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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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在，法学和法作为一门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几乎所有的法理学教科书的开篇之页都提出“法学是一门以法或及其为对象的科学”（或类似表述），因此，被界定为“法学中的主要学科”（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出版社1994年版。）的法理学似乎当然应该属于科学之列。但是，法学和法理学为什么是“科学”？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科学”和“社会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法学和法理学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真把握法学和法理学的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的理论和两个面向，考察、论述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条件和界限。前一个面向强调法理学作为科学应该具有的社会理论内涵；后一个面向确定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没有一门科学是漫无边际的，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自己确定或相对确定的范围。对作为科学的法理学的条件和界限进行审视，就是试图进一步明确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的范围。

引起笔者注意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年以来，法理学的更新与改革都是我国法理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注：如张友渔、张宗厚的“法学理论要有新发展”，《文汇报》，1988年5月5日；乔伟的“关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论更新与改造法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8年第6期；张志铭的“价值追求与经验实证：法学理论发展的取向”，《法学》，1988年第12期；甘重斗的“在改革开放中创新法学理论”、张文显的“改革和发展呼唤着法学更新”、张传帧的“试论商品与法学基本理论”，《法学》，1988年第5期；徐显明、齐延平的“走出幼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童之伟的“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1995年和1999年分别在昆明和上海召开的法理学年会均以“法理学的回顾、创新、展望”为主题。）其中，法理学界对法理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和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职业技能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分歧较大。（注：参见黎国智：“变革和创新我国法理学”；沈国明：“法学研究要关注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孙国华、光：“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宏观思考”等文，载刘升平、冯治良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2以来，葛洪义、尹伊军、谢晖、邱本等关于“法学家文化品位”的争论，参见《法学》1992年第1期、1993年第11期、1994年第1、4、5、7期、1995年第1期等。）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法理学界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以及理论界参与现实的方式存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有些学者、特别是法律实务部门和部门法学的学者，还多多少少地存在对理论形式的抽象性的怀疑。人们期待我国法理学能够对部门法学、法制实践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比较集中的批评意见也就是指责法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在许多人看来，法理学的进步应该体现在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上。由此，法学界有些人士，甚至不少是法理学学者都在呼吁法理学要“理论结合实际”，将法理学发展、进步的希望寄托在研究具体问题、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紧密结合的具体的现实问题上。言内之意，法理学的研究重心应该由“抽象”转为“具体”，不能再继续这样“抽象”下去。本文对法理学已经脱离实际的结论并无异议，也反对理论上的娇柔做作、无病、故弄玄虚，但是不赞成有些学者指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我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法理学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法理学所独有的，而是我国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节点，也不是法理学乃至法学的实践性不强，而是这些学科的理论性不充分，以至于没有能力应对现实。理论不充分的极端的表现，在法学各学科上就体现为有的人对基础理论毫无来由的轻视、敌视、无知，缺乏自己解决本学科范围内法理学问题的自觉意识；在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领域内，则体现在不少法理学者对自身的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缺乏信心。而这两种情况都源于缺乏对法理学学科范围自觉的批判-知识范围的确定。所以，法理学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似乎还不完全是现实性不足（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是由于理论的不充分所导致的法理学、甚至整个法学在中国都在向“对策学”方向的发展，以及对法学所抱的实用主义的非科学的态度。

鉴于此，笔者感到，如果能够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体角度上的检视，探讨、说明法理学（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而是作为全部法学的基础的法理学）的“科学性”之成立条件、内容及其界限，或许能够为法理学理论与法治建设实际的结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法律理论的普遍性

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的理论性，即法理学必须是说理的，有理论根据的，符合理论思维的基本规范。所有的具有科学性质的法学学科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法律理论的普遍性在此就是指所有的法学知识领域都离不开理论思维。同时，由于理论思维面对的问题也是普遍的，所以，理论本身具有的普遍（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学术研究而言，只有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之分，而没有是否需要理论思维之别；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则取决于它对理论的普遍性的洞察、自觉与把握，以及将一般的社会理论转化为法律理论的能力。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理论是各个法学学科的精神基础。法律理论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法律和法学工作者的日常精神活动的结果，更是法理学的直接的研究成果。本来，作为一个法律和法学工作者，无论专业领域存在多大的区别，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在正常的工作日）都需要思考各种各样、或具体或抽象的法律问题。例如，律师会考虑如何根据法律规定，更有效地维护他的当事人的利益；法官则会考虑律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是否成立；法学教师要设法把有关法律的知识组织成为一套能够让学生掌握的符合逻辑的口语系统；法学研究者更需要思考法律的原理。思考一般是由具体问题开始，逐渐转为抽象。当这种思考达到了一定的规范标准，上升到一定的抽象层次和系统性，则成为理论。所以，我以为理论本来不应该是神秘的，而是相当日常化的活动的结果。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与其他法律法学领域相比，首要区别就在于思维形式上：法理学的思考形式主要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而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者则主要是“根据法律的思考”，理性的思考者都需要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理论自觉。更准确地说，法律理论是每一个成熟的法学学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

那么，为什么法律理论后来被划入一个单独的知识领域并在我国法学界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这可能是经过理论的长期积累引起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本文的意义”进行诠释，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显然也离不开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诠释。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们对法律的思考最初肯定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阶层的特权，因为早期的经典性的法律思想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产品。后来，经过不断诠释和思想积累，才发展出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经济、社会、法律理论体系，发展出法理学、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等法学各学科的分类。说明这样一个本是常识的东西，是想指出：学科划分固然体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但是，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又将本是同根生的东西转化为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东西。每个学科都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发展。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分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学科的分化和彼此之间的隔膜，进而忽视了本学科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来，“关于法律的理论”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现在似乎“根据法律的思考”才有“合法性”，“关于法律的理论”则成为多余的、奢侈的、休闲性的。作为知识发展的结果的学科划分，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制约学术进步的障碍。所以，作为学术进步标志的学科划分尽管不无其合理成分，但客观上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导：法理学或者其他理论法学是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而其他法学学科、特别是部门法学，理论性至少不很重要，“应用法学”的称谓即是明证。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缺乏理论内涵的东西，是不可能在“科学”层面上存在的。相信部门法学者也同意这个意见。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有的学者往往认为，部门法学的理论问题应该由法理学来解决，而法理学如果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就是“幼稚”和“落后”。

