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理学的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法理学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理实结合；实训教学；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1-0386-01

本校领导具有强烈的超前意识，高瞻远瞩，新学期提出了用三年时间打造精品专业的创新目标，并为精品专业下了这样的定义：一是有学生要来读；二是企业抢着要人；三是有能力承担社会培训。

汽车专业教学部贯彻校领导的新思路，结合本校汽修专业的实际办学条件，假设了"校企结合"创建汽车实训中心，对《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进行了探索。汽修2012级部分学生试行"3+2"的教学模式。即：一周5天，分成二段，3天上理论课，2天在车间实习，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开学至今已实践了2个月，此种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体会分述如下：

1.创设一定的情境，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入本校学习的学生，在原初中学习阶段大多是班中一些学习习惯、行为较差者。针对这一实际现状，教师在专业课教学中首先设法提高学生对学习汽修专业的兴趣。学习兴趣是在好奇心、求知欲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学习需要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在教学开始时，首先要引发学生对课题的兴趣，做好课题的铺垫，让学生对他尚不能解决的问题产生好奇，感兴趣，让其注意力指向学习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创设一定的情境，能让学生亲身体验到，比用口头解说要好很多。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的技能过程中，可以创设一些情境现象，把枯燥、刻板的教学融化在多姿多彩的真实情境中，让学生在欢乐、活跃的氛围中学习，可大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在讲解汽车点火系统故障时，可找来汽车点火系统的有关零部件，把点火线路接好，在讲课前，先做火花塞点火现象让学生观看，使学生在观察火花塞点火现象中产生兴趣和疑问及求知的欲望，老师根据这些现象，一步一步向学生阐明点火系统的工作原理、紧接着指导学生如何连接线路及诊断维修点火系统的故障。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大大提高了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兴趣。

2.采用实例分析，提高教学效果

汽车修理专业涉及的知识是非常广泛的，如果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效果并不理想。现采用"3+2"模式后，学生在3天理论课上学到的知识，马上能在2天实习中看到实物，观察有关部件的运动关系及装配关系。

因此，可采用实例分析法进行教学，边做边讲解，让学生觉得书上抽象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汽车维修中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有利于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掌握。

例如：以"发动机气缸压缩压力不足的维修"此实例作为载体，引出与发动机相关的各系统工作原理和处理发动机气缸压缩压力不足维修的相应技能，如下表所示：

实例：发动机气缸压缩压力不足的维修

相关理论知识教学相关技能教学

1.发动机配气机构工作原理。2.发动机进排气系统工作原理。3.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工作原理。1.发动机的拆装。2.发动机的总装各系统的清洗。3.气门间隙的调整。4.配气相位的调整。5.气缸密封不良的检查。

理论课讲过"发动机气缸压缩压力"这一章节后，实习中，学生亲自在实车发动机上进行气门间隙的调整，请一组学生按发动机的结构原理进行调整，发动机很快发动起来；而让另一组学生随意调整，结果发动机怎么也发不出，以此例，告诫学生修车的技术要求很严，一定要按有关技术要求进行操作，否则，好车维护时也会搞出故障来。

通过"发动机气缸压缩压力不足的维修"这样常见的故障实例进行分析教学后，学生既能掌握发动机各系统的结构和原理，又学到了发动机的拆装及主要部件的检查调整的技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校企结合，让学生"零距离"上岗

校领导和汽车专业教学部充分抓住今年上半年"汽修实训中心"改扩建的契机，将本校汽修实训中心与嘉检汽修一分厂"合二为一"，使学生实习与实际修车紧紧结合起来，实现"零距离"上岗。进厂修理的车辆，学生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亲眼目睹老师傅是如何将一辆辆故障车修复出厂的，使学生对"排除车辆故障"不再感到是遥远而漫无边际、深奥的事，也增长了不少汽车维护方面的经验教训。

学生每周两天实训，每个班分为四个小组，把学生带到车辆维修现场，由企业的师傅带领，师傅诊断，学生维修，让每个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动手操作，排除故障，达到"零距离"上岗的教学目的。学生从最基本的洗车、擦车，到发动机、底盘的拆装，到电控发动机的基本构造与维修、故障的诊断与排除，到汽车的美容保养等等，经过这一系列由易到难的、环环相扣的初步学习，学生在提高学习专业知识的主动性方面得到提升，学到技能的同时，也养成了良好的操作习惯。

教师也可通^修理厂所接到的修车业务，现身说法对专业课中有些知识进行切合实际的讲解，如：在讲到如何进行汽车发动机维护这一章时，恰逢该厂在在短短2个月中的承接了两台发动机大修的业务。

比如：2013年10月20日一辆桑塔纳时超GSI，发动机为AJR，发动机发生异响，经拆检，活塞发生拉缸现象。经检查，该发动机自上次换机油至故障出现，行驶了18000公里，未换过机油。

通过上述实例，教师及时进行讲解分析：这两例发动机大修均是由于没有按有关规定操作所造成的。而目前此类情况在汽修厂的承接业务中比比皆是，如何避免这种恶性事故的发生？作为一名汽修专业的学生是应该了解和掌握的。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及时总结了以下两点：

（一）不同型号的汽车有不同的使用要求和方法，不按规定的要求和方法进行操作，会造成汽车非正常损坏。

（二）让有车族去接受汽车技术的系统培训目前是很难办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是在买新车后使用前，认真阅读随车所附的《使用说明书》，这是用好汽车、减少汽车使用费用的头等大事，即使对有较多汽车专业知识的有车族来说，也应认真做好这一点。

4.合理的考核，增强学生的成功感

针对汽车维修专业的特点，学校采用模块单元化考核：即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后，通过一定的考试，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效。主要采用"动笔、动手、动口"相结合，"教材、职业技能鉴定、设备工具"相结合，根据学生掌握技能的程度不同，分组考核，让学生在检验自我的过程中，有自我成就感。如在完成对化油器结构原理及维修调整的技能培训后，针对不同的学生，让他们分成若干小组，对安装在发动机上的带故障的化油器进行调整，再进行口试。这种考核方法，让学生从中获得成功感，大大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从汽车维修专业课程出发，结合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以理论实践并行，本校目前采用的"校企结合"特色对中专生的专业教学是行之有效的。突出学生掌握实践技能为重点，教学有法，但不定法，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

参考文献：

[1] 王彦 教育叙事；在实践中体悟生命[J]，《教育研究》（北京）2005.2

篇2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法制传播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12BXW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平，女，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视传播与电视法治文化批评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普法与依法治理“共举”时期。我国电视法制节目的普法宗旨也应与时俱进，在加强法治普遍原则和培育公民现代法律精神的同时，还应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权益的维护，注意批判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确立“普治共举”意识，加强对法治实践的舆论监督等。

关键词：电视法制节目；普法；法治；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14-02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法治建设与普法教育的推动下，电视法制节目日益兴盛，其一大功能或主要职责无疑是普法，六个五年普法规划也一直重视电视等媒介的普法作用。那么，电视法制节目的普法宗旨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普及公民法律知识或培养守法的公民等那么简单？

纵观新时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推行的六个五年普法教育活动，其对提升公民的法律素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在普法内容上，主要侧重于具体的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法律基本理念与原则精神的传播，较重视实体法律知识的宣传而忽视了程序法律知识的普及；其次，在普法思想上，强调的是重义务、轻权利的消极守法型法律知识的宣传，而不是现代法治精神所要求的权利本位主义和法律至上理念的普及。这种消极的守法型普法教育其实质就是让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违法、不犯罪，做安分守己的良民，而忽略了鼓励公民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培养公民利用法律维权的行为、能力和素质等[1]。

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普法与法治“共举”时期。这一时期的普法特点和要求是：普法是手段，法治或促进社会依法治理才是目的，普法应与法治实践相结合[2]。依循于此，电视等媒介普法传播的目标应在于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促进社会的依法治理。毋庸赘述，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实践或现实法治环境因素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公民接受或遵守法律而言，司法或执行比‘普法’更为重要。因为法律能否接受，取决对法律的信任与否；对法律信任与否，又取决人们自己在心中塑造的法律形象。司法和执法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与体验法律的基本场域，是人们塑造法律形象的重要质料。如果司法或执法不公，或者腐败堕落，人们心中法律的高大形象就会轰然倒塌，因而断然与法律疏离。”[3]

当然，采取何种具体的电视“普治”措施，这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下面，笔者对电视法制节目在贯彻普法宗旨的过程中应当在理论上注意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探析。

一、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则，培育公民现代法律精神

普法并不仅仅意味着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哪些法律被颁布，哪些法律被修改，抑或哪些权利、义务被了解，而更意味着让老百姓认识到这些法律的颁布、修改，抑或这些权利、义务的赋予，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从电视法制节目普法宗旨的角度讲，就是应重视对公民的现代法律精神尤其是“法治”原则的宣传与普及。

1959年，“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了一个《德里宣言》。在这份宣言中，集中了各国法学家对于“法治”的一般认识，提出了以下关于“法治”的三条原则：

（1）根据“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体系，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业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4]。

上述三条关于法治的普遍原则，既是现代法律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法治”理念的核心之所在，即“强调法律在保护人权、制衡政府权力上的职能，法律的普遍的约束力或权威性，以及法律实施的公允性”[5]。从这一意义上看，在电视媒介采制法制节目的过程中，应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则，贯穿现代法律精神或法治原则，同时注意批判人治意识、法律工具主义或传统的“法即刑”等观念，尤其是应对转型时期非“法律的统治”现象进行批评曝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二、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权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大国里实行法治，需要进行一次观念的革命。其中之一，就是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和建构的义务本位的价值模式，而彻底肯定权利精神[6]。另有学者明确地把权利本位观念当做现代法律的基本观念，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本位、权力本位观念。以义务或权力为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使中国公民大多敬畏法律，远离法律，往往把法律看做是惩戒手段或政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而与法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或漠视法律的存在，不到万不得已不去触碰法律。

