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新迁移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08－03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如何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行为？许多专家学者对该行为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或者模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新迁移经济学。

一、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据Stark（1991）的论述，新迁移经济学建立在四个基本前提之上。

1.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关的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为。与新古典迁移理论把迁移决策作为独立的个体行为不一样，新迁移经济学将迁移研究的关注点由独立的个人转向了相互依赖的个人。如此以来，家庭内部的一些行为（如汇款行为）就被纳入了迁移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时，迁移者的行为和绩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迁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约束来加以解释。

2.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比如，农业部门受到恶劣的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歉收，家庭的农业收入大幅下降，家庭还可以从迁移者那里获得工资性收入（通常是以汇款的方式）以补偿农业歉收的损失。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力的迁移并不像水的流动那样，必然从高处流向低处。

3.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新迁移理论指出，在发达国家，家庭的风险通常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项目得到保障，但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场以分散风险；同时，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发达的资本信贷市场，家庭获得投资启动资金的代价较小，可能性较大，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轻易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比如，居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无法了解到发达地区某项产业的发展状况，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有了迁移的欲望。

4.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一定的群体相比较，由此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或者失落感。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系内的相对贫困感。人总是有与周围的人作比较的心理，如看到邻居迁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迁移的动机。

新迁移经济学试图以上述四个前提为基础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该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更广阔、更复杂、更真实的背景下讨论迁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的迁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中的两个主要的障碍，即投资资金的匮乏（信贷市场的约束）及风险规避工具的短缺（保险市场的约束）。解释了家庭这样的主体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发现最有利的时机，在若干市场上采取战略性的行为，并在这些市场间进行劳动力分配，使其行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二、新迁移经济学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新迁移经济学的四大基本前提，与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比较吻合。

（一）关于迁移的决策主体

新古典迁移理论或者模型都将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这种假设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新迁移经济学与其他迁移理论不同的关键点就在于它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如家庭或家户）作出的。不同迁移决策主体的假设，对于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政策的设计和政策的实施效应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决策通常是由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其他家庭成员）联合作出的。而转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之间隐含的契约安排中所规定的分配规则在二者之间被共担/共享的。例如，家庭转移成员转移需要的车旅费以及生活费都是家庭非转移成员提供的，而转移成员获得收入后常以汇款的方式寄回家。新迁移理论的出发点由独立的人变成相互联系的人，即它将迁移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或盲目乐观的行动。

将家庭而不是个人置于迁移决策的中心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当然这不一定非得意味着家庭成员全部迁移）。这种理论并不是忽略迁移个体行为，而是把个体迁移行为作为分析的基础置于迁移框架之内。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联盟”――一个由面对周围的世界彼此承诺采取统一行动的单位。而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间或范围经济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规模不经济。

由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可知，把相互联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户）作为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决策主体在我国更具合理性。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第二，我国农村地区的强化了农户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82%的人定期给农村家庭汇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农村家里看望一次（蔡，1996）。第四，根据近几年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参与乡城迁移或转移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积蓄、学到相应的知识或技术后，纷纷返回家乡创业。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个人与其在农村的家庭之间密切的生产生活联系，也证明了农户作为决策主体的正确性。

（二）关于迁移的动机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吗？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不仅最大化其预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风险并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迁移者仅仅是追求其预期收入最大化，那么，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水平之间的差异为零时就不存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

在我国现实中，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转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家庭风险，使其风险最小化。正如投资某个项目一样，人力资本的分散投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个体是风险厌恶型时，他通常宁可接受当前某一确定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与当前收入数额相等的一个含不确定的预期收入，于是工资零差异可能带来农民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而当他是风险中性或者偏好时，并且他对闲暇附加了一定的价值，那么，即便城乡工资差异为零，迁移仍有可能。简单地说，给定一个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Wr和一个更高的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Wu（假设从事城市部门工作的概率为p），并假设在两个部门中的标准工作时间都是S，更具体地说，假设在农业部门工作S天可获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门工作S天则可获得Wu，即便pWu-Wr=0的情况下，农村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0，Wr）则取决于城市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的状况[（1-p）S，pWu]，从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就会发生（Stark，198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

（三）关于市场制度、金融制度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经济学第三个假设前提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我国市场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经济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不完整、不完善对于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使用上、从而对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

1.农作物保险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农户家庭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播种某种作物上时，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他们可以将这些产品卖掉换成现金以购买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将这些产品用于农户家庭的消费。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恶劣的气候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减产甚至绝产，从而使得农户家庭面临收入减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同样地，新的农业技术的引入（诸如高产良种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变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如果农业技术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使用新的改良种子可以增加农民的产出；如果农业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户便面临着将来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风险。在发达国家，这一类的主观和客观风险是通过正规的保险体系来解决的。在这种保险体系下，农业生产者向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交一定的费用获得相应的保险，以求在将来农业生产遇到损失时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将来在生产过程中农户遇到诸如干旱、洪水、新技术推广失败等风险，保险机构将按照所保险的农作物市场价值赔偿农户的损失，从而确保农户的经济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农作物保险无法得到，农户就会倾向于通过将一个或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保障，以确保在即便出现收成下降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

2.资本市场

许多农村家庭除了追求现金收入、经营收入最大化外，同时也希望增加其资产的生产率，为此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用于追加投资的资本。比如，农户会希望灌溉农田、施用化肥、购买良种、购买机械等，但他们可能同时缺乏用于购买这些投入要素的货币。非农民家庭会希望投资于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培训、寻求获得资本品用以生产某种能够在消费品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但是他们也可能缺乏用于这些方面的投入的货币。在发达国家，投资要么来源于私人储蓄，要么来源于借贷。储蓄也好，借贷也好，都取决于你能否顺利进入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如果收入有波动，借贷还可以帮助抵御消费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储蓄制度是不稳定的或不发达的，借贷也是很困难的。这或者是因为农户家庭通常缺乏获得贷款的担保，或者是因为借贷资本的短缺，或者是因为银行系统的服务范围有限等。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唯一的能够获得贷款的渠道通常是来自于当地的高利贷者，这种高利贷由于交易费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再一次被视作获得资本来源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过它积累资本用于改善生产效率、稳定消费水平。因此，处在这种处境中的家庭此时具有很强的将其某个家庭成员转出农业生产领域、迁移至城市地区以增加储蓄并通过往回汇款的方式将资本转移回家庭的强烈动机。

3.期货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农户在播种时总是期望所播种的作物在将来收获后会按照一个理想的、足以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的收入的价格出售。但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农作物价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从而导致家庭歉收的风险。在发达国家里，价格风险是通过期货市场加以控制的。通过期货市场，农户可以按照现在确定下来的价格在将来出售其全部或部分农产品。如果未来价格跌至约定价格以下，则投资者承担损失；如果未来价格升至约定价格以上，则投资者获得盈余。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么不存在期货市场，要么虽然存在但低收入的农户通常无法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提供了一种农户自我保险、抵御由农产品未来价格波动而导致的收入风险的机制。

4.社会保障

无论是农民家庭还是非农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员的收入维持。如果当地的经济状况恶化、就业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由于收入的减少而受到威胁。在许多国家里，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以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遭这种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针对失业者和伤病者的保险体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这同样促使农户家庭将其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地区以求实现自我保障。而在我国，农民几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会保障，这一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使得农民减缓了这一风险。

（四）社会环境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群体内的相对贫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动机，即相对剥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相对贫困（蔡、都阳，2002），以下都称做RD。农村家庭之所以将某个家庭成员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迁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为了增加其绝对收入，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其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贫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为代表的新迁移学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农村乡城转移的RD模型。他们认为单位i的效用如下：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绝对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带来的相对失落。由效用对绝对收入、相对贫困的偏导可知，效用随着其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着RD的增加而减少。假设F（y）为累积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个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说是y +Δ） 而产生的不满足感，那么，该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对贫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况下，这一表达式等同于以下两项的乘积：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这些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与y之间的平均差距（额）。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给个体带来的效用不仅在于绝对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该收入在特定参照群体内的位置，即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特定群体内的他人的收入比较。该思想更贴近中国的实际。

为了进一步理解相对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假设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贫困家庭的收入不变，那么贫困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与相对贫困程度呈负相关，那么，即便贫困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迁移后的预期收入保持不变，只要通过其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改善其在所处参照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该家庭参与迁移的动机依然会增强。由此可以说，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该家庭参与迁移的概率会增加。制约了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的种种市场失败也会增加迁移对贫困家庭的吸引力，因为此时通过迁移贫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对收入状况。

相对收入（贫困）因素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佐证。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虽然农村地区各类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与转移的农民工中，在参与转移前其家庭在农村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数。这说明迁移与原本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相对收入水平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的，也说明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地区转移时在其转移动机中是有着较强的对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或相对贫困状况）的考虑的。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看，新迁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与我国农村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在这些前提下，沿着新迁移经济学的思路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理论和逻辑障碍。

三、对待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应有的态度

在运用一种理论分析我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态度。最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势头较猛，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释这种行为。而新迁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就引起了国内外迁移理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根据以上新迁移理论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适用性分析，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有如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明确的：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与新古典迁移理论关键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迁移决策主体的不同，二是迁移动机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异包括政策含义的不同都是由这两点衍生出来的。其中，迁移动机的假设不同，是导致新迁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迁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迁移经济学在理论前提、相关假设方面与我国国情的高度吻合决定了它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有较强的适用性。但是，它并不是为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时，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迁移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对我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不能包罗经济世界的全部现象，新迁移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在用新迁移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时，同时，也要学会借鉴其他迁移理论的科学方面，将此结合起来，用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Stark，Oded （1991） The Migration of Labor. Cambridge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 Stark， Oded and D. Levhari（1982）“On Migration and Risk in LD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Change 31：p191-196.

[3] Stark，Oded （1984） “Bargaining， Altruism and Dmographic Phenome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Review 10： 679-92.

[4]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6）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The EconomicJournal 96： p722-740.

[5]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8）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A Sensitivity Analysis Using the Extended Gini Index”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8： p309-322.

[6] Stark，Oded（1982）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Surplus Labour： Reservations on Bhatia.” Oxford EconomicPapers 34：569-73

[7]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6）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The EconomicJournal 96： p722-740.

[8] Stark，Oded and Shlomo Yitzhaki（1988） “Labor Migration as a Response to Relative Deprivation”，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 p57-70.

[9] Stark，Oded and J. Edward Taylor（198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 26： p1-14.

[10] Stark，Oded and J. Edward Taylor（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1： p1163-1178.

[11] Taylor，J. Edward （1986） “Differential Migr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Risk”. in Oded Stark （ed.） “Rsearch i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Vol. 4，Migration，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Greenwich，Conn.： JAL Press， p147-171.

[12] 蔡.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6，（春季卷）：120-135.