把分工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是我们这个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比较而言，法学界中的前辈多注重知识的综合性（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他在武汉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就再三告戒他们注意研究法理学，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而年轻学者则越来越受到学科界限的限制。具体一些地说：法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研究理论的学科，自然应该以思想的整理和探索为己任。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这个被韦伯称为“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知识不再仅仅属于、甚至主要不属于精神进步的范畴，思想与知识分离，知识日益成为追求物质需要的现实的工具。法律思想与法律也在分离，法律更多地成为一种技能，法律思想则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理论自身的矫情，也到法理学的现实性。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书，本书的几位作者，意大利的艾柯、美国的罗蒂、卡勒等人，围绕“本文意义”的界限的轰动性讨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导致忽视理论的更致命的原因则是社会分工与学科分化：从法律实务者的角度看，法理学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李达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法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不发达，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法学家们不予重视，好象认为是一个冷门。教者不感兴趣，学生也勉强听讲。因为应、做法官或律师，都不需要法理学。”（注：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现在看来，这种忽视理论的现象是相当短视和危险的。其危险性就在于：法律可能因此被主观随意地视为一种统治的（对有权力者而言）、谋生的（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具：“关于法律的思考”被“根据法律的思考”所取代。这个时候，法学就已丧失了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和最低限度的思想性。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它的历史性，即理论具有普遍的历史连续性。“关于法律的思考”必然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和更为整体性的思想理论层面把握法律现象。从社会历史角度解释法律现象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思想特征，而且也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需要讨论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法学和法理学有没有普遍性，即历史上的、外国的法律理论与“我们的”法律理论是什么关系？我的粗浅认识是：现实中的法律确实有国界之分，法学却应该是跨国的，超越历史界限的。尽管实际上法学总要受到本国特定历史文化法律条件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是具有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性。举一个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经常提到的、带有些诡辩色彩的例子：“法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法律思想只属于该民族”。这句话的内容即使是真理性的，作为一个真实（假定）的判断，仍然是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成为不同肤色的法学家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其中不乏对各民族法学思维的现实的针对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法学的理论性问题或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似曾相似的，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人在思考。例如所谓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品责任、合同责任、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权利本位等等。只要我们是尊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的，只要我们乐意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就始终需要借鉴他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现在，有的学者对法律学术出版界和法学期刊大量介绍其他国家法律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以及其他学科的思想理论是非常不满意的，对学术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人成果也不以为然。或者认为这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教条主义、拿来主义、“食洋、食古不化”的表现，或者认为，他山之玉，最多具有借鉴意义。这种观点，我以为似乎也可以商榷。作为学术研究，法理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吸收他人理论成果，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向前面的目标继续奔跑。即使是面对新的法律制度，也非常需要借鉴他人的思想成果加以梳理。而如果不论前人有无相关研究成果，或者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或者海阔天空地杜撰一番，在学术角度上，似完全不可取。

法理学成果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他们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需要时可以相互转借的东西。每一种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都有它的历史渊源，都是以往思想成果的发展，并且仍然可能继续开创新的历史。所以，思想是成体系的、渊远流长的。这种思想的整体性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的法理学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不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经验，来源于法律实践中的具体现象问题。经典的问题或更经常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思想家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例如著名的韦伯问题（注：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包括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是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但是，形式合理性的发展带来的却是严重的实质的不合理。）、斯密问题。（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是具有严重利己主义倾向的，而伦理学中的人又是具有利他精神的。从而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双重人格问题。）后来者不过是借助前人的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把自己时代的问题再现出来。这个时候，理论研究必然从抽象问题开始。所以，法理学研究需要立足于每一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及其研究问题的思路，需要服从整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路，或者是对这个整体思路的有根据的改进。因此，法律思想的多元性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多元性必须是有根据的。而且，“关于法律的理论”中，“根据”往往是在法律之外。那种或者认为能够撇开理论的历史源流，或者认为仅仅根据现实法律规则，就可以随便提出一些观点，甚至可以给整个法学建立起一种具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功能的法理学理论的乐观倾向，根本上是没根据的。

三、法律方法的“科学”性

这里所说的法律方法，是指对法律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的方法。（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法学界一般所说的“法学方法”，通常是指法律职业者在职业行为中思考、处理案件的方法。本文所说的法律方法与其略有区别。）法律方法的科学性是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和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它着重在三个层面上解决两个问题。三个层面是：1，法理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门类所决定的法律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共性；2，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的是法律方法的特性；3，法理学的思维视界所决定的“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的区别。两个问题是：第一，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客观性问题；第二，法理学研究方法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

首先，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做出明确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方法上的区别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的原始含义是指观察、社会的知识体系。而把社会作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家庭、教育、思想、科学、文学、等等因素在内的整体加以考察，则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社会学观察人文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概念格局。（注：参见黄瑞祺：《批判社会学》三民书局（台湾）1996年版，第1页。）所以，社会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作为问题，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19世纪初，法国家孔德同时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取向。所以，他的社会学又被称为实证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孔德最初给社会学所取的“社会物理学”这一名称可以看出：他希望社会学能够象物理学一样，发现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样一来，他就给后人留下一个问题：社会现象是否象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个客观的、普遍因果联系的规律？如果存在一个类似于自然现象的规律，人与这种规律的关系是什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研究人文社会现象是否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站在纯粹客观的立场上，从社会之外观察社会？后来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社会理论家，包括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等等理论巨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这个问题开始建筑他们的知识化的、理性化的理论大厦；而所有后来的反现代的、包括后现代的思想理论家则是从否认、解构社会的秩序性、规律性开始的，也就是说，采取所谓非理性的立场，如尼采、德里达、福科等。因此，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即使是现代派学者，也几乎都认为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不同于自然现象。如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等人开创的精神科学，就试图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意识的，不能从事有意义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有意识的行动者。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解”性的活动；自然科学则是“说明”性的。韦伯也认为必须从行动者的立场来掌握行动的意义。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目标，行动者从自己的知识范围出发拟订计划采取行动。所以，人的行动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这样一来，韦伯就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区别。（注：参见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以下。）可见，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即自觉地与自然科学划分界限。法律方法也是如此，需要对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予以考察、界定。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一方面，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对象似乎必然包含一定的客观内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对象的客观性又不同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前者，法理学就会成为玄学而非科学；离开了后者，它又会陷入“决定论”的泥潭。

其次，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还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法学研究者在强调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区别，防止陷入客观性的陷阱。否则，就会导致方法论上的对价值判断的绝对否定。韦伯在界定社会科学方法时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科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是很难完全排除价值因素的影响的，但是，作为科学，方法上能否保持中立，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择所要研究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价值偏好的影响；而一旦进入研究过程，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中立。他自己实际上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开展研究的。例如，他设计了一系列分析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上的“中性”概念-理想类型，试图使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中立。韦伯所确立的这个方法论上的客观性原则现在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这个首先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是广为接受的科学标准。”（注：同前，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19页。）如果韦伯的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显然也面临韦伯所提出的相同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在社会科学界是有争议的，而它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为了将形式合理性贯彻到底，韦伯曾大胆判断：“现代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注：转引自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他还提出，由于英国实行判例法制度，缺乏能够体现理性精神的成文法典，所以，其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程度低于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现在看来，他的这些判断和观点显然过于僵硬，并不完全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社会科学界，韦伯的观点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争议也不少，如果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立在它的客观性基础上，很难将具体的个人行动的动机这个纯粹的私人经验范围内的问题纳入中立的理想类型中。（注：参见同前引[9]，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22页以下。）韦伯的思想方式一旦进入高度实践的领域，还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毕竟，法学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于许多纯学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法学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建设性，必须有助于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必须促使问题沿着一定“应有的”方向解决，而不可能囿于“实有”范围。

