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12-07 18: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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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浪漫主义;生态批评;英国文学
一、生态批评的概念
生态批评主义是一种全新审视文学的视角,它是18世纪工业革命开展以来,地球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后而形成的“拯救型”产物。生态批评主义是站在对自然和生命尊崇的立场上,对文学作品中作者对自然的表现进行鉴赏与批判,具体的说,生态批评主义源于人类自身对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活动的一种反思,在文学作品中是以批判的视角看待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崛起,达到了繁荣的时期,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济慈等作家的经典作品加以研究,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探讨这一类文学中体现的意义。
二、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浪漫主义文学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到19世纪快速发展,是19世纪文学代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浪漫主义文学最高出现于英国,英国涌现出了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代表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1.消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留恋过去,其代表人物有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人;2.积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正视现实,并且批评现实社会中的黑暗面,其代表人物有雪莱、济慈等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针对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中的代表各选一人,对其文学作品加以分析。
1.柯勒律治在消极浪漫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柯勒律治少年丧父,一生基本上是在贫穷病苦和鸦片的阴影中度过的。受生活经历的影响,其对于工业革命和城市文明比较厌恶,更加向往自然与农村生活,其代表经典文学作品《古舟子咏》就体现了这一点。《古舟子咏》讲述了一位老水手奇特的航行经历,在航行过程中,他遇到了冰雪、大雾,一只信天翁飞来指引他航行到了一个安全的地带,可是他却无故的将信天翁射杀,此后,海上无风无浪,船只无法航行,水手无处安生。后来,老水手每天都忏悔着这一切,于是在看到海蛇后涌起了对自然万物无尽的爱,正是他对自然的怜爱,天使出现救下了所有“死去”的水手。
在诗歌中,柯勒律治将信天翁比作自然界的保护神,如果人们不尊敬自然,那么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会被打破,人们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种互相伤害似的惩罚,对于自然和人类双方而言都是极其惨痛的。令人庆幸的是,诗歌的结尾,老水手对大自然充满了关爱与敬畏之心,而自然也会回馈给老水手真诚的对待,帮助人们的生活环境回到一切正规之中。
这首诗歌的价值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角度来说,较好的宣传了对自然的仁爱与赎罪思想,19世纪的英国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最大,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对自然带来了持续的伤害,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必须唤起对自然的关爱才能促进人类生活的持续发展。
2.济慈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济慈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擅长描绘自然景色的代表,在其代表性文章中,对自然的描绘都非常的华美,《秋颂》是其描绘自然篇幅较多的诗歌,其创作背景是在19世纪印尼特火山爆发之后,受火山爆发的影响,英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天空几年都是灰暗的,直到三年后的秋季,英国的自然环境才从印尼特火山爆发中缓和过来。温润迷人的秋季来临,欣欣向荣的果实生长,这一切触发了济慈的内心情感。他在《秋颂》中描绘了一个安宁且和谐的秋景,在诗歌结尾,济慈感叹道:“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你也有你的音乐――”此时,何柳、飞虫、微风、蟋蟀、知更鸟、羊群、燕子等自然界的一切和谐共处,诗人无法不感叹这个秋季的来临,实在让自己流连忘返,不再一心期盼着春天的到来。
在诗歌中,诗人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万物,表明了济慈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也表明了济慈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如果不热爱自然,那么自然所带来的灾难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愈合的,这也在侧面反映出诗人对于工业革命对自然带来破坏的忧思与不满,于是只能用完美的秋季之景映衬出工业革命给自然带来的满目疮痍。济慈作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在诗歌结尾描绘的完美的秋景也极大程度上获得了读者内心的共鸣,使人们意识到了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三、结语
生态批评主义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作用是促进人类对自然的进一步关注与关爱,利用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对浪漫主义文学加以研究,能够促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改变工业革命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无论是消极浪漫主义文学还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其只是在对生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对自然的描绘中,都体现出了作者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关爱。在研究过程中,生态批评主义更加发挥其价值,读者进一步感知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文学作品也进一步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张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生态批评[J].外国文学,2012.03:123-133+160
[2]刘燕.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初探[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12:167-168
篇2
关键词:经典;红色经典;解读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6-0003-02
提及经典,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历史”。特雷西在《诠释学、宗教、希望》中说:任何阐释活动,至少涉及到三种现实: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解释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的确,这三种元素是相互关联的。从文学经典而言,我们承认它的经典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其以艺术形式对历史事实进行叙述的权威性。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并非针对凝固不变的史实材料,而只是研究对这些史实的讲述与阐释。那么,什么样的“讲述”可以成为经典?我们何以认定?这不仅涉及文本本身,还必然要遭遇的是对这些“讲述”进行评定的掌握话语权的文学史家们。从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作家,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很重要的就是看它在文学史中的被叙述。正如洪子诚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时所说:“某个时期确立那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的确,对文学经典的评审与认定不单是对“经典”本身作出判定,界定经典的定义,更为重要的是“经典化”过程中本文与本文所处文学环境及那些“隐蔽的成规”,时而亲密时而紧张的冲突关系给予我们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起了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红色经典”的“再解读”问题。。笔者认为,“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更为复杂地呈现了这种“本文”与“秩序”在相互规约中推进的合力过程,而“再解读”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对这一现象的重新编码同样值得我们考察。
“红色经典”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是20世纪90年代末。而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却早已预设在人们的心里,它所指涉的范围主要是40到70年代的一些优秀长篇小说。从题材来看有两类,一类是对革命的“叙述”;一类是对农村现实的“叙述”。前者如《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后者如赵树理、柳青等人的作品。此外,时期的“样板戏”也属此范畴。
关于“红色经典”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研究者其实是有岐见的。持批评观点的研究者多从其作品所内含的文学性与人性的不足加以批判,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高压政治之下的一种宣传,而非艺术。的确,如果仅就文学艺术性而言,与那些所谓的纯文学相比,“红色经典”应当说是缺少诗性内涵的。然而,这种先在意识里预置一种所谓的文学标“红色经典”应当说是缺少诗性内涵的。然而,这种先在意识里预置一种所谓的文学标准,然后再用这种单一标准(审美)去框定与其所定文学标准相异的文学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毋庸置疑,《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都是艺术性极高的文学经典,但它们又无不是在与当时文学秩序的时而疏离时而紧张的复杂关系中突围出来的具有艺术原创性的文学作品。这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一部文学经典,它必然具有审美的功用;其次,它“本身又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笔者认为,任何文学经典都是“诗”与“史”的艰难融合,正是这种融合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冲突与碰撞才构成了文学经典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的被建构过程更值得我们认真审视,因为它在纠结包括政治意识、文学生产、阅读群体等在内的一系列元素的基础上找到了它进入当代文学经典的途径。我们知道,在50到70年代,“文学经典对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参与到对社会政治和文学秩序的建构中。”通过对这一时期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解读不仅具有单纯的文本审美功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出文本背后不同文化历史形态在文本内的冲突与磨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海外中国学者掀起并在中国当代大陆产生较大影响的“再解读”所解读的一批文本就主要是40到70年代期间从左翼文学传统里走出来的 “红色经典”。当然,“再解读”的研究对象并非局限于40到70年代,例如孟悦的《历史与叙述》就对刘心武、王蒙、莫言、张洁、林斤澜这五位新时期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只不过收入《再解读》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一批研究文章的主要是这一阶段的的文学经典,并以此为发端拓宽了我们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的视野。因此,通过对“再解读”作一番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对文学作品(尤其是“红色经典)在经典化过程中的遭际有更为丰富的认识。