所以，电视媒介在法制报道或节目制作中，对受众进行法律法规条文的普及固然重要，使人们了解自己的义务也是必不可少，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抑或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及精神。

这是因为，其一，在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中，权利意识被普遍公认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们以往的普法宣传教育对此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二，权利意识与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民众更多地亲近法律，运用法律，增强对法律的信心，并能对法律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法治化发展。其三，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但从源泉、时序和目的来看，权利是主要方面，现代法律应以权利为本位。从这一意义上看，立法的宗旨是“确认权利”，执法的目的是“保护权利”，守法的实质是“尊重权利”，违法的危害性是“侵犯权利”[7]，而普法的宗旨则更应是对权利意识的普及。进而言之，电视法制节目也要注重加强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利益的维护，将反映、维护广大受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作为电视法制节目制作的根本出发点。

三、注意批判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

电视法制节目作为一种现代法制文化传播，应注意批判或摒弃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重刑轻民、义务本位、权尊于法、礼重于法、崇尚“无讼”以及宗法人伦观念等消极因素。当前某些电视媒介在法制节目或报道中，不同程度地受上述思想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选题偏窄，所选案例多为刑事案件，内容涉及抢劫、、盗窃、诈骗、杀人等；相比之下，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民事案件，或涉及公民授权性法律规范的报道不足；另外在报道的过程中往往只强调法律的镇压或惩罚功能，而对法律的权益维护等功能体现或宣传不足。尽管这样的法制节目或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教育观众、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但仅止于此也会产生不良效应，如只能营建传统法制文化氛围而不能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或只会强化受众的传统法制观，而不能培养受众的现代法治观，尤其是刑事案件报道太多、太细，还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四、确立“普治共举”意识，加强对法治实践的舆论监督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与他们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人们更容易通过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的公正性获得对法律公正性的感知和体验。而这种感知和体验决定着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以及对法律的接受与遵守等行为。因此，监督法律实施，推进司法和行政执法等法治实践的完善，促进社会依法治理，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至关重要。否则，即便电视媒介在法制节目中不断普及法律知识，或者不断宣传法律的至上权威等，然而当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的法律形象，却是与法制节目中的法律形象面目全非、甚或相互背离时，法律及涉法信息传播是不可能真正被接受或认可的。

“依据现代法治的内涵要求，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执法者、司法者应是普法对象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危害远甚于普通民众不知法、不守法所带来的后果”[8]。多年来在谈及普法教育的时候，往往一些政法工作人员总是高高在上，似乎普法教育的对象只是普通民众。然而，从当前尚不健全的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法治实践来看，加强对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执法者、司法者法律意识及精神的培养相当重要。如从征地拆迁、干部、基层政府“与民争利”[9]等引发的来看，不少政府官员就缺乏意识和法律意识，在发生之初，就武断或直接地将有关事件定性为反政府性质或违法行为，孰不知“集会、游行、示威”以及“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等是公民的权利；在对的具体处理方面，部分官员不是努力着手化解矛盾、依法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而往往是、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法，常常致使愈演愈烈和干群关系的愈发对立。可见，电视法制节目在践行普法宗旨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各级执法者、司法者职权行为的舆论监督，以促进法治实践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苗连营.公民法律素质研究[M].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篇3

关键词：心悸；胸痹；心力衰竭；益气；温阳；活血化瘀。

在祖国医学里，心力衰竭属于心悸和胸痹范畴，病位在心，其发病和心气虚、心阳虚密切相关，临床上可见心悸怔忡、气短喘促、胸闷不舒、动则悸发、心痛时作等症状，故祖国医学一直沿用益气、温阳法治疗，而单用活血化瘀法治疗的报道很少。心主血脉，若因心气不足、心阳不振，阳气不能鼓动血液运行；或因寒邪侵袭，寒性凝聚，而使血液运行不畅，甚至瘀阻；或因痹证发展，“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素问?痹论》）而成心痹，均会导致心脉瘀阻，而引起心悸怔忡。近年来有人经大量实验证明，气虚或阳虚动物有显著的血液流变学改变，存在着血瘀倾向。笔者认为心力衰竭的发生多在本虚（心气虚、心阳虚）的基础上，兼有标实（血瘀、气滞、寒凝），总属本虚标实之证，所以对表现心气虚、心阳虚之心衰病人的治疗，除益气、行气、温阳、化痰外，还必须同时配伍活血化瘀药，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一、益气活血法

临床上，各种心力衰竭病人都有心气虚的表现，如心悸气短、动则悸发。心气虚一方面出现左心功能不全，另一方面导致脏器瘀血，即右心功能不全，所以，表现心气虚之心衰病人的治疗，除益气外，同时还要配伍活血化瘀。标本兼治，益气活血化瘀为根本治疗大法，拟以补阳还五汤（黄芪、当归、赤芍、川芎、桃仁、红花、地龙）加减。另外，气阴两虚型的心力衰竭可用生脉散配伍活血药治疗。

案例1：患者栾××，男，56岁，2004年5月10日来诊。素有心悸、胸闷10余年，5天前因劳累辛苦，遂心悸、胸闷加剧，伴有气短，动则尤甚，不能平卧，肢体水肿，尿少，舌质紫暗，苔薄白，脉涩而数。西医查体：心界向左右两侧扩大，心率126次/min，早搏3～5次/min，二尖瓣区可闻及三级以上的收缩期杂音，腹部彭隆，有少量移动性浊音，双下肢中度浮肿，余阴。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速，全心肥大伴劳损，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偶发室早。腹部B超示：肝内瘀血、体积稍增大，少量腹水。中医诊断：心悸，气虚血瘀；西医诊断：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住院后，起初予洋地黄制剂和利尿剂等治疗，以上诸症未见改善，遂加用益气活血化瘀中药，方用补阳还五汤加减。处方：黄芪30g、丹参25 g、当归20 g、赤芍15 g、川芎15 g、地龙15 g、桃仁10 g、红花5 g、甘草10 g，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连用5天后，无心悸气短，浮肿减轻，每日尿量增多，患者病情明显好转。药中病机，上方化裁服20剂而愈。

二、温阳活血法

中医治疗心衰的传统是益气温阳法，如《伤寒杂病论》的温阳行水真武汤之类。临床上，心衰患者用温阳益气行水法治疗不效时而改用温阳活血法常有显效。方可拟真武汤（炮附子、茯苓、白术、芍药、生姜）加黄芪、桃仁、红花、丹参、牛膝、郁金等化裁。因为心衰病人在心气不足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阳气亏虚，而心阳失于温振鼓动导致心衰的临床表现加重。大量的临床实验证明，附子、黄芪、丹参配伍有协同作用，比单一温阳法治疗心力衰竭更具有显著疗效。

案例2：患者孙××，女，48岁，2005年2月12日诊。素有“慢性支气管炎”近10年，3天前因气候骤寒，旧病复发而今来诊。自觉形寒肢冷，咳白色泡沫样稀痰，气喘气促，夜间喘咳不能平卧，小便短少，双下肢凹陷性水肿，舌质暗红，苔薄白滑润，脉沉细数。查体：口唇青紫，颈静脉怒张，桶状胸，双肺底满布湿罗音。心界略向左扩大，心率108次/min，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双下肢有指压痕。血常规示：白细胞12.8×109/L，N85％，L15％；胸部正位片：慢支合并重度肺气肿，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速，右心房肥大。中医诊断：喘证，脾肾阳虚，水气凌心；西医诊断：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阻塞性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经吸氧、抗炎和强心利尿等治疗3天，病情无明显变化，加用中药温阳利水、益气活血，方用真武汤加减，处方：炮附子10g、白芍20 g、桂枝10 g、茯苓20 g、白术15 g、黄芪50 g、丹参20 g、郁金15 g、川芎15 g、甘草10 g。日一剂，水煎早晚分服，连用5天后，患者精神好转，尿量增多，喘促咳痰减轻，能平卧。药中病机，停止吸氧，守方继服12剂而愈。

篇4

关键词：小学数学；启发式教学

一、启发式教学应重"导"而非"牵" "启发"一词，来源于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教学的一句格言："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对此解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后来，人们概括孔子的教学思想，也吸取朱熹的注释，就使称为"启发"或"启发式".

