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合同纠纷，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对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合同法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对违约责任的认定，在严格责任原则下，应考虑违约的结果是否因违约方的行为造成，而不考虑违约方有无过失。当然，如果证明违约行为与违约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或者是违约方具备免责事由，则仍可不承担或者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其责任。而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只有在不能证明其对违约行为无过错的情况下，即在其有故意和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

还要注意的是，合同法对某些合同违约的特殊情况，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严格责任原则的例外或者补充规定。例如，合同法第374条关于保管合同的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里只有在保管是无偿的特殊情况下，才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因为无偿的保管是只尽义务，未获得相应利益，按照公平原则，只有在其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否则，一般不应承担责任。

2.关于违约金与定金条款能否同时适用。我国《合同法》第116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违约金与定金能否同时适用，我国学界见解不一，《合同法》第116条明确规定由非违约方选择其一适用，否定了违约金与定金的同时适用。我们认为，这一规定显然是想通过禁止并罚来限制违约方的责任，以免使之过重（与非违约方所遭受的损失相比）。否则是显失公平的，违反公平原则。从这一点来说，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这条规定未免过于绝对化，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一种是合同中既约定违约金条款，又约定违约定金条款的，但这两种责任是针对不同的违约行为而适用，对此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允许违约金和定金并用。一种是合同中约定了违约定金责任，并约定违约金条款，但违约金的数额正好等于或小于违约方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即违约金只具有补偿性，而不具有惩罚性。由于违约金和定金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时就应当允许并用。

总之，定金与违约金能否并罚，主要是一个合同解释的问题,即要探究定金及违约金的性质予以决定；另外，考虑到我国合同法上的违约金基本上是作为赔偿损失额的预定而存在的，因而当定金与违约金并罚导致数额不合理过高时，可以减少并罚的数额。

3.关于违约金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对违约的一种重要的救济方法。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违约金作为一种违约的补救方式，在违约金的性质体现赔偿性的情况下，违约金被视为损害赔偿额的预定，这种违约金旨在补偿债权人因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因而可以代替损害赔偿，在违约方支付了违约金之后，债权人不得另行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尽管突出了违约金的赔偿性，但还是有着与损害赔偿不同的特点。

当事人在没有事先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债权人对债务人违约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时，必须承担诉讼程序上举证责任证明确有损害发生的事实，并须证明损失的多少，才能要求债务人给予赔偿。这种举证有时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容易引起纠纷。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预先将损害赔偿予以约定，作为违约时应支付的违约金，则只要发生违约的事实，债权人就可以请求约定的违约金，而不必证明损害之发生及损害金额之多寡，手续比较简便。

所以违约金与损害赔偿相比，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违约金的支付避免了损害赔偿方式适用中常常遇到的遵守合同一方当事人在计算损失的范围和举证方面的困难。如果违约的一方当事人认为违约金的数额过分高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主张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给予适当减少时，违约方应承担举证责任。从而可以有力地保护遵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较好的实现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如果约定的违约金高于但并非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的，则当事人不得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减少。而且在就迟延履行约定了违约金的情况下，违约方支付违约金之后，还应当继续履行债务。违约金这一在个别情况下的惩罚性特征，也体现了合同法鼓励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尽量约定违约金这一重要而又有效的违约责任形式。

二、关于确认合同效力的法律适用

1.确认合同的效力是仲裁庭的法定职权与职责。我国《仲裁法》第10条第2款规定：“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仲裁合同纠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认合同的效力。仲裁庭要审查合同是否已经成立，已经成立的合同是有效合同还是无效合同，有效合同是否已经生效。因为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和法律后果是不同的。经过审查，如确认合同有效，该合同所约定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受法律保护，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就应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为基础。如确认合同无效，则该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就不应依据该无效合同来判断是非和责任，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去处理。由于无效合同的违法性，无效合同是当然无效，它无须经当事人主张无效，仲裁庭应当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依法确认合同无效。它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不同。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合同，必须有当事人一方提出主张和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才可以变更或者撤销，并且，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2.关于合同生效的法律适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法区分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概念。但上述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自批准、登记之日起生效的，当然没有问题；但如只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而未明确规定为生效要件的，其法律效果如何就不明确了。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9条作了如下规定：“依照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合同法第77条第2款、第87条、第96条第2款所列合同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而未规定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才生效的，上述解释，把批准和办理登记手续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作了区别。未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上述解释规定是恰当的。批准与登记等手续应有所区别。在《合同法》出台之前有关合同立法的表述上，在规定合同应当经批准的后面，许多都是未加生效的规定的。如《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七条规定，对合作企业合同作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第10条规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转让必须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后面都未带经批准才生效的规定。但是，这在当时是没有疑义的，因为《涉外经济合同法》曾经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获得批准时，方为合同成立。”所以，未经批准，应认定合同未生效。登记则不同，有许多是属备案性质的，如未规定登记后生效，未登记应认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房屋租赁应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对当事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而未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应认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不应认定合同未生效或者无效。当然，并不影响房产管理部门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3.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适用。我国《合同法》明确、具体地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为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有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之分。只有关系国家利益、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市场交易安全等事项，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设强制性规定；而只关系当事人自己利益的事项，法律、法规设任意性规定，允许当事人按照自愿原则协商决定。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又分为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人们必须履行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法律的表述常用“必须”、“应当”；禁止性规范是人们不得从事某种行为的规定，法律的表述常用“禁止”或“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要求鼓励交易，只有合同有效，才能实现当事人的交易目的。因此法律不应当轻易地否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基于这样的立法背景，我国《合同法》对合同无效的认定，作出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无效合同是指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指违反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强制性规定（见《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因此，仲裁庭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王利明崔建远主编:《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邢颖:《违约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篇2

    去年8月,成都市时安达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安达)将880箱果酒委托给李六良承运,并签订了《时安达货物运输合同书》,要求李六良在8月26日至9月1日期间,将货物运至鄂尔多斯市。

    但天有不测风云,李六良将货物运至陕西时,意外翻车,造成货物损坏。时安达多次向李六良要求赔偿,均遭到拒绝。时安达便将李六良及其所属的西安西宝均利汽车运输股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宝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90000元。

    运输合同有误 运输公司拒赔

    “经查实,李六良不是公司员工,公司也从未与他签订过任何运输合同。”庭审前,西宝公司律师林显春告诉记者,《时安达货物运输合同书》承运方写的是西宝公司,但在签字时承运方写的却是李六良,明显有误。

    昨日下午1时,李六良仍没到庭审现场,法庭审判长进行缺席审理。法庭上,西宝公司律师称,李六良并不是其所开货车的车主。该货车为黄耀武购买,西宝公司为其作了抵押担保。而黄耀武本人也不是西宝公司的员工,且车子已转手卖给别人了。同时,律师还认为时安达作为专业的运输和运输配载企业,在签订运输合同时不核对李六良的承运资格和身份、职务,本身就犯了严重错误。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法院宣布择日宣判。