90年代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切入点的解构式研究思路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种研究侧重探讨文本深层结构、修辞形态的运作、文本冲突,对以往那种“新批评”式的就文本分析文本及局限于诗学、美学的价值观念里的批评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种研究思路的代表作包括: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作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此外,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李扬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论著也体现了相关的思路。纳入再解读研究范围的文学作品都被视为一个开放的、具有极大想象性与虚构性的文化场域。正如唐小兵谈到的那样:“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是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处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确实,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应该把文本打开,让其它话语走进文本,与文本对话,挖掘文本在空间意义上拓展与阐释的可能性和文本与文本环境的冲突。黄子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从他们这种具有批判与颠覆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他们那里,尽管锁定的研究对象依旧是具体文本,但已经与新批评意义上的“细读’有了很了不同。他们的研究不仅包含了“细致的内层精读”还注意到了“广泛的外层重构”的重要性,且对“外层”作了丰富的理解,正如唐小兵所强调的那样:“这里的语境并不是实物性的具体存在,而是更多层次、多形态的意义网络。”这实际上就是吧“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让具体的文学作品与其所处的语境发生关系,从而探讨它在这样的一种语境规约下所处的位置及它如何想象性地呈现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从中突围出来形成对历史经典化的叙述。
具体到对经典文本的操作上,“再解读”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一种是以时间为轴,探讨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中的变迁情况。比如孟悦的《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就并通过比较歌剧《白毛女》、电影《白毛女》、舞剧《白毛女》探讨了所谓新文化、通俗文化,以及新的政治权威这三种不同文化力量在在这个文本中的纠集与易变情况。另一种则是从文本中的修辞运作着眼,研究“作品与多重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强调“作品与其他话语的互文性”及“作品进入本世纪的‘话语――权力’网络之后的一系列再生产过程。”比如黄子平对丁玲《在医院中》的论述就探讨了革命社会实践与“病理”之间的隐喻关系。总之,“再解读”这种研究思路给我们重新审视已成定论的经典作品,从多层次来揭示文本的丰富复杂性注入了新鲜血液。
但“再解读”所存在的问题也需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问题。稍加翻阅,不难发现“再解读”并为真正形成一种解构思潮,更未像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再解读”已经参与并对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产生了巨大冲击。笔者认为,“再解读”只是提供了一种分析文本的方法,它给我们的启示更多的是方法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文学批评,是对单一文本的分析,而非文学研究,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其次,“特殊”与“一般”的问题。我们知道,“再解读”主要是着眼于从宏观上对“体制化”叙述的解构,在具体的操作上,正像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里所说的,他们采取的是“小题大做,举例说明”的策略。这里边有个“怎么做”的问题。虽然“再解读”的一批学者一再声称他们是在严读文本的基础上去揭示文本背后各种文化力量的纠葛关系,是通过立体化、多角度的研究去达成所谓的“意义网络”,但问题是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文本不会又一次沦为自己苦心经营起来想象性叙述的注脚材料。究竟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还是重蹈“为一般寻找特殊”的老路?这是坚持“再解读”的研究者所必须正视和思考的,同时也是笔者对这种重读经典的担忧。此外,“再解读”并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架构体系,他们所进行的只是把西方的诸多理论运用到自己的所谓的解构性工作中来,已达成自己的既定意义――颠覆传统叙述。
我们知道,并没有一个颁布文学经典的权威机构,也没有一个相对量化的指标去衡量达到怎样的高度即可成为经典。那么,围绕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成为经典这个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便成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个极具想象与虚构的经典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了“再解读”这一研究思路对文学作品所做出的拓展与发掘。但我们必须对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保持谨慎的乐观,防止“过度阐释”的再次袭来。
参考文献:
[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5918( 2015) 08- 0143 - 02
doi:10. 3969/j.issn.1671- 5918. 2015. 08- 068
[本刊网址]http://hbxb.net
外国文学教学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再次的苏醒,英国文学等外国文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我们看到新一代的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人才队伍正不断壮大,但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英国文学教学的成就
首先是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的本科和硕士专业增多,这些学科拥有自己的专业课程,很多的师范学校以及综合型大学也将英语语言文学作为重点学科和必选选修学科;其次国家的自考规模不断壮大,这也为英语文学专业的人才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如果刨除引进的英文教材,英文原版的教材有《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简史》等,作品选读部分主要有《英国文学作品选读》、《英国文学选读》等,而诗歌方面的教材则选用了《英国诗选》、顾子欣的对照版本《英文诗三百首》以及《英诗教程》等优秀教材。在小说方面有上海外国语学院编辑的《英国短篇小说集》、《英国短篇小说选》等,散文方面涉及到吴井荣先生的《当代英文散文选读》、《现代英文散文读写教程》,此外在戏剧方面还有《英国戏剧选读》,何其莘和程雪猛两个版本的都值得学习
英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发行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不仅有国内著名的学者进行翻译还有外研社和译林出版社等知名出版社进行引进古典英国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我国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也十分积极,主要著作有《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世界文学》等,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只刊登语言研究类的《外语研究》、《外语教学》、《外语学刊》以及《山东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等报刊也逐步出现外文作品和相关研究方向的文章。
二、英国文学教学的不足
(一)方法论――两层皮
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并不完全匹配。中文专业的学者通常单一通过翻译来解读英国文学的神韵和风采,因而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不精通英文乃至不懂英文的人群很难理解英国文学经典名著的内涵。
而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众多的分支将文学方向的研究挤压的可怜。学生更多的被分配去进行翻译研究、语言学等领域,这就造成文学研究不断被缩小范畴。同时结合当今的时代背景,过度的消费主义和金钱观念让很多人不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读书,若是读也是挑选一些简单的作品,不需要进行较多的思考和品读,因而现在读经典作品的人群正逐渐萎缩。
外国文学以及比较文学,两者谁更具有研究的实际价值是学术领域一直争执的问题之一,一直以来也没有确定的答案。基于文学本质,研究的学者必需要对原著进行阅读分析。作为外文学者,有一个短时间内无法提升的不足,即对国学的粗浅认知。而我们的中文学者,只能读译作、隔靴搔痒的现象,其实也是相当尴尬的。在解放之前没有外语专业,统称为外文专业,当时而言,文学史所有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中西连贯成一家的观念也促使了一大批大师人才。放眼现在,英国文学被划分为三大阵营,外国文学抑或世界文学抑或比较文学。中外学者互相看轻,甚至没有任何交集和接触,这就造成了一种我国研究外国文学很怪异的局面。其实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并没有任何的错误,如果说有问题,那问题一定是“失去了本心”。如果最根本的东西偏离了轨道,那如何形成正确的结果。
个人认为应该加强中外学者的交流与联系。中文学者多读英文原著、外文学者对国学进行学习。只有通过这种途径,长期学习互通有无,才能让中外学者的言论和著作更具现实意义和逻辑参考价值。
(二)经典名著阅读现状较差
学生凑者群体是阅读的主体也是出现问题最多、最鲜明的群体。一些学生进行外文经典名著的阅读,只是为了应付四级、六级还有种种纷繁复杂的英文考试;一部分学生是出于对外文的好奇,想要演唱英文歌曲、想要获取最新的国际新闻,但是往往新闻的性质都属娱乐居多;还有一部分学生只能阅读翻译的版本,如果翻译较精准有深意就能获取一些营养,如果翻译得比较低端,那么自己的阅读水平无形中被拉低了也是浑然不知的。最后还有一小部分痴迷于英文原著的阅读,关注于文本的真实含义,但是毕竟只有极少数。
