和变革要求也作为观念法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法主要是由于人们根据自己的第一种观念法指导实际的行为在社会中为法律行为而形成的。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为行为时，自然就会从各自的不同的认识感觉到法律的不足之处、法律的优越之处，形成对法律的评价。评价继续升华就自然形成了对法律设立和变革的要求，这就是第二种观念法的形成。为了便于详细的区分，可以把第二种观念法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法律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情况的评价，诸如法律何处不合理，何处优越。第二种就是立法要求。这样完整的观念法就清晰了。它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对法律的理解，一是对法律的评价，一是立法要求。

相对于观念法还有两个概念，成文法和实际法。所谓的成文法是指一切国家认为是法律的法律，包含制定法和国家认可为法律的习惯以及其他国家认可的学理等等。而实际法是指成文法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法律秩序。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关于“书本上的法律”（lawin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inaction）来理解成文法和实际法的概念。而对观念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为lawinmind。

二、法律运行的新模式

法律运行的整体过程就是成文法、观念法和实际法的法律形态转变过程。图解如下：

公布认识理解

成文法社会人观念法1（对法律的理解）

（1）

（5）

（2）

实际法观念法2（对法律的评价）

（3）

观念法3（立法的要求）

立法者（4）

上图所表示的就是我对法律运行过程的勾画的基本图。图主要反映了法律从成文法的颁布到社会人根据法律而具体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把文字变为活生生的法律实际的过程。图中的（1）表示社会人实际参与社会生活，这种参与是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而去参与的，即根据观念法1。（2）表示在实际参与法律的过程中，主体的人对法律在实际社会所起的作用的一种评价，这种评价组成观念法2，即对法律实际效果的正面和负面的评价。（3）表示在实际参与法律实践的过程中，主体把对法律的负面的评价，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作出的理论上升，即产生立法的要求——观念法3；（4）表示实际的社会法律参与者，把观念法2和3反映到立法者那里，（包含立法者主动的了解）；（5）表示立法者把观念法2和3经过法律技术处理后，通过重新制定和修改法律，使法律更合乎实际的需要。

理解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对三种观念法的理解。观念法1——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是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首先，理解是和人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密切联系的，没有认识，自然就没有理解，认识的水平同时决定着理解的水平。在此我把人的认识水平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文字根本没有认识能力，自然无法理解成文的法律；二是对文字有认识能力，但是理解能力只能是普通的理解，无法从法律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三是对文字和法律都有很好的了解，所以能够全面的理解法律。对第一个层次，我们说他对成文法没有认识和理解能力；第二种，是对成文法有相对的认识和理解能力，第三个层次对法律有完全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对第一个层次的人参与法律实践，主要不是依据成文法律，而是道德伦理规则以及经过别人思想加工的法律；对第二层次的人，他们参与实际主要是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对第三层次的人，则是完全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来参与社会生活的。

对观念法2，我们也需详细分析。对第一层次的人而言，他们的评价是直观的依据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使用标准评价，很难比较理智化的分析。譬如，一个完全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人，自己希望把家里的菜带到城市去卖，当到城市的时候，有人问他收各种费，他可能就会埋怨“国家怎么这样对待农民呢，要是什么费也不收多好啊”。这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负面评价。对第二层次的人而言他们对法律会有比较理智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也受到了伦理道德的限制，很多是从实用和社会的角度考虑，同样是上边提到的卖菜的事，他可能就能够理解收受各种税费的合理性，但是当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不合乎法律规定的情况，他可能就会说“法律对我们老百姓有用，对执法者却是要求不够，法律要是能够严格规定执法的程序就好了”。对第三层次的人，他们可能对法律的评价就是更深层次的了。同样说上边我们谈到的事，如果是一个法律专门人才，他可能就说“法律应该追求实效，应该注意对执法的监督和控制，不过再好的法律也是需要人执行的，这种情况只可能改善不可能完全杜绝的”。

对观念法3，他们同样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类似对法律的评价的不同。即，第一到第三层次的立法要求，和他的法律评价是相联系的，体现了不同的对法律的理解层次。认识了三个层次的观念法，也就基本了解了法律从书面到人再到社会的运行过程了。