    法官说法

    如何避免物流运输纠纷

篇3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事实是：XX年4月30日，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签订《车辆购置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即中宇公司)将属本公司产权的十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作价每辆585000元，共计585万元转让给乙方(即荣星公司)。并由乙方继续在甲方进行卷烟运输经营”。荣星公司共计支付款项236万元，中宇公司已将全部车辆交与荣星公司。XX年12月23日，云南中烟物资配套公司(以下简称中烟物资公司)受中宇公司委托，与云南玉溪宏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程公司)、荣星公司形成《会议纪要》，其中第一条约定“中烟物资公司决定从XX年起停止卷烟省外公路运输经营业务，荣星公司挂靠中宇公司的十辆沃尔沃拖车全部转户到宏程公司，由宏程公司管理”;第二条约定“由中烟物资公司与玉溪红塔集团协商，将中烟物资公司原有的红塔集团5%卷烟公路运输业务转给宏程公司承运”;第三条约定“荣星公司欠中宇公司345万元由宏程公司代偿315万元，还款分两次，会议纪要签字还200万元，其余115万元在XX年6月30日以前偿还。余款39万元由荣星公司在XX年3月份以前归还”。第四条约定“宏程公司与荣星公司的挂靠、管理关系，由宏程公司和荣星公司自行协商后签订协议”。第六条约定“荣星公司所有车辆解除与中宇公司、昆明瀚宇烟草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宇公司)的车辆户头挂靠及业务挂靠关系，由荣星公司办理车辆转户手续。荣星公司与中宇公司和瀚宇公司之间的所有挂靠协议自XX年2月1日起终止”。XX年12月30日，宏程公司向中宇公司支付200万元;XX年3月6日，中宇公司出具收款发票，认可收到宏程公司的200万元是其代荣星公司支付的货款。XX年12月23日，宏程公司与荣星公司签订《汽车加盟挂靠合同》(以下简称《挂靠合同》)。XX年3月25日，为解决中宇公司、宏程公司和荣星公司的纠纷，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协商，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荣星公司购买了车辆以后对集装箱箱子进行加装，支付435000元。此外,本案诉争的十辆沃尔沃车购于XX年4月，新车价格为152500元(车头以及半挂车)一台。荣星公司原名称为四川绵阳荣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中宇公司后以荣星公司拒不支付尚欠货款并拒绝履行《会议纪要》中约定的车辆转户义务已构成违约为由诉请判令：1、解除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于XX年4月3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解除XX年12月23日《会议纪要》中所有涉及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的十辆沃尔沃所约定的条款。2、荣星公司返还中宇公司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3、荣星公司赔偿中宇公司车辆折旧费1755000元。4、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尚未明确具体数额)由星宇公司承担。

荣星公司则以中宇公司违约为由反诉请求：1、中宇公司退还多收购车款79万元;2、中宇公司支付为十辆“劳尔”牌半挂车制作的集装箱箱子款43.5万元;3、中宇公司支付为十辆“劳尔”牌半挂车制作的低平板板子款63.5万元;4、中宇公司支付为十辆“劳尔”牌半挂车制作更换的轮胎款13.76万元;5、中宇公司支付为十辆“劳尔”牌半挂车车辆购置税54270元;6、中宇公司因其违约赔偿损失包括车辆养路费、运管费653760元，车辆保险费17.9万元;7、中宇公司承担本案本诉及反诉的所有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数额尚未确定);8、中宇公司承担已收取的购车款的利息44628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解除《转让合同》以及《会议纪要》部分条款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现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解除合同，故对中宇公司解除《转让合同》以及《会议纪要》中第一、三、五、六条的约定的主张予以支持。二、1、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中宇公司主张荣星公司返还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荣星公司对此亦予同意，故对该主张予以支持。在返还车辆的同时中宇公司亦应将已经所取得的236万元的货款向荣星公司返还。至于宏程公司代荣星公司支付的200万元，由于荣星公司对该代为履行的行为不予认可，故此200万元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由荣星公司与宏程公司确认了该200万元的性质后，可另向中宇公司主张。2、由于合同解除，对于已经交付的车辆，因双方均同意按照585万元的价值进行折旧，其折旧年限应当以荣星公司占用车辆的实际时间来计算。从XX年4月25日中宇公司将车辆移交给荣星公司，至原审法院判决荣星公司返还车辆，时间约为3年，故荣星公司应当按3年的折旧率向中宇公司折价赔偿10辆车折旧款175.5万元。3、由于荣星公司已将其中的九辆车处置，无法返还原物，但荣星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只有其公司自己开具的《收据》，这些证据上也反映不出购买方，并不能证明荣星公司处置车辆获款36.5万，因此荣星公司主张返还中宇公司因处置车辆而获得的36.5万无事实依据。由于本案中荣星公司明确表示车辆已经处置，已无法返还原物，故应当折价赔偿。在折价赔偿的款项中应当扣减荣星公司支付中宇公司使用3年的费用175.5万元，故荣星公司还应当返还中宇公司九辆车(包括平板车以及半挂车)的价款为368.55万元，以及尚余的一辆车(包括平板车以及半挂车，若尚余的一辆车亦返还不能，则按40.95万元折价赔偿)。三、关于《转让合同》的性质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该合同是一个买卖合同，双方对转让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的相关事项达成一致。从双方的约定来看，买卖关系和负责运输二者是并列关系不是互为前提，也就是说该买卖关系并不是附生效条件的转让。虽然该合同中有“并由乙方继续在甲方进行卷烟运输经营”的表述，但从该表述上仅能反映双方有进行运输业务的意向，但双方并未就运输合同的具体条款达成一致。现中宇公司就买卖关系提起主张，荣星公司以运输关系提出抗辩，该抗辩理由不成立。四、关于《会议纪要》的性质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该《会议纪要》同样是涉及两个并列的法律关系及买卖合同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运输合同不是买卖合同生效的条件。就买卖合同部分，该《会议纪要》对原买卖合同中付款义务部分进行了修改，即由宏程公司为荣星公司支付335万元。就运输合同部分，该《会议纪要》明确了终止荣星公司与中宇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荣星公司与宏程公司建立挂靠、管理关系，但要以双方签订协议为准。故荣星公司不能以未与宏程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为由，拒绝向中宇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五、由于原审法院确定双方建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因此中宇公司收取的荣星公司的全部货款236万元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返还，故已经不存在荣星公司反诉请求的中宇公司返还多收货款79万元的事实。六、关于荣星公司所主张的因改装车辆而产生的损失107万元。因本案已经确定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而非运输合同纠纷，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是由于荣星公司不能按约定支付购车款，过错在荣星公司自身。虽然本案确定荣星公司为改装箱子支付43.5万元，但该支出与中宇公司无关，故这部分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而荣星公司针对改装低平板板子款63.5万元所提交的证据发票所载明的对象均为瀚宇公司，同时荣星公司与瀚宇公司还存在单独的业务往来，而瀚宇公司与中宇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因此这些证据不能证实是针对本案争议的十辆沃尔沃车而进行的改装。荣星公司该项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七、关于荣星公司主张更换轮胎的费用137600元。因荣星公司不能证明过错在中宇公司，相反是由于荣星公司不能按约定支付货款导致中宇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荣星公司主张中宇公司承担这部分损失无事实依据，且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该事实。荣星公司该项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八、关于荣星公司主张的车辆购置税、养路费、运管费、保险费共计887030元。该费用的发生是荣星公司购买车辆之后的行为，与买卖合同无因果关系。荣星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该事实。荣星公司该项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九、关于荣星公司所主张的中宇公司偿还已收购车款的利息446280元的请求，由于解除合同的过错在荣星公司，其向中宇公司主张损失无事实依据，故对荣星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十、关于双方都主张的律师费，由于双方在本诉、反诉部分都提出要求对方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但双方都未明确所主张的数额，因该本诉以及反诉请求不明确，故对双方分别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解除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XX年4月3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二、解除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XX年12月21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中第一条、第三条、第六条的约定;三、由中宇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荣星公司购车货款236万元;四、由荣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宇公司十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折旧费175.5万元;五、由荣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宇公司九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的折价款共计368.55万元，以及尚余的一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若尚余的一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亦不能返还，则按40.95万元折价赔偿);六、驳回中宇公司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七、驳回荣星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8785元，由荣星公司承担;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33447元，由荣星公司承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荣星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判第五项、第七项;2、荣星公司向中宇公司实物交付十辆沃尔沃380型牵引半挂车(包括车头和半挂车);3、中宇公司向荣星公司支付为改良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而支付的费用共计851870元。其组成为：荣星公司新购买十辆“劳尔”牌半挂车低平板板子款63.5万元及为其制作的集装箱箱子款43.5万元、购买轮胎款13.76万元、支出的车辆购置税54270元，四项共计121870元;扣减原十辆沃尔沃挂车出卖价值41万元(其中九辆出卖价值36.5万元，未出卖的一辆按已出卖的最高价格4.5万元/辆计算)。4、中宇公司向荣星公司支付其已经收取的购车款236万元的利息446280元;5、中宇公司向荣星公司支付律师费10万元;5、中宇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是：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原判对诉争的十辆沃尔沃车现状认定错误，现在十辆车的车头及一辆半挂车还在，被处理的也只是原来的九个半挂车，且为了满足经营需要上诉人对原车辆进行了重新配置，荣星公司完全可以返还十辆沃尔沃车实物。第二、十辆“劳尔”牌半挂车是上诉人为方便经营而与沃尔沃牵引车配套的设备，其已与原沃尔沃牵引车组合为一体，原判以新车与移交清单内容不符为由而排除十辆“劳尔”牌半挂车(包括低平板子、轮胎)与本案的关联性是错误的。第三、原判认定《代征车辆购置税缴税收据》所记载的车辆购置税与本案所涉车辆无关联性是错误的。二、原判既认定双方当事人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但在适用合同解除后的处理原则时却是按照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解除合同的原则来判决，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三、即使本案要考虑过错责任，那么过错也应该在中宇公司。原判在认定过错时，完全割裂了荣星公司与中宇公司之间、荣星公司与宏程公司之间合同的内在联系，将它们认为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合同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事实上，荣星公司挂靠宏程公司从事卷烟运输，就是以中宇公司拥有的5%的红塔集团的卷烟公路运输货源为自己运输作货源保证。《会议纪要》、《挂靠合同》签订后，宏程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其责任应由中宇公司承担。本案首先违约应是中宇公司。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中宇公司口头答辩称，第一、原判认定事实正确。沃尔沃车移交给对方后，对方如何处理中宇公司并不清楚。第二、对方所称将半挂车改良成更好更大的，中宇公司认为其不是改良而是新购，其要求中宇公司向其支付差价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三、对方所主张的车辆购置税与中宇公司并无关系。第四、原判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双方认同解除与双方协商解除不是一回事，对方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五、违约问题很清楚。中宇公司已将车辆移交给对方，而荣星公司至今尚欠款项这是事实，谁违约这很清楚。第六、对方通过诉讼的方式使返还车辆的期限又延长，对方又多使用了一年，中宇公司请求法庭考虑按四年来折旧并增加折旧费。综上，原判正确，请求维持。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荣星公司除认为原判遗漏了对十辆沃尔沃牵引车现状及十辆新装“劳尔”牌半挂车的费用的认定外，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中宇公司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另外，双方当事人当庭认可，本案所涉十辆沃尔沃车(车头及半挂车)新车价格其中八辆为70.6万元，二辆为70.47万元。对原判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及二审中双方新认可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荣星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以下新证据：