再来说一下阅读英文名著的数量和质量,经过统计,很多本科学生的外文阅读量不足十本,阅读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很少有学生能够静下心来通读一部名著,更多的是进行选读。同时我们发现,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没有将英美文学放在相对重视的层面,课时不足、教材质量一般都是实际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三、经典文学作品在英国文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经典文学作品是优质文学作品的融合。可以说其代表着一个民族智慧的洁净、精神依赖发展的方向。通过阅读经典作品可以近距离感受那个民族的血液、脉搏,可以了解那个民族的精神本质。譬如若想了解我国盛世风采就不得不读李白杜甫、柳宗元;若想一探先秦文学,就不能不读《诗三百》。提及英国文学,英国文学中的莎士比亚足以让英国文坛散发熠熠光芒,如果没有阅读过莎士比亚的著作就无法了解英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积淀。文学语言是语言中的精华,经典文学作品是文学中的佼佼者,所以想要得到优质的语言理解力和语言能力一定不能脱离经典名著的阅读。如果长期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仔细地阅读和研究,在语言、哲学、美学等多方面都会有提升,整个人的素质和修养都会升华。经典作品是集智慧之大成,可以向本民族和非本民族的人通过对其的阅读更加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独有的精神内涵。
可能会有一些学者质疑,如果大力推荐英国经典名著的阅读是否会冲击我国的文学构架,让新一代接触英国文学作品乃至世界文学作品是否会让我国的古典文学、传统作品受到挤压。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对于文化我们要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同样对待经典文学作品,我们也要这样取舍。我们可以将对其的阅读和理解作为提升个人修养和审美意识的有效途径,同时能够感知不同优秀作品的魅力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再扩宽到民族的层面,通过阅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度,无论是优越性还是不足,都会让我们辩证的对待。发现优秀的部分,譬如莎士比亚作品中常常渗透出的人文情怀让我们感知英国也是一个文化与人文并重的国度,而面对文学作品中一些负面情绪的蔓延,我们发现可以进行自身的预防,所以学习他国文学作品不会让我们遗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精华、不会搁浅自己的名著经典,而会更加理性的去理解、去接纳,学习和深化。
教和学彼此支撑、相辅相成。指引学生对英国经典文学作品进行阅读,感受文学的经典文学的魅力,我们的教师也需要对相关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大学的教师肩负很重的教学担子,既要能很好地传递知识,又要将一些有营养的新知识推荐给学生,那么新的学习内容怎样获得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通过不间断的阅读和研究,不断提升、不断更新。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要想获得能力的提升,想要在教学的高度之上获得更多的进步、发现一定要阅读名著,阅读经典名著。
四、对策
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可以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努力提升阅读群体的整体英文能力。可以联系一些媒体进行视频教学提升阅读群体的英文理解能力,还可以定期进行专家赏析,引领大众解读;二是多引导学生进行经典名著的阅读。可以在教育课程中将阅读名著作为一个量化定性的指标,辅之阅读经典外文作品的课程。
针对学者和英国文学研究组织,应该对一些经典名著进行重新阅读和精读细读。对于一些刊物进行发表和议题的时候,可以鼓励学者对一些经典名著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定期举办专栏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对阅读经典英国文学名著的重要性和现实教育意义进行探索。
对于经典的阅读和研究还要从培养学习态度方面做起,阅读经典作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积累和形成自觉性的过程。只有拥有对知识孜孜不倦的学习研究精神、忍受寂寞的坚定信念还有对文学真正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精神领域的收获。
篇4
关键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文学素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0-361-01
一、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外国文学作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认可。Collie &Slater(1987) 在《文学在语言课堂》( Literature in theLanguage Classroom)一书中指出:文学提供真实的材料、文化和语言营养,使人卷入。在国内,一些外语教育名家回忆自己的外语学习经历时都肯定了文学对于他们的重大影响。学生只有多读文学作品,说话或作文,才能有文采,有自己的风格,语言也就不会索然无味。
二、结合文化,研读文本,感受语言和人物魅力
经典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文本上,通过文本表现出的深厚主题思想,才是文学的立足之本,价值所在,是其永具魅力的关键。文字的魅力是电影作品所不能取代的。
1、研读经典作品的词汇
词汇作为语言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反映语言和文化密切关系最明显的语言层次之一。也是塑造文学经典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的载体。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有些英语词汇包涵了丰富的联想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不仔细指导学生细读好词美句,就不能真正意义上读懂这些文学作品,走进文学人物的精神世界。
以《百万英镑》为例。《百万英镑》 剧本中两位英国老绅士Oliver 和Roderick 的语言十分具有英国上层社会特有的“风味”,并颇具绅士风度。如他们用了很多委婉曲折的表达 “Iwonder if you’d mind us asking a few questions?” “Ifyou don’t mind, may I ask you how much money you have?”。有些词汇短语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容易被误读。 如《百万英镑》中有一个表达 “He eats like a wolf”和中文里的“狼吞虎咽”正好意思吻合。
2、分析人物性格,升华文章主题
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们成功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或其因其人性和思想的高度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所以在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时,教师应该将重点放在分析人物性格上。如向往自由热爱生命的Anne;正直勤劳诚实的Henry 等。在分析人物性格的过程中,学生的阅读方法和微技能都得到了完善。在对文本的仔细研读和对人物性格分析之后,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升华文章主题,对学生的情感价值观进行有效渗透。如在阅读完《百万英镑》中“在餐馆”那一幕后,学生很自然的得出“Money is everything(金钱至上)的结论。教师通过播放同名电影的结局或阅读剧本的最后一幕,引导学生明白金钱不是万能的,世上有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如爱情,亲情和友情等。
三、高中学生学习英美文学作品的可行性
英美文学作品阅读,咋一听,对高中学生是可望而不可及,近乎不可能的。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英文小说也好,诗歌也好,剧本也好,科幻小说也好都非常高深,而且很多作品都很长。单词多而难,句子长而复杂,思想内容深刻而微妙。这些都是阻碍学生进行阅读的主导因素,使他们启动阅读时,困难重重,从而失去阅读意志力,不能持久,终难以修成正果。然而,我校是一所重点高中,学生普遍基础好,好学勤奋,很多学生英语学习热情高,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已经具有一定量的词汇,以及句法和词法知识。在进行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完全可以挑选一些经过适当改编的作品供学生阅读,由浅入深、逐步深入。另外,在不同年级,学校可以开设英语文学选修课,选择英语基础较好且对英语学习有较浓厚兴趣的学生参与学习。
四、指导高中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策略与方法:阅读,欣赏,分析
英语文学作品教学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呈五彩缤纷的态势,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在阅读中欣赏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在阅读中欣赏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1、文学作品的阅读包括课前阅读和课后阅读
课前阅读要求学生对所讨论的文本有一基本印象,了解作品的背景知识、主题思想、基本情节等基本内容。课后阅读则要求学生进一步阅读某一特定作家的其他作品或所讨论作品的其他章节或其他相关信息与资料,加深对所讨论作品的理解和欣赏能力。
2、指导和鼓励学生读完整的作品
作品选读虽说是精选经典作品的华章彩段,但由于是只选片断,破坏了作品固有的整一性,难免有支离破碎的感觉。阅读文学作品,从整体上去感受体验,学生才会有所震动,有所启迪。比如我曾经指导过学生读长篇小说《Pride and Prejudice 》,读过中篇小说《Falling Leaves》 ,也安排过学生读过短篇小说 《TheNecklace》。
3、引导学生掌握文学鉴赏的方法。
4、文学鉴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它不仅包括感受与重建,读者从头至尾把握作品的语言符号的过程,同时也是重建艺术形象的过程。
总之,文学课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欣赏、 分析、 鉴评能力, 同时, 也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文学课既为全面学好英语这门学科所必需 ,又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多种知识营养元素。学生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不仅获得了对文学的感受、 体验和理解 ,同时也从作品中了解到英美的地理历史、 政治制度、 文化传统、 社会风俗。因此笔者认为:文学对于提高文化理解度 ,使学生受到文学语言的熏陶, 扩大学生总的知识面都是很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陈福生.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文化导入与习得[D].上海师范大学,2007
[2] 董燕萍. 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3] 鹿 宁.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7
篇5
1 引言
在当今社会,文学经典危机仍在继续,文学经典危机的主要表现是人们对文学经典的了解程度不足、文学经典对人们的影响力降低、文学经典的传播扭曲等。文学经典危机使得人们不能够充分在文学著作中汲取知识的养分,这也使得文学教育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因此有必要对文学经典危机进行深入的了解,找到危机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开展文学教育的实践。
2 文学经典危机产生的原因
2.1 宏观层面上
从宏观层面来看,文学经典危机的产生是时展进步带来的一种现象,由于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整个人类都向前走出了一大步,世界开始逐渐连成一个整体。可以说自从20世纪以来,人文艺术的发展就面临着危机,尤其是文学经典危机愈发严重。
2.2 微观层面上
实质上,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虽然各类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但是在现代社会被称作“经典”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这也是文学经典危机的一个主要表现。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所缺失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语境,从社会的科研投入就可见一斑,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以及人文教育的经费投入有限,导致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项目不是很多。