二、启发式教学应注重"启"和"试"相结合 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出发点，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积极思维，通过自己的活动达到生动活泼的发展。这是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学生的发展归根结底必须依赖其自身的主观努力。一切外在影响因素只有转化为学生的内在需要，引起学生强烈追求和主动进取时，才能发挥其对学生身心素质的巨大塑造力。

例如，在教学"20以内的退位减法"，教师让同桌二人分别扮演售货员和顾客，商店里有15支铅笔，卖出9支，还剩几支？教师启发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自己发现计算方法，学生积极主动地探求计算方法。有的用小棒一根一根地数，得出15-9=6；有的把15分成10和5先算10-9=1，再算1+5=6；有的把9分成5和4，先算15-5=10，再算10-4=6；有的先算15-10=5，再算5+1=6；有的想9 +（）= 15，因为9+6=15，所以15-9=6.这样，人人动脑筋尝试发现，方法多种多样，人人都获得了成功。接着教师出示同类的问题，启发学生把这种算法应用到同类问题中。这样教学，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达到了学思结合。

三、启发式教学应注重启发点的"准"和"巧" 医生治病讲求对症下药，教师的启发当然要点在要害处，拨在迷惑时，才能指给学生"柳暗花明又一村".因而，启发式教学要真正达到启迪思维，培养智能，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还必须注重启发点的优化。

一是要"准"，让启发启在关键处，启在新旧知识的联接处。小学数学知识有很强的系统性，许多新知识是在旧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对学生加强运用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指导。首先新课前的复习和新课的提问要精心设计启发点，把握问题的关键，真正起到启发、点拨和迁移作用。其次，要重视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发展，注意在新旧知识的连接点，分化点的关键处，设置有层次，有坡度，有启发性、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系列提问。让学生独立思考，积极练习求得新知，掌握规律。然后教师引导学生把新旧知识串在一起，形成知识的系统结构。例如，推导平行四边形与长方形的关系。教学时，在复习了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和长方形的面积公式之后，可以用出示下列图形：宽 高 长 底 接着提问：

（1）平行四边形和长方形的长有什么关系？

（2）平行四边形的高和长方形的宽有什么关系？

（3）底与长，高与宽分别相等，那么这两个图形的大小会怎样？

（4）用什么方法能证明这两个图形的面积相等？然后，教师引导学生用数方格和割补证明这两个图形重合，从而由长方形面积公式推导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以上启发点利用长方形的面积公式，推导出了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这样的启发点充分起到了迁移作用，使学生理解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自然轻松的掌握了新知识，实现自主学习。

二是要"巧"，在学有困难学生盲然不知所措时，在中等生"跳起来摘果子"力度不够时，在优等生渴求能创造性的发挥聪明才智时予以点拨，使其茅塞顿开。例如，教学"能化成有限小数的分数特征"，通过师生打擂台，激发起学生的参与兴趣后，师问："有的分数能化成有限小数，有的分数不能化成有限小数，这里面蕴涵着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在分子中呢，还是在分母中？"学生一致认为规律在分母中。

这时，师又问："能化成小数的分数的分母有什么特征呢？"组织学生讨论。当学生屡屡碰壁，思维出现"中断""偏离"时，教师不再让学生漫无目的争论，而是适时地点拨指导，启发学生："你们试着把分数的分母分解质因数，看能不能发现规律？"一句话，使学生一下便找到了思维的突破口，发现了特征："一个分数，如果分母中除了2和5以外不含有其他质因数，这个分数就能化成有限小数。"正当学生心满意足之际，教师又出示，3/15，先让学生判断，又激起矛盾；为什么分母含有其他质因数，它还能化成有限小数能？通过观察分析，最后让学生自己认识到所发现规律的前面，还得补充个前提"最简分数".可见，课堂上巧妙灵活地启发，不但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而且能使学生积极思维，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和创造性。

四、正确处理好启发式教学与讲授式教学的关系 有人认为：启发式教学符合素质教育的需要，应大力提倡，讲授式教学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应全盘否定，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人们一方面全力肯定启发式教学而又理解不深，操作不透。另一方面极力否定讲授式教学而又在时刻不由自主地动用。

篇5

关键词 最近发展区 法理学 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University Jurisprudence Teaching Innovation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cent Development Area

CHENG Jing

（Law& Politic College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li， Xinjiang 835000）

Abstract "Jurisprudence" is the law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Because it is a basic course in legal education， so most universities have opened this course in the first semester， but because of its generality and abstraction itself speculative theories strong freshman has not been exposed mostly legal expertise reflect the curriculum esoteric，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ow to solve the issues in "jurisprudence" teaching？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recent developments" theory can be applied to specific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teaching.

Key words recent development zone； jurisprudence； teaching quality

学生最近发展区理论视角下创新法理学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最近发展区”理论是由苏联杰出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的，他认为在教学和发展关系中，要使教育对学生的发展起主导和促进作用，就必须确立学生发展的两种水平。一是其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学生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智力水平；二是他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但要借成人的帮助，在集体活动中，通过摹仿、学习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水平。维果斯基将学生在指导下借助成人的帮助所能达到解决问题的水平与在独立活动中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之间的差异称之为“最近发展区”。笔者以为针对目前法理学教学实践中面临的现状，可以利用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结合实践教学经验，通过具体分析来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

1 学生最近发展区理论视角下创新法理学教学的必要性

法理学是我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学好法理学可以为以后学习其他部门法学科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法学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实践中的我国法理学教育产生了很多问题，如大部分高校都将法理学课程安排在大一，俗话说，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了一半。可大一新生刚进入大学、接触专业学习就要面对这样一门体系庞杂、内容抽象、理论深奥的课程，很多学生都反映不能理解所学知识、学习困能等问题，若老师再以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则学生对法理学甚至是对法学的学习兴趣不能保持，甚至因其学习积极性被打击而丧失其对学习的信心，从而放弃对法理学或法学的学习。因此，针对目前法理学教学实践中面临的这种窘况，可以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进行教学设计，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用感性材料作多角度设问，让学生在熟悉旧知识的前提下，在有梯度的层次设问中逐步过渡到新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同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法治国家的不断建设，国家对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视。教育界对法学教育也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改革，各个高校对于基础性课程――法理学独特的教育价值和重要地位已取得了共识。法理学是高于并指导部门法学，以及为法的运作实践、研究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法学理论学科，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开设，那么在学生对部门法尚无了解之前即予相授，同时将体系庞杂、内容抽象、艰涩的法理学知识不分难易地都塞进一本书里，用一学期时间一股脑儿灌输给这些刚刚高中毕业、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缺乏社会阅历的年轻学生，其接受程度、承受能力均不符合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和法学内在逻辑规律，致使学生未及新奇已然厌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对法理学学习和思考的兴趣，所学知识与其已有的知识联系不紧密，学生很难将已学知识、生活常识与法律理论、法律实践直观地联系起来。甚至，有学生因为法理学课程本身的理论概括性和抽象思辨性较强，认为法学专业的课程深奥难懂，自己无法理解，从而在大一期间就丧失了对法学专业的学习兴趣并因一门课的受阻而排斥法学这个专业，对以后其他课程也没了学习兴趣，打消了其学习法律的兴趣和信心。因此，学生最近发展区理论视角下创新法理学教学具有必要性。

2 学生最近发展去理论视角下创新法理学教学的可行性

（1）理论视角具有可行性。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是我们广大教师进行教学设计的重要依据之一。利用最近发展区理论原理，通过合适的教学改革，将学生现有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正处于形成状态的心理机能和活动水平发挥出来，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学生更能深入掌握法理学知识。（2）教学对象的可认识性。结合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进行法理学教学的创新，前提是必须了解学生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和可以达到的发展水平。可以通过课前提问、课堂交流、个别访谈等方式来了解和把握学生的具体情况、知识水平等。在熟悉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学生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和内容，结合教学实践分析学生可以达到的水平。（3）教学经验的可总结性。因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课程，所以任课老师无论是自身学习还是教学工作中都对法理学的内容有所学习并有自己的学习、教学经验，具备教学改革研究的教学基础。不但可以总结课堂教学经验，还可以利用学生在法律服务中心以法律服务志愿者的身份解决具体案例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找到学生在理论课程学习中的不足，有针对性地对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从课堂教学工作中和学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教学经验、分析教学不足和总结教学成果。为学生最近发展区理论视角下法理学教学改革的创新打好基础。（4）先进经验借鉴的可行性。目前国内部分重点大学，如吉林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法学院已经对法理学的课程安排、课时设置、教学内容、培养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许多经验可以借鉴。除此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法学教育制度中优秀的做法，将其引用到我国的发现教育中。如目前不少大学试行的“诊所式”教学模式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 学生最近发展区理论视角下创新法理学教学的实施路径

（1）法理学课程设置的合理安排。法理学是法学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大部分高校都将其安排在大一第一学期讲授，且往往在开设这一门专业课时，学生对部门法的法律规定知之甚少，导致学生对抽象的理论无法理解，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举例引用部门法的知识时，即使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也因学生没有部门法的基础而不理解。出现学生听不懂，老师无法举例说明的局面。对此，应先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概念和基本法律制度，以保证其在学习部门法时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经过部门法的学习对具体法律有所认识后，再对其进行法律技能方面的训练。学习法律思维、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等技术层面和法学方法的内容，总结法律背后包含的价值和理念。这样不但有助于学生对法理学知识的理解，更有助于其掌握。

篇6

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因而，我国法学教育的质量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其中法理学在法学课程设置中的位置就是其中争议声音比较大的一部分，之前大多数人关心的都是开设法理学课程对学生法学知识学习的意义上了，很少有人关注法理学在课程设置中的位置，但是，本文主要是对位置方面内容的研究。

 

一、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上看法理学位置

 

我们要从分析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法理学是否适合放在大一的法学课程中。“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但是，目前对其中的“共同规律”“共同性”的解释还是众说纷纭的，这就导致了法理学外延不清晰，也出现了法理学定位不准确的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法理学呢？这就要追溯到它的前身法哲学，在西方的法学著作中层提到过法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定义与分析问题，其二是法律推论问题，其三是法律批判问题。要想学好法理学知识就必须要进行这三方收集整理面的研究，但是，这些知识对于法学基础非常薄弱的大一新生来说无疑会存在理解上的难度，无论是法律推论问题还是法律批判问题，都要求其实施者要具有一定的法律思维和法律知识，但是，这种思维和知识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对于法学初学者来说，要他们掌握法律中的基本概念都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理解的，更别说要学生具有法律思维和法律知识了。正因为分析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不存在或者匮乏，就导致学生在学习法理学知识时多是死记硬背，而且学到的知识比较单一，都是一家之言，学生自身理解力上的收获比较少，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将法理学的学习放在大一是不太合适的。