第一组、沃尔沃车辆及人员一览表及每辆沃尔沃牵引车、劳尔牌半挂车行使证;该车驾驶员驾驶证;与车辆、驾驶员配套的烟草汽车运输专用证一组，欲证实：①中宇公司转让给荣星公司的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的现状;②现在已由原沃尔沃牵引车和劳尔牌半挂车组合在一起从事烟草公路运输。

第二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一组，该组证据与其一审已提供的《代征车辆购置税缴税收据》欲共同证实：缴税收据记载的金额是为了支付完税证明记载的车辆缴纳的购置税。

第三组、截至XX年6月30日支付车款应计利息明细一份，欲证实：中宇公司应支付荣星公司购车款利息为446280元。

第四组、四川省成都市其它服务业发票一张，欲证实：中宇公司应支付荣星律师费10万元。

第五组、四川省绵阳市商业批发发票一张，欲证实：为新挂车添置轮胎80只。

经质证，被上诉人中宇公司认为，第一组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也不能证明车辆还在的事实;第二组证据证明的完税人是瀚宇公司，且与中宇公司无关，对方请求中宇公司向其支付购置税是没有道理的;第三组证据不是新证据，且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而本案起因是对方未付清购车款，现在对方向中宇公司索要利息与法律不相符;第四组证据对方要求中宇公司向其支付律师费没有依据;第五组证据不能因信用社加盖了一个公章就证明该发票原件在信用社那里，该份证据是一份无效的证据，而该份证据对对方所购轮胎是否已用于中宇公司出售给其的车上并不能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中宇公司虽对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被上诉人荣星公司已提供原件供法庭核对，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因被上诉人中宇公司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证实荣星公司于XX年12月7日支付了律师费10万元;因被上诉人中宇公司对第三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且第三组系荣星公司单方出具，其虽加盖绵阳市游仙区开元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开元信用社)公章，该份证据只能视为单方出具的材料而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而第五组证据系复印件,开元信用社虽在该发票上加盖了印章并称该发票原件在该社作贷款抵押,因荣星公司并未提供与此相对应的借款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手续,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

归纳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合同解除后，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如何返还?是实物返还还是折价返还?购车款利息应否支付及如何支付?2、中宇公司应否向荣星公司支付其主张的十辆沃尔沃车改良费851870元?

(一)关于合同解除后，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如何返还，是实物返还还是折价返还以及购车利息应否支付及如何支付的问题。

上诉人荣星公司主张，对方起诉要求返还车辆，荣星公司对此也是同意的，现在十辆沃尔沃车头还在，而九辆半挂车已被处理，荣星公司还购置了新的半挂车与沃尔沃牵引车配套使用，合同解除后，荣星公司可以向对方返还车辆;另外，按公平原则，新购的半挂车与原半挂车存在的价差，中宇公司则应予补偿。对于利息，因对方已占有了236万元的购车款，中宇公司应向荣星公司支付资金占有费446280元才算公平。

被上诉人中宇公司主张，合同解除后，实物返还也可以，但是要返还原来的牵引车及半挂车，否则就要折价赔偿，对方现在已将中宇公司转让的车辆的完整性及配套性进行了改变，中宇公司不能接受对方现在拼凑的车辆。对于利息问题，因本案的产生是对方未付清购车款，对方现在向中宇公司主张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一)结合《转让合同》、荣星公司与云南省烟草储运公司签订的《公路运输联运协议》以及《会议纪要》相关内容来看，本案《转让合同》实际是包含有两个法律关系，即车辆转让与挂靠运输，也即中宇公司向荣星公司转让车辆，荣星公司再将购买来车辆挂靠于中宇公司的关联企业储运公司下属的瀚宇公司名下从事卷烟公路运输。而事实上，本案双方也确实是按此操作了近两年。后因《会议纪要》的签订，中宇公司、瀚宇公司与荣星公司终止了相互之间的户头及业务挂靠关系，转而由荣星公司与宏程公司签订《挂靠合同》，至此，中宇公司与荣星公司之间所涉的挂靠运输关系已终止，取而代之的是荣星公司与宏程公司之间新达成的挂靠运输关系，至于宏程公司与荣星公司之间如何履行双方签订的《挂靠合同》，是此两公司履行合同的问题，与中宇公司并无关联，荣星公司并不能以宏程公司未履行《挂靠合同》约定的义务为由，来抗辩中宇公司未向其提供运输货源并拒绝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荣星公司在《会议纪要》签订后，未积极办理车辆转户手续及向中宇公司支付尚欠的购车款，其已构成违约，其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宇公司以荣星公司违约为由请求解除双方所签合同及《会议纪要》的相关内容，该请求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且在诉讼中荣星公司也同意解除合同，原判对中宇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予以支持并无不妥。(二)因中宇公司在本案中系诉请荣星公司返还车辆，而荣星公司现已将受让的九辆新日钢牌半挂车予以处理，无法按原实物整体返还其中的九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另由于荣星公司受让十辆沃尔沃牵引半挂车后，又重新配置了十辆劳尔牌半挂车、加装集装箱等，如判决荣星公司返还沃尔沃牵引车(即车头)，势必造成目前已配备在一起运输多年的牵引半挂车，沃尔沃牵引车归中宇公司所有，劳尔牌半挂车则归荣星公司所有的局面，这样处理并不利于本案双方的生产及经营活动，本着有利生产、公平合理的原则，本院认为，本案合同依法解除后，荣星公司所称尚有一辆未处理的新日钢牌半挂车还在，其可与转让时配套的沃尔沃牵引车一同返还，在不能返还时则应折价赔偿;其余九辆沃尔沃牵引车因与之相配套的九辆新日钢牌半挂车已被荣星公司处理，该九辆沃尔沃牵引车可由荣星公司继续使用，荣星公司对此则应折价向中宇公司赔偿;另外，九辆已被荣星公司处理的新日钢牌半挂车因无法返还原物，荣星公司也应折价向中宇公司赔偿。原判对此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三)本案因违约方系荣星公司，中宇公司并未违约,在中宇公司行使法定解除权时，其无权要求中宇公司向其支付购车款利息，荣星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中宇公司应否向荣星公司支付其主张的十辆沃尔沃车改良费851870元的问题。