篇2

【关键词】经济学 数学模型 应用

在经济决策科学化、定量化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数学经济建模更是无处不在。如生产厂家可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数量、质量、交货期、交货方式、交货地点等要求,根据快速报价系统(根据厂家各种资源、产品工艺流程、生产成本及客户需求等数据进行数学经济建模)与客户进行商业谈判。

一、数学经济模型及其重要性

数学经济模型可以按变量的性质分成两类,即概率型和确定型。概率型的模型处理具有随机性情况的模型,确定型的模型则能基于一定的假设和法则,精确地对一种特定情况的结果做出判断。由于数学分支很多,加之相互交叉渗透,又派生出许多分支,所以一个给定的经济问题有时能用一种以上的数学方法去对它进行描述和解释。具体建立什么类型的模型,既要视问题而定,又要因人而异。要看自己比较熟悉精通哪门学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数学并不能直接处理经济领域的客观情况。为了能用数学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就必须建立数学模型。数学建模是为了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而作的一个抽象的、简化的结构的数学刻划。或者说,数学经济建模就是为了经济目的,用字母、数字及其他数学符号建立起来的等式或不等式以及图表、图象、框图等描述客观事物的特征及其内在联系的数学结构的刻划。而现代世界发展史证实其经济发展速度与数学经济建模的密切关系。数学经济建模促进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现实的生产效率。在经济决策科学化、定量化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数学经济建模更是无处不在。如生产厂家可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数量、质量、交货期、交货方式、交货地点等要求,根据快速报价系统与客户进行商业谈判。

二、构建经济数学模型的一般步骤

1.了解熟悉实际问题,以及与问题有关的背景知识。2.通过假设把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简化、抽象,明确模型中诸多的影响因素,用数量和参数来表示这些因素。运用数学知识和技巧来描述问题中变量参数之问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构架出一个初步的数学模型。然后,再通过不断地调整假设使建立的模型尽可能地接近实际,从而得到比较满意的结论。3.使用已知数据,观测数据或者实际问题的有关背景知识对所建模型中的参数给出估计值。4.运行所得到的模型。把模型的结果与实际观测进行分析比较。如果模型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表明模型是符合实际问题的。我们可以将它用于对实际问题进一步的分析或者预测;如果模型的结果与实际观测不一致,不能将所得的模型应用于所研究的实际问题。此时需要回头检查模型的组建是否有问题。问题的假使是否恰当,是否忽略了不应该忽略的因素或者还保留着不应该保留的因素。并对模型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正。重复前面的建模过程,直到建立出一个经检验符合实际问题的模型为止。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是从实际中得来,又能够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的。

三、应用实例

商品提价问题的数学模型:

1.问题

商场经营者即要考虑商品的销售额、销售量。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在短期内获得最大利润。这个问题与商场经营的商品的定价有直接关系。定价低、销售量大、但利润小;定价高、利润大但销售量减少。下面研究在销售总收入有限制的情况下.商品的最高定价问题。

2.实例分析

某商场销售某种商品单价25元。每年可销售3万件。设该商品每件提价1元。销售量减少0.1万件。要使总销售收入不少于75万元。求该商品的最高提价。

解:设最高提价为x元。提价后的商品单价为(25+x)元

提价后的销售量为(30000-1000x/1)件

则(25+x)(30000-1000x/1)≥750000

(25+x)(30-x)≥750[摘要]本文从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出发,介绍了数学经济模型及其重要性,讨论了经济数学模型建立的一般步骤,分析了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局限性,这对在研充经济学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即提价最高不能超过5元。

四、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局限性

经济学不是数学,重要的是经济思想。数学只是一种分析工具数学作为工具和方法必须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中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不能将之替代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本末倒置,过度地依靠数学,不加限制地“数学化很可能阉割经济学的本质,以至损害经济思想,甚至会导致我们走入幻想,误入歧途。因为:

1.经济学不是数学概念和模型的简单汇集。不是去开拓数学前沿而是借助它来分析、解析经济现象,数学只是一种应用工具。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人类活动中有关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理论。而人类活动受道德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诸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自然界一样是完全可以通过数学公式推导出来。把经济学变为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性,失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人文性和真正的科学性。

2.经济理论的发展要从自身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去研究、分析现实经济活动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经济学中运用的任何数学方法,离不开一定的假设条件,它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场所,而是有条件适用于特定的领域在实际生活中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非制度因素很可能被忽视而漏掉。这将会导致理论指导现实的失败。

3.数学计量分析方法只是执行经济理论方法的工具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工具。经济学过分对数学的依赖会导致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和经济研究向度的单一化,从而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4.数学经济建模应用非常广泛,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并对许多部门的具体工作进行指导,如节省开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等。尤其是对未来可以预测和估计,对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蓬勃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目前尚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建模方法和技巧。这既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又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们要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多实践、多体会,使数学经济建模为我国经济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篇3

关键词：纳税遵从成本研究述评纳税遵从成本是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活动中必须承担的费用。在国外，真正开始对纳税成本的重视始于20世纪40年代。国内对纳税成本的研究起步更晚些，一般认为在1994年实施新税制前后，国内学者才开始对纳税成本进行研究。

一、国外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

（一）国外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概念及分类的研究

税收遵从成本概念最早是21世纪初3本来自外国的文献译本：桑福特的《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系列丛书，该丛书从构成与测算两方面较为详尽地介绍了税收遵从成本；彼得・M・杰克逊主编的《公共经济学前沿问题》和亨瑞・J・艾伦、威廉姆・G・盖尔主编的《美国税制改革的经济影响》，遵从成本的概念及国外的研究情况在其中部分相关章节中有提及。在西方学者的研究看来，效率成本、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是税收成本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遵从成本则是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时所花费的各种资源的价值。

在桑德福等人（Sandford，eta1，1989）的研究基础上，特兰内姆等人（Tran―Nametal，2000）对纳税遵从成本归集分为以下三类：（1）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务耗费的时间价值。（2）非劳动成本，即办理涉税事务所发生的附带费用或管理费用，如有关设备的购置费用及通信费、交通费等。（3）支付给税务顾问提供服务的相关费用。泰里博（Talib，1996）和察恩（Chan，1999）将纳税遵从成本分为可计算成本和筹划成本。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分来有很多，主要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

（二）国外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测算数据来源及方法

早在1934年，美国学者海格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通过电话访谈、典型调查、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并从其回收的163份有效问卷的研究中获取所需的科学和有效的数据，进而对美国联邦各州纳税遵从成本进行了研究。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全部税收或某项税收的遵从成本的测量上面。而且采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抽象调查方法。美国Slemrod（1989年）的对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遵从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果表明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税收遵从成本越高，相应税收不遵从程度也就越高。

国外调查大多是通过向纳税人发放调查表，获取数据，进行归集和整理，进而建立估算模型。从目前对遵从成本的测算研究工作而言，测算数据的代表性相对较差，加上各国研究机构可能采用的测算标准口径的不同，使得很难做出遵从成本的国与国之间的横向比较。更为深入和先进的数据采集与获取、计量方法和途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尽管多数调查有效样本一般是随机抽样得到的，其调查结果对实践仍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二、国内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

（一）国内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概念及分类的研究

我国的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相对于而言起步是相对较晚的，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大多为定性分析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对纳税遵从成本概念的提出较早的是雷根强、沈峰在《简论税收遵从成本》一书中介绍的（2002）税收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为遵从既定税法和税务机关要求，在办理纳税事宜时发生的除税款和税收的经济扭曲成本以外的费用支出。

冉晓唏（2004）将我国企业税收遵从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这种分类方法的好处是直观全面，不足之处是与国际通行的分法不一致，不利于与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

胡国强（2007）将企业的纳税成本分为纳税管理成本、纳税风险成本和纳税心理成本。与以前的研究相比，他将声誉损失成本和纳税心理成本这两类不易测量但确实存在类别纳入其中。

为我国大多数学者所借鉴的分类及构成是雷根强、沈峰（2002）将纳税遵从成本划分为以下四个组成部分：（1）货币成本；（2）时间成本；（3）非劳务成本；（4）心理成本。

（二）国内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测算数据来源及方法

基于纳税遵从成本数据的难于获得，国内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实证研究和模型的构建较为少见，而涉及纳税遵从度的研究相对而言较多。安体富《企业主观税收遵从度研究》（2009）对构建了企业主观税收遵从度的测算公式。通过问卷调查形式，共发放500份调查问卷，并随机选取了部分企业进行了深度访谈，从其中回收的218份有效问卷，对上海市企业的主观税收遵从度进行了测算。

而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实证模型较为详细的是李华、陈娜等在《企业纳税遵从成本影响因素研究》（2011）中采用抽样调查、社会问卷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搜集研究所需的一手数据资料。从税制完善程度、税收环境和企业自身因素，对影响纳税遵从成本的三大方面九个细分因素进行了模型的构建和相关回归分析。

三、展望

与西方国家相比，国内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研究的横向与纵向的延展度还相对狭窄，且相关理论基础多为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国内关于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还在起步的初级阶段，对于企业视角，尤其是中小企业视角的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还很少，且多为定性分析，利用实证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的成果不多。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新兴体，更应当将纳税遵从成本研究摆在重要位置。企业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今后的重点不单单是实证遵从成本的概念机构成分类等理论性的研究，更应注重实证研究，及研究成果对于政策的指引作用。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简易征收办法，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直接加重了其实际税负，更应当关注中小企业纳税遵从成本对遵从行为的影响。（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英]锡德里克・桑福德编.邓力平主译.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税制改革的关键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篇4

让我们静下本心，荣辱不惊地参悟互联网经济。由于题目是“互联网经济的本质”，而非“互联网经济”，因此我们只悟树根，不悟树梢。

互联网经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借鉴工业经济的说话姿式

对互联网经济略为入门又不甚了了的人，说话有个习惯，往往言必称互联网3字——带着很强的技术味——先是技术，后是技术应用，再后是技术产业等等。就象程咬金一样。由于许多人不懂技术，这种说话方式很容易掌握话语权。但有一点，这种话语，很难说服最该说服的人，例如在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人。这倒不是由于这些人特别顽固，而是因为言说的只是皮毛。当然，互联网才发展20年，说不到点上，不足为怪。

如果以1765年珍妮纺纱机为工业革命序幕的话，10年后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不象我们现在谈信息经济那样，满嘴技术味，而专注于经济本身。到了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工业经济的理解已完全专注经济本身，而不再提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工业产业发展的经济。就象煮的是脱净毛的猪一样。而互联网经济发展20年后，我们谈互联网经济，还象在煮没脱净毛的猪一样。

分析斯密和马歇尔的说话技巧(实际是问题意识)，在于他们不是从山和水的表面(工业技术这个表面，或叫猪毛)看问题，而是从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内里(不是山、不是水的财富本体，或叫猪本身)看问题。本来，工业经济战胜小农经济，是生产方式从分散的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斯密和马歇尔在工业经济初起的时候，就把问题概括为同质化条件下的均衡问题。事实上，供求均衡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一般。但同质化却是工业经济的特殊。而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变的一个关键魔术，就是把同质化的均衡(量的竞争)，当作了一般均衡。无形中就把个性化和定制(质的竞争)，当作不经济，排除出了经济学。

至于同质化是如何实现的(通过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和工业占比不断提高，经济日益标准化)这个皮毛，在《国富论》和《经济学原理》中，几乎被完全抹掉了——“做案”不露任何“痕迹”。与斯密和马歇尔的老谋深算相比，互联网经济鼓吹者嫩就嫩在，整天谈的都是皮毛，而对问题本身(即异质性——如个性化定制——是否经济)，则根本没有提出。

工业经济话语中“脱毛”处理干净是在1933年。同一年出版的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是对工业经济本体问题的最后一次争论。争议之点在于，差异化到底算同质性问题，还是异质性问题。罗宾逊夫人认为是同质性问题(因此应是完全竞争的从属性现象)，张伯仑认为是异质性问题(因此应是独立于完全竞争的现象)。这场争论最终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垄断竞争理论纳入同质性轨道而告终。这意味着什么是工业经济的争论，在理论经济学上最终盖棺论定，是以把差异化当作无差异的特例，纳入无差异体系而告终的。它最适合支持的政策是以无差异的传统中国制造为主，差异化的中国创造永远不要反客为主，即使产能过剩也不改初衷，一意孤行追求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提高。