同时虽然目前社会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着力进行教育改革,但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深远,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得受教育者关注的重点在于分数,而不是学习的内容,由于文学教育多是在课堂中进行,但是受到教育体制的影响,使得学生的文学素养不能够得到提升,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学教育的时效性薄弱[2]。因此在今后的文学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文学教育观念的改进,采用恰当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才可以更好地推动文学教育的不断向前发展。
3 文学经典危机下文学教育的实践
在素质教育被大力倡导的现代社会,学校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素质教育形式受到社会广泛地重视,教师不仅仅要教书还要育人,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想要实现人的全面培养与发展必然要重视文学教育,尤其是在文学经典危机背景下,文学教育的缺失使得人才的培养陷入了困境。
??质上文学教育从广义上来说指的是人们通过参与文学活动而受到的教育启发,狭义的文学教育专门指的是学校教育中所开展的具有针对性的与文学相关的教育活动[3]。在今后的文学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学经典危机给文学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不断顺应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改进文学教育方法,充分发挥文学教育的功能。
3.1 文学教育观念的与时俱进
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时代的进步中不断改进与创新的,之所以会出现文学经典危机,原因就在于社会对于文学经典的教育观念陈旧,这就造成在进行文学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够让学生充分感知到经典文学作品的魅力,想要做到文学教育观念的与时俱进,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提升经典文学的教学地位,树立符合时展的文学教育目标。由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在社会盛行,这就使得文学教育尤其是对于非文科生的文学教育有所缺失,文学教育的缺失实际上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因此在今后的文学教育过程中,学校应该注重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学教育活动,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应该开展经典诵读、经典文学讲座等校园活动。
二是要强化教师培训,提高文学教育的师资能力与水平。文学教育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不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与教师的教学能力与素质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文学教育过程中,只有教师使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教学形式引导学生不断对文学经典的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才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经典文学的兴趣,这样才有利于经典文学的传承。
3.2 使用正确的文学教育方法
面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应该使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在对学生进行经典文学的教学过程中也应该注重使用恰当的教育方法,这样才能够做到事半功倍。首先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4]。由于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有其社会背景与环境,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经典文学作品的选择性教学,并且要对学生既有的文学基础进行了解,这样才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保障学生对于经典文学知识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学生的文学基础薄弱,教师还应该对学生基本的文学知识框架进行重构,只有具备良好的知识底蕴才利于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内涵丰富的经典文学作品。
其次,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注重利用传播媒介进行课堂教学。例如,教师在进行《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向学生播放百家讲坛等节目的相关内容,使得学生更乐于对文学名著产生学习兴趣。同时教师还应该注重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例如如今的诸多经典名著存在着肆意改编的现象,教师也可以截取各类电视剧、电影中的片段让学生找出不符合文学著作或历史事实的地方,这样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形成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3.3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经典观念
文学教育除了要教会学生了解中外经典的文学著作之外,还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学经典观念。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很容易受到各类不同思想潮流的影响,使得人们不能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在对待文学经典作品方面,不同的人也具有不同的观念,很多人对经典的文学都没有树立正确的观念,因此想要进行经典文学的学习,就必须要用辩证的眼光去对待经典的文学著作。在具体的文学教育过程中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让学生明白学习文学经典尤其是我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经典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我国的经典文学著作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底蕴与精神,对于文学经典的学习是了解一个民族、社会成长历程的最好方式,只有对于国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有利于学生充分理解当代社会出现的种种现象,更好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
二是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具备独立品读经典文学作品的能力,一些作品之所以被捧为经典,原因在于它们所代表的是不同时代的印记,因此在面对文学经典时,学生应该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这样才可以保障文学教育得以延续与发展。
4 文学经典危机下开展文学教育的意义
在文学经典危机的背景之下,提升文学教育的质量与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利于经典文学的传承与发展。对文学经典进行深入的学习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经典文化的了解,这样才能够保障经典的文化得以进一步的传承与发扬[5]。经典文学所体现的是人文精神,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才可以最终领悟到人文精神的真谛。
其次有效的文学教育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精神文化素质。对文学经典的?W习可以提升人的审美能力与情感力,人作为社会动物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各类圈子当中,良好的为人处世方式可以使人做到左右逢源,有效提升人的情商,这样具备高情商的人更容易在社会中获得成功。人通过文学经典的教育更能够加深对高雅文化的理解,获得真正的幸福感。
篇6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理念;“经典诵读”;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1-0064-03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作为传统性较强的基础课程,它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和方法,而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并不完全适用。而且,现如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那就是教学内容的庞杂与课时数有限之间的矛盾。因此,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应该是课程改革探索的首要任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以文为主并实行“经典诵读”,以此回归文学本位;教学中要尽量做到贯通古今,并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一、实行“经典诵读”,回归文学本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受到一直以来文学史模式以及史学本位的课程观念影响,很多都是讲文学史必讲作家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和影响,讲文学作品必讲创作背景、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审美性重视不够,导致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直观体悟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逐渐丧失,导致“文学作品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学科中应有的基础,而处在一种知识传授的辅助地位”。[1]尤其是受课时被压缩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一味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把握,而忽略对文学作品细微的情感、艺术和审美质素的阐发,往往将鲜活的文学作品变成了注解文学史的史料,这样的教学理念不仅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不适宜,更不适用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笔者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不应该以文学史为主,而是需要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的以文为主,回归文学本位。要想真正让学生回归文本阅读,实行“经典诵读”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文学经典是历经了几千年风雨历练和时间考验的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积淀着广博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之魂,充分体现了先人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尤其是那些反映积极进取、忧国忧民、识礼重义等儒家人文传统的作品对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平复急功近利的心态,塑造健全的人格很有启发和帮助。