上诉人荣星公司主张，此项费用的前提是处理原来的新日钢牌半挂车时是得到对方的同意的，荣星公司现在改良了车辆，新购的半挂车与原来的存在价差，按照公平原则，对此部分价差中宇公司应向荣星公司予以支付。

被上诉人中宇公司主张，对方不是改良转让的车辆，而是自行购车，此部分费用与中宇公司并无关联，其要求中宇公司承担此项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中宇公司向荣星公司转让的半挂车为新日钢牌，荣星公司接收后，为满足公路烟草运输要求，在经营中自行新购劳尔牌半挂车并加装集装箱，扩大半挂车的运输能力，该行为是新装而并非改良，而此行为也是荣星公司挂靠中宇公司关联企业储运公司下属瀚宇公司时自主经营的行为，且也无报经中宇公司同意的证据,现中宇公司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双方所签合同，返还的应是此前双方转让的沃尔沃牵引车车头及新日钢牌半挂车，此部分新装的劳尔牌半挂车及其配置的集装箱产生的相关税费、轮胎款不应由中宇公司负担，而应由荣星公司自行处理和承担。因此，对荣星公司所主张的中宇公司应其支付的十辆沃尔沃车改良费85187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违约方系荣星公司，现中宇公司行使法定解除权请求解除双方合同及《会议纪要》相关内容，而荣星公司表示同意，对此予以准许。合同解除后，荣星公司不能整体原物返还转让车辆时，其应折价赔偿。对于荣星公司要求中宇公司支付律师费10万元的主张，荣星公司虽在二审提交了其支付律师费的相关证据，但因其系违约方，其向中宇公司主张此笔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对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荣星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篇4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一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在托运蔬菜时因遭受损失诉冷藏商运公司货物运输合同案

案情

原、被告于20xx年2月23日口头商定：由被告承运海南产之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终点站为黑龙江省大庆市让湖路车站。商定的当天原告将3500公斤蔬菜交给被告承运，还交了7741元给被告之经办人李某。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收到该款后出示收款收据，被告也按约定将3500公斤蔬菜(油豆角)运往大庆。20xx年3月8日该批蔬菜到达终点站时，经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分局让湖路车站检查发现集装箱后面调温室无门锁，可自由开启，调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箱内温度显示表失灵，调温机不工作;3月9日交付时开启箱内见绿水流出，竹筐装豆角96箱，全部腐烂变黑。油豆角当时在大庆市的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

20xx年4月21日，原告以冷藏商运公司为被告，向海口市某法院提起诉讼，称：20xx年2月23日，我要求被告用保温冷藏箱发运海南产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我依照约定向被告交纳310吨冷藏箱租费1500元、车费1800元、冷藏费400元、铁路运输费4041元，共计人民币7741元，而且于当日将所运蔬菜交给被告指定的冷藏仓库。后经铁路部门检验发现所运蔬菜全部腐烂。由于被告的过失，没有尽到谨慎运输之责，致使冷藏箱后面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箱内显示表失灵，调温工作机不工作，造成我的经济损失498099.2元(包括运费7741元在内)，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421582元及退回运费7741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辩称：我司与原告系委托关系，是原告将货物交给我公司委托铁路部门运输的，原告的货物损失与我公司无关，系铁路运输部门的责任，要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

审判

海口市某法院审理认为：

20xx年2月23日的运输蔬菜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在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订立的，且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约定将所运的蔬菜及租箱费、车费、预冷藏费共计7741元交给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李某的经营活动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在承运原告托运的蔬菜的过程中，造成蔬菜腐烂，被告应对承运的蔬菜腐烂承担赔偿责任。

20xx年3月13日，由大庆市物价局价格管理科及大庆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商所开具的证明证实，油豆角的市价为每公斤10—1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的市场价格计算”之规定，原告3500公斤油豆角，被告应承担赔偿损失420xx元。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损失420xx元，应予支持。原告要求退还运费7741元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20xx元人民币。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在日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屡见不鲜。本案是一起关于货物运输合同的纠纷。

一、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的发生，首先要求在当事人之间成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本案中，被告认为双方只存在一种委托关系。“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原告也在合同订立后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双方形成的是一种运输合同关系。

二、企业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在其未履行民事义务时，必须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经营活动又是通过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的，因此，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三、运输作业是风险作业，同时在运输过程中损害的发生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法律在强调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利益保护的同时，也必须对承运人的利益作适当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应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运人要免除赔偿责任的，就应当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作为承运方的冷藏商运公司，在承运蔬菜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致使蔬菜腐烂变质，在承运方不能证明有免责事由存在的情况下，应当赔偿托运方的损失。

四、本案中关于货物赔偿额的计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其目的在于使托运人或者收货人获得如货物安全及时到达并按合同交付时所获得的预期利益，有利于保护托运人或者收货人的利益。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二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诉称并辩称：20xx年4月28日，我方与旅游公司签订了“租车协议书”，约定我方租11辆汽车给对方。签约后，对方付了17.3万元，余款承诺5月5日前付清。我方同意对方在未付清余款的情况下执行协议。我方准时提供租用车辆。5月14日，我方到对方处索取余款，对方交给我方现金3.7万元及投诉信、医疗费收据，被我方拒绝。后对方以乘车途中因司机急刹车使一女乘客的手骨折及司机煽动客人为由拒付。我方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义务。车辆在运行中乘客擅自走动导致扭伤，后果自负。对方以种种借口拒付是违约行为。请求判令对方支付所欠的租车款4.3万元及违约金1万元。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并反诉称：按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书”约定，对方必须准时提供租用车，确保行车安全，合同约定5月1日晚上12时到达海口，可是由于租用的6号车出故障，致使车队于次日凌晨5时才到达海口。而10号车在高速行驶而前方又无障碍的情况下紧急刹车，导致一名导游右臂骨折，另有7人也有不同程度的碰伤。在三亚市由于1号车驾驶员在索要回扣等无理要求没满足的情况下，煽动游客不按原定计划去购物点购物，并将旅游团带至不在计划之内的景点。致使我方的合作方三门峡神州旅行社拒付尚欠我方的23846元的团费。现我方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2万元，承担导游的医疗费920元，2262元的门票及23846元。