 

二、从学习法理学的目的上分析法理学位置

 

目前，“在大一设置法理学课程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在理论上掌握一些法理学的基本知识，为学习部门法做一个良好的铺垫。”是很多人眼里学习法理学的目的，正因如此，目前很多的高效在进行法学课程设置时都将法理学放在了大一，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的肯定这种观点。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理论，理论就是“通过对特定事物的大量观察、经验和陈述进行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般性的命题，人们就把它称之为理论。”但是，由于观察对象的流动性和复杂性以及观察主体的主观性，这也导致了理论的不周延性和主观性，法学理论也是如此，这也导致了法理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要经过思维、观察以及验证的一个主观认识。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以法学理论为基础的，在我国，法理学对法律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反思功能。首先，在法治社会建设中法学理论的反思功能。我国法律制度的复杂性是随着法治进程而变化的，因为，法律是要对社会中重要的利益冲突和生活现象进行调整的，如果社会基础复杂，那么就需要一种复杂的法律制度来调整。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发展程度的加深，对法律制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精密的法律制度并不是一朝完成的，它需要一个不断自我改正的过程，因此，就需要法理学对旧解决方案的存在基础进行不断地反思。其次，在社会转型中法学理论的反思功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而社会结构转型也必然会带来社会领域中各种新生的利益冲突，这是就需要法律对这些冲突进行调整，但是由于社会结构不断的变动，法律调整也是需要不断进行改变的，但是到底该如何的改变就是需要法理学进行反思了。最后，在价值观念改变中法理学的反思功能。生活关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而生活关系的变化又会给人们尊崇了上千年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挑战，而且这种价值观念会逐渐的被新生的价值观念所代替，正如前人总结出来的“法律共同体中的价值观的内容和活力则比有关法律提高问的变化更加迅速”，因此，也就导致了现有的法律规范与公民普遍的价值观念之间总是出现脱节的现象，那么，此时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是否需要调整国家法律制度来适应公民价值观念的变化、怎样调整才能够适应公民价值观念的变化、什么时候调整、调整的频率等都是需要法理学理性反思来辅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论述，我们不难总结出，法理学的重要性主要还是取决于学习者的主观态度，法理学知识学习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是为了学习部门法做准备。其实，为学习部门法知识做准备并不是光靠学习法理学知识就能够实现的，因为，法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内容已经不再涵盖部门法知识的介绍了。而我们现代人学习法理学知识的真正意义是培养法学知识学习者的反思思维以及反思意识，这是需要相关部门法作为基础的，所以说把法理学课程安排在大一第一学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之处的，应该在了解了部门法之后再进行法理学知识的深入学习。

 

三、结束语

 

篇7

关键词：微创外科；微创医学；精准医学

Abstract：Modern surgery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past 30 years under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minimally invasive medicine（MIM）.The writer studied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and MIM，and though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IM is the mirr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medicine.Precision medicin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individualized medicine.It should be an intact system，and it should b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M.

Key words：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MIM；Precision medicine

精准医学是2015年的热门词汇。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精准医学发展战略，计划于2016年投入2.15亿美元来推动其发展[1]之后，中国也迅速出台了自己的发展战略。然而，目前所提出的精准医学都是借助于基因组测序技术、生物信息技术以及大数据对某一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志物的分析与鉴定，寻找到疾病产生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同时对一种疾病的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更精确的亚分类，从而实现对疾病和特定患者的精确的和个性化的治疗。这一理念的提出能够推动现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做为一个新的医学体系来提出，笔者认为目前的理念还有一定局限性。

现代外科学在近30年里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微创、微创外科、微创医学等概念和理念的提出。我们对"微创"、"微创外科"、"微创医学"等概念和内涵以及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借鉴微创医学理念发展的哲学思想，对精准医学的未来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1微创医学理念的发展

英国泌尿外科医生Payne于1985年第一次使用"minimally invasion procedure"这个词汇[2]。这个词汇被认为是今天微创外科这个概念的最早来源。事实上，微创外科被广泛接受和应用是继德国医生（1986）和法国医生（1987）完成了腹腔镜切除胆囊术并应用了"minimally invasion surgery，MIS"这个词汇之后。当时的微创外科的概念比较狭隘，它特指腔镜技术，而像超声介入技术、X线介入技术和纤维内镜技术都不属于微创外科；另外它在内容上强调的是技术，缺乏一个完善、系统的理念。虽然微创是临床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但以当时微创外科的概念和内涵并不能构建一个新的医学体系。2004年，王永光[3]提出微创医学的概念，标志着一个新的医学体系--微创医学的建立。

在微创医学的理论体系下，微创的理念向着诊断微创化，治疗微创化，人文社会微创化延伸。①诊断微创化：胃镜在传统基础上缩小了外径，由原来的9.8～12mm降至5.6mm。检查的途径也由从口腔插入改为从鼻腔插入，使患者的咽喉反射程度降到最低[4]。目前的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在不久的将来将被手持式血液分析所取代，这种分析仪所需的血液标本仅约0.2 mL，检测过程只需2 min。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更多的微创诊断技术和设备将出现，造福于人类。②治疗微创化包括治疗技术微创化和治疗策略微创化。微创治疗技术除了腹腔镜技术，还包括内镜外科治疗技术：主要包括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和经内镜括约肌切开的鼻胆管引流术（ENBD）以及肠镜下结肠梗阻内支架减压导管引流术等。介入治疗技术：主要包括超声或X线引导下的经皮经肝穿刺胆管引流术（PTCD）、胆囊引流术（PTGD）和腹腔脓肿引流术等等。微创治疗策略的提出是建立在微创医学的理念之上的。1993年，损伤控制手术概念的提出催生了"损伤控制性外科"理念。这一理念的确立和推广，不断推动越来越多的外科医师对急腹症的传统治疗进行反思，进而助推了多种急腹症治疗策略的转变，在严重急腹症及其并发症处理方面尤为明显，最具代表性的疾病为急性肠系膜血管病变、严重闭合性腹部损伤和急性重症胰腺炎等[5]。加速康复外科（fast-track surgery）是另一微创治疗策略，主要是通过优化围手术期各种处理，减少手术及其相关的创伤和应激，从而加速患者康复、减少并发症和缩短住院时间。③人文社会微创化：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的心理因素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微创医学的理念是在给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服务的同时，使患者在整个医疗行为过程中，心理、精神创伤降到最低，经济负担降到最低。

所以，微创医学理念丰富了微创外科的内涵，赋予了微创外科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样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下，当今的微创外科发展的趋势是，①多元技术的组合应用，如腹腔镜联合胆道镜，腹腔镜联合肠镜或胃镜等. 手术适应症的逐渐扩大。如腹腔镜技术由原来的择期胆囊切除术扩到急诊胆囊切除，由胃肠道良性疾病的治疗扩展到肿瘤的治疗。由简单的手术迈向复杂的手术，如目前的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治疗越来越遵循循证医学的依据，逐渐走向规范化。④技术与理念并行发展。微创外科不再单纯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理念。2微创医学理念发展的哲学思想

微创医学理念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代外科学的发展。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理念和技术是一个学科的两个最基本要素。理念是技术发展的方向，技术是理念发展的手段。理念和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互相促进。所以对于一个新的学科，我们要善于发现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在理念和技术两者之间选择相对滞后的一个去加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一个学科更好、更快的走向成熟。

3精准医学发展的思考及展望

精准医学的提出是建立在现有高度发达的科技之上的。与现有高度发达的科技相比，目前的精准医学理念比较狭隘。精准医学的精髓不外乎是追求最佳的诊断、治疗效果，最小的创伤。所以从这一点出发，借鉴微创医学理念发展的哲学思想，笔者认为精准医学与微创医学是一脉相承的，精准医学应该是微创医学的继承与发展，不应该被简单的认为是个体化医疗。他同样应该是从诊断到治疗，从技术到策略，从疾病到人文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精准医学中的精准不但是诊断上的精准，更有治疗上的精准；不但是医疗技术的精准，也要有医疗策略的精准；不但要有疾病管理的精准，也要有人文关怀的精准。

在精准医学时代，疾病的诊治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肿瘤患者在接受治疗前首先行基因组检测，医生根据每个患者的基因组特点制定最佳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经自然腔道内镜外科手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NOTES）将依托先进的技术设备，能够胜任更复杂的操作，同时也将得到更多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可能会成为精准外科的时代先锋。机器人手术在精准外科时代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机器人手术系统向更小、更轻便、更方便移动方向发展将是必然趋势，并有望实现多方面的技术优化[6]。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光学分子影像手术导航技术正在迅速崛起[7，8]，在精准外科时代将被广泛应用于患者的术中诊疗中。现代医学人文精神需要现代医生具备超于常人的一切优良精神品质：仁爱、利他、热心、周到、尊重、谦虚、果断、沉着，科学而不迷信、冷静而不盲目、进取而不保守[9]。而在精准外科时代，外科医生不但要具有上述一般的品质，还要倾听患者及其家属的声音，针对每个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心理状态，甚至不同的家庭社会背景而给与更精准的人文关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把精准医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来发展，才能依托现有的先进的技术，更好、更全面地促进当代医学的发展。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必将带给我们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赵晓宇，刁天喜，高云华，等.美国"精准医学计划"解读与思考[J].军事医学，2015，39（4）：241-244.

