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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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学科属性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94-05

近十几年来，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勃然而兴，其中不乏有关学科理论的探讨。然而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上，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界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史念海、郭声波、安介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则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勿容置疑，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问题，探讨其学科属性以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对促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内容，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都没有区别，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没有必要，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则是不妥当的。

一、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提法及其学科属性的界定是合理的

尽管前人在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证和民族的分布及其变迁问题，但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很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阐述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他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发表诸多有关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文章的同时，史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将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其后，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周伟洲先生将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以各区域民族分布为纲，论述各族的来源、发展状况、经济特点，以及他们与邻近各族的关系，包括各族分合、演变、融合的历史，并与今天我国现有民族联系起来”，“以地理因素为纲，综合阐述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的学科。

郭声波先生给历史民族地理学以较为严谨的定义，他指出：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空间分布、时空演变以及有关要素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民族学的辅助学科。”

安介生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以及研究任务作了较为完善的阐述，他认为：“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民族地理学应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时期出现的各个民族以及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分布、各主要民族迁徙与促使这种迁徙的原因及演变趋势等。历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务包括：①确定各个时期的民族分布图，即确定当时主要的民族区域范围；②分析各个时期民族区域形成与演变的自然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有地势、气候、水文、灾变等，社会因素有该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特征、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③由民族分布及变迁引发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综合上面几位学者所述，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民族及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分布、发展、演变及其与诸多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它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笔者以为，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合理的。一方面，某一学科的属性，应根据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来决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是把某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下，因此其学科性质的阐明往往出于判明其与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之中”。与历史民族地理学最为相关的学科自然是民族地理学。关于民族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分册)作了较为精到的解释，将民族地理学定义为：“研究民族和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的一门科学，它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是一门边缘学科。”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民族地理学，其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研究内容为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民族地理学涉及到民族学和地理学，它当然是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但这样定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一方面，虽然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它并不研究所有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内容，而是研究一个或多个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学本身属于人文学科，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等属于人文地理现象。所以说，民族地理学应当属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且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从时间角度来分，正如地理学包括现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一样，民族地理学包括现代民族地理研究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两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从时限上看，它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实体，不研究现代的民族实体；从内容上看它所研究的主要是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一些地理现象或与地理密切相关的内容。因此，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是合理的。进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其核心是人地关系，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首先也要研究人，因为正是众多的人，构成了一个个民族实体。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在受自然地理要素的制约的同时也会对，自然地理要素施加影响，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动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但研究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目的是分析民族实体形成与演变的原因，总结规律，也就是说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中，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要素是为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演变等人文现象服务的。因此，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等并列，是符合逻辑的(目前学界看法较为一致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参见下图)。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上述说法持有异义，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 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那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及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有没有区别呢?我们先来看看几位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学科性质的阐述。黄盛璋先生在《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书中指出：“本文第一次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是把它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民的民族类别、地域差异、源流变迁及期规律的科学”。李并成先生赞同黄盛璋先生的观点，并指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探讨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何以产生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各个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是如何适应并利用、改造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方面的交流、交往的地理基础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本身的发展、壮大或融合、消亡的地理基础又是如何?这些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如何，对于今天有何借鉴意义，从中可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朱圣钟先生认为：“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这个地理现象既包括与民族实体相关的人文现象，也包括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现象。……正因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其它学科存在一定区别，所以民族历史地理学应该被视为一门新兴学科。”

综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概念的定义，尽管表述有所不同，详略有所差异，但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族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我们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在笔者看来，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与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完全是一回事，举例来说，“元代回族的形成与分布”与“回族在元代的形成与分布”有什么两样?这两种名称都是合适的，但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提出要早于民族历史地理概念的提出，而且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等这样的称谓符合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一贯的传统，因此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更合适一些。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学，倒还无关紧要，但学科属性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第一部分，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已论证了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的合理性，而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又没有区别，因此不能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将其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三、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不成立

李并成先生虽然赞成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但他没有给出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他指出： “一是当前各方的需要，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二是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是中国学术传统；三是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在此，黄盛璋先生也没有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对比，进而指出二者的差异。显然，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朱圣钟先生在阐述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时，将它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二者的不同：

应该说，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提法，也多少受到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影响，以至于目前还有许多人将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混淆为同一概念，而其实民族历史地理学源于历史民族地理学却有着与历史民族地理学不同的内涵，在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虽也论及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但同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它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即是说，既把民族作为人文地理现象进行研究，同时也把它作为自然地理现象加以考察，研究民族在历史时期的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作用机制，总结规律，为当今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参考信息。

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但实际上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研究， 同时也包括自然的研究，还包括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显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划归为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同时也会限制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

在上两段朱圣钟先生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是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它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民族地理学则不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民族历史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又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历史民族地理学只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不研究自然地理现象。 那么，朱圣钟先生的依据是否成立呢?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不是只研究人文地理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笔者以为，将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并不意味着历史民族地理学只研究历史上与民族实体有关的人文地理现象，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现象。众所周知，历史上各个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与变迁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当中既有政治、经济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因素；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人文地理因素。如本人第一部分所述，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发展与演变及其与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气候、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我们以历史时期的彝族地理研究――彝族先民迁移路线为例，“根据云南、贵州地区的彝族史传，彝族先民本居邛地之泸水一带，因洪水泛滥，乃迁居洛尼山，此后即为六祖分支；四川彝族史诗则说，彝族先民在六祖分支之前，更来自西北的雪山，故自称‘雪族’。因此我们研究彝族渊源，不能不考虑到先秦牦牛羌沿川藏彝走廊南迁的历史，也就是说，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可能有一个从高原、高山牦牛、绵羊畜牧到河谷、中山黄牛、山羊畜牧的转变过程，促使这种转变并导致南迁的原因，不能不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历史民族地理学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研究历史时期与民族活动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那么，朱先生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历史民族地理学只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他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的依据显然是不成立的。依据不成立，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当然就不妥当了。

篇2

社会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研究对象之一，又因为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俗学侧重于研究近现代的社会民俗,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虽然有学者提出了“区域民俗学”,但也只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民俗学,偶尔会涉及到社会民俗。上述这种研究的“分化”现象,并不有利与中国社会民俗学的综合发展。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可以使中国社会民俗学的研究更加的全面和完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民俗学研究需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中国社会民俗学研究借鉴历史地理学研究理念与方法,也就是要从人地互动和尽全时空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是因为,所有的社会民俗的形成都离不开人类社会与周边的地理环境,在研究社会民俗的时候,应该关注人地的互动关系。葛剑雄指出:“从本质上和总体上讲,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为人类社会保留着相当广泛的自由,因为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远远没有达到极限,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不同的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4]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看,能更好的理解社会民俗的形成和演变的规律。尽全时空理念是历史地理学进行研究的一个基本思维,研究社会民俗不仅要考虑时间还要注重空间的作用。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指出:“地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5](P131)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的“行为”在某一个区域形成共同的特征,而这种行为的形成有过去和将来。于是尽全时空观念也是社会民俗学的研究理念。这些都说明人地互动问题和时空问题都是研究中国社会民俗中的重点,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社会民俗学研究需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中国社会民俗学研究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人地关系