事实：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旅游公司与汽运公司于20xx年4月28日签订“租车协议书”一份，约定旅游公司向汽运公司租用11辆空调大巴车，每辆2.3万元;汽运公司保证车辆行驶安全。签订协议时，旅游公司先付1万元定金，余款于4月30日上午11时起交清，否则没收定金，取消租车协议;汽运公司于5月1日12时10分在广西北海火车站接站，于晚上12时前到达海口，租车时间至5月5日;汽运公司必须遵守协议，必须配合旅游公司的安排，不得迟到，不得无理取闹，如有违反，双杯返还定金。签约后，旅游公司于4月29日交1万元的定金和8万元租车费。因旅游公司未按时付清全部款项，故致函汽运公司称，因“五一”放假，所余之款于5月5日付清。汽运公司在从北海至海口的行程中，因一辆车发生故障，致使整个团队不能按约定的时间到达海口。另有一辆车在行驶中急刹车，致使一名导游郭某受伤。行程结束后，汽运公司于5月16日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旅游公司只付3.7万元，同时交投诉信一份、医疗费单据给汽运公司，汽运公司表示拒绝。5月25日汽运公司再次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4.3万元未果的情况下，向本院起诉。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旅游公司认为不付余款给汽运公司是因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违约行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尚欠该公司团费23846元。

判案：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协议中的“甲方在旅游购物点的停车费和购物回扣均归乙方所有”违反有关规定无效外，其余内容均合法。签约后，旅游公司致函汽运公司称5月5日付清余款，而汽运公司对此表示同意。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汽运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抵达海口及造成游客损伤，属违约行为，旅游公司亦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即5月5日付清余款，其行为同样违约。因此，旅游公司亦无权要求双倍返还定金。所付之定金应折抵租车款。因汽运公司的违约造成旅游公司的损失大于约定的定金，故其要求汽运公司因违约行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团费23846元和医疗费920元，共计24766元的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旅游公司请求汽运公司赔偿不按要求所去景点而增加支出2262的费用，不予支持。

解说：

1、本案表面看起来是一起汽车租用合同纠纷，其实是一起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原告汽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一份“租车协议”，约定被告租用原告的汽车按规定的路线运送客人，司机由原告所派，原告必须保证在指定的时间内将被告的乘客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因此，双方之间是一种旅客运输合同关系。

2、本案双方签订合同以后，该运输合同是否成立了呢?从我国有关运输合同的法律、法规来看，一般都规定运输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即告成立，运输行业一般也认为运输合同经协商一致即告成立，并不要求支付运费或购买客票为条件，因此，从有利于保证运输和行业的正常秩序，保护合同双方的长远利益出发，一般都将运输合同视为诺成性合同。合同当然成立。

3、根据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运输费用，原告应当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运到约定地点，但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给被告造成了损失;另外原告在运输途中发生紧急刹车导致旅客受伤事件，未能为旅客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违反了旅客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而本案被告在原告已经履行完毕运输旅客的义务后拖欠部分运输费用也是没有道理的，其行为同样违约。法院正确认定和划分了原告和被告各自的责任，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判决。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三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北京首例索赔第三者险案今宣判人保败诉

在交通管理部门没有划分出事故双方当事人责任比例时，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先期赔付，保险公司应不应该赔偿其第三者险?

今天上午9时20分，本市首例机动车车主向行人赔偿后，向保险公司理赔遭拒案宣判。朝阳法院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部赔偿车主周某4万元。

法院认定，周某所投保的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保险事故，在其投保的第三者险的承保范围之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宣判后，保险公司的应诉代表当即表示要上诉，并称人保不应成为法规冲突中的牺牲品。

今年8月6日，王某驾驶起重车在朝阳区姚家园路平房附近将骑车人廖某撞碾而亡。朝阳交通队出具责任认定书，称事故发生前双方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无法查证，故车祸原因无法查清。

篇5

一、区法院近五年来受理保险合同案件的基本情况

1、受理案件逐年增长，争议金额逐年递增。自2004年以来，该院受理的保险纠纷案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4年共受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16件，占全院商事受案数的0.8％，涉案标的额32.3万元；2005年，受理57件，涉案标的额93.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了256%和190.1%；2006年，受理21件，标的额127.6万元，同比分别-63.2%和+36.2%。2007年，受理23件，标的额200.3万元，同比上升了9.5%和56.9%。2008年，受理31件，标的额298.2万元，同比上升了34.8%和48.9%。

2004年至2008年区法院受理保险合同案件情况

2、案件调解率低，判决率高。许多保险合同纠纷争执的焦点往往是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此当事人之间调解、和解的空间小，加之许多保险公司认为调解往往涉及到内部责任承担，对调解设置了繁杂的内部审批手续和严格的权限，导致此类案件中保险公司的调解意愿不强，调解率远低于其他民商事案件。2004年以来共审结的142件保险合同案件中，判决结案79件，占结案总数的55.6%；调解23件，仅占16.2%；撤诉及其他结案40件，占28.2%。

3、案情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2004年以前受理的案件，案由较为单一，大多是以机动车保险、火灾险和运输险等普通财产保险和各类人寿保险为主，且多因保险人拒赔保险金而由被保险人发动的诉讼。而近年来，案由趋于多样化，消费信贷保险、兼有委托理财性质和保险合同性质的理财型保险等新类型保险合同纠纷不断出现，且既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保险人的，也有保险人投保人的（保证保险纠纷、保险代位权纠纷及追索保险费纠纷）；既有给付之诉，也有确认之诉；既有继续履行合同之诉，也有解除合同之诉。

4、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或缺乏核查证据，过错责任难以认定。保险合同纠纷当事人往往就关键事实各执一词，但又难以提供有效证据。纠纷发生后，双方极易产生争执，双方矛盾仍主要集中在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比例上，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及承保、理赔范围条款理解不一的争议。财产保险案件中，在保险事故发生导致证明保险标的价值的发票、账册等相关证据灭失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赔偿金数额也成为案件审理的难点。

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较少，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较多，结案周期长。2008年该院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按照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共6件，占总结案数的19.4％；按普通程序结案的25件，占总结案数的80.6％。鉴于保险合同案件的特殊性，立案初期虽然大多适用简易程序，但在审理过程中，往往因遗漏加当事人或案情复杂而不得不转为普通程序予以审理。此外往往还需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或需进行重新鉴定、评估或当事人要求法院进行调查取证，有的案件存在多次调查、多种鉴定，如当事人申请进行保险合同事故调查追加当事人等事由，甚至为了进行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对是否投保人亲自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等，因此，审理周期长的情况较为突出。

二、保险合同纠纷在审理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

1、投保人、保险人诚信缺失。保险合同纠纷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双方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争论上。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贯穿于保险合同的始终。但在缔结、履行保险合同过程中，投保人、保险人常采用“球”的方式规避“诚信”义务，主要表现为：投保人缺乏诚信，不愿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司法统计结果显示,区法院在2008年审结的案件中，由于投保人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导致保险人不履行赔偿义务而产生纠纷的约占保险合同案件的40%。此外，保险人为多发展客户，保险人只说明对投保人有利的内容和解释，不利的不说或轻描淡写的进行解释，不能让客户正确认识和知晓合同内容，从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现象普遍存在。

2、保险合同条款专业性太强、不易理解且内容分散。主要表现为：（1）保险条款语言不够通俗，内容复杂，合同附件太多。现行的保险合同普遍不易让人看懂，在对保险合同的理解上，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均有一定困难，法官也要对保险合同条款前后对照阅读方能理解。（2）保险合同内容分散性强，重点不集中且互相否定。保险合同中，常常同一个内容的描述会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一些偏僻的地方多次出现，并且这些内容互相之间有相互否定的作用，所以一旦不注意否定项，则可能会因此而遭受损失。