“经典诵读”能够使学生从道德修养、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等方面受到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无疑比直接对他们进行说教更有效,而且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这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文学发展和历史文化的背景上,对一些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诵读和基本分析、鉴赏的文学作品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在作品讲读、分析的时候,多运用描述性、抒情性的语言,重视意境的感染和心灵的触发,并注意加强诵读指导。“经典诵读”不仅仅能够提高人文素养、夯实专业基础,同时也能够扩大学生的文学知识视野,培养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理解力,进而磨砺思想、提纯情感、积蓄能量、放飞理想,而且,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诵读经典同时也是对汉语言精妙境界的至高体验,可以说,“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对语言艺术的精微训练,这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打好专业基础很有助益。
目前,一些高校采取以“经典诵读”为辅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并以背诵默写中国古代文学名篇的方式进行考核,这种做法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或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中都值得推广。学生一开始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感到不适应,而他们一旦真正进入作品,形成诵读习惯,就会逐渐被吸引。而一旦这些经典所承载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在学生的思想中确立了主流地位,这对于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塑造健全的人格均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二、弘扬中华灿烂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更是一个贯通古今的过程。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用性、现代性,努力想办法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拉近学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离,引导学生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及其历史变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师还应该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创造性的解读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让学生深刻感受到这些经典作品与他们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血脉相通的,尤其要注意发掘这些作品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后,对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建构起到的重要意义,以此启发学生的思辨能力,拓展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与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有些办学者和研究者似乎有意无意地把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和汉语言专业完全等同视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科教学和专业教育的区别,只注重语言的学习和训练,忽视文化知识的传授”。[2]尤其是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每人都是光荣的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传承者。那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就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通过与作家和作品穿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能够建立起与前贤今哲对话的平台,拉开与现实世界的距离,看到一个有别于现实功利世界的更加丰富博大的精神世界,使学生在功利追求的人生中看到一种更加高尚的人生,懂得更多处事做人的道理,懂得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因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将来很可能成为跨文化的交流人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引导学生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余秋雨先生曾经指出,“文化在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3]所以,教师要注意中外文学比较时的态度问题,并引导学生在将来的教学和文化交流中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各国文化,包括能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勇于过滤其中的糟粕。
三、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
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
作为艺术结晶的文学作品,它不是简单的再现现实,而是体现了经提升之后的理想的精神境界。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承载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感受,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和美学特质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审美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之所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材料。然而,现如今的教学大多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个性化的文学体验,以及心灵的感悟和审美的熏陶,把本来生动的、立体的文学变成了缺少生气的、平面的知识。很多教师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的时候,往往是直接灌输给学生一些死记硬背的条条框框,根本没有进行真正的审美阐释,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长此以往,学生会渐渐失去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
对此,教师首先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审美素养,使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文本鉴赏和阐释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试着先撇开围绕作品的外在说明,直接把学生领到作品面前,并努力为学生创设自由的审美氛围。比如使用一些诗性的、形象性的语言,或音乐等多媒体等手段,把学生带进作品所表现的意境之中,帮助学生进入一种自由的审美状态,鼓励他们对作品本身的结构、语言艺术等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而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重新唤起学生的文学感觉。例如唐诗名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极富诗情画意的诗篇,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是按部就班地讲授作者生平、师生朗读作品、分析诗歌内容、师提问生回答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激发学生对这首诗的审美感受。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运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专业人士的朗读录音,并让学生充分朗读作品,再加上教师在讲解中运用富于感性和诗意的语言,可以丰富学生的视听,激发学生的审美感受。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绝非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更是一个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的过程。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领悟那些蕴含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包括经世报国的博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豪迈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等,使他们懂得更多做人的道理和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写的是日常生活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小事,苏轼却赋予了它深刻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人生的起伏是多变的、是突然的,是无法预知的。在人生的风雨中,重要的是心态,如果能以乐观洒脱的态度去面对坎坷,泰然处之,总会有云散日出的时候。教师由此可以联系苏轼在黄州的经历,引导学生学习体会苏轼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背后,仍然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之精神。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学知识的传声筒,更应该肩负起传道的责任,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文学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
总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以文为主并实行“经典诵读”,实行“经典诵读”,以此回归文学本位;教师应该努力想办法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拉近学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离,并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创造性的解读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鉴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美育功能和特性,教师在教学理念上应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以诗性阐释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1]杨柏岭.文本・美育・文化:当代高校文学类课程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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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外国文学课堂教学模式