互联网经济的问题本体(“猪本身”)，恰恰是张伯仑问题。因为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或者说它不同于工业经济之处，在于它不是以大规模同质化生产(完全竞争)为取向，而是以小批量多品种的异质(垄断竞争，姑且如此称呼)为取向。当今经济顶层的重大关注无不与此有关：创新是差异化导向(对差异化的供给)、服务化是差异化导向(需求差异化，代表调结构的方向)、经济增长质量是差异化导向(质量阶梯)、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差异化导向(获得高附加值，代表经济升级的方向)、幸福是差异化导向；更不用说微观上的产品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体验)、因小而美、需求导向之类。但差异化恰恰在理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上，是没有根的。

因此，要想“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地界定清楚互联网经济，一定要回到1933年那场争论，回答差异化到底是现象还是本质，是树梢还是树根；其特性是从属于工业化的，还是独立于工业化。以此回答一个最至关重要的疑难：互联网经济到底是工业经济的同方向的附属性、延续性的肯定，还是有质的区别的革命性的扬弃。

相形之下，那些“皮毛”的问题(从信息技术、应用到产业)，只不过应该是战略上的一个附注，用来说明为什么差异化经济从技术和生产力发展上看是可行的。而这已不是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下属要处理的问题。不是“要实现什么”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的操作上的问题。

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在内涵上把握“体”

在界定什么是互联网经济的时候，还应注意到一种怪现象，就是用第X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X.0的方式定义互联网经济。

说它怪，就好比听一位农民这样向资本家解释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就是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革命X.0。问题出在，操作上是对的，方向是错的；“如何实现”上是对的，但“要实现什么”是错的。

说到底，这还是1933年那场争论的延续。中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年代已经吃过一次同样的亏了。当时慈禧太后把工业革命，误当成了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X.0，结果造成的失利。如果还原成理论和定义问题，就相当于张伯仑与罗宾逊夫人争论何为体，何为用一样。互联网经济有没有自己的体，是否只是把皮毛长在工业经济这头“猪”身上，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这属于美国、德国政客想解决本国产业空心化的策略性提法，或者制造业部门想强调和夸大自身变革在全局中的地位，因此有把用夸张为体的修辞学用意，那都是可理解的。但如果这之外的人，把这些概念当作全局性的内涵把握，就会造成误导。例如，会把二产三产化(制造业服务化)的增值运动，误导向三产二产化(服务业制造化)的低附加值化反向操作，不久前的光伏产业发展就是一个教训。毕竟工业化在中国还剩6年即将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再重要，也不宜在终点上搞回光返照。

互联网经济内涵界定上的关键，就在于体的把握。既然把“革命”这种大话都放出去了，却不敢承认互联网经济是体变，那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有什么区别？这里不想进行繁琐的学术界定，以垄断这个概念。其实只要是以互联网经济为体，怎么界定都是可以的。

要重点谈谈的是，错的概念是从哪来的？明白当前以体变界定互联网经济的阻力和其中的道理，有助于人们自己得出正确结论。

那些从观念、利益到行动上抵触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的人，竭力把互联网经济贬低为用，把它嫁接在工业经济的体之上，这是非常自然和容易理解的。现在问题是，真正造成实质性概念混淆的，还是搞互联网的人，特别是出身技术的人，他们相当于现代的张之洞。由搞互联网出身的人说什么是互联网经济，一旦说错，造成的误导更加严重。轻则变成变相推销技术产品(虽然这样做也有推进生产力之功)，重则变成鼓励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主次不分，误判方向，贻误良机。

辩别这种声音很容易，它们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极力反对探索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而片面强调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相通性。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如规模经济)上有共通性这点不错，但把这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主要内涵不妥。这种片面的观点，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早期积极作用较大，因为在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有利于推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工业化服务。但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它既不利于发挥互联网所长，又扬了工业化所短，负面影响慢慢显著起来。二是刻意强调不要把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对立起来。这本来是对的。尤其对互联网经济的激进分子避免片面性，是一种逆耳忠言。但对于大多数思维还笼罩在工业化传统的人来说，本来就对两种经济质的差别缺乏认知，过分强调这一点就有成为迷糊药的副作用。关键在于这种话没有说全。二者关系说全，应该是扬弃，即一半肯定(继承)，一半否定(发展)。

互联网经济发展才20年，主要问题还不是人们对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摸透了，并且已经在总体上走向极端，而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严重过头(表现为投资过高、产能过剩、分配失调等)，转型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面前，互联网启蒙不是过头了，而是严重不足。互联网出身的人，应把握好这个大局，珍惜时代赋予的机会。

互联网经济在内涵界定上，一旦失了体，就会魂不附体，空有形骸。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涉及的是互联网经济概念界定的外延。

长话短说，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内外把互联网经济界定得太肤浅，强调的主要是ICT化。ICT化对于互联网经济来说，只是皮毛现象。

这种皮毛化，是由美国人开启的。1962年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1977年波拉特的9卷本《信息经济》，开始了从技术特征(猪的皮毛)，而非经济本体(猪本身)来解释新经济的过程。马克卢普、波拉特这种语势非常弱，与斯密、马歇尔具有境界高下之差。因为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经济学子学科的位置，而没有从根上梳理(象张伯仑那样)。

信息经济一开始，就是打破经济同质化的过程。如果换了斯密、马歇尔再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恐怕要直捣黄龙，提出差异化——也就是异质性——的经济性这个根本问题，从经济学前提假设这个最高点开始，重新梳理思路。

马克卢普、波拉特带来的这种“皮毛论证法”的后遗症突出表现在新经济的外延划定上，信息产业和服务业成了两张皮(各统计各的)，信息经济理论与服务经济理论成了两个理论。后来的理论家一遇这样的问题就卡壳：农业、工业之后是什么，是信息业，还是服务业？

其实，如果不是从子学科看问题，而是从母学科(理论经济学)看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这只不过从差异化经济这个本体的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信息业是差异化(能力)的供方，服务业是差异化(解决)的需方。就这么简单。

从这个新视角望去，互联网经济的外延就忽然扩大了许多。除了互联网产业(包括设备制造、软件和服务)外，还要包容产业互联网(“互联网+”)，乃至整个经济(一产、二产和三产)的互联网化。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化，实质在于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化。如果抽象到理论经济学，“基于互联网”这个条件也可以抽象掉，就只剩下服务化。抽象隐含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基于互联网，就不可能达到相关服务化的最优。因此这个条件成为不言而喻的。传统服务业，只不过是这种服务化的非最优状态(服务业的最优要以体验为标准)。而服务化的标志，是质量(用质的差异程度来测度的量)。互联网经济的增长属于高质量的GDP增长。

正如黄少军早在2000年就指出的：“现代社会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这是道行极深的领悟，它给互联网经济外延划分以重要启示。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把原来不相干的事情，看成一体。这样才能把互联网经济参透。

互联网经济行规律：大而全到小而美的转型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经济规律永远不会变化。互联网经济也是经济，因此与一般经济的规律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言下之意，把互联网当作工具，而不是生产方式。认为互联网经济只是工具改变，但经济本身不变。既使认识到互联网代表不同生产方式，也会有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不同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相同。小农经济、工业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对应的是同一种经济规律。

这不是老百姓的一般见识，在专业经济学家中，这种见解也有深厚根基，这种根基就是经济学的普遍主义。经济学普遍主义的特点是把工业经济的特殊经验加以普世化，无限放大为所有经济的一般规律。究其实质，无非是近300年来，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的有限的道理。

回应经济学的普遍主义，不能仅靠经验的方法，罗列互联网经济中的反例，而需要透过经济学的保护带，在体系核心上把问题挑明。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有一个著名的特点(也是软肋)——它不承认生产力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任何科技因素，都不可能改变经济规律，当然互联网也不例外，我们需要由此入手破解问题所在。

对症回应传统观点，关键是要从核心上说清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承认不承认技术的作用(技术是否内生，对应报酬递变规律)，是区分经济学两大主要流派的标准之一。持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不承认技术作用的，叫新古典主义理论，所持的立场是报酬递减或报酬不变；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立场则是报酬递增。

哪个对现实的解释性更强？自从上世纪中叶工业化越过后，在生产函数的实测中，资本和劳动要素之外的余值(相当于技术要素)对增长所起的作用，在美国已超过50%。显然，报酬递增的观点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看法，那种认为技术不具有对经济内在影响的观点，在经济学内部，已属占下风的观点。这意味着，认为互联网经济不会有自己的经济规律的看法，它在经济学底层逻辑上就不占上风。

从实践看，就在本月，中国正越过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减型经济(工农业产值大于50%)向技术(包括信息与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增型经济(服务业产值大于50%，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最后关口。因此认为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经济规律，会得到越来越多事实的印证。

但仅仅根据上述这一点，还不能把技术的作用具体锁定到互联网技术，不能具体说明互联网经济存在特殊规律。为此还要继续深算。

在同样支持技术内生、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内部，有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支通向工业化经济，一支通向互联网经济。主流的一支，持规模报酬递增观点，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规模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这一支目前已拥有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斯蒂格里茨与美国当红的学术明星克鲁格曼等；更新的一支还是支流，支持的是范围报酬递增，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范围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

“互联网经济”具有哪些新的经济运行规律，其与传统经济的主要不同之处何在？现在到了揭晓时刻。经济运行规律千头万绪，但涉及传统工业经济与互联网经济区别，又能归纳到经济学主脉焦点上的，只有一条(其它都可称为鸡毛蒜皮)：传统工业经济(特别是近代以后)的基本规律是规模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例如传统中国制造；互联网经济的基本规律是范围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小批量多品种，例如创新驱动的中国创造。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许多现象级的规律，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上述逻辑之中。例如，作为互联网基本模式总结的长尾曲线，实际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等成本线，在“数量-品种”底平面的投影。描述的是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到小批量多品种的经济转型。这就是托夫勒指出的第三次浪潮趋势。

规模报酬递增这条规律，可以说是迟来的总结。工业化发展到尾声阶段，才发现支持经济增长的，不仅是资本和劳动，还有技术。只不过沿普遍主义思维惯性，经济学家把所有技术当成了一种技术，好比没有把人辩别为男人与女人。

范围报酬递增的发现——美国西北大学潘泽教授对此居功至伟——让我们发现，原来造就规模经济的技术，只是工业化技术，它让世界因大而美；而互联网技术，更多属于范围经济的技术，它让世界因小而美。在实践中，马云力主因小而美，可以视为对同一潮流的敏感的响应。

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作用好比海面下的冰山，经济好比海面上的冰山。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作用于经济，内化为经济规律，都可以归结为范围报酬递增。它就好比海面上能见的冰山。此刻，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在经济学公式中隐而不见了，但它所推动改变的经济规律却象壮丽的冰山，巍峨屹立，成为新世纪的一道风景线。

篇5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高教界对实践教学和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多数高校也纷纷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中对实践教学越发重视，高校的管理者和教师也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应用型本科教育成为各高校普遍的办学定位，应用型本科重在“应用”。因此，要改革以往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要注重地方特色，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微观经济学作为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以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的一门科学，日益发挥着对社会经济现象和活动的解释和预测的功能，所以说微观经济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但仍有很强的应用性，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实际，突出“应用”二字，提出了教学方法的改革思路。

二、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分析

1、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分析

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领域内的问题，研究对象为单个经济，其核心问题是价格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微观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经济学其他研究领域的基础。所以，它是一门理论性学科；从实践上讲，微观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用于指导企业或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又可以用于指导政府的决策行为。因此，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2、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分析