3、保险人理赔审查过严，手续烦琐。保险人往往在未认真审核的情况下即承保，出险后却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审查拒赔。一方面以内部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设置繁琐的理赔手续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花费大量人力去调查与免责相关的事项，动辄提出免责。

三、引发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原因分析

1、保险公司自身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1）内部管理不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保险人管理不到位。特别是保险人违规操作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保险人保人填写投保单内容甚至代签名的现象较为普遍，一旦出现诸如带病投保情形而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以保险人未履行条款说明义务为由抗辩，从而形成纠纷；二是保险公司内部各部门协调不够。（2）履行说明义务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保险条款本身没有体现明确说明义务的要求。二是没有对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进行提示或特殊印制。三是对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概念理解过于狭隘，认为仅指除外责任条款，没有认识到限制保险人责任的免赔额（率）条款和被保险人违反义务保险人可解除合同或拒赔条款也属于责任免除条款的一部分，因而未予以明确说明。

2、保险法律法规不完善，司法解释较少，导致法律理解和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分歧。随着新型保险业务和新类型保险案件的不断出现，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已明显滞后，导致实践中诸多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上都存在较大分歧。保险立法滞后于保险业务实践，是引发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原因。

3、监管缺位。尽管我国有保监会专门行使对保险业的监督权，但是，现行的保监会在监管业务上仍然存在较多的缺位，这是导致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管理因由。保险业监督管理机构侧重于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却不能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实施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对合同陷阱、规避义务和责任的保险合同内容的监管方面，还停留在理论阶段。监管缺位，导致许多投保人、保险受益人明显感觉到受到了欺骗，但却苦于无处可申，于是不得已只能选择诉讼的途径，从而引发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四、对策和建议

1、完善保险法律法规。完善和修订作为规范保险活动基础的保险法律法规，是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根本之策。但是，法律有其自身的滞后性和稳定性，使得法律滞后于现实，法律也不可能随时修订。因此，在成文法传统中，常采取司法解释的方式及时回应现实对法律的新期望和新要求。法律法规的完善，不应要求是全面的完善，而是针对当前保险法律存在的漏洞和缺位，通过立法加以填补，使保险合同行为有法可依。

2、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审判人员应牢固树立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由于保险合同纠纷具有与普通商事合同案件所不同的所特有特征，在审理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使原本已经“倾斜”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不平衡，从而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害，进而危及法律和法制的尊严。因此审判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平等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的理念，按照保险合同特有的规律和规则，结合商法的原则与精神以及保险原理，妥善处理保险纠纷。

篇6

    中国的甲公司与美国的乙公司订立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出售一批衣料给乙公司,履行方式为:甲公司于7月份将该批衣料自重庆交铁路发运至大连,后由大连船运至美国纽约,乙公司支付相应对价。但7月份,甲公司没有履行。8月3日,乙公司通知甲公司,该批衣料至迟应在8月20日之前发运。8月10日,甲公司依约将该批衣料交铁路运至大连。但该批衣料在自大连至纽约的运输途中因海难损失80%.由于双方对货物灭失的风险约定不明遂发生争执。乙公司认为,甲公司未于7月份履行合同违约在先,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因甲公司未按时履行义务已终止,故货物损失的风险理应由甲公司承担。

    问:

    1.乙公司是否有权要求甲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什么?

    2.乙公司认为本案合同因甲公司违约已经终止的观点是否正确,为什么?

    3.本案中,货物损失的风险应由谁承担,为什么? 问题补充:按照第三位朋友的分析,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因不可抗力造成的80%的货物损失,乙公司无权要求甲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对于另外的20%,由于甲公司延迟交货,乙公司1,乙公司当然有权要求甲公司赔偿损失。(这里的损失肯定不是指货物灭失的损失,“乙公司认为,甲公司未于7月份履行合同违约在先,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案例中指的损失当然是指甲公司延迟履行给乙公司造成的损失,既然乙公司认为货物未交付,那么货物灭失就不是给乙公司造成损失,那么乙公司又怎么会主张损害赔偿?如果按楼上的说法,这两项说法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里的的损失是指甲公司原本应当7月履行合同,由于甲公司的违约未履行,直到8月在乙公司催促下,要求甲公司于8月20日前必须交货。甲公司延迟履行合同的违约行为非常明显,也没有正当的抗辩理由,乙公司当然有权要求甲公司赔偿因为其延迟履行给乙公司造成的各种损失。

    2,乙公司认为合同已经终止是错误的。

    因为,甲公司延迟履行构成违约后,乙公司本来既有权解除或终止合同(如果延迟履行造成乙公司无法达成合同目的,甲公司当然构成根本违约)也有权要求甲公司继续履行(如果继续履行对乙公司有利)而这时,乙公司选择了要求甲公司继续履行。那么,根据合同法,乙公司就不能再拥有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权利了。(乙公司不可能既要求甲公司继续履行,又保留单方解除权,这显然违反合同法的基本法理)

    3,本案中货物的风险应当由乙公司承担。

    动产的风险随着交付而转移,这个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地方是货物的交付地点。因为,若当事人对交付地点约定不明,依合同法第61条又不能确定的,交货地点依第141条解决。由于,货物在交付第一承运人后灭失,因此双方不可能适用第61条,而只能适用第141条第二款第一项,因此,甲公司自交付第一承运人之后,风险随之转移至乙公司。

    法律依据: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一百四十一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篇7

今天查字典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工程设备租赁相关合同纠纷。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公司10}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区人民法院(20xx)东经初字第139-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公司10}委托人{黄1X}、{巩2X}、被上诉人{公司3}委托人{徐5X}、{公司6}委托人{成8X}、{王9X}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裁定认定：20xx年6月6日，曹际样以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租赁给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各种建筑设备，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按约定支付租赁费。工程建设律师发现，合同上租用方加盖了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合同专用章。万杰集团为被告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出具担保书，约定所租物品的价值及租赁费由其担保承付，在工程造价费中代扣。

山东省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于20xx年5月24日注销，其债权债务由其改制后的{公司3}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曹际样签订的租赁合同租用方虽然加盖了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合同专用章，但由于改制后的{公司3}对该印章不予认可，原告也未提供足以证明曹际样经山东省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授权的证据，故原告主张与山东省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应向有关直接责任人主张权利，{公司3}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承担责任，不具备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原告以{公司6}为山东省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提供保证为由而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公司10}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公司10}负担。

上诉人{公司10}在二审中以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公司3}以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由，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公司6}以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由，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公司10}以万杰集团为莒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提供的经济担保书为由，起诉{公司6}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采纳。

工程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案词（范文）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受岳阳设计院及成都分院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岳阳设计院及成都分院的人。现发表如下意见：

一、被上诉人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1.《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拒付或延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本案“候连书”承诺支付租金的时间为20xx年5月中旬。然而，被上诉人于20xx年7月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请求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2.被上诉人从未提交任何关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证据。

3.一审判决“审理查明”部分，没有任何关于诉讼时效延续的事实依据;然而，在“本院认为”部分，却直接以“原告亦向被告主张了其权利”作为“基础事实”，认定诉讼时效连续。这里，所谓的“基础事实”，完全是“凭空而来”的。

据此：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欠付租金的关系，被上诉人的请求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

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租赁合同关系

1.成都分院《营业执照》载明的“成立时间”为 20xx年12月12日，而《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下称《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xx年7月5日。签订合同时，成都分院根本就没有成立。绝不可能以成都分院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

2.《租赁合同》最后一条明确约定“经双方加盖公章后正式生效”，这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成都分院当时还没有成立，《租赁合同》就不可能有成都分院的公章。合同所附条件不成就，合同当然不生效。

3.候联界确系岳阳设计院成都分院的负责人，但是，并不是候联界的所有行为，都应由岳阳设计院承担责任。只有其“在职务范围内”的行为，才能由岳阳设计院承担责任。

4.岳阳设计院的经营范围是“工程设计”，租赁空压机的用途属于“工程施工”范畴。因此，即使候联界有租赁空压机的行为，也不属于“在职务范围内”的行为。其责任不应当由岳阳设计院承担。

5.建设工程领域，普遍存在借用资质的现象。候联界除在使用岳阳设计院的资质外，还借用了“四川广安智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广安智丰公司”)的资质。而且广安智丰公司具有“施工资质”。凭什么认定，候联界的签字行为就代表岳阳设计院，而不是代表“广安智丰公司”呢?