外国文学作品相较于中国文学作品有一定的特殊性,迥异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创作理念、源自其国家社会历史的题材等,使我国读者眼中的外国文学有一种无法避免的距离感。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模式无法依样画葫芦地照搬中国文学的课堂教学,只有在后者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促进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鉴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1.以为电影人物配音的方式导入教学很多外国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其中不乏精品。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等,都有很成功的影视改编作品,有些还被多次翻拍。在外国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尝试播放无声的影视作品,组织学生进行配音比赛,让学生以进入情节、体会角色的方式加深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这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形式,能够激发学生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后续的课堂教学活动更有效率地开展。2.组织学生根据个人理解排练舞台剧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层次地解读文学作品,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舞台剧进入故事、感受角色。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剧中人物个性饱满、立场鲜明,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分角色表演,以此使其更深入地体会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既能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满足学生的表现欲,又能提升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效果。
二、课堂教学应强调对比阅读
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仅是基本理论,其指导实践的范围和程度都很有限,教师需要关注他们课后的知识拓展和能力转化。外国文学作品与学生之间有一层隔膜,距离感很强。课堂教学只能起到科普的作用,并不能让学生真正地走进文本,走进外国文学。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拉近学生与外国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鼓励学生在课后主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为实现这一目的,教师需要以熟悉领域带动陌生领域,找到外国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的联系,在课堂上将两者并举,提高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鉴赏能力。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总结了以下几种方式:1.对比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学生对于我国经典文学作品,普遍较外国文学作品更加熟悉,无论是阅读量还是了解程度都高于后者。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对比中外文学作品,分析其差异,找出共通之处,在比较中提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品,作者通过美好团聚的结局,寄予了对天下有情人的真诚祝愿,歌颂了真挚而自由的爱情。外国文学中也有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爱情主题作品——《简•爱》,其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又在作品中寄托了什么情怀呢?教师可以让学生对比阅读这两部文学作品,思考中外文学作品的思想异同。学生在对比鉴赏之后,就会领悟《简•爱》歌颂了精神独立、敢于争取、热爱生活的新型女性形象,同时认识到中外文学的艺术特色和表达主旨各有千秋。通过比较阅读,学生既深入解读了两部文学作品,又提升了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情,文学教学由此延伸到了学生的课外阅读之中。2.对比中外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外国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社会现实的经典人物形象。例如吝啬鬼形象,在中外文学作品中都有颇具个性的案例。严监生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的经典吝啬鬼形象,他临死前还在因灯盏里有两根灯草太耗油而不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也有一个无比贪婪的吝啬鬼——夏洛克。他是高利贷者,贪婪自私,虽有万贯家财,却一毛不拔,终日想着盘剥、讹诈他人。俄国作家果戈理在作品《死魂灵》中塑造了另一个经典吝啬鬼——泼留希金,深刻地揭示了俄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教师不妨通过中外文学作品中吝啬鬼形象的对比,向学生介绍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相同之处,总结和归纳中外文学家写作手段的相似之处。学生可以通过这种深入的文本研讨,走进外国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作品富含的意蕴以及作者寄托的丰富思想情感。对比阅读能够充分挖掘学生的鉴赏潜力,拉近学生与外国文学作品的距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在表达技巧、艺术特色等方面找到中外文学的联系点,让学生触类旁通,激发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欲望。经过对比阅读学习,学生的知识面得以拓宽,学习能力得以提升,鉴赏技巧得以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也会得到全面发展。
三、增加外国经典文学作品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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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文学史;经典作品;现代化
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是现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推出的重点方略,文学经典现代化解读是基于时代变化下文学创造与思想变化的基础上,得以提出并研究的。它有效打破了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尤其是在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经典文学作品固定性和僵硬化的解读模式,有效激发了人们对文学经典作品阅读与学习的兴趣,促进了学生对经典作品的理解与认知。基于此,本文通过阐述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意义以及方法,进而分析了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
一、现代文学史经典作品现代化解读的意义
在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社会变化,对经典作品的分析与解读,对了解其所具有的文学特色、民族精神、时代变迁具有重要意义[1]。然而在实际发展中,人们对文学经典并不重视尤其是当今的青少年学生,由于时代的变迁,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的阐述的思想以及具有内涵与当代学生的思想与理念产生了较大的差异性,是其在解读过程中感到排斥,从而失去阅读与学习的兴趣。而采用开放性、人文性、结合时展的现代化解读模式,可有效改善这一缺陷,激发学生对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学习,时期感受到作品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以文化。艺术魅力。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策略
现代文学史中经典文学的解读对青少年尤其是中专业的学生具有重要影响,而本文以现代文学史教学为例,通过对教学中现代文学史之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对策分析,进而阐述了现代文学史中经典文学现代化的解读。
(一)教学内容的开放性选择
目前,在对多数中文专业中,教师对现代文学史课程中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通常采用的方法多是固定的“分析作者、作品知识化介绍、作品含有的文学寓意与时代性质”的解读方式[2]。而实践表明这种教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文学思维的创造与思考能力,使学生对经典文学的学习产生了理解障碍。例如,对于现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文学作品,由于在中小学时期就有过多的基础和了解,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同样采用传统的作品解读模式,将鲁迅经典作品批判精神、与历史存在的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奴役强行灌输给学生,从而忽略了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以及自身对文章情感的理解[3]。对此,教师在语文教育教学中,关于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讲授应结合现代的发展,依据开放性教学理念实行教学。例如,在鲁迅作品讲述中,根据学生的实际发展或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有针对性的选择解读的作品,如与婚恋话题有关的《伤逝》,从而使学生在经典作品阅读中感受到快乐,进而引发经典作品学习的兴趣。
(二)教学模式上的开放性发展
如果说教学内容的开放性选择是提升学生阅读兴趣的基础,那么教学模式的开放性发展则是经典作品现代化解读的保障。这就需要教师在经典作品解读中遵循“以学生为主”的教学观念,实阅读理解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作品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赋予学生对作品的深化思考。因此,在现代化文学史之经典作品解读中,教师可采用对话式教学模式以及利用现代化教学资源、教学设备,实现教学的开放性发展,推动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例如,教师与学生在解读老舍经典作品《骆驼祥子》时,结合影视资料进行探讨分析,从而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更形象、生动的艺术形态,从而调动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学习兴趣,并使学生在文本与影视艺术对比中感受作品的深意,实行其对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
三、结论
总而言之,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意义与艺术魅力,具有时展的特性。传统的经典作品解读以不符合当代学生学习以及对作品内涵的真正理解。因此,实现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开放性的现代化解读已成为现今现代文学史经典作品学习与阅读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赵学勇,田文兵.文学史书写的鲁迅“形塑”及演变――以唐|、钱理群、严家炎编《文学史》为例[J].文艺争鸣,2015,01:21-29.