韦伯的例子实际上却可以从相反的方面促进我们思考。在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一般都对创造性地理解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注：参见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深处的忧虑》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三联书店版：刘星：《法律是什么？》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们一般都把法律规则、原则、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加以考虑，从而使自己的法律决定不仅符合法理，而且符合情理；而在法制并不发达的我国，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者则更愿意机械地看待法律，“死抠”法律条文。例如在1999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一次“今日说法”节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妇人，由于丈夫过早去世而改嫁到邻村。丈夫村里为了使这家人不至于绝后（丈夫这一支系已无直系血亲），决定全村人抚养这两口留下的孩子，不许老人带走。此后，老人虽然近在咫尺，一直没有再见过儿子。节目报道前不久，50多岁的儿子被车子撞死，获得一笔补偿费。老人听说后，以唯一的亲属身份（其子无后代）要求申领。儿子村里人认为，老人改嫁后再没有见过、更没有照顾过孩子，孩子死后，她也没去看过一次，不应该领取该笔补偿费。在演播室，请来的法官（好象是一位院长）认为，该笔补偿费属于精神补偿，精神补偿只能给付近亲属；母亲作为该死者的唯一的亲属，依法应该独自获得该笔补偿。因此，如果以判决方式结案，就应该判决该笔补偿费归老妇人所有。法官认为，这种情况下，最好老妇人能够自觉拿出一笔钱给村里。后来，此案果然以调解方式了结，母亲将补偿费的一小部分给付村里。显然这个调解结果与法官矛盾的心理状态有关，而法官无法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这个，只好求助于当事人的妥协。在我国，法官陷入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时，一般总是对坚持依法处理案件缺乏信心，被规则的含义所限，不敢依据法律的原则办案。类似情况，还有人身伤害类案件中的精神赔偿问题等。中国法官和法律职业者对待法律的态度尽管不一定是“”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但绝对与他们僵硬地看待法律有关，与他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缺乏通过有效的法律实现价值关怀有关。我国法官与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之间办案方式的比较，是否能够恰好说明不折不扣地依据规则办事，并不一定符合法制的要求？

第三，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也要注意法方法与其他法学学科方法的区别。前面曾提到：法律思维可以分为“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据法律的思考”两种方式。前者强调从多维视野出发，特别是从法律与的关系出发，运用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体系，综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法律现象；后者强调法律思维必须从现行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态出发，运用逻辑的、经验的方法，解释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应该承认，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基本前提，它标志着法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领域和独特的思想形式。总体上看，这种思考方式的产生与科学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例如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出现，就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对法学的科学化走向的。因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实证主义，其特点表现为对法律及其体系的逻辑自足特征的强调，以坚决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借助逻辑的手段对法律的概念、原则、规则进行梳理，而不是判断法律“好”与“不好”。后者不是法学的任务。显然，这个法学学派的学术倾向与孔德最初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这个学派受到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但是由它起来的“根据法律的思考”的法学研究和思想方法，在几乎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根据法律的思考确有其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致力于加强法治建设的国家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而且，这种法律思维形式也是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方法。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根据法律的思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马克思所说的：法律的问题不能从其自身得到解决。因此，“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需要相互结合。在法学史上，两者的结合基本上是在法理学领域进行的，其方式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使“根据法律的思考”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角度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或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形成的并受法律调节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一样，都是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所以，康德才把法律和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法律为对象的法学总体上必然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门类，需要对价值理性表现出足够的关怀。由于法学的研究一般围绕现实的法律规定进行，所以，法学的人文关怀也就主要依靠法学的理论研究建立。法学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直接决定了法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基本倾向：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或者说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即使应用法学和法律职业者必然更多地基于法律思考问题，而法理学作为法学理论学科之一，与其他法学门类之间，方法上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能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给人类的终极关怀留有余地。因此，人类法学史上，对法律的形而上的思考始终具有重要地位；一种是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思考。事实上，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正是来自中国法理学界熟悉的埃利希、卢埃林、弗兰克、庞德等著名学者创立的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在这些对西方司法实践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看来，法律并不是纸上的东西，而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经验，所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们的观点显然更多地受到各种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各个社会因素对法律的制约。可见，“关于法律的思考”这样一个思路必然要综合社会学、哲学、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分析法律问题，这也就是近代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经济分析、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学科知识先后进入法理学研究领域的原因。

总之，法理学式的对问题的思考（或本体论追问（注：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学科的缘起和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载《法学》，1998年第10期，第10-13页。）），不应该、也不可能局限于“根据法律”的范围内，而主要是“关于法律的思考”；而纯粹应用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角度看，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以法律为根据，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法律。所以，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之间的界限，不能完全、简单地理解为学科的界限。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它们是法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学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同样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发生联系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于：法学研究的目的必须是研究、说明、解释法律现象，从而有助于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的解决；而社会科学则在于给社会一个整体的认识。由于法律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知识也就通过法理学的中介渗入法学领域。而能否自觉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也就成为法学能否提高自身把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法律现象的能力的标志。

四、法理学作为“科学”的界限

根据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的“科学”性质的分析，笔者拙见：法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不能沿袭其他法学学科的方法，它是法学学科中“科学”色彩最不充分的学科。它的存在根据在于法学需要与各个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或知识进行交流、对话。这也可以称为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门类的“合法性”根据。因此，法理学的更新和变革，应该始终围绕法理学的这一学科特点进行，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一致，或者忽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区别。法理学对法学、法律实践、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功能，都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加以把握。因此，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是相互联系的。概括地说，一种学说和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意义上的法理学理论，至少可以依据下列标准加以判断：

首先，是否由一个法律领域的“真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统率性的逻辑前提。理论研究都是由“问题”开始的。所谓只有真问题，才有真答案。法理学不可能只有一种研究思路，但是任何属于法理学性质的学术研究，都应该由一个法律理论上的真问题作为研究的前提。问题的真假取决于4个方面：第一，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不属于法律问题，显然无须法理学讨论；第二，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的理论问题。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由法理学去思考、解决，法理学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统；只有具有理论探讨需要的问题，才能够引起法理学式思考。例如，甲杀了乙，甲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立法机构都有哪些，各有什么样的权力等。这些固然需要分析、研究、思考与判断，但是，这不是法理学问题，属于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和法律的具体规定。这些问题的对象都具有确定的内容。而法理学问题的对象一般则是不确定的。所谓思想本质上是否定的、批判性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提出的问题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所谓问题的问题性正在于继续研究的必要性上。法理学领域的真问题也一定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法律理论问题。例如，单纯地介绍哈特的法律思想，就属于法律史研究而非法理学；同理，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也不是法理学问题；第四，法理学问题应该是有助于法理学进步和发展的法律理论问题。哪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哪些问题则已经解决，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能力。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离不开法律理论的积累。古往今来，法律理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是，任何类型法理学理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问题领域。只有沿着前人已经提出的相应的问题思路，才可能避免重复劳动，才可能有助于学术的进步。依据上述原则，笔者以为法理学教科书中有关法律制定和实施部分的大量内容，由于其内容是确定的，所以，并不是法理学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同样原因，法律发展部分纯粹描述性的部分也不是法理学的内容。

其次，是否能够清楚地标示出该法理学思想所属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脉络。每一个法理学流派都是以一定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我们所习惯的前苏联版的“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正是依托经过前苏联学者解释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学法学、存在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以及奥斯丁法理学、哈特法理学、富勒法理学、德沃金法理学、波斯纳法理学等等，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当我们试图建立或陈述一种法理学理论时，同样应该明确该法理学理论所属的哲学与社会理论脉系，或者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法理学理论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结构而存在，相反，它必须借助这些理论阐明自身的内容。所以，能够真正产生现实影响的法理学理论成果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渊源。忽视这一点，就会破坏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例如，本来我们可能需要对苏联版的法理学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忽视了或者没有重视对该理论的思想脉络的把握，只是借用其他法理学理论对其中的个别问题重新加以解释。其结果是：不仅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毕竟原有的问题产生于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问题-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冲突。具体一些地说，例如，现在大部分法理学教科书都已经将“法律的价值”、“法律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法律的价值和法律文化实际上是观察、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相当独立的视角和思路，与原有的法理学教科书思路完全不同。所以，不对以前的体系进行根本的调整，法律价值和法律文化放在现行法理学教科书的任何位置都显得是多余的、矛盾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自觉地以一定的理论结构为思想前提探讨法律问题，所以，我们所提出的各项见解，或者只是对原有理论的修修补补；或者只是无关根本的批判。