观与尽全时空观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同时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要素和研究理念。学者们在研究人地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不过有学者也已经从新的角度去思考人地关系,如王爱民、缪磊磊在《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评述》[6]中提出人地关系有一个综合性、区域性、因果、整合性的原则。在研究中国社会民俗的时候,不单单要结合人类学的内容,同时要将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综合性因素考虑进去,而人地关系中的四项原则,也正是从人地关系角度研究中国社会民族学的几个原则。尤其是区域性原则和整合性原则,因为这两项原则中包含了尽全时空的理念。尽全时空理念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时间上有历代和断代、古代和现代之分,空间上有整体上的空间和区域上的空间。这里的整体上的空间是指有一定同一行的特征而划分的地区,开始的整体没有差别,后来有了人地互动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差异,这便形成一定区域上的空间,可见整体性的空间可以转化成区域性的空间。在研究社会民俗的形成及演变的时候,时空内的人地关系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区域民俗学按行政区划、族群、山川地理等划分区域,总体上可分为地理区域和社会区域,无论划分成什么样的区域,但进行区域比较研究时候,“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区域之间的比较,二是区域内部的比较。”[7]从这两方面研究可以明确不同区域不同地域中国社会民俗的共性和个性。社会民俗学自身就是个交叉学科,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对社会民俗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这也使得中国社会民俗学的研究更加细化,分析问题的单方面、不全面的性质更大。吕一飞教授的《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8],被评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社会风俗史的专著。主要研究魏晋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风俗,不仅论述了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解释了这些风俗对汉族社会的影响。内容包括服饰、饮食、居住和交通、婚丧嫁娶、民歌、音乐舞蹈、礼俗与社会风尚。可见说明了当时当地的民族社会风俗。但作者对这些风俗的具体特征没有进行时空上的比较,更多的是运用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的观点和方法。还有《广西侗族的社会民俗》[9]也只是系统的介绍了侗族的社会民俗,没有分析这种社会风俗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还有其特性等,没有进行时间区域的借鉴比较研究。如果加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那就能够进一步的说明这些习俗内容的特性,时空下的人地关系对这一风俗形成起到哪些作用,北方少数民族内部不同部族之间的社会风俗的异同如何等,这些都是作者没有涉及的。从另一个侧面的说明,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去研究,可以进一步解释清楚社会风俗的形成与发展,从而能进步了解其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可见从系统区域与要素区域的角度分析社会民族学,运用人地关系与尽全时空相结合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即研究社会民族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时,不可忽视时空下的人地关系,时空因素与人地因素要结合起来;而在研究社会民族的内容和特征时,不可忽视时间上的变化及其区域互动因素,不同时间进行区域比较、同一区域进行时间比较、区域间事件的时间差的比较等等。这些研究理念和方法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民族学研究中的不全面性、单方面性,进一步综合的研究社会民俗,即从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相统一的综合性的角度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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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史；历史学分支；史学特性

环境史研究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新时期历史学研究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领域。在所谓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旗帜下，不仅拥有丰富的个案研究成果，也在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扎实的新进展，而且在方法论取向上重视国际学术界之间交流和相邻学科间的对话。不过，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环境史的研究仍然相当的“分散”、“零碎”和“不成系统”，[1]因此产生了不少争论，而其中最基础的莫过于环境史的定位问题。

一

关于环境史的定位问题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论，主要的分歧在于：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方法或视角，亦或者是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虽然对这一具体概念国内外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2]但在环境史研究领域中至少拥有一个基本共识即环境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人类与（非人）自然互动的关系，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也不影响笔者分析其学科的史学特性。

环境史学的史学特性，顾名思义，环境史学和历史学科必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共同或者类似特性使它们可以彼此地密切联系起来。为了找出环境史的这种史学特性，本文主要从环境史的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学科定位，一是学科价值。

环境史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就算不能归到历史的分支学科，但作为一门“专门之学”都应该拥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学者们对待这个问题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法，试图直接给予阐述的，如伍斯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分三个层次：自然本身在过去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如何让作用；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在个人与群体中形成的对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及其它意义结构[3]，T.泰特认为，环境史学家不能把一切人类历史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环境史，要把非常丰富的文献控制在一个能够处理的范围内。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从石斧到核反应堆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4]。甚至有些学者为了便于操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如台湾的刘翠溶教授建议了十个研究课题：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于建筑环境，GIS地理信息系统。[5]这类直接的界定方法，对于环境史研究的具体化起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环境史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特点及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这些界定无疑将会被打破，我们不能指望存在这么一种可以归纳所有研究内容的清单。而另一部分学者在找出环境史的特定界域或研究环境史的学科定位时，采取的方法是类比。当然，这里所讲的类比不是针对任何学科，而是针对有些与环境史有着很大联系的一些学科。因此，笔者通过学科定位找出环境史的史学特性时，也将从此处开始。

二

许多学科的发展为环境史的出现储备了知识，其中主要是生态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生态学与人类学均以现存事实为研究对象，环境史学重点研究的是历史纵深的问题；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环境史学在资料来源和时空范围，都比考古学要广泛的多[6]；地理学着重于研究空间地域分异规律，是以研究地域系统为基础的，环境史研究的是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环境史解释我们如何到达今日的地步？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环境史探讨并描述生物物理环境（biophysical environment）过去的状态，探讨人类对非人类环境的影响，及其间之关系，[7]也就是说环境史拥有着历史叙事所不可回避的因果性。

环境史所用的概念和术语有许多是历史地理学家所熟悉的，这就使得分辨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是一件复杂的事，但两者之间的学科理论基础、学科价值是有区别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地理学，环境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而且历史地理学主要着眼的是各种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的“陈列”，着重对“地景”和“外观”进行时空描述和分析，也就是说这里的环境主要还是以一种背景存在，环境史的目的是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的角色进入人类发展的历程中，也就是“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8]。同时就学科价值而言，环境史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更具功利性。上世纪环境史的兴起也主要是环保运动推动产生的，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水污染等等，是环境史兴起的直接动力。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环境史的学科价值也体现在它现实价值方面，环境史是以反思人类历史上与自然的互动，从而找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相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描述和分析世界，环境史从一开始就偏向以史为鉴的能动的改造世界。

三

由上述类比，我们可以得到环境史的史学特性主要有：

第一，存在形式的过去性。环境史研究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这种互动的事实，它不能重演。用语言的记述将历史知识转化为生活的画面。

第二，史料的重视与处理方式。“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科最主要的特点，信息处理能力是最主要的历史学科能力。环境史的研究也重视史料的作用，对史料进行多方面的真实解读，遵循历史与现实、史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原则和强调“以史为鉴”的思维。

第三，学科之间的交融性。也许以往的历史是比较单一的，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又经过年鉴学派的洗礼，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它涉及古今中外，涉及自然和社会的各门学科，其内容异彩纷呈，纵横交错，互为影响。通过之前的类比，就可以看出环境史的一大特点就是跨学科。它虽然不是大杂烩，但确实拉近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所有学科都和环境史有着不同的联系。

第四，认知结构的多样性。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其发展过程存在的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认知其所涉及的知识时，也应该灵活多变，不应从单一的角度去认识这种互动关系，而应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认识和思考。

认知结构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整体性、因果性和发展性。首先，就整体性而言。环境史研究的人与自然，都应该从时间、空间、人物三方面去整体把握。人类活动具有世界性，每个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人类与环境也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过程，因此在学习环境史时，也应向学习历史一样要扩大视野，把这种互动放到整个历史中去考察、定位，形成对其发展过程比较全面地认识。其次，因果性。社会中的每一种变化都是特定原因作用的结果。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环境本身，人与人之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事件的发生有着特定的背景和条件，环境史研究对象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关系。再次，发展性。环境史研究的人与自然本身是一个连续不断、继往开来的过程，后一个过程总是在前一个过程基础之上的开拓创新，环境史的学科价值也是为了更好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认识论上看，我们应该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总结历史互动关系、认识历史的规律，使之服务于现实和未来。

环境史的史学特点可能远不止上面所列，但从这些特点，我们足以对环境史进行定位，即环境史的研究应该划分到历史研究，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作为历史学分支的环境史，我们可以以历史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去对待它，也就是说可以运用历史学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来展开环境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7：1.

[2]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3，（4）.

[3]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293.

[4]T.W.Tate.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981： 8-10.

[5]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6]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J].学术研究，2006，（9）.

[7]Stephen Dovers.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3-4.

[8]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J].南开学报，2006，（2）.