社会中的法律如果按照上述描述的方式在运行，那就是我所设想的法律的完美运行状态。这种完美的运行方式，甚至可以解释法律的产生以及他的消亡。法律的产生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描述，是经济运行的要求，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这是比较深层次的分析，或者说是较间接地来理解法律的产生。如果把这种分析直接化，我们可以说，法律的产生是社会人对社会的要求。而法律的灭亡也是社会人对社会的要求。虽然实际当中的法律有时是不合乎大部分社会人的要求的，特别是在奴隶和封建社会。其主要原因是法律是“恶法”，即从观念法2和3上升到立法者意志的时候，决定如何改变是立法者的权力，立法者不是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少数享有实际权力的人的意志。不过这种恶法在当今已经变的越来越少，多数的国家政府都在考虑法律如何体现正义，如何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关于法律运行过程，最后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从观念法2和3上升到立法者意志，直到法律的产生的时间大概有多长。我们认为这种上升的过程决定于观念法表现出的立法要求的强度。如果立法要求很强，表示社会人对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很不满意，立法的紧迫性就较强，立法速度就会慢；相反，立法的速度就会慢。当然，从法律的特性分析，任何法律都存在一个立法要求强度的不断加大过程，最后导致法律的修改——没有永恒不变的法律。同样，无论这种立法要求有多强，法律的稳定性又要求，法律的制定必须维持自己适当的效力时间。

三、法律运行的合理控制。

理论是为实际服务的，没有实用性的理论是没有价值的理论，我们设计法律的运行图，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认识法律的运行过程和运行不能完美化的原因来控制法律。下面我们就从三个环节来分析：

第一个环节是从成文的法到观念法1。在这个环节的正确转化是法律正确运行的基本前提。如何正确转化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人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二是社会人对法律的信仰问题。对认识和理解问题，我们在文第二部分已经说明了，这里我们主要要说的是法律信仰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法律如果给人的信任度高的话，人们才愿意去了解法律。人们能“理解”法律的“苦口婆心”，才能正确的去认识法律，也才会根据法律来行为。而这种法律的信仰又是建立在法律按照社会人的要求，能够适时的立、改、废的基础上。所以，控制好成文法到观念法的过程，需要我们大力进行一般文化教育和法律教育，提高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同时，在立法、司法中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增强法律的合理性，严格执法，使人民信任社会会按照成文的法律运转，而不是让人民认为：立法的好坏和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再好的法律也没有用，因为执法不是按照法律而为的。这也正是我们进行司法改革、提高执法水平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环节是从观念法1到实际法的过程。好的法律有好的遵守，才能合乎法治社会的要求。控制好从观念法1到实际法是法律运行控制的关键。假设我们社会的人对法律都有很好的理解和高的法律信仰的话，我们控制这个环节的关键就只有两个：一是行为的偶然性问题，二是执法和司法问题。对第一个问题我们是讨论是比较多的，特别在刑法中关于犯罪的偶然性问题，我们这里只是照搬偶然性理论——人在好多的时候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可是实际的结果却和自己的本意相反。譬如过失杀人问题，行为是违背人的本意的。即使在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在犯罪时和犯罪后其认识的不同也体现了偶然性，如一时冲动去杀人，如果我们去探求其内心，也会发现犯罪人即使在犯罪的当时也是一种矛盾的心理，而情感战胜了理智，导致自己本来不愿意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是比较多的，这里就不一一详述。当然偶然性问题属于不可控制的因素，我们认识到了，却无法控制，我们主要要控制的是第二个因素——执法和司法。法律的不合法执行和司法的不公正会导致人的行为变形。譬如，有人开车过收费站，本来此人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他会按照规定交纳100元的费，向执法人员要发票。可是如果他人不要发票只要交50的话，此人对法律的理解就会改变，他也会象别人一样不要发票而交50元。这样就会改变他对法律的信仰，在为其他行为的时候一样不按照法律本身的规定，在实际参与法律时，把法律变形。由此而产生的对法律的评价和立法的要求都变形，甚至在认识法律的时候即使自己有认识法律理解法律的相对能力，也不去主动认识理解，而是用伦理和自己的“社会经验”参与实际的法律实践。