篇2

关键词 民族法 民族法学 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许贝，西藏大学民族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法学、法理学。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007-03 

一、 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认识与应用实践 

（一）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认识 

民族法学学科体系体系是指民族法学学科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对该学科不同的组成部分区分和归类的结果。而构成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既独立又联系，构成了整个宏观的学科体系的组成。民族法学学科体系作为民族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纲挈领的方法论作用，而形成一个科学而又严谨的民族法学学科体系则是民族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成熟完和善的标志。笔者认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架构应该从逻辑分类的角度，持宏观多元的视角，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二） 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应用实践 

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建构除了对于该学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之外，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结合现阶段我国民族法学教育现状，笔者认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对现实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民族法学人才培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优秀的民族法学人才的形成要依靠现代高等教育的培养。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科设置，民族法学学科体系作为民族法学学科教育最为重要的一环，对于我国高校民族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有利于学生毕业后对自我认知、自我身份以及学科属性的准确定位。 

二、 相关问题的理论界定 

要科学的构建民族法学的学科体系，首先需要解决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问题即对民族法学的学科属性的定位以及民族法的法律地位的争论。就民族法的学科属性定位问题而言，这是研究民族法的首要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对民族法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对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首先必须要对该学科有一个精准的定位。而后者的探讨是建立在对前者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国内民族法学理论界对于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持久的争论，却未达成相对一致的看法。在此，笔者列举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并提出浅显的看法。 

（一）民族法学的学科属性 

学科属性是指该学科的根本性质和特色，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归属。从现阶段民族法学发展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教育部的学位设置规定还是国内各高校的专业属性定位，民族法学的学科属性都处于“模糊”的地位。 

一方面，民族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是一个重合的知识体系，具有民族学和法学两种学科交叉的属性，研究的内容趋于多元化。就民族学而言，民族法学侧重于从法的角度研究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内容。就法学而言，民族法学侧重于研究民族领域的法文化和法律现象，是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在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民族学和法学形成了相互交融的紧密联系，民族法学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法学学科的交叉属性，关于民族法学学科归属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理论界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民族法学应该是归属于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另一张则认为民族法学应该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而存在。笔者赞同后者，这主要是基于对以下三方面因素的考量。 

1.学科发展的角度：我国首创了“民族法”这一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了民族法学学科。“民族法”以其特定的概念内涵丰富了我国的法律研究的视角，学科之间的划分依据主要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上文中已经提到民族法学是以民族（法律）关系问题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故而就学科角度而言，将民族法学划归法学的二级学科其效果要优于民族学。 

2.特殊国情的角度：我国独特的民族状况。作为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交叉学科的民族法学侧重于对民族领域的法文化和法律现象的研究，若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这对于国家和地方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民族问题、完善民族立法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多民族的特殊国情也是民族法学产生之初的根本原因。 

3.人才培养的角度：民族法学硕、博士人才培养的完善。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恩格斯指出了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职业的民族法学者阶层”要依靠现代高等教育的培养，因而将民族法学确定为法学的二级学科，对于我国高校民族法学硕、博士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民族法是否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 

关于民族法是否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民族法是一个相对于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而言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原因主要是基于对法律的民族属性的认识、民族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特殊性以及我国大量的民族法律法规的客观存在为其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提供基础和条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该是基于法律所追求价值的不同，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得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尤其是边缘学科的出现，传统的法律部门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为依据的划分标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基于此，以价值追求的不同为划分部门法的依据不失为一个内涵严谨的标准，民族法以其独特的价值追求，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2.否定说。该观点否认其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法律地位，而主张民族法仅仅是一个特定的法域研究范畴。此乃基于对“法律部门”和“法域范畴”概念内涵的分析与考量，二者的内涵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但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法学学科体系之中，有在部门法基础之上建立的法学学科，也有在特定的法域研究范畴之上建立起来的法学学科。将民族法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域研究范畴而非独立的部门法，并在其基础上构建民族法学学科，并不违反法学学科设立的规律。 

基于以上两种观点的讨论，笔者认为否定说更加合理。从理论角度思考，相当于民商法、诉讼法等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族法是对于民族（法律）关系和其他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法域范畴，还未上升到部门法的高度。而在法律实践上，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中没有独立颁布实施的民族法典，对于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更多的是散见于宪法、诉讼法以及规章条例中对于民族关系调整的法律条文。因而将民族法上升到独立部门法的高度不符合法学理论的一般发展规律，同样还可能会导致对其学科属性的定位混乱。 

基于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将民族法学归属于法学的二级学科更趋合理。在此前提下，民族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个全新而独特的法域研究范畴。 

三、 科学地构建民族法学的学科体系 

上文中已经指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是指由民族法学的各个二级分支学科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对于一门学科体系理论架构的思考和争论，会自始至终的伴随着该学科的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深入。笔者认为，从逻辑分类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民族法学的学科体系会有不同的组成部分。科学的民族法学学科体系既要体现民族法学所独有的学术特色，又应该与其他其他法域研究范畴的理论体系保持大体一致；既要避免各组成要素在内涵上的交叉重叠，又要保持外延范围的相对清晰。基于此要求，笔者认为科学的民族法学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理论民族法学与应用民族法学 

就传统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架构而言，按照认识论的标准，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是其最基本的分类。 

1.理论民族法学。理论民族法学是民族法学研究的起点，也是对民族法实践的升华。理论民族法学以民族法律现象的共性问题和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一方面要从一般的感性的民族法律现象中抽象出一般的民族法理论，探求出“是什么”、“为什么”；另一方面，要高度地凝练概念，以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民族法律概念来指导民族法律实践。 

具体而言，理论民族法学应该由基本理论问题和特殊理论问题两部分构成。前者主要是对学科定义、性质、体系、调整对象、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等的研究，基本民族法理论的研究对于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根基作用，乃民族法理论研究之根本。后者主要是对党在历史上和当下的民族政策的研究，就我国的实际而言，幅员辽阔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使得法律的局限性日益捉襟见肘，但如果恰当的运用政策作为“准法律”优势，充分的发挥政策的能动性和灵活性，就可以达到弥补法律局限性的效果。此外还要审时度势，根据时机的成熟，用法律的形式将政策固定下来，即将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最好例证。因而关于民族政策与法律的研究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2.应用民族法学。应用民族法学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的实践，具有将强的现实针对性。应用民族法学是对理论民族法学的具体运用和实施。民族应用法学是当下民族法学界研究的热点，综合考虑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以及其自身研究内涵，笔者认为应该由三部分构成： 

（1）民族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以后以后，市场经济和民族法制建设的产物，经过三十多年的法制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宪法的民族问题规定为根本依据，以民族区域自治法、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民族基本法，以少数民族教育条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条例、民族事务管理条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等为配套法规，以所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规定为相应规范的逻辑结构，形成体系的、系列的、科学的、学科的、规范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应该看到，目前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很多立法上的漏洞，主要集中在民族乡的行政建制、五大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以及杂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等诸多方面。对于此类问题，笔者认为这应当成为下一步民族法学研究的重点。 

（2）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对于少数民族的权益保护，一直是民族法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以居住模式来划分，民族聚居可以分为聚居和散居两种，相对应的法律保护自然应包括对聚居少数民族和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保护两种模式，尤以对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最为紧迫；以保障的内容来划分，应该包括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受教育权利、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保障。 