篇4

1.全面阐述民族地理学学科的地位。作者在论述民族地理学学科资料积累和发展源流的基础上，对民族地理学进行学术定位，指出民族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序列，又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序列，同时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结构。民族地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在研究系列上应包括民族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论性质的民族地理研究、区域民族地理研究、断代民族地理研究、单一民族地理研究和部门民族地理研究等六个重要的环节。民族地理学横向内容的展开，具体又包括民族人口地理、民族历史地理、民族经济地理、民族聚落地理、民族文化地理等重要方面。民族地理学在研究这些重要内容时，与民族历史学、民族人口学、民族经济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许多学科，不仅在研究资料、方法与手段上会形成密切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学科依存关系，而且在某些具体的研究内容上还有可能建立共同的或者说是重叠的研究领域。总之，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实现学科间的整合，在交叉中求突破，在交融中求发展，是这门方兴未艾的新学科的显著特点。

2.体系结构上的精心构思。民族地理学内涵丰富，如何在有限篇幅中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地对此加以论述，很能考验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写作水平。作者在总体上采用了一种三元式体系结构：首先从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视角，将民族地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研究对象、内容、概念、方法、意义及学科体系等做了整体性的论述。突出了学科地位的研究；继而从“民族共同体的地域分化与空间变动”、“民族与自然：人地关系上的民族生态观”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三个方面对民族地理学所关联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最后分别对“世界民族地理”和“中国民族地理”进行具体审视，旨在从“世界”与“中国”的视阈中考察各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区域民族构成的历史地理背景，将纷繁复杂的民族人文地理现象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这种三元式体系结构，从涵盖面来说，几乎囊括了民族地理学所有的研究内容，使古今中外各种民族地理知识尽纳其中。仅从这点来说，该书既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体系结构，又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体系结构，称其为民族地理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不为过。

3.论述观点上的创新。主要有：第一，地理环境对种族、民族体质特征和民族性格及心理素质具有重要的影响。书中以五个典型的个案材料为主，深入地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的塑造。作者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是深邃而辩证的，他指出：“地理环境确实对一个地区或国家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愈是民族发展的早期愈是明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形成民族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地理环境只能是一个基本因素，而且这个基本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主要是作为生产力要素而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起核心作用的是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有力地批驳了某些西方学者所鼓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第二，在对“民族生境”、“民族生态位”等概念具体阐释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民族环境取向的两个基本向度――垂直空间向度和水平空间向度，民族生存和发展最为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关于居住地周围小环境的认知。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理论，具体分析了各民族对生态过程的理解、对环境的感知和评价中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生态观念，以及各民族社会传承有序的环境乡土知识对民族生态的维护作用。第三，探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揭示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差异，是民族地理学在考察民族文化地理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内容。书中重点分析了饮食、服饰、丧葬的地域性差异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论述了各种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对民族聚落的影响，考察了民族聚落的地理类型与空间分布形态。“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这部分的一个研究重点，书中既分析了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基础，考察了各种自然地理条件对宗教分布、传播和扩散的影响，又对各种宗教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逐一进行揭示，探讨了宗教的生态关怀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作用。通过对民族文化地理的分类考察、综合归纳，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不同民族共同体基于特定的生态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一般都有着较为稳定的空间属性或区位地域的植根性、依附性，并且在不同的时空序列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第四，书中关于民族地理现象中地名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新颖独到。作者认为：地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不同地域、不同层次民族语地名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基础和文化背景，每一个地名作为民族文化的镜像，它都或多或少地记录着诸如民族兴衰、文化变迁、经济生产、军事活动等纷繁的历史事件，隐藏着大量的具有本源意义的文化信息。在对地名进行民族地理学的解读中，既注重探讨地名对民族地理环境的客观再现及其生态意义，又详细地考察了源于氏族部落或民族名称的大量地名，具体分析了区域民族历史变迁、民族聚居与杂散居分布状况、民族迁徙与跨境民族分布在地名上的反映。

《民族地理学》一书，还有两个值得称道的特色。一是善于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紧紧把握住学术前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学术研究总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继续攀登，一方面要博采众长，起到综合集成和再创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个人的理论思索和原创，力求新的突破。本书对此体现鲜明。从书后所附“参考文献”目录来看，作者所参考的有关论著多达700余种，可见其涉猎之广。二是书中附有大量地图和示意图。作为一部有关地理学的著作，文字表述当中所加图表的作用相当重要，这可以给读者以直观的感觉，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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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商业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方法；学科特点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28-07

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特点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学科从属关系看，它属于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又远远早于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地理学中最早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

商业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纪左右，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重商主义的刺激下，欧洲许多国家不断进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对外输出量增大，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区，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和贸易市场等情况的了解，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海洋型国家中，商业地理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及资源分布、集散中心、贸易关系、城市港口以及运输线路等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当时它丰富了世界商业地理的知识，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1889年英国G.G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被称为经济地理第一书，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价购进和高价售出何种物品，严格来讲，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业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方面的推广与应用，使许多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含量增高，其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产生，综合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取代了商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消费、贸易、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研究，商业地理学成为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计量革命”，它成为20世纪地理学的头等大事，将数理计量方法与学科理论相结合，并带入到具体的实证研究当中去，产生出各种以模型分析为基础的空间行为理论模式。如农业地理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地理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而30年代初，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学说，则进一步奠定了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中心地学说主要阐述了聚落与市场分布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空间分析，强调人类活动与空间组织内在的关系，这就使商业企业空间分析方法得到强化，市场空间分析理论在商业地理学中加以运用。商业地理学逐渐走出对商品产销关系的简单描述，进而转向对市场空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商业地理学再次复兴，并由近代商业地理学开始转变为现代商业地理学，领域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进一步出炉，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使得地理学研究形成多元结构，商业地理学首当其冲，随着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对于城市零售区位结构的研究，如贝里（Berry B.J.L）对于商品流、市场中心和零售商业的研究；墨菲（Murphy R.E）对中心商业区的研究；对新商业中心的规划，分析区际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等等，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注入到市场的空间分析当中去，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也不断熔入区位论、数量方法以及经济学、行为科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商业、服务业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商业地理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曾经历过从商品地理到商业地理的发展过程，中间也几经周折，至今仍有人强调可以用“商业活动的地理学”或“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地理学”或“市场地理学”等名词来代替商业地理之名词。但从整个学科研究对象与范畴来讲，我们可以说商业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比较成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基本得到地理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对于规范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概念、理论与研究内容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脱胎于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的商业活动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地理要素的空间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探求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尤为必要，也是历史商业地理学所应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影响深远，而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又从来不缺乏有关上述商业活动的历史记载，这对我们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已对中国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作了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详实的记载和评论。司马迁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助句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里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强调朱公之所以能够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为贸易基点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历朝历代，大到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小到地方层面上的州县方志，对于地方物产与市镇结构也多有详细的记录，不论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亦或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见历代统治阶层对于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么，我们说历史商业地理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

商业地理紧紧围绕着市场与流通的空间特征而展开，而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基础——商品。商品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由此构成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马克思在1857年论述交换与流通时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反之，“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历史商业地理虽然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商业活动，但所要回答的同样是市场结构与流通体系之关系这样的命题，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商业地理问题，首先就要阐述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

从商业地理的产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早的商业地理学主要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重点即在告诉人们何地有什么样的商品生产，又流通到哪些地区。在今天来讲，人们对于各地商品性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国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人以为，经济地理的产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产的配置与地域分异，完全可以取代商业地理学中的商品生产。其实不然，无论从农业地理还是工业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生产布局，都无法取代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地域格局，因为三者在地域生产中所关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商业地理学所关心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换言之，与商品无关的生产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生产与农业、工业地理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农业与工业地理学中，我们只需区分各地的地理条件与资源分布作用下的生产，而商业地理学则需进一步区分各种生产的商品性与自给性问题。

历史时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受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与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地区差异很大，它为历史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

商路是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生产的畅旺与商业市场的兴衰。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讲，由商业交通网所联系起来的港、站、码头、枢纽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业网点、商品集散中心、贸易中心的前提与条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构成区域市场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来看，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交易路线。商品经过运输，不会增加使用价值，还会产生损耗，又要支付运费，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地区流通必须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实现和完成。尤其历史时期，传统交通工具简单，车拉马驮，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流通的畅旺。据李吉托·尤恩《日记》第1卷中说：“中国的陆路交通费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从今天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明代陕西的陕北与关中两区来看，仅在棉布差价上即有数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运费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区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是商业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商路同驿路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

驿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多由官方开辟或加修，为官方信息往来的交通主干道，从秦始皇修筑“驰道”与“五尺道”，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驿路交通的维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丰富。但商路与驿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这样，根据商人经营贸易的需要，有关各地商路的记述也不断见诸史籍以及民间文集。诸如《天下水路驿程》《通商便览》，民间商书有关内容也不断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联系市镇间往来的桥梁与纽带，研究驿路与商路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商品交流的地区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以之窥测古代社会政区区划与商业地理区划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2 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

由于商路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变经常会引起市场的变动。中国古代商路包括陆路交通、水路联系等多重纽带，水、陆交通的开辟直接会促进一个地区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兴起。明清京杭运河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直接与交通相联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业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与承担者，“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现代商业地理学在分析研究商业地理过程中往往以市场研究为起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同样要抓住此点。