篇9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与电影的“缘分”几乎和电影本身同步。根据不完全统计[1],从1899到1926年间,欧美主要国家共出品约90部默片,包括了《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等近20部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自1929年有声电影出现到2006年,上述地区共出产近70部莎士比亚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莎士比亚电影黄金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从1989年到2000年,仅英美两国就出产了近20部莎士比亚电影,其中1996年就有6部。21世纪以来,每年也有一两部新的莎士比亚电影问世。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大多基本再现原作的内容,而近40年来的改编作品,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变化,即使是旨在表现“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改编者也会在细节上加入个人和时代的理解,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如布拉纳(Kenneth Branagh)在《无事生非》(1993)中调动各种电影元素,不时以妙趣横生的视觉效果,预告着莎士比亚的这出“欢喜冤家”间浪漫情爱的故事,将在镜头中表现为一场“性别之战”;而帕西诺(Al Pacino)2004年的《威尼斯商人》则通过一系列细节,刻意把原作中基督徒安东尼与犹太人夏洛克之间的短暂的“口水仗”,强化成为威尼斯民众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围攻,使人联想起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纳粹德国的遭遇。这一场景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影片改编的经典镜头之一。
将莎士比亚当代化,让莎士比亚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当代社会,让莎士比亚的人物穿上现代人的服装,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主流,但这不仅是“标新立异”的手段,而是在更深的层面反映了编导对当下社会和生活的思考,也体现了莎士比亚作为经典文学的普遍意义,而经典作品参与当代生活,实际上也是经典作品生命力的根本体现。例如2000年美国出品的《哈姆莱特》(阿尔莫雷达导演),将悲剧从丹麦搬到了纽约曼哈顿的“丹麦控股公司”,把当年宫廷里的猜忌、争夺、阴谋、仇杀,搬进了当代的跨国企业,通过莎士比亚和哈姆莱特,审视当今社会商业暗战中的道德沦丧,审视被滥用和误用的高科技成果(如秘密摄像、监听设备)等等,用当今社会天天在发生的事实印证“莎士比亚属于所有时代”那句话。相比较之下,我国的经典文学改编中,鲜有“当代化”的尝试,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总离我们很远”的观念。究其原因,是在于那些经典作品本身的内在因素缺乏当代化可能,还是我们其实对那些经典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待深化和丰富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自觉的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研究[2] 起步相对虽晚,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充满活力而且成果丰富的莎学分支,研究内容涉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史、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综合研究、莎士比亚电影编导演研究、具体作品改编研究、改编理论研究等,而且每一时期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下一时期的电影编导演员,以及学术研究。1968年的《默片莎士比亚:一部奇妙而内容丰富的历史》、1971年的《莎士比亚与电影》和1977年的《胶片上的莎士比亚》三部著作[3],标志着莎士比亚电影正式进入学术视野。此后,《银幕上的莎士比亚:国际电影及录像片名录》、《银幕莎士比亚史》、《电影中的莎士比亚:从默片时代到“恋爱中的莎士比亚”》、《银幕上的莎士比亚》等综述及资料性著作相继问世,为我们描述了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整体图景,并提供了到2000年之前的比较完整的资料信息[4]。
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更呈现出向深和广两个维度的发展:分别出版于1997年和2003年的姐妹篇《电影莎士比亚:通过胶片、电视和录像普及剧作》和《电影莎士比亚:通过胶片、电视、录像和影碟普及剧作》[5],研究了莎士比亚改编、以及这些改编作品的载体,在普及莎士比亚时发挥着什么样的特殊作用,研究的意义显然已超越了文学和艺术的范畴,进入到文化、娱乐和社会的领域,特别是这几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文学指南系列,不仅在关于莎士比亚的两本指南(1986,2001)中辟有专门章节讨论莎士比亚的电影改编,还于2000年专门出了一本《剑桥文学指南:胶片上的莎士比亚》,而更早些,世界性莎士比亚出版物之一《莎士比亚年鉴》的1997年刊,就以《银幕上的哈姆莱特》为专题,对这部经典之经典的银幕历史和改编作品所体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讨。1999年的《莎士比亚与占用》[6] 一书,更具理论思考的特点,该书的各个章节从改编学视角对莎士比亚改编和摹写的各种形式及成果进行深入独到的分析和评论,将莎士比亚电影研究与更广泛的改编研究联系了起来。此外,关于莎士比亚电影的改编技巧与实践经验总结、以及在高等院校教学中运用莎士比亚电影讲授莎士比亚等问题,也有不少的著述成果。至于我国的莎士比亚电影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成果有《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影像莎士比亚》等学术专著,以及散见于学术期刊的单篇论文,《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一书中,也有论述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内容[7]。
事实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为身处经济和商业活动迅猛发展境况的文学经典的出路与机遇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当前,社会和个人生活节奏前所未有地加快,“快餐文化”包括“快餐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时代的文化特征,但经典文学所传达的对人类生命、命运和生存境况的深刻思考、对社会和时代本质的揭示、对人类社会和生活发展的预示,又恰恰是当代所急需的。从另一方面看,经典文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恰好是因为它们具有丰富的当下意义,能给当下的人们以启示、教益、滋养。经典中的精粹,不仅属于历史既往,也具有当代性和未来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及其相关的学术研究不仅证明经典文学与当代社会没有矛盾,我们完全可以借时代所能提供的各种技术和艺术支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身的当代意义和经典性,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了严肃的、自觉的学术研究在推动和推广经典改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莎士比亚电影改编还提出了视觉艺术产品中文学经典改编的尺度问题,这同样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更有实践意义的课题。围绕《红楼梦》的荧幕改编而起的争论决非个案。事实上,无论中外,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向来是学术界和艺术界争论不休、“公婆各有理”的问题。学术界往往指责艺术界“过度改编”,甚至是“恶搞”,是为艺术牺牲文学;反之,改编者又以电影艺术的特殊性和商品性为辩词,强调电影作为视觉艺术产品的特殊性。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不仅能标示经典文学改编的“度”,更能说明并非所有看似“真实”的改编都体现了原作的“精华”,也并非所有看似“恶搞”的作品都是纯粹的胡闹。成败的关键在于改编者的文学修养、时代敏感度和艺术造诣。成功的经典改编,往往不仅能使经典文学大众化(通俗化),也能使大众更为接近经典文学所传达的情感、意境、品味,更愿意接近经典文学。
从更深一层的理论意义上看,目前在国际上正在逐步发展的“改编研究”(adaptation studies),正是在莎士比亚等经典文学改编的研究、以及电影研究等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一门崭新的跨学科理论,它直接应对着视觉艺术产品对21世纪社会文化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渗透和影响,直面这一视觉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并试图回答“文本与影视改编的关系究竟如何?文本产品与视觉产品的关系是什么?改编的原则与理念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8]。
改编研究初起时是“电影研究”(film studies)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起进入欧美学术界,2000年以来,对各种类型改编的研究开始具有了自觉和系统性,改编研究或改编学开始进入国际学术视野。代表这一学科初起时主要成就的,是1985年的《电影与文学改编》,迄今国际上的改编学研究已成果斐然,主要著述包括:《小说/电影辩论再思考》、《文学与电影手册》、《电影中的文学:现实主义、魔幻及改编艺术》、《文学与电影: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指南》、《改编理论》、《改编研究》和《改编研究与反改编研究》[9] 等等,剑桥文学指南系列也于2007年出版了《银幕上的文学》专集。与之相呼应,国际学术组织“文学与银幕改编研究学会”于2006年在英国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年会,会议论文集《银幕上的文学》(Literature on Screen)成为学会的学术刊物。2008年第三届年会(荷兰)决定将学会更名为“改编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daptation Studies),学会刊物也更名为《改编研究》(Adaptation),主要发表各种影评与书评,包括从文本到银幕、银幕到文本的改编、大众及“经典”文学的改编、剧场及小说的银幕、电视、动画、音轨改编、文学作品银幕改编的产品问题和文学类型问题等。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改编研究或改编学正式成为新的领域,进入了国际学术研究的视野。
改编研究从本质上说跨越了文学与影视研究两个领域,主要关注文学文本视觉化叙事与表征方式,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文学文本的视觉化产品(电影、电视)、文学文本视觉化过程中的各种机制(文本如何被视觉化)、文学视觉产品与文学文本的比较、文学(特别是“经典文学”)视觉化改编的限度与合法性,等等。显然,这些理论思考要回答的问题,也正是我国的文学、艺术、甚至娱乐界急需认真思考和回答的。
在一定意义上,改编研究的主要课题目前仍然是对影视改编文学作品这一行为的讨论,以及对影视作品本身的研究。前者涉及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或应该被搬上银幕,影视改编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对作品本身及人们的阅读习惯会产生何种影响,影视改编作品是否还能被称为文学,是否还值得将其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等等;后者则从各种角度切入影视改编作品,如改编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或“偏离了”原文本,改编作品所体现的导演及演员对文本的阐释等,这就使改编研究与电影研究有了关联。但与电影研究不同的是,改编研究更为关注以胶片为载体、通过这样的技术和艺术改编而再现的文学作品,其叙事方式有何特征,改编体现了改编者什么样的阐释,这样的阐释与原文本关系如何,又在何种程度上体现着与时代、社会、文化、传统、文学、批评等之间的互文关系,等等。换句话说,它将影视作为文本来研究,而且,它不仅关注改编过程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更关注改编文本和改编过程的互文性,考虑在文本印刷符号向影片视觉符号转换时会产生的一系列互文问题:改编者的文学―文化―历史背景、改编活动发生时的历史―文化―技术背景、改编作品与原文本及文化―文学(批评)语境的关系等问题[1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欧美国家中,大众娱乐―民族文化―艺术创造―经典文学―理论研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互补、相得益彰的关系。在大众娱乐和民族文化之间,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一方面为大众提供了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娱乐内容,另一方面也凭借经典作品里感人的情节、深邃的思想、真切的情感、优美的场景,撒播经典作品的润物无声,将大众吸引到经典文学这一边,更用通俗的经典抵制庸俗。在艺术创造和文学经典之间,艺术创造不断(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文学经典中寻找灵感和故事,文学经典也因为丰富多彩的艺术产品形象而更为大众喜闻乐见,更因为与艺术产品相关的文化活动而对文学经典产生了兴趣[11]。在艺术作品和理论研究之间,艺术创新的来源往往得益于艺术、文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也离不开不断更新的艺术创造为它提供新的思路和课题。正是在这样一种多学科多层面的良性互动中,欧美文学经典成为文学和艺术创新不竭的源泉,文学经典不仅活在历史,更活在当下,从而形成欧美文化传统和当代的核心内容。