（3）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从历史因素来看，这些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相比较为落后，这就为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仍旧以传统的习惯法作为定纷止争的依据，作为最高效力的国家法一方面应该认真研究对待少数民族群众法律意识上存在的差异，国家法在制定过程中应该保留有对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执行等条款；另一方面应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普法力度、移风易俗、送法下乡，使得国家法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更为持久的效力。 

（二）民族法文化学 

民族法文化学是将民族法学置于文化概念的大背景中进行的思考， 从文化学的角度思考民族法学学科体系构建，民族习惯法是其表层规范，民族法律史是构建在表层规范上的深层因素。故而，笔者认为民族法文化学应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民族习惯法。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由古代少数民族或者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约定的一种民族性、区域性的人们的行为规范。 民族习惯法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属性，习惯法条款以惩罚性和补偿性为主，带有强烈的教化色彩。民族习惯法堪称法律研究的“活化石”，对于深层发掘民族法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民族众多，因而民族习惯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壮族寨老制、瑶族石牌律、侗族会款制、苗族议榔制、傣族村社制等，就内容而言涉及民族生活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2.民族法律史。民族法律史主要以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民族法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一种历史现象的存在，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剖析可以发掘出民族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民族法学面向未来奠定历史的基础。民族法律史的研究主要应以应民族法律制度史和民族法律思想史两方面为主，前者的研究应该注重对历史文献的发掘，主要考虑历代封建王权对于少数民族的的司法制度设计以及相关律文的规定。后者的研究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通过对制度的研究发掘立法者深层次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 

（三）比较民族法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我国缔结关于世界民族、人权问题相关公约的考虑，借鉴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而衍生出来的比较民族法学应运而生。对此，我们也应该以更加开阔的眼光对外国民族法的研究成果，进而批判的进行吸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汲取宝贵的经验。以近十年来为例，国内学术界对外国民族法的研究如火如荼，学术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研究的理论色彩和思辩性也日益加强。较之民族法学的其他研究领域，比较民族法学呈现出更为持久的学术活力。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一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多元主义民族政策下的法律制度，二是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处理萨米人等土著民族文化保存与发展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比较民族法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跨国之间的民族法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国内56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法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应该鉴之于国际比较民族法学的方法和态度予以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民族法学 

就民族法学学科发展的视角出发，边缘民族法学是民族法学与其他学科因为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法的交叉重叠而产生的理论体系。民族法学作为一个具有特色的法域研究范畴，本身就具有学科领域的交叉性和学科属性的多样性的特征，而作为其理论体系的边缘民族法学正是这一规律的内在体现。将边缘民族法学作为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避免学科体系的僵化和封闭，从而保持民族法学创新与发展的理论动力。基于此笔者认为着重探讨与民族法学构成交叉以及渊源关系的学科范畴，即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部分的内容，借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丰富民族法学研究的学术内涵。 

四、 评价及展望 

以民族法为研究基础的民族法学确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法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经济学等学科内容。民族法学作为法学学科的一个全新研究领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对于科学的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架构，从浅层次来看，可以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可以为其他法学门类的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经验，还可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结构。从深层次来说，首先可以为“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提供系统化、理论化的民族法支持；其次有利于深度系统的发掘优秀民族法文化资源，丰富中国法制的内涵，研究东方法文明的发展规律；最后有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速“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张文香.论民族法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3]郑毅.试论民族法学的性质、理论体系及其调整对象.广西民族研究.2010（3）. 

[4]宋才发.论我国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民族研究.2004（5）. 

[5]吴宗金.略论中国民族法学的命运与使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3）. 

篇3

总体来看，当下小学学校管理工作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重经验、轻实践以及偏重传统教学模式而忽视创新。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将提升学校管理水平片面地理解为改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重在学校外在形象的塑造，而忽视了学校内在水平的提升，即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能力。2．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未得到有效激发。教师的教学工作总是从学校的基本政策出发，不善于根据学生的特性制定科学的、合理的教学方案，自身的创新能力也不能充分展现出来。3．小学学校管理者的思维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学校未来发展的预估和规划能力，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学习和相关培训。4．学校管理方式始终坚持贯彻集中制原则，而忽略了民主的效用，使得学校各阶层人员献计献策的民主渠道变得不通畅。5．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多数教学者已经习惯了应试教育模式，一时间难以转变。他们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综合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教育过程中目的性强、功利化趋势严重等问题也时有发生。上述几大问题基本包含了当下小学学校管理工作中出现的主要弊端。

二、小学学校“三度”管理法的可行性分析

研究证明，“三度”管理法对小学学校的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也因其独特的管理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校管理者的重视。所谓“三度”管理法，就是从管理密度、管理精度和管理深度三个层面探索小学学校管理工作的可行性方案，促使学校管理工作无论从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建设都实现质的提高。“三度”管理法将有效提高小学学校的管理效率，也有利于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当然，小学学校在实践“三度”管理法的过程中，还应不断结合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努力使小学学校管理工作迈上更高台阶。

(一)探索小学学校密度管理法的实践方案

“三度”管理法的密度管理是从自然学科中获得的启发，主要是指科学调控学校管理过程中的任务分工和人员设置。要提高学校管理的密度就是要对学校管理工作中的各个细节进行有效的分解，使学校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能够各司其职，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一般来看，小学学校的规模相对较小，有利于深入开展和实施各项管理工作并实现既定效果。校长等领导团队负责为学校管理工作制定总的方针和目标，下属各级教职工负责具体的执行。另外，学校在具体执行管理工作的各项方针时，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根本利益，这是学校管理工作的本质要求。因此，学校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应给予教师充分的发挥空间，使教师自由决定采取何种教学方式，进而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探索小学学校精度管理法的实践方案

学校工作的精度管理是和上述的密度管理一脉相承的，是在明确了各个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分工后，对如何调节其中关系和提高工作效率而进行的深层次工作，目标是保证学校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的协调互补。首先，提高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效率的重点在于使其中的工作人员的自身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次，学校管理工作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就是教学工作，这是体现学校综合形象的决定因素。因此，教师的积极性应被充分发挥出来，即应根据每个教师的特点来安排共组，并提供相关政策支持。最后，学校还可以通过举办“感动校园人物”之类的榜样宣传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

(三)探索小学学校深度管理法的实践方案

小学学校的深度管理是在上述两种管理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更高层次的探索，它主要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相互结合并融会贯通，才能实现学校深度管理效果的最大化。它在形式上追求学校管理工作组织结构的层次性和条理性，使各项工作都能高效率运行。内容上追求学校管理工作各项制度规定的日益完善，从而使学校管理工作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深度管理学校工作还需不断更新观念，坚持“扬弃”的原则，并付诸实践。

三、结语

篇4

五年级三班

张湘怡

每天，在我们的学校里，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也让我刻苦铭心，难以忘怀``````

篇5

各位看官别被题目吓坏了，玻璃杯事件是真，血案绝对是假，吸引各位眼球而已。

调到云南两个月了，一直跑市场，熟悉市场。前几天打了个简单的报告，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希望做一个玻璃杯的搭赠活动。

申请非常简单：在3月预算费用内，申请自购8A玻璃杯若干个、每个多少钱、合计多少钱、怎么搭赠、怎么使用、怎么报销等等。根据经验判断，三、五天应该能批下来。

也许自己杂事多，主动跟踪不够，一晃17天过去了，翻开记事本，发觉这个玻璃杯搭赠活动10号应该开始了，才想起问问报告签批件在哪里。给兄弟打电话，告诉我还没批下来，我大喊：锤子得很!然后兄弟把没签完的OA给我看。看完以后，我情绪很愤怒很生气!