市场往往包括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两个方面。城镇市场依托商业城镇，是各经济区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区域内担负区内外商品交换中心作用的大市场。它辐射性强，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务开放性等特点。同时，它又分层级布设，有区际的、省际的乃至各经济小区的，不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影响范围不同，吸引的门槛值有别，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业城镇，实现和扩大自己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商业中心城市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史时期商业城镇都经历过一个成长、演替的发展过程，与区域间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在时间上有从北方向南方集中、过渡的发展趋势，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这种分布形态。商业城镇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考察区域商业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分布规律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杠杆，因此，对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商业城镇分布的研究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研究过程中，大体应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城镇市场的空间发展与演变过程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镇市场空间结构的分析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也是联系城乡之间、市镇之间以及农村本体的经济中心地。中国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广大的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 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业中心是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是由经济条件、交通网络、城市腹地等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过对一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商业中心的成长经过及其影响因素，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单体商业都会，但在许多地区也会出现复杂复合的商业实体，这些结构组成各异的商业中心往往受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往往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而成长，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贯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齐、楚、赵之间，被称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东定陶）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阳（今河南濮阳）为战国时卫国的首都，也是地处水运要冲，是可与陶相媲美的商业都会，史书常称“富比陶、卫”。齐国都城临淄更是战国第一大商业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韩国旧都阳翟、燕都蓟城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组成与结构虽与当时诸侯王国的地域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其发展与北方经济区的开发程度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业中心一般与行政中心相一致，但在许多时期、许多地区，商业中心又常与行政中心相背离，这种商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组成一定经济区内特殊的经济景观。唐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国际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随南北运河的开发，长江下游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成长与商业繁荣。尤其扬州，作为运河水运交通的枢纽城市，政治与经济地位空前提高，逐渐成长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成为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国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是南北分离的。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工商市镇兴起，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区、各省区均出现一定数量的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县，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苏州、汉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区行政中心，佛山与广州，苏州与南京，汉口与武昌，构成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几个商业市镇共同构成大的地域商业中心，如明清时期的西安、泾阳与三原县就是一例。这些均是历史商业地理学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另外，历史时期城镇市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尤其是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布局、专业市场兴衰往往受区位选择规律的制约，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城市市场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时代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两者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区域商业中心的研究与现代不同，历史时段变换，社会形态差异，以及交通道路改变均会影响到商业中心的成长，也会造成商业中心位置的递嬗。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就成为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在今天的商业地理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无论从带状环形布局、扇形结构、楔形结构还是多中心结构，无不围绕着商业中心而展开。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内部的市场区位选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汉长安城存在“九市”；唐长安坊市结构的中规中矩的“东、西两市”结构；北宋东京城市场结构突破坊巷限制，进一步发展为沿街、沿河的市场景观；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场由点状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结构的市场与庙市分布等等；虽为都城，但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只体现在都城一个层面，大到府、州，小到县、镇无处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突破城墙、突破关墙，关城面积的扩大、关外沿河市场的崛起以及由市场扩大进而加筑城墙而引起的城套城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城镇发展的外在表象，实际上无不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发展变迁的内涵，有些甚至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风俗相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3 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

边疆区的市场发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市场的兴衰起伏剧烈，市场结构也较为复杂，受国家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明代长城沿线市场的空前繁荣，完全受军事驻屯的影响，形成长期的军事供给与军事消费市场，市场出现超前发展的状况，这种军事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时的，经常会随着军事防卫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历时性不高，但是有些时候它的作用与影响又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远及当代。边缘区的市场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话题，可以是农牧交错地带，可以是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其市场的结构均呈现出与中心地带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研究都会丰富我们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貌条件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

4 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称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结构、人口规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地间的商贸联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来世界主要海港与贸易中心及其腹地结构；中到国家尺度，古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贸易与空间扩张，陆路与海上交通线的开拓与区域商业空间的拓展，贸易与国家间的空间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从一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个县域出发，研究其腹地的结构。商圈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跨县域、跨省域、跨地区的现象时常存在，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也很突出。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商业联系远比省会所在的关中地区紧密得多。陕南地区的商贸联系则主要针对湖北与四川，这些受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影响的商业区的形成，及其与中心商业城市的结构关系往往也有一定的历史承袭性。

5 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

中国古代市镇的兴盛多是由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而市场在一定区位的设置与选择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受各种要素综合作用。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市镇普遍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过去一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近年来，随着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从区域开发的角度人手，对市镇兴衰起伏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各市镇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转换，更提醒我们对各市镇的兴衰条件进行微观分析，近年来许多学者沿此方向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制度因素影响市镇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话题，一些市镇成长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粮长制与明代市镇成长的关系等等课题均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随着历史地图学与GIS的应用，更加方便了我们对区域市镇发展作长时段与空间模拟，突破县界、府界乃至省界进行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分析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与学术视野。

6 农村市场形态研究

农村市场网络结构分析是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强调以农为本，在广大的农村中，农民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为小农经济，这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封建社会市场中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分布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商品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农村市扬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分布规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大体包括农村集市与庙会市场两种形态，两者均作为定期市担负起农村商贸往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两者的作用与影响截然不同，在市场层级中所处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中，庙会市场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层级之外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庙会市场的历史定位又是怎样，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庙会市场的作用又非它类市场可以替代，中国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民族格局差别非常大，多元市场格局表现明显，影响农村市场空间发展的要素研究是商业地理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

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对整个区域商品的流向与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异的研究，是研究商品产地与销地联系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物产卷中大都保存有对各地“货属”的记载，它们既包括流通于本区内的产品，同时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流通古来即有，且各地区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这些内容都为区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进一步划定商贸区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区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与市场结构影响了商贸区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地区的商贸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到商贸区的转变，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商贸区地域格局及其与行政区划划定、文化区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中要面对历史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商业活动的空间差异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性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指标的衡量，需要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为依据。商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地理学，如区位论、空间价格、区域成长理论等，时常被商业地理学所采用。但是，商业经济学与商业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商业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以商业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其中包括商业结构、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场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等。两者均研究市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性。但商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侧重于市场机制与供求关系；商业地理学则研究市场的网络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分析商品市场的同时总是结合地区条件，并且是以地区流通为中心，联系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布。因此，两门学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历史商业地理与商业史的研究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问题为总的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时间角度说，历史商业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主要研究商业活动在历史时期中的空间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围绕着商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分布同环境的关系这个中心，这样一来，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地理条件下商业活动运行的机制与发展规律问题，发达地区商业活动的运行机制、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制约机制，均属它的研究范畴。而商业史的研究则与此明显不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研究其逐渐发展、发达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受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它在许多时候需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这与商业史的研究方法比较是不相同的。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和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地理学的发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使前些年商业地理学研究走入一个瓶颈期。而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样如此，历史地理工作者在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历史时期手工业与工业布局的研究同时，对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领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如何定位并形成体系，一直表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学科领域的不明确，对于它的学科内涵亦少有人问津，理论规范与方法总结非常欠缺，这些都阻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讲，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今天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业空间网络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地域商业格局形成的历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基础，与商业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其重视商业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以区域研究为主体，关注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波基础之上，突出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有史以来，商业发展的地区性规律与发展特征以及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分析亦可提供多元的分析方法，因此，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补商业史研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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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地理；研究性学习；新领域

中图分类号：G62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1-0263-02

一、强化基础性研究，顺应史地融合的大趋势

（一）高端学科的低端起步

学科综合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走势，是课程发展的必然选择，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学科，是重点大学新兴学科。该科在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之间交融搭界，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场所演变的过程和基本规律。社会文化地理学是大学地理系研究各种社会类型的区域分布、探讨人地关系的又一新兴学科，强调社会因素对地区文化景观、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内容包括人口、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地理问题，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

作为基础学科的高中地理，横跨自然和人文两大领域，“从时间动态来观察世界，认识地区特征及人类和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过程”，包含对人类活动与地表环境的关系的研究。而且，在地理教学中恰当引入历史学上的历史演变等内容，能增强趣味性和实效性。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人便是舞台上的演员，不同的民族演绎着不同的民族风情，每种民族特色的背后都有地理环境的烙印，地理知识与历史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高中的历史学科，是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记录。历史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其活动地域。地理环境就成为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重要前提，也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和发展水平，进而制约着国家政权的形式和职能。