第三个环节是从观念法2和3经过立法者的技术处理，变为成文法，完成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显然这个过程和第二个环节是紧密联系的。如果观念法2和3是行为人按照法律规定实际参与社会生活，执法者也严格执法的情况下而得到的，立法者要做的仅仅是把这种不同的意见分类处理，加以技术化就可以转化为成文法的。但是由于实际的情况不是如此，这样就对立法者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一实际参与社会了解民意的能力，二是鉴别意见的能力，三是按照合理的立法程序立法。当不同的立法要求到了立法者的时候，立法者不是简单的去分类处理，而是到实际中去调查各种意见的形成原因，和实际反映的是法律本身的问题还是执法和司法的问题。进而鉴别各种意见，经过合法的程序来制定成文法。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要合理控制法律运行归根结底是要控制执法者和守法者的观念。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无论设计如何合理，其最终的执行效果都取决于为有没有高素质人的执行。所以，改善法律运行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加强文化教育和普法力度。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文字法律在法律渊源中是主流。成文法有明确的优点，却因为文字以及文字表述本身而变得难于为社会大多数人理解。在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方面，国家已经采取了各种适合我国国情的措施；普法方面也力度很大。但是由于在普法的方式主要采取发放法律读本、广播宣读法律条文的方式，其效果并不理想。其实，对公民的法律教育如同对学生的法律教育一样，一味灌输是没有作用的。法律教育中必须采取适应需求的、能够调动被教育者兴趣的方式，譬如针对地方或者全国影响大的公民比较关心实际案件宣讲法律，通过电视等媒体宣传法律。其次，正确引导公民对法律的评价，多渠道接收立法建议。任何评价主体都基于自身的价值观而评价，引导公民对法律的评价实际就是改变公民的价值观。当前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际就是对公民价值观的一种改变，相信此类举措一定会起到改变公民法律价值观变化的结果；立法意见的收集应该是多渠道、常时期、系统化的。当前，对法律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法学家，来自普通公民的比较少，收集公民对执法者批评意见的途径多，收集对法律本身批评意见的途径则很少。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生活中，公民不是批评脱离实际的法律而是批评执法者和守法者。执法者为了减少自身的压力变相执行法律，守法者变相守法，执法者养成了“违法执法”的习性，守法者习惯了“违法守法”的方式。在收集立法意见的时间上，一般在法律制订前收集意见，立法完成后就万事大吉。立法机关对国家主要的法律没有一个系统的跟踪、反馈过程，仅在法律修改时将意见云集一起，对原有法律“大动干戈”，以此达到适应社会的目的。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存在，但是没有及时感触立法要求，等到法律不得不改时才改动，而不是在“不得不改”之前改动法律，使得法律权威性降低，公民的法律信仰度下降。当然，人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最难控制的，改变观念法是一项规模宏大、时间绵长的任务，其变化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长时间努力才可以完成。但是，可以肯定关注人的观念、通过改变观念法来改善法律运行要比纯粹就制度改善制度更能促进法律的良势运行。

四、正确认识法律运行模式

我们在设计这种新的模式来分析法律的运行过程时，其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基础理论仍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运行导致了法律的运动。只不过，我们是从更直接的层次来认识这种法律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法律的运动，更好的服务社会。这种模式的提出不是对关于法律运动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其的深化和进一步的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控制观念法的三个层次是理论的核心，但是归根结底这种控制需要的是我们的法律教育和执法、司法的加强。

〔参考文献〕：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们出版社1997年版，页84。

沈宗灵：《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页340。

李龙：《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89。

成天柱：《观念法论》，载《社科与经济信息》2001年第2期，页38～40。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309——328。

由于分类本身是无法穷尽的的特性，相对实际而言我们在此做的这种分类很粗略，无法精确反映人的认识水平。

刘作翔先生在论述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包含的三个层次时将三个层次划分为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我们这里的分类类似于刘先生的论述。详细可以参阅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谢晖先生有关法律信仰问题有专门的论述，详细可参阅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和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Abstract〕:TheexistenceofanyLaw(oranylegalsystem)isbasedontheoperationof

law.Thewholelegalprocessisformedthroughthemovementandinteractionamongthethreekeyelements:lawinbook,lawinmindandlawinaction.Andamongwhich,thelawinmindplaysanimportantrole.Itistheideologicalsourceforanylegislationandthecauseforlawinaction.Throughindepthanalysi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threeelements,

thisthesis(essay)willsetoutto:

-constructanewlegaloperationalframework

-identifytheconditionsforsmoothlegaloperationsandreasonsforlegal

breakdowns

-explorebettermonitoringandcontrollingmeth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