（1）章节多，内容抽象难懂。从目前使用较好的几本微观经济学本科教材来看，章节都比较多，如曼昆编著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有22章，黄亚钧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16章，岳贤平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15章等。从内容上看，以曼昆编著的教材为例，主要内容有：经济学十大原理、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相互依存性与贸易的好处、供求均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赋税的代价、国际贸易、公共部门经济学、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市场理论和微观经济学前沿等内容。大部分内容是对西方国家微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成果的总结，而且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采用公式、图形和数学模型来阐述经济发展规律的，比较抽象，这无形中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所以，大多数学生反映学起来费劲难懂。

（2）研究方法多，数学知识是基础。随着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不断成熟，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如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非均衡分析法、数理公式分析、几何模型分析等。但总体来看，还是以实证分析法为主，主要是大量运用数学模型及推理来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自数学进入经济学以来，它提高了经济分析的水平，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而言，一是借用了微积分，尤其是偏导数和全微分等武器，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二是借用了集合论与线性模型分析了相关的经济学问题。可见，数学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必须得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

（3）图形多、曲线易错乱。为了便于理解，微观经济学课程把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理论假设，用图形来直观阐述。但该课程涉及图形分析的章节比较多，而且曲线太多且有相似之处，学生在记忆时往往会产生错乱的现象，要么记错了曲线移动的方向，要么记错了曲线的种类，导致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出现差错。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强化实践教学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形成一种理念

十八届三种全会以来，很多高校为了响应 “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一精神，纷纷喊出了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加强实践教学，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响亮口号，高校微观经济学课程也随之改革。但从实际情况看，真正落实到位的高校很少，绝大多数高校只停留在口头上，老师上课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没有调动起来。可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对于多数高校来说还没有形成一种理念。

2、老师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形成良好的实践型教学团队

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高校担任教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高校毕业之后直接走进高校，缺乏对经济学知识的实践锻炼，基本上没有尝试过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难以胜任相关的实践指导工作，更谈不上科学合理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了。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专门训练，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相关高校进行实践培训的也屈指可数，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对于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说组建实践型教学团队更是纸上谈兵。

3、教学手段和方法仍显短缺和落后，没有形成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

一是高校多媒体教学设施短缺，不能满足教师案例教学、实务展示等教学环境的需要，并限制了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二是目前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其方式主要局限在课堂上，自始至终都是老师讲，学生听，而且学生早就厌烦了这种被动式学习的方式，根本不想主动参与到教学中，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再者，因章节多，课时偏少，老师需要赶进度，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或课堂讨论。另外，据学生反映，有些老师准备的案例太长或太老，学生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兴趣，即使参与其中进行课堂讨论也是被逼无奈，应付了事。可见，教师从本质上没有真正把理论和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

4、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薄弱，难以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

一方面，为了应付各级评估检查，院系签订了一批经济学实践教学基地，但签订的这些实践基地大多数如同虚设，浮于形式，学生到这些基地实践锻炼的却很少，有些实践基地甚至每次只能容纳一两个学生进行实践，不能满足大批学生的实践需要。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改制后管理者有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在校学生，拒之门外，再加上和专业相关的实践基地少之又少，总体上不能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

5、考核方式单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考试方式一般采用闭卷考试，题型主要有单项、多项选择题、概念解释题、简答题、计算题、论述题等，案例分析类的题目比较少见，这些题目主要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而对于学生如何根据所学理论结合实践进行判断、分析的考察甚少。因此，对于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缺乏锻炼，没有达到应用型本科教学的预期效果。

四、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路径

1、加大宣传，让师生认识到微观经济学实践的重要性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政府的许多决策如果能够科学地运用微观经济学知识，就会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对于企业而言，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与收益分析、市场结构理论等等对于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更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消费者来说，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可以指导他们的选择行为。因此，要通过大力宣传，让师生都认识到该课程实践教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形成一致的思想、理念和行动。

2、注重教师实践经验的培养，创建实践型教学团队

一是要让微观经济学的教师去企业挂职锻炼，积累实践经验；二是要实行以老带新的“传帮带”活动，让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帮助实践经验缺乏的年轻教师；三是组织微观经济学的相关教师进行专门培训，通过培训，掌握实践教学的方法和能力；四是要创建实践型教学团队，团队成员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形成科学合理的实践型教学队伍。

3、丰富和完善教学手段和方法，确保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

为了改变单纯的课堂教学方法，一方面，高校应配齐多媒体教学设施，满足教师在案例教学、实务展示等教学环境的需要，以增强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教师应灵活选择案例教学法、素质拓展法、幕课教学法等教学方法，以便微观经济学理论能够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达到预期的效果。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搜集一些和经济学原理相关的真实情境或事件，通过课堂讨论，剖析现实经济问题，揭示经济现象隐含的本质内容，吸引学生认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思考、分析和剖析问题的能力。例如针对禁毒还是教育能够减少与相关的犯罪这一问题，教师可以收集一些禁毒和教育对犯罪产生影响的案例，让学生主动思考和分析，做出判断，教师通过讲解和点评让学生真正理解问题的本质，通过案例教学，理论联系了实际，进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2）素质拓展法。素质拓展起源于国外风行了几十年的户外体验式训练，通过设计独特的富有思想性、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户外活动，培训人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是一种现代人和现代组织全新的学习方法和训练方式。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经济学的内容设计一些富有思想性、挑战性和趣味型的活动，通过团队合作和理论指导，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如教师可以让学生针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与影响这一主题进行素质拓展，让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自我实践，展开调研，收集资料，分析大众创业与创新对地方经济所作的贡献，通过素质拓展，理论联系了实际，达到预期的效果。

（3）慕课教学法。慕课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它发展于过去的那种资源、学习管理系统以及将学习管理系统与更多的开放网络资源综合起来的新的课程开发模式。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把所有的教学资源全部共享到网络上，让学生自学，而教师要在每周组织开展经济学相关的研讨话题，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研讨问题，充分解决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疑问。如教师可以布置烟草垄断行业的讨论话题，让学生课下学习、思考，在每周一次的研讨会上，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有疑问的问题让大家一起讨论，老师在现场可以帮助解决问题，通过研讨，理论联系实际，达到预期的效果。

4、加大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确保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

大学生要进行实践教学，必须想方设法拓展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一是要签订和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相关的实践基地，不能光强调数量，更要注重质量；二是要维护好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要经常性地和基地的负责人沟通交流，尽量请基地负责人（企业的领导）来学校讲学，或带学生到企业进行短期的实践；三是鼓励教师与企业共同研发科研课题，学生参与其中，在实践中不断锻炼和提高。

5、创新考核方式，确保成绩评价体系科学全面

篇6

【关键词】高校创新团队 成长机理 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G322.21， C962 【文献标识码】A

自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2004年教育部启动了“‘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支持办法”以来，高校创新团队建设日益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也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强调要在用好、吸引、培养创新人才队伍上下功夫①，2015年11月4日，教育部网站公布全国有64个高校创新团队获得“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的滚动支持，目的是通过创新团队建设，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并且促进高层次学术人才的培养。然而，目前高校创新团队的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如团队内部知识无法有效共享，科研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都成为制约团队发展的突出问题。为此，国内外心理学家以及科学社会学家等对创新团队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库恩基于“范式”和社会学的“共同体”提出“科学共同体”概念，为分析高校创新团队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后，高校创新团队的建设也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部分学者从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出发，对其现状、制约要素和对策展开了研究；也有学者从创新团队合理构建的角度考虑，提出了组织设计、成员关系、制度建设、管理模式等研究成果；亦有学者通过建立模型对创新团队的绩效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②。然而，今天的团队成员所面对的是知识经济时代，21世纪的经济既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又是一种以知识为本的经济，正是知识经济这种源动力推动着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那么，如何理解知识经济对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影响？高校创新团队内部各要素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对其成长的影响如何？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目标到底是实体价值的最大化还是虚拟价值的最大化？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对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追溯和探讨。遗憾的是，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建设理论并不能完全涵盖和有效地解释这一现象及其对实际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实质、机理和效应。

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概念及实质分析

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广大学者关于创新团队成长理论的研究虽然对揭示其成长问题的实质有一定贡献，但对成长实质的探讨仍然不够深入和准确，对高校创新团队建设的指导意义也十分有限。为此，我们首先给出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概念，以便于问题的描述，进而探讨成长的实质。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高校创新团队③是以学术问题为纽带，立足于科学前沿，围绕国家各类重大科研项目，开展科学研究的核心队伍，同时认为其骨干研究成员都是根据一定的科研任务，由来自不同领域的高层次知识分子组成。纵观文献，前人定义趋同，但针对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概念尚属空白。我们认为，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是指其在一段相当长（从形成阶段到持续发展阶段）的时期内，在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和使用的基础上，保持团队内部整体绩效水平（成员与团队效用最大化）持续、稳步提高的势头，或持续实现团队整体绩效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和团队发展质量与水平的阶段性跨越的发展过程。因此，在短时间内为单纯完成一项科研任务而临时组建的创新团队的短期发展不能视为成长。

根据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定义，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成长问题的实质性内容：第一，影响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因素在于其实体价值与虚拟价值④的相互作用。其中团队实体价值是团队在内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最小投入获得最高的绩效水平，团队虚拟价值可理解为团队拥有的足以支持成长的科技空间，如高校或科学基金的支持程度。如果团队实现了良好的实体价值，则得以快速成长，由于成长，团队享受到成长带来的经济性；第二，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随着科研活动的增多，失去创新性和进步的力量，导致团队成长的正面效应小于负面效应，从而团队绩效降低，最终团队成长的势头减弱；第三，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过程实质上是在更完全、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团队资源、能力和制度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往往不仅仅是某个量的突出，而是团队内外一组复杂关系的共同作用和相互适应。当这组关系处于适应或和谐状态时，团队就稳定发展或按照稳定的速度成长；当这组关系相互不适应或不和谐时，团队内部就会产生分歧，绩效降低，甚至导致解散。因此，如何及时发现团队内部的不和谐要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复杂关系，如何有效促进团队成长，这些都需要从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机理来进行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创新团队成长机理分析

依据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研究目的和方法的不同，我们运用经济学理论将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机理从资源维度、能力维度和制度维度来进行分析。

资源维度的分析。高校创新团队由人所构成，但同时也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包括财力、物力、信息流等，创新团队的成长过程也正是这些资源集聚整合过程。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⑤，劳动力市场主要存在主要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高校创新团队应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稳定的收入、良好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培训机会等特征，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市场中团队成员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应呈正相关。此外，在市场经济理论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为基本假定前提下，高校创新团队成员的所有行为受到效用驱使，主要表现为：团队成员的行为动机是双重的，追求的是财富与非财富的最大化；团队成员的理性是有限的，源于对团队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成员自身计算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团队成员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包括滥竽充数、搭便车、收益内在和成本外化等。考虑到团队和企业具有相似性⑥，都是一种契约体，因此根据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理论，即高校创新团队为完成一项科研活动所耗费的货币、时间等成本，那么在团队成员的经济追求和团队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条件下，团队将面临人、财困境。另外，从知识理论的角度分析，在团队所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中，其知识和信息资源都是保证研究成果产出的必要条件。

以上分析说明，在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初期，要考虑如下几点：一是注重团队成员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地位，在“经济人”的背景下正视差异和冲突，注重团队内部关系的和谐；二是充分发挥团队带头人的作用，实现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同时均衡，并增强团队内部的凝聚力，尽可能达到隐性知识的有效共享；三是建立清晰的、具有吸引力的团队发展愿景和目标，只有共同的科研目标才能增强团队成员间的协同作用，进而增强团队凝聚力，降低交易成本。