笔者的感触是，高中史地开展的开放性研究性学习，时常会涉及几门学科，特别是嫡亲的史地学科！而且，这种融合性的研究，也是学生对小学社会课的延续：“明白当今社会生活中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些常见的科技灾难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初步了解我国在控制人口急剧增长的问题中所采取的有效政策及重要性等”。所以，师生对史地交融类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必要性，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实战演习的广阔领域

按传统的说法，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等，高中阶段，应用最多的是历史人文地理，包括：民族、古都、农业、人口等，也涉及到战场、关隘、长城等军事设施。学生对传世文献、近代考古发掘材料、野外实地勘察等，进行相关研究，利用如文献逻辑推证法、实地考察法等，了解人与地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活动，有受制于地理的方面，也有影响地理的一面，“人”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影响“地”，而且这种作用愈来愈强烈。

笔者简单介绍我校2011界高一（5）班研究小组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研究结果：历史中古希腊是“小国寡民”，地理条件上的希腊半岛面朝东背朝西，以爱琴海为中心，向东发展，较早地接受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各先进文化的影响。与亚非的长期接触，促进了希腊经济、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灿烂文明；古代罗马半岛上仅有纵贯南北的亚平宁山脉，通过修建公路网把意大利各地联系起来，便于向半岛扩张，从地理角度讲，罗马军事立国的国策，影响了欧洲的交通布局，条条大路通罗马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举些学生相关的选题例子：《“南海一号”沉没与岭南的经济发展关联》、《清代的华尔街――广州十三行的变迁考证》。

上述所言，两个学科，无明确的界限，也就没必要人为地割裂，当然，指导学生研究类似的选题，需要一定的条件。

二、强化教师的综合意识，提升指导水平

（一）跨科进修，开阔视野

针对基础教育学科呈现交叉的趋势，复旦大学附中校长郑胤飞等专家提出“通识教育”，提倡不同学科老师“适度客串”，使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能互相融合，从而给学生以更多启发和指导。故此，要适应教育的新形势，我们教者就必须把历史、地理等学科知识融合起来，改变“单打一”的局面。要提升下一代的综合素质，我们教师就必须跨学科进修，成为复合型教师。我校史地学科一起备课，互通有无，共同探讨，结成了“亲戚”关系。

（二）用好媒介，搭起桥梁

梁启超先生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诸筑屋而拔基础也。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常见的就是地图，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历史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地图，如，政治上有疆域图，军事上有战争形势图等。再比如，历史中的《郑和下西洋路线图》的“西洋”，是古代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地理概念。

“左图右史，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良好习惯至关重要，平时的教学中，教者留意两个学科的结缔点，就会有备而战。所言的结缔点，大的方面，可以是史地的渊源，小的方面，也可以是微小的一个字，例如“豫”。考证文字历史得知，“豫”形象比喻为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直到现在，河南省仍简称“豫”；考证地理得知，在距今约3000多年前，我国中原地区的气候比现在暖和得多，那里生存着许多热带和亚热带动植物，热带标准动物――大象几乎随处可见。

（三）会诊办公，联合评定

对学生所选的，涉及地理、历史的研究性课题，教师采用会诊式办公，设立史地研究性学习指导小组，两个学科教师坐在一起，就学生的课题可行性、研究过程等，开展评定工作。这种会诊式办公不失为学科间知识综合化的一条途径。我校2012年度高一的研究性学习中，《广州的发展与海岸线的变迁》这样的指定题目，就是经过指导小组共同商讨，之后布置给同学的。针对学生自主选定的学科交叉类课题，由指导小组共同指导，不过分强调学科的归属，给同学一个广阔的空间。（四）努力引导，鼓励为主

学生把历史知识运用到地理研究中，说明综合能力提高了。但是，引用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中的一句话：“历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指的是在一定时空中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具有其真实性。所以，两个学科的交融，一要适量使用，二要分清主次。绝不能无节制地大量引进史料，扭曲地理的研究主线。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中的“天时、地利”就属地理因素，“人和”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当然，基础教育阶段，注重同学的研究过程即可，不要过分强调专业性，对偏激的观点，可以保留意见。如，对拿破仑帝国的覆灭，有学生归结于1813年3月初，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时遭遇的一场暴雨：暴雨一下，一切火器都无法进行射击，拿破仑军队无敌大炮无法在泥泞的泥地上前进，使得拿破仑击溃联军的计划泡汤。据此，学生得出结论：没有这场雨，欧洲历史可能会改写！

三、史地相融性研究遵循的若干原则

（一）人地时相结合原则

指导同学研究相关的课题，涉及到人与地时的关系，应以人为主体去研究，离开主体的人去研究，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一定要坚持研究特定时间内的，特有空间下的，一定团体的人的活动。

2010届高二（11）研究小组，选的课题为《番禺的广州，还是广州的番禺？》经过我们史地教师联合指导小组评定，此课题研究符合人地时的三结合原则，突出了人的活动，认可以下的研究结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50万大军兵分五路统一了岭南地区，并在岭南珠江三角洲设置南海郡，郡治设有“番山”和“禺区”，是中国最早的海港城市，发展成为岭南最早的经济都会。“番禺”一名一直沿用到1921年，随着广州市的正式设立，番禺成为县府，后来番禺县从广州老城区迁至新造和市桥，成为今天的番禺区。

（二）秉承生态教育原则

历史是一面镜子，让人类欣赏自身智慧美的同时，也让人类看到了自身活动的瑕疵：酸雨、沙尘暴、物种灭绝等，恰如一位呼吁环保的人士所指出的“人类不可一世的中心地位正在它越来越孤独的生存环境中悄悄的转移”。通过学生的研究，反思历史，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获得发展，才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走向。

玉米在16世纪初传入我国之后，起初主要是在少数平原地区种植，从18世纪中期始，普遍推广到山地种植，使得大量人口拥向山区，形成明清时期我国人口高峰期和经济繁荣期。

学生在研究玉米的贡献时，忽视了环境问题，教师要及时跟进。笔者引用了《徽州府志》里的记载：“自皖民开种包芦以来，沙土倾泻溪竭，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以此来强化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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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时段；格局；中国；民族；大趋势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14－05

安介生(1966－)，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中国移民史、中国古代史与地方史。(上海　200433)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1AZD05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长时段”(longue duree)研究理论，是当代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等人所倡导的最重要学术主张与贡献之一，也被称为20世纪法国“新史学”思想之基石。按照某一指标，将历史演变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本来是历史学家着手研究的基本切入点。选取的参照指标通常有年代、王朝、社会性质等等。布罗代尔指出：“历史学是时段的辩证法。通过时段，也因为有了时段，历史学才能研究社会，研究社会整体。”布罗代尔试图通过提出“长时段”理论来与传统历史学进行一种切割，树立自己的学术特征与取向。“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与事件。”针对历史学所运用的时间性质，布罗代尔提出了“时间三分法”，分别称之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与之相对应，则为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在布罗代尔看来，不同时段的研究价值是不同的。“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布尔代尔强调与突出“长时段”，正是为了超越“短时段”研究的狭隘与局限，进而大大拓展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与水平。“其目的在于高瞻长瞩，更好地评估它们(指历史事件)，而不至于完全身陷其中。从短时段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时段——原注)，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历史学家怎么会不被这种前景所吸引!”