[2]PAYNE S R，FORD T F，WICKHAM J E.Endoscopic management of upper urinary tract stones[J].Br J Surg，1985，72：822-824.

[3]王永光.微创医学--个新的医学理论体系[J].医学与哲学，2004，25（11）：1-4.

[4]Haga Y，Esashi M.Biomedical microsystems for minimally invasiv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J].Proceedings of the IEEE，2004，92（1）：98-114.

[5]李宁.外科新理念：损伤控制性手术[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7，27（1）：28-32.

[6]唐鲁，李翠，李晓芳，等.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及其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15，29（6）：1932-1934.

[7]Venugopal V，Park M，Ashitate Y，et al.Desig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n optimized simultaneous color and near-infrared fluorescence rigid endoscopic imaging system[J].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2013，18（12）：126018.

篇8

现在，法学和法作为一门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几乎所有的法理学教科书的开篇之页都提出“法学是一门以法或及其为对象的科学”（或类似表述），因此，被界定为“法学中的主要学科”（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出版社1994年版。）的法理学似乎当然应该属于科学之列。但是，法学和法理学为什么是“科学”？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科学”和“社会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法学和法理学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真把握法学和法理学的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的理论和两个面向，考察、论述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条件和界限。前一个面向强调法理学作为科学应该具有的社会理论内涵；后一个面向确定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没有一门科学是漫无边际的，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自己确定或相对确定的范围。对作为科学的法理学的条件和界限进行审视，就是试图进一步明确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的范围。

引起笔者注意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年以来，法理学的更新与改革都是我国法理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注：如张友渔、张宗厚的“法学理论要有新发展”，《文汇报》，1988年5月5日；乔伟的“关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论更新与改造法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8年第6期；张志铭的“价值追求与经验实证：法学理论发展的取向”，《法学》，1988年第12期；甘重斗的“在改革开放中创新法学理论”、张文显的“改革和发展呼唤着法学更新”、张传帧的“试论商品与法学基本理论”，《法学》，1988年第5期；徐显明、齐延平的“走出幼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童之伟的“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1995年和1999年分别在昆明和上海召开的法理学年会均以“法理学的回顾、创新、展望”为主题。）其中，法理学界对法理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和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职业技能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分歧较大。（注：参见黎国智：“变革和创新我国法理学”；沈国明：“法学研究要关注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孙国华、光：“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宏观思考”等文，载刘升平、冯治良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2以来，葛洪义、尹伊军、谢晖、邱本等关于“法学家文化品位”的争论，参见《法学》1992年第1期、1993年第11期、1994年第1、4、5、7期、1995年第1期等。）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法理学界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以及理论界参与现实的方式存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有些学者、特别是法律实务部门和部门法学的学者，还多多少少地存在对理论形式的抽象性的怀疑。人们期待我国法理学能够对部门法学、法制实践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比较集中的批评意见也就是指责法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在许多人看来，法理学的进步应该体现在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上。由此，法学界有些人士，甚至不少是法理学学者都在呼吁法理学要“理论结合实际”，将法理学发展、进步的希望寄托在研究具体问题、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紧密结合的具体的现实问题上。言内之意，法理学的研究重心应该由“抽象”转为“具体”，不能再继续这样“抽象”下去。本文对法理学已经脱离实际的结论并无异议，也反对理论上的娇柔做作、无病、故弄玄虚，但是不赞成有些学者指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我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法理学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法理学所独有的，而是我国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节点，也不是法理学乃至法学的实践性不强，而是这些学科的理论性不充分，以至于没有能力应对现实。理论不充分的极端的表现，在法学各学科上就体现为有的人对基础理论毫无来由的轻视、敌视、无知，缺乏自己解决本学科范围内法理学问题的自觉意识；在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领域内，则体现在不少法理学者对自身的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缺乏信心。而这两种情况都源于缺乏对法理学学科范围自觉的批判-知识范围的确定。所以，法理学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似乎还不完全是现实性不足（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是由于理论的不充分所导致的法理学、甚至整个法学在中国都在向“对策学”方向的发展，以及对法学所抱的实用主义的非科学的态度。

鉴于此，笔者感到，如果能够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体角度上的检视，探讨、说明法理学（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而是作为全部法学的基础的法理学）的“科学性”之成立条件、内容及其界限，或许能够为法理学理论与法治建设实际的结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法律理论的普遍性

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的理论性，即法理学必须是说理的，有理论根据的，符合理论思维的基本规范。所有的具有科学性质的法学学科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法律理论的普遍性在此就是指所有的法学知识领域都离不开理论思维。同时，由于理论思维面对的问题也是普遍的，所以，理论本身具有的普遍（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学术研究而言，只有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之分，而没有是否需要理论思维之别；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则取决于它对理论的普遍性的洞察、自觉与把握，以及将一般的社会理论转化为法律理论的能力。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理论是各个法学学科的精神基础。法律理论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法律和法学工作者的日常精神活动的结果，更是法理学的直接的研究成果。本来，作为一个法律和法学工作者，无论专业领域存在多大的区别，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在正常的工作日）都需要思考各种各样、或具体或抽象的法律问题。例如，律师会考虑如何根据法律规定，更有效地维护他的当事人的利益；法官则会考虑律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是否成立；法学教师要设法把有关法律的知识组织成为一套能够让学生掌握的符合逻辑的口语系统；法学研究者更需要思考法律的原理。思考一般是由具体问题开始，逐渐转为抽象。当这种思考达到了一定的规范标准，上升到一定的抽象层次和系统性，则成为理论。所以，我以为理论本来不应该是神秘的，而是相当日常化的活动的结果。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与其他法律法学领域相比，首要区别就在于思维形式上：法理学的思考形式主要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而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者则主要是“根据法律的思考”，理性的思考者都需要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理论自觉。更准确地说，法律理论是每一个成熟的法学学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

那么，为什么法律理论后来被划入一个单独的知识领域并在我国法学界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这可能是经过理论的长期积累引起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本文的意义”进行诠释，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显然也离不开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诠释。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们对法律的思考最初肯定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阶层的特权，因为早期的经典性的法律思想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产品。后来，经过不断诠释和思想积累，才发展出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经济、社会、法律理论体系，发展出法理学、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等法学各学科的分类。说明这样一个本是常识的东西，是想指出：学科划分固然体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但是，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又将本是同根生的东西转化为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东西。每个学科都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发展。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分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学科的分化和彼此之间的隔膜，进而忽视了本学科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来，“关于法律的理论”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现在似乎“根据法律的思考”才有“合法性”，“关于法律的理论”则成为多余的、奢侈的、休闲性的。作为知识发展的结果的学科划分，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制约学术进步的障碍。所以，作为学术进步标志的学科划分尽管不无其合理成分，但客观上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导：法理学或者其他理论法学是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而其他法学学科、特别是部门法学，理论性至少不很重要，“应用法学”的称谓即是明证。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缺乏理论内涵的东西，是不可能在“科学”层面上存在的。相信部门法学者也同意这个意见。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有的学者往往认为，部门法学的理论问题应该由法理学来解决，而法理学如果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就是“幼稚”和“落后”。

把分工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是我们这个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比较而言，法学界中的前辈多注重知识的综合性（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他在武汉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就再三告戒他们注意研究法理学，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而年轻学者则越来越受到学科界限的限制。具体一些地说：法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研究理论的学科，自然应该以思想的整理和探索为己任。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这个被韦伯称为“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知识不再仅仅属于、甚至主要不属于精神进步的范畴，思想与知识分离，知识日益成为追求物质需要的现实的工具。法律思想与法律也在分离，法律更多地成为一种技能，法律思想则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理论自身的矫情，也到法理学的现实性。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书，本书的几位作者，意大利的艾柯、美国的罗蒂、卡勒等人，围绕“本文意义”的界限的轰动性讨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导致忽视理论的更致命的原因则是社会分工与学科分化：从法律实务者的角度看，法理学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李达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法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不发达，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法学家们不予重视，好象认为是一个冷门。教者不感兴趣，学生也勉强听讲。因为应、做法官或律师，都不需要法理学。”（注：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现在看来，这种忽视理论的现象是相当短视和危险的。其危险性就在于：法律可能因此被主观随意地视为一种统治的（对有权力者而言）、谋生的（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具：“关于法律的思考”被“根据法律的思考”所取代。这个时候，法学就已丧失了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和最低限度的思想性。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它的历史性，即理论具有普遍的历史连续性。“关于法律的思考”必然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和更为整体性的思想理论层面把握法律现象。从社会历史角度解释法律现象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思想特征，而且也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需要讨论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法学和法理学有没有普遍性，即历史上的、外国的法律理论与“我们的”法律理论是什么关系？我的粗浅认识是：现实中的法律确实有国界之分，法学却应该是跨国的，超越历史界限的。尽管实际上法学总要受到本国特定历史文化法律条件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是具有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性。举一个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经常提到的、带有些诡辩色彩的例子：“法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法律思想只属于该民族”。这句话的内容即使是真理性的，作为一个真实（假定）的判断，仍然是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成为不同肤色的法学家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其中不乏对各民族法学思维的现实的针对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法学的理论性问题或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似曾相似的，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人在思考。例如所谓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品责任、合同责任、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权利本位等等。只要我们是尊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的，只要我们乐意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就始终需要借鉴他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现在，有的学者对法律学术出版界和法学期刊大量介绍其他国家法律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以及其他学科的思想理论是非常不满意的，对学术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人成果也不以为然。或者认为这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教条主义、拿来主义、“食洋、食古不化”的表现，或者认为，他山之玉，最多具有借鉴意义。这种观点，我以为似乎也可以商榷。作为学术研究，法理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吸收他人理论成果，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向前面的目标继续奔跑。即使是面对新的法律制度，也非常需要借鉴他人的思想成果加以梳理。而如果不论前人有无相关研究成果，或者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或者海阔天空地杜撰一番，在学术角度上，似完全不可取。