反观自身,我们有很长的很灿烂的经典文学传统,我们也有比较悠长和有一定成绩的经典文学改编实践的历史,但我们相对缺乏的,是对这一传统和实践的理论思考,缺乏对这一现象的学术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讨论的层面,也限制了这样的讨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限制了通过学术讨论使艺术创作从本能向自觉的转变。当然,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了改编研究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并在学术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但总体来说,还缺乏后续和团队,尚未引起相关的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广泛重视。因此,了解和研究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改编学理论,回顾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欧美经典文学改编的历史发展,研究欧美经典文学改编的案例,其意义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将他山之石攻本地之玉,通过文学艺术研究者、艺术产品创造者之间的合作和努力,使我们的经典文学改编产生质的提升,而且还能使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学和文化更好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全球化时代里更加彰显自己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注释:
[1]本文的数据统计只包括以莎士比亚原作品名称出现的大银幕影片。详细情况请参见下列著作中的有关附表:Rothwell, Kenneth S. A History of Shakespeare on Sc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Jackson, Russe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on Fi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张冲、张琼著:《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这里未将莎士比亚电影公映后的影评考虑在内。
[3]Ball, Robert Hamilton. Shakespeare on Silent Film: A Strange Eventful His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8. Manvell, Roger. Shakespeare and the Film. London: Praeger, 1971. Jorgens, Jack. Shakespeare on Fil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4]Rothwell, Kenneth S. & Melzer, Annabelle Henkin. (eds.). Shakespeare on Screen: An International Filmography and Videography. London: Mansell, 1990. Rothwell, Kenneth S. A History of Shakespeare on Sc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rode, Douglas. Shakespeare in the Movies: From the Silent Era to Shakespeare in Lo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senthal, Daniel. Shakespeare on Screen. London: Hamlyn, 2001.
[5]Boose, Lynda & Richard Burt. (eds.). Shakespeare, the Movie: Popularizing the Plays on Film, TV and Video.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Shakespeare, the Movie, II: Popularizing the Plays on Film, TV, Video and DV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6]Desmet, Christy & Sawyer, Robert. (eds.). Shakespeare and Appropri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7] 张冲、张琼合著:《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辉著:《影像莎士比亚》,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冲主编:《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见张琼:“从文本述说的时代到述说文本的时代――论改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国外文学》2009年第4期第40页。
[9] 《电影与文学改编》(L’adaptation cinématique et litérature,法语中译本,2005年)、Kamilla Elliott:Rethinking the Novel/Film Debate(2003)、Robert Stam: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Film(2004)、Robert Stam:Literature through Film: Realism, Magic, and the Art of Adaptation(2005)、Robert Stam:Literature and Film: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lm Adaptation(2005)、Linda Hutcheon:A Theory of Adaptation(2006)、Julie Sanders:Adaptation(2006)、Thomas Leitch:Adapt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7)。
[10]参见张琼:《改编学与改编研究:语境・理论・应用》,《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篇10
关键词中学物理文学作品教学交融渗透
1物理与文学的交融与渗透
回望历史,若论“物理”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朔到到杜甫的《曲江二首》,其中有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英文physics一词也同样出自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专注《Physics》。虽然现如今“物理”之意已不同于当时,但是依旧可以看出物理与文学不可分割的本源关系。从二者的关系来看,首先,物理常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表达素材,物理科学虽然本身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不带有任何的价值和情感因素。但是往往文学却愿意借助物理中的科学原理和现象作为自己表达的工具,并时常散发别样的艺术美。譬如曹操在其著名的《观沧海》中,将仅具有科学性的机械运动表达为,“日月执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理。”曹操正是借助物理的知识和规律表达自己内心的雄心壮志和高深情怀。其次,文学是对物理表达的再造与升级。物理作为自然科学的代表具有高度的智慧,并也时常会晦涩难懂。此时就需要借助某种工具来使得表达更“接地气”。而文学恰恰是表达的有用工具,借助文学的表达,可以使得在表述物理时不仅更易被受众者理解,同时也可以达到更具高度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那么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对于刚刚接触物理的中学生来说更应当将物理与文学进行深度的融合,借助二者的交融以达成更好的教学效果。
2中学物理教学应用文学作品的途径与困难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将文学作品应用其中。笔者结合自己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就将其中应用的三种途径和可能面临的困难予以一并分析和讨论:第一,作为物理教学过程的引入。物理教学中时常面临问题的导入和提出,通常的教学方式是将通过其他章节的物理知识来引出问题。然而这就使得学生在后面学习其他章节上将提不起兴趣,同时与教学逻辑也不一致。而如果通过文学的内容,譬如古诗、神话题材的内容作为物理教学的导入将不会有此问题。而且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所可能的问题在于,对于用古诗、神话等内容导入问题需要学生对这种古诗和神话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将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譬如,通过提问的方式以赫拉克勒斯的诗歌来导入力的问题,如果学生完全没有这种知识背景,会让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背景产生严重怀疑,更无兴趣开展后面的物理学习。第二,作为物理教学过程中的事例。物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事例的应用,往往我们需要通过具体的事例使用加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认知,而文学作品就可在此,时派上用处。例如为了让学生理解通过路程和质量并无实际联系的物理原理,我们可以用荀子的在《劝学》篇的表达:“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样通过文学表达的物理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学生对于此种知识点的印象一定更加深刻,而且也更容易理解吸收。但是困难在于文学作品表达的现象或者知识点是单一、彼此割裂的。这还需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照才可以达成,这对文学的素养要求也是很高的,例如王勃在《滕王阁序》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仔细分析此句发现,前句的晚霞表达的是光的色散现象,后一句则是光的反射现象。因此如何选择恰当地选择合适的文学作品作为物理教学过程中的事例,这既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物理基础,同时也需要很好的文学素养,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三,作为物理问题的载体。文学作品中往往进行了许多情景的描写,这些表达中时常含有物理的知识点。比如曾经就有经典的关于光的折射知识的题目表达:潭清鱼水浅,荷动知鱼散。表达的是何种物理原理?此题看似表达的内容简单。但是试想若我们重新建构这一问题,没有这一诗句作为载体,我们需要描述当河水的清澈时,池塘中实际的水要比看上去要浅很多。这样的表述往往会变得异乎寻常的复杂和冗长,同时也欠缺美感。用文学作品作为物理的载体可以使得表达更加容易,尤其对于考试而言,题干的内容可以设置得更为简短。但是依然也会遇到问题,文学作品的理解相较一般白话文的表达更具技术性,理解也相对更为困难。在习题中倘若运用文学作品,虽然对于教师而言表达更为容易,但是对于学生却有可能变得困难。甚至有可能导致相对不公平的现象,譬如有的学生对于物理基础知识掌握得非常好,但是就是欠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那么当他们面对上述问题将变得束手无策,这样的结果对于这部分的学生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将文学作品作为物理问题的载体时一定要把握合适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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