“地理(空间)作用－结构变化”正是“长时段”研究理论所提出的最根本的研究路径。“长时段”着眼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换言之，长时段的历史即“结构历史”。“长时段是无穷尽、无止境的结构和结构组合的历史。”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并非空穴来风，或有意的标新立异，而是相当广泛地汲取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精髓。“这种时段并非事件与年代这一传统组合中的时段，而是能够制约永恒结构的长时段。而永恒结构恰恰是人类学家所推崇的。”必须指出，布罗代尔等人并不是最早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长时段”理论的学者。如史学同样倡导历史社会的“长时段”研究，布尔代尔本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同样是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勒高夫更是明确指出：“是一种长时段理论。在很多方面(如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个长时段理论。”

然而，与以往“长时段”理论有较大差异的是，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研究理论特别强调基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对于历史演变的影响，是其“地理历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地理(环境)影响及历史结构研究的高度重视，是年鉴学派学术思想的一大亮点与特征之一。而布罗代尔则将这种思想特征推向了极致。“要理解长时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联想到地理的制约。”所谓“长时段”，也就是地理时间之谓。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看来，地理是解读社会的工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他的着眼点主要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因此，空间模式又是布罗代尔所云“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空间模式是社会现实借以形象化的图表，通过它，社会现实至少可以部分地变得清楚了。它们是真正适用于各种不同时间运动(特别是长时段——原注)、各种社会范畴的模式。”不过，尽管自然地理形态具有相当长久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种社会格局却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长时段”研究理论对于社会格局之演变或跨越时段的问题提及较少，“地理时间”变成了静止不变的时间，这也构成了这一研究理论的薄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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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洛阳学；河洛文化；华夏历史文明；包容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38-05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在历史上极具国际影响力。洛阳学是以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中华文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洛阳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根本原因在于洛阳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丰富而珍贵的古籍文献。这些或由洛阳人撰写或著于洛阳或主要描述洛阳的著述，已成为洛阳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重视，并日益呈现和迸发出巨大的魅力与活力。本文在对部分具有洛阳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献择要略作介绍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搜集、整理洛阳古籍文献，编纂“洛阳文献集成”，并从开展跨学科研究、服务洛阳社会发展、构建国际洛阳学等几个方面提出洛阳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洛阳古籍文献概览

1.丰富而珍贵的地方志

“方志乃一方全史也。”①地方志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行政沿革、经济状况、社会风俗、重要人物、诗文著作、名胜古迹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具有内容丰富，连续性好，可信度高等特点，在历史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洛阳地方志数量众多，部分志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河南志》，原为北宋史学家宋敏求所著，后佚。清地理学家徐松修《全唐文》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部分内容，因多为元代资料，世称《元河南志》。清宣统初年，文献学家缪荃孙将其刊刻于《藕香零拾丛书》。著名史地学者沈认为：“《河南志》久佚，独借是志，而隋唐东都制度，犹可考见其全，其当宝贵何如也！”②《元河南志》为现存最早的洛阳古方志，是研究我国自周至元时期，洛阳城池、宫殿、坊市、古迹等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又如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刻的《河南郡志》，编排体例“重古轻今”“因地因事而制宜”③，多有独到之处，为现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现存唯一有关洛阳的明代志书，国内仅存残本。清代的洛阳县志有顺治年间、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乾隆年间、嘉庆年间等多个版本。民国《洛阳县志》，记述先秦至1946年的洛阳历史，类目完整，资料翔实，体裁方法新颖，现在仅洛阳市档案馆存有一部手稿。

2.有中华元典文献之称的河图洛书

传说中出自洛阳境内的河图、洛书，《尚书》《易经》《礼记》《论语》等先秦儒家经典虽然均有记述，但对于其真实面目又语焉不详。因此，“自古以来，关于河图洛书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扑朔迷离的问题。”“是一个诱人的谜，是一个蕴含丰富的知识迷宫，是一个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④为破解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历代学者潜心研究，著述颇多。南宋蔡沈所撰《洪范皇极内篇》，将洛书视为数之本源，提出“河偶洛奇”说，开创术数学洪范流派。南宋洛阳人郭雍所著《郭氏传家易说》，潜稽易象，以传家学。清初河南理学名儒冉觐祖所撰《河图洛书同异考》认为，河图洛书本于朱熹《易学启蒙》，并提出“河图主互、洛书主对”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理学名臣李光地奉康熙帝之命纂成《周易折中》。该书“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⑤，兼容并蓄诸家之说，而又有所发明，为周易与河图洛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3.灿若星河的名人别集

洛阳历代名人辈出，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名著。西汉政治家、思想家贾宜所著《贾长沙集》，其《新书》中的《过秦论》篇，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宗首》《藩强》《权重》篇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其他诸篇提出了重本抑末，利民安民，注重礼仪等政策措施，为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唐“诗圣”杜甫所著《杜工部集》，共收诗1400余首，是我国古代诗歌经典名著。其中的大量时事政治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社会变迁，内容真实，感情真挚，被誉为“诗史”，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著有《河南集》的北宋洛阳人尹洙尊崇孟子、韩愈，力为古文。范仲淹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深有功于道”⑥。明吕维祺的《慎独堂集》（由吴伟业编辑而成，又名《明德先生文集》）和清吕谦恒的《青要集》都比较有名。吕维祺生平“笃实践履”“晚殉闯难，以节义显”，其“所论建多朴实，亦异乎空谈经济之流”。⑦吕谦恒的诗歌“格调不袭宋以后，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恻恻感人，实得古者诗教之本义”⑧。

4.博大精深的理学名著

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于洛阳创立的洛学“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学发展和演变的方向的决定者”⑨。明末清初理学名儒孙奇逢曾在《洛学编序》中说：“洛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黄河蜿蜒。”“学问渊源，天中尤盛。宋兴伊、洛，元大苏门，至有明而两河八郡，识大识小，各有传人。”⑩《二程全书》，为程颢、程颐著作的合编。包括《二程遗书》及附录、《二程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二程粹言》等，是研究程颢、程颐生平及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南宋乾道年间，朱熹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与其弟子的“行状”“年谱”“奏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材料，编成《伊洛渊源录》。该书以程颢、程颐为正宗，构建起直接孟子的道统体系，是我国首部理学史专著，开“学案体”之先声，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以及清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均以程颢、程颐为理学正宗，接续伊洛学脉，彰明程朱理学。清初理学名臣汤斌编纂的《洛学编》，沿袭其师孙奇逢《理学宗传》的编纂思想和体例，前编列汉杜子春、郑兴、郑众、服虔，唐韩愈，宋穆修，正编列宋程颢、程颐、邵雍等14人，元许衡、姚枢等3人，明薛u、曹端、阎禹锡等24人，综述其生平事迹、师承和学术思想。此书为第一部河南理学史。

5.名胜名物的不朽篇章

西晋陆机所著《洛阳记》，“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较早的一部，也是写得较好的一部”B11。该书对当时洛阳的城市规模、城门、宫殿、太学、里市、官署、苑囿等均有详细记载，为研究洛阳城市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北魏杨f之所著《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等5卷，是记述都城洛阳佛寺兴衰的重要著作。该书除对40余所寺院的建置规模及变迁详细记载外，兼记北魏孝文帝迁洛至尔朱荣之乱时期洛阳城的“建置”“布局”“城门”“宫殿”“里坊”“名胜”，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物、地理、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不少史事可补《北史》《魏书》之缺或互相参证，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北宋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追记其所亲历的洛阳“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等19处园林。李格非在后记中发出警世之言：“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B12北宋宋欧阳修所撰《洛阳牡丹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等3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牡丹专著。该书评品了24种牡丹，分析了各种花名的由来，记载了洛阳人赏花的风俗和“种花”“养花”“医花”等栽培技术。认为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B13。

6.源远流长的小说戏曲

西汉洛阳人虞初曾将《周书》改写成《周说》，即《虞初周说》。虞初“就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作家，《虞初周说》也就是最早的个人小说专集”B14。虽然此书已佚，但虞初作为“小说”的代称却影响深远。明代形成“虞初体”小说文献体裁，出现了《虞初志》系列，到清代又产生了《虞初新志》系列。《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唐元稹所作。叙述了崔莺莺与书生张生的爱情悲剧故事，对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细致，文笔优美，为唐传奇之名篇。“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B15后世以之为本，衍生出《弦索西厢》《西厢记》《续西厢记》等多部戏曲。清康熙年间，吕履恒创作的剧本《洛神庙传奇》分上下卷，以明清鼎革为历史背景，叙述了书生何仲虎与巫有娘、贾绿花之间的离合情缘，颇有传奇色彩。

7.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

洛阳是中国佛教发祥地，东汉即成为佛教中心，佛学著作颇多。《四十二章经》，据传为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汉所译的中国第一部佛经。该佛经集结佛陀42段语录而成，言简意赅，阐述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劝世人“精进离欲，由修布施、持戒、禅定而生智慧，即证得四沙门果”B16。此书对于中国佛教的早期传播起了较大作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资料。《唯识论》是“一生事业，为介绍世亲护法等一派之佛学于中国”B17的玄奘，以唯识说为主，杂糅印度亲胜、火辨、难陀等九家对世亲《唯识三十颂》所作的注释编译而成。主要论证一切现象均是唯识所变现，外境实无，唯有内识。此书是佛教唯识宗的重要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南朝梁慧皎编纂《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至梁武帝年间，部分佛教高僧的传记。此书开创佛教传记新体例，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10科，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献。