法理学成果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他们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需要时可以相互转借的东西。每一种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都有它的历史渊源，都是以往思想成果的发展，并且仍然可能继续开创新的历史。所以，思想是成体系的、渊远流长的。这种思想的整体性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的法理学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不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经验，来源于法律实践中的具体现象问题。经典的问题或更经常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思想家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例如著名的韦伯问题（注：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包括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是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但是，形式合理性的发展带来的却是严重的实质的不合理。）、斯密问题。（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是具有严重利己主义倾向的，而伦理学中的人又是具有利他精神的。从而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双重人格问题。）后来者不过是借助前人的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把自己时代的问题再现出来。这个时候，理论研究必然从抽象问题开始。所以，法理学研究需要立足于每一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及其研究问题的思路，需要服从整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路，或者是对这个整体思路的有根据的改进。因此，法律思想的多元性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多元性必须是有根据的。而且，“关于法律的理论”中，“根据”往往是在法律之外。那种或者认为能够撇开理论的历史源流，或者认为仅仅根据现实法律规则，就可以随便提出一些观点，甚至可以给整个法学建立起一种具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功能的法理学理论的乐观倾向，根本上是没根据的。

三、法律方法的“科学”性

这里所说的法律方法，是指对法律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的方法。（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法学界一般所说的“法学方法”，通常是指法律职业者在职业行为中思考、处理案件的方法。本文所说的法律方法与其略有区别。）法律方法的科学性是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和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它着重在三个层面上解决两个问题。三个层面是：1，法理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门类所决定的法律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共性；2，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的是法律方法的特性；3，法理学的思维视界所决定的“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的区别。两个问题是：第一，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客观性问题；第二，法理学研究方法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

首先，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做出明确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方法上的区别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的原始含义是指观察、社会的知识体系。而把社会作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家庭、教育、思想、科学、文学、等等因素在内的整体加以考察，则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社会学观察人文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概念格局。（注：参见黄瑞祺：《批判社会学》三民书局（台湾）1996年版，第1页。）所以，社会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作为问题，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19世纪初，法国家孔德同时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取向。所以，他的社会学又被称为实证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孔德最初给社会学所取的“社会物理学”这一名称可以看出：他希望社会学能够象物理学一样，发现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样一来，他就给后人留下一个问题：社会现象是否象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个客观的、普遍因果联系的规律？如果存在一个类似于自然现象的规律，人与这种规律的关系是什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研究人文社会现象是否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站在纯粹客观的立场上，从社会之外观察社会？后来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社会理论家，包括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等等理论巨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这个问题开始建筑他们的知识化的、理性化的理论大厦；而所有后来的反现代的、包括后现代的思想理论家则是从否认、解构社会的秩序性、规律性开始的，也就是说，采取所谓非理性的立场，如尼采、德里达、福科等。因此，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即使是现代派学者，也几乎都认为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不同于自然现象。如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等人开创的精神科学，就试图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意识的，不能从事有意义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有意识的行动者。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解”性的活动；自然科学则是“说明”性的。韦伯也认为必须从行动者的立场来掌握行动的意义。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目标，行动者从自己的知识范围出发拟订计划采取行动。所以，人的行动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这样一来，韦伯就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区别。（注：参见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以下。）可见，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即自觉地与自然科学划分界限。法律方法也是如此，需要对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予以考察、界定。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一方面，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对象似乎必然包含一定的客观内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对象的客观性又不同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前者，法理学就会成为玄学而非科学；离开了后者，它又会陷入“决定论”的泥潭。

其次，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还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法学研究者在强调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区别，防止陷入客观性的陷阱。否则，就会导致方法论上的对价值判断的绝对否定。韦伯在界定社会科学方法时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科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是很难完全排除价值因素的影响的，但是，作为科学，方法上能否保持中立，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择所要研究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价值偏好的影响；而一旦进入研究过程，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中立。他自己实际上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开展研究的。例如，他设计了一系列分析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上的“中性”概念-理想类型，试图使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中立。韦伯所确立的这个方法论上的客观性原则现在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这个首先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是广为接受的科学标准。”（注：同前，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19页。）如果韦伯的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显然也面临韦伯所提出的相同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在社会科学界是有争议的，而它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为了将形式合理性贯彻到底，韦伯曾大胆判断：“现代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注：转引自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他还提出，由于英国实行判例法制度，缺乏能够体现理性精神的成文法典，所以，其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程度低于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现在看来，他的这些判断和观点显然过于僵硬，并不完全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社会科学界，韦伯的观点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争议也不少，如果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立在它的客观性基础上，很难将具体的个人行动的动机这个纯粹的私人经验范围内的问题纳入中立的理想类型中。（注：参见同前引[9]，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22页以下。）韦伯的思想方式一旦进入高度实践的领域，还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毕竟，法学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于许多纯学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法学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建设性，必须有助于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必须促使问题沿着一定“应有的”方向解决，而不可能囿于“实有”范围。

韦伯的例子实际上却可以从相反的方面促进我们思考。在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一般都对创造性地理解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注：参见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深处的忧虑》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三联书店版：刘星：《法律是什么？》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们一般都把法律规则、原则、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加以考虑，从而使自己的法律决定不仅符合法理，而且符合情理；而在法制并不发达的我国，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者则更愿意机械地看待法律，“死抠”法律条文。例如在1999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一次“今日说法”节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妇人，由于丈夫过早去世而改嫁到邻村。丈夫村里为了使这家人不至于绝后（丈夫这一支系已无直系血亲），决定全村人抚养这两口留下的孩子，不许老人带走。此后，老人虽然近在咫尺，一直没有再见过儿子。节目报道前不久，50多岁的儿子被车子撞死，获得一笔补偿费。老人听说后，以唯一的亲属身份（其子无后代）要求申领。儿子村里人认为，老人改嫁后再没有见过、更没有照顾过孩子，孩子死后，她也没去看过一次，不应该领取该笔补偿费。在演播室，请来的法官（好象是一位院长）认为，该笔补偿费属于精神补偿，精神补偿只能给付近亲属；母亲作为该死者的唯一的亲属，依法应该独自获得该笔补偿。因此，如果以判决方式结案，就应该判决该笔补偿费归老妇人所有。法官认为，这种情况下，最好老妇人能够自觉拿出一笔钱给村里。后来，此案果然以调解方式了结，母亲将补偿费的一小部分给付村里。显然这个调解结果与法官矛盾的心理状态有关，而法官无法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这个，只好求助于当事人的妥协。在我国，法官陷入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时，一般总是对坚持依法处理案件缺乏信心，被规则的含义所限，不敢依据法律的原则办案。类似情况，还有人身伤害类案件中的精神赔偿问题等。中国法官和法律职业者对待法律的态度尽管不一定是“”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但绝对与他们僵硬地看待法律有关，与他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缺乏通过有效的法律实现价值关怀有关。我国法官与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之间办案方式的比较，是否能够恰好说明不折不扣地依据规则办事，并不一定符合法制的要求？

第三，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也要注意法方法与其他法学学科方法的区别。前面曾提到：法律思维可以分为“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据法律的思考”两种方式。前者强调从多维视野出发，特别是从法律与的关系出发，运用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体系，综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法律现象；后者强调法律思维必须从现行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态出发，运用逻辑的、经验的方法，解释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应该承认，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基本前提，它标志着法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领域和独特的思想形式。总体上看，这种思考方式的产生与科学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例如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出现，就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对法学的科学化走向的。因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实证主义，其特点表现为对法律及其体系的逻辑自足特征的强调，以坚决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借助逻辑的手段对法律的概念、原则、规则进行梳理，而不是判断法律“好”与“不好”。后者不是法学的任务。显然，这个法学学派的学术倾向与孔德最初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这个学派受到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但是由它起来的“根据法律的思考”的法学研究和思想方法，在几乎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根据法律的思考确有其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致力于加强法治建设的国家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而且，这种法律思维形式也是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方法。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根据法律的思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马克思所说的：法律的问题不能从其自身得到解决。因此，“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需要相互结合。在法学史上，两者的结合基本上是在法理学领域进行的，其方式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使“根据法律的思考”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角度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或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形成的并受法律调节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一样，都是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所以，康德才把法律和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法律为对象的法学总体上必然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门类，需要对价值理性表现出足够的关怀。由于法学的研究一般围绕现实的法律规定进行，所以，法学的人文关怀也就主要依靠法学的理论研究建立。法学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直接决定了法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基本倾向：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或者说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即使应用法学和法律职业者必然更多地基于法律思考问题，而法理学作为法学理论学科之一，与其他法学门类之间，方法上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能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给人类的终极关怀留有余地。因此，人类法学史上，对法律的形而上的思考始终具有重要地位；一种是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思考。事实上，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正是来自中国法理学界熟悉的埃利希、卢埃林、弗兰克、庞德等著名学者创立的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在这些对西方司法实践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看来，法律并不是纸上的东西，而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经验，所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们的观点显然更多地受到各种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各个社会因素对法律的制约。可见，“关于法律的思考”这样一个思路必然要综合社会学、哲学、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分析法律问题，这也就是近代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经济分析、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学科知识先后进入法理学研究领域的原因。