能力维度的分析。这里我们将能力看作是团队成员的科研能力和团队的产出能力。在经济学理论范式下，高校创新团队是一个生产函数⑦，而在这个函数中，团队成员的科研能力是自变量之一，团队的产出能力是因变量。那么在资源投入、科研能力给定的情况下，团队将会按照绩效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来对投入和产出水平进行选择。能力维度的高校创新团队成长机理分析是将团队置于投入产出的效率分析，侧重于团队成员能力的计量，由于资源条件的相对固定，能力水平便成为影响团队成长的关键要素，也是影响团队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团队成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因主要经由生产性的努力，建立的是成员与团队的函数关系。在此，我们从一般意义上强调了团队产出能力的作用，在特定意义上强调团队成员科研能力的决定作用，成为分析高校创新团队成长机理的基础，然而，这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团队成员科研能力的测度、定量分析的困难性；其次，忽略了非能力因素起因的节约。如今，我们处于知识经济时代，根据规模收益边际递减规律让位于规模收益边际递增规律分析，团队凭借网络和电脑操作平台正逐渐实现着“团队经济”，而这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高校创新团队的能力动因又如何实现呢？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随着高校创新团队的日益成长，制度日益成为影响团队成长的另一重要变量，进而使团队成长具有了全新的性质和效应。

制度维度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将制度定义为高校创新团队中成员之间以及团队与成员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这种关系靠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来维持，因此，存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维度的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研究秉承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制度非均衡、制度变迁⑧的角度来分析团队的成长机理，把制度作为自变量之一引入团队的成长分析中，将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经济学中，市场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而高校创新团队的绩效提升则是通过权威关系来实现的。我们将团队视为一种制度安排，更具体地说将团队视为一种组织治理结构而不单是一个生产函数，是制度维度的高校创新团队机理分析区别于资源维度和能力维度分析的关键所在。诺斯指出：“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团队的初始制度安排是重要的，如果在团队成长初期便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即使不够完善而存在着制度变迁的影响，那么也会受到初始制度的惯性和路径依赖原则的限制，从而沿着原有制度方向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然而，根据制度经济学观点，任何制度只存在着短暂的均衡，随着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从而产生新的潜在制度需求和潜在的制度供给，进而产生制度创新。在此意义上，高校创新团队成长中的突出问题都可以归纳为制度非均衡范畴，当前，为了避免高校创新团队成长中的制度非均衡现象，可以从高校、团队带头人和成员三个方面考虑：首先，高校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包括为创新团队提供完整的信息平台、打破学科壁垒、从政策和制度上加以引导；其次，团队带头人要合理配置团队资源，注意提升团队凝聚力，培养团队成员合作意识，并注重团队成员知识结构的合理搭配；最后，团队成员应注意个人科研能力的提高，保持团队内部成员间的和谐关系。

如果说制度维度的分析是从高校与创新团队的关系、创新团队与成员的经济契约关系出发来探讨团队的成长机理，那么资源维度就是从团队成员以及团队的财力和物力资源等多个角度来阐述团队成长的资本，能力维度则是从团队内部的知识能力、绩效水平来对其成长机理进行分析。换言之，制度维度是将高校创新团队作为一个“管理单位”来分析其内部的非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资源维度是将团队作为一个“交易单位”来认识，暗含绩效最大化的假定；能力维度是将团队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从投入和产出来分析其成长机理。

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经济效应

通过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内部资源必然由团队成员共享，制度也将趋于完善，进而带来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各种经济效应。从微观上来讲，由于团队内部资源的共享性，使得团队的科研活动对其成员自身科研业务产生挤出效应。主要表现为团队在追求绩效水平提高的同时，团队成员亦在团队中利用现有资源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成员所独自承担的科研项目将受到时间、精力的限制而逐渐减少，在团队的不断成长过程中，这种挤出效应就越明显。

从宏观上来讲，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对社会尤其对高校的贡献往往具有乘数效应。一方面，团队内部所特有的知识资本、非正式制度等，形成了团队的学术氛围和竞争优势，在解决行业或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性的关键技术问题即重大问题时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实现共赢；另一方面，在团队内部，通过要素之间和成员学科构成之间的整合，其表现出来的竞争力不再是单个成员的竞争力，而是一种比所有单个成员竞争力简单叠加出来更加有优势的全新的团体竞争力，也是一种1+1>2的互补增值、效益最大化。通过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不仅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创新发展，更能够推进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提升高校综合竞争能力。

结语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将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过程纳入到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中。首先，从经济学视角给出了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概念，且对其成长的实质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整体上受制于实体价值和虚拟价值的相互作用，而成长的实质则是资源、能力和制度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从资源、能力和制度三个维度对高校创新团队的成长机理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在成长中所伴随的经济效应，为解决高校创新团队在成长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当然，从经济学对高校创新团队成长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如团队带头人与成员的“经济人”假设有何不同，其对团队可持续成长的影响力又怎样？高校创新团队与其他团队在成长机理方面有哪些区别？能力维度的研究还处于定性分析阶段，是否存在计量的尺度？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河海大学商学院；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和江苏省学生资助专项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132012、2014JSAIDC13）

【注释】

①“学重要讲话”，厦门网，2014年8月19日。

②吴方，张宝玲，王济干：“高校创新团队信任影响绩效过程模型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

③何铮，蔡兵，顾新：“高校创新团队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4期。

④[英]A.马歇尔：《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出版社，1983年，第325～326页。

⑤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

⑥戈立志，单承戈：“用科斯定理探讨研发团队的管理”，《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年第3期。

⑦Ancona D G， Galdwell D F. Demography and design： predictors of new product team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3）： 321-343.

篇7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007-04

一、问题的背景

2006年，世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其基本含义指：鲜有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人均产值达到3 000美元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竞争。统计研究发现，二战以来，有很多国家迅速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却少之又少：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东亚的日本、新加坡、韩国、西班牙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与之相反，拉美和中东地区，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 世纪70 年代后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直到2007 年，这些国家仍然徘徊在人均GDP3 000美元～5 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 100美元，按照世行标准，中国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离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11 906美元）还有很大差距。“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与政策层面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通涨比较严重、房价高企、贫富分化加剧、腐败多发、就业困难、极端事件和增多，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广泛的忧虑。尽管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但正确判断中国到底离“中等收入陷阱”有多远以及探索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仍然是一项既重大又紧迫的课题。而且由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普遍性，中国的跨越对于其他国家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相关理论综述

在理论层面，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主要沿着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从制度层面解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与解决机制；第二条主线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第三条主线则强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还是增长问题。

制度经济学家强调为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与攀升，是否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制度是成败的关键（Imbs et al. 2003）[1]。这即为制度约束、制度匹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将其界定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下时，则能够解释中等收入陷阱与制度演进问题（李月、周密2012）[2]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尤其是对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特别强调了高层次的制度发展以及适当的战略转换对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是否突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形成与新阶段相匹配的制度是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赶超策略持续性的关键（世界银行，2008）[3]。在中等收入水平，有些国家突破制度约束刚性，构建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因此其经济发展得以持续；另外一些国家则没有相应地调整制度，依然延续着低品质的制度，甚至选择了错误的制度，其经济发展则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以经济学家蔡昉为代表。蔡昉（2011）[4] 认为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但许多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收入分配政策及其作为结果的收入分配状况相关。收入分配恶化如果达到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水平不能继续提高。因此，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基本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蔡昉教授观察到：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收入分配普遍比较公平，公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分配高度不公。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解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认为后发国家通过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开始枯竭、各项成本攀升，而经济增长方式却没能及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也未随之有效提升。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一方面暂不具备高收入国家拓展生产前沿的能力，另一方面原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也难以为继，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高技术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世界银行，2007）[5] 。另外，由于这些国家未能实现需求结构从投资向消费转移，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持续动力。经验研究也发现，日本、韩国之所以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产业结构及时顺利地实现了高度化，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马晓河，2011）[6]。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一）理论框架与跨越路径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探讨与跨越路径选择大多依靠经验总结和国际比较的方式得出，整体看来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还是经济增长问题。单就经济增长模式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和配置效率四个组成部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停滞不前、过大或过小的规模不经济，特别是在中国尤其突出的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资源配置失效，都会使一国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的状态；从经济结构来看，由于要素市场扭曲和产品市场的不充分竞争，使得各种资源在产业间配置失效，产业结构难以实现科学合理的升级。当然，人力资源质量较低，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不足，都难以支撑一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阻碍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通过激励错失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通过降低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抑制了消费需求，使得消费需求不能取资成为拉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更严重时容易诱发社会动荡；从制度体系角度看，制度并不能凭空发挥作用，而是直接作用于微观主体，通过巨量微观主体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效率与质量。比如重要基础原材料的垄断定价制度通过扭曲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而导致资源错配、效益下降和产业结构异变。再如，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促使人们过度储蓄，经济增长难以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经济发展自然后劲不足，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厘清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经济结构转变和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理，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与此同时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也已跃然纸上：各种制度、技术、资源禀赋通过影响市场价格、个人和企业的收益等经济变量，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经营、研发行为与绩效以及个人的消费和投资等行为。巨量微观主体行为的集合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变，最终与“中等收入陷阱”相联系。根据图1，我们认为以下制度体系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直接和系统性的影响：（1）要素和产品市场体系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初次分配后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2）产权制度通过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回报，激励和企业规模决定等诸多方面影响经济结构与效率；（3）财税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与保障体系主要从再分配的角度调节社会各群体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富分化，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4）科技创新与教育体制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和人才的支撑。

（二）对策建议

以下就上面的路径分析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1.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证。

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使得改革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里的进度并不一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而且目前很多体制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互缠绕，如何厘清改革的思路，做好顶层设计和改革配套非常重要。

2.有效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政府应大幅度减少直接配置资源和控制市场运行的权力，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为市民提供最重要、最基本的非经营性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向民间资本开放更多的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放松对民间资本在诸多领域的准入限制，减少项目的审批。

进一步健全充分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加速完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有效激励两方面的主体作用。目前中国运用市场配置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程度依然较低，以低价获得这些资源的企业，会轻易地获取高额利润，其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却由全社会买单，而且大多数农民、市民的利益都被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很高的房地产价格严重剥夺。未来资源配置应更多地依靠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让要素价格回归市场理性[7]。向民营和三资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域，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盈利空间。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和去行政化，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三资企业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真正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提高各种类型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效率的整体提升。

3.严格控制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

高水平的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是企业在一段较长时期稳定盈利的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此必须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方面的先例是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出台了多项战略和配套政策措施实行转型，然而直到现在，台湾还是处于产业链的中端，长期成为国际知名企业代工的主力。在中国的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未得到质的飞跃之前，严格控制生产和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最近几年，中国稍微发达的地区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很快，主要原因在于住房和土地价格攀升对劳动力成本的倒逼机制以及金融垄断机制。因此，严格控制生产和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的具体着力点包括：一是严格控制房地产价格倒逼的成本上升。积极推进增量房产的物业税试点，同时加快推进和完善经适房、廉租房的社会住房保障体系，从供给数量和持有成本两方面切实控制房地产价格，打破房地产价格对劳动力成本的倒逼机制和引导资金从房地产投机领域向实体行业回流。二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鼓励非国有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利用更富弹性的利率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引导到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同时，辅以增值税转型等财政政策降低企业税负，切实减轻企业的成本压力。

4.促进产品和产业升级换代，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

一方面，针对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应继续做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档次和附加值。同时要大力发展新型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与制造业配套的相关服务产业等；另一方面，切实完善要素和产品市场机制建设，在目前人口红利逐渐耗尽、资源日趋紧张和需求下降的大环境下，驱动企业内生强大的创新动力，增加创新投入。 政府在人才吸引、科研合作和贷款担保或利率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促进企业发展从主要依靠廉价的资源到依靠技术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提高生产效益，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向精细化、高技术和高附加值发展，脱离“微笑曲线”最低端。

5.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其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一再表明，一个国家中产阶级比重，是实现从“投资型”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的关键。因此，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是扩大消费、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改变在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政府需要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的同时适当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机制，通过构建社会安全网，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再次，通过财政补助等方式继续推进国家扶贫战略，加大资金投入，促进贫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当然一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通过过度借债实现过高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为一国增加了沉重的包袱，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

6.进一步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和教育体制，鼓励自主创新

国家要加大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以及企业研发需求对科研机构的引导。同时，严格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自主创新的收益提供制度保证。

增加教育投入，特别是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的投入。同时要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产业工人。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的体制和培养模式，鼓励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构建多层次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 J.Imbs，R.Wacziarg.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1）.