8.名目繁多的金石资料

洛阳古迹众多，文物丰富，金石之学发达。《伊阙造像题字目录》，为清道光年间方履]所撰。该目录辑录北魏至宋时期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清中期名儒武亿，博通经史，尤长于金石文字考订，所著《授堂金石文字三跋》，分周以迄隋、梁，唐，后唐至元等3跋，通过订前人之疏误，增己之所获，以补正史之不足。《洛阳存古录》，为清金石学家刘喜海所著。收录了大量曹魏至元代的洛阳碑刻、造像题记、经幢、墓志等石刻资料。郭玉堂1935年编辑《千唐志斋藏石目录》，收录新安张钫所藏汉至明代碑刻，尤以唐碑为多。

二、编纂“洛阳文献集成”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文献是文脉流传的主要途径。保护整理古籍文献，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编纂“洛阳文献集成”，不仅有助于夯实洛阳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且有助于传承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大型文献丛书编纂工程，如“湖湘文库”“荆楚全书”“巴蜀全书”“山东文献集成”“浙江文献集成”“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上海文献丛书”“金陵全书”“温州文献丛书”“苏州文献丛书”“杭州文献集成”“常州历史文献丛书”“嘉兴文献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台州文献丛书”“乐清文献丛书”等。这些旨在抢救和保护珍贵地方文献，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大型文献丛书，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功在当代，泽被后世。2012年，洛阳市启动的“中国河洛文化文献丛书”编纂工程，至今已出版《元河南志》《孝经大全》《洛阳曹氏丛书》等30余部，为编纂洛阳历史文献丛书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

整理编纂一部能代表和传承洛阳历史文化的“洛阳文献集成”意义重大。作为一项基础性文献整理工程，不仅有助于保护濒危的洛阳古籍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洛阳学研究，实现洛阳文献资源共享利用的最大化；作为一项集体性攻关科研工程，不仅可以充分整合洛阳学研究团队力量，培养更多的洛阳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人才，而且可以整体提升洛阳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标志性文化宣传工程，不仅可以充分展示洛阳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可以增强国内外对洛阳重要文化地位的认同，进一步提升洛阳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精品性文化出版工程，不仅有助于形成洛阳著名文化品牌，而且可以促进洛阳文化事业的繁荣，推动洛阳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前瞻性文化建设工程，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洛阳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步伐，推动洛阳学研究走向世界。

编纂“洛阳文献集成”，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统筹规划。一是成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由洛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副主任，相关局委、社科联、史志办、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主要领导任委员，负责编纂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二是制定研究和出版计划。在对洛阳地区古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预计用10年左右时间，分批出版500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洛阳古籍文献。三是制定收录原则和出版方式。主要收录民国以前的洛阳历史文献，广泛征集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稿本、抄本等稀见的地方文献，系统编制《洛阳学书目提要》。B18对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名人大家，收录其全部著述，编为全集；对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收录其主要著作，编为专集；对其他不同领域的著述，如方志、谱牒、碑刻、图册、绘画等，编为专题文（图）集。优先整理出版善本、孤本、珍本地方特色文献，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等社会关注焦点和学术热点文献。文献原则上以影印方式出版，同时区分不同类型的著作，以点校本、译著和数据光盘等复合形式出版。五是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编纂出版采取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和特别委托方式进行；实行项目管理运行制度；对编纂项目成果进行评估审核；项目成果统一出版格式，力求装帧精美，版本精良。六是经费统筹。申请洛阳市委、市政府特批后的文化建设工程重大专项经费，争取省、中央部委和有关部门的扶持资金，申报省、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经费与配套资金，募集社会热心文化事业人士的相关捐助等。

三、开展多学科综合性洛阳学研究

1.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研究

洛阳文化极其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社会、宗教、科技、教育、历史、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民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因此，洛阳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在洛阳学研究中，除了进行各学科的专门研究之外，还应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既是现代学科发展的一般趋势，也是深化洛阳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比如，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属于地理学的分支，但在历史文献丰富的地区，历史地理往往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在洛阳为何能够长期成为中华文明中心的问题上，如果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会得到比单纯历史学研究更为丰富的认识。而历史学内部，也存在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等不同专业门类。一件历史文献、一次历史事件，经常会涉及多个研究领域，需要从不同专业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对于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洛阳学来说，文献史料已不是问题，所缺乏的就是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突破。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将是洛阳学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2.服务洛阳经济社会发展

开展洛阳学研究，就是要聚焦洛阳，旗帜鲜明的为洛阳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洛阳学研究根本目的，也是洛阳学的生命力所在。一是要做好洛阳学的基础研究工作。全面梳理洛阳文化资源，深入研究诞生于洛阳的中华民族元典文献和思想，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历程；加强洛阳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研究，深化关于历史时期区域国际化的理解与认识；分析洛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历史变迁，总结区域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洛阳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提炼区域人文精神。二是要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好洛阳学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智力支持。深刻认识洛阳历史问题与现实发展内在联系的重要性，切实把洛阳学研究和洛阳现代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洛阳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目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开展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三是以洛阳学研究为契机，从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依托洛阳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开创洛阳现代社会发展新格局。

3.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是一个有长达1500余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古都。洛阳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缩影，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国家主流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这就决定了洛阳学研究，必然有别于一般性的地方文化研究。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具有充分的历史与现实依据。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洛阳一直是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城市。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今日本）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B19。这是最早的中日官方交流记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日本遣唐使北线航路的必经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过重要贡献。B20洛阳的城市布局、宫殿、苑囿及文化习俗等，均对东亚国家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可在日本、韩国清晰地看到古代洛阳的影子。洛阳学的概念，就是最早由日本京都大学的岸俊男教授提出来的。B212010年11月27至28日，首届“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成功召开，标志着“洛阳学”这一新兴学科正式诞生。B22也就是说，洛阳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构建国际洛阳学，就是要以国际化学术视野研究洛阳学，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研究洛阳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域外文化对洛阳文化的影响。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积极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合作，不断提高洛阳学的研究水平与知名度。只有这样，洛阳学才能超越地方学的局限，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田以志别诗》，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第52页。

②徐：《落帆楼文集》卷四《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18年，第18页。

③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④王永宽：《河图洛书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⑤玄烨：《御制周易折中序》，李光地编纂，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08年，第1页。

⑥范能浚编集，薛正兴点校：《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⑦永，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74页。

⑧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⑨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⑩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B11史为乐：《陆机〈洛阳记〉的流传过程与历史价值》，《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

B12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岳麓书社，2012年，第205页。

B13欧阳修著，吕雪菊点校：《欧阳修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66页。

B14秦川：《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B15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2页。

B16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B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B182014年7月28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洛阳（河洛）文献丛书书目汇编座谈会”。程有为、耿瑞玲、卢广森、马世之、任崇岳、单远慕、王全营、王永宽、魏天安、萧鲁阳、张新斌、郑杰祥等先生参加，并对编选洛阳（河洛）文献书目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本文写作也多有帮助。

B1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2821页。

B20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B21张亚武：《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N》，《洛阳日报》2008年4月24日。

B22[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

参考文献

[1]洛阳市历史学会.河洛文化论丛（第1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2]洛阳市历史学会等.河洛文化论丛（第2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河洛文明论文集[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篇9

关键词：电视节目；地域特征；岭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TU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16-0000-01

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电视节目体现出一些新的关键词：“平民化”、“真实化”、“本土化”、“直播化”――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广州地区电视媒体在发展中也融入了许多进步的元素――新的节目，新的主持人，还有更人性化更灵活变通的节目理念和形式。也正因为与时俱进，在港澳电视媒体与北方电视媒体的入侵中，他们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市场领域。广州特色电视媒体坚持了三原则：本土化，娱乐化，差异化，并由此引导广东地域电视媒体把握住坚实的收视市场份额。