总之，法理学式的对问题的思考（或本体论追问（注：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学科的缘起和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载《法学》，1998年第10期，第10-13页。）），不应该、也不可能局限于“根据法律”的范围内，而主要是“关于法律的思考”；而纯粹应用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角度看，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以法律为根据，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法律。所以，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之间的界限，不能完全、简单地理解为学科的界限。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它们是法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学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同样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发生联系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于：法学研究的目的必须是研究、说明、解释法律现象，从而有助于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的解决；而社会科学则在于给社会一个整体的认识。由于法律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知识也就通过法理学的中介渗入法学领域。而能否自觉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也就成为法学能否提高自身把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法律现象的能力的标志。

四、法理学作为“科学”的界限

根据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的“科学”性质的分析，笔者拙见：法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不能沿袭其他法学学科的方法，它是法学学科中“科学”色彩最不充分的学科。它的存在根据在于法学需要与各个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或知识进行交流、对话。这也可以称为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门类的“合法性”根据。因此，法理学的更新和变革，应该始终围绕法理学的这一学科特点进行，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一致，或者忽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区别。法理学对法学、法律实践、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功能，都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加以把握。因此，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是相互联系的。概括地说，一种学说和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意义上的法理学理论，至少可以依据下列标准加以判断：

首先，是否由一个法律领域的“真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统率性的逻辑前提。理论研究都是由“问题”开始的。所谓只有真问题，才有真答案。法理学不可能只有一种研究思路，但是任何属于法理学性质的学术研究，都应该由一个法律理论上的真问题作为研究的前提。问题的真假取决于4个方面：第一，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不属于法律问题，显然无须法理学讨论；第二，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的理论问题。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由法理学去思考、解决，法理学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统；只有具有理论探讨需要的问题，才能够引起法理学式思考。例如，甲杀了乙，甲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立法机构都有哪些，各有什么样的权力等。这些固然需要分析、研究、思考与判断，但是，这不是法理学问题，属于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和法律的具体规定。这些问题的对象都具有确定的内容。而法理学问题的对象一般则是不确定的。所谓思想本质上是否定的、批判性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提出的问题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所谓问题的问题性正在于继续研究的必要性上。法理学领域的真问题也一定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法律理论问题。例如，单纯地介绍哈特的法律思想，就属于法律史研究而非法理学；同理，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也不是法理学问题；第四，法理学问题应该是有助于法理学进步和发展的法律理论问题。哪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哪些问题则已经解决，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能力。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离不开法律理论的积累。古往今来，法律理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是，任何类型法理学理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问题领域。只有沿着前人已经提出的相应的问题思路，才可能避免重复劳动，才可能有助于学术的进步。依据上述原则，笔者以为法理学教科书中有关法律制定和实施部分的大量内容，由于其内容是确定的，所以，并不是法理学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同样原因，法律发展部分纯粹描述性的部分也不是法理学的内容。

其次，是否能够清楚地标示出该法理学思想所属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脉络。每一个法理学流派都是以一定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我们所习惯的前苏联版的“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正是依托经过前苏联学者解释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学法学、存在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以及奥斯丁法理学、哈特法理学、富勒法理学、德沃金法理学、波斯纳法理学等等，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当我们试图建立或陈述一种法理学理论时，同样应该明确该法理学理论所属的哲学与社会理论脉系，或者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法理学理论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结构而存在，相反，它必须借助这些理论阐明自身的内容。所以，能够真正产生现实影响的法理学理论成果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渊源。忽视这一点，就会破坏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例如，本来我们可能需要对苏联版的法理学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忽视了或者没有重视对该理论的思想脉络的把握，只是借用其他法理学理论对其中的个别问题重新加以解释。其结果是：不仅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毕竟原有的问题产生于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问题-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冲突。具体一些地说，例如，现在大部分法理学教科书都已经将“法律的价值”、“法律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法律的价值和法律文化实际上是观察、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相当独立的视角和思路，与原有的法理学教科书思路完全不同。所以，不对以前的体系进行根本的调整，法律价值和法律文化放在现行法理学教科书的任何位置都显得是多余的、矛盾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自觉地以一定的理论结构为思想前提探讨法律问题，所以，我们所提出的各项见解，或者只是对原有理论的修修补补；或者只是无关根本的批判。

篇9

【关键词】最接近发展区；初中英语教学；指导意义

一、“最接近发展区”理论概述

维果茨基于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了著名的“最接近发展区”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中，学习者能够独自完成的事情和教师或者其他能力更强的同学指导下能够完成的事情之间的距离。这一理论认为：学习者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会使用他们在合作工作中用到的技巧”（理查兹等，2005：762）。

换言之，学习者具有两种水平：其现在的实际水平和在别人帮助下能够达到的潜在水平。而“最接近发展区”就是指学习者的两种水平之间的差距。该理论认为，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学习者通过观察，与他人进行互动合作，将社会环境中的外在知识，进行学习，加以消化，进而吸收为自己的内在知识。在学校的教学活动中，语言水平较低的学生在和老师或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进行交流时，其并不成熟的心理作用可以被激发出来，使其处于“最接近发展区”内。而老师应该做的就是起到“scaffold（脚手架）”的作用，正确引导学生，教学时教授学生一些稍有难度的课程内容，使其具有学习的积极性，重视学生的“最接近发展区”，激发出他的潜能，指导学生顺利超越其现有的实际水平达到潜在学习水平。而学生学习的进步过程就是学生不断跨越旧的“最接近发展区”和在此基础上挑战新的“最接近发展区”的过程。（史媛，2010：67；杜迎庆，赵娜娜，2011：223）

理论源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最接近发展区”是通过教育实践而提出的重要指导理论，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同时也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支撑。众所周知，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教育本身也不例外，所以在进行英语教学时，也应该运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只有正确运用“最接近发展区”理论来指导动态的教学实践，才能使我国的英语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二、初中英语教学现状

初中是学生英语学习的基础阶段，对高中及大学的英语学习都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我国的新课标已经提出一段时间，但是我国初中英语教学尤其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现状仍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目前学校老师基本以英语成绩的高低来评价学生的好坏，标准过于单一，既不利于学生成绩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课堂教学大多仍然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仍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许多教师只是“一刀切”地讲授课本内容，不太关注学生的具体学习状况，不了解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并未做到“因材施教”。

三、“最接近发展区”理论对初中英语教学的指导意义

（一）树立正确的学生成绩观，把握“最接近发展区”

老师不应该只把学生的英语成绩作为好坏的标准，不能因为有些学生成绩差就在教学中忽视了他们。老师可以通过考试、针对性训练等方法，从多角度看待学生，全方位了解学生，做到因材施教，把握不同层次学生的现有实际英语水平，找出不同学生的不同“最接近发展区”。之后老师还应该认真分析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不同层次学生的不同教学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均有提高，不会造成成绩好的越好，而成绩差的更差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出现，使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感到被遗忘，这也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增强自信心。

（二）以学生为中心，导入“最接近发展区”

做到因材施教，制定出不同学生的不同“最接近发展区”无疑是件庞大而繁复的工作，然而将其付诸实践，引导学生进入各自的“最接近发展区”又是另一巨大挑战，单凭老师一人之力恐难实现，也不符合新课标的教学要求，所以让学生们开展合作学习很有必要。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每组设立小组长，都有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成绩好的学生不仅可以帮助成绩差的学生提高成绩，还可以通过帮助别人来快乐自己，巩固自己已学知识。学习差的学生在老师和成绩好的学生的帮助下，逐步提高学习成绩，增强自信心和班级存在感，使班级氛围更加融洽。全班齐动员，使学生成为了学习的主体，巧妙地导入“最接近发展区”，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运用正确的学习方法，超越“最接近发展区”

古语有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学生学会如何去学才是超越“最接近发展区”的关键所在。任何学习都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知识的海洋浩瀚无边，学生只有学会了正确的方法，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游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以互助合作为主，以老师指导为辅，学生自己对知识进行总结，练习，老师选用具有不同难度等级的试题对学生进行及时测试，了解其学习进度。从各个方面入手，使学生感悟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超越各自的“最接近发展区”。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维果茨基的“最接近发展区”理论符合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对我国的中学英语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老师必须做到因材施教，找准学生各自的“最接近发展区”，以学生为中心，导入“最接近发展区”，使学生学会正确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超越自己的“最接近发展区”，实现语言水平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85.

[2]杜迎庆，赵娜娜.对“最近发展区”理论的解读[J].青春岁月，2011（6）：223.

[3]理查兹，施密特等.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第3版）[M].管艳红，唐玉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4]史媛.“最近发展区”理论对英语教学的启示[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

（1）：67-68.