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实际履行《租赁合同》

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履行合同的依据是“候连书、候颖渊是岳阳设计院的职工”。

针对这一问题，二审法官当庭询问了被上诉人的经办人秦光明。

法官问：“候连书是不是岳阳设计院的职工?”

秦光明答：“不知道是不是岳阳设计院的职工，只知道是候连界的亲兄弟”。

被上诉人的经办人至今都仍不知道“候连书”是否是岳阳设计院的职工。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候连书是岳阳设计院的职工呢?

然而，被上诉人的人仍称“候连书是岳阳设计院的职工”属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想以此逃避其举证责任。

2.《租赁合同》第6条约定：设备进出场时，要签进出场单。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与上诉人之间的设备进出场单。

另外，与协议履行相关的证据，还包括已支付的部分租金、进出场拖车费、汽油费、机械手人工费、设备维修费等诸多凭证。岳阳设计院从来没有支付过这些费用。谁支付的这些费用，谁才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实际履行租赁合同的关系。

3.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实际履行合同的关系。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四、涉案设备的承租人应当是“广安智丰公司”

1.白鹤滩电站支洞配套工程(二工区)的劳务承包人是“广安智丰公司”。这有广安智丰公司与业主方签订的《劳务合同》、《民工工资保证合同》为证。《劳务合同》、《民工工资保证合同》的签章处反映“候连书”系广安智丰公司的委托人。

2.“候连书”与广安智丰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更明确了候连书借用广安智丰公司资质承揽项目的事实。因此，“候连书”的签字，只能是代表广安智丰公司，而不能代表岳阳设计院。

3.一审法院仅仅因为被上诉人将设备交给了“候连书”，就以此推定“候连书”是岳阳设计院的职工。按此逻辑推理：如果被上诉人将设备交给了一审法院，那么，一审法院是否就是岳阳设计院的分支机构了呢?显然，这种推理是十分荒谬的。

综上所述：

1.白鹤滩电站二工区是广安智丰公司承包的施工项目。候连书是广安智丰公司的委托人和实际施工人，也是本案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

2.候连书及侯颖渊并非岳阳设计院或成都分院的员工。二人的签字行为，只能代表广安智丰公司，而不是代表岳阳设计院或成都分院，其责任也只能由广安智丰公司承担。

3.被上诉人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此致

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

篇8

近期，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二庭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承包纠纷案件增多、类型复杂，到稳定和农业经济。2004年受理此类案件24件，比起2003年的6件，增长300％；2005年1月—9月受理10件，同比下降36％。对于这一现象，笔者以2003年以来淮阴区法院审理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进行调查，在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成因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减少纠纷的一些对策。

一、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主要类型

本院民二庭受理的40件案件中，其主要类型为：

1、承包人不按时交纳承包金，共25件计62.5％，这类纠纷占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绝大多数，承包人往往拖欠承包金，或者合同到到期后继续占有土地却不再交纳承包金，发包方往往以违约为由，要求承包人返还承包土地，并给付承包金。例如淮阴区西宋集村在窑厂改制过程中，将村里的数口渔塘承包给数个村民，承包人一直未缴纳承包金，在合同到期后亦未返还渔塘，后西宋集村委会将这十余名村民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渔塘承包合同，并给付欠缴的承包费。

2、发包人擅自毁约，将土地另发包他人，或单方提高承包金，或不能及时交付土地，共4件计10％，这些类型的案件都是承包人起诉要求发包人继续履行合同，或要求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例如某村委会为鼓励种植蔬菜大棚，以优惠的条件将土地承包给村集体以外的个人，后来某合资需开办厂区，在优惠条件的引诱下，村委会又将土地租赁给企业，并盖上了厂房，原承包人起诉要求返还被占有的土地。

3、第三人对土地承包合同存在异议，要求解除合同，重新进行土地承包，5件计12.5％，这类合同往往是村组将土地发包后，第三人提出发包违法或损害其利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4、其他类型，占15％。

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

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承包人的承包利益凸显后，其他农户因心理不平衡产生纠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因农村税费名目烦多，农民认为种地无利可图，往往外出打工，致使土地抛荒，村、组或上一级政府经农民同意，将土地以较低价格租赁给第三人使用。而现在进行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进行“水稻直补”，加之粮价及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广大农民认识到种地有利可图，加之第三人承包利益显现时，农民在心理上产生不平衡，要求收回土地承包权成诉。

2、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不明确缺乏必要的书面形式。有的土地承包多是发包方“画地为牢”或“指河为界”，条款不完善，表述不准确，对土地的面积或位置没有明确规定，致使许多情况下双方发生纠纷案件事实很难查明。如某村集体作为发包方，实行指定地片进行发包，也就是经这块地按照习惯起一个简单的地名，如“村南岗东地”、“河西洼地”等，然后把承包户叫到该地确认一下就直接签订合同，在该村32份承包合同中，其中13份就是采用这种发包的，占承包合同的40.6％，因合同中没有确切的亩数，对土地的四至也仅能说出大体方位，致使其中5份在履行中发生争议，起诉到法院。还有的合同中没有保证合同履行的规定，造成合同履行过程中缺乏制约机制，影响承包效果，出现了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等。经发包方和具有农村土地资源管护责任的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等侵害农民承包经营权益制造了条件。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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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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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靳××│男│38岁│汉│经理│西大直街│××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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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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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求事项：

1．履行经营承包合同；

2．赔偿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事实理由及证据：

1987年1月，双方经过协商同意签定一份经营承包合同，发包方为××省××公司法人代表刘经理；承包人是公司职工靳××；承包期限规定从1987年1月至1990年1月。根据合同第六条经营自规定：包括业务经营权，财务管理权，劳动工资奖金分配权等。自合同生效后，月月有盈利，全体从业人员在奖金方面比过去得到了实惠。

但在本年10月，发包方以商店内有四名职工检举揭发承包人有经济和违反政策等问题，列举了我四条罪状，作出片面的处理决定，他们撕毁合同，解除我的承包人职务。对此，我申诉到上级省主管公司，未能合理解决，特依法提讼。

首先，我对发包方对我作出的所谓四项经济问题和违反政策罪状的实际情况作以说明，供法庭查证参考，以便作出公正的裁判。

发包方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用现金在商店套换转帐支票给个体户购买原料，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2601．05元”；

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承包合同第二条承包范围中（5）公司提供流动资金人民币叁万元（其中包括库存货物）。以此微薄地资金是不可能开展扭亏为盈的承包局面的，况且库存货物只有卖出后才能变成流动资金，如果减去货物价值，资金更少了。因此，我凭个人往来，从针织品个体户鲁××处借现金七万元，两个月后全部还清。我借入现金存入银行，有帐可据，但从银行再提出七万元现金还债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用支票去还债。这有什么不对？我因公借款，以支票还债，这对税收有何损害？如有税务问题，为什么税务机关一直没来查处？因此，发包方说我以现金套换支票，这是得了便宜还骂人的不义之说，我不能接受。