[2] 李月，周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文献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9）.

[3] World Bank.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R].Washington，2008.

[4]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5] World Bank.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Update[M].Washington，2007.

篇8

关键词：职能专业化；分工；企业家职能；控制权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053-02

奈特曾指出，“在成功指导工作所需的知识和判断的类型与数量上，以及在适应日常经营的能力和偏好的类型上，不同工作之间是有差别的。生产团体或生产实体现在争相获取管理能力和管理技巧，最终结果自然是人事上的大规模的不断调整”（奈特，1921）。最终的调整将使各个生产者所处的岗位能最有效地发挥他在这两项特征组合上的特殊优势。更重要的变化是生产团体本身的专业化趋势——找到最具有所需类型管理才能的人，让他们负责团队的运转，并使其他成员的活动服从他们的指导和控制。有一点无须明确谈及，那就是企业的组织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有能力以一种一般方式指导其他人日常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还必须考虑到的是，人们在有效控制他人的能力和决定应该做什么的智力上存在差异。另外，在对自己的判断和权力的自信程度上，以及根据个人主见进行行动、“冒风险”的倾向上，人类所表现出的多样性也在起作用（奈特，1921）。

一、职能专业化分工与企业家职能的分离

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马指出，在被称为企业的契约集合里，管理与承担风险两种职能应该作为分离的要素来对待。“企业的股东拥有对自己财务资本的完全产权和控制权，他们通过股票的买卖行使其产权；经理拥有对自己管理知识的完全产权和支配权，他们在高级劳务市场上买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股份公司并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是财务资本和经理知识能力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合约”（Stigle and Friedman，1983）。

首先，应当把经营和承担风险看作是分离的生产要素。经营是一种劳动。其特殊作用是，协调投入的活动，贯彻投入要素间达成的契约，并且以“决策”为所有这一切的特征。风险承担者的作用在于，接受不确定性和每期末可能出现的总收支逆差。假定企业租赁所有其他生产要素，期初缔约，期末算清，这就很容易理解。但通常，风险承担者需要事先提供财富，如垫付资金购买资本品，以保证契约的实施。因此，承担风险的职能和资本与技术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因此，法马坚决主张摒弃两个传统观念：一是企业由证券持有者拥有的观念，理由是资本所有权不应与企业所有权混为一谈，企业的每一生产要素都为个人所有，企业只是组织投入——产出和收入分配过程的契约集合。因此，企业所有权是个不重要的概念，控制企业决策并不定是证券持有者的天职。二是企业家的传统概念，理由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不一定合二而一。

其次，资本所有者与专职经营者所具有的能力和工作目标是不同的。资本所有者的目标是通过投资资本而获利，与此相对应，资本所有者更需要具备投资分析和投机预测的能力，这种能力最好是在资本市场上得到实现；而经营者更需要的是企业家能力，这种能力最好是在对企业的经营中得到实现。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多少企业家能力的资本所有者，只有在资本市场上才能寻找到更多的获利机会，体现自己的价值以满足自己的目标；而具有企业家能力的经营者，只有在对企业的经营中才能取得更多的获利机会，以体现自己作为企业家的价值。如果反过来，让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经营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让经营者在资本市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么结果必然是双方的获利能力都降低。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因此，只有实现企业家能力的专业化分工，资本所有者和专职经营者才能获得各自的“租金”，以满足各自的获利目标或偏好。

最后，应该看到，每一种要素都有它自己的市场来向它们提供各种机会和增进绩效的动力。资本市场是现代公司中的风险承担者买卖其服务的市场，使之能以相对低的交易费用在企业流动，并能通过分散投资来预防个别企业失败造成的后果。证券组合理论告诉投资者不要把财富集中在个别企业，否则会对监督企业活动的细节失去兴趣。因此，承担风险的最佳方案隐含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此外，经理市场则根据经营者以前执行契约和管理企业的成败优劣，标明他们（租赁给企业）的价格。值得留意的是，有效的资本市场提供的关于企业证券价值的信号，对于经理市场评价经营者价值具有间接但却重要的意义。

二、企业家职能的分工发展过程

从历史来看，企业将协调和决策活动专业化有一个发展过程。对于人类早期生产组织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过人的胆识加彪悍的劳动力是成为生产组织首领的关键。其特点是，近似单一的人力资本构成生产组织的权威。当人类早期的生产组织沿着分工深化的逻辑转变为手工作坊时，手工作坊主则成为集生产技能、经营决策、劳动及资本要素为一体的经济人。由于是小本经营，此时的资本要素与生产技能、经营等要素相比，其稀缺程度并不明显，加之手工作坊主是集多种要素所有者为一身，不存在企业所有权分享的问题，使得经济学家们往往忽略了对手工作坊式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的关注。

在市场经济发展或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企业家能力的专业化分工尚未出现，往往由资本所有者同时担当许多职能，包括提供资本的资本所有者职能、经营资本的资本投资者职能、从事企业经营的经营者职能、从事企业日常管理的管理者职能以及从事一定生产活动的生产者职能等等。古典企业的基本结构是所有者即为企业的管理者，所有者集协调职能和决策职能于一身，因此，古典企业仅仅实现了操作活动同协调决策活动的分离。

但是，随着市场的扩大和新技术的发明，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对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需要，钱德勒所论述的多单位、层级制的现代工商企业逐步取代了古典企业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活动对企业家能力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这时就要求这些职能在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工，从而享受到专业化和分工所带来的好处，以适应市场环境和企业发展的需要。这样，企业家职能也就从诸多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专业化分工的一个结果。至于其他的职能，则已经分别由新的分工角色所承担。

从企业家能力的专业化中分离出来的经营者，由于拥有从事企业经营和管理活动的专门知识，现在变成了专门从事经营和管理活动的职业经营者，企业的经营也就变成了独立的职业。而原来的资本所有者，由于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一无所知，他们只有让出企业的经营控制权，退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领域，从而变成了在资本市场上从事投资和投机活动的“职业性”的剩余索取者。

由此可见，企业对企业家能力的要求和企业家能力的专业化分工的出现，是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发生转移的直接原因。随着控制权的转移，企业的产权结构就进行了重新安排。现在，专职经营者拥有了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和部分企业所有权，而出资者拥有其对企业相应所有权。通常我们所说的法人财产权和出资者所有权的分离，就是源于企业家能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所导致的企业产权结构的重新调整。也就是说，剩余控制权只有按分工演进的内在要求配置在具备比较优势特别是内生比较优势的生产者手中，才能使分工生产的经济效率达到最大。所以分工生产的剩余控制权配置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核心。

参考文献：

[1]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重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

[2] 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王铁生，葛立成，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译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 詹森，麦克林.专门知识、一般知识与组织结构.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 钱颖一.企业理论[G]//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1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 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 伯利·米恩斯.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 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企业的经济性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篇9

关键词：资本成本　债务成本　市场交易成本　所有权成本

一、对资本与成本范畴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义资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义好“资本”与“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基于经济学中“资本”与“资产”不分，我认为，会计学中“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就是资本的定义。一个佐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资本的定义。他认为：资产是可用的经济资源；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着“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资产须经交易而转手（资产转让），才能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变为资本；所以，资本是构成独立的未来收入流的资产，即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1）。

会计学中的“资本”一般是指“资产（资金）的来源”，按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来解释，“资本”即指“负债+所有者权益”。我认为，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中的“资本”应作会计学上的解释。

张五常（2000）认为，“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可见，经济学家是把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的。汪丁丁（1996）进一步认为，机会成本的两个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选择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们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作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选择，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独立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客观价值”基础上的成本。据此，在经济学家看来，沉没成本、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财务理论中，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应是可取的。还要注意的是，选择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成本也是未来成本，而且必须弄清楚谁将承担成本。公司财务中的筹资、投资等财务决策正是面向未来的，作为财务决策标准的“资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来，所以用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来理解“资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资本成本的定义与计量

（一）资本成本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在公司财务中，资本成本的一般定义为：公司筹集和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个“代价”应以“机会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担资本成本的主体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资本成本是特定企业筹集和使用资本应承担的机会成本。

根据上述定义，资本成本由两部分构成：（1）筹资费用，指在筹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属于市场交易成本；（2）用资费用，指在使用资本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后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②以发红或股利（股息）（投资报酬率）形式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进一步，资本成本的静态（不考虑时间价值）表现形式有：（1）绝对数，即“资本成本额=筹资费用+用资费用”；（2）相对数，即“资本成本率（k）=年平均资本成本额/筹资总额”。实务中则常用“资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资费用/（筹资总额-筹资费用）”。通常，用到“资本成本”时，即指“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有四层含义：（1）个别资本成本，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下的资本成本。（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综合资本成本或总资本成本），即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3）个别边际资本成本（mcc），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它有三种定义方法：①数学上的定义。若y=f（x）[y：个别资本成本；x：筹资量]，则mcc=dy/dx.②经济学上的定义。x=1时的y（因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而增加的资本成本），即为mcc.③财务管理实务上的定义。企业新筹资本的个别资本成本，即为mcc.这个定义的误差大，但实用。（4）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它是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

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而且并不严格区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与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笼统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二）资本成本概念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资本成本是比较筹资方式、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依据。个别资本成本是比较各种筹资方式优劣的一个尺度（但不是选择筹资方式的唯一依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基本依据；个别、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是比较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重要依据。

2、资本成本是评价投资项目、比较投资方案和追加投资决策的主要经济（财务）标准。人们通常将资本成本视为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 rate），即视为投资项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还作为比较选择投资方案的主要标准。

3、资本成本作为资本化率，是运用贴现的现金流量方法进行价值评估（财务估价）的关键因素（变量）。

4、资本成本还可作为衡量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的基准。近年来，在对公司的绩效进行财务衡量时，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剩余利润（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eva）或调整的经济增加值等指标。这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上述指标中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之一。

（三）资本成本的计量

要发挥好“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公司的财务决策与绩效解释的功能，如何准确计量（也许用“预测”更恰当，因为要计量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徒劳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所罗门的“现代公式”（2）。所罗门于1963年出版的《财务管理理论》认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促使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价值与企业当前价值相等的折现率”。据此，所罗门建立了一个被学术界称为“现代公式”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k）”计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为企业预期未来净营业收入；k为债务资本成本d为债务的市场价值，s为（所有者）权益价值；v为企业价值（v=s+）；t为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率。