篇10

关键词　氧化锆陶瓷，烧结，热等静压，力学性能

1前 言

ZrO2具有熔点和沸点高、硬度大、常温下为绝缘体，而高温下为导体等优良性质[1]。1975年澳大利亚R.G.Garvie以CaO为稳定剂制得部分稳定的氧化锆陶瓷(CaO-PSZ)，并首次利用ZrO2马氏体相变的增韧效应，提高了其韧性和强度，极大地扩展了ZrO2在结构陶瓷领域的应用[2]。Y-TZP 陶瓷已经成为当今力学性能最好、应用最广泛的结构陶瓷之一。制备Y-TZP陶瓷的烧结方法有常压烧结、热压烧结、热等静压烧结、锻压烧结、微波烧结和放电等离子超快速烧结等，但是目前成本最低、工艺最简单、最常用的烧结方法依然是常压烧结。另外，由于化学制备纳米粉料的技术日趋完善，使得Y-TZP在低温下烧结成为可能。

获得具有良好力学性能的Y-TZP 陶瓷的关键是：从高温冷却至室温时尽可能多地保留亚稳定四方相ZrO2的体积分数，控制并提高对增韧有贡献的四方到单斜相转变的有效相变。本实验对低温常压烧结3Y-TZP的烧结性能、力学性能及热等静压处理下对其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2实验过程

2.1 原 料

实验所用粉料为3Y-TZP粉末，该粉料购自江西微亿高科技材料有限公司，平均粒度为1μm。该粉末为过饱和固溶体，非热力学平衡相。氧化锆原料的化学成分列于表1。

2.2 试样制备

将3Y-TZP粉料在Ф33的钢模中于6MPa压力下干压预成形；再经冷等静压进一步致密化成形，冷等静压压力为200MPa；成形以后的试样埋入氧化铝粉末中，在高温坩埚炉中进行常压烧结。在1300℃和1350℃温度下烧结时保温4h；1400℃和1450℃温度下烧结时保温2h，升温速率均为10℃/min；初烧以后，再进行热等静压烧结，热等静压制度为1300℃×1h×150MPa，升降温速率均为10℃/min。

2.3 性能测试

通过Archinmedes法测定烧成后试样的体积密度，并计算出相对密度，本实验中用6.1g/cm3作为理论密度来估算相对密度。其中，相对密度d的计算公式为：d=（ρ1/ρ2）×100%，式中，ρ1为试样的实际密度，ρ2为试样的理论密度。本试验的显微硬度在HXD-1000TM/LCD型数字式显微硬度计上进行测定；采用压痕法在HV-50维氏硬度计上测量3Y-TZP陶瓷的断裂韧性，载荷10kg，保压时间15s，按照下式计算断裂韧性[3]：

KIC=0.73×P×C-3/2

式中：

P――实际加载的载荷，g

C――显微镜下实测裂纹长度，μm

KIC――断裂韧性，MPa・m1/2

2.4 相组成和显微组织观察

使用X射线衍射（XRD）法进行试样的物相组成分析。分别将粉末和试样的抛光表面在X.Pert Pro-MPD型衍射仪上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从而确定粉末和烧结后3Y-TZP试样中ZrO2单斜相和四方相含量的相对含量。XRD试验条件：Cu靶，加速电压40kV，加速电流40mA。

将试样的抛光表面、压痕表面，放在Zeiss Axio Imager.A1m型材料显微系统下观察。

3结果与讨论

3.1 烧成温度与致密化

图1 3Y-TZP陶瓷的相对密度与烧成温度的关系

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该粉料晶粒尺寸比较小（1μm左右），无团聚并且造粒好，因而该粉料有很好的成形性能和很高的烧结活性，使得3Y-TZP陶瓷在 1300℃低温烧成下就获得了相对密度大于94%的烧结体，当烧成温度提高至1350℃时，就可以获得相当高致密度的烧结体。然而，当烧成温度达到1450℃时，由于少量单斜相的出现以及少量氧化锆晶粒的异常长大，使得3Y-TZP陶瓷的密度反而有所下降。所得低温烧结致密化趋势跟饶平根等[4]的研究结果相同。

3.2 烧结对3Y-TZP陶瓷相组成的影响

图2是氧化锆粉末的主要相组成，初始粉末主要由t-ZrO2和m-ZrO2组成，其中，主晶相为t-ZrO2。而图3则是经1350℃初烧成，再在1300℃×1h×150MPa的烧结制度下进行热等静压烧结后，3Y-TZP陶瓷抛光表面的X射线衍射图谱。综合以上两个图可知，粉末经过上述工艺的烧结成形以后，相组成几乎全部都是t-ZrO2。这说明，在该烧结制度下， m-ZrO2已几乎全部转变为t-ZrO2，而在冷却过程中，只有很少部分的m-ZrO2生成。这主要是因为晶粒小于临界粒径，ZrO2均以介稳或稳定四方相形式存在。

图2 氧化锆粉末的X射线衍射图

图3 HIP后试样的X射线衍射图

3.3 烧成温度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图4和图5是不同温度下常压烧结Y-TZP陶瓷的维氏硬度HV和断裂韧性KIC与烧成温度之间的关系。可见，低于1350℃时，HV随烧成温度的升高而提高，KIC则提高得特别快；而当温度继续增大，KIC（超过1350℃时）和HV（超过1400℃时）则随烧成温度的升高而有所降低。实验结果表明，低温烧结3Y-TZP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在 1300℃烧成温度下试样的维氏硬度和断裂韧性分别达12.7GPa和13.5MPa・m1/2(见图4，5)。随着烧成温度升至 1350℃，氧化锆晶粒逐渐长大并接近临界粒径，此时可相变t-ZrO2含量达到最大，该材料也获得最佳力学性能，断裂韧性和维氏硬度分别达到18.7MPa・m1/2和13.7GPa。

综合图4和图5可以得出,3Y-TZP陶瓷并不完全符合一般结构陶瓷的细晶高密度高强度的规律。Y-TZP增韧陶瓷的断裂韧性和维氏硬度是由材料的显微结构和ZrO2相变增韧协同控制的。在ZrO2相变增韧陶瓷材料断裂过程中，t-ZrO2能否相变成m-ZrO2还受到晶粒尺寸的影响。当晶粒尺寸太小（远小于临界相变尺寸Dc）时，相变应力增大，t-ZrO2难于发生相变，对增韧的贡献不大；当晶粒尺寸远大于临界相变尺寸时，则t-ZrO2粒子易于相变，甚至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就发生相变而形成微裂纹甚至大裂纹，对增强增韧十分不利。因此，通过优化烧结参数或在高温下过烧退火处理[5]的方法，来控制t-ZrO2的晶粒尺寸是获得具有优良力学性能的Y-TZP 增韧陶瓷的关键。

图4 烧成温度对3Y-TZP陶瓷维氏硬度的影响

图5 3Y-TZP陶瓷烧成温度与断裂韧性的关系

3.4 热等静压对力学性能和显微组织的影响

热等静压对不同温度下常压烧结的3Y-TZP陶瓷维氏硬度HV和断裂韧性KIC的影响见图4和图5。HIP对HV的作用显著，其Hv最大可以增加1.3GPa。这主要是因为热等静压能够改变Y-TZP的气孔分布、物理性能和热性能。然而，热等静压处理对KIC的作用不如对HV明显。

图6是3Y-TZP陶瓷在1350℃×4h烧结后，进行热等静压（HIP制度：1300℃×150MPa×1h）处理前后的显微组织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HIP对3Y-TZP陶瓷的组织影响较大，HIP之前，试样中还存在有很多很大的气孔，而HIP之后，大部分气孔都消失，只存在少部分很难除去的小气孔。

热等静压前

热等静压后

图6 热等静压对3Y-TZP陶瓷显微组织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常压烧结中，由于3Y-TZP陶瓷试样的烧结驱动力主要是界面的自由能，在烧结温度下，表面积减小，系统的自由能趋于降低，引起试样体积收缩。而由于粒子的不均匀性，造成试样的不均匀收缩，从而产生大的气孔，或者由于急速的颗粒长大，在粒子内部也会产生气孔，使得烧结试样的致密度不高，进一步导致常压烧结下3Y-TZP陶瓷的力学性能不好。HIP使烧结试样致密化的微观机制主要有：粒子靠近及重排机制、塑性变形机制以及扩散蠕变机制[6]。很显然，本实验中HIP使3Y-TZP陶瓷致密化的微观机制主要是扩散蠕变机制。在常压下初烧成后，残留气孔不再相互连通，而是弥散分布在基体中，就象是悬浮在固体介质中的气泡。在HIP作用下，晶界开始扩散移动，将驱使气孔不断地沿着晶界做扩散运动，并相互连接、消失；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气孔将球化成圆形，并不断地减小直至消失。在晶粒不断长大的过程中，气孔则随晶界的移动而不断减少。这时，宏观表现为烧结试样的致密度不断提高，几乎达到理论密度，力学性能有明显的提高。然而，晶粒内部的气孔不会随着晶界的运动而被完全排除，故在HIP后，试样中还会有很少量的残留气孔存在。

4结 论

（1） 所用氧化锆粉料具有较高的烧结活性，使得3Y-TZP陶瓷在1300℃低温烧成下就获得了相对密度大于94%的烧结体；

（2） 经过1350℃初烧成后，再在1300℃×1h×150MPa的烧结制度下进行热等静压烧结，3Y-TZP陶瓷几乎全部为t-ZrO2；

（3） 3Y-TZP陶瓷在1350℃烧结后获得最佳的力学性能，断裂韧性和维氏硬度分别达到18.7MPa・m1/2和13.7GPa,四方氧化锆应力诱导相变是其主要的增韧机理；

（4） HIP对3Y-TZP陶瓷HV的作用显著，最大可增至14.3GPa。

参考文献

1张玉军，张伟儒等.结构陶瓷材料及其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2郭瑞松，蔡舒，季惠明，吴厚政等.工程结构陶瓷[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

3周松青,肖汉宁,李贵毓等.原位合成TiB2-SiC基复相陶瓷及其高温摩擦学性能的研究[J].中国陶瓷工业,2006,13（1）：1～8

4饶平根,叶建东,岩佐美喜男,近藤功等.低温烧结3Y-TZP陶瓷的力学性能和耐磨性能[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1,29（11）：6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