大区这边，老大没问题，驻派会计没问题；到了中心管理部，也没问题，当天就转了，说明大家都当是简单的申报。然后到了我们亲爱的营运部，锤子了，复杂了，要按照经济合同管理规定要求自购时招标，同时要请法律部签署意见；忽然市场部签订一个意见，而且是拖了好多天，要设计标志，还要转采购部签署意见，再忽然就没了下文，礼拜天又来了……

我就不明白，咋一个玻璃杯就引发这么多的部门提出这么多的规范和管理意见?!咋时间就这样飞鸡儿快的流逝?!

我突发奇想，是否各个部门应该这样签署：

销售管理部意见：支持自购，请财务部，采购部审核费用是否妥当，请市场部提供自购玻璃杯标识，

市场部门意见：支持，我部标识××日发到大区营销主管处；

营运部意见：同意大区自购意见，但需要招标，且需要与供应单位签订经济合同；

采购部门意见：不同意自购，应该由我们从成都采购送往昆明；采购需要按照公司流程办理，时间为两个月，请大区将农村覆盖活动时间推迟到5月。(或者意见：同意管理部意见，8A玻璃杯采购价格询价咨询后建议在×元/个内自购，总费用建议×元内)，

法律审计部意见：合同必须要签，费用必须要核，采购最好统一……

财务部意见：同意采购部费用单价及总费用建议!请领导批示。

最后就是几个老大同意……

现实是残酷的，今天9号了，三八妇女节也过了，报告还没批示下来；10号了，还“自购”个锤子!

通过这个事情，我相当自愧地进行了深刻反思，总结如下：

1　简单的事情其实很不简单，请示应该把各个部门关心的细节都要说清楚；

2　要随时在办公室与各个部门电话和QQ沟通、解释和跟踪，要主动催问流程到了哪里，责任在我在我还在我；

3　不要东想西想，搞些鬼米日眼的差异性报告，搞得各个管理部门都要签订意见，影响效率。

篇6

【摘要】　传统的医学免疫学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主导，忽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同时理论和实际脱节，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将案例教学方法应用于医学免疫学教学中，于课堂上进行临床病例的分析与总结，使得抽象的理论转换成可以感知的临床病例，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免疫学教学；案例教学法；应用

长期以来，医学免疫学被公认为是一个比较难掌握的基础的医学课程。作为生命科学中的一个前沿学科，医学免疫学的理论与技术广泛的应用在临床，对于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进行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引发学生对该学科产生兴趣，加强学生学习的主观的能动性，成为教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以教学为先导，核心在于注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即案例式教学方法。实践证明，通过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运用，有助于丰富课堂的内涵，激发教与学双方活力和效率。案例教学法有着自身的优势，同时存在不足和缺陷，本文浅析其特点和问题，并提出运用方法[1]。1　案例式教学法的特点

案例教学法由美国哈佛大学首创，在19世纪后半个世纪在法律教学领域得到最早的应用。随后，医学、管理学、心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对其不断的研究、推广和运用，它的内容、方法与经验也日趋丰富与完善，逐渐产生世界性影响。在我国，案例教学有着20多年的历史，为我国中职中专学校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全面的改革起到重大作用。案例教学在于将教师作为主导，学生作为主体，整个教学活动和过程紧密围绕学生自主学习从而解决问题而进行，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2]。所以，案例教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学生们高度参与，这也是案例教学成功的前提。这种教学方法使得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状况改变，学生主动接受知识，并进行探索，利用所学到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分析方法，进行实际的思考、分析与研究。如，学生对于相关的基本知识与分析技术充分掌握后，根据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目的，教师通过精心的策划与指导，运用典型的案例，为学生创造身临其境的去分析和研究案例的条件，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得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实践能力得到提高。2　案例式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篇7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方法；主体

我在历史课堂教学改革探索中，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和反复。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认识到要让学生在教学中能真正发挥主体作用，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进行全面系统的培养：

一、以质疑唤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历史学科的过去性使学生感觉比较乏味，而传统观点的误区认为历史课就是背背而已，又使学生对其难度认识不够，所以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需要我们利用有启发性的问题吸引学生。例如学习《动荡的中东》一课时，向学生提问中东地区的矛盾有哪些？如何正确认识“历史”这个因素有一定的难度，学生讨论的效果不高，我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启发提问：回顾中东地区的历史？引入四次中东战争。理解了历史的因素。

除了精心设疑之外，我还鼓励学生质疑。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最精湛的教学艺术，遵循的最高原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问题。”“整个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正确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能力。任何时候都应鼓励学生提问。”在自主学习课堂中，我依据这一理论，大胆的鼓励学生提问题。先提出一个实际问题，组织学生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采用竞赛的方法鼓励学生多提问题。

二、创设历史问题，使学生自主地解决问题，通过讨论交流突出学生主体性

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灵活的组织方式会给教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学生对一个问题认识模糊时，当阐明一个问题需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时，当遇到教材没有下结论或结论模糊的历史问题时，把问题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共同交流，结合史实进行分析和论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例如：三国鼎立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为什么？如何评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科举制度的利弊。学生通过激烈讨论，畅所欲言，深人探讨，彼此交流，课堂气氛活跃，学习兴趣浓厚，锻炼了学生雄辩的口才，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也发展了学生的个性。要注意为学生营造开放、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即使学生发言错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应去夸奖他、鼓励他，这有助于培养其创新精神和求异思维。

在讨论时，教师应及时抓住学生讨论时的闪光点加以鼓励和总结，以讨论参与者的身份对讨论中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引导讨论不断深入，使学生在原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上有所提高。同时教师要善于启发和诱导，提供多角度思路，使讨论向纵深发展，使学生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

三、积极调动学生活力释放激情

当学生在课堂中成为一湾“活水”，就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学习，通过教师的积极调动，才能让学生一直保持饱满活力和充沛激情。（1）调动课堂情趣。例如在学习商朝和西周历史演绎时，可以给学生通讲电视剧《商周王朝》的情节，在学习秦朝历史时，利用学生笔记的间隙，播放《秦始皇》主题歌曲等。（2）积极植入兴趣。在历史的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历史学科的独特趣味性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比如在历史课中设计这样一些问题：同学们知道哪些我国神话传说？同学们知道的历史或成语故事有哪些？同学们最近读的课外书籍里面，印象最深内容是什么？我们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引导，加强与历史相关的联系，逐步增加学生对历史科目的学习兴趣。（3）手、脑、口联动，全方位活跃。通过解放学生的手、脑、口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一是让学生在自学是勾划重点、批注疑点，书写教学课题、板书自学展示等等，培养学生自觉动手的习惯和能力；二是解放学生的口，让学生在表达发言的过程中掌握知识，锻炼思维。如学习小组中的积极讨论发言，辩论问题上的积极辩论，讲述历史小故事，等等。三是激发学生的脑细胞，让其充分思考起来，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历史知识进行更深入的认识。（4）进行拓展教学，延伸学习激情。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延伸到现实的学习生活中来，变知识为灵活运用。例如在学习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学派思想后，进行开展“如何开展校园建设”辩论会，又各派代表分别依托相应学派思想进行阐述校园建设观念。通过延伸开展系列活动，延展了课堂内容，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对课本知识的消化吸收，培养学生的思想和情感。