第二个问题是：“代销商品不入库、不走帐，商品售出撕毁小票。进销差款不入帐，并随意支出，违反了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影响了承包人、商店、及公司的利益。”

这个问题是带有历史性的，实际是：掌管这一代销业务的负责人是上任就负责此项工作的副经理王××。此人是前一任的副经理，我承包后原职不变。代销货进销差额保留在所谓“小金库”的事，都由王××专管，不是不入帐，也不是随意支出。这种“小金库”的收支直接和职工福利挂勾，是从我的前任到我经手一直由这个副经理王××专管。但在他检举了我之前，我问过他存多少钱？他说四、五百元。当他检举我之后，又说把钱给我了。向他要帐，说烧了。从这个经过看来，这个不光彩的“小金库”不是从我做起，更不是由我专管。这是沿袭下来的弊病。王××是沿续管理的人负责，请法庭详查。

第三个问题，说我虚报考勤套取工资，绝无此事。有考勤表可查，更有考勤员薛××可证，这个问题是强加于我的陷害。

第四个问题，说我用人不当，给商店人员思想造成混乱。这个问题才是主要的关键所在。自我承包后，经济搞活了，收支有盈余，职工资金增多，以王××为首的人既羡慕又嫉妒，这才出现排挤我的苗头。就在这承包的一年中，揭发检举我的四个人有三个人因犯错误被我调换了工作。①刘××是收款员、承包后出问题，被我撤换了，其问题我已向公司作了汇报，调为营业员：②阎××是营业员，因出问题被我调做收款员：③刘×是出纳员，她是发包人刘×经理的妹妹，也因事故我准备调换工作，和她谈过就是这三个人加上上届的副经理王××，共同出头，向公司检举我，引起这个中途撕毁合同的事件发生。

对此，我认为发包方和上级主管公司，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主观作出决定是不对的。

当前在城市企业改革中，许多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订立生产经营承包合同，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新事物。它与经济合同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经济合同法》应当是调整这类经济关系，解决承包合同纠纷的主要依据。为此，请求法庭依照经济合同法的违约规定给予公平处理，是所至盼。

此致

篇10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娱乐文化产业得到空前发展，然而在娱乐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演员和经纪公司之间的演艺经纪合同纠纷频频发生，解约事件称出不穷。笔者通过对演艺经纪合同纠纷不断的根源分析，提出了演艺经纪合同的登记备案制度的设想。

关键词：演艺经纪合同纠纷；登记备案制度；设想

近年来，我国的娱乐文化产业得到空前发展，然而在娱乐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不论是个体经济人还是经纪公司，演艺经纪方和艺人的矛盾日益突出，纠纷不断。从黄圣依单方解约星辉到快男快女和天娱的纷纷解约，以及韩庚的解约门等等事件层出不穷，艺人与公司纠纷不断掀起了解约狂潮。在现实中，演艺经纪方和艺人对于演艺经纪合同内容的操作却总是难以使双方利益达到均衡，导致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违约，解约事件不断发生，对演艺经纪双方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损失。

一、演艺经济合同纠纷不断的根源

1.法律机制不完善。

虽然我国的娱乐文化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上，我国已经实施了《经纪人管理办法》和《营业演员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是在操作细则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经纪人和艺人的法律关系并无明朗的规制，合同的各种条款规定来自演艺公司和艺人的自由约定。可是合同在签订时这种约定更倾向于强势的经纪公司一方，艺人无奈签订霸王条款。艺人在成名后如果不堪忍受这些条款只有解约。所以合同订立后便出现难以稳定的局面，导致纠纷不断、解约不断。然而纠纷出现之后，法院只有《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以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依据，不利于经纪人方和艺人方利益的保护。

2.经纪公司和艺人的利益矛盾突出。

经纪公司和艺人的矛盾其实就是双方利益难以顾全。经纪公司要捧红一个新人需要对其进行培训、包装、推介及各方面的商业运作。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捧红之后才会慢慢的返回利润。为了保证利润回报，防止艺人成名之后对合同任意的解除。于是设定大量的巨额违约金、较长的合同期限、高额的收入提成、优先权续约权、成名歌曲的著作权、私生活限制等来对艺人进行制约，防止血本无归。艺人未成名之前，属于弱势群体，为了成名不得不接受这些条款。但是成名之后，艺人可以赚取高额的利润，但是大部分都被演艺公司提走，且艺人仅有的青春年华被10多年合同期套牢，再加上演艺公司隐瞒版税、干涉私生活等行为使艺人不堪忍受公司的盘剥纷纷解约，但又需偿还动辄几百万的天价违约金的赔偿。因此，演艺双方矛盾重重、纠纷不断。

3.经纪行业专业素质过低。

演艺经纪人分为个人经营和公司运作两种类型。一些演员是由个人经纪人进行演艺运作，如周迅和李小婉、章子怡和章子男、赵薇与陈荣。而大部分演员是加盟演艺公司进行，如天娱公司、华谊兄弟公司、星辉公司等。在演艺公司演员们也是由公司指定经济人处理相关演艺事务。经纪人是一项专业化极强的职业，现在的经纪人不仅需具备演艺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必要的公关技巧也要具备。这样才能对艺人的演艺事业向良性的方向进行运作，同时也对艺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而有些艺人选用经纪人任人唯亲，如章子怡的哥哥章子男、赵薇的嫂子陈荣等。许多经纪人都不具备专业素质，很多人都成了艺人的生活助理，对艺人的演艺事业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也不会对艺人提出规避风险的建议，一遇到纠纷只能是置身事外，使艺人的风险隐患增加。

4.经纪合同中的霸王条款。

经纪公司在合同中往往规定大量的不公平的条款即“霸王条款”，来防止艺人任意解约。如果合同订立显失公平，合同一方有一年的期限行驶撤销权。但是很多艺人一年内基本上没有人行使这项权利。经纪公司的霸王条款有几种：第一，较长的合同期限。一个艺人的艺术生命也就那么几年。有些公司将合同期限定为7、8年甚至10几年，韩庚与SM公司签订的合同期就为13年。合同期限过长导致演艺合同成了艺人的卖身契。第二，优先续约权。有些公司在合同中规定公司对合同具有优先续约权，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艺人的自主选择权，使艺人更加难以摆脱老东家。第三，天价的违约金。巨额的违约金动辄数百万，是公司防止艺人任意解约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其有解约权不敢行驶，否则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危险。第四，成名曲的著作权。有些公司将歌手的成名曲著作权归为己有，使歌手开演唱会也必须公司同意才行。如果艺人和公司解约，歌曲著作权将还有公司控制。公司就会将禁止艺人在演出时尤其是商演时演唱成名曲。这等于剥夺了艺人的“饭碗”。第五，私生活干涉。公司为了维护艺人形象，保障演艺效益，对艺人的私生活进行干涉。而中国内地的艺人经纪合约中通常有这样一条：甲方有权了解与本合约实施有关的乙方心理、生理变化、目前现状、社会关系等资讯，并提出各种建议和相关安排。艺人的那点私事儿，都被经纪公司捏在手心里。以上这些霸王条款也是艺人解约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保护演艺经纪合同双方权益制度的设想

如果我们想为经纪方和艺人纠纷不断提出相关建议，我们可以提出完善立法规范，加强合同防范措施，规范演艺经纪合同条款，打造专业经纪人队伍，相关部门加强监管等措施。其目的是保护演艺经纪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双方利益在共赢的基础上达到平衡。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分别具体的操作也是困难重重。笔者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建立一套创设演艺经纪合同的登记备案制度。演艺经纪合同的登记备案制度是指文化主管部门代表政府对演艺经纪合同进行登记备案，并依法确认经纪人或经纪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用法律制度来制约、激励和引导上述建议的相关工作的完善，使演艺经纪事业向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