阿迪提（1973）认为，“现代公式”所隐含的下列假设以成立：①预计企业将有永续固定的盈利（为了运用永续年金值公式）；②企业盈利等于预期未来净营业入。

我认为，“现代公式”还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推导的问题。所罗门的推导起点是“k=x（1-t）/v”，然后将“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现公式”。问题是，x≠（x-kd）（s/v）+k d（d/v）。理由如下：x=xkd+kd=[（x-k d）+kd]（v/v）=[（x-k d）+kd][（s+d）/v]（x-k 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财务估价中，人们本来是要利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估计（预测）适当的折现率，以便评估企业价值。而“代公式”不过是这一过程的逆运算（有“循环论证”之嫌），试问：“企业价值”又如何确定？用折现现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确定的“企业价值”代人“现代公式”，反求“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能保证与折现现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恐怕是“现代公式”无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种计量“行业平均资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为企业权益资本成本；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d/da为企业负债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归而得：

（v-td）/a=■+■/a+■+■（a/a）+u/a

式中，v为企业当前市场总价值；d为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a为企业总资产的账面价值；a为资产的变动量；x为企业预期息税前收益；u为随机干扰项；■为常数项；■为规模系数；■为预期收益系；■为增长系数。

笔者发，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问题：①mm方法不是对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虽然它对个别企业的财务决策有参考作用，毕竟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难以从mm方法发展出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公式；③c=f（k，dd/da），而与负债资本成本本无关，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弃了“加权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与实践（税法）不符，改“（x-i）（i-t）”才对（i表示因负债而发生的利息费用），与因变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业资产收益率，用来作为k替代，显得很牵强；⑦寻找v的替代变量（计量方法）成为成功运mm方法的关键，而对v的计量本来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确，也只能求得历史（过去）的资本成本，但这与资本成本的定义相。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线性的延伸，因此经验估计的结果对来的指导作用要大打折扣。

国内，沈艺峰（1999）、王宁（2002）运用mm方法检验了“股权成本高债务成本”理论的正确性。裴平（2001）用自己构建的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行了计量，但与前两位的结论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结果支持裴平的结论。他们的相互矛盾的结果难以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财教科书方法。几乎在所有财务管理教科书中，多是先求出个别本成本，再以财务结构（各种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作为权数，用统计学上的加权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笔者把这种方法叫做“财务教科书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论文《资本成本会计》，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既然大量财务管理教科书财务学者采用上述方法，笔者认为必有一定道理。

纵观个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无不是利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而求的。这说明资本成本是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财务教科书方法”还有一大优势是，它能求出个别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可直接用于财务决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简单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观判断就准确的计量出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方法，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这种方法（作者注：也永远也找不到）。这就要求公司必须根据其自身所面临的各种经环境，对各种计量方法的实用价值进行判断，从而，选择出在现有的情况下相对合理的计量方法。”（1997）笔者以为这种概括深“机会成本”概念的真谛。据此，可以预见，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构建与选择不能偏离“机会成本”概念，否则，都将难免犯错误。

三、对“资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创新

将“资成本”理解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分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是“还原”，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还为债务成本和（所有者）权益成本。进一步，将债务成本分拆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债券成本、长期借款成本、长期债券成本等，将权益成本分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拆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因为财务决策需要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此，我们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分拆为“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开拓现代财务理论的创新空间。

1、债务成本。公司因债务而导致的未来现金流出一般是预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预测难题，所以债务成本的计量相对容易做到。不过，因公司一般有多种债务，所以债务成本也应是一个加权平均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债务可以增加税盾（taxshield）效应，降低成本（信号传递效应），但债务成本本身却会因此增加（债权人将要求更多的风险报酬，破产成本也会增加），那么债务成本与成本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有何影响？此外，金融市场是如何影响债务成本的？在公司重组（如债务重组）时，降低财务杠杆，随之降低债务成本，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效率），资本市场又作什么反应？

2、市场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学者们的注释与发挥，更使人坠入云里雾里。为此，我们尝试作一粗浅的梳理。

张五常（2000）认为：“必须把‘交易成本’定义为所有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评：“这个定义显然不是构建性的。因为它只能说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说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学派把交易成本按照发生的时间分成两类：（1）事前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前，包括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等等的费用；（2）事后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后的执行契约的成本，包括监督、惩罚、奖励、怠工等等行为造成的费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约成本（尤金。法马，1990）。

在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2）人的保证支出；（3）剩余损失。

张五常曾经提出，“交易成本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这个观点，并给出了如下定义：制度成本是选择制度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是那些没有得到实现但经由参与博弈者的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均衡价值。他还分析了这样的定义无法回避的四个困难：（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组织分工所花费的机会成本。然而这群人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来组织分工并协调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自我约束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等等，其“成本”是无法定义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从生产的“技术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分离出来。（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不确定性。于是，当事人不可能确定他的每一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两个以上人的行动，所以必定是博弈行为。改变交易成本就意味着博弈的人“选择”从一个均衡跳到另一个均衡。但是，这种跳跃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就连博弈学家也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计量交易成本是困难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影响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个因素（交易维度）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而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在《企业所有权论》中则认为下列因素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单纯的市场支配力、置后的市场支配力（锁定，lock in）、长期合作的交易风险、信息不对称、策略性的讨价还价、客户偏好的信息传递、客户的不同偏好的妥协和协调、异化（alienation）。谁来承担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业所有人、企业客户、其他生产要素的供应方将分担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谁的头上是由企业涉足的其他市场的性质来决定。无论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总是存在着一种动力或利益驱动推动企业以重组的方式采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所有权形式，以尽可能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可见，要对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财务理论中，笔者以为至少还要解决如下问题：（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义及其构成；（2）交易成本与成本、契约成本之间的关系；（3）不应将交易成本等价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种交易成本的承担者；（5）哪些具体的交易成本才可以进入公司财务理论视野，即将宏观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微观化（深入公司层次）；（6）公司资本成本中，哪些属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问题难度很大，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选择是进行简化处理：将公司资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为显性的交易成本和隐性的交易成本。显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筹资费用”，即企业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至于隐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计量的困难，我们暂时不作考虑，有待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解决。但在决策时，我们必须定性地考虑诸如隐性的成本、破产成本、寻租成本等的影响。

经过简化处理后，还必须明确一点：计算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成本时，就不要重复计算显性的交易成本——“筹资费用”了，必须将交易成本从原来的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权益成本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考虑。单独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意义在于，将促使公司财务管理关注其外部市场环境，从而更加重视对理财环境的研究，以便在筹资时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3、所有权成本。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所有权”概念在法律上比较明确。按照钱颖一（1989）的理解，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有三种常见的含义：（1）对财产资本回收的权利，这是“产权学派”的定义；（2）对实物财产的控制权利，这是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义；（3）资本回收和控制权利。现在，一般取第三种含义，并表述为：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和收益的索取权，而且收益权（而非控制权）是所有权的本质（李笠农，2001；殷召良，2001）。这时，企业所有权事实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着。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企业所有权被严格定义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谢德仁，2001）。亨利。汉斯曼在《企业所有权论》（中译本）中写道，企业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两项名义权利的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权。由此可见，企业所有权不是企业的所有权，而是指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所有权。

亨利。汉斯曼进一步提出了“所有权成本”概念：企业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这些成本可大致分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前两种是与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这一权能相关的，第三种则是直接与剩余收益的索取相关。具体而言：（1）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其实就是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企业所有者为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付出的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间交换意见和作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和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2）集体决策成本是指当多个人共同分享一个企业的所有权时，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可能会不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他们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集体选择机制（如表决）。当所有者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分歧时，这种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成本，即“集体决策的成本”，包括因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和决策过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权的第二种权能——剩余收益索取权也涉及很多成本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成本。因为这些风险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剩余收益中。

笔者认为，所有权成本是企业所有者获取和维护所有权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同样用“机会成本”计量，而且由企业所有者承担。不过，这种所有权成本最终将在企业得到补偿——企业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除非企业失败）。因此，转换一下，可以认为，所有权成本即财务管理中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从而使所有权成本回归“资本成本”的逻辑体系。“（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可定义为企业支付给权益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报酬，投资报酬又可分解为无风险报酬和风险报酬。这里，大致可以这样理解：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对应“无风险报酬”，风险承担的成本则正好对应“风险报酬”。在财务理论中，“风险报酬”、“无风险报酬”均可以单独计量，只是要将“无风险报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并进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的具体成本项目，这个计量就困难了。

将“（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分类，将有助于改进财务决策理论，使决策分析深入“分子”层次，考虑问题将更周全，并提高决策效率。为了区别传统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的分类（如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将“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总称为“所有权成本”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定义。

“所有权成本”概念还将企业与其所有者联结在一起，必将拓宽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视野。公司财务管理应该为降低所有权成本作出贡献。同时“所有权成本”概念为论证“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了支持，或者说，公司价值最大化也是为了“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了改善公司绩效，我们必须重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公司控制权市场对所有权成本的影响，理论上值得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1、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企业所有权论》（于静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路易斯。普特曼（louis putterman）、兰德尔。克罗茨纳（randalls.kroszner）：《企业的经济性质》（孙经伟 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沈艺峰、田静：《中国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定量研究》，载于《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载于《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a.a.阿尔钦h.登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迈克尔。詹森威廉。梅克林（1976）：《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载于陈郁编《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尤金。法马（1990）：《契约成本与融资决策》，载于陈郁编《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钱颖一：《企业理论》，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3、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 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4、王宁：《企业融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裴平：《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胡玉明：《论资本成本会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17、李笠农：《探寻新的模式——从所有权到国有资本经营体制的创新》，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殷召良：《公司控制权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9、刘芍佳、从树海：《创值论及其对企业绩效的评估》，《经济研究》2002年第7期。

20、孙铮、吴茜：《经济增加值：盛誉下的思考》，《会计研究》2003年第3期。

21、魏明海：《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会计研究》2003年第2期。

注释：

篇10

关键词：（中）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职业分层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89-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7-02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11&ZD036）。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王超恩（1990-），湖南邵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是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其他行业的迁移行为，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1]。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不仅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其自身而言，职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职业流动还是他们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途径。由此，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该群体的职业构成变化和代际更替及其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农民工现象出现不久的20世纪90年代，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而现在其职业事实上已涵盖了从低技能的普通工人和服务员、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再到私营企业主的各种类型。有研究表明，约3成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表现出“去体力化”和“去农民工化”特征，因此，其统一的身份类属已难掩盖群体内部业已出现分化的事实[2]。可以说，这种职业分化的出现恰恰是其不断的职业选择和流动的结果。而仍处于底层的农民工显然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借助职业流动来实现。正如“空位竞争模型”理论所指出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职业层次）决定的，个体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竞争进入那些职业层次较高的岗位，因而劳动者的职业层次会对其职业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3]。农民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4]，这种代际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过程。虽然两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都较强，但近些年不少调查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为频繁。

当前不少企业、工厂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存在密切关联。因此，研究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点以及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其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研究结果对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和用工单位如何制定有效的招工和用工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企业和工厂如想成功地吸引优秀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便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他们职业流动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新特征和新诉求。而从宏观上来说，如何有效引导并向农民工提供合理的职业流动途径与方式，显然既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之举。本文基于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试图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视角考察影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决定因素。

一级标题二、文献回顾、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级标题1文献回顾

由于诸多原因，农民工经常不得不变换工作岗位、类型、行业甚至就业的城市。对此，制度解释是一个重要方面。李培林等人指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就业与生存的困境，体制因素是致使农民工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重要原因[5]。张春泥的研究同样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行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但户籍制度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其职业的稳定性[6]。宏观的制度视角有助于解释农民工整体的职业流动现象，但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职业流动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家庭责任感、工作环境和职业病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农民工变换工作的原因。