四、合作学习，让学生在学习中辩论

合作学习是指在教学中以灵活的形式，围绕共同学习的内容和材料，在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开展的交流与合作。其典型形式是分组讨论、自由组合辩论、对抗争论。维果茨基的研究给我们昭示一个基本的道理：学生之间不同见解的争辩是培养、 发展 学生创造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或在老师的参与启发下）采用同龄人易接受的方式充分交流，彼此启发产生认知冲突，导致认知不平衡，从而加深对 历史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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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病例展示给学生，并提出问题，通过病例介绍后逐步进入新的教学内容，并在授课过程中一步步解决提出的问题。如讲授滋养层细胞疾病时，我们可举出以下病例：患者女性，25岁，农民。一年前有停经流产史，清宫术后月经恢复正常。近来出现阴道不规则流血，并有烂肉样碎组织排出，伴有咳嗽、胸痛等症状。先让学生自由的根据患者的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分析判断，而后再进行点评。通过这一典型病例分析，更容易让学生明白滋养层细胞疾病的临床表现与病理的内在联系，同时可以将葡萄胎、侵蚀性葡萄胎、绒癌进行横向对比，更利于加深印象。

课中讨论法

教师在讲授教学内容的过程中，为启发学生思考和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对理论知识理解，依据课堂氛围随时穿插相关病例分析，鼓励学生踊跃发言，通过生动实在的病例讲解使学生掌握相关的教学内容。

病例直观展示法

把与病例相关的标本模型、照片以及挂图、幻灯等同时与病例一起展示给学生。这种方法直观、形象，更便于理解和记忆。如在原发性肝癌的授课时，将典型病例连同病理切片的照片、大体标本的照片一起展示给学生，直观、形象、生动的病例首先提起学生的兴趣，使知识从抽象到具体，便于学习和记忆并有助于将疾病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再此基础上再深入讲解病理变化，学生就更容易深刻理解所谓肿瘤细胞核大、核深染以及病理性核分裂像等肿瘤细胞的特征及肿瘤细胞组织排列紊乱的问题。

病例比较鉴别法

在几个系统的内容讲授完毕后，选取一个或几个典型而复杂的病例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从这些病例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临床病理联系等作对比，有利于学生在复习的同时建立联系性思维，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病例课后作业法

下课后以病例作业的方式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自由分析，写出该病例的诊断和诊断依据、鉴别诊断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复习，加深印象；另一方面使学生能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实践能力。

病例考核评价法

以问答题的方式在考试中让学生进行病例分析，从而评价学生是否达到教学要求的方法。此方法可充分考核了学生的综合判断问题能力，全面衡量学生对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度。

病例教学法的优势

1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

纯理论的课程抽象且枯燥无味，如只是单纯死板的教学方式，很难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能力的培养。病例教学因具有生动、趣味的特点，又因其直观、形象，能生动病例中讲解中阐述抽象的理论。将临床工作中的典型病例引入课堂，给学生提供一个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学习环境，更具有实战性。在病例教学中采用设疑、讨论等形式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思维，自然的达到传授新知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教学环境比较容易激发学习动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2巩固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病例讨论的进行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病例资料来源于临床实际，所以通过学生的分析、推理和判断，学生在解答病例问题的过程中，很容易就发现自己相关基础知识的不足，会自觉主动地查阅相关知识，达到巩固理论知识，加强记忆效果。这样不仅丰富学生临床知识，也巩固了教学内容，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3做到教学相长，提高教学质量

传统讲授法中教师的角色定位是把书本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病例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是指导者和推动者，这就要求教师课前要吸收各学科之精华，有针对性的选择病例，不但要求掌握所给病例的相关知识，而且要求教师在启发引导学生进行综合思维的同时，正确合理的解释学生提出的问题。故采用病例教学法，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相得益彰。

病例教学法的难点及注意问题

1病例教学法的难点

1.1教师素质要求较高

病例教学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及一定的临床经验；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而且还要不断拓宽知识，了解新进展、新动态。课前需要教师精心做好病例的设计，充分理解教材，找出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病例与教学密切相连，从而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这样的教学过程虽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但也增加了教师的教学压力。故迫切需要教育管理部门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鼓励教师多参与教学改革。

1.2教学时间与内容的矛盾

在有限的学时内完成丰富的知识传递，故要求病例的选取十分讲究，要求病例精而准，并且是学生易于接受的。在病例教学课程中教师不但要驾驭好一个充分而又热烈的讨论课堂，同时还要掌握好讨论的时限。教材相关内容也要精炼，做到能用图表的尽量不要文字，非重点内容不讲，能自学的不讲。

2运用病例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

在病例选择上应选择与教学大纲相扣，与教学内容相联系、与教学目标相吻合的典型病例。病例教学的内容要恰当，材料确凿可靠，概念表述要准确，原理论证严密。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将有关临床资料及病理资料制成图、文、声、动画并茂的多媒体课件，一方面节约课堂时间，另一面又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对于病例讨论，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带着问题上课，可收到更好的效果。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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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案例教学　学科特质　自身优势　理论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教学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为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夫・兰德尔所创立。问世以来，案例教学业已成为在法学教育的主要方法。就我国而言，实践中几乎没有不采用该方法的教师，理论上也呈现方兴未艾的学术探究。但这并不能表明案例教学已至善而止，在教学实践中常常面临模式、素材以及手段等的困惑，在理论上关于目标、价值与前景等的莫衷一是。这些概括实践与理论的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理论基础研究的不深入甚至缺位。故拟对法学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二、我国法学案例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案例教学自身的优势特点是其成为法学教学方法的内在因素。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具体设定角色与情节的情境式教学方式，它借助案例来重现或者模拟现实情景，启发学习者围绕有关专业问题进行思索，能够获取问题所涉及的基础知识，并掌握基本操作程序以及技能。它具有以下特点：

1　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法学教育效果的取得无法跳出此一规则导引。我国法律渊源是高度抽象的制定法，面对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学生很难直接获得学习的动力，难以提起学习兴趣。如果将冰冷、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实践结合起来，解决实践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无疑会极大激发学习兴趣。案例教学法“具体设定角色与情节的情境式教学”并且“重现或者模拟现实情景”，就是将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学习兴趣。就笔者经验，行政法学中存在大量与实践联系密切的实例，笔者将其引入课堂，通过提问学生、安排讨论以及深入讲解，学生往往能对身边不经意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产生浓厚学习兴趣。

2　减轻鼓与学的难度。

法学理论由于源远流长、众说纷纭等原因显得晦涩诘奥，学生囿于知识结构无法迅速感受到理论带来的愉悦；法律条文就其制定过程而言显然具有高度抽象概括的本质，与现实相去较远。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师讲授都存在问题信息传输与接收的难题。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形成这样的后果：老师讲得很辛苦，学生听得很费劲，效果却不好。

在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教师通过精心设计的案例把晦涩的理论与冰冷的法条融入生动的情景模拟之中，学生饶有兴趣地积极思考，可以达致教与学均收到良好效益。例如，在介绍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分类时，笔者将几种情形设置成案例供学生思考，学生基本掌握了该分类方法。

3　启发式互动参与。

首先，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启发性教学。传统法学教学采取“灌输”式讲授，基本上是老师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讲含义、特征以及法律规范等内容，学生埋头做笔记，理解和运用能力得不到培养和锻炼。案例教学法中，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适时地提出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案例供学生思考，启发学生认真予以思考，自己寻找并获得答案，这就能够把知识传播和能力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次，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互动性教学。案例教学中教师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引导。在对案例讨论过程中，同学与同学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均进行交流。教师指导学生调动已有知识，进行探讨、辩论，以此互相启发、共同提高以及优势互补。在充分互动基础上，教师再进行总结、点评，突出教学重点，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再次，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参与性教学。传统的法学教学中，教师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学生个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实行案例教学，能够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二者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地位是平等的，教师可以就案例阐明自己的观点，学生也可以就案例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讨论案例教学中，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均可自由讨论、辩论，双方都可以充分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这样，各种观点、理由及其论据得到充分表述，使大家对相应问题认识越来越清晰、理解越来越深刻，从而加强对法律规范和法律条文的理解。学生置身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参与意识强，其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不仅向学生阐明了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而且极大提高了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采取案例教学是法学学科特质的必然要求。