一、本土化

在广东这片地域中文化是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没有一个媒体是可以掌握所有的市场份额，发展自身特色，培养稳固自身市场，无疑是最务实的做法。

广州特色新闻就充分体现这一特征，百姓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就是主要素材。不仅于此，还鼓励市民互动，有专门的热线，专门的记者跑腿，为百姓解忧解困。使得百姓固定关注自己的问题是否得到重视得到解决。这种与受众紧密联系的互动一方面推动了媒体自身的发展，也稳定了受众，巩固了市场份额。

二、娱乐化

广州娱乐生活丰富，衣食住行样样皆新潮。不同于北京的政治中心氛围，也不同于上海的大都市奢华时尚，广州更喜欢轻松娱乐搞笑，这一点，也有受到港澳文化的影响。各种搞笑节目大行其道，即使是要体现深刻意义，也会首先考虑从娱乐角度轻松的氛围中切入。

一般来说，广州电视节目中粤语的节目会比普通话的节目更“闹”，更“市井”，但又会比港澳电视节目相对收敛。风格可能比较“俗气”，但正好符合了广东地域受众的心理需求，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可能相对“不正统”的节目氛围，反而符合恰当的收视氛围，这主要还是看所在的土壤。

三、差异化

北方大多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主要播出语言。语言的不同，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广州电视媒体很难向以普通话为主的大部分地区辐射。所以广州电视媒体的受众目标清晰准确，就是针对白话使用区域范围内人群。虽然在媒体资源上不及中央、上海、湖南、江浙一带的媒体，但语言差异让其相对而言更有竞争力。

广州电视节目以本地文化特色节目为主体，借用了社会学和市场销售学的一些理论，从自身资源，自身优劣到受众市场细分化的分析，创作出一批岭南特色的电视节目。那广州电视节目之所以形成了以上的数个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四、经济原因

当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国内的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开始南移；1757年后，清政府封闭了沿海口岸，仅留广州对外通商；到前后，广州成为我国最早诞生地之一。

广东“重商”的基因对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媒体也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例如1986年成立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是国内第一家成立的经济电台，广阔的经济视野，超前的经济理念，迅速成为华南地区最大型、最权威经济类电台，其创立的"珠江广播模式"在中国广播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五、文化原因

岭南文化有三大主要来源，一是最初的本土文化，生活在珠江流域的百越民族喜好流动，不保守，是区别于内陆文明或河谷文明的南越文化本色。二是南迁的中原文化，秦汉后，岭南统一于中原，大量移民，当时先进的中原华夏文明进驻岭南，形成岭南文化的主体。三是舶来的域外文化，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岭南是始发地也是唯一的通商大港，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东西方的商业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都从这里登陆引进，近代以来其势更甚。

外来文化给岭南文化注入新活力，这种综合的文化成为了后来广州地区电视媒体创作的根基与底蕴。很多特色电视节目都体现出这种传统既创新的岭南文化。作为农业文化的中原文化和作为海洋文化的岭南文化，由于历史文化上存在的时间差和空间差也造成电视节目思维的不同――具体体现在其传播意识、节目内容上。广东地域电视节目一般很重一个“情”字。这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尤其以乡情，亲情为主题的电视节目《人在他乡的故事》，就是广州特色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代表。

粤剧也是广州的重要文化特色，曾是街头的艺术表演形式，而在当今也已成为一种特色的电视节目，为了传承岭南文化，繁荣广东戏曲艺术的责任，广东电视台还设置了专门的频道――岭南戏曲频道。

六、地理原因

广州属亚热带气候，高温多雨，天气湿热，古时多毒蛇猛兽和瘴疠疾病，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生存环境相对恶劣。人们为了生存被迫与大自然进行顽强斗争，通过个人努力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形成了勤劳勇敢、勇于开拓等优良品性。另外广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北靠五岭，南朝大海，远离中原。可以说，浩瀚的海洋孕育了广州人冒险进取的商业性格。梁启超先生说：“海上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所以广州无论是传统纸媒还是电视媒体，都锐意进取，敢于冒险，勇于闯荡。

另外广州毗邻港澳，是西方价值观“入侵”的桥头堡，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等西方思维直接与传统思想对冲。于是，重实利与务实际，看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反对空想与空谈成为了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地域人们的价值观。

广州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特色品牌节目，但是相对于内地迅速崛起的精英媒体，广州电视媒体并非傲视群雄，下一步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相信只要满怀着电视人的热情和真诚，广州的电视媒体一定能有更多更优秀的节目。立足本土，辐射港澳，是广州电视媒体一直要坚持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廖幼华.历史地理学的应用―岭南地区早期发展之探讨[M].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2]岭南文史[M].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篇10

王国维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大山，信奉着“但顺材以求合，而不为合以验材”的中国式科学研究方法，以此法看王国维自身的古史研究，也可领略到其中的现代意义。

在甲骨文研究中，《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使静安先生名蜚海内外的名篇，除以称谓定时代之发明外，先生又以甲骨文缀合，使散乱零星的内容得到了疏理和统一，并让我们从辞中看到了祭祀之牲数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为10，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为3，也使我们了解了殷代对先公先王祀礼上的差别，例如：对有特殊作为的先公和直系的先王，其祭礼特别隆重，对旁系先王则祭礼稍减，有所谓大示和小示以及大示用大牢、小示用小之别，体现了宗法上的亲疏厚薄观念。剔除其惟亲因素，以礼之大小来对待上辈先公的业绩，无疑为我们现代的奖惩制度找到了一种历史的证明。

静安先生古史研究的明显特点是“考礼”，在《殷周制度考》中，他为我们考出了“同姓不婚之制”，在《殷祭》中，为我们提供了商代“一夫一妻制”（基本）的婚姻形态。这样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代生存意义。在音韵学研究中，在“同专用通假”的启示下，我们还可从对《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的研究，发现其古史研究中的现代意义。其“正名万物之意”，既在于发现了声源在文字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殊作用，更在于历史地证明：人类文化之起源，并不是单纯地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还在于对自然物的比照研究。这也许是我们研究上古声母的现代性积极意义。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秦都邑考》中，大肆张扬秦之迁都的盛迹与国势发展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影响现实、独具意义的发展着的历史缩影。在文字学研究中，王宁先生曾论说过：“静安先生在对《说文》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精辟地提出过了关于汉字历史发展及考释、解读的若干定律：1、“文字之形与势皆以渐变”。2、“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后人）在作书时亦只用当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无所谓创作及增省也。”3、“文字不独因时地而异，即同时同地亦复不同。”4、“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物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由此以知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这些堪称定律的说法，对理论的汉字学和科学的汉字学的创建都有巨大的贡献。于此我们也可看到，静安先生由对汉字的历史发展、考释、解读，而能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并又能为学界同仁们赞同成为一种科学的定律，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乃是以开放的意义行先进的创建。这里的发生认识论单指认识本身的建构过程，特指静安先生少年时突破官学的范畴加上由西方之学术思想的浸而产生的开放意识和先进创建。A、哲学为学术之核心。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将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合于一体，并将政治思想作为学术思想的核心。而王国维却严格地将政治与学术区分开来。认为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哲学，并又以康德、尼采、叔本华之哲学思想为主要参照系，对中国哲学中的儒家哲学与伦理学进行驳难和反思，初步奠定了开放意识的根基。B、批判中国思维方式与学术方法之不足。静安先生与保守派的“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张之洞）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欲知儒家之价值，亦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况乎其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并明确又大胆地提出己见：“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在方法论上，静安先生运用了比较分析方法对中西思维方式及学术方法进行了谨密的分析，并尖锐又中肯地批判了中国人好于实际研究，缺乏理性分析，长于经验之谈，短于理论之述的不是之处。C、敏感与远见。当大量西方思想涌入中国时，静安先生已率先敏感到此次西方思想之冲击，将会起到中国古代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历史作用！又从学术古今变化的梳理中，见出佛典其时传入中国时，周秦古语便自行消减退于生活，于此，形成佛家语音这么一个新的中国语音系统；针对自己译介西方哲学与美学和当时中西文化碰撞的现状，预测到“新思想之输入，即新音语输入之意味也。”在这里，静安先生是以一个学者精深的学养敏悟到了新旧学术转型的历史问题，也以一个学者的博怀，纳新改旧，渐渐形成了开放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