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个人的迁移是由于个人为了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但新迁移经济学强调了家庭作为流动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成员往往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外出或者是流动的决策 [7]。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有望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回流和迁移的动因提供新的解释。石智雷和杨云彦从家庭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了家庭的各种资本条件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复杂影响[8]。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外出之前已经结婚，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进城打工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稳定的工资收入来实现家庭预期收入的最大化，所以结婚状态会导致流动性减弱。有研究发现，结婚显著地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概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概率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高，这主要是因为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家庭的负担，受羁绊小[9]。家庭责任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家庭责任除了婚姻状况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家庭的子女数量，后者同样可能成为农民工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较早便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就业方面上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特征，表现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能力低[10]，而这些特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黄祖辉等人验证了两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11]。白南生等人的研究发现，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和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12]。代际差异究竟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表现出怎样的不同，事实上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虽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职业分层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ed labor market）视角的不少研究却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以及劳动者特征对就业的重要影响[13]。不少研究者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具体操作上往往以劳动者性别作区分[14]，也有研究将职业威望和职权作为区分的方法[15]。在国内的研究中，吴愈晓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分处初级和次级这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是后者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对于前者，职业流动对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16]。这一结论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民工群体是否适用，仍有待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一致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是普遍现象，且这种分割会对人们的职业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职业分层。职业分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便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二级标题2研究思路与方法

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关注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及其流动途径和方式，运用的是Logit模型，而本文关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并首次将劳动者的代际差异、职业层次、人力资本因素和职业流动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检验。因此，研究将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Logit模型分析其职业流动的概率。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1～2月组织的全国性调查“农村籍进城工作/创业人员调查”。

调查方法是由来自武汉四所重点大学社会学系、受过训练的农村户籍约4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利用春节期间在其家乡向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发放问卷。本次调查覆盖全国26个省市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0份，有效率为871%。调查样本中，农民工输出大省所占比例较高，且大体符合农民工来源地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在剔除没回答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选项的样本后，最终得到3025份问卷。按照学术界对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普遍做法，我们以1980年作为时间分割点，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将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样本中第一代农民工1122份，新生代农民工1903份，分别占总体的3709%和6291%。样本中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17岁，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289岁，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57岁。

职业分层是我们考察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的重要维度。鉴于农民工职业的复杂特征，我们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处理方法来考察农民工的职业类别与职业分层，即基于职业声望、待遇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将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划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不同层级，如表1所示。本文主要自变量的设置与解释如表2所示。

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次）

一级标题三、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基本状况及特征

从数据结果来看，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是农民工职业和工作的显著特征。近三年（2009～2011年）约有5167%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即有过职业流动经历。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平均换过252份工作，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性总体而言比较强。表3对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情况作了对比。

结果显示，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年龄远远大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表明职业流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加频繁。从流动次数来看，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为090次，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次数则高达151次。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难以安分守己地从事工作和满足于现状，流动性更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43%，比第一代农民工的签约比例（约30%）要高，但劳动合同签约率高并不意味着职业流动性低。首先，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7%，第一代只有13%。两代农民工即使签有劳动合同，也多为短期合同。其次，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更多地在一些非正式、不规范的低端或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加上该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家庭负担较重、自身诉求不高等特性，决定了其职业流动性反而要更弱。

调查结果还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存在相关关系。被调查对象大部分是初

中和高中文化，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12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也没有达到12年。在技术职称方面，农民工普遍有技术但没有技术证书，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职称方面的人力资本程度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相比，两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只是略高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但在技术职称方面则出现相反的情形，即技术职称越高的农民工，其职业流动性越低。

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结构状况也对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在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者的比例为63%，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都已结婚。从表3中可以看出，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已婚率明显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在家庭劳动力数量方面，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家庭劳动力数量略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负担越小有关。在子女的数量方面，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远远低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对此我们分析，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处于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频繁换工作会造成收入不稳定，进而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工，他们换工作的频率会大大降低。

我们还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流动动机，试图从动机角度来考察其职业流动的原因，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其职业流动最主要和最原始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寻求货币收入的提高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调查结果也显示，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但第一代农民工追求高收入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婚，家庭责任较重有关。而对工作安全方面的考虑，两代农民工无显著性差异。其他五项充分体现了两代农民工流动动机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在收入提高和工作安全之外更追求离家比较近的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考虑更多的是有发展空间、能锻炼人、学到工作本领。而且在满足个人工作兴趣的流动动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满足于货币收入的提高，他们还在发展机会和个人理想上有诉求，这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愿望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

从职业分层方面来看，两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别都以低端职业为主，但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一代农民工中有7677%的人分布在低端职业，而新生农民工这一比例只有599%，远远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从事中端职业的比例上，新生代农民工又比第一代农民工高约14%，这表明新生代农民的职业层次要明显优于第一代农民工。表4显示，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动机在追求货币收入增长方面远远高于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而在寻求职业发展空间方面却远低于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总之，农民工所处的职业层次对其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货币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尤其看重货币收入的提高，而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可能收入相对不错，因而更加注重职业的发展空间，更加注重向上流动的机会。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频繁，但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倒U型，如表5所示，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然后该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

二级标题1计量模型

在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中，如果研究者试图对某一现象进行实证检验，那么回归模型是最基本的工具，回归模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因变量的类型。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变量常常只能取非负整数，也就是一个计数类型的变量，表示一定时期内事件的发生次数，一定时期内的职业流动次数、看病次数、专利个数，都是某种事件的发生数。由于计数不是连续的，并且分布又呈现明显的偏态，从1980年开始，在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专门用于计数变量分析的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国内被普遍运用于流行病学领域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介绍和实际应用还很少，而国外运用的则较早较广，艾米莉（Amelie） 在2003年就运用计数模型分析了德国劳动力迁移的问题[17]。泊松模型要求因变量均值与方差相等，这个特征可能与实际数据不符，因此，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实际中运用更广泛。鉴于因变量是农民工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且只能取非负整数，本文将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分析。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负就表示相对参照组而言，此变量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次数有负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低。反之，回归系数为正则表示该变量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有正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高。

二级标题2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表6汇报的分别是负二项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估计。对Logit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概率的影响，因变量采用的是近三年农民工是否发生过职业流动。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差异不大，表明模型估计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估计的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积累、家庭状况和工作条件对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他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相当显著。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换工作的数次要高于女性农民工，这可能与不同性别的性格差异有关。一般来说，女性更倾向于回报率一般但稳定的工作，而男性更倾向于回报率高但有一定风险的工作。根据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结果分析，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整体不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这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次数呈现倒U型的流动趋势，表现在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活跃，即农民工在职业发展的初期流动频率逐步上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的成本日益增大，流动次数便会下降。

表6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来自技术职称的提高。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这可能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有关。这一结论与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不谋而合，他们的研究表明影响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方面[18]。进入21世纪以来，工作岗位越来越要求求职者有着较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劳动程序也越来越规范化。农民工的技术职称越高，福利待遇等也就越好，就业越具有稳定性，职业流动的次数也就越少。

家庭特征方面只有部分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家庭子女数量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影响不显著，但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是显著的。这充分体现了家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已婚农民工的就业更具有稳定性。为了避免与爱人的分离，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稳定工作，不会轻易变换工作。

职业层次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较难进入高收入职业是农民工未能提高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19]，但农民工并没有放弃基于职业流动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努力。表6的估计结果表明，从事中端职业的农民工的流动次数更多，而高端职业和低端职业的农民工流动次数相对低一些，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现象。一方面，从事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已经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各项优势，获得了相对满意的稳定工作，而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过低，很难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因此，这两类人的职业流动次数较少。另一方面，处在中端职业的农民工不得不多次流动以争取实现其向上流动的目的。

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与其工作环境也有密切关系。我们选取了工作时间和农民工与用工单位合同的签订方式作为衡量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指标。工作时间长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工作强度，工作强度越大，农民工的压力也就越大，也就更倾向于换工作。但模型估计的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大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都在合理承受范围之内。而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合同期限越长，流动性越低，工作越稳定。

一级标题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现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就业，他们频繁地变换工作，就是为了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有重要的作用。但劳动力的过度流动不仅会对其自身发展不利，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也会造成不良后果。给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管理服务工作，有必要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基本了解和科学判断。本文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职业分层与职业流动放在同一框架下予以考察。实证分析表明，代际和职业层次的不同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动机和频率，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职称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企业和工厂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留住技术型农民工；二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轨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较第一代农民工更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三是中端职业层次的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这可能与其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愿望最强有关。因此，有必要结合其职业流动的特点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工政策。本项研究形成的观点和结论对政策制定具有以下启示。

首先，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职业技术的提高。因此，政府有必要创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当前，尽管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教育部、农业部等都从部门职能角度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培训任务，但最后结果是，不仅各部门的培训流于形式、针对性不强且培训内容雷同，而且农民工的实际参与度并不高。本次调查便发现，工作单位组织的职业培训仍然是最主要的形式，占393%，其次是传统的学徒形式（259%）和市场化培训（215%），政府组织的培训只占66%。可见政府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收效甚微。因此，政府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训经费的投入、培训的有效组织、指导和监督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体现针对性和实用性，大力扶持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培训，吸引民间资本投向农民工职业培训，积极探索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应当整合各种资源，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农村科技教育等各类教育在资金、师资、教材、场地等方面的资源，做到统筹安排、共享利用。而对于企业和工厂而言，也有必要创造更多能让农民工学习和积累职业技术的工作机会和岗位，以进一步提高其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其次，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重且家庭责任意识强，已婚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明显降低，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影响显著。因此，加强和改进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必须密切关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达到适婚年龄，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尚未结婚。政府要鼓励农民工的就业单位多开展未婚职工联谊会，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可能产生的孤独感，同时鼓励农民工就业单位对两地分居的夫妻多给予人文关怀，借此促进农民工的稳定就业。

最后，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职业发展，目前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最为强烈。政府要尽可能多帮扶处于这个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他们获得更稳定、更高层次的工作创造机会和条件。譬如，广东省针对农民工的积分制入户政策便对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极具吸引力，自从实施以来业已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该政策对降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具有重要参照价值，对于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而言，值得在总结和完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对于有条件和能力定居城市的农民工，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人才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将农民工在城市的连续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收入等情况以分值的形式进行量化、累计，根据积分层次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务，直至落户成为市民，与本市居民享受平等待遇。此外，劳动合同的签订和期限长短对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基础。因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鼓励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签订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使农民工能够稳定就业，最终使有能力且有意愿在城市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市民化过程。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 World Bank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R]No 31973，2005

[2] David， B G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1：438- 446

[3] 符平，唐有财，江立华农民工的职业分割与向上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12，（6）

[4] 符平，唐有财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12）

[5] 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J]社会学研究，2007，（3）

[6] 张春泥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J]社会，2011，（6）

[7] 洪小良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7，（6）

[8] 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社会学研究，2012，（5）

[9] 夏显力，张华，郝晶辉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0] 何磊中国新生代民工透视， 专家忧集体情绪仇恨城市[N]中国青年报， 2005- 07- 11（5）

[11] 黄祖辉，刘雅萍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8，（10）

[12] 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7）

[13] 麦克纳勃·瑞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M]// 桑普斯福特·桑纳托斯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185-218

[14] Diganta Mukherjee On a Symmetric Measure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2，（1）

[15] Matt， LH and NC Philip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the Gender Gap in Workplace Authority： National Versus Local Labor Markets [J] Sociological Forum，2004，（3）

[16] 吴愈晓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1，（1）

[17] Amelie， C and F Z Klaus Circular Movements and Time away from the Host Country[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Working Paper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