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学科。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尔姆斯振聋发聩地告诉我们：“法律不是逻辑的结果，而是经验的积累。”仅以行政法为例足以说明问题：

余凌云教授在认真梳理和分析作为两大法系代表国家的英国、法国法院发展行政法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一个行政法学界简直是耳熟能详而基本认同的结论，即“行政法基本上是发轫于法院的判例”。

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自1990年以来采取“电话答复”、“复函”、“答复”、“批复”、“通知”、“解释”、“规定”、“意见”等方式解决行政诉讼中的实务问题，该文件总计近180个。这些文件对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采取公布典型案例方式推广其理念，这也极大的丰富了行政法学的发展动力，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就在行政主体资格、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以及行政行为程序规则等方面有所突破。

因此，行政法的发展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实践判例，其它部门法亦如此。故能得出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学科的结论。

只要我们承认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学科，法学教育者就不应当忽视案例在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具体案例的法律推理过程中，找出法官所发现或者公布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方才满足学科本质要求。如果忽视这一规律，法学教育就与法学的学科特质背道而驰。

所以，法学的学科特质决定了通过案例教学教育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三)采取案例教学是法学教育方法的核心选择。

众所周知，教学方法一般被理解为教师为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所采取的途径和手段。它是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学教学方法的好坏直接影响法学教育的质量，甚至直接决定建设法治国家的成败。

我国法律渊源主要表现为制定法，高度概括、抽象和晦涩，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加难以理解。传统的课堂教学过分强调讲授法的重要性，教学设计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主要形式，其优点是有利于教师指导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来组织教学。不足之处是在这种教学系统中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难以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的确具有一定的优势。案例教学是把案例作为认识、反思和剖析现行法律制度和理论中介，训练学生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经过反复训练。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就会提高，可以较低的成本弥补学生实践能力的相对不足。而且，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批判怀疑精神，使得学生逐渐形成较强的自学能力。

结合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基本任务是：在学习和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基本实务技能的基础上，分析、判断和解决社会实践中引起法律纠纷的种种问题与现象，学会用法律的思维去思考、分析并解决法律纠纷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并且能够开展基本的实务操作。相应的，法学教育理应使他们“具有像律师那样驾驭、运用法律资源的能力”。为此，在法学教育中采取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核心选择。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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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案例教学；知识树；法医病理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TD3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8-0003-01

1.引言

在昆明医科大学法医学院的《法医病理学》教学中，长期采取“以案件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包括教育部的国家精品课程等荣誉），案例教学是以学生对案例的运用和讨论为特征，帮助学生掌握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的方法[1，2]，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案例分析中包含的学科较多，涉及的知识范围较广，而且知识是点状呈现的，表面显得零散，给学生的学习造成一定的不便；？学生自身相关知识‘薄弱’的问题：法医学专业本科生系五年制专业，但要学习系统的医学知识和法医学专业知识，还包括在医院的临床医学专业技能实习及在公安系统教学基地的临案技能实习，因其所学课程较多，时间紧张，不少同学对基础与临床课程相关知识点的掌握较为薄弱。故提出能否采用其它教学法作为案例教学的补充，以增强同学们对案件相关的整体知识的掌握，以强化法医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本身的内在联系，为其更好的掌握法医检案实践中涉及各种疾病的机制、转归、临床病理联系等方面的知识；为其工作后解决案例分析、伤病关系分析等难点问题提供更好的帮助，为培养合格法医学专业人才的教学方法提供依据。鉴于此，本文提出以案例为核心，通过绘制知识树、内化医学知识的方法，把所学的医学各学科知识与解决案件所需知识整合起来，有利于理清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法医病理学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的知识树的画法

知识结构图就是提取教材中的关键字和词，用线条、箭头等串联起来，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把教材的主要内容表现出来[3，4]，知识结构图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线状图、网状图、树状图（知识树）、表格、简笔画等。“知识树”的绘制为师生准确把握教材体系、理顺知识结构，理解知识地位与作用，整合教材提供直观素材。根据我校在既往教学中发现的问题，现拟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在高年级本科生中采用案例教学为核心、以问题为中心，层层划分的方法绘制知识树，编织一个综合性知识网络图，以强化知识本身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调查问卷分析统计及抽查测试，得出数据，为培养更为优秀的法医学专业人才的教学方法提供依据。限于篇幅，仅以泌尿系统的肾结石案例为例进行说明，促使学生建立符合自身知识结构的知识树（基本内容包括图1所示，学生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知识的薄弱环节补全所需知识模块）：

3.绘制知识树在《法医病理学》教学中的作用

3.1 结合学生自身知识薄弱环节完善符合自身的知识树，体现法医病理学教学的整体性及学生知识结构的个体性特点：

法医病理学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的知识树绘制，是在综合了案例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画出来的。学生是有差异性的，学生可以根据这张图，一个层次，一个类别地实现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的学习的目标，通过结合自身知识薄弱环节完善符合自身的知识树，提高同学自身学习主动性，避免学习的盲目性和被动性。这种从总体上了解知识结构，而后分部分学习，最后在认识部分的基础上再把握整体的学习方法，即整体――部分――整体的学习方法，就是整体性原理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3.2 寻求医学的整体知识体系

通过案例教学，并结合案例，融会贯通与案例相关的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诊断学、法医病理学及死亡原因竞争等方面的知识。摈弃了传统的就文教文，就知识讲知识的陈规，努力寻求知识之间的联系，按照知识规律，打破常规，引导学生掌握知识规律。

3.3 有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是认知心理学派所强调的，认为要把知识的结构教给学生，而法医病理学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绘制知识树、内化医学知识方法的设计和传授，是符合这一原理的，因为该知识树是着眼于知识点的梳理，它一改案例相关学科知识的庞杂繁芜，有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

3.4 教学目标的科学定向

按法医病理学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相对笼统，在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绘制知识树的体系中，本着专业知识的应用角度出发，确立明确的目标，引导从“解释清楚案例”的实用角度出发，使学生理清案例相关的知识结构，以提高学习的自觉性，进而也有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4 结论

知识树就是一张地图，有了地图就能明确目标，选择最佳路线，可以少走弯路，而且在教学中运用也有较大的可行性。在《法医病理学》的教学中，通过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绘制知识树，体现了法医病理学的教学的整体性和学生个体知识结构的特殊性，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提取能力和思维能力。通过问卷调查和抽查检测结果说明：在高年级专业课中应用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绘制知识树，为即将实习的高年级本科生编织一个综合性知识网络图，以强化其在校期间所学知识本身的内在联系，为其更好的掌握法医检案实践中涉及各种疾病的机制、转归、临床病理联系等方面的知识；为其工作后解决案例分析、伤病关系分析等难点问题提供更好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曾晓锋，李桢，瞿勇强，等.案例教学法在法医病理学国家精品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4，（14）5：969-971.

[2]雷普平，李桢，王尚文，等.以案例教学为中心的法医病理学实验教学体系建设[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11，31（